行政制度论文范文1
1.大班上课，“指名道姓”更尊重
作为全校公共必修课，高校思政课教师要应对班级大、课程多的问题。少则60人，多则200余人的“巨无霸”课堂，加上每周12节以上的课时是全国高校思政课教师面临的常态。在这种情况下，教师如何有效地进行课堂管理，确实是一项巨大的挑战。但是，师生的相互尊重是教学活动能够顺利进行的基础，而尊重则首先从姓名开始。因此，高校思政课每学期的第一节课一般情况下需要全员点名一次，教师要做自我介绍。但是，在学期末，经常有一些学生仍然无法记起任课教师的姓名；相对应的，教师每个学期更不可能记住数百名学生的姓名。于是乎，在课堂活动时，教师只能照名册点名，或者“指手画脚”地和学生沟通交流。对学生来说，这并不感到亲切，更感受不到尊重。乌克兰一个学术访问团来华访问时，团长萨芙琴卡指出，中国的老师不喊学生的姓名，而是指着学生回答问题，为此，她十分不解。应该说，这是中国学校里的通病，如果没有外国的同行指出来，我们甚至不会感觉到有什么不妥。按照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每个人都有尊重的需要，成功学的鼻祖戴尔•卡耐基则指出，“记住他人的姓名是最大的尊重”，大学是通往社会的桥梁，作为培养学生思想道德、为人处世的主阵地，通过使用姓名牌，让教师向学生传递关怀与尊重，可以让学生学会尊重自己、尊重他人，在以后的人生中，这种思想与习惯将有助于他们实现自己的梦想。
2.课堂交流，姓名牌有助于增强责任心
在目前的高校思政课教学中，学生课堂参与的重要性与必要性已经为广大师生普遍认同。不过，长期形成的思维惯性很难在短期内完全打破。在高校思政课上，一方面，课堂上教师讲授仍然过多，学生参与度不足，课堂缺乏活力；另一方面，一些学生表现出强烈的发表意见的诉求并付诸行动，而更多的学生却倾向于沉默应对。造成这种困境的原因自然也是多方面的，比如，政治理论与现实的脱节、缺少必要的预习与准备、不同的专业背景等等。但是，除了客观条件和主观的习惯、意愿之外，大学生“责任意识淡薄”的现状才是应该重点关注的问题。在笔者的班上，一位同学在进行课堂演讲时，倡议大家“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而努力时，想不到迎来了满堂的哄笑。顷刻之间，中国传统文化中青年读书人应该具备的社会责任感、集体责任感、家庭责任感与个人责任感和荣誉感荡然无存。这件事反映了多数大学生的思想心态，对功利、“自由”的追求掩盖了本应有的责任感，而思政课有责任对这一现状进行努力，尝试改善。在合班上课的思政课堂有针对性的实施姓名牌制度，可以在有形中拉近老师与同学、同学与同学之间的沟通距离，同时增强学生的责任心与荣誉感。在此基础上配合其他教学手段，如分组讨论，课堂演讲等，便有助于激励、组织学生以主人翁的精神积极参与课堂，不仅可以直接培养学生的逻辑思维与语言组织表达能力，更重要的是可以在“清议”中培养学生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社会使命感与自信心。
3.考勤与纪律，姓名牌帮助强化自控力
近些年来，高校课堂的纪律已经成为高校教育中日益令人头痛的问题，各种考勤的办法也花样百出。不过，大学的课堂如果真的需要刷指模考勤，则无疑是教育的悲哀。维持课堂的纪律与效率，形式与内容应该并重，纪律的要求与课堂的精彩应该相辅相成。更需注意的是，现在的大学生不仅在考勤方面有迟到、早退、旷课这些老问题，更重要的有偿代课的广泛存在，这已经属于诚信的问题了；另外，课堂被手机绑架，已经到了“异化”的程度。显然，这不是一个仅存在于中国的问题，斯坦福大学凯利•麦格尼格尔的意志力课程受到全球性的热捧就在间接的证明，现代的人面对越来越多的选择和欲望，在自我控制上感到力不从心。实际上，大学生并不是不希望能有更有效的监督与自我监督，只是在现实中各种诱惑在不断进行干扰。由此，对学生的行为进行有效的监督，对师生来说都是有必要的。而课桌上的一个姓名牌，可以清除师生之间、同学之间的烟幕，配合课代表、小组、同学之间的自治性质的管理，可以形成有效的督促，帮助师生共同创造高效的课堂，并内化为学生的自我控制能力，最终，有可能帮助同学形成一生都受用的良好习惯与积极心态。
二、姓名牌制度推行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及解决途径
结合相关的理论，参照网络上其他教师的经验，经过一个学期的实践，笔者发现，在高校思政课堂推行姓名牌制度，目前还存在着诸多问题，其中，最主要的问题涉及学生的认可度与持续性。这些都需要在现实中进一步探索，以求完善。
1.对大学生抵触情绪的应对
目前，关于课堂使用姓名牌的研讨大多针对高中以前的教育阶段，在大学课堂上使用这种手段还是不小的新闻，思政课上遇到的阻力则更大。原因也很容易理解，这和高校思政课本身的特点以及当代大学生心理特征都有密切的关系。首先，大学生经过从小到大的政治教育后，对政治课有一定逆反心理，认为课本上讲的都是重复、枯燥的大道理，对以后的人生影响不大。在摆脱了高考的压力之后，学习思政的作用在大学生心中便陡然消失了。其次，随着网络、通信等事物的普及与便利，各种思潮在社会中呈现多元化的趋势，再加上青年人本身的叛逆心理，就为“自由化”的思想营造了肥沃的土壤。而大学生对自由的理解尚不十分准确和理性，有时甚至将放纵看成自由。在这种思想状态的下，高校思政课上采取姓名牌制度，无疑很容易被看成刻板的管教。面对这种抵触，首先要找准定位，以关心每个学生为根本目标，让学生体会到被尊重、被重视，改变学生认为姓名牌制度“仅仅是为了控制自己”、“压力山大”、“再也无法逃课了”等简单而偏激的想法。其次，要充分考虑到当代大学生“个性化”、“自主化”的需求，在推广姓名牌的时候，形式上尽可能个性一点、自由一点。例如，内蒙古师范大学的同学自制姓名牌时利用不同的风格展现自己的梦想，就收到了良好的预期效果。
2.对姓名牌可持续问题的应对
高校思政课推行姓名牌制度的另一个困难是其可持续性。在实际操作过程中，笔者发现，尽管全部学生在开学初都按照要求制作姓名牌，但是，过了一段时间，随着新奇感的消失，只要老师不再督促，许多学生宁可将牌子放在包里，也不愿意将其放在桌子上。因此，我们推行姓名牌制度时需要给学生以持续的激励。比如，在课堂讨论时或其他环节，给学生适当的加分，每次加分可以写在姓名牌背后预先设计的区域，期末时作为平时成绩的重要参考。这样，姓名牌又可以作为积分卡，使学生受到不断的鼓励，督促他们通过自己的努力，来实现一个又一个小目标。
三、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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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一般资料
选取本院2013年11月~2014年11月收治的80例尿毒症难治性高血压患者作为研究对象,随机将其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各40例。其中男51例,女29例,年龄24~66岁,平均年龄(46±5.4)岁。全部患者均经过临床诊断,确诊为尿毒症难治性高血压。两组患者在性别、年龄、病情等一般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
1.2方法
80例患者均接受基础性治疗,持续时间为2周,其中包括血液透析和口服降压药治疗、促红细胞生成素以及饮食控制治疗等。在此基础上,给予所有患者3次/周的血液透析滤过治疗,治疗过程中控制在230ml/min；以碳酸氢盐为透析液,用量控制在500ml/min。采用F60滤器以4h/次的前稀释法进行治疗。在治疗前后给予观察组患者临床护理,对患者的生命体征进行紧密的跟踪,并就突发情况采取措施,包括患者平均动脉血压、平均舒张压、平均收缩压的测量,确保患者体液输出和输入的均衡,防止患者出现低血容量情况的发生,保障患者的循环量处于稳定值之间。对照组患者不给予临床护理,对两组患者的平均舒张压、平均动脉压、平均收缩压的变化进行统计分析,比较两组患者及其家属的就医满意度。
1.3疗效判定标准
经过血液透析滤过治疗后,对两组尿毒症难治性高血压患者的平均收缩压、平均动脉压以及平均舒张压的变化情况进行对比,同时对比分析两组患者及其家属的就医满意度,满意度分为非常满意、满意、不满意三种,每个项目分为4级评分,分值为0~4分,具体如下：非常满意总分≥12分,满意总分6~11分,不满意1~5分,总满意度=(非常满意+满意)/总例数×100%。
