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侦查范例

前言:一篇好的文章需要精心雕琢,小编精选了8篇刑事侦查范例,供您参考,期待您的阅读。

刑事侦查

刑事侦查范文1

[关键词]高校;刑事侦查;案例教学

作为公安类院校普遍开设的一门必修课程,刑事侦查课程教学中案例教学法的应用较早。利用案例教学策略,可以帮助学生科学地运用刑事侦查的原理、方法等,以此实现学科知识的理解、掌握与灵活应用。但当前刑事侦查教学中,还有不少高校仍采用传统教学方法,导致在教学效果、实效性不佳。因此,要求高校教师必须加快创新,积极探索案例教学法的有效运用,全面提升刑事侦查案例教学的质量。

一、高校刑事侦查教学中传统教学方法的局限性

对于高校刑事侦查课程而言,其所面向的研究对象多为刑事技术、侦查技巧、方法等内容,而此类内容多极具实践性特点。就课程性质而言,刑事侦查属于法学、科学及其他学科的交叉性边缘学科,因而更具专业性特点。高校刑事侦查教学目标,即在确定刑事侦查程序的前提下,帮助学生树立科学的侦查思维,培养其灵活运用多样化侦查技术及方法的能力。针对课程较强的实践性与较高的培养目标,传统教学方法很难满足教学要求。一方面,传统集中化灌输式教学,多以教师为主体,缺乏必要的互动性、实践性,学生被动地接受知识,难以发挥主观能动性,也不利于创造性思维与能力的培养。另一方面,传统教学方法中,教师需要借助于自身对于学科知识的研究、掌握情况,结合自身理解,转化为语言单向地输送给学生,但学生就教员所要讲授的内容、方式一无所知,不得不被动地接受之。教员在自主构建的场景中毫无约束可言,如此不利于其教学能力的提升,也不利于其实践操作水平的拓展。此外,学生受到传统教学方法的影响,逐步习惯之、依赖之,对于教师的教学缺乏质疑,毫无自己的思维主见,教师只需要按部就班地依据教学计划依次讲授即可。不仅如此,还有很多教师“重理论、轻实践”情况严重,学生无机会亲自动手进行操作,无法培养良好的侦查思维,及掌握科学的侦查方法,加上互动交流少,各种必要的案例分析最终流于形式,无法调动学生的学习热情。因此,加快高校刑事侦查教学创新刻不容缓。

二、高校刑事侦查案例教学的应用优势

所谓案例教学法,是通过与实践联系紧密的具体案例,启迪学生思维,能够推动其认知与能力发展的方法。在完成刑事侦查课程基础知识后,教师还需结合大纲要求,科学地选取极具代表性、说服力的案例,模拟真实环境,引导学生置身其中,依据刑侦思维与方法,对案件进行分析、研究,通过学生相互之间互动讨论,实现其思维的碰撞,找出案例中的问题,得出自己的结论等。案例教学方法可以显著提升学生的思考、分析及解决问题的能力,培养学生的主观能动性,使其养成良好的性格与沟通能力。具体而言,在刑事侦查教学中引入案例教学具有显著的优势:(1)突出了学生的主体地位。案例教学法的应用转变了学生的从属地位,使其由被动接受朝着主动探索转变,极大地提升了创造性思维能力,锻炼了其分析、解决问题的实践能力。案例教学并非寻求正确的答案,而是寻找相对科学的办案思维与方法,得出较为合理的侦破结论。因此,具体教学中,切忌过于执着于答案的正确性,重点在于思考、处理问题的技巧、方法层面。案例教学法鼓励学生放飞思维,因而有利于培养学生的发散思维能力,提升其研究水平。(2)强化了教学的互动性。案例教学法要求学生树立集体、责任意识,鼓励其主动交流、沟通、互动,全面分析案件各个方面,通过讨论得出最终的侦查结论。因此,合作讨论已经成为案例教学法应用的重要环节之一,其能够有效提升学生的学习热情,激发其学习动力,取得较好的教学效果。(3)提升了学生的实践应用能力。案例教学法,取材均为真实案件,学生通过真实的情境,思考案件的内容,加上教师的有效引导,设置诸多问题以供学生思考,如此错综复杂的背后,需要学生依据自身的侦查知识和技术,辨别真假,这无形中提升了其实践操作与知识运用能力。(4)增强了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案例教学法的运用中,每个真实案件背后都没有固定的答案,答案随时处在一个发展的过程中,这样学生在模拟破案过程中需要不断自我学习,提出自己的见解,形成合理的解决方案,有助于增强其自主学习能力。

三、高校刑事侦查教学中案例教学的运用策略

(一)课前准备工作

一方面,就教师而言,课前应注重结合教学目标,对案例进行科学选择,反复推敲、研究,就案件中所有相关人、事、物等做到全面把握,结合学生案件推理中可能出现的问题,制定完善的应对之策。同时,与案件有关的理论知识应在案例教学之前提前加以回顾、讲解。对于案例选择方面,可利用现成真实案例、实战案例等作为基本素材展开讲解,应结合学生需求有针对性地加以选取,避免采用时效性不强的案例,还应注重案例数据详尽、背景齐全、可模拟性等。与此同时,教师还应注重收集各类典型案例,形成案例数据库,以便学生学习使用。另一方面,就学生而言,课前应对教师所提供案例进行预习,教师可提前发放纸质案例材料,要求学生课前研读,就无法理解的问题,可自主查阅书籍加以解决,认真思考教师所罗列的问题,并给出自己的意见。互动讨论环节通常会涉及到个人发言,要求学生必须提前对案例研究、解决方法等进行撰写。

(二)课中分析讨论

在课堂教学中,教师应首先将案件的真实情景还原。可以借助于案件图片、多媒体音视频等展示案件的现场情况与侦破过程,确保最大化地还原真实案件,使学生全面了解案件情况。同时,结合案件的具体情况,有针对性地提出相应的问题,引导学生在侦查中自主思考,寻找犯罪的规律性,找出破案的办法。分别组织小组就案情、侦查措施、嫌疑人、侦查计划等活动进行分析、讨论、制定,锻炼学生的分析、侦查、判断、推理能力。教师应充分利用多媒体设备对案件侦破过程加以凝缩,形成几个小时的侦查模拟过程,为学生提供案例信息,增强其学习积极性。在学生破案侦查过程中,教师应注重加以引导,鼓励其组内互动、交流,同时将讨论的结果与其他组加以交流。小组讨论时应分为两大步:一是由小组长负责组织小组成员进行讨论,通过对案例的材料、所需利用的侦查知识等进行梳理,组织全员展开讨论,同时做好全面、细致的书面记录,要求各成员结合案例材料提出自己的见解,就侦查中需重点关注的问题,由小组长主持进行分析、思考、解决,应注重分工明确,使每位小组成员都能全面发挥潜能,各尽其用。经过每位成员的充分辩论与思想火花碰撞之后,由大家推举相应的发言人。二是重点发言环节,教师针对各小组讨论结果进行了解,并请每组的发言人上台发言。发言氛围应宽松、活泼,使学生能畅所欲言,积极发挥其主体作用。教师也应适时点评,对自我意见加以表达,实现师生、生生交流的高效性。此外,还应注重拓展知识。就每一案例而言,无论其成功还是失败,都存在诸多值得借鉴、参考、总结的地方。为此,还需结合多个角度对案件侦破经验加以总结,使学生积累起丰富的侦查经验,避免类似错误再次出现。

(三)客观总结评价

课堂讨论结束后,要求学生就其讨论及本节学习成果汇总,撰写报告并提交,教师针对每份报告进行分析、点评,善于从争论中发现、分析和解决问题,提升训练实效性。具体而言,在课堂互动讨论过程中,部分学生提出的见解较为客观,但有些学生相对主观。但案例并无固定“答案”,这恰恰是开放性的互动讨论的优势,教师应在案例教学最终环节,给予有效的引导,帮助学生认真进行思路和方法总结,从而就整个案例有一个全面、全新的认识。由此可见,点评乃是案例教学法的画龙点睛之笔。在评价中,教师应结合案例教学的全过程中学生的参与情况、学习效果等进行全面评价。就小组长而言,重点对小组讨论活动的内容、分工、组织、指挥、协调以及课下互动讨论的准备发言提纲等情况进行评价。就具体的小组成员而言,需要针对其课前发言提纲准备的细致程度、与本节课案例侦查工作的关联性;互动讨论中的应变能力、语言表达能力;协助其他小组成员开展侦查工作的参与度、主动性、协同程度;学生能否结合所承担角色,对案件及关键问题进行分析、解决等进行综合评价。一言以蔽之,高校刑事侦查的课程特点直接决定了其教学方法势必需要绝对贴近一线实战需求,而案例教学法满足了高校刑事侦查课程教学的要求,无疑是一种高效、灵活的教学策略。因此,要求相关教育工作者必须注重理论联系实际,以案例教学作为基本主线,积极运用现代化教学手段、方法,加强实践锻炼,全面结合学生的层次,制定完善的教学方案,提升学生的兴趣与自主学习能力,圆满地完成高校刑事侦查课程的教学目标。

参考文献:

[1]徐公社,姚珍贵.实训教学法与案例教学法在《刑事案件侦查》课程教学中的应用[J].公安教育,2012(9):64-67.

[2]黄浩.案例教学法在刑事侦查课中的传统及创新使用方法[J].天津职业院校联合学报,2014,16(2):107-110.

[3]李娟.公安院校刑事侦查课程的教学改革探析[J].山西警察学院学报,2014,22(2):86-89.

刑事侦查范文2

课程设置是人才培养设计图———教学计划的核心部分,是培养目标的根本体现。课程设置是否科学、合理决定着人才培养的质量。本文以台湾中央警察大学刑事警察学系本科专业课程设置①为例,探讨台湾地区侦查学专业课程设置特点,并结合大陆侦查学专业课程设置分析两者之异同,提出了相应的发展、完善对策。

一、台湾警察大学侦查学专业主干课程设置目的

台湾中央警察大学成立于1957年,设有行政警察学系、刑事警察学系、公安安全学系、犯罪防治学系、消防安全学系、交通学系、外事警察学系、行政管理学系、法律系等系部,是培养台湾地区警察高级人才的最高学府。其中,台湾中央警察大学的刑事警察学系,与大陆地区警察院校的侦查系相类似,现设有本科、硕士、博士等多个层次,是培养台湾地区刑事侦查人才的地方。台湾警察大学侦查学专业主干课程设置的主要目的是培养学生具备下列专业能力与素养:刑事侦查能力,刑事鉴识能力,刑事法学素养,人际沟通能力,组织管理能力,治安对策分析能力。

二、台湾警察大学侦查学专业主干课程设置情况

以台湾中央警察大学为例,台湾警察大学侦查学专业主干课程主要分为侦查原理、侦查科技、侦查法学、现场侦查四大领域,内容涉及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等多学科知识,强调课程内容的综合性学术内涵。

(一)侦查原理侦查原理领域的课程组主要包括以下课程:犯罪侦查学、犯罪模式分析、犯罪剖绘、犯罪侦查案例研究、组织犯罪侦查、窃盗(盗窃)犯罪侦查、性犯罪侦查、谈判与危机处理、刑事警察业务、刑事警察勤务、行为科学、刑事心理学、犯罪心理学、变态心理学、侦讯与社会心理学、侦讯实务与笔录制作等课程。台湾警察大学设置侦查原理课程组的主要目的是:1.通过全面分析台湾社会面临的多种犯罪类型,运用比较全面、系统的犯罪数据库,分析各类犯罪模式及犯案手法,并寻求最佳的侦查对策;2.深化特殊重大刑案侦查管理的探讨,强化侦查原理研究;3.研发人力、知识、装备、侦查思维之间的转化,提升刑事业务与侦查勤务的统合规划,以推动犯罪侦查与防范机制。

(二)侦查科技侦查科技领域的课程组主要包括以下课程:计算机犯罪侦查、通讯犯罪侦查、治安信息系统概论、网络通讯概论、科技犯罪侦查、计算机化鉴识、电子电路设计、法医学、验枪学、指纹学、刑事化学、文书鉴定、微量物证分析等课程。台湾警察院校设置侦查科技课程组的主要目的是:1.培养科学侦查及数字侦查人才;2.研究网络、通讯分析、数据库应用及鉴识科技等知识,强化侦查专业学生的科学技术侦查能力。

