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文献是学术论文的重要组成部分，正确地引用注释和参考文献能体现论著的科学性和严谨性，反映论著的起点和背景、深度和广度，同时反映了作者承认和尊重他人研究成果及著作权的科学态度和学术品质。”[1]这是对参考文献存在价值和做好参考文献质量把关工作重要性的高度概括。《出版管理条例》第二十八条明确规定：“出版物的规格、开本、版式、装帧、校对等必须符合国家标准和规范要求，保证出版物的质量。”[2]这就从法律层面对出版物质量把关工作提出了明确要求。由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和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的《信息与文献参考文献著录规则》（GB/T7714—2015）（下文简称“2015国标”）于2015年12月1日正式实施，同时宣布“本标准所代替标准的历次版本情况为——GB/T7714—1987、GB/T7714—2005”[3]。可见，“2015国标”是目前我国参考文献著录规范的最新国家标准，著者与编校人员在做参考文献著录工作时应当遵循这个标准。笔者在做《大学教育》这份学术期刊的编校工作中发现不少论文来稿（其中包括正文质量高的论文）的参考文献存在或多或少著录项有误的现象，其著录格式不规范不统一的情况更是比较常见，如果编校时不一一核对与校正就难免将不规范、错漏问题遗留在出版成品中。这就需要花时间来做好这个质量把关工作，有时需要的时间还不算少。核心期刊的稿件应该没有或者极少参考文献著录格式不规范不统一和著录项有误的情况吧？其编辑老师是如何有效做好这项工作的呢？为了解答上述疑问，笔者找数种已经出版的核心期刊来认真核对，发现也存在参考文献著录格式不规范不统一与著录项有误的现象。于是，笔者决定选择编辑出版类核心期刊来探讨学术论文参考文献编校质量问题，毕竟这类期刊是宣传贯彻编辑出版工作标准与规范的排头兵和重要力量，而且负有引导作者正确执行编辑出版工作标准与规范的责任[4]。
1.研究样本的选择与编校质量检查分析办法
笔者选择北京大学2014年版12种编辑出版类核心期刊中除了《读书》之外（《读书》是思想文化评论刊物，极少列参考文献，与本文研究主题关联不大）的《编辑学报》《编辑学刊》《编辑之友》《出版发行研究》《出版广角》《出版科学》《科技与出版》《现代出版》《中国编辑》《中国出版》《中国科技期刊研究》共11种期刊作为研究对象，每种期刊分别从2018年第1期、第2期不同栏目中随机抽取3篇论文，总共66篇论文708条参考文献（同一文献表中的多条相同文献只算作1条，下同）。笔者对照“2015国标”有关规范要求，利用中国知网、万方、维普等数据库，通过百度学术、当当网、京东商城、亚马逊、孔夫子旧书网、360搜索引擎等途径搜索相关资源（尽量找到所引文献的原作原貌PDF版或封面、版权页照片）来判断这些参考文献的著录格式是否规范、著录项是否正确，然后对这些文献调查结果进行统计，并结合自己的编校工作经历与相关学习研究来加以分析探讨。
2.“2015国标”视域下研究样本的参考文献编校质量检查结果统计
“2015国标”颁布实施以来，学术界、出版业界对其可行性与优缺点进行了探讨，与此同时，不少学术期刊在编校工作中仍然沿用旧标准或其他相关标准甚至无视标准规范的存在，这就导致学术期刊普遍存在文后参考文献多种著录格式并存的现象，甚至同一种期刊也有不同的著录格式。应该说，保证参考文献著录项准确无误是参考文献编校工作的底线要求，而且只要抱着怀疑的态度并认真细致地核对所引文献的原貌即可避免大部分著录项错误。从表2统计结果来看，部分刊物在提高参考文献著录项准确性方面仍然需要更加重视。比如此次研究样本里有个文献表总共是13条文献，其中存在著录项有误的文献就有7条（包含4处题名错误和3处期刊页码错误）。