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一篇好的文章需要精心雕琢，小编精选了8篇中西文化范例，供您参考，期待您的阅读。
中西文化范文1
(一)老杨头的中国文化解读
《孙子从美国来》的电影工作者费尽心思地制造感动元素来完成对你的催泪过程，老杨头就是一位让我们一直感动乃至有点悲凉气息的人物。老杨头的儿子杨栋梁几年不回家对老杨头不闻不问。现实中我们到底有多少时间给了老人，有多少关爱给了老人。我们的父母将自己的青春岁月都倾注在我们的身上而如今年老体衰，只能蜷居在农村，独自品尝孤独的滋味。在某一年儿子突然带一个洋寡妇回来这具有悲凉气息甚至洋寡妇还带来一个6岁大的孩子，与自己的儿子没有血缘关系!老杨头住在西北农村家庭不富裕这些对老杨头而言不知道是喜还是悲。老爷子又恼又羞却无可奈何地接手了这个烫手山芋，当前陪伴老杨头可以走一段岁月的只能是布鲁克斯。这其间老杨头与布鲁克斯发生了一系列事情:一天喜欢喝牛奶的布鲁克斯到王站长家要了一碗刚刚挤出的奶，布鲁克斯因调皮捣蛋把刚打来的牛奶打翻了段有办法老杨头再去要了一碗回来;还有布鲁克斯偷吃核桃弄坏了门，老杨头在追打布鲁克斯的时候探坏了布鲁克斯的蜘蛛侠布鲁克斯闷闷不乐老杨头委托王站长购买蜘蛛侠玩具河惜未果。他便特意熬夜为他精心雕刻了一个蜘蛛侠模样的皮影作为道歉礼物。后来皮影戏终于再次开演，布鲁克斯在老杨头悲凉的唱腔声中被母亲强行带离了中国。同时也带走了老杨头送给他的视若珍宝的成套皮影……我们反思现在，又有多少年轻人是真正为了让老人们快乐一点，把自己的小孩让老人家带的?老杨头还是一位爱好和平和传统文化的代表。他崇拜孙悟空但对西方文化却一无所知。例如对孙子说的蜘蛛侠他称它为蜘蛛精。对布鲁克斯问他的一句话“孙悟空真的能打赢蜘蛛侠吗?”而他的回答是少他们为什么要打架呢?他们可以做好朋友啊!”体现了中国人爱好和平的思想。还有一天早上，布鲁克斯要吃汉堡包老杨头不知道什么是汉堡包，问了村里小卖部的人才知道原来是西方的一种食物。他去买了个肉夹模给布鲁克斯，当时布鲁克斯有点疑惑地吃下了它，老杨头才悟道原来汉堡包就是我们西北这边的肉夹模。老杨头更是一位中国民间艺术皮影戏及皮影雕刻的传承人。皮影戏是民间的一门古老艺术。皮影戏是一种以兽皮或纸板做成的人物剪影，在灯光照射下用隔亮布进行表演的艺术。表演时艺人们在白色幕布后面厂边操纵戏曲人物厂边用当地流行的曲调唱述故事，同时配以打击乐器和弦乐肩浓厚的乡土气息。皮影不仅属于傀儡艺术还是一种地道的工艺品。它是用牛、驴、马、骡皮经过选料、雕刻、上色、缝缀、涂漆等几道工序做成的。老杨头作为传承人自然不愿意荒废这种技艺，他因一次踩坏了孙子的蜘蛛侠利用自己的精湛的雕刻技艺赔给布鲁克斯一个蜘蛛侠模样的皮影。鉴于“’旧寸期所遭受的一些伤心事，不愿意办皮影戏和皮影雕刻艺术短训班。最后在王站长的努力劝说下终于答应此项任务池体现了老杨头传承华县皮影戏艺术的决心。
(二)布鲁克斯的中西文化解读
这是一个典型的西方现代化的美国小男孩儿，喜欢汉堡包，也喜欢西方人眼中的英雄人物—蜘蛛侠。布鲁克斯从小接受西方现代文明对于古老中国乃至见到爷爷都感到好奇启然不理解爷爷的陕西腔话语肖爷爷问王站长“狗”与“太阳”的英语怎么说，目的是希望与孙子沟通。布鲁克斯在老杨头的熏陶下喜欢上华县的皮影戏和皮影雕刻。老杨头在布鲁克斯将要返回美国的时候，还特意为他精心雕刻了一个蜘蛛侠模样的皮影。布鲁克斯还问过爷爷春节是什么，爷爷没有长篇大论地告诉他春节的由来，反而说春节就是大团圆要一家人坐下来吃团圆饭。这句回答看似具有哲理意义但是理解起来不难，布鲁克斯从西方圣诞节、感恩节的氛围很快地理解了爷爷的话语最后布鲁克斯说要和爷爷吃团圆饭。半年后布鲁克斯与重修于好的父母一起回来和爷爷过年。此外布鲁克斯还体现了美国绅士好战的一面当布鲁克斯问爷爷岁孙悟空真的能打赢蜘蛛侠吗?”爷爷的回答是少他们为什么要打架呢?他们可以做好朋友啊!”看似简单的两句对话道出了中西方不同的文化内涵孙悟空代表传统中国文化蜘蛛侠代表西方文化;做好朋友体现了当下中国对外的和平共处的原则扩‘打，’体现了西方社会当前绅士好战的一面。
二、《孙子从美国来》影片的中西文化交流碰撞
当前国际社会交流频繁，作为中西方世界代表的中国与美国在国际舞台上时刻都存在竞争与合作。该影片也反映了这么一层关系。这一节从饮食、艺术、家族观念、道德层面探讨关于中西方世界中的文化交流碰撞。
(一)肉夹模与汉堡包看似两个简单的食物，其实两者有其共同的地方，即上下两层面粉团之间夹一层肉类或其他作料的东西。不过中国的肉夹模具有悠久的历史英文名为Chinesehambu吧e式中国汉堡)相传春秋战国时期就有这种美食。而西方的汉堡包是现代西式快餐中的主要食物，原名来自于德国的城市汉堡市(Ham-hugr)。英语Hamhugre:就是指“来自汉堡的”河以是指汉堡包本身或是面包里面由牛绞肉或其他夹有牛绞肉做成的肉饼。对于中国而言20世纪80年代才有汉堡包在中国地区流行，而地处西北偏远农村的老杨头不知道有这种食物，当孙子要汉堡包时自然觉得一头雾水。
(二)孙悟空与蜘蛛侠孙悟空作为中国古典四大名著《西游记》中塑造的人物形象代表着中国古典文化，能七十二变、腾云驾雾，有一双火眼金睛，能看穿妖魔鬼怪的伪装;一个筋斗能翻十万八千里。蜘蛛侠最初以漫画形式出现在美国人的视线脚蛛侠视力非常好肩强壮的肌肉、超级感官和有预知危险的能力手指有吸附的能力能够像蜘蛛一样在墙上行走，能制造结实而有韧性的蜘蛛丝河以在大厦之间摆荡穿梭而行。单从小说与漫画文本对比而言，显然孙悟空具有更强的法力。在对孙悟空与蜘蛛侠之间谁厉害的问题上爷爷的回答显示出中国文化崇尚和平的理念，而布鲁克斯的问代表西方改革派激进好战的绅士文化。(三)家族观念的重与轻中国传统文化很注重家族观念，因此回家孝敬父母是做儿女应尽的义务。自古以来孝的观念一直同忠的观念一样重要肩“忠孝不可两全，’的说法。电影中，很隐诲地告诉了我们老杨头的儿子杨栋梁有不孝的一面。家里的父亲都那么大年纪了是否考虑在国内成就事业而不必丢下父亲独自在国外?一晃几年过去乃0多岁了回到家乡—陕西华县带了一个洋寡妇梢带一个儿子回家。这让老杨头怎么想?儿子成家了作为父亲却不知道女方情况怎么样也不知道。更何况杨栋梁还要与妻子赴西藏可可西里参加藏羚羊保护行动的工作，把自己的包袱—布鲁克斯留给老人照顾•••••一切的一切对老杨头而言并没有尽到孝敬父亲的义务。作为子女的我们要时刻记得感恩肩时间多陪陪老人。对于西方世界而言，对待家族观念看得不是很重他们崇尚独立自主。美国经历了西部大开发的历史英国、西班牙、葡萄牙等国有过远洋探索、殖民拓荒的历史。西方年轻人往往18岁以后就可以同父母分开启己去闯荡世界、开拓世界。因此在西方人眼中肠栋梁妻子带着自己的孩子跟着丈夫来到中国发展事业的举动他们会持肯定的态度。
三、结语
中西文化范文2
中国近代思想史上，严复对中西方文化存在的巨大差异有深刻独到的见解，无疑是对西方文化了解最透彻的启蒙思想家。在中日甲午战争前后发表的一系列文章中，严复曾对两种文化进行了全面对比，从政治、教育以及思维方式上指出了中国传统文化存在的种种弊端，以历史观的高度，对中西文化差异的内在原因做出深刻省思。
关键词：
严复；中西文化差异；深层次省思