(三)侦查法学侦查法学领域的课程组主要包括以下课程:刑法、刑事诉讼法、刑事证据法、比较刑法专题研究、特种刑事法令、信息法、警察法规、侦查科技法专题研究等课程。台湾警察院校设置侦查法学课程组的主要目的是:1.加强学生研究并掌握侦办各类刑事案件的法律基础及法定规范;2.培育兼含法律知识与侦查科技的刑事侦查人员,在提升侦查人员技术层面的同时,降低这些未来侦查人员误触法网(执法违法)的可能性。

(四)现场侦查现场侦查领域的课程组主要包括以下课程:刑事摄影学、刑案现场处理、现场重建、科学办案实作、侦查实务、刑事昆虫学及犯罪侦查案例研讨等课程。台湾警察院校开设现场侦查课程组的主要目的是:1.培养刑案现场搜证与证据处理的专门人才;2.培养学生运用新科学器材与基础科学原理、研发新应用技术、强化刑事鉴识鉴定证物的能力,以达“现场重建”、“科学办案”的目的。

三、大陆与台湾地区警察院校侦查学专业主干课程设置之比较

(一)大陆警察院校侦查学专业主干课程设置情况大陆地区警察院校本科侦查学专业主干课程主要有:专业必修课,包括刑事侦查学总论、现场勘查、侦查措施、案件侦查;专业选修课,包括侦查讯问、国内安全保卫学、经济犯罪侦查、痕迹学、刑法、刑诉法、犯罪学、公安应用文写作等。

(二)大陆与台湾地区警察院校侦查学专业主干课程之异同因课程较多,本文采用图表的形式表明大陆与台湾地区警察院校侦查学专业课程之异同②(见113页图表)。

四、台湾警察大学侦查学专业课程设置的特点

(一)课程内容的专业性和多元性首先,台湾警察院校侦查学专业主干课程内容包含侦查过程中所涉及法律层面的基本程序问题(其中以刑事诉讼法和刑事证据法为主)。其次,包含侦查过程所涉及的各项侦办技巧与侦查管理等内容,其中以侦查原理、刑案现场处理、各类犯罪模式、侦查科技与侦查组织管理为主。再次,涉及为讲究证据力所涉及的刑事鉴识的层面(如物理鉴识、化学鉴识与生物鉴识等)的内容。综合台湾警察大学侦查学专业课程设置情况,可以看出其内容的专业性和多元性,学生所必须修读的科目涵盖法律、社会学、心理学、经济学、生物学等范畴,专业性强且十分广泛。

(二)课程内容设置比较细化从大陆和台湾地区课程对比表可以看出,台湾地区的侦查学专业课程,大陆警察大学侦查专业绝大多数也开设了。但是需要指出的是,同样的课程内容,台湾地区可能是专门的、独立的一门课,在大陆警察院校则属于一门课程内的一部分教学内容。如台湾警察大学分别开设的“性犯罪侦查”、“组织犯罪侦查”、“窃盗(盗窃)犯罪侦查”、“计算机犯罪侦查”等几门课程,在大陆警察院校的侦查学专业则统属于一门课程“刑事案件侦查”。也就是说,大陆警察大学需要在“刑事案件侦查”这一门课程中既讲授“性犯罪侦查”,又讲授“组织犯罪侦查”、“盗窃犯罪侦查”、“计算机犯罪侦查”,而且要讲授如“抢劫犯罪侦查”、“绑架人质犯罪侦查”等内容。因此,两者的最大区别在于,大陆地区课程相对课时较少,教学过程中只能相对较为粗略、相对笼统地介绍,而台湾地区因为分属不同的课程,课时充裕,讲授的课程内容相对比较系统、全面、细化,教与学相对比较充分。

(三)比较强调心理学在侦查领域的应用台湾地区侦查学课程开设了“刑事心理学”、“犯罪心理学”、“变态心理学”、“侦讯与社会心理学”课程。其中,“刑事心理学”是以刑事办案的角度来教授普通心理学,对各种办案时可能碰见的问题以心理学的观点解析。例如,面对被害人,在采用其证人证言时的真实性,以及如何利用心理学的技巧引导被害人重建现场等。“犯罪心理学”课程,是运用心理学较专门的领域知识加上犯罪学知识来剖析犯罪者的心理,对犯罪者的罪行、现场、犯罪过程、犯罪动机作评估及推测,帮助重建现场及确定罪嫌。“变态心理学”课程,是通过了解犯罪者的心理,为何及如何犯下令人发指的罪行,让准刑警的学生可以模拟变态犯罪者的心理,去推估其犯罪动机及犯罪模式。“侦讯与社会心理学”课程,是以心理学的角度,了解社会脉动和现今社会大部分犯罪者的心理,以及社会的诱发犯罪因子,将这些心理学的专业知识运用在实务侦查上,以犯罪者的心理作假想,在侦查时增加破案的几率。大陆地区侦查学课程,则没有专门的刑事心理学、犯罪心理学、变态心理学与社会心理学课程,其中相关的内容也只是散落在犯罪学、侦查学的一些课程中。由此可见,台湾地区课程比较强调心理学研究成果在侦查领域的广泛应用。#p#分页标题#e#

(四)注重最新科学技术发展在侦查中的应用台湾警察大学侦查学课程中“通讯犯罪侦查”、“计算机化鉴识”等都是这方面的例证。台湾警察大学特别提出,近年来随着侦查技术的发展,除现场勘查、跟踪等传统侦查技术之外,几乎绝大多数案件都会涉及电话单分析、通讯监察技术、电脑犯罪侦查等技术,而且因其效果明显,越来越成为警方办案的首要利器。因此,台湾警察大学迅速地将研究成果引用并推及侦查学专业的教学中,使学生走上社会能够迅速适应当前侦查形势的发展。

(五)强调“犯罪模式分析”与“犯罪剖绘”“犯罪剖绘”的方法是利用统计资料和心理学来协助确定侦查方向,类似于大陆地区的“犯罪心理画像”。“犯罪模式分析”主要是讲授犯罪特征的分析思路和方法。“犯罪剖绘”、“犯罪模式分析”在欧美国家刑事警察侦查实践中非常流行并效果明显。台湾警察大学亦属于较早开设这两门课程的学校。

(六)注重侦查执法的合法性以台湾地区侦查学专业课程“侦查科技法专题研究”为例,该课程专门讲授侦查办案中侦查人员在借用各种科技的办案技巧过程中,如监听票的申请、通联(手机等通讯信息)的追踪等,都有可能侵害个人隐私权等法律问题。因此,该课程重点讲授各个侦查案例中的各种可能状况,教授学生在将来办案中如何使用侦查科技而不触法。此外,台湾地区侦查学专业还有专门的“警察法规”课程,专门教授与警察有关之法令的内容,使学生了解未来执勤执法时的法规,以及警察的工作内容和职责,依据此法规行使警察的权限等。

五、启示

目前,大陆地区警察院校正面临改制问题,其中一个突出而迫切的问题就是课程的设置问题。大陆地区警察院校侦查学专业课程设置的目的和指导思想是培养既有较强执法能力和管理水平,又有强烈的公共服务意识,全面、系统地掌握刑事侦查学基本理论、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能在实践中从事刑事侦查工作以及在相关领域从事教学、科研的复合型人才。随着大陆地区侦查实践与理论的发展,大陆警察院校的侦查学专业课程无论从教学内容、教学条件及教学方法、手段上都有了跨越式的发展,侦查学专业课程设置也越来越科学、完善。考察台湾地区警察大学侦查学专业的课程设置,笔者认为,大陆地区警察院校的侦查学专业课程设置,应重点考虑以下几个因素:

(一)强化专业课程设置从大陆和台湾地区侦查学专业课程设置的比较情况来看,两者大多数课程内容相同,主要区别在课时设置上。如台湾地区分别为几门课程的内容,在大陆则属于一门课程内容中的一部分,这就意味着专业课时量少,讲授中无法充分、具体。考虑当前警察院校改制特别强调课程的专业性和实践性,建议在压缩公共基础课的同时,强化专业课程设置。

(二)引进科学技术最新成果随着网络的普及,随着电子产品的普及,刑事案件中使用电子信息侦查破案的情况越来越多。基层侦查部门也不断探索出许多应用通讯(手机)信息、智能卡信息、图像监控设施、计算机网络信息等侦查破案的经验和模式。大陆地区警察院校应及时开设“电子信息侦查”课程,专门讲授电子信息的分类、电子信息的分布情况、电子信息的搜集、电子信息的分析、电子信息的运用,以及个案中电子信息应用的重点。这既是侦查实践的需要,又是侦查学专业课程设置完善的必然要求。

刑事侦查范文3

课程设置是人才培养设计图———教学计划的核心部分,是培养目标的根本体现。课程设置是否科学、合理决定着人才培养的质量。本文以台湾中央警察大学刑事警察学系本科专业课程设置①为例,探中国是东方人类和古代文明的发源地,在人类繁衍生息和社会发展演进的历史长河中,由于犯罪的产生和外族的侵扰促使侦查职能出现。

一、原始社会侦查状况

纵观我国历史发展,侦查是一个历史范畴,它并不是人类社会与生俱来的现象和社会关系。在原始社会,人们征服自然地能力极其低下,生产极其落后,而"劳动愈不发展,劳动产品的数量、从而社会的财富与受限制,社会制度就愈在较大程度上受血缘关系的支配"[1]。因此,在原始社会中,人们的血缘关系起着决定性作用。社会关系的稳定靠血缘维系,所以不存在侦查机构和侦查职能。

到原始社会末期,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产生了贫富的差距和阶级的分化,在五千年前中原地区的氏族部落中,出现"国家雏形"的社会组织。根据《史记•五帝本纪》等史料记载,舜在位时部落联盟时期的长老议事会中,设有九种官员,分别是:司空、虞、后稷、秩宗、士、纳言、共工。九官中的官员"士",是负责侦查职能的官员。根据《尚书•舜典》记载:"帝曰:皋陶,蛮夷猾夏,寇贼奸宄,汝作土。五刑有服,五服三就。五流有宅,五宅三居。惟明克允。"意即任命皋陶作为士官,负责对外防御和对内治安,运用刑罚惩处犯罪。这是我国有关侦查职能的最早记述。从这一历史记载中可以推断,舜帝时期设置的士官是中国历史上最早具有侦查职能的官员,皋陶是中国历史上最早负责侦查职能的官员。皋陶当时作为黄淮地区一些部落联盟的首领,同时还负责蛮夷猾夏,寇贼奸宄的职责;因而,皋陶还不是专门负责刑事司法的官员,当时还没有专门和独立的侦查司法官员。

据此,我国原始社会末期就有了掌管刑法的官员,但是当时对掌管刑法惩罚犯罪的官员,是否称为"士",历史典籍阙载,无从查考证实。至少在商代甲骨文中未发现有"士"字。有学者统计在西周铭文中有关"士"的材料共有七条,其中与名称有关称"士"者共有五条;剔除存疑的材料两条外,比较肯定的材料只有三条,而这三条材料均没有提到"士"是负责刑法的官职。在铭文中称"司士"者有两条,"司士"铭文都是西周中晚期才出现,并且"司士"与刑事有关。

二、奴隶社会侦查活动

公元前21世纪,中国古代社会从原始氏族公社社会过渡到奴隶社会。奴隶社会是以启建立夏王朝,开创"甲天下"为标志。奴隶制国家夏朝建立,使得奴隶社会的侦查即自此开始。根据史料记载,夏朝时设有"六卿",其中"司马"掌军事,"士"理刑狱,掌管刑事侦查和狱警。由此可见,侦查职能已从军事体系中分离出来,但依然被包含在司法和行政职能中。古代中国整个奴隶社会始终未能形成独立的侦查系统,侦查职能大多由行政机关官员兼任。如商朝的"司寇",西周的"司寇、士师、士",春秋战国时间的"司稽、禁杀戮、司隶"等都只是兼负侦查职能的官员。奴隶社会侦查机构的附属性取决于当时及其地下的生产力水平,由此而决定国家管理职能也不可能像现代社会这样复杂,这就决定了侦查必然处于一种被包容的地位。湖北云梦睡虎地出土的记载秦朝法律的文书的竹简中,其中的《封诊式》很像现代刑事案件现场勘查笔录,里面有"贼死"、"经死"、"穴盗"、"出子"等篇,记载了案件现场勘查情况,证明我国在秦代就已经有了专制的刑事技术人员,并且有了相当成熟的刑事检验技术。

