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需求视域下的马克思经济增长模型

总需求视域下的马克思经济增长模型

 

引言   古典经济学强调资本积累和劳动分工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这是从供给的角度来分析经济增长问题。一般认为,这种分析方法受萨伊定律的影响,忽视了总需求的重要性。马克思继承了古典经济学注重国民财富增长过程研究的传统,即注重资本、劳动及技术等供给因素在经济增长中的决定作用。马克思同时也深入探讨了产品实现危机的可能性:需求不足导致生产过剩,但马克思并没有进一步建立起包含总需求因素的经济增长理论。当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增长理论仍然坚持经济增长取决于总供给的论点,这和新古典经济学的增长理论更为接近,而与卡莱茨基、凯恩斯、哈罗德和罗宾逊等人强调的总需求作用的经济增长模型,在理论基础和方法论层面都有很大的不同。毫无疑问,供给因素是经济增长的源泉。然而,经济增长的动力既离不开供给,也离不开需求。本文主要目的在于考察总需求因素在马克思经济增长理论中应有的地位。为此,第一部分评述了马克思增长模型的特征;第二部分简要分析了迪梅尼尔和赖维构建的模型,该模型试图综合凯恩斯的短期分析和马克思的长期分析,得出结论:总需求影响了短期的经济增长,但对长期无影响;第三部分重新审视了模型的前提假设,探讨了收入分配等内生性变量的影响,由此得到总需求与长期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结论部分为总结性述评及简要的政策建议。   一、马克思供给分析传统中的需求   在《剩余价值理论》中,马克思从供给的角度深入探讨了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生产逐年扩大是由于两个原因:第一,由于投入生产的资本不断增长;第二,由于资本的使用效率不断提高。”[1]如果不考虑经济增长中所包含的资本主义基本的劳动雇佣关系,马克思的观点和古典经济学是一致的。古典经济学家大都没有考虑总需求在经济增长中的重要作用。李嘉图指出,“任何人从事生产都是为了消费或销售,销售则都是为了购买对于他直接有用或是有益于未来生产的某种其他商品。”[2]247一个国家“其所积累的资本多少,都不会得不到有利的运用”[2]247。马尔萨斯与李嘉图的观点相反,“对积累的异常热情必然会使商品的供给超过这种社会的结构和习惯所能容许的有利的消费的程度”[3]。李嘉图的观点显然是暗含了消费无限和投资无限的前提假设。但因李嘉图论证的前提假设是错误的,因此其结论也是错误的,这已为历次资本主义生产过剩危机所证明。   马尔萨斯客观地描述了资本主义生产和消费不一致的现象,但是也没有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入手。马克思对于过度生产问题的分析更为透彻,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曾指出,由于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在简单商品交换中存在过度生产的可能,由此他重点分析资了本主义生产中过度生产及危机现象。显然,马克思否定李嘉图对萨伊定律的支持。马克思在《剩余价值理论》中又指出,过度生产及危机短期内是可能的,但持续的危机是不可能的。在恢复增长的路径上,总需求并没有产生影响。马克思认为,首先,竞争的压力会使得企业尽最大可能进行资本更新,使其产品价值低于一般价值以提高竞争力。其次,存在工资下降机制。工人之间的竞争会促使工资下降,工资下降提高利润率,进而投资增加。另外,还存在价格下降机制,这样,“周期将重新通过由于职能停滞而贬值的一部分资本,重新获得它原有的价值。