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筑评论论文范文1
可以在传统评价体系里进行较为确切地评价、描述评估对象的方法即为树状层次结构，由于树状层次结构可以与评估方法结合起来，所以非常普遍地运用在安全风险评估领域。树状层次结构通俗易懂，运用这可以直观地了解全部的结构组成，在实际评估时层次分明，可以有效地简化评估对象的分析程序。建筑工程施工进行安全评估时，同样能够依照树状层次结构构建符合建筑的评价指标体系，通过层次思想对问题展开分析。树状层次结构方法是评估指标体系里非常基本、也最常用的方法，这种方法可以把抽象的思维转为具体形式，其程序是先要给出评估目标，建筑工程施工安全评估的目的是整体建筑施工的安全性；针对评估目标展开分析，就是以评估目标为条件来分成不同的子目标。再围绕子目标里有关联的一些内容，提取出明确的评估指标。在针对建筑工程施工建构的安全评价体系中，通过树状层次结构法，具备明显的优势：第一，通过树状层次结构法进行评价指标体系的创建，使评估目标更加条理清楚，易于理解；第二，通对具体问题的分析理解抽象问题，使评估的后续工作非常便捷。
二、房屋建筑工程施工方案安全评价体系的应用
房屋建筑工程施工方案的安全评价是房屋建筑安全的前提，只有施工方案安全，才能在施工过程之中最大限度的保证安全，减少事故的发生，因此应用房屋建筑工程施工方案安全评价体系就十分必要。
2.1灰色系统
社会经济发展领域和生态系统中，通常蕴含着及其丰富而多样的信息,我们将这些蕴含的信息分为已知信息与未知信息。通常来讲，白色的信息代表了已经知道的信息，完全已知的信息系统统统叫做白色系统。还有，未知的信息亦或还没有弄清楚到底知不知道的信息一般叫做黑色信息，那些彻底不知道的信息构成的系统都能叫做黑色系统。倘若同一系统中既存在已知的又存在着未知的信息，那么此时这种系统就要称为灰色系统。房屋建筑体系里，这种系统里面蕴藏了已知的系统的结构和相关的材料，那种有关系统技术的水平以及安全效果等则应该归为未知的信息里，因此说来，此房屋建筑工程的安全系统也要归为灰色系统之中。有关灰色系统的众多理论早已经在各个方面普遍使用，把灰色系统应用于房屋建筑工程施工方案的安全评价里面再合适不过了。
2.2建筑工程作业条件危险性的评价
围绕建筑工程条件作业其危险性展开评价，说的是对有危险因素的环境中施工作业可能出现的危险性以半定量的方式进行评介的一种办法。它重点关注危险可能出现的频率，以及危险性因素中各项标值的总值带来危险状况可能性的大小，主要是指遭遇事故的机率大小，还有在危险环境中人体暴露的时长，后者是说如果工作人员不幸遇到危险可能会酿成其他事故也要包含在内。此外，将此三类关联因素展开科学计算非常繁琐，是一件较为有难度的工作，因而在具体评价中，需要将计算过程予以简化，正是这一办法的重点，应引起注意。通过半定量这样的办法展开施工过程的计算与评价。同时，把这些相关因素结合实际情况进行分级及等级取值，如此，就可将这三大困素的取值相乘，其乘积便是整个工程其危险性的数据结果。
2.3工程的预先性危险分析法
工程的预先危险性分析方法通常用在新系统或者现有的系统加以改造前的设计等有关的过程里，这种方法可以在缺乏系统有关的详实资料的时候，用来分析和预见某种会产生的危险情况，最大限度地提供预防或者制止危险产生的方法。详细分析方法为：第一，凭借安全检查表与有关经验的方式去分析危险来源所处地点，以后能够辨别某种疑似危险源出现的触发点和诱因。同时，还要分析危险因素导致的后果，对于这些因素导致的损失施以相关措施的安排，如此便能在很大程度上避免其导致的损失。预先性危险分析方法大体上由准备、审查以及汇总等有关工作组成，可以实现安排房屋建筑工程的施工方案，把预计产生的损失降到最低，这能够有效促进房屋建筑施工的安全开展，能够促进整个社会的和谐建设。
三、结语
建筑评论论文范文2
2014年无锡市正式展开能效测评工作，对于无锡市第一批、第二批可再生能源应用示范项目进行能效测评，其中包括了建筑能效测评及可再生能源能效测评工作，建筑能效测评工作是对建筑本身节能情况的评估，其中屋面及外墙保温作为建筑节能的主要环节中的两点，对于建筑节能率的影响较大，是建筑节能的重点，使用何种保温材料是节能设计中重要的一环。通过对无锡地区典型项目进行建筑能效测评，对外墙及屋面采用的保温材料进行统计分析。
1.1屋面保温材料
在对无锡市100栋典型建筑能效测评的数据统计过程中，得到屋面保温材料的使用情况：挤塑聚苯板保温材料所占使用比例最大，为73%；保温隔热砖材料所占比例最小，为5%；其他材料为聚氨酯保温材料、泡沫玻璃及岩棉板，占比例分别为6%、7%和9%。挤塑聚苯乙烯保温板为最常用屋面保温材料，共73幢楼使用，其他4种保温材料的使用栋数均较少。
1.2外墙保温材料
在对无锡市100栋典型建筑能效测评的数据统计过程中，得到外墙保温材料的使用情况：挤塑聚苯板保温材料所占比例最大，为35%；聚氨酯和发泡陶瓷保温板所占比例最少，为1%；其他材料为模塑聚苯板保温材料、保温砂浆、岩棉板及加气块墙体自保温材料，占比例分别为11%、21%、9%和21%。挤塑聚苯乙烯保温板为最常用外墙保温材料，共49幢楼使用，使用比率最高。其次为保温砂浆，共30幢楼使用。加气块为墙体自保温材料，有30幢楼使用。
2公建护结构保温材料的成本分析
屋面及外墙保温是建筑护结构中所占面积比例最高的，在这2个结构上使用何种保温材料是建筑节能材料成本的重点。通过对典型项目的能效测评工作，结合无锡工程造价信息，得到各项目外墙及屋面保温材料的单价，对于建筑节能中保温材料的选择具有重要参考意义。
2.1公共建筑屋面保温
在公共建筑的节能要求中，将公共建筑按能效测评的结果分类，可分甲类公建和乙类公建。分别对屋面保温材料的成本进行统计分析，均按单位屋面表面积的单价进行比较，结果如下。大部分建筑成本在30～50元/m2之间，结合满足50%节能率的建筑统计，可见屋面保温材料的成本相对较高。研究中发现成本最高的为无锡市环境监控中心项目，其屋面使用了90mm厚的岩棉板保温，其成本为61.2元/m2；成本最低的是无锡科技商务中心供冷供热项目，其屋面使用了30mm厚的XPS板保温，其成本为21元/m2。大多数建筑成本都在30元/m2左右，可见无锡市满足50%节能率的公建项目与居建项目的屋面成本大体差不多。研究中发现成本最高的为第八人民医院项目，其屋面使用了75mm厚的岩棉保温材料，成本为51元/m2；成本最低的屋面使用了40mm厚的XPS板保温，其成本为28元/m2。
2.2公共建筑外墙保温
分别对外墙保温材料的成本进行统计分析，均按单位外墙表面积的单价进行比较。甲类公建外墙保温材料的成本大体在125元/m2以上，与满足50%节能率的项目相相差较多。大多数甲类公建外墙都使用了蒸压加气块作为墙体材料，其次再使用外保温材料，这使得其成本较高。而乙类公建只有个别项目使用了加气块作为墙体材料。甲类公建中成本最高的为锡东高级中学宿舍楼项目，使用了40mm厚的无机轻集料保温砂浆+300mm厚的加气块自保温，其成本为239.4元/m2，成本最低的为商务办公及文化设施用房项目，仅用了25mm厚XPS板保温，其成本为17.5元/m2．除去墙体自保温的项目，大多数项目的成本在20～40元/m2，同居建项目相差不大。成本最高的为第八人民医院项目，其外墙使用了15mm厚的聚苯颗粒保温砂浆及B05级砂加气砌块，其成本为134.4元/m2；成本最低的是五十六研究所综合服务中心项目，其外墙使用了20mm厚的岩棉板保温，其成本为13.6元/m2。
3结论
对无锡市第一批、第二批可再生能源应用示范项目进行分类统计，得到以下结论：
(1)屋面保温材料的使用情况经统计得到，挤塑聚苯板保温材料所占比例最大，为73%，共73幢楼使用。外墙保温材料的使用情况经统计，挤塑聚苯板保温材料所占比例最大，为35%，共49幢楼使用，使用比率最高；其次为保温砂浆，共30幢楼使用，加气块为墙体自保温材料，有30幢楼使用。
(2)节能率满足50%要求的公共建筑项目的屋面保温材料成本单价经统计在30元/m2左右，可见无锡市满足50%节能率的公建项目与居建项目的屋面成本大体差不多；节能率满足65%要求的公共建筑项目的屋面保温材料成本单价经统计成本在30～50元/m2之间，可见公共建筑65%比50%节能率下屋面保温材料的成本相对较高。
建筑评论论文范文3
（1）井塔、矿仓、筒仓、烟囱、冷却塔等工业建筑，外壁为整体式现浇，窗洞较少，截面为等截面或渐变截面，有利于模板的安装、固定和正常连续滑动。
（2）工业建筑采用滑模工艺，能够减少模板及其支撑等周转材料的投入数量，便于合理安排材料加工及安装时间，便于施工现场空间上的合理利用，减少劳务操作人员，并能够缩短施工时间。
2柔性滑模系统
2.1柔性滑模系统组成
柔性滑模系统一般由模板及其提升支撑系统、液压动力系统及操作平台系统组成。模板系统又包括模板、围卷和提升架等。
2.2柔性滑模提升支撑形式
目前，柔性滑模采用的提升支撑形式主要有开字架和简易门架两种形式。开字架，内平台为不拉结中空式，一般适用于构筑物为矩形平面布置形式。简易门架，内平台采用辐射梁拉杆，一般适用于构筑物为圆形平面布置形式。
2.3柔性滑模系统操作平台
（1）柔性滑模系统操作平台在滑模施工过程中，作为主要施工操作面，承受施工人员、施工材料、液压控制台、电焊机、振动棒、手推车、施工工器具、施工安全防护设施、消防设施、季节性施工保温设施等施工荷载及其自身的质量，同时也承受施工过程中操作平台上设置的垂直运输设备运转时的额定附加荷载、卸料对操作平台产生的冲击力、向模板内倾倒混凝土时混凝土对模板的冲击力和侧压力、模板滑动时混凝土与模板之间的摩阻力以及风荷载等动荷载。
（2）柔性滑模操作平台宽度，一般根据构筑物规模、截面形式、施工组织方式等因素确定，但操作平台结构必须保证足够强度、刚度和稳定性，才能满足结构施工和安全施工要求。柔性滑模操作平台宽度可对称设置，也可不对称设置。
（3）柔性滑模操作平台支撑，采用型钢或钢管安装成三角桁架或三角悬挑架型式，根据建筑物的截面形式，平行或环向布置。和刚性滑模相比，构造相对简易，安装便捷，多采用角钢或钢管为材料，安装成桁架或格构式挑架形式，可以作为操作平台的支撑，其安装宽度及质量则是影响柔性滑模系统的整体平衡的重要因素。
3操作平台宽度对结构施工的影响
3.1有利影响
3.1.1对操作平台质量影响
操作平台宽度较小时，能够减轻操作平台自质量，减少千斤顶和管路数量，可以选择额定压力较小的控制台。操作平台宽度较大则系统自稳性相对较好。
3.1.2对施工操作影响操作平台宽度较小时，杆件尺寸较小，便于加工和组装；操作平台宽度较大，杆件尺寸较大，但施工操作空间大，便于材料的贮存和运输。
3.1.3对施工质量控制影响
操作平台宽度较小，模板滑升过程中，由于质量轻，平台系统变形易调控，根据每班次平台水平度、结构垂直度的观测数据进行分析，发现垂直、偏扭现象后可以及时调整。操作平台宽度较大，自质量大，变形小。
3.1.4对工程成本控制影响
操作平台宽度较小，不仅节约了机具材料和人工，而且还缩短了施工时间，对工程成本控制起到良好的效果。
3.2不利影响
3.2.1对操作平台水平度的影响
柔性操作平台，特别是井塔类矩形截面构筑物，平台宽度较小，由于自身质量轻，极易受堆料不均的影响，造成操作平台的不平衡。平台宽度较大，平台自身质量较重，自平衡能力相对较好，但对矩形截面构筑物，平台宽度较大时，四角外挑较宽，支撑结构受力在角部发生变化，矩形构筑物4个墙角成为模板滑升的薄弱点，模板滑升过程中，常会出现墙角部位拉裂现象，影响了工程质量，外观成形也不好。
3.2.2对结构垂直、偏扭的影响
柔性操作平台宽度较小，若受到平台面堆料不均、混凝土下料不均匀、振捣不规范或风载等的影响，平台水平度出现偏差，支撑杆受压不均，爬升高度不一致，导致操作平台偏扭，结构出现垂直偏差；严重时还会造成局部支撑杆失稳，甚至发生坍塌事故。平台宽度较大，平台自身质量较重，出现垂直、偏扭等偏差时，不易及时调整，需分层次调整平台的水平度，才能保证支撑杆受力均匀顶升；同时平台宽度较大时，平台自身构件增大，千斤顶和管路数量增多，施工质量和安全生产的控制难度相应增大。
