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读书有两大用途。一曰进身之阶，二曰修身长智。中国教育日益被“进身”的功利主义目标化约掉了后者的价值而异变为应试教育。但高校法人主体地位“悬空”下的高考制度，只是应试教育的一个物质载体和推手，绝不是“真凶”。应试教育的根子在于以体制内公有部门（国有企业和事业单位）为目标的社会流动机制对以社会市场部门为目标的社会流动机制的冲击，在于前者对教育方向的宰制。只有促进体制外就业部门的大发展才能为社会民众开辟除考公务员事业编、千方百计进国企之外的更多社会上升之渠道，才能消除整个民族身上那种过分高亢的应试兴奋。
【关键词】社会流动机制；应试教育；进身；修身长智
“应试教育”是当下中国社会发展中一个惹人关注的社会问题。学界对此的解释多囿于教育体制自身，本文则把它与“社会流动机制的不畅”相勾连，以期从更宏大的社会背景中寻求破解应试教育魔咒的应对之策。
一、读书的两大功用与中国教育的异化
1.读书有两大用途
一曰进身之阶，二曰修身长智。进身即指通过读书受教育实现经济地位、职业声望、社会地位的提升，达至社会更高层，也即是实现社会流动。修身长智是指通过受教育实现个人知识、能力、素养等综合素质的提升。其目标是成为一个更完善的更美丽的人。前者是读书的功利价值，后者是读书的非功利价值。古往今来，大多数人，大多数形式的读书，大多数读书的制度，其要旨皆在进身。只有对知识和真理抱有特殊偏爱且衣食无忧的悠闲人群最有可能把修身长智作为读书的主要目的。问题不在于读书要以功利价值为重点，还是以非功利的社会价值为重点，而在于一个社会的教育的进步，需要把二者做一个合适的配比与有机整合。比如在不同的学业阶段可以以不同的教育目标为主导向。在小学至大学低年级阶段，教育显然主要应以非功利的社会价值为主要目标，重在以兴趣为基底，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以育人为主。而在大学高年级及硕博阶段，可以侧重于职业和专业教育，以培育将来走向社会后创造价值的知识能力教育为主。当然第一阶段也可以开发穿插一些职业教育专业教育，第二阶段一样需要育人教育为基础。这样，即可应对现实社会和市场对教育的诉求，又可满足为社会培育良好国民的教育本意。
2.但目前中国教育的突出问题是把学生几乎所有的受教育阶段都异化成了应试教育
中国学生却从幼儿园就开始直到考研考博，几乎都在“进身”而进行应试的拼搏。最不可饶恕的就是从幼儿园到初中，在孩子人生的早期最重要的接受非功利教育的阶段，就开始把读书的目的强烈地功利化。这个早期教育阶段孩子们应习得的学习内容主要应是习惯、兴趣、能力、自尊、好奇、情感、智商、知识、道德、做人等等。但功利性应试教育把这些价值目标不是统统化约就是大打折扣。其直接表现乃曰考试、曰分数竞争、曰各类比赛。逼孩子参加钢琴比赛并非素质教育，尽管它客观上有促进孩子某项素质的效果。家长们最主要的目标是为了拿奖状，为了将来更好地考入更好的学校。到了高中应试教育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在中国这样一个资格养成的社会，考进名牌高校几乎是所有高中考生的目标，高中教育对学生应试教育的动员和逼迫更是无所不用其极：史上最牛高考动员大会、最牛高考誓师大会的新闻和视频不绝于网络。本以为进入大学，摆脱了高考的压力，学子们可以安心摆脱应试进身的重负，畅游知识的海洋以获得修身长智之非功利目的。奈何考研考博大潮涌来。每年近800万的大学毕业生的巨大就业压力（英国每年毕业生30万左右），让身在大学哪怕是名牌大学的学生都不敢放松压力，读不敢由着自己的兴趣来，不敢系统地进行非功利的做人教育。那种拿来就能用的钱币式的课程最受欢迎，那种能有助于考上研究生的辅导教材最受追捧。国外学生真正的生存或进身竞争大抵发生于大三以后，尤其是参加工作之后。从幼儿园到大三，他们多半可以以修身长智为主要目的的读书。而中国的孩子们也许可以读那些与职业目标无直接关系的书，如初中阶段时学习的语文、数学、外语等课程，看似不甚功利，但其目的决不是为了修身长智，而是为了生存进身竞争，尽管学上述课程客观上确实有非功利的修身长智的效果。以至于对中国学子来说，从幼儿园到大学，一切活动，若不能有助于他将来获得考上好大学之进身目的，那统统属于不务正业，属于雕虫小技，属于可有可无，尽管在真正意义上这些活动比考试更能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更能有利于民族发展。当目的不纯，性质改变，尽管孩子们在弹琴，在画画，那也是在考试——为将来之进身。这种把教育完全异化为进身之阶并彻底实施的应试教育培样出来的人——出现种种的问题如创新能力低、人格缺陷、能力偏颇、知识单一、综合素质差——并导致身处其中的师生痛苦不堪又无可奈何，也就完全可以理解了。
