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应用型本科院校应该培养应用型高素质人才。这种人才培养定位，与通识教育注重跨学科知识的学习、注重人的精神和品格的塑造、注重人的全面发展的教育理念并不矛盾，应用型本科院校应实行通识教育和专业教育相结合的培养制度。在推进通识教育过程中，应用型本科院校应该坚持本土化和特色化的思路，从理念转型、课程设置、师资建设、制度安排等几个方面推进通识教育的发展。
关键词:应用型本科院校；通识教育；本土化；特色化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明确提出，高校要实行“通识教育和专业教育相结合的培养制度”。通识教育在我国已经发展多年，许多综合性研究型大学在推进通识教育方面都进行了很多尝试，并取得了很好的效果。而应用型本科院校在推进通识教育过程中并不顺畅，存在着观念不清、目标错位、制度缺失等问题。应用型本科院校担负着为地方的经济社会发展培育人才的重任，找到一条与应用型本科院校人才培养定位相适合的通识教育之路，是当前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应用型本科院校对推进通识教育的现实需求
（一）应用型本科院校在我国的兴起与发展
我国高等教育进入大众化教育阶段后，各高校应坚持多层次分类发展的原则。从我国高等教育改革的路线图来看，我国未来的本科教育应该分为两个层次，一类是综合性的、研究型的高校，另一类是应用型的本科院校。研究型大学的人才培养目标，是要为学生将来从事研究工作打下深厚的理论基础；而应用型本科院校不要求理论学习的深厚，但要“坚实”，即重点是理论应用于实践。应用型本科院校主要是面向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培养本科层次的应用型人才。[1]因此，除了少数精英化的研究型大学外，我国大部分高校应该调整办学模式，从研究型大学，向培养适应社会需求的应用型人才的应用型大学转型。近年来，我国为大学的分类发展已经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政策。2014年2月，国务院常务会议作出了“引导一批普通本科高校向应用技术型高校转型”的重要部署。2015年10月，教育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正式下发了《关于引导部分地方普通本科高校向应用型转变的指导意见》（教发［2015］7号），对本科院校的转型作出了细致的规划。各地方的教育主管部门也相应地制定了一些政策，鼓励本地区的本科高校向应用型大学转变。
（二）应用型本科院校需要专业教育与通识教育融合发展
许多研究型高校的校长认为：由于不同的学校人才培养的定位是不同的，不是所有学校都适合开展通识教育，通识教育可能更加适合某些一流大学。[2]也有一些学者认为，应用型高校的定位与通识教育的目标是矛盾的，“应用型人才培养定位与大学培养‘完整人’教育目标之间的矛盾冲突，仍然是大多数转型高校无法跨越的一道藩篱。”[3]在应用型高校是否需要通识教育的问题上，应该具体分析其观点是否符合高等教育的发展规律。这些观点存在以下问题：第一，没有厘清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之间的关系。现代通识教育思潮源于美国，而美国流行的通识教育又基本承袭芝加哥大学和哈佛大学的模式。芝加哥大学校长赫钦斯（RobertHutchins）于1936年发表的《高等教育在美国》，其中第三章专门讲“通识教育”，赫哈钦斯批评了大学专业设置和教学内容的市场取向，认为大学应该引领社会与市场，而不是相反。现代大学应该具有独立的教育理念，要培养共同的精神与文化根基，即“通识教育”。[4]从本源上分析，通识教育是为了解决专业化教育模式的弊端而提出的一种新的教育模式。通识教育在中国的兴起也是这个原因，模仿苏联的专业专才教育模式的结果是学生的知识和视野越来越偏狭，进一步深造受到极大的限制。因此，与通识教育对立的是这种专业专才教育模式，而专业教育本身并不与通识教育相矛盾，两者之间应该是相辅相成的关系。通识教育注重跨学科知识的学习，注重人的精神、品格的塑造，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这为学生深入某一专业领域的学习、研究打下了坚实的知识和能力基础。社会的发展进步不仅需要通才，也需要专才，社会分工所导致的知识体系的分化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正确认知方式，专业教育涉及到这些专业知识体系的传承和深化问题，只有在专业领域的深入研究，才能促进人类文明的进步。人不是工具，专业化的学习和工作不是人的全部；一个完整的人还需要非专业化的活动，进行人际交往，涉及道德、情感、自我认知等方面。只有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相结合的培养制度，才能达成一个“全人”的教育。第二，虽看到了研究型高校与应用型本科院校的差别，但人为地割裂了两者的共通性。