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贷年中总结范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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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贷年中总结

信贷年中总结范文1

本文针对我国在积极推进农业产业化、实现现代农业的过程中金融体制障化、融资渠道狭窄资金外流严重的现状分析,来探讨构建适合推进农业产业化发展的农村投融资体制。

关键词:

农业产业化;市场化;投融资

农业产业化是在农村商品经济发展过程中,农民实践创造后各级总结完善的一种农村生产经营模式。其基本内容是以资源为基础,以市场为导向,以产品为龙头,以不同所有制形式的企业为依托,以“公司+基地+农户”为主要形式,实行生产布局规模化,农工商一体化,产、供、销一条龙的生产经营模式。积极推进农业产业化发展,促进农产品加工转化增值,发展高产、优质、高效、生态、安全农业,是发展现代农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要内容。农村金融体制缺失、农业产业化企业资金短缺,融资困难。可以说农村投融资体制的不完善是制约和壮大农业产业化发展的最主要的原因。2015年12月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强调,“地方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坚持不懈厚植重农氛围,把农业农村工作放到重中之重位置。优先保障财政对农业农村投入,确保力度不减弱、总量有增加。要加大涉农资金的整合力度,发挥财政投入对结构性改革的引导作用,撬动更多社会资金投入农业农村。”可见,农村金融体系在农村发展过程中的重要性,以及农村金融改革的紧迫性,如何很好地贯彻落实中共中央有关文件精神,构建与农村发展相适应的农村投融资体系,积极推进农业产业化发展,加快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一、目前我国农村资金快速增长与金融体系的资金供给

严重不足的矛盾日益凸现,“桎梏”着农业产业化发展农村金融服务需求的包括农户、农村企业和政府。不同主体的信贷能力具有鲜明的层次性特征,需要相应的金融组织来满足其需求。根据有关对未来农业发展投资需求的研究,农业发展的目标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农业经济增长;二是农民收入增加。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这两个目标有着同等重要地位,农业投融资总量必须能同时满足这两个目标的实现。根据两种农业发展目标分别进行预测;①到2010年,为满足农业经济增长目标需求资金需求量为6613亿元;为满足农民收入增长目标则需要6447亿元,为了满足农业发展的投资需求量,以不变价格计算,2001-2010年间农业投资总量年均增长2.5%,但是1978年以来,我国财政支农支出占农业总投资的比重逐年下降,1978年为31.4%,1985年降为19.6%,1990年降为17%。因此,为保证农业发展目标的实现,在受我国发展水平制约财政支出不可能大幅度提高的硬约束下,建立完善的农村投融资体系,促进农村信贷资金投入至关重要。从供给角度看,目前农业贷款仍是农业融资的主要形式,可以说,金融机构对农业的投入力度不足,农业获取资金的渠道单一成为制约农业投资规模快速增加的两大关键因素。从11个省100个县抽样中金融机构的支农情况看:②1984年—2002年间贷款余额年均增幅为20.73%,小于同期存款余额24.51%的增加速度,当年净增贷款额年均增长11.20%,小于同期存款净增长额增加速度6.77个百分点,并且绝对数值偏低,2002年当年净增贷款额仅为人均501.88元/人;金融机构投向农业的当年贷款净增额在18年中年均增长10.99%,2002年只有109.52元/人,仅为金融机构当年净增贷款额的21.82%。从以上分析可见,农村金融机构在很大程度上难以有效起到资金支农的作用。

二、现行的农村投融资体制不健全,是积极推进农业产业化发展的“瓶颈”

从总体上说,新的农村金融组织体系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但也应该注意到,我国农村投融体制仍存在着诸多不容忽视的问题,一系列问题叠加构成了我国农业产业化和农业可持续发展的“瓶颈”。具体体现在:

(一)农业产业结构逐步优化与农业金融市场发展缓慢的矛盾

我国农业生产已经由粗放型增长方式向集约型增长方式转变,农业产业结构调整步伐加快,农业发展对资金的需求量和需求结构发生了变化。一是传统的农业种值业比重下降,相对于非传统种植业所占份额上升。二是“公司+基地+农户”的农业产业化经营格局已初具规模。但是,农业产业结构相对应的信贷结构和农业金融市场发展缓慢却不能及时调整以适应新型农业对金融的需求:一是农业金融机构贷款投放主要局限于传统小农业领域,规模小、贷款期限短,缺乏针对大农业的固定资产贷款和更新改造中长期贷款。更为严重的是,随着国有商业银行商业化进程加快、农村金融网点的撤并,贷款权限上收,农村信贷资金更为匮乏。二是农村企业融资渠道狭窄,股权融资门榄高,所占比重很少,间接融资仍占主导地位。外部融资的主要渠道是债务融资。而债务融资的绝大部分来源于农村信用社的供给。在融资需求得不到满足的情况下,较多的农村中小企业不得不以非正规金融形式融资。

(二)投融资体制缺位,导致农村资金外流,加剧了农业产业化发展资金供应的矛盾

尽管农村金融体制的重构工作已经完成,农村正规金融机构的种类增加了,但受商业利益冲击,机构总量却呈减少趋势,金融资源大幅度向城市集中、农业资金流出严重,农村信贷投入总量和增幅趋于减少,农民的钱不能用于农业和农村的发展,导致农村正规金融供给不足,农户和企业缺乏有效的融资。从某种意义上,我国农村还没有形成统一的金融支持体系。

三、“破茧”构建积极推进农业产业化投融资体制的新路径

我国作为农业大国,有着9亿农业、二亿三千万农户的农村,如果没有农村的现代化就没有全国的现代化,因此,农业的发展对于我国而言同样具有极为重要的战略地位。而农村的发展必须建立在农村产业结构的转化升级的基础上,大力推进农业产业化发展才是农村现代化的根本出路。

(一)以市场化为导向,重构农村投融资体系

按照市场化要求重构农村投融资体系,关键在于明确农村投融资体系的层次关系,严格界定职能,切实发挥应有的作用。一是构建分工明确,相互配合,运转良好的农村金融机构体系。逐步建立起以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为主导,农村信用合作社和中国农业银行为两民翼,国家开发银行和其他商业银行等机构为有效补充的稳定的活跃的农村金融信用体系发挥中国农业发展银行的服务功能,全面提升农村金融机构经营水平,以产权改革为核心,推进农村信用社改革。二是拓展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信贷支农业务的范围,实现中国发展银行对农村政策贷款的统一管理,以确保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发挥更大的支农作用。

(二)以支农资金为重点,拓宽农村企业融资渠道

第一,建立适应农业产业化发展需要的中小资本市场,让更多的资金通过直接融资渠道进入农业产业化生产领域。第二,取消对农村企业发行债券的某些限制,允许和鼓励产业化龙头企业在一定范围内通过发行债券或股票进行融资,增强直接融资能力;鼓励和引导以农村信用社为主的符合条件的农村金融机构参与货币市场业务,增加资金来源,提高支农实力,改善经营效益。第三,大力发展农村票据市场,灵活操作货币政策工具,不断调整和优化再贴现资源的分配结构,引导农村金融机构适当增加对农业产业化企业的票据贴现,扩大票据融资规模,扩大资金供给,缓解农村资金的紧张状况。第四,地方政府部门出台优惠政策,在税收、银行贷款等方面提供方便,引导民间资金增加对农业的投入,同时积极吸引外商投资经营农村企业或与农村企业合资、参股经营。第五,建立农村资金反哺回流机构。

(三)以政策性金融性为支点。建立完善的农业产业化投融资保障机制

农业本身属于弱势产业,它同工商业相比,除了市场风险外,还要面临自然灾害风险,这无疑增大了农业贷款的风险度,农业的这种弱势性决定要以财政支农和政策性金融为支点来为农业产业化发展保驾护航。一是在国家层面成立国务院农业投融资委员会,将国务院扶贫办、国家农业综合开发办、财政部、农业部等各涉农政府部门的农业项目财政资金,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国家开发展银行、中国农业银行,农村信用社等涉及金融机构的政策性信贷资金,以及各级政府的财政支农资金统一归到农业投融资委员会统筹使用;第二,加大对农村金融的扶植力度,主要应加大政策投入和资金投入。政策投入主要体现在积极推动农村金融的方法工作,应当尽早对各类农村金融形式进行立法保护;第三,构建农业政策性保险体系。农业经济是一个受自然因素影响较大的高风险性基础产业,必须通过设置风险分散机制来降低农业风险。第四,实行财政补贴政策。

(四)健全民间投融资体系,制订民间投融资法制,使民间资金汇聚到农业产业化发展中来

在当前农村金融的信贷资金供给与服务滞后,农业产业化发展需求的现状下,如何规范管理,进一步扩大,激活民间投融资活动,已成为解决农业产业化经营企业融资难的重要手段。一是要建立民间投融资服务体系,优化民间投融资环境,帮助民间投资者建立规范的产权制度,财会制度和人员培训制度;二是疏通民间投融资渠道,规避民间投融资风险;三是大力发展适应民间投资需要的多层次金融体系;四是规范民间借贷行为,使其成为弥补金融供给不足的有力手段;五是制定相应的监管制度,对此实行强有力的监管,兴利避害、规范运作。

作者:徐晓阳 单位:湖南汽车工程职业学院

注释:

①农业部软科学委员会办公室主编、《农业投入与财税政策》、2001年中国农业出版社。

②李光、《中国农村投融资体制改革研究》,2005年9月,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参考文献:

[1]李光.中国农村投融资体制改革研究.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5,9.

[2]瞿振元,等.中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3.