而且,在生产条件扩大、市场扩大以及生产力提高的情况下,同样的恶性循环将再次发生。”   马克思认为,在危机时刻,企业不得不进行固定资本更新以保持竞争力。实际上,固定资本更新在危机时刻的作用是发展变化的,必须用历史发展的眼光来看待这一问题。在19世纪,固定资本更新的确有提高企业竞争力、促使经济走出危机的决定性作用。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由于垄断占统治地位,以及由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固定资本更新对于克服危机已经不是决定性的因素了,甚至不是最主要的因素了。关于工资下降,马克思认为,在经济危机时,失业增加,实际工资下降,利润率上升,进而投资增加。然而,存在失业的同时,如果产能也过剩,那就不是这种情况了,投资不会增加,总需求也不会自动提高。同时,实际工资下降,将存在收入再分配效应,即消费倾向相对较高的工资收入下降,将减少消费需求,进而减少投资。如果投资函数与产能利用率及利润份额高度相关,工资下降可能意味着经济会复苏。然而,这种结果不一定会发生,在深度衰退中产能高度过剩,即使利润提高,企业也会减少投资。罗宾逊(1962)和卡莱茨基(1971)曾深入研究了总需求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对马克思的模型进行了修正。罗宾逊和卡莱茨基均认为,储蓄和投资独立决定、非自动相等,因此资本和劳动等供给因素就无法单独决定经济增长,这显然和凯恩斯的观点是一致的。   二、凯恩斯与马克思的“综合”   迪梅尼尔和赖维(1999)构建了一个两部门离散时间模型,试图综合凯恩斯的短期分析和马克思的长期分析,以探讨需求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该模型认为总需求对短期经济增长有影响,而对长期没有影响。达特(2011)把该模型简化为一个部门,且假定时间连续,产品市场通过产能利用率(用产出与资本存量的比率计量)的变化而出清,在此基础上讨论了总需求对短期和长期经济增长的影响。   在短期内,由总需求决定的产能利用率是内生的,企业投资与自发投资、产能利用率和货币供给等变量高度相关。资本家的储蓄由资本存量、利润率和储蓄率决定,当投资与储蓄相等时,可以实现经济增长的短期均衡。在长期内,迪梅尼尔和赖维认为,企业根据实际产能利用率和计划产能利用率(小于技术上可能实现的产能充分利用率)的差来调整价格。货币工资和价格按同一比例调整,以保持实际工资不变。长期货币供给是变化的,与实际产能利用率对计划产能利用率的偏离及物价指数有关。当货币供给变化率为零时,可以实现长期均衡,进而可得经济长期均衡增长率。此时,产能实际利用率等于计划利用率,否则货币供给将扩大以调节投资。在迪梅尼尔和赖维的分析中,经济长期均衡增长率仅由储蓄率、计划产能利用率等实际变量决定,与投资、货币供给量等总需求因素无关。#p#分页标题#e#   显然,迪梅尼尔和赖维的模型综合了凯恩斯和马克思模型的特征,即短期总需求的增加可以提高产能利用率。因为产能利用率提高,可以促进经济增长,这显示了凯恩斯模型的特征。在长期内,产能利用率的提高使货币供给提高,以顺应较高的经济活动水平。然而,当实际产能利用率超过计划产能利用率时,通货膨胀使央行限制货币供给的增长。如果后一效应较强,经济将收缩,并回到长期均衡(此时,实际的和计划的产能利用率相等)。因为利润率和增长率也将回到最初水平,反之亦然。这显示了马克思模型的特征,即总需求对长期经济增长并无影响。   在迪梅尼尔和赖维的模型中,央行充当了理性调节者的角色。实际上,货币供给与产能利用率及价格之间的变化关系无法得到精确计量,进而央行也无法作出反应,迪梅尼尔和赖维的分析显然具有新古典化倾向。而且,即使央行控制了名义利率,也不一定能控制实际利率,因此调整货币供给量以改变实际利率,进而影响产能利用率和经济增长的程度便要大打折扣。另外,货币供给对总需求的影响并非是双向的。