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期刊在促进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的整个链条中发挥着重要功能，它好像排球里的“二传手”，在同论文作者的学术互动中，经过栏目和选题的组织策划、约稿组稿、编稿审移、评价推介等环节，实现论文作者的发稿需要，同时又通过期刊平台的展示和推介，为学术界乃至社会提供优质学术产品需要，从而服务社会和促进学术发展。在学术期刊生态链中，如何更好地把学术期刊这种“二传手”功能发挥出来，就要通过自己的一系列专业性活动，在满足论文作者及社会“双重需要”中提供“双重供给”。但从目前的期刊学术生态系统中还存在诸多需要解决的问题，我们称之为期刊发展“供给侧”结构改革。
一、学术期刊有效供给的评价标准
学术期刊办得好不好，不能用自身封闭的标准评价，而要看它在促进社会进步和学术发展中是否发挥了应有的功能，我国现阶段办好学术期刊应把握三个评价标准原则:
1．加强理论研究的指导性、主题性和规范性
党的作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重大判断，新时代的历史使命就是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强国。人文社会科学各个领域有不同的知识建构需要，学术期刊自然要为各学科的建设提供平台和交流媒介。指出，“当代中国正经历着我国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也正在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这种前无古人的伟大实践，必将给理论创造、学术繁荣提供强大动力和发展空间。”［1］学术研究的正确方向和使命担当是学术发展和创新的根本条件及根本问题，只有对我国空前伟大的变革实践保持高度的介入性，才能从中获得自身的发展。在这个过程中学术期刊可以从我国目前学术研究存在的倾向性问题出发，实现学术论文对西方理论的移植性研究取向转向自主体性研究，从解释性研究取向转向创造性研究，从单纯知识性兴趣研究取向转向思想性、前沿性研究。把论文写在中国大地上应该成为期刊的重要取向。期刊发表把握正确的政治方向和学术导向，这是由哲学社会科学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属性所决定的，学术期刊不能为追求“学术性”和影响因子而淡化意识形态属性。严把政治关是学术刊物自觉程度和创新高度的重要衡量指标和评价依据。
2．坚持原创性学科学术话语体系建构
改革开放初期由于社会科学研究长期停滞，在我国的社会科学许多研究领域已出空白和远远落后于世界水平，急需补课和借鉴西方理论研究成果，因此学习、引进、借鉴西方的学术理论是必要的，但在随后的学术复兴中却出现了西方理论“一边倒”的情况，失去了学术发展的自主性。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取得巨大成就，民族自尊心的增强，人们认识到我们需要提高文化自信，在思想理论建设上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南，新时代学术的基本语境应是，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为主体性来建构当代中国化的学术体系、学科体系和学术话语体系。在选题方向上要解决“西方理论，中国验证”，或“中国经验，西化解释”等不良倾向，解决原创性缺失，自主思想创造衰竭问题。失去了自主性，也很难体现学术精神。当然我们也不是主张固步自封，封闭自尝，而是强调学术研究要开放包容、中西融通、互学互鉴的学术作风。
3．建立合理健康的学术研究共同体
目前由于评职、年度考核、读学位、求职等等都把发论文作为刚性条件，因此虽然我国人文社科类刊物众多，但仍供不应求，在这种情况下容易滋生以刊谋利等不良风气，甚至是腐败行为，失去了刊物应有功能。学术刊物应以高度的敬业精神和规范化的审稿程序对论文作出取舍，把好学术质量关，为杜绝低端论文大量被刊出的现实状况，同时还要抵制学术造假、期刊引转率造假等不良行为，引领学界形成好学的学术风气。一个刊物容量再大，也不能在所有学科领域都能刊出优质论文，所以一个刊物应有自己特定的发稿领域和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好的刊物应是有灵性的，这种灵性来自刊物和作者群形成的学术共同体，围绕学术本然脉动而产生的心灵呼应并通过与论文作者的互动培养人才，特别是对青年作者的扶植和培养，个性化地为建构中国特色学术话语体系作出贡献。在特色的学术领域自觉生成较高层次的学术共同体。综上所述，在当下我国社会科学学术发展的大背景下，一个好的刊物应按着符合学术发展和创新规律的要求，引领我国学术的纵深发展，更好地服务于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建设。