另一个文献表漏列了2条参考文献（内文里有相应的注码，文献表的文献序号因为漏列了这2条文献而缺乏连贯性）。核心期刊的稿件质量普遍很高，其出版单位将编辑力量集中于组约优质稿件上，这是非常值得称赞与学习的。从本文的研究角度来看，核心期刊如能在现有基础上进一步提升参考文献编校质量就更能在学术界与出版业界发挥引领作用了，而且做好这项工作既有利于科学文化成果的分享与传播，同时也是规范开展编辑出版工作的要求，因此探讨提高学术期刊参考文献编校质量的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3.“2015国标”视域下研究样本的参考文献编校质量检查结果分析与探讨
3.1关于参考文献表名称、文献序号的著录问题
此次研究样本的文献表名大多数称为“参考文献”，少数称为“注释”，也有既列“注释”又列“参考文献”的，还有将解释说明文字列在“参考文献”表里的。所使用的文献序号以方括号居多，也有使用圈码的。笔者认为可以参考《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检索与评价数据规范：CAJ-CDB/T1-2006》14.8“参考文献与注释的区别和关系”[5]和“2015国标”3.10、3.11和7.1的有关说明来对注释与参考文献进行合理分工与规范。此次研究样本（比如《现代出版》）中的注释说明文字可列在文末以“注释”之名冠之，其序号可将①、②、③改为（1）、（2）、（3），而那些属于写作论文时阅读过或引用的信息资源则可列在文末以“参考文献”冠之，其序号则用方括号[1]、[2]、[3]。
3.2关于多次引用同一文献的著录格式问题
此次研究样本有多个文献表存在多次引用同一文献的著录格式与“2015国标”10.1.3的说明不符的情况。比如有篇文章里的文献注码和文后参考文献序号都是按照顺序逐一标注，其文献表里是这样处理多次引用同一文献这个问题的：
3.3关于责任者著录问题
“2015国标”明确指出，主要责任者包括著者、编者、学位论文撰写者、专利申请者或专利权人、报告撰写者、标准提出者、析出文献的著者等。如果对著录格式不规范的次数进行逐一累计（下同），那么此次研究样本中，有明确责任者却没有著录的就有5处，责任者著录不全的有12处，责任者著录有误6处，西文著者只大写其姓首字母的有11处，与“2015国标”其他相关著录格式要求不相符的有20处。现就其中的几个主要表现做如下探讨。
3.3.1责任者标注不全
根据“2015国标”8.1.2，如果采用顺序编码制，著作方式相同的责任者“超过3个时，著录前3个责任者，其后加‘，等’或与之相应的词”。研究样本中，有6条参考文献有多个作者但只著录第一作者或者第一、第二作者或者漏著录“，等”。比如：王福军，等.互联网背景下科技期刊的媒体融合路径[J].编辑学报，2016,28（1）：12.《编辑学报》和其他一些学术期刊可能是为了节约版面，遇到有2个或者2个以上作者的文章，其页眉只列第一作者并加“等”字。比如上面这个例子，《编辑学报》刊登这篇文章时其页眉写的是“王福军等：互联网背景下科技期刊的媒体融合路径”，著者在列参考文献以及编校人员在核对参考文献著录项时一看到页眉的作者只列第一作者并加“等”字，就需要以文章题目下方的作者署名信息为准，比如此条文献有4位作者，需要将其作者“王福军，等”改为“王福军，冷怀明，郭建秀，等”。关于译者等其他责任者著录问题，研究样本中存在著录不全、不著录译者或者译者著录位置与“2015国标”要求不符的情况。根据“2015国标”4.1.1，译者等其他责任者在参考文献著录时属于任选项目。笔者认为，不少优秀作品尤其是经典名著往往有不同的译者，译者不同即为不同版本，著录译者可以明确显示其版本。如果著录译者信息，应根据“2015国标”8.1.2的说明和4.1.2的著录格式来处理。
