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经济学范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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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经济学

马克思经济学范文1

(一)国外学者的研究

面对挑战和质疑,以都留重人、莫里斯•多布等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学者们给出了相应的回应和思考。莫里斯•多布认为,对待资本主义既不能断言其没有发生任何变化,也不能认为资本主义已进入一个全新的制度,虽然国家作用在增强,技术进步在加速,但这些不能“在任何意义上证明‘新阶段’言论的有效性,或者在任何基本方面改变我们对资本主义作为一个制度的评价和对其未来的估计”。S.都留重人同样认为,战后资本主义国家虽然实现了经济的长期繁荣,但却是以巨大的浪费为代价的,资本主义的基本特征并没有发生显著的变化,因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性质不会改变。于尔根•哈贝马斯认为,有组织的或国家控制的资本主义并不能完全消灭经济危机,利润率下降规律仍然在起作用。Y.A.克隆罗德否认资本主义国家能够抑制资本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作用,他认为,尽管资本主义国家的作用大大增强,但世界范围的经济危机仍然不能避免。就在关于“资本主义发生变化了吗?”的讨论如火如荼进行时,资本主义的快速增长和繁荣发展戛然而止,随之而来的是20世纪70年代的以石油危机为代表的一系列危机的爆发。平稳而快速的增长被“滞胀”所替代,社会累积多年的矛盾以信贷危机、经济危机、生态危机、战争危机、价值危机等形式不断地爆发出来。危机的爆发和劳资关系的破裂引发了西方学者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的热潮,英美等国家开始涌现出一些颇具影响力的马克思主义流派,如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生态学的马克思主义、后现代的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垄断资本学派和市场社会主义学派等。这些学派都从各自关注的视角对20世纪70年代以后的资本主义进行了深刻的分析和批判。例如,美国左翼代表人物保罗•巴兰和保罗•斯威齐,用经济剩余增长规律代替马克思的一般利润率下降规律证明了垄断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客观性和周期性,他们指出,在垄断资本主义条件下,不断增长的经济剩余总量由于无法找到出路,决定了当代垄断资本主义经济趋于停滞的客观趋势。后现代的马克思主义重要代表人物,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教授戴维•哈维认为,资本主义虽然通过转变资本主义积累方式,即从“福特主义”积累体制转变到“灵活积累方式”,基本摆脱了20世纪70年代经济危机的困扰,但这种转变更像是转移,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资本主义的性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规律仍在继续起作用。

(二)国内学者的研究

我国著名经济学家宋涛教授在他的著作《当代帝国主义经济》一书中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科技革命和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普遍发展,是研究当代资本主义经济的两个重要的出发点或历史条件,虽然科技革命和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关系的调整,但并没有改变资本主义私有制这一经济基础,不能改变追求高额垄断利润这一经济运行的根本目标,因而不可能真正从根本上解决整个社会经济运行的无政府状态,更克服不了由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引起的经济危机,更改变不了其必然灭亡的命运。顾海良教授认为,帝国主义作为资本主义的过渡阶段的历史地位,并不会因为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而改变,但是这种过渡的进程以及向社会主义的过渡的形式和路径,显然可能有多种选择。这是因为:科技革命导致生产的社会化程度有了长足的发展,科技成果的社会化应用已经并将更快地改变生产方式。所以,研究科技革命给现阶段及其继续发展的资本主义所带来的变换,并对此作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解释是极其重要的时代课题。徐崇温教授认为,“在如何认识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的问题上,既要看到这些新变化在延缓资本主义的覆灭、延长资本主义的寿命方面所发挥的作用,又要看到酝酿和加剧资本主义矛盾方面的作用。要从总体上看到,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没有也不可能改变在经过一个长过程的发展以后资本主义最终必然被社会主义所取代的历史命运。”

二、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与社会主义的发展

在落后的国家首先取得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一大创新。但如何在这样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却是历史留给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的具有实践性意义的重大课题。列宁在俄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科学地认识到:俄国还不具备从小生产向社会主义直接过渡的条件,它必须经过资本主义及商品货币关系的发展这一中间环节,这是小生产自发发展的必经阶段。列宁未能见到过渡时期结束后的社会主义社会,未能提出和解决社会主义社会是否存在商品生产的问题。斯大林虽然也承认社会主义社会存在商品生产,但是他认为商品生产的活动范围仅限于个人消费品,生产资料不能进入市场交换。因此,斯大林的理论是不彻底的“半商品经济论”,不能真正解决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和市场关系的根本问题。

(一)国外学者的研究

波兰著名经济学家兰格在其著作《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中,首次论证了市场机制在社会主义经济中的运行和作用的问题,提出在社会主义经济中可以通过模拟市场经济的价格决定的方法为企业确定必须遵循的基础价格;除兰格外,其他的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学家也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进行了长期的探讨,如波兰经济学家布鲁斯、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内等;原苏联经济学家中“,西伯利亚学派”的一些经济学家所提出的关于所有制改革、企业改革、价格改革中的理论观点,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形成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20世纪90年代的苏东剧变不仅使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走入低潮,而且也使马克思主义研究面临着严峻的考验。苏东剧变使西方马克思主义开始警醒,仅是批判资本主义是不够的,还要对如何实现社会主义作出令人信服的说明,美国罗耀拉大学施威卡特教授认为,既然苏联的中央计划经济已经证明是行不通的,那么市场经济就成为资本主义通往社会主义的唯一之路。他指出,社会主义国家只要以国家所有制或工人集体所有制取代资本主义私有制,就可以消灭剥削和雇佣劳动,而保留一定的市场机制不仅可以有效解决短缺经济条件下资源的配置问题,而且还能克服中央计划经济难以克服的集权化问题、激励机制问题和信息问题。美国布法罗纽约州立大学劳勒教授通过考察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共产主义阶段的论述,认为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到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过渡时期,由于无产阶级不可能一下子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而需要通过公有制企业与资本主义企业竞争来取得财产,因此,在过渡时期,市场经济不仅不会消失,而且还将长期存在,这一时期的社会可称为“市场社会主义”的社会。日本经济学家伊藤诚指出,中国正在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实践的模式之一,它为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理论增添了丰富的实践经验。

(二)国内学者的研究

邓小平同志作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的领路人,他的关于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相结合、大胆利用市场经济来实现现代化和发展社会主义的理论,为市场经济在社会主义中国的发展提供了理论依据。邓小平指出,在中国现有的生产力和经济发展水平下,必须借助市场来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市场经济及其相关的一切方面是人类社会创造的文明成果,是反映现代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和管理方法,与经济制度的性质没有必然的联系。在邓小平这一理论的指导下,我国学者对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结合的客观性和合理性进行了深入的探索。程恩富教授认为,中国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成功实践表明,市场经济不仅能够与社会主义制度结合,而且是最优结合。市场经济作为资源配置方式,既有优化资源配置、提高资源利用率之利,也存在“市场失灵”之弊。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制度结合,由于社会主义制度的先进性和优越性,不仅能扬市场经济之利,而且能在相当程度上弥补“市场失灵”之弊。因此,社会主义不但可以搞市场经济,而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一定优越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宋涛教授肯定了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制度的结合,但强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具有本质的不同,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一定不能偏离社会主义方向去发展市场经济。虽然在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结合这一问题上,我国学者基本取得了比较一致的看法,但在经济具体运行中如何处理市场与计划(政府)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问题,却产生了颇多争议,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主要有:一是认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既然是市场经济,那么就必须体现市场在资源配置中主体性地位,政府不是资源配置的主体,政府的宏观调控也不是资源配置的前提,政府的功能在于做好服务,建好环境;另有观点认为,“我们的改革要建立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是单纯的市场经济,”因此在尊重市场价值规律的同时,还必须强调公有制下的“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即在资源配置的微观层次,要充分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至于宏观层次上的资源配置问题,“政府则要加强计划调控和管理,不能让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盲目操纵,自发‘决定’。”

三、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化与国际经济关系的新发展

在将近一个半世纪以前,虽然还没有像今天这样如此深刻的经济全球化,但在第一次工业革命的推动下,国际分工、国际贸易以及世界市场已经形成。面对整个世界经济发展的实际,马克思也力求在他的经济学著作中予以阐释,例如,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就曾指出了资本主义的全球化发展“: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开发,到处建立联系。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并且,马克思在其《资本论》最初的写作计划中,也预留了两册来写国际贸易和世界市场。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全球化是最近30年来世界经济关系发展的现实,是“有关时代特征和人类发展趋势的重大问题,也是每个国家必须在自己的认识和判断基础上做出对策和选择而无法回避的问题”。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使国际分工问题、国际贸易问题、经济危机问题以及国际政治经济关系问题都呈现出了新的特征和新的发展趋势,包括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超越主权与主权国家的矛盾和对立都以新的形式表现了出来,世界经济中新的大量不平衡、不平等和不稳定现象正是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在不公正、不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中发展起来的。值得一提的是,2008年以来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资本主义经济大危机,几乎蔓延了世界上的所有国家,深刻地影响着世界经济体系的格局和走向,也引起了人们对现有经济理论的深刻反思和重新认识。在严酷的现实面前,马克思的经济危机理论再次彰显出它强大的科学价值和生命力,受到包括西方主流经济学家和公众的广泛关注。

