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消费观差异论文范文1
论文摘要：主要采用多间端等距指标入户抽样调查法、文献资料法和数理统计法，对陕西省十一个地市的城市居民体育消费行为制约因素进行调查研究。结果显示：传统的消费观念制约陕西省城市居民体育消费意识的提高；不发达的经济条件制约陕西省城市居民体育消费水平的发展；居民生活消费结构中医疗及储蓄制约陕西省城市居民的体育消费支出；消费者之间的个体差异影响体育消费的整体发展。
1 研究对象与方法
本研究对象是陕西省城市居民体育消费水平。主要采用多间端等距指标入户抽样调查法，对陕西省11个地、市城市居民，就体育消费的制约因素进行调查。调查时间：2005年6月一10月。采用陕西省统计局的国民经济统计网点，样本量为990份，回收990份。对所收集的全部调查问卷在计算机上运用spss9．0软件对174240项数据进行分析和处理。
2 调查结果与分析
从调查结果来看，陕西省初步具备了体育消费兴起和发展的条件。体育消费的内容主要包括人们进行身体锻炼的参与型体育消费，现场观看体育比赛的观赏型体育消费，以及人们进行体育技能培训的培训体育消费等等体育劳务形式。本文主要从体育的参与型和观赏型消费进行调查研究。
2．1陕西省城市居民体育消费水平总体分析
调查统计分析表明：陕西城市居民家庭参加各种体育健身活动的年消费额是348．14元，以城市居民家庭平均人口3．06计算，人均参与型体育消费年支出是113．77元。以陕西省城市人口1222万人推算，陕西城市居民参与型体育消费年总量是13．9-亿元。观看各种体育比赛、体育表演是观赏型体育消费的主要内容之一。陕西城市居民个人平均全年观赏型体育消费的支出是39．78元，全省年消费总量是4．86亿元(见表1)。
其中最突出的是关于观赏型消费额50元以下的消费者占到总消费群体的70．8％。如果篮球cba联赛球票价格以，30元计算，39．78元的观赏消费支出最多只能观看1场比赛，说明近年来陕西省城市居民体育消费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但是总体水平相对较低。
2．2制约陕西省城市居民体育消费水平的发展因素分析
笔者主要从社会文化、经济环境、生活结构、消费者个体等方面进行分析：
2．2．1浓厚的传统消费观念制约体育消费水平的发展 传统的消费观念崇尚节俭，人们认为节俭是一种美德，通过节俭进行理财。但是，节俭本身并不生财，不能增大资产规模，而只是减少支出。陕西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发祥地，“轻消费，重储蓄”的消费观念在陕西居民中的表现较为突出，这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陕西城市居民体育消费水平的提升。
2．2．2不发达的经济条件制约体育消费水平的提高
2．2．2．1陕西省与其他省份经济条件比较 体育消费归根结底是一种经济和货币开支，它必须以一定的经济基础为前提。统计数据表明，2004年陕西省人均gdp达到7757元，比上年增长12．4％，与全国及西部的青海、甘肃省份相比较，经济增长速度是比较快的。城乡居民收入较快增长，人均可支配收入达7492．50元，同比增长10．1％；ja居民消费指标恩格尔系数来看，2004年陕西省城镇居民家庭该系数降到33．7％，低于全国和西部省份水平；对于城市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的指标，陕西省的同比增长速度达到10．0％，高于西部各省及全国的增长速度。总体看来，2004年陕西省经济量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见表2)。
但是，经济总增长水平快速稳定，增幅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2．2．2．2陕西省内不同区域经济比较分析(见表3)
陕西省地区间经济发展水平差异明显。“十五”期间，全省十市一区经济发展都实现不同程度的快速增长，但增速在陕北、关中、陕南地区间差异明显。
从人均gdp来看，西安市一直保持在10000元以上，2005年之前都远远高于其他市区，2005年延安异军突起，达到17670元，比西安高出1745元，列全省第一，宝鸡以11126元排在第三位，其他市区都不及全省平均水平(9878元)，其中商洛市最低(3616元)。在一定的经济条件，西安市具有体育消费的硬件基础设施和大量的有能力进行体育消费的群体，而其他城市由于自身经济水平的制约和居民体育消费的观念差异造成其体育消费水平普遍不高(见图1)。
图1陕西省不同区域城市居民年人均体育消费水平统计
2．2．3居民生活消费结构对体育消费水平的影响(见表4
表4 2004年陕西省城市居民生活消费结构统计
对陕西省城市居民消费结构进行调查，结果表明，排在前八位的消费项目分别是：“吃、穿、住、教育、医疗、交通通讯、文化娱乐、体育消费”。这说明体育消费在目前并非是居民生活消费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近年来住房、医疗、教育制度等的改革，造成了大部分居民把大部分支出用于此类消费。但是随着陕西经济的较快发展，城乡居民生活水平的普遍提高，消费结构将会发生较大变化，消费领域也会迅速拓展。
2．2．3．1医疗消费支出与体育消费水平的相关性分析 医疗消费支出在城市居民生活消费结构中所占比重逐年增加，这间接影响到体育消费水平的提升。据最新资料显示，陕西省年城镇居民医疗消费支出：1995年人均医疗支出是41．3元，2000年是91．4元，2005年人均医疗肖费支出是605元(见图2)。人力资本理论把用于后天的营养、锻炼和医疗保健等方面的支出看做是一种与物质建设一样的投资，即健康投资，这种健康投资就形成了人力资本中的健康资本。但是，健康投资中仅注重医疗保健的支出，忽视体育健康的支出，是一种不科学的短视消费行为。
2．2．3．2居民储蓄存款与体育消费水平的相关性分析 从2001年到2005年，陕西省城乡居民年末储蓄存款余额分别为1768．47亿元、2107．83亿元、2519．83亿元、2948．34亿元和3533．97亿元，按年分别增长19．2％、19．6％、17．0％和19．9％(见图3)。居民对预期支出和预期收入的不确定性，导致居民的预防性储蓄动机强化。据统计，居民的储蓄目的依次是子女教育、医疗和养老，而主要消费支出是食品和医疗等。统计显示，以2005年城市人均消费性支出6656元计算，2005年陕西省城市人均医疗消费支出占人均消费性支出的比例已经达到9％。
然而，目前我国80％以上的劳动者没有基本养老保险，85％以上的城乡居民没有医疗保险。因此，个人消费者必须面对养老、医疗以及孩子教育的问题，因而造成消费者高储蓄低消费的心态，使得居民储蓄率居高不下，对预期支出和预期收入的不确定性，和子女教育、医疗和养老的支出较大导致居民的预防性储蓄动机强化。所以摆在陕西省政府面前的问题就是必须扩大消费，推动内需，改变以政府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模式。首先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和医疗保障体系，消除居民的后顾之忧。其次就是必须增加和培养居民新的消费热点，那么体育消费就作为一种新的消费模式被提上日程，引导居民的健康投资与消费，逐步培养城市居民的健康消费意识。体育消费既能改变我国目前的消费不足的情况，同时也是政府推行医疗体制改革宏观政策下的有益补充，居民对自己的健康投资，使自己身体各方面的机能得到有效提高，从而把医疗支出的费用能降到最低点，把看病花钱的事后控制改变为通过体育锻炼增强体质的事前预防中来。
2．2．4消费者个体特征对体育消费水平的影响 本文从不同性别、不同年龄两个方面来分别论述。旨在进一步明确不同体育消费群体的制约因素，从而对陕西省城市居民体育消费市场给予准确定位。
2．2．4．1性别差异对体育消费的影响 从性别的角度来研究体育消费的制约因素，通过调查统计我们可以看到：男性与女性在首要制约因素的认识上无明显差异。大家一致认为是“体育消费价格偏高”；但是在第二位至第五位的制约因素中男女性别差异显著。制约男性体育消费的第二位因素是经济条件差，排在第三、四、五位的分别是：工作任务重、健身场所距离远、没有适合自己的体育消费场所。制约女性体育消费的第二、三、四位因素分别则是家务忙、缺乏体育兴趣、不懂运动知识及无人指导。因此，在新时期对陕西省城市体育消费的宣传及增加体育消费场所很有必要。
2．2．4．2年龄结构对体育消费的影响 从消费者个体年龄结构出发，制约体育消费的主要因素排在前三位的分别是：体育消费价格高，家务忙和消费场所距离远。不同年龄的消费个体差异显著，18岁以下和19—25岁为一类，他们认为影响他们健身娱乐消费的主要因素是健身娱乐价格偏高、经济条件差。其次是体育消费项目单一、缺乏健身娱乐兴趣。26—40岁和41—50岁为第二类群体，他们有比较可观的收入，但影响他们消费的主要因素是工作紧、家务忙，其次影响因素是没有适合自己的健身娱乐消费场所、健身场所距离太远。第三类群体是5l一60岁和60岁以上的消费者，他们认为主要因素是健身娱乐价格偏高、经济条件差。这个群体还是把经济因素放在首位，其次影响因素是没有适合自己的健身娱乐消费场所、健身场所距离太远、缺乏体育健身娱乐兴趣等因素(见表5)。
体育消费价格高与陕西城市居民生活消费水平和体育企业的价格策略有关。家务忙，说明社会经济生产中的效率不高，人们闲暇时间少；消费场所距离远显示陕西省体育场馆资源配置不足。体育场馆设施是发展居民体育消费的物质保障，据第五次陕西省体育场地普查数结果表明，体育场地总数虽然有19227个，但人均体育场地面积仅有0．9平方米，而且配置不合理。标准场地主要分布在大城市，而且主要集中在几个城区，小城市体育场馆资源十分短缺。这种分布不均匀的状况严重阻碍了居民体育消费水平的提升。
2．3体育消费的研究对陕西省体育产业发展的启示
经济是体育消费的基础。体育消费的实际水平和发展规模，归根结底要受经济发展和人们的生活消费水平制约。这就告诉我们，体育消费与经济发展往往处于“水涨船高”的增长态势。世界上一些经济发达国家的体育消费水平较高，是与其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而陕西省经济发展和居民的生活消费水平不高，才阻碍了人们的体育消费水平，影响了体育产业的发展。所以体育产业的发展，必须结合陕西省的实际经济状况和居民的生活消费水平，政府部门在制定体育产业发展战略方针时，应参考陕西省居民的生活消费水平，积极发展一些居民喜闻乐见并且有实际消费能力的体育项目，如羽毛球等参与型项目，大型体育赛事等欣赏型项目。
3 结论
(1)陕西城市居民参与型体育消费处于初级水平。人均参加各种体育健身活动的消费支出是i13．77元。消费总量是13．90亿元。
中西消费观差异论文范文2
A Research on Consumptions Regional Differences and Groups
Differences of Rural Residents in China――Based on
DGE Model and Quantile Regression
XIAO Qin， DAI Bei， WEN Shuhui
（Faculty of Management and Economics， Kunmi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Kunming 650093， Yunnan， China）
Abstract：
On the basis of previous research on rural residents consumption function， the paper builds up a dynamic general equilibrium model by introducing previous period income， period consumption. The paper uses the statistics on the rural residents of eastern， central and western regions of china from 1985～2011 to do empirical analysis quantile regression. The result of the research indicates the consumption of rural residents of China has an effect on current income， previous period income and previous period consumption. The same variable has the different effect on the consumption of rural residents in different regions， and the eastern region is most affected. Meanwhile， the same variable has the different effect on the consumption under different consumption levels， medium consumer groups are most affected， and high consumer groups are least affected.