中国自近代以来，凡是有远见卓识的思想家都意识到了中西方文化之间存在的巨大差异。比如，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对中西文化的比较研究都有非常深刻的见解。但与同时代的思想家相比，严复对中西文化的理解显得更为独特。1877年福州船政学堂赴英留学的名额出现空缺，当时正在水师服役的严复获得留学英国的机会，通过考核进入格林尼次皇家海军学院深造。翌年，严复以优异的成绩完成学业。留学期间，严复并不满足于近代科学理论的学习，时常深入到英国法庭现场聆听诉讼，深入考察英国的政治制度、教育理念、社会风俗等，从而为日后执言论界牛耳打下了坚实基础。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后，严复将早年的考察心得与胸中淤积已久的“格格欲吐”之言化为一系列文章。于是有《原强》救亡决论》《辟韩》等一系列文章刊布于《国闻报》之上，从政治制度、教育理念、思维方式等方面系统论述了中西文化的差异，并深刻指出中西方文化差异的深层次原因所在。
一、政治制度的差异
严复首先注意到的是中西方文化在政治制度上的巨大反差。这种反差集中体现在中西两种政治制度下截然相反君民关系之上。在中国传统的封建社会中，君主和人民的关系是极端的不平等，呈现为统治和被统治的关系。严复认为“中国帝王，做君而外，兼以作师。……兵刑二者，不足以尽之也。卒之君上之责任无穷，而民之能事，无由以发达。使后而仁，其视民也犹儿子耳；使后而暴，其过民也由奴虏矣。为儿子奴虏异，而其于国也，无尺寸之治柄，无丝毫应有必不可夺之权利，则同。”[2]928-929也就是说，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君主处于权利链的顶端，拥有无上的权威。而人民在君主面前毫无权利，只有应尽的义务。如果君主比较贤明，人民的生活会好些；如果君主昏庸无道，人民只能过着奴隶一般的生活。在这种畸形的君民关系当中，君主控制了国家的方方面面的权力，而人民的才智无法得以施展与发挥。这也是造成中国民智、民德在近代落后于西方的一个重要的原因。然而，西方政治体制之下呈现出来的却是另一种面貌，对此严复深有体会地指出：“若夫欧美诸邦，虽治制不同，实皆有一国之民，为不祧之内主。故其为政也，智慧虽浅，要必以一国为量，而动作计及百年。虽伯理由于公推，议院有其聚散，而精神之贯彻始终则一而已。”[2]1000总体上看，西方各国的政治制度虽不尽相同或为君主立宪制、或为民主共和制，但共同特点却是，人民在政治上享有相当的权力，为国家“不祧之内主”。无论总统选举或议院聚散，都要服从人民的意愿。在严复看来，西方社会的政治制度是人民集体智慧的产物。而返观中国传统政治，国家的事务完全听凭君主的决断。严复由衷地感叹，中国“安得不治世少而乱世多乎！”
二、教育理念的差异
在中西教育理念上的差异，严复首先注意到的是中国传统教育目的不明确，缺乏针对性。他认为，每个人的禀赋都有其独异性，“天下之人，刚强柔弱，千殊万异，治学之才与治事之才，恒不能相兼。”[1]88严复将一国的人才分为钻研学问的“治学之才”和专门从事政事的“治世之才”，二者的禀赋不同，故此“治学”和“治事”不可一人兼得。在两种人才的教育、培养上也应当分别对待，宜于分为二途。但是在这一点上，中国的传统教育显得很笼统，倾向于将人塑造为兼具“治事”与“治学”的通才。对此严复批评道：“假使治泰西学校之所治，而以之为仕进之梯，将使精于化学之士，听民讼狱；学为制造之家，司国掌故。虽八股无用之学，由之而弃，而如此所学非所用何哉？吾未见一国之遂治也。”[2]903严复的批评可谓切中中国传统教育理念要害。现代社会的一个显著特征即是社会分工明确，各司其职。因此，严复明确指出：“国愈开化，则分工愈密，学问政治，至大之工，奈何其不分哉！”[1]89在西方教育理念下，分工明确，“治学之才”与“治事之才”各有其不同的培养路径，彼此之间能够相辅相成，各尽所长。所以，在严复看来，中国教育的进步不仅在于摒弃无用的八股文，更为重要的是转变教育理念，采用不同的教育手段分别培养专门性的人才。否则，仍然会产生学非所用的现象，对国家的富强终究是没有帮助的。严复指出了中西方教育在内容上的差异。严复指出：“盖吾国所谓学，自晚周秦汉以来，大抵不离言词文字而已。”自科举制度兴起以后，“其所课者，不离乎八股试帖，或诗赋杂体文；其最高雅者，乃分经学、史学、理学、文学等而试之。”[1]88中国传统教育是以传授古圣先贤的思想为主，学习的都是书本上的知识。深受西学熏陶的严复则主张求实的学问，提倡读“无字之书”。他认为：“能观物观心者，读大地原本书；徒向书册记载中求者，为读第二手书矣。”想求得真正的知识，必须从客观世界中去探索。若是一味地迷信书本知识，所得到的只能是支离破碎的虚学。
三、思维方式的差异
中西思维方式的最大差异，严复认为：“莫大于中之人好古而忽今，西之人力今以胜古；中之人以一治一乱、一盛一衰为天行人事之自然，西之人以日进无疆，即盛不可复衰，即治不可复乱，为学术政化之极则。”[1]1中国传统文化当中有一种思维倾向，即将古代的政治、文化视为最为完备、最为理想的状态。而在西方，尤其是自近代以来，伴随着自然科学的蓬勃发展，“进化”的观念早已深入人心。因此，近代以来的西方文化认为历史是向前发展的，“即盛不可复衰、即治不可复乱”，不断地向更为完善的方向前进着。严复在考察中西思维差异时认识到，中国缺乏实证性的形式逻辑思维。而严密的逻辑思维是西方近代以来自然科学兴盛的根本原因所在。对此严复指出：“制器之备，可求其本于奈端；舟车之神，可推其原于瓦德；用电之利，则法拉第之功也；民生之寿，则哈尔斐之业也。而二百年学运昌明，则又不得不以柏庚氏之摧陷廓清之功为称首。”[1]29在严复看来，自然科学的发展上，如奈端（牛顿）、法拉第等科学家的功劳之大自不必赘述。但推本溯源，根本原因还是柏庚（培根）所提出的科学的归纳法。在西方近代哲学史上，培根是经验主义的开创者。认识论上，培根主张知识来源于客观经验。一个科学定理的提出，是建立在对客观现象的总结和归纳的基础之上的。严复称培根的归纳法为“内籀之学”。培根将这种方法引入到自然科学的研究当中，使之摆脱了中世纪以来宗教神学的束缚，为西方近代以来自然科学的“学运昌明”扫清了障碍。其实，中国的逻辑思想发展得很早，但主要是辩证逻辑。在先秦文献当中，如《老子》《庄子》中有着非常丰富的辩证逻辑思维。而形式逻辑在《墨经》当中虽然有所发展，但是秦汉以后墨家思想没有了传承，成为了绝学，传统的形式逻辑思想没有得到进一步发展。因此，严复认为，中国自近代以来，在逻辑思维上与西方的差距日益加大。严复指出，西方学术自近代以来，“言学则先物理而后文词，重达用而薄藻饰。且其教子弟也，尤必使自竭其耳目，自致其心思，贵自得而贱因人，喜善疑而慎信古。”[1]29西方学者注重收集第一手材料，鼓励人们独立地进行思考，从客观世界当中求得知识与真理。因此，西方社会才新理迭出，在物理、化学等自然科学领域取得突飞猛进的发展。然而就在西方以“内籀之学”为先导，取得丰硕成果同时，中国的思维方式仍然没有超出“读书穷理”“格物致知”的传统框架。
四、中西文化差异的深层次省思