三、封建社会警察机构的侦查活动

汉朝侦查职能活动中,把惩治盗贼与其他侵害官私财物的行为作为自己的重要任务之一,特别保护国家与地主的租税收入。隋唐侦查职能活动中,专门制定了有关法律,如《贼盗律》、《斗讼律》、《诈伪律》、《杂律》等。中唐以后,随着阶级矛盾的尖锐化,警察职能活动对侵犯地主阶级财产的盗窃犯罪者,打击更为严厉。宋朝警察职能活动的主要任务是残酷镇压农民的革命斗争,保护地主阶级利益,维护和巩固宋朝的统治。宋代警察重视侦查和检验,出现了许多类似案例记录和分析的著作,对侦查破案和刑事技术进行了广泛的探讨。先有警察职能官吏赵仝的《疑狱集》,以及后来的《续疑狱集》、《内恕录》、《结案式》等书,继有郑克《折狱龟鉴》、桂万荣《棠阴比事》等书。《检验格目》、《经验正背人形图》,对当时的命案检验和侦破杀人案件起了忠言的参考作用。湖南提刑官宋慈以"博彩近世所传诸书,自《内恕录》以下凡数家,会而粹之,厘而正之,增以己见,总会一编"[2],编著了《洗冤集录》,是世界上最早的法医学专著,在世界刑事侦查和刑事技术发展史上有着重要的影响。

元朝警察职能活动,对形势犯罪比前朝历代封建警察都更为严厉,在办案中滥施酷刑,轻杀无辜的现象十分普遍。明朝警察职能机构办理案件,仍然以审代侦,采用刑讯逼供的审讯方式,而且刑讯的手段发展到了极其野蛮残酷度。虽然明初对刑讯逼供在法律上有所限制,但这只不过是封建统治者收买人心的一种手段而已。办案过程中,使用各种各样的残酷的刑讯方式,迫使人犯招供。清朝警察职能机构的活动,对于危害封建统治秩序和侵犯地主阶级利益的所谓盗贼的镇压,不仅完全继承了明朝警察职能机构的手段,而且提出了所谓"弭盗安民,乃为治之首务",把镇压"盗贼"踢到了首要政治任务的高度。因此,对于"强盗""盗贼"不仅严惩,而且在面部(满人则在臂部)刺上"强盗""窃贼"、"抢劫"等字样,目的"差役易于侦缉",就是便于统治阶级的压迫和统治。

四、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侦查职能活动

刑事侦查范文4

当前,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这一新时期最鲜明的特点是改革开放。改革开放大大解放和发展了社会生产力,使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综合国力迅速增强,人民生活明显改善。正是在这种新的形势下,人们深刻认识到法学中的许多重大理论问题,需要作深入的研究与探讨,侦查学问题就是其中的一个重要研究课题。完整而深入地研究这个问题,对于在新的条件下,坚持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原理,审视、评价和完善现行法学的功能及作用,保卫与促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

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认为,认识活动是一个由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理性认识到实践的过程。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全部认识论。侦查案件的过程实际上是对案件的认识过程,是人们对于已经发生事件的一种认识活动。在这种“认识模型”中,将侦查活动界定为侦查主体反映侦查客体的认识过程:认识主体是侦查人员;认识客体是犯罪分子实施的犯罪案件;认识媒介是侦查技术、侦查措施和侦查手段。这一过程的目的和归宿是明确的,就是使侦查主体的主观认识去“符合”案件客观事实,获得真理性知识。侦查的过程,就是侦查人员收集线索、运用各种调查手段,对案件的认识从未知走向己知的过程。孟宪文教授主编的《刑事侦查学》一书认为,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是指导刑事侦查活动的科学理论,其理由有两个方面:第一、刑事侦查活动是侦查认识论的对象;第二、侦查人员的认识活动必须符合认识论关于认识发展的辩证过程。王传道教授在《侦查学原理》一书中认为侦查破案的过程就是认识的过程,认识论是侦查学的基础理论,其理由有四点:第一、犯罪是物质的运动形式。第二、犯罪具有特殊性和相对稳定性。第三、犯罪具有普遍联系性。第四、犯罪事实的可知性。王教授认为,侦查认识除了具有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共同的党性、阶级性、实践性特征外,还有一些自己的特征。即侦查认识主体的法定性,侦查认识客体的复杂性,侦查认识对象的模糊性,侦查认识的动态性。

由于客观事物千差万别以及认识主体的思维差异,有的事件容易准确定性,有的却非苦功难以定性,有的还可能定性错误,一旦定性错误,不仅会将侦查工作引入歧途,而且给社会、给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对那些一时难以定性的事物,一定要有科学的态度,严谨的作风,通过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样一个循环往复的过程,最终才能准确定性。

一、侦查活动的认识论本质

刑事侦查的目的是及时查明案件事实,搜集审查证据,及时破案。其中最重要的是,确定犯罪嫌疑人是谁,也就是说,确定犯罪行为的主体。因此,刑事侦查的对象也就是犯罪主体(犯罪嫌疑人)及其犯罪行为。犯罪主体、犯罪行为及其后果(如受害者)就构成了刑事案件。因此也可以说,刑事侦查的对象是刑事案件。而刑事侦查的过程,就是认识刑事案件的过程,或者说是揭露犯罪事实和确定犯罪主体的认识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侦查人员发挥自己认识的主观能动性,以迅速地查明犯罪事实,揭露和确定犯罪上体。犯罪主体(犯罪嫌疑人)是因其犯罪行为及其后果而成为主体(犯罪嫌疑人)的。所以,确定一个人是犯罪嫌疑人只能根据他实施的犯罪活动及因其活动产生的后果。时间和空间是物质存在的基本形式,因此,一切物质实践的犯罪活动必定表现在某一特定的时间中,即表现于一定的时间序列中和一定的时间延续中;同时,也表现于一定的空间位置和空间范围中。即使是思想、言论性质发展形成的犯罪行为,如恐吓、诬陷等犯罪行为,也必定要有其物质载体,也就是表现于物质活动中并留下相应的痕迹,因此,也有其时间和空间的表现。认识疑犯,确定他是否实施犯罪行为就成为整个刑事侦查认识过程的目的和首要任务。刑事案件是客观存在的事实,其客观性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作为侦查人员的认识对象,整个案件是客观存在的事实,具有客观性,它不依赖于侦查人员的主观意志为转移而独立存在;侦查人员只能尊重案件事实,反映案件事实,而不能从自己的好恶出发主观意断或任意歪曲事实。由于刑事案件具有这样的客观性,因而任何案件从原则上说都是可以侦破的。只要侦查人员充分发挥自身的能动性,就一定可以从客观存在的“人、事、物、时、空”中查明犯罪事实,揭露和确定犯罪的主体。刑事侦查作为一个认识过程,是从刑事案件的现象不断深人本质的过程,通过获取大量犯罪现场的第一手资料,细心调查取证。在此基础上提出科学的假设、推定和论证,而又不断验证假设、修正假设,甚至推翻错误的假设而提出新的假设,通过已获取的证据对案件发生发展的过程进行推定,对采取的侦查措施、手段和侦查策略进行论证,这是一个能动的认识过程。

二、侦查学的认识论原理

(一)侦查对象是可知的根据侦查认识论的基本理论,犯罪一般都表现为直接的侵害,是一种客观存在的物质现象,它是遵循一定客观规律发展着的。犯罪行为必然会在一定的时间空间给与犯罪相关的客观环境带来一定的变化,在人脑中留下相应的痕迹,即所谓“犯罪必取一定的运动形态,犯罪必留一定的痕迹物品”,而这一系列过程是可为人们所知晓的,是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这也正是侦查认识的基础和侦破件的依据。虽然侦查实践中存在一些久侦未破的“疑案”,但“未破”不代表不能破,只是由于科学技术水平所限,经验不够或其它主客观原因,案件中的某些因果关系还暂时未认识到,随着社会进步或侦查工作的深入,未破案件始终存在着破获的可能性。

(二)侦查方法是认识和实践的统一侦查方法是侦查认识和侦查实践的中间环节,是侦查认识和侦查实践的统一。侦查主体获知犯罪事件不外乎直接感知和间接获知两种方式。在直接观察到某一事件后,首先要对事件性质作出判断。在获知他人认为的犯罪事件后,也要首先调查了解与事件有关的情况,然后作出判断。只有在判断为犯罪事件后,才能就侦查方向和侦查范围作出进一步的判断,进而对以什么策略查明事实真相作出决定,并将决定付诸实施。这里的判断和决定,无疑属于认识活动。以一定的方式方法实施侦查,则是实践活动。直接观察、感知事件的情况和对他人认为的犯罪事件进行调查了解,是认识过程中积累感性材料的环节;对事件性质和侦查方向、侦查范围所作的判断是将感性认识上升为理性认识的阶段;对查明事实真相所采取的侦查策略的选择是将理性认识具体化为指导实践的环节;对选定的侦查方法的实施则是实践环节。侦查方法的制定是以侦查主体对案情的认识为基础的,是在对案情进行分析判断后作出的关于侦查方式方法的选择;侦查方法的实施是将所选择的方式方法作用于具体案件的实践活动。在这个过程中,侦查认识是形成侦查方法的起点,侦查实践是侦查方法的归宿,侦查认识和侦查实践统一于侦查方法。侦查方法与认识和实践的关系,为我们判断侦查方法的真理性和有效性提供了方法论:认识的真理性,即侦查方法的正确性,是侦查实践有效性的前提;侦查方法是否正确,最终需要侦查实践的检验。#p#分页标题#e#

(三)侦查策略是对侦查活动的规律性认识侦查策略产生于侦查实践。犯罪被查明后将受到法律最严厉的惩罚,因而绝大多数的犯罪行为人或事前密谋或事后策划,尽量掩盖事实真相,以逃避惩罚。这就决定了犯罪事件具有隐蔽性和犯罪行为人对抗侦查的特点,并由此决定了查明事件真相的艰难性以及一方掩盖事实真相与另一方揭露事实真相之间的强烈对抗。在人们的认识水平提高到放弃鬼神而以证据来裁定案件事实真相时,就必须探索有效的方法以揭露和证实犯罪。通过对大量个案侦查经验的积累,人们逐渐认识到大多数案件的侦查并非一个机械的操作过程,而是一场智力的较量。在这种智力较量过程中,一方面,多数犯罪行为人为逃避惩罚而采取一系列的方法逃避、对抗侦查;另一方面,侦查主体为有效侦查犯罪而逐渐探索各种犯罪在侦查方面的特点和行为人对抗侦查的方式,并且总结出相应的侦查策略。这些策略在以后的侦查实践中又作为经验运用于其他案件的侦查,如果仍然有效,就继续在更多的案件中运用。经过长期的总结和检验,人们把那些普遍有效的选择、实施侦查方式的经验上升为一般原理,用以指导侦查实践。

刑事侦查范文5

 