Keywords：regional differences； groups differences； consumption of rural residents； DGE model； quantile regression
一、研究概述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经济迅速发展，农民生活水平和消费水平显著提高，但由于长期以来中国各地农村的自然环境、经济条件、自身禀赋、历史背景以及社会保障政策等差异较大，东、中、西部地区农村经济水平并不一致，农村居民生活水平和消费水平也不平衡。协调不同地区间的经济发展，刺激农村居民低收入群体的消费任重道远。2009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扩大国内需求，最大潜力在农村《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2009年促进农业稳定发展农民持续增收的若干意见》。。因此，有必要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区域差异和群体差异问题进行分析研究。
消费是经济学的热门问题，经典的确定性消费理论主要有凯恩斯的绝对收入假说、杜森贝利的相对收入假说、莫迪利安尼的生命周期假说、弗里德曼的持久收入假说等，不确定性消费理论主要有霍尔的随机游走假说、流动性约束假说以及预防性储蓄假说等。
近年来，中国居民消费率的快速下降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高度关注，众多国外学者提出了不同的解释。Modigliani&Cao（2004）基于生命周期理论，认为劳动人口比例上升将提高居民储蓄并降低居民消费[1]。Aziz&Cui（2007）认为中国居民储蓄率上升只能部分解释中国居民消费率下降，更主要的原因是家户收入在全国收入中所占比例降低[2]。Giles&Yoo（2007）指出在平均水平的消费风险下，农户有10%的储蓄可以归结为预防性储蓄动机造成，这导致居民储蓄率上升、消费率下降[3]。Jin et al.（2011）发现收入不平等对居民消费有消极影响，这种影响对贫穷者和年轻人显得更为明显和强烈[4]。
在中国国情、传统和经济体制下消费者行为的外部环境设定和内在设定都有所不同。余永定和李军（2000）认为西方传统消费理论无法说明中国消费者的行为特征，基于选择理论方法对中国居民消费行为进行分析，推导出符合中国国情的宏观消费函数并且对其作出实证检验[5]。黄卫挺（2011）探讨了中国消费函数的研究方法，提出了研究方法的四个“转向”，为符合中国国情的消费函数研究方向提供了参考[6]。朱信凯（2011）梳理了消费函数的理论变迁和内在逻辑，分析了消费函数中国化需要解决的适用性问题[7]。
在理论研究和方法论研究的同时，国内学者也做了很多实证研究。王选选（2003）[8]对经济体制改革是否影响东、中、西部城镇居民消费行为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经济体制改革对各地区城镇居民消费行为影响明显，影响程度从西向东逐渐增强。陈娟（2008）[9]基于经济增长理论及一般均衡分析得到中国居民消费的动态方程，并用分位数回归方法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不同消费量下的各变量对不同消费有不同程度的影响，而且这些变量对城镇和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程度各不相同。姜洋（2011）[10]基于跨期最优消费行为模型对31个省的面板数据进行panel data回归，分析前期收入、当期收入和预期收入对居民消费的影响程度。陈斌开（2012）[11]研究了城乡收入差距扩大对中国居民消费需求所产生的影响，并用面板数据对理论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收入差距越大，居民消费需求越低。
纵观国内外学者的研究动态，可以发现：研究逐渐强调实证，计量方法日趋成熟；注重符合中国国情的消费研究、注重不平等与福利等相关研究，但针对消费区域差异、群体差异比较和采用动态模型进行研究的论文目前还很少。本文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建立开放经济条件下的动态一般均衡模型，考虑地区差异和群体差异，将家户消费和家户生产和政府行为相结合，求解东、中、西部农村居民的消费优化路径，并采用分位数回归方法具体分析各变量对不同地区和不同消费群体消费的影响。
二、理论模型
（一）家户效用
考虑一个有大量相似消费者的经济环境，为方便后续推导，证明稳态的存在性，规定每个家户的人口数量为1，不存在人口的增长问题。据拉姆塞模型，家户是永久存活的，在每个时点上，家庭将其收入在消费和投资之间进行分配，以便最大化其终生效用，其效用函数为：
（9）式表明，i区农村居民的当期消费主要受当期收入、前期收入和前期消费的影响；（10）式和（11）式反应稳态情况下东部与西部地区以及中部与西部地区的消费差异。下面将通过实证研究来检验上述模型。
三、实证检验
（一）数据说明
依据上述模型推导，居民消费主要受到当期收入、前期收入和前期消费的影响。在实证检验中，与模型相对应，我们选取的因变量为农村居民人均当期消费，自变量为农村居民人均当期收入、人均前期收入和人均前期消费。东、中、西部的划分按照国家统计局的标准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海南共11个省（市）；中部地区包括山西、吉林、黑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共8个省；西部地区包括内蒙古、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西藏、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共12个省（市、自治区）。划分。由于西藏和重庆缺乏部分年度的统计数据，故只采取其他29个省（市、自治区）1985～2011年的数据进行统计，通过分别除以按1985年为基期的1985～2011年农村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根据《中国统计年鉴》相关数据处理所得。来消除价格因素的影响。本文所采用数据来自1985～2012年历年中国统计年鉴、各省历年统计年鉴和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数据库。
图1是1985年至2011年东、中、西部地区农村居民的人均实际收入与人均实际消费支出对比图。从中可以看出，27年间人均实际消费支出水平和人均实际收入水平增长明显，并且东、中、西部地区农村居民的人均实际收入差距和人均实际消费支出的趋势线之间的距离越来越宽。这说明近年来，东、中、西部地区农村居民的收入差距与消费差距越来越大，地区间的经济水平差异十分明显。
（二）基于分位数回归的实证检验
利用相关数据对（9）式的函数关系进行实证研究来验证理论分析。为了减弱异方差性及便于实证过程中的计算处理，将（9）式各变量取对数后改为计量模型如下：
凯恩克（Koenker）和巴西特（Bassett）在1978年引入了分位数回归。分位数回归模型强调条件分位数的变化，在研究的时候可以选择适合特定情况的分位数进行分析，这一点在需要考虑不同分位点时，不同情况的社科类研究中非常有意义。本文采用Eviews 60软件，用分位数估计研究不同的消费水平下各个变量对消费的影响程度，同时用最小二乘法估计作为对照。在进行回归时，将东、中、西部地区农村居民的人均消费、人均当期收入、人均前期收入和人均前期消费按不同地区分别以（12）式进行回归，所得结果如表1所示：
为了验证估计结果平稳性，对估计产生的残差进行单位根检验。从表2可以看出，采用OLS估计时，在零阶单整以及有常数项的情况下，各地区农村居民消费估计结果的残差T统计量都小于ADF的1%显著水平临界值。因此，OLS估计具有平稳性，模型设定恰当。
本文中所采取的的分位数估计由于有多个分位点，进行多次估计而产生了多个残差序列，故只选取代表性的中位数，即tau=05情况进行单位根检验。从表3中可以看出，分位数估计结果的残差的T统计量在零阶单整以及有常数项的情况下，T统计量均小于ADF的1%显著水平临界值。这说明本文所采取的分位数估计方法适用于该模型，也具有平稳性。