应用型本科院校与研究型大学之间确实存在着许多不可逆的差别，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学生素质的差异；第二，师资队伍的差异；第三，学校培养目标的差异。这些客观存在的差别，导致了一些可以在研究型大学做的事情并一定要在应用型本科院校做；但是，这些差别并不能证明应用型本科院校的学生不需要通识教育。持上述观点的人认为：应用型高校是培养应用技能型人才，为各行各业输送普通的劳动者；而研究型大学培养的是精英人才、各行各业的领导人才。因此，只有研究型大学才适合“全人教育”，而应用型大学只需要培养专业素质、专业技能就好了。这样的观点并没有厘清通识教育的本质。通识教育的本质在于培养积极参与社会生活、有社会责任感、全面发展的社会人和国家的公民。[5]并不是只有研究型大学培养的人才才需要通识教育，通识教育体现了现代教育的普遍性和平等性特征，其不应该是只面向少数精英的博雅教育，而应该是面向所有人的高等教育。正如哈佛大学科南特校长在《自由社会的通识教育》中所说：通识教育并非为了少数人，而是为了多数民众。[6]总之，不管是研究型大学还是应用型高校，不同的人才培养定位都需要推进通识教育，“全人教育”是现代社会对高等教育的现实要求。按照2015年教育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财政部联合《关于引导部分地方普通本科高校向应用型转变的指导意见》的要求，应用型高校的人才培养定位是要培养“生产服务一线紧缺的应用型、复合型、创新型人才”，这些人才也需要成为一个“全面发展的人”，而不是有生命的劳动机器。应用型本科院校应该按照《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提出的要求，坚决贯彻实行“通识教育和专业教育相结合的培养制度”。
二、应用型本科院校推进通识教育的思路
（一）本土化
通识教育孕育并发展于20世纪中叶的美国，“通识教育是20世纪以来美国高校为了平衡专业教育的偏颇，继承自由教育内涵而进行的具体制度设计。”[7]通识教育能够于21世纪初在我国勃兴，主要是因为当时的中国正面临着专业专才教育弊端的纠偏需要。西方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及文化等对通识教育有着广泛的影响，引入中国的通识教育从骨子里就带着西方基因。虽然我国的通识教育与西方国家的通识教育有一些共通性，但我国在推进通识教育实践时，必须要考量本土社会需求的影响，绝不能完全照搬西方通识教育的固有模式。考察除美国以外的其他引入通识教育的国家，无不是根据本国国情推进本国的通识教育实践，如同为亚洲国家的日本，通识教育被称为教养教育。我国应该在认清通识教育本质和内涵的前提下，借鉴国际经验、探索本国实践，构建中国本土化的通识教育模式。通识教育的本土化最重要的就是培养目标的本土化。培养什么样人的问题既是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始点，也是高等教育的最终目标。1947年美国高等教育委员发表的《为了民主的高等教育》报告中，明确阐述了美国通识教育的目标：培育体现美国主流价值观、与美国的社会制度相适应的社会公民。[8]我国一些学者和当下的通识教育实践却仅仅把通识教育理解为“全人教育”或培养“社会公民”，而忘记了其培养目标。我国的大学教育是要培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者和接班人，培养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的创新人才、高素质人才。高校的通识教育不应该只是对过度专业化的纠偏，而是肩负着中华文明的传承与发展使命，肩负着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人才支撑的使命。因此，我国的通识教育必须要“让学生真正懂得中国，认识和理解几千年形成的中国古典文明、近代现代传统和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9]要培养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社会主义的建设者。
（二）特色化
通识教育的模式不是唯一的，美国作为开展通识教育的先驱者，多年来也存在不同的模式，如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芝加哥大学等不同的通识教育模式。就我国而言，发展通识教育比较早的几家综合性的研究型大学如北京大学、中山大学、清华大学和复旦大学等，成立了一个“大学通识教育联盟”，联盟内各大学的通识教育模式也各不相同。中山大学的博雅学院每年只招收30名左右学生，采取3+1模式上课，即3年通识教育再加一年的专业课学习。复旦大学采取的是“通识课程+组织形态”的方式推动通识教育，即本科学生入学后不分具体专业，先进行一年的通识教育后再进入各专业院系接受专业教育。[10]这些研究型大学的通识教育的课程设置也各有千秋，如北京大学通识核心课程设置了中国文明及其传统、西方文明及其传统、现代社会及其问题、人文艺术与自然四大系列；[11]复旦大学通识教育核心课程包括六大模块：文史经典与文化传承、哲学智慧与批判性思维、文明对话与世界视野、科技进步与科学精神、生态环境与生命关怀、艺术创作与审美体验。