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中国化论文范文1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国传统文化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一直是学术界一直关注的重大课题。在研究的过程中也有了很大的进步。从研究少到研究不全面、到现在已经初步形成比较完整的框架理论体系。不断深化的研究体系告诉我们，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优秀传统文化研究是不能停止的。
一、内涵的论述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是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就马上提出。它的出现是在一个非常重要的会议。这个会议就是1938年六届六中全会。这个会议的召开，给中国人带来了前进的目标和方向。因为它第一次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个历史任务。这个任务的提出，让共产党人更加坚定信心和勇气。此外，这次会议还有一个更加让人振奋的事就是，在此次会议上，还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出了解释：“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1］应用它。”“离开中国的特点来谈马克思主［2］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解释就是告诉我们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如何才能做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告诉中国人，这项工作的方法和原则就是实事求是。只有这样的原则和方法指导下才会促进其实现。所以，最重要的就是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中国革命、建设、发展中的三情，即党情、国情、世情的具体情况与其他的国家的发展情况不一样。这样的特殊性就是要求要在具体实际情况下用具体的不同于一般的方法去解决。看马克思主义理论经典教材这样界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具体地说，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更进一步地同中国实践、中国历史、中国文化结合起来，使马克思主义在［3］中国实现具体化。”在这里很明显的一点就是要解决如何去化的问题。要解决怎样化才能更加科学、更合理，不至于让中国革命、建设、发展走歪路，尽可能地化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的马克思主义，才能达到“化”出有中国特色、中国作法、中国风格的马克思主义。
（二）中国优秀传统文化
那么，什么又是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呢？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或者见解，学者们更是众说纷纭。有的学者把其内涵概括为：“是指中华民族共有的,以儒家思想文化为主线、涵括道家文化、法家文化、墨家文化、兵家文化、名家文化、佛教文化等各种不同优秀思想文化内容的有机构成体系。它是中华民族共同的精神、心理状态、思［4］维方式、价值追求、风俗习惯。”这个说法全面、辩证地概括了中国优秀传统的内涵。笔者很赞同这个说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其深厚的优秀思想更是比比皆是，诸子百家光彩照人，看那儒家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融为一体，光彩夺目。不管是在思想上的大慧，抑或是科学上的大智，抑或是在道德上的大善，还是在艺术上的大美等等，无不在中华民族的悠久历史上历代相传，鼓舞人心，是中华民族、中华人民心灵上的支撑和满足。
二、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创造有利条件
一种外来的文化，要在中国本土上生存，就要有它能生存的土壤，否则是不能够存活下去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现更是需要中国“土壤”为其创造良好的条件，也可以说是要有其适合的土壤为其“化”没有合适的土壤就不能生根发芽就不能开花结果。那么，这个条件是谁提供的呢？这个条件可以说是相当多的。但是，本文主要从的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方面来说的。
（一）优秀爱国思想文化创造的良好思想条件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爱国使命、责任感和爱国思想、爱国意识、爱国担当精神在历史的长河中永不兴衰，永不止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国而忘家,公而忘私”“兴天下之利,利济苍生”……祖先人的诗歌里、豪言壮语里，流露出了对祖国的热爱、对祖国的执着、对祖国的爱戴等爱国情怀和爱国意识。这样的爱国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的全世界无产者和被压迫民族、被压迫人民联合起来的爱国、救国思想本质上是一致的，只是所属的社会性质不一样，实践时间不一样。但是可以看出，他们是有相通之处的，都是主张爱国思想、意识和集体意识或说是拯救意识。有了爱国思想、爱国意识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条件之一。
（二）优秀的“大同、平等”文化思想创造了良好的社会思想条件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具有大同社会思想和渴望平等思想。小农经济的古中国，倡导的是三纲五常中君臣关系、夫妻关系、父子关系的不平等。人之所以追求高的梦想和目标是因为于现实的不满足。正如以前的不平等思想的存在，所以，才会渴望超越以前的思想出现，即新的平等、新的社会。其中，这里的社会关系会涉及到很多方面。比如，是人与人没有高低贵贱之分的平等关系，人与自然的共生状态的平等关系等等。对社会关系的平等的追求和美好社会的向往，说白了就是对未来社会的追求，只是在社会高级或者初级阶段上的不同。所以，和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社会是有着相通之处的。它对以前社会的超越和追求，可以说，它们有着相通之处，最想达到的目标都是实现人类解放。相通之处，就会更好地接纳，不会有很大的冲突。所以说，这也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良好的社会思想基础。
（三）优秀的知行合一文化思想创造了良好的践行思想条件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追求的是知行合一的思想。知行合一，也就是要讲究做到实事求是，追求的是经世致用，扬弃的是假大空、虚伪、坐而论道，弘扬的是实实在在的现实人生和现实生活、现实社会，讲究说的和做的是一样的。不管是儒家还是道家，抑或是佛家也是很摒弃虚假、空洞，追求实在，讲究事实求是，讲究知与行的统一。这和马克思主义所倡导的理论联系实际是相通的。有了这种相通的文化基础，马克思主义的到来，不会是人们眼中的异类，而是用尊敬包容的眼光去看待他。因此，可以说，这种知行合一的文化思想，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创造良好的践行思想条件。
三、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是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弘扬
（一）选择马克思主义的坚定立场，是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包容性和开放性的弘扬马克思主义是真理。它的开放性说明了马克思主义不是封闭式的。它是可以传播的。哪里需要它，它就会到哪里。这样是为什么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从西方来到遥远的东方，传播到中国来的原因之一。那么，中国为什么能选择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能够接受马克思呢？除了中国现实的革命、建设、发展的国情、党情、世情的决定下，还不能忽略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那就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开发性和包容性的继承和弘扬的结果。马克思主义能够传入中国，在中国肥沃的土地上生根发芽，达到广大中国人民的接受、认可。其实也是因为中国人厚德载物的博大情怀，海纳百川的胸怀。中国历史是出现百家争鸣的文化，儒家、道家、墨家、法家等百花齐放，如果没有包容性，没有开放性，那是不可能会出现这样的情景。再者，在近现代史上，鸦片战争之后，倡导向西方学习技术、制度、器物等西学东渐的景象。这也是一种开放性和包容性。所以，可以看相互开放性和包容性是二者的品质。有共同的特质，有相通的理念。那么，也证明中国的选择是正确的。所以，中国共产党选择马克思主义，是对人民负责、对国家负责的正确选择。这一选择，无疑也是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包容性和开放性的选择，更是对它们二者的弘扬。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现，是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实事求是，注重实践”的弘扬在实践论里讲到，实践出真知，也就是说，只有实践才能检验出到底认识是不是正确的。有了认识，还不能说这个认识是正确的。因为，认识有正确认识和错误认识之分。所以，要证明认识是正确与否，只有经过实践才能证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过程，是脚踏实地地处理事物和问题，不弄虚作假，不胡乱非为，确定一就是一，二就是二，不能颠三倒四。要结出累累硕果，那是需要方法的，就是优秀传统文化中说的实事求是，注重实践的方法，把一般性同中国的三情，即具体国情、党情、世情相结合。每个新事物的产生和发展，都需要有适合的土壤。不是在哪里都可以生长，不是哪里都可以长出新事物，没有根据每个地方的土壤、气候等播种子，是不可能生根发芽，更不会枝繁叶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这个过程，也是好比一粒种子，光是看放哪里都是适合的，但事实不是这样。只有种下去，只有种在合适它生长的土地，才会发芽。运用优秀传统文化的注重实践，事实求是的思想是正确，口说无凭，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最好的事实说明和见证。这个过程，可以说，是对对此思想文化的弘扬和继承过程。