1.4统计学方法
所有数据采用SPSS17.0统计学软件处理分析。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x-±s)表示,采用t检验；计数资料以率(%)表示,采用χ2检验。P<0.05表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结果
2.1观察组患者经过治疗和临床护理后
其收缩压、动脉压以及舒张压的平均值分别为(130.69±7.03)、(95.31±8.01)和(80.78±6.83)mmHg(1mmHg=0.133kPa)；对照组的收缩压、动脉压以及舒张压分别为(164.28±9.83)、(117.21±8.12)以及(102.48±6.01)mmHg,观察组患者明显优于对照组,两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2.2就医满意度方面
观察组患者非常满意21例,满意17例,不满意2例,总满意度达到95.0%,对照组非常满意15度,满意16例,不满意9例,总满意度达到77.5%,观察组患者较对照组患者高,两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3讨论
难治性高血压是尿毒症患者常见的并发症之一，在临床实践中,难治性高血压发病率较高,且大多数患者发生与水盐负荷过重有关的情况。临床医学证明,给予尿毒症难治性高血压患者足量的转换酶抑制剂和血管紧张素受体拮抗剂以及钙离子拮抗剂和β阻滞剂等药物联合治疗后,患者体内的肾素以及血管紧张素被阻断,患者高血压并未明显改善。这一结论证实肾素对于治疗尿毒症难治性高血压具有重要的影响。为此,在临床实践中,常采用透析脱水的方法,增加患者肾素的分泌,但需要临床护理巩固和提高治疗效果。为此,本文采取对比分析的方式,探索尿毒症难治性高血压患者的临床治疗与护理的应用价值。血液透析滤过方法治疗尿毒症难治性高血压疾病是一种综合的治疗措施,将血液过滤与透析紧密的结合,有效的提高了患者的治疗效果。一方面借助血液透析滤过,将磷尿毒、肌酐等小分子和部分大分子有效的过滤,另一方面利用半透膜两侧的溶质浓度差增强患者的透析过滤效果。通过本文的研究法发现,临床医学护理能够提高血液透析滤过方法的治疗效果,可以有效控制患者的舒张压、收缩压以及动脉压的均值,并改善患者的病情。相比于对照组患者而言,采取临床护理的患者其就医满意度以及血压指标明显优于未采取临床护理的患者。
4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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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质量技术监督管理体制改革的内涵
质量技术监督管理体制改革属于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容，指的是在一定原则和要求基础上，对具体的质量技术监督管理体制的内容进行优化。质量技术监督管理体制改革的总体目标是建立一个适应经济形势发展需要的，符合国情的，结构合理、运行高效、功能齐全的质量技术监督管理体制。具体包括：①转变职能，即以顺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需求，转变质量技术监督的具体职能；②理顺关系，即必须处理好中央和地方质量技术监督部门之间的关系；③精兵简政，即必须缩减庞大的人员机构，科学、合理地设置人员编制，提高办事效率；④提高效率，即采用先进的电子信息技术，改革传统、落后、低效的办事流程和方法，提高相关行政主体的监督管理效率，缩减行政成本。
1.2质量技术监督管理体制改革的要求
质量技术监督管理机制的改革需要遵循几个原则：①政企分开、精简、高效原则。政府和企业完全的分开是提高质量技术监督管理水平的重要前提，而坚持精简、高效的原则是提高质量技术监督管理效率的必然要求，只有当机构不再庞大、人员不再冗繁时，质量技术监督的工作效率才能得以最大程度的提高；②社会分工和专业化协作的原则。社会众多的物质部门生产的基础是社会劳动的分工配合，与社会中的物质生产部门相对应，政府也设立了各个行政管理部门，不同的行政管理部门具有相应不同的职权，但是这些职权划分必须做到清晰、权责明确、合理分工、互不交叉、规范高效；③兼顾局部和整体利益的原则。因为质量技术监督管理制度的改革是一项复杂的工程，此项改革的开展会涉及到多方的利益，在进行过程中必须权衡好各方的利益关系，正确处理矛盾，保持稳定和发展二者之间的统一；④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原则。质量技术监督管理体制改革应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发展为目的，与政府的其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相配合，与国际形势的发展相适应。
2建议
2.1解决质量技术监督部门和其他业务部门的职权交叉问题
质量技术监督部门和其他业务部门的职权交叉领域主要集中在医疗器械及设备，食品的安全生产，烟草的监督管理，种子、农药、化肥、兽药、饲料和饲料添加剂等领域。由于各个部门的利益驱动和权利扩张，导致了以上领域发生问题时要么是谁都管，但是都管不好，要么是谁都不管。这种情况的存在，使质量技术监督管理部门的办事效率严重低下。所以，根据精简机构的原则，必须理顺各个部门的职能关系，对他们各自的职权范围做出详细地划分，并以规章制度的形式呈现出来，为以后解决部门间的矛盾提供可行的方案与措施。
2.2为保证改革的顺利开展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质量技术监督管理体制改革的顺利开展需要一批知识水平高、业务能力硬、服务意识强的工作队伍。因此，相关部门需要定期地对工作人员进行此方面的培训，提高工作人员的业务能力和竞争意识。同时，其需要通过多种途径，如电视、广播、报刊和网络等大力宣传相关知识，提高其他广大从业人员对质量技术监督管理工作的认识和理解。
2.3增加质量技术监督管理部门的服务职能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社会各部门对我国的质量技术监督工作提出了更多的新需求。为此，质量技术监督管理部门必须完善自身的服务职能：①增加在通信计量、体育计量器具和房屋面积上的技术监督职能；②增加在高科技领域内的技术监督职能；③增加有关公共产品和服务的职能。为了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质量技术监督部门必须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和服务。例如，增加提供经济社会发展所需要的和质量技术监督有关的信息咨询和服务。
2.4建立合理的市场准入制度
相关部门必须建立合理的市场准入制度，也就是说只有当本国的产品满足了某些要求，经过注册或是检验之后才能够获得批准得以入市。建立合理的市场准入制度是为了保证消费者的人身和财产安全，同时也有利于减轻质量技术工作人员的工作负担。
2.5改革质量技术监督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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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换个角度稍加比较，严耕望在这批史语所同仁中，似乎又是比较特殊的成员。
(一)毛遂自荐加入史语所1944年春，严耕望自成都赴任安徽学院，因战事影响滞留重庆。此时的他抑郁不得志，“生活不安，无缘常亲书册，诚恐一切理想均成幻影”卷三227。无奈之下，严氏于1945年7月毛遂自荐，向傅斯年寄交了申请书信及三篇学术论文，欲入史语所读书研究。未想竟不出一个月即得傅氏同意，其回信中云:“大著匆匆拜赞，甚佩。敝所近年亦甚凋零，辱承不弃，何幸如之!……以大著论，自当为助理研究员，然若毕业未满两年，亦只可为助理员，……大著已寄李庄开会审查，当可通过。”此种情况在当时及之前均非常例。
