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明确资源环境与经济增长间的协调关系是实现区域可持续发展的基础。本文对2008-2019年关中平原城市群区域资源环境和经济增长综合水平进行测度，并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和耦合协调引力模型探究两者耦合协调发展关系及其空间联系。结果表明：（1）研究样本期间，关中平原城市群资源环境综合水平呈现先上升后下降趋势，经济增长综合水平呈现波动上升趋势，区域内各城市经济发展不均衡；（2）关中平原城市群各城市资源环境与经济增长耦合协调度基本呈现不断改善趋势，城市间耦合协调度分级明显，仅西安属于良好协调类型，资源环境与经济增长耦合协调度有较大提升空间；（3）关中平原城市群区域耦合协调引力程度较低，西安的引力强度最高，天水、平凉和庆阳的引力强度相对较低。据此，建议加强空间联系，通过推动经济良性增长和优化资源环境，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关键词：资源环境；经济增长；耦合协调度；引力模型；关中平原城市群
2014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指出：我国要建立以城市群为主体的新型城镇化格局。城市群作为承载区域发展的主要空间形式和经济增长的核心引擎，为区域经济增长起到重要支撑作用。《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以中心城市和城市群等经济发展优势区域为重点，增强经济和人口承载能力，带动全国经济效率整体提升”。协调城市群资源环境与经济增长间的关系对于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以关中平原城市群为例，研究区域资源环境与经济增长协调发展的水平具有现实意义，以期为区域协调发展提供参考与建议。
一、相关研究文献述评
关于资源环境与经济增长的协调发展，国内外学者从理论及实证均做了大量研究。国外学者在理论研究方面较为深入，其代表性成果为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及其曲线形状分析。美国经济学家Grossman和Krueger（1993）首次实证发现，经济发展过程中经济增长与资源环境变化之间具有“倒U型”关系，即两者存在由互竞互斥到互适互补的过程，之后许多学者对EKC曲线在不同地区也进行了验证。国内相关研究起步较晚。方创琳（2000）对区域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的概念界定、作用机理和决策途径进行了研究。邹辉、段学军（2016）以长江经济带为研究对象，分析其经济环境协调发展的空间差异，并得到东部优于中西部、沿江优于非沿江地区的结论。董锁成等（2019）基于系统动力学模型对近年中部地区经济增长与资源环境发展趋势进行分析，提出可通过建立污染联防联控机制等方式推动两者协调可持续发展。张国俊等（2020）对中国三大城市群经济与环境协调度进行对比分析，结果表明：三大城市群协调度均持续增长，其中珠三角城市群协调度最高。还有学者从区域、方法等不同研究尺度对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的演变规律进行了实证研究。王敏、张晓平（2017）通过建立资源环境和社会经济的协调模型，测度昭通市“经济—资源环境—社会”系统协调度，得到昭通市经济发展受资源环境制约的结论。蔡文静等（2019）基于耦合协调模型和GIS工具方法探究了西北五省“生态环境—经济—城镇化”三维系统的耦合协调度，结果显示各省协调等级差异明显，需推进区域协同发展。苑清敏、何桐（2020）通过脱钩模型测度了2007-2016年京津冀地区资源环境与经济发展的协同关系，研究发现天津市和河北省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的脱钩协同程度优于北京市。刘薇、张溪（2020）基于DEA-RAM模型构建绿色效率、创新效率、经济效率结合的联合效率模型，认为通过创新要素投入可抑制环境污染源的产生，促进经济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纵观现有成果，相关文献从理论、方法、不同区域等对资源环境与经济增长协调发展做了比较全面且深入的研究，为本文的研究奠定了基本的分析框架与基础，但围绕城市群展开的研究相对匮乏。鉴于此，本文以关中平原城市群为研究对象，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和耦合协调引力模型，定量测度2008-2019年关中平原城市群区域资源环境与经济增长耦合协调发展关系，并进一步探究其空间联系，得出结论与政策建议，旨在为区域协调发展建言献策。