4对操作平台造成的不利影响控制措施
4.1滑模操作平台水平度控制
（1）当操作平台宽度较小时，沿构筑物周长方向连续对称设置型钢，适当增加平台的自身质量。
（2）当操作平台宽度较大时，矩形截面平台在四角对称增加型钢支撑，将外操作平台内外边缘进行拉结，促使滑模过程中外操作平台内外边缘的同步滑升。
（3）合理安排内外操作平台上堆放的物品，在满足施工要求的条件下，尽量均匀堆放各种材料和机具，保证操作平台的水平度。
（4）砼采用泵送或塔吊提料时，应在操作平台上合理布置集中料斗的位置，手推车的行驶路线、砼下料和浇筑要对称，保证操作平台上施工荷载的平衡。
4.2滑模操作平台偏扭控制
操作平台宽度过小、过大，滑模都会出现平台偏扭现象，宽度过小时更易出现偏扭。滑模过程中做好平台水平度观测，分析平台产生偏扭的原因。平台发生偏差后，应调节平台水平度，对平台上的材料、设备、工器具等进行整理，对称进行砼浇筑，保持平台质量的均衡。分层次调平支撑杆限位器高度，增加平台水平度的观测次数，逐步使平台水平度达到要求。
4.3结构的垂直度控制
滑模过程中发生操作平台偏扭时，常伴随着结构垂直偏差的出现。垂直偏差不大时，常采用调整千斤顶行程进行纠偏，使操作平台逐步趋向水平；垂直偏差较大时，一般使用手拉葫芦施加外力对平台进行反向牵引，直到建筑结构垂直度达到正常水平。
5成功案例
圆形截面构筑物（煤仓类）：山西华晋焦煤集团韩咀原煤仓工程（2联体），单仓直径22m；内蒙古马泰壕原煤仓工程，单仓直径22m；内蒙古朱家峁矿原煤仓，单仓直径22m。上述煤仓类工程均采用内平台宽度为1.8m、外平台宽度为2.0m的柔性滑模操作平台。矩形截面构筑物：甘肃金昌某主井井塔工程，框架剪力墙结构，平面轴线尺寸16.0m×21.0m，建筑总高度86.2m，共计10层；甘肃金昌龙首贫矿副井井塔工程，框架剪力墙结构，工程轴线尺寸为17.0m×14.0m，建筑总高度51m，共计6层；山东莱新铁矿副井井塔工程，框架剪力墙结构，平面轴线尺寸为18.0m×16.0m，檐口高度为44.8m，建筑高度5层，局部6层。上述塔类工程均采用内平台宽度为2.0m、外平台宽度为2.2m的柔性滑模操作平台。上述工程柔性滑模平台宽度的选择，既满足了施工空间，也保证了滑模系统的整体稳定性及工程质量和施工安全。
6结语
建筑评论论文范文4
关键词:慢旅游;文化感知;扎根理论;国际慢城
0引言
随着社会的迅速发展，人们的生活节奏越来越快，精神长时间处于紧绷状态，对于健康十分不利。人们对于慢节奏生活的向往越来越强烈，渴望身心愉悦和满足精神需求。因此，人们慢下来关注心灵、环境，对于“慢”有了更深入的了解。慢文化，起源于20世纪80年代意大利兴起的慢食运动和慢城运动，“放慢节奏，享受生活”的理念引发人们对慢文化的思考。国外学者对慢文化的学术研究至此开始，其研究侧重于慢文化对旅游目的地的发展影响，对慢文化本身概念及其发展方向的研究较少。LesM.Lumsdon，运用扎根理论以及访谈法，认为在慢旅游过程中，游客通过放慢脚步与当地人互动、交流，集中于慢文化、旅游体验和环保意识上，加深对旅游目的地的感受。Presenza和Micera，基于慢文化视角下，研究慢城运动中的目的地开发，为旅游目的地的治理做出了贡献。国内对于慢文化的研究晚于国外。国内学者侧重于研究在当今快节奏社会下，对慢文化的内涵解读，慢文化与慢旅游的关系以及对慢文化理念的应用。曹宁、明庆忠运用5M理念，并结合物理学的波、粒二象性原理，研究慢文化氛围，探讨慢旅游与休闲旅游的关系;宗仁曾呼吁，应将“慢文化”系统化，真正让慢文化、慢生活、慢品质成为城市的标识。观察国内外的研究成果，学者对于慢文化有不同的角度研究。本文以高淳国际慢城作为研究对象，在游客对慢文化感知视角基础上，从实地调查的具体数据着手，集中于将慢文化与旅游目的地发展。慢文化与休闲旅游相结合，开发特色文化旅游，多维度探讨游客对旅游目的地的文化感知体验。
1研究区概况、数据来源和研究方法
1.1研究区概况
本文以南京高淳地区作为研究对象。高淳区位于长三角低山丘陵地区，地理位置得天独厚，生态环境优越，历史文化悠久，是一处整合了丘陵生态资源而形成的集观光休闲、娱乐度假、生态农业于一体的综合旅游观光景区，2010年被世界慢城联盟授予中国首个“国际慢城”。
1.2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第一大综合在线门户网站携程网获取了关于高淳地区景区的游后评论，其中包括高淳老街、桠溪国际慢城、固城湖水慢城、漆桥古村落等景区。利用爬虫软件八爪鱼获取相关景区评论文本，严格把控提取的评论质量及时效性，剔除文本中的广告信息、不合逻辑的数据。最终得到有效评论168条，字数达18967字，作为研究的原始资料。
1.3研究方法
1.3.1文本分析
ROSTCM6软件可以进行中英文分词和情感分析等功能性分析和微博分析、网站分析等一系列文本分析。本文借助ROSTCM6软件来实现高频词处理，探索提取网络文本内容里蕴含的文化内涵。
1.3.2扎根理论
扎根理论是一种从下往上建立实质理论的方法，即在系统收集资料的基础上寻找反映社会现象的核心概念，然后通过这些概念之间的联系建构相关的社会理论。通过三段编码将数据资料进行概念化和抽象化，逐步得到概念和范畴，最终得出研究理论。本文将搜集的关于高淳景点的评论资料借助Strauss的建构扎根理论程序进行归纳分析，进而构建游客对于高淳地区文化的感知维度。
2研究资料处理与分析
2.1高频特征词分析
将TXT文本导入ROSTCM6软件后，首先进行分词处理，注意合并相同词汇，过滤无意义的词，然后进行中文词频分析，输出排名前90的词。一般来说，词频越高的词汇是旅游者感知到最多的，认同度最高的。(见表1)可以发现，游客在高淳感知到的文化主要集中于慢城、老街、游子山等景区，主要包括建筑文化、美食文化、生态文化等方面。
2.2维度构建
依据扎根理论方法对收集来的网络文本资料运用Nvivo11.0质性研究软件进行编码分析。将获取的网友评论以TXT格式导入Nvivo，根据三段式编码程序逐段逐句逐词阅读编码整理，通过不断比较，逐层探索归纳得到游客对高淳区文化感知维度(见表2)。首先进行开放式输入，景点评论中涵盖了游客对周围信息的基本感知，因此，运用文本内原有词句进行囊括形成44个初步定义，如“古街”“特色小吃”“木雕”等。再进行关联式输入，对初步定义反复比较，发现词句间的包含关系和相关性等有机关联性并进行归纳整合。可以从表1中看出，找到“轴心”后形成了11项类属范畴。最后核心式输入，在所有的11项范畴中根据出现在资料的频率以及与其他类属发生关联的容易度，通过反复比较将11项类属归纳为6个主范畴。最终将游客对高淳地区文化感知分为:自然景观风格、人文风俗特色、人际交往感知、媒体传播映像、历史文化传承、
2.2.1自然景观风格维度
游客对关于自然景观的评论占比最高。在旅游活动中游客对旅游地最直接的感知往往是视觉，视觉上的效果能带来对旅游地的第一印象。高淳地区的自然资源很丰富，比如游子山、水慢城、龙湖生态园等景点生态环境优美、植被覆盖率高，这些都能给游客带来良好的视觉体验。
2.2.2人际交往感知维度
Boostin认为旅游体验是一种符合流行趋势的消费行为，旅游是为了追寻某种切实的体验。前往高淳旅游的游客大多为了放松心情、逃避现实生活的紧张。本文从评论中提炼出的“慢”“休闲”“热情”等词都反映了游客在游玩时的心理感受总体上是愉快悠闲的。
2.2.3历史文化传承维度
历史文化资源被视为一个地区的“命脉”，蕴含一定的文化价值。游客能从“历史浓厚”“三教文化”“游子文化”等词语中感受到高淳的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频繁出现的词语体现了游客对高淳的历史文化感知。
2.2.4人文风俗特色维度
在浓厚的历史氛围下，民众的生活文化形成了一定的特色。高淳区市级以上的非遗项目有36个，“木雕”“羽毛扇”“当地布鞋”等这些主要展示在高淳老街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成为游客主要体验的高淳传统民俗。
2.2.5建筑风貌格局维度
在历史长河下，高淳形成并拥有了独特的建筑文化，主要体现在以明清建筑为主的高淳老街和漆桥古村落。主要从“古建筑群”“徽派风貌”“明清建筑群”等词语可以展现。
2.2.6媒体传播映像维度
媒体传播已成为景区宣传的主要途径，万亩茶园是《人民的名义》取景地，《黄桥决战》《将军的抉择》等电影也有在高淳取景。但是该维度占整体评论比例很少，说明高淳的影视文化与旅游业的结合不够密切，游客感知程度体现较弱。
3旅游线路设计
建筑评论论文范文5
一、散文与散文文学 散文以其庞大的数量、繁多的品种在万紫千红的文学百花园中呈艳丽于一坛。散文文学既有文学的共性,又有其自身的特点而别于其它文学形式。 一篇优美的散文同一首美妙的诗歌一样令人爱不释手、回味无穷。 散文与散文文学是同一事物的两个不同概念。 散文是相对韵文而言的。广义上的散文是指书面语或口头语的非格律形式,是韵文的对立面。英文的散文一词prose最初源于拉丁语prosa(oratio),它的原义是“直截了当的谈话”。十一世纪诺曼人征服盎格鲁•撒克逊人后,随着法语词汇大量涌入英国词汇之时,prose一词才由古法语变成了中世纪英语词。由此,人类最初是从语言的形式上获得散文的概念。它是一种实用性很强的语体与文体,与人类生活息息相关。 然而,散文并不都是文学作品,只有当散文脱离了纯实用性目的,成为部分人或作家个人为解释某事,或对某一主题表达自己的想法和思想感情而用散文形式创作的作品才成为散文文学。正如原始人类在高兴时所表现出来本能的手足动作尚不是舞蹈艺术一样。小说和故事也是以散文的形式写成,但散文作家的写作主要在于针对事实的逻辑性陈述与解说,以及他们的观点与态度,他们的兴趣不在于讲故事本身。 散文文学同样贴近人类生活的各方面。就其涉及的内容,文学性的散文有个人事务、情思、哲理、历史、科技、传记、游记等方面。就其文体形式,有小品、随笔、素描、特写、书信、扎记、演说辞,也有语言优美、文句典雅的散文诗。散文文学既可作茶余饭后、或劳顿疲乏的消遣休闲手段,亦可作为陶冶情操的借助,是言辞文章的范本,也是治学求知的师友。散文拥有比戏剧、诗歌、小说更多的读者。无论文人墨客,学者仕人,还是市井平民,没有人从来没有涉猎过散文作品。正是散文文学的这个特点,使它在世界各国文学中能成为繁荣的一簇奇葩。 二、早期英语散文的特点 中国最早的散文作品在公元前8世纪至公元前3世纪的春秋战国时期就已经出现了,而公元7世纪至11世纪初的盎格鲁•撒克逊时期的英语散文还处在早期阶段。文学的起源与发展和民族历史进程相联系。公元5世纪时,欧洲大陆日尔曼民族中的盎格鲁•撒克逊、朱特部落相继迁入大不列颠岛,在那里建立起各自的小王国。公元7世纪时,英伦岛上的诸小王国才慢慢统一起来,形成盎格鲁•撒克逊王国。英语散文也就从这时开始了。 与许多国家不同的是,早期的英语散文并不是直接用英语写成,而是用拉丁语写成。其内容主要为历史事件和宗教活动的记载。公元7世纪时,英国成为了基督教的国家,能够读书写字的文人都是教会人士。他们的宗教活动使用的是拉丁语。因此,用拉丁语写文章便成为时尚,是少数人的特权。7世纪末8世纪初的彼德(Bede)就是这类写拉丁文散文的杰出代表。他一生服务于教会,著作颇丰,论涉广泛,然而全都以拉丁语写成。他的代表著作《英格兰民族的宗教史》(TheEcclesiasticHistoryoftheEnglishNation)记载了罗马人入侵英格兰到公元8世纪前三十年英国历史的全过程。 人们能够用古英语读到他的这部历史著作是在9世纪末了。尽管彼德是用宗教的观点来解释历史现象,但这本书仍是研究英国早期历史的重要依据。正因为这样,彼德被誉为“英国历史之父”,而不是“英国散文之父”。盎格鲁•撒克逊时期用古英语写的散文是于9世纪末由威塞克斯国王阿尔弗雷德(Alfred)发起翻译与编写的《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Anglo-SaxonChronicle)。