从现存的史语所及傅斯年档案获悉，在此前的1936年，郭绍虞亦曾向傅氏写信自荐欲进史语所，并展示了自己的研究成果，结果却以“不在本所研究范围之内”被回绝。同样，傅氏也拒绝了由罗文干和汪兆铭推荐的吴廷燮加入史语所。另外诸如马衡、钟凤年、王世襄、蔡哲夫、薛砺若等亦被傅氏以“本所限于经费”、“一时无法借重”等托词而拒之门外。而严耕望之所以能入史语所，除了此前武汉大学校长王星拱的推荐，更主要的则是因为严氏论著所反映出的治学路数与风格，包括其运用史料的观点以及其他诸如在工具、方法与治学心态等方面，均与傅斯年所提倡的新学术标准相接近。同样，我们也可从其他受傅氏赏识而被招入史语所的陈述、周一良、王利器等情况看出:“这些他所垂青的学生，无一例外都在史料考证方面显示出相当的功力和才华”，“更确切些说，其所钟情和肯定的乃是科学实证一派的治学路向，顺之者纳，异之者拒。”这一拒一纳之间，体现的正是傅斯年在史语所创立之初定下的用人原则:“当确定旨趣，以为新向，以当工作之径，以吸引同好之人，以敬谢与此项客观的史学、语学不同趣者”。古人所谓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志趣相投，故引为同道;相反，道不同，则不相为谋了。
(二)傅斯年之青睐
严耕望加入史语所之后，亦颇受傅斯年青睐。严氏在第一次与傅斯年见面时即做出了不服从领导安排的选择，素有家长制作风的傅斯年却并不以为忤。1946年史语所复员南京。随这次搬迁的还有大批史语所新旧藏善本书库(包括三万多份的珍贵石刻拓本)。傅斯年对此极为重视，向来指派极可信任的中下级人员去保管这批尚未登记的宝贝。此次即把重任委派给入所仅逾一年，资历尚浅的严耕望。获如此得天独厚的工作机会，对其自身学术功力的增长无疑帮助甚大，同时也意味着对他的信任与栽培。严氏论著特色之一即大量引用石碑刻材料，还曾一度得到傅斯年此方面的指导。严氏大量利用史语所收藏的各种碑刻拓本，作为自己考证制度的重要甚至是关键性的依据，以此解决了制度史上诸多关键问题，取得重大学术成就，发前人未发之覆。故有史语所同事甚至半开玩笑说严氏已成傅斯年面前的红人。
傅斯年对严耕望的关切还体现在其他方面。诸如傅斯年得知严氏家庭经济状况不佳时，即把自己为教育部审查论文的钱送给了他，以解燃眉之急。傅斯年又主动帮助严氏妻子安排工作。1949年史语所迁台时，傅斯年更是亲自通知严氏随所准备，并破例安排其岳母一并同行。来台后，傅斯年仍不时关心严氏生活，对其安贫乐道的人生态度赞赏有加。严耕望对傅斯年此知遇之恩念兹在兹，以实际学术贡献作为他最好的也是最后的回报。
(三)“钱穆背景”与“史语所风格”兼而有之
在严耕望的学术道路上，钱穆对他的影响可谓至深且巨。从某种程度而言，钱、严师徒关系可追溯至1941年春天钱穆应邀至武汉大学讲学之初那场“历史学的两只脚”之经典开场白，由此决定了严氏一生的学术路向。严氏自武汉大学毕业后即追随钱穆至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朝夕相处问学三年。之后师徒俩虽各自奔波，以至港、台相隔，但仍时有会晤，书信更是不断，彼此互相讨论，交流学术与生活。例如，钱穆曾就严氏一时犹豫于史籍考订与人文地理研究而不得，点拨云:“但把一生精力专注于史籍的补罅考订，工作实太枯燥，心灵也将僵滞，失去活泼生机;不如讲人文地理，可从多方面看问题，发挥自己心得，这样较为灵活有意义”，又指示道:“从地理背景写历史文化，此是一大题目，非弟功夫，殆难胜任。如能著手撰述，实深盼望。际兹学殖荒落之世，吾侪筚路蓝缕以开山林，只求先指示一大路向，探幽凿险待之后来继起之人，不必老守一窟，尽求精备也。”第作为钱穆最得意的弟子，严氏在问学期间，屡受其教导立志要远大，治学须向大处、远处看，争做第一流学者，成为领导社会、移风易俗的大师;切忌近视，规模不宜太小，不能仅专守一隅，甘居二流。
而傅斯年领导的史语所学派，因治学观念及学术见解等原因，与钱穆存有难以调和的分歧，故双方不合由来已久，这也是众所周知的事。严氏即曾多次提及“盖自抗战之前，中国史学界以史语所为代表之新考证学派声势最盛，无疑为史学主流;先生虽以考证文章崭露头角，为学林所重，由小学、中学教员十余年中跻身大学教授之林。但先生民族文化意识特强，在意境与方法论上，日渐强调通识，认为考证问题亦当以通识为依旧，故与考证派分道扬镳，隐然成为独树一帜、孤军奋斗的新学派。而先生性刚，从不考虑周遭环境，有‘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之勇决气概，故与考证派主流巨子之间关系并不和谐。”傅斯年在史语所创办之初，即以追求客观的历史研究和训练专业的历史学工作者为中心。他认为“现在中央研究院有历史语言研究所之设置，非取抱残守缺，发挥其所谓国学，实欲以手足之力，取得日新月异之材料，借自然科学付与之工具而从事之，以期新知识之获得”，宣称“我们不是读书人，我们只是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主张作专题式的断代史研究，反对疏通与综合总体的通史撰写，拒绝主观含糊的理论和高阔通论。故在傅氏看来，钱穆的通论性文字充其“只是一个好教书匠的著作”。
但是从另一史学层面而言，傅斯年倡导的史语所风格，却与时代关怀(现实世界)格格不入。尽管其学术成果已达国际一流水准，但在新旧学术交替嬗变之际，尤其是在社会动荡不安的年代，史语所同人专注于细小、繁琐、无用学问，沉溺于与现实社会毫无联系的具体事件，崇尚知识学问与道德、社会无关。这些自然受到旧式传统史家如柳诒、钱穆等以及另一些马克思主义史家的嘲讽和讥评，认为他们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在钱穆看来，“历史智识，随时变迁，应与当身现状种种问题，有亲切之联络。历史智识，贵能鉴古而知今”，而史语所为首的考订派，“则震于‘科学方法?之美名，往往割裂史实，为局部窄狭之追究。以活的人事，挽为死的材料。治史譬如治岩矿，治电力，既无以见前人整段之活动，亦于先民文化精神，漠然无所用其情。彼惟尚实证，夸创获，号客观，既无于成体之全史，亦不论自己民族国家之文化成绩也。毕竟，学术与政治，或具体说是史家(史学)的社会功能(角色)，以及与现实关怀之间的张合关系自古即是绕不开的话题。这也正是史语所学派历来受人诟病最多之处。#p#分页标题#e#
尽管两派壁垒森严，作为学生辈的严耕望，却是“学问不可无宗主，必不可有门户”，在这两种截然不同的史学取向熏陶下，取长补短，左右而逢源。他在进入史语所之前受过一段通识性训练，看问题总从大处、广阔处着眼，故所写论文与史语所一般同人终不大相同，既有史料学派所极力提倡的注重史料的严谨态度，更有钱穆所推崇的对中国历史文化精神的内在理解与通盘认识。可谓绵花针的考证功夫与开山斧的宏观史识兼而有之。严氏自言:“在我求学过程中，……得到宾四师长期的琢磨，虽然始终自觉才气不够，但总想朝大处、远处、高处看，可谓‘虽不能至，而心向往之!’最后有幸进入史语所。在当时，这是历史考证学的中心，在意趣与方法论上，虽与李钱两师所揭橥者不同，但正可长短互济，而且少年时代数学训练的基础正可大派用场。所以此后我的学术论著，可谓是前次的训练与史语所的传统两种不同的取向，糅合熔铸而成。基本上，一点一滴的精研问题，不失史语所的规范;但意境上，较为开阔，不限于一点一滴的考证。所以每写一部书，都注意到问题的广阔面，因此规模甚大，但仍扎实不苟。”综观严氏的治学历程可谓极为幸运。尤其是得到钱穆长期亲切的鼓励与教诲。同时又在“旧域维新的史语所”二十年潜心研读———此间图书丰富，工作自由，生活安定。李济对此即感慨严氏是充分利用了史语所的优良环境!
余论
严耕望一生学术工作，均为少涉抽象性的具体研究。而“对于任何一位专业研究者而言，深密的专题唯有建立在作者宽广的架构上，方才容易显示其意义”，讲究断代、专题等细密研究，其实更需要具有通达的背景，才能显现通盘的意义。严氏治学能出入于两者之间，对专深精证与博通致远均有体验，在他人环境及时代风气的影响下即时把握住宝贵机会，沉着冷静，不为外物所牵，不为权位名利所役。在史语所工作期间，他坚持“三不”原则，除专心全力做自己研究工作外，所外之请一概推辞，既不参加任何活动(包括学术活动)，连学术会议也不主动参加，甚至极少出外兼课，“工作随时努力，生活随遇而安”。钱穆即曾感言:“大陆流亡海外学术界二十余年来，真能潜心学术有著作问世者，几乎无从屈指;惟老弟能淡泊自甘，寂寞自守，庶不使人有秦无人之叹!”