3.3.2欧美著者姓名著录格式不统一
根据“2015国标”“用西文或汉语拼音字母书写的著者的姓名，其姓全大写，其名缩写首字母”的表述和8.1提供的示例，欧美著者的姓需要大写全部字母。在实际工作中我们不难发现，许多欧美著作的著者信息都不是按照“其姓全大写，其名缩写首字母”的格式来著录的。按照“2015国标”5“著录信息源”的说明即“专著、论文集、学位论文、报告、专利文献等可依据题名页、版权页、封面等主要信息源著录各个著录项目；专著、论文集中析出的篇章与报刊上的文章依据参考文献本身著录析出文献的信息”，应当根据所引文献的原貌来著录欧美著者的姓与名，而不必非得“其姓全大写，其名缩写首字母”。不知这样理解对不对。如果这样理解是对的，在判断研究样本的欧美著者姓名著录格式是否规范以及在做学术期刊稿件的欧美著者姓名著录格式规范工作时，我们就不能不核对所引文献的著者著录信息就简单地将其姓的所有字母改为大写。
3.3.3著录了作者的国籍、朝代
此次研究发现有份期刊的参考文献普遍著录作者国籍，这与“2015国标”的要求不同，“2015国标”提倡不著录作者国籍。段明莲、陈浩元认为参考文献不标注作者的国籍或朝代名是参考文献著录国家标准所倡导的[6]，黄城烟等人也认为标注国籍或朝代没有多大实际意义，宜遵循简明与实用的原则，但如果统一标注不应算错[7]。
3.4关于题名著录问题
题名包括书名、刊名、报纸名、专利题名、报告名、标准名、学位论文名、档案名、舆图名、析出的文献名等。在此次研究样本中，题名或其他题名存在文字错漏的有18处，漏标副书名、副标题的有4处。这些错漏，只要认真核对所引文献原文，基本上都可以消除。比如：在同一个文献表中有2条文献出自同一本期刊同一作者同一研究成果的前后两部分，其题名分别是《成果述评：我国国民阅读研究现状述评（上）》和《成果述评：我国国民阅读研究现状述评（下）》。如果不核对原文就会觉得应该没什么问题，核对后才发现后半部分的题名应该是《方法、问题与对策：我国国民阅读研究现状述评（下）》。此外，根据“2015国标”著录格式要求，其他题名信息需要完整而准确地列出来并将其前面的破折号改为冒号。据笔者统计，此次研究样本共有5处漏标副标题，73处没有将副标题前的破折号改为冒号。笔者在编校工作中也发现，在包含题名和带有破折号的副题名的所引文献中，如果题名之后是冒号或者问号的，在著录参考文献时，其他题名信息中的破折号改为“：”后会感觉有点怪，不知应当如何处理比较合适。
3.5关于析出文献著录问题
这类问题主要有2个：一是专著中的析出文献，其版本著录位置不符合“2015国标”，按照“2015国标”规范要求，版本的位置应在文献类型标识/文献载体标识之后。二是连续出版物中的析出文献，期刊期数著录有的错误，有的不规范（主要是个位数的期数多加“0”）。此次研究样本中，存在误将出版月份当作期刊期数的情况。如“电脑迷，2012（3）”的期数应为“6”，《电脑迷》是半月刊，所引论文出自2012年3月出版的第6期。通过中国知网搜索，页面里显示的“发表时间”有时不能准确反映期刊期数，需要点击相关页面查看这篇文章所在期刊年期数，最好下载全文来核对，这样最可靠。此次研究样本中，刊名错漏有4处，高校学报漏标版别3处。比如刊名“技术学院”应为“职业技术学院”，“学报编辑从论”应为“学报编辑论丛”，“广播大学”应为“广播电视大学”，有条文献引用的期刊应该是《新疆新闻出版》而不是《出版广角》，另1条文献引用的期刊是“出版发行研究”却误作“数字出版”。有不同版别的高校学报应注明版别。
3.6关于出版项著录问题
出版项包括出版地、出版者、出版年，是参考文献著录的必备项目。此次研究样本中，有2个文献表的十几条专著文献条目没有著录出版地，出版年著录错误也有数次。专著出版时间只需标注出版年，不用具体到月份，出版年标注不应与期刊期数相混淆。比如“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9）”中的（9）就是多余的，应该将其删掉。