（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是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吐故纳新”的弘扬先秦庄周《庄子•刻意》：“吹呴呼吸，吐故纳新。”原意是指，人在呼吸的时候，他的整个过程就是呼出浊气。但是，呼出是为了更好地吸收新鲜空气。现在很多情况下是指扬弃旧的，然后吸收新的，不断实现创新，实现新的发展。马克思主义是开放的，不是封闭的，更不是僵硬死板一成不变的。它要在中国化过程的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教训，不断开拓新的发展。可以说，就是要实现创新发展，而不是照搬照抄，说一就是一，不适合中国国情也不改变。中国人的思想里一直都有着吐故纳新。在这样的思想文化影响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中国的探索必定会实现突破和发展。突破和发展的过程，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扬弃旧的不适合中国具体的实际发展的理论，发展和创新与中国实际相适应的理论，才能更好实现中国的发展。
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既是弘扬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又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中的发展
（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弘扬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人有梦想、地区有地区梦想，国家同样也有梦想。不甘落后的中国，也必须要有梦想——中国梦。有梦想是第一步，第二步也是最重要的一步，那就是该如何去实现。中国梦想在思想文化方面，最重要的是有优秀传统文化作为其重要的精神支柱。中国优秀传统文化里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以国家之务为己任”“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爱国主义思想。多少年来，还是生生不息，历久弥新，激励着世世代代的中国人民，关心国家大事，渴望祖国统一，实现民族团结，并为此不断地努力。有“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创新精神。有“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友善待人思想文化，没有一己私利，没有贪图小便宜的人格，社会的安宁和谐等等。有了思想文化的支持，中国梦的实现不再是无依无靠，不再是畏手畏脚，而是大胆地往前走。中国梦的实现，文化强国梦也会实现。那时候的中国传播的是中国声音、主导的是中国话语，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同样在传播、在弘扬。
（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更是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有梦想，就要奋发努力去实现梦想，那到底是要如何实现梦想呢？梦想的实现，需要理论作为指导。但是，不是随便的一个理论都能够成为指导思想，那必须是科学的、适合本国国情的理论才可以。在中国就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指导。但是，社会是发展的。理论也必须是要与时俱进的，不能是理论永远都适应变化了的环境。中国梦的实现，所要面对的环境也是不断变化的。所以，需要的理论支撑更是要随着时代变化而变化。在实现中国梦这个过程中，不断促进新理论的形成和发展即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即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梦想没有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脚步也不能停止，更是不能放弃，而是要不断地发展。理论的发展，需要文化创造条件。优秀文化的弘扬，也需要理论为其弘扬。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可以说是理论与文化的关系。但是，它们也具有特殊性。研究他们二者，有着重要的作用，让中国共产党更加坚定社会主义道路，更加为实现中国梦的目标而奋勇前进。
作者:唐丽 单位:广西师范大学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M］.北京: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659.
［2］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M］.北京: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659.
马克思中国化论文范文2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从其构成来看，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之间相互作用、相互结合的互动关系：即马克思主义运用于分析、解决中国社会问题，引导中国社会变革发展以及中国共产党人在自己的文化传统、基本国情和社会实践等构成的“中国实际”这一“基体上”来理解、选择、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双向建构的关系。这有两个方面的涵义：
第一，马克思主义运用于中国，在与中国实际(包括国情特点、文化历史传统、社会实践和变革要求)的结合中找到实现其自身力量的场所，成为指导中国社会变革与发展实践的思想武器，即用马克思主义之“矢”射中国革命之“的”。
首先，马克思主义所内蕴的世界观、历史观、价值观为中国社会变革和发展提供了一个正确的方向和价值理想。它解决了近代开始的中国先进分子在黑暗和苦难中苦苦寻觅、彷徨迷茫而又无法解决的“中国往何处去”这一根本问题。此后的中国共产党人和她所代表的中国人民正是沿着这一方向和目标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把一个贫弱的、灾难深重的旧中国改造成为一个社会主义新中国。时至今日，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继续坚定不移地沿着马克思主义指引的方向前进，实践着马克思主义为人的全面发展和全人类解放所确立的价值理想。
其次，正如列宁所说的，自从《资本论》问世以来，唯物主义历史观已经不是假设而是科学证明了的原理。马克思主义用科学的、历史与逻辑统一的理性力量揭示并论证了实现人类解放进步的价值理想的客观历史必然性，从而使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对这种价值理想的实现坚信不疑，确立了他们对这一价值理想实现的坚定信念和信仰以及实践这一历史必然性的主动性、自觉性。
复次，马克思主义还为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提供了实现这一价值理想的道路与方法，提供了分析和解决中国社会问题和矛盾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如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形态理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理论、阶级斗争的理论、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理论、实践第一的观点和辩证思维的方法等等。其中、邓小平是掌握并运用这种理论和方法并取得成功的典范。
马克思主义运用于中国还体现在对中国传统文化价值的改造、提升和引导上，把中国传统文化优秀因子改造提升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内在成分。如把具有空想性质的“大同社会”理想提升为基于科学的、逻辑的、历史必然性的共产主义理想；把基于等级尊卑关系的群体本位价值观提升为基于平等、民主的集体主义价值观；把古代朴素的唯物论、辩证法和明清的理气、心物之辩的思维方式提升为唯物而又辩证的思维方法等等。
第二，马克思主义被中国化了。即马克思主义已经不是游离于中国之外的某种外在的理论观念和精神力量，而是成为中国社会变革与发展历史进程中内在的、本质的内容和成分并具有鲜明的中国特点。也就是说，中国先进分子是在自己的国情、传统、历史条件、实践主题和变革需要等构成的历史情境中来理解、选择、接受和运用马克思主义，从而使马克思主义成为一种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首先是基于近代以降中国社会变革与转型的需要。诚如马克思所说的那样，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程度，近代以降中国社会历史变革进程的主题是中国社会如何由传统的、封建的、封闭僵化、贫穷落后的社会走向现代的、开放的、文明富足的民主社会，中华民族如何从贫弱的、受的、处于生死存亡危境中拯救出来走向强盛复兴；中国人民如何从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三座大山”的压迫和奴役中解放出来，获得自由民主和发展的权利，成为国家和社会的主人。中国先进分子苦苦寻觅的是一种能够指导她如何解决这个历史实践主题的真理。而马克思主义所内蕴的价值理想、科学力量、批判精神以及所揭示的革命力量、途径和手段正切合于这种需要。从而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具有了实践和价值的基础。离开这一历史实践主题的需要，就无从说明马克思主义何以中国化。