信贷年中总结范文2

[关键词]绿色信贷;商业银行;信贷结构;经营绩效

一、引言

绿色信贷一词起源于绿色金融,绿色金融则属于绿色文明的一部分,绿色文明是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相互相生的文明。自从第一次工业革命以来,人类经济发展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但也正是因为人类的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对环境的危害,使得人类为此付出惨痛的代价,例如:资源枯竭、生态污染等。绿色信贷被称为可持续金融或环境金融,通过差异化定价引导企业进行绿色生产活动,引导资金流向环保产业的一种信贷方式。这种方式可以促进产业优化升级,利用经济杠杆达到事前治理的目的,与以往的事后治理不同,还有利于摆脱银行业长期存在的“呆账”、“坏账”的现象。

二、绿色信贷发展现状

相较于其他国家,我国绿色信贷处在萌芽阶段,为促进银行业发展,2012年2月24日中国银行监督委员会《绿色信贷指引》,从指引以来我国绿色信贷迅速发展,2018年中国人民银行《中国绿色金融发展报告(2018)》,对2018年我国绿色金融发展情况进行了全面总结,截至2018年年末,全国银行业金融机构绿色信贷余额为8.23万亿元,同比增长16%;全年新增1.13万亿元,在同期企业和其他单位的贷款增长中,比例为14.2%,各家商业银行也紧跟国家经济政策改革,通过对绿色信贷的支持,调整信贷结构,减少不良贷款率。中国人民银行数据显示,从2013年年末至2020年年末,我国21家主要银行机构绿色信贷余额从5.2万亿元增加至11万亿元。目前,各大商业银行绿色信贷的比重还有上升的趋势。虽然比重逐年增高,但是各大商业银行的标准不一、监管不力等问题也逐渐显现出来,绿色信贷作为绿色金融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其体系的完善之路还任重道远。

三、绿色信贷对商业银行的影响

(一)对商业银行信贷结构的影响。绿色信贷对银行绿色信贷的调整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使商业银行资产质量得到进一步提高。“两高一剩”产业的信贷贷款逐渐减少,环保企业的信贷规模逐渐扩大,同时削减前景欠佳的企业信用贷款,有利于改善信贷结构,把信用贷款用到绿色环保的企业中去,推进绿色企业的发展,带动整个经济健康持续发展。目前,我国的各大商业银行机构正积极的完善绿色信贷体系,许多银行实施“环保一票否决制”,编制各自符合本银行的绿色指引,还有些银行推出“绿色四分法”,对于绿色、蓝色企业加大扶持,对于黄色红色企业有计划的退出,这些创新方法的实施不断的完善了银行的信贷结构,推动了绿色金融产品的发展。因此,绿色信贷对商业银行信贷结构的调整有一定的存进作用,同时也加速了传统企业的优化升级。

(二)对商业银行经营绩效的影响。从成本的角度看,成本费用的增加对商业银行的经营效益产生负面的影响。商业银行信贷业务的成本大多来源于商业银行放贷过程中人员成本的增加、审核企业资质费用的增加、对收集放贷企业信息资讯费用的增加等。不断发展商业银行的绿色信贷的过程中成本也随之增加,使银行的经营效益减少。从生产周期角度看,绿色项目建设周期长对商业银行的经营效益产生负面的影响。一些绿色企业生产周期较长,收益率偏低,一些高耗能的企业收益率很高,银行减少对这些企业的放贷,对商业银行的利息收入将产生直接影响,使商业银行处于两难抉择的尴尬境地。从商业银行的长期发展角度看,绿色信贷比重的增加对商业银行的经营效益产生正面的影响。虽然短时间来看,由于前期人员成本的投入、审批项目的成本增加,商业银行的经营效益可能会减少,但是从长期来看,商业银行创新开展中间业务,改变传统的借贷利差模式,创新金融产品,从而增加商业银行的经营效益,使商业银行转型经营模式提供了新的增长点。例如:2008年兴业银行自愿加入“赤道原则”以来,到目前形成多种与绿色金融相关的金融产品,通过创新的的方式,为商业银行未来发展打下基础,因此,绿色信贷的长期发展可以增加企业的经营效益。

(三)对商业银行社会声誉的影响。绿色信贷对商业银行的社会声誉具有正面的影响。我国要求商业银行定期披露社会责任报告,报告不仅体现银行对社会经济发展贡献,还体现对环保事业的支持。绿色信贷余额是社会责任报告中的一个重要部分,履行社会责任是银行提升竞争力的重要途径,当前的市场不仅是技术、质量、价格的竞争,还包括社会声誉的竞争,声誉好的企业越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站立一席之地。因此,绿色信贷可以提升商业银行的声誉,使银行业对其他金融机构形成模范带头做用,最终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

四、商业银行发展绿色信贷的对策建议

(一)政府要加强政策引导。许多绿色工程建设周期长,收益低。一方面,金融机构对这类绿色项目的支持程度小,在当前经济形势下,需要进一步的政策和制度上的引导,还可以通过增加财政补贴来提高绿色项目的吸引力。另一方面,政府需要制定严格的产业标准,引导市场和企业对于绿色信贷认可,使商业银行绿色信贷的执行力得到提高。

(二)商业银行要加快开发绿色信贷产品。虽然我国绿色信贷发展速度很快,但绿色信贷余额只占国内全部信用贷款余额的10%左右,因此,商业银行需要不断开发新金融产品。首先,如今网络技术影响到我们生活的各个领域,针对个人和企业精准的进行信贷业务,形成新的金融产品;其次,商业银行通过向周长,收益小的绿色产业提供资产证券化、债券等方式的融资,使商业银行的经营绩效得到提升;最后,在不同地区,因地制宜的创新金融产品,与当地实际情况相结合,提升自家银行的竞争力,形成良性竞争。

(三)政府要建立有效的惩罚和激励机制。我国目前的还没有建立起完整的绿色信贷的奖惩制度。我国政府应加快建立绿色信贷制度奖惩体系,对吸收绿色信贷的商业银行进行奖励政策,对“两高一剩”的高污染、高耗能企业实行惩罚措施并降低政府对企业的补贴力度。惩罚和激励措施的实施有利于商业银行经营效益的提高,还有利于管控高污染、高耗能企业的发展。

(四)吸取国外优秀经验。美国的《超级基金法》中增加通过减免税收、投资税抵税的方式激励绿色信贷的发展,建立公众、政府、企业充分参与的信息披露共享机制;德国环保部门参与审批企业过程,一定程度上使企业、银行、环保部门形成相互监督的模式,使绿色信贷能够更好的应用到绿色企业上;英国专门在爱丁堡为绿色信贷成立了一家投资银行,这家银行独立于政府,是世界首个为绿色项目投资的银行。我国应借鉴美国、德国、英国的优秀经验,

信贷年中总结范文3

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之后,人们逐渐认识到房地产市场与资本市场间的紧密联系。考虑到房贷是居民长期消费性贷款的重要组成部分,一旦房价波动,抵押品价值改变,则有可能对金融体系的稳定性产生影响。我国银行业1998年开始推出个人购房按揭贷款业务,使得居民购买力大大增强。近年来,伴随着中国房地产市场的迅猛发展,房地产金融信贷规模的快速扩张。从1998年至2009年,银行发放的个人购房贷款余额增长了超过103倍。与此同时,房价收入比(房价收入比=商品放住宅单套价格/城镇家庭平均可支配年收入=(商品住宅平均销售价格×商品住宅平均单套销售面积)/(城镇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城镇家庭户均人口数))在近些年逐渐攀高,部分城市远超过国际水平。

2006年北京市房价收入比约为15.55,2007攀升至19.59,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期间略有下降,2009年又上升到23.54(根据《中国统计年检》数据整理得到)。2007年10月和2010年4月,我国两次提高二套房贷款首付比例和上浮利率以对高房价进行调控,银行购房按揭贷款增速有所下降,对房地产市场具有明显的负面作用。因为本文的研究重点在投资、信贷、房价和宏观经济因素方面,所以暂不考虑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直接对房地产市场的交易干预和调节的问题。需要注意的是:政府对房地产市场的供给和需求的政策性限制(如限购)会对房地产市场产生较大的影响,但是这种政策的作用与信贷、投资、收入等因素相比,具有更多的短期性和临时性。本文会在最后一部分简单论述这个问题。在研究房地产投资、信贷、泡沫和宏观经济互动关系的问题上,国外的代表性文献有:Green(1997)认为住宅建设投资会带动GDP波动,而非住宅投资落后于GDP波动;Kim(1993,2000,2003)使用韩国数据证明土地价格和GDP、股票价格存在协整性关系,在长期,房价与经济基本面有强相关关系;Case,K.,Quigley,J.,Shiller(2003)用美国宏观数据证明,房价上涨时存在显著的财富效应;Campbell(2007)采用一般均衡模型和微观数据考察了美国房地产的财富效应;Youngblood(2003)使用美国的微观数据测算了房地产泡沫时期;JackFavilukis(2010)采用一般均衡模型和房地产价租比等变量,考察了美国房地产价格与宏观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并使用参数校准法进行研究。我国房地产市场化发展历史相对较短,目前存在一些不同于其他国家的特殊问题。近年来,房地产业逐步成为我国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部分城市房价过高、过快上涨,供求矛盾突出,泡沫初显。房地产和宏观经济相互关系的研究也越来越受到我国学者的重视。

王国军、刘水杏(2008)关注房地产业对相关产业的带动效应;段忠东(2007)使用中国数据探讨了房地产价格与通货膨胀、产出的相关关系;王松涛、刘洪玉(2009)采用计量模型分析了以住房市场为载体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探讨了货币政策对房地产市场的作用渠道;唐志军、徐会君、巴曙松(2010)使用协整性检验和VAR分析方法证明,房价波动对消费波动有显著负影响,房地产投资对GDP增长率有显著正影响,房价与通货膨胀同向变动;强林飞、贺娜、吴诣民(2010)通过协整性检验和格兰杰检验证明我国银行信贷、房地产价格和宏观经济之间存在互动关系;张红(2005)通过对房地产开发投资和GDP、货币供给(M2)的互动关系进行协整性检验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证明GDP对房地产开发投资有显著的单项因果关系,而M2对房地产开发投资的则作用更加明显;吕江林(2010)认为我国房价收入比合理上限为4.38~6.78倍,我国城市住房市场总体存在泡沫。这些研究分别从经济基本面、房地产开发投资、房价泡沫和房地产周期等方面来刻画房地产与宏观经济的互动关系。然而,相对于国际比较全面深入的研究理论和方法而言,我国对房地产投资、信贷、泡沫与宏观经济互动关系的探索仍然不够充分。现有研究存在以下问题:一是未能全面系统考察房地产投资的规模、增长率、波动性与长期(短期)宏观经济之间的互动关系;二是没有深入探讨信用扩张和房价之间的关系;三是没有对房地产与消费、房地产与通货膨胀的相互作用进行系统性研究;四是所采用的计量方法和数据有待完善。本文在前述的国内外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深入考察了中国房地产部门发展状况,全面探讨了我国房地产部门投资、信贷、价格泡沫和宏观经济因素的相互关系。全文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为引言;第二部分主要论述居民投资行为和房地产财富;第三部分以房地产金融体系和房地产信贷发展趋势为核心展开研究;第四部分研究房价泡沫与一般消费、通货膨胀的关系;第五部分给出相应的政策建议与结论。

二、房地产投资、房地产存量和居民财富

1.房地产投资的规模和波动

表1数据概括了1995-2010年我国全社会住宅投资占经济总规模(Shto)和固定资产总投资(HoustoInv)的比重。住宅投资平均占GDP的8.58%,占总投资的20.27%(浮动区间分别是(6.8%~12.13%)和(16.20%~23.66%))。与此相对应的世界平均水平是5.5%和23.4%。表1同时汇报了标准差,CV(标准差除均值)和Skewnes(偏度)。宏观经济冲击和房地产市场环境的改变影响着房地产投资,使其发生波动。房地产部门的波动是我国总投资波动的主要组成部分。表2总结了房产投资和其他GDP组成成分的增长率和方差:GDP=总消费+总投资+其他项目;总投资=住宅房地产投资+非住宅投资过去的15年中,住宅房地产投资平均年增长率达到15.92%,超过了13.05%的GDP增长率和13.89%的消费增长率;住宅房地产投资增长率标准差3.83,小于GDP和消费增长率的方差,也小于非住宅房产投资增长率的方差;住宅投资增长率的CV值为0.51,大于非房产投资增长率的CV值,但小于GDP和消费增长率的CV值。