如图2所示，将分位数估计结果按照不同变量分别绘图，便于具体分析不同变量对不同地区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图2（a）显示，当期收入yt的系数平均值在05～1之间，对各地区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除东部地区02和08分位点外都为正向且显著，但地区之间差别较明显。对东部地区农村居民消费影响最大，其次是西部地区，最后是中部地区。当期收入对消费影响存在区域性差异的原因之一是各地区消费占收入比例不同。以2011年为例，东部地区农村居民人均实际收入为245480元，实际消费为171036元，消费占收入比为6967%；西部地区农村居民人均实际收入为120022元，实际消费为102231元，消费占收入比为8518%；而中部地区这一数据为7302%由1985-2012年中国统计年鉴和各省统计年鉴中相关数据整理后消除价格因素得出以1985年为基期的数据。。东部地区农村居民收入中有近70%用于消费，而西部地区农村居民收入有85%用于消费，但东部地区的实际人均消费高出西部地区近700元。以上数据说明中、西部地区农村居民的消费中刚性消费比例较高，收入变化时这些居民仍然要支出与之前接近的刚性消费额度，其他消费变化很小，收入对消费的影响自然相对较小。
图2（a）还显示了不同消费群体的消费受当期收入的影响不同，东部地区农村居民的低消费群体（02分位点处）和高消费群体（08分位点处）的消费受当期收入影响均不显著。前者是因为东部地区的农村低保政策已经实施较久，政策基础良好，低保补贴标准较高，低收入者能通过低保维持基本消费，消费受收入的影响相对不显著。中西部地区农村居民低消费群体由于低保不完善，消费受收入影响较大；后者是由于东部地区农村居民高消费群体一般也是高收入群体，收入变动在短时间内不会影响其消费习惯，对消费造成的影响也就很小[12]。
各地区的中等消费群体（03～07分位点处）的消费受当期收入影响显著，但波动不大，这说明中等消费群体在解决温饱问题后不会增加太多消费，有较稳定的消费习惯、消费倾向和消费欲望，消费不会轻易受太大波动。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不同消费群体的消费受收入影响的程度相对东部地区较低。这说明在收入相对较少时，多数消费者的消费欲望除维持自身的刚性消费之外并不强烈，这也体现了东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不平等。
图2（b）描述了前期收入yt-1对各地区不同消费群体消费的影响，系数值在-12～0之间，对各地区居民消费的影响除东部地区02与08分位点外均为负向且显著，对东部地区的消费影响最大，中西部地区基本接近。前期收入对消费有负向影响即为“棘轮效应”。Duesenberry（1949） 认为消费者的消费支出不仅受当前收入影响，也会受前期收入和消费影响[13]。居民经历过“高峰期”收入阶段后习惯了高消费支出，在紧接着的下一期，即使收入大幅减少，消费习惯也暂不改变，且之后的消费会始终对前期存在攀比。
在中国，这种攀比式消费还有向他人证明消费者已拥有的权利、地位等作用，消费层次越高的中国居民往往对“权利”“地位”“面子”也越在意。图2（b）的三条曲线整体趋势向下，且代表东部地区的曲线最低，正验证此消费现象：随着消费层次和消费水平提高，前期收入对消费的负向影响越来越大。东部地区的低消费群体的消费受前期收入影响，不显著仍是得益于低保政策实施完善，而高消费群体的消费受其前期收入影响仍不显著则再次说明高消费群体消费占收入的比例很小，消费不会因本期或者前期收入变化而受到太大影响。
图2（c）显示前期消费ct-1对各地区居民消费的影响是正向且显著的，系数值在06～11之间，对东部地区影响程度最大，中部地区次之，西部地区最小。这是由于东部地区经济发达，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和消费水平较高，对下一期消费产生“惯性”的正向影响作用更大。因此，前期消费对高收入地区消费的影响比低收入地区消费的影响大；同时，三条折线总体趋势上升，说明随着消费层次提高，前期消费对当期消费促进作用逐渐增强。
（三）基于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调查数据的微观统计验证
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调查是1984年经中央书记处批准建立、1986年开始正式设立并运行、在全国各省份连续跟踪的一项农村调查工作。该调查范围广、样本量大，有调查农户23000户，调查村360个行政村，样本覆盖31个省份，是具有很强代表性的微观调查数据。本部分通过分析统计2000-2009年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调查数据中各地区农村居民收入与消费数据来对前文分析结果进行对照与印证。
根据（9）式的模型推导，当期消费主要受当期收入、前期收入和前期消费的影响。我们将（9）式移向可以将消费的变动率表示为收入变动率的函数，即ΔCit=f（ΔYit）。由此可知，历年的农村居民消费增长量与历年的农村居民收入增长量存在正相关。通过查询《2000-2009年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调查数据汇编》中各地区的居民收入和消费等相关统计数据并进行处理计算，得到2000-2009年各地区农村居民的收入增量与消费增量，分别将东、中、西地区数据进行对比，如图3所示。
从图3（a）、（b）、（c）可以看出，东、中、西部地区农村居民的消费增量均明显受到收入增量的影响。当收入增量大幅变化时，消费增量基本随之同方向变化，变化幅度小于收入增量。进一步观察变化的幅度可以发现：东部地区消费增量受收入增量影响程度最大，中部地区次之，西部地区最小；同时，虽然各地区收入增量起伏很大，但消费增量总体都处于上升趋势，这与分位数实证分析中前期收入、当期收入、前期消费三个变量的对当期消费的影响程度和影响方式一致，证明与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相吻合。
四、研究结论和政策建议
（一）研究结论
通过建立动态一般均衡模型分析了当期收入、前期收入、前期消费对各地区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并通过分位数回归方法进行实证，用微观调查数据进行统计分析，研究结果表明：
1当期收入、前期收入对东部地区农村居民的中等消费群体和中、西部地区农村居民的消费都有显著影响。其中，当期收入对消费有正向影响，前期收入对消费有负向影响。前期消费对东、中、西部地区农村居民的消费有显著和正向的影响。由于东部地区农村低保政策实施情况优于中、西部地区，当期收入和前期收入对东部地区农村居民的低消费群体的消费影响不显著；由于东部地区农村居民高消费群体具有较高消费水平，当期收入和前期收入对其消费影响也不显著。
2当期收入、前期收入和前期消费对东部地区消费的影响程度均大于对中、西部地区的影响程度。这是由于东部地区经济发达，农村居民可用于刚性消费以外的其他消费收入较多；而中、西部地区农民的消费主要是刚性消费，体现出地区间的经济水平差异。
3当期收入、前期收入和前期消费对不同消费群体造成的影响各不相同。低消费群体由于其较低的消费习惯和消费水平，其消费受各变量影响都较小；中等消费群体的消费受当期收入和前期收入的影响程度最大，前期消费对其当期消费也有一定程度影响；高消费群体的消费受当期收入、前期收入影响很小，受前期消费影响略大，这是该群体的习惯性高消费水平和高储蓄水平造成的。
（二）政策建议
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提出让广大农民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共同分享现代化成果。随着近年来改革进入“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反哺农村”阶段，农村居民的收入大幅增加，消费观念逐渐转变，提高农村居民收入是刺激和扩大消费需求的重要着力点。基于本文的研究过程和结论，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1提高农村居民收入。提升收入是带动消费的最直接途径，应该加快农村的各项改革，从各方面努力提升农民各项收入，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促进农产品流通的市场化与信息化、加大对农村的基础建设投资、完善对农产品的保护政策和对务农居民的补贴政策，并完善农村金融体系和农村社会保障制度。