同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仅意味着马克思主义把中国传统文化优秀因子改造提升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内在成分，是中国人对马克思主义的认同、顺化。也同时意味着中国深厚的文化传统中优秀因子对马克思主义的一种整合和同化，表现为同化与顺化的双向整合和建构。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外来的异质文化之所以能在中国的“土壤”上生根、开花、结果，除了上述论及的历史实践主题的需要外，还有一个重要因素是马克思主义的价值与方法与中国传统文化价值心理和思维方法之间存在一种切近的、能够相互契合的因子，从而发生价值和方法视界上的相互认同和融合。目前学界有马克思主义的产生曾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之说，即“西学东源”之说，本文对此不做引证或考辩，但中国在自己深厚的文化传统土壤上来选择接受马克思主义并与之发生价值和视界方法上的双向建构和融合，却是不争的事实。诸如从传统的“大同”、“尚同”社会理想、家国群体本位的价值心理来接纳共产主义价值理想和集体主义价值原则，从传统的经世致用的工具理性来选择阶级斗争学说，用古代朴素的唯物论、辩证法思想来理解马克思主义世界观、辩证法和历史观等等。
可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既是马克思主义运用于分析解决中国社会问题和矛盾，指导中国变革与发展的历史实践的过程，也是中国人民在自己的传统、国情、实践所构成的“中国实际”的“基体”上来理解、选择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过程。这是由同一过程两个方面所构成的相互结合、双向建构、统一互动的关系结构。它既非马克思主义原封不动的照搬，亦非中国文化传统的现代复制，也不是二者之间简单的相加或凑合。而是二者在中国社会革命与建设实践基础上相互整合而生成的新的构体。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与时俱进不断发展的过程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从其构成看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之间的相互结合、双向建构的互动关系，而这种关系形成和展开就表现为一个过程。因此，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仅要进行结构方面的分析，还要进行过程方面的分析。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成功的结合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需要一个相互磨合、相互适应、相互融合的过程。马克思主义要在中国“生根、开花、结果”，它必须在指导中国革命的实践中不断地吸取中国传统文化中优秀因子并把它改造提升为自身的成分；必须适应中国国情特点在内容和形式上做相应的调适；必须经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不断宣传、传播、实践才能逐渐深入人心，被中国人民所接受；必须随着中国革命与建设实践的历史进程不同阶段的条件、特点、任务而发展自身。同样，中国人接受马克思主义，并不是一开始就掌握了它的全部和精髓，而是在实践过程中运用和检验，在克服自身的片面性、封建性、教条主义等因素的消极作用中不断深入对马克思科学的、全面的认识，从而真正把其精髓溶化在共产党人的“血液”中。
中国革命与建设的近百年历程与这一逻辑是一致的。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到思想在党内领导地位的确立，从中国共产党早期一些领导人把马克思主义当作教条来运用到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成功地结合起来，差不多经历了20多年的时间。在这期间，共产党人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和教训才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两个因子之间的成功结合。但是，这并不意味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过程、任务已经结束了、完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指导中国人民了“三座大山”，建立了新中国并引导中国社会进入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过程中，并没有完成它对中国社会历史积淀流转下来的深厚的封建性因素进行清算和批判，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年代戎马倥偬的岁月中也来不及运用马克思主义对自身肌体中封建性因素进行清理批判，而是把它带进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教条主义、“左”倾思想和个人崇拜成为一种顽疾有认识上的原因，就是从认识论角度进行分析批判的，直到今天，我们仍然是从这种认识论的视角来分析批判的。
其实教条主义“左”的路线与封建性因素有不解之缘。封建性的小农经济等级森严的社会关系结构必然导致一种保守的、封闭僵化的、对权威、经典的盲从和膜拜的心理和意识，这正是教条主义、“左”倾思想和路线屡禁不绝的深厚的土壤和根源。因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要完成对中国封建性因素的清除批判还需要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在付出的惨重代价后，立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客观实际，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以及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邓小平理论再一次成功地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结合，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推进到改革开放的新时代。在今天，面临国际国内复杂的情况和艰巨的任务，探索和解决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和如何建设党来领导中国社会主义事业走向21世纪，提出“三个代表”的思想，又一次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推进到当代水平。可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历史的发展着的过程。
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然表现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形态和实践形态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仅指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互动关系及其过程，同时还集中地体现在这一互动过程中所产生的理论和实践成果——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实践形态中。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过程的必然凝结、生成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成果形态；而这一成果形态也必然内在地蕴含这一过程的内容和特点。离开关系、过程无以说明这种成果形态何以产生、何以如此产生以及产生的基础、内容和特点，形态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离开了“形态”，“中国化”的过程也就成了一个空洞的、抽象的、光开花不结果的过程。因此，只有把关系、过程和形态结合起来，才能对“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做全面深入的把握。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形态是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所形成的理论成果。这种理论成果，从其功能和地位来看，是经过中国革命和建设不同历史阶段的实践检验证明了的，在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中取得伟大成果的、被中国人民所普遍认同的、相对稳定的占主导地位的理论形态。表现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和建设不同历史阶段实践相结合而产生的两大理论成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
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生成的第一种理论形态。它所体现的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初期的实践相结合的理论成果。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生成的第二种理论形态。它既是第一种形态的继承和坚持，又是对第一种形态的发展，是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创造性地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理论成果。在当代中国，面对新的情况、新的问题、新的实际和新的发展要求，以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根据时代特点和实践要求，总结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经验，在坚持和继承马克思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的基础上又根据新的时代新的实践要求进行理论创新，提出“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开拓了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发展的新境界，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当代实践相结合的又一理论成果。
马克思中国化论文范文3
