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法规范例

经济法规

经济法规范文1

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进步,人们越来越重视对生存环境的保护。对于中国而言,发展低碳经济既符合我国基本国情,也是保障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和走向繁荣富强的的必然选择。但促进我国低碳经济发展,必须将法律具有的强制性、规范性与引导性作为健康发展的基本保障。因此,建构和完善促进低碳经济发展的法律规制,能够为我国发展低碳经济提供导向与支撑。

关键词:

中国经济 低碳经济 法律规制 路径选择

世界范围内的工业革命兴起与发展面临的环境污染问题已严重破坏了地球的生态环境,并威胁到人类的身体健康与经济文化的可持续发展。当前,世界各国及国际组织非常重视发展低碳环保经济,大多数国家就发展低碳经济已基本达成共识。我国提出了构建生态文明社会,建设“美丽中国”的愿景目标,并坚定不移地承担履行国际社会的责任和义务,走低碳经济发展之路,保障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一、低碳经济法律规制内涵界定

(一)低碳经济的概念

2005年,在英国召开的“向低碳经济迈进”的高层会议之后,低碳经济概念很快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各国政府越发重视本国低碳经济发展问题与履行国际社会责任的问题。所谓“低碳”英文为lowcarbon,意指较低(更低)的温室气体(二氧化碳为主)排放。国内外学界对低碳经济这一概念并未形成共识,尚未给出一个确切而统一的诠释,这充分反映出各国基于自身国情来发展低碳经济的诉求。国内学者的主流观点认为,低碳经济是有别于传统的高能耗、高污染发展模式,是一种绿色生态经济发展模式,倡导人与自然和谐共处,以清洁能源开发和高效利用为重点,以调整产业结构和创新制度设计为契机,保护人类身体健康为目标。

(二)低碳经济的法律特征

从法律层面上剖析低碳经济的特征,主要有:一是广泛性,低碳经济涉及到建筑、消费、环保等多个行业,低碳经济法律调整的内容也日渐增多;二是多元化,低碳经济调整的法律关系是对传统法律关系的一种突破,它是以全球为基准点,包含国家、机构组织、企业、公众等多个层面,主体体现多元化的特征;三是非强制性,我国目前是以政策法和促进法的形式要求在发展低碳经济的同时保护好我们的环境,多采用税收、金融、市场等手段引领低碳经济健康快速的发展,缺乏明显的强制性特征;四是强调政府的责任性,市场由于存在不确定性与外部性,容易造成市场失灵及市场的不公平竞争,因此单靠市场的调节作用,可能很难保障低碳经济的健康发展,国际公约、各国政府都通过一系列政策和措施来促进低碳经济的健康发展。

(三)低碳经济法律规制的阐释

低碳经济的发展需要法律发挥规制作用。法律规制,以国家强制力为后盾,通过对社会关系的调整实现社会生活的有序性,反映了法律规范建立到具体权利义务实现的整个动态过程。法律对低碳经济的规制作用主要体现在适当性功能、目标性功能与强制性功能等三个方面。通过三个功能的充分发挥,将使低碳经济发展更加符合环境、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的要求,将低碳理念转化为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行动指南,并实现环境利益与相关利益之间的公平分配。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低碳经济法律规制,推进低碳经济健康发展。

二、我国低碳经济法律规制现状

(一)隐含低碳理念的法律规范

中国一直将节约使用能源,加快研发节能环保技术,以环境指标、排放标准等作为国家未来制定发展规划的硬性指标,制定并实施相关的政策措施,奖励与惩罚并重,这其中也包含了气候变化方面的法律法规。目前,为适应低碳经济发展要求,我国政府制定并颁布了《矿产资源法》、《节约能源法》等一系列单行法,这些主要单行法为我国发展低碳经济提供了导向与支撑作用,其隐含的低碳理念在相关法律的具体内容上均有所体现。

(二)蕴含低碳理念的政策和规划

我国政府高度重视全球气候变暖问题及能源危机,为更好的履行国际社会责任及推动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建设“美丽中国”,政府先后制定并实施了一系列政策措施,以促进我国低碳经济的发展。20世纪90年代中国已分别加入了《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议定书》。从政府颁布的政策措施来看,主要包括:《中国21世纪议程—中国21世纪人口、环境与发展白皮书》、《“十一五”规划纲要》等。在政策措施中,政府会对具体减排任务、能源发展目标、气候变化的相关立法、排放指标、化学需氧量排放总量、氨氮排放总量等内容进行说明。通过颁布与实施蕴含低碳理念的政策和规划,政府从加入国际公约与制定、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进而为我国低碳经济发展提供法律保障。

三、我国低碳经济法律规制存在的缺陷

(一)低碳经济法律规制体系存在立法空白

在法理学中,制度结构要以体系为基础,要求法律体系与制度结构保持一致性,不能够相互缺乏支撑,互不关联。从目前我国发展低碳经济法律体系来看,缺少一门专门的全国性、统一的法律,而不是分散在《宪法》、《环境法》等不同的法律领域,涉及的领域过于繁杂,加大了低碳法律制度间的协调难度,不利于互相兼容。此外,针对传统能源与新能源仍缺乏专门的法律规定,存在能源单行法律缺失的现象。

(二)现有低碳经济法律内容的操作性不强

首先,受我国法制建设的传统影响,低碳经济法律具有条文受我国法制建设传统的影响,很多条文没有具体化,而更多体现为粗略化、原则化,虽然有利于应用的灵活性,但由于缺乏与之相配套的实施细则,有的没有细化的奖励手段和奖励程序,缺乏足够的操作性,难以满足低碳经济发展需要。其次,在低碳经济领域存在政府与企业的权利与义务不明确的现象,在现有低碳经济法律条文中过于重视政府的权利,而常常忽略了企业或个人的权利。此外,法律法规中相应的硬性数字指标数量过少。

(三)现有低碳经济法律的激励性功能较弱

为了鼓励我国高能耗、高污染企业采取有利于低碳发展的措施,我国政府在颁布实施的法律法规中专门制定了奖励激励政策,但从激励政策的实施效果来看仍存在明显的不足。第一,体系不完善。现有的激励性政策措施多以政府采购、专向性补贴、税收优惠等手段为主,多为依靠政府命令手段彼此孤立实施,缺乏有效的整合和联动。第二,措施权威性不够,有关激励性措施的条文常用“具体办法由……制定”结尾,法律条文内容宽泛化,不够具体,立法机构层次较低,使得激励措施的权威性不够。第三,执法缺乏协调性,现有的法律政策缺乏具体的执行内容,多为原则性、政策性的陈述,执法过程中能否协调尚存疑虑,阻碍低碳法律规制建设的发展。

(四)现有低碳法律的监管机制落后

目前,我国低碳法律监管机制方面以形成行政机关监督为主,以社会团体与公众的舆论监督为辅的监督体系,但监督效果仍不能满足预期。一是现有低碳法律政策权力与义务的界定比较模糊,没有明确政府、企业与个人应享有的权力及应承担的义务。二是执法部门执法依据与执法标准不统一。执法依据与执法标准对于低碳经济发展起着重要的保障作用,对于违背低碳经济发展的企业可以起到惩罚作用,增加企业污染环境的成本。如果执法依据与执法标准不统一,将使污染企业很难形成稳定惩罚程度预期,导致执法效果及监管有效性得不到充分发挥。三是我国目前还未建立公益诉讼制度,社会团体与公众在现有低碳法律监管体系中的主体地位没有得到法律的确认,不能有效保障低碳发展诉权。

四、我国低碳经济法律规制的完善

(一)合理构建低碳经济法律体系

发展低碳经济,法制必须先行。根据法律效用最大化原则,构建符合我国低碳经济发展实际的法律体系是目前亟需解决的问题。首先,要理性选择我国低碳经济制度保障路径。通过合理评估政策与法律对低碳经济发展的有利性,在政策性措施与法律措施之间进行合理抉择;在需要用法律规制的领域合理选择不同的法律方案;优先确立起我国所承诺的国际公约下的国内法保障机制。其次,酝酿制定低碳经济基本立法,并做到具体化,有针对性,而不是宽泛化与原则化,并作为统领其他相关子法的基本法律依据,并在其中明确我国低碳经济发展的理念、基本原则、权利与义务、运行机制、监管机制等完备的权责体系。再次,梳理并修订现行低碳经济立法。在《低碳经济促进法》的引领下,加强对其他现有涉及低碳经济法律的梳理、修订,完善其相关配套法规与政策措施。最后,制定低碳经济专门领域立法。必须立足我国基本国情,经过充分论证,选取重点领域,有重点、分先后、有针对性地进行能源、消费、交通、财税、贸易、计划、就业专门领域的立法修法,以此形成符合我国实际的高效率、低成本的低碳经济法律制度体系。