现代宪政国家无不首先是租税国家,其一切权力无不是来自于税收。征税权是最基本的、影响最广的政府权力,是政府存在必不可少的权力。征税职权是征税权的具体化。而税务检查权是征税职权的具体形式之一。税务检查权是为了保证征税决定的作出和税收征管目标的实现,而依法对纳税人等遵守税法和履行纳税义务情况进行的调查、检查、审计和监督活动的权力。税务检查权行使的主要目的是获取信息和证据,因而它不仅是一项独立的权力,而且是行使其他征税职权的基础和保障。目前,税收流失严重。按11.46%的税收流失率推算,2007至2009年三年累计流失税收达18264亿元以上。遏制如此严重的税收流失的一个重要手段就是严肃查处涉税违法、犯罪行为,及时对涉税违法行为给予行政处罚,对涉税犯罪行为给予刑事处罚。而涉税案件刑事侦查权是刑事诉讼法赋予公安机关查明涉税犯罪案件事实,并抓获犯罪嫌疑人的权力。这就涉及到税务机关和公安机关在查办案件上的配合,涉及税务检查权和涉税案件刑事侦查权(以下简称涉税侦查权)的衔接问题。从现行法律、法规和准司法解释来看,税务检查权与涉税侦查权衔接制度的框架已基本建立,有一套上至宪法下至行政法规或其他规范性文件的法律法规进行规范。但必须承认,宪法乃至刑事诉讼法、行政处罚法等基本部门法对此规定都是极其原则与抽象的,具体规定衔接机制的还仅限于行政法规和内部规定,法律位阶较低,并且原则规定多,操作性不强。   一、税务检查权和涉税侦查权衔接中存在的问题   1.《刑法修正案(七)》实施后,税务检查权和涉税侦查权的衔接矛盾日益突出,税务检查权和涉税侦查权的行使顺序亟需明确。《刑法修正案(七)》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二)》的不同规定,导致了税务检查权和涉税侦查权行使时间的差异,必然导致同一纳税人的同一逃避缴纳税款行为产生不同的法律后果。同一违法事实,因税务机关税务检查权和公安机关涉税侦查权的行使顺序不同,而面临不同的处罚结果,对纳税人而言,是不公平的,也是不公正的,也是有悖立法原则的。[1]   2.对非纳税人违反征管法规定的违法行为,税务检查权和涉税侦查权存在不衔接的矛盾。非法印制发票和为纳税人、扣缴义务人非法提供银行账户、发票、证明或者其他方便的单位和个人,往往是专门从事违法行为的“专业户”,但却不是征管法上所称的纳税人或扣缴义务人。对这些个人和单位的上述违法行为,税务机关无法行使税务检查权予以调查核实;而公安机关对于尚未构成的犯罪的上述违法行为,又无权管辖。   3.对个别涉税犯罪行为,税务检查权和涉税侦查权存在脱节的矛盾。对于虚开税款税额在一万元以下或者致使国家税款被骗数额在五千元以下的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案件,因税务机关无法行使税务检查权,征管法也没有处理的依据,导致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税额低于立案标准的,既不属于税收违法行为,也不属于税收合法行为,涉税刑事侦查权不行使,税务检查权无法行使,犯罪行为处于没有公权力查处范围的奇异境况。类似的情况还有伪造、出售伪造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案;非法出售增值税专用发票案等。值得注意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也没有对上述行为的处罚规定,刑法规定的犯罪行为因立案标准的提高,处于不受税务机关税务检查权、公安机关涉税侦查权、治安管理权行使范围的真空,超然于法律惩罚之上。   4.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对证据规则的要求不同导致税务检查权和涉税侦查权的重复行使。税务行政执法过程中形成的证据,往往未能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条,向公安机关移送的证据缺乏完整性,大量的证据还需要公安机关收集。而且税务机关在行政执法中形成的调查、询问、陈述等证据材料能否直接作为刑事诉讼的证据规定不明确。二、影响税务检查权和涉税侦查权衔接的原因   (一)立法缺陷   1.税收征管法与刑法的衔接不紧密。《税收征管法》的刑事处罚则采用的是附属刑法,只是笼统规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这种立法模式,过于笼统和单一,不利于对犯罪行为的刑事制裁。如何判断是否构成犯罪,在征管法中没有明确的规定,税务机关在税务检查中难于把握是否达到移送的标准。而且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适用的法律依据不同,税务机关与公安机关对案件的定性、证据的收集和固定在认识上存在分歧,税务人员在执法中也缺乏对刑事证据的取证标准和取证要求的认识。   2.规范税务检查权与涉税侦查权衔接的有关法律立法位阶低,缺乏刚性。目前规范税务检查权与涉税侦查权衔接的最高位阶的规范是属于行政法规的国务院《关于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的规定》。但是实践中税务机关和公安机关之间未按照该规定移送涉嫌犯罪案件也只能靠协调予以解决,并且该规定无法触及刑事诉讼领域,没有解决在税务检查过程中形成的证据进入司法程序后的法律地位及证明规则问题;最高人民检察院、全国整规办、公安部《关于加强行政执法机关与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工作联系的意见》只是各部门联合会签的工作文件,对有关部门的约束力较弱。而且,这些规定中对不执行规定的保障机制又不健全,制约了工作的开展。   3.行政处罚与刑事处罚的不衔接导致税务检查权和涉税侦查权的衔接出现真空。行政处罚与刑事处罚都属于公法责任的范畴,但却是两种性质互异的法律制裁。当同一违法行为不仅严重违反行政法规范,而且“情节严重”触犯刑律时即构成行政犯罪行为。行政犯罪的这种双重违法性又决定了行政机关应当行使检查权,查明其违法事实,对涉嫌构成犯罪的,移送公安机关立案侦查,追究其刑事责任;公安机关对行政机关移送的涉嫌犯罪案件,应依法行使刑事侦查权,查清其犯罪事实,移送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追究其刑事责任,给予刑罚处罚,但目前,税务实践中存在的“只刑不罚”的不合理现象,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未能在立法上实行行政处罚和刑事处罚有效衔接。   #p#分页标题#e# (二)行政层面的配合局限   1.税务检查阶段公安机关的介入,导致公安机关对一般涉税违法案件行使侦查权,造成税务检查权和涉税案件刑事侦查权的交叉。由于法律法规对公安机关何时介入涉税案件缺乏规定,税务机关在税务检查中,遇到纳税人不配合检查,隐匿财务凭证,拒接配合检查的情况,往往采取邀请公安机关介入的方式,由公安机关以口头传唤、询问甚至使用秘密侦查手段获取证据线索。而公安机关是否介入,则缺乏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具有较大的主观性,不可否认,公安机关的介入,对获取案件证据线索具有帮助,但也使得涉税刑事案件的侦查权行使范围扩大到一般税收违法案件,模糊了税务检查权和涉税侦查权的界限,同时,因为刑事侦查行为的不可诉性,也导致纳税人权利无法取得相应的救济。   2.行政机关之间的信息沟通不畅,导致税务检查权和涉税侦查权的衔接出现脱节。税务机关内部国税系统和地税系统之间,以及税务机关与海关、财政部门之间的互相沟通渠道不畅,导致了税务检查权和涉税侦查权衔接的脱节。税务机关内部国家税务局系统实行国家税务总局垂直管理的管理体制,而地方税务系统则是实行由地方人民政府和国家税务总局双重领导,以地方政府领导为主的管理体制。在现行条块分割的行政执法体制下,国地税系统通常是各司其职,缺少横向的相互沟通的渠道,而一个涉税犯罪案件的查处往往涉及国地税等多个执法部门。   3.地方保护主义的产生,导致税务检查权和涉税侦查权的衔接出现排斥。地方保护主义是指政权的地方机构及其成员,以违背中央、国家的政策、法规的方式去滥用或消极行使手中权力、以维护或扩大该地方局部利益的倾向。税收领域的地方主义主要表现在:政府收入机制的不规范,使得在局部利益的驱使下,出现轻税重费、“藏富于民”、越权减免税等现象,造成税收流失。   (三)职权边界不清晰   1.涉税刑事案件立案前的审查与税务检查权的重合。虽然《刑事诉讼法》没有明文确认立案前审查的侦查权属性,但立案前审查实际上属于侦查权的内容。首先立案前审查的主体是公安机关,符合侦查权的主体要求;第二,立案前审查的手段等同于侦查措施。传唤、讯问都是刑诉法规定的侦查措施,而盘问类似于询问;留置是公安机关为获取进一步的材料对有犯罪嫌疑的人采取的限制人身自由的措施,类似于拘留。[2]在实践中,公安机关对涉税刑事案件的立案前审查,往往将套用《刑事诉讼法》的立案前审查的规定以及人民警察法关于人民警察的执行职务规定,对涉嫌犯罪的纳税人、扣缴义务人进行询问、检查,并将检查范围扩大到对纳税人、扣缴义务人的账务记载的查阅、生产场地、生产流程的核实以及银行账户的查询。而对纳税人、扣缴义务人的帐务记载的查阅、生产场地、生产流程的核实以及银行账户的查询等权限,是税务检查权的主要内容之一。税务检查权与涉税案件刑事侦查权在刑事立案前产生了重合。   2.秘密侦查手段的运用与税务检查权重合。《人民警察法》第16条规定,公安机关因侦察犯罪的需要,根据国家有关规定,经过严格的批准手续,可以采取技术侦察措施。虽然《刑事诉讼法》对秘密侦查手段没有明确的规定,但公安机关在适用时,内部规定了严格的审批程序。在涉税刑事案件立案前,公安机关使用秘密侦查手段获取证据线索的情况时有发生。作为一般的涉税违法案件,在刑事立案前,公安机关提早介入,而且使用秘密侦查手段违反了行政法的比例原则[3]和公开原则[4],也造成了税务检查权和涉税刑事案件侦查权的交叉重合,造成了警力的滥用,是不妥的。   三、税务检查权和涉税案件刑事侦查权衔接的完善   (一)完善立法,建立法律和制度保障   增强税务行政法律和刑事法律衔接性。首先,完善《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相关规定。(1)《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中的刑事罚则是依附于刑法典的,即“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这种立法方式过于笼统,不利于税务检查权与涉税刑事侦查权的衔接。建议今后修改法律时,可以借鉴国外的行政刑罚制度,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中直接规定罪名、罪状、法定刑,不仅有利于行政处罚与刑罚的衔接,还由于规定了直观、明确的刑事罚则,使行政执法机关便于操作,在某种程度上减少“以罚代刑”。(2)鉴于征税权是征管法赋予税务机关的专属权力,建议在税收征管法中明确涉税案件查处中涉及税款的认定,须由税务机关以公文形式确定;涉税案件必须先由税务机关进行立案查处,构成犯罪的依法移送公安机关进行侦查。(3)鉴于征管法赋予税务机关对发票印制、领购、开具、取得、保管、缴销的管理和监督的职责,建议在征管法中明确税务机关税务检查权的客体,不仅仅包括纳税人、扣缴义务人,还应当包括使用假发票的其他单位和个人,以保障税务机关发票管理职能的落实到位。其次,要明确税务机关依法获取的证据材料在刑事诉讼中的法律地位,建议对税务机关在行使税务检查权时收集证据。[5]再次,在立法上对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案件的证据移送作出具体性的规定。对于行政执法机关作出的处罚的案件,应在移交案件时同时移送的相关证据材料。   (二)提升立法的层次,增强衔接法规的刚性   由于税务检查权与涉税案件侦查权的衔接跨越了行政与司法两个权力领域,规范的是行政执法活动与刑事诉讼如何衔接的问题,应属于权力运行、制度架构等国家基本制度的范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第8条、第9条规定,对该事项只能制定法律,惟有如此,才能保证税务检查与刑事侦查衔接的法律效力,从而从根本上解决行政执法与刑事诉讼的衔接。   (三)完善和健全工作机制完善和完善工作机制   也就是在现行法律制度的框架下,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和人员的合理组合,以尽可能少的资源消耗来实现税务检查权和涉税侦查权衔接的最优化。完善和健全税务检查权和涉税侦查权衔接的工作机制,必须要实现信息的沟通顺畅和程序衔接的通畅。为此,应当建立和健全以下四个方面的机制:#p#分页标题#e#   1.建立信息共享机制,应逐步实现税务机关信息管理系统与公安机关之间的信息联网共享。相关行政执法部门之间如国税、地税、财政、海关之间也要建立、健全信息联络机制,实践中,许多行政违法案件同时涉及多个行政部门,如果信息渠道畅通、反应敏捷,部门之间协调有力,就可以及时将表面上互不关联的现象联系起来,凸显事件本质或真相,为税务行政执法特别是后续追究刑事责任争取主动。   2.建立案件通报制度。税务机关在涉税案件立案查处后,应及时将立案决定抄送公安、检察机关备案,在查处过程中,应及时向职能部门通报查处情况,作出行政处罚后,应将行政处罚决定抄送检察机关备案。   3.建立和完善联络员制度和联席会议制度。税务机关和公安机关要设置专人担任联络员,负责日常信息沟通和具体案件的协调,形成相对固定的监督联络员网络。税务机关与公安、检察机关定期召开联席会议,强化个案协调和沟通,解决在执法衔接工作存在的一些综合性、交叉性问题,共同研究执法中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并提出相应对策,消除行政执法机关与刑事司法机关观念上的隔阂。   4.完善公安、检察机关的提前介入制度。如果公安机关、检察机关提前介入行政执法活动,不仅可以增强行政执法过程的透明度,形成对行政执法机关的有力制约,还可以引导行政执法机关在证据收集中的误区,帮助税务执法人员把握罪与非罪的标准,更有利于形成执法合力。因此,对于违法行为涉及金额较多、群众反映强烈、造成较大社会影响的案件,即使税务机关未主动邀请公安、检察机关提前介入,公安、检察机关也应主动提前介入,调取相关执法材料,行政执法机关必须积极配合,发现确有移送必要的,应提出移送立案的建议。   (四)充分发挥监督机关的作用加强税务检查权和涉税侦查权的衔接   首先,要不断强化人民检察院对涉嫌犯罪案件移送的监督力度。监督是保障税务机关行政执法与公安机关刑事司法衔接的关键。应该明确人民检察院监督税务机关移送刑事案件的方式,进一步明确拒不移交刑事案件的法律责任。其次,要严格界定检察机关在行政执法监督过程中的权力。人民检察院在税务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机制中应加强对税务机关的监督,不是干涉税务机关的具体活动,而是要解决实践中存在的以罚代刑、有罪不究的问题。最后,要增强监督实效,发挥检察机关整体优势。对有案不立或立案后擅作撤案或其他处理的,检察机关侦查监督部门应依法跟踪监督纠正;对行政执法机关查处的涉嫌犯罪案件,拒不移交构成犯罪的,检察机关渎职犯罪侦查部门应当依法立案,追究行政执法人员徇私舞弊不移交刑事案件的刑事责任。

