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消费观差异论文范例6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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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消费观差异论文

中西消费观差异论文范文1

 

论文摘要:主要采用多间端等距指标入户抽样调查法、文献资料法和数理统计法,对陕西省十一个地市的城市居民体育消费行为制约因素进行调查研究。结果显示:传统的消费观念制约陕西省城市居民体育消费意识的提高;不发达的经济条件制约陕西省城市居民体育消费水平的发展;居民生活消费结构中医疗及储蓄制约陕西省城市居民的体育消费支出;消费者之间的个体差异影响体育消费的整体发展。

 

1 研究对象与方法

 

本研究对象是陕西省城市居民体育消费水平。主要采用多间端等距指标入户抽样调查法,对陕西省11个地、市城市居民,就体育消费的制约因素进行调查。调查时间:2005年6月一10月。采用陕西省统计局的国民经济统计网点,样本量为990份,回收990份。对所收集的全部调查问卷在计算机上运用spss9.0软件对174240项数据进行分析和处理。

 

2 调查结果与分析

 

从调查结果来看,陕西省初步具备了体育消费兴起和发展的条件。体育消费的内容主要包括人们进行身体锻炼的参与型体育消费,现场观看体育比赛的观赏型体育消费,以及人们进行体育技能培训的培训体育消费等等体育劳务形式。本文主要从体育的参与型和观赏型消费进行调查研究。

 

2.1陕西省城市居民体育消费水平总体分析

调查统计分析表明:陕西城市居民家庭参加各种体育健身活动的年消费额是348.14元,以城市居民家庭平均人口3.06计算,人均参与型体育消费年支出是113.77元。以陕西省城市人口1222万人推算,陕西城市居民参与型体育消费年总量是13.9-亿元。观看各种体育比赛、体育表演是观赏型体育消费的主要内容之一。陕西城市居民个人平均全年观赏型体育消费的支出是39.78元,全省年消费总量是4.86亿元(见表1)。

 

其中最突出的是关于观赏型消费额50元以下的消费者占到总消费群体的70.8%。如果篮球cba联赛球票价格以,30元计算,39.78元的观赏消费支出最多只能观看1场比赛,说明近年来陕西省城市居民体育消费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但是总体水平相对较低。 

 

2.2制约陕西省城市居民体育消费水平的发展因素分析

笔者主要从社会文化、经济环境、生活结构、消费者个体等方面进行分析:

 

2.2.1浓厚的传统消费观念制约体育消费水平的发展  传统的消费观念崇尚节俭,人们认为节俭是一种美德,通过节俭进行理财。但是,节俭本身并不生财,不能增大资产规模,而只是减少支出。陕西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发祥地,“轻消费,重储蓄”的消费观念在陕西居民中的表现较为突出,这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陕西城市居民体育消费水平的提升。

 

2.2.2不发达的经济条件制约体育消费水平的提高

 

2.2.2.1陕西省与其他省份经济条件比较  体育消费归根结底是一种经济和货币开支,它必须以一定的经济基础为前提。统计数据表明,2004年陕西省人均gdp达到7757元,比上年增长12.4%,与全国及西部的青海、甘肃省份相比较,经济增长速度是比较快的。城乡居民收入较快增长,人均可支配收入达7492.50元,同比增长10.1%;ja居民消费指标恩格尔系数来看,2004年陕西省城镇居民家庭该系数降到33.7%,低于全国和西部省份水平;对于城市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的指标,陕西省的同比增长速度达到10.0%,高于西部各省及全国的增长速度。总体看来,2004年陕西省经济量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见表2)。

但是,经济总增长水平快速稳定,增幅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2.2.2.2陕西省内不同区域经济比较分析(见表3)

陕西省地区间经济发展水平差异明显。“十五”期间,全省十市一区经济发展都实现不同程度的快速增长,但增速在陕北、关中、陕南地区间差异明显。

从人均gdp来看,西安市一直保持在10000元以上,2005年之前都远远高于其他市区,2005年延安异军突起,达到17670元,比西安高出1745元,列全省第一,宝鸡以11126元排在第三位,其他市区都不及全省平均水平(9878元),其中商洛市最低(3616元)。在一定的经济条件,西安市具有体育消费的硬件基础设施和大量的有能力进行体育消费的群体,而其他城市由于自身经济水平的制约和居民体育消费的观念差异造成其体育消费水平普遍不高(见图1)。

图1陕西省不同区域城市居民年人均体育消费水平统计

2.2.3居民生活消费结构对体育消费水平的影响(见表4

表4 2004年陕西省城市居民生活消费结构统计

对陕西省城市居民消费结构进行调查,结果表明,排在前八位的消费项目分别是:“吃、穿、住、教育、医疗、交通通讯、文化娱乐、体育消费”。这说明体育消费在目前并非是居民生活消费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近年来住房、医疗、教育制度等的改革,造成了大部分居民把大部分支出用于此类消费。但是随着陕西经济的较快发展,城乡居民生活水平的普遍提高,消费结构将会发生较大变化,消费领域也会迅速拓展。

2.2.3.1医疗消费支出与体育消费水平的相关性分析  医疗消费支出在城市居民生活消费结构中所占比重逐年增加,这间接影响到体育消费水平的提升。据最新资料显示,陕西省年城镇居民医疗消费支出:1995年人均医疗支出是41.3元,2000年是91.4元,2005年人均医疗肖费支出是605元(见图2)。人力资本理论把用于后天的营养、锻炼和医疗保健等方面的支出看做是一种与物质建设一样的投资,即健康投资,这种健康投资就形成了人力资本中的健康资本。但是,健康投资中仅注重医疗保健的支出,忽视体育健康的支出,是一种不科学的短视消费行为。

2.2.3.2居民储蓄存款与体育消费水平的相关性分析  从2001年到2005年,陕西省城乡居民年末储蓄存款余额分别为1768.47亿元、2107.83亿元、2519.83亿元、2948.34亿元和3533.97亿元,按年分别增长19.2%、19.6%、17.0%和19.9%(见图3)。居民对预期支出和预期收入的不确定性,导致居民的预防性储蓄动机强化。据统计,居民的储蓄目的依次是子女教育、医疗和养老,而主要消费支出是食品和医疗等。统计显示,以2005年城市人均消费性支出6656元计算,2005年陕西省城市人均医疗消费支出占人均消费性支出的比例已经达到9%。

然而,目前我国80%以上的劳动者没有基本养老保险,85%以上的城乡居民没有医疗保险。因此,个人消费者必须面对养老、医疗以及孩子教育的问题,因而造成消费者高储蓄低消费的心态,使得居民储蓄率居高不下,对预期支出和预期收入的不确定性,和子女教育、医疗和养老的支出较大导致居民的预防性储蓄动机强化。所以摆在陕西省政府面前的问题就是必须扩大消费,推动内需,改变以政府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模式。首先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和医疗保障体系,消除居民的后顾之忧。其次就是必须增加和培养居民新的消费热点,那么体育消费就作为一种新的消费模式被提上日程,引导居民的健康投资与消费,逐步培养城市居民的健康消费意识。体育消费既能改变我国目前的消费不足的情况,同时也是政府推行医疗体制改革宏观政策下的有益补充,居民对自己的健康投资,使自己身体各方面的机能得到有效提高,从而把医疗支出的费用能降到最低点,把看病花钱的事后控制改变为通过体育锻炼增强体质的事前预防中来。

2.2.4消费者个体特征对体育消费水平的影响  本文从不同性别、不同年龄两个方面来分别论述。旨在进一步明确不同体育消费群体的制约因素,从而对陕西省城市居民体育消费市场给予准确定位。

2.2.4.1性别差异对体育消费的影响  从性别的角度来研究体育消费的制约因素,通过调查统计我们可以看到:男性与女性在首要制约因素的认识上无明显差异。大家一致认为是“体育消费价格偏高”;但是在第二位至第五位的制约因素中男女性别差异显著。制约男性体育消费的第二位因素是经济条件差,排在第三、四、五位的分别是:工作任务重、健身场所距离远、没有适合自己的体育消费场所。制约女性体育消费的第二、三、四位因素分别则是家务忙、缺乏体育兴趣、不懂运动知识及无人指导。因此,在新时期对陕西省城市体育消费的宣传及增加体育消费场所很有必要。