严氏生前特别推许“前一辈”中国史学界的陈垣、陈寅恪、吕思勉、钱穆四位大家。就严氏治学途辙观之，诚如余英时所言，“其规模弘大承自宾四师，辨析入微取诸陈寅恪，平实稳健尤似陈垣，有计划而持之以恒则接近吕思勉。他在史学上终能达到通博与专精相反相成的境界决不是幸致的。”正是秉着对学术近乎宗教性的奉献精神，严氏早年著述，重点在秦汉魏晋南北朝地方行政制度方面。其于制度史的论著，规模浩大，笼罩全面，考订论证细密而周详，将文献与考古资料融为一体，穷尽史料，无孔不入。其《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作为“民国初年以来秦汉史学界四本有划时代意义的名著之一”，被视为“20世纪秦汉地方行政制度史研究的扛鼎之作”，成为“学习秦汉史必须研读的书籍”。至其后半生的研究，则主要集中在唐代人文地理方面，尤其是唐代交通地理考证。所出成果《唐代交通图考》，体例便利，史料宏富，考订精细，有缝必弥，其学术价值不言而喻，成就与影响早已响彻学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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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从研究主体来看，高级职称学者关注较少，著名学者关注更少。目前，从事该主题研究的群体大多是从事一线教学的教师，具有讲师职称的群体占到研究的73%，著名的学者只有厦门大学的陈振明、浙江海洋学院的杨述厚等少数教授。很少有学者持续对此课题给予关注与研究。其中只有3人持续发表了2篇论文，其他人则未进行持续研究。研究主体的层次和数量尽管与质量不具有绝对的正相关关系，但影响作用是不容忽视的。
其二，从研究内容来看，学者们的关注点多集中在以下三点。第一，实践教学方法的创新，如吴江提出“构建三大意识、构建四位一体实践教学方法”；第二，实践教学的条件，如安翔阐述了完善实践教学的硬件和软件；第三，国外实践教学的借鉴，如贺慧玲专门探讨了法国公共管理实践与理论紧密结合、教学与研究相结合的做法。综上，现有的研究侧重于理论探究，缺乏理论与实证相结合的研究。实践教学的理论研究仍有继续深入的可能，尽管许多高校行政管理专业实践教学已有序开展，但由于诸多因素的限制，理论教学重于实践教学，实践教学未能形成合理、有效的体系，未能取得预想的效果。基于此，本文旨在通过对行政管理专业实践教学体系建构的研究，对提升本科教学质量、提高学生专业素质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二、行政管理实践教学存在的问题分析
课题组带着问题走访了吉林大学、天津师范大学、南开大学滨海学院等高校，并与该校行政管理专业学科带头人进行了充分交流。通过与行政管理专业的学生进行座谈，了解同学们对实践教学的看法。根据调研，结合笔者所在学校的情况，总结了行政管理实践教学中存在的共性问题。
1.实践教学课程体系的设置缺乏根据
当前高校普遍推行学分制，学生只有积累足够的学分才能具有毕业资格。行政管理专业本身是实践性较强的专业，其实践教学更值得重视。实践教学的学分学时在整个课程体系中应占多大的比例一直是困扰教学安排的重要问题。以吉林大学为例。吉林大学对行政管理专业培养目标的表述为：本专业适应当代中国政治与社会发展的需要，培养具有良好专业训练和广泛基础知识、具有创新能力、智力技巧和良好思维方式的高素质的理论性人才和实践管理性人才，包括从事教学和科学研究工作的专门人才和具有现代管理思维的党政部门和企事业单位行政管理人才。吉林大学该专业实践教学环节学分占到总学分（普通教育课程、学科基础课程、专业课、实践教学环节学分总计）的10.3%，需要指出的是该培养方案中实践教学仅仅包括大类共同环节（入学教学、军事训练、公益劳动、毕业教育）与专业实践环节（学年论文、毕业实习、毕业论文），并没有出现课程训练等环节。南开大学滨海学院行政管理专业的培养目标为：培养具有一定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和现代公共精神，具有多学科知识和技能结构，既掌握现代电子信息和计算机网络技术，又掌握现代行政管理和经济社会管理领域的基础理论知识和专业技能，能在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从事管理工作以及科研工作的复合型、应用型高级电子政务专门技术人才。对比看出：尽管吉林大学与南开大学滨海学院的培养目标中提到了培养理论性和实践性管理人才，但在具体表述中的确存在差异，这与这两所学校的定位是相一致的。吉林大学定位于研究型大学，而南开大学滨海学院则定位于高职类应用型大学，两类高校对实践课程设定的学时也明显不同。但关于实践教学在教学安排中究竟应占多少比例，实践教学学时的设定与学生就业及后续的发展有何关联，这两个问题在调研中没有人能给出合理科学的答案与依据。经搜集文献资料，也没有相关研究。
2.实践教学师资队伍的实践能力有待提升
笔者在2009年发表的《普通高校行政管理专业实践教学探究》一文中就曾提到，从已经开展的实践教学来看，现有的行政管理教学队伍还不足以满足提升学生专业能力的需要，因为绝大多数教师是直接从高校毕业就走向教学岗位的，本身缺乏社会实践的经验与能力，这使行政管理实践教学模式的推行遭遇瓶颈。至今，这一问题仍未得到有效的解决。课题组调研的其他高校也存在同样的问题。以南开大学滨海学院为例，根据行政管理系电子政务的特色方向，课程内容融合行政管理理论与计算机理论，很少有教师能够把两门学科做到融会贯通，因此在讲课中就容易出现要么过多侧重行政管理理论，要么过多侧重计算机专业的知识，在实践教学中表现为过多依赖计算机专业的教师传授数据库建设、网页设计等内容。相比其他高校，吉林大学行政管理实践教学师资则在国内处于领先地位。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电子政务理论课程带头人张锐昕教授。张教授最初所从事的专业是计算机专业，后转向行政管理专业，（先后获得计算机软件专业学士学位、行政管理专业办公自动化方向硕士学位和政治学理论专业行政管理（电子政务）方向博士学位）在多年实践中，他已能做到政府管理与计算机知识的良好结合。张教授在担任吉林大学电子政务实验室主任期间，承担了多项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同时参与了吉林省政务网站的建设与评估工作，做到了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根据我们的调研，在国内行政管理专业领域，像张教授这样既有理论基础又有实践能力的学者并不多，这是导致行政管理专业实践不能有效展开的重要因素。
3.学生对实践教学重视不足
通过与学生的座谈，受访的学生认为在同学中普遍存在对实践教学不重视的现象。一方面学生迫切意识到就业的紧迫压力，另一方面却对学校提供的实践机会不屑一顾。通过比较其他高校的课程体系，如表4所示，笔者认为笔者所在学校的行政管理实践课程设置的丰富性已经走在其他高校的前列。除全校学生必修的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形式与政策教育、毕业设计等课程，行政管理专业实践教学无论从学时安排还是课程内容安排上，已基本起到锻炼学生实践能力的作用。从教师反馈来看，同学们对教师布置的实践任务不能与理论授课的学习任务给予同等对待，此外，由于实践课程难以单独针对个体进行考评，所以实际操作中通过考察小组集体表现由教师给出整体评分，即每个成员都会享受同等分数，这就难免存在小组成员“搭便车”的行为，考评机制的不完善也客观导致了学生的不重视。
三、行政管理专业实践教学体系构建的路径与思考
行政管理专业实践教学体系的构建，必须基于系统论的角度考虑。实践教学的有效开展既需要有软件硬件提供基础与支撑，也需要有学校制度保障。更重要的是，应在科学合理的培养方案指导下，同时发挥组织授课的主体（教师）与客体（学生）的积极性。
1.科学合理地设置教学目标与培养方案
专业教学必须设置合理的教学目标。教学目标的设置需要综合考虑学校的整体定位、专业在学校中的定位以及学科特点。行政管理学是从政治学和管理学的交叉综合中发展起来的，兼具两门学科的特点，但必须明确的是，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应该具有自己的特色。从现实发展来看，行政学的研究需突破行政职能、行政机构、行政制度的研究，更应适应社会需求，重视行政管理的社会管理职能，以此来满足社会对人才的需求。正如新公共管理倡导的构建不断满足顾客需求的政府才能更好的为人民服务，对于高校来说亦是如此。行政管理的专业设置、培养目标必须充分考虑社会需求。在实际运行中，课题组所在的行政管理专业根据多年的教学经验与学校定位，已经重新修订了专业培养目标：即培养具有一定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和现代公共精神，掌握行政管理领域基础理论知识和专业技能，能在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从事管理工作的高素质应用型人才。因此，在实践教学体系中新增部分实践课程，如专业访学，提供学生与其他高校学生交流平台以拓展视野，秘书工作实训、应用文撰写实训则更加侧重专业技能培养，兼顾理论知识与实践技能的培养，凸显应用型人才的培养目标。由于新的培养方案刚刚实行，运行效果还有待于检验，培养方案和培养目标需要动态匹配，需在持续修订中实现科学合理。