严复对中西文化的考察和省思并未满足于指出二者之间的差异，而是从历史的高度深入到种种差异背后所隐藏的更深层次的原因上。在中国近代哲学史上，严复对中西文化的理解独树一帜，达到了相当的理论高度。以李鸿章、张之洞为代表的洋务派，在中西文化观上虽然较之顽固派开明务实，但无一例外地持有一种中国文化的优越感。洋务派虽然主张向西方学习，但学习的范围仅限于器物层面的科学技术知识，主张“西学为体，中学为用”，通过自然科学技术的学习增强国力，进而巩固中国的传统伦理道德。但是，严复则认为，中西方之间真正的差距不仅是物质层面的，在其背后有着更为深刻的根源。严复站在人类社会发展一般规律的角度，进行了深刻思考，为我们揭示了中西文化迥异的深层次原因。严复从历史的角度出发，指出人类社会的发展要依次经历“图腾”“宗法”和“国家”三个阶段，而且其间的顺序是不可以颠倒的，即“始于图腾，继以宗法，而成于国家”。正是从这一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出发，严复深刻地指出了中西文化差异背后的深层原因所在。依照严复的观察，西方社会已经循着历史发展规律，演进到了“国家”这一阶段。而中国社会“由秦以至于今，……审其风俗，与其秀桀之民所言议思惟者，则犹然一宗法之民而已矣。此一期之天演，其延缘不去，存于此土者，盖四千数百载而有余也。”[1]136严复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社会自秦以后并没有遵循社会进化法渐次发展到“国家”阶段，至今仍停留在“宗法”社会的阶段。从整体看，近代中国无论政治制度、教育理念还是思维方式仍然停留在宗法社会的阶段。在中西文明碰撞之前，中国尚能“老死不与异族往来，纵难言郅治，亦用相安而已。”[1]2但是，历史发展的潮流是不可逆的，如同“天之四时，人之童少壮老”一样是遵循着不可违背的客观规律的。所以，在严复的思想当中，中西文化所呈现的巨大差异，实际上是两个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人类社会的表现。
作者：张儒威 单位：齐齐哈尔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参考文献
[1]严复.严复集：第1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6.
[2]严复.严复集：第4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6.
[3]严复.严复集：第5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6.
中西文化范文3
所谓生死观，是指人们对生与死的根本看法和态度。在对待生死问题上，中西方在同中有异，异中有同。试着从中西方对待生死的态度入手，分析中西方生死观上的异同；具体表现在对生与死的认识和生的态度上的一致性，而在对待死亡和关注的重心上表现出不同的一面。
关键词：
中西文化；生死观；态度
莎士比亚的四大悲剧之一《哈姆莱特》里，丹麦王子哈姆莱特问出了人们最为关切的问题：生还是死。自诞生之日起，人类就不得不面对死亡的来临，如何对待生与死，或许是人类自诞生以来所面临的最大困惑。它不仅是一种自然现象，更是一种内在的精神现象和社会文化现象，涉及到人生的方方面面。如何处理、看待生死问题，决定了我们一生的追求和走向，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长期以来，许多中外思想家、哲学家对生死问题进行孜孜不倦的探索，并提出了不少有价值的看法。春秋时期，当孔子的弟子问到仁义与生命相冲突该如何处理时，孔子毫不犹豫地答道：“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认为仁义比生命更重要。孟子在其《孟子•告子上•鱼我所欲也》里写到：“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明确表达，在生命和仁义的取舍上，要毫不犹豫地取义。司马迁则认为，人出生之日就决定了死的迟早来临，每个人都会面对，不同之处在于，死得是否有价值，生命是否有重量。古希腊名噪一时的哲学家伊壁鸠鲁表示：贤明之人，面对生死，都是以平常心对待，不恶生怕死；他们关注的是生命的质量而不是长度。1而柏拉图则认为，哲学是对死亡的预演和练习。古今中外的哲学家、思想家，虽处于不同的时空维度，却都对生死问题加以关注，得出不少相似的观点。他们用一生来诠释生的意义，在生中悟出了死的必然，并坦然面对，赋予了生死观本体论意义。
一、中西文化生死观的同
中西虽处于不同经纬，有着不同的文化习俗，但在面对生死观这一人类永恒话题面前，却有着不少相似。他们都意识到，生之偶然、死之必然，都看重生，喜生悲死。
1.生之偶然，死之必然
中华民族源远流长，在上古时期，先哲们就开始思考生与死的问题了。相传，上古时期，大禹因治水有功而成为华夏的领袖。一次，他与随从行舟南下，巡视各省的交通等各方面情况。到江心时，突然一条黄龙把船驮到半空、远离河水，船上的人顿时大惊失色、六神无主。大禹则处变不惊，大笑道：“我受命于天，竭力而劳万民。生，寄也；死，归也。”黄龙听后，反被大禹震慑住了，仓皇而逃。所谓“生，寄也；死，归也”，意思是生只是偶然而短暂的寄居在我们的肉体里，死亡才是最终的归宿。我们带着偶然来到世间，从此便踏上了死亡的旅途。所以生是偶然，死是必然。在明朝徐宏祖《徐霞客游记•续编》里，也表达了与禹相类似的观点。书里写道：“吾游遍灵境，颇有所遇，已知生寄死归，亦思乘化而游，当更无所墨碍耳”。认为生只是暂时寄存在人体内，而死早晚会来临，当死期至，生就到了尽头，看透了生死的规律，心绪自然愈加豁达。当代著名作家史铁生在双腿瘫痪后，也曾伤心、彷徨过，在那段刚遭遇灾难的日子里，他曾一遍又一遍地追问，“为什么是我？”然而回答他的只是沉默、沉默。渐渐地，他悟出了生死的真谛，在抒情散文《我与地坛》里写道：“一个人出生了只是上帝交给他的一个事实，并顺便保证了它的结果，所以生是偶然，死是必然。”西方人同样不得不承认生之偶然，死之必然的自然定律。《圣经》有言：因为你来自尘土，就仍要回到尘土。上帝从满大地的泥土中捡出一块，模仿自己的样子造了人，在千千万万的尘土中，恰好是这一块成了西方人类的始祖。然而，最终却也要回归尘土。这跟我国的“从哪儿来，到哪儿去”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古罗马著名帝王兼哲学家奥勒留就曾反复劝诫那些对死亡充满恐惧的人们：“注意什么是死亡这一事实：如果一个人观察死亡本身，通过反省的抽象力把所有有关死亡的想象分解为各个部分，他就将死亡视为不过是自然的一种运转；如果有什么人害怕自然的运转，那他只是个稚气未脱的孩子。无论如何，死亡不仅是自然的一种运转，也是一件有利于自然之目的的事情。”2也就是说，生死乃自然之事，从婴儿嘤嘤坠地到长大成人，再渐渐衰老病死，都是一个自然的过程。我们与偶然中来到世间，遵循自然规律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如果害怕死，也就是不承认自然规律。我们应持的态度是，既不要因为生命终归走向死亡而唉声叹气，也不要过分畏惧死亡，以一颗平常心对待生死。即使在后来成形的基督教思想中，教徒信奉精神永存，但仍然不得不承认肉体之死的必然性。看来，中西思哲们都从自身入手，看清了生之偶然，死之必然，。在越来越重视科学的今天，生物学家用科学告诉世人，一个婴儿的出生也是一件多么偶然而奇妙的事情。成千上亿个精子在输卵管中冲锋陷阵，最终得以与卵子相遇并得到其芳心的，却只有一个。能在上亿个精子与唯一的卵子结合的可能性中，不偏不倚，最终生成了“我”，是一件多么偶然的事。然而，不管出生在什么样的时代、国度和家庭，最终都难免一死，这也许就是上帝的公平之处。