这部编年史的主要部分是重要历史事件的逐年记录,它的作者主要是教会人士。 因此,它的内容也带有浓厚的宗教色彩。编年史是古英语散文的杰出代表。在10世纪末与11世纪初,一名叫阿尔弗里克(Aelfric)的僧侣精通拉丁文。他也写了大量散文作品。但他用古英语写的散文几乎都是宗教布道集或圣经解说文。这类作品尚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散文文学创作。 早期英语散文的这些特点一直延续到诺曼征服后的英国。1066年,讲法语的诺曼人入侵英格兰,在英国建立了盎格鲁•诺曼王朝。英国正式步入了封建社会。古老的盎格鲁•撒克逊语逐步演变成夹杂着大量法语词汇的中世纪英语。语言的演变也引起了英国文学在内容和形式上的变更。昔日流行的英雄史诗让位于讲述亚瑟王和他的园桌骑士的传奇故事以及广泛流传民间的民歌民谣,特别是关于罗宾汉和他的绿林好汉的民歌。传奇与民歌多用韵文形式,且不是个人创作的作品。这时的散文也加入了这个文学大转变的潮流。而用散文形式写的亚瑟王与园桌骑士传奇故事的却是作家个人。十五世纪的托马斯•马洛依(SirThomasMalory)是讲述骑士故事的代表人物。然而,写文章要用外语的古风在马洛依身上依然保存着。他著名的《亚瑟王散文集》(Marted’Arthur)虽然不是用拉丁文写成,而是先用法语写成,然后马洛依自己把它译成英语散文。英国早期散文以拉丁语或法语写成的习惯一直延续到16世纪上半叶。汤马斯•莫尔(ThomasMore)的著名作品《乌托邦》(Utopia)也是用拉丁语写成,然后译成英语。这种习惯直到英国文艺复兴后才最终结束。 三、英国的文艺复兴运动与英国 “散文之父”的产生英国的文艺复兴运动在时间上比欧洲大陆慢了一拍,在欧洲大陆主要国家里文艺复兴在16世纪已经转入尾声。而在英国,此时文艺复兴正是高涨时期。英国的文艺复兴运动始于一批“牛津改革者”宣扬人文主义思想。其中,最杰出的“牛津思想家”代表人物是汤马斯•莫尔,他的人文主义思想最集中地通过他的散文著作《乌托邦》(Utopia)表现出来。《乌托邦》用拉丁文写成,在出版了31年后才译成英文。《乌托邦》不再是讲述传奇故事的文体,而是采取三者谈话的方式来表达作者的思想。这种文体表达的内容更接近现实社会生活。在这种散文文体的基础上发展出短篇小说型的散文体。#p#分页标题#e# 16世纪后期,一种新型文体盛行于英国,即“小说散文”(Prosefiction)。“小说散文”虽然包含有一个简单的故事,通常是个爱情故事,但结构并不复杂。作者并不以创造故事情节为主要目的。 “小说散文”并不是小说,而是一种突出某种语言风格的散文体裁。这种语言充溢着结构长而复杂的句子,讲究音调的平衡,句子的对仗、排比、使用人工雕凿的,牵强附会的修饰或比喻。这种散文文体又称为“华丽散文”,英文为“Euphuisticprose”,与中国六朝时期盛行的“骈文”相似。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一世时代,这种文体极其盛行于宫廷与上流社会的书面与口头语言交际中,特别是名媛贵妇们不仅要会说法语,而且要学会用Eu-phuism体。 英国第一个“小说散文”的作家是约翰•李利(JohnLyly)。这种文体名称“Euphuism”就是由李利的作品中的主人公的名字演变而来。词藻华丽的骈文似的散文体在伊丽莎白一世和李利死后就没落了。但是这种文体使英国散文更贴近现实生活。 在英国文学发展道路上,这种文体为散文的繁荣,为十八世纪初英国现实主义小说的产生创造了条件。英国的文艺复兴是“英国散文之父”得以在十六世纪末产生的催生婆。一个从来都没有想到要做文人作家,只想在政界官场奋斗的人,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Bacon),最终成为了英国“散文之父”有其偶然因素,但也是英国文学历史发展的必然。培根在遭受了政治上的大挫折后,只好拾起他的科学研究兴趣,从事科学实验与哲学研究,并在这方面有所建树。培根在记录和发表他的科研成果报告时,也是用拉丁语写作。而在他科研闲遐之时,对某一社会问题发表他的意见或感想时,他才用英语写出来。1597年,搜集有10篇文章,在《散文集》的书名下,培根的散文集第一版问世。 这就是英国第一部以英文写成的散文文学作品集。 此后,文集不断扩大再版,到1625年,《散文集》已包含有58篇文章了。 培根的《散文集》涵盖了人类生活各个方面的主题。培根以睿智的眼光洞察社会,解析生活。培根的一些见解在四百多年后的今天看来,也不失它的正确性。《散文集》中的一些名言,被人们反复引用,已经变成世人皆知的格言了,如“知识就是力量”。《散文集》的语言高度精炼,简洁。尽管有人说培根的散文集是他严谨的科学与哲学思想的副产品,但它的价值永存。正如一位评论家所说:“即使在他的写作尘土中也能找到金子。”《散文集》是英国散文文学发展史中的一个里程碑,从此后,英语散文文学进入了繁荣与具有自我特点的发展之路。培根的散文无论在思想内容还是在语言风格上,都给后世英国散文文学带来了巨大的影响。 英国文艺复兴的末期,十七世纪初的另一个影响到英国散文进程的大事便是《圣经》全文的英译本完成与出版。中世纪的英国在进行宗教活动时,《圣经》是直接用拉丁语诵读的。十六世纪时,《圣经》仅只有片断,章节英文翻译本。1604年,继承英国王位的斯图亚特王朝的第一个国王詹姆士一世组织了47个学者进行《圣经》全文的翻译工作。 经过七年的集体努力,英文版的《圣经》全文终于在1611年问世。这就是一直使用到今的被称为“国王钦定圣经”版本。(KingJamesBibleoftheAuthorizedVersion)《圣经》英译本除了诗篇部分外,都是以散文体译成,它的英语纯粹,表达力强,文辞生动优美,并且摆脱了“华丽散文”Eu-phuism体的文风。 十七世纪初英国散文发展进程中的另一个亮点就是罗伯特•伯顿(RobertBurton)和他的作品。 他于1621年发表的散文著作《忧郁症之分析》(TheAnatomyofMelancholy)表面上是一本医学书或医科教材。实际上,作品涉及了人类社会的许多问题,把社会与政治弊端与人的身体与精神的疾病相比拟。作品具有深刻的思想性,文风活泼,文句幽默而机敏,是一部典范的散文作品。 四、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与资产阶级专政时期的散文 文艺复兴在思想上为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准备了条件。英国新兴的资产阶级在伊丽莎白一世女王时期获得了大发展。斯图亚特王朝对英国议会的横蛮态度终于导致了英国的资产阶级革命。英国清教徒是这次革命的中坚力量,反映英国清教徒思想的清教文学随之兴起。散文在革命思想的传播和舆论宣传中起了重要作用。十七世纪英国最重要的清教徒诗人,《失乐园》(ParadiseLost)作者约翰•密尔顿(JohnMilton)的早期写作主要是散文作品,在资产阶段革命前和革命期间,他的散文小册子涉及到宗教改革、婚姻、政治、王权等各种问题,成为资产阶段革命的鼓动者与宣传者,革命的代言人。 王政复辟时期散文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体现在文学评论上。这个时期之前,英国尚没有一部比较系统全面而又客观的文学评论作品。被人们称之为“趋炎附势的两面派”作家约翰•德来顿(JohnDryden)虽然在他的政治观点与政治态度上不足以取,但他的一部关于文学评论的散文著作《戏剧诗歌论》(AnEssayofDramaticPoesy)却是英国文学评论发展史上的里程碑。在该著作中,德莱顿以对话的形式,对英国和法国的戏剧家作出了他的评价,特别是对莎士比亚作了比较系统全面的评价。他以两分法的观点,指出了莎士比亚的问题,甚至是苛刻的批评,但同时肯定了莎士比亚伟大的成就。作者用了一句拉丁语作为对莎士比亚的总结:QuantumLentasolentintoviburnacyprsssi.译成英文:Ascypressesgrowtoweringamongtrailinghedgerowshoots.其意为莎士比亚就像生长在低矮篱笆丛中的参天柏树一样高大、挺拔,颇有“鹤立鸡群”之势。德来顿对莎士比亚的这一评价奠定了后世人评论的基调。他的文学评论散文思想敏锐,语言简洁,风格质朴,与伊丽莎白一世时代的华丽文体天壤之别,与同世纪的密尔顿的复杂长句亦不同。正是这样,有人称德来顿为“英国的文学评论散文之父”。#p#分页标题#e# 英国资产阶级革命虽然经历了反复,以向封建王权妥协而告终,但是夺取政权的目的的确达到了。英国资产阶级在取得政权后,它的主要任务除了发展资本主义经济,进行工业革命外,就是要在思想上用新的资产阶级世界观和价值观教育人民群众,以取代长期以来统治人民的封建思想。这就是十八世纪英国的“启蒙时代”。英国启蒙文学的内容与形式都极其丰富多彩,这时的散文文学的发展为整个英国文学的繁荣增添了新的异彩。特别是散文的写作风格更是异军突起。 十八世纪的前三十年,在新古典主义盛行的英国文坛上,产生了一个新的散文文学部门,就是期刊散文。1704年,有“英国小说之父”之誉,《鲁宾逊飘流记》(RobinsonCrusoe)的作者丹尼尔•笛福(DanielDefoe)开始编辑出版了英国的第一个期刊《评论三周刊》(Review),发表讨论政治、道德与文学等方面的散文作品。虽然笛福开英国期刊散文先河,但是这个时期在期刊散文文学上更具影响力的却是理查德•斯梯尔(RichardSteele)和约瑟夫•艾迪生(JosephAddison)以及他们共同编辑撰稿的期刊《闲谈者》(TheTattler)和《旁观者》(TheSpectator)。这两个期刊上的文章主要是他们二人的散文作品。他们以清新流畅,简洁生动而带有淡淡讽刺味道的语言论涉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旁观者》中的文章影响深远。美国的本杰明•富兰克林(B•Franklin)曾在他自己的《自传》中回忆他小的时候,是如何模仿《旁观者》中的文章练习写作。 十八世纪下半叶,英国散文文学的不同风格更是各具异彩。乔纳森•斯威夫特(JonathanSwift)以他辛辣的讽刺文风在英国文学史上留下讽刺作家的声誉。他的散文作品《我的一点小小的建议》(AModestProposal)成为了英国讽刺散文的典范。 斯威夫特满怀深切的同情与忧虑描写了爱尔兰穷苦人民的悲惨生活,但是文章却以满篇反语讽刺的语言写成。贬语咒骂变成了深沉的爱,奉承与褒奖成了切齿之恨。作者的文句构思与语言表达充分体现了这位讽刺大家的非凡写作技巧。与斯威夫特散文风格迥然不同,撒缪尔•约翰逊(SamuelJohnson)的散文则充溢着浓郁的古典主义气息。约翰逊博士以编纂了英国的第一部《英语大辞典》的巨大成就而记入史册。而他的文学成就,尤以他的散文而驰名文坛。约翰逊散文典雅庄重,文思睿智,才气横溢,文句优雅。他绝少用俗语和口语化的句子,他善用排比对偶,明喻暗比。他把排比句发展成三联排比,把散文写作技巧推向一个新高度。他的《辞典》最终完成引起了与切斯特菲尔德爵士的风波,这导致了他的一封《致切斯特菲尔德爵士的信》(LettertoLordChesterfield)的出笼。这封信是英国古典主义散文书信的典范,历来为文学爱好者所欣赏。而他为自己的《辞典》所写的一篇《序言》,则远远超越了一般序言的俗套。它的前半部分是有关语言问题的论文,后半部分则是抒发感情的优美散文诗,把他编写英语大辞典时既自信而又胆怯的自我矛盾心情表露得淋漓尽致,他的三联排比句在《序言》里不只一次地用到。 由于有了约翰逊这一位其貌不扬,却又才智过人的奇才,“约翰逊俱乐部”的头人,英国才有了一位著名的传记作家,詹姆士•波士威尔(JamesBoswell)。波士威尔成天与约翰逊形影不离,车前马后,把约翰逊的言行统统记录下来,终于成就了他的《约翰逊传》(LifeofSamuelJohnson)这部巨著。这是英国传记文学最早的一部经典传记,也是一部优美的散文作品。 