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提高教师课程资源开发意识
教师不仅是课堂教学的主体，也是进行课程资源开发的主要力量，其本身就是重要的课程资源，提高教师课程资源开发意识是进行“中国古代文学”课程资源开发的前提。“课程意识是一种统筹全局、注重长远效果的民效理念，教师的课程意识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教师的专业化程度。因此，课程意识是大学教师专业发展的指导思想，它对于高校教师专业发展的重大意义不言而喻。”2012年5月教育部印发了《精品资源共享课建设工作实施办法》，把高等学校的精品课程资源分为基本资源与拓展资源两大部分。其中，基本资源是指基本资源指能反映课程教学思想、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过程的核心资源，包括课程介绍、教学大纲、教学日历、教案或演示文稿、重点难点指导、作业、参考资料目录和课程全程教学录像等反映教学活动必需的资源；拓展资源是指反映课程特点，应用于各教学与学习环节，支持课程教学和学习过程，较为成熟的多样性、交互性辅助资源。例如：案例库、专题讲座库、素材资源库，学科专业知识检索系统、实验实训系统、试题库系统、作业系统、考试系统，课程教学、学习和交流工具及综合应用多媒体技术建设的网络课程等。在实施方法中，教育部将课程资源分为基本资源与拓展资源两大部分，其中拓展资源以成熟的多样性、交互性教学资源位特点。不难看出，课程资源的内容不仅仅包含传统的教材、教学大纲等，还涵盖了与本课程有关的其他一切教育资源，这就要求教师改变之前“一本书，一块黑板，一支粉笔”就可完成整个教学过程的教学观念，最大限度的捕捉并利用教材之外的课程资源。在教学过程中，改变传统教学观念，具有强烈课程资源开发意识的教师可以更好的将教材内容与现实生活结合在一起，从而获得更好的教学效果。按照时展进程，“中国古代文学”可以分为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两宋（辽夏金元）、元朝、明清等时段，以汉民族文学为主兼有其他少数民族文学为主要内容，是中国古代历史与文化的主要载体，其中古代士人的人格精神对当代大学生道德修养有着巨大的影响。以中国古代文学的“爱国”主题为例，自古以来，爱国主义是中国古代文学作品的基本主题之一，从某种角度上说整个中国历史就是一部爱国史。屈原为楚国上下求索，“虽体解吾犹未变”、“虽九死其犹未悔”，秦灭楚国之后，他也自沉汨罗，昭示爱国之情；西晋灭亡之后，面对东晋士人“风景不殊，山河之异”的感慨，王导以“当共戮力王室，克复神州”鼓励南渡诸人；安史之乱后，辗转流离的杜甫在听说官兵收复河南河北之后，“初闻涕泪满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寥寥几句把一家老小收复失地的喜悦展露无疑；陆游在弥留之际仍然“僵卧孤村不自哀，尚思为国戍轮台”并告诫子孙“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抗金名将岳飞一生“尽忠报国”，以“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自律；林则徐贬谪伊犁时常吟“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福祸避趋之”；秋瑾在留学途中写下了“如许伤心家国恨，那堪客里度春风”；面对近代中国的孱弱，麦孟华发出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呼声；古代仁人志士的爱国思想与行为对于当前大学生人格形成有着重要的影响。
再如中国古代文学“思乡”主题为例，中国古代社会长期农业文明使先人们具有强烈的故乡情结，但士子为求功名又多宦游在外，反映在文学中就形成了“思乡”主题。从战国屈原“鸟飞返故乡兮，狐死必首丘”到汉末文人“征夫怀远路，游子恋故乡”到唐韦庄“未老莫还乡，还乡须断肠”到宋苏轼“别后与谁同把酒，客中无日不思家”到元戴良“湖海未归客，风尘多病身”到明吴承恩“宁恋本乡一捻土，莫爱他乡万两金”再到清崔岱齐“鸟近黄昏皆绕树，人当岁暮定思乡”等等，无一例外的反映了古人对故乡深沉的眷恋。教师在日常工作和学习中，不断搜集发掘中国古代文学中与“爱国”“思乡”相关的内容，并且通过课程资源建设积累下来，在授课时便可以更为灵活的用于教学中，还能使来自五湖四海的大学生们对古代士人的“爱国”、“思乡”情结产生共鸣，激发其学习古代文学的兴趣。提升教师的课程资源开发意识，及时进行“中国古代文学”课程资源建设，充分挖掘校内外相关课程资源，不仅可以提高学生学习兴趣，也是新形势下高等学校“基础扎实，知识面宽，能力强，素质高”的人才培养模式的必然要求。