中西消费观差异论文范文3
【论文摘 要】 本文梳理大学生消费心理与行为的个体差异研究，探索不同性别、年级、专业、地域以及家庭收入水平的大学生消费心理与行为的特点，认为只有根据大学生消费心理的个体差异制定具有针对性与时效性的教育对策，才能真正帮助大学生树立科学、理性的消费观，实现发展与成长。
一、大学生消费行为及特点分析
消费心理与行为是指消费者在购买行为全过程中发生的系列心理活动与外在表现，它是消费者对客观消费对象与其自身主观消费需求的综合反应，渗透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作为一个特殊的消费群体，大学生消费心理与行为日益受到关注。
在校大学生作为同一群体，身心发展处于同一阶段，消费心理有很多共同点。首先，当代大学生的主体为80后、90后，他们成长在思想观念多元化的社会转型期，具有较高的抱负与追求，面临更多机遇与挑战，也承受更大的心理压力与冲突，其消费观呈现日益多样化、超前化、现代化。其次，尽管大学生的消费观主流是理性、科学的，然而由于大学生处于人生心理发展的转折期，学业、情感、人际关系的压力，自我探索中的迷失、人格发展的不成熟性、以及未来的不确定性均可能影响大学生消费心理与行为，盲目攀比、冲动消费、过分追求时尚、享乐、虚荣等种种问题也时有出现。最后，作为一类特殊的消费者，大学生无固定收入来源，其消费来源主要为家庭，大学生消费者具有心理独立但经济未完全独立的特点，其消费行为在具有自主性的同时，又对家庭具有依存性。
然而，仅从共性的角度去探索大学生消费心理与行为是不够的，大学生的消费心理与行为因性别、年级、生源地、专业、家庭收入水平等因素的不同，在消费水平、消费结构、消费特征等方面均存在个体差异。将大学生看做无差别群体将不利于消费心理教育的深入开展，关注大学生消费个体差异有利于有效引导大学生树立科学的消费观，对大学生的成长成才和高校教育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二、大学生消费行为的个体差异研究
1、性别差异
性别是影响大学生消费心理与行为的重要因素，它会影响大学生消费的总水平、消费结构以及消费心理与行为特征。
关于消费总水平的性别差异，近年来研究结果显示出两种不同的观点。一部分研究结果表明男生的总体消费水平高于女生，具体表现为男生的伙食、通讯和交通费较多（周丽，2007；王宝状等，2007）。而另一些更多的研究表明总消费并不存在性别差异，男女大学生在具体消费结构上有所不同。例如，陈玉珍（2007）发现男生上网，尤其是网络游戏消费支出较多，女生日用品、服装支出较多，交往支出男女生无差异；余文盛（2005）对西部大学生的研究结果表明在校外聚餐、假日游玩、参加函授、自考等方面，男生花费高于女生；女生在上网聊天、个人形象设计等方面的花销高于男生；王嘉毅等人（2008）也发现男女生的生活费没有差异，服装、手机等消费上女生多于男生；童玉英（2006）研究同样未发现男女生月消费额的差异，但男生在伙食消费、烟酒消费较多，而女生在衣服鞋帽消费和化妆品消费方面高于男生。
在消费心理与行为特征方面，大多数研究都证实了性别差异的存在。吴琪（2009）发现男生在消费计划性方面明显不如女生，男生网购、超前消费行为的比例也高于女生，而在选择名牌、追求时尚方面，女生比例则高于男生。苏创等（2010）发现在喜新厌旧的心理上，女生对某一种物品更容易喜新厌旧。余文盛（2005）发现在西部大学生中，女生独立意识和希望打工挣钱、减轻父母负担的愿望比男生强。王嘉毅等人（2008）研究表明男生的炫耀度显著高于女生。
2、年级差异
随着年级增高，大学生的身心发展水平、社会化程度等逐渐提高，就业与升学的压力日渐突出，综合先前研究的结果，年级与消费心理与行为之间的关系可以归纳如下。
首先，各个年级大学生消费总水平差异不大，但由于各年级面临任务与挑战不同，具体消费结构存在差异。大多数研究表明各年级大学生日常生活消费不存在明显差距（如陈玉珍，2007），但低年级学生的通讯费高于高年级学生（周丽，2007），高年级学生在学习和交际方面的消费明显高于低年级学生（王宝状等，2007）。
其次，随着年级的增长，大学生消费心理总体更加理性成熟，消费心理有向健康理性发展的趋势。随着年级的增长，喜新厌旧心理在学生中的表现越少（苏创，2010），低年级学生消费不理智，易冲动，攀比心理更为严重（余文盛，2005）。然而也有研究表明高年级学生有超前消费行为的比例高于低年级学生（吴琪，2009），这可能主要与高年级学生面临毕业与求职的挑战有关。
3、地域差异
大学生消费行为的地域差异研究主要集中于城乡差异的研究。首先，总体看来，来自城镇的大学生整体消费水平明显高于来自农村的大学生，农村学生消费更为谨慎（陈玉珍，2007；周丽，2007；王宝状2007；王嘉毅等，2008），对于没有固定收入的大学生群体而言，这种差异其实反映出当前城乡家庭收入水平的差异。其次，在消费结构方面城乡大学生也存在差异。城镇学生在手机、恋爱、聚餐、假日旅游、上网、个人形象设计等方面的费用较高，而用于函授、自考、抽烟等方面的费用则比农村学生低（余文盛，2005）。最后，在消费特征方面，不同生源地大学生存在显著差异。农村籍大学生在消费计划性方面明显好于城镇籍大学生，城镇籍大学生选择名牌、追求时尚、超前消费等的比例更高吴琪（2009）。农村学生的打工愿望和替父母分忧愿望强于城镇学生（余文盛，2005）。
除了城乡差异外，学生来源地的发达程度也会影响学生的消费心理与行为。苏创等人（2010）发现来自发达地区的学生在消费时更注重时尚新鲜、更加盲目从众、攀比炫耀、冲动发泄、喜新厌旧，来自不发达地区的学生更看重价廉实用。
4、专业差异
与性别、地域等其他方面的差异相比，文科生与理科生消费水平差异较小（周丽，2007；王嘉毅，2008），但其消费心理与行为的具体内容与形式仍然表现出不同的模式。相比较而言，文科生在社会交往、游玩、注重外在形象等消费高于理科生（余文盛，2005）；文科生攀比炫耀心理也更突出，更容易非理性消费（苏创，2010）。
5、家庭收入水平的差异
月消费水平也与消费模式存在关联，不同消费能力学生的消费特征存在差异。发现月消费能力高的学生的时尚新鲜、攀比炫耀、冲动发泄、喜新厌旧等心理更加明显（苏创，2010）；家庭收入越高，用于交际、生活等方面的支出就越多（王宝状，2007）。总体看来，来自中高收入水平家庭的大学生消费总水平也相应较高（王嘉毅，2008），但学习等刚性消费差异较小，差异主要表现在交际消费以及非理性消费等方面。
此外，研究发现，大学生的消费水平不仅与家庭收入总水平有关，也与大学生对家庭经济承受能力的认识和判断有关。认为家庭经济承受能力较低的学生消费水平明显低于其他学生。可见，相当多的大学生的消费是比较理智的，会根据家庭经济状况合理确定消费水平（童玉英，2006）。
三、基于个体差异的教育思路
当代大学生消费心理与行为表现出个体差异性的特点。由于家庭环境、学校类型、专业、年级、性别等的不同，其消费心理与行为，如消费水平、消费结构、消费习惯、消费价值观等方面均存在差异性，不同群体大学生消费水平及结构出现了分化。
对大学生开展消费心理教育，在看到大学生总体共同点的同时，更需看到不同群体的差异性，不能完全采取“一刀切”的方式，应在细分的基础上采取有针对性的教育策略。例如，对于女生要避免其过度追求时尚、盲目消费，对于男生要关注其网络尤其是网络游戏消费，帮助他们做到有节有度；将教育重点放在低年级尤其是刚入学的大学生群体上，做到及时引导，防患于未然；对于高年级的学生要采取多种方式对其升学、求职、就业消费加以辅导；对于文科生、家庭收入水平较高的学生及来自于城市或发达地区的学生要警惕其非理性消费的倾向，加大家庭“感恩”教育的力度，等等。
总之，只有充分考虑到大学生消费心理的个体差异，才能提出具有针对性与时效性的教育对策，才能真正帮助大学生树立科学、理性的消费观，实现发展与成长。
【参考文献】
［1］ 陈玉珍.大学生消费调查分析［j］.统计与信息论坛，2007(11).
［2］ 吴琪.大学生消费状况的调查研究［j］.山西财经大学学报(高教版)，2009(1).
［3］ 苏创,张吉刚.湖北大学生消费心理成因及分布趋势研究［j］.科技创业， 2010(10).
［4］ 余文盛.西部边远地区高校大学生个人消费问题调查研究［j］.渝西学院学报(社科版)，2005(3).
［5］ 周丽.影响大学生消费的因素分析［j］.统计与决策，2007(22).
［6］ 王宝状等.当代大学生消费心理现状及其消费观教育［j］.中国高教研究，2007(6).