二、资源环境与经济增长协调发展的理论分析
资源环境与经济增长之间是相互制约、互为依托的关系，在推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不能忽视对资源环境的保护，在保护资源环境的同时同样不能停止发展经济。由此可见，二者是对立统一的。其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方面，资源环境是经济增长的基础和动力保障。资源环境提供了经济增长所需的大量资源，人们在社会经济活动中通过利用和改变资源环。推动经济增长。其中，部分资源通过生产转化为产品，部分资源则在生产和消费过程中转化为废弃物被排放。另一方面，经济增长反作用于资源环境。经济增长对资源环境造成一定影响，我国正处于经济中高速增长时期，随着经济增长资源消耗也会增加。因此，可以把资源环境与经济增长的耦合协调关系简要概括为：资源环境是经济增长必不可少的条件，为经济增长注入了强劲的动力保障。只有资源环境持续不断提供物质基础，才使经济高速增长成为可能；但经济增长对资源环境的需求必须有限度，不能超过资源环境的承受能力，否则不合理的经济增长方式会造成环境恶化、资源枯竭等问题，制约经济可持续发展；资源环境与经济增长构成了相互联系的有机整体。所以，不能简单地通过不发展经济达到保护资源环境的目的，而是要在资源环境可承受能力下促进经济增长，即两者协调发展。城市群是一种特殊的城市地域单元，具有成熟的空间组织形式，是国家发展潜力并最能释放经济活力的区域。随着城镇化进程的推进，我国已逐步形成以京津冀城市群、长三角城市群、珠三角城市群为龙头，中原城市群、川渝城市群、关中平原城市群等城市群快速发展的格局。由于经济水平、资源禀赋、政策等差异，各城市群资源环境与经济增长的协同发展程度不同。京津冀城市群、长三角城市群、珠三角城市群属于东部地区，经济基础好，对外开放水平高，经济环境协同发展意识较强，同时对环境治理、能源转型的投入力度大。中原城市群、川渝城市群、关中平原城市群经济相对落后，经济体系不够完善，城市群建设正处于快速发展的阶段，资源环境与经济增长协同发展程度相对较低。由此可以看出，尽管协同发展程度存在差异，但加强资源环境与经济增长协调发展仍是今后我国各城市群建设需关注的重点。关中平原城市群作为西部第二大城市群，有着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和开放格局的重要战略地位。本文以关中平原城市群为例，探究其资源环境与经济增长耦合协调关系对于区域可持续发展具有代表性和重要的借鉴意义。
三、区域资源环境与经济增长协调发展的模型构建
（一）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资源环境与经济增长是包含多层结构与多元要素的复杂系统，本文在遵循科学性、代表性和可操作性等原则的基础上，参考李爽和刘梅香（2015）、姜磊等（2017）耦合协调研究领域的成果，构建区域资源环境和经济增长评价指标体系，如表1所示。研究对象为《关中平原城市群发展规划》中划定的11个城市（杨凌示范区除外）。
（二）权重计算-熵权法
熵权法是一种客观赋权法，其计算过程如下：首先，对初始指标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1）（2）其中，式（1）和式（2）分别代表正向指标和负向指标的标准化处理，aij为指标原始值，滋ij为经过标准化处理后的值，max（aij）和min（aij）分别为第j项指标在i个城市中的最大值和最小值。其次，确定各指标熵权：（3）（4）（5）式中，fij为第j项指标在地区i的比重，ej指第j项指标的熵值，ej为平均熵值，wj表示第j项指标的权重。
（三）耦合协调度模型
耦合协调度模型能够度量系统内部要素在发展过程中彼此协调的程度。本文构建的耦合协调度模型如下：（6）（7）（8）式中，C为耦合度，F（x）和F（y）分别为资源环境子系统和经济增长子系统，k为协调系数，一般取2-4，本文取k=2；T为子系统综合协调指数，琢，茁为待定系数，由于资源环境与经济增长需要协同发展，本研究取琢=茁=0.5。参考崔木花（2015）的划分标准，本文将耦合协调度划分为5个等级，如表2所示。
（四）耦合协调引力模型
运用引力模型研究城市间资源环境与经济增长耦合协调的引力关系，计算公式如下：（9）（10）式中，rij代表城市i对城市j的耦合协调引力水平；pi和pj分别代表城市i与城市j的耦合协调度；dij代表城市i与城市j的时间距离，选取公路出勤时间距离H和铁路出勤时间距离L共同表示城市间时间距离，a1和a2为权重，分别取值0.7和0.3，数据来源于《西北地区公路里程地图册》和中国铁路客户服务中心。
四、区域资源环境与经济增长协调发展的实证结果分析
（一）区域资源环境与经济增长的发展水平