(一)国外学者的研究

早在20世纪50年代,已经有很多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注意到了资本主义的这种向全球扩张的趋势,并就其本质、动机和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等方面进行了较深入的探索,其中包括美国经济学家巴兰对落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研究,德国经济学家弗兰克、巴西经济学家多斯—桑托斯和卡多佐、法籍希腊经济学家伊曼纽尔等对发展中国家发展道路,以及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经济关系等方面的探讨,埃及经济学家阿明对“边缘资本主义”起源、发展阶段、发展途径等问题的思考,比利时经济学家厄尔奈斯特•曼德尔关于战后国际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研究,等等,这些都包含了经济全球化的思想。20世纪80年代经济全球化进入到了快速发展的时期,美国学者威廉•I•罗宾逊指出,当今时代的全球化是“资本主义历史上的新阶段,其特点是所有的国家和人们都被卷入资本主义体系。”这种全球化的资本主义加速了世界范围内的两极分化“,也使社会再生产陷入更深的危机”,给人类社会“带来了无休止的战争、大规模的贫穷乃至生态灭绝。”日本学士院院士伊藤诚指出,“人们通常认为资本主义的全球化是一种自我调节、理性、高效率的经济秩序的延伸。然而事实上我们得到的却是一个充满经济动荡和贫富两极分化的世界。”。田纳西大学教授阿•斯科特•弗瑞通过国际石棉贸易的考察,研究了世界体系中的核心国与外围国家的不平等交换关系,他认为,外围国家和核心国之所以会形成不平等的交换关系,主要是因为,核心国依赖其在资本、技术、专业知识等方面的优势而使外围国家对其产生不平等的依赖关系,从而减少了外围国家选择的余地,在经济贸易中处于弱势地位。美共经济委员会委员欧文•马奎特教授就全球化过程中的无产阶级国际化问题进行了研究,他指出,跨国公司的迅速发展和世界市场的拓展使发达国家的工人卷入到全球劳动力市场的竞争中,即面临着不发达国家廉价劳动力的排挤和各种社会福利的降低。因此,“马克思主义必须着眼于无产阶级的国际化,解决国际工人阶级间的利益冲突问题。”英国学者戴维•麦克莱伦教授认为,“全球化是把双刃剑”,它一方面加剧了社会经济的不平等,剥夺了个人和民族参与全球社会的机会,但另一方面,新的交往手段和更多可供支配的资源也为发展新的社会主义形态提供了可能性。希腊学者萨瓦斯•米切尔•玛特萨斯同样认为,应把经济全球化视为21世纪世界社会主义的助产婆。

(二)国内学者的研究

对于经济全球化的本质和影响的认识,国内学者和国外学者的看法是趋于一致的,但国内学者更着眼于从中国实际出发去看待经济全球化。南开大学何自力教授指出“,在资本主义主导的经济全球化条件下,目前的国际经济机制在很大程度上是发达国家政策协调的结果,大多数的国际规则都是由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按照自己的意志、从自己的利益出发制定和颁布的,发展中国家绝大多数情况下只有接受和服从的选择,因此,在国际经济格局中,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地位仍然存在着巨大的差距。那么,作为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大国,中国如何在资本主义主导的经济全球化下,在不平等的国际经济关系中实现国家的经济安全和经济独立呢?这是关系一个国家荣辱兴衰的大事。对此,武汉大学陈恕祥教授认为,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在改革开放和经济全球化中,一定要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这是迎接挑战、防范风险、维护自身安全和争得自身发展的根本保证和最大优势。程恩富教授认为,经济全球化的资本主义主导阶段是暂时的,全球经济最终将指向经济全球化的社会主义主导阶段,这是社会发展的必然之路,是由“一国内部的经济不断社会化与生产要素的私有制之间的矛盾和国际社会的经济不断全球化与生产要素的私有制和国有制之间的矛盾运动”决定的。中国社科院何秉孟教授同样认为,“当今的经济全球化虽然是资本主义在更高层次上向全球的扩张,但从长远看,它也为社会主义的复兴和发展奠定物质条件和社会条件。”中国人民大学吴易风教授指出,当前的现实的全球化只是资本主义历史阶段上的必然趋势,而不是具有历史永恒性的必然趋势。作为社会主义国家,除了要对全球化有全面的足够的认识外,还要做好充分的准备参与其中,“要与广大发展中国家一道为反对不平等的国际经济旧秩序、建立平等互利的国际经济新秩序而团结一致地进行有效的斗争。”

四、西方经济思潮的冲击与马克思主义

经济学主流地位的坚守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从诞生之日起,就以西方经济学对立面的理论姿态被世界无产阶级所掌握,因此,它的成长历程也必然伴随着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西方经济学的种种非难和攻击。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正是在与西方经济学的批判与斗争中不断地成长壮大,从理论发展为运动,从运动走向现实!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苏联、东欧和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以及20世纪30年代初席卷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大萧条,以铁的事实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的胜利。然而,苏东剧变后,随着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在这些国家的消亡,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主流地位逐渐被西方经济学所取代,即使在现存的社会主义国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也面临着被边缘化的地位。面对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冲击,如何坚守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阵地,成为社会主义国家政府和马克思主义学者必须直面的问题。

(一)国外学者的研究

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各国从战备状态进入了战后修复和建设阶段,作为两大对立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也进入了比较平和的发展时期,并出现了力图开辟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两派共存的时代”的主张,通过寻求共同的主题形成对话和沟通。例如,罗•米克通过考察劳动价值学说的发展史,多布通过研究马克思主义不发达政治经济学,保罗•巴兰通过探讨发达和不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问题,并提出“经济剩余”等范畴,为西方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对话搭建了重要的平台。然而,平静的海面下通常是暗流激涌,西方主流经济学和西方政治势力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非难和攻击,他们以歪曲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恶意诽谤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建设领导者的方式,阻挠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世界各国的传播和发展,阻止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建设。20世纪90年代的苏东剧变,使世界上最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瞬间倒向了资本主义阵营,马克思主义作为国家指导思想的地位也被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所取代,甚至在俄罗斯,开设了70多年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课程被停止,课程内容被所谓的“economics”的“经济学”所取代。面对西方经济学的巨大冲击,俄罗斯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并没有放弃,他们在捍卫高校政治经济学课程讲授权利的同时,对俄罗斯的资本主义和“休克疗法”给俄罗斯带来的后果进行了严厉的抨击,并认为拯救国家和人民于苦难之中的唯一办法就是重新走上社会主义和全民所有制道路。2008年,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经济危机给世界带来了巨大的灾难。面对这场声势浩大的全球性危机,无论是凯恩斯主义还是新自由主义都没有给出有力的回应,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由于其对危机根源的透彻分析而赢得了世人的瞩目,回归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成为21世纪最响亮的呼声。

(二)国内学者的研究

在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作为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和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根本指导思想,一直处于主流地位。但自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为能更好地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我们在引进西方经济学的时候,却出现了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现代西方经济学地位问题认识上的严重偏差。这种严重偏差的集中表现就是,在经济学教学上,政治经济学和《资本论》的课时不断被压缩,甚至在一些高校已经被砍掉,而西方经济学在课程设置中却越来越凸显;在理论研究上,宣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过时论”“无用论”和“取消论”,倡导西方经济学的实用性;在意识形态上,淡化主义,强调普世性。长此以往,现代西方经济学的地位不断提高,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地位逐渐被削弱,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理论指导地位发生动摇。对此,刘国光教授强调,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立场,劳动人民的立场,大多数人民利益的立场,关注弱势群体的立场,是正直的经济学人应有的良心,是不能丢弃的。然而有些人士在传播西方主流经济学时,丧失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原则,妄想以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西方经济学取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中国的主流地位。西北大学何炼成教授以苏东剧变后俄罗斯经济学界的遭遇为鉴,警示中国目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面临被边缘化和被贬为“教条”和“空想”的状况。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现状激发了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自身的发展和创新,以及对现代西方经济学的批判和借鉴。例如武汉大学陈恕祥教授提倡,要旗帜鲜明地用马克思主义占领教学阵地,同时也要从我国现实出发努力建设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南京大学洪银兴教授指出,目前在中国高校和理论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正在被边缘化,如何防止这一状况的进一步恶化,保障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作为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地位,其根本途径就是在发展中坚持,在实践中发展,永远保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与时俱进的科学本质。在如何对待西方经济学这一问题上,吴易风教授指出,对于西方经济学研究的一切有益成果,我们可以而且应当借鉴吸收,但绝不能照抄照搬、囫囵吞枣,更不能用西方经济学取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关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问题,程恩富教授指出,“我国的经济学教学和研究应该适应现代社会主义经济全球化和市场经济的科学发展的需要,实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中国的现代化、具体化,形成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中国现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

五、结论及展望

马克思经济学范文2

在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中,人才是生产过程中最积极最活跃的因素,是价值创造的主体。由于对“专门性人才”的教育培养投入能够产出更多的剩余价值,因而资本家也关注劳动力人才的培养。但资本家对劳动力人才的教育培养是受投入产出比限制的,并非旨归劳动者的个人发展,因而不可能培养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人才。马克思基于政治经济学中原理对人才本质及其培养的分析无疑体现出超前的战略眼光,对当下我国的专门性生产人才的培养和经济社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关键词