中西消费观差异论文范文4
中国东部发达地区和西部不发达地区的经济差异到底存在收敛趋势还是发散趋势?西部地区在努力缩小同东部发达地区的经济差异的过程中,其能源使用效率(用能源消费强度①表示)是在提高还是在降低?对这些问题的研究,对于中国制定更合理的区域发展政策,充分考虑我国不同地区的能源供求差异,使各地区有效利用能源禀赋以及能源利用效率方面的差异进行合作,走能源节约型的可持续的区域平衡增长道路至关重要。国内外对区域人均GDP增长收敛的研究较多,Jianetal(1996)、Bunyaratavejetal(2002)、DelaFuente(2003)分别研究了人均收入增长水平与就业、劳动生产率、技术扩散和汇率波动之间的收敛关系。Martin(1996)对以往研究人均GDP收敛的方法做了系统分类,并通过比较OECD、美国、日本以及欧盟地区的经济发展速度,实证分析人均GDP之间的收敛程度。关于中国经济增长收敛问题的研究,大体上可以分为四大类:一是“U”型收敛,即全国及东西部差异在1990年以前减小,1990年以后开始增大,Jianetal(1996)、世界银行(1997)、卢艳等(2004)、黎德福等(2006)的研究基本上都验证了这一结论。二是所谓的“收敛俱乐部”现象,即东中西三大区域的差异扩大的同时,各区域内部存在收敛趋势,Jianetal(1996)、世界银行(1997)和彭国华(2005)的研究都不同程度地验证了这一现象。三是条件收敛,林毅夫等(2003)、彭国华(2005)、许召元(2006)、刘黄金(2006)、龙文(2007)分别从不同角度认为中国区域经济增长存在条件收敛。四是收敛,张庆君(2006)认为我国东中西三大区域既存在新增长理论也存在新古典增长理论所产生的收敛速度;欧向军(2006)认为我国东中西三大区域逐渐发散趋异,而南北两大区域逐渐收敛趋同。总之,由于不同学者研究的方法、样本区间和研究视角的不同,关于中国不同区域经济增长的收敛问题并没有完全一致的结论。国内外对经济增长和能源使用效率关系的研究较为丰富,其中不乏国外学者直接针对中国的研究。
Markandyaetal(2004)在分析欧盟东扩后不同成员国能源禀赋差异对欧盟经济的影响时,得出了欧盟新老成员国之间的能源消费强度存在收敛的结论。Garbaccioetal(1999)分析了1978—1995年间中国能源消费强度下降的原因。他们运用投入—产出分析法将能源消费强度下降的影响因素分解为技术变更以及结构变更两个方面,认为产业的技术创新是中国能源消费强度下降的主要原因。Fisheretal(2004)在大量工业企业数据的基础上,运用面板计量方法,得出了1997—1999年间促使中国能源消费强度下降的因素为能源相对价格的上升、能源R&D支出、企业产权改革以及中国的产业结构调整等。
马晓君(2004)则分析了GDP和能源、就业及消费价格指数增长率之间的关系,他认为能源消费的增长与GDP的增长没有直接或内在的因果关系。张宗成等(2004)从我国能源消费弹性系数①的异常变化入手,认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对能源X低效率②起到了很大的改进作用;同时,我国产业结构的调整,尤其是电子信息、生物工程等高新技术产业的迅猛发展也带来了巨大的节能效益。施发启(2005)对我国能源消费弹性系数变化及成因进行了分析,着重分析了1997—1999年我国能源弹性系数为负的成因和2002—2004年我国能源消费弹性系数大于1的成因。他将前者归因于1997年我国出现买方市场、亚洲金融危机等使国内能源需求疲软、耗能高且污染大的企业关停并转和产业结构改善以及能源利用率提高,将后者归因于固定资产投资高速增长、第二产业比重上升和居民生活能源消费增长。但是,国内外研究文献中缺乏对中国发达与不发达地区人均GDP差异的变化趋势与这些地区能源消费强度差异的变化趋势之间的关系的研究。Markandyaetal(2004)关于欧盟东扩后不同成员国能源禀赋差异对欧盟经济的影响的研究,为我们提供了研究方法的启示。本文将参考Martin(1996)和Markandyaetal(2004)的研究方法,并结合中国国情进行适当改进,收集我国30个省、直辖市和自治区(以下简称省份)1995—2002年的年度面板数据对这一问题展开研究。我们的研究逻辑是:首先假设西部与东部地区能源消费强度差异是西部与东部地区人均GDP差异变化的函数;然后同其他回归变量一起检验这两个变量之间的关系,并通过使用面板数据计量经济学模型进行实证估计;最后得出我们的研究结论和政策含义。
二、理论模型
(一)人均GDP收敛模型
Martin(1996)把研究人均GDP收敛的文献归为两大类:β收敛和σ收敛。β收敛是指落后地区的发展速度快于发达地区的发展速度。其模型为:log(yi,t+T/yi,t)/T=α-βlog(yi,t)+εi,t其中log(yi,t+T/yi,t)/T是指从t到t+T这段时期经济体i的人均实际GDP的年均增长率,log(yi,t)是经济体i在时间t的人均实际GDP的log值。如果β>0则表示存在绝对的β收敛,即经济增长与初始人均GDP成反比,落后地区的经济增长快于发达地区从而可以最终赶上发达地区。为了更好地考察我国西部和东部地区人均GDP差异逐年的变化情况,并且和考察两个地区间能源消费强度差异逐年的变化一致起来,我们对上述传统的β收敛模型加以适当改进。我们取T=1为常数,这样通过考察每一年30个省份的横截面数据计算出该年的人均GDP差异的变化情况,再在1995—2002年这一时间序列上得出样本期间内逐年人均GDP差异的变化趋势。为了分析简便起见,我们改用自然对数并取β前面的符号为正号。于是得到我们本文的β收敛模型为:ln(yi,t/yi,t-1)=α+βln(yi,t-1)+φi,t(1)如果β<0,则存在β收敛,说明人均GDP的增长与上一期人均GDP负相关,这意味着不发达的西部在增长趋势上快于发达的东部,随着时间的推移,西部的人均GDP水平将趋同于东部地区。
(二)能源消费强度收敛模型
在我国,西部不发达地区在努力缩小与东部发达地区的经济差异时,其经济增长是建立在高能耗基础上还是建立在节约能源的可持续发展基础上是西部地区在实践中采取的两种不同的发展战略。如果是建立在高能耗基础上的经济增长,那么,经济增长越快,与东部发达地区的经济差异越缩小,能源使用效率就越低,即能源消费强度越大。反之,如果是建立在节约能源的可持续发展基础上,那么,经济增长越快,与东部发达地区的经济差异越缩小,能源使用效率就越高,即能源消费强度越小。因此,我们假设西部与东部地区能源消费强度差异是西部与东部地区人均GDP差异的函数,据此建立下列能源消费强度收敛模型,并在下一部分对这一假设的显著性进行实证检验。我们首先定义以下几个变量:yit代表西部省份i在时期t的人均GDP,εit代表西部省份i在时期t的能源消费强度;yft代表所有东部省份在时期t的平均人均GDP水平,εft代表所有东部省份在时期t的平均能源消费强度。于是有:ε*it=Ayftyitηεft(2)其中ε*it是西部第i个省份的能源消费强度,A是常数,η是能源消费强度差异对于人均GDP差异变化的弹性系数,表示西部与东部地区的人均GDP差异每降低1个百分点会对西部与东部地区的能源消费强度差异造成η个百分点的影响,本文的关键就是要求出这个弹性系数。考虑到在面板数据分析中也有时间序列因素的影响,因此,我们在模型中加入一个一期的滞后变量,以期能够使预测更加准确,其方程如下:εit=εi,t-1ε*itεi,t-1μ(3)这样ε*it就是包含了时滞影响的能源消费强度变量,而εit是不包含时滞影响的能源消费强度变量,μ为时滞调整因子。
对方程(2)和(3)取自然对数并整理,最终我们可以得到如下回归方程:ln(εit/εi,t-1)=B+C(lnεft/εi,t-1)+DlnΔyt+υit(4)其中Δyt=yft-yit①,υit为残差项,B=μlnA,C=μ,D=μη,A=exp(B/μ)=exp(B/C),于是:η=Dμ=DBln(A)(5)至此,我们就可以用方程(1)来度量我国西部与东部地区人均GDP差异的收敛状况,用(4)验证能源消费强度差异与人均GDP差异的关系并估计出系数B、C、D,通过方程(5)求出η值来度量能源消费强度差异的收敛状况。如果对方程(1)的实证检验中存在β收敛,即β<0,则说明我国西部地区的发展在总体趋势上快于东部地区的发展。然后我们对方程(4)加以回归检验并估计出系数B、C、D,求出ln(A),用方程(5)求出η值,如果:(1)η>0则说明我国西部与东部地区的人均GDP差异每降低1%,会导致西部与东部地区的能源消费强度差异降低η%,即我国西部地区在缩小与东部地区经济差异的过程中其能源消费强度差异也在不断缩小,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长是建立在低能耗基础上的。(2)η<0则说明我国西部与东部地区的人均GDP差异每降低1%,会导致西部与东部地区的能源消费强度差异增加η%,即我国西部地区在缩小与东部地区经济差异的过程中其能源消费强度差异却在不断扩大,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长是建立在高能耗基础上的。
三、样本与数据
我们通过《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自然资源数据库收集了我国30个省份1995—2002年每年的GDP总量、人口总量和能源消费总量并对这些数据进行以下处理:首先,以1995年为基期,通过分别测算各省份1995—2002年的人均GDP平均值及所有省份人均GDP平均值的统计特征值,发现在中位数以上的前15个省份大部分都是东部省份,依次是上海、北京、天津、浙江、广东、江苏、福建、辽宁、山东、黑龙江、河北、新疆、吉林、海南和湖北,而中位数以下的省份都集中在西部;上海的人均GDP最高,贵州最小。其结果与中国实际情况相符,发达省份主要集中在中国的东部地区,而不发达省份主要集中在中国的西部地区。本文把中国分成东部和西部两大区域,以中位数而不是均值作为划分中国发达与不发达地区的标准,扩大了东部发达地区的范围,而其他研究文献一般把中国分成东中西三大区域进行人均GDP收敛分析,这是本文区别于其他研究文献的不同的研究视角。其次,我们用各省份每年的能源消费总量除以各省份的GDP总量,计算出各省份1995—2002年每年的能源消费强度,共得到229个有效数据①。比较各省份的能源消费强度样本期间平均值及所有省份在样本期间内的统计特征值,我们可以发现:在1995—2002年样本期间内,各个省份的能源消费强度的平均值在所有省份的样本平均值以上的省份从高到低依次是山西、贵州、宁夏、青海、甘肃、新疆②、内蒙等几个西部省份。这说明人均GDP越低的省份,其能源消费强度越高,换句话说,东部发达地区的能源使用效率高于西部不发达地区的能源使用效率。最后,在以上数据处理的基础上,利用Eviews5•0计量软件,采用面板数据估计方法,对上面所推导的理论模型进行实证检验。