刑事侦查范文6

据最高人民检察院的统计,每年对侦查人员刑讯逼供行为立案的只有区区几百件,可以说,刑讯逼供的风险极低,成本极小。然而从收益的角度看,侦查人员使用刑讯逼供的手段获取口供确实是侦破案件的捷径。“在这种利益机制下,如果遵守程序法不会给办案人员带来任何好处,相反还会给其带来负面影响,而破坏程序法却总能得到现实利益的时候,程序法自然就会陷入被搁置的尴尬境地。”[3]因此,第二个原因才是刑讯逼供的根本原因。“错案发生的直接原因———审判人员未能把住最后关口”的原因毋庸置疑,公检法三机关对错案的发生都有责任。但三机关的责任依据不同。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作为追诉机关,从诉讼理论上讲,与被追诉人是平等的诉讼主体。它的职责就是追究犯罪嫌疑人的刑事责任,即使追诉错了,也是在履行其法定职责。但法院作为最终裁判机关其职责就是断狱析疑,行使判断权。尽管法律规定的侦查终结、提起公诉和有罪判决的证明标准都是“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但实际上证明程度是不同的。最终是否足以认定有罪,毕竟由法院决定。故而法院应当承担错判责任,因为它没有把住裁判关。如果要求侦查、公诉机关认定事实百分之百正确,就不需要“两造具备,师听五辞”、就不需要法院裁判了。

本文意不在探讨错案的责任追究问题,只是想论述法院未能把住关是导致错案的直接原因。为什么法院没有能够把住最后一道关?一是证明标准不明确。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证明标准,看似要求极高,实质上极具变通性,法官可以对它进行任意解释。很多错案,法官也发现案件存在很多矛盾和不能合理解释的疑问,但仍然认为“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二是外界的压力。法官生活在世俗社会之中,常常难以摆脱来自各方的压力,尤其是被害人家属和社会舆论的压力。另外,公诉机关同时又是国家法律监督机关,公诉机关认为有罪,法院很难宣告无罪。在法官职业保障水平不高的情况下,法官一般不敢轻易对那些存疑案件宣告无罪。错案发生的最本质原因法官在发现案件存在疑问的情况下不敢“疑罪从无”,其目的就是为了尽快使被告人受到制裁,抚慰心灵受到创伤的被害人及其家属。如果被告人不能被法院判刑,那么群众上访不止,司法机关的工作绩效乃至合法性就会受到质疑。当司法机关认为作出有罪判决才能维护社会秩序稳定、树立执政权威的时候,功利主义的考虑就会占据决策者的头脑[4],这种功利主义思维就有可能导致错案发生。

稍微细心一些我们便能发现,我国以及国外的错案类型都是一些侵害人身的自然犯案件。为什么自然犯案件容易因为考评机制而出现刑讯逼供,而且法院任意解释“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从而导致最后关口的失守?因为追诉机关和审判机关都需要尽可能地使有罪的人得到追究,满足被害人的复仇心理。对犯罪的追究本身就是试图通过证据构建已经成为历史的案件事实的过程。以目前的科技水平,我们尚不能通过英国科学家霍金描述的“虫洞”回到过去,完整地观察案件发生的经过,时空旅行还只是幻想。因此想复原所有的案件原貌绝非易事。要求对所有的案件在“不枉”的同时又“不纵”,确实难以达到。但是社会公众却要求司法机关“不枉不纵”。我国目前正处于社会的转型期,我们的国家———社会关系也正在发生巨大的变化。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具体到司法领域,会反映到打击犯罪的力度上。同时,司法制度除了实现国家惩罚犯罪这一显功能外,还承载了为被害人“复仇”这一隐功能。“人们之所以依赖和诉诸中央集权的司法制度,很重要的是因为这种制度可以比复仇制度更有效、更便利地满足人们的报复本能。如果这个制度……无法满足这种欲望,或者由于财政能力或行政能力的制约,这个制度无法实现其功能,那么这就等于以另一方式剥夺了人们通过现代司法制度满足报复的可能。”[5]

这种情况下,要么出现私力救济,要么出现对社会的仇视或失望,从而导致社会秩序的局部失衡。因此,公安机关只能采取各种手段去努力侦破案件,法院也只能尽可能地作出有罪判决,以维护社会秩序。对法官而言,如果案件稍有瑕疵便宣告无罪,无疑会放纵大量的罪犯。这也与国家的执政效能相背离,从而导致社会秩序的混乱。公安机关和审判机关追求“不纵”的司法绩效观从而满足公众复仇心理的动机发生变异,最终导致错案的产生。因此,错案折射出了维护社会秩序与保障被追诉人人权之间的关系。这个原因也能较好地解释法官盲目相信公安机关收集的证据,没有很好地发挥审判对侦查的制约作用,从而导致三机关之间关系异化这一现象。

刑事错案带给司法的影响是双重的。一方面它极大地损伤了社会公众对司法公正的信心,另一方面它也为改革司法制度提供了标本和机会[6]。错案为我们打开了一扇改良司法的窗户,我们应当从错案中寻找推动司法改革的现实方法,而不要让机会白白流失。吃一堑,长一智。我们只有从自己犯下的错误中不断改进方法才能提高工作效能。以加拿大为例。加拿大1995年纠正一起发生于1984年的错案。该事件后,安大略省命令全省进行一次史无前例的刑事司法体制全面审查,并成立一个听证委员会调查无辜者被定罪的原因,提出预防此类错案的建议,对司法人员进行教育[7]。该委员会举行了持续146天的听证会,制作了1400页的报告,提出了改进司法体制的119项建议。其实,刑事错案是推动并深化司法改革的重要契机。如果能够通过对一系列错案的深入反思来推动司法文明的进步,那么那些被冤的人也算是冤得有价值。而我国,从前几年披露的那些错案看,除了学界召开一些研讨会、发表一些评论性文章外,鲜见官方对错案进行深入剖析。虽有政治考虑,但总应该从技术层面、司法制度层面进行必要的检讨,以推动司法制度的改革,从而减少错案的发生。与以往错案相比,赵作海错案出现后,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不仅尽快纠正了错误,进行了赔偿安置,更可贵的是勇于承担责任,并在全省范围内开展赵作海案件大讨论活动,深刻反思错案发生的原因,总结教训,这种态度值得赞赏。同样,上文分析的错案形成的各个层面的原因,可以为刑事司法改革带来一些启示。#p#分页标题#e#

虽然人的认识和境界是有限的,人都会犯错误,而且“公正的审判是不容易的事情,许多外界因素会欺骗那些最认真、最审慎的法官”[8],虽然根本杜绝裁判错误是不可能的,但在充分了解错误形成的深层原因后,我们可以通过设计合理的司法职权配置和刑事诉讼程序,将错案发生率降到最低。我们已经分析,“不纵”的司法绩效观和满足复仇心理的动机在司法实践中发生扭曲,最终导致错案的发生。由于我们的哲学认识论和社会文化基础有其延续性,因此这个层面的原因不会在短期内发生变化。我们完全可以采用技术推进的方式,逐渐规范司法人员的司法行为、逐渐提高刑事法官司法能力、逐渐完善司法体制机制、逐渐引导人们的司法观念。刑事司法由“以侦查为中心”转向“以审判为中心”我国目前的刑事审判过程中,证人几乎不出庭,法庭调查充斥着侦查卷宗的宣读,这就变相剥夺了被告人的质证权,从而限制了被告人辩护权的有效行使。法庭审判明显流于形式,几乎成为侦查卷宗的审查和侦查结论的确认过程。在这种情况下,刑事司法的过程实际上是“以侦查为中心”。“以侦查为中心”,相当于法院认定的犯罪事实决定于侦查机关“查明”的事实。而真正的刑事审判要求法院认定的犯罪事实必须建立在控方“证明”的基础上。所谓“查明”是指让自己明白事件的来龙去脉;而“证明”必须是基于证据出示让别人也明白事件的经过。

“让别人明白”与“让自己明白”相比,要难得多,对证据的要求也要高得多。因此,刑事审判如果建立在以“侦查为中心”的“查明”基础之上,则实际上降低了刑事证明的标准。审判的本质就是裁判者对争议双方的裁决过程。裁判者必须在充分听取指控与辩解的基础上,认为控方足以证明犯罪事实方可认定被告人有罪。因此,证明的舞台在审判法庭,而不在侦查机关的审讯室。亦即,刑事司法应当“以审判为中心”。确立“以审判为中心”,需要相关的配套措施予以保障。一方面,应充分保障辩护权,赋予辩护人更多的调查取证权,保障控辩平等。现行《刑事诉讼法》第三十七条规定的辩护律师调查取证权受限太多,《刑法》第三百零六条规定的辩护人伪证罪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辩护人的调查取证权,这些规定都不利于辩护权的有效行使,因此需要予以完善。另一方面,应修改公检法三机关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原则,推行诉侦一体化。在目前的侦查体制下,公安机关认为抓获犯罪分子就算任务完成,至于案件能否诉得出那是检察院的事,能否判得了那是法院的事。检察机关对侦查机关的侦查行为监督不力,指导不足,既不利于保障侦查行为合法进行,又不利于强化证据的收集与固定以提高追诉效率。因此,应当将公诉与侦查的关系紧密化,由公诉引导侦查,将公诉机关与侦查机关定位成一体化的追诉机关,使之真正成为与被追诉人地位平等的追诉一方。在控辩平等的基础上,还可以考虑引入“案件调查双轨制”,即控辩双方各自就案件事实进行调查,形成两套案卷,但案卷中证据的效力必须通过庭审质证方可确定,以强化庭审的事实认定功能。是否刑讯逼供的主要举证责任由追诉方承担刑讯逼供生命力强的原因,我们前文已经分析。

绝大多数的刑讯逼供太隐蔽,法官面对被告人受到刑讯逼供的辩解也无能为力,因为我们的刑事侦查是秘密进行的,不对外界公开。外界对侦查过程无从知晓,也谈不上对侦查行为进行必要的监督。更何况被告人在侦查阶段已失去人身自由,他无法将自己受到刑讯逼供的证据固定下来。如果要求被告人承担刑讯逼供的证明责任,就相当于强迫公鸡下蛋,简直匪夷所思。因此,被告人只要提供刑讯人的姓名和刑讯的时间、地点,那么侦查机关就有义务证明讯问过程是合法进行的,即承担没有刑讯逼供的证明责任。只有这样规定举证责任,才能推动律师讯问在场制度、讯问全程录音录像制度或者其他权利保障制度在侦查阶段的建立和完善。修改刑事诉讼证明标准———将“排除一切合理怀疑”作为重刑案件的证明标准表面上看,证明标准是证据、证明问题,实际上是宏观的价值平衡问题,它直接关系到有效地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的平衡。标准过高,可能会放纵真正的罪犯,不利于维护社会秩序,人民不满意;标准过低,则容易出现冤错案件。我国目前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标准看似要求很高,它是要求所有案件都百分之百正确的证明标准,由于其主观性太强,导致司法实践中法官对它的解释很任意。对于刑事案件而言,目前的司法体制下虽然有三个机关对案件审查把关,但刑事诉讼法规定的三机关认定事实的标准是同一的,这样的标准设定使得错案很难通过诉讼程序得以排除。这就相当于用三个相同的漏斗来过滤液体,如果第一个漏斗不能将杂质过滤掉,那么后两个漏斗也基本上形同虚设。也就是说我们的刑事司法实际上是缺乏错案疏排机制的,即缺少将错案从司法程序中释放出去的机制。