(二)提高个人低碳领域的法制观念

公众个体是我国低碳经济发展的主要参与者,更新公众个体低碳法制观念,有助于个体更加自觉地履行低碳经济的法律法规。首先,进一步加强公众个体对低碳经济的认识。政府部门、媒体机构要承担起低碳经济的宣传责任,要对低碳经济的概念、特征、重要性等内容进行通俗易懂、简单明了的宣传教育,引导公民个体树立正确的低碳经济的理念,形成低碳绿色的生活方式和消费模式,最终促使企业改变自己的营销策略。其次,进一步提高个人低碳领域的法制观念。低碳经济的法制观念作为一种新兴的产物,要想被大众认识并且被接受需要一个过程。要通过宣传、激励等多种措施加强公众对低碳领域法律内的权利和义务的认识和理解,充分发挥公众的舆论监督作用,对公众的正当诉求政府环保执法部门要给予支持,甚至可以适当给予公众作为主体提出诉讼的法律地位,进一步强化公众监督的作用。再次,进一步约束和引导大众选择低碳消费。不断扩大低碳消费知识教育,提高大众对低碳消费的价值认同和理性认知。完善消费立法,实时出台生态消费税、燃油税等制度,进一步拓展奢侈品与奢侈行为消费税的范围,改变大众的消费习惯,减少不必要的能源消耗。

(三)完善低碳经济立法的执行与监督机制

法律的实施需要明确的执行与监督机制的保障。完善低碳经济立法的执行与监督机制,使得我国低碳经济领域的相关法律顺利实施。首先,建立专门的执法和监督机构。为了保证执法、监督行为的公平有效,需要分别设立低碳经济执法和监督机构;进一步明确执法主体的职责,限定执法主体的范围。定期对执法人员进行全面考察,切实提高执法机构的执法能力;监督机构与执法机构分离,相互独立,分工明确,监督机构重点对执法队伍的行为进行监督与管理。其次,强化社会组织和公众监督。为了保证低碳经济执法行为的有效进行,必须建立起以行政监督为主体,社会组织及公众监督为辅助的监督机制,畅通监督渠道,落实监督措施,强化低碳经济法律政策的落实。再次,拓宽公众参与及投诉制度。要进一步完善立法,授予公民基于保护气候、环境、资源的适格主体地位,完善公众的环境索赔权和诉讼权;保证公民知情权,要进一步完善信息公开立法,明确环境信息公开的范围、内容、标准、程序、监督、救济等方面的内容,确保环境信息明确化、制度化。

作者:谢慧 单位:黑河学院通识教育学院

参考文献:

[1]张剑波.英国“低碳国家转型”国策的法制化特征及启示[J].科技进步与对策.2012,(01).

[2]尹华广.论我国低碳经济发展的法律保障[J].未来与发展,2010,(09).

[3]郑玲丽.低碳经济下碳交易法律体系的构建月[J].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0,21(06).

[4]张剑波.低碳经济法律制度研究[D].重庆:重庆大学,2012.

[5]董战峰,於方,曹东.绿色经济可持续发展战略路径的必然选择[J].环境保护与循环经济.2009,(03).

经济法规范文2

关键词:网约车,法律规制;公平竞争审查制度

公平竞争审查制度指的是行政机关以及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在制定市场准入、产业发展、等涉及市场主体经济活动的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其他政策措施时,应当进行公平竞争审查,评估对市场竞争的影响,防止排除、限制市场竞争。

一、网约车的范围界定

网约车,简单来讲就是通过网络预约出租车。2016年7月出版的《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对网约车经营服务进行了界定:“其是指依托互联网技术,网约车平台公司通过信息整合依托打车软件为驾驶员与出租车乘客提供点对点的及时对称信息,从而达成预约客运服务。”它是依附于互联网平台,同时借助信息服务平台和数据统计定位系统,然后再对客户进行招揽,以此形成和出租车性质相同的出行服务模式。在共享经济这样的大背景之下,消费主义盛行,市场的资源配置稍有错误,导致市场的利用率降低,法律所涉及的内容还没有完全覆盖网络互联网,而网约车的出现使得汽车动产的资源使用在不改变所有权的情况下,使得被服务者能够暂时的使用汽车这一动产资源。这种使用观念的改变不仅仅能够提高资源的合理利用,让消费者占据更多的权利,并且自己的权利能够得到最大利益的实现,但与此同时,网约车所出现的问题也在一步一步加深和凸显,不能够完全预料到网约车出现对于法律体制的冲击和社会的影响,因此解决网约车所存在的一系列问题就迫在眉睫。

二、在网约车监管领域引入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的意义

首先,网约车的公平审查制度的提出是为行政执法提供了法律依据和保障。虽然我国《反垄断法》和《反不正当竞争法》对市场经济的竞争和垄断进行了限制,但是网约车作为一种新型的产业,使政府行政机关的行政能力的履行存在“灰色地带”,制定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的目的不是限制竞争,而是为了促进公平竞争,扫除经济市场的障碍。其次,公平竞争审查制度会减少网约车的地方保护主义,促进资源的合理利用。让网约车的管理从一开始就进入审查阶段,能够更好地完成司法救济,“健康的竞争机制是衡量竞争行为正当性的根本标准”,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就是为了保护市场机制,保护公平的竞争环境,防止政府颁布限制性竞争的办法和措施,为市场经济的发展提供相对稳定的空间。

三、关于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的改善建议

(一)健全公平审查制度法律体系

法律规定结构清晰,体制健全是对各行各业发展规制的前提条件。由于法律的滞后性,网约车所存在的社会问题已经凸显,但我国赋予网约车管理体制和管理办法的时间还很短暂。虽然目前《指导意见》和《暂行条例》已经出台并且开始适用,全国各地的地方性政策和地方性法规也已经开始制定并且实施,但是这些监管制度规定太过于模糊,不够清晰,层次分明不够。

(二)完善公平竞争审查主体制度

国务院《意见》中规定的公平竞争审查制度是一种自我审查的方式,即对于网约车监管规定的公平竞争审查主体为制定者本身,即“谁制定、谁审查”的原则。针对这种监管权力的矛盾,第一,应当对审查主体的设定进行适当调整;第二,可以征求利害关系人、大众群体、专家学者、法律工作者、法律机构的意见,;第三,可以进一步确立独立的公平竞争审查主体制度,具体可以成立专门的公平竞争审查主体机构,由专业人士根据各个地区差异对网约车监管规定进行审查。

(三)将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引入竞争法

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尚未在经济法律规范中适用,仅仅是在国务院《意见》及其实施细则中有所规定,在适用法律时往往对其与竞争法之间的关系梳理不明确。因此,应当将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引入竞争法中,作为竞争法律制度的有效补充。若政府实施了滥用权力,排除、限制竞争的行为,则使用《反垄断法》对其进行规制,同时结合公平竞争审查制度进行利益衡量分析;若政府的行为是合法的,但造成排除、限制竞争的实质后果,则只能运用公平竞争审查制度进行审查。总之,只有对公平竞争审查制度进行全面落实,对共平竞争审查制度不断完善,改变司法救济的被动性,主动对网约车进行审查和审核,才能让网约车和互联网经济领域获得更加公平的竞争机会。

[参考文献]

[1]吕慧娜.论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在网约车监管领域的适用[A].中国经济法学研究会.经济法30人论坛第三期“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实施与国有企业深化改革”研讨会会议论文集[C].中国经济法学研究会:武汉大学竞争法与竞争政策研究中心,2016.7.