在十八世纪的启蒙时代,英国也产生了著名的历史散文作家爱德华•吉本(DewardGibbon)。吉本的历史散文巨著《罗马帝国的衰落与灭亡》(TheDeclineandFallofTheRomanEmpire)是他十二年来辛勤收集资料,访问调查的结晶,不仅史料翔实,而且语言精彩,文笔优雅,是英国启蒙时代的历史散文里程碑。十八世纪英国散文风格的大发展还表现在演说散文上。埃德蒙•伯克(EdmundBurke)写了一系列语言雄辩有力的演说散文与书信体散文。他以书信体形式写的散文《法国大革命之反思》(ReflectionontheFrenchRevolution)语言苍劲优美,但其思想内容却是对法国大革命的不解与反对。 十九世纪的英国在经历了工业革命后,资本主义经济高度发展。英国在该世纪完成了“日不落的大英帝国”的过渡,而资产阶级的本质也暴露无遗,资本主义社会固有的矛盾日趋尖锐。这一时期英国的批判现实主义小说经历了它的辉煌时期,反映了英国社会各阶层的现实生活。十九世纪的英国散文文学也在这样的背景中丰富了它的题材种类。 像批判现实主义小说一样,散文的题材触及到社会生活的深层与多面,直接地批判种种社会问题。十九世纪的前二十年代,当英国还是浪漫主义思潮统治着文坛时,一批具有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激进散文家就写出了许多议论时政的散文作品,这些散文思想激进,内容新潮,文笔犀利,反映出被压迫人民要求民主和权利的心声,提倡改革与革命。其中的代表人物有高德文(WilliamGodwin),潘恩(ThomasPaine)和科伯特(WilliamCobbet)。农民出身的散文家科伯特创办的《政治纪事》周刊前后持续达三十多年,猛烈抨击了英国政府的对内对外政策,揭露了选举中的丑行,强烈要求政治改革,而对英国的农民,他寄予了深切的同情。他的杰出的散文作品《乡村骑行记》(RuralRides)既写了英国农村的自然景色,也写了社会现实生活。 文章以夹叙夹议的方式,把自然美景与人民的痛苦揉合在一起,以冷峻的幽默和辛辣的讽刺抒发作者的情怀。 十九世纪初期英国浪漫主义文学的巨大成就虽然在诗歌领域,但这个时期也是英国浪漫主义散文的黄金时代,浪漫主义散文的重要代表作家还有兰姆(CharlesLamb)、赫兹里特(WilliamHazlit)、亨特(LeighHunt)和德昆西(ThomasDeQincey)。 兰姆从一个业余诗人成为英国杰出的散文家,其作品平易近人,受人喜爱。他的早期作品就是在中国广为人知的《莎士比亚戏剧故事集》(TalesfromShakespeare)。用散文形式讲述莎士比亚戏剧中的故事,他的前人亦有尝试,但没有人像兰姆那样能用最简洁生动的语言复述莎剧中的故事,让那些不懂戏剧原文的人,甚至儿童都能理解莎士比亚戏剧中的故事。兰姆散文的成就主要反映在他的散文集《埃利亚散文集》(EssaysofElia)和《最后的埃利亚散文集》(LastEssaysofElia)中。他的散文风格柔和、优雅而具感染力,文句中幽默神情与哀怜情感凝重又不落俗套。#p#分页标题#e# 赫兹里特以他的小品散文而著名,而内容却涉及到政治、经济、哲学与文学评论多方面,亨特的散文也以文学批评著称。德昆西是十九世纪前期最后一位重要的浪漫主义散文家代表。他的散文作品《一个英国抽鸦片的人的自白》(TheConfessionofanEnglishOpium-Eater)描述了他自己抽食鸦片的经历,进而联想翩跹。散文词藻华丽、风格轻漫,有“散文诗”之称。德昆西关于英国“湖畔诗人”的评论散文亦引人入胜。 十九世纪三十年代末,在英国出现的“宪章运动”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工人运动。这次革命运动,在英国文学战线上的反映就是“宪章文学”。革命性的政治散文小册子在宪章文学史上占了很重要的地位。具有号召性的散文册子、书信、演说词与战斗的诗篇一起为工人运动宣扬了舆论,号召了群众,组织了力量,鼓舞了斗志。它们在英国文学史上也占有光辉的一页。 十九世纪的英国散文在品种上呈现出百花齐放的局面。散文作家数目之众,也是史无前例的。十九世纪中期的一连串作家的名字,就代表了善长于不同题材的散文家。一个由苏格兰农民的儿子成长为维多利亚时代著名散文家的卡莱尔(ThomasCarlyle)擅长于文学评论和演说散文写作。他对彭斯(RobertBurns)的评论散文创立了一种新的文学评论方式。 他的散文反映出他对资本主义社会丑恶的认识,对劳苦大众的同情。但是,他又害怕群众的觉悟,害怕群众革命,只是寄希望于社会的“英雄”。他的这一思想在他演说散文集《英雄与英雄崇拜》(OnHeroesandHero-Worship,andtheHeroicinHistory)中暴露无遗。麦科尼(ThomasBabingtonMacaulay)则以他生动的语言写历史散文。他的历史著作《英格兰史》(HistoryofEng-land)似是断代史,却又不是断代史。他以小说的描绘加抒情的方法,把枯燥的历史事件写成生动的描述文,读起来令人兴趣横生。腊斯金(JohnRuskin)是维多利亚时代的艺术评论散文家。他在讨论社会问题的同时,把更多的笔墨蘸注在绘画、建筑的艺术评论上,他的关于中世纪建筑艺术的评论《建筑艺术的七盏明灯》(TheSevenLampsofArchitecture)影响到欧美的建筑潮流。散文家纽曼(JohnHenryNewman)的关注则投向大学教育方面。马休•阿罗德(MatthewArnold)是诗人,也是著名的文学与社会评论家。 十九世纪中期,随着科学技术的长足进步,英国散文文坛上又增添了一项新的题材,那就是科普散文的出现。1859年,达尔文(CharlesDarwin)发表了他的著名论文《物种起源》(OntheOriginofSpeciesbyMeansofNaturalSelection)。但是由于保守思想和教会势力的阻挠,达尔文主义尚没有普遍为人们所接受,更不为普通劳动人民所知晓。生物学家赫胥黎(ThomasHenryHuxley)站出来,以演讲,写文章的方式向普通劳动者宣扬达尔文的进化论。他的演说词散文《一片白垩》(APieceofChalk)把进化论以极其通俗易懂的语言,以人们熟识的事实,解说了进化论的精髓。尽管人们普遍将赫胥黎列入科学家名单,但他的作品开创了科普散文之先河,奠定了科普散文的风格。十九世纪的最后二十五年里,一些现代主义的思潮,包括自然主义(Naturalism)和唯美主义(Aestheticism),在英国文坛上泛起。人们熟知的戏剧家和小说家魏尔德(OscarWilde)被称为唯美主义的代表作家。 他的小说《格雷的画像》(ThePictureofDorianGray)是唯美主义的代表作品。然而,英国唯美主义的兴起却是散文起了先锋作用。首先在英国倡导“为艺术而艺术”(ArtforArt’sSake)理论的是散文家、文艺评论家沃尔特•佩特(WalterPater)。 他在他的散文集《文艺复兴之研究》(StudiesintheHistoryoftheRenaissance)中首先提出了“为艺术而艺术”的口号,而“为艺术而艺术”正是唯美主义的宗旨。因此,魏尔德是用他的艺术形象,生动而具体地实践了唯美主义的理论,图解了“为艺术而艺术”的口号。十九世纪末,自然主义小说的代表乔治•吉辛(GeorgeGissing)也是散文家。 他的作品《狄更斯之批判研究》(CharlesDickens:ACriticalStudy)以比较现实与客观的态度评价了狄更斯在文学和语言方面的成就。这个时期,另一位广为读者所知的小说家,《金银岛》(TreasureIs-land)的作者斯蒂文森(RobertLouisStevenson),如同他的浪漫主义小说一样,写了许多散文游记、随笔和小品,为本来已经题材品种相当丰富多彩的十九世纪英国散文又增添了一个新的内容,即游记散文。 五、二十世纪的英国散文文学概况 当历史的车轮进入二十世纪后,由于英国的社会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英国文学领域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二十世纪的英国已完成了向帝国主义的过渡,自由资本主义发展到垄断资本主义。这意味着国内资产阶级对劳动人民的剥削与压迫更加残酷。国内劳资矛盾更进一步激化,工人阶级在觉醒。资本主义周期性的经济危机频频发生。国际上帝国主义国家之间为争夺原料和市场,争夺殖民地的斗争加剧,最终导致了这个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英国在两次世界大战后,一步步衰落下去,昔日的大英帝国最终沦落为美国的帮凶与仆从。英国社会的历史变迁在文学领域有深刻的写照,英国散文文学的变化与发展同样映照了时代的变迁。英国批判现实主义小说已经度过了它的辉煌高峰时代。 尽管现实主义的传统仍然被一些作家继承着,但小说和诗歌领域受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哲学流派的影响,现代主义的作品各显其能。未来主义(Futur-ism)、印象主义(Impressionism)、表现主义(Ex-pressionism)、存在主义(Existentialism)和意识流(StreamofConsciousness)等各种文学思潮像走马灯一样出现在英国文坛。英国散文文学也以它自己的特点在这个大变化的文坛上展现一角。二十世纪初期,英国散文文学最显著的一个变化就是散文写作转向非严肃性的主题。由于文学创作越来越商业化,散文写作不再用来讨论严肃的社会问题,而用以服务悠闲阶层的娱乐,或供茶余饭后的消遣。过去英国散文传统的严肃主题被轻松的议论所取代。 #p#分页标题#e# 由于轻松散文的繁荣,幽默、机敏俏皮加上淡淡的讽刺语言便成为了这类散文的基调。小品、随笔、速写一类的散文充溢于报刊杂志和集子。传统的英国散文中,典雅优美的语言风格被大量的习惯口语化的词语所代替。这类散文的代表有麦克斯•比尔波姆(MaxBeerbolm)的《再一次》(YetAgain)、《甚至此刻》(AndEvenNow)、《事情:新与旧》(ThingsNewandOld);切斯特顿(G.K.Chesterton)的《巨大的琐事》(TremendousTri-fles)、《差异的运用》(TheUsesofDiversity)、《一般说来》(GenerallySpeaking);贝洛克(HilaireBelloc)的《论没什么事》(OnNothing)、《论每件事》(OnEverything)、《论任何事》(OnAny-thing)、《论某事》(OnSomething)。然而,二十世纪的英国散文还是在它自己的领域内发展着。尽管现代主义的文学思潮支配着这个世纪的英国文学创作,但散文仍然显示出一些新的特点。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散文文学有以下特点。这个时期,传记散文有了迅速的发展。传记的写法突破了旧传统,从注意积累详细而充分的史料事实,按岁月的进程写出一个人的一生发展到有选择地安排人物一生中的重大事件加以描述,以突出人物的性格特点。代表作家如斯特雷奇(GilesLyttonStrachey)作品《维多利亚女王传》(QueenVictoria)就是一部不落俗套的传记,令人耳目一新。二十世纪中期,“小说散文”(Prosefiction)再度在英国兴起。 “小说散文”的文体人们并不陌生,英国在十六世纪就盛行过。约翰•李利在他的“小说散文”中创造了骈文式的Euphuism体。他死后,这种文体在英国衰落下去。我们在浪漫主义散文家兰姆的作品中可以寻觅到一点“小说散文”的痕迹,但也只是在作品的内容构思方面。二十世纪的散文作家乔治•奥威尔(GeorgeOrwell)重又拾起“小说散文”的创作形式,并把它发展到一个新阶段。奥威尔的“小说散文”也包含着一个由简单的小故事所构成的情节。但他的语言却简朴无华,没有牵强的比喻,不刻意运用排比对偶的语言效果。没有华丽的词藻,文句却有深刻的感染力。