2.喜生悲死
从理论上，中西方思哲都认识到了生之偶然，死之必然，但就人们的观念而言，却又都认识到生的可贵，喜生悲死。我国历来就有重生悲死的传统。孔子虽然提倡“杀身成仁”，但仍然十分看重生之可贵。当其弟子季路问及鬼神之事时，孔子的回答是：“未知生，焉知死”。也就是说，活着的事情都没搞清楚，哪有时间去想死后的事呢，可以看出，孔子是十分看重生时的作为的，既然活着，就要有质量地活着，不然岂不浪费了一生？当其爱徒颜渊死后，孔子听说，深叹道：“天丧予！天丧予！”感到痛苦万分。不难发现，孔子是热爱生命、悲悯死亡的。另一位儒家代表人物孟子，虽提倡“舍生取义”，但也不忽视生。“舍生取义”的前提，是“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孟子不是不看重生，相反，他十分重视生，重视生的意义，正因为太看重生的质量，所以在生与义面前选择义，那样才更突出生的价值。而庄子作为道家代表人物，对生命也十分重视，他在《庄子•知北游》里说道：“人生天地间，若白驹过隙，忽然而已”，感叹生命的短暂。他还十分注重养生，有《庄子•养生主》篇，专讲养生之道，认为为人最首要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保命、全生。而想要做到这点，就应选取一种玩乐、玩世的生活态度，所以人应该顺应自然，忘却感情，不为外物所滞。3历史上，不乏追求长生不老之术的例子。秦始皇就曾派徐福东渡，求长生不老之仙草。魏晋南北朝时期，许多思想家哲学家追求仙风道骨的派头。而人死则是一件令人悲痛的事。所以，民间将对逝者的追悼会称为“丧事”“白事”。不少文学作品，都将主角遇害作为高潮，以此展现其悲的色彩。当代小说《活着》，更是用一件接一件的人生打击，表明活着的意义和逝去的悲伤。西方也不例外。西方长篇史诗《荷马史诗》里，特洛伊战争重要人物阿喀琉斯被帕里斯射中脚踵而死，特洛伊战争另一位英雄奥德修斯去阴间看他，当得知阿喀琉斯当了冥王后，十分艳羡地说：“你很划算阿，在人间获得辉煌，在阴间还是冥王。”可阿喀琉斯却回答道：“我宁愿在人间当一个帮工，也不愿在阴间当冥王。”4在阿喀琉斯眼里，人世间的生活是幸福的，他可以做很多事，享受美食佳肴，享受战争带来的荣誉，拥有财富，拥有美女……在生得伟大和生得平凡之间，他最终宁愿选择后者。死后，阿喀琉斯终于明白，不是如其母劝说他参加战争一样可以享有生后名的美好，活着即使是平凡无所作为，也是一种幸福。追求生活质量的伊壁鸠鲁虽强调快乐生活的重要，但仍然认为，只有活着这一前提，才有可能实现“生活得能避免恐惧”。
二、中西文化中生死观的不同
1.回避死亡与直面死亡
中华民族历来有重视生命群体意义的传统，然而在对待个体死亡面前，却持回避态度。在我国，虽然不少思哲在学术上讨论“死”的问题，但在生活中，从达官显贵到平民百姓，平时聊天都鲜有涉及“死”的，不得已谈到，也不会拿活人说事，就算提到逝去的人，也会用委婉的说法，不管是在文学作品里还是现实生活中都是如此。为表示对死者的缅怀和尊重，不直接说“死”而是以“去了”“走了”“没了”等词代替。5在鲁迅其散文《立论》里讲了一个故事：富人家诞一男孩，满月时，抱出来给客人们看，想讨个好兆头。不同的人说了不同的话，有的恭维，有的讲实话。说孩子将来要发财和做官的得了赏，说孩子将来得死的挨了打。本来，人生下来都是要死的，富人也懂这个道理。但听到人家说自己孩子将来是要死的，觉得不吉利，还没好好生活就想到死了，所以很不开心，还打了客人，这大抵就是中国人的传统思维吧。即使在面对死亡时，人们还会想出各种死而复生的桥段。中国人相信，人死后都是要变成鬼的。虽然鬼有不少活人不能做到的便利，如可以在晚上自由飞，可以不吃不喝都不饿，但人对鬼始终有一种恐惧，就算自己的亲人死后，也要尽量多烧点纸钱香火，以防他们的鬼魂回去找他们。不少作品中，还描述了人死复生的故事。汤显祖在“玉茗堂四梦”之一的《牡丹亭》里，写到杜丽娘死后贪恋红尘，想方设法还魂，回到人间与柳梦梅再续前缘。在《聊斋志异》里，更是有多达六、七十个篇章是描写死而复生的。6西方文化则更多地展现了人类直面死亡的勇气。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被雅典法庭判以极刑后，从容面对。7在生命的最后一天，他一如既往，诲人不倦，与前来探望的学生谈论哲学，涉及的主要是生死。他说，哲学家之所以不怕死、还乐于赴死的原因，在于哲学家追求的是灵魂的自由，而要做到如此，肉体就得先死亡。所以，哲学就是预习死亡。死亡的结果如何？无非两种，一种是无梦的长眠，这不正是人们追求的东西吗？另一种是灵魂通往另一个世界，在那里，灵魂还可以与伟大的先贤欢叙，这是多么令人激动难耐的事情啊。而当毒酒被端到面前，他镇定自若地接过，一饮而尽，勇敢地践行了自己的哲学理论。后来的斯多亚学派同样主张勇敢面对死亡。他们认为，既然死是一件无法避免的事，何不勇敢面对，顺应自然，心甘情愿地接受他呢？挪威著名文学家易卜生在死亡之际，还能以玩笑的心态面对。据说，他临死之时，有很多朋友围着他，易卜生闭着眼睛安静地躺在那里。这时，护士过来，摸了摸他的额头，再看看他的面色，对周围人说他的状况好像好了一些，这时，易卜生睁开眼睛，慢悠悠地回了一句：“你说我的情况好了一点，正好相反，我现在马上就要死了。”语毕，他就死掉了。一个人在生命垂危之际，还能清醒地指出护士的错误，简直死得潇洒，也就有了喜剧效果。如此从容就死，活着的人也会少一份悲伤。虽然能像易卜生这样幽默而死的例子占少数，总体而言，西方社会对死亡也充满了悲伤情怀，但他们在日常生活中不回避讨论死亡，还将之升华到哲学的高度，对于死，较我国而言，也就多了一份从容。
2.追求现世与关注来世
儒家向来追求生的意义，因而，在活着的时候，能有一份效忠天下的决心并付诸实践，才是儒士们一生的目标。孔子的那句“未知生，焉知死”，再明白不过地表明了他对活着时候努力的看重。道家总体而言虽没有儒家思想里的那份功利色彩，但也十分看重现世的幸福，追求生命的长度。佛教传入后，虽然主张业果相续，认为世间万物都是循环往复，不必在乎生死，但在这种以平常心对待生活的条件下，仍强调生前多行善，关注生的意义。而中国传统中，对于死亡的恐惧和对亡灵鬼魂的惧怕，以及对阴间的阴冷潮湿、阴森恐怖的想象，都说明中华民族对生的渴望。因此，中国人在生前兢兢业业，为社会做贡献，以求功成名就、流芳百世。西方则与我国传统相反，相对于现世而言，他们更追求来世的幸福，这与他们的宗教信仰密切相关。基督教认为，人由肉体、魂和灵组成，而灵才是应该追求的，肉体只不过是灵在人间的暂时寄托。要想死后升入天堂，生前就要多行善，而生前的贫贱富贵与最终是否上天堂没有必然的联系。基督教通过追求上帝从而使人们摆脱尘世间的罪孽，获得生命的超越，达到永生，因此，在西方传统里，人们将死提升为达到新生的途径。苏格拉底虽因亵渎神灵罪而赴刑，但他从容赴死，仍认为死后可以达到另一个世界，与先贤对话，从而使灵魂得以升华。本文从中西方文化对生死观的态度入手，认为中西方都认识到生之偶然、死之必然，都喜生悲死。但中国文化中追求现世的幸福，对死亡则采取回避的态度，西方虽喜生悲死，但能直面死亡，在现世与来世中，追求来世的幸福。当然，不管是中华文化还是西方文化，都有几千年的历史，本文只是就整体而言就行简要概述，也有一些与论述相左的例子，这里不再论述。
作者：王小丽 单位：广西大学文学院