经济法规范文3

关键词:刷单行为;不正当竞争行为;知情权;公平交易权

一、刷单行为的定义及其产生原因

(一)刷单行为的定义。随着电商行业的发展,涌现出了淘宝、京东、天猫等为代表的电商平台,网络购物快捷、方便,使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倾向于通过网购得到自己心仪的商品,同时市场购买力也在不断地向线上转移,刷单行为正是伴随着电子商务行业繁荣发展而产生的一种经济违法行为,专指在电子商务行业的一种虚假的网络交易,具体表现形式为:电子商务的经营者在双方无实际交易的前提下向“刷单者”提供报酬,虚假购买、虚假评价商品来提高自己商品交易量,从而实现提高其店铺的信用度,或者降低竞争对手信誉的目的。刷单行为主要包括以下以下两种:一是根据刷单行为所指向的对象分为正向刷单和反向刷单。正向刷单是指电子商务的经营者为了提高自己店铺商品的交易量和信誉度,联系并组织刷单人员购买自家商品并做出好评。反向刷单是指雇佣刷单人员对同类商品的竞争者,通过购买商品并虚构差评等手段,抹黑商品,实现使对方商誉受损、获得竞争优势等目的。二是根据是否需要刷单者垫付本金,分为远程单和垫付单。远程单是指刷单者在购买商家选定的商品时,由商家通过刷单者发出的远程付款申请来完成交易,刷单者本人无需垫付所需款额,对于刷单的佣金,则是等到刷单者确认收货以及五星好评之后,由商家支付。垫付单是指刷单者去购买特定商品时,由自己先行支付价款,本金和佣金只有在确认收货并做出评价之后才能拿到。

(二)刷单行为所产生的原因。消费者在进行网上购物时,面对琳玻满目的商品,首先是根据商品的交易量来选择商品,这就导致了搜索排名规则的出现。这种搜索排名方式给消费者带来了极大的便利,不仅帮助消费者节省了挑选商品的时间,也满足了消费者的多种需求。淘宝或者其他电商平台为了增加交易量,也会不定期举办各种促销活动,商家可以通过参加促销活动,吸引巨额的流量,从而提高商品及店铺的曝光率。但是,由于电商平台的各类优惠促销活动对于参加的商家是有明确要求的,即必须同时达到电商平台规定的同类商品或服务的销量以及店铺信用度的最低要求。因此对于处于起步阶段的商家而言,短时间内无法达到可以参加各类优惠促销活动的最低要求,这就使得某些商家为参加优惠促销活动,而选择刷单这种快速提高商品销量的方式。另一方面,电商平台的某些行为也是造成刷单行为当前如此泛滥原因之一。因为淘宝等电商平台获得利润的方式是根据商家的营业额中收取不同等级的佣金扣点,因此商品的交易量越多,商家的营业额越高,电商平台收取的佣金也会越来越多,即使平台明知某些商家的销售量是通过刷单的方式增加的,但是平台依然会对这部分销量产生的营业额收取佣金。最后,刷单行为的火爆与电商平台的管理较为宽松也有很大关系。电商平台在发展初期为了吸引更多的商家进驻,对于商家进驻的标准以及进驻之后的管理比较松散,即使认定商家具有刷单行为,也会选择让其进驻。

二、刷单行为的法律界定

(一)作为违约行为的刷单行为。刷单行为作为一种法律事实,涉及多种不同的法律关系。为了更好的对刷单行为进行界定,必须厘清其所涉及的多种法律关系。当消费者在电商平台的交易页面上进行网上购物并下单时,商家与消费者之间也就随之形成了一个网络消费的格式合同,或者叫电子商务合同。电子合同的有效性在我国1999年《合同法》和2004年的《电子签名法》中均有所体现,所以当消费者通过使用交易页面购买商品,即使商家存在虚假销量和虚假好评的情况下,也完全符合民事法律行为的成立要件,消费者与商家之间形成了真实有效的合同关系。买卖合同法律关系属于债权法律关系的其中一种,合同的双方主体是经营者与消费者,客体是经营者的给付行为,内容则是消费者与经营者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具体表现为消费者可以要求经营者给付其在商品页面上对商品性能等各方面描述相符合的商品,同时也要承担向经营者支付价款的义务;对于经营者而言,不仅具有要求消费者给付价款的权利,而且还要承担向消费者转移其所购买的商品所有权以及不欺骗消费者的义务。而存在刷单行为的商家,不仅违反了法律规定的义务,还违反了买卖合同当事人约定的义务。当消费者收到的商品与描述不符,甚至存在以次充好的情况,就意味着卖家没有按照合同完全履行给付义务,导致买家无法实现权利,不能完全或者不能实现合同目的,卖家即构成违约,即违约行为形态中的不完全履行。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规定了消费者的知情权,但是处于网络环境中的消费者不能像线下购物一样,可以面对面的挑选或者选择,在消费者在浏览商品详情页时接收到的信息,即商品描述与所收到实物的差别、商品物流、以及商品销售数量、评价等,这些往往都是影响消费者决定购买的因素。这种信息的不对称性也就很容易导致商家虚构销量和好评来掩盖商品质量可能存在瑕疵或与描述不一致的事实情况,因此对于此种刷单行为可以在法律上认定为欺诈消费者的行为。虽然刷单是存在于特定领域的欺骗消费者行为,但双方所订立的买卖合同是基于商家对消费者的欺诈之上,经营者有欺诈故意,也知道自己的欺诈行为,并且主观上希望消费者做出错误意思表示。经营者的刷单行为违反了当事人必须遵守的义务,构成违约,它同时也违背了民法中意思自治原则,是一种民事欺诈行为,所以消费者与经营者双方所订立的买卖合同属于《合同法》第54条规定的可撤销合同。因此在存在刷单行为的合同中,消费者可要求经营者承担违约责任或者要求撤销双方的买卖合同。

(二)作为民事侵权行为的刷单行为。电商平台中经营者的刷单行为完全符合我国侵权责任法中对于侵权行为的认定。首先,经营者的刷单行为符合定义中的“由于过错”,因为电商平台的经营者的刷单行为是为了虚构销量和好评,以提高商品交易量为目的,与刷单人员恶意串通,属于《合同法》中合同双方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合法权益的情形,主观上希望消费者做出错误意思表示的故意。其次,刷单行为确实会使消费者遭受损失。消费者是由于虚假销量和虚假好评,选择了与其真实购买意愿不相符合的商品,做出了不真实的意思表示。经营者没有将商品的真实情况如实告知消费者,并且通过刷单确实对消费者的行为进行了误导,侵犯了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所规定的消费者的知情权和自主选择权;同时经营者的刷单行为违反了自愿、平等以及诚信原则,侵犯了消费者的公平交易权。最后,刷单行为同时也侵犯了其他遵守诚信原则的经营者的权益。消费者是在刷单行为的误导下做出了不真实的意思表示,失去了选择其真正所要商品的权利,同时这也使得其他没有实施刷单行为的同类经营者丧失了交易的可能性,也就侵犯了他们的公平交易权,严重破坏了经济市场的公平交易秩序。

(三)作为不正当竞争行为的刷单行为。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八条中规定:“经营者不得对其商品的性能、功能、质量、销售状况、用户评价、曾获荣誉等作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欺骗、误导消费者。经营者不得通过组织虚假交易等方式,帮助其他经营者进行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法条中规定的虚假宣传,是指经营者在商业活动中,通过广告或者其他媒介,对于商品或者服务,提供与其实际内容不相符合的虚假信息,容易引起客户或者消费者误解的行为。市场竞争者、消费者、其他市场参与者是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保护的主体;它的客体就是保护的法益是公平竞争权。正向刷单行为属于典型的虚假宣传的不正当竞争行为,电商平台的经营者雇佣刷单人员为自己提高商品销售量和好评率的行为,虚假的提高了自身的商业信誉,这对于那些没有实施刷单行为、严格遵守诚信原则的经营主体来说是一种不公正,同时也侵犯了其所享有的公平竞争权,所以正向刷单行为应当被认定为虚假宣传。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中第11条还规定了:“经营者不得编造、传播虚假信息或者误导性信息,损害竞争对手的商业信誉、商品声誉。”反向刷单行为在实质上属于商业诋毁行为,商业诋毁其实也属于虚假信息,它是某些经营者通过错误信息去误导消费者,消费者由于信息不对称等原因,极有可能受到这些错误信息的干扰,从而做出不真实的意思表示。诋毁商誉行为的发生,侵犯的不仅包括同行业竞争者、消费者的利益,因为它不但会消磨消费者对市场的信任,破坏消费者与经营者的关系,甚至还会破坏整个市场竞争机制的运行。法律规定每一个从事经营的主体都具有商誉权,不具有经营实体的电商平台商家也不例外,因此反向刷单行为还侵犯了某些经营者的商誉权,商誉权作为名誉权的一种,同样具有当权利收到侵犯时可以要求对方承担相应法律责任的权利。所以当商家的商誉权受到侵犯时,经营者不仅可以要求对方承担包括排除妨碍、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等侵权责任,并且还可以要求其进行相应的侵权损害赔偿。