政治经济学;马克思;人才;价值;启示

人才历来就是生产过程中最积极最活跃的因素,马克思曾深刻指出,“我们的能力是我们唯一的原始财富。”在政治经济学理论中,马克思深入分析了人才在价值生产中的作用。在剩余价值生产过程中,作为劳动力的人才是一种特殊的商品,对于资本家而言,劳动者技能越娴熟,所创造的剩余价值就越多。因此,为了产出更多的剩余价值,同时也为了使剥削活动更加隐蔽化,资本家开始关注“专门性人才”的培养。但资本家对工人的教育培养是受投入产出比限制的,他们并不真正关心工人的全面发展问题,因而必然培养不出全面发展的高素质人才。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资本家人才教育培养本质与局限的批判及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新人才观的建构,对当前正处在转型升级中的我国而言,无疑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一、马克思政治经济学视域中的人才思想解析

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著作中虽然没有关于人才思想的独立篇章,但却隐藏着丰富而又深刻的人才思想。在政治经济学视域中,马克思认为,人才是具有高创造力的价值生产者,但高层次的劳动人才不是天生的,需要后天的教育培养,实现自身的全面而自由发展是劳动力人才发展的长远目标。

(一)人才是价值创造的主体

马克思认为,人才与物质生产活动息息相关,人才能力的充分发展是社会财富创造的源泉。人才能力的发挥,一方面推动人才顺利融入社会生产环节,产出符合社会需要的各种物质产品,另一方面还是社会生产过程中新技术、新技能、新创造的主要动力,生产过程中的科技创新与管理创新大多是人才能力对象化的结果。对于一个社会而言,社会生产过程中的“专门性人才”越多,社会劳动生产率就会越高,社会财富的积累也就越快。正如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直言:“真正的财富就是所有个人的发达的生产力。”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人才能够最大化剩余价值。社会生产过程中的“专门性人才”普遍具有更高的社会劳动能力,从事着区别于一般劳动者从事的简单劳动的高级的复杂的劳动。这些复杂劳动是几个或几十个简单劳动的叠加,它所创造的价值也是成倍或成几十倍的增加,他们所创造的价值远远高于自己所得工资,远远高于其他劳动者,成为资本家剩余价值的主要来源。

(二)教育培养是人才成长的必要条件

“在前资本主义社会,人的能力发展表现为‘原始资料积累’,在资本主义社会,人的劳动受固定分工影响,一生束缚在单一职业上,人是单向度的人,人的能力单一、片面。然而,‘由整个社会共同地和有计划地来经营的工业,更加需要才能得到全面发展、能够通晓整个生产系统的人’。”马克思在劳动力成为商品这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预设前提下,首先分析了劳动力的实体特征:“我们把劳动力或劳动能力,理解为人的身体即活的人体中存在的、每当人生产某种使用价值时就运用的体力和智力的总和”。作为商品的劳动力具体指活着的人体中存在的、在生产使用价值的过程中所消耗的体力劳动与智力劳动的总和。劳动力或劳动能力必须具备的最基本的、最基础的素质,是健康的身体、充足的体力与一定水平的智力。马克思的这一论述,已经指向人才的基本素质,即生理素质和智力素质,在对人才进行挑选、培养和甄别时,应注意对这两个方面的考察。马克思还认为,劳动力作为一种特殊商品,也具备商品二重性的特性,即劳动力也是由使用价值和价值构成,其使用价值在于创造社会财富,而其价值则应“由生产从而再生产这种独特物品所需要的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这不仅包括维持劳动力所需要的最基本的生活资料,而且应该包含劳动力的再生产和培训所需费用,即“要改变一般人的本性,使它获得一定劳动部门的技能和技巧,成为发达的和专门的劳动力,就要有一定的教育或训练,而这就得花费或多或少的商品等价物……因此,这些教育费用——包括在生产劳动力所耗费的价值总和中”。因此,通过教育培训投入提升工人劳动者的生理素质和智力素质,是劳动力生产与再生产的必要投入。马克思把教育培训费用作为生产与再生产劳动力的必备价值要素表明:人才是需要培养的,教育培训是人才培养的重要途径。

(三)自由全面发展是人才成长的长远目标

人才自身的潜力及对人才教育培养的投入差异会导致人才出现分层。一般而言,在社会生产过程中,人才培养投入与人才的生产能力成正相关关系,人才培养的投入越多,人才的生产能力越高,人才培养的投入越低,人才的生产能力也就越低。在现实社会中,一个社会生产领域的“专门性人才”是分层的和有梯度的,一般而言,初级人才最多,高级人才最少。当然,也有部分国家和社会存在人才的结构性失衡现象。马克思把劳动分为简单劳动和复杂劳动。简单劳动只需具有体力及少量的经验和技能,对应低级人才,这类人才的教育、培训和实践投入相对容易一些,从时间成本上来看,费时较短,从物质成本和教育成本看投入较少。复杂劳动则必须具备更高的素质和能力,对应高级人才,培养这类人才所花费的时间成本、物质成本和教育成本可能是培养低层次人才的几倍乃至几十倍。不同的人才所承担的生产劳动也有简单与复杂之分。马克思还对简单劳动和复杂劳动的价值进行比较:“比较复杂的劳动只是自乘的或不如说多倍的简单劳动,因此,少量的复杂劳动等于多量的简单劳动”。这种不同劳动之间的价值换算关系表明:高层次人才和低层次人才所创造的价值总量是有差异的,高层次人才对社会生产力的“加速器”效应更强。一些学者根据这一理论,以一个文盲的劳动生产率为基数,测算出小学文化程度、中学文化程度和大学文化程度的劳动对劳动生产率的贡献度分别为43%、108%和300%,充分说明人才的层次不同,价值创造能力也不一样。马克思在深刻把握劳动的质与量的内在规定性的基础上,提出了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命题,认为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主要内容就是全面发展人的才能,即每个人都能完全自由地发展和发挥他的全部才能和力量,并保证他们的体力和智力获得充分的自由的发展和运用。

二、马克思的人才思想对当前我国人才培养的启示

当前我国正处在经济转型的关键时期,一方面,经济发展已经步入“新常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正大力推进,高新技术产业发展迅猛,需要越来越多的高层次产业人才;另一方面,我国劳动力人才的素质整体水平仍然偏低,劳动力人才与就业岗位需求之间的结构性矛盾仍然相对突出,一些行业和领域劳动力过剩与“用工荒”并存,成为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瓶颈。破解这一难题,要从马克思的人才思想中汲取智慧,培养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产业人才队伍。

(一)重视产业人才的全面发展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视域中的人才观不仅强调人才的生产能力,同时也关注人才的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觉悟。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培养新型产业人才要坚持“德才兼备”的原则。“德”,强调的是思想觉悟,即社会主义的新时代劳动者,拥护党的领导,富有主人翁精神和担当意识;“才”,指的是“劳动能力”,即发展生产创新工艺的领头羊,具有新科技革命背景下驾驭各种生产条件的能力,“才”是“德”之资,“德”是“才”之帅。在人才培养方面强调“德”与“才”的辩证统一,强调尊重劳动力人才的主人翁地位和首创精神,是社会主义人才观与资本主义人才观的重要区别。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培养“德才兼备”的劳动力人才,既要着眼于理想信念教育,引导劳动力人才树立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远大理想,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不懈奋斗,又要着眼于能力素质培养,加强对劳动力人才的劳动技能培训,提高劳动力人才的层次和水平。

(二)重视产业人才的结构优化

当前我国劳动力人才队伍的能力结构是“梯形”,低层次人才数量庞大,高层次人才非常短缺,同质化竞争激烈,人才队伍结构不合理。优化劳动力人才队伍能力结构,要在夯实低层次劳动力人才基础的同时,着力提升高层次劳动力人才的比重,补齐高层次人才的短板。然而,高层次劳动力人才的培养是一项长期而系统的工程,需要花费较高的时间成本和物质成本。国家要继续大力推进“科教兴国”和“人才强国”战略,建立学校教育、企业培训、社会培养三位一体的劳动力人才培养体系,实施高层次劳动力人才培养专项计划,在各行各业培养一批领军人物,打造一批专家型团队,为生产力的发展积累丰厚的人才资本。

(三)重视产业人才积极性的调动

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劳动力人才所创造的大部分价值被资本家无偿占有,劳动力人才得到的报酬仅仅能维持基本的体力和脑力恢复的需要,这无疑会极大挫伤劳动力人才从事生产的积极性,进而影响劳动生产效率。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要特别重视劳动力人才的薪酬问题,通过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实现劳动力人才收入与经济发展同步,劳动者人才收入增长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同步,让劳动力人才共享改革开放的成果,共享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要完善人才激励制度,通过职业年金、特殊津贴、股权激励等形式增加劳动力人才的可支配收入,让劳动力人才有老有所养、病有所医,享有更多的获得感与幸福感。

总之,在夺取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新胜利的关键阶段,需要各行各业劳动力人才充分发挥创造潜能,形成经济发展新动力,进而跨越“中等收入发展陷阱”,实现跨越式发展。科学理解马克思政治经济学视域中的人才思想,结合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需要培育一支有信仰、有能力、有活力的劳动力人才队伍,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保证。

作者:孟丽荣 单位:云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120.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222.