2.多途径提高实践教学教师队伍素质
优秀的师资是实现培养目标的前提和基础，因此，各高校应该从自身实际出发，选择优秀的行政管理专业教师。首先，高校选拔教师应破除唯学历至上的观点。从近些年高校教师招聘条件来看，拥有博士研究生学历已成为最基本的条件，但高学历不代表有较强的授课能力。其次，高校应搭建合理的教师队伍。既要有理论教学型的师资，也应有实践经验的师资带领专业实践。一种合理的考虑是，可以聘用具有机关事业单位或企业实践工作经验的管理者担任教师，这样能从实际应用的角度引领学生对实践教育的重视，传授具有可操作性的技能。最后，学校应给专业任课教师提供到管理岗位实践的机会，可分批次组织教师到企事业单位挂职锻炼。既可以为教师提供应用所学理论的机会，也可以锻炼教师的实践技能。目前来看，学校团委（学生管理部门）已经提供过此类机会，但由于教师的考核或升迁是由人事部门或组织部门进行，部门之间不能进行有效地沟通，教师挂职锻炼对教师的职称晋升不会带来直接的利益，有教师甚至认为挂职只会耽误写论文搞课题的时间。因此，此项制度的落实需要学校甚至需要教育主管部门进行顶层设计，从制度层面进行整体考虑，才能免去教师的后顾之忧。
3.实践教学开展需要学生积极配合
行政制度论文范文6
一、文献来源与研究方法
(一)数据来源
基于研究的相关度及期刊的规范性、权威性情况，本文选取公共管理学科国内四本核心期刊《中国行政管理》《公共行政评论》《公共管理学报》《国家行政学院学报》作为研究样本。从中国知网数据库(CNKI)进行文献选取，时间设置为2001－2017年，词频设置为“模糊”，按照篇名带有“治理”或“公共治理”的关键词进行搜索，共得到相关文献907篇。考虑到研究的精确性，人工剔除掉会议论文、书评、访谈、新闻报道、征稿启事、研究综述、会议综述等文献，又去除掉重复文献，最终得到样本论文803篇。
(二)分析指标
基于研究需要，本研究拟选取以下几个指标进行分析:一是研究关键词。主要考察研究主题分布情况，用以分析得出研究的类别和研究的热点。二是研究群体。主要考察研究者的工作单位信息，以得出研究者的群体分布情况。三是研究类型。主要考察研究的论证信息，以得出研究的方法取向和逻辑思路。四是研究目的。主要考察研究的目标取向，研究是基于概念介绍还是为实践部门决策提供建议参考。五是研究获得的支持。主要考察研究中获得的各级别基金的资助信息，以得出研究获得的支持情况。
(三)研究方法
本文采用当前国内开展文献研究和学术评估的主流方法———文献计量方法。基于CiteSpace软件操作简单、可视化效果好的特点，本文拟采用CiteSpaceV软件对803篇公共治理研究样本文献进行关键词聚类分析，借以考察我国公共治理学术研究的研究热点，得出当前公共治理研究的主要议题。同时，本文运用Excel软件对研究类型、研究群体、研究目的、资料来源、研究资助等指标进行统计分析，得出当前公共治理研究的基本情况以及研究存在的不足之处。最后进行归纳和总结，指出我国公共治理学术研究未来关注的重点议题，提出研究范式改进的基本思路。
二、公共治理研究的热点
对公共管理学科来说，“基于中国场景”的知识推进是学科继续保持生命力的关键［13］。我国公共治理研究都包含哪些治理范畴?形成了哪些研究议题?为分析21世纪以来我国公共治理研究的热点，得出研究的主要议题，本研究采用CiteSpaceV软件对选取的803篇论文所使用的关键词进行分析。
(一)公共治理研究的范畴
通过对选取的803篇论文使用的关键词进行分析，得出公共治理研究的范围。按照各治理类别出现的频次从低到高进行排序得出图1，研究发现:所选论文累计使用公共治理类关键词697次，涉及环境治理、腐败治理、危机治理、政府治理、社会治理、社区治理、乡村治理、城市治理、参与治理、公司治理、公共事务治理等高达111个治理类别，说明21世纪以来我国公共治理研究的主题呈现多元化发展趋势。其中，关键词只出现过一次的治理类别有52个，出现过两次的治理类别有16个，两类合计68个，占治理类别总数(110个)的61．3%，低频关键词的大量出现进一步印证了公共治理研究议题的广泛性，同时也表明在一些研究领域中存在研究的深入度有所欠缺的问题［14］。世纪之初(2001－2005年)公共治理主要的关注点是乡村治理、治理理论、城市治理，这三类主题的论文数量占比达到54%。发展到2017年，我国的公共治理研究的主题已达到111个。研究主题涵盖了治理实践的各个领域，极大拓宽了公共治理的研究范畴，丰富和发展了我国的公共治理知识结构和研究内容，逐步形成了我国公共治理学术研究的研究框架和研究体系。
(二)公共治理研究的热点
我们设定出现频次达到10次(含)以上的关键词为高频关键词，我们借助CiteSpaceV软件制作了“高频关键词分布表”(见表1)，分析发现:研究中共出现19个高频关键词，高频关键词累计出现次数(492次)占总量(697次)的70．6%，说明21世纪以来学者们对公共治理的研究关注点较为集中。这些高频关键词在共现网络中十分活跃，共同构成了我国公共治理研究的热点主题。
(三)公共治理研究的主要议题
为更深入探讨我国公共治理研究的主要内容，我们借助CiteSpaceV软件对选取的803篇论文使用的关键词进行可视化聚类，生成“聚类标签视图”(图2)和“知识聚类信息表”。聚类分析发现，21世纪以来我国公共治理研究形成了五个研究聚类:国家治理、精准扶贫、社区治理、社会管理、城市治理，由此构成了我国公共治理研究的主要议题。出现五大研究聚类的原因是:近年来，国家对一些治理领域如精准扶贫、社区治理、城市治理等越来越重视，“扶贫攻坚、社区治理、城镇化建设”均成为国家层面的政策目标，中央和地方政府出台了大量的相关政策文件，这也极大提升了学者们对于此类治理问题的关注度和研究热情，产出了大量研究成果，大大丰富了我国的公共治理知识体系和理论内涵。公共治理五大研究议题的基本情况如下。1．聚类0:国家治理。聚类分析发现，国家治理是公共治理研究中最热门的研究议题。根据Sil-houette值高低排序，“国家治理”研究议题的热门关键词主要包括:政府治理、大数据、国家治理现代化、治理能力、行政体制改革、国家治理体系、公共政策、互联网、国家治理能力、现代财政制度、大气污染、知识经济、包容性发展、市场调节、环境政策、多元治理、评估指标、区域治理、精准治理、网络危机治理、公共事务治理。可见该研究主要聚焦于以下三个方面:一是政府治理与行政改革研究;二是治理方式及手段研究;三是公共政策与公共事务研究。2．聚类1:精准扶贫。精准扶贫已成为公共治理研究的第二大聚类。根据Silhouette值高低排序，“精准扶贫”研究议题的热门关键词主要包括:公共治理、法治、合作治理、社会治理、大数据时代、网络治理、村民自治、公共服务、政府公信力、农村治理、土地制度、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乡政村治、村级治理、村干部、第一书记、网格化、民间商会、跨界水资源冲突、基本公共服务、治理转型、非营利组织、反贫困、现代国家、权责关系。该研究主要聚焦于以下四个方面:一是扶贫机构、组织及人员研究;二是扶贫方法与目标研究;三是扶贫内容研究;四是基本公共服务研究。3．聚类2:社区治理。根据Silhouette值高低排序，“社区治理”研究议题的热门关键词主要包括:地方治理、社会共治、新媒体、第三方监管、食品安全、地方政府、治理结构、公民参与、政治性分权、环境区域、传统行政组织、生态化改造、公众参与、社会管理体制、公民治理、和谐社区、社区发展协会、多元主体治理、基层治理、公共预算、性别失衡、环境治理、政府治理、网络治理。该研究主要聚焦于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地方政府基层治理与社会组织研究;二是权力下放与多元共治研究;三是网络治理研究。4．聚类3:社会管理。根据Silhouette值高低排序，“社会管理”研究议题的热门关键词主要包括:环境治理、协同治理、善治、社会建设、社会自治、利益相关者、政策工具、公众环境关注度、网络特性、合作参与、地方政府创新、环境污染、新兴群体事件、社会福利、社会组织、伙伴关系、水污染、整体性治理、社会信任、公－私伙伴关系、社会体制、国家治理、网络治理。该研究主要聚焦于以下四个方面:一是环境治理研究;二是协同治理与政策工具研究;三是社会自治与地方政府创新研究;四是群体性事件研究。5．聚类4:城市治理。根据Silhouette值高低排序，“城市治理”研究议题的热门关键词主要包括:城镇化、城市型社会、地级市、城镇型城市、城市群、协作式治理、广域型城市、城市二元结构、国家治理、治理能力、环境治理、网络治理、国家治理体系、网络社会。该研究主要聚焦于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城市治理体系与城市治理结构研究;二是城镇化与大都市治理研究;三是城市治理政策与治理方法研究。
(四)研究阶段分析