二、改变传统教学模式
传统教学方式以纸质教材或参考书为依据，以教师口授、黑板书写为主要教学手段，采用教师讲授、学生记忆为主的模式。但是随着近年来高等教育改革的深入，高校课程的设置逐步由基础型、理论型向应用型、实践性转移，“中国古代文学”的课时也被不断的压缩，以教师讲授为主的教学方式已经无法全方位的实现课程目标，以多媒体技术为主的信息化教学方式的优势愈来愈凸现出来，但是信息化教学方式并非指简单的运用幻灯片、多媒体教学，而是基于现代信息技术进行课程资源建设，通过网络使教学信息公开化，教师与学生可以随时随地对教学内容进行交流谈谈，突破了传统的“教师-教室-学生”的教学模式。在传统的“中国古代文学”教学方式中，教材是教师与学生之间唯一的媒介。以古代文学的教材选用为例，新中国成立之后高校选用的中国古代文学教材的选用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建国后，高等院校多采用游国恩主编《中国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版）；随着文学观念与文学理论的不断更新，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古代文学教材的编写也呈现多样化，如章培恒主编《中国文学史》（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等，与游国恩版《中国文学史》相比，新的文学史更注重将新的学术成果引入教材之中。但即使如此，基于任何一次新出土文献都有可能证实或颠覆现有的文学观念的事实，教材也无法体现学术发展的时效性。以词为例，词与诗并列为中国古代文学最为重要的体裁，“唐诗宋词”也可作为中国文学的最为辉煌的成就之一。但由于现存文献的缺失以及唐民间词的散佚，学界对词的起源及发展历程的认识一直不明晰。直到1900年，敦煌鸣沙山第288石窟中出土了几百首抄写的唐民间词，向世人展示了曲子词的初始状态，填补了词发展初始阶段的空白，为廓清了词体的发展历程提供了史料依据。正如王国维所说：“古来新学问起，大都由于新发见。有孔子壁中书出，而后有汉以来古文家之学；有赵宋古器出，而后有宋以来古器物、古文字之学。……然则中国纸上之学问赖于地下之学问者，固不自今日始矣。自汉以来，中国学问上之最大发现有三：一为孔子壁中书；二为汲冢书；三则今之殷虚甲骨文字，敦煌塞上及西域各处之汉晋木简，敦煌千佛洞之六朝及唐人写本书卷，内阁大库之元明以来书籍档册。此四者之一已足当孔壁、汲冢所出，而各地零星发现之金石书籍，于学术之大有关系者，尚不予焉。故今日之时代可谓之‘发见时代’，自来未有能比者也。”在这段话中，他认为学界将孔壁出书、汲冢书与甲骨文作为中国学问的三大发现是不完整的，因为敦煌及西域木简、敦煌千佛洞中唐人书写的卷本及内阁大库之元明以来书籍档册等，任一皆可与孔壁出书、汲冢相比较，文学史中的部分文学观念需要随着新出土文献的发现而改变，课程资源的建设恰好弥补了传统教学方式以教材为主的单一教学资源，可以通过不断更新学术成果向学生提供学界的最新成果。
当然，传统以面授为主的课堂教学方式不仅为教师与学生提供了面对面交流的机会，同学之间也可以通过课堂教学进行探讨，教师可以通过课堂教学为学生提供专业的学术指导，所以课程资源建设并不能完全取代传统教学。在课程资源建设与传统教学方式之间，最为理想的途径即是通过“中国古代文学”课程资源建设，弥补以课堂教学为中心、以教师口授为主的传统教学方式的不足，建立一套不断补充最新科研成果和学术动态，由教师讲授、学生做习题、学生自测、教师与学生交流等一系列环节组成的现代教学系统。这个系统既能够为学生提供自主学习的网络课程资源，还可以随时辅导学生学习，为学生自学和自我测试提供有效帮助，不断更新和不断自我完善。
作者：赵静 单位：黄淮学院文化传媒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