二、阻碍学术期刊有效供给实现的因素分析
由于评职、业绩考试、读学位、结项等等都以为刚性要求，这就对期刊产生了大量需求。首先，从发稿“需求侧”角度看，存在两个方面的情况。一种是功利性需求。调查显示，有83%的人表示在毕业或评职时其就读学校或工作单位对发表的期刊论文有需求，主要集中在南大CSSCI，北大核心期刊总览和社科院期刊要览三个检索期刊上，其中又以南大CSSCI为最高。从年龄上看，30－40岁的科研人员最关心期刊排名(86%)，41－50岁的科研人员次之(85%)，然后是51－60岁的人群，61岁以上人群也多达74%，只有30岁以下人群不太关心。这种情况反映的是，30－50岁的人群正是评副高、正高职称最主要的群体，所以关心的刊物“级别”，在评职时，85%的科研人员表示其所在单位职称评定与期刊论文数量、“等级”挂钩。各单位在考核所发表的期刊论文质量时，又将期刊影响因子、是否核心期刊作为期刊质量高低的评判标准，然后是“以刊评文”。［2］我们都有这样的经验，一个单位在评职或评奖时，主要是查的数量或期刊“等级”达没达标或数量多少，很少审评论文本身的真实学术质量如何，是否具有前沿性、思想性、创新性。从科研人员的调查看，30岁以下人群不太关心发表刊物的“级别”，但30岁以下有发稿需求的人群数量更为庞大，主要是读学位的人群。这样，期刊就面对有大量功利性发文需求的人群。他们所需求发表的论文虽然不排除有严肃治学之作，但由于功利性的动机趋动带来的是严重浮躁之风以及不端学术行为，我们把这种的功利性需求称之为“虚假需求”。在这种需求的刺激下也会驱使某些期刊行为带有功利性和产生谋利性动机，所以有些期刊的篇幅不断加码，刊期不断缩短等等。期刊载文的数量逐渐增多，但低质量甚至垃圾论文文充斥其中。第二种需求是，遵循学术发展的需求和社会发展的需要，以严肃的科学态度和规范的科研行为，进行诚实的创造性劳动所产出的研究成果，通过期刊学术平台把自己的智慧转化为公共产品，进行学术交流和发挥社会功效。这种发文的需求我们称之为“真实需求”。从期刊发展所面对的学术生态来看，主要应承接这种最真实的需求，要为这部分作者的论文提供发表平台。其次，从期刊“供给侧”的角度看，它应按恪守学术发展和创新规律的原则，发挥自身的职能。但从期刊生存所面临的体制因素和生态环境来看，存在以下方面的问题:一是期刊被赋于超出自身功能的过多职能。学术界普遍存在对发表单位人员发表的论文采取“以刊评文”“以刊评人”的做法，形成了“核心期刊崇拜”、“C刊崇拜”的怪象。必须明确，核心期刊遴选的“初心”本是供文献检索之用的，并不能作为评价所发论文的绝对标准。符合我们期刊遴选标准的刊物当然表征着该期刊是具有一定质量的刊物，但期刊质量并不能同某一篇具体的论文质量挂钩。当我们阅读一本期刊的论文时，会发现同一本期刊登的论文在质量上是有区别的，因此要做具体的评价。赋于期刊过度的功能对期刊自身也会带来负面影响，产生“寻租”行为，有意识的“好坏搭配”，把会带来利益的质量较差的论文搭配上去。二是目前对于学术期刊的评价和排名生成指标主要由基于文献计量学的“影响因子”来决定。这种技术化标准带来的明显问题是，由于创新性指标在评价体系中缺失，学术成果的原创性、思想性和社会效益性在技术化的指标约束下，就同单纯知识性论文混同看待了。同时对不同类型的刊物也是不公平的。比如越是同当前学术热点和学术倾向相联系的论文越容易转引，而开辟新领域、新方向的“冷门”论文就必然受到限制。另外不同学科的期刊文献使用情况也不同，因而有的学科虽然很重要，但转引率却较低，但有的期刊却以发展该学科、该领域为方向。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如果期刊评价计量学评价标准过于刚性，也会在办刊人中产生主动适应行为，甚至投机性的功利行为，所以当一个刊物完全追求“来源期刊”、“核心期刊”指标时又会同真实地办好刊物形成一定张力。三是现有“来源期刊”、“核心期刊”遴选周期过长，不利于新锐期刊和进步较大期刊脱颖而出。