2.2.4.2年龄结构对体育消费的影响  从消费者个体年龄结构出发,制约体育消费的主要因素排在前三位的分别是:体育消费价格高,家务忙和消费场所距离远。不同年龄的消费个体差异显著,18岁以下和19—25岁为一类,他们认为影响他们健身娱乐消费的主要因素是健身娱乐价格偏高、经济条件差。其次是体育消费项目单一、缺乏健身娱乐兴趣。26—40岁和41—50岁为第二类群体,他们有比较可观的收入,但影响他们消费的主要因素是工作紧、家务忙,其次影响因素是没有适合自己的健身娱乐消费场所、健身场所距离太远。第三类群体是5l一60岁和60岁以上的消费者,他们认为主要因素是健身娱乐价格偏高、经济条件差。这个群体还是把经济因素放在首位,其次影响因素是没有适合自己的健身娱乐消费场所、健身场所距离太远、缺乏体育健身娱乐兴趣等因素(见表5)。

体育消费价格高与陕西城市居民生活消费水平和体育企业的价格策略有关。家务忙,说明社会经济生产中的效率不高,人们闲暇时间少;消费场所距离远显示陕西省体育场馆资源配置不足。体育场馆设施是发展居民体育消费的物质保障,据第五次陕西省体育场地普查数结果表明,体育场地总数虽然有19227个,但人均体育场地面积仅有0.9平方米,而且配置不合理。标准场地主要分布在大城市,而且主要集中在几个城区,小城市体育场馆资源十分短缺。这种分布不均匀的状况严重阻碍了居民体育消费水平的提升。

2.3体育消费的研究对陕西省体育产业发展的启示

经济是体育消费的基础。体育消费的实际水平和发展规模,归根结底要受经济发展和人们的生活消费水平制约。这就告诉我们,体育消费与经济发展往往处于“水涨船高”的增长态势。世界上一些经济发达国家的体育消费水平较高,是与其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而陕西省经济发展和居民的生活消费水平不高,才阻碍了人们的体育消费水平,影响了体育产业的发展。所以体育产业的发展,必须结合陕西省的实际经济状况和居民的生活消费水平,政府部门在制定体育产业发展战略方针时,应参考陕西省居民的生活消费水平,积极发展一些居民喜闻乐见并且有实际消费能力的体育项目,如羽毛球等参与型项目,大型体育赛事等欣赏型项目。

3 结论

(1)陕西城市居民参与型体育消费处于初级水平。人均参加各种体育健身活动的消费支出是i13.77元。消费总量是13.90亿元。

中西消费观差异论文范文2

关键词:奢侈品广告;文化差异;翻译;影响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迅猛l展,奢侈品越来越多的进入到了社会生活之中,甚至成为了一种身份和地位的象征。作为一种与高档消费行为紧密相关的产品,奢侈品是一种文化载体。处在一个竞争日益激烈的时代,奢侈品销售者若想使自己的产品畅销各国,吸引消费者的广告翻译必不可少。

翻译要通过语言来进行,而语言和文化又密切相关。由于东西方社会价值观、历史文化的差异,奢侈品广告翻译就必须打上文化的烙印成为一种跨文化交际的手段。所以译者翻译奢侈品广告时要特别注重文化差异对奢侈品广告翻译的影响,尽量使译文符合目的语国家人们的审美。

本文拟从文化差异的角度着手,论述文化差异对奢侈品广告翻译的影响以及奢侈品广告翻译的原则与意义,旨在探讨提高奢侈品广告翻译水平的有效途径。

一、奢侈品广告翻译的重要性

奢侈品(Luxury)在国际上被定义为“一种超出人们生存与发展需要范围的,具有独特、稀缺、珍奇等特点的消费品”。[1]48其主要包括名表名包、高档香水、豪华汽车等。从经济意义上说,奢侈品是指价值与品质关系比值最高的产品,其本质是一种高档消费行为,非挥霍浪费之意,故无褒贬之分。伴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和人们消费水平的提高,奢侈品日益进入国人生活,中国成为全球奢侈品消费的最大市场之一。然而,奢侈品品牌几乎全部来自于美国和欧洲,因此奢侈品广告翻译就成了进入中国市场的叩门砖。

奢侈品广告属于商业广告,是指“广告主以付费的方式,通过公共媒介对商品或劳动进行宣传,通过此种方式向消费者有计划地传递消息,促使消费者产生购买行为,使广告主得到利益。”[2]2它是商品生产者、经营者和消费者之间沟通信息的重要手段,其受众主要是高收入人群,其最终目的是扩大经济效益。奢侈品广告的商业本质决定了它必须以市场为导向,成为吸引眼球,促进消费,提升效益的重要工具。成功的奢侈品广告翻译能够突出产品的高品质、稀缺性、深厚文化底蕴和独特个性内涵等特点,为产品赢得消费者的认可度,提升产品知名度,以达到提升经济效益的最终目的。失败的广告翻译则会使产品在消费者心中的形象大打折扣,从而阻碍产品的传播与销售。因此做出具有吸引力、广为受众接受的奢侈品广告翻译成为了商家必修的一大课题。

二、文化差异对奢侈品广告翻译的影响

文化差异是跨文化交际的一个障碍所在,也是奢侈品广告翻译者必须面对的问题。文化作为一种社会历史的积淀受到语言、宗教、价值观、文化程度、物质文明程度和社会组织形式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因此,不同国家便有着各不相同的民族文化。奢侈品生产经营者要想在国际市场上推广其产品,不仅要有雄厚的资本、先进的技术,还要有优质广告翻译。奢侈品广告翻译不仅是一种文字转换,更是一种跨文化交际。在一个群体中广受喜爱和赞赏的广告在另一个国家则未必依然能够得到青睐,因此合格的译者在翻译奢侈品广告时必须把文化差异的影响考虑在内。文化差异对奢侈品广告翻译的影响大致可分为三个方面。

其一是社会价值观差异的影响。价值观是基于人的思维感官而对事物作出的认知、理解或判断,也就是人认定事物、辩别是非的一种思维或价值取向。“西方文化崇尚自由、私有,突出‘个人主义’,一切以自我为主导;而在中国文化中,由于受到‘天人合一’的儒家思想影响,和谐是为社会普遍接受的价值观念,突出‘集体主义’,强调道德规范、自我约束”。[3]138中西方价值取向上的差异对奢侈品广告翻译具有深刻地影响。以“耐克”(Nike)的广告语“Just do it”为例,这则广告在盛行个人主义的美国文化语境里广受欢迎;因为其“想做就去做”的含义彰显着商品的鲜明个性,与西方强调独立自由的思想高度契合。但是在中国的文化语境里,“该作就去做”的译法显然比“想做就去做”的表达更加妥帖;因为后一种译文似乎有诱导青少年肆意妄为之嫌。

其二是历史文化背景差异的影响。 历史文化是一个国家经历了特定的历史发展进程后沉淀下来的文化。不同的国家有着不同的发展轨迹,也会赋予同一事物不同的意义。例如,龙在中国是身份和权力的象征,封建帝王常自称“真龙天子”,中国人也以“龙的传人”而自豪。然而西方人对龙的物象不仅没有这种特殊情感,甚至还会视其为可怕的怪物。再如,中国人喜欢喜鹊,认为喜鹊是幸运之鸟,能带给人真爱和幸运,有着“鹊桥相会”的美好传说。但在英语中,喜鹊却代指多言多语和令人讨厌之人。人苏格兰甚至认为喜鹊来访意味着死亡,是一中不吉利的信号。在奢侈品广告翻译中,这种例子比比皆是:豪车“BMW”之所以被翻译成“宝马”,是因为马在中国人心中一直都是吃苦耐劳的形象,华夏自古便有着“宝马良驹”和“汗血宝马,日行千里”等褒义的说法。