[12]这些具有较好教育资源的综合性的研究型大学，所实践的通识教育各具特色，给我们的启示就是应用型本科院校也应该根据自身学校的特点来推进通识教育。这种特色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应用型高校应该根据自身情况在推进通识教育过程中有不同于研究型大学的特点。在通识课程的设置上，应用型高校既可以在人才培养方案中单独设置通识教育模块，也可以通过专业课程的深化实现通识教育所要达到的目标。如果单独设置通识教育模块，也不应像研究型大学那样把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分两个阶段，而是应该把通识教育的课程安排在四年的整个学习过程中进行。这样安排既保证了通识教育的推进，又保障了应用型人才的培养目标落到实处。第二，不同类型的应用型高校在推进通识教育时应该有自己的特色。应用型本科院校可以分为不同的类型，如理工类院校、财经类院校等，理工类院校应该增加更多的人文社会科学方面的通识教育，而财经类院校则应该增加自然科学等方面的通识教育。这样有利于学生形成一个完整的知识体系，对世界、生命有更完整的认知，为将来的自身素质和能力的进一步提升打下坚实基础。
三、应用型本科院校推进通识教育的具体路径
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迈入新时代的背景下，大学应该找准自身的定位为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培育更多的高素质人才。应用型本科院校肩负着为我国各行各业培养高素质的应用型人才的重任，但这绝不意味着只应专著于专业教育，且功利的完全以市场、职业选择为导向，大学之道在育人而非制器。[13]应用型本科院校应该依据自身的特点，从理念转型、课程设置、师资建设、制度安排等几个方面推进通识教育。
（一）树立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结合发展的理念
许多应用型本科院校对《关于引导部分地方普通本科高校向应用型转变的指导意见》中所说的“转型高校的教育目标和质量标准更加对接社会需求、更加符合应用型高校的办学定位”解读片面，认为学校应该按照培养应用型人才的定位，更加强化专业知识的学习，特别是要强化实践能力的培养。因此，在人才培养方案中显著增加专业课程和实习、实践课时及学分，加强对学生职业能力的训练。而“通识教育仅仅是专业的补充，是给学生在专业教育之外增加的‘小甜点’”。[14]应用型本科院校要为地方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培养适格的高素质人才的办学方向是正确的，而把实现这一目标的路径只局限于专业化教育是不全面的。应用型本科院校的学生需要专业知识、专业技能的培养，同时他们也需要非专业知识和能力的熏陶。他们不应该只掌握本专业的知识，也应了解跨专业的知识；他们不应只具有专业视野，也应具有对生活、世界、价值观等的宽广认知。因此，应用型本科院校必须树立只有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的结合才能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理念。要通过各种方式如研讨会、讲座等形式，把这种理念在广大师生中推广开来，不仅要认识到通识教育的重要性，更重要的是在人才培养方案的修订、课程的设计等方面，把这种理念落实到教与学的过程中。
（二）通识课程的设置应体现本土化和特色化
精细的通识教育课程体系的设置是达成通识教育目标的重要环节。无论是西方通识教育的课程体系，还是我国一些著名的研究型大学通识教育的课程体系，都值得应用型本科院校借鉴和学习。但在借鉴西方经验时应体现本土化，在借鉴研究型大学的经验时应体现应用型本科院校的特色。应用型本科院校的通识教育课程一般包括两部分：一部分是公共必修课，主要包括思想政治课、计算机、外语、体育、军事理论课；另一部分是通识选修课。许多大学通识选修课的开设没有统一的规划，而是各个院系的老师自由申报。这些课程缺少跨学科性和融通性，多数是某些专业课的概论。通识教育课程不应该是理论的介绍或是专业知识的灌输，应该通过通识课程的开设，培养学生科学的思维、创新精神、人文情怀等综合性的素养。除了保持自然科学、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课程比例的平衡外，还应该根据本科院校自身的特点有针对性地开设相关课程，如工程技术类大学应该更侧重人文社会科学类课程，而财经管理类大学应该强化自然科学、科学认知方法的学习。通识教育课程体系不可能是一成不变的，应该顺应时代的发展需要，为当代社会培养需要的人才。和研究型大学一样，应用型本科院校同样也肩负着为我国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提供人才支撑的重任。因此，以下一些教育内容应该成为应用型本科院校通识教育课程体系中不可或缺的内容，同时，这些教育内容也是通识教育本土化、特色化的表现形式之一。第一，创新创业教育。建设创新型国家是我国走向富强的必由之路，培养创新创业型人才是我国高等教育的重要任务之一。