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我国是一个有着几千年农耕文明的国家，大量的历史文化和宝贵遗产都蕴藏在传统村落当中。甘肃历史悠久、人文土壤丰厚，孕育了数量颇多的传统村落。新型城镇化为城镇化发展提出了新要求、高目标，传统村落的发展面临更大的挑战，亦带来新的发展契机。本研究依据新型城镇化发展内涵，探讨甘肃传统村落保护与发展的有效途径。
【关键词】新型城镇化; 传统村落; 农村建设; 乡村振兴
一、甘肃传统村落
甘肃多民族错居融合、地形地貌复杂，气候差异显著，形成了丰富多样的村落形态。甘肃共有 55 个民族，少数民族人口 219. 92 万人，占总人口的 8. 75% ，人口在千人以上的 16个，主要少数民族为回、藏、东乡、土、裕固、满、保安、蒙古、萨拉和哈萨克族。甘肃地处黄土高原、青藏高原和内蒙古高原三大高原的交汇地带，山脉纵横交错，地貌复杂多样，拥有山地、高原、平川、河谷、沙漠、戈壁等。甘肃地域狭长，海拔相差悬殊，使得气候类型多样，从南到北包括亚热带季风气候、温带季风气候、温带大陆性干旱气候和高原山地气候四大类型。在人类生产能力较低时，村落的形成主要依据自然环境进行选择，当社会不断发展、经济不断进步时，来自宗教、商业、军事等方面力量成为村落形成与发展的内因与驱动力。据此，甘肃传统村落的类型分为: 农耕型、商贸型、行政型、军事型以及宗教型五种类型［1］。农耕型传统村落，是甘肃最基本且分布最广泛的村落类型，主要以农耕生活为主，其形成受气候、资源和地貌等因素的影响。武威市民勤县三雷镇三陶村，选址于河西走廊平原，最早有陶姓人到此认领开垦土地而得名为陶乡，有民勤保存最好最完整的民国建筑群建筑群。商贸型传统村落，主要以商业贸易为主，其形成大多基于丰富的资源环境以及便利的地理位置。兰州市榆中县青城镇城河村，作为古丝绸之路的码头城镇，是唐、宋、元、明时期的边塞城镇，为贸易交流往来的提供重要的场地。行政型传统村落，集政治、经济、文化等于一体，一般是地方权力所在地。兰州市永登县连城镇连城村，有“西北小故宫”之称，连城鲁土司衙门在鲁土司长达 561 年的统治下，形成了集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于一体的传统村落。军事型传统村落，有重要的军事战略地位和意义，村落有明显的防御要素。张掖市高台县罗城乡村天城村，被誉为“天城锁阴，要塞咽喉”，三面环山，一面饶水，是兵家必争之地，为防御外患，居民筑堡集中而居。宗教型传统村落，一般是围绕某宗教建筑形成的村落，多民族聚集、多元文化碰撞交融时宗教信仰逐渐成为村落形成发展的主导因素，此类型多见于甘南、临夏等地。临夏市，聚居了汉、回、东乡等十多个民族，其城郊镇木场村由清真寺、教坊和商业、生活街区组成的八坊十三巷，呈现了穆斯林的生活画卷，集中呈现了河州民俗文化。
二、城镇化进程中的甘肃传统村落
城镇化，是人类生产与生活方式由农村型向城市型转化的历史过程，是我国工业化和现代化不断发展的必由之路，其发展程度是衡量一个地区经济、社会、文化的重要指标。传统村落，曾经是一个具有明确边界的共同体［2］，随着城镇化的不断推进，村落的边界也变得模糊，很难再保持全封闭状态。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逐渐向现代化、城镇化方向发展，传统村落原有的粗放型农业生产方式的淘汰成为必然，原有的农耕型生活方式的转变成为必然。然而，在城镇化发展初期，由于过于强调城市规模扩张、城市人口增加，大量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农村出现“空心化”现象; 由于政策误读以及对城市生活的向往，传统村落出现“千村一面”现象; 由于忽略环境保护、和谐发展的重要性，传统村落呈现出粗放式发展的态势，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 一) 村落“空心化”。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快速推进，越来越多的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村落人口减少，村舍荒芜、生活瓦解，出现了一个个“只有村、没有人”的空村。农村向城市流动的群体主要由务工农民工、学生、不愿再留在村落中的村民这三个群体构成，他们基于对城市生活的向往、对乡村辛劳低酬的抵触以及对“不出去没出路”文化的压力，义无反顾地流向城市。同时，传统村落的居住环境与城市相比差距显著，不能满足村民对现代生活的需求，因此村民拆旧建新、集体外迁等，使得古村落被遗弃。政府对“空心化”现象的不重视，使得村民逃离传统村落的行为越演越烈，造成传统村落建筑由于长久没人居住、缺乏维护和修葺而破败、消失。村落常住人口降低、住宅闲置、耕地荒芜、村落人口结构改变，传统村落逐渐成为贫穷、低劳动能力者的聚集之地，很难维持长久发展。尽管村落“空心化”是城镇化过程中的一个必然过渡阶段，但每一个传统村落都有其独特的文化内涵，如何应对保护与发展的关系、经济发展与文明传承之间的平衡、农耕文明向城市文明过渡之间的深刻矛盾，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