注释：
1.北京大学编译．古希腊罗马哲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366
2.奥勒留.沉思录[M].北京：北京三联书店，2008：14
3.赵晖.生死观上的人类智慧——中西生死观比较[J].学理论，2009（28）：93-95
4.邓晓芒.中西文化比较十一讲[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7：282
5.时秀娟.委婉语的文化用于分析[J].枣庄师专学报，2001（1）：95-98
中西文化范文4
近代西方文化的传入无疑是一种引进型的形式。在谋求富强的功利意识的指导下难免出现许多偏差，从近代中西文化的交流来看，西方文化基本上是以强势的态度对中国文化进行排挤，最终的传统文化甚至到了被清理和筛选的地步，而这一切都是特殊的时代背景和历史进程所造就。近代中西文化交流渗入到了当时社会形态的各个领域，包括西方体育与以武术为代表的本土体育直接的接触、纷争与融合。在这段时期武术出现了两种形态表现：一种是以孙氏武学体系为代表的民间武术的自身整合与发展，它是在西方文化强势压迫下，传统文化以顽强的生命力展现自己精华一面的结果，是传统文化的自然延续。另一种便是以中央国术馆的国术体系为代表的近代武术的转型，它是本土体育与西方体育交流的产物，是一种新型的体育形态，可以说是武术的现代化转型，它是具有西方体育形式的本土体育。两种武术形态都是近代中西文化交流的产物，具有深刻的文化价值及指导意义。
2传统文化的自然延续———拳与道合
清末民初，外强凌入，叛乱四起，内忧外患的动荡社会为武术的兴起与传播提供了土壤，民间秘密组织的发展，村社民团的成立，对武术发展起到了强大的推动作用。西方火器的传入，渐渐弱化了武术在军事战场的实用性。1900年的“庚子拳变”标志了在热兵器时代武术彻底的从战争被淘汰。此时盛行于民间的武术，摆脱了纵向秘密发展的束缚，开始了前所未有的交流与发展，各门各派开始相互学习取长补短，许多优秀的拳师“各家拳法兼而习之”形成了自己的武术体系，而其中最为著名的当数孙禄堂的孙氏武学体系。孙禄堂先生自幼习武，天赋异禀，在深得太极、形意、八卦三拳的奥妙之后，深参诸子思想，继承前人的武学研究下，合三家为一家，曰：内家拳。结合自己一生的武术实践创立了武、道结合的武学体系，孙氏武学体系以《周易》《丹经》为理论依据，参以儒、释、道三家学说对武术进行了系统的阐述，把武术与传统哲学中的道相结合：万势起于“无极”而终于“一”，提出了武学的“三层道理”“，三层功夫”“，三层练法”。其中最高层次的“炼神还虚”，“洗髓”，“化劲”或是“金丹”都旨在“本良知良能面目，复还先天”，养一身之正气，也就是儒家孟子的“浩然之气”。通过意识和形体的练习，以完善人的品格，达到儒家所提出的“仁”的境界。而这种术与儒家修身哲学的融合确实能从中西文化交流中找到根源。在《形意拳学》自序中孙禄堂先生说到“然富强之道，在乎黎庶之振作，振作之主义在精神，若无精神则弱矣。人民弱，国何强？欲图国强，须使人民勿论何界，以体操之不可缺之一科。”这一段话中民强则国强的观点，来源于19世纪初的“国民主义”的思潮，随着西方思想的传入，许多的先进份子已经意识到了国民性的问题，即国民是一个国家的有机构成分子，国民的强弱承载着国家的强弱。而以传统儒家修身哲学来增强国民精神又是当时“国学”“、国粹”在武术中的展现。庚子事变以后，顽固守旧派彻底瓦解，一度出现了“无人敢谈中学”的情景“，全盘西化”的论调猛然兴起，正如起初顽固派们提及的“变夏为夷”的忧虑一样，许多怀揣传统文化的士大夫们感到了中国文化生存的危机，他们在西方思维的影响下，不再是像顽固派那样固守传统文化，而是提倡文化中的精华部分，认为中西文化均有优劣，都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他们反对君主专制的政治制度和对人民进行的奴隶教育的“伪儒”知识，而先秦诸家的思想和儒家修身哲学都是中国文化的精华部分。特别是一战后西方各国出现的经济危机，让更多信奉西学的人都冷静了下来，正如梁启超所说，他们为了资源和利益野蛮的进行争夺，丝毫没有文明可言。严复也尖锐地批评道：“欧罗巴四年亘古未有之血战，觉彼族三百年之进化，只做到‘利己杀人，寡廉鲜耻’八个字”。而此时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仁爱、重情义、重和谐的思想正是西方物质文明所欠缺的。“以中国救西方”的思潮把儒家文化的修身育德，探求人的良知良能的人伦哲学推向了高潮。孙禄堂先生饱读各家之经典，深得诸家之思想，而最终把术与道合的道归于儒家的修身之道，正是文化交流下，传统修身文化顽强展现自己的外在表现，也是热衷与传统文化的士大夫们为求传统文化生存做出的努力。
3中西文化交流的产物———近代武术的转型
虽然中西方文化在交流与磨合时期充满了坎坷，一度出现文化复古和全盘西化的极端现象，但文化的交流还是产生出了可喜的成果，创造出了一种崭新的文化形式，这种文化兼顾中西，相互融合，而又不同于中方，也不同于西方，却更适合时代的发展，这个过程也被认为是中国现代化的转型阶段，而以武术为主的传统体育也在这种背景下开始走向转型，其结果便是运用西方体育来构建富有“中国传统文化特征的中国体育”。近代武术出现了三次次序性的转型尝试，第一次尝试是1911年左右，马良创立的中华新武术，它的主要贡献是把门派众多，拳术繁杂的传统武术简化为拳脚术、棍术、剑术等几个科目，又把摔跤纳入新武术，其主要形式是模仿德式体操，在当时北洋政府的助推下在学校教育系统中开展。其次是具有民间性质的武术组织———精武会。其宗旨是“提倡武术，研究体育，铸造强毅之国民”，它对武术的传播以套路演练为主，提倡包括民族舞蹈、音乐和西方体育及音乐等多元化文化形态。最后便是兴盛一时的中国国术馆的国术体系。1928年3月中央国术馆在南京成立，由东北军高级将领张之江发起并担任馆长，以“发扬武术国粹，增进全民健康，化除派系，整理教材，训练师资，统一教学，研究改进，务求普及，以达明耻教战，强种救国之使命”为宗旨，成功总结并推行了包括马良新武术和精武会的成功经验，对民间武术进行整理改良，编排成统一教材，出版武术书籍及刊物，极大地促进了武术的习练与传播。在西方竞技体育的标杆下，推出了散手、短兵、长兵等最初的竞赛武术，并在1928年与1933年举行了两次国术考试，编排和实践了最早的武术竞赛规则，开设教授般、师范班、练习班、青年班、少年班，以“泛学博通、文武兼修“为教学原则，教授了一大批技术全面的武术人才，其中大多都成为了近现代武术发展的中流砥柱。在1936年的德国柏林奥运会，中国武术代表团以精湛的武艺震撼了西方世界，从而把武术推向了世界。中央国术馆国术体系，是中西方文化交流渗透到体育范围中的杰出成果，与马良新武术和精武会相比，它是武术现代化转型相当成功的案例。马廉祯教授对国术体系进行了高度的评价“它是中国近代以来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具有现代体育特征的民族体育体系”。虽然国术体系在民国开展的声势浩大，确实也与当时的社会背景有关，民族危机让每个稍有民族意识的人都感到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富国强兵，保家卫国是指导国术开展的重要原因，而这是完全与西方的体育相违背的。国术体系虽以体育的标准来改造，却不是以体育的形式来开展。