2.房地产投资决定:BURNS-GREBLER假说

除了经济基本面因素,宏观经济政策是影响我国房地产投资的主要因素之一。考虑到我国的房地产投资一定程度上是由政策因素决定的,我们有必要考量著名的BURNS-GREBLER假说在我国是否成立。BURNS-GREBLER(1977)假说采用时间序列和面板数据,证明房产投资占GDP的百分比(SHTO)与经济发展存在非线性相关。具体说,当收入很低时,这个百分比也很低,房产投资随着实际人均收入增长而攀升,从而进一步拉动GDP的增长;这个比例达到峰值后,随着收入水平的进一步升高而下降,房产投资对GDP的贡献也随之下降,形成一个倒“U”型曲线。1993年世界银行的研究表明:采用多国的面板数据证明这一倒“U”型曲线是存在的,在最不发达国家中SHTO比率大约为2%,发展中国家上升到8%,发达国家下降到3%~5%。中国的情况:朱爱勇(2009)采用1999年到2007年季度省级数据证明我国房地产符合这一假设,但是由于数据和方法限制,未能考量2007年之后的情况。图1绘出了1995-2010年实际人均收入(GNI实际国民收入以1995年不变价格)和SHTO的关系。每一个点代表一个年份,按照时间顺序连成线。图中实际人均收入是持续增长的,1998年房改之后我国的房地产业取得了迅速发展,对GDP的带动作用不断增强。即使在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发生的条件下,我国的房地产投资水平仍然维持了高增长。从全国年度数据看,我国的房地产业还没有出现倒“U”型曲线,当然因为我国房地产的东西部发展不均衡,部分城市可能处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因此需要进一步使用城市数据进行研究。为了描述房地产投资和收入的关系,将房地产投资占GDP的百分比(SHTO)对人均实际GNP(Y)及其平方式(YSQ)做OLS回归:SHTO=-0.5403998+0.0073692Y-0.0001376*YSQ(0.0010683)(0.0000441)调整R^2=0.9660D-W=0.7882027我国数据的回归结果比较类似中国2000年以前的情况,即倒“U”型的左半边。DURBIN-WATSON检验结果说明存在二阶自相关。对模型进行修正重新估计,*代表做AR(1)和AR(2)调整后的解释变量。此外,由于实际利率(用rint表示)与房地产投资存在反向变动的关系,添加实际利率作为解释变量(世界银行1993年103页)。估计结果如下:SHTO*=-0.5963+0.005692Y*-0.0000764YSQ*-0.0407062rint(0.00185)(0.000065)(0.0419129)调整R^2=0.9933D-W=1.121601估计结果比较显著,调整R^2为0.9933。结果证明中国的数据符合BRUNS-GREBLER假设,房地产投资-GDP之比随着经济发展呈现倒“U”型曲线,房地产投资对GDP的贡献作用正在减弱。

3.我国房地产是否过度投资

房地产部门的最优资源配置是怎样的呢?相关研究普遍认为美国对自住房产的税收优惠政策导致了房地产过度投资。MILLS(1987)采用两部门模型证明房地产部门资本回报率明显低于其他生产部门的资本回报率,这意味着房地产部门可能存在过度投资;TAYLOR(1998)采用1975-1995年数据,研究表明虽然1986年通过了有利于自住房产的减税法案,没有显著证据证明自住房地产回报率低于其他生产部门。相反,一些研究认为,因为土地、金融等种种限制因素,房地产行业可能存在投资不足。KIM&SUH(1991)采用MILL模型和1970-1986年中国数据证明了中国存在房地产投资不足,将数据扩展到1995年,发现虽然房地产部门回报率和其他生产回报率差额在减少,但是房地产投资不足仍然存在。

4.房地产投资和宏观经济波动

住宅投资是GDP的重要组成部分,GREEN(1997)采用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研究了房地产投资、非房地产投资和GDP之间的因果关系。结果证明,住宅投资是GDP的格兰杰原因,而不是格兰杰结果,非住宅投资是GDP的格兰杰结果,但不是格兰杰原因。这意味着美国数据支持房地产投资影响经济周期。GREEN认为控制房产过度投资的政策在长期可以优化资源配置,但是在短期可能对经济造成不良影响。KIM(2004)采用中国1970-2002年季度数据证明:住宅投资不是GDP的格兰杰原因,而是受到宏观经济波动的影响;非住宅投资既是GDP的格兰杰原因又是GDP的格兰杰结果。美国和中国结果不同,一个可能原因是:因为房产投资对经济可能具有正面作用,政府会采取政策通过调节房地产投资来对冲经济波动。下面采用我国2001-2011季度数据做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滞后阶数选取服从AIC和SC,检验结果如表3:房地产投资是GDP的格兰杰结果,而不是格兰杰原因,非房地产投资与GDP有显著的格兰杰因果关系。这与中国的情况相类似。具体原因是:经济情况较好时社会会增加房地产投资,但是房地产投资较多并不意味着经济会变好。这是因为,原本经济形势不好的时候,考虑到房地产投资有可能可以拉动经济,政策会给予一定的支持,但是这不一定能够真正达到目的。

5.房地产存量和居民财富

房地产存量即房地产部门在各期的累计总投资减去折旧等抵减项目。我国的城镇居民人均住宅面积从1978年的6.7平方米/人上升到了1998年的18.7平方米/人,在2007年达到27.1平方米/人。下面采用1998年至2010年北京市地区生产总值、房地产总市值的数据,计算出房地产总市值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例变化,如图2所示:表4列出了北京市房地产总存量、房地产总市值、全国金融市场总资本(股票年末总市值)和地区生产总值。住宅房地产是我国居民的家庭财富的主要组成部分。

三、房地产金融、消费信用和房价

住房抵押贷款在1998年房改后逐步成为居民购房的重要工具。抵押贷款一般5到30年到期,按照政策,部分居民可以享受利率和收入比率的优惠。图2表示了有关居民长期抵押贷款的相关指标特征。其中,A表示商业银行发行在外抵押贷款余额,B表示年度新增抵押贷款,C表示GDP,A/C表示抵押贷款余额/GDP,B/C表示新增抵押贷款/GDP。由图3可知,近年来抵押贷款总规模迅速上升,市场急剧扩大。根据1998年到2010年的数据,抵押贷款占比平均从1998年的0.51%上升到2009年的12.8%。考虑部分年度数据还包括了其他长期消费贷款,所以这一指标实际上被高估了。然而,目前我国的这一指标水平比起发达国家还是要低得多。欧盟2011年抵押贷款规模占GDP的平均比例为39%(欧洲央行2011年数据),美国2010年的这一指标为44%(世界银行2010年数据)。图4和图5表示的是短期消费信贷与房地产市场总资本存量之间的变动关系。与美国和韩国的情况不同,我国的房地产市场资本的变动明显对一般消费性信贷有明显的挤出效应。自1998年房改以来,低利率和快速扩张的信贷规模被认为是助长房价飙升的一个重要的因素。在2011年以前,我国的平均住房抵押贷款利率在5%~11%之间,部分消费者可以获得7折利率优惠。但利率在2001年降至8.2%,到2003年降至6.3%。使用季度数据,季度数据缺失的部分采用当年年度数据按比例拆分,滞后阶数为一阶。

四、房价、消费和通货膨胀

1.房价走势

宏观经济的一般变量,比如收入、利率、原材料价格水平、土地价格等,可能会影响房价走势,导致房价波动。图6画出了房价、地价和名义GDP变动的趋势线,可以看出:房价和地价的同步性较强,这是因为土地成本是房地产生产成本的重要组成部分。此外,房价和名义GDP也有较强的协同性。

2.泡沫检测

常见的判定房价泡沫的标准是价租比,类似于股票市场的市盈率。房地产作为一种投资品,其价格应该基于它带来的未来收益贴现。房地产资本投资的未来收益,取决于当期租金水平、租金上涨速度。如果实际房价与价租比决定的均衡房价背离过多,则可以认为存在泡沫。图7标示了房价变动和价租比变动的趋势。可以发现,价租比能够比较好的表现房价的变动水平。Favilukis(2010)认为,在放松金融管制,开放外资在本国投资,考虑土地供给限制的前提下,价租比能够更好的反应美国房地产市场和美国宏观经济的相关关系。表6采用中国数据,设定三个基本模型,检验房价与GDP、房地产投资与房价、GDP与价租比之间的关系。我们发现,我国的房价和价租比都是与经济周期同向运行的,趋势如图7所示;这种同向性,模型比实际数据的表现更加显著,房价运行比价租比更明显,可能是因为租金也是周期性变动的部分,所以一定程度上抵消了趋势。不考虑土地因素,GDP与价租比相关系数在0.15~0.56之间,开放金融管制和放开国际投资管制会大大提高这一系数;考虑土地因素,GDP与价租比的相关系数在0.19~0.50之间。本文借鉴Youngblood(2003)的方法,在1998年到2010年季度数据基础上,检验我国的房地产市场是否存在泡沫,并确定存在泡沫的时期。Youngblood(2003)检验房价泡沫的方法,是采用中位数住宅房地产价格和人均收入的比值(房价收入比)作为观测对象,比较这一数据和长期均衡房价收入比之间的偏差,一旦偏差过大(超过标准差一定比率),便超出临界值,且变异系数超过0.10,则定义相应时期为泡沫时期。基于前面论述,我们采用价租比作为核心变量,做房价泡沫的Youngblood检验,检验结果在表7中列示。

3.财富作用、通货膨胀、信贷政策与房价

(1)财富作用Kim(2004)基于韩国的季度数据研究发现,与美国类似,房产财富与一般金融财富有很大的不同,房产财富对消费的弹性相当于一般金融财富3倍以上。下面采用中国1995年1月到2010年12月35个大中城市的月度数据进行回归,Rc表示消费变动,Rincome表示收入变动,Rstock表示股票财富变动,Rhousvalue表示房地产财富变动。根据上述分析可以发现,我国的股票财富作用是正的,而房地产财富的财富作用是负的,这可能是因为消费者为了购买房产进行储蓄,挤出了一般消费。这与美国、韩国、日本的情况不同。(2)通货膨胀、货币政策与信贷政策因为房地产具有一定的生产周期,房地产供给在短期内是基本固定的。因此房地产市场的需求方在短期发生变化,比如面临通货膨胀、货币增发、信贷扩张、利率下降,会改变房地产市场的需求,房价随之改变。而房价上升,消费者会要求更高的工资,金融资本要求更高的回报率,可能会因此导致新的通货膨胀、利率上升等。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结果显示:货币政策、利率和信贷规模对房价具有一定的作用,而通货膨胀与房价具有双向因果关系。

五、结论

本文采用了我国1998-2011年我国房地产投资、房地产信贷、利率房价、消费和通胀的年度、季度、月度数据,考察了房地产市场和宏观经济变量的互动关系。系统总结宏观经济和房地产市场的互动关系如下:

1.宏观经济对房地产市场的影响

首先,居民收入和GDP对房地产的影响比较显著。当居民收入增长,住宅房地产消费和投资需求增加,房价上升,价租比上升;同时供给方增加新投资,建设生产增加,供给增多,房价会因此下降,供给和需求共同决定房价。在我国,房地产投资是GDP的格兰杰结果而不是原因,也就是说,当经济快速发展时,住宅房地产投资一定会增加;但是加大房地产投资力度,不一定能加快GDP的长期增长,这可能是因为房地产投资需要大量的资金和较长的周期,会挤出一般投资和一般消费。其次,放松信贷额度管制,降低基准利率,会带来住宅房地产投资的显著增加。国家通过信贷渠道和利率政策来调整住宅房地产的投资具有显著效果。再次,消费价格指数(CPI)、货币发行量(M1,M2)对房地产投资和价格具有一定程度的推动作用。国内外数据表明,消费价格指数偏高的时期,房地产投资常常较为兴旺,而货币发行量M2变动对住宅房地产价格变动有着较为显著的影响。

2.房地产市场对宏观经济的反作用

首先,对居民的房地产具有财富作用:一方面,房地产可能具有财富作用,居民家庭拥有的财富增加,居民会增加消费和一般投资,GDP可能随之增加(随着收入增长,房地产投资对GDP的贡献先升后降);同时,回归结果表明,一旦房价上升,租金增加,用于房产消费的的储蓄要求提高,会挤出居民一般消费。在我国,这种调整主要体现为居民为购房增加储蓄,减少消费和其他投资,财富作用表现为对消费负面的影响。其次,房价波动对企业成本有影响:房地产行业繁荣的同时,房价和租金持续上升,居民生活成本随之上升,社会劳动力价格水平上升,就业可能会有所减少,企业成本增加,物价随之上涨。

信贷年中总结范文4

关键词:“三农”;小额信贷;精细化管理;资产保全“三农”

小额信贷是中国邮政储蓄银行(以下简称“邮储银行”)服务“三农”、践行市场定位的重要途径。随着外部市场、监管环境及邮储银行小额信贷业务发展状况的变化,小额信贷业务扩展与风险防控的矛盾日益凸显,小额贷款业务管理能力相对滞后,部分分支机构的“三农”小额信贷增长乏力,不良率上升,加强“三农”小额信贷精细化管理势在必行。

1邮储银行“三农”小额信贷业务面临的新机遇

1.1“三农”小额信贷市场需求旺盛

据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数据显示,2017年全国粮食总产量61791万吨,为历史第二高产年,各项经济指标及主体活跃数量显著增长。同时,各类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迅猛,全国家庭农场已超过87万家,登记的农民合作社188.8万家,产业化经营组织38.6万个,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超过115万个。日益丰富的农业经营组织与产业形式以及土地、林权等担保的试点工作,对“三农”金融服务提出更多要求。但“三农”金融市场缺口仍然巨大,根据中国社科院2016年8月的《“三农”互联网金融蓝皮书》统计,“三农”金融的缺口达3.05万亿元。

1.2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加大农村金融扶贫力度

党的报告首次提出乡村振兴战略,将它列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需要坚定实施的七大战略之一,并写入党章。2017年12月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指出,如期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并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在农村,最广泛最深厚的基础在农村,最大的潜力和后劲也在农村。此外,三大攻坚战中的精准脱贫对农村金融扶贫力度也提出了新要求。进入新时代,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迎来了重大战略机遇,2018年中央1号文件明确要求邮储银行“三农”金融事业部加大对乡村振兴支持力度,给邮储银行“三农”小额信贷业务发展带来了新机遇。

1.3邮储银行继续把发展“三农”小额信贷定位为业务发展的战略选择

坚持零售银行战略,既是党中央、国务院对邮储银行的职责要求,也是体现邮储银行不忘初心、坚守本源、牢记使命,着力推进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政治担当。截至2017年末,邮储银行“三农”小额贷款余额达到1564亿元,在助力脱贫攻坚的金融服务中,邮储银行发放扶贫小额贷款200多亿元,成为助力脱贫攻坚的重要金融机构之一。“三农”小额信贷业务是邮储银行信贷业务的起家业务,与邮储银行的零售战略定位及资源禀赋高度契合,邮储银行在通过小额贷款服务“三农”的过程中,提升了社会影响力,建立了品牌和竞争优势。“三农”小额信贷至今依然是全行尤其是二级分行及以下机构利润的主要来源,发展“三农”小额信贷业务依然是邮储银行的战略选择之一。

2邮储银行“三农”小额信贷业务发展存在的问题

为了深入了解邮储银行“三农”小额信贷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课题组对黑龙江、福建、贵州、湖北、青岛等5家一级分行的25家机构进行了问卷调研。调研结果显示,当前邮储银行“三农”小额信贷业务主要存在以下六方面问题。

2.1外部客观风险加剧折射出风险管理主动性不强

“三农”小额信贷业务的本质是经营风险,在实体经济下行背景下,市场和信用风险增加属于正常现象,这符合经济学关于经营实体生命周期的相关理论。虽然有84%的调研对象认为“三农”小额信贷业务面临的风险形势严峻,但主要都片面地归结于市场和信用风险等外部客观原因,没有认识到这些外因最终还是要通过内因来起作用。从风险爆发的特点看,对于授信客群广、经营多元化、地域多元化的“三农”小额信贷产品来说,信贷从业人员风险防范意识不强、操作技能欠缺、未能合规经营、制度执行不到位等风险管理主动性不强才是主要内因,未能在特殊时期保持商业银行应有的警惕性,风险思维在个别区域机构机械僵化。

2.2流程操控不完善表现出业务办理效率低下

“三农”小额信贷技术流程未能与时俱进,机械应用传统的信贷流程办理新的信贷业务,解决今日的客户需求,就是一种错配,造成了效率低下。经统计,有30%的业务办理耗时在7天以上,有19%的业务耗时在10天以上。业务流程过长、签字环节过多、客户提交材料完整性和及时性不足、业务办理设备及系统不完善以及审查审批退回率高等因素,都严重影响了业务的办理效率。

2.3组织建设不强显现出机构体系搭建不到位

邮储银行已经初步构建了遍布全国的“三农”金融事业部的四级架构体系,但“三农”金融事业部改革还处于初级阶段,各方面还不完善。在队伍建设方面,邮储银行信贷从业人员数量不足,不能完全满足业务需要,从业人员能力素质也未得到提高,尤其是经济欠发达地区人员素质较弱、培训机制针对性不强等问题均有待解决。

2.4贷后管理松散浮现出敷衍塞责的表面文章

“三农”小额信贷具有完备的贷后管理制度,但在实际工作中仍存在贷后管理工作不能有效落实的问题。有的从业人员对贷后管理的必要性认识不够统一,普遍存在“重贷轻管”的现象,对风险识别、监控和跟踪等贷后管理工作认识不足,重视不够,存在贷后检查执行不到位、流于形式等问题。此外,忽视贷后环节对资金流向的管理,未适应农村地缘特点的民间借贷、资金使用等隐蔽性高、偶然性强的复杂资金使用问题,对客户贷款资金监管能力较弱,不能及时发现贷款挪用或集中用款问题。

2.5保全衔接不畅呈现出联动效应不足

资产保全工作是信贷业务的最后一个环节,是信贷业务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贷款的最终回收、不良经验的总结反馈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业务发展阶段管理工作到位,可以减少不良贷款保全清收的障碍;资产保全条线总结反馈不良贷款产生原因及业务存在问题,可以促进业务发展管理工作更加规范。资产保全工作与信贷业务发展相辅相成,但目前邮储银行的资产保全工作和信贷业务发展未形成有效联动,不良贷款移交不及时、移交后信贷人员配合度不够、资产保全反哺业务条线作用发挥不充分等问题,都限制了信贷业务的可持续健康发展。

2.6科技创新不足体现出引领和支撑的欠缺

邮储银行成立以来,积累了丰富的客户与数据资源,形成了庞大的数据信息库。但目前大数据对“三农”小额信贷产品创新、运营管理以及风险防控的支撑力度远远不够。系统在大数据整合分析方面的功能不足,主要体现在机构行业客户细分、信贷员绩效指标测算、客户流失分析等方面功能的缺失或不足;风险防控工作仍主要依靠传统人工核查和经验判断,未开展信息科技在“三农”金融风险防控领域的深入应用。

3邮储银行“三农”小额信贷业务转型发展策略

根据当前面临的机遇和存在的主要问题,建议邮储银行加强“三农”小额信贷业务的精细化管理,实现由外延式发展向内涵式发展转型。

3.1主动研究,提升市场风险防控能力

主动应对不断变化的市场风险及行业风险是持续发展小额信贷业务的前提条件,要提升外部市场风险防控能力。一是在内部,采取组合方式搭建临时工作组,组建立体式研发团队,在总行、一级分行、二级分行、一级支行间建立信息共享与获取渠道,对业务量占比大的行业及市场进行深入研究,及时对市场变化做出有效反馈。二是在外部,由于“三农”小额贷款多集中于种养殖市场领域,邮储银行积极与地方政府相关农业技术服务机构合作,为客户提供“融资+融智”服务,主动防范化解市场风险。

3.2动态调整,适时建立差异化业务流程

适时灵活的信贷技术能够确保“三农”小额信贷的旺盛生命力,因此要不断升级与更新换代。一是要再造、优化信贷业务流程,尝试信贷工厂、分级授权、标准作业等形式,依托信息技术实现信贷业务的批量标准化处理,解决“三农”小额信贷执行标准千差万别的实际问题,减少操作损耗;二是要加快升级与优化“三农”小额信贷技术,如交叉验证技术在新时代要有新的变化,在“三农”小额信贷发展实践的基础上,根据市场变化,及时进行动态调整。

3.3强化担当,加快体制机制转变

一是认真落实董事长提出的一把手“五个亲自”要求,即亲自抓管理、亲自抓营销、亲自抓风控、亲自促下沉、亲自塑文化。二是要进一步围绕边界管理、高效治理、核算精准、支撑保障等方面深入研究,加快落实推进“三农”金融事业部改革。三是通过构建培训长效机制,建立总行、省、市、县四级培训管理模式,逐步完善“三农”小额信贷培训体系,加强员工上岗、在岗学习等标准化培训,持续提升“三农”小额条线员工队伍能力,加快建设一支高素质的人才队伍。

3.4加强考核,抓实抓细贷后管理

强化贷后管理工作,一是要转变对贷后管理工作的认识。按照制度要求,保证贷后管理频次与留痕仅仅是贷后管理的最基本要求,要将贷后管理工作由被动变为主动,积极研究贷后管理的新方式、新方法,提升可操作性与获取信息的真实性,真正发挥贷后管理的实质作用。二是依据小额信贷业务特点,明确各环节相关责任人,落实贷后管理责任,配齐、配足贷后管理人员,强化培训,提升贷后管理人员的专业素养。三是加强监督考核,建立易于操作的量化考核指标体系,对贷后管理进行定期检查和评价。四是细分客户,根据客户生产经营特点,采取不同的方法,实现对小额贷款资金流向的有效跟踪与监控。对于“统种统收”经营模式业务,贷款资金严格执行全额受托支付;对于非“统种统收”经营模式业务,结合贷后检查,及时搜集用途凭证,验证资金流向;对于家庭农场(专业大户)业务,针对客户流转土地面积大,以及农资采购相对固定的特点,协助客户编制用款计划,锁定客户资金使用计划,将资金支付方式和监控情况作为放款落实条件,在客户支用资金和使用环节,指定专人进行跟进,现场搜集客户资金支用的凭证,及时揭示业务资金流向存在的风险隐患。