3.7关于书刊页码和报纸版次著录问题
书刊页码著录问题主要有2个方面。一是指页码著录错误。此次研究样本中，存在乱标页码和转页页码没有著录的情况。笔者在核对参考文献时发现百度学术和一些学术期刊往往不著录转页页码，估计这些同行对“起讫页”中“讫页”的理解与以下看法相同：所引内容（引文文献）在转页上才需要著录转页页码，阅读型文献（比如有篇文章其所在页码为第237-239页再加第256页的半页）只需著录其起始页（237）或起讫页（237-239）[8]。笔者在学术期刊编校工作中发现知网是标注转页页码的，比如将上述例子的页码标注为“237-239+256”。转页的内容可能是正文的末尾、参考文献或者英文摘要，也可能是这三者的任意组合，无论是哪种内容都属于该论文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且商务印书馆2016年出版的第7版《现代汉语词典》对“起讫”的解释是“起止”，因此笔者在编校工作中倾向于采纳知网的上述做法。二是指页码标注方式与“2015国标”8.8.2规定不符。此次研究样本中，普遍存在没有区分引文参考文献和阅读型参考文献，其所标注的不是所引内容所在页码的情况。引文参考文献著录引用信息所在页码，有利于快速准确地找到所引信息的原文，这样既能体现治学研究的严谨性，也能为与所引信息有关的后续研究提供追本溯源的便利条件，丰富研究资源。报纸版次是“2015国标”明确必须著录的项目，此次研究样本中，没有著录报纸版次的共有10处。在实际工作中我们不难发现，有些报纸版次带有字母，如《第一财经日报》2017年8月4日第A01版，有些报纸版次不带字母。“2015国标”A9所提供的示例，其报纸版次著录采用的是第二种形式。为了更好地理解“2015国标”报纸版次著录格式，笔者在网上搜索示例中的前2个，没能找到这2篇文献的电子版原文，于是到中国知网上查看《中国青年报》的版次著录形式，比如第1版，该报原貌版印的是“1”，中国知网著录的是“001”。如果核对参考文献时编校人员不找到原文来查看，而只是按照中国知网的著录格式来著录就与报纸原貌不符。有些报纸会将同一期报纸分作A、B、C等多叠，每叠单独排序，比如《南国早报》，作者在报纸版次著录、编校人员在核对时，按照报纸版次著录原貌来著录才准确。
3.8关于电子资源更新、修改日期及引用日期著录问题
此次研究样本有将近20条文献的电子资源所著录日期放在文献条目的末尾，这是不规范的，应当按照“2015国标”4.6.2的著录格式放在文献类型标识/文献载体标识与获取和访问路径之间。有个文献表里的10条电子资源既没有著录更新或修改日期也没有著录引用日期，也许作者、编校人员认为所引文献的网址里已包含有日期，不必重复标注。笔者在核对《大学教育》所刊发论文的电子资源以及在此次研究中都发现有不少电子资源无法找到其更新或修改日期，因而无法著录。关于更新或修改日期是否必备项目，“2015国标”起草人之一、《编辑学报》主编陈浩元在其与冯秀兰合著的〈对《GB/T7714—2015〈信息与文献参考文献著录规则〉标准解析》中几个问题的辨析〉一文中认为：“需要说明的是，从新标准给出的多个示例表明，对于电子资源，‘(更新或修改日期)’不是必备的著录要素，而是有则必备，如果无法确认，也可以不标注）。”[9]张宏等人认为著录电子资源的更新或修改日期可以让人了解所引文献有多新、是不是最新版本，在新媒体时代很有必要，并提供了获取网页上没有显示所引文献修改或更正日期的操作方法[10]。
3.9关于网址著录问题在实际工作中，编校人员在核对学术论文