他的代表作《大象射杀记》(ShootinganElephant)是描述性散文,描写发生了什么和可能会发生什么。文章记述了作者在缅甸当警察时的经历,故事本身并不复杂。作者以小说心理描段生动而细腻地描写了自己内心的矛盾感情,表露了作者对缅甸人民既同情,又怨恨的矛盾心理。在这篇散文中,作者夹叙夹议,把内心的矛盾,迟疑犹豫的心情袒露在简单事件的处置上。文章对射杀大象过程的细节描写使散文具有小说的特点。 然而,奥威尔的政治态度是不值得推崇的。二十世纪的一些作家在战前与战后经历了一次思想上的大转变。有的转向了左派,而奥威尔却在二战后完成了从左派到右派的大转变。二战后他的小说以反苏(联)反共为主题。对世界上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进行恶意攻击,为帝国主义的“冷战”帮了忙。英国散文文学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一个突出进步是马克思主义的文学评论出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世界上有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十月革命的炮响,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西方的传播。在英国文学领域里,一些进步作家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待和评论文学现象,成为了马克思主义文学评论家。拉尔夫•福克斯(RalphFox)和克里斯多菲•柯德威尔(ChristopherCaudwell)就是其中杰出的代表。福克斯的文学评论著作《小说与人民》(TheNovelandthePeople)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对欧洲与英国文学作了批判性评述,遣责了资产阶级颓废主义文学对人民群众的毒害。 作者坚定地指出,唯有用马克思主义的文学创作才有文学的繁荣,因为马克思主义文学是以人民群众的利益为出发点。在《小说与人民》一文中,作者更进一步提出了作家应该深入到现实生活中去,投身到革命斗争中去,“为人的灵魂而战斗”。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福克斯能有这样的思想确是难能可贵的。 科德威尔是英国另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文学评论家。他的文学评论著作集中在相继出版的文学评论集《幻想与现实》(IllusionandReality:AStudyoftheSourcesofPoetry)和《临终文化之研究》(StudiesinaDyingCulture)。在《幻想与现实》中,科德威尔的评论重点置于诗歌方面,但所用的观点同样是马克思主义的原则。他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评论了英国诗歌的发展和诗人的作用,认为诗歌也要渗入到社会的变革中去。在《临终文化之研究》中,他以革命的观点评论了戏剧家肖伯纳(GeorgeBernardShaw)和小说家劳伦斯(D.H.Lawrence)及其作品。 二十世纪英国的马克思主义评论代表了一种进步的思潮。它是在英国形形色色的现代主义文学思潮中异军突起的一支队伍。这支队伍中的一些人自己就是共产主义者,参加了英国共产党。他们不仅是理论上的马克思主义者,而且他们自己亲自投身革命活动。福克斯和科德威尔二人都参加了西班牙内战时的国际旅与西班牙人民并肩作战,反对弗朗哥法西斯主义,并为此献出了他们的生命。遗憾的是,英国资产阶级文学家编写的英国文学史册上没有给这批马克思主义的文学评论家留下应有的一页,正如宪章运动中的宪章文学和作家们不被重视一样,而这些马克思主义的文学家真正反映了英国劳动人民的心声,他们是英国先进思想家在文学上的代表。 六、小结 作为文学一部分的散文文学既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整个文学发展道路相一致,也有其自己的发展特点。文学发展的道路是与该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息息相关,同时又给这个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以巨大的影响和反作用。纵观英国散文文学的发展道路,我们似乎觉得英国的“散文之父”有点姗姗来迟,这正是英国散文文学发展的特点。尽管散文与盎格鲁•撒克逊民族的兴起俱来,但长期使用拉丁语和拉丁语散文创作习惯推迟了真正英语散文文学的发展。但是一旦英语散文文学兴起后,它的发展就异常迅速,并给了英国社会的发展巨大的推动力,与社会生活紧密相联。英国散文文学在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有了辉煌的成就,它与英国文艺复兴时期的戏剧,浪漫主义时期的诗歌和批判现实主义的小说一样载入了英国文学史册。战后的英国散文文学在进步与反动,理性与沉沦相互冲突的复杂环境中艰难地发展着,历史将会选择出人民所需要的文学体裁与题材。#p#分页标题#e#
建筑评论论文范文6
1千山传统建筑文化与建筑课程结合
辽宁科技大学位于辽宁鞍山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紧临千山风景名胜区。千山是集自然、人文、古迹、佛道两教于一体的综合性景区，其历史价值极为丰富，是中国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2］。她以其俊秀的身姿和脱俗的气质为鞍山这座历久弥新的老工业基地营造了一个天然的洞天福地。千山不仅有秀丽的自然风光，更有与之完美统一的人文景观；她的宗教文化、建筑石刻、楹联诗词、神话传说等也绽放着夺目的人文盛景。针对当地所具有的得天独厚的自然及人文景观，辽宁科技大学在“建筑美术写生”课程中一直保留着到千山写生这一特色课程。在两周的美术写生实习周中，学生与老师寄住寺庙中，吃斋饭，睡通铺，颇有苦行僧的感觉。这对于从小娇生惯养的学生们是从没有过的生活体验。千山除了具有优美的四季自然景色外，其人文景观，如建筑寺庙、山门、佛教雕塑及纹饰，甚至是楹联、诗词及神话传说都深深吸引着学子们无限向往，并成为写生的元素。到千山进行美术写生实了能给予学生真实的写生素材外，还潜移默化地吸引着他们对千山宗教文化的探索。这对于学生学习后续的专业课程，如中国建筑史和乡土建筑赏析及生态与可持续建筑等课程，都有很好的抛砖引玉的作用。例如，千山的佛寺建筑的山门与建筑专业课程的有机结合。佛寺建筑不同于其他建筑，一楼一阁一砖一瓦都有着自身的价值和内容，就像一种教学道具，启发学生思索。无论进入到哪一座寺院，最先遇到三门。因寺院大都在深山所以三门又俗称山门。三门常常建成殿堂式，因此，又叫三门殿［3］。对于这些在中国建筑史课程中较为晦涩难懂的知识，学生在实地参观后马上豁然开朗。理论联系实际对学生知识的掌握起到了融会贯通作用。从2009年到2011年，建筑系老师将相关课程与学院申报获批的辽宁省社科基金项目———“千山文化的当代价值与未来发展方向研究”课题相结合，使学生们通过千山实地考察和调研将千山文化与建筑设计课程联系起来，达到产学研一体化的效果。产学研结合对于保护及探索千山文化、弘扬传统优秀文化精神、提高本地区文化积淀提供了机遇及成果，是很好的教学实践。在建筑学专业的相关课程讨论中，师生通过围绕千山佛寺建筑及其宗教内涵进行探讨与研究，最终以学术报告的形式对研究成果进行交流，取得了良好的教学效果。
2校园传统文化特色与建筑课程结合
大学历史和文化需要依靠校园作为载体，体现着特定背景下校园所特有的场所精神和历史文化底蕴。当今，高等教育发展迅速，大学传统校园的更新改造势在必行，直接影响到高素质人才的培养与产出，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意义。在全国各大学的更新改造建设如火如荼之时，如何使更新改造既能传承和保留传统校园的历史文化印记，又能满足新时代的需求和塑造出充满活力与特色的校园环境；同时使学生能时刻感受到校园文化氛围和创新活力。这既是当前大学改造要亟需解决的问题，也一直是将校园传统文化和特色与建筑课程结合的难点。辽宁科技大学始建于1948年，其前身鞍山钢铁学院是中国较早组建的冶金高校之一。经过60多年的风雨历程，学校已由原来单一的工科院校发展成为多科性综合性大学，并形成了独有的办学特色和校园传统文化。由于办学规模的扩大，原有的校园更新改造势在必行，2000年，学校对校园进行了置换建设。新校区以高新区分校为主体合并周边三所中专重新规划扩建而成［4］。由于是在原基址上改造、扩建部分建筑和新建大部分建筑，必然涉及新旧建筑的协调关系问题。辽宁科技大学新校区对新旧建筑的协调处理得较为恰当，新老建筑结合完美，和谐共生，使新校园既具有完整统一的效果，又充满时代气息；既具有冶金文化特色，又不失清新优美的环境；是大学校园更新改造建设中新旧建筑协调的典范。如何将特有的校园文化和特色融入到课程中使学生们深刻理解和掌握成为教学研究的一个重点课题。在不同课程中，建筑系尝试用不同方法引导学生将二者结合得更加完美，以期使他们能从不同角度理解校园传统文化特色的魅力所在。例如，在“建筑造型”课程中，老师给学生布置了作业：在科大校园中寻找新旧建筑协调的具体运用手法及其达到的实际效果，并要求将其整理成论文提交。学生针对本校历史文脉及环境特色进行深入的探索和研究，对调研能力以及总结归纳和撰写论文能力起到很大的提升作用。“建筑设计原理”课程为使学生掌握建筑色彩运用的多样统一原则，要求学生以校园新旧建筑的色彩协调为题目，对科大的各个主要教学楼及图书馆等进行实地考察，写出校园新旧建筑的色彩是否协调的调研报告。教师对提交的调研报告进行讲评，同时鼓励学生针对自己和别人的调研报告进行总结和评论。通过讲评学生们知道：现有的校园整体建筑色彩之所以以浅灰色调为主，间或有黑白灰黄等调和色组合，是为了体现出工科院校沉稳严谨的性格特征，同时这种主色调也是从科大校园历史文脉和文化底蕴出发来确定的。正如有些历史文化名城，新建建筑色彩要严格受控于传统建筑色彩，才不会破坏历史整体的色彩协调。通过对身边的建筑进行实地考察并总结研究得出结论的做法，使学生更加深刻地理解和掌握书本上枯燥的专业理论知识，能将其融会贯通地应用到实际的设计工程中。
3钢铁冶金工业文化与建筑课程结合
辽宁科技大学位于钢铁工业名城，祖国钢都———鞍山市。基于工业城市的鲜明特色，学院在高年级开设的“建筑设计”课程中安排了工业厂房建筑设计题目。目的是为大部分学生毕业后到工业设计院承接厂房项目设计打好基础。课程开设有助于学生尽快适应工业设计院的工作，及早独立承担工作任务。课程设计前期调研过程中，安排学生实地参观和考察鞍钢大型厂房的调研活动。通过实地调研考察活动，使学生们对于书本上较难理解的知识点，如钢结构建筑节点设计有了较清晰的感性认识，加深了理解，对于课程设计会有很大的帮助。在“景观设计原理”课程中，为了使学生从校园景观中找到最好的切入点，更好地完成景观设计题目，在校区扩建时特意在科大新校园规划建设中开辟了“工业文明园”景区，鞍钢退役的冶金设备，如铁水罐，切割机，变压器，飞轮，齿轮，电机，火车头等得到了充分的展示。这些工业设备变成了景观、雕塑静静地融入校园环境中，它们既是中国近代工业发展的缩影，也是老一辈工人艰苦创业的奋斗精神的见证，使学生们既新奇又兴奋。鼓励同学们奋发向上，学习老一辈人的奋斗精神，在见证历史的同时展望未来，引起学生们向更深层次思索，同时也能呼唤社会对历史建筑和构筑物以及老工业设备的保护和改造意识。当前，全球化进程仍在不断推进，城市面貌千篇一律和建设趋同化已引起各界人士的关注。建设具有地域特色的城市和建筑逐渐取得了人们的共识。犹如一个城市的历史文脉及文化底蕴对城市的发展尤为重要一样，对于一座有着悠久历史的大学校园，其历史文化传统及文化内涵的传承更是对学校未来的发展有着不言而喻的深远影响。辽宁科技大学工业文明园景观的创意和建设正是秉承了辽宁科技大学“立足冶金”的校园文化传统，突出体现了鲜明的冶金文化特色和特色兴校的办学理念。提醒人们对于历史及文化内涵的保留不应只停留在单纯对历史及文化的完整保留及追忆上，而应采取更加积极的思维方式赋予建筑和环境以新的内涵。新旧建筑协调相处，甚至达到同一建筑一样的共生共长。整新如旧，新旧建筑和谐共处的同时延续历史的记忆。