本文计算得到2008-2019年关中平原城市群11市资源环境和经济增长的综合水平，见表3和表4。由表3可知，研究期间关中平原城市群资源环境综合水平变化趋势表现为先升后降再升，以2012年为拐点。分城市看，西安资源环境综合水平最好，运城、铜川、咸阳和渭南4市2019年的资源环境综合水平较2008年有所提升，其余7市则有所下降。由此可见，关中平原城市群大部分城市的资源环境综合水平下滑，资源环境保护迫在眉睫。由表4可知，研究期间关中平原城市群经济增长综合水平整体呈现波动上升趋势。分城市看，西安作为西部中心城市经济增长综合水平均超过0.9。运城、临汾、铜川、宝鸡、咸阳和渭南6市经济增长综合水平处于0.3-0.5之间，发展水平居中。而商洛、天水、平凉和庆阳4市的经济增长综合水平长期处于0.3以下的较低水平，发展水平相对落后。
（二）区域资源环境与经济增长协调发展实证结果
计算2008-2019年关中平原城市群资源环境与经济增长的耦合协调度，结果如表4所示。从耦合协调度均值来看：西安的耦合协调度最高，为0.801，处于良好协调阶段，其作为省会城市，拥有丰富的人力资源，也相对注重科技创新，对资源环境保护工作的投入力度大，降低了经济增长对资源的依赖和破坏；运城、临汾、铜川、宝鸡、咸阳和渭南处于中度协调阶段，这6市在经济发展的同时兼顾了资源环境的利用和保护，使二者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协调发展；商洛、平凉和庆阳处于低度失调阶段，天水处于中度失调阶段，商洛、平凉、庆阳和天水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无法为资源环境保护提供足够的社会经济支撑力。因此，难以实现两者的协调发展。由此发现，大部分城市还处于中度协调和低度失调阶段，说明关中平原城市群整体上资源环境和经济增长协调度还有很大提升空间。
（三）区域资源环境与经济增长耦合协调引力关系的实证结果
关中平原城市群11市资源环境与经济增长之间耦合协调引力关系，结果如表6所示。可以看到，西安对其他城市耦合协调度的引力强度最高，总值达到4.828。显然，西安是关中平原城市群的引力源。其原因是地理位置优越且交通便利，还在于其资源环境与经济增长耦合协调度高。咸阳和渭南的引力强度超过3，运城、临汾、铜川、宝鸡和商洛的引力强度超过1，而天水、平凉和庆阳的引力强度最低，一定程度上是由于这3个城市与其他城市的空间距离相对较远、交通可达性较弱造成的。从单个城市看，只有西安与咸阳、西安与渭南的引力强度高于1，其他均低于1。这说明关中平原城市群区域耦合协调度引力程度较低，空间联系较弱，城市间协调发展亟待加强。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研究结论如下：区域资源环境综合水平呈现先上升后下降趋势，经济增长综合水平则呈现波动上升趋势。各城市经济发展不均衡，其中西安经济增长水平最好；区域各城市资源环境和经济增长耦合协调度不断改善，但分级明显，仅西安处于良好协调阶段；区域耦合协调度引力程度较低，空间联系较弱，其中西安的引力强度最高，天水、平凉和庆阳的引力强度最低，经济增长水平、空间距离以及交通可达性等对耦合协调度引力有一定程度影响。本文为促进城市群资源环境与经济增长协调发展提出以下几点政策建议：1.加强城市群核心城市的引领作用。城市群核心城市作为增长极，应充分发挥其区位优势，加快产业升级，加大对外开放力度，优先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即推动产业结构向环境有益型产业发展，不断提高经济、资源环境的建设水平，发挥规模效应，以加强引领作用和对周边城市的辐射作用，进而推动城市群整体经济、环境水平的提升。2.城市群其他城市应因地制宜地发展。城市群其他城市应充分发挥显性优势，同时要充分了解自身短板并补齐短板。经济发展水平较好的城市应在加强经济建设的同时重视环保措施的落实情况，逐步淘汰高污染企业，推动产业结构转，构建高质量经济发展体系。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城市在加强经济建设的同时还可以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如打造和发展生态旅游、循环农业等生态产业，将资源环境优势转变为经济增长优势。3.加强城市群整体协作能力。城市群在发展经济的同时需要加强内部各城市的分工协作，通过加强资源环境的合理利用，以提高城市群整体环境效益。例如，实施区域环境联防联治，发挥政府协调职能，进而对各城市资源环境存在的突出问题做出整改；建立和完善各项制度机制，通过跨城市建立环境补偿机制等方法增添绿色发展动力、优化绿色发展环境，实现资源环境与经济增长的双赢目标。
作者:唐晓灵 康铭敏 单位:西安建筑科技大学管理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