参考文献所著录网址时，往往发现网址无法正常打开，这给编辑出版质量把关工作带来困难。“2015国标”为解决这个问题指明了方向,即在参考文献中著录数字对象唯一标识符（DOI）。张宏等人认为：“无论电子资源的获取或访问路径如何变化，DOI是永久不变的，它是电子资源的唯一身份标识。通过DOI，即可获得该电子资源的摘要、关键词等相关信息，甚至全文。所以新标准（即“2015国标”——笔者注）规定，专著、专著中的析出文献、连续出版物、连续出版物中的析出文献、专利文献等的电子资源除了必须标注获取和访问路径外，DOI也必不可少，这就减少了电子文献访问路径变化或不存在的几率，同时提高了检索效率。”[10]此次研究样本中，标注了DOI的期刊有《编辑学报》《编辑之友》《出版发行研究》《出版广角》《出版科学》《科技与出版》《中国科技期刊研究》，这些期刊的做法值得大为推广。总之，从本次研究样本来看，《编辑学报》《中国科技期刊研究》等期刊参考文献著录的格式规范程度与内容准确率都很高。
4.学术期刊提升参考文献编校质量的思考
4.1增强学术期刊参考文献著录规范意识，学习掌握与灵活运用相关编校辅助工具
规范著录参考文献是确保学术期刊出版质量的一项基本要求。学术期刊编校人员应该认真学习、熟练掌握、严格执行国家最新相关标准，不断总结经验，善于吸取同行的先进理念和工作经验，不断提升自己对这项工作的把关效率与把关能力。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技术进步一直是解放生产力、推动创新实现的重要力量，在期刊出版行业中也不例外。出版界与科技界共同开发完善了一些参考文献编校辅助软件，学术期刊出版同行对EndNote、NoteFirst、NoteEx⁃press等进行了一些实践性探索[11-14]，给同行很多有益的启发与引导，编校工作人员要善于学习，与时俱进，勇于实践，敢于创新，成为能有效运用先进技术来优化本职工作的行家里手。
4.2从源头上抓好参考文献的质量
学术期刊应该在征稿启事、投稿指南中要求作者按最新国标正确、规范著录参考文献，并提供示例。这样做的目的是从作者创作源头把好质量关，也是有效的质量保障措施。为了学习同行的先进经验，笔者逐一在中国知网出版事业类核心期刊（除《读书》杂志）的检索网页上分别用“征稿”“投稿”等主题词来搜索其征稿启事、投稿指南或投稿须知，还找到这些期刊官网上的投稿要求（有的期刊没找到官网，有的官网上没显示投稿指南或投稿须知），发现部分编辑部不是很重视充分发挥征稿启事、投稿指南在引导作者运用最新国标来规范著录参考文献方面的作用。笔者2018年10月5日搜索中国知网相关网页时，在投稿指南、投稿须知里注明参考文献著录要参照相关国标的有《出版发行研究》（“参考文献的标注范式按国家标准GB/T7714—2005《文后参考文献著录规则》执行”[15]）、《出版科学》（“请按照国家有关标准GB7714—2005）”[16]，）、《中国编辑》[参考文献的“具体格式请参照《信息与文献参考文献著录规则》（GB/T7714—2015）执行”[17]]。笔者的上述考察结果与侯集体的相关研究成果基本一致[18]。与此同时，在检索参考文献有关研究论文时，笔者发现《编辑学报》《中国科技期刊研究》等期刊多次在其刊物上刊登该刊的参考文献著录格式要求，也发表了不少有分量的相关研究成果，这应该是其参考文献编校质量高的一个重要原因。有研究者建议，为了提高参考文献质量把关工作效率，在征稿启事或投稿须知里注明，提交原稿的同时附上所著录的参考文献原作（期刊所引论文首页或书籍版权页）的复印件或者其超链接[19-20]，实践证明这样既有利于提高学术论文的规范性与研究性，也有利于编辑判断其科学性与创新性以及快速有效地核对所引信息，从而大幅提高参考文献编校质量。
4.3提高审稿与编校稿件的能力与水平