第三是审美意趣差异的影响。“美,是人的一种心里感觉。美感是审美主体在对审美客体的观察中,通过以直觉为起点的知、情、意心理因素的综合性心理活动,而产生的情理交融的精神性愉悦”。[4]209 然而每个人对美的理解又千差万别,在一种文化中广受推崇的事物,在另一文化氛围中未必会受到喜爱。西方人求真务实,追求品质,而中国则以善为大美,追求祥和安泰。所以,西方奢侈品要想打进中国消费市场,广告翻译需多采用美好吉祥的词语。例如,名酒“人头马”(Remy Martin XO)的广告语“REMY MARTIN XO Exclusively Fine Champagne Cognac”被译为“人头马一开,好运自然来”,这一译文充分考虑到了中西方审美意趣的差异。

三、奢侈品广告翻译的原则

奢侈品广告翻译属于功能性文本翻译;使译文取得与原文同样能够呼唤消费的功能是相关翻译实践的一个主要目的。有鉴于此,美国翻译理论家尤金・奈达的“功能对等”理论对于此类翻译不无指导意义。

吸引受众是奢侈品广告翻译应该遵循的首要原则。简单地说,奢侈品广告的翻译应该能够迅速吸引消费者眼球,引起消费者兴趣,只有这样才能使消费者愿意进一步了解商品,进而提高消费者购买欲望,最终达到提高经济效益的目的。吸引受众主要有两种方法,一是彰显产品的品质,二是广告本身的语言魅力。例如香奈儿(Chanel)香水广告“I wear nothing but a few drops of Chanel No.5.”译为“无限芬芳的超脱,点滴即可创造。”用“点滴”和“无限芬芳”表达出其香味浓郁持久的品质。戴比尔斯(De Beers)的广告语“A diamond lasts forever”的译文“钻石恒久远,一颗永流传”至今仍被人传颂。

流畅自然是奢侈品广告翻译所应遵循的又一重要原则。不同的思维方式、语言文化给奢侈品广告翻译带来了重重困难,译者在翻译时应该尽量填补原文本在语言与意义上的空白,使译文不仅能吸引受众,而且流畅自然。比如浪琴(Longines)手表的广告语“Elegance is an attitude”没有被翻译为“优雅是一种态度”而是译成了“优雅态度,真我性格”,译文采用四字格,更加符合中国人的行文习惯,更加流畅自然。

灵活变通也是奢侈品广告翻译需要遵守的一大原则。在奢侈品广告翻译尤其是奢侈品商标翻译中,源文本中出现的某些词语,在译入语中无法找到对应的表达。此时译者可采用音译或者造词的方式来解决问题。例如“Gucci”被翻译成“古奇”,“Patek Philippe”被翻译成“百达翡丽”。商务广告翻译的主要目的就在于在异域环境中呼吁消费,提高效益。为此,译者在翻译此类广告时可以借鉴目的论的基本指导思想,在一定程度上放宽“忠实”原则的束缚,对原文本的相关结构或修辞做出有意规避,灵活地对目标文本加以传译。比如爱马仕(Hermes)的广告语“TerreD’Hermes”只有两个词,但它在中国市场上的广告译文则是一个长句:“用大地香水的男人,脚下是坚实的大地,发间是闪烁的星辰。” 这则译文虽然与原文本差别很大,但它不仅表达出了广告本身的核心内涵,还增添了一丝奢华优雅的感觉,符合中国消费者的审美心理,能够激发起消费者的购买欲望。

综上所述,中西方在社会价值观、历史背景与审美意趣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而这种文化差异则使奢侈品广告翻译具有相当的难度。译者在翻译奢侈品广告时需要综合考虑这种文化的差异、目的语受众的消费需求及其审美心理等多种因素,使译文自然流畅、传神达意并富于吸引力。只有这样的广告翻译才能激发消费者的购买欲望与行为,最终实现奢侈品广告的商业价值。

参考文献:

[1]杨清山.中国奢侈品本土战略[M].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9:48.

[2]陈高雅.广告设计原理[M].C械工程出版社,2015:2.

中西消费观差异论文范文3

【论文摘 要】 本文梳理大学生消费心理与行为的个体差异研究,探索不同性别、年级、专业、地域以及家庭收入水平的大学生消费心理与行为的特点,认为只有根据大学生消费心理的个体差异制定具有针对性与时效性的教育对策,才能真正帮助大学生树立科学、理性的消费观,实现发展与成长。 

 

一、大学生消费行为及特点分析 

消费心理与行为是指消费者在购买行为全过程中发生的系列心理活动与外在表现,它是消费者对客观消费对象与其自身主观消费需求的综合反应,渗透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作为一个特殊的消费群体,大学生消费心理与行为日益受到关注。 

在校大学生作为同一群体,身心发展处于同一阶段,消费心理有很多共同点。首先,当代大学生的主体为80后、90后,他们成长在思想观念多元化的社会转型期,具有较高的抱负与追求,面临更多机遇与挑战,也承受更大的心理压力与冲突,其消费观呈现日益多样化、超前化、现代化。其次,尽管大学生的消费观主流是理性、科学的,然而由于大学生处于人生心理发展的转折期,学业、情感、人际关系的压力,自我探索中的迷失、人格发展的不成熟性、以及未来的不确定性均可能影响大学生消费心理与行为,盲目攀比、冲动消费、过分追求时尚、享乐、虚荣等种种问题也时有出现。最后,作为一类特殊的消费者,大学生无固定收入来源,其消费来源主要为家庭,大学生消费者具有心理独立但经济未完全独立的特点,其消费行为在具有自主性的同时,又对家庭具有依存性。 

然而,仅从共性的角度去探索大学生消费心理与行为是不够的,大学生的消费心理与行为因性别、年级、生源地、专业、家庭收入水平等因素的不同,在消费水平、消费结构、消费特征等方面均存在个体差异。将大学生看做无差别群体将不利于消费心理教育的深入开展,关注大学生消费个体差异有利于有效引导大学生树立科学的消费观,对大学生的成长成才和高校教育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二、大学生消费行为的个体差异研究 

1、性别差异 

性别是影响大学生消费心理与行为的重要因素,它会影响大学生消费的总水平、消费结构以及消费心理与行为特征。 

关于消费总水平的性别差异,近年来研究结果显示出两种不同的观点。一部分研究结果表明男生的总体消费水平高于女生,具体表现为男生的伙食、通讯和交通费较多(周丽,2007;王宝状等,2007)。而另一些更多的研究表明总消费并不存在性别差异,男女大学生在具体消费结构上有所不同。例如,陈玉珍(2007)发现男生上网,尤其是网络游戏消费支出较多,女生日用品、服装支出较多,交往支出男女生无差异;余文盛(2005)对西部大学生的研究结果表明在校外聚餐、假日游玩、参加函授、自考等方面,男生花费高于女生;女生在上网聊天、个人形象设计等方面的花销高于男生;王嘉毅等人(2008)也发现男女生的生活费没有差异,服装、手机等消费上女生多于男生;童玉英(2006)研究同样未发现男女生月消费额的差异,但男生在伙食消费、烟酒消费较多,而女生在衣服鞋帽消费和化妆品消费方面高于男生。 

在消费心理与行为特征方面,大多数研究都证实了性别差异的存在。吴琪(2009)发现男生在消费计划性方面明显不如女生,男生网购、超前消费行为的比例也高于女生,而在选择名牌、追求时尚方面,女生比例则高于男生。苏创等(2010)发现在喜新厌旧的心理上,女生对某一种物品更容易喜新厌旧。余文盛(2005)发现在西部大学生中,女生独立意识和希望打工挣钱、减轻父母负担的愿望比男生强。王嘉毅等人(2008)研究表明男生的炫耀度显著高于女生。 

2、年级差异 

随着年级增高,大学生的身心发展水平、社会化程度等逐渐提高,就业与升学的压力日渐突出,综合先前研究的结果,年级与消费心理与行为之间的关系可以归纳如下。 

首先,各个年级大学生消费总水平差异不大,但由于各年级面临任务与挑战不同,具体消费结构存在差异。大多数研究表明各年级大学生日常生活消费不存在明显差距(如陈玉珍,2007),但低年级学生的通讯费高于高年级学生(周丽,2007),高年级学生在学习和交际方面的消费明显高于低年级学生(王宝状等,2007)。 