4结语
建筑评论论文范文7
1236—1237年，成吉思汗的孙子拔都和速不台继1218年(宋宁宗嘉定十一年)成吉思汗第一次西征后，再度指挥蒙古大军主力继续向西进攻，攻无不克，打通了中西方的陆路通道。通道打开以后，罗马教皇并未想与东方鞑靼人决一死战，而是千方百计地想与之建立联盟以消灭宿敌穆斯林，数次向东方派遣携带其亲笔书信的使者以游说蒙古王公。1245年，罗马教皇派出了首位赴蒙古使节柏朗嘉宾(JohedePlanoCarpini)，该使节著有《柏朗嘉宾蒙古行记》存世。该著作详细介绍了蒙古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和风土人情，并首次向西方社会介绍了契丹;1253年5月，法王路易九世派遣方济会传教士卢布鲁克(GuillaumedeRubruquis，约1215～1270)携函去见蒙哥。卢布鲁克著有《卢布鲁克东行记》，该著作详细描述了蒙元社会和契丹人的情况，指出“契丹是一个国家的名字，哈拉契丹(Kara－Catay)就是黑契丹，以此来区别前者。契丹人居住在东部临海的地方”。书中描述了契丹的富庶和居民的特征，“契丹的居民住在那里很久了，叫做塞里斯人(Seres)，塞里斯是一个城镇的名字。我所得到的确切的信息说，那个国家的墙是用银子做的，防御工事和塔是用金子做的。他们与印度隔海相望。这些契丹人身材娇小，说话用鼻音。有着东方人普遍都有的小眼睛。这些契丹人都是优秀的工匠，学有各种各样的手艺，其医生对草药的药理极为精通，通过按脉来诊断疾病。”卢布鲁克在书中还经常提及他所遇到聂斯脱里教徒和景教徒，还特别提到哈拉和林“城端有一座教堂，天主教教堂”。卢布鲁克之后，约有100余位西方人进入中国，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有孟高维诺(MonteCorvino)和马可•波罗(MarcoPolo)。孟高维诺是第一位成功在北京传教的西方人。马可•波罗则是最有影响力、最有争议的西方传奇人物。《马可•波罗游记》以大量的篇幅介绍了契丹，称其土地辽阔，富庶无以伦比。
当然，上述游记中所说的契丹是指中国，而不是真正的契丹人或辽朝。契丹的称谓可能是沿袭了中亚和俄罗斯(俄语的中国即Китай)人对中国的称谓。“契丹”一词通过陆路和海路向欧洲国家传播的时候，因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产生了许多变异，其主要拼法有:Kitan/Kitay/Katay/Kitai/Kh-itan/Catai/Catayo/Catalane/Catay/Qitay/Chataio等等，但无论怎么变，都未与“契丹”的汉语本音相去太远，这些拼写方法上的变异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其口口相传的痕迹和西进的历程。Kitan在古俄语及一些匈牙利的编年史中经常出现，是14世纪拉丁文对契丹一词的写法;Kitay是穆斯林的写法，按《古兰经》经文的习惯，经常用y取代n或?，很有可能是土耳其斯坦人通过居住在塔里木盆地的土耳其人的媒介作用而采用了他们的习惯称谓;最早的拉丁文的Kitay可能源于1245年至1247年出使蒙古的首位西方使节柏朗嘉宾之手，在其《柏朗嘉宾蒙古行记》契丹皆写为Kitay或NigriKitay(黑契丹，即哈喇契丹，有文献将其写为Charakitay)。法国汉学家伯希和认为柏朗嘉宾的Kitay中的i取自于俄语，但这种说法颠倒了契丹向西传播的先后次序，俄语Китай先是由土耳其传入的，因而柏朗嘉宾的Kitay应来自于土耳其语;Katay(可能源自法国人卢布鲁克对契丹的称谓，他在其《卢布鲁克东行纪》中把契丹称为Katay，而Citay、Cathay、catai则是其英文拼写上同文异体写法;Katan则是阿拉伯语言对契丹的拼写方法。契丹在不同的语言中有多种不同的拼写方法，这正说明契丹的确曾在西方世界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基于上述游记对契丹的美好描述和西方社会对东方世界的合理想象，契丹被神化成“乌托邦”的代名词。这个令西方人无限神往的东方古国成为西方社会航海探险的终极目标。地理大发现正是在寻找契丹的原始冲动下展开的。西班牙、葡萄牙、荷兰、法国、英国都展开了寻找东方契丹的航海行动。航海者出发时都携带着“致居住在东北方向的国王、王子和其他统治者的信，航海的最终方向就是伟大的契丹国”。在契丹梦的引领下，哥伦布怀揣着《马可•波罗游记》踏上了寻找契丹之旅，代表西班牙发现了美洲新大陆;葡萄牙人达•伽马开拓了从欧洲绕过好望角通往印度的航路，麦哲伦完成了环球航行，英国人卡博特在寻找东北航路中发现了纽芬兰……18世纪以来，随着航海者地理学知识的丰富以及东印度公司与中国沿海城市直接贸易的达成，还有入华西方传教士的反馈，越来越多的西方学者认识到西方世界的契丹就是中国。但是仍然有部分西方学者，特别是英国学者认为契丹仍然是客观存在的一个尚未被发现的地方。
早在17世纪末期，西方社会出现了一些有关契丹的研究著述。英国人弥尔顿著有《莫斯科简史及其东部一些不太知名的最远至契丹的国家》(AbriefhistoryofMoscoviaandofotherless－knowncountrieslyingeastwardofRussiaasfarasCathay，gather＇dfromthewritingsofseveraleye－witnesses/byJohnMilton．London:1682．)。弥尔顿以目击者的笔触对俄国莫斯科及其以东地区作了简单介绍。但弥尔顿所言的契丹仍是指不确定的东方理想国。西方学界真正开始研究辽史及契丹史则是从近代以来才开始的。最早引起西方学者兴趣的是有关契丹语言文字和族系的研究。法国学者克拉普洛特(JuliusKlaproth)在其《亚细亚民族语汇集》(1823年，巴黎)中论及了契丹语言文字的特性和语系问题，成为近代以来西方学者研究契丹语言文字的肇始。1870年，德国学者戈斯塔夫•奥波特(GustavOppert)发表了《关于契丹与哈喇契丹》“OntheKitaiandKara－Kitai”(TheJournaloftheEthnologicalSocietyofLondon(1869－1870)，Vol．2，No．21870)一文，这是研究契丹及西辽契丹历史的首篇专题论文。该文讨论了契丹和哈喇契丹名称的来历、曾经的疆域和统治及其后裔的流向等问题。还特别提到了西辽王耶律大石与西方传说中的约翰长老(Presby-terJohannes)之间的关系。该文曾在伦敦民族学会举行的1870年1月11日的例行会议上宣读，引起了与会者的瞩目。1877年，德国著名的语言学家汉斯•盖博莱恩茨(Hans．C．vonderGa-belentz)译自满文的《大辽史》(GeschichtederGrossenLiao)出版，这是首部辽代通史性的文献被直译成西文。继汉斯之后，德国学者R．A．Stein(中文名石泰安)再次以带有注解的形式翻译了部分辽史史料］。这些原始译文的出版引起了学界同行的注意，为辽史研究者提供了诸多便捷的参考资料。1881年，英国学者亨利•霍沃斯(HenryHoyleHoworth)发表了他的长篇文章《中国北疆，第五部分:契丹与契丹人》(《皇家亚洲学会会报》，N．S．13，1881年)，详细论述了契丹民族史和辽朝的兴亡过程，分析并说明了契丹与契丹人之间的关系和差异。#p#分页标题#e#
进入19世纪以后，相关研究逐渐丰富。英国著名汉学家亨利•玉尔(SirHenryYule)首先发表了近代西方的东方学名篇《契丹及其彼岸之路》②(CathayandtheWayThither，London，1913)。本书分上下两卷，收集整理了中世纪及以前东西方交流遗留下的所有关于东方国家的史料。该著还对西方社会寻找契丹的动机、到达契丹的航路和契丹社会进行了详细的注解分析。但该著作中的契丹更多的是指中国。用契丹作题目而内容却是写中国的西方著作有很多。如马丁(W．A．P．Martin)《契丹传说:或称中国知识》(TheLoreofCathay:Or，theIntellectofChina;F．H．RevellCompany，1901)、威廉姆•阿皮莱顿(WilliamW．Appleton)、《契丹圈:十七十八世纪的中国热》(ACycleofCathay:TheChineseVogueinEnglandduringtheSeventeenthandEigh-teenthCenturies．ColumbiaUniversityPress．1951．)，还有《拉伯雷与地理发现第三部:通往契丹的捷径》(RabelaisandGeographicalDiscovery．III:TheShortWaytoCathay．”TheModernLan-guageReview，Vol．5，No．1【Jan．，1910】)等著述。
进入19世纪20年代后，专业性的契丹研究开始呈现。1925年，波兰学者科特威约兹《契丹和契丹字》，重点论述了契丹民族的历史和语言文字的特性。匈牙利学者李盖提的《契丹及其语言》(《匈牙利语》第23卷，1927)是研究契丹族属问题、消亡经历和语言文字的专题性文章。1922年法国神父闵宣化(一译牟里，Mullie，Jo-sephL．)至内蒙古巴林右旗辽庆州城遗址北约10公里大兴安岭中王坟沟中挖掘辽庆陵;1922年6月21日，比利时神父凯尔温雇人盗掘了庆陵三陵之一，首次出土了刻有契丹小字的哀册4方。随后不久，闵宣化发表《东蒙古辽代旧城探考记》①(LesAnciennesVillesdel’empiredesgrandsLeaoauroyaumemongoldeBarin．T’oungPao，21［1922］，pp．105－231．)。该文详细记述了法国牧师闵宣化在中国西部及北部的辽代古城遗址及陵墓等地的考察经历，共包括有潢河石桥、饶州古城、祖州旧城、上京、怀州、庆陵等二十余处遗址和陵墓。1933年，闵宣化还发表了《辽庆陵考》(《通报》30卷第1、2期，1933年)，进一步考证了辽庆陵墓主人生平及其新出土哀册的含义。凯尔温则发表了《道宗皇帝陵———一个令人感兴趣的发现》(《北京天主教会公报》第十年第118号，1923年)。这些论著的相继发表标志着国际学术界对辽史和契丹民族史的研究进入到一个新阶段，即从利用二手资料进行间接性研究转向以实地考察攫取第一手资料进行开拓性研究。戈斯塔夫•艾克(GustavEcke)《金代石塔的建筑特性:基础研究第二章:辽式砖塔》(StructuralFeaturesoftheStonebuiltTingPagoda．APreliminaryStudy．ChapterII:BrickPagodasintheLiaoStyle．Monu-mentaSerica，Vol．13，(1948)，pp．331－365)是首篇对辽代石塔建筑的构造、含义及现存状况进行介绍和分析的论文。