对高职学生，我们经常鼓励学生阅读，并着力推荐经典阅读。经典是民族精神的源头，通过阅读经典，有助于获得人生的启迪，帮助我们培养博大宽厚的人格。但高职学生的阅读现状是怎样的呢？据廊坊职业技术学院图书馆刘彦和张荣超的调查显示，69%的学生一周花在课外阅读上的时间不足2小时，46%的学生阅读频率“一周难得读一些”，只有26%的学生“坚持每天读一些”。在我校进行的学生调查中，70%左右的学生阅读是为了消遣娱乐，对经典阅读非常疏远，那更不消说伟人的传记了。伟人的传记就像涓涓的溪流，于无声处浸润我们的心田，提升我们的灵魂。世界史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邓小平等伟人，他们在人类的前进历程上都发挥了自己卓越的贡献，推动了人类历史的进步和发展。读“伟人传记”，可以学习中外伟人、英雄以及革命先烈、英雄模范的先进事迹，建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并激励自己不断进取，获得源源不竭的前进的动力。阅读伟人的经典，开展伟人传记的阅读是故事教学法在课堂教学中的运用。思政课教师经常在课堂上根据所讲授的内容穿插些相关的故事，以说明注解所讲内容，从而吸引学生注意、激发学生听课兴趣、启发学生思考，让他们在故事中领悟到蕴涵的道理，掌握其中的知识。而发动学生阅读伟人经典，让他们读，还要让他们说，让他们交流，有机会的话，让他们演一演，则是思政教学中深入浅出、化繁为简、寓教于乐、喜闻乐见的教学方法的尝试。《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简明读本》中包含了太多深奥的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远离学生的生活和他们的感知。我们老师就要把生活中的许多事例筛选出来，选择情趣高雅、富有教育意义的例子，根据教学内容进行整合。因为这些故事源自生活，能够让学生产生心灵的共鸣，触发他们去思考更多生活中的案例，从而实现思政课堂教学启迪学生，让他们情感得到升华，道德境界得到提高的目的。
二、阅读伟人传记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简明读本》教学过程中的运用
教育理论一直强调，让学生成为学习的主体，成为主动的接受者、积极的参与者和有效的信息沟通者。但如果学生缺乏必要的知识储备，他们只能是被动的接受老师的“一言堂”，难以形成师生有效的互动。配合《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简明读本》教学进程，笔者让学生阅读了大量的传记作品。他们从图书馆借阅了《马克思传》、《恩格斯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四大革命导师传》、《列宁》、《孙中山传》、《传》、《温情》、《文人》、《邓小平人生纪实》、《邓小平时代：中国改革开放二十年纪实》、《邓小平人生纪实》、《跟邓小平做事》、《我的父亲邓小平》、《邓小平与1975年的中国》等书籍。在布置作业的时候，让他们摘抄一部分令他们感动的故事或伟人的经历，学生的积极性很高，因为他们找到了很多的素材可以发挥。有的描述了马克思和燕妮的爱情故事，有的生动的记录下邓小平会见撒切尔夫人的情景，有的对年少胸怀壮志情有独钟。这时候，在我们高职学生的眼里，那些伟人不再是高高在上的领袖，而是同他们一样，在风华正茂的年岁里的一个个有理想、有青春、有抱负、勇于拼搏、心系天下的有血有肉的青年。在讲解各个章节的时候，邀请学生来讲述他们通过阅读所掌握的这些伟人的生平事迹，令很多同学得到共鸣。通过阅读伟人传记并由学生讲述，大家的兴趣被激发出来，每次课大家都饶有兴味的期待会是谁来讲述他们不知道的伟人的奇闻轶事，大家都觉得课堂不再死板没有生气，相反，每一节课在学生的配合下，大家深有默契，生动有趣。枯燥的理论课变得生动活泼起来。而生动的课堂就像流水，细细地滋润学生的心田，他们由原来的不愿听，敷衍了事，变得主动爱听，并开始关注社会热点，公民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显著增强。阅读后的交流给学生提供了一个锻炼自己口才和胆量、增强逻辑思维能力、表达能力，提升情感和道德的平台。
马克思中国化论文范文4
纵观新中国经济发展的历程，每一阶段所取得的辉煌成就，总少不了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指导。特别是我国改革开放30余年以来，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巨大成就有目共睹，改革开放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历程中的伟大创举，其理论依据，就是马克思主义基本经济理论，其精髓已经被实践所证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成为历史的必然，我国在吸收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基本国情与实践实际，开创了一条适合我国发展的正确道路。未来很长时间内，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趋势还会深化，我国经济发展所取得的各项成就，依然会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产物。
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本理论与我国经济发展
人类社会的基本经济规律，体现于社会发展变迁之中，从原始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的衍进，其实质就是经济规律对不同时期经济活动指导作用的表现。经济规律隐含于这五种生产关系的运动之中，是在特定经济条件的基础上运行和发挥作用的，并随着这些经济条件的消亡而改变其外在形式。虽然经济规律存在于不同形态的社会之中，具有不同的表现形式，但其本质并未发生改变，具体形式的差异主要在于不同阶级对发现和利用经济规律的程度和态度是不相同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深刻阐释了五种社会生产关系的本质，由表及里，透过经济现象去发现具有本质特征的经济规律，揭示社会主体的经济关系(周文和朱富强，2010)，高度概括了人类社会的基本经济规律，由此设计了未来经济社会发展的蓝图。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核心———劳动价值论与剩余价值，其理论中国化对我国改革开放与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各项经济成就，都是我国广大群众用劳动创造的，广大人民群众的劳动是社会价值创造的源泉，也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基础。现阶段所坚持的按劳分配这项基本分配制度，就是对坚持劳动价值论最有力的证明。同时，坚持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的分配方式，承认资本等生产要素在社会生产中的作用。资本是生产中不可或缺的生产要素，资本为技术进步，生产力水平的提高提供了强有力的资本支撑，是连接劳动者和其他生产资料的纽带，也是解决劳动者和非劳动者对于劳动成果占有、归属矛盾的基础工具。剩余价值理论能够解释我国现阶段许多特殊的经济现象，对于外界释疑这些经济现象具有重要的作用(赵玉琳，2009)。
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与我国改革开放
经济发展的基本规律是客观存在的，不会因为具体经济学理论是否迎合而改变，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客观地解释了经济规律，触动了资本主义社会一直回避的基本矛盾以及社会经济冲突、资本家剥削劳动工人等事实，许多西方国家一直难以接受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张俊山，2009)。经济学理论是在探讨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解释社会经济现象，是在不断创新与发展的，不能因为不迎合现阶段社会统治的需要，就遭到排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原理，特别是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是不断创新和发展的，中国化特征越来越明显，为我国经济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支撑。改革开放至今已有30余年，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最典型的时间段，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思想精髓和特征是我国30多年的改革开放的理论指导，而且也是我国未来经济发展的理论指导。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具有演化特征，这一特征使我国经济实际情况能够较好地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相融合，深刻的演化内涵具有强大的解释力和生命力，为我国经济发展指明了大方向。调动社会一切可调动的资源，集思广益、充分发挥人类的创造力，在创新中失败、在失败中总结，在总结中进步，虽然具有很多不确定性因素，但改革开放的前途是光明的、可期待的。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经济思想，坚持发展劳动价值学说和剩余价值学说，借鉴苏联的经济体制建设，始终以国家为主导，以公有制为主体，把劳动作为经济成果分配的一个重要依据。改革开发政策，避免了苏联受到西方“休克疗法”影响而解散的危机，是在实践适合自身实际的发展道路。在马克思主义基本经济理论的指导下，我国进行了经济改革，结合我国基本国情，始终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始终坚持国家宏观调控的原则，分阶段、分步骤实施经济改革，在改革的同时注重开放，逐步过渡到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开放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集中表现。
四、对我国经济改革的思考
马克思中国化论文范文5
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是自从马克思主义文艺学说传播到中国以来就一直存在的一个大问题。怎样才叫做“中国化”，如何才能够“中国化”，一直存在着争论与分歧。“中国化”问题日益变成推进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一个前沿性课题。
这里想从问题的角度，谈一谈反思性的意见。