二、是什么让中国家庭和孩子为考试这般疯狂
1.为何高考屡受指责却又稳如磐石
诚然国外也有考试，也有进身之竞争。但国外的大学选人的标准与中国大不相同。是从学生各个方面综合考察，比如道德、习惯、好奇心、情商、智商、公德、能力等，这样以保证选出优秀的生源。但，不负责任又特殊信用盛行的社会环境，让中国的大学不得不实行对孩子一生戕害甚大的高考制度，因为至少它是相对公平的。发达国家的高中生升大学，没有统一的高考制度，笔试成绩所占的权重基本不占主导地位。大学又都实现自主招生，各校均有自己的一套考核办法和录取标准。但基于对自身学校发展考虑和对优秀考生的争夺，使得发达国家的大学非常重视自身的声誉和自律，非常注重新生入学选拔过程中的公正性。没有哪个校长敢拿自己的学校声誉开玩笑。所以每个学校的办学风格不同，对新生的素质要求也不尽相同，也就没必要、也不可能弄一个统一的高考制度，一考定终身，真正可以做到纷繁有序而又公正高效。但中国的大学难以废除高考。因为中国大学作为法人主体相对不独立，都是教育部管辖下的“分公司”而已。他们很难基于维护事关自身生死存亡的学校声誉去行事，况且学校声誉在中国根本没能力导致一个学校生死存亡。中国的大学即便没有生源依然可以办下去，实在办不下去，可以和别的学校合并，实在合并不了，校长老师还可以转岗。此种情况下，让高校在关系和人情盛行的社会环境中，在选拔新生过程中实行公正和自律，是极其危险的。事实上，高校招生部门早已是腐败的高发区是不争的事实，最近人民大学招生处处长的落马又增加了一个高校招生失去节操的例证。当然，中国人民大学绝对不孤独。可是，维护教育公正是高考及中国应试教育顽固和盛行的根源吗？当然不是。不独立的高校法人主体导致的高考制度的实施，只是应试教育的一个物质载体和推手，绝不是“真凶”。其根子在于以体制内公有部门（国有企业和事业单位）为目标的社会流动机制对以社会市场部门为目标的社会流动机制的影响，是前者主导了教育的方向。
2.当下两种社会流动机制
在农业社会，读书做官几乎是中国人唯一的进身之阶，尽管经商业也可能会大大改善其生活水平。因此古代读书功利性更强，尤其明清以来，哪怕读的经啊书啊充满着谎言、愚弄、不切实际和不关注技术经济发展，但照样可以博取功名利禄。社会既存向上流动机制对人们培养人才的方式和导向的影响可见一斑。近30多年的中国社会流动渠道有点扑朔迷离。改革开放前实行身份制。首先城乡二元，城市人口又分干部和工人，工人的后代可以接班，整个社会流动性不大。基本你的出身就决定了你一生的格局，社会结果相对固化。改革开放后的80年代，在上述社会结构的基础上出现了三条向上流动的渠道。一是读书考大学，二是参军，三是下海经商。考大学对城市底层民众和农民阶层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考上大学者，一律确定为城市干部身份，分配体面工作，国家也缺人才。参军对民众来说效果也很明显，农民和市民参军复员基本都会给安排相对不错的工作，但其过程透明度低，公平性差，不是社会流动的主渠道。经商成了一些无关系有勇气的底层市民和农民的第三条流动渠道，富了一批人，成了富一代。虽然参与该渠道的民众规模较大，但成功率低、经商风险大，在社会舆论声望上不如考大学正规高调有力和可以预见。所以整个80年代整体上读书考大学，最终成为行政事业单位的一员，依然是大多数中国底层青年的梦，考大学实乃当时中国社会流动的主渠道。邓小平南方谈话后，大大促进了全国人民的发财梦。“下海”成了当时最时髦的词。大有撼动中国孩子考普通高校而不是职业技术学校的热情。然而在既有的城乡二元分割体制下，80%的人——农民，尽管也想发财，但成为城市居民，获得城市里体面稳定的工作而不是创业成为老板，依然是他们最紧迫最现实最理想的选择，否则，下海也会碰到城市带给他们的（而不是市场带给他们的）自身无法克服的障碍。因此，90年代读书考大学依然是占主导的社会流动渠道。