比如，现行遴选体系以定量评价为主，就需要有一定年限的数据支撑来排序，一般学术期刊需要三年到五年，甚至七年的数据积累才能评选，如对于“核心期刊”或“来源期刊”的评价，有的评价机构还要计算三年、五年的影响因子，这就意味着积累五年甚至七年的数据才能列入遴选行列。但是从办刊的切身体会看，由于各高校或科研部门都把在“核心期刊”上发表的论文作为考核标准，在这之外的期刊发表的论文不在考核指标范围之内，造成的后果是，普通期刊组织不到优质稿件，这就自然形成了不合理的分工，非核心期刊只能供评定低级职级或作为硕士学位申请达标论文要求之用，不利于学术期刊的良性竞争环境的生成，“阶层固化”效应使得刊物越办越没活力，甚至成为某些单位和个人的自留地。由于形成这种格局，有的非核心期刊感到晋级困难，干脆把刊物办成收取版面费的盈利商品。再次，从全国全局的人才评价标准来看，我国长期存在“唯论文化”的评价标准，极不利于多样化的人才成长和社会公平，也对期刊正常发展带来负面影响，国家已出台了新的人才评价体系，将有利于期刊走上正常轨道，也有利于为真正治学的人才发展提供公平机会。
三、学术期刊“供给侧”改革问题前瞻
学术期刊的供给侧改革必然涉及学术体制的改革和评价体系的改革，解决好“供给侧”和“需求侧”的良性互动问题。第一，在“需求侧”要改革科研评价一切以为刚性要求的制度安排问题，减少“虚假需求”对期刊的不良冲击和“垃圾论文”充斥的现状。比如，对科研人员的业绩考核，不能只看数量，必须兼顾质量并推行代表作审核。例如，河北农业大学李保国教授把“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为解决农业发展做出了实实在在的业绩，他的贡献就不是在期刊上所能衡量的。再如，对一个医生的考核不是考察他的医疗水平和医德作风，而是用多少来衡量，则会产生很大负作用。再如，要求博士毕业必须发表多少规定等级的论文，也不符合学位授与法定规范要求，因为按学位授与规范主要评价标准就是学位论文自身的质量。谁都知道，各高校规定博士生必按要求发相关等级的论文，是为“大学排名”服务的，对学生来说是“抓壮丁”。这类规定应从体制、制度安排上进行改革。这种功利性的“需求侧”，不利于营造期刊成长的健康生态环境。目前在学术评价上存在的弊端各方大多都心知肚明，但改起来又很难，长期得不到解决，实际主要是行政主导体制带来的问题和必然涉及利益关系调整带来的阻力。第二，回归“核心期刊”本来的功能，创建新的优秀期刊评价体系。一个学术刊物被遴选为核心期刊，表明这一刊物具备一定的整体质量。但形成了“以刊评质”“以刊评人”的倾向，则人为地放大期刊的功能，这对期刊自身来说也会产生一系列负面问题。“绝对的权力必然会产生绝对的腐败”。期刊的“权力”过大，也会产生逐利、寻租等行为。“核心期刊”同时对现有核心期刊的遴选也要防止过分地量化标准，因为转载率、引证率、影响因子等等量化指标是容易人为操作的。衡量一个刊物优秀不优秀，自然首先要看是否把握了正确的政治方向及学术导向，并要制定突出期刊学术性、公共性、引导性功能的定量和定性相结合的评价标准，杜绝“一刀切”的要求，让刊物有个性化成长的空间，刊物评价的主体应突出专家评议的功能，特别是充分考虑口碑及广大读者的评价因素，看是否具有好的品相。第三，加强期刊的自身建设。期刊建设要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重点解决如何在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主体性来建构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术话语体系这一办刊根本方向和使命问题，不断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在此基础上提高期刊的业务建设和作风建设，提高刊物的学术规范化水平，努力形成自己的独特办刊风格和稳定的学术共同体，为迎来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大发展、大繁荣做出应有的贡献。总之，我国学术期刊生态链的整体格局尚存在不均衡、不完善的状况，［3］制约着科研成果的发表转化，也影响了读者的检索与阅读，继而阻碍期刊的品牌建设，因此，期刊加强供给侧改革，消除互相制约的不合理因素，才能彰显学术研究的价值和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