我认为，目前探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道路，依然要抛弃两种“僵化”：一种是对经典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理解的僵化；一种是对西方现代文论与马克思主义文论关系理解上的僵化。前一种是把马克思主义文艺学说解释成静止不变的东西，解释成编织所谓“中国化”知识体系的材料；后一种是把西方现有各种学说“嫁接”到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身上，当作所谓“中国化”最新最高水平的成果。这两种倾向，对文艺理论的健康发展都是不利的。
第一种“僵化”，虽说还有，但已不是主要矛盾，有些时候甚至到了矫枉过正的地步；对于第二种“僵化”，至今并没有多少清醒的认识，反而存在一种缺乏深入了解基础上的迷信。
比如，当人们强调中国化的文艺理论要有其价值倾向性和革命功利性的时候，信奉某些现代西方文论的人便会拿出所谓“审美非功利”来加以反驳；当有人强调文艺理论要有“求真”的科学性时，一些人又拿出西方所谓“生命本体论”或“后现代”理论加以阻挠。这说明，在西方现代文论面前，只要丧失自身的主体性，缺乏带现实感的“本土”意识，是很容易把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弄成不伦不类或实用主义的东西的。
再以当下的“文化研究”为例。本来在西方，“文化研究”的思想轨迹基本上是社会性和政治性的，它与实际的文学理论研究关系不大。在“文化研究”的发源地，一些学者都指出，文化研究从整体上来讲是反诗意的。因此，“文化研究”就是“文化研究”，他们一般不把“文化研究”归人某一具体学科。而我们中国，有些学者则鼓吹文艺理论要向“文化研究”作“战略转移”，要进行“文化转向”，甚至吓唬人地说，谁不搞“文化研究”，谁就不是马克思主义。仿佛“文化研究”就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出路，大有用“文化研究”取代文艺理论研究之势。这种“僵化”，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构成的危害，恐怕不在其它教条主义之下。
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不能变成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时髦化”或“庸俗化”。对某些西方文艺理论的“新”时尚，若“当作供人信奉的神一样来崇拜”，“那是荒谬的，绝对是荒谬的”。外国理论是解决外国文艺问题的，中国的文艺理论要解决的是中国文艺问题。实现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本质上就是要把马克思主义关于文艺的一般原理同中国文艺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结合的过程，就是“中国化”的过程；结合的好坏，就是“中国化”程度的高低。除此以外，走别的路子恐怕都是未必可行的。
不能不承认，在文艺理论领域，一种新的西化教条倾向是越演越烈、越来越严重了。而且，这种倾向已波及到高校的教学活动和教材建设。对此，尽管一些文艺理论工作者早已有所质疑，但至今还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如何借鉴西方现代文艺理论来实现自己的“中国化”，一直也缺乏认真的研究。此外，探索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本应成为中国文艺理论界的主导潮流，因为这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方向是一致的。可现实情况是，要真正坚持走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道路，往往需要有默认“非主流”定位的勇气，有同抢夺话语权、霸占媒体主体的“西化派”对垒的准备。这是很耐人寻味的。
我们不能忽视这种“西式”僵化的危害。如果任凭现代西方文艺理论替代科学唯物史观和唯物辩证法的指导，或者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彻底边缘化，那我们真的就会沦为只能在西方“后学”的“殖民地”里耕耘。不可否认，人们已经看到在思想界和学术界，宣传和推进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热情和能力，与传播和张扬现代、后现代西方文艺理论的热情和能力相比，是很不对称、很不均衡的，后者远远超过了前者。而实际上，前者的任务和创新的课题，却是更为根本更为重要也更有现实意义的。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分析起来，一则说明我们的文艺理论中国化进程有某种偏离主航道的倾向；一则说明我们有效整合西方现有文艺理论和学说系统的独创性工作还做得不够；再则说明我们在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内部还缺乏自觉的学派意识，因而缺少同国外学界交流、对话的独有的理论资本。这就不可避免地从一种僵化滑向另一种僵化，不可避免地总是跟在别人后面爬行。
那么，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主要途径是什么呢?
我理解，首要的就是要回答我们时代的文艺问题。搞清楚我们时代的主流文艺是什么和应该是什么，实质上也就解决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问题。所以说，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中国化，就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实现同我国文艺实践结合的具体化，就是解决中国文艺实际所面临问题的具体化。
二
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中国化，同其他学科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中国化以及整个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没有整个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就没有可靠的根基。因此，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必须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中获取支持和营养。
历史上首次用“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这一概念，是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的政治报告《论新阶段》(1938)中。该报告1944年收入晋察冀日报社编的《毛泽东选集》里时，这一概念没有变化。但在建国后，该报告的一部分以《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为题收入公开出版的《毛泽东选集》时，就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改为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选集》中凡是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法的地方，都做了修改或删除。这个变动，固然有当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背景，但也说明毛泽东认为“中国化”和“在中国具体化”，其意思大体上是一致的，只是可能认为后一个概念比前一个概念更为贴切、更为准确。
从毛泽东的论述中我们还可以发现，所谓“中国化”或“在中国具体化”，既包括观念方面的成分，又包括形式方面的成分。他这样指出：“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这也就在说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必须同革命的进步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而不能同落后倒退的实践活动结合起来；它必须形成中华民族喜闻乐见的接受形式，而不能原封不动地加以实施和传播。这是两个不能忽视的方面。
如果这个解释大体上是可以成立的话，那么，我们今天努力使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就应当“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 应用它”。这一点，确乎已成为文艺学建设需要认真反思和解决的一个问题。
我们经常可以看到这样的情况：有些文艺理论学说，已经明确表明不再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中国化搭界。这在当前理论“多元”的时代，是可以理解的。有些文艺理论学说，声称自己是马克思主义文艺学中国化的成果，可细究起来，它们与真正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在中国的具体化还相差很远，甚至南辕北辙。这种情况在当前的形势下，还为数不少。 这个简单论文也接近于无。这和上海那家文艺理论研究刊物的状况比较相似，应该说不是偶然的。
上述现象的出现，无可辩驳地表明，在相当的范围内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正处在萧条、冷落、边缘化、被无视、被排斥的状态。这和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理论的发展目标，和实现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方针初衷，是很不协调，很不合拍的。
三
与这种被冷落的情况相呼应，还有另一种倾向，那就是不管什么样的文艺观点和理论，都喜欢称自己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中国化，或者说，都认为那是中国学者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开掘、拓展或超越。因而，出现明显的“泛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现象。这也很值得深思。
譬如，从哲学意义上讲，我们能不能说“后实践本体论”文艺学、美学或“存在实践本体论”文艺学、美学，是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美学的“中国化”学说呢?换句话讲，把“存在主义”、“实践本体观”与“主体间性论”等理论融合起来，是否就能标明是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和美学在中国的新发展呢?是否这种观点就可以说成是“用发展的眼光看待马克思主义”呢?