( 二) “千村一面”。随着大规模的新农村建设紧锣密鼓的开展，农村的生活生产规划得到了重视，也取得了进步，但由于政府对新农村建设政策理解的偏差以及村民对便捷现代的城市生活的向往，使得传统村落面临着“千村一面”的境地。很多地方政府由于缺乏对传统村落保护价值的认识以及对经济发展的盲目追求，借传统村落保护之名大力发展村落旅游经济，迁走村民、装扮景点、开店招商等成为发展村落旅游经济的主要途径。同时，在城镇化生活的渗入和影响下，许多村民更加向往城市生活的便捷而忽略了村落文化的传承以及村落建筑的保护，在没有任何专业指导的情况下对村落建筑、村落结构进行改扩建，使得原有村落面貌“焕然一新”。目前，甘肃传统村落保存相对完好有两个主要原因，一是基于距离的远近而受城镇化影响程度不同，如: 甘肃甘南许多传统村落由于距离城市较远，交通不便，因此村落建筑保存相对完好; 二是尽管距离城市较近，但因政府政策支持而受保护力度不同，如: 兰州市永登县连城镇连城村，尽管离省会城市较近，但受到当地政府、业界专家的重视，保护与发展工作做得较好。相反，有些靠乡村旅游发展起来的村落因为只注重眼前的经济发展，盲目开发旅游项目，不仅导致原有村落建筑毁损严重，更使得传统文化气息荡然无存。
( 三) 文脉断裂。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3］，中国人素来就有安土重迁、聚村而居、终老是乡的习惯传统。可以说，乡村承载着中国文化与精神，是乡土文脉赓续的重要空间。然而，不合理的规划与发展使得村落主体、乡土精神、历史精神失去依托。文化主体流失。大量农村人口流入城市、村民对传统文化价值认识不足，使得村落特有的文化因为缺乏传承主体而静待消亡，许多民间工艺面临失传。文化载体受损。如: 遍布乡村的祠堂是乡村中重要的传统文化建筑，蕴含着丰富的历史人文信息，其主要功能是祭祖敬祖、宗亲联谊、家风传承，在改扩建过程中，若被简单拆掉，孝亲敬祖的传统可能因此断裂，文化环境破坏。有一些村落因为缺乏合理规划，不仅破坏了村落原有格局，更使得村落人居环境恶化，植被、水系等均为旅游开发让路而遭到破坏。甘肃有璨烂悠久的历史文化，这些文化在历史的长河中深植于乡土生活当中，并依托村落共生发展。如今，文化传承的主体缺失、载体受损、环境破坏，使得不可复制、不可再生的珍贵村落文化面临断裂危险。
三、新型城镇化背景下传统村落的保护与发展
要走通新型城镇化之路，重点在于要能全面把握新型城镇化内涵要求，要有前瞻性的眼光，突出提升城市文化内涵、大力完善城乡公共服务设施、更加重视对人居生态环境的保护。
( 一) 处理好城镇化发展与传统村落保护之间的关系。城镇化不是背弃农村，不是简单的弃农进城。从统筹城乡关系的角度而言，城镇化发展与传统村落保护并不冲突，特别是在当前实现城市反哺农村、城市支持农村的条件已经形成。城乡关系从来不是单向的，在城市文化构建过程中，要从乡村传统中汲取文化养分。同时，传统村落通过现代的设计与规划，也可以成为城镇建设的重要有机组成。因此，在新型城镇化的建设过程中，必须通过对传统村落的保护与开发，使文化遗产转化为产品竞争力，最终实现城镇建设与传统村落保护的双赢。
( 二) 把握利用文化优势，推进特色城镇建设。传统村落的特色文化，既包括民居建筑、特色产品等物质文化，还包括民俗、诗歌、地方曲艺等非物质文化，更广义的来说，还包括人与环境之间的共生关系。对于传统村落文化的保护，不仅是使之成为博物品，更重要的是使村落文化生生不息，这才是对村落文化脉络真正的延续。新型城镇化的一个重要指针，就是通过文化的发展繁荣引导城镇的发展，进而突出城镇的文化品质与品位，实现城镇文化育人的功能。这对于处在城镇化进程中的传统村落而言，也是发挥自身文化资源优势，提升文化建设的重要契机。通过立足乡村地域文化，找到乡村文化特色，开发文化资源优势，做好对本地民俗节庆、名胜古迹、休闲景点的运用。特别是通过集合当下流行的文化 IP，既保持了村庄风貌，又利用了当地独特的文化资源，找到城镇化与传统文化村落保护的最佳契合点。
( 三) 营造文化社区，重建文化空间。村民应该是村落文化资源的忠诚守护者和天然继承者，也最应该成为城镇化进程中的积极参与者和最终受益者。在新型城镇化背景下，传统村落的保护不仅是完成物质环境的修复，更要深入到村民的精神世界中去。房屋、林木、花草的保护只是传统村落保护的物质外壳，更重要的在于把传统村落的村民的文化根脉留下。只有村民主动、自愿参与乡村文化的保护与重建，才是找到了恢复传统民俗文化文化空间的关键。在营造社区共同文化氛围的过程中，一定要注意当地居民的诉求，在提升村民生活品质、引导村民参与乡村文化民俗活动的同时，再一次正视自己的生活环境和文化资源，通过搜寻共同的历史记忆凝聚村民对村落的情感认同。当村民能共同参与、自我管理、自发自愿的推动社区营造，才能真正找到村落的核心竞争力。
作者：宋文姬 单位：甘肃省社会科学院助理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