马克思经济学范文3

关键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供需错配;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所谓供给侧改革是指从供给侧入手,针对经济结构性问题的制度性矛盾而推行的改革。[1]2015年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上首次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强调要着力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增强经济持续增长动力。[2]其目标就是面对我国新常态下供需错配的复杂经济状况,推动产需匹配拉动经济增长。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仅是今后一段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指向标,引导着经济持续健康发展,而且也具有极大的理论意义,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创新和发展。

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现实需求

1、解决供需错配问题的需要

1978年以来,我国经济一直保持着中高速增长,是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驱动力。但是在物质生产和财富积累迅速增长的同时,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也面临着越来越多的问题和困难。(1)产能过剩。市场经济在供求规律、竞争规律、价值规律的作用下调解市场供求。由于长期的利润和GDP驱动,中国政府主要通过拉动需求刺激生产,钢铁、煤炭企业不断增加产能扩大供给。但我国仍然是发展中国家,市场经济不完善,加上市场调节功能自身的弊端,导致供求不平衡。行业自律机制不健全,地方保护主义风行也加剧了产能过剩。另一方面有效需求不足:我国目前仍有大量贫困人口,支付能力有限,购买力不足。因而,我国应从供给和需求双面发力,双轮驱动推动经济增长,加强政府宏观调控能力,弥补市场缺陷,并在经济领域进行一次彻底的结构性改革,解决制度性矛盾。(2)有效供给不足。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科技含量高、具有自主产权、能够满足消费者高端需求的物质产品明显不足。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居民消费水平的提升,海外购买高档消费品成为消费常态。据统计,2015年中国游客海外消费约1.2万亿元,买走全球46%的奢侈品。同时,因为国内产品的品质安全问题,国外高质量、性价比较高的一般消费品也深受中国消费者喜爱。在我国居民消费水平提高的同时,产业结构却没有做出相应的调整,有效供给不能适应和满足需求结构变化后的市场需求,影响着消费结构升级。因此,一场针对经济结构的制度性改革势在必行。

2、新常态下经济结构转型的需要

自2008年经济危机以来,中国经济下行压力增大。2016年GDP比上年同期增长6.7%,而2011—2015年的同比增速分别为10%、7.6%、7.6%、7.5%、7%。可见,经济增长速度由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经济结构也面临着优化升级的问题,经济发展驱动之前主要依靠要素驱动和投资驱动,而创新能力不足。[3]这都预示着中国经济已步入新常态,过去一贯坚持的粗放型经济发展模式已不能适应当前现状。借此机会,改变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模式,增强创新能力,通过深层次改革,实现经济的可续性发展,这是“十三五”甚至更长一段时期经济发展的重要任务,也是深化改革的必然要求。

3、调整改革措施的需要

长期以来,凯恩斯需求管理理论在我国经济发展中占据指导性地位。该理论认为需求拉动经济增长。比如2008年中央4万亿元的基础设施投资计划,短期内带动了经济增长,但随着国际经济不景气,跨国公司的投资主要转向国内,对传统产业再工业化,新兴经济体如雨后春笋般相继出现,以及国内经济体暴露出来的弊端,需求侧改革效果逐渐弱化。[4]从现在的数据看来,需求侧改革的预期效果也未完全达成,例如城乡之间的差距仍然在加大,1978年农民人均纯收入与城镇居民人均纯收入之比为2.9。1978—2001年,城乡收入差距之比处在“2”时代,但在2002—2013年这一比率进入“3”时代,2009年城乡居民的绝对差异达到12022元,这一年城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无论从绝对值还是增幅都高于农民收入增长水平,都处于历史最高值。[5]各方面、各地区的发展极不平衡,需求管理的刺激模式已无法延续,必须转向供给侧管理。供给侧改革就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进行的。

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论基础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基于我国经济发展态势做出的长期安排和重要抉择,也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在中国的具体运用与实践,是马克思理论成果在中国的又一次伟大尝试与探索。

1、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辩证统一原理是供给侧改革的重要依据

不断调整并促进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匹配关系,释放生产活力,是“供给侧改革”的本质含义。供给侧改革的根本途径顾名思义在于改革,即变革与生产力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因而,供给侧改革必须遵循马克思主义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辩证统一的原理。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在唯物史观的基础上揭示人类社会经济发展规律,也是正确指导我国改革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关键问题。生产力是人们利用自然、改造自然和生产物质资料的能力,生产关系则是人们在物质资料生产的全过程中,即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四个环节中所发生和结成的各种经济关系。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对生产力具有能动的反作用。当生产关系适合生产力的发展时,就会拉动生产力的发展,当生产关系不适应生产力时,就会成为经济发展的掣肘。[6]改革开放以来,为了尽快摆脱贫穷落后的面貌,实现富国强民,党和政府始终把经济建设放在第一位。根据国内生产总值GDP=C+I+G+(X-M)这一公式可以看出,居民消费水平C、企业投资I和出口总额X是衡量GDP增长的三大指标,一直以来我国也通过不断扩大内需,刺激消费,引进外资,扩大出口等手段拉动经济增长。但伴随着我国经济进入“三期叠加”的新常态,结构性矛盾突出,国内“三驾马车”乏力,经济下行压力增大,增长速度的变化、结构的优化与方式的转化是当前经济改革必须考虑的因素。显然生产关系已经不适应生产力,必须在制度层面进行一定程度的改革。因此,在中央财经小组第十一次会议上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通过注重供给一方,引导企业顺应经济发展规律和注意需求结构的变化,提供有效供给,为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铺平道路。

2、马克思社会生产总供求平衡理论是供给侧改革的方向盘

社会再生产的核心问题就是社会总产品的实现问题。而社会总产品的实现需要解决生产与消费的矛盾问题。社会生产总过程包括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四个环节,生产是起点,只有产品被生产出来才能有下面的环节,也即生产决定消费,但消费也对生产具有反作用。[6]社会生产总过程是一个循环往复的过程,只有当生产出来的产品被消费了,这一生产过程才算完结,再生产才能继续进行,这就要求生产出来的产品要满足消费的需求。生产与消费的矛盾一直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矛盾,在一定程度上也体现为供给与需求的矛盾。马克思总供求平衡理论表明社会总产品的供给与需求之间不仅要在总量上保持一致,更需要在结构上保持一定的比例平衡关系。[2]因此,Ⅰ(v+m)=Ⅱc是社会总资本简单再生产的最基本的条件,简单再生产不能顺利进行,社会总产品也就难以实现,也就导致社会供给与需求相脱节。产能过剩与有效供给不足导致的供求错位问题反映出社会总产品的生产在结构上失调。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指明了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的发展方向和着力点,注重从供给侧入手,充分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化解过剩产能,利用价值规律调节社会产品两大部类的生产,优化有效供给。

3、市场失灵理论是供给侧改革的发动机

马克思并没有直接提出市场失灵理论,而是从其经济危机理论中间接得出的。在市场经济中,无限制的获取剩余价值是生产的唯一目的,在价值规律和竞争规律的作用下,商品的使用价值与价值相分离,生产与消费脱节,导致市场“失灵”。需要政府这只“有形的手”强力干预经济运行,建立新的供求平衡。因此,调整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激发市场的活力,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同时适时发挥政府在宏观调控、方向引导、弥补市场失灵方面的作用是实现经济平衡稳定发展的保证。供给侧改革不等于供给主义,不是不干预经济政策,而是通过调整生产结构,提高产品质量,增强供给结构的灵活性和适应性,更好地满足市场的需求,达到供需平衡对接。供给侧不是和需求侧相对立的,而是紧密相连、相辅相成的:一方面,供给一方的生产要始终以需求方为着眼点,以达到供求平衡;另一方面,持续创造新的需求以拉动生产的发展。

三、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效果透视

1、供给侧改革的五大任务取得一定成效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要任务就是“三去一降一补”。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一去产能,以钢铁煤炭产业为重点,2016年比上年下降9.4%,超额完成年度目标任务;二去库存,11月末,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产成品存货增速同比放缓4.1个百分点,年底商品房待售面积比上年末减少2314万平方米;三去杠杆,工业企业资产负债率及成本均有所下降,11月末,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资产负债率为56.1%,同比下降0.6个百分点;四降成本,1—11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主营业务收入中的成本占比85.76%,同比降低0.14%;五补短板,短板领域投资加快,办了一批既能解决当前需要又有长远规划的大事。[7]以上数据显示,改革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在各方面达到了预期目标,对我国整体经济的发展趋势也有较大的影响。

2、经济增长有了稳中向好的趋势

2015年我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为68.9万亿元,增长速度在四个季度中分别为7%、7%、6.9%、6.8%,而之前一直保持在7%以上,可以看出中国经济发展速度逐步放缓,并有一定的下行趋势。在2015年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政策被提出并实施。2016年国内生产总值达到74.4万亿元,各个季度增长速度分别为6.7%,6.7%、6.7%,6.8%,[8]表明经济增长速度下滑势头有所控制,进入了探底区间。2017年第一季度增长速度为6.9%,GDP连续两个季度增速加快,经济呈现升温倾向,有了缓中趋稳、稳中向好的趋势。以上改革成果说明我国的改革方向整体来说是正确的,抓住了经济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并提出了针对性的解决措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基于我国经济的现实需求并结合深厚的理论基础而作出的重大抉择,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同中国当前实际相结合的重大理论创新,也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丰富和发展。坚定不移地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当前及今后一段时期经济发展的主要方针。

参考文献

[1]李佐军:供给侧改革理论渊源与实践依据[N].上海证券报,2016-03-19.

[2]刘向荣: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分析[J].岭南学刊,2016(2).

[3]韩艳红: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分析[J].教学与研究,2016(10).

[4]李良燕:供给侧改革理论渊源与路径分析[J].中国财政,2016,11(712).

[5]张志明、蔡之兵: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论逻辑及路径选择[J].经济问题探索,2016(8).

[6]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M].高等教育出版社,2015.