三、刷单行为的法律规制现状及建议

(一)我国对刷单行为法律规制的现状。我国在2013年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进行了修改与完善,更加注重保护消费者的知情权,具体规定了经营者应当提供的商品信息,不得弄虚作假和误导宣传,并引入了后悔权,即当消费者被刷单的虚假销量和虚假好评所误导,收到的商品与商家的介绍不一致时,可以在规定的时间内要求商家退货,并返还货款。同时新《消法》还细化了当消费者权利受到侵犯时所享有的求偿权,加大了对欺诈交易的惩罚力度,对网络消费者权益的保护具有重要意义。在网络交易市场领域,基于虚拟交易而产生的多数虚假宣传行为,因为没有空间和时间上的限制,所以会对市场经济的危害程度更大,影响范围更广,而刷单行为作为一种典型的虚假宣传行为,不仅影响了消费者自由选择,还破坏了其他合法商家的正常经营活动。因此,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对该领域内的虚假宣传行为进行了更为明确的规定,将刷单行为视为经营者对其产品的“销售状况”或“用户评价”等进行虚假或误导性的商业宣传,同时还禁止经营者实施虚假交易,也禁止协助其他商家进行虚假或误导宣传,并加大了对刷单人员的惩罚力度,极大增强了法律对刷单人员的威慑力。虽然经济法规定了消费者享有的基本权利及遭到侵权时的救济途径,对刷单行为有一定的规制效果,但因为法律具有滞后性以及网络市场的复杂多变性,所以在规制刷单行为方面,经济法在仍然存在许多不足之处,例如,责任认定标准不统一,消费者的求偿权难以实现以及缺少专门的规制部门等。

经济法规范文4

关键词:经济发展;国家法律;党内法规;衔接协调

1价值分析:国家法律与党内法规衔接与协调的意义

1.1利于深入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

坚持党的领导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注重党内法规同国家法律的衔接和协调体现了我国严格规范党内法规制度以加强党的建设、促进经济发展和建设法治社会的决心。这意味着我国在经济社会不断向前发展的当下,加强党的建设的重要性愈发突出。新时代背景下,只有严格规范党内法规相关制度文件,明确二者边界,才能真正在实践中发挥二者的作用,维护好社会秩序,也只有如此,才能推进党内法规制定规范化,真正发挥党内法规对党员的约束与震慑作用,体现党的制度建设的科学化,从而进一步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

1.2利于规范权力,有效促进廉政建设

新时期下,人民群众对民主权利的追求比以往更甚,在此背景下,如何更好地规范国家党政机关权力,实现人民群众利益和福祉是新时代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要求之一。因此,加强廉政建设,规范国家权力、规范党内权力势在必行。以我国国情为出发点,从党的建设入手,将法治内涵渗透进党内法规建设之中,加强党内廉政建设,做好国法与党规的协调衔接,从而确保党内法规始终在法治轨道之中,不偏离、不凌驾于国家法律之上,有利于进一步严格规范权力,从制度上加强对权力的约束,从而营造清正廉洁之风,使国法与党内法规能够更好地配合以最大限度地发挥效用,促进我国党政机关廉政建设。

1.3利于弘扬法治,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

有效衔接协调国法和党规可以使得党内法规的制定与国家法律的要求具有一致性,从而有效避免二者因规定不同发生冲突的情况,增强党内法规的规范性和国家法律的权威性。再言之,国家法律与党内法规的有效衔接协调从一定程度上来说彰显了国家法治精神,利于经济又好又快发展,进一步推进全面依法治国。具体而言,二者衔接协调,意味着党内法规的内容必须遵循国家法律的原则或规则,不可以突破或是违背国家法律这条底线,因此,党内法规既要比国家法律更为严格,又要体现法治精神,将法治理念与党规建设更好地结合起来。总而言之,这利于将“良法善治”的理念始终贯穿于党内法规制定和运用,促进党内形成遵纪守法的良好风气,使得这一观念牢牢扎根在每一个人心中,无形之中弘扬了法治精神,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

2异同分析:国家法律与党内法规的关系

2.1国法与党内法规的区别

2.1.1制定主体不同

国家法律与党内法规虽然同属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但仍存在不同之处。从二者的制定主体来看,他们具有差异性。通过分析《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制定条例》(以下简称为“《制定条例》”)第二条规定可知,党内法规的制定主体有以下几类,分别是:党的中央组织;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党中央工作机关和省级党委。而根据我国宪法和立法法等法律规定,国家法律种类繁多,分有不同位阶,其制定主体亦有不同,总的来说国家法律的制定主体为享有立法权的国家机关,例如,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国务院及其各部、委员会以及省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等。

2.1.2适用对象和范围不同

除了上文提到的国家法律和党内法规的制定主体不同之外,它们的适用对象和范围亦有所区别。结合日常生活和实际工作,进一步从规章制度分析,二者的区别更加明确。《制定条例》明文规定,党内法规是规范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活动的规章制度,其仅适用于党内事务,对于党外活动或非党员,没有直接约束力。而国家法律则有所不同,众所周知,国家法律是对一切行为主体都具有约束力的社会规范,并不区分党员与否,简而言之,国家法律的调整对象是该国全体公民。但党员作为我国公民,既要受到国家法律约束,又属党内法规的调整对象,二者有可能有不一致之处,因此,衔接协调好国法与党内法规之间的关系势在必行。

2.1.3调整内容不同

党内法规的调整内容既包括党员的行为,又同时包括党员的思想。《制定条例》第四条明确指出了党内法规所规定的主要事项,其中涉及了包括党内体制机制的建设、党员行为、干部选拔在内的与党组织相关的多个方面的内容。而根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以下简称“《处分条例》”)第七条规定亦可得知,当党组织和党员出现违反党内法规或者违反法律法规行为的,必须受到追究。从上述条例内容可知,党员行为是党内法规的主要调整内容之一。又根据《处分条例》第六十二条规定可知,有宗教信仰的党员应当加强自身思想教育,如果在党组织的帮助之下思想仍未转变的,且劝其退党不退的,则应被除名。由此可知党内法规在调整党员行为的同时,一样关注着党员的思想。而放眼我国法学理论和法律制度,都十分明确国家法律调整人的行为,不调整人的思想,这一点与党内法规的调整内容不同。

2.2国法与党内法规的联系

2.2.1指导思想具有一致性

无论是国家法律还是党内法规,他们的制定的和执行都遵循着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成果,并将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用丰富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资源指导实践。总书记曾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指出:“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此外,我国《宪法》明确规定了中国各族人民完善各项制度、进行各项活动所需要遵循的思想指引,《立法法》规定了立法要遵循宪法的基本原则。而《制定条例》明确指出了《中国共产党章程》(以下简称“《章程》”)是制定其他党内法规的基础和依据,加之《章程》的总纲部分明文规定了中国共产党的行动指南,分析该规定可知,中国共产党的行动指南与《宪法》所规定的思想指引不无二致。从上述分析可以得知,国家法律和党内法规的指导思想同向,具有一致性。

2.2.2根本目标具有一致性

从本质上看,国家法律和党内法规都是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具体化、制度化。一方面,制定国家法律是为了更好地维护社会秩序,保障人民权益,是依法治国最直观的体现;而制定党内法规则是为了规范党内权力,更好地依规治党,是从严治党的直观体现之一。从这一角度出发,二者都是行之有效的行为规范,都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健康廉洁的党政建设提供了制度保障。另一方面,国家法律的根本目的在于实现并保障人民群众的利益;而党内法规是党的意志的体现,党的性质和宗旨决定了党要以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为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因此,从根本目标分析,党所制定的党内法规亦与国家法律一样,都是从人民最根本的利益出发而得出的规定。