其次,随着年级的增长,大学生消费心理总体更加理性成熟,消费心理有向健康理性发展的趋势。随着年级的增长,喜新厌旧心理在学生中的表现越少(苏创,2010),低年级学生消费不理智,易冲动,攀比心理更为严重(余文盛,2005)。然而也有研究表明高年级学生有超前消费行为的比例高于低年级学生(吴琪,2009),这可能主要与高年级学生面临毕业与求职的挑战有关。 

3、地域差异 

大学生消费行为的地域差异研究主要集中于城乡差异的研究。首先,总体看来,来自城镇的大学生整体消费水平明显高于来自农村的大学生,农村学生消费更为谨慎(陈玉珍,2007;周丽,2007;王宝状2007;王嘉毅等,2008),对于没有固定收入的大学生群体而言,这种差异其实反映出当前城乡家庭收入水平的差异。其次,在消费结构方面城乡大学生也存在差异。城镇学生在手机、恋爱、聚餐、假日旅游、上网、个人形象设计等方面的费用较高,而用于函授、自考、抽烟等方面的费用则比农村学生低(余文盛,2005)。最后,在消费特征方面,不同生源地大学生存在显著差异。农村籍大学生在消费计划性方面明显好于城镇籍大学生,城镇籍大学生选择名牌、追求时尚、超前消费等的比例更高吴琪(2009)。农村学生的打工愿望和替父母分忧愿望强于城镇学生(余文盛,2005)。 

除了城乡差异外,学生来源地的发达程度也会影响学生的消费心理与行为。苏创等人(2010)发现来自发达地区的学生在消费时更注重时尚新鲜、更加盲目从众、攀比炫耀、冲动发泄、喜新厌旧,来自不发达地区的学生更看重价廉实用。 

4、专业差异 

与性别、地域等其他方面的差异相比,文科生与理科生消费水平差异较小(周丽,2007;王嘉毅,2008),但其消费心理与行为的具体内容与形式仍然表现出不同的模式。相比较而言,文科生在社会交往、游玩、注重外在形象等消费高于理科生(余文盛,2005);文科生攀比炫耀心理也更突出,更容易非理性消费(苏创,2010)。 

5、家庭收入水平的差异 

月消费水平也与消费模式存在关联,不同消费能力学生的消费特征存在差异。发现月消费能力高的学生的时尚新鲜、攀比炫耀、冲动发泄、喜新厌旧等心理更加明显(苏创,2010);家庭收入越高,用于交际、生活等方面的支出就越多(王宝状,2007)。总体看来,来自中高收入水平家庭的大学生消费总水平也相应较高(王嘉毅,2008),但学习等刚性消费差异较小,差异主要表现在交际消费以及非理性消费等方面。 

此外,研究发现,大学生的消费水平不仅与家庭收入总水平有关,也与大学生对家庭经济承受能力的认识和判断有关。认为家庭经济承受能力较低的学生消费水平明显低于其他学生。可见,相当多的大学生的消费是比较理智的,会根据家庭经济状况合理确定消费水平(童玉英,2006)。 

三、基于个体差异的教育思路 

当代大学生消费心理与行为表现出个体差异性的特点。由于家庭环境、学校类型、专业、年级、性别等的不同,其消费心理与行为,如消费水平、消费结构、消费习惯、消费价值观等方面均存在差异性,不同群体大学生消费水平及结构出现了分化。 

对大学生开展消费心理教育,在看到大学生总体共同点的同时,更需看到不同群体的差异性,不能完全采取“一刀切”的方式,应在细分的基础上采取有针对性的教育策略。例如,对于女生要避免其过度追求时尚、盲目消费,对于男生要关注其网络尤其是网络游戏消费,帮助他们做到有节有度;将教育重点放在低年级尤其是刚入学的大学生群体上,做到及时引导,防患于未然;对于高年级的学生要采取多种方式对其升学、求职、就业消费加以辅导;对于文科生、家庭收入水平较高的学生及来自于城市或发达地区的学生要警惕其非理性消费的倾向,加大家庭“感恩”教育的力度,等等。 

总之,只有充分考虑到大学生消费心理的个体差异,才能提出具有针对性与时效性的教育对策,才能真正帮助大学生树立科学、理性的消费观,实现发展与成长。 

【参考文献】 

[1] 陈玉珍.大学生消费调查分析[j].统计与信息论坛,2007(11). 

[2] 吴琪.大学生消费状况的调查研究[j].山西财经大学学报(高教版),2009(1). 

[3] 苏创,张吉刚.湖北大学生消费心理成因及分布趋势研究[j].科技创业, 2010(10). 

[4] 余文盛.西部边远地区高校大学生个人消费问题调查研究[j].渝西学院学报(社科版),2005(3). 

[5] 周丽.影响大学生消费的因素分析[j].统计与决策,2007(22). 

[6] 王宝状等.当代大学生消费心理现状及其消费观教育[j].中国高教研究,2007(6). 

中西消费观差异论文范文4

中国东部发达地区和西部不发达地区的经济差异到底存在收敛趋势还是发散趋势?西部地区在努力缩小同东部发达地区的经济差异的过程中,其能源使用效率(用能源消费强度①表示)是在提高还是在降低?对这些问题的研究,对于中国制定更合理的区域发展政策,充分考虑我国不同地区的能源供求差异,使各地区有效利用能源禀赋以及能源利用效率方面的差异进行合作,走能源节约型的可持续的区域平衡增长道路至关重要。国内外对区域人均GDP增长收敛的研究较多,Jianetal(1996)、Bunyaratavejetal(2002)、DelaFuente(2003)分别研究了人均收入增长水平与就业、劳动生产率、技术扩散和汇率波动之间的收敛关系。Martin(1996)对以往研究人均GDP收敛的方法做了系统分类,并通过比较OECD、美国、日本以及欧盟地区的经济发展速度,实证分析人均GDP之间的收敛程度。关于中国经济增长收敛问题的研究,大体上可以分为四大类:一是“U”型收敛,即全国及东西部差异在1990年以前减小,1990年以后开始增大,Jianetal(1996)、世界银行(1997)、卢艳等(2004)、黎德福等(2006)的研究基本上都验证了这一结论。二是所谓的“收敛俱乐部”现象,即东中西三大区域的差异扩大的同时,各区域内部存在收敛趋势,Jianetal(1996)、世界银行(1997)和彭国华(2005)的研究都不同程度地验证了这一现象。三是条件收敛,林毅夫等(2003)、彭国华(2005)、许召元(2006)、刘黄金(2006)、龙文(2007)分别从不同角度认为中国区域经济增长存在条件收敛。四是收敛,张庆君(2006)认为我国东中西三大区域既存在新增长理论也存在新古典增长理论所产生的收敛速度;欧向军(2006)认为我国东中西三大区域逐渐发散趋异,而南北两大区域逐渐收敛趋同。总之,由于不同学者研究的方法、样本区间和研究视角的不同,关于中国不同区域经济增长的收敛问题并没有完全一致的结论。国内外对经济增长和能源使用效率关系的研究较为丰富,其中不乏国外学者直接针对中国的研究。

Markandyaetal(2004)在分析欧盟东扩后不同成员国能源禀赋差异对欧盟经济的影响时,得出了欧盟新老成员国之间的能源消费强度存在收敛的结论。Garbaccioetal(1999)分析了1978—1995年间中国能源消费强度下降的原因。他们运用投入—产出分析法将能源消费强度下降的影响因素分解为技术变更以及结构变更两个方面,认为产业的技术创新是中国能源消费强度下降的主要原因。Fisheretal(2004)在大量工业企业数据的基础上,运用面板计量方法,得出了1997—1999年间促使中国能源消费强度下降的因素为能源相对价格的上升、能源R&D支出、企业产权改革以及中国的产业结构调整等。