为探索我国公共治理研究的发展阶段，我们绘制了“关键词聚类时间线视图”。结合图3和表1、表2，我们可以得出，2001－2017年我国公共治理学术研究经历了探索起步(2001－2005年)、繁荣发展(2006－2012年)、精细研究(2013年以来)三个发展阶段。1．探索起步。2001－2005年是公共治理研究的起步阶段，该时期研究关注点较少，研究主题侧重于治理理论、社会治理等偏抽象的选题。形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是:21世纪初，我国公共治理改革与实践尚处于起步发展时期，学术研究处于探索阶段，研究更多关注对治理理论的引进和介绍，该时期的研究均侧重于较为抽象的选题，研究体系性不强、研究精细化程度不够。2．繁荣发展。2006－2012年是公共治理研究繁荣发展的时期，研究基本涵盖了治理实践的所有领域，这一阶段公共治理研究形成了五大研究议题:国家治理、精准扶贫、社区治理、社会管理、城市治理。这一时期是我国治理改革进程逐步深入、治理实践范围逐步扩展的阶段，为学术研究提供了很好的素材，极大丰富了研究内容，加速了知识积累，在这一时期逐步形成了公共治理的研究体系和研究框架。3．精细研究。2013年以来公共治理研究出现研究重点突出、研究内容趋于精细化的特征，图3显示这一时期五大研究议题中的社会管理和城市治理都出现了明显的研究衰退的情况，说明研究关涉的领域在缩减。此外，公共治理研究的关注点趋于微观，精准扶贫、村民自治、环境治理、食品安全、网络社会等偏微观层面的选题更受研究者所偏爱。形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是:2013年以来，我国改革进入深水区，这一时期公共治理实践进入精准治理历史阶段，学术研究更加关注民生领域的重点议题。执政者当下最头疼的问题、百姓最关心的问题、目前仍未注意但将来必定不得不关注的问题成为研究的重点［15］。
三、公共治理研究进展的基本情况
为深入了解公共治理研究的现状，在使用CiteSpaceV软件对研究的主题和热点分析之后，本文继续运用Excel软件对研究群体、研究类型、研究目的、资料来源、研究资助等信息进行统计分析，以了解现阶段我国公共治理研究的真实进展情况。
(一)年度发表情况
图4显示的是四本期刊2001－2017年刊发的公共治理研究论文的年度发表情况。可以看出，公共治理研究的成果数量增长较快。论文数目从2001年的5篇发展到2017年的98篇，增长了近20倍。出现了两个高峰阶段，即2004－2010年和2013－2017年，这期间论文数量基本呈直线上升态势。形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是:21世纪初，伴随着治理理论的逐步引入和治理实践的快速发展，国内治理研究的热情逐步高涨，各地各高校纷纷成立“公共治理研究中心”，产出了一大批研究成果;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公共治理上升到国家战略高度，治理改革的加速推进为开展公共治理学术研究提供了大量研究素材和资料来源，最终带来成果数量的快速增长。
(二)研究支持情况
制度性支持是支撑学术研究工作向更深层次发展的动力因素，那么公共治理研究的制度性支持情况如何?通过对选取的803篇论文获得的研究资助情况进行分析，我们发现43．7%(351篇)的论文没有获得资助，56．3%(452篇)的论文获得了资助。其中，国家基金和省部级基金是研究资助的主体，而地方政府在研究资助方面表现的较为乏力。
(三)研究类型情况
通过对选取的803篇论文的研究类型进行分析发现，诠释性研究是研究的主要类型，且发表数量呈现逐年递增的态势;实证研究的使用情况不容乐观，仅有26%的比例;批判研究仅占3．7%，是研究中较少选取的研究类型(见表4)。同时我们欣喜地发现在公共治理研究中越来越注重实证的经验研究方法的使用，图5显示，21世纪以来我国公共治理研究运用实证研究方法的论文数量呈现螺旋式上升的势头。
(四)研究目的情况
研究目的反应了学术研究的价值取向。从研究目的的角度对上述803篇公共治理论文进行分析，我们发现，概念分析是当前我国公共治理研究的主要取向，超过半数的论文主要用于概念分析;研究中进行变量之间因果关系分析的论文只有16%，这一块的研究明显不足;此外，我们对治理政策建议的研究也较为缺乏，研究用来进行政策评价的论文还不到总数的三分之一。
(五)研究方法情况
我们通过分析公共治理研究中采用实证研究方法获取资料的情况来验证研究方法的有效性。公共治理研究中，在运用实证方法搜集资料时，调查研究方法通常是研究者的第一选择;同时，实地研究方法和非介入性方法在公共治理研究中的使用情况较为一般。
(六)研究群体情况
从研究单位来看，高校成为我国公共治理研究的第一方阵，高校贡献了85．2%的成果数量，远远高于其他单位;作为实务部门的最主要代表，政府部门则仅仅贡献了2．5%的研究成果(见表7)。同时我们选取“高校”和“政府及其下属研究机构”的年度发表数量作了比较，来了解理论部门与实务部门的年度发表走势，研究发现，高校群体研究者的发表数目呈现逐年曲线上升的趋势，从2001年的5篇上升到2017年的86篇;政府及其下属研究机构则是另一番景象，每年发表数目稳定在1－3篇这样较低的水平，甚至有5年发表数目为零，总体发展态势趋于一条直线。
四、反思与讨论
21世纪以来，我们的公共治理研究经历了三个研究发展阶段，形成了五大研究议题，大大拓宽了公共治理的研究范畴，丰富和完善了研究的知识体系。然而通过以上的研究分析不难看出，我们的公共治理研究工作依然有一些不足之处，这需要我们引起足够重视并在今后的研究工作中逐步改善。
(一)研究领域分化明显
公共治理研究涉及经济、政治、管理、法学等多学科领域，需要进行跨学科的交流合作和知识融合，通过对公共治理研究中关键词定量分析发现，研究领域分化现象较为严重。与治理聚类形成的五大研究议题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有52项治理类别作为研究关键词只出现1次，表明我们对一些研究领域重视程度不够，研究的深度有待加强。热点问题研究多、非热点问题研究少，极易造成研究的两级分化，导致研究的碎片化，不利于知识的积累和整合，最终会导致研究领域的逐步缩减，对业已形成的公共治理研究体系也会造成冲击。
(二)实务部门研究缺位
公共治理研究需要大量的实践资料作为研究的支撑，身处治理一线的实务部门的参与至关重要。本文通过文献计量分析发现，实务部门在公共治理学术研究中存在较为严重的研究缺位现象。一是地方政府对公共治理研究重视程度严重不足。仅有1．9%(15篇)的论文获得了地方政府的资助，这与地方政府作为公共治理实施主体的身份明显不符。二是实务部门的学术贡献率较低。表7显示政府及其下属部门贡献了2．9%的研究成果。政府治理是公共治理最为基础和关键的环节，政府在国家治理、精准扶贫、社区治理、社会管理、城市治理五大领域中均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公共治理研究迫切需要实践部门的学术贡献，然而由于政府实务部门对治理实践缺乏理论思考和总结，存在研究缺位的现象。
(三)研究支持不足
21世纪以来，伴随着治理实践迅速发展，我们逐渐构建起较为完善的研究体系。那么我们对公共治理学术研究的重视程度如何呢?恐怕情况不是很乐观，通过对公共治理研究的文献计量分析发现，我国的公共治理研究获得的制度性支持明显不足。总体上，我们的资助率刚过一半，有43．7%的论文没有获得任何资助。研究资助不足，会影响到研究者的研究积极性，导致研究的动力不足，并对公共治理研究的知识积累和长期可持续发展带来阻碍。
(四)研究类型发展不均衡
就研究类型而言，公共治理研究存在严重的“结构性失衡”问题。通过对公共治理研究的文献计量分析，发现超过70%的研究属于诠释性研究，实证研究占26%，而批判研究仅占3．7%。诠释性研究比例过大，而批判研究和实证研究占比较少，造成研究类型的发展不均衡，无法形成研究的合力，不利于公共治理研究的知识积累。
(五)研究层次较低
就研究层次而言，公共治理研究存在研究层次较低的问题。一是超过半数的论文用于概念分析，说明我们的很多研究还处于问题界定、变量识别的研究起步阶段。二是关系分析较少。因果推理是社会科学研究的基础，也是科学知识积累和学科建设的核心［9］。研究用来进行变量间关系分析的论文只有16%，表明我们的大多数研究缺乏对变量间关系的严格论证过程。如何鼓励研究者进行高层级的公共治理研究，引导研究迈向更高水平的研究阶段，这是我们在今后的研究中需要着重改进的地方。
(六)经验研究缺乏
本文通过文献计量分析发现，我们的经验研究严重不足。一是研究中实证研究方法的运用明显欠缺。表4显示通过实证方法获得研究资料的论文仅占到论文总数的26%，实证方法的运用不足不利于理论与实践的交叉融合，会导致行政理论对行政实践的指导是有限的［5］。二是研究方法运用不足。表6显示我们的实证研究主要集中在调查方法上，实地研究等其他研究方法的使用较为一般。可见在公共治理研究中我们对研究方法的使用还不是很充分。我们应坚持方法应用的多元化取向［11］，推动我国公共管理领域的研究方法向更为科学、规范、系统的方向迈进［9］。
五、研究结论
通过对2001－2017年我国公共治理学术研究的文献进行计量分析，本文试图探索我国公共治理研究领域未来的关注重点，提出研究范式改进的基本思路。
(一)公共治理研究未来关注的重点