2012年8月，教育部就下发了《普通本科学校创业教育教学基本要求（试行）》，2015年5月，国务院下发《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高等学校创新创业教育改革的实施意见》（国办发[2015]36号），这些规范性文件为高校推进创新创业教育指明了方向。应用型本科院校应该把创新创业教育作为通识课程体系中的必修课程，为我国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培育具有创新思维、创业素质的应用型人才。第二，法治教育。同志在报告中指出：全面依法治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重要保障。[15]依法治国是我国的治国方略，大学生是法治中国的未来建设者，新时代要求他们应该具备较高的法治素养。因此，应用型本科院校必须担负起提升大学生法律素养的时代使命，把法治教育作为通识教育课程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2017年1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中要求：“推动高校开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必修课，在哲学社会科学及相关学科专业和课程中增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容。”该文件为高校推动中华传统文化传承发展指明了方向。应用型本科院校应该弘扬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等核心思想理念；弘扬自强不息、敬业乐群、扶危济困、见义勇为、孝老爱亲等中华传统美德等。通识教育课程体系中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是增强大学生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的重要举措，也是通识教育本土化的重要标志。
（三）培育和优化通识教育的师资队伍
通识教育课程具有跨学科、综合性较强的特点，因此，它对主讲教师的授课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以复旦大学的复旦学院为例，其通识教育的核心课程大部分是由名师带头、课程小组共同讨论教学内容的方式组织授课。教授、副教授占总授课教师人数的85.9%。大量的名师参与很大程度上保证了核心课程的教学质量和教学水平。[16]现实中，应用型本科院校通识教育课程的师资配置却差强人意。一方面，应用型本科院校一般是专业性院校，其人文与社会科学类教师缺乏，难以高质量地担负起通识教育课程的重任；另一方面，通识教育在应用型本科院校并不受重视，学校的绩效考核制度更偏向专业课程教师，这也导致许多教师把更多的精力都放在专业课的教学和科研上，讲授通识教育课程只是为了完成教学工作量而已。通识教育的重要性客观上要求应用型本科院校要采取措施，扭转通识教育课程的边缘化地位，要建立培育和优化通识教育师资队伍的相应制度。首先，应用型本科院校应该根据现有的师资力量，积极招聘急缺的通识教育课程教师。其次，应该挖掘现有师资力量的潜力。对现有从事通识教育的教师进行培训，以此来提升通识课教师的综合素质、提升教学水平。只有教师的教学水平提高了，才能不断提高通识教育的质量。再次，倡导应用型本科高校内部不同院系之间的合作交流，共同开发出一些跨学科的通识教育课程。最后，应该建立激励机制，鼓励通识课教师不断地学习、专研，专注于通识课程质量的提升，多出精品课程。
（四）设立统一的通识教育管理机构
应用型本科院校的通识教育课程一般是由教务处统筹管理，各个院系的老师自由申报通识教育课程，教务处批准后，每学期由各个院系安排课程的开设。这种管理体制的弊端是，具体的通识课程涉及自然科学、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等不同的学科门类，而各个院系缺乏沟通协调，完全以自己的偏好来开设通识课程，导致教务处对全校通识教育课程的设置缺乏宏观的整体规划。许多研究性大学都成立了统一的通识教育管理机构，如复旦大学、浙江大学等都成立了通识教育核心课程建设委员会，以加强对核心课程的顶层设计。这种做法值得应用型本科院校借鉴，应用型本科院校也应该设立统一的通识教育管理机构，由校领导挂帅，整合本校各院系的教育资源，对本校的通识教育进行顶层设计，严谨论证能体现本校特色的通识核心课程体系。在推进通识教育过程中，除了上述这些环节外，还应该关注通识教育的教材建设、教学方法、课程考核等环节。如在教材建设方面，应该根据本校的情况自编一些通识教育的教材；在教学方法上，不应一味地采取讲授的方式，而多采取小组讨论、经典阅读等方式；在课程考核方面，不能使考核流于形式，应该采取多种考核方式提升教学效果。总之，应用型本科院校推进通识教育是一项系统工程，应该从大处着眼，小处着手，全方位提升通识教育的质量，为国家建设输送有用人才。
作者:倪雄飞 单位:仲恺农业工程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