马晓君(2004)则分析了GDP和能源、就业及消费价格指数增长率之间的关系,他认为能源消费的增长与GDP的增长没有直接或内在的因果关系。张宗成等(2004)从我国能源消费弹性系数①的异常变化入手,认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对能源X低效率②起到了很大的改进作用;同时,我国产业结构的调整,尤其是电子信息、生物工程等高新技术产业的迅猛发展也带来了巨大的节能效益。施发启(2005)对我国能源消费弹性系数变化及成因进行了分析,着重分析了1997—1999年我国能源弹性系数为负的成因和2002—2004年我国能源消费弹性系数大于1的成因。他将前者归因于1997年我国出现买方市场、亚洲金融危机等使国内能源需求疲软、耗能高且污染大的企业关停并转和产业结构改善以及能源利用率提高,将后者归因于固定资产投资高速增长、第二产业比重上升和居民生活能源消费增长。但是,国内外研究文献中缺乏对中国发达与不发达地区人均GDP差异的变化趋势与这些地区能源消费强度差异的变化趋势之间的关系的研究。Markandyaetal(2004)关于欧盟东扩后不同成员国能源禀赋差异对欧盟经济的影响的研究,为我们提供了研究方法的启示。本文将参考Martin(1996)和Markandyaetal(2004)的研究方法,并结合中国国情进行适当改进,收集我国30个省、直辖市和自治区(以下简称省份)1995—2002年的年度面板数据对这一问题展开研究。我们的研究逻辑是:首先假设西部与东部地区能源消费强度差异是西部与东部地区人均GDP差异变化的函数;然后同其他回归变量一起检验这两个变量之间的关系,并通过使用面板数据计量经济学模型进行实证估计;最后得出我们的研究结论和政策含义。

二、理论模型

(一)人均GDP收敛模型

Martin(1996)把研究人均GDP收敛的文献归为两大类:β收敛和σ收敛。β收敛是指落后地区的发展速度快于发达地区的发展速度。其模型为:log(yi,t+T/yi,t)/T=α-βlog(yi,t)+εi,t其中log(yi,t+T/yi,t)/T是指从t到t+T这段时期经济体i的人均实际GDP的年均增长率,log(yi,t)是经济体i在时间t的人均实际GDP的log值。如果β>0则表示存在绝对的β收敛,即经济增长与初始人均GDP成反比,落后地区的经济增长快于发达地区从而可以最终赶上发达地区。为了更好地考察我国西部和东部地区人均GDP差异逐年的变化情况,并且和考察两个地区间能源消费强度差异逐年的变化一致起来,我们对上述传统的β收敛模型加以适当改进。我们取T=1为常数,这样通过考察每一年30个省份的横截面数据计算出该年的人均GDP差异的变化情况,再在1995—2002年这一时间序列上得出样本期间内逐年人均GDP差异的变化趋势。为了分析简便起见,我们改用自然对数并取β前面的符号为正号。于是得到我们本文的β收敛模型为:ln(yi,t/yi,t-1)=α+βln(yi,t-1)+φi,t(1)如果β<0,则存在β收敛,说明人均GDP的增长与上一期人均GDP负相关,这意味着不发达的西部在增长趋势上快于发达的东部,随着时间的推移,西部的人均GDP水平将趋同于东部地区。

(二)能源消费强度收敛模型

在我国,西部不发达地区在努力缩小与东部发达地区的经济差异时,其经济增长是建立在高能耗基础上还是建立在节约能源的可持续发展基础上是西部地区在实践中采取的两种不同的发展战略。如果是建立在高能耗基础上的经济增长,那么,经济增长越快,与东部发达地区的经济差异越缩小,能源使用效率就越低,即能源消费强度越大。反之,如果是建立在节约能源的可持续发展基础上,那么,经济增长越快,与东部发达地区的经济差异越缩小,能源使用效率就越高,即能源消费强度越小。因此,我们假设西部与东部地区能源消费强度差异是西部与东部地区人均GDP差异的函数,据此建立下列能源消费强度收敛模型,并在下一部分对这一假设的显著性进行实证检验。我们首先定义以下几个变量:yit代表西部省份i在时期t的人均GDP,εit代表西部省份i在时期t的能源消费强度;yft代表所有东部省份在时期t的平均人均GDP水平,εft代表所有东部省份在时期t的平均能源消费强度。于是有:ε*it=Ayftyitηεft(2)其中ε*it是西部第i个省份的能源消费强度,A是常数,η是能源消费强度差异对于人均GDP差异变化的弹性系数,表示西部与东部地区的人均GDP差异每降低1个百分点会对西部与东部地区的能源消费强度差异造成η个百分点的影响,本文的关键就是要求出这个弹性系数。考虑到在面板数据分析中也有时间序列因素的影响,因此,我们在模型中加入一个一期的滞后变量,以期能够使预测更加准确,其方程如下:εit=εi,t-1ε*itεi,t-1μ(3)这样ε*it就是包含了时滞影响的能源消费强度变量,而εit是不包含时滞影响的能源消费强度变量,μ为时滞调整因子。

对方程(2)和(3)取自然对数并整理,最终我们可以得到如下回归方程:ln(εit/εi,t-1)=B+C(lnεft/εi,t-1)+DlnΔyt+υit(4)其中Δyt=yft-yit①,υit为残差项,B=μlnA,C=μ,D=μη,A=exp(B/μ)=exp(B/C),于是:η=Dμ=DBln(A)(5)至此,我们就可以用方程(1)来度量我国西部与东部地区人均GDP差异的收敛状况,用(4)验证能源消费强度差异与人均GDP差异的关系并估计出系数B、C、D,通过方程(5)求出η值来度量能源消费强度差异的收敛状况。如果对方程(1)的实证检验中存在β收敛,即β<0,则说明我国西部地区的发展在总体趋势上快于东部地区的发展。然后我们对方程(4)加以回归检验并估计出系数B、C、D,求出ln(A),用方程(5)求出η值,如果:(1)η>0则说明我国西部与东部地区的人均GDP差异每降低1%,会导致西部与东部地区的能源消费强度差异降低η%,即我国西部地区在缩小与东部地区经济差异的过程中其能源消费强度差异也在不断缩小,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长是建立在低能耗基础上的。(2)η<0则说明我国西部与东部地区的人均GDP差异每降低1%,会导致西部与东部地区的能源消费强度差异增加η%,即我国西部地区在缩小与东部地区经济差异的过程中其能源消费强度差异却在不断扩大,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长是建立在高能耗基础上的。

三、样本与数据

我们通过《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自然资源数据库收集了我国30个省份1995—2002年每年的GDP总量、人口总量和能源消费总量并对这些数据进行以下处理:首先,以1995年为基期,通过分别测算各省份1995—2002年的人均GDP平均值及所有省份人均GDP平均值的统计特征值,发现在中位数以上的前15个省份大部分都是东部省份,依次是上海、北京、天津、浙江、广东、江苏、福建、辽宁、山东、黑龙江、河北、新疆、吉林、海南和湖北,而中位数以下的省份都集中在西部;上海的人均GDP最高,贵州最小。其结果与中国实际情况相符,发达省份主要集中在中国的东部地区,而不发达省份主要集中在中国的西部地区。本文把中国分成东部和西部两大区域,以中位数而不是均值作为划分中国发达与不发达地区的标准,扩大了东部发达地区的范围,而其他研究文献一般把中国分成东中西三大区域进行人均GDP收敛分析,这是本文区别于其他研究文献的不同的研究视角。其次,我们用各省份每年的能源消费总量除以各省份的GDP总量,计算出各省份1995—2002年每年的能源消费强度,共得到229个有效数据①。比较各省份的能源消费强度样本期间平均值及所有省份在样本期间内的统计特征值,我们可以发现:在1995—2002年样本期间内,各个省份的能源消费强度的平均值在所有省份的样本平均值以上的省份从高到低依次是山西、贵州、宁夏、青海、甘肃、新疆②、内蒙等几个西部省份。这说明人均GDP越低的省份,其能源消费强度越高,换句话说,东部发达地区的能源使用效率高于西部不发达地区的能源使用效率。最后,在以上数据处理的基础上,利用Eviews5•0计量软件,采用面板数据估计方法,对上面所推导的理论模型进行实证检验。