刑事侦查范文7

一、侦查学学科定位问题的再次提出

随着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于2011年3月颁发的《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的出台,沉寂多时的侦查学学科定位(或曰属性)问题再次引发热论。虽然《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并未涉及到侦查学,但它将法学和公安学并列为一级学科之做法使得对侦查学学科的定位问题有了一个“额外”的证明依据,这个依据为研究侦查学学科归属等基础问题提供了契机,也为侦查学其他基础问题,如侦查主体改革问题的研究奠定了基调、确立了思路。侦查主体作为侦查学基础理论范畴应该体现侦查学的核心价值,而侦查学的价值又可从侦查学的学科定位推导出来,所以在研究侦查主体改革问题之前,应该先把侦查学的学科定位问题厘清,因为侦查学的学科定位问题不仅能够解决基础理论问题,使得侦查主体的改革有理论支撑,而且还能为侦查主体的改革提供某种思路。反过来,在研究侦查主体时,可从侦查主体这一角度发现侦查学研究的现状及存在的基本问题,尤其是其学科定位问题的解决不可逃避这些问题。只有解决其中一个,另一个才能迎刃而解。也即,侦查学学科定位问题和侦查主体问题两者相互促进、相得益彰。研究侦查学的定位问题也是在研究侦查主体问题,而研究侦查主体这一侦查学基础理论问题同样为侦查学学科定位问题做出了详细的说明。在我国,对侦查学理论的研究具有明显的滞后性,理论与实践脱节无疑是其最大的“特点”,且被认为“理所当然”,从侦查学到底属于哪一学科(学科定位,或曰学科归属)至今还未定论便可知一二。此外,在保障人权方面,侦查学的研究也具有滞后性,即相比于打击犯罪,对基本人权的保障“显得”不那么重要。这些都是有原因的:侦查学研究对象是犯罪行为和侦查行为及其相互间的关系等[1],因此重点当然会落在打击犯罪及侦查破案的对策、方法上,而必定会“厚此薄彼”。这种现象似乎从实务界部分学者对学科定位、归属的观点上得到更加“充分”的解释。

二、侦查学学科定位问题的争议及其解决

(一)学科定位的争议及新动态侦查学的学科定位问题,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但至今仍未有定论。主要观点有:侦查学是刑事法学体系中不可或缺的一个支柱(通说认为侦查学与刑法学、刑事诉讼法学并称为刑事法学“三大支柱”),或定位在犯罪学下,抑或定位到公安学里。还有一些“模棱两可”的定位,如定位为法学交叉、边缘学科、应用学科甚至是综合性学科等等。还有学者定位在准备建立的刑事科学体系中(与刑事法学体系有区别),不一而足。而将其归到刑事法学、犯罪学或交叉法学、应用法学中的话,就是说侦查学还是属于法学的;如果将公安学也定位为法学分支的话,显然,这些不同的学说之争论主要发生在法学内部(除综合性学科外,刑事科学体系尚未建立,故暂不考虑),即不论归属于哪个学科,毕竟基本还是在法学学科的框架下。

然而,《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的出台冲破了这层束缚,使之发生了改变。根据相关内容,将法学(0301)和公安学(0306)并列为一级学科——它们属于法学(03)学科门类(属于该学科门类的一级学科还有0302政治学、0303社会学、0304民族学、0305马克思主义理论),于是使得争论主要集中在法学和公安学之间了。也就是说,侦查学的学科定位涉及到法学和公安学的定位、属性和划分问题。而公安学为我国特创,与国外的警察学有交叉也有区别,其本身的称谓之科学性就饱受争议。不过,笔者无意厘清公安学和警察学的关系,只是在定位侦查学的时候不可避免有所涉及,所以暂时按照我国现行说法称其为公安学(而且公安学一级学科的成立对其概念、范围等的界定无疑指明了一条道路,有助于规范这一学科)。但是这份目录中并未涉及侦查学,那么侦查学应该归属于法学还是公安学(抑或其他学科)呢?在《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修订一稿)》中,明确规定030601K治安学、030602K侦查学、030603K边防管理等属于0306K公安学类,法学类(0301,下设有030101K法学)是与之并列的一级学科(当然它们都从属于法学学科门类03法学,如无特殊说明,后文提到的法学是指“法学”一级学科,而非法学学科门类),即在本科专业中,早已将法学类和公安学类视为平级且具体规定侦查学是公安学类的下属学科。但是,在《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目录》(2008年)中却未发现“公安学类”的身影。也就是说,由于在《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公布之前缺少与“公安学类”本科专业对应的硕士、博士专业,故理论上似乎只能将侦查学划为0301法学中的030106诉讼法学,这样它成为法学的三级或四级学科,层级为法学(一级)——诉讼法学(二级)——刑事诉讼法学(三级)——侦查学(四级),抑或法学(一级)——诉讼法学(二级)——侦查学(三级)——即学界对此观点也不一:有人认为应该属于刑事诉讼法学下属的学科(专业方向),有的则认为应该与之并列为同一级学科(这也是为什么有的学者为提升侦查学的学科地位而不断呼吁),甚至有的学校将其直接挂靠在刑法学学科之下,抑或干脆直接成为法学二级学科。不管怎样,至少在他们看来,侦查学应该属于法学下属的学科,而现实中也这么做了。但本科专业分类和硕士、博士专业分类又是极不协调的,这就引起了更大的误解。不过有学者还是坚持认为侦查学应该从属于公安学,是公安学的下属学科。但他们的观点却被199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学科分类与代码国家标准(GB/T13745-92)》以及2009年修改后的标准(GB/T13745-2009)反驳:刑事侦查学(820•3060)与刑事诉讼法学(820•3050)、民事诉讼法学(820•3040)、行政诉讼法学(820•3030)、宪法学(820•3010)、刑法学(820•3055)等并列(三大诉讼法也分开且都与侦查学并列)成为法学的三级学科(它们从属于820•30部门法学这一二级学科),显然没有公安学一席之地。简言之,之前对于侦查学属于法学的立论依据之一就是公安学也是法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其本身就无法和法学相抗衡,而讨论侦查学是否属于公安学也仅是在它们都是属于法学的情况下进行的,本质不会改变,所以问题似乎并没那么严重。然《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一经出台,侦查学属于公安学科这一观点在立论上又占据了一定的“高地”——既然公安学已经分出,之前立论的依据不成立了,是该将侦查学还给“公安学”的时候了!#p#分页标题#e#

不过,正如上文提到的,除了《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将公安学单列之外,还是有多个标准将侦查学划分为法学的,也就是说,根据不同的标准,侦查学的归属还是不尽相同。这种不同造就了实践中高校划分专业时的困惑和混乱。因为即便是公安学的归属问题解决了,其被提升为一级学科,是一种进步,但另一方面,正因为如此,侦查学的归属问题变得更加复杂,其到底是属于法学还是公安学仍未见权威定论。进一步说,如果属于法学,是将其设定为二级学科、三级学科还是四级学科呢(这几种情况上皆已述)?如果属于公安学,这种争论就小得多,实务界学者认为归为其二级学科即可。而事实上,如果属于法学,定位难(如与诉讼法学的关系)是一方面,和侦查学的主要任务不符则是另一方面(这是“侦查学属于公安学”这一观点持有者的依据,后述)。如除上面较为混乱的归属外,在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的《学科建设项目申报参考》中也有说明:以博士为例,“学校现有一级学科及专业学位目录”如下:即目前学校还是将侦查学作为法学的二级学科——诉讼法学的研究方向(相当于三级学科)。

好在公安学一级学科下来之后,这种情况有所改变,即文件中在最后提到“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设立公安学、公安技术一级学科并拟设置相应的二级学科”。此外,在随后的诸如《公安学一级学科博士、硕士学位基本要求(征求意见稿)》等文件中,也都透露出将侦查学作为公安学类二级学科之趋势。这其实也符合实务界和学界的要求,以解决本科专业和研究生专业不符之现象。因为在本科专业设置中,侦查学是属于公安学类的。①但无论如何,持“侦查学属于公安学”这种观点的人认为,如果这样定位的话,不仅解决了归属难的问题——“定性”的问题,还能很好地处理第二个方面的问题,即“定量”的问题。由此看来,实践中也逐步将侦查学向公安学靠拢了。

(二)归属法学或公安学争议的解决单依据国家相关规定就有上述这么多的争议,而从论理的角度来看,法学和公安学之间争抢侦查学亦进行得如火如荼。概言之,持“侦查学属于法学”观点的学者们(这里主要针对侦查学是刑事法学这一“通说”)的立论依据是:1.公安学本身就是属于法学的,将侦查学定位到公安学还是诉讼法学之下意义并不大,而且侦查学研究的就是犯罪行为和侦查行为及其相互间的关系,与刑法学和刑事诉讼法学的研究对象形成互补(刑法学研究的是犯罪的构成要件、罪名、量刑等实体性规范,刑事诉讼法学研究的则是各国家机关在诉讼中的权力和义务,包括侦查的运行等程序性规范),并共同成为刑事法学“三大支柱”实至名归。2.此外,将侦查学归为公安学类,有以偏概全之嫌。因为“公安学类”意味着这是一个研究公安机关这一部门的学科,而侦查在我国不止涉及公安机关,还有人民检察院、国家安全机关、军队保卫部门、监狱等主体,所以这样的分类会明显导致侦查学的研究范围变得狭窄起来,不符合逻辑。加上“公安学”本身的提法就有争议,使之更站不住脚了。3.还有人认为,正是因为侦查过程中权力滥用和权利保障的匮乏才更应该将其纳入法学,甚至是(刑事)诉讼法学范畴,使其受到法律严格的规制,这样才能更好地体现侦查的“公平”、“公正”价值,因为打击犯罪和保障人权、追求效率和公平是相辅相成的,不可偏废。简言之,公安学并非一级学科且本身有所争议、侦查学并非只研究公安机关以及侦查学,更应该维护好社会的公平和公正乃为三个论据。

然而,由于有新的规定将公安学上升为一级学科,所以持“侦查学属于公安学”观点的学者“有底气地”通过一系列论证进行批判。首先,由于上述立论第一条不存在了,故自不待言。其次,正是由于“公安学”上升为一级学科,才更应该以此为契机,好好地理顺该学科的概念、研究范围和体系等基础问题,进行充分论证。不过,就目前来看,“公安学”并不是狭义地理解为研究公安机关的学科,而是研究“公共安全”问题的学科,如怎么通过侦查破案才能充分保障社会的“公共安全”。这样的话,包括人民检察院和军队保卫部门在内的其他侦查主体亦可以打击犯罪了,而非局限于公安机关,“单一主体说”不攻自破。再次,公安学并非只研究如何打击犯罪,保障人权以及维护社会公义也是应有之义,只是由于之前的重心偏差,才让人误以为只研究破案的事,其他的与之无关。但这不妨碍将侦查学“定性”为公安学。最后,在提升侦查学的地位上,与其争论到底是将层级放在诉讼法下成为一个方向还是将它列为部门法学之中与三大诉讼法并齐,还不如直接将其列为公安学类,提升为二级,这样同样可以提升侦查学的地位且还高于那些复杂、令人困惑的归属。详细而言,之前将公安学归为法学之下,是因为将公安学的主要任务定格为研究公安机关的司法和执法内容,这两项内容都与法学密切相关,故有此说。然公安学的研究对象似乎并不限于此,反而更多的是研究“公共安全”(也就是如何打击犯罪、进行侦查)的问题,即什么是“公共安全”,有哪些“公共安全”问题,为什么会出现“公共安全”问题以及如何解决“公共安全”的问题,追求的是“稳定”效益,就价值而言则是倾向于“秩序”。反观法学,以刑事诉讼法学为例(不管侦查学与它是并列还是从属关系),刑事诉讼法的属性是“程序法”,这意味着设定该法之初衷是用来保障程序“正义”、保障公民基本“自由”的。所以,两者最终“分道扬镳”。侦查学研究犯罪侦查问题,其角度和侧重点在于“合理运用侦查策略措施和方法手段揭露与证实犯罪”,而非研究“侦查的诉讼程序和原则规定,以确定侦查机关在侦查中的权力和义务,以及侦查人员在侦查中必须遵循和不可逾越的行为规范”,[2]一个是实证研究,一个是基础研究,似乎将其归为其中抑或与之并列未免显得过于牵强,而将其归入公安学更能体现“公安”特色、“实践”特色,因为侦查学发端于“技艺”,讲求的更多的当然是方法、手段、措施、谋略这些“非规范性”的知识,而将其归为“规范性”较强的法学学科似乎有所不妥。#p#分页标题#e#