四、实证检验分析
我们用二元面板数据模型对上面的理论模型(1)和(4)进行实证估计,其对应的面板数据模型分别为(6)与(7):ln(yi,t/yi,t-1)=α+βln(yi,t-1)+∑δiHi+∑γkTk+φi,t(6)其中,Hi=1,如果是第i个省份0,其他i=1,2,……,30Tk=1,如果是k年0,其他k=1995,1997,……,2002ln(εi,t/εi,t-1)=B+Cln(εf,t/εi,t-1)+DlnΔyt+∑θiWi+∑kTk+υi,t(7)其中,Wi=1,如果是第i个省份0,其他i=16,17,……,30Tk=1,如果是k年0,其他k=1995,1997,……,2002为了便于检验,把方程(6)、(7)分别改写为:Y1=α+βX1+∑δiHi+∑γkTk+φi,t(8)Y2=B+CX2+DX3+∑θiWi+∑kTk+υi,t(9)其中:Y1=ln(yi,t/yi,t-1),X1=ln(yi,t-1)Y2=ln(εi,t/εi,t-1),X2=ln(εf,t/εi,t-1),X3=lnΔyt我们对方程(8)采用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回归,其结果如表2:我们可以看到用固定效应模型估计方程(8),其拟合优度达到了85•23%,通过1%显著水平的F检验;X1的系数β值为-0•3466,t检验完全显著。这表明西部与东部地区的人均GDP的增长趋势存在β收敛,即西部地区的增长虽然整体落后于东部地区,但增长趋势略快于东部。我们的结论同其他文献的研究结论不完全相符,可能是因为三方面的原因:一是我们仅仅比较东部与西部两大地区而不是东中西三大地区,文中的东部发达地区范围较大,由人均GDP中位数以上的省份构成,包括了新疆、湖北、河北和东三省,其他文献认为的东部发达地区的范围只包括了本文均值以上的前9或10个省份,这在一定程度上使我们的结论与其他文献的不符;二是我们使用的β收敛模型取T=1为常数进行逐年回归,与传统β收敛模型中对整个样本期间T内的年人均GDP回归有所区别。三是我们使用人均GDP,有些研究文献用的是劳均GDP,而中国各省份的人口总量与劳动人口总量差别较大。
我们对方程(9)采用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回归,其结果如表3。我们采用固定效应模型估计方程(9),其拟合优度达到了73•20%,通过1%显著水平的F检验①;并且X2的系数(即C^=0•7452)和X3的系数(即D^=0•3630)都通过了5%水平的显著性检验。这说明本文的核心假设“我国西部与东部地区能源消费强度差异是西部和东部地区人均GDP差异的函数”通过检验。我们对方程(8)、(9)采用随机效应模型进行回归并通过Hausman检验来判断固定效应和随机效应哪种模型更有效,检验结果表明固定效应模型要优于随机效应模型。同时我们又采用F值检验固定效应模型的适用性,可以在1%的显著水平上拒绝原假设,即在此使用固定效应模型更有效。因此,我们只给出并使用固定效应模型的回归结果,不再给出随机效应模型的回归结果。下面,我们就利用方程(9)回归出来的系数B^、C^和D^,通过方程(5)求出本文的关键变量,即西部与东部的能源消费强度差异对西部与东部的人均GDP差异变化的弹性系数η=D^B^•ln(A)。
弹性系数η表示西部与东部地区人均GDP差异每降低1个百分点会对两地区能源消费强度差异造成η个百分点的影响。η=1表示能源消费强度差异的收敛速度和人均GDP差异的收敛速度相当;η大于1表示能源消费强度差异的收敛速度快于人均GDP差异的收敛速度;η小于1则表示能源消费强度差异的收敛速度慢于人均GDP差异的收敛速度;η小于0大于-1则表示能源消费强度差异的发散速度小于人均GDP差异的收敛速度;η小于-1则表示能源消费强度差异的发散速度快于人均GDP差异的收敛速度。从整体上来看,η值为0•4870%,这表明我国西部与东部地区的能源消费强度差异的变化趋势是收敛的,即西部与东部地区的人均GDP的差异每降低1%,会导致西部与东部地区的能源消费强度差异缩小0•4870%。利用η值计算公式,我们还可以得到西部15个省份各自的η值。过程如下:我们已经通过对方程(9)的回归估算出B^、C^和D^值,并且还得到了西部各省份的固定效应虚变量系数^θi,于是可以求出lnA=B^/C^和各省份对应的B^i值即B^i=B^+^θi。这样,就可以通过方程(5)测算出西部各省份与东部的能源消费强度差异对人均GDP差异变化的弹性系数ηi=D^B^i•ln(A),其结果见表4。从表4中我们可以直观地看到1995—2002年这八年间我国西部地区不同省份能源消费强度的变化趋势。其中各省份的η值,反应了各省份与东部地区能源消费强度差异的收敛或发散状况:η值为正,表示该省份与东部地区人均GDP的差异缩小1个百分点,将导致该省份与东部地区能源消费强度的差异缩小η个百分点,说明该省份在人均GDP增长、缩小与东部差异的同时,也提高了能源的使用效率。这些省份包括:陕西、云南、河南、安徽、四川、湖南、广西、江西。η值为负,表示该省份与东部地区人均GDP的差异缩小1个百分点,将导致该省份与东部地区能源消费强度的差异增加η个百分点,说明该省份在人均GDP增长、缩小与东部差异的同时,能源的使用效率在下降,这些省份包括:山西、宁夏、青海、贵州、内蒙古、甘肃。
中西消费观差异论文范文5
关键词 灰色关联；收入差异；年龄结构；居民消费
[中图分类号]C924.2；F12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461（2017）06-0070-06
一、引言与文献回顾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居民收入得到较大提高，然而，居民消费自2000年以来持续萎靡不振，“高投资，低消费”的经济增长模型面临严峻的挑战。对全球189个国家按购买力平价以及可比价（2005年价格）进行估算的人均GDP排序中，2010年我国人均GDP达到7 129美元，列第98位；而居民消费率仅为35.26%，仅列第179位。这反映出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并不是由消费拉动的。因此，改变居民消费需求严重不足的现状，建立消M增长的长效机制，不仅仅是为了应对国际不稳定的经济环境，更重要的是中国经济结构调整和进一步发展的需要。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加强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加大消费选择的自，提高居民消费能力，实现经济增长模式的成功转型。随着我国逐渐步入人口老龄化阶段，过去三十多年的人口红利逐渐消退，如何在不具备人口优势的情况下提升居民的消费动力，实现经济的持续增长，是近年来政策制定者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
概括来讲，居民收入差异性对家庭消费的影响特征包含以下几点：一是中高收入群体在基础生活保障方面的消费收入占比显著降低，其消费观念倾向于对高科技、高附加值产品的支出，低收入群体的消费支出仍集中于食品、衣着等生活必需品上，因此，按居民收入分类能够为政府制定更有效地刺激社会总消费的政策措提供参考；二是不同地区间的收入差距也显著影响居民消费总量，这体现在东部、中部与西部地区的消费观念及消费导向，理清不同地区间居民消费与当地收入之间的相关关系，能够为地方政府的刺激消费举措提供帮助。理论上看，关于居民收入差距对消费总量的影响也得到众多学者的关注，如胡日东等（2014）基于扩展的LA/AIDS模型研究中国城乡收入差距对居民消费结构的影响；钞小静和沈坤荣（2014）从城乡收入差距的角度分析影响家庭消费乃至中国经济增长的各种因素等等。
关于人口年龄结构与居民消费之间关系的研究主要包括以下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我国人口结构趋于老龄化（老年抚养比增加）降低了居民的消费需求，如王金营和付秀彬（2006）、毛中根等（2013）通过将少年人口比重和老年人口比重引入消费函数进行实证检验，结果发现，我国人口结构的老龄化将会降低未来的消费水平和消费比率；李春琦和张杰平（2009）、王霞（2011）等研究认为人口结构因素对居民消费率也具有显著影响，具体来讲，少儿抚养比与消费率呈正向关系，而老年抚养比与消费率呈负向关关系。第二种观点认为我国人口结构趋于老龄化对居民消费―储蓄行为没有显著影响，如Horioka和Wan（2006）对中国1995～2004年城乡居民储蓄率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少儿抚养比与储蓄率之间呈负相关关系，而老年抚养比与储蓄率之间则仅呈现微弱的正相关关系；李文星等（2008）认为少儿抚养系数对居民消费具有非常微弱的负影响，而老年抚养系数变化对居民消费的影响则不显著。第三种观点认为我国人口结构趋于老龄化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居民消费，如王宇鹏（2011）的研究发现，老年人口抚养比越高，城镇居民平均消费倾向越高，而少儿抚养比对城镇居民消费影响不显著；谭江蓉和杨云彦（2012）采用中国 1%人口抽样调查和人口普查的省域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农村人口老龄化对农村居民消费倾向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农村居民消费。也有学者认为，应分别从城镇和农村两个视角进行研究，城镇地区与农村地区的老年抚养比与少儿抚养比对居民消费存在显著差异，如刘铠豪（2016）等。
为了避免由于样本与计量方法选择所带来的误差，以及区别于已有研究，本文采用灰色关联度方法，分别从居民收入差异与人口年龄结构的角度分别探讨不同层次收入群体、区域间人口年龄结构与我国居民消费之间的相关关系，并提出一系列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本文余下部分做如下安排：第二部分为研究方法与数据选取；第三部分为区域间年龄结构差异与居民消费的灰色关联分析；第四部分为收入结构差异与居民消费的灰色关联分析；第五部分给出结论与政策建议。
二、研究方法与数据选取