3.5前后联动,发挥资产保全作用、促进精细管理

资产保全工作的特点决定了它能够直接接触风险、面对风险、解决风险,实现风险发现和揭示功能。加强保全对业务的问题反馈与完善支撑机制,可以大大提高“三农”小额信贷业务精细化管理的针对性。一方面,明晰业务条线与保全条线的责任界限。资产保全是缓释业务风险、提升资产质量、集中经营全行不良资产的重要条线,也是信贷风险管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承担着风险资产的清收、盘活和处置以及减少风险损失的职责,必须要增强主动性,将工作嵌入信贷全流程,并积极向前延伸,化解潜在贷款风险。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做好业务与保全的融合协同。另一方面,加强保全对业务的问题反馈。资产保全条线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站在更高的立场开展保全工作,根据不同贷种剖析不良贷款形成原因,分析自主清收、诉讼保全、押品评估、押品处置、呆账核销过程中的难点问题,以相对独立的视角,查找“三农”小额信贷业务管理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潜在风险和薄弱环节,及时向前台部门提示风险,提出改进措施,通过加强反馈,有效发挥资产保全反哺信贷前台作用,不断提升“三农”小额信贷业务精细化管理水平,从源头上促进信贷业务健康发展和资产质量提升。

3.6科技支撑、科学管理,提升工作效率

3.6.1贷前调查领域的运用

邮储银行应基于当前的交叉验证技术,实现技术与科技的综合应用,避免前端环节人为过多操控,建立信息考评机制,校验客户经理对业务输入信息的核对,通过模型的应用减少人为因素影响。

3.6.2贷后监控与预警应用

贷后管理是邮储银行“三农”小额信贷业务流程中管理相对薄弱的环节,也是信息科技利用大数据能发挥良好作用的领域。当前贷后管理工作主要依靠人工实现,由于“三农”小额信贷业务的客群分散,导致业务办理效率低下,流程繁琐。邮储银行应采用大数据手段,提升客户资金监控能力,建立风险预警系统,对异常信息进行提示,由管户人员上门核实,对提示信息进行调查并录入系统。

3.6.3贷款质量管控应用

在“三农”小额信贷业务催收环节,应运用大数据等信息科技进行失联客户的关系重建。通过与外部机构合作,可以获取客户常用联系人信息、网购物流配送信息,协助重建客户联系渠道。积极对数据分层处理,形成差异化的清收策略,确定清收方式和手段,提升工作效率。

4结语

持续开展、深化“三农”小额信贷精细化管理既是外部形势的需要,也是邮储银行自身发展战略的需要。通过分析当前“三农”小额信贷管理存在的主要问题,我们发现合规文化在基层的缺失、执行力的不足以及从业人员能力欠缺均影响了邮储银行的市场竞争力,邮储银行需要继续探索“三农”小额信贷精细化管理的新路径,同时把握互联网+金融的机遇,进一步发挥科技创新作用。

参考文献

1董峻.帮助农民·提高农民·富裕农民——农业部部长韩长赋解读《关于加快构建政策体系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意见》.

2李勇坚,王?.“三农”互联网金融蓝皮书:中国“三农”互联网金融发展报告(2016).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

3中国农业银行“三农”政策与规划部课题组.国内外银行业服务“三农”模式的实践与启示.农村金融研究,2014,3

信贷年中总结范文5

关键词:数字农业农村;数字普惠金融;创新模式

一、数字农业农村建设的提出

为加大数字农业农村建设,提升数字化生产力,利用数字农业农村切入点,让三农共享数字经济发展红利。数字农业农村建设主要是指利用数据为关键生产要素,通过“数字技术+农业农村”的有效结合,推进农村地区生产经营的网络智能化,用互联网数据平台为农村地区实现全面现代化提供有力保障[1]。通过互联网数字技术与三农经济相结合,预计到了2025年三农数字经济占全部农业产值的比重从2018年的7.3%增长到2025年的15%,实现三农领域数字经济增长翻番;农产品网络零售额占农产品交易额的比重从2018年的9.8%增长到15%,整个农村地区互联网普及率要达到70%。

二、数字普惠金融的内涵

2016年G20国会议首次将数字普惠金融界定为“一切通过使用数字金融服务以促进普惠金融的行动[2]。”数字普惠金融可理解为“数字技术”与“普惠金融”的结合,通过“数字技术”实现“普惠”的目标。这正是数字农业农村发展倡导的以数字技术促进农业农村发展的一个改革方向。为加快数字农业农村的发展,数字普惠金融应运而生。数字普惠金融的潜在优势是“成本低、速度快、覆盖广”。数字技术可以跨时间、跨空间地为人们提供金融服务,无须设立物理网点,大大节省了经营成本。而且,互联网大数据等数字技术在普惠金融领域的广泛使用,使得对缺乏信用信息的群体进行风险评估与控制、降低服务成本、设计与提供相适应的金融产品成为可能。因此,不仅有利于解决各种排斥问题,还可以大幅度降低金融服务的门槛和成本,增强普惠金融的可持续性,提升金融服务质量,从而为数字农业农村提供有力的金融支持。数字普惠金融是将数字技术与普惠金融相结合,可以减少普惠金融服务的成本,提高普惠金融服务质量和覆盖面,使农村地区能够获取价格合理、安全便捷的金融服务,从而为普惠金融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新的思路,其重要性和可行性在国内外已形成基本共识。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课题组(郭峰等,2016)编制了一套“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3],比较清晰地揭示了中国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现状和成效。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由三个部分构成,一是覆盖范围,二是使用深度,三是数字支持程度。数字普惠金融的全方位发展主要体现在其所提供的金融服务能够广泛地为社会所有阶层和群体所享有。这有两方面的含义:第一,相比于传统普惠金融,数字普惠金融能够达到更全面的可得性;第二,数字普惠金融服务的地区差异能够逐渐缩小[4]。

三、农村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情况

(一)农村地区互联网普及率不断提升。目前,我国已初步建成融合、广泛、安全绿色的宽带网络环境,基本实现“城市光纤到楼入户,农村宽带进乡入村”。截至2019年6月,我国光纤接入(FTTH/O用户规模已达3.96亿户,行政村通光纤和通4G的比例均超过98%。农村地区网民数量呈逐年递增态势。2018年1农村地区网民数量达2.22亿,占整体网民的26.7%,同期增加1291万人,增长率为6.2%;农村地区互联网普及率为38.4%,较2017年底提升3.0个百分点[5]。可以看出,农村地区互联网普及率每年都在增加,从2008年年底的12.3%增加到2018年年底的38.4%,年均增加2.8个百分点(如图1)。但从总量上看,农村的互联网普及率依然不足,仅有城镇地区的一半,说明在农村地区还有巨大的互联网提升空间。

(二)农村数字支付服务覆盖面不断扩大。根据中国人民银行《2018年中国普惠金融指标分析报告》显示,我国农村地区电子支付发展迅速,在农村地区成年人使用电子支付的比例达到70%。农村移动支付数量持续增加,尤其是手机银行业务量迅猛增长。根据中国人民银行《2018年中国普惠金融指标分析报告》显示,2018年农村地区手机银行使用数达到6.7亿户,同比增加29.64%,近年来呈上升态势。同年农村地区使用手机银行支付业务93.87亿笔,总金额达到52.21万亿元。2018年我国农村地区网上银行使用数量达到6.12亿户,同比增长15.29%;通过网上银行支付业务笔数102.08亿笔,总金额达到147.69万亿元,交易金额较上年略有下降[6]。

(三)农村数字普惠金融产品和服务不断丰富。在服务农村地区经济发展中,数字普惠金融泛指传统银行业金融机构和金融科技公司在农村金融服务的交付中运用数字技术的业务模式。目前在服务“三农”上,传统银行业金融机构利用数字普惠金融服务农村地区主要是从构建平台、服务模式以及产品这几个切入点着手,不断创新服务方式。中国建设银行以“裕农通”平台为依托,构建县域普惠金融服务体系。中国农业银行搭建“平台+网络融资+支付结算”农村电商三大服务功能。围绕广大农民小额支付、便民缴费、投资理财等金融服务需求,以农银聚合扫码支付和农户版APP为重点,大力推广“惠农e付”;围绕做好工业品下乡、农产品进城,进一步优化农业银行“惠农e商”电商金融服务。中国银推出“科技+智慧+载体+资金”定点扶贫服务模式,建立“银行+政府+核心企业+农户”产业链金融扶贫模式,通过差异化信贷政策鼓励支持现代农业、旅游业等潜力行业。金融科技公司在农村市场比较活跃的业态主要有互联网支付、网络借贷这两种。在农村市场重点服务“三农”经营性融资需求,开发贴合需求特点的借款产品。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调查数据显示,2017年“三农”群体通过样本个体网络借贷机构融资主要用于购置农业原材料与扩大经营,放款金额占比分别为46.87%和37.61%。截至2017年3月,支付宝“三农”用户已达到1.63亿。蚂蚁金服旗下的“网商银行”纯互联网运营,始终将服务小微企业、支持实体经济、实践普惠金融作为自己的使命。截至2018年6月末,浙江网商银行服务的小微商家已达到1042万家,累计为用户提供信贷资金1.8万亿元。网商银行借助“数据化产融模式”打通农村经济价值链,联合农业龙头企业,为其上游种养殖户提供产融信贷服务和销售渠道。

四、农村数字普惠金融的创新发展模式

(一)基于电商平台的供应链数字普惠金融模式。基于电商平台开展供应链农村数字普惠金融业务,主要是依托大型电商平台经过多年经营,积累了海量客户交易数据,包括平台上买家的购买信息、卖家的销售信息和供应商的供货信息。基于买卖双方的交易过程互评,电商平台可以获取双方的真实信用状况,建立基于大数据的互联网征信体系。拥有大量用户数据的综合电商凭借云计算、大数据技术和信急服务,结合用户的平台信用数据进行信用评分,为平台用户提供支付结算小额信贷、投资理财、供应链金融、基金销售等多元化的金融服务,逐步发展成为高效的电商平台金融模式。电商平台借助互联网平等、开放、共享、服务无边界的特点,能够触及传统金融服务薄弱的农村地区,为“三农”发展提供低成本、快捷、高效的数字普惠金融服务。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阿里巴巴、京东两个综合电商企业,它们都以农村电商为切入口开展农村数字普惠金融活动。2016年初蚂蚁金服成立农村金融事业部,启动”千县万亿”计划,旨在整合内外部各资源,向农业农村用户提供综合金融服务。随后,蚂蚁金服通过并购和参股“三农”相关金融机构,与之合作,通过其在大数据、云计算、风控等方面的技术优势,共同开拓农村地区市场。蚂蚁金融开发的农村数字普惠金融主要包括数据化平台模式、线上+线下的熟人借贷模式与供应链及产业金融模式。其对应的是三农用户的不同普惠金融服务需求[7]。在农村产业链中,蚂蚁金服提供的链条有:销售线—村淘农资电商平台销售农资到种植养殖户、乡甜(天猫、淘宝等)平台销售农产菜鸟物流整合仓储及物流等资源,保障农资及农产品物品;物流线流成本更低;金融线—蚂蚁金服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以更低成本为种植养殖户及终端消费者提供金融支持;数据线—阿里云以强大的数据运算、分析能力为合作伙伴及种养殖户提供安全的数据支撑。