4对两种武术形态的评价
以孙氏武学体系为代表的传统武术，是民国时期武术大发展一个代表，它是传统文化延续的产物，也是武术与传统文化交流的结果，被誉为“中国最后一位大儒”的梁漱溟先生在1968年的“”时期，全然不顾安危，上书力陈保留孙禄堂先生的《拳意述真》等武学著作，可见它浓厚的文化价值。对孙氏武学把实用性的武术归于修身的一种形式，许多人仍持质疑的态度，武术的实用性到底如何从庚子拳变已经体现出来，而且实用性的武术中并不能明确表现出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在重伦理，重道德的农业社会中，武术与传统思维，传统哲学的结合已成必然，从早期的苌氏武技中以初见端倪，只是这种结合要经过像苌乃周和孙禄堂这样的文人才能完成。从一种民间的“俗文化”到士大夫们趋之若鹜的“雅文化”，孙氏武技穿越了这条鸿沟，但这仍然只是个开始。以中央国术馆国术体系为代表的近代武术的转型，正是中西方文化交流的产物，它是一种新的体育文化形式，它借助了西方体育模式来组建本土体育结构，虽然这只是一次尝试，而且或多或少的出现一些问题，但依然对未来武术的发展具有指导性的意义。
5小结
中西文化范文5
中国热播电视剧《甄传》是当代中国流行文化与古典文艺的完美结合，亦是一部在思想上与西方女性主义有部分契合点的影视作品。但是美版《甄传》在美国上映遇冷，这一现象值得分析和研究。本文从跨文化传播的角度，基于中西文化差异，探究造成这种现象背后的原因，以促进更加有效的文化传播与交流，同时提升中国电视剧跨文化传播的能力。
【关键词】
《甄传》；中西文化差异；跨文化传播
1《甄传》叩开西方大门的前提
当今时代，多部中国电视剧只着眼于狭隘的文化领域，难以适应日益增长的广大观众的需要。而不同于以往的“清廷宫斗”，《甄传》导演郑晓龙则从不同的角度切入讲述。因此，很多学者通过该剧追溯后宫争斗的根源，进行“宫斗剧”文化视点方面的反思，并得出文化启示。在中国有名的论文网站上，以甄传一词搜索记录共有5179条，可见这部电视剧在中国的成功，也可见其对学术界的影响。该剧有较高的文化品位，反映了中国传统的服饰、职官、称谓、礼俗、哲学、诗词韵文、戏曲、音乐、绘画、文史人物等内容，很好地代表了中华传统文化的深层美。当一部电视剧进行跨文化背景传播时，不同地域的文化背景会成为影响传播效果的重要因素。从接受的文化消费来看，当电视剧传播的内容和表达的情感能够与观众的文化背景形成共鸣时，观众才会有兴趣去看[1]。同中国传统的女性形象相比，在西方观众眼中，甄的形象加入了更加显著的女性主义色彩。女性主义一词（Feminism）一词来源于十九世纪法国，主要指妇女的解放运动。女性主义者意识到，女性在全世界范围内是一个受压迫、受歧视的等级，被认为是“第二性”。女性主义者的任务是批判社会中男女不平等的现象或女性的第二性的处境，向男女不平等的关系挑战，鼓励女性寻求解决和改善的办法[2]。西方人眼中的甄具有鲜明的独立性，努力追寻自我的价值，最终证明了女性可以向男性一样获得成功，甚至有些方面会强于男性，以女性身份获得了社会认可，展现了浓厚的女性主义特色，用自身的行动，重申了“性别秩序既不是普遍存在的，也不是永不改变的”[3]。
2《甄传》在美遇冷之“殇”
首先，剧情设置不完整，剧中饱满鲜活的人物和错综复杂的人物关系被大打折扣。美版《甄传》剧情的不完整导致美国受众在理解剧情上存在障碍，这在无形中扩大了两者之间的文化差异，使得电视剧的跨文化传播更为困难。其次，文化差异对于影视传播的阻碍。电视剧作品是一种艺术手段，一种特殊的传播手段，它动态地且不可逆地向大家传递信息，在给予观众视觉盛宴的同时，也大量传递着民族的文化信息。不同民族的文化特点既是影视传播的动力，也是信息传播的阻碍[4]。中国历史悠久，成员之间有着类似的经历和信息网络，人们对相似的信息总是给予相似的反应的高语境国家。在中国，信息的主要来源不是清晰解码的语言，而来源于语言交际产生的语境、背景知识等，美国则与此相反。此外，美国有着举足轻重的主流价值观———追求平等。然而，在甄传里，森严的等级制度贯穿整部剧，与美国人所追求的平等主义相背离。由此可见，甄传里所依赖的背景知识、信息结构都让美国观众觉得困难，成为了跨文化传播之“殇”。再次，汉语台词的英译难以传达出源语的精髓。在汉语影视作品的英译过程中，汉语四字词语所表达的韵味与美感，英语难以表达得原汁原昧。廖方波（2013）曾写道，《甄传》的语言具有文白夹杂，方言和俚语俗语的使用，诗词歌赋的直引和改写[5]。这些都属于JavierFrancoAixela所认为“cultural-specificItems”[6]。因而，从台词翻译的角度，古英语对大多数美国观众本来就是很遥远的事，这也是《甄传》在美遇冷的又一原因。第四，中西称呼的差异也容易成为剧情理解的拦路虎。剧中其他人称呼“小主，嫔妃”为“concubine,theyoungmistresses，yourmistresses”，“娘娘”为“mylady”，虽然有差别，但是还不至于多到让人眼花缭乱的程度。但是嫔妃的自称“本宫”“臣妾”“嫔妾”“妾身”“本宫”传达的是自信，说话的对象是比自己地位低或者平级的人，而“嫔妾”“妾身”“臣妾”，传达的是自谦，说话的对象是比自己地位高或者平级的人，而译本中的“I”，少了原作中各位妃嫔自称时的不同的立场以及说话时的情感。以上诸多因素的影响，终成了《甄传》在美遇冷之“殇”。
3提升我国电视剧跨文化传播能力的一些思考
跨文化传播是基于不同文化背景的群体之间的传播和沟通。如今，各个国家或地区都着力打造自身强大的文化软实力，电视剧作为文化的一种表现类型，其文化传播对于一个国家文化输出和形象塑造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一部优秀的电视剧能够有效地实现跨文化的传播，应该具备广阔的跨文化的视野，既能看到不同国家或地区之间的文化差异，又能准确地抓住它们之间的文化相融点，有效地展现本国的文化特色，进而通过精确的字幕翻译和合适的播出平台得以传播与推广[7]。面对全球化的迅速发展和国力竞争的多样化，政府应当在政策制定上鼓励中国电视剧发展和跨文化传播。对内，要制定政策法规，保证国内电视剧市场的繁荣和有序发展；对外要大力支持国内优秀电视剧走出国门。同时选择普适性又有民族差异性的传播内容在国际市场上有更广阔的接受范围。
4结语
纵观全局，在中西方乃至全球文化差异下，一部优秀的电视剧要有效地实现跨文化的传播，需要具备多方面的因素。既要彰显本国的文化底蕴与特色，又要了解并正确对待不同国家之间的文化差异，进而准确把握文化的异同点，达到传播本国文化并让观众感受到本国文化内涵的效果，实现文化差异下有效的影视传播。
作者：胡岩松 何欣娟 单位：防灾科技学院
【参考文献】
［1］高原.浅析中国电视剧的跨文化传播———以《甄传》进军美国市场为例[J].传媒国际评论,2014：56-63.
［2］王树娟.中西文化的冲撞与融合:迪士尼动画《花木兰》女性主义形象解读[J].海外英语,2011(9)：314-315.
［3］西蒙娜•德•波伏娃.第二性[M].陶铁柱,译.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
［4］朱潇.《功夫熊猫》字幕翻译中的跨文化传播因素[D].济南:山东师范大学,2013.