国内关于居民消费与收入、年龄结构的相关研究多采用定性分析和统计计量方法，然而，定性分析不能够精确测度经济变量之间的数量关系，统计计量方法由于数据样本选取和计量方法的不同而得出相异的结论，使得上述方法在研究经济问题时缺乏较高的可信度。基于此，参考孙晓东等（2005）、齐志强等（2011），本文采用灰色关联度分析法进行经济问题研究，试图规避其他方法所引起的种种争论，达到正确解析经济现实的目的。
灰色关联分析法是一种多因素分析法，基本思想是指根据序列曲线的几何形状的相似度判断各因素之间的联系是否紧密。曲线越接近，说明各因素之间的关联度越大，反之则越小。灰色关联分析法弥补了采用数量统计方法进行系统分析时所产生的种种缺憾，它对于样本量的大小和样本有无规律均同样适用。灰色关联分析的计算步骤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三、区域间年龄结构差异与居民消费的灰色关联分析
（一）东部地区
从表1可以看出，东部地区（高收入地区）0～14岁年龄段与食品、医疗保健和教育等方面的消费支出存在较强的关联度，与家庭设备、交通通信的关联度相对较弱；15～64岁年龄段与食品、衣着、交通通信和居住存在较强的关联度；64岁及以上年龄段与医疗保健和居住存在较强的关联度，与交通通信的关联度非常弱。从整体均值来看，15～64岁年龄段与居民消费的关联度最强，0～14岁年龄段次之，64岁及以上年龄段最小。
从上述特征可得以下结论：①青少年时期（0～14岁年龄段）居民消费更多地倾向于教育支出和医疗保健支出，体现出东部地区能够给未成年人提供优越的教育条件和医疗服务；②中年期（15～64岁年龄段）的居民消费在衣着和交通通信方面的支出居多，体现出较为优越的经济环境使得交通通信的消费占比上升，且更注重衣着方面的消费，居住支出的较强关联度显示出房价的持续上升给予中年人较大的购房压力；③老年期（64岁及以上年龄段）在医疗保健和居住方面的支出较多，显示出高收入地区老年人能够将更多消费应用于医疗保健，且居住支出更多地体现在子女的购房需求方面。
（二）中部和东北部地区
从表2和表3可以看出，中部和东北部地区（中等收入地区）0～14岁年龄段与食品和教育的关联度较强，与家庭设备、交通通信和居住的关联度相对较弱；15～64岁年龄段与食品、衣着和医疗保健存在较强的关联度；64岁及以上年龄段与食品、医疗保健和居住存在较强的关联度。从整体均值来看，15～64岁年龄段与居民消费的关联度最强，0～14岁年龄段次之，64岁及以上年龄段最小，该特征与东部地区一致，但关联度的绝对值出现明显下降。
从上述特征可得以下结论：①中等收入地区在青少年时期仍投入较高比例的教育支出，但医疗保健的关联度出现显著下降，显示出该地区能够保障未成年人的教育投入，而对医疗保健的投入要明显弱于东部地区；②中年期食品、衣着和居住较东部地区仍保持较高的关联度，而交通通信的关联度出现下降，体现出中等收入地区仍面临较强的购房压力，而交通通信支出的下降显示出该地区的经济发展程度弱于东部地区；③老年期消费的关联特征与东部地区相近，但关联度高于东部地区，而青少年时期和中年期的关联度低于东部地区，反映出高收入地区存在一定的超前消费倾向，而中等收入地区仍保持较高的预防性储蓄用于老年期的消费。
（三）西部地区
从表4可以看出，西部地区（低收入地区）0～14岁年龄段与食品、医疗保健和教育的关联度较强，但教育支出的关联度明显弱于中部、东北部和东部地区；15～64岁年龄段与食品、衣着、医疗保健和交通通信存在较强的关联度；64岁及以上年龄段与食品、衣着、医疗保健和居住存在较强的关联度，且与食品的关联度要强于中部、东北部和东部地区。从整体均值来看，仍具有与东部和中部地区相似的关联特征，但0～14岁年龄段的关联度均值低于东部和中部地区，而64岁及以上年龄段的关联度均值高于东部和中部地区。
从上述特征可得以下结论：①青少年时期西部地区的教育支出关联度出现显著下降，说明低收入地区为了保持食品支出和医疗保健支出的固有份额，并不能够为未成年人提供足够的教育投入；②中年期西部地区的关联度与中部、东北部和东部地区相当，医疗保健支出与居住支出的关联度有小幅上升，显示出西部较为恶劣的地理环境和较低的收入水平使得医疗费用增加，同时，西部地区经济开放度较低，传统观念主导的居民消费仍将居住支出作为其消费的重要组成部分；③老年期消费的关联特征与中部、东北部和东部地区相近，但关联度高于前三者，说明西部地区的预防性储蓄水平更高，使得老年消费占比增加，同时，食品支出的关联度明显高于中、东部地区，也反映出基本生活支出是西部地区老龄人口消费的重要部分。
四、收入结构差异与居民消费的灰色关联分析
表5给出了较长时间跨度水平（1994～2012年）上不同收入水平与居民消费结构之间的灰色关联度。可以发现，低收入阶层（最低收入户、困难户）在食品、居住等基本生活保障方面的消M关联度明显高于中等收入阶层（中等偏下户、中等收入户和中等偏上户）与高收入阶层（高收入户和最高收入户），在医疗保健、交通通信和教育娱乐方面的关联度低于两者，特别是教育娱乐方面低收入阶层与高收入阶层差距非常明显。在衣着和家庭设备方面，中等收入阶层的关联度要高于低收入阶层和高收入阶层。
从上述特征可得以下结论：①低收入阶层的居民消费支出更多地倾向于基础生活保障方面（如食品、居住等），体现出低收入群体在实现基本生活温饱的前提下，不能够将过多的收入投入到文化娱乐和医疗保健层面；②中等收入阶层的居民消费支出主要体现在衣着和家庭设备方面，显示出该收入群体的消费倾向较低收入群体有较为明显的转变，能够在满足基本生活保障的情况下，在家庭装饰、穿着等方面进行较多的支出；③高收入阶层的居民消费与医疗保健和教育娱乐的关联度较强，显示出高收入群体有能力将较多的积蓄用于基本生活支出以外的方面，特别是精神层面的消费支出。
表6、表7和表8分别给出了不同时间区间内收入水平差异与居民消费结构之间的灰色关联分析结果。可以发现：①各收入阶层对食品、衣着以及居住方面的消费关联趋势较为相似，均在1994～1999年间处于较低阶段，在2000～2005年间达到顶峰；②各收入阶层对其他方面的消费关联存在显著差异，如低收入阶层对家庭设备方面的消费关联总体呈逐渐下降态势，对医疗保健、交通通信以及教育娱乐的消费关联保持先下降后上升的走势；中、高收入阶层在医疗保健、教育娱乐方面的消费关联在2000～2005年间达到顶峰，在交通通信方面的消费关联呈不断下降态势，对家庭设备的消费关联不存在显著的规律性。
从上述特征可得以下结论：①随着时间推移，低收入阶层的消费倾向逐渐向衣着、医疗保健以及交通通信方面转移，这反映出经济持续高增长带动低收入群体的生活水平不断提升，使其对穿着及医疗保健的支出快速增加，同时，随着我国交通设施的不断完善、通信费用的逐渐下降以及移动设备的普及，交通通信支出也成为低收入阶层的主要消费支出之一；②中、高收入阶层对基本生活保障方面的消费支出在不同时间段内的变动趋势与低收入阶层保持一定的相似性，这说明高收入群体在对高附加值方面消费增长的情况下对基本的生活支出呈现平稳特征；另外，中高收入群体对医疗保健、教育娱乐方面的消费支出未表现出高增长提升，而是保持先升后降态势，这反映出二十一世纪以来我国经济的高增长，带动了低收入群体生活质量的显著改善，从而降低了高收入群体在高附加值产业的支出比例，同时这也为经济增长有效降低居民收入差距提供了间接证据。
五、结论与政策建h
通过对年龄结构、收入差异与居民消费之间关系的灰色关联分析，可以得到如下结论：第一，从年龄结构来看，老年期消费整体偏低，中年期消费受到房价上涨的巨大制约，青少年期消费与教育支出存在较大关联；第二，从区域差异来看，高收入地区老年期人口消费不足，中、低收入地区的经济环境制约其中年期人口的消费水平；第三，从居民收入差异来看，整体上低收入阶层的居民消费支出倾向于基础生活保障方面，中、高收入阶层的居民消费支出更多体现在衣着、家庭设备、医疗保健及教育娱乐等具有高附加值的消费产品上。基于以上研究结论，拟从以下几方面提出政策建议：
（1）分年龄段来看，加大青少年教育辅助设施投入，提高青少年生活质量，引导中年期人口的消费观念，改善其工作、经济环境，完善老年人医疗保障体系，加强医疗设施建设等。显然，青少年时期基本生活支出和教育支出占据主导，提升教育机构生活质量和加大教育辅助设施建设有助于改善其消费水平；中年期更注重穿着、交通通信和住房，故引导其消费观念、改善相应的工作、经济环境以及减轻居民购房压力均会有效刺激中年期人口的消费水平；老年期人口的居住支出主要体现在为下一代的买房需求，调控房价上涨压力有助于刺激老龄人口的购房需求，医疗保健支出是老龄人口消费的主要方面，加大医疗设施建设、完善医疗保障体系有助于增加老龄人口的消费支出。
（2）分地区来看，完善东部地区老龄人口消费服务设施，加大西部地区青少年教育扶持力度，以及提升中部、东北部和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环境。从表1可以看出，东部地区老年期消费的关联度要弱于中部、东北部和西部地区，反映出高收入地区的老龄人口消费不足，加大该地区医疗保健设施和文化娱乐设施建设，有助于提升居民消费。从表2～4可以看出，中部、东北部和西部地区的交通通信支出和家庭设备支出的关联度明显弱于东部地区，显示出相对较差的经济环境降低了中、低收入地区在交通通信和家庭设备方面的支出规模，加大这些地区的投资力度，改善其经济环境，将会是刺激该地区的居民消费的有效手段。
（3）从收入结构差异来看，提升低收入群体薪酬水平，是刺激医疗保健、教育娱乐支出的重要途径；有效缩减居民收入差距，能够显著改善社会的总消费水平，并使得居民对消费支出方向更趋于均衡化，有利于宏观经济的稳定增长；交通通信等包含技术附加值产品的逐渐普及，能够有效提振社会消费总量，刺激各收入阶层的消费支出。
（4）从整体上看，构建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提升老年期消费比重，缩减居民收入差距。由于我国逐步迈入老龄化社会，老龄人口大幅增加，迫切需要完善的社会保障来促使其降低预防性储蓄规模。同时，从表1～4可以看出，老年期消费的关联度显著弱于青少年时期和中年期，说明我国老龄人口消费严重不足，拉低了社会总需求，从而提升老年期消费比重是解决我国居民消费长期萎靡不振的有效途径。同时，表5～8反映出不同层次收入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使得其消费结构存在显著差异，有效缩减居民收入差距，能够保持居民消费的稳定性与持续性，并通过提升低收入群体的薪酬水平，改变居民的消费倾向，促进我国经济结构的顺利转型。
[参考文献]
[1] 胡日东，钱明辉，郑永冰. 中国城乡收入差距对城乡居民消费结构的影响――基于LA/AID'S拓展模型的实证分析[J]. 财经研究，2014，40（5）.