3路径探索:国家法律与党内法规衔接与协调的实现方法

3.1有效提高党内法规的语言规范性

衔接与协调国家法律和党内法规以推进法治化进程既要从大局上把握,又要从微观上注重细节的运用。制定党内法规时,应提高制定党内法规的技术,注重党内法规的语言规范性,逐字逐句分析其中的条理性和用词的严谨性,避免在其中出现一词多义的现象,以免在运用或执行时发生错漏。此外,制定党内法规应邀请较为专业的学者参与其中,将理论与实践结合起来,把严密性、政治性、道德性等要求都融入其中,从文本的语言表达和整体逻辑上提高党内法规的科学性,使党内法规逐渐向逻辑严密、表述规范的国家法律靠拢,从而有效促进国家法律的党内法规衔接与协调。

3.2建立完善的党内法规备案审查机制

完善的党内法规备案审查机制有助于更好地衔接协调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的关系,使二者能够并行发展。一方面,要做好事前审查,在制定党内法规之前,要对制定的内容对象做好调研,比如了解即将制定的党内法规是否存在和已制定的党内法规或者国家法律有冲突、在试行阶段做好问题总结以改进等,在正式制定前最大程度上避免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冲突的情况出现。另一方面,对已经制定了的党内法规,要做好备案审查制度,建立专业性较强的审查机构对其进行合宪性审查以及不同位阶的党内法规内容审查,及时纠正与国家法律或其他党内法规交叉重叠甚至相反之处。通过完备的备案审查机制完善党内法规建设,从而加强党内法规的规范性,进一步强化社会主义法治化建设背景下党的建设,以推进国家法律和党内法规更好地衔接。

3.3科学引导党内法规向国家法律转化

要做好国法和党内法规的衔接协调,科学引导党内法规向国家法律转化是必不可少的。将党内法规转化为国家法律,使其进入法治化轨道之中是新时代背景下多数法律工作者和学者支持的观点。党内法规要转化为国家法律,其必须要符合国家法律的要求。从实质内容上看,党内法规的实质内容要在国家法律的认可之下,不能与其相悖,因此,只有规范制定党内法规,使其相关内容准确严谨,得到国家法律的认可,才有可能引导其向国家法律转化。从程序规范上看,国家法律的制定和出台由专门的国家立法机关作出,党内法规向国家法律转化的过程中也要注重立法程序,先按照国家法律的规定通过法律提案提出,再由立法机关通过严格的程序将其转为国家法律,在这一过程中要注重立法的科学性,精准转化。

参考文献

[1]陈红梅,李娟.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衔接协调的内在机理与现实路径[J].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45(01):93-100.

[2]秦前红,苏绍龙.论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的协调衔接[J].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6,(10):50-66+95.

经济法规范文5

一、中国的市场化程度现状的复杂性

中国的渐进式改革造就了复杂的经济体制现状。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总体的市场化程度越来越高,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但中国在转型过程中采取了渐进主义的模式,而不是大爆炸或休克疗法。中国的改革是分步进行的,由浅入深、先易后难、从点到面。这样的改革避免出现大的冲击,保持了社会的稳定,但是很多艰难的问题也遗留了下来,许多结构性问题没有解决,包括私有化、金融和贸易自由化等等;由于改革是从点到面,因此某些行业、某些地区的市场化程度高,而有些市场化程度则低。

1.总体市场化水平根据《2010年中国市场经济发展报告》(见表1)综合现今主流统计结果会发现这些指数中近70%的指标显示我国的总体市场化水平处于中等市场化程度(请和中等发达程度区分开来)。不管是政府的数据还是学术研究,近十年来③,大家比较赞同的是我们国家的市场化程度在60%~75%之间。

2.行业市场化水平经济学中认为,行业市场化,主要是通过行业的非国有化程度,即各行业非国有经济的占比来衡量。一般用非国有经济部门在岗职工人数占行业在岗职工人数的比重来衡量该行业的市场化程度。根据《2010年中国市场经济发展报告》可以看出,市场化水平高的行业基本上是制造业、建筑业、批发和零售贸易餐饮业以及房地产业(均超过45%);而金融保险业(35.7%)、公用事业,比如电力煤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22.8%)、邮电通讯(14.8%)以及交通运输中的铁路运输(4.3%),还有文化产业如体育(7.5%)、教育文化艺术产业(4.3%)等,市场化程度都要低得多。显然,在这些垄断型行业中,市场化程度还是非常之低的。综合以上分析,对当前行业市场化的总体判断是:制造业市场化程度最高,服务业中的金融保险、文化产业等,市场化程度还很低。

3.地域市场化水平中国各地区的市场化进程非常不平衡。这从国民经济研究所的NERI指数可明显地看出来。2000年排名前10位的,除了安徽,其他都是广义的东部沿海地区。总体而言,市场化程度,西部最低(4.71),中部次之(5.47),东部最高(7.16)。而且,东部与中部的差距比中部与西部的差距要大得多。

二、中国市场化程度的复杂性与转轨经济法的任务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来,中国的市场经济的发育情况是极为复杂的,不能简单地用市场化程度高或者不高来概括。“中国当前的经济体制市场化程度较低,市场经济发育不够成熟”这一基本判断是正确的,但是在研究时,特别是要以这一事实作为研究基础时,应该区别情况,具体对待。从统计数据可以看出,总的来说中国的市场化水平已经达到一定的水平。不过需要我们经济法研究者注意的是,掌握着国民经济命脉的关键行业依旧是国字当头。在这些行业中,市场准入门槛苛刻、行政干预很强,自由竞争较弱。而在一些行业,如轻工业行业或者服务餐饮行业,市场化程度较高;从地域上讲,经济发达的东部地区市场化程度较高,经济欠发达西部地区市场化程度低。另外,需要注意的还有,政府管理错位和错误的行政干预并不代表行政干预强(依法的行政干预),很多干预都是粗暴的、过度自负的违法干预。

1.转轨经济法要区分不同的经济领域采取不同的措施很明显,某些行业市场开放程度高,市场在资源调配中发挥着基础作用。市场经济的一些弊端暴露的较为明显。在这些领域,政府管制软弱无力放纵了市场的缺陷。比如餐饮业,一般来说会有一二十个监管单位对其进行管理,但是依旧保证不了食品的安全性,保证不了餐具的卫生,保证不了消费者不被宰价。这些领域,显然不是要减少政府的公权力的,而是要进一步加强执法授权,保证公权力被正确地执行。在这些领域,经济法依旧要注意控制市场的缺陷性,防止不正当竞争、防止可能发生的垄断。而在有些领域,权利在资源配置中起着主要的作用。在这些领域,就要凸显转轨经济法的控权功能,限制对政府授权。当然,经济法的控权的功能和行政法比起来弱很多,控权主要还是要由行政法来实施,经济法主要是注意控制对权利的授予。不过笔者同时也认为,经济法的控权功能并不一定非要表现的如行政法一般,体现在具体的控权行动之中,经济法如能在制定相关行业和地区的经济法规章时,将控制授权的理念运用其中,在尊重客观经济规律的基础上,充分强调和信任市场对资源的配置能力,减少对政府的授权也是一种控权表现。

2.转轨经济法要和民法、行政法联动,发挥培育市场控制公权力的功能在市场经济发育较为完善的领域,会出现市场缺陷的问题。但是当这些缺陷暴露时,往往看不到政府发挥应有的功能。法律对于政府如何管控市场是有规定的,即便这些规定有些还有不完善,不够成熟之处,但在严格执行之下,大部分问题应该足以解决。如老百姓关注的产品质量、食品安全等问题,并不是由于政府公权力的管制太强而产生的,而是由于政府监管的错位而产生,只能说行政机关没有依法行政。在政府公权力不作为或者滥用时,行政法应该是控权的主要力量。但是在市场经济发育不健全的领域,制定的法律赋予公权力过大的干预市场的时候,经济法的控权作用就应该凸显出来了。

结语

经济法规范文6

 