又如，把西方的文艺学说、尤其是某些“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艺学说，直接添加到马克思主义文论中，放弃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基本属性和特有原则，只是承认或强调所谓人类性、文化性或审美性，这样的文艺理论，尽管其中有相对合理的成分，但能说是牢牢地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吗?回归康德，回归尼采，回归“新感性”，回归“社会交往”或“文化诗学”，难道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正途吗?
再如，把我国新时期文艺理论的进程主要描述成是从“形象思维”论到“人物性格多重组合”论、到“文学主体性”论、到“文学向内转”论、再到“文学‘审美 ’特征论”的过程，并把这样的过程解释成是中国学者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新贡献，这种学术史的梳理是不是视野狭窄、偏于一隅?是不是与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真实进程格格不入呢?这种梳理，打着改革开放和肯定成绩的旗号，其理论内涵恰恰带有“去政治化”、“去意识形态化”的色彩，实际丢失了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本质和灵魂。
还有，就是认为我国“五四”以后的文艺理论走上了一条重功利、重政治、重道德、重反映论的歧途，主张新时期“建设具有我国自身特色的文学理论，必须要有坚实的现代性思想为指导”；主张新时期文学理论要“改弦更张”，要回到“王国维的文学思想或者说这条文学思想路线”上来。这种“改弦更张”论的药方，能形成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吗?
诸如此类的所谓“中国化”现象，还有许多。尽管从全局看，这些只是支流，不是主流，更不代表本质，但还是产生了相当的影响。
上述现象，的确给我们提出一个问题，即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中国化”或者说它“在中国具体化”的实践，其中有一个是“科学”还是“不科学”的问题。无疑，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既不能变成教条式地用马克思主义去“化”中国的文艺理论，也不能变成用所谓中国文艺理论去“化马克思主义”，更不能变成中国文艺理论“去马克思主义化”。
无论是强调“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文艺实践相结合”，还是强调“综合创新”，强调建设文艺理论的“当代形态”，强调“用发展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文艺实践”，强调文艺理论的“中国特色”，总之，都是为了把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中国的具体化提高到新的境界。这些不尽相同的提法，不过是各自强调的侧重面 ——有的侧重于它的实践性，有的侧重于它的创新性，有的侧重于它的时代性，有的侧重于它的民族性等——有所不同罢了。
从这里我们似乎可以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或者说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中国具体化，归根结底是与它的鲜明的时代特性、突出的实践特性、浓郁的民族特征和不竭的创新特征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的。这可以说是“中国化”或“在中国具体化”内在的不可或缺的四个要素。中国当代文艺理论的主体部分，广大的文艺理论工作者，正是沿着这条道路，在多元共生的环境中，一刻也没有停止自己的前进步伐，一直在实践中铸就着有中国特点的文论品格。
四
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中国化，或者说它在中国的具体化，既是一个实践诠释的过程，也是一个文化解读的过程。而且，这种实践诠释和文化解读之间，往往并不是同步的、一致的，有时实践诠释走在前面，有时文化解读走在前面，有时两者可能发生摩擦。上面谈到的一些情况，说明了这个过程的复杂性。
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与中国先进文艺的结合，已经有近一个世纪的历史了，中国形态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也已经基本形成。那么，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任务是不是完成了呢?我认为是远远没有完成的。
胡锦涛同志在十七大报告中指出，我们要“把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结合起来”。这个提法很有针对性，也很有新意，对文艺学的建设也很有指导意义。我理解这里的“推进”，就是创新；这里的“坚持”，就是继承；这里的“中国化”，就是具体化；这里的“结合”，就是在继承中发展、在发展中继承；而这里的“基本原理”，主要就是唯物史观和辩证唯物法。报告中还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不断发展的开放的理论体系。这就进一步表明，包括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内的马克思主义学说中国化的过程，是需要许多代人付出艰辛的努力的。
马克思中国化论文范文6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发展
[中图分类号]A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5918（2015）22-0043-04
doi：10.3969/j.issn.1671-5918.2015.22.022 [本刊网址]http：∥
马克思主义随着俄国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传人了中国，开始逐渐被当时先进的知识分子接受和传播。特别是以为代表的第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具体的革命斗争实践相结合，找到了一条以农村包围城市的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提出一个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把中国革命引向了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化的第一次飞跃。第二次飞跃则是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相结合，找到了一条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提出了一个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使中国人民夺取社会主义建设的胜利有了可靠的保证。以上两次飞跃都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成果，也就是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两大体系。前者主要解决的是“如何打天下”，亦即如何革命；后者主要解决的是“如何治天下”，亦即如何建设。两者是一脉相承，与时俱进的关系，后者是对前者的继承，丰富和发展。
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关于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之间的关系，可以从多方面，多角度做出各种研究分析，而笔者则试图从哲学的视域下去研究解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历程，因为在笔者看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关键，就在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就在于如何利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中国的革命和建设。回顾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发展历程，并进而反思这一过程中的经验和教训，对于建构当代形态下的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准备阶段――李达、艾思奇等人的探索
李达作为一名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毕生致力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他通过马克思主义哲学深入研究中国的革命实际，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创造了前提条件。李达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代表作是他的《社会学大纲》，在此书第四版的序言中，他满怀激情地表达了他著述的目的：“中国社会已经踏进了伟大飞跃的时代……战士们为要有效地进行斗争的工作，完成民族解放的大业，就必须用科学的宇宙观和历史观把精神武装起来，用科学的方法去认识新生的社会现象，去解决实践中出现的新问题，借以指导我们的实践。这一部《社会学大纲》是确能帮助我们建立科学的宇宙观和历史观并锻炼知识的和行动的方法。因此，我特地把这本书献给英勇的抗日战士。”这本《社会学大纲》是李达最重要的学术成果，也代表了当时国内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最高水平。李达在书中系统而准确地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自然观和历史观，认识论和价值观统一起来，表明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整体性。此外，李达在书中明确地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实践的唯物论”的命题，并认为“实践的唯物论”规定“唯物辩证法”和“历史唯物论”。李达这种强调实践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特征的解读，不仅在当时起着相当积极的作用，使马克思主义哲学成为斗争的旗帜和革命的指南，而且对于后来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关注重点的转移埋下了伏笔。对于李达的这本《社会学大纲》予以了充分的肯定和重视，他在读这本书时写下了大量的批注，他认为，“找出法则，指示实践，变革社会――这是本书的根本论纲”。的哲学思想在一定程度上是受到了李达比较深的影响，这是毋庸置疑的。