西方第一部关于辽代的通史性著作是《辽史》(HistoryofChineseSociety:Liao，TheAmericanPhilosophicalSociety，IndependenceSquarePhila-delphia6)。该著作出版于1949年，是由美国著名的汉学家卡尔•魏特夫(KarlA．Wittfogel，一译魏复古)和中国学者冯家?合著的，也是首部用西方语言写成的中国王朝断代史。该书运用了大量的原始资料，分门别类地阐释了辽代的社会功能［8］。用人类学中“涵化”(acculturation)的概念解释了契丹族的中国化过程，称辽为“征服王朝”。该著作的主体部分论述了辽代的经济史，次要部分解析了辽朝的社会组织结构，最后才叙述辽代契丹王系的政治史。该书借鉴和采用了中国《辽史》中的部分史料，但决不是简单的翻译和照搬，而是经过大量的实证和分析之后的再利用。该书结合大量的考古发现，收录了很多具有开创性的信息，主题多变，论述范围极广，从畜牧业到帝王陵寝，从辽代官印到长达55页的哈喇契丹的专题性述论，无所不至其极。在概述部分，主要介绍了辽王朝的历史地位，辽代文化的双重性以及10世纪以来在被中原王朝征服的过程中发生的文化同化的新途径。该著作也有一些瑕疵，作者认为辽朝文化很少受到中原王朝的影响，事实上辽代文化的双重性是非常明显的。再如“高丽”应是写“Koryǔ”，而不是“Korea”，“县”应译成dis-trict，而非等同于“County”。此外，书中关于女真一词，有时用Jurchen，有时用Nu－chin，交叉使用极易误导读者。
法国学者韩伯诗在其《契丹文字破译初探》(《法国科学院金石文艺院会议报告集》，1953年)中开始尝试着破解神秘的契丹文字。匈牙利学者卡拉•捷尔吉发表了《谈谈1150年的契丹文字碑》(《布达佩斯大学学报》语言学分册，1975年);德国著名的汉学家赫福伯是研究辽金史的专家，他的《论辽朝的语言关系》(载《中亚研究》1969年第3期)一文，详细分析了辽代契丹语的起源、派生关系及流向，同时从契丹语言文字的特征入手，分析了辽朝与中国中原王朝的关系及西辽与中亚国家的关系。黄振华将其译成中文，刊载于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的《民族语文研究情报资料集》第5集。该论文引起了中外学界同行的瞩目，德国学者道尔弗将阿尔泰学家对福赫伯的评论写成了一篇综述，即《阿尔泰学家评福赫伯的〈论辽朝语言关系〉》，大致介绍了阿尔泰学界对福赫伯契丹文研究的评析和争议。德国学者门格斯《通古斯与辽》(《东方学术论丛》38卷第1期，1969年)则是从通古斯语和辽代契丹语的语系联系中寻找通古斯族与契丹的族系关系。
新中国成立以来，有关辽代的考古工作取得了很大进展，大量的出土文物引起了西方学界的注意。自1954年开始，辽宁法库县叶茂台镇发现了20多座辽代墓葬群。特别是1974年5月发现的7号墓葬，出土了“棺床小帐”，绢轴画“深山棋会”、“郊原野趣”等辽代罕见文物;1976年4月发现的辽代北府宰相萧义16号墓葬，其墓志详细记载了萧义的生平。1986年，在位于内蒙古奈曼旗青龙山镇东北发现了辽代陈国公主与驸马合葬墓，该墓是迄今惟一保存最完整、出土文物最丰富的契丹皇室墓葬。出土了大量的金银、玉器和敛葬用具。1993年，内蒙古赤峰市宝山区发掘了耶律阿保机之子德勤墓及其妃子墓，出土了大量的辽代壁画。特别是1975年，两具保护得极其完好的辽代装饰银鞍在美国展出，引起了西方世界对辽代艺术和文化的瞩目。这些文物为世人研究辽代的政治、军事、经济、建筑、民俗等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辽代壁画及出土文物上丰富的色彩图样、巧夺天工的造型引起了西方学者强烈的探求欲望。#p#分页标题#e#
这一时期有关辽和契丹研究的著述主要表现在结合最新考古发现集中对辽代建筑文化、民俗文化和对外关系等方面进行专题性研究。美国学者走在西方辽史及契丹民族史研究的前列①。在考古发现方面，罗伯特•潘恩的《一个辽代的王冠》(ACrownoftheLiaoDynasty［907－1125］，BulletinofMuseumofFineArts，Vol．62，No．328［1964］pp．44－47)记述了1956年发现于辽宁建平县张家营子村的一个辽代早期的王冠(现藏于美国波士顿远东精品艺术博物馆)。洛舍•莱德罗斯(LotharLedderose)在亚洲研究协会1992年的年会发表了《辽代大量生产的佛经石》(“MassProductionofSutraStonesundertheLiao”)。他指出，佛教时代趋向尾声也是推动河北房山区云聚寺佛经石刻大量出现的原因。美国东亚学教授南希．S．斯丁哈德(NancyS．Steinhardt)是研究辽代考古和建筑的专家。她的《辽代考古:中国北部边疆的坟墓和思想》(“LiaoArchaeology:TombsandIdeologyalongtheNorthernFrontierofChina”，theJournalofArchaeologyforAsiaandthePacific，Vol．37，1998．)系统论述了20世纪中国北部发现的辽代遗址和墓葬文化。罗伯特•阿尔布莱特(RobertAlbrightRorex)《吉林辽代墓壁画与辽帝国公主的婚礼仪式》(TheWeddingCeremonyforanImperialLiaoPrincess．WallPaintingsfromaLi-aoDynastyTombinJilin．ArtibusAsiae，Vol．44，No．2/3，1983，pp．107－136)一文分门别类地论述了1972年在吉林哲里木盟库伦旗林稿公社前勿力布格发现的四座辽墓中的壁画。作者从壁画中的人物形象、穿着打扮、生活场景等入手分析了辽代社会的政治阶层、经济水平、文化娱乐和风俗习惯等多项内容，特别结合大量中方文献重点论述了辽代公主的婚礼仪式和婚姻生活。同时，针对辽墓室的装饰和修建风格揭示了辽代墓葬文化的变迁及其所反映的对中原文化的吸纳过程。罗伯特的另一篇文章《辽代墓壁画与中国画中蔡文姬故事之胡人形象》(“SomeLiaoTombMuralsandImagesofNomadsinChinesePaitningsoftheWen－chiStory．”ArtibusAsiae，vol．45，nos．2－3，1984)，重点通过对吉林省哲里木盟库伦旗发现的辽墓壁画、河北宣化的辽墓壁画以及美国波士顿精品艺术博物馆收藏的“蔡文姬与胡笳十八”相册页的比较，论述了以蔡文姬为代表的契丹民族在服饰、艺术、建筑及风俗习惯上与中国文化的异同。
美国学者扎奇斯钦(SechinJagchid)是研究蒙元学的专家。他对辽代城市和建筑也有所涉猎。其《契丹与他们的城市》(“TheKitansandTheirCities，"CentralAsiaticJournal25，nos．I－2，1981)论述了契丹人的生活习性及其城市形成的原因、特点、分布等自然情况，指出了契丹文化与中原文化、蒙元文化之间可能存在着的关系。有关辽代建筑文化研究的大家应该是美国东亚学教授南希．S．斯丁哈德(NancyS．Steinhardt)。在内蒙赤峰宝山墓壁画出土后不久，她发表了《辽代建筑传统》(Liao:AnArchitecturalTraditionintheMaking，ArtibusAiae，Vol．54，No1/2，1994)。该文主要论述了身为半游牧部落的处于定居社会边缘的契丹人，一直笃信萨满教，从未有过寺庙中的神，也从未在城市中居住过，在与中国式文明接触以前从未用砖室墓埋葬过先人。然而契丹在与中原文化接触后改变了。作者结合大量的考古资料和中国文献记载，从建筑、宗教学的角度对山西应县木塔、辽宁义县奉国寺的大雄宝殿等现存的辽代建筑进行个案研究和分析，阐释了契丹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借鉴、转换、采用、适应、或是形式上和象征上的关系。她的另一篇论文《石室:与阿保机在祖州相关的石头建构》(Shishi:AStoneStructureAssociatedwithAbaojiinZuzhou)着重讨论了在耶律阿保机的世居地———祖州(今内蒙古巴林左旗西南石房子村)边境上所发现的一处石头房子。作者先综合介绍了中外学者对这座石室的隶属关系、功能用途、设施构造、方位位置、历史价值等方面的不同观点，然后结合大量的中西方文献论述了契丹与中国石质房屋建筑史之间可能存在的关系，从而推测出该石室的建筑时间、功能和意义。
南希的专著《辽代建筑》LiaoArchitecture(U-niversityofHawaiiPress，1997)是在其《辽代建筑传统》一文上扩充和拓展而成的，是有关辽代皇室建筑、宗教建筑、民俗建筑、墓葬建筑的集大成之作。作者首先概述了辽代9位帝王及其王室成员的生平，提及丧葬习俗、佛教建筑和一些政治事件。然后结合前述提出了辽代建筑为何发生变革的问题。为了回答这个问题，南希以个案研究的方式重点论述了辽代五个都城(上京、东京、南京、中京和新京)的建筑。从辽代建筑的木框架传统、辽代丧葬传统和辽代建筑遗存等三部分论述了契丹建筑文化的特征，指出辽代契丹建筑与中国传统建筑之间存有的继承、借鉴、改变与适应等关系。她指出:“辽代建筑是中国建筑史上的一部分，在建筑文化同化的过程中，辽代成为中国传统概念的一个参与者和保护者。”［10］该著作还从建筑学的角度讨论了契丹的族源问题，指出契丹建筑文化还可能是从中国派生型建筑模式(如高句丽和渤海建筑等)中获得了经验。因而契丹建筑师可能源于高句丽或渤海国。南希的著述引起了国际同行的注意。美国学者蒂耶特•库恩(DieterKuhn)针对南希的《辽代建筑》一书发表了长达38页的书评:《辽代建筑:契丹革新与汉人传统?》(LiaoArchitecture:QidanInnovationsandHan－ChineseTraditions?T’oungPao，Sec-ondSeries，Vol．86，Fasc．4/5，2000)。库恩首先肯定了南希著作的开创性、艺术性和丰富性。之后就南希对契丹民族的族源问题、辽代建筑受中原文化影响问题、史料运用问题、建筑术语的翻译问题等提出了质疑。同时指出书中图片缺乏独创性和清晰度、参考书目有遗漏等缺陷。蒂耶特还发表过有关契丹坟墓外形构造的论文《契丹如何重塑了中国圆顶形墓的传统》(“HowtheQidanReshapedtheTraditionoftheChineseDome－shaped，Tomb．”Heidelberg:Editionforum，1998)。对于库恩的质疑和意见，南希在其《回复蒂耶特•库恩:〈辽代建筑:契丹革新与汉人传统〉》(AResponsetoDieterKuhn，“LiaoArchitec-ture:QidanInnovationsandHan－ChineseTradi-tions”，ToungPao，SecondSeries，Vol．87．Fasc．4/5(2001))中一一作出了回复和解释，并对库恩的评析表达了诚挚的谢意，体现了西方学者严谨的治学态度和开放的学术交流态势。#p#分页标题#e#