1前言资源综合利用是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中一项长远的战略方针,无论在改善环境还是在提高经济效益方面都有着极其重要的战略地位。资源综合利用是治理污染、改善环境、促进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措施,也是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有效途径。党的“十五”大提出的“资源开发与节约并举,把节约放在首位,提高资源综合利用水平。”是我国资源综合利用的方针。党和国家对资源综合利用相当重视,总书记、朱铸基总理对资源综合利用作过多次重要讲话及重要批示,并且要求各级政府、各个企业要提高对资源综合利用重要性和紧迫性的认识。   因此,无论从实现经济发展战略目标,还是从解决环境问题,提高企业经济效益,资源综合利用这项工作都是非常重要的。   2开展资源综合利用的重要意义钢铁工业是资源、能源消耗大户,其平均消耗能源约占全国总能耗的10%。在生产过程中又将产生大量的“三废”弃人环境,既浪费了宝贵的资源,又污染了环境,所以钢铁工业又是环境污染大户。这种高消耗、重污染的粗放型增长方式,已成为制约钢铁行业进一步发展的重要因素。如何协调好能源与资源的合理配置、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如何降低能源消耗,提高资源综合利用水平,实现增长方式转变、走可持续发展之路,进一步降低成本,提高市场竞争能力,已成为关系到钢铁冶金企业生存与发展的生死枚关的问题。而资源综合利用是钢铁企业走出困境、坚挥可持续发展的有效途径,不但可减少环境污染、改善环境质量,而且能提高企业经济效益。国内同行业如宝钢、武钢、鞍钢、攀钢、太钢等大型钢铁企业在这方面取得的成果较为显著,而济南钢铁集团总公司在没有装备、原料、产品结构等优势的情况下,通过抓资源综合利用,促进了节能降耗深人发展,不但改善了环境质量,而且经济效益得到增长。济钢在资源综合利用方面走出了一条成功之路,充分证明了资源综合利用对钢铁企业的重要意义。值得学习、借鉴。   学习要有针对性,要结合公司的现状找出差距,才能明确目标,制定措施。   3资源综合利用现状及存在问题   众所周知,传统的钢铁工业是能耗高、污染大的企业,因此我公司各级领导及广大的工程技术人员都能认识到资源综合利用的重要性。多年来依靠科技进步,开展科研攻关,加强管理,化害为利,变废为宝,节能降耗,取得了一些成果。如大量的含铁灰泥基本上回收配入烧结原料,经济效益每年约200万元,高炉煤气余压发电,氧化铁皮利用,煤气副产品回收加工精制,硫酸厂余热发电,选矿废石回收制作建材,建成20t/h全燃高炉煤气锅炉等等。公司1998年综合利用产值1亿多兀。   但是,梅山资源综合利用工作与同行业先进企业相比,与济钢相比,与国家制定的2000年钢铁企业目标相比,还存在着较大的差距。在综合利用、环境保护方面还存在着一些问题,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3.1水闭路循环利用率低   国家要求钢铁企业到2000年目标指标吨钢耗新水量4Ot,吨钢外排废水量30t,水重复利用率85%以上。济钢1998年吨钢耗新水n.生t,吨钢外排废水6.73t,基本实现工业用水闭路循环使用。梅山1998年吨铁耗新水73.st,吨铁外排废水71.4t,水重复利用率62.78%。可见公司三个指标与济钢差距很大,与国家要求的指标,也有较大的差距。公司一方面要取大量的长江水,另一方面一次冷却水又直接排人长江,没有串接使用。   为此每年要支出2000多万元取水、排水费,还不包括超标排污费。   3.2煤气放散率高   国家要求到2000年高炉煤气放散率小于5%,焦炉煤气不允许放散。济钢通过调整能源结构,实现了煤气闭路利用,实现了加热炉无油化、锅炉无煤化的目标。梅山1998年高炉煤气放散率达10%,放散量为3.33亿m3,而烧结机、机修厂等还在使用焦炉煤气。   3.3环境质t有待提高   由于外排废水量大,使公司污染物排放量高,总量控制计划指标难以完成,1998年实际排放量与2000年指标还有较大差距(见表1)。   由于排污总量是浓度与水量的乘积,所以水量削减、提高水重复使用率十分重要。由表1可知,要实现2000年污染物排放总量计划,任务十分艰巨。   大气污染物排放量也较大。1998年工业废气排放169.8亿m3,烟尘520.3ot,粉尘7815.20t;空气降尘量约为60t/月•kn,2。   指标在同行业中偏高。   3.4综合利用技术水平较低   资源综合利用技术水平还不高,没有深加工高附加值产品。另外余热余能利用率也较低,有些余热因技术或资金原因尚未利用。   4措施与建议   为了进一步搞好公司资源综合利用,努力改善环境质量,提出几点措施建议。   4.1高度重视,切实加强领导   公司各级领导要充分认识到资源综合利用对改善环境、提高企业经济效益的重要意义,要增强紧迫感和责任感,切实把这项工作摆到重要议事日程,要制定出本单位、本部门资源综合利用目标及管理制度,要设立或责成职能部门统一管理资源综合利用工作,切实加强领导。   由于资源综合利用、环境保护涉及的专业知识面较广,因此建议设立跨学科的专题小组,充分发挥科协的作用,开展跨专业的资源综合利用、环境保护科研攻关,专题组组长可由公司范围内资深技术人员担任,使公司资源综合利用、环境污染治理技术水平得以提高和发展。   4,2深入调查,制定目标和措施   资源综合利用包括节能,“三废”治理和物资回收利用。建议公司动力能源部、生产部和资源综合利用发展公司根据各自的职能范围,对全公司资源综合利用现状作一次深人详细的调查研究,根据国内外的先进技术,结合公司的实际现状,制定出长远规划和年度目标计划,经公司资源综合利用委员会审定后,逐个立项,组织专题科研技术攻关。近期重点调查内容为:#p#分页标题#e#   (1)降低煤气放散率,提高煤气闭路利用。1998年高炉煤气放散3.33亿m,,能否将这部分高炉煤气充分利用,取代75t锅炉重油、烧结点火掺混部分高炉煤气等,减少重油和焦炉煤气用量。   (2)工业用水的串接使用。   (3)余热余压的利用。   (4)对已利用的“三废”项目进行攻关,进一步提高利用率;对目前可利用而尚未利用的“三废”资源重点调研;积极争取国家的资源综合利用优惠政策。   (5)对废旧物资回收要进行深加工,生产高附加值产品。   (6)转炉煤气回收利用,电厂粉煤和钢渣利用等。   4.3健全管理制度,将资源综合利用纳入生产经营轨道   资源综合利用是企业的一项重要的管理工作,因此必须将资源综合利用纳入公司生产经营、建设发展的轨道。这就必须建立健全资源综合利用管理制度,如生产调度、经济独立核算、产品销售等,必须将资源综合利用纳入全公司的总体规划,要贯彻落实资源综合利用“三同时”方针,加强源头管理。   总之,资源综合利用对促进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有着十分重大的意义,公司在这方面还有很大潜力可挖,这是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坚持可持续发展的有效途径。只要公司各级领导重视,职能部门和生产单位积极努力,公司的资源综合利用一定能取得更大的成果。

经济法规范文7

(一)我国目前食品安全监管的现状

保障民生是国家的工作重心,而食品安全更是国际最基本的民生问题,重视食品安全和食品安全监管工作已经成为衡量一个国家文明进步的重要方面,然而随着我国食品加工、生产等食品相关产业迅速发展,随之食品安全问题和食品违法犯罪现象日益加剧,使得我国食品安全监管出现一些不良的现状:第一,食品安全刑法立法不完善,其中刑法追求的目的在现实中出现偏差的现状,没有实现刑法追求食品安全的法律价值,在现实中安全、公平、诚信等价值观很淡薄;第二,食品监管机构的监管力度不够,对食品安全的检测工作不到位。由于食品行业迅速发展,以及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环境情况下。使得食品安全监管工作是至关重要的,然而各个食品安全监管机构没有协调自己的工作内容,尤其对食品安全的免检机制的运用不合理,对食品合格监测工作不到位,从而使得食品安全监管工作没有获得很好的效果,初选监管漏洞,为食品安全犯罪获得提供了便利。