1936年，年仅24岁的艾思奇以《大众哲学》一书名闻天下，《大众哲学》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破天荒的创举，它像革命的火炬，在黑暗中照亮了前进的方向，使许多年轻人在苦闷彷徨中振奋了精神，投身于伟大革命的怀抱。后来，一位当年的青年读者给艾思奇写信说道：三十年代，他正是一个满怀理想的青年，但由于国家的满目疮痍，民族苦难深重，个人出路渺茫，理想破灭，精神上极端苦闷，痛苦，曾想自杀了此一生。一个偶然的机会阅读了《大众哲学》之后，精神为之一振，觉悟到只有通过奋起抗争，才能挽救个人和国家的前途，于是毅然投身革命。不仅如此，事实上连和这两位当时在中国政坛上可谓举足轻重的人物都十分欣赏《大众哲学》，说：“自己从艾思奇的著作中得益颇多”。更是无可奈何地哀叹：“一本《大众哲学》冲垮了三民主义的思想防线”，甚至说“乃败于艾思奇先生的《大众哲学》”，他认为自己的失败很大程度是由于《大众哲学》的广泛传播冲垮了三民主义的思想防线。《大众哲学》之所以会产生如此大的思想威力，应当说，这是由于艾思奇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高度回答了当时许多中国人迫切想知道却又百思不得其解的事情。艾思奇的《大众哲学》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大众化的杰出作品。艾思奇在1938年4月撰写的《哲学的现状与任务》中主张“现在需要来一个哲学研究的中国化，现实化的运动”。这实际上已经明确地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命题。艾思奇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具体环境中的应用和创新，就是在中国现实的地盘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加以具体化，加以发展。他提出，中国化“原则上不外乎两点：第一要能控制中国传统的哲学思想，熟悉其表现方式；第二要消化今天的抗战实践的经验与教训”。这实际上指出了人们在理解马克思主义的时候，在思想上是不是能割断中国的传统文化，要在理论上、思想上批判继承优良的民族传统文化。
李达.艾思奇为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大众化付出了极大的努力和心血，做出了卓越的理论贡献，留下了十分宝贵的精神遗产。这份精神遗产将不断地被后人加以继承、丰富和发扬光大。
二、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第一次飞跃――哲学思想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第一次飞跃的理论成果――哲学思想是近百年来中国先进分子不断摸索和斗争实践的经验总结；是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哲学概括。哲学思想的诞生表明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找到了“中国往何处去”的答案，同时也找到了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这是百年探索的结果，历史发展的必然。
的哲学思想也有一个发展过程，他早期一个唯心主义者，他在《伦理学原理》批语中说：“我从前固主无我论，以为有宇宙而无我，今知事不能，盖我即宇宙也”。反映在历史观表现出一种浪漫主义的英雄史观，他主张有一二天才出来“大纛一张，万夫走集；雷电一震，阴噎皆闻”，反映在政治上他主张梁启超式的资产阶级改良运动。以1918年到北京大学图书馆工作为开端，受，陈独秀等人的影响，思想逐步开始向马克思主义靠拢，并在往后复杂的革命斗争中，逐渐成为一名彻底的马克思主义者。
哲学思想走向完全成熟时是在延安时期，特别是整风时期。在这一时期，他充分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方法和原理分析中国的历史和现状，分析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特点从而明确了中国社会的性质，革命的对象，革命的依靠对象，斗争的方式以及革命的最终目标。在革命实践过程中，从实事求是的精神出发，充实重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总结出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认识规律，不断总结经验，深化认识，掌握真理；科学运用矛盾规律，根据客观实际的具体情况，分析主、客、敌、我等多方面力量的消长，制定斗争的战略和战术，……由此种种，形成一个全新的哲学思想。他的《矛盾论》，《实践论》，《论持久战》，《论新民主主义》等都是极具有中国特色、中国气派、中国风格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光辉著作。
哲学著作中的“两论”集中体现了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实践论》体现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认识论，在《实践论》中着重而具体地阐述了实践对认识的决定作用：（1）实践是认识的来源，（2）实践是认识发展的动力，（3）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4）实践是认识的目的。由此可见，是以实践第一的观点为中心线索将以上四个环节贯穿于认识的全过程之中，对实践在认识过程中的决定性作用做出了完整的阐发和论述。通过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在实践基础上的辩证统一开创了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解决了哲学史上争论不休的经验论和唯理论之间的对立。如果说，李达将实践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特征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论化、方法论化，还得出了结论：认识的辩证运动过程，是求得主观和客观、认识和实践具体的历史的统一的过程；那么，正是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关注的重点由存在的本体论转向实践的认识论从而推进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矛盾论》则体现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辩证法。在《矛盾论》一文中从多层面系统而完整地论述了对立统一规律的内容，包括：（1）矛盾的普遍性，（2）矛盾的特殊性，（3）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4）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5）矛盾的解决方式。可以说，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是第一位对矛盾的对立统一规律做出如此完备阐述的经典作家，有些观点是本人的原创，他首次赋予对立统一规律以完备的理论体系和精湛的哲学内涵。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矛盾论》中十分凝练地阐述了矛盾的精髓问题，他写到：这一共性个性，相对绝对的道理是关于事物矛盾认识的精髓，不懂得它，就等于抛弃了辩证法。之所以如此强调这两对范畴的辩证关系，是因为当时党内长期存在着关于运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革命的两种错误倾向，一是强调马克思主义的普遍性而忽视中国革命的特殊性，这是教条主义，二是强调中国革命的特殊性而忽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性，这叫狭隘经验主义，无论是教条主义还是狭隘经验主义都是片面的，都不能指导中国革命取得成功，因此强调矛盾精髓的目的，就是主张只有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才能指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
通观《两论》，我们不难发现，哲学思想的灵魂就是实事求是这四个字。研究哲学的根本目的并非为了在理论上建立一套形而上的哲学体系，而是希望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寻找到能够指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良方，用自己的话说，就是用马克思主义的“矢”去射中国革命的“的”。的哲学思想并不是遵循传统哲学从概念，范畴进行逻辑推理的思路，而是始终地服务于革命的具体实践的需要，具有非常强的现实针对性。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振聋发聩地强调“要有目的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要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同中国革命的实际运动结合起来，是为着解决中国革命的理论问题和策略问题而去从它找立场，找观点，找方法的，这种态度就是有的放矢的态度……这种态度就是实事求是的态度……就是党性的表现……就是理论和实践相统一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作风”由此可见，哲学思想的形成、发展始终围绕着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理论联系实际的根本原则而展开。《实践论》和《矛盾论》的写作就是为了廓内残留的教条主义、主观主义、本本主义的错误思想，从而服务于革命的具体实际的需要。