有关辽代与北宋关系的著述主要集中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梅尔文•斯里克兰•安(Mel-vinThlick－lenAng)《11—12世纪中国的宋辽外交:决定对外政策的社会与政治因素研究》(Sung－LiaoDiplomacyinEleven－andTwelfth－Centu-ryChina:AStudyoftheSocialandPoliticalDeter-minantsofForeignPolicy．)，是其在宾夕法尼亚大学1983年博士论。该论文结合大量的中方史料和中国宋辽史专家的研究成果，系统论述了宋朝与辽契丹之间在11世纪的战争、盟约背后的社会、政治、军事等综合因素，同时对于双方长期的和平贸易、朝贡外交体制作了理性的分析和判断，是一部较有深度的博士学位论文。莫里斯•罗斯比(Morris，Rossabi)《在对手之间的中国:中国与其在10－14世纪之间的邻居》(ChinaAmongE-quals．TheMiddleKingdomandItsNeighbors，10th－14thCenturiesUniversityofCaliforniaPress，1983．)，系统论述了中国与辽、金等邻国之间的关系。该著作揭示了宋朝时期的中国打破了历代王朝奉行“天朝上国，四夷宾服”以朝贡体制为主的外交政策，首次把辽、金视为平等国家对待。虽然源于军事和国力上的羸弱，却体现了中国外交政策的理性和弹性。戴维•瑞特(DavidWright)《从战争到外交对峙:11世纪中国宋朝与辽契丹之间的外交关系》(FromWartoDiplomaticParityinEleventh－CenturyChina:Sung’sForeighRela-tionswithKhitanLiao．Leiden:BrillAcademicPublishers，2005．)详细论述北宋与辽之间的战争起因、经过、外交谈判及“澶渊之盟”的订立等内容，分析了北宋与辽、契丹之间特殊外交关系的形成与对峙原因。戴维还发表了两篇相关的论文《对峙、世系与和平:宋朝使辽的外交使团》(《宋元研究》1996年第26卷)、《宋朝与契丹在1004－1005年的战争以及“澶渊之盟”》(《亚洲历史学刊》JournalofAsianHistory32，No．1，1998)。德国学者克里斯蒂安•施瓦茨•席林(Schwarz－Schilling，Christian)《1005年澶渊之盟的和平及其对中国与辽契丹帝国关系的影响》(DerFriedevonShan－yuan［1005n．Chr．:EinBeitragzurGe-schichtederchinesischenDiplomatie．AsiatischeForschungen1．Wiesbaden:OttoHarrassowitz，1959．］)也将研究重点放在澶渊之盟上。相关论文还有安东尼•威廉姆•塞拉帝(Sariti，AnthonyWilliam)《关于北宋时期外交决策的制定》(“NoteonForeignPolicyDecisionmakingintheNorthernSung，”SungYuanStudies8［1973］:3－11．)。扎旗斯钦《契丹反女真入侵的抗争》(“KitanStrugglesAgainstJurchenOppression:NomadismVersusSinicization．”ZentralasiatischeStudien16［1982］，pp．165－185．)系统描述了辽朝末期契丹人与女真人之间的数次战争及战略战术的应用，分析了辽王朝覆灭以及金女真崛起的原因。
综合性著述中涉及到辽和契丹的外交及贸易类的著述主要有费正清(Fairbank，JohnKing)《中国的世界秩序:传统中国的对外关系》(TheChineseWorldOrderTraditionalChina＇sForeignRe-lations．Mass:HarvardUniversityPress，1968)，《剑桥中国史》第6卷;《异族王朝和边疆国家》(AlienRegimesandBorderStates．907－1368)，译为《辽西夏金朝史》，1994年由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本卷分为9章，辽、西夏、金朝的历史各设一章。该著作详细论述了在中原文化影响下各王朝统治制度的变化，揭示了各族统治者和统治精英对儒学和汉文化的态度;还重点论述了契丹人、党项人、女真人和蒙古人的文化在各王朝历史中所起的作用，各种文化的走向，以及这些文化对中国社会乃至中国文化的影响。塞本•达布令豪斯(SabineDabringhaus)和罗帝雷克•蒲塔克(Rod-erickPtak)合著的《中国及其邻居:边疆、中国眼中的他者，10至19世纪的对外政策》(ChinaandHerNeighbours:Borders，VisionsoftheOther，For-eignPolicy10thto19thCentury．Wiesbaden:Harrassowitz，1997)中也有很多关于辽代与中国中原王朝的外交关系的描述。书中还特别提到了中国北宋时期外交政策改变的综合因素，指出军事实力的羸弱和国内政治纷争频发是导致中华帝国外交政策和世界观发生改变的根本动因。扎旗斯钦《和平、战争与长城沿线的贸易:游牧民族与中国两千年的互动》(Peace，war，andtradealongtheGreatWall:Nomadic－Chineseinteractionthroughtwomillennia，IndianaUniversityPress，1989)则是一部概述性质的外交编年史。书中重点讨论了两千年来，长城以北的游牧民族与中原王朝之间的冲突和外交。作者通过大量的史实驳斥了当时流行的“有贸易的地方就没有战争”一说，指出贸易和战争时常是并存的，而且存在着深刻的相互影响关系。汉斯•别伦斯坦(HansBielenstein)《汉人世界里的外交与贸易，589－1276年》(DiplomacyandTradeintheChineseWorld，589－1276．Brill．2005．)按地域关系系统介绍了589年至1276年之间东南亚的交趾、乌孙等40余个国家和地区以及东北亚的日本、朝鲜、高句丽、渤海、西突厥、辽、金、党项等上百个国家和地区的与中原王朝建立的外交或贸易联系。托玛斯•巴菲尔德(ThomasJ．Barfield)《危险的前线:游牧帝国与中国》(ThePerilousFrontier，no-madicempiresandChinaCambridge，BlackwellInc．，1989)论述了包括契丹在内的游牧民族如何强大起来，建立独立国家并与中国产生边境疆土纷争的史事。
对于辽代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等进行个案研究的著述有詹尼弗•霍姆格林(J．Holmgren)《辽代契丹统治者的婚姻、血缘与继承(907－1125)》“Marriage，KinshipandSuccessionundertheCh＇i－tanRulersoftheLiaoDynasty(907－1125)”(T＇oungPao，SecondSeries，Vol．72，Livr．1/3，1986)。该文考察了辽代婚姻系统的起源、在辽代每个王者身上的实施情况以及其与辽代血缘和继承之间的关系，认为辽代的姻亲系统对其在中国的政治统治中具有独特的作用。赫伯特•弗兰克(Herbert，Franke)《中国非汉族政权的政治组织:魏、辽和元的帝王角色》(“PoliticalOrganiza-tionofNon－HanStatesinChina:TheRoleofImpe-rialPrincesinWei，LiaoandYüan．”JournalofOri-entalStudies，25，1987，pp．1－48)，该文概述了宋元时期与中原王朝相对的政权组织及其中国中原王朝之间的关系，非汉政权的更迭与各方军事实力的消长等。琳达•库克•约翰逊(LindaCookeJohnson)《论契丹的文字体系》(美国《蒙古研究》第10卷，1986－1987年)论述了契丹的文字体系。#p#分页标题#e#
赫伯特在《满洲的森林人:契丹与女真》(TheForestPeoplesofManchuria:KitansandJu-rchen．InSinor1990．)中，充分利用中国史料和西方史料，从中国历史的角度切入，论述了契丹、女真与中国之间的战争与和平;再从契丹、女真史的角度入手，论述了这两个民族的历史及契丹和女真之间的领土、利益纷争及其承接关系。简奈特•麦克莱肯•诺威(JanetMcCrackenNovey)《余靖:北宋政治家及其关于契丹当局的文章》(YuJing，ANorthernSongStatesmanandhisTreatiseontheCh’i－tan，Bureaucracy)，系其在印地安那大学1983年博士学位论文。该论文在充分利用大量中方文献的基础上，结合北宋重臣余靖的遗作《武溪集》，论述了余靖三度出使契丹，直言敢谏，致力于宋辽和平的史事及其意义。丹尼斯•塞诺(DenisSinor)《西方关于契丹及一些相关问题的研究》(“WesternInformationontheKitansandSomeRelatedQuestions”JournaloftheAmericanO-rientalSociety，Vol．115，No．2［Apr．－Jun．1995］)论述了契丹名称的起源、契丹历史的演变及其在西方社会产生的影响，等等。
建筑评论论文范文8
为什么西方的许多建筑大师都是经典产品的设计师呢？例子屡见不鲜，本文就是研究做好环境艺术设计是否会对产品设计有启发。
关键词：
产品设计；环境艺术设计
回顾历史，我们可以惊奇的发现，国内外许多有名的产品设计大师同时也是建筑大师，而国外的建筑师也同样是室内设计师，本来八竿子打不着的两个专业，却神奇的在历史当中融合到了一起，有颇多让人不解之处，本文我们就来分析一下两个专业之间的关系。
要说建筑设计，那其历史追根溯源就要说到很远了，但是要是说产品设计，我们的历史就可以推进到工业革命开始时算起了。最早刚开始兴起工业革命的时候，社会上是有两种声音的，一种声音认为美学在工业设计中是没有任何作用的，这对传统手工业者来说是致命的打击，大批量的工业生产取代了他们的生计，产品的实用价值在当时社会来讲是要高于产品的艺术审美的。就像当时美国的工程师柯本，他在一篇题为《机车工程与铁路机械化》的论文中，表明了一种毫不含糊的实用主义，“商业上的成功是工程的主要目标,因此不必虑及与此无关的因素。”他藐视美学的作用，坚持任何一位渴望成为工程师的人都不应鼓励在纯粹机械的形式和比例上玩弄花哨，而应专注于最佳的机械方式，使得任何既定的目的得以实现。我认为他的观念是偏执的，是目光短浅的，工业刚开始兴起，人们的生活要求和经济水平都不能达到一定高度，对产品的需求自然只是停留在功能满足一切得高度上，但当人类社会进一步发展，生活水平提高的时候人类必定不会再满足于纯粹的功能；而另外一种声音，则是认为应该正视艺术与工业的关系，就像德国的建筑师、艺术评论家戈特弗里德•散帕尔，他在1852年出版的《科学、工业与艺术》中提出：新艺术应建立在接受和采用机械化的基础上。所以当时发明的蒸汽机的框架上就应用了古典柱式——塔斯干柱式作为装饰，这也是最早将建筑装饰元素应用到产品中的例子，可见那时建筑和产品之间就有了联系。后来，随着时展，又出现了很多顺应时展变迁的优秀产品设计师，他们的身份都不单单只是产品设计师而已，他们还有另外一个身份就是建筑大师，例如密斯•凡德罗，说他是最伟大的建筑大师也不为过，他设计的巴塞罗那椅至今仍是经典并有销售，他少即是多的理念更是很多著名产品设计大师所信奉追随的理念，DieterRams就是其中一位，还有后来的乌尔姆布劳恩等。DieterRams是德国现代主义之父，拉姆斯曾经阐述他的设计理念是“少，却更好”，他与他的设计团队为百灵设计出许多经典产品，包括著名的留声机SK-4，素有“白雪公主之棺”之昵称，和高品质的D系列幻灯片投影机D45、D46。他也为家具制造商Vits?设计606万用置物柜系统（1960年）而闻名。他的许多设计，诸如咖啡机、计算机、收音机、视听设备、家电产品与办公产品，都成为世界各地博物馆的永久收藏，包括纽约的现代艺术博物馆。还有像与密斯•凡德罗齐名的建筑大师勒•柯布西耶，他设计的工业产品如真皮沙发、躺椅、扶手工艺椅、咖啡桌与LC7椅等，至今也是极其经典的家具产品。沃尔特•格罗皮乌斯，是第一代现代建筑经典大师，也是20世纪最重要的建筑教育家，他在1923年为包豪斯校长办公室设计的一件扶手椅，也是当时的经典产品。什么是好的产品设计？好的产品设计就是能抵制得了时间的推敲，不论时代如何变化，都能适应时代市场，这其实也是产品设计的生态观，不用更新换代的产品自然能够节约成本，节约资源。而这些产品都是建筑设计师设计出来的，为什么呢。其实，不论是建筑设计、室内设计还是产品设计，都是跟艺术分不开的，只要人类的艺术理念一样，那么他们就是共通的，就会使拥有同样艺术观念的人之间产生共鸣，因此无论是环境艺术设计还是产品设计，肯定也是互通的，当环境艺术设计没有想法的时候我们可以在优秀的产品设计理念上找灵感，当产品设计没有灵感时我们可以在环境艺术设计中找观念。有时往往用这种方法可以找到更好的创意创新，找到仅限于单一专业时找不到的好理念，这也是为什么建筑大师设计的家具产品能经典流传的原因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