(二)我国现行食品安全刑法规制的不足

随着我国食品安全犯罪活动的严峻形势,分析其根源可以得出,我国现行的食品安全刑法规制不完善,存在一些立法上、追究刑事责任机制等方面的不足,具体的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没有与《食品安全法等行政法律法规》很好的链接。在现行的食品安全刑法规定中可以看出,把食品安全犯罪罪名放在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这一章中,是不与社会发展情况相适应的,这些罪名已经不能解决社会中新出现的一些问题,而且刑法对食品安全犯罪规制的范围没有《食品安全法》范围大,只是规制食品的生产、销售环节,而没有规制食品的加工、包装等其他活动,因而刑法规制没有与《食品安全法》很好的链接,例如,对情节严重的非法添加食品添加剂犯罪活动的刑事处罚的可行性不高,在现实中不能很好地实施。第二,刑事处罚机制不合理,不够重视罚金刑和从事食品经营的资格刑罚。由于食品安全犯罪是以非法谋取经济利润为目的,严重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的,因此加重对食品安全犯罪的罚金刑处罚力度可以有效遏制食品安全犯罪,然而我国现行的刑法法律、司法解释等刑法规制对罚金刑的重视程度不够,只是规定了“并处罚金”,而没有把罚金刑作为独立的主要刑罚形式,因而要加强对罚金刑重视,逐渐把罚金刑纳入刑罚主要形式中。另外,在刑法中对食品安全犯罪主体从事食品经营活动资格的处罚力度不够,使得越来越过的食品企业发生食品安全犯罪案件。第三,对过期食品的形式规制不够完善。我国现行的食品安全犯罪的刑法法律与司法解释,对过期食品的规制不够完善,只是严禁销售过期食品,使得现实中对过期食品的监管和处理不到位或出现“法律漏洞”,导致许多恶劣的食品安全犯罪事件,损害消费者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

二、食品安全刑法规制的经济学分析

(一)食品安全犯罪在经济学中的性质食品安全犯罪从社会学和法学家中,其性质是一种违背社会伦理道德、破坏社会秩序、侵害合法权益恶劣行为,而从经济学角度分析食品安全犯罪的性质,是不同与社会学和法学的观点的,具体地将,在经济学中,食品安全犯罪是犯罪人利用自己支配的商品生产终端和销售终端通过市场交易行为来获取非法经济收益的经济活动,也是利用市场外部强制的、不合法的资源,利用自己的市场信息优势和消费者信息不对称的弱势,来规避正常的市场交易秩序,从而掠取暴利。

(二)食品安全犯罪的经济原因食品安全犯罪的形成原因除了刑法规制不完善等法律原因之外,还包括经济原因,经济学家贝克尔曾经从经济学角度分析了食品安全犯罪的原因,贝克尔认为成本与收益的经济关系也是导致食品安全犯罪的重要原因,当犯罪人认为实施犯罪获得的收益在扣除刑罚成本之后的收益是正的,那么就会实施犯罪,若实施犯罪获取的利润大于所受到的刑罚成本时就会放弃。

三、食品安全刑法规制的立法完善

针对我国食品安全监管出现一些的不良现状以及食品安全刑法规制不完善的地方,要提出有效的方法,不断完善食品安全犯罪在刑法法律立法上和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从而确保幸福法制定的目的实现和保障食品安全,进而保障人们的安全稳定生活。第一,要加强对食品安全犯罪负责人的刑事处罚力度,加大罚金刑,可以进行限制和取消从事食品经营获得资格,从而打击食品安全犯罪活动;第二,加强对过期食品的立法和刑事处罚力度,制定具体的处理办法和详细的惩罚条文规定,从而遏制过期食品销售的违法犯罪行为,;第三,要扩大刑法对食品的加工、养殖、种植、包装、贮藏、消费等活动的规制,从而使的食品安全刑法规制立法的完善;第四,要加大对食品安全违法犯罪行为的处罚力度,不能局限于只是对情节严重的结果犯进行刑事处罚,而更要完善对非情节严重的危害食品安全行为的处罚规定,从而使得现实中的非法添加食品添加剂的违法行为进行有效的惩处和打击。四、运用经济学减少食品安全犯罪

(一)运用经济学中的博弈论

由于从经济学角度分析食品安全犯罪的性质,可以看出消费者和食品生产者、销售者三种权益主体之间的利益关系,因而,可以运用经济学中的博弈论来分析这三种权益主体的利益关系,从而更好的提出有效措施较少食品安全犯罪案件的发生。具体的讲,利用食品生产者的信息安全正确的优势、食品消费者和销售者的信息不对称不利地位来进行博弈,首先由消费者提出购买食品和不购买食品的策略,如果消费者选择不购买,则博弈结束,则消费者获得食品为零生产者和销售者的利润也为零;若消费者选择购买,则博弈就是有生产者决定的。若生产者的食品合格,则生产者和销售者获取的利润就多,而消费者对食品的购买几率和满意度也越高,反之视屏不合格的话,生产者和销售者的利润越少,消费者不太可能选择购买,而且对食品的满意度就越低甚至为零。由此看来,确保食品安全和符合国家卫生标准和食品合格标准,是提高经济效益的关键。

(二)运用经济政策遏制食品安全犯罪

经济法规范文8

(一)研究主体

发展规划评价研究涉及面较广,不仅涉及到政治学、经济学、管理学、历史学、地理学等学科,而且对研究者的知识结构和宏观视野提出了极高的要求。因此,当前活跃在这一领域的研究单位多为综合型科研机构,如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国家信息中心、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等政策研究单位。从自我评估与第三方评估相结合的角度来看,专业从事这一领域研究的机构不仅数量偏少,而且多为官办机构,缺乏中介机构,不利于提高评估的独立性和客观性。

(二)研究对象

国家发改委对发展规划中期评估的要求,不仅是推动发展规划评价研究的最主要的动力,而且也构成了研究的主要对象。学术界更多地关注发展规划指标体系的研究,而忽视价值体系的研究;更多地关注政府的中期评估,而忽视了日常监测机制的研究;更多地关注规划文本与实施目标的一致性,而忽视了文本本身的科学性。总而言之,在研究对象方面,发展规划评价研究所涉及的领域和层次不够宽广,需要拓宽学术视野,增强系统性、综合性研究视角。

(三)研究成果

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发展规划评价在实践中得到不断丰富和深化,为研究者提供了良好的素材。以胡鞍钢为代表的一批学者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但是,由于我国发展规划评价研究起步较晚,学术界的研究成果大多局限于方法论层面,在理论方面建树不多;局限于部级发展规划评价层面,在省级及以下政府发展规划评价方面鲜有涉及。在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处于跨越转型的关键时期,亟需发展规划评价这一指挥棒发挥正确的导向作用。但是,总体上看,学术界关于发展规划评价研究不能完全支撑政府的迫切需求,在深度和广度方面仍有很长的道路要走。

二、我国发展规划评价研究所涉及的主要问题

(一)发展规划实施评价实证研究

由于历史原因,“二五”至“五五”计划文本未曾正式公布,这给文献研究工作带来一定的困难。同时,由于这段时期发生了“”、“三线建设”、“”等重大历史事件,五年计划的编制与执行受到较大影响。董志凯(2003)认为,在计划经济时期,决策的形成与修订缺乏广泛参与的民主基础,以及政治斗争和意识形态的干扰等因素,导致决策科学化难度很大,也使五年计划估价不准确。比如说,“二五”计划主要指标人民日报曾宣布提前3年完成。但经核实1962年核实数仍低于公报数。计划实施结果估价的不可靠性,直接影响到中央做出下一步科学决策。总体来说,五年计划的完成情况差异很大,但是完成率呈现逐步上升的趋势。王亚华(2007)通过逐一考察的方式,得出结论:“一五”、“六五”、“八五”、“九五”完成较好。从计划制定的科学程度来看,“二五”、“七五”、“八五”较差。鄢一龙(2012)从目标完成率、偏离度、计划期发展情况等纬度构建了五年计划绩效指数,首次对我国已经实施的11个五年计划绩效进行了定量评估。杨竺松(2013)基于科学发展指数体系,对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纲要实施评估:“九五”科学发展指数为60.79,“十五”为62.52,“十一五”为67.86,“十二五”中期为72.04。新世纪以来,随着我国对规划评估重视程度逐步提高,出现了一批对单个规划评价的研究成果。王亚华等(2007)从目标一致性角度对“十五”计划执行情况进行了分析,认为实施情况总体良好,但在产业结构、就业结构、能源与环境等方面出现偏差。社科院经济学部课题组(2009)研究报告表明,“十一五”规划运行三年以来,实施总体进展顺利。要通过体制机制的创新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努力建设和谐社会。胡鞍钢等(2008)按照一致性评估方法,对“十一五”规划实施进展情况进行系统评估。在总体进展良好的同时,存在着产业结构优化、发展模式转变、资源环境制约硬化等方面的挑战。祝宝良等(2013)认为,预计“十二五”规划期末指标完成率将接近90%,创造我国五年计划(规划)最高记录。