为探索我国公共治理研究未来研究的重点，我们继续借助CiteSpaceV软件制作了公共治理研究的“关键词突变分布表”。根据公共治理研究的关键词突变情况(见表8)，在研读样本文献的基础上，我们分析得出我国公共治理研究未来关注的重点领域。1．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研究。“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在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提出来的，是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党的四中全会提出要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在这样的大背景下，该研究自然受到研究者极大的青睐。薛澜［16］从治理体系演化的视角出发，指出党和国家对“国家治理体系”的认同开启了公共管理和政治学科发展的新契机。王浦劬［17］从国家治理、政府治理、社会治理的关系出发，指出在中国政治话语体系和语境下，国家治理、政府治理和社会治理在本质上具有一致性，这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的治国理政。胡鞍钢［18］认为制度对国家治理现代化意义重大，指出没有制度创新就没有国家治理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近两年出现最多的突变词，未来几年将是该研究的爆发期，该研究是我国公共治理研究未来关注的重点之一。2．治理创新研究。伴随着大数据、云计算等现代信息技术逐渐融入到公共治理实践中，公共治理进入到治理创新时代。何增科［19］以广东省地方治理创新为例，提出了以治理技术现代化、电子政务升级换代为标志的智慧治理的地方治理新模式。苑琳、崔煊岳［20］从绿色治理创新的视角，指出绿色治理是经济新常态背景下政府治理行为的必然趋势。宋艳［21］以辽宁民心网为例，梳理了网络治理的这一政府治理创新的脉络和途径。治理创新是公共治理发展的必然趋势和现实考量，为我们开展公共治理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考路径，是未来公共治理研究的重要主题之一。3．公共服务研究。公共服务是政府改革创新的核心理念，是与老百姓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民生工程。马雪松［22］从机制创新的视角指出协同治理是破解公共服务结构失衡问题的可行路径。李大宇［23］从治理范式演化的视角，指出“精准治理”是中国场景下解决政务服务问题的必然选择。陈伟［24］从法治体系、标准体系和资金保障等方面提出实现政府购买公共服务标准化的路径和策略。贾晋［25］基于中国乡镇民主与治理调查(CRDGS)数据的定量研究，提出将居民对政府工作的满意度作为对政府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绩效进行考核评估的一项方法。新时期，涉及教育、卫生、文化、体育等公共事业领域的公共服务研究成为公共治理研究的热门话题。由此可见，随着治理改革的逐步深入和治理精细化情况越发凸显，未来公共治理研究将主要关注三个方面的研究议题:一是探讨国家治理体系、治理能力和治理现代化等治理理念的公共治理理论研究;二是基于大数据、云计算等现代信息技术融入公共治理实践的治理路径创新研究;三是基于民生领域热门话题的公共事业和公共服务精细化研究。
行政制度论文范文7
由于受到市场经济的负面影响，医疗从业人员在执业中的正确世界观、价值观也会随之受到冲击，进而产生医疗腐败等损害患者利益的不良现象。基于此点，本文对如何持续建设医院廉政文化建设进行探讨。
关键词：
医院管理；廉政文化；保障机制
一、持续建设医院廉政文化的必要性
在我们充分享受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带来的巨大发展成果的同时，市场经济的负面效应对医院在改革发展中带来的不利因素也日益凸显。市场经济是商品经济，一切有使用价值的东西都有转化成商品的可能，在特定条件下，就可能诱发权钱交易等腐败行为，对医疗从业人员在执业中的正确世界观、价值观产生冲击，使医务人员易忽视主观世界的改造，进而淡化为人民健康服务的宗旨，最终不惜损坏患者的利益，以权谋私。近年来，医疗腐败案例层出不穷，有些地方甚至出现了“塌方式”的惊人案例。医疗卫生事业出现的这些新形势，单单靠医院行政管理难以解决问题的根本，聚焦精神层面，持续建设医院廉政文化显得尤为重要和迫切。
二、医院廉政文化的概念
医院廉政文化是医院廉洁建设与文化建设相结合的产物。它以先进的廉政制度为基础，以先进的廉洁理论为引导，以先进的廉洁思想为核心，是为医院职工所接受、所认同的医院内部的观念形态和行为准则的总和，是医务人员价值取向和是是非非的主要判定标准，是医务人员面对各种利益诱惑时是做天使，还是成魔鬼的一道无形而又有形的红线。
三、如何持续建设医院廉政文化
1.形成保障机制是廉政文化建设的有力抓手。
医院廉政文化建设是一项长期性的系统工程，涉及到各个科室和医院发展的方方面面，仅仅依靠医院党办、纪检监察这样一两个部门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必须调动多方面的力量，采取综合的手段，才能使廉政文化深入、渗透、普及到医院发展的各个领域，形成全院崇廉尚廉的氛围，取得净化行业风气、激励时代精神的效果。持续建设医院廉政文化的关键是要在保障机制上做好文章，要在制定建设规划、细化目标任务、强化监督检查、具体量化考核、严格责任落实等工作措施的基础上，将廉政文化建设纳入医院党的建设和文化建设的整体规划，努力构建党委统一领导，纪委牵头协调，人事、宣传等部门具体参与，医务科、护理部等职能部门密切合作，探索实践形成共同推进廉政文化建设的保障机制，调动各部门的力量，真正实现齐抓共管、全面推进廉政文化建设的目标。
2.推行分层建设是廉政文化建设的重要过程。
廉政文化作为一种医院文化，其终极目标是培养职工廉洁执业的信仰和追求，使廉政成为大家的共识。如果没有浓厚的群众基础，没有广大群众的参与，廉政文化建设就会失去意义，缺乏生机和活力，仅仅依靠行政命令来推进，即使搞得轰轰烈烈，也只能是昙花一现。因此夯实廉政文化建设的民众基础是关键点。首先是紧扣领导干部这个建设的重点，以廉政文化进机关为抓手，强化机关廉政文化建设和党员干部的廉政教育，充分发挥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在廉政文化建设中的导向、示范、表率作用，带头弘扬并践行廉政文化，促进良好机关作风的形成和发展。其次是要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精心设计内容，创新方式方法，吸引全院职工的广泛参与，努力拓宽广大群众参与廉政文化建设的渠道，为深入推进廉政文化建设打下广泛的群众基础。再次是要抓好新生力量的培养，在做好规范化培训的同时，重视对新职工的廉政文化教育，使青年人牢固树立规则意识和法律意识，引导他们自觉确立“廉洁光荣，腐败可耻”的是非观。
3.搭建活动载体是廉政文化建设的关键手段。
搭建医院廉政文化建设的工作载体和活动平台，是创造医院廉政文化品牌，提升廉政文化建设水平的关键。一是要拓宽宣传渠道，借助医院OA系统、院讯、宣传栏、手机短信等媒介宣传，还要充分利用微信、微博、手机APP等现代信息技术和传媒载体，赋予廉政文化建设更加鲜明的时代特色。要注重抓廉政文化阵地建设，进一步做好廉政文化宣传阵地的拓宽工作，每月定期开设网络廉政课堂，每季度组织职工观看廉政视频，每年度开展“一把手”领导讲廉政党课等，引领舆论导向。二是要搭建活动平台，充分利用廉政主题演讲、廉政知识竞赛、传唱红歌、书画比赛、征文比赛等传统活动载体；依托当地的人文历史，深挖廉政文化内涵及元素，组织职工走进名人故居，走进革命陈列馆等廉政教育基地，以活动平台促廉政文化建设。三是要扩大教育辐射面，通过辐射面广、群众性强的活动形式，使廉政文化的教育面从党员领导干部，延伸到党员职工和普通职工，渗透到医院每个科室、每个人，形成领导促廉、干部学廉、群众倡廉的氛围。
4.丰富建设内涵是廉政文化建设的水平体现。
首先要挖掘传统文化资源，汲取其中的廉政文化养分，进行再创作，为今所用。其次要根据时展的变化，对廉政文化的内容、载体、传播方式等进行拓展和更新，让廉政文化建设有声、有色、有形、有情。第三要按照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要求，大力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和民主法制等富有时代特征的新观念、新道德、新风尚。力求使廉政文化建设“把握时代脉搏，顺应时代潮流”。第四要唱响“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主旋律，深入组织学习行业内外的先进事迹，彰显当代先进典型的影响力，不断丰富廉政文化建设的时代气息。廉政文化建设有其自身的特点和规律，只有认识和把握这些规律，并用来指导实践，才能实现廉政文化建设的科学发展。要注重在实践的基础上进行思考，边实践边总结，才能赋予廉政文化建设新的内涵，不断提升廉政文化建设水平。廉政文化对医院干部职工以及医院发展的影响是深层次的、潜移默化的，开展廉政文化建设，仅靠一两次活动不可能取得实效。我们要坚持长期性和持续性，搞好结合，注重渗透，贴近实际，使廉政文化与日常工作、周围环境、教育、管理的各个方面有机结合，寓教于文、寓教于乐、寓教于各种有益的活动中。持续建设内涵丰富、载体创新、具有吸引力、感染力和渗透性的医院廉政文化，使广大干部群众在循序渐进中受到廉政文化的教育和熏陶，从而最终将这种精神养分转化为医院提升优质服务、医院实现跨越发展的内在推动力。
作者：石莹 单位：无锡市第五人民医院党办
参考文献：
[1]程学亮.探讨纪检监察如何在医院管理中发挥作用[J].东方企业文化.2013(2).