四、实证检验分析

我们用二元面板数据模型对上面的理论模型(1)和(4)进行实证估计,其对应的面板数据模型分别为(6)与(7):ln(yi,t/yi,t-1)=α+βln(yi,t-1)+∑δiHi+∑γkTk+φi,t(6)其中,Hi=1,如果是第i个省份0,其他i=1,2,……,30Tk=1,如果是k年0,其他k=1995,1997,……,2002ln(εi,t/εi,t-1)=B+Cln(εf,t/εi,t-1)+DlnΔyt+∑θiWi+∑kTk+υi,t(7)其中,Wi=1,如果是第i个省份0,其他i=16,17,……,30Tk=1,如果是k年0,其他k=1995,1997,……,2002为了便于检验,把方程(6)、(7)分别改写为:Y1=α+βX1+∑δiHi+∑γkTk+φi,t(8)Y2=B+CX2+DX3+∑θiWi+∑kTk+υi,t(9)其中:Y1=ln(yi,t/yi,t-1),X1=ln(yi,t-1)Y2=ln(εi,t/εi,t-1),X2=ln(εf,t/εi,t-1),X3=lnΔyt我们对方程(8)采用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回归,其结果如表2:我们可以看到用固定效应模型估计方程(8),其拟合优度达到了85•23%,通过1%显著水平的F检验;X1的系数β值为-0•3466,t检验完全显著。这表明西部与东部地区的人均GDP的增长趋势存在β收敛,即西部地区的增长虽然整体落后于东部地区,但增长趋势略快于东部。我们的结论同其他文献的研究结论不完全相符,可能是因为三方面的原因:一是我们仅仅比较东部与西部两大地区而不是东中西三大地区,文中的东部发达地区范围较大,由人均GDP中位数以上的省份构成,包括了新疆、湖北、河北和东三省,其他文献认为的东部发达地区的范围只包括了本文均值以上的前9或10个省份,这在一定程度上使我们的结论与其他文献的不符;二是我们使用的β收敛模型取T=1为常数进行逐年回归,与传统β收敛模型中对整个样本期间T内的年人均GDP回归有所区别。三是我们使用人均GDP,有些研究文献用的是劳均GDP,而中国各省份的人口总量与劳动人口总量差别较大。

我们对方程(9)采用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回归,其结果如表3。我们采用固定效应模型估计方程(9),其拟合优度达到了73•20%,通过1%显著水平的F检验①;并且X2的系数(即C^=0•7452)和X3的系数(即D^=0•3630)都通过了5%水平的显著性检验。这说明本文的核心假设“我国西部与东部地区能源消费强度差异是西部和东部地区人均GDP差异的函数”通过检验。我们对方程(8)、(9)采用随机效应模型进行回归并通过Hausman检验来判断固定效应和随机效应哪种模型更有效,检验结果表明固定效应模型要优于随机效应模型。同时我们又采用F值检验固定效应模型的适用性,可以在1%的显著水平上拒绝原假设,即在此使用固定效应模型更有效。因此,我们只给出并使用固定效应模型的回归结果,不再给出随机效应模型的回归结果。下面,我们就利用方程(9)回归出来的系数B^、C^和D^,通过方程(5)求出本文的关键变量,即西部与东部的能源消费强度差异对西部与东部的人均GDP差异变化的弹性系数η=D^B^•ln(A)。

弹性系数η表示西部与东部地区人均GDP差异每降低1个百分点会对两地区能源消费强度差异造成η个百分点的影响。η=1表示能源消费强度差异的收敛速度和人均GDP差异的收敛速度相当;η大于1表示能源消费强度差异的收敛速度快于人均GDP差异的收敛速度;η小于1则表示能源消费强度差异的收敛速度慢于人均GDP差异的收敛速度;η小于0大于-1则表示能源消费强度差异的发散速度小于人均GDP差异的收敛速度;η小于-1则表示能源消费强度差异的发散速度快于人均GDP差异的收敛速度。从整体上来看,η值为0•4870%,这表明我国西部与东部地区的能源消费强度差异的变化趋势是收敛的,即西部与东部地区的人均GDP的差异每降低1%,会导致西部与东部地区的能源消费强度差异缩小0•4870%。利用η值计算公式,我们还可以得到西部15个省份各自的η值。过程如下:我们已经通过对方程(9)的回归估算出B^、C^和D^值,并且还得到了西部各省份的固定效应虚变量系数^θi,于是可以求出lnA=B^/C^和各省份对应的B^i值即B^i=B^+^θi。这样,就可以通过方程(5)测算出西部各省份与东部的能源消费强度差异对人均GDP差异变化的弹性系数ηi=D^B^i•ln(A),其结果见表4。从表4中我们可以直观地看到1995—2002年这八年间我国西部地区不同省份能源消费强度的变化趋势。其中各省份的η值,反应了各省份与东部地区能源消费强度差异的收敛或发散状况:η值为正,表示该省份与东部地区人均GDP的差异缩小1个百分点,将导致该省份与东部地区能源消费强度的差异缩小η个百分点,说明该省份在人均GDP增长、缩小与东部差异的同时,也提高了能源的使用效率。这些省份包括:陕西、云南、河南、安徽、四川、湖南、广西、江西。η值为负,表示该省份与东部地区人均GDP的差异缩小1个百分点,将导致该省份与东部地区能源消费强度的差异增加η个百分点,说明该省份在人均GDP增长、缩小与东部差异的同时,能源的使用效率在下降,这些省份包括:山西、宁夏、青海、贵州、内蒙古、甘肃。

中西消费观差异论文范文5

关键词 灰色关联;收入差异;年龄结构;居民消费

[中图分类号]C924.2;F12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461(2017)06-0070-06

一、引言与文献回顾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居民收入得到较大提高,然而,居民消费自2000年以来持续萎靡不振,“高投资,低消费”的经济增长模型面临严峻的挑战。对全球189个国家按购买力平价以及可比价(2005年价格)进行估算的人均GDP排序中,2010年我国人均GDP达到7 129美元,列第98位;而居民消费率仅为35.26%,仅列第179位。这反映出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并不是由消费拉动的。因此,改变居民消费需求严重不足的现状,建立消M增长的长效机制,不仅仅是为了应对国际不稳定的经济环境,更重要的是中国经济结构调整和进一步发展的需要。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加强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加大消费选择的自,提高居民消费能力,实现经济增长模式的成功转型。随着我国逐渐步入人口老龄化阶段,过去三十多年的人口红利逐渐消退,如何在不具备人口优势的情况下提升居民的消费动力,实现经济的持续增长,是近年来政策制定者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

概括来讲,居民收入差异性对家庭消费的影响特征包含以下几点:一是中高收入群体在基础生活保障方面的消费收入占比显著降低,其消费观念倾向于对高科技、高附加值产品的支出,低收入群体的消费支出仍集中于食品、衣着等生活必需品上,因此,按居民收入分类能够为政府制定更有效地刺激社会总消费的政策措提供参考;二是不同地区间的收入差距也显著影响居民消费总量,这体现在东部、中部与西部地区的消费观念及消费导向,理清不同地区间居民消费与当地收入之间的相关关系,能够为地方政府的刺激消费举措提供帮助。理论上看,关于居民收入差距对消费总量的影响也得到众多学者的关注,如胡日东等(2014)基于扩展的LA/AIDS模型研究中国城乡收入差距对居民消费结构的影响;钞小静和沈坤荣(2014)从城乡收入差距的角度分析影响家庭消费乃至中国经济增长的各种因素等等。

关于人口年龄结构与居民消费之间关系的研究主要包括以下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我国人口结构趋于老龄化(老年抚养比增加)降低了居民的消费需求,如王金营和付秀彬(2006)、毛中根等(2013)通过将少年人口比重和老年人口比重引入消费函数进行实证检验,结果发现,我国人口结构的老龄化将会降低未来的消费水平和消费比率;李春琦和张杰平(2009)、王霞(2011)等研究认为人口结构因素对居民消费率也具有显著影响,具体来讲,少儿抚养比与消费率呈正向关系,而老年抚养比与消费率呈负向关关系。第二种观点认为我国人口结构趋于老龄化对居民消费―储蓄行为没有显著影响,如Horioka和Wan(2006)对中国1995~2004年城乡居民储蓄率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少儿抚养比与储蓄率之间呈负相关关系,而老年抚养比与储蓄率之间则仅呈现微弱的正相关关系;李文星等(2008)认为少儿抚养系数对居民消费具有非常微弱的负影响,而老年抚养系数变化对居民消费的影响则不显著。第三种观点认为我国人口结构趋于老龄化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居民消费,如王宇鹏(2011)的研究发现,老年人口抚养比越高,城镇居民平均消费倾向越高,而少儿抚养比对城镇居民消费影响不显著;谭江蓉和杨云彦(2012)采用中国 1%人口抽样调查和人口普查的省域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农村人口老龄化对农村居民消费倾向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农村居民消费。也有学者认为,应分别从城镇和农村两个视角进行研究,城镇地区与农村地区的老年抚养比与少儿抚养比对居民消费存在显著差异,如刘铠豪(2016)等。