马克思经济学范文4

近10年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国内经济学教育中逐步沦为边缘地位,然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仍然具有其生命力。本文即从“实践论”角度分析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对于现代经济学教研科研的指导意义。

【关键词】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教学科研;实践标准论

一、前言

1978年至今实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以来,我国逐步实现了走向世界,全面开放,融入国际政治经济文化体系,积极参与国际竞争与国际合作,成为“地球村”中具有广泛影响力的重要一员。其中经济改革一马当先,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些成就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国实行的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将政府宏观调控与市场经济中市场配置资源有效地结合起来。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则因为其作为计划经济的理论基础,淡出了中国主流经济学的研究范围。然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全部,是一个具有内部自洽逻辑体系的理论体系,其在经济学理论中属一家之言。其到底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指导实践、在什么时候指导实践、要不要进行理论创新以符合实践需要人们根据“理论结合实践”、“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不断对理论进行检验与修正。

二、“实践论”对经济学教研的指导意义———理论与示例

(一)“实践论”与经济学的关系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真理来源于人类的生产、生活实践,并以此来指导人类的生产、生活实践。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对真理进行检验,并修正真理。经济学作为一门社会科学,其所研究的对象就是真实世界中的人们在种种社会经济活动中所采取的经济行为及其所反映的现象背后的客观经济规律。当生产、生活方式发生改变时,人们的经济行为从形式到本质,都会发生一定的改变。这样,只有客观经济规律能根据实际不断自我发展、自我更新,理论才能获得长久的生命力和解释力。

(二)“实践论”在经济学教学科研中的示例

以中国和前苏联两国的经济改革为例,当时国外主流经济学家大部分不看好中国“渐进式改革”,而是大力推崇在玻利维亚大获成功的“休克疗法”———即针对严重失衡的社会总供求状况,从控制社会总需求出发,采取严厉的行政和经济手段,在短时间内强制性地大幅度压缩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使社会总供求达到人为的平衡,以此遏制恶性通货膨胀,恢复经济秩序。这种政策调控带有明显的应急性质。因为社会总供求的平衡,不仅需要控制过旺的社会总需求,而且更重要的是要刺激低迷的社会总供给的有效增长。实践证明,前者在短时间内容易实现,后者却需较长时间花大气力才能见效。由于休克疗法的调控重点放在社会总需求上,加之实施措施的力度较大,所以极易立竿见影。“休克疗法”与“渐进式改革”的区别不在于转轨的内容和目标,而在于改革的顺序和力度。具体而言,在宏观政策方面,“休克疗法”紧缩财政更为严厉;在经济自由化上,“休克疗法”主张采取一步到位的方式实现价格、外贸的自由化和货币的自由兑换;在私有化方面,强调迅速实现,为此不惜采取无偿分配的办法。俄罗斯实行这种以“自由化、稳定化、私有化”为核心的“休克疗法”,放开物价、实行多领域的自由化,大规模实行国有资产私有化、最初阶段甚至是白送出去,希望通过这种对经济“休克式”的治疗来“毕其功于一役”,一步完成经济改革。然而,却忽略了最重要的一点———俄罗斯的基本国情,而照搬照抄西方也有争议的新自由主义和现代货币主义的理论,结果导致改革失败。“休克疗法”失败使俄罗斯国内生产总值几乎减少了一半,总量只有美国的1/10。而居民生活水平更是一落千丈。到2000年底俄罗斯人的货币收入总量不足美国人的10%,健康状况和平均寿命也在恶化。相比之下,中国的“渐进式改革”立足于中国的实际国情、尊重了历史文化传统和人民的需要,虽然改革速度相对较慢、力度相对较弱,却保证了社会的稳定,通过一步步可以说是“修修补补”的改革,取得了今天举世瞩目的经济建设成果———GDP总量位居世界第二,人民生活水平一步步得到显著的提高。另一方面,以林毅夫所提出的“自生能力”为例。在俄罗斯和东亚国家开始经济转型的时候,西方经济学界主流理论认为:以国有企业在经济中占极大比重为特征的计划经济由于公司治理不完善、政企不分、产权不明晰、市场扭曲等原因导致这些国家经济绩效低下。因此主流经济学家开出的政策建议是:产品价格的完全放开,全面、大规模、快速地实现私有化,消除财政赤字,维系宏观稳定等。林毅夫则发现导致新中国选择计划经济体制,并且造成经济绩效低下的根本原因,在于我国实在资本要素稀缺的要素禀赋结构下,实行了重工业优先发展的“赶超”策略,造成了优先发展中的企业在开放竞争的市场体系中缺乏自生能力,为了推行这样的战略,只能实行扭曲各种价格信号,资源行政配置,剥夺企业自主经营权的国有化三位一体体制。林毅夫坚定了对计划经济体制来源于发展战略的目标和要素禀赋结构的特性矛盾,造成优先发展产业中企业缺乏自生能力的看法,并提出了中国经济改革和转型中培养企业自生能力的命题,放弃“赶超战略”,实施“比较优势”战略,发挥我国在劳动力、人力资源上的优势,发展与之相关的产业,提高企业自生能力和产业的国际竞争力。

三、结语

经济学的核心是研究怎样实现有限资源的最优配置,与国计民生、人民利益息息相关。拥有科学的研究方法、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和以“实践为基础”的方法论,在实践中检验理论、修正理论、丰富理论,做到“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的治学态度和科学精神,才可能学懂、学通理论。也只有扎根于中国自身的经济现象,解释中国出现的所独有的经济问题、解释经济现象、提供政策建议,才更可能提出原创性的经济理论,在赶超世界先进经济学研究的过程中取得一席之地。

作者:黄柯淇 单位:西安财经学院

【参考文献】

[1]卫兴华.对当前高校经济学教学与研究现状的一些看法[J].高校理论战线.2007(08).

马克思经济学范文5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是人类探索客观世界和改造客观世界的过程中积淀下来的成果,两者既非完全对立,也非完全统一,而是对立统一的。正确研读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分歧,解析两者间的联系和结合之处,既能科学地说明两者的本质关系,又能有效地解决具体问题,提高学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兴趣和实效性。

关键词: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西方经济学;异同

政治经济学作为一个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中占据着极端重要地位的学科,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由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本身的重要历史地位与政治地位,所以人们通常会在研究中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做以区分,挖掘其中的个性和共性。而且,搞清楚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区别,对于正确看待这两个不同的经济学说以及正确理解和处理当前经济体制改革中的矛盾来说,都有很大的意义。首先要说明的是,本文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指马克思的《资本论》学说,西方经济学是指从19世纪70年代边际革命以后到目前西方资本主义世界所发展起来的占主流地位的经济学说,以塞缪尔森、斯蒂格利茨、曼昆等人的《经济学》为代表。

一、起源与轨迹差异

众所周知,古典经济学是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两者共同的起源,其代表人物是英国人亚当•斯密。亚当•斯密在其经典著作《国富论》中以劳动分工为起点,详细地研究了资本主义发展初始的分配规律和生产模式。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都认为亚当•斯密为自己提供了思想的灵感和来源,只是这两个经济学在后续的发展和继承中走上了分岔路而已。马克思认为,亚当•斯密在描述关于资本主义经济的问题上是准确的,但受限于他的时代,亚当•斯密没有看到资本主义制度生产关系发展将被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取代这一历史规律。马克思通过改进这一学说使之能够伴随历史进步而坚持其正确性。但西方经济学家们在亚当•斯密原有理论基础上,通过对思想具化和数学建模的方式对古典经济学中的缺陷不断修缮完善,像类似不对称信息、外部性理论等,类似凯恩斯主义则是回应经济失灵现象。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认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只是从不同的视角对亚当•斯密的理论做了发展完善,它们只是在同一理论源头发生而形成的不同理论。

二、理论形成路径的差异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几乎可以算是马恩两人的合作的成果。《资本论》真正的创作时间,应从1844年马克思把研究重点从哲学转入政治经济学后起始,直到1865年底第三部分草稿写作完结,至1867年第1卷的出版,大约20年时间;后期第2和第3卷的写作和修订持续到19世纪70年代,总共大约40年时间。所以说,马克思本人对《资本论》核心思想的创作应该集中在19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这段时间。而西方经济学是由西方众多经济学家共同积累而成的。自1870年边际革命的蓬勃,马歇尔的集成,到张伯伦等对微观部分的完成,自凯恩斯开创宏观体系,希克斯等人的完善,到塞缪尔森的整合,再到货币主义、理性预期对自由主义的回归和供给曲线对宏观经济学的革命,大约经历了一个世纪。正是由于这种不同的创作史的路径,相对于马克思主义经济来说,西方经济学发展经历的时空跨度更大更长,所以流派缤纷,但是西经的内在体系逻辑不如马经的清晰连贯。

三、研究对象上的差异

虽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经济活动由生产、分配、交换、消费这四部分组成,而西方经济学也包括这四部分。然而对于西方经济学在研究对象上来说,可以援引塞缪尔森在他《经济学》著作里的话:“经济学研究人和社会如何做出最终决定,在使用或不使用货币的情况下,来使用可以有其他用途的、稀缺的生产性资源在现在或将来生产各种商品,并把商品分配给社会的各个成员或集团消费之用。”简而言之,经济学研究的是如何通过资源在各种不同用途中合理配置而使人类需求获得最大满足的一个社会科学;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通过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表述我们可以窥见一斑:“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由此便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在研究对象上的看法是有明显差异的。通常来讲,“生产关系”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并与生产力建立联系来探究人们在生产过程中形成的关系,而西方经济学把资本主义私有制市场经济的运行机制和政策问题作为其研究对象。相比较而言,马经因为其建立的经济范畴都反映一定的社会关系,故而它对经济现象背后的本质性的社会关系更为重视,但西经则对解释和预测表层经济现象更为重视。