(二)基于农业产业链的数字金融普惠模式。基于农业产业链优势开展农村数字普惠金融的主要是一些传统三农服务商。这些企业处于农业产业链条的关键环节,拥有众多客户资源。通常做法是,涉农龙头企业首先利用其在农业产业的市场势力,实施农业互联网战略,打造基于互联网平台的农业综合服务生态圈,然后根据农业数字金融生态圈中各产业链的资金需求,为农业生产上下游提供融资、支付、资信、投资理财等金融服务,在农业生产过程中开发农村数字金融产品。该模式的代表性企业有大北农集团,这家涉农公司为国内上市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通过数字普惠金融模式,开拓农村数字普惠金融。大北农集团通过子公司—农信互联,着力建设农业互联网金融生态圈,初步建成了“数据+电商+金融”三大核心业务平台。数据业务以农信云平台为基础,电商业务以农信商城为核心平台,金融业务以农信金融为载体提供。在此基础上,通过“智慧大北农”建设,将智慧管理、智慧养猪和智慧金融融为一体,打造农业互联网生态圈和互联网金融的闭环,实现从农业原材料、饲料、种子、农资采购,到生产管理、产品销售、金融服务的全产业链条综合服务,逐步构建了线上、线下一体的农业互联网与金融生态圈。大北农集团通过“大数据+”建立农业农户的风险管理体系,通过互联网操作实现平台构建,并通过“普惠金融+”实现产业化向金融化的转变,其优势是具有养殖户和经销商数据,依托平台交易数据以及经验的积累,进行大数据分析,并建立以信用为核心的农村数字普惠金融服务体系[8]。

信贷年中总结范文6

国内相关文献研究综述对于我国农村金融发展的研究,目前国内学者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大量研究,集中表现在金融组织体系、金融制度、金融模式选择、发展现状与对策研究等。如张红宇( 2004)[1]从我国农村金融组织体系的历史与现状分析入手,着重讨论了农村金融组织结构的不同分工与功能绩效,指出相对于我国农村多元化经营主体的不同资金需求,对多样化的农村金融机构进行不同功能的定位,在一定时期内是一种不失理性的选择,同时针对目前我国农村金融组织的功能缺陷从全局的角度提出了新时期农村金融组织创新改革的思路;罗海林( 2011)[2]提出从制度学派来看,我国农村金融既往的制度生成模式是“以国家强制主义为核心的行政主导模式”,但是如今农村经济和市场的发展已经证明此种模式的种种弊端,农村金融的制度供给模式应该逐步过渡到“以市场为核心的法治模式”,这一改变的核心在于如何减弱和控制国家对农村金融的过度干预,弱化行政主导的色彩,建立真正符合农村市场逻辑的法制框架和法治机制; 马若微等( 2008)[3]通过讨论我国农业发展与金融与投资之间的关系,为我国农业发展提供一种新的视角,提出在支持农村发展问题上,存在着低息贷款加扶贫救济、农业补贴、小额信用贷款等金融突破模式,而这些模式并不是彼此独立的,它们都是促进农村城镇化的重要金融手段,混合使用才能收到良好的效果; 。处于转型期的中国社会,各方面发展迅速; 而世界也处于大变革大发展的时期,所有制度性思想性的东西都要发展进步,否则将会落伍甚至被淘汰出局。正如同志所说: 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态度决定一切、观念决定成败。因此,农村金融发展需要创新,更需要观念创新。

观念创新与农村金融市场分析

( 一) 观念创新概述

美籍经济学家熊彼特在 1912 年的著作《经济发展概论》提出: 创新是指把一种新的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新结合”引入生产体系。观念我们理解为人们在实践当中形成的各种认识的集合体。观念创新就是更正人们在实践对事物不正确的认识形成正确的认识,从而更好地推动事物向前发展。在一个系统内部如果具有正确的观念可以对事物进行决策、计划、实践、总结等活动,从而不断丰富生活和提高实践水平,进而促进事物的发展使系统处于正常运转; 反之,则不然,要进行观念创新。要通过观念创新视角对农村金融进行研究,首先要了解农村金融,对农村金融市场进行分析。

( 二) 农村金融市场分析

理想的农村金融市场是只有金融机构和农户两个参与者,金融机构根据农户的贷款申请发放贷款,农户到还款日期归还本息给金融机构。根据不完全竞争市场论和现实生活,这种理想的农村金融市场只能存在在理论中,现实的情况是农村金融市场是由金融机构、政府和农户组成。市场有失灵的缺陷此时就需要政府参与进来进行干预实施宏观调控政策,从而实现金融交易在金融机构和农户之间能够正常进行。在这个市场中政府的作用主要是政策的制定修改,消除农村金融机构和农户之间金融交易的障碍。然而要分析我国的农村金融市场,还要从我国的实际出发,特别是农村金融的发展历程以及农村金融机构、政府与农户之间关系的变化,尤其是他们三者的观念。我国农村金融发展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建国初期到 1978 年; 第二阶段,1978 年到1996 年; 第三阶段,1996 年到 2003 年; 第四个阶段,2003 年至今。第一阶段新中国成立为了稳定农村物价及金融市场成立了合作金融组织,“一五”计划完成后为了配合国家赶超战略优先发展重工业,此时政府更是加强了对金融的控制特别是农村金融,而农村金融机构所能起到的就是储蓄动员机器的作用,农户要做的就是“支援建设多储蓄”; 这一阶段政府的观念就是农业支持工业,农村金融机构就是农村金融市场的“抽水机”把资金从农村抽走,而农户此阶段正如周立( 2009)[5]等人所言中国农民事实上走上了集体“扶富”,成了资金的净供给者。第二阶段就是以改革开放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推行到 1996 年农村信用社与农业银行脱钩。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农民生产的积极性被调动起来,粮食产量大幅度增加,随之农民的收入也相对在增加,而相应的农民由于出于安全的考虑纷纷把增加的进行储蓄;城市实行政企分开后,工业化和城市化的速度明显加快,而工业化城市化需要大量的资金,城市由于之前的发展是低效率的资本积累不够,政府又把目光转向农村金融,1979 年国家又恢复中国农业银行同时把信用社划归为其基层营业网点从而又牢牢控制了农村金融,农村金融机构又成了一根根安装在农村的金融管道把农村资金抽走,而农户又继续扮演着集体“扶富”的角色; 但是,资本短缺的状况在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以 1996 年为标志中国的金融体系的资金由短缺走向连年过剩,随着金融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四大国有银行进行商业化股份制改革同时这一时期产生了许多中小型金融机构。1996 年农村信用社从中国农业银行脱离,农村金融初步形成了农村信用社,中国农业银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三足鼎立分工协作的农村金融体系,这标志着农村金融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第三阶段,在全国金融体系连年出现存差的背景下,国家出台了财政金融政策来支持“三农”来促进农民增收但是依然扭转不了农民增收幅度连年下滑的势头。农村金融机构的储蓄存款却连年增加,可是农户贷款难却是不争的事实,像向来冠名以“农村金融主力军”的农村信用社,实际上农户从农信社获得的贷款仍不足其向农信社存款的三分之一,而相反农村大量资金却从其流出,例如[6]1999 - 2002 年其资金净流出量分别达到 281. 2 亿元、507. 6 亿元、651. 9 亿元和 646 亿元。第四阶段,是以 2003 年央行向农信社注入 1 650 亿元对其不良贷款进行处理标志着我国农村金融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2006 年底国家批准新型农村金融机构试点,2007 年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成立。目前兴起的各种小额信贷、村镇银行、农业保险等农村金融组织,对农村经济发展、农户融资需求的作用并不明显。#p#分页标题#e#

农村金融市场参与主体的观念现状

当前我国农村金融体系基本形成了正规金融和非正规金融并存的局面,我们这里只讨论正规金融,正规金融主要有农业发展银行、农业银行、邮政储蓄银行、农村信用社、村镇银行等。它们作为金融市场参与者之一的金融机构,除了农发行外其它金融机构基本都是积极在农村吸收存款储蓄,而由于受到农村农户条件限制这些金融机构基本都是向农村有较大利润空间并有还贷保证的那一部分融资需求比较积极成为“草尖金融”,却不积极向那些明显先天不足的但却是农村融资需求主力的农户提供融资,农村金融机构现在为了保证贷出去的款百分之百能够收回,对借款对象要求基本上是“宁缺毋滥”。而作为农村金融市场上的另一个参与者之一的政府,总是根据农村金融市场的变化出台相关的法律法规以及一些制度安排,比如曾经针对非法融资出台了《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针对小额信贷难、农村金融机构少政府做了新型农村金融机构试点并且在全国推广的制度安排。这些法律法规制度安排从内容上看非常完美,但是操作起来要么就是水土不服,要么就是流于形式。政府对于这些安排是否符合实际、是否是农村金融市场金融机构和农户的真正之所需? 答案是考虑不周以至于出现这种尴尬情况———法律法规制度安排没少出,而这些对解决农户融资难、促进农村经济发展的作用并不明显。总的概括起来就是政府对农村金融发展的观念: 遇到问题就通过立法或者制度安排来解决问题,结果是法没少立、制度没少安排但对解决问题的作用却不大。与此同时,作为农村金融市场最重要的参与者之一的农户一直都有着对资金方面的需求,然后由于金融机构出于资金安全等方面的考虑需要贷款抵押等条件,而农户又不具备这些方面的要求所以一直都被拒在农村金融机构贷款考虑范围之外。大部分农户遇到资金短缺时候要融通资金首选的不是农村银行等金融机构,而是考虑民间借贷来解决问题哪怕是高利贷,他们觉得没有关系想通过银行等正规金融机构贷款是不现实的。在很多农户的观念里,存款储蓄他们会选择银行因为他们觉得银行是国家办的安全有保障,出现资金短缺需要融资的时候由于银行门槛比较高对他们来说找银行贷到款的概率很低,同时由于农户对资金的要求时间性很强,所以他们在遇到资金短缺首先考虑的是民间借贷甚至是高利贷。