为了避免由于样本与计量方法选择所带来的误差,以及区别于已有研究,本文采用灰色关联度方法,分别从居民收入差异与人口年龄结构的角度分别探讨不同层次收入群体、区域间人口年龄结构与我国居民消费之间的相关关系,并提出一系列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本文余下部分做如下安排:第二部分为研究方法与数据选取;第三部分为区域间年龄结构差异与居民消费的灰色关联分析;第四部分为收入结构差异与居民消费的灰色关联分析;第五部分给出结论与政策建议。

二、研究方法与数据选取

国内关于居民消费与收入、年龄结构的相关研究多采用定性分析和统计计量方法,然而,定性分析不能够精确测度经济变量之间的数量关系,统计计量方法由于数据样本选取和计量方法的不同而得出相异的结论,使得上述方法在研究经济问题时缺乏较高的可信度。基于此,参考孙晓东等(2005)、齐志强等(2011),本文采用灰色关联度分析法进行经济问题研究,试图规避其他方法所引起的种种争论,达到正确解析经济现实的目的。

灰色关联分析法是一种多因素分析法,基本思想是指根据序列曲线的几何形状的相似度判断各因素之间的联系是否紧密。曲线越接近,说明各因素之间的关联度越大,反之则越小。灰色关联分析法弥补了采用数量统计方法进行系统分析时所产生的种种缺憾,它对于样本量的大小和样本有无规律均同样适用。灰色关联分析的计算步骤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三、区域间年龄结构差异与居民消费的灰色关联分析

(一)东部地区

从表1可以看出,东部地区(高收入地区)0~14岁年龄段与食品、医疗保健和教育等方面的消费支出存在较强的关联度,与家庭设备、交通通信的关联度相对较弱;15~64岁年龄段与食品、衣着、交通通信和居住存在较强的关联度;64岁及以上年龄段与医疗保健和居住存在较强的关联度,与交通通信的关联度非常弱。从整体均值来看,15~64岁年龄段与居民消费的关联度最强,0~14岁年龄段次之,64岁及以上年龄段最小。

从上述特征可得以下结论:①青少年时期(0~14岁年龄段)居民消费更多地倾向于教育支出和医疗保健支出,体现出东部地区能够给未成年人提供优越的教育条件和医疗服务;②中年期(15~64岁年龄段)的居民消费在衣着和交通通信方面的支出居多,体现出较为优越的经济环境使得交通通信的消费占比上升,且更注重衣着方面的消费,居住支出的较强关联度显示出房价的持续上升给予中年人较大的购房压力;③老年期(64岁及以上年龄段)在医疗保健和居住方面的支出较多,显示出高收入地区老年人能够将更多消费应用于医疗保健,且居住支出更多地体现在子女的购房需求方面。

(二)中部和东北部地区

从表2和表3可以看出,中部和东北部地区(中等收入地区)0~14岁年龄段与食品和教育的关联度较强,与家庭设备、交通通信和居住的关联度相对较弱;15~64岁年龄段与食品、衣着和医疗保健存在较强的关联度;64岁及以上年龄段与食品、医疗保健和居住存在较强的关联度。从整体均值来看,15~64岁年龄段与居民消费的关联度最强,0~14岁年龄段次之,64岁及以上年龄段最小,该特征与东部地区一致,但关联度的绝对值出现明显下降。

从上述特征可得以下结论:①中等收入地区在青少年时期仍投入较高比例的教育支出,但医疗保健的关联度出现显著下降,显示出该地区能够保障未成年人的教育投入,而对医疗保健的投入要明显弱于东部地区;②中年期食品、衣着和居住较东部地区仍保持较高的关联度,而交通通信的关联度出现下降,体现出中等收入地区仍面临较强的购房压力,而交通通信支出的下降显示出该地区的经济发展程度弱于东部地区;③老年期消费的关联特征与东部地区相近,但关联度高于东部地区,而青少年时期和中年期的关联度低于东部地区,反映出高收入地区存在一定的超前消费倾向,而中等收入地区仍保持较高的预防性储蓄用于老年期的消费。

(三)西部地区

从表4可以看出,西部地区(低收入地区)0~14岁年龄段与食品、医疗保健和教育的关联度较强,但教育支出的关联度明显弱于中部、东北部和东部地区;15~64岁年龄段与食品、衣着、医疗保健和交通通信存在较强的关联度;64岁及以上年龄段与食品、衣着、医疗保健和居住存在较强的关联度,且与食品的关联度要强于中部、东北部和东部地区。从整体均值来看,仍具有与东部和中部地区相似的关联特征,但0~14岁年龄段的关联度均值低于东部和中部地区,而64岁及以上年龄段的关联度均值高于东部和中部地区。

从上述特征可得以下结论:①青少年时期西部地区的教育支出关联度出现显著下降,说明低收入地区为了保持食品支出和医疗保健支出的固有份额,并不能够为未成年人提供足够的教育投入;②中年期西部地区的关联度与中部、东北部和东部地区相当,医疗保健支出与居住支出的关联度有小幅上升,显示出西部较为恶劣的地理环境和较低的收入水平使得医疗费用增加,同时,西部地区经济开放度较低,传统观念主导的居民消费仍将居住支出作为其消费的重要组成部分;③老年期消费的关联特征与中部、东北部和东部地区相近,但关联度高于前三者,说明西部地区的预防性储蓄水平更高,使得老年消费占比增加,同时,食品支出的关联度明显高于中、东部地区,也反映出基本生活支出是西部地区老龄人口消费的重要部分。

四、收入结构差异与居民消费的灰色关联分析

表5给出了较长时间跨度水平(1994~2012年)上不同收入水平与居民消费结构之间的灰色关联度。可以发现,低收入阶层(最低收入户、困难户)在食品、居住等基本生活保障方面的消M关联度明显高于中等收入阶层(中等偏下户、中等收入户和中等偏上户)与高收入阶层(高收入户和最高收入户),在医疗保健、交通通信和教育娱乐方面的关联度低于两者,特别是教育娱乐方面低收入阶层与高收入阶层差距非常明显。在衣着和家庭设备方面,中等收入阶层的关联度要高于低收入阶层和高收入阶层。

从上述特征可得以下结论:①低收入阶层的居民消费支出更多地倾向于基础生活保障方面(如食品、居住等),体现出低收入群体在实现基本生活温饱的前提下,不能够将过多的收入投入到文化娱乐和医疗保健层面;②中等收入阶层的居民消费支出主要体现在衣着和家庭设备方面,显示出该收入群体的消费倾向较低收入群体有较为明显的转变,能够在满足基本生活保障的情况下,在家庭装饰、穿着等方面进行较多的支出;③高收入阶层的居民消费与医疗保健和教育娱乐的关联度较强,显示出高收入群体有能力将较多的积蓄用于基本生活支出以外的方面,特别是精神层面的消费支出。

表6、表7和表8分别给出了不同时间区间内收入水平差异与居民消费结构之间的灰色关联分析结果。可以发现:①各收入阶层对食品、衣着以及居住方面的消费关联趋势较为相似,均在1994~1999年间处于较低阶段,在2000~2005年间达到顶峰;②各收入阶层对其他方面的消费关联存在显著差异,如低收入阶层对家庭设备方面的消费关联总体呈逐渐下降态势,对医疗保健、交通通信以及教育娱乐的消费关联保持先下降后上升的走势;中、高收入阶层在医疗保健、教育娱乐方面的消费关联在2000~2005年间达到顶峰,在交通通信方面的消费关联呈不断下降态势,对家庭设备的消费关联不存在显著的规律性。