四、利益和立场上的差异

经济学其实是一种社会科学,所以它有一定利益立场。西方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就代表着不同的阶级利益立场。从阶级性上讲,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代表着工人阶级利益,力证社会财富是工人阶级劳动创造的,那些被资产阶级占有的财富理应重归工人阶级所有。而西方经济学的阶级立场是为资产阶级利益服务的古典主义,通过表现资本主义私有制经济关系有利于提高效率、有利于全民福利、有利于把财富这块蛋糕做大等优势来证明其合理性。但双方无论从彼此汲取多少对自己有益的成分,都不能从本质上改变自身的本质属性和阶级立场。历史和实践向我们明示,经济学家总会主动或被动地去接受代表自我阶级利益的意识形态,代表自我阶级的利益,维护自我阶级的立场,选择符合特定阶级利益的价值判断等态度去研究、解释和解决经济问题,鲜有例外。

五、研究内容上的差异

劳动价值论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建立的基础。由于劳动价值论认为价值是凝结在商品中的一般人类劳动,生产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商品价值的大小,商品价格只是商品价值的货币表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还认为,虽然变化的供求关系会对商品的价格产生影响,但商品的价值才是商品价格的最终决定因素,供求关系只会使价格围绕价值波动。而西方经济学的价值理论是以供求均衡为基础的,它不像马经那样存在独立于价格之外并决定价格的抽象的价值本质,而将商品的价值视作商品的交换价值,是一种商品实物交换比例,在货币条件下表现为商品供求均衡时的价格,这样价值就与均衡价格完全一样了。正是因为把价值定义成凝结在商品中的一般人类劳动,所以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视野里,对雇佣工人剩余价值的无偿占有转化为资本家和土地所有者的一切非劳动收入,工人工资只是劳动力商品价值的转化,全部价值均由工人的劳动所创造。而西方经济学把“经济人”视作起点来研究,认为商品价值是由包括劳动在内的各种生产要素共同创造的,仅把劳动当作一种生产要素进行研究。所以说西方经济学将工人的工资视同如利息、地租一样的生产要素对生产贡献的报酬,因而不存在对工人剥削的问题,认为这只是社会成员各方自发自愿交换的结果。

六、研究方式上的差异

通过运用唯物史观和辩证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无论哪种社会形态都不会一直稳定永恒,所以视社会发展为一个由客观规律决定的社会经济形态的演进过程,认为社会经济形态总会向更高级的形态更替。但是西方经济学始终坚持理性主义和唯心史观的方法论,由于西方经济学基于这样的方法论,因而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将永恒稳定的存在,构建了一种确定性的经济社会观。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规范分析也十分重视,用抽象定性的方法研究掩盖在物与物的关系下的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它的经济制度本质规定,要特别注重对经济关系运动的规律性分析。但西方经济学却重实证分析,通过描述、推理、计量、检验等方式,对商品经济与市场的具体资源配置、分配制度、运行规律、运行机制、宏观和微观的市场调控方法进行探究,可达到为经济主体和政府提供政策建议的目的。

七、结论上的差异

综上所述,不管是起源轨迹、理论路径、还是具体研究对象的确定,抑或是研究方法的选择,总之以上多种差异,最终归结为马经和西经关于资本主义私有制市场经济结论上的不同。西方经济学对于经济问题的阐述是从微观和宏观两个方面进行的,它更着重于通过概括经济规律而使企业和社会利润最大化。而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却是通过研究生产力、生产关系、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特点来揭示资本主义的黑暗以达到弘扬社会主义优越性的目的。简而言之,西方经济学研究的是市场经济和供求关系,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则着重考虑资本再分配问题,把资本在整个社会生产中以利润最大化为流通方向的整个过程作为研究重点。

作者:刘玥 单位:解放军西安政治学院

参考文献

[1]彭德林.新制度经济学[M].湖北:湖北人民出版社,2002.

[2]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3]塞缪尔森.经济学[M].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2008.

马克思经济学范文6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主流宏观经济学;政治经济学

一、宏观经济学的起源与发展历程

凯恩斯1936年出版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使宏观经济学成为经济学中相对独立的学科方向,为现代宏观经济学的传播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凯恩斯认为市场在短期中存在失效的可能性和机制,并提出增大公共支出的需求管理政策可以使经济复苏。更为重要的是,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为政策制定部门提供了一个计算政府支出和税收对经济行为影响的数量方法。此外,凯恩斯为突出一些重要变量(例如就业、收入、利率和价格)在给定时点上的同时决定,不再强调宏观理论的动态性。因此,在一个静态模型中直接研究总量行为是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严重不足,将模型动态化并为宏观模型寻找微观基础是许多宏观经济学家在20世纪下半叶所做的主要工作。20世纪60年代,以Hicks和Samuelson为代表的新古典综合学派进一步补充和完善了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而同时期以Friedman为代表的货币主义学派则首先对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提出质疑。新古典综合学派认为,凯恩斯主义理论解释了存在价格调整障碍时,经济冲击和政策干预对经济的短期影响和机制,传统的新古典理论则对价格能够灵活调整时长期经济运行给予了正确解释。因此,新古典综合学派认为,宏观经济理论与微观经济理论之间能够相互兼容。货币主义学派对凯恩斯主义理论提出了三点根本性批评:首先,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过于强调财政政策的作用,忽略了货币供给也是总支出的重要决定因素。其次,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仅考虑政策的短期效果,货币主义学派则强调需求管理政策在长期无法影响实际收入和就业。最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作为静态模型忽视了预期对宏观经济运行重要影响,货币主义者强调在结构方程中预期发挥着重要作用。20世纪70年代,理性预期革命和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快速发展对宏观经济学产生了重要和深远的影响。Lucas和Sargent的研究认为,预期对各经济主体的行为具有重要影响,将理性预期引入宏观经济学理论建模具有重要意义。更进一步,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将具有微观基础的跨期一般均衡理论引入宏观经济模型,并认为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所使用的宏观经济计量模型存在不恰当之处。Lucas[1]认为这些计量模型无法识别经济中存在的真实经济结构,由于公众对未来的预期会改变其行为,所以,当经济政策调整后,仍假定经济中重要结构和行为不发生改变,就无法对政策和经济运行进行正确分析。20世纪80年代,Kydland和Prescott[2]、Long和Plosser[3]创立真实经济周期理论,并对宏观经济理论做出如下三点重要贡献:首先,经济周期是经济对外生冲击最优反应的结果,不是市场机制的失败。其次,该理论将波动模型建立在跨期一般均衡模型基础上,并给出了模型数量化的方法。最后,该理论强调对供给行为的建模,供给决策是宏观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凯恩斯主义经济学通过假定供给对需求变化具有完全弹性,从而忽略了总供给行为对宏观经济的重要影响。20世纪90年代,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获得快速发展,并逐渐成为目前最重要的宏观经济分析框架。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综合了真实经济周期理论与“新凯恩斯”模型的特点,采用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并将不完全竞争、价格调整障碍引入理论模型,并对各要素市场的价格决定机制进行了详细分析。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借鉴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和新古典宏观经济学观点并将它们融入一个完整模型,并进一步对经济波动和宏观经济政策的影响和传导机制进行详细建模。由于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模型是具有坚实微观基础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并引入垄断竞争、价格和工资粘性、理性预期等特征,因而该模型是目前研究经济波动和宏观经济政策最重要理论框架。

二、主流宏观经济学的重要进展与不足

1.主流宏观经济学的重要进展

作为主流宏观经济学,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理论构建、模型处理、基本假设、主要结论以及模型包容性和可扩展性都超越了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并综合了宏观经济学各流派的主要观点,主流宏观经济学的重要进展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第一,在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中为宏观经济理论建模。作为宏观经济学家最为关心的三大问题,即经济增长、经济波动和宏观经济政策,本质上都是一个动态问题。首先,经济增长理论中核心问题之一是最优储蓄决策,该问题就是一个典型的动态决策问题,拉姆齐模型就是在一个无穷期动态框架中分析行为人的最优消费和最优储蓄决策问题,而拉姆齐模型与真实经济周期模型、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具有天然的内在联系。其次,作为研究经济波动的主流宏观经济模型,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模型在一个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框架中为家庭决策行为和企业最优定价行为进行理论建模,并通过动态规划等动态优化方法求解模型。最后,现代宏观经济政策的制定和执行过程特别关注政策动态不一致性对其有效性的影响,由于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框架是一个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因而在该框架中研究政策的动态不一致性具有天然便利性,并认为对未来政策行为做出可信的承诺是提高政策有效性的关键。因而,将静态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模型扩展为动态的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模型是主流宏观经济学最重要的发展之一。第二,将理性预期引入宏观经济学,并对宏观经济理论建模、计量模型设定与评价和宏观经济政策制定产生革命性影响。早期宏观经济理论,如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和新古典综合宏观经济学,通常为静态模型并较少考虑行为人预期对经济运行及宏观经济政策的影响。Muth[4]首先将理性预期引入经济学分析,Lucas[1-5-6]则在20世纪70年代将理性预期引入宏观经济学模型,证明这一方法能够成功应用于宏观经济政策研究,并指出这对于政策效果的计量评价具有重要意义。Kydland和Prescott[7]在Lucas相关研究基础上,首先提出经济政策制定不是与自然而是与理性经济行为人的博弈,当经济行为人是理性且具有前瞻性时,政策制定者就受到社会公众当前和未来行为选择的约束。因此,最优政策的制定需要考虑社会公众当前与未来的行为选择。第三,为宏观经济学建立完整、稳健的微观基础。凯恩斯经济学和新古典综合宏观经济学最重要不足是从总量假设出发研究总量关系,在Lucas[1]提出“卢卡斯批评”之后,宏观经济学家达成共识,即一个好的宏观经济模型应当具有微观基础,总量行为关系应该是从微观个体的跨期最优化行为中得到。随后的宏观经济学,如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真实经济周期理论和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均是从家庭和企业等经济行为人的微观主体出发建立。从微观基础出发为宏观经济理论建模最重要的吸引力在于,它提供了一个通过对深层次结构参数分析的框架,这些结构参数不会随政策的变化而改变。因此,这一研究框架可以有效回应“卢卡斯批评”,同时,该研究框架可以对宏观经济政策的福利影响进行讨论,从而使宏观经济学自身获得了更科学的基础,其逻辑一致性更强。第四,对宏观经济的供给面进行更加详细的刻画。总供给是每个一般物价水平上经济体愿意并且能够提供总产品和服务的数量。早期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新古典综合经济学和货币主义学派讨论的重点是总需求管理,以Lucas为代表的理性预期和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更加强调总供给行为的微观基础,并在分析中强调供给冲击对总供给行为和经济波动的影响。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则进一步强调理性预期和微观基础对总供给行为和宏观经济政策有重要影响,并认为市场不完全和价格调整障碍会导致经济调整至自然率水平的速度变慢。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从微观基础出发将总供给影响因素扩展至包括生产成本等多个方面,使理论模型的供给面能够解释更加丰富的宏观经济现象。