一方面，在审稿时要注意审核参考文献。审稿时要按照“2015国标”的要求对稿件参考文献的著录情况进行审核，提出修改要求并引导作者做好规范工作，使其格式符合规范、内容正确。编辑在和作者沟通时要耐心、细致、诚恳，让作者既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增强参考文献著录的规范意识与能力。另一方面，编校时要注意审校参考文献。编校时要严格按照“2015国标”将稿件参考文献中的错漏之处进行认真细致的修正。要尽量找到所引文献的原作来核对有关事项，有时还需要与原作的出版单位了解有关情况，以确保其准确无误。现以笔者工作实例来说明。有篇论文原稿的参考文献中有这样一条文献：“郭沛、甄红军、张玉华：《地方行业特色型高校开放办学的路径选择》[J].中国高等教育.2014年第13/14期.”。编校时，笔者除了将其著录格式进行规范，还核查相关文献信息。首先在所引期刊期数方面，中国知网和百度学术都认为此文出自《中国高等教育》2014年Z2期，而维普网则认为此文出自2014年第13期。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差异？为了了解其究竟，笔者致电《中国高等教育》编辑部，联系到该刊编辑部负责人后获知，正确的标注应该是第13、14期，这是暑假出版的合刊即正刊而不是增刊。中国知网此处将合刊标注为增刊的做法是欠妥的。另外一个例子也能说明这一点。有篇论文原稿有这样一条参考文献：“薛思清.新时期计算机专业离散数学教学模式与内容研究[J].高等教育，2015（12）：68-69.”其著录格式是规范的，但其所标注的刊名、页码、期数有误。笔者核查时输入此条文献的篇名，百度学术显示出自《亚太教育》2015年第36期第72页，中国知网显示出自《亚太教育》2015年第36期第72+69页。下载全文后发现，中国知网的信息是准确的，但从所下载的论文页眉看到“高等教育2015.12”的标示，没有标示刊名和期数。这就很容易被认为是出自《高等教育》2015年第12期，实际上是出自《亚太教育》（旬刊）2015年12月出版的第36期《高等教育》栏目。可见，期刊刊登论文时最好在每篇论文的首页页眉上正确显示刊名和期数，而不是显示栏目名和出版时间。《中国科技期刊研究》在页眉和页脚放置读者阅读（有作者姓名、篇名、起讫页码）、研究者引用论文（有刊名、年卷次期数、论文起讫页码）和作者投稿(有官网网址)时关心与使用的有关该刊的重要信息（见图3、图4、图5），《出版科学》也在论文首页页脚处注明了刊登该文的刊名、卷次、期数和起讫页码（见图6）。这样做为论文使用者能提供方便，值得期刊界参考。
4.4充分发挥质检工作在提升学术期刊参考
文献著录编校质量中的积极导向作用质量检查是奖优罚劣的有效手段。假如没有相关质量检查和受众的监督，哪怕经常强调要重视抓好编校质量但其效果不理想的可能性会很大，毕竟做好编校质量工作需要持之以恒、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光靠从业者的自律性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科学的质量保障体系，而质量检查就是这个体系中的重要环节。因此，学术期刊出版单位要充分发挥由本单位或管理部门或行业协会组织的期刊质检工作在提升期刊编校质量上的积极导向作用，将参考文献编校质量纳入质检范畴，并将质检结果作为考核编校人员工作业绩的重要指标，以增强编校人员的规范意识和把关能力，促进学术期刊质量的有效提升。
5.结语
参考文献是学术论文的重要组成部分，学术期刊参考文献编校质量影响着学术期刊质量和科学文化的健康发展。学术期刊编校人员是其所办期刊参考文献编校质量的重要把关人，要带头认真学习、熟练掌握、严格执行国家相关最新标准规范，重视加强新技术新方法的学习探索与有效运用，发扬工匠精神，以高度的责任感、丰富的学识、良好的专业能力去做好本职工作，在不断为社会提供合格、优质学术期刊的工作实践中实现自身的人生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