当经济高涨时这种机制容易起作用,但经济萧条时并不一定会增加总需求。更为重要的是,迪梅尼尔和赖维模型的长期分析没有考虑收入分配的生成机制及其衍生效应。如果收入分配内生化,总需求的变化会导致劳动及资本的收入份额发生变化,进而对长期经济增长产生影响。由此我们必须对迪梅尼尔和赖维模型的长期分析进行重新审视。   三、模型的重构   我们对迪梅尼尔和赖维的模型进行修正。短期分析和迪梅尼尔—赖维模型没有区别。在长期内,名义货币供给M以外生给定的速度增长,实际货币供给m的增长率由下式给定:m^=M^-K^-p其中,^表示增长率,K为资本存量。当m提高时,投资增加,相应的也将增加总需求和提高产能利用率;通胀率依赖于m的水平,较高的m将提升总需求、产能利用率和通胀率;而m的提高也将直接或通过提升产能利用率增加投资和资本积累。当产能利用率达到其计划水平时,名义货币供给增加率比实物资本增加要快。在迪梅尼尔和赖维的模型中,收入分配是不受通胀影响的,因为价格和工资被假定为同比例变动,如果二者变动不成比例,结果会怎样呢?为此,假定工资随价格变动并非完全一致,收入分配是内生的。名义工资W根据下式进行调整:W^=pT+δ(p-pT)-δ<1,表明货币工资根据目标通胀率变化而调整,但调整对于实际通胀率和目标通胀率的偏离是不完全的。这样,迪梅尼尔和赖维的模型中的实际工资便不是常量,用名义工资W和价格水平P来表示,即WP,可得长期经济增长率g为:g=sc1-α0(WP[])ud(1)式(1)中,sc为资本家的储蓄率,α0为单位产出的劳动需求,ud为计划产能利用率。当产生通货膨胀时,如果名义工资提高的幅度大于价格上涨的幅度,WP将提高,劳动份额上升,经济增长率则下降,反之亦反。这说明经济增长是利润导向型的,其前提是储蓄必须自动地转化为投资,这需要合理的货币政策等手段予以解决,否则便会出现凯恩斯的“节俭悖论”。投资需求在经济发展的初级阶段主要依靠储蓄的增长,当经济发展到比较高的阶段,投资需求将改变对储蓄规模的依赖,并受到储蓄如何转化为投资机制的约束。劳动份额的上升不但不会抑制经济增长率的提高,反而会扩大总需求,从而提高经济增长率。此时,经济增长便不是利润导向型而是工资导向型的。假定工资收入全部转化为消费需求,式(1)则改写为:g=1-α1(1-WP[)]ud(2)式(2)中,α1为单位产出的资本需求。同样,当产生通货膨胀时,如果名义工资提高的幅度大于价格上涨的幅度,WP提高,劳动份额λ上升,经济增长率则上升,反之亦反。综上,不论是利润导向型还是工资导向型的经济增长,这个模型都意味着总需求在短期有影响,对经济的长期增长也有影响。需求和供给有不同的决定因素,资本、劳动等供给因素能否进入生产过程成为经济增长的实际决定因素,与总需求高度相关。同时,收入分配状况的不同也改变着经济增长速度。   结论   本文考察了总需求在马克思增长理论中扮演的角色,马克思没有考虑总需求在长期增长中的影响,这一点和古典及新古典模型相似,和罗宾逊、卡莱茨基等人增长模型的结论则相反。以迪梅尼尔—赖维模型为代表的一些理论,引入货币政策来研究马克思增长理论的长期均衡,试图证明长期经济增长与总需求无关。迪梅尼尔和赖维的模型有着完美的逻辑形式,但结论却是与事实相悖的。假定与事实不符,模型的变量与参数也无法确定和计量,因此理论上的长期均衡无法在现实中实现。而且,如果在长期内受价格变动影响的收入分配是内生的,尽管有央行的稳定政策,长期增长也并非独立于总需求。实际上,总需求对长期增长无影响只在特定的条件下成立,这些条件与长期内收入分配、产能利用的外生有关。如果放弃这些变量的外生性假定,总需求将影响长期经济增长。   总需求不仅与短期经济增长有关,而且也影响着经济的长期增长,因此,对于长期经济增长,不但要关注资本、劳动及技术等供给要素的贡献,大力增加生产要素的有效供给,而且必须通过货币、收入分配等政策手段,提高产能利用率及改变需求结构,以调节总需求,进而实现经济的长期均衡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