行政制度论文范文8
“教书不育人”现象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重视理论教学，忽视实践教育。高等教育的重心是素质教育，除了重视学生的理论原理的教学之外，还应该重视学生的应用与实践教育。但是，由于学生数量过多，学校和教师往往取消或忽视学生的实践教育，使得学生动手能力弱，在就业之后很难直接进入角色，影响学生的工作能力；二是师生关系淡薄。师生之间的关系应该使互相帮助的朋友关系，教师除了日常授课之外，还应该在生活上和心理上与学生进行经常性的沟通，从而使学生从教师身上学到做人的道理，而不仅仅是理论知识。但是，由于学生数量的增多，教师与学生的关系逐渐淡薄；三是高校行政化现象日益突出。高校是教学与科研部门，校园文化是人与人交流过程中形成的“软文化”，但是，随着高校的扩招，高校很难通过传统的文化教育的方式对学生进行引导与控制，因此，各大高校纷纷采取行政化的管理方式对教学与科研进行管理，使得高校的创新能力、灵活性与校园文化逐渐减弱。第二，大学生心理问题突出。大学生是刚刚进入青春期的年轻人，在这个时期大学生正处于人生的迷茫期，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都还没有形成，非常容易受到社会中的不良风气的影响，从而形成不良的生活习惯。同时，这些年轻人在高校中，缺乏家长的直接管理，更容易在自由的真空状态下受到影响。传统高校主要通过教师与学生之间的沟通和言传身教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价值观和人生观，但是，由于高校的扩招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也从原来的小规模教育变成了大规模的教育活动，但是，其效果往往却不尽如人意，并且还会让学生产生逆反心理。
大学生的心理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信仰缺失，自制力不足。由于高校文化教育领域的缺失导致了在校大学生的信仰缺失，没有形成新时代的马克思主义价值观，并且由于自制力不足，产生了懒惰、责任感差和奉献精神弱等问题；二是高校攀比现象严重，滋生拜金主义思想。在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后，西方的“拜金主义“思想在我国社会中普遍存在，高校也不例外，学生之间存在着严重的攀比现象与拜金主义倾向，极大的影响了学生的心智发育，对高校学生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形成起到负面作用；三是网络成瘾现象严重。随着信息时代的来临，网络逐步的成为了人与人交流的主要渠道，高校学生由于时间多，管理松散，因此，高校学生网瘾现象严重，经常发生因为上网导致的退学和厌学事件；四是厌学情绪严重。高校中普遍存在着“学的好不如生的好”的学习无用论言论，极大的影响着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以上的这些大学生的心理问题不能够通过行政制度进行解决，需要高校建立起符合教育大众化的新的和谐校园文化，培养合格的高等人才。
二、弘扬德育的教育理念，建设校园精神文化
精神文化是文化建设的核心领域，建设和谐的校园文化应该从高校的价值观和价值取向着手，形成符合高等教育大众化的新型高校文化，促进校园文化的快速发展，促进教师、教辅和学生的良性互动，促进高校教书育人任务的顺利完成。
第一，树立“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高校是劳动密集型的教育部门，其主要任务是培养高素质的人才，主要的培养方式是理论与实践的相结合。因此，高校精神文化的核心就是“以人为本”教育理念。这个“以人为本”的理念包括了多层含义：一是高校的管理和教学应该以教师为本。高校教师是灵魂的工程师，是教育活动的主体，也是学校的主人，在教育第一线培养人才，最了解学生的学习和精神状况，因此，应该提高教师在学校决策中的地位。首先以教师为本应该鼓励和促进教师参加各项培训，提高教师的授课能力。其次是提高教师在学校重大事项决策中的发言权，而不是由行政领导决策；二是以学生为本。学生是高校中的主体，高校在校生有着不同的性格特点和优势，因此高校应该不拘一格培养人才。这种培养的关键就是尊重学生，学生在生活和学习等方面都有着各自的权利，在不违背原则的基础之上，学校的工作人员应该尊重学生的选择，尽量不要采取强制的手段约束学生，而应该通过宣传教育在根本上培养学生的好习惯，而不是强制的行政手段；三是加强高校的责任意识。高校是培养人才的园地，而不是以营利为目的高楼大厦。高校领导和教师应该加强责任意识，树立高校的职能意识，通过各种切实可行的方法提高高校的教学与科研能力培养高素质的高校学生，完成国家和社会交给高等教育的任务。
第二，加强高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的提出了我国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概况起来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高校的精神文化建设也应该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指导，积极的进行宣传和鼓励学生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高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建设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一是加强高校领导和教师的责任和奉献意识。高校教师是高校中的劳动主体，应该加强教师的责任意识，使教师将教书育人不仅仅看成是一份工作，同时也是一份责任，帮助教师在思想上和行动上以学生为本，帮助学生成人成才；二是加强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宣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课程是高校的必修课程，因此，高校应该充分的利用好这个思想阵地，在课堂教学中学习党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具体内容，培养学生形成高尚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三是通过课堂教育与主题活动帮助教师和学生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专业课教育是高校教育的主要内容，其主要目的是培养学生的就业能力和操作能力，但是，高校教师要认识到课堂教育除了讲授知识之外还要在课堂中通过潜移默化的方式传授做人做事的道理，帮助学生尽快成长成才。与此同时，还应该组织各项主题活动宣传社会主义价值观帮助学生形成正确的价值观。
第三，加强高校廉政思想建设。随着社会中“拜金主义”价值观的盛行，高校中领导和教师也深受其影响，这种影响会带来很多不同形式的表现；一是招生腐败。招生腐败指高校领导在招生考试中的舞弊现象，通过贿赂帮助低分考生升学；二是考试腐败，考生腐败主要指高校教师在考试过程中收取学生钱物帮助学生提高考生分数；三是评优评奖与入党腐败，这种腐败形势主要是指教师通过接受学生钱物帮助学生在各项评优中获得先进；四是基础建设腐败。基础建设腐败指的是高校中的领导通过大搞基层设施建设在其中收取承包商贿赂的情况。这四种腐败形势在高校发展中普遍存在并且影响极坏，严重的影响了教师在学生心目中的形象，阻碍了学生的学习和奋斗兴趣。因此，在高校中要加强廉政思想建设，在高校中形成公平、公正和公开文化氛围，使高校成为一个以知识和能力评优的平台，杜绝社会中的不良风气。对于高校的廉政建设应该从两个方面着手：一是加强思想政治教育，明确指出高校腐败现象的恶劣影响及严重后果；二是加强制度建设，加强各项信息的公开，不给教师徇私舞弊的机会，形成透明公开的人文环境。
三、加强高校制度文化建设，为精神文化建设提供保障
我国高校长时间与国际知名高校存在着差距，这些差距并不在于“物质硬件”方面，我国很多高校在硬件方面已经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而关键点是在于高校的校园文化方面，西方国家的高校主张学术自由，在高校中实行学生的自我管理，大学教授与学生是高校的主人，不应受政府当局和高校行政领导的行政管理，自治化的高校文化对于学术发展与学生培养起着积极作用。解决我国高校文化缺失问题不仅仅要从精神层面入手，同时，还应该通过制度的落实将精神层面的精神实质和宣传口号成为现实，这就需要对于我国高校的制度文化进行建设。高校制度文化的建设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一是加强教学管理制度建设，高校的教学活动是高校的主要职责和任务，但是，在现实中却存在着不重视教学，而只重视科研的现象。很多高校教师在上课前不备课，甚至很多高校教授并不参与日常的教学工作，因此，应该加强教师的教学考核管理制度建设。这个制度的核心是以学生评教为基础，以教师基本考核指标为辅助的制度，从而从根本上解决教师“只教书不育人”的问题；二是加强人事管理制度建设。人事管理师高校管理的主要工作，直接影响着高校的教学工作。人事管理应该加强教师的招聘、聘用、考核与职称评定等方面进行具体的制度建设。从而形成适合人才发展与培养的人事管理制度，促进教师个人发展与学生的素质提高；三是加强教师科研制度建设。高校除了是教学部门之外，同时更是一个科研部门，对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有着重要的责任。因此，高校应该鼓励教师进行科研项目的申报，在教师在国家核心期刊发表高质量论文，并进行科学专利的申报；四是加强学生创新实践制度建设。高校的教育一方面是素质教育，另外一方面则是职业教育，为学生的就业提供基础知识与技术。因此，在高校中应该对学生实践与实习进行制度化管理，防止使学生实践项目流于形式。
四、总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