持“侦查学属于公安学”观点的学者进一步认为,依据前面第三点的提出最多只是说明之前的“定量”把握不准,即对于侦查学的中心任务之定量分配拿捏不到位。将侦查学归入“公安学”是“定性”问题,待这个问题解决后,便可涉及“定量”问题,而反对者提到的实际上是“定量”的问题,也即研究任务的分配问题。就是说,这种疑虑并不能改变侦查学属于公安学的根本属性,而最多只能说侦查学还具有某些法学类学科的特性(毕竟还是属于法学学科这一大门类的),而且这样说也许是最稳妥的,就像有学者提到的“侦查权的性质是行政权,但现代侦查权又具有一定司法化倾向”[3](即侦查权本质上是行政权,但仍具有某些司法权的特性)一样。“定性”问题解决后则具体到“定量”问题——研究任务的分配。刑事侦查学是在认识犯罪活动、侦查活动和二者互相规律的基础上,研究揭露、证实犯罪、揭发确认犯罪嫌疑人的方法、对策的一门应用学科——侦查活动是其核心内容。

简言之,侦查活动就是各种专门调查工作和强制措施的集合。[4]所以,它偏重的是各种技术手段、方法、措施、谋略的具体应用问题,目的显然是收集证据,揭露、证实犯罪,查缉犯罪嫌疑人。故打击犯罪、抓获犯罪嫌疑人无疑是摆在侦查人员面前首要的、也是最重要的课题,至于保障人权则退居次位,这种安排总体来说是符合侦查的本质属性的,也是侦查学学科之“定性”对它的要求——总的方向是“打击犯罪”、“维护社会秩序”。但在性质归属已然确定的情况下,也不可忽略“定量”的要求,即此时应该将其研究任务进行分解加以分配——现代意义的侦查不仅要求我们研究如何能够灵活、广泛地运用各种技术手段、方法、措施、谋略将案件破获,包括做到“犯罪事实已有证据证明”、“有证据证明犯罪事实是犯罪嫌疑人实施的”以及“犯罪嫌疑人或者主要犯罪嫌疑人已经归案”,①还需要探讨如何按照法学理念、法定程序进行这些行为。也就是在研究同犯罪作斗争的对策的同时,还应该分析如何保障基本的人权。其实这两者并不冲突,因为侦查主体发挥其主观能动性侦破案件的本身就是在维护公民的权利——既保障犯罪嫌疑人的权利,不冤枉无罪之人;也保障其它公民的权利,不放过有罪之人(使其不再犯罪)。

这样的研究实际上“调和”了两派观点——在确定侦查学为“公安学”的同时,还具有某些“法学”之特征,故两者不可偏废,只是之前重心可能放在研究对策上,现在要补上研究保障公平、公正这一课。“定量”研究并不是说研究对策和研究保障人权之分配非得有一个十分具体的数值,如8:2或7:3之类的,而且也不可能这么精准地达到,只是说这种定量的分配应该较之前适当地多留一部分空间给“程序”方面,同时也不是说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完全关注侦查阶段人权保障的事,但也不能完全不关注)。这样的研究任务之配置才是较为合理的,才不会本末倒置。只要按照基本的法律规定办事,不超越权限,不滥用职权,加强有关法律意识并从实践中对如何完善人权保障的立法有所贡献即可,因为毕竟侦查阶段还不是审判阶段,它更注重的是如何将“秩序”管理好,而至于“自由”的问题(侦查阶段当然也要考虑但显然不是重点),可留给审判阶段重点考虑。所以研究的重点自然就在如何利用各种技术手段、方法、措施、谋略打击犯罪,此其一。其二,也要防止将侦查学归为公安学一级学科后,研究重心彻底倒向对对策的研究之倾向发生,因为受到历史等因素的影响,人权问题在侦查阶段同样应该受到重视,不可忽略。这种重视其实也对“秩序”问题有所裨益,因为如果侦查阶段的权力过大,不受到任何的制约和监督,它反过来又会导致侦查主体使用的技术手段、方法、措施、谋略显得过于简单,进而不必将其研究得过于深刻,因为靠权力压制即可,不用再费多大力气去开展侦查,这点体现在讯问过程中的刑讯逼供上,也体现在肆意地运用拘留、逮捕等强制措施上,即还是从人到案的思路,这显然不利于侦查学的发展,当然也就不利于诸如侦查主体改革等一系列问题的展开。

三、侦查学学科定位问题对侦查主体改革的启示

从上述对侦查学归属争议及其解决方法之分析来看,对侦查主体改革的启示至少有4个方面。而这4个方面,都不可避免地提到侦查权的问题,这对于“侦查学归属公安学而同时具有某种法学特性”之见解而言尤是如此。如果将侦查主体视为一个系统的话,那么,侦查主体由侦查主体要素、结构(包括其发挥的功能)及包绕它的环境组成。侦查主体进行改革,就是要素、结构(及其功能)和环境的改革,这些改革或多或少会涉及到侦查权的问题,而改革的目标无非就是使侦查主体更加“科学化”和“法治化”,它们正好对应侦查权的两个方面——“扩”与“限”。具体到侦查学中侦查主体的问题,需要的不仅是“科学化”,还需要“法治化”。这种分类能较好地解决侦查主体存在的问题、推动侦查主体的改革。

第一,不能将侦查学归为公安学的立论依据之一便是侦查学不仅研究公安机关这一个侦查主体,还要研究其他诸如人民检察院等侦查主体。反对者认为公安学是关于“公共安全”的,而“公共安全”不仅仅是“公安机关”的事,也是其他侦查主体的事,即他们与反对者对概念的理解不同,虽如此,但仍不得不深入下去仔细分析侦查主体的问题。为什么会出现认为侦查学就是研究公安机关的侦查活动的情况?因为我们国家其他4个侦查主体,除了国家安全机关(名字上总算有“安全”两字,有点沾边)之外,其他3个侦查主体确实饱受争议,尤其是在它们行使侦查权的问题上。以监狱和检察机关为例。先看监狱,焦点在于刑罚执行权与侦查权的权力混淆问题。监狱作为刑罚执行机关,其任务显然是为了执行刑罚,此外,它还具有改造、防卫等功能。无论从任务、功能和效率上看,它都与侦查格格不入,而且会影响侦查的效率。为此,学者们大多认为应该废除监狱的侦查权。再看检察机关。检察机关作为侦查主体,是争论最大也是最多的。争论的焦点主要在于:是否能赋予人民检察院对职务犯罪案件的自侦权?反对者认为不应该赋予人民检察院这项权力,因为人民检察院的监督权和侦查权有矛盾之处,硬把两者“塞”在一起,结果是两项权力都得不到有效地行使,监督权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侦查权的行使也不顺畅。由此看来,监狱的刑罚执行权和侦查权的交织问题、检察机关的监督权和侦查权的冲突问题都会为这两个主体是否应该成为侦查主体带来不小的挑战。这是侦查主体的要素改革问题,其实也是侦查权到底归为法学还是公安学的一个争议点。因为如果属于法学,理所当然要“重点”遏制侦查权的行使,即“限权”。权力作为一个整体是如何被整体授予给国家机关的,授予后各个国家机关又如何分配,以及对各种权力怎么限制等都是值得研究的。而一旦出现问题,便会造成权力滥用之势。这也是持“侦查学应该属于法学”观点的人的理由之一。如果属于公安学,由于“重点”在于更好地打击犯罪,显然监狱也好、检察机关也罢,它们对完成该项任务有一定的地理优势(监狱场所)和地位优势(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地位),按照“优先打击犯罪”之原则,它们成为侦查主体的要素则是理所当然的。至于权力的扩张问题则可以进行局部调整,问题不大。在侦查学的归属问题之争论中涉及到侦查主体的要素问题,让我们深入下去分析,于是发现,要素问题又反过来要求侦查学的学科定位作出指导,可见定位问题的重要性。#p#分页标题#e#

第二,侦查主体的改革需要提高效率,这是侦查主体的结构及其功能改革问题。实际上,这也是将侦查学归为公安学后最大的启示。因为公安学研究的中心是在“维持秩序”上,这与提高侦查主体打击犯罪力度和扩宽侦查主体打击范围不谋而合。就目前来看,可细分为侦查主体的相关体制的改革和机制的改革。这两种改革在中国都有实验,如十几年前的“侦审合一”之改革、最近几年的“警务改革”以及“信息主导侦查”机制的提出与完善等等。目的都是如何通过适当地“扩权”,即如何在现有框架内最大程度地利用权力来打击犯罪、预防犯罪。首先需要明确的是,这些改革的重点在于怎么做才能推进侦查破案任务,于是从人员、机构和案件等方面着手进行,也称“管好人”、“管好案”。对于人员,当然是如何发挥其能动性的问题,如引入激励机制、竞争机制等;对于机构,改革的初衷则是要使其“扁平化”,这也是世界侦查主体发展的趋势,也是消除机构臃肿的必由之路;至于案件,要突破侦查瓶颈、建立破案机制,在“管大案”的同时,还要管好小案。然侦查机构的改革问题受到学科归属的影响。机构改革当然是沿着如何使机构健康、有序地运转,使管理层级逐渐减少的方向进行,“撤销公安分局、做强派出所”或“撤销派出所、做强公安分局”的改革便是实例。然而,就在追求机构简约化能够提高侦查效率的同时,却忽略了与法律接轨,即“公正、公平”的问题。派出所取代了公安分局,其办案权如何评价?根据现有的法律、法规乃至公安部自发的文件,都没有提到派出所能够像县级公安机关那样,有完全的办案权——在2005年12月30日公安部下发的《关于建立派出所和刑警队办理刑事案件工作机制的意见》(公通字[2005]100号)中,也只提到派出所仅能办理5类刑事案件,而诸如故意杀人案等11类案件派出所无权办理。①但是,一旦撤销公安分局只保留派出所,似乎意味着以前公安分局管辖的案件,类似故意杀人案之类的严重犯罪案件归派出所管辖,这显然不符合上述规定;而将其转交给市一级的公安局来管辖,会导致其工作量明显增大,降低效率,不符合改革之初衷,从而形成进退两难的局面。这就是侦查学脱离法学特性之后果。不按照法律规定办事,势必会导致改革步履维艰。

第三,侦查主体的改革还需要调整侦查主体与非侦查主体之间的关系问题,这同样归为侦查主体的结构及其功能改革问题。典型的如我国到底是采取“检警一体”/“检警分离”,还是“检察引导侦查”,抑或是“检察监督侦查”之模式呢?通过深入分析检警关系、检法关系、警法关系等一系列的主体间之关系,提供各类“关系模式”以供借鉴,试图从中建构出最适合我国国情的主体间和谐关系。理顺侦查主体之间以及侦查主体和非侦查主体之间的关系,尽可能最大限度地开展协作并达到维护公共安全之目的。这当然是公安学应有之义。第四,环境也在侦查主体的改革中起到不小的作用。研究一个系统,除了研究它内部各组成部分(要素)及其相互联系(结构)之外,同样不能忽视包绕它的“环境”。研究环境,不仅要洞察环境本身,还要发掘环境对侦查主体的正面和负面的影响,以及探究如何利用环境优化侦查主体的结构、提高侦查主体的侦查效率和平衡侦查主体的权力。如为面对日益复杂的打击犯罪之形势,并加快欧盟法律的一体化,欧盟一些国家设立了一种新的(联合)侦查主体——欧盟联合调查小组(jointinvestigationteam),这是一种实践上的有益探索。学者们认为,新设置侦查主体的目的是为了提高侦查效率,打击犯罪——贯彻侦查效率原则,也是为了应付越来越多的跨国犯罪(被视为国际大环境)。特殊形式的跨国侦查手段(权力)包括:讯问嫌疑人、询问证人、询问专家、控制下交付、卧底侦查、截获通讯等,这些手段的联合使用,能够极大地提高跨国之间、跨区域之间的侦查效率,节约侦查成本,即便是因专案而临时特设的联合调查小组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5]