中西文化范文6
面对不同文化差异，面对事实上存在的矛盾，翻译首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如何对待不同的文化，是偏向一方，以牺牲一方的利益为代价？还是以不偏不依的态度，努力促进沟通与交流？翻译活动，就其具体操作而言，是不同语言的转换活动，而就其实质而言，是一项跨文化的交流活动。翻译活动从一开始出现起，便与各民族之间的各种形式的交流往来结合在一起，没有交流，就没有翻译的必要，没有翻译，异语、异质文化之间就不可能有真正的交流。中西文化差异较大，涉及的范围也很大，不能一一论及。本文就人们熟悉的动物龙狗的翻译浅谈中西文化的差异。
二、龙（dragon）
汉语和英语中都有“龙”的字眼。但在汉语中，龙（Chi-nesedragon）多用于好的意思，如龙飞凤舞（气势雄壮奔放），龙凤成祥（吉祥如意），龙腾虎跃（威武雄壮，意气昂扬），等等。在中国，有关龙的文化可谓渊源流长。在中国古代传说中，龙是一种会飞、会走、会游泳、可隐可现、能兴云降雨的神奇动物，常被引申为“珍异”、“高贵”、“吉祥”的象征。在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中，皇帝就是“龙”的化身，谓之“真龙天子”，其后代就是“龙子龙孙”。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汉语也沉淀出了龙王或龙公（神话中统领水域掌管兴云降雨的龙神）。龙颜、龙庆、龙宫（豪华住宅）、龙袍及至龙头（关键人或事）等许多与“龙”有关的吉祥话或敬语；甚至有许多带“龙”字的地名、物品名（食物、药品）等，如：龙亭（河南开封）、龙华寺（上海龙华）、龙兴寺（安徽凤阳）、龙虎山（江西贵溪）、龙门石窟（河南洛阳）、龙江玛瑙（黑龙江省）、龙虎会（广东名菜）、龙井（优质名茶）、龙骨水车（古代水工具）。在人们的生活中，有耍龙灯和赛龙舟等喜庆活动，还有传统的端午节（Dragon-boatFestival）等等；龙还是中国特有的十二生肖之一，人有龙属，岁有龙年。这些均来自于古代汉民族对龙的信仰和崇拜。现在作为炎黄子孙的汉民族常自称为“龙的传人”。龙作为中华民族的象征和民族精神的体现已众所公认。在英语中，“龙”（dragon）是没有地位的爬行动物，是令人憎恨的象征。因为在西方神话传说中，龙（dragon）是一只巨大的蜥蜴，长着翅膀和长长的蛇尾，身上有鳞，能从嘴中喷火。《圣经》里多次提到的魔鬼撒旦（Satan）是一个与上帝作对的诱惑者、考验者和反叛者的形象，它就被称为greatdragon或olddragon。因此在西方人的心目中dragon（龙）总是代表邪恶、恐怖。如果描写一个尊贵、善良、忠诚绝不用dragon。因为：Ifyoucallawomanadragon，youmeanthatsheisfierceandunpleasant（.如果你把她叫作龙，那么你的意思是指她凶狠，让人讨厌。）
三、狗（dog）
汉语和英语“狗”的含义大不一样。在中国，由于狗的听觉、嗅觉都很灵敏，主要被当作看家护院的家畜豢养，因此就被用来比喻供使役、助人作恶的人，如：狗腿子（帮凶，走狗）；狗崽子（遭唾弃之人的子女）；狗血喷头（骂得淋漓尽致，非常厉害）；狗急跳墙（走头无路时不择手段）；狗头军师（为坏人出谋划策的人）；鸡鸣狗盗（卑下而不足道的技能或本领）；鸡犬不留（杀戮残酷）；鸡犬不宁（骚扰十分厉害）；狼心狗肺（贪婪、狠毒）等等。在英语中dog这个词有时含有贬义，用来指层次不高的人或物，如；Thiscountryisgoingtothedogs（.这个国家糟糕得快完了。）然而，在西方，人们通常将狗作为宠物来养。狗被称为人类最好的朋友，是人忠诚的伴侣动物。因此西方人从不吃狗肉，对其他民族食狗肉的行为感到不解与反感。正是基于这种文化底蕴，英语语言中这个词或与之有关的各种说法多含褒义，或是含中性意义，如；topdog（最重要的人物），luckydog（幸运儿）；lovemelovemydog（.爱屋及乌）；Heworkedlikeadog.（他干得十分卖劲）；Itrainscatsanddogs.（天降倾盆大雨）。另外，dog有时用来指人（意为guy或fellow），如dirtydog（坏蛋）；handsomedog（美男子）。还可以表示一种亲切得关系，如：Youluckydog（.你这个家伙真走运）；Whatalazydogheis（.他这个家伙真懒）……这些话不仅没有任何侮辱、贬低他人的含义，相反听起来让人有种亲昵的感觉。
中西文化范文7
关键字：跨文化；中西；文化差异
跨文化交际（cross-culturalcommunication）是不同文化背景的交流者使用同一种语言进行口语交流的过程，这种交流存在着语种和历史文化的差异。文化是一个相对广义的概念。简单地说，文化是人类的精神活动及其产物。随着交通、通信以及科技的不断进步，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之间的交流越来越频繁，这就需要对交流对象的文化背景有更加充分的了解。
一、中西文化差异
（一）思维模式差异。文化背景直接影响一个民族的思维模式。思维模式不仅直接影响推理和解决问题的方式，而且直接决定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的形成。2014年，李洪儒和谢萌提出了“人通过语言解释世界和人”。由于文化背景不同，致使中西方在思维模式和行为习惯等方面存在差异。由于长期受儒家思想的熏陶，中国的思维模式具有整体、意向、归纳以及求同等特点，而西方思维模式则具有逻辑、实证以及求异等特点。中国习惯于矛盾中寻求统一的辩证思维，西方更擅长逻辑推理和理性思维模式。中西方思维模式的主要差异体现在理性逻辑和直觉悟性。理性逻辑即通过逻辑推理的方式认识事物，这种方式更理性，体现出相当的确定性和逻辑性等特点。直觉悟性即通过形象思维的方式认识事物，这种方式更感性，体现出相当的直觉性和想象性等特点。中国的思维模式及历史文化导致口语表达时语义比较模糊；而西方的表达在众多学者的倡导下更突出理性逻辑意识。
（二）价值观差异。价值观是在感官基础上对事物做出的认知和判断，是人们辨别是非、认识事物的一种思维，是对待现象及价值关系的观点。社会价值标准影响人的语言，文化背景影响社会价值，社会价值也直接影响跨文化交际。1988年，Samovar提出“在西方，自己是至高无上的，个人利己主义才是正确的价值观，这是美国等西方国家的主流价值观”。贾玉新指出，中国奉行安逸快乐、知足常乐的价值观。因此，中西跨文化交际是两种截然不同的价值观的交流。中国的价值取向是集体主义，国家和集体的利益高于个人利益，强调个人融入集体，交流时也通常让对方感到舒服，更加的谦逊。西方的价值取向是个人主义，个人利益高于国家和集体利益，强调以我为主，交流时也经常维护自己利益。因此，在跨文化交际时，西方人觉得中国人不直接，表达含糊，不明白中国人的真实想法；中国人则会因为西方人过于直接的表达而感到尴尬或不舒服。
（三）习俗差异。习俗是文化在日常生活中的体现，中西在历史长河中形成了各具特色的风土习俗。以朋友交流为例，中国一般表现得比较亲近和熟络，大方的交流家庭状况、个人和生活近况，而西方通常不会涉及类似的个人隐私问题。因此，在跨文化交际时容易产生误会，西方人会觉得个人隐私被冒犯。从交流进程来看，西方会以一个普及的话题开头，但随即转入正题，整个交流过程也都围绕主题展开阐述。中国则以一个较长的过度开头，进入主题后偏向于利用旁敲侧击的方式委婉表达观点，让交流者自己理解话语含义。习俗也同样包括民间习俗，中国的民间习俗多种多样，例如送朋友蟾蜍物件寓意为招财进宝，在西方不明寓意的情况下容易理解错误，致使跨文化交际失败。
（四）宗教背景差异。起源于古罗马文化和古希腊文化的基督教是西方信奉的主要宗教，其经过悠久的发展形成如今视上帝为救世主的宗教。实际上，中国的“宗教”呈现多元化，儒家、佛家和道家思想共同影响中国人的价值观。并且，不同的阶段奉行的思想也不尽相同，年轻时奉行儒家入世思想，中年后倾向道家修身养性，老年时注重佛家因果报应。中国没有西方那样占主导地位的宗教，如果想找一种影响相对深远的“宗教”，那么可以认为是佛家思想，虽然佛教并非起源于中国。因此，分析佛教与基督教的不同也可以折射出中西文化的差异。首先是生死观念不同，佛教倡导生死轮回，更注重生死。基督教相信没有死亡，只有极乐世界。在跨文化交际时因为生死观的不同极易产生不必要的误解。其次是人生意义不同，佛教注重自我修炼、不断进化，最终得以解脱磐涅重生。基督教认为通过忏悔和祈祷实现救赎可以进入天堂。即一个主张纠错，一个主张进步，在跨文化交际时的出发点也就会不同。再次是人性认知不同，基督教强调仁慈、宽容等遏制人性的观点，认为人性本恶。佛教倡导善言、善行等注重伦理的观点，认为人性本善。最后文化影响不同，基督教是西方国家的主导核心。佛教是在与道家和儒家思想共荣中进步的，没有形成绝对的核心地位。在跨文化交际时，西方的表达方式更直接、更专注，中国则更多变。