2.主流宏观经济学的不足

自凯恩斯1936年出版《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以来,经济学家通过将模型动态化,引入理性预期,为宏观理论建立微观基础,对总供给行为进行详细刻画使主流宏观经济学获得巨大发展。但宏观经济学的历史使命依然没有完成,仍存在许多需要改进、完善与补充之处,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主流宏观经济学加总问题的理论基础仍需进一步研究。作为研究总量行为的宏观经济学,凯恩斯理论由于直接从总量假设研究总量行为而受到质疑,在“卢卡斯批评”提出之后的近四十年,宏观经济学家通过代表性行为人模型使宏观经济理论的微观基础不断加强。许建明[8]指出代表性行为人模型以一个典型家庭效用函数作为社会整体效用函数的替代,并以此为基础研究代表性行为人的经济决策,将其进一步加总为社会整体的宏观经济行为。但是,根据阿罗不可能性定理,一般条件下无法将异质性个体偏好传递至社会整体福利函数。因此,主流宏观经济学通过对代表性行为人建模,将个量总和视为宏观总量,并以此为基础研究宏观经济行为的方式为宏观经济学所建立的微观基础是否能够真正反映宏观经济运行实际过程仍需要进一步研究。第二,主流宏观经济学如何将重要的经济结构引入理论建模仍需进一步研究。主流宏观经济学如新凯恩主义经济学是通过将异质性家庭或异质性厂商引入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从而使理论模型考虑了异质性,因而宏观经济学家从来都关心异质性。经济作为一个整体是由不同部分以一定结构组成,所以,宏观经济运行不仅表现为总量行为调整,经济内部结构也对总量行为和宏观经济运行具有重要影响。林毅夫和苏剑[9]指出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通过在模型中引入支出结构、贸易结构和一般物价水平的内部结构,使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也考虑了经济结构问题。但是,如产业结构、就业结构和收入分配结构等对宏观经济运行有重要影响的经济结构对总量行为的影响机制仍未能较好地体现在主流宏观经济学的理论模型中。第三,主流宏观经济学如何将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引入理论建模是其面临的重要挑战和机遇。古典经济学,亦称为政治经济学,特别重视制度和政治力量对经济运行的重要影响。然而,边际学派与新古典经济学的发展,强调在严密定义的约束条件和市场环境制约下消费者和企业的最优化行为,逐渐淡化了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对经济结果的影响,使基于新古典传统的主流宏观经济学模型中较少考虑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的内生化产生过程及其对宏观经济运行的影响机制。因此,将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以恰当方式引入理论建模对主流宏观经济学未来发展而言既是挑战,更是机遇。

三、主流宏观经济学存在不足的原因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借鉴意义

1.主流宏观经济学出现上述不足的原因

主流宏观经济学虽然存在加总的理论基础不扎实,对重要经济结构考虑不充分,将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仅做出简化的外生性假定等不足。但是,19世纪古典经济学或被称为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框架中实际上十分重视上述问题,例如,斯密的《国富论》和马克思的《资本论》都考虑了宏观经济加总、经济结构和重要制度对经济运行的影响。理论界认为,实证主义和证伪主义科学哲学在20世纪初的快速发展对经济学研究方法产生重要影响,即出现了经济学数学化,并导致新古典经济学的快速发展,而这是建立在新古典传统上的主流宏观经济学出现上述发展与不足的重要原因。经济学所研究的问题使其具有利用数学工具的天然优势,但经济学数学化对主流宏观经济学而言也有显著的成本。从19世纪后期的边际学派到20世纪初的新古典经济学开始将数学应用于经济学分析以来,部分难以利用现有数学工具加以描述和刻画的重要经济学现象和事实被经济学家通过假定或技术性处理等方法简化处理。数学化虽然使基于新古典传统所建立的分析框架十分精美并且对问题的分析也十分深入,但是理论界应该重新审视数学化对经济学尤其是主流经济学所带来的成本,如本文提出的加总的理论基础不扎实,对重要经济结构考虑不充分,将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仅做出简化的外生性假定等不足。

2.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重要宏观思想的借鉴意义

作为古典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存在重要的宏观经济分析逻辑并且对宏观经济现象进行了分析。马克思关于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均衡和非均衡理论,是宏观调控的理论基础,著名的新剑桥学派代表人物罗宾逊夫人将凯恩斯的宏观经济理论建立在李嘉图的价值论和分配论基础上,并主张学习和公正研究马克思的理论,但这些主张将主流宏观经济理论重新借鉴古典经济学理论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的学派被逐渐边缘化。因此,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蕴含了丰富的宏观经济思想和分析逻辑,主流宏观经济理论的进一步发展应重新借鉴和综合古典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框架和分析方法。具体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第一,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对社会必要劳动时间Ⅰ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Ⅱ之间联系与不同的分析对主流宏观经济学的加总问题具有重要借鉴意义。经济活动的专业化分工使千百万企业之间形成全面的依赖关系,这种依赖关系将它们组成一个有机整体,并在相互的投入与产出中形成各种总量的比例关系。这意味着分工使每个企业的经济活动具有社会性,并且这种社会性具有二重性质:一方面,生产者的私人劳动必须作为一定的有用劳动来满足一定的社会需要,从而证明它们是总劳动的一部分,是自然形成的社会分工体系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只有在每一种特殊的有用的私人劳动可以同任何另一种有用的私人劳动相交换从而相等时,生产者的私人劳动才能满足生产者本人的多种需要。这种私人性决定了其提供的产品只有在转化为货币后,才构成社会商品总量或社会劳动总量的一部分。经济活动的私人性与社会性之间的矛盾,即私人劳动与社会劳动的矛盾,导致经济活动两个层面的分裂:由相互独立、相互竞争的千百万个单个企业构成微观经济层面;由千百万个单个企业之间的全面依赖关系所形成的各种总量构成的宏观经济层面。处在微观经济层面的每一家企业,既受到生产同类商品所需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Ⅰ约束,又受到社会总劳动时间按比例分配到该类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Ⅱ约束。社会必要劳动时间Ⅰ类似于成本收益原则,社会必要劳动时间Ⅱ则属于宏观经济层面。企业商品能否转化为货币的直接约束条件是其可知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Ⅰ,最终约束条件则是不为企业所知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Ⅱ。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上述分析表明,微观经济层面的个量加总不能简单直接等同于宏观经济层面的加总,社会必要劳动时间Ⅰ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Ⅱ之间的联系与不同是宏观经济学加总过程中需要考虑的重要关系。第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对经济结构的创造性分析对主流宏观经济学具有重要借鉴意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相统一的角度分析社会再生产,提出应将社会再生产视为物质资料再生产与生产关系再生产的统一,而社会总产品的实现问题是社会再生产涉及的核心问题。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从总量和结构相统一的角度分析社会再生产的。但西方宏观经济学的考察路径则不同,是从总供求平衡的角度入手去考虑国民收入决定的。国民收入会因总需求或总供给的调整而发生相应变化。但究竟这种调整会给产业内部以及产业之间的比例带来怎样的变化要借助其他经济学科进行分析。这就使得西方宏观经济学对经济结构的分析有待深入。第三,在社会权力结构及其对经济现象影响方面,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所采用的分析方法对主流宏观经济学如何将重要经济制度、政治制度重新引入理论建模具有重要借鉴意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从社会结构和权力结构入手审视社会利益是如何分配的。在深刻揭示当时社会制度的不合理性以及收入分配不公的制度根源的同时,还从抗衡力量的引入以及对强势权力的其他限制等角度提出了社会建设的基本措施。因此,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对公共领域尤其是社会制度选择问题具有非常强的分析能力。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在西方快速兴起的新政治经济学,与马克思经济学等古典政治经济学理论有密切的内在联系,它以政府与社会公众以及社会公众中不同集团的利益不一致性为基础,运用现代经济学分析方法,将现实世界中普遍存在而又被主流经济学一度忽视的政治因素纳入研究范围,考察它们对经济结果的影响,内生化了政府的经济政策,增强了理论的洞察性和解释力。因此,通过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主流宏观经济学和新政治经济学研究方法进一步综合和融合,能够大大推进主流宏观经济学的研究水平,也能够进一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核心理论。