从上述特征可得以下结论:①随着时间推移,低收入阶层的消费倾向逐渐向衣着、医疗保健以及交通通信方面转移,这反映出经济持续高增长带动低收入群体的生活水平不断提升,使其对穿着及医疗保健的支出快速增加,同时,随着我国交通设施的不断完善、通信费用的逐渐下降以及移动设备的普及,交通通信支出也成为低收入阶层的主要消费支出之一;②中、高收入阶层对基本生活保障方面的消费支出在不同时间段内的变动趋势与低收入阶层保持一定的相似性,这说明高收入群体在对高附加值方面消费增长的情况下对基本的生活支出呈现平稳特征;另外,中高收入群体对医疗保健、教育娱乐方面的消费支出未表现出高增长提升,而是保持先升后降态势,这反映出二十一世纪以来我国经济的高增长,带动了低收入群体生活质量的显著改善,从而降低了高收入群体在高附加值产业的支出比例,同时这也为经济增长有效降低居民收入差距提供了间接证据。

五、结论与政策建h

通过对年龄结构、收入差异与居民消费之间关系的灰色关联分析,可以得到如下结论:第一,从年龄结构来看,老年期消费整体偏低,中年期消费受到房价上涨的巨大制约,青少年期消费与教育支出存在较大关联;第二,从区域差异来看,高收入地区老年期人口消费不足,中、低收入地区的经济环境制约其中年期人口的消费水平;第三,从居民收入差异来看,整体上低收入阶层的居民消费支出倾向于基础生活保障方面,中、高收入阶层的居民消费支出更多体现在衣着、家庭设备、医疗保健及教育娱乐等具有高附加值的消费产品上。基于以上研究结论,拟从以下几方面提出政策建议:

(1)分年龄段来看,加大青少年教育辅助设施投入,提高青少年生活质量,引导中年期人口的消费观念,改善其工作、经济环境,完善老年人医疗保障体系,加强医疗设施建设等。显然,青少年时期基本生活支出和教育支出占据主导,提升教育机构生活质量和加大教育辅助设施建设有助于改善其消费水平;中年期更注重穿着、交通通信和住房,故引导其消费观念、改善相应的工作、经济环境以及减轻居民购房压力均会有效刺激中年期人口的消费水平;老年期人口的居住支出主要体现在为下一代的买房需求,调控房价上涨压力有助于刺激老龄人口的购房需求,医疗保健支出是老龄人口消费的主要方面,加大医疗设施建设、完善医疗保障体系有助于增加老龄人口的消费支出。

(2)分地区来看,完善东部地区老龄人口消费服务设施,加大西部地区青少年教育扶持力度,以及提升中部、东北部和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环境。从表1可以看出,东部地区老年期消费的关联度要弱于中部、东北部和西部地区,反映出高收入地区的老龄人口消费不足,加大该地区医疗保健设施和文化娱乐设施建设,有助于提升居民消费。从表2~4可以看出,中部、东北部和西部地区的交通通信支出和家庭设备支出的关联度明显弱于东部地区,显示出相对较差的经济环境降低了中、低收入地区在交通通信和家庭设备方面的支出规模,加大这些地区的投资力度,改善其经济环境,将会是刺激该地区的居民消费的有效手段。

(3)从收入结构差异来看,提升低收入群体薪酬水平,是刺激医疗保健、教育娱乐支出的重要途径;有效缩减居民收入差距,能够显著改善社会的总消费水平,并使得居民对消费支出方向更趋于均衡化,有利于宏观经济的稳定增长;交通通信等包含技术附加值产品的逐渐普及,能够有效提振社会消费总量,刺激各收入阶层的消费支出。

(4)从整体上看,构建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提升老年期消费比重,缩减居民收入差距。由于我国逐步迈入老龄化社会,老龄人口大幅增加,迫切需要完善的社会保障来促使其降低预防性储蓄规模。同时,从表1~4可以看出,老年期消费的关联度显著弱于青少年时期和中年期,说明我国老龄人口消费严重不足,拉低了社会总需求,从而提升老年期消费比重是解决我国居民消费长期萎靡不振的有效途径。同时,表5~8反映出不同层次收入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使得其消费结构存在显著差异,有效缩减居民收入差距,能够保持居民消费的稳定性与持续性,并通过提升低收入群体的薪酬水平,改变居民的消费倾向,促进我国经济结构的顺利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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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消费观差异论文范文6

关键词:休闲消费;休闲消费行为;休闲障碍

本文遵循社会学调查问卷制定的原理和方法,根据本课题研究目的和内容,在相关文献分析和专家访谈的基础上,理论联系实践的设计调查问卷,设计针对北京、太原两大城市的大学生《周末休闲消费行为特征调查问卷》。采取随机抽样的方法,以北京理工大学、中央财经大学、首都师范大学及山西理工大学、山西财经大学、山西师范大学六所高校为样本进行调查。各学校均发放问卷100份,共回收问卷590份,有效率达98%。运用SPSS22软件及Excel软件进行相应的数据统计处理,从休闲目的、休闲活动频率、休闲同伴选择、休闲场所及休闲障碍5个方面分析。

一、休闲目的

目前大学生对休闲消费的认识层次还比较低。80%的大学生将休闲视为放松心情的方式,而有超过44%以上的学生则将打发无聊时间视为休闲的目的。理工类学校与其他类院校相比,学生将休闲消费视为锻炼身体、丰富社会经验,结交朋友的相对较少,但将休闲消费视为打发无聊时间则相对较多,这可能与学校类别及课程任务负担有关。相对而言,山西高校学生将休闲消费视为发展兴趣爱好的相对较多,这可能与学校课程安排压力小,学生有更多的精力及时间发展兴趣爱好有关。

二、休闲活动频率

在休闲活动的选择上,各个学校在阅读方面存在明显差异,北京市的学生阅读频率明显高于太原市高校本科学生;而山西高校学生玩游戏、睡觉、参加社团的频率明显高于北京市高校学生,这可能与学生素质、学校课程压力有关。师范类学校学生兼职频率明显高于其他类高校学生,这可能与学校类型有关。各学校其他类活动频率无明显差异。

三、休闲同伴的选择

在休闲同伴的选择上,各学校无明显差异。主要选择与同学、朋友进行休闲消费活动,较少选择老乡作为休闲同伴。理工类院校选择单独休闲消费相对其他院校更多,这可能是由于性别对休闲消费的影响。

四、休闲场所选择

本科生周末休闲消费基本在宿舍、校内及校园3000m附近,只有百分之十几的学生选择在3000m以外的地方进行休闲消费活动。此外,北京市高校学生选择在宿舍进行休闲消费的相对较少。

五、休闲障碍

图1 各学校周末休闲障碍

在休闲障碍方面,各学校学生周末休闲障碍为经济压力、时间压力和缺乏休闲场所,较少的学生将缺乏合适的伙伴视为休闲消费障碍。北京市高校学生将经济压力视为主要休闲障碍相对太原市高校学生较少,这可能与北京市便利的交通及北京市很多景点可以免费参观有关。

综上所述,各高校对休闲消费的认识水平较低,经济压力、时间压力及缺乏合适的休闲伙伴成为其主要的休闲障碍。而北京市高校学生相对太原市高校学生在休闲活动的选择上,阅读频率明显高,玩游戏、睡觉、参加社团的频率则相对低。在休闲同伴的选择上则无明显地区性差异。此外,北京市高校学生选择在宿舍进行休闲消费、将经济压力视为休闲障碍的相对太原市高校学生较少。

针对以上休闲消费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以下建议:

1、教育部门:高校应对学生的休闲消费观念进行教育。大学教育不应该像高中教育以知识教育为主,而应该是一个全面综合性的教育场所。学生的休闲消费观念对学生的影响非常重要,但目前大学生休闲消费观念却普遍较低。因此,对大学生休闲消费观念进行教育势在必行且迫在眉睫。

2、政府部门:山西政府部门应改革山西休闲场所收费制度,降低居民休闲消费成本,丰富人民生活,提高居民文化水平。

3、学生个人:高校学生应积极改变自身休闲态度,不能总是宅在寝室,应多与外界沟通交流,开阔视野,提高自身竞争力。

参考文献:

[1] 王姝杰,梁正,罗艳菊,山.大学生周末休闲行为特征研究――以海南师范大学为例[J].海南师范大学学报,2011年9月

[2] 高强.大学生休闲行为与休闲满意度的相关研究[D].西南大学,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