(二)发展规划评价机制建设

发展规划评估机制在我国尚属于新生事物,还需要一个逐步完善的过程。学者们针对规划体系存在的问题,从不同角度提出了评估机制改进优化的建议和意见。刘春雨(2012)针对当前规划监测评估缺少推动机制、监测手段和考核办法等问题,分别从年度监测、中期评估、年度考核等方面提出政策建议。郝彦菲(2013)认为,要建立规范完善的规划评估体系,强化人大对中期评估的监督作用,建立真正意义上的独立评估机制,与时俱进创新评估方式与方法,建立人员结构合理的规划评估专家委员会。高辉清(2013)认为,要建立节能减排指标地区间合理分配机制,建立和完善面向各级规划的评估体系和节能环保监测网络,多管齐下健全规划实施保障机制。对于构建规划评估机制来讲,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规划编制的科学性、准确性与可评价性非常关键。但在具体操作过程中,由于我国规划编制脱胎于“五年计划”,起步于“十一五”,缺乏经验,存在着不少问题。贾川(2012)认为,当前评估工作导向多元表述含糊、指标设置偏于保守等自身缺陷导致难以评估,平行级规划协调不足、上下级规划衔接不够等体系问题没有得到解决,评估方法有待进一步改进,公众参与程度仍需提高。因此,要完善规划体系,明确规划边界,改进规划编制方法,强化考核评估机制,构建公众参与平台。吴殿廷等(2012)认为,“十一五”规划是系统、严谨、科学的发展规划,但规划中的经济目标偏低,社会和资源环境目标个别偏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规划的严肃性和权威性。因此,要求必须对规划实施进行评估监测和及时调整。鄢一龙(2009)提出了“规划蓝图—实施情况”一致性评估办法。但是,该方法对规划本身合理性不能作出评价,这使得对规划深度评估较为困难。

(三)发展规划指标体系研究

指标是构成五年计划(规划)的核心部分,也是规划评估的重要依据,其调整反映了政府执政理念和价值观的变化。改革杂志社专题研究部(2011)选取了国内生产总值、服务业增加值比重、城镇化率3个预期性指标,以及人城镇参加基本养老保险人数、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全国总人口3个约束性指标,对其面临的主要问题和对策进行了述评。王永瑜(2010)研究了改革开放后六个五年规划以及31个省级政府“十一五”规划,从纵横两个方面对其演化特征进行了分析:1.指标数量逐期减少;2.指标结构由经济性向非经济性转变;3.指标类型由具体向综合转变。胡鞍钢等(2010)认为,“十二五”规划要阐明国家战略意图,引导市场主体行为,彰显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的原则和主线。“十二五”规划反映了我国政府由追求经济增长向追求公共服务的转型。指标的合理设置与规划评估直接相关,对于提高规划评估的科学性、可操作性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一些专家学者结合我国经济发展中出现的问题,对指标的设置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和建议。胡铁雯、顾海兵(2012)对“八五”至“十一五”计划(规划)主要指标变化和执行情况进行了研究,建议指标体系应保持稳定性、科学性和预见性。代明、江思莹(2013)通过研究各区域发展战略规划,应用层次分析法编制了规划实施成效量表,提出了九项要素层指标和二十六项具体指标,并还利用量表对国家“十一五”规划完成情况进行了评价。李方正(2014)认为,长期来看,我国产业结构升级可带动经济的增长,金融结构升级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显而易见。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课题组(2008)认为,随着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我国中长期规划性质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经济增长指标在规划中仍占据重要地位,但科技、环境、资源、公共服务以及人民生活等指标重要性更加突出。在这一指导原则下,对规划指标体系的设置提出了政策建议。

(四)规划决策理念与机制

虽然西方国家也通过规划工具进行公共事务管理,但由于国情历史、政治制度的差异,其决策的理念与机制与我国大相径庭。胡鞍钢(2012)从决策哲学的视角分析了中国五年计划的独特性,并得出中国计划决策哲学的核心是实事求是。王亚华(2009)发现,转轨和市场经济时期的计划制定普遍保守,计划经济时期的计划目标制定普遍偏高。因此前者完成情况大大好于后者,但前者的预期准确性和完成的同步性下降。在伴随着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我国计划(规划)决策模式也经历了学习和成长的过程,逐步向制度化、科学化、民主化发展。王亚华(2007)根据历次计划制定的制度化程度,将10个五年计划分为5个时期:“一五”———制度化建立时期;“二五”———制度化破坏时期;“三五”、“四五”———非制度化时期;“五五”、“六五”———制度化重建时期;“七五”至“十五”:制度化深化时期。鄢一龙等(2011)认为,从决策模式来看,中国制定五年计划经历了以下阶段:内部集体决策模式;“一言堂”决策模式;内部集体决策模式的重建;咨询决策模式;集思广益决策模式。胡鞍钢(2011)提出,“十二五”规划编制历经中期评估、前期研究、形成思路等11个步骤,是中国公共决策民主化的最好案例。这说明了我国已经形成了行之有效的公共决策机制,未来将进一步制度化、科学化、民主化。

(五)规划环境影响评价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长期奉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思路,在经济增长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在这一过程中,也付出了环境和资源的巨大代价。李强(2013)通过对绿色发展相关指标中期完成情况进行分析,对“十二五”规划绿色发展情况和趋势开展了评估,并提出了政策建议。张雪花(2005)等认为,为落实科学发展观,“十一五”规划中应体现资源与环境因素对经济社会发展对影响,并探讨了在区域“十一五”规划中体现资源价值与环境成本的必要性、基本思路与工作程序。唐忠辉(2009)提出,目前,开展国民经济规划环评的法制、政策和技术等条件已初步具备。应按照预先评价、整体评价和评价审查三个阶段,由不同主体组织实施国民经济规划环评,并统筹考虑与其他类型环评之间的协调关系。赵书新(2010)提出,当前我国环境影响评价法没有体现全面性原则,没有满足动态考评的需求,考评方法单一。因此,重新界定了规划的环境影响评价方法,并提出要定量与定性描述相结合;重视预测方法的科学性;坚持以人为本,注重人口分析;注意环境容量、环境承载力的分析;科学设计评价指标体系。周敬宣(2010)提出,基于目前战略环境评价存在的问题,可以选择区域国民经济和发展规划环境评价作为突破口。要建立区域规划的战略环境评价导则,将“社会—经济—环境复合系统”作为评价对象,分别从不同层次采取不同的方法进行评价。

三、我国发展规划评价下一步研究建议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发展规划评价是推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科学化、制度化、民主化的重要抓手,也是促进我国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手段。应在以下方面争取有所突破:

(一)优化研究主体结构

当前,我国从事发展规划评价的研究主体官方背景过重,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评价的客观性。政府应落实行政职能转移的有关精神,利用政策工具等手段,积极引导具有实力的协会等第三方机构参与发展规划评价工作,建立常态化研究机制,持续对发展规划进行跟踪研究,切实提高评价研究的独立性和可信度,推动发展规划真正落地。

(二)拓宽研究对象范围

针对我国发展规划评价研究范围较窄的情况,建议应在进一步做好中期评估研究的同时,加强对监测机制的研究,努力将研究视野拓宽到整个评价体系。在进一步做深对评价指标体系研究的同时,加强对指标体系背后的价值体系研究,提高研究的深度。在做好对中央层面发展规划评价支撑的同时,加大对省级和以下政府层面发展规划评价的支持,以促进我国发展规划评价整体水平的提升。

(三)丰富研究成果深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