四、结论

马克思经济学范文7

关键词:供给侧改革;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解读;引领

2017年10月18日,在党的报告中明确指出:“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需坚定不移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作为全党全国经济工作的重中之重再一次被提及。笔者基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域,立足中国当下实际,作如下思考:

一、为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应高举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旗帜?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重要组成部分,是科学的政治经济学。回溯历史长河,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发展、改革并取得一系列光荣胜利的背后,无不闪耀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伟大旗帜的光辉,它成为我们的主流经济学是历史和人民选择。从中国自身的经济发展状况来看,中国改革开放近四十年,在市场经济的道路上也走了二十几年,当下的中国经济呈现出了市场与资本叠加的面貌。公共的生产资料和大量的私人资本并存,使得中国当下的经济状况更加符合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做出的分析。因而,运用政治经济学原理来指导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更符合当下中国的国情,具有无可比拟的针对性和有效性。从资本主义自身发展来看,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决定了其自诞生之日起便走向消亡。自1825年英国爆发第一次经济危机伊始至今,资本主义世界仿佛走上了一条不归路,在每一次繁荣之后便是萧条。回望资本主义国家的历次救市,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迷信西方资本主义那一套没有出路。

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如何解读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马克思指出,社会生产总过程由四个对立统一、互为联系的环节构成,即: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其中,生产和消费具有辩证关系,前者对后者起决定作用,后者对前者具有能动的反作用,这就要求我们在注重生产的同时不能忽视消费的作用。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观点来看,在看待经济发展问题时,供需不应分离,二者是有机的统一体。供给侧改革强调“供给侧”,但这并不意味着无视或轻视需求端的作用。当下,企业活力不足是造成中国经济下行的直接原因,造成企业活力不足的原因主要是企业的商品和服务没有消费市场,而这绝不仅仅只是供给一端的问题。要认真贯彻落实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的科学谋划,统筹兼顾的工作方法,“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经济方能健康发展。

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如何引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

马克思十分重视政府对于经济的作用,他指出:“资本主义社会爆发经济危机的背景下,政府对经济的宏观调控及资源配置是缓和经济危机的关键手段。”在新的局势下,怎样处理好政府与市场二者间的关系,如何用好有形无形之手,影响着供给侧改革的成败。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当务之急便是要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认真落实“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五大重点任务。所谓解铃还须系铃人,这五大任务实是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五大问题,五大问题实是政府调控不足,市场失序的结果。此外,政府也应发挥好市场的作用,加快职能转变,简政放权,深化市场体制改革,保证企业市场主体地位,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提高政府服务供给侧的能力和水平。

(二)用创新引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创新作为马克思理论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从宏观上讲,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内在机制“人”,在作用对象的过程中,不断创新以改变生产关系,实现社会的变革;从微观上讲,是在劳动生产过程中,创造新的技术,实施新的生产管理方法,以提高生产效率。结合中国当前现实境遇,近阶段的“中兴事件”暴露了当下中国的缺“芯”之痛,而缺“芯”之痛实则是“创新”之痛。供给侧改革的生命力在于创新,必须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新之道,必须坚持制度创新,技术创新以及产品创新,坚持以科技创新为驱动引领供给侧改革,提高供给的质量。

(三)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要兼顾效率与公平

效率和公平作为人类社会长期存在的一对基本矛盾,同时也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的永恒主题。根据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在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公平和效率的组合只有与当时生产力水平相适应,方能助推经济前行。当下中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笔者认为亦是一个重建效率与公平组合的过程。显而易见,供给侧改革奋斗的目标在于提高供给一端的效率。但在实现效率的同时,我们同样需要把眼光聚焦区域发展、城乡发展、产业发展、结构发展平衡等问题上来。事实上,在中国广大不发达地区、农村地区有着非常广阔的投资发展空间,这些都是潜在的经济增长点。前车之鉴,后事之师,发展这些地区,不能机械重复“昨天的故事”,而应在扩大需求的同时,主动优化供给一侧,避免重蹈覆辙,让历史重演。笔者之见,中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之道,需为统筹兼顾之道,效率与公平并行之道。唯有如此,中国经济方能破浪乘风,更上一层。

参考文献:

[1]马克思.《资本论》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2]卫兴华,洪银兴《发展当代的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J].人民日报,2016-01-25

[3]邱海平.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解读[J].社会科学文摘,2016-04-30

马克思经济学范文8

关键词:政治经济学;经济;市场

对于政治经济学而言,不同的国家、不同的世代其发展特性是各不相同的。随着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及深化,进入了发展的新时代,已经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学,这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中国特色化,并与时代共发展,与中国的国情和经济实践紧密结合,互相促进所分不开的。对彻底否定其社会主义制度的错误主张予以抵制,同时也对跨越阶段时所面临的错误观念策略予以摒弃和改近,运用了中国式的智慧对中国特色的政治经济学以及中国的经济发展起到了推动的作用,同时也为其他国家运用其政治经济学理论提供了参与方向。

一、概述

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根据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及其矛盾运动,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其理论基础,并为其提供指导方法,概述了社会进程的发展。

(一)生产资料

在一个生产力高度发达,已经没有了阶级和国家的共产主义社会,生产资料社会所有制将会被实行,人与人之间的关联将变成自由发展的联合体,对阶级以及阶级对立的旧体制进行了摒弃。

(二)商品生产与交换

个人劳动不再是以进行商品交换为目的一般劳动,废除货币和商品之后,个人劳动其根本是社会劳动,商品与货币已不再是劳动的目地和媒介。

(三)劳动券与资料分配

根据生产者在其参与的社会共同劳动中所付出的份额以及其得到的供其消费的份额就是经济学中所表述的按劳分配的理念。通过用劳动券这种不同于货币的形式,运用到与商品生产截然不同的社会劳动生产形式中。

二、政治经济学的丰富与发展

对于其政治经济学,应当把它视为一种动态性的,具有变化性和创新性的东西,在之前概述里所得到的是其基本的理论观点,要让其更具有生命力和发展力,就必须通过不断地实践加以丰富和发展,在建设我国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时,对其进行了传承与发展,主要表现对其理论的全新认识。

(一)社会主义所处阶段

在新中国建国初期,由于对其理论认识的偏差,对社会主义的阶段性没有充分的认识,认为只要通过运动就可以马上进行和实现共产主义,结果遭受了巨大的失败和损失。之后,对我国的社会主义处于的阶段进行了重新的定位和认知,明确表示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还处于初级阶段,应当结合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经济状况,实事求是地重新对社会主义进行理解,只有如此,才能为其发展,切合实际地制定出正确的路线、方针以及政策。[1]

(二)市场经济

随着其理论的运用,如何在经济相对落后的国家建立社会主义,并能将此社会主义国家发展壮大成为了急待解决的问题。在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探求中,保护民族工商业的三大经济纲领以及繁荣市场发展生产力的五种经济成份都起到了有益的促进作用。三中全会后对经济建设进行了重新确定,并对计划经济体制做出了改革。将传统的固有思维,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是区分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标准进行了打破,确立了社会主义也可以有市场经济,并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确立了新的发展方向。

(三)经济发展

随着改革开放,经济高速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但同时也暴露出存在的不少的问题:经济增长方式为粗放型;收入分配的差距越来越大;自动创新的能力缺乏;对环境造成的破坏严重;城市与乡镇以及各区域之间的不平衡发展等。现阶段对于经济发展又重新进行了认识,将前三十年经济增长的问题转化为现阶段解决经济、社会、生态的协调发展以及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等问题,即是关注点从经济增长问题转移到了经济发展的问题上。而发展受到了环境、人口等方面的制约,通过传统的方式去驱动和解决动力的问题已经捉襟见肘,只有依靠创新才能引领市场经济的发展。在进行结构优化、发展速度进行调整,并以创新为驱动的经济新常态的背景下,提出了五大发展理念,协调、创新、开放、绿色、共享的这五大发展理念是中国经济实现小康的路线和策略,也是对科学发展观进行的升华。[2]不仅将问题导向作为坚持的方向,同时用问题倒逼而将其形成互为一体的模式,共同发力,实现总体共同发展的理念。创新在生产中,对于劳动成本的降低、生产效益的增加都起着积极的作用;对于精神文明、物质文明的协同发展,和我国经济的健康发展,协调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人与自然关系问题的解决就是能过绿色,也是对生态、环境以及生活质量问题的有效回应;开放不仅是为了更好地融入世界的发展,同时也可以增加在世界上的话语权;对民生的不足之外予以弥补的方式就是通过共享,包括资源、知识、技术等,对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进行更好的协调和融洽。这五大发展理念将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予以了高度地统一,丰富和发展了其政治经济学的理论。

三、结语

在新时代的背景下,必须根据中国的国情,不断将经济实践与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有机地予以结合,形成有中国特色的经济体制和中国化的政治经济学,对于世界各国运用其政治经济学贡献出更加丰富和更具有系统性的创新发展经验和成果。

参考文献:

[1]张宇.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发展的新时代———学习关于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论述[J].中国浦东干部学院学报,2016(4):5-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