总而言之，以实事求是为核心思想的哲学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过程中伟大的一次“变革”，它诞生于伟大的中国革命的实践之中，它将马克思主义哲学推进到一个崭新的历史阶段，它丰富而博大的哲学智慧永远闪耀着不朽的光辉，具有永恒的价值。
三、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曲折和倒退――中的极左“斗争哲学”
从1968年到1976年，这10年，我们的党和人民遭受了巨大劫难。从哲学上来说，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陷入到完全的沉寂和停滞之中，一方面在认识论上背弃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唯心主义泛滥，形而上学猖獗，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被严重歪曲和篡改，成为了极左的“斗争哲学”：只讲斗争，不讲统一；只讲斗争的普遍性、绝对性，不讲斗争的特殊性和多样性；只讲飞跃，不讲渐进；只讲否定，不讲肯定。这种极左的斗争哲学，其实质就是充当政治打手的尚方宝剑而为现实的政治斗争服务。可以说，十年，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出现了大幅的倒退，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几乎每一条都遭到了歪曲。正是在这种被扭曲了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下，极左的政治运动在中狂飙突进，给党、国家和人民造成了深重的灾难和痛苦。
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第二次飞跃――邓小平哲学理论
邓小平哲学理论与哲学思想可谓是一脉相承而又与时俱进，说它一脉相承，是因为邓小平哲学理论是以哲学思想为其基础的，说它与时俱进，是因为哲学思想主要是用于革命事业的，而邓小平的哲学理论主要用于新时期下的建设与改革开放事业。关于两者关系，邓小平在1992年南方谈话时直言不讳地就说：“我读的书并不多，就是一条，相信的实事求是。过去我们打仗靠这个，现在搞建设，搞改革也靠这个。”
邓小平哲学理论的主要内容包括：（1）实践观，（2）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论，（3）发展生产力与改革开放论。如果说，前两项内容的主要理论观点（即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与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依然带有哲学思想的浓重印迹，那么邓小平关于改革开放与大力发展生产力的重要哲学思想无疑是其最伟大的理论贡献。
邓小平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中强调“马克思主义最注重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最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归根到底要体现在它的生产力比资本主义发展得更快一些，更高一些，并且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不断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更不是共产主义”。这样邓小平就把建国后长期被忽略的历史唯物主义中的生产力决定论的观点发掘出来以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事业。邓小平主张一切必须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通过不断的改革开放解放和发展生产力。邓小平在1992年“南巡讲话”中以简明扼要的话语表达了他的社会主义本质观，他说“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邓小平关于如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哲学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第二次飞跃，它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基石。可以说，它从整体上开显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全新内容，是我党长期不可动摇的指导思想。
五、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第三次飞跃――和谐社会构建理论
首先要说明和谐社会构建理论在这里指的是一个狭义概念，若以广义的“和谐社会”自我党成立的那一天起就已经开始努力构建了，而把和谐社会构建写进报告列成体系的国家领导人是同志，在十六大以后，以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明确提出要弘扬科学发展观和构建和谐社会，这次可以认为是第三次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第三次飞跃，它立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立场，汲取中国传统哲学的智慧精华，做到了古为今用、推陈出新。
“和谐社会”这种理念最早来自中国传统哲学的重要经典《周易》之中。事实上，《周易》的基本核心思想与价值理念就是“和谐”。《周易》认为，对国家政治的管理最理想的目标就是“太和”。乾卦《彖传》说：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贞。首出庶物，万国咸宁。乾道即天道，天道是刚健中正的，太和就是最高的和谐，指各种矛盾的关系处于一种刚柔相应，协同配合的状态。这是说，由于乾道的变化，万物各得其性命之正，刚柔协调一致，相互配合，保持了最高的和谐，所以万物生成，天下太平。自《周易》提出了这个太和的最高价值理想，在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一直是著名政治家奋力追求的理想，而2004年党中央正式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这一伟大传统的延续。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辩证法也讲矛盾的“同一性”，也讲矛盾在一定条件下的统一与和谐。这一点恰好与中国传统哲学相结合从而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内容上中国化的又一大飞跃。可以说，“和谐社会”理念的提出既是立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矛盾具有同一性的理论，也是汲取了《周易》中的“仇必和而解”的思想。而且两者的结合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内容本身也具有某种丰富的作用，如对于马哲中所谓的非对抗性矛盾完全可以汲取《周易》中的“和而不同”“求同存异”的等具有中国特色的和合哲学理念来进行调节和平衡。其实我们党中央很早就注意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同这些优秀的中国传统哲学的智慧相结合起来解决民族问题，宗教问题，国际政治等问题。
关于科学发展观的战略思想同样具有某种中国哲学的色彩。首先科学发展观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它的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而中国传统哲学向来都非常重视天人合一，非常重视人与自然相互的协调。在中国哲学看来，天地人三才之中，人顶天立地在三才之中处于核心地位，人类社会只有与天地自然处于一种和谐统一的状态，人类社会才能获得生机与发展。所以我们可以看出，科学发展观与和谐社会一样，都是通过马克思主义哲学同中国传统哲学相互结合而结出的又一理论硕果，可以把它归结到和谐社会构建的理论中。
十以来，以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始终坚持党的群众路线，把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发展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而作为群众路线虽是我党首创，但它却极大地吸收了中国传统文化中民本思想的精华，最早鉴于《尚书》中的“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可以说这种民本思想萌芽于夏商，成熟于春秋，发展于秦汉，成熟于隋唐，在中国以后的各个朝代都有着丰富与补充。作为古代民本思想一向都是有着双重价值取向的，一方面，为后人提供爱民重民的理论素材，另一方面，也为精英人士在理论局限时找到了出路与方向。中国共产党创立群众路线理论，无疑是为了进一步的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实现传统民本思想的转换与跨越，从而更好的“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也只有为了群众，依靠群众，服务群众，才能更好的实现我们的个人梦、家庭梦、民族梦、国家梦、世界梦！
总而言之，透过以上的分析，我们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中国哲学这两大对中国人精神世界影响至深的哲学体系之间的关系，可以得出这样明确的结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过程也就是中国哲学现代化的过程，中国哲学的现代化与马克思哲学的中国化具有一致性。在当代，全球意识和寻根意识并存，表明了任何民族哲学的发展必须同时考虑民族性和世界性，并使二者有机结合起来。中国传统哲学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我们时代唯一不可超越的哲学，能够代表中国哲学未来发展方向的只能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