[2] 钞小静，沈坤荣. 城乡收入差距、劳动力质量与中国经济增长[J]. 经济研究，2014（6）：30-43.
[3] 王金营，付秀彬. 考虑人口年龄结构变动的中国消费函数计量分析[J]. 人口研究，2006，30（1）： 29-36.
[4] 毛中根，孙武福，洪涛. 中国人口年龄结构与居民消费关系的比较分析[J]. 人口研究，2013（3）：82-92.
[5] 李春琦，张杰平. 中国人口结构变动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研究[J]. 中国人口科学，2009（4）： 14-22.
[6] 王霞. 人口年龄结构、经济增长与中国居民消费[J].浙江社会科学，2011（10）：20-24.
[7] Horioka C Y，Wan J. The determinants of household saving in China： a dynamic panel analysis of provincial data[J]. Journal of Money，Credit and Banking，2007，39（8）： 2077-2096.
[8] 李文星，徐长生，艾春荣.中国人口年龄结构和居民消费：1989-2004[J].经济研究，2008（7）：118-129.
[9] 王宇鹏.人口老龄化对中国城镇居民消费行为的影响研究[J].中国人口科学，2011（1）：64-73.
[10] 谭江蓉，杨云彦.人口流动、老龄化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J].人口学刊，2012（6）：9-15.
[11] 刘铠豪. 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影响城乡居民消费率的效应差异研究――来自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证据[J]. 人口研究，2016（2）：98-112.
中西消费观差异论文范文6
1、研究背景以及目的
近年来，中、韩两国的经济交流不断增加，特别是2001年中国加入WTO以来，中国市场开始全面对外开放，而韩国企业把中国当成“国内第二市场”频繁到中国来进行多样的经济文化活动。同时，随着社会发展，大学生作为新一代的消费领军者，必将成为主导消费群体。但是，由于中国与韩国文化和制度上的巨大差异，两国大学生消费群体的消费观念和消费行为又存在很大差别。而目前针对不同国家大学生群体的消费心理，尤其是名牌消费行为特征等方面比较的研究比较少。因此本文以中、韩大学生为研究对象，围绕名牌消费行为差异展开实证型的比较研究，深入探索中、韩大学生的名牌消费心理特征的异同。
2、调查对象
本文通过问卷调查，对北京一所本科经济类院校和一所综合性大学的共计150名大学生为对象，进行了随机抽样问卷调查，共收回有效调查问卷150份，其中男生占44%、女生占56%。在韩国大田地区，对全南大学及周边大学1005名大学生进行了随机抽样问卷调查，共收回有效调查问卷1005份，其中男生占48%、女生占52%。
二、中韩大学生名牌消费现状对比
商品经济的发展，极大地丰富了消费市场。大学生正处于追求个性发展，自我意识增强，乐于接受新鲜事物的年龄阶段。面对五彩缤纷的名牌消费市场，“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时代已经过去。年轻和对新事物很强的接受能力使其消费明显的体现出了追赶潮流的特征，高端产品以及名牌产品成为大学生购买对象。然而，对名牌的推崇不止是中国大学校园里独有的风景，以追逐时尚，注重外表而著称的韩国大学生，对名牌的喜爱和青睐绝不逊色于中国大学生。在韩国的大学校园里，名牌商品甚至已经成为了大学生活的必需品。
1、支出分布情况
为了全面把握中韩国大学的名牌消费现状，首先，是对中韩大学生月平均生活费的数据分析。调查显示，中国大学生月平均生活费为942.8元。调查显示，韩国大学生月平均生活费为38.6万韩元（约合2200元人民币）。
据调查结果，占据中国大学生生活费支出比重最大的是在外出用餐费（47%），然后是游玩费（21.3%）、服饰购置费（15.2%）、交通及通讯费（10%）、以及教育支出（6.5%）。占据韩国大学生生活费支出比重最大的是在外出用餐费（44.7%），然后是游玩费（23.3%）、服饰购置费（19.4%）、教育支出（6.1%）、以及交通及通讯费（5.9%）等等。
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由于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家庭收入不平衡，中韩大学生的消费水平均存在很大差异，高、中、低档消费层次均存在。另一方面，在中韩大学生生活费支出中，服饰购置支出所占比重相似，均在15%～20%之间。从大学生的消费结构来看，除了生活、学习所需的消费外，产生了日益多样的日常交际、娱乐消费等，而且占有相当大的比重。
2、名牌消费动机对比
在对中韩大学生名牌消费动机的问题设计上，本文根据先行调查的结果，假设了四种购买动机，分别为张扬个性，自我炫耀，品质至上和追求时尚。
（1）张扬个性，包括追求流行与新奇的东西；不觉得对自己的外貌花的钱是可惜的；很容易接收新流行；追求跟他人有区别的衣服；用衣服来表达我的个性，这五个项目。解释了中韩大学生对自我表达的个性方面。
（2）自我炫耀，包括一个人穿什么档次的衣服，表明他不同的身份和地位；拥有名牌衣服、鞋和其他东西，显示一个人的身份；如果哪个同学名牌东西多，就说明他的家长成功，这三个项目。解释了中韩大学生对品牌想法以及崇拜品牌程度等方面的喜好特性。
（3）品质至上，包括因看中品牌的质量而购买，包括对品牌的信赖，为了长久使用或者佩戴而购买这三个条款。是消费价值观当中比较重要的方面，比较分析注重现实的人与不太注注重现实的人名牌消费的行为有何差异。可以解释中、韩两国当中哪国的大学生比较注重现实等等。
（4）追求时尚，包括如果没有名牌东西，同学会看不起自己；因为别人有，因此自己也要有；认为买名牌的服装，朋友们会认可自己；认为不买流行衣服，不赶时髦的，这四个条款。虽然包括的内容与自我炫耀类似，不过追求时尚比自我炫耀包含更多自己对时尚要求。中韩大学生对自己的时尚方面的心理进行比较研究。
表1 中韩大学生名牌购买动机因子的均值
本文在对中韩大学生这四大名牌消费动机的注重程度的分析发现，韩国大学生对“自我炫耀”与“追求时尚”比中国大学生有更加强烈的态度。这说明韩国大学生对品牌的要求以及自己的外在形象更加注重，原因在于韩国人口较少， 网络以及大众媒体比较完善有关。因此，在韩国流行起什么，不管男女老少都知道，特别对流行最敏感的年龄代的大学生，他们接受而模仿更是迅速。不过中国跟韩国相比，面积大，因此流行传达速度不够快，还有各个地方的各种方面的差异，比如习惯，风俗，天气等，不会跟韩国一样一下子便可流行起来，因此中国大学生对流行的敏感度比韩国低。
研究还发现中国大学生比韩国大学生对“品质至上”的态度更强烈，说明韩国大学生在购买名牌时，考虑更多的是样式，而不是商品的质量。而中国大学生比韩国大学生在购买名牌时，更加注重商品的品质，耐用性和使用时的舒适度，两国大学生显示差异的主要原因时韩国大学生对流行比较敏感而且流行的过时也比较快，因此购买名牌时，首先注重的是样式和款式，而不是舒适度或者品质。
3、中韩大学生名牌消费特征的对比
本文以大学生名牌购买动机因子为基础，对中韩大学生的名牌消费行为进行聚类分析，从而得出中韩大学生名牌消费的特征，从而进行比较。通过对表2的分析后，将中韩大学生名牌消费群体划分为“理智购买型”，“谨慎购买型”，“个性购买型”以及“享受购买型”四大类。
表2中韩大学生各名牌消费类型的比例（%）
从表2可知，中国大学生的主流是“谨慎购买型”，占中国大学生购买人数的41.8%，其次是“理智购买型”，占中国大学生调查人数的34.4%。这一结果于韩国有显著性差异，韩国大学生的主流是“享受购买型” 、“个性购买型”以及“理智购买型”，其占有率是38.8%、28.7%、26.5%，都均匀分布，占最少的是“谨慎购买型”，占有率是6.9%。这可以说是中韩大学生购买名牌商品的最大差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