进入21世纪，情况开始复杂起来。下海创业不是中国家庭的首要选择，尤其对无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的底层民众。然而考大学也不再像以前那样保证能进入城市体面单位——行政事业部门或大中型国有企业。读大学只是进入上述单位的必要非充分条件。大学毕业后，面临着以下选择：（1）创业经商（或许将来会成为有产者）；（2）体制内部门（行政事业部门或大中型国有企业）；（3）体制外民营经济部门；（4）体制外事业部门（体制外的报社、民办学校、培训机构、中介机构、社会服务机构等）；（5）自由职业者（网店老板、演艺人士、自由撰稿人、法律服务人员等）。其中（1）注定不能成为大多数学子的初始选择，在美国也仅有10%的毕业生创业。（3）（4）（5）部门发育要么缓慢，要么就是非优质就业部门，亦非学子的首选。（2）于是便成为绝大多数家庭培养孩子的主要意向就业单位。因其中的考公务员又是意向中的首选，故而难度亦节节攀升，以至成了天下第一考。上述形势下，（2）成了最难进又最想进的就业部门，越难进越吸引人，越拉动人们拼命考好大学从而增加进入（2）的砝码。于是当下中国，对于贫寒子弟来说，出现了两种主要的社会流机制：一是通过各种考试，考进体制内的国有企事业单位。二是去社会市场部门（主要由私营企业和外企组成），在市场的摸爬滚打中锻造生存的能力实现向上的流动。前者进人的手段主要就是考试。后者进入的办法主要是看市场检验的效果，尽管市场体制下老板也会看一个人毕业的院校和学历。而且前者在人均资源的占有量、职业声望（公务员、国企员工）、平均收入、职业环境、职业稳定程度、职业保障等方面有着显著的优势，理性地，绝大部分家庭坚决支持学子们接受以考试为主要目标的应试教育进而进好大学、进好国有企事业单位，就是容易理解了。更甚的是，在当下中国学子就业日渐吃紧的形势下，考上好大学才具有关键性意义。日趋激烈的名校角逐战调动了全民族的巨大的应试教育的能力、资源、耐心和心情。读书之进身竞争压得各级学子们身心俱疲，苦累不堪。压力反弹下，要求素质教育的呼声和愿望也日渐强烈，但对教育公正眼巴巴渴望的压力使当局不敢轻动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应试教育的核心——高考。其实准确地说在当下大学教育垄断体制未破除和工作市场竞争体制未改善之前，对高考的根本性改革，要么是画虎类犬，要么是情况更糟。因为垄断办学易造成大学办学主体的虚位，对学生和社会较难负切实责任，若在选拔学生上特权盛行，将引起更大的不公正——如果贸然取消高考，实施综合考察入学的话。而国家掌握的优质就业资源（2）在当下既定的进人规则下，更容易促使公办高校主导者会实施不公正的偏好型新生选拔方式。
三、破解中国应试教育之谜的死结在何方
根本上讲，首先应建立公正、自由、竞争、有序的市场体制，使得前述五种就业部门共同发展，尤其是（3）（4）（5）（1），这也正是当前成熟市场国家的现实。只有这样，才能为社会民众开辟除考公务员事业编、千方百计进国企之外的更多社会上升之渠道。才会有各类就业资源制定符合市场竞争的进人规则的空间。才能消除整个民族身上那种过分高亢的应试兴奋。其次，上述基础上，破除公立高校一统天下，一家独大的教育格局，大力培育各类办学主体，形成以民办为主，公办为辅的竞争性教育格局。只有这样，才能让大学真正基于自身生死存亡的压力下，为学生负责，高效、优质地办学，公正地选拔新生，制定符合人的发展规律的选拔导向标准而不是一考定乾坤。才能在制度上消减基础教育和中学教育的应试冲动，而不是只为大学输送应试尖子。才能真正还原初级和中等教育自身读书修身长智的本初性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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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边燕杰.社会分层与流动——国外学者对中国研究的新进展(社会学前沿论丛)[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
作者:李桂东 陈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