农村金融市场参与主体的观念创新

国外发达国家的发展经验证明了经济的发展进步离不开金融的支持,金融如同经济发展的血液。而我国长期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隔离造成了城乡经济发展的严重失衡,要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协调发展、构建和谐社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这些的实现都需要农村经济的发展,农村经济的发展离不开农村金融的支持。而我国农村金融的发展历程及对经济的发展推动作用不明显,从观念的视角来分析是农村金融市场参与主体的观念存在问题。要从观念创新的视角来研究农村金融的发展,而农村金融市场参与主体不管直接目的还是间接目的都是要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金融机构作为金融中介的金融机构本身的功能不仅仅是只有吸收存款的能力,还不应当忘记自己提供贷款的能力。农村金融机构要摆脱目前这种“草尖金融”的尴尬处境,做农村经济发展的助推器而不是经济的抽血机,把储蓄存款取之于农村、而用之于农村,就要对现有的观念进行创新转变。

首先要把自己定位为立足扎根于农村,做支持农村经济发展的“草根金融”; 其次是把金融服务送到农户家中,向农户宣传金融类相关的东西,让他们了解贷款的相关流程顺序特别是小额信贷这一块,同时要到基层第一线去了解农户对融资方面的需求,使自己和农户之间的交流多起来,信息传达能形成一种长效机制从而降低彼此之间的信息不对称; 第三要明白农村金融机构的命运是和农村经济的发展息息相关的,没有农村经济的发展就没有农村金融机构盈利的可持续性,而农村经济发展的直接表现在农户收入水平的提高,农户收入水平提高后其偿还贷款能力也相应提高了进而金融机构的发展可持续性能力也提高了,这最直接的表现就是金融机构和农户达到了双赢状态; 第四要改变以前贷款产品单一的观念模式,要根据农户还款能力开发出多层次多种类的贷款产品,比如对贫困农户可以借鉴孟加拉国乡村银行的小额信贷模式同时结合我国农村的具体实际情况开发出适合我国农村的小额信贷模式; 第五转变创新支农的观念,对于国家的支农政策不要停留在空喊口号的阶段,要用实际行动去支农,用实际行动去支持农村经济发展,去支持新农村建设。政府作为农村金融市场金融制度的供给者和金融政策的出台者,但是目前已经存在的金融制度、政策不是很完善,为了更好地促进农村金融的发展来支持农村经济发展,政府需要进行观念创新。首先,政府是要扮演农村金融市场的服务角色,是根据金融机构和农户之间在金融交易方面出现的问题,从宏观层面来提供解决方法的; 其次,在制度供给方面以后要减少直接空降一些制度安排,直接空降制度安排只会造成其水土不服结果是事半功倍,要鼓励能有更多像家庭联产承包制这种制度的产生,从而对其进行规范推广; 再次,在法规制定、政策出台方面,法规政策不是出来后就可以把所面临的问题都解决了,同时还要把其真正贯彻落实否则其就是一纸空文,而且这些法规政策要与时俱进; 最后,在对待非正规金融方面政府一定要区别对待,而不能搞“一刀切”,对于那些内生于农村的合作性非正规金融要对其进行规范加以引导其发展,而对于那些高利贷黑色金融坚决加以打击取缔。作为农村金融市场资金直接的需求者农户来说,由于银行等农村金融机构出于资金安全的角度考虑对贷款设置了比较高的门槛,而农户由于本身所拥有的田地和住房不在抵押贷款抵押物范围之内,农户一直处于有融资需求而无正规融资渠道的尴尬境地。然而作为农户要想改变这种境地,农户一定要从转变观念进行观念创新入手来解决问题。

首先,农户一定要清楚为什么自己贷款难的问题? 不是因为金融机构没钱,而是因为彼此的信息不对称,金融机构不敢给自己放款。农户要转变观念进行观念创新,通过寻找志同道合者组成资金互助组或加入相关的合作社来达到组团增信从而实现向金融机构申请贷款; 其次,要敢于和政府机构打交道,政府机构是为民服务的机构而不是封建社会有钱人的衙门,充分了解利用其为解决农户融资难提供的贷款担保服务等;再次,农户要更新观念注意日常生活中个人信用的培养,特别是最能反映就是是否按时缴纳水电费,一些日常生活中能反映信用状况的票据一定要搜集保存好以备将来申请小额信贷能够用的上; 最后,在不犯法的前提下积极创造出能有助于解决农户融资难的内生于农村的金融合作组织,此外还要充分利用非正规金融给提供的金融便利。#p#分页标题#e#

结语

信贷年中总结范文7

 

二战后,日本政府废除了战前、战时的统制经济,逐步建立起比较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   日本政府还从国情出发,在总结传统经验的基础上,吸收了欧美各国市场经济的经验教训,并参考了社会主义国家计划经济的某些经验,形成了具有日本特点的宏观经济管理模式,而且建立了一整套的宏观经济管理手段,如计划手段、政策手段、法律手段、行政手段等。日本政府运用这套管理手段,总的来说取得了较好的效果,但是,也发生过几次失误.给经济发展带来一些消极影响。因此,研究日本宏观管理上的失误并吸取其中的教训,对于正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我国,是有必要的。   政策失误与“物价狂乱”6。年代中期以来随着美国实力的下降,美元霸权地位逐步衰落,在美元不断爆发危机的情况下,1971年8月15日尼克松总统宣布停止美元兑换黄金。这一政策猛烈地冲击了资本主义国际货币制度,并导致了世界性通货膨胀。日本的价格体系也陷入了混乱之中。批发物价、消费者物价都出现了高达2位数的上涨率,日本人称之为“物价狂乱”,国民经济受到严重通胀的袭击。   对于这次通胀的原因,不少人把它归结于“尼克松冲击”和石油涨价.但主要原因实际卜址日本政府金融政策的失误。   第一在各国都改行浮动汇率制情况下.仍坚守固定汇率制。由于美国停止r美元与黄金的兑换,美元进一步贬值已势在必然,西欧各国金融当局为防止出现抛售美元、抢购硬通货风潮的产生,纷纷关闭外汇市场。一周后,在重开的外汇市场上大多数国家都放弃了固定汇率制,改用浮动汇率制。而日本金融当局认为,日本的汇兑交易由于实行了严格的限制,能够防止美元大量抛售;另方面也担心日元升值会给出口一产业和造船业等拥有巨额美元演权的产业带来损失,因而大藏省和日本银行决定暂不关闭东京外汇市场,继续保持1美元兑换360日元的固定汇率。结果在东京外汇市场上仅8月16日这一天就卖出了6.2亿美元,大约是平时的10倍.到8月27日日本银行买进的美元约达40亿。据大藏省正式统计,外汇储备额1971年7月底为79.27亿美元,8月底则达125、14亿美元,增加45.87亿美元,仅8月份,外汇储备就增加近60%,中央银行由于被迫买进大量外汇.不得不增发本国货币,由此成为通胀的第一根导火线。   第二,实行了扩大财政预算和放松银根的政策。日本政府为了减少国际收支顺差幅度,促进经济增长,采取了扩大的金融政策,使得财政支出和财政投融资大幅度增加;同时降低利率,扩大货币供应量,增加对民间企业的贷款。1971年货币流通量.MI比上年增长29.7%,MZ比上年增长24.3%.是1956年以来增长幅度最高的一年。1972年货币发行量继续扩大,Ml和MZ分别比上年增长24.7%。银行券也大量增发,日本银行在1971年和1972年增加贷款8万亿日元。全国银行贷款规模从1970年的39万亿日元猛增到1972年的62万亿日元。日本政府想通过增加财政支出,扩大对民间企业的贷款,以抵消“尼克松冲击”的影响,但这种扩大的财政金融政策为通货膨胀埋下了祸根。   土地价格暴涨,据1973年4月建设省公布的全国5490个地点的地价表明,这一年中全国地价平均上升了30.9%。建设投资的扩大,又使建筑材料的价格猛涨这就引发了全面的通货膨胀。不久,“列岛改造计划”也就不了了之。   “列岛改造”与通货膨胀“泡沫经济”与政府资任日本是西方国家中利用计划手段管理国民经济的国家之一。日本政府制订的经济计划虽然不具有法律效力,但其提供的各类数字和信息对国民经济整体和整体中的各个组成部分都具有指导和诱导的作用。因此,某个大型计划出台的时机如果选择不当,则可能造成不良后果,田中角荣首相的《日本列岛改造论》便是一例。   田中在1972年5月出版了《日本列岛改造论》一书,在该书中他提出了一系列国土开发设想.为了把日本建设成为一个福利社会,消除由于经济高速发展所带来的城市集中、人口过密等弊病,田中提出三个“医治日本列岛的处方”.还主张要充分发挥财政税收的调节作用,增加财政投资规模,以保证“工业重新布局”所需资金。1972年7月,田中担任首相后,“列岛改造计划”虽没有正式作为政府的计划文件,实际上是被看作政府对内政策的施政纲领。8月,田中首相的咨询机构“日本列岛改造问题恳谈会”宣告成立,日本迅速掀起列岛改造热潮。   1971年8月27日日元改行浮动汇率制后,到年底升值为1美元兑换308日元。在“尼克松冲击”已经造成一定的通货膨胀情况下,为应付日元升值出口减少造成的国内需求扩大,日本政府又实施了积极的金融缓和政策。在这种形势下,田中内阁提出的列岛改造计划,更助长了土地投机风。根据改造计划.凡有希望开发的地区,不论是大城市还是中小城市投资都很活跃.结果导致了全国性1985一1988年日本名义国民生产总值从3一7.4万亿日元增长到367.4万亿日元,增长率为15.7%,但同期土地资产价格从1015.7万亿日元上升到1842.4万亿日元,升值81.4%,折合14万亿美元,足以买下4个美国;股票资产也从241.87万亿日元上升到668.97万亿日元,价格上升176.6%.房地产和股票价格脱离实际而狂升猛涨,人们称之为“泡沫经济”。   这次从80年代后期延续到90年代初的泡沫经济,持续时间之长,影响之深在日本历史上都是空前的。泡沫经济崩溃后给日本经济带来的打击是巨大的,它使金融面临危机,资源配置扭曲,产业结构调整受挫,企业素质普遍下降;国民贫富差距扩大,劳动观念减弱而投机心踵增强,它还使社会风气败坏,政治丑闻不断发生.关于这次泡沫经济产生的原因,研究者多有论述和分析,比较一致的看法是,虽然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日本政府的责任则是主要因素。1986年8月,日元从上年9月对美元的汇率由244:l上升到153:1.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升值60%.日元急剧升值,对日本出口业是一沉重打击。为扭转日元升值所引起的不景气局面,日本采取了大幅度的放松银根政策,官方利率从1986年1月的5%降至1987年2月的2.5%、并一直延续到1989年5月,达2年3个月之久。货币供应量增长率从1987年至1990年连续4年保持在2位数。1986年9月旧本政府为扩大国内需求.又决定采取支出总撅达3.6万亿日元的综合经济对策,次年5月又制定了总额为6万亿日元的紧急经济对策,以此来促进大规模的经济笼荣。日本经济衰退在1986年11月已达谷底,并在1987年5月开始回升,这时仍采取这种放松银根和大规模的财政扩张政策,必然会促使泡沫经济的产生。在政府金融扩张政策的冲击下,金融机构一为争夺市场占有率,在收益至上的指导思想下,尽全力扩大融资,煽动起疯狂的不动产和股票投机活动,使泡沫经济急剧膨胀。#p#分页标题#e#   几点教训我国现在正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发展市场经济会不会导致通货膨胀,这是大家都关心的一个问题。应当提出的是,市场经济并不等于通货膨胀。日本是市场经济体侧国家,但从战后近50年的历史看,它的物价水平总的说来还是比较稳定的,虽然也发生过通货膨胀、“泡沫经济”一类问题,但主要原因还是出在致府的宏观经济政策上.日本政府这几次失误,给我们的教训主要有:第一,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应当根据变化了的内外形势及时作出调整,以保证经济的稳定增长。   政府运用金融政策从宏观上调节经济活动,主要是从两个方面,即控制信贷资金和放松信贷资金。把货币和信贷的增长率控制在不致引起通货膨胀的限度内,保持经济的稳定增长,是大多数国家金融政策所追求的目标。而日本政府实行的低利率和超额贷款、增加货币供应量的政策,虽然在刺激经济高速增长方面起到很大作用,但如果不顾客观形势的变化,片面迫求经济增长速度,而采取盲目的金融扩张政策就不可避免地会带来通货膨胀。   第二,政府只能通过各种有效手段调节市场,而不能操纵市场。   政府正确的宏观调控政策,对于减弱市场波动、防止宏观失调是很重要的.但政府对市场的调节应当是相机性的、有限度的,只能通过适当的政策介入市场。在“尼克松冲击”后,资本主义世界货币体系已经瓦解,出现世界性通货膨胀,在此情况下,本国货币对外国货币的升值,是防止外国通胀波及国内市场,稳定物价的有效方法。日本政府为防止日元升值带来的出口不利,死守其固定汇率,坚持开放东京外汇市场,结果适得其反,引发了通货膨胀。   第三,重大政策出台必须掌握适当时机。   宏观经济管理的主要对象是总需求和总供给,宏观经济政策的目的也就是要达到总需求与总供给的大致平衡.战后日本为了摆脱经济落后状况,把实现赶超欧美作为经济发展的战略目标,因而日本政府十分注重扩大投资,这就造成了长时期的需求膨胀和供应不足。如果在已经出现通货膨胀的情况下,又推出大型经济发展规划,则会更加剧危机,出现严重的通胀。“日本列岛改造论”出台就是因为时机选择不当,使总需求大大超过总供给,引起物价飞涨。   日本政府宏观经济政策的几次失误告诉我们、制订政策的时候,必须进行综合考虑,它不仅包括正确的估计和分析国内外的政治经济形势及其发展趋势,还包括应当在财税、金融、投资和计划体制方面,建立一种相互配合和制约的机制。抓住了这几个环节,再加上竺公要的产业政策、价格管理、基础设施建设和国有资产管理几个方面,并运用法律和行政手段加以规范,就能在市场经济的海洋中,把握正确的航向,驶向胜利的彼岸。