刑事侦查范文8

今天“,大教育”“、大培训”日益成为了公安边防教育的主流,尤其是以“抓基层、打基础、苦练基本功”为内容的“三基工作”在公安实战部门开展以来,广大的公安武警院校毕业生越来越感到在学校里学到的侦查学知识和公安边防实战有较大的距离。“一出校门,脑袋空空”“、只会背书、不会动手”的现象在公安武警院校的毕业学员中并不少见。刑事侦查学作为公安学教学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公安教育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公安边防部队作为具有侦查权的国家军事力量,在侦查队伍中特色明显、地位突出。侦查学教学如何适应新时期边防实战的需要,构建贴近边防实战的侦查学教学模式,已是当前公安武警院校亟待解决的一个重要课题。

一、建立服务于边防实战的课程体系

笔者认为,侦查学的课程设置,应适应时展的需要,适应社会转型时期公安边防工作的需要,立足于高等院校所确立的“培养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高级人才”这一人才培养模式,突出公安边防特色,就要紧紧抓住侦查学贴近边防实战这个关键,建立服务于边防实战的课程体系。为此,我们根据侦查学人才培养目标和规格,遵循“宽口径、厚基础、重能力、会应用、求创新”这一人才培养模式,改革课程设置体系,全面修订教学计划、教学大纲,在强调“两个基础”、突出“一个重点”的基础上,初步构建起服务于边防实战,服务于现代侦查工作新格局的课程设置体系。所谓“两个基础”,就是围绕侦查学科群中公共基础课和专业基础课两大课程体系,增加培养学生“人文精神”和“科学素养”的课程。这不仅解决了当代大学生做人的基本内涵,而且也是解决多年来困扰侦查学科培养的大学生参加工作后存在着后劲不足的有效手段。“一个重点”,就是在专业课的设置上,注重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在课程设置上着重加强实践教学内容。如增强实验设备,安排好实验课;开展案例教学和模拟教学;开辟、建设好实习基地等等。值得一提的是强调两个基础,突出一个重点,实际上解决的是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二者之间的关系问题。它既要注重本科院校理论教学的层次性,又要发挥本科院校实践教学的功效。

二、在发展中进行课程内容的调整和改革

课程内容,包括课程的讲授内容和训练内容,它的确立是解决培养对象的知识结构和能力结构的关键环节,也是实现侦查学能否贴近边防实战的核心。传统意义上的侦查学的课程内容多存在着以知识传授为主,课程与课程之间不可避免有重复、交叉等现象。其体现的就是教材内容陈旧,缺乏针对性、应用性和指导性。其结果就是培养的学员参加工作后往往有较长的适应期。针对存在的问题,如果不对课程内容进行调整与改革,将会严重束缚侦查学的发展。为此,打破原有的课程内容体系,进行优化组合,实现学习内容和培养能力相一致,是当前侦查学发展的首要任务。

(一)调整课程内容体系,保证侦查学教学内容和边防实践同步发展一是理清不同课程内容的着眼点,避免课程内容之间不必要的重复和交叉。原有的侦查学由于过多强调课程体系的完整性,因此,不同程度存在着内容交叉、讲授重复的现象,如侦查学课程与预审课程的交叉以及侦查学课程与边防案件侦查学课程的交叉等。为解决这一问题,我们在充分论证的基础上,突出不同课程解决同一内容的着眼点,注重不同课程内容与边防实践联系的特定性、有效性和指导性,从而有效地避免不同课程就同一内容千篇一律的通病,在《刑事侦查学》中剔除《侦查讯问学》和《边防案件侦查学》中的雷同内容,仅作简单的介绍,避免教学资源的浪费;二是遵循精讲多练原则,强调理论讲授和实际操作能力同步发展。侦查学课程内容主要包括理论讲授和训练教学两大部分。传统意义上的侦查学教学偏重课程内容的理论讲授,而训练教学往往存在着明显的不足。为此,我们提出侦查学教学应遵循理论讲授和训练教学并重、精讲多练等原则,与边防战术教学团队建立起互帮互助的教学关系,取长补短、兼容并蓄,并充分利用现有的实验、实训场馆设置实战情景,使侦查学理论教学应与边防实践贴近、贴紧,训练教学侧重培养学生的侦查思维能力、各种警务技能及其他边防工作对现代人才要求的能力。

(二)围绕侦查工作热点、难点问题开设专题讲座,使侦查学课程内容贴近边防实战侦查热点问题指的是在某一时期被侦查部门本身、群众和社会媒体所普遍关注的问题,这些问题一般是争议较大的问题;难点问题是指在侦查实践中容易出现纰漏,侦查人员在工作中较难把握的问题。热点问题和难点问题是否能妥善处理都关系到侦查目的和价值能否实现的问题,了解这些问题和培养解决这些问题的能力是侦查学教学的关键问题,是贴近实战教学的主要内容。侦查为丰富侦查学科贴近实战的内容,我们每学期都就侦查工作热点、难点问题为在校本科生开设专题讲座。一是聘清边防部队第一线的具有丰富工作经验和理论水平的专家定期就现阶段刑事犯罪特点、规律和侦查工作新思路、新方法开设专题讲座。二是积极组织相关教师随时追踪侦查工作出现的新问题、新情况,经认真研究和准备为学生开设专题讲座。每个学期末,我们都会将本学期获取的新的信息编辑成册,让学员利用假期时间反复研判,消化吸收。这种形式为侦查学贴近边防实战提供了丰富多彩的手段。

(三)修订和编写新教材,力争反映目前刑侦工作发展和现实需要针对教材内容相对陈旧,无法适应课程改革,无法满足边防刑侦工作和侦查学教学需要的状况,我们在大量教学调查的基础上,全面修订和重新编写《刑事案件侦查》、《侦查讯问学》、《边防案件侦查学》等教材。修订和编写的新教材充分体现了新时期刑事犯罪活动的规律、特点和侦查部门的新侦查对策,增加实践教学内容,强化操作技能训练,紧紧把握理论与实践的结合点,突出实用性、针对性和指导性。除此之外,我们还将实战中出现的典型案例以练习册的形式进行编撰,鼓励学员利用教材上的知识解决实战问题,并将其用分值量化,作为考核实战能力的一大指标。

三、实施现代化教学手段和多样化教学方法

在教学方式方法上,近年来,我们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注重实战能力的培养,全面改革以传授知识为主要形式的课堂教学模式,改进教学方法和手段,实现了教学手段的现代化和教学方法的多样化,围绕侦查学贴近边防实战的现实要求,实施现代化教学手段和多样化教学方法,从而大大提高了侦查学贴近边防实战的现代化水平,丰富了侦查学贴近边防实战的具体形式。#p#分页标题#e#

(一)采用多媒体教学,提高侦查学贴近实战的效果多媒体教学可以再现真实的案件环境,创造近于真实的侦查过程,使教学对象感觉身临其境,感受紧张激烈、跌宕起伏、险象环生的“侦查”。如《刑事案件侦查》课CAI课件,在搜集大量典型的案件侦查素材的基础上,利用计算机辅助设计在教学中收到很好的效果,尤其是在现场勘查部分,大量的中外典型的有说服力、有影响的现场材料,利用多媒体生动真实地展现在学生面前,运用动画效果指导学生如何进行现场保护,如何划定侦查范围,如何根据现场实际情况确定勘查实施方案以及如何采取紧急措施。起到“直通现场,感受真实”的教学效果。每年,学院都会组织课件大比武,将内容新颖、形式多样、教学效果明显的优秀课件在全院展播评比,并按获奖等级发放奖金,侦查学教学团队每次都名列前茅。

(二)开展模拟训练教学,注重侦查学贴近边防实战的技能训练模拟训练教学法是一种设置模拟环境并由教师组织、学员扮演模拟环境中的角色“,从事”巡逻、现场勘查、调查、搜查、审讯、查缉等警务活动,达到提高学员实际警务技能的方法,它是集多种学科知识于一体,启发学生开动脑筋,综合锻炼其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提高警务技能的一种有效方法。模拟训练教学法在《刑事案件侦查》、《边防案件侦查》、《侦查讯问学》等课程中得到了广泛应用,收到良好效果。模拟训练教学法,不仅为在校学生提供了一套系统的不同经历的实践机会,缩短了理论教学和边防实战的距离,而且能够在有限的时间内,使学员各方面的专业技能与判断能力都得到充分锻炼,为适应未来边防刑侦工作创造条件。

(三)加强课堂教学中的案例教学,培养学生贴近边防实战的侦查思维能力案例教学法具有直观、生动、形象、学生易于接受的特点,因此,它是目前公安专业教育中具有特色的一种方法,也是解决侦查学贴近边防实战的重要教学方法。案例教学法能够使学生所学的静态的理论知识与鲜活的警察实际活动结合起来,从而培养学生的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尤其是边防部队负责侦查的边境偷渡、边境和走私等刑事案件,在传统的刑事侦查学教学体系中没有论述,单纯的理论讲述也难以让学员真正理解这些案件的特点和侦查途径,这正需要采用形象的案例教学法弥补理论教学的不足,做到侦查理论联系边防实战。

(四)改革“一卷定音”的考试制度,建立卷能结合、重在能力的考试方法因传统的教学多以理论讲授为主,因此,对学生学习成绩和能力的评价基本上采取期末考试一卷定音办法。一卷定音的导向往往导致学生重书本轻实践,重理论轻技能,重分数轻能力。因此围绕着侦查学实践性强、操作性强的课程,实行卷能结合、卷能并重、重在能力的考试方法势在必行。我们在侦查学的《边防案件侦查》、《刑事案件侦查》、《侦查讯问学》等课程率先实行知识性和技能性并重的考试方法,取得了良好效果。如《刑事侦查学》,采取了“总成绩=笔试+口试+实际操作+平时成绩”的模式。其中的实际操作在实训场馆内进行,各队学员分组操作,依照课程进度,分别进行指纹检验、足迹检验、文件检验、刑事摄影、现场勘查共5次操作实验,教师依据学员表现给出每次实验的分数,相加后乘以一定系数作为最终学生成绩的一部分。这样既可以考察学员基本知识的掌握情况,又可以考察学员的技能掌握情况,学员可以根据自己的特点和优势在理论课和实践课之间取长补短。

四、为侦查学贴近边防实战提供智力支持和人才支持

为侦查学贴近边防实战提供智力支持和人才支持,就是要加强师资队伍建设,实现培养好学员和师资队伍建设的双赢战略。在以人为本的知识经济时代,重视师资培养,加强师资队伍建设是解决侦查学贴近边防实战的智力和人才要素。因此,在师资队伍的培养和建设上,我们采取“走出去,请进来”的双赢战略,为侦查学贴近边防实战探索出一条行之有效的途径。

(一)以制度规定方式,为侦查学专业课教师到公安边防部队实战部门挂职锻炼、实习和调研创造条件针对侦查专业教师普遍存在的知识陈旧、缺乏实践经验、大多纸上谈兵、坐而论道的问题,根据有关要求,教师每隔5年必须到公安边防部队实战部门挂职锻炼或进行实战实习。没有挂职经历的教师,不得晋升职称和参评优秀称号。同时,对挂职锻炼、实习的教师提出了相应的规定,即必须在挂职前就制定好实战调研计划,回校后将调研数据、成果以书面形式上交系部并报训练部和政治部备案。这一方式不仅能及时地把公安边防一线最鲜活的案例运用到课堂上去,而且是解决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脱节的有效措施。

(二)建立客座教师制度近几年来,我们聘请了多位具有丰富实践经验、较强理论水平和表达能力的专家为客座教授,给本科生开设专题讲座,并且将这一做法制度化。目前,大部分省级总队的参谋长和副参谋长都被聘为客座教授。聘请边防实战部门的专家授课的积极意义在于:一是有助于增加教学内容的实用性和针对性;二是有助于学员及时了解当前刑事犯罪的规律和特点,掌握与犯罪分了作斗争的策略和技能,提高边防部门侦查破案的谋略和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