信贷年中总结范文8

自1832年起,应英国议会的要求,英国的商业银行在资金方面大力支持本国商人的商品赊销活动,而且法定的银行信贷年利率不得超过5%。为了减少因赊销产生的信用风险,赊销货品的商人学会仔细挑选赊购货品的买主。但是,这种做法还远提不上是全面控制来自赊购客户的信用风险,也没有“科学管理方法”的特征。也就是说,企业信用管理方法并不是随赊销方式出现而诞生的。企业信用管理方法是随着征信行业的出现而逐渐形成的。征信服务最早出现在英国。

1810年,世界第一家征信机构在英国首都伦敦成立,机构名称为Perry’sOriginalBankruptandInsolventRegistryOfficeinLondon,它提供企业征信服务。英国早期出现的征信机构还有Stubbs&Company(1836)和Estell&Company(1860)。目前世界上最大的企业征信机构———美国邓白氏公司始建于1847年。分期付款式的赊销方法最早出现在1850年前后,美国的一家缝纫机制造厂率先使用此方法推销“蜜蜂牌”缝纫机,采用的是零售信用方式。美国的珠宝行业是最早向消费者提供信用消费服务的。1878年,美国第一家专门提供消费信贷的金融机构成立,为购买珠宝的消费者提供现金信用。

1906年,美国的联合信用局(ACB,后于20世纪90年代更名为CDIA即ConsumerDataIndustryAsso-ciation)在纽约成立,该组织把分布于美国大部分地区的征信机构联合起来,提供的征信业务覆盖了全美国。若对企业信用管理方法进行技术上的细分,它可以被分为4大类,分别是:(1)企业信用管理,即防范、控制和转移来自企事业法人客户和地方政府的信用风险;(2)消费者信用管理,即控制和转移自然人类客户的信用风险;(3)金融机构信用管理,即金融机构(特别是商业银行)控制信贷和信用工具投放信用风险的方法,以满足每一版《巴塞尔协议》的要求;(4)企业信用制度,即在企业信用管理功能完善的基础上,增加建立企业守信制度。

二、企业信用管理理论的断代

关于企业信用管理理论的起源和形成,迄今未发现有西方的相关研究。有证据显示,最早的信用管理教材是在美国问世的。早在1924年,为了解决“人们进入信用领域而没有准备”的问题,时任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教授的西奥多尔•贝克曼出版了《信用和追账的理论与实践》,这是一部大学教材,是作者在调研了征信机构服务的基础上编写的。另一种说法是,企业信用管理方法是由征信机构研发出来的。例如,早在20世纪40年代后期,美国邓白氏公司在全球范围内向其员工和客户提供一门名为《财务和信用管理(CreditandFinancialAnalysis)》的函授课程。这门函授课程销售了60余年,一直受到欧洲信用管理专家们的赞扬。因此,企业征信机构也有可能是企业信用管理理论的“催生婆”。

早期的征信机构千方百计地向赊销商品的厂商提供征信产品和服务,例如了解赊购客户的声誉;取得赊购客户的背景资料;评估赊购客户的信用价值并推荐信用额度。比较赊销商品的厂商和放贷的商业银行,征信机构能用更宏观和独到的眼光找到信用风险的来源,发现和控制信用风险的经验更丰富,也非常有意愿与客户们分享其见识和经验。因此,征信机构更愿意系统地和有逻辑性地向赊销商品的厂商提供消弭信用风险的经验,开发出信用风险控制的理论和方法。以企业信用管理功能健全与否为断代标准,第一代企业信用管理理论应该形成于20世纪初期。西奥多尔•贝克曼教授出版的《信用和追账的理论与实践》一书应该是标志性著作。该专著是世界上第一部企业信用管理的专著,它标志着企业信用管理的操作方法上升到理论层面。

第一代企业信用管理理论尚未有对企业信用管理全过程实施信用管理的提法,只是针对企业面临的赊销客户筛选和逾期应收账款处理这两个信用管理的薄弱点提出系统的解决方案。鉴于第一代企业信用管理理论是在征信机构参与下形成的,因此它具有如下特点:(1)以尚不成熟的4C理论(1910年提出)为基础理论依据;(2)只强调客户信用档案管理和逾期应收账款管理两项基本功能;(3)提出了信用管理功能的实现须得到外部技术支持的理念,但限于征信和追账服务;(4)未采用量化分析方法;(5)经典著作未能从企业信用经理人的角度出发,而是站在征信机构服务的角度编写的;(6)特别重视客户财务数据分析。

在操作方法和设施方面,在那个年代,信用经理人使用普通办公家具,客户信用档案全部是纸质的,信用管理工作全部是手工操作的。第二代企业信用管理理论形成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奥本尼分校的罗伯特•科尔和朗•密施勒二位教授合著的《消费者和企业信用管理》一书应该是标志性著作。这也是一部大学教材,它的第一版于1960年问世。此外,美国全国信用管理协会(NACM)和美国邓白氏公司也在不断努力,加强了理论与实践的结合,逐步形成了流行至今第二代企业信用管理理论。该理论具有如下特点:(1)以5C和5C1S理论作为理论基础;(2)形成企业信用管理的5项基本功能;(3)强调赊销风险控制的全程信用管理操作;(4)客户信用档案使用以普通版本企业征信报告为基础的成套信用信息;(5)大征信行业十多个分支提供外部技术支持;(6)追求量化指标的研发和使用,例如1956年FICO评分出现,1968年Z-Score方法出现;(7)赊销企业和征信机构均具有经济全球化意识和能力,征信机构支持跨国公司的信用风险控制,基本实现了全球无差异化的企业征信服务;(8)征信相关法律建立健全,信用标准逐步配套;(9)个别国家出现不太健全的信用经理人从业执照考试。自20世纪70年代起,发达国家企业的信用管理工作逐步实现了计算机化。由征信机构开发的信用管理专业软件也被大量使用。

我国是在改革开放之后才从西方学习和引进企业信用管理方法的,而且直接引进的就是第二代企业信用管理理论。我国第一部企业信用管理专著是由林钧跃和谢旭编写的《企业赊销和信用管理》,该书于1999年由中国经济出版社出版发行。在此后十年中,中国市场上先后出现了若干部企业信用管理理论与方法方面的著作,它们无一例外地运用或诠释了第二代企业信用管理理论。2005年9月,原劳动与社会保障部编制和印发了《信用管理师国家职业标准》。继而中国劳动技能鉴定中心聘请信用管理师专业委员会的十多名专家依据国家职业标准编写了一套四册的《信用管理师教程》。该套教材由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出版,称得上是第二代企业信用管理理论和方法的集大成之作。值得一提的是,尽管旧中国在1932年就出现了征信机构———中国征信所,但从上海师范大学于2005年做过的一项对它的详细研究中,并没有发现该机构提出或引进了企业信用管理理论。

三、第三代企业信用管理理论及其特征

自21世纪开始以来,经济全球化造成市场环境的诸多变化,信用工具的设计和赊销方法的复杂性在增加,由此引发了一些新的问题,产生了新型的信用风险。特别是自2007年开始的全球金融危机以来,社会对国家和企业的诚信度要求不断提高,企业环保的压力越来越大,国际社会对劳工的保护形成法律和标准,企业承担社会责任已经成为必然(企业社会责任的国际标准ISO26000于2010年颁布)。企业的经营目标已经从追求股东利益最大化转变为追求受道德约束的利润。外部市场环境的变化,社会诚信道德意识的提升,反逼企业信用管理理论的升级换代,第三代企业信用管理呼之欲出。自2008年以来,经过前几年的探讨,第三代企业信用管理理论的雏形已经显现,它的特征包括:以“企业信用制度”取代“企业信用风险管理制度”;适应社会信用体系建立的新市场规则规范;成套信用信息的完整和规范;增加征信产品和服务的新品种;提高量化指标的精度和研发新的量化分析方法;近20个国家信用标准颁布,信用管理工作标准化在推进;信用管理专业的人力资源市场形成,企业可以要求信用经理人持证上岗;响应企业社会责任各项要求;企业应对政府的信用监管;信用管理外部服务增加等。在设施建设和工具研发方面,企业信用管理可以全面实现计算机网络化;拥有海量信用信息的数据仓库形成;成套的企业信用管理软件推广使用,包括在ERP系统中安装插件;信用风险量化分析工具配套;便携式远程信用管理工具出现。

四、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