二、中西地域环境差异
中国自古便有“橘逾淮为枳”之说，从进化论的角度来说，进化与地域环境密切相关。中国是幅员辽阔、多民族融汇的半内陆国家，雨水丰富、土壤肥沃，以至中华文明以安分守己的农耕文化为主。相反，西方国家多数农田贫瘠，不得不主动出击外出狩猎，探索新大陆，开拓新殖民地。因此，喜静和好战成为中西文明的标志，一直延续到今天。在涉及到自身利益的跨文化交际中，中国表现得更委婉和和善，西方表现得更直接和具有攻击性。
三、中西历史发展差异
从中西历史发展来看，中国历史起源于四大古文明之一，且与古埃及文明、古巴比伦文明和古印度文明共同组成三大文化圈，是东方的文化源头。西方公认的文明起源则是古希腊文明。古中国文明综合有河流文化、陆地文化以及农耕文化，文明成熟度稍高。古希腊文明更加活泼、富有灵性，更注重现实世界本身。因此，在中国常说瑞雪兆丰年、省吃俭用等词语，在西方会出现类似于gowiththeflow、takethingsastheycome这样的词语。四、中西语言差异因为中西方语言呈现多样性，受篇幅所限，这里只分析使用频率最高的汉语普通话与英语之间的差异。
（一）语法差异。一是英语相对死板，限制较多，不仅有功能和位置的限制，还有数量和性质等区别。每个汉字都是独立存在的，可以出现在语句中的多个位置，并且语义不同。二是汉语在表达时常用你、我、他（她、它）等强调主体地位。英语则注重客观载体的思维模式，形成无主语或主语无生命的句式，如It’sright.等。三是句子线性排序不同。汉语一般陈述遵循主、状、谓、宾的顺序。如，我前天买了一本书。其英语则为Iboughtabookthedaybeforeyesterday.四是整体局部思维顺序不同。汉语一般先交代整体后介入局部，英语则相反。如，房间里有一条狗。英语表达为Thereisadogintheroom.五是段落组成不同。汉语一般先交代环境、条件、事物性质，循序渐进、委婉含蓄地表达语义，把主题放在最后。英语则是先表达主题，后利用连接词等扩充语句。中西语法差异会影响跨文化交际效果，同时影响思维方式和对事物的认知。因此，在跨文化交际时应尽量从对方的文化习惯角度出发进行交流，减少文化迁移对交流语义的误解。
（二）语音差异。1.文字方面汉语通常是以辅音节开头的单音节词，每个音节又分为规范的四个声调，且存在大量的多音字和多义字。为准确表达语义，交流时要准确发出每个字的音节和声调。英语通常是多音节词，也存在一定数量的单音节词。英语语句的逻辑性相对较强，这与其文化背景是分不开的。2.修辞方面汉语和英语因语系不同而导致修辞也存在一定的差异。英语有拟声、首韵、尾韵、谐音和半谐音等5种修辞方式。尾韵（Rhyme）是指词尾末端的音素出现重复，在诗歌题材中经常出现，如great；头韵（Alliteration）是指词头开始的音素出现重复，如bait。一句话可以有一种修辞，也可以多种修辞并存，如Thelightwhereliesinman’seyes，同时出现首尾韵和谐音。但在汉语中是没有首韵修辞的，汉字的修辞是通过轻重音和声调等实现的，如“我失骄杨君失柳，杨柳轻飏直上重霄九”。汉语和英语都存在利用语音强化表达的现象，因此在跨文化交际时，要充分了解对方的文字和修辞差异，以便更好的提高跨文化交际成功率。
五、结论
中西文化虽然存在着多方面的差异，但也存在着许多相同或相似之处，在跨文化交际时，既要看到文化差异，又要认识到文化的普遍性。随着全球文化交流的日益频繁，中西文化正发生着同化的现象，中西文化融合越来越多，有助于跨文化交际的顺利开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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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缪惠莲.大学英语影视教学中的跨文化意识渗透策略[J].英语广场，2018，（3）：126—127.
[3]张卫东，杨莉.跨文化交际能力体系的构建———基于外语教育视角和实证研究方法[J].外语界，2012，（2）：8.
中西文化范文8
中西文化差异对翻译有着重要的影响，国与国之间的交流是跨文化的交流,只有了解中西文化背景，才能真正理解其语言内涵,将其语言信息原汁原味传达给人们。
关键词：
文化差异；语言表达；翻译；影响
人们在相互交流的时候，虽然有时候懂得语言的字面意思，但由于缺乏对对方文化背景的了解，很难了解文化所赋予的语言内涵，本文主要从以下几方面探讨中西文化差异对翻译的影响。
一、地理环境差异对翻译的影响
中西国家所处的地理环境不同，语言文化受到地理文化的影响，从而导致人们对于同一事物有着不同的理解，翻译的时候要引起高度的重视。英国是有名的岛国，所以其文化渊源就离不开船和水。例如：torestonone’soars(暂时歇一歇),allatsea(不知所措),tokeepone’sheadabovewater(奋力图存)。中国是一个内陆国家，其文化渊源自然就与陆地相关。例如：当形容一个人花钱大手大脚，不知节俭时，人们常说“挥金如土”，而英语则为“spendmoneylikewater(花钱如流水)”。另外，中国以农业大国文明，通常用牛来耕地，汉语表达多用牛，例如“牛饮”。而英语表达为“drinklikeafish”，与海相关。
二、历史典故和宗教信仰对翻译的影响
中西文化的精髓是历史典故，只有了解了历史政治，在翻译典故的时候要追踪历史文化。例如：Johncanbereliedon.Heeatsnofishandplaysthegame.(约翰为人可靠,他既忠实又正直)。toeatnofish不能翻译成汉语“不吃鱼”，在西方文化中，这是出自一个典故,指伊丽莎白女王时代，耶稣教徒为了表示对政府的忠诚，拒绝遵守反政府的罗马天主教徒在星期五只吃鱼的习俗。因此toeatnofish是表示“忠诚”的意思。又如：Heisaveryfamousfreelancepoliticianinthiscountry.(他是这个国家很有名的无党派政治家)。lance最基本的意思是"长矛"，那么freelance是不是汉语中所说的免费的长矛呢？在十六七世纪，一些作家把lance(长矛)用于形容使用这些长矛的骑兵，而其延伸的成语freelance则指中世纪的自由骑士。后来，freelance的外延又得到了进一步扩展，可以指"不服权威的自由行动者"或"自由记者"。在宗教信仰方面，西方国家人民主要信奉基督教，所用表达多于上帝“God”相关，例如：Manproposes，Goddisposes(谋事在人，成事在天)，Godhelpthosewhohelpthemselves(自助者天助之)，等。而中国人信仰佛教，常用到“借花献佛”这样的表达，在翻译的时候要注意宗教信仰对语言表达的影响。
三、认知方式与价值取向的差异对翻译的影响
在认知方面，由于中西文化存在差异，对于用颜色所表达的词语所赋予的文化内涵也有所不同，在进行英汉翻译时，也需引起足够的重视。例如：红色(red)，红色在中国具有褒义的色彩，人们用红色表示大吉大利，如“红红火火，开门红”等。与此相反,“red”在西方却含有贬义的色彩，表示血腥，恐怖等。如："redhands"(血腥的手，杀人的手)；"becaughtred—handed"(当场被捕)在价值取向方面，西方人崇尚个人奋斗，中华民族却以谦虚礼让为美德，所以，当西方人说“YoucanspeakperfectEnglish.”对方会回答“Thankyou”。如果不了解中西文化差异，中国人很有可能会回答“No”。
四、结语
语言是一种交流工具，传达出说话人要表达的信息，翻译中所存在的文化差异对于思想的交流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只有了解对方周围的风土人情，宗教信仰等，才能达到思想上的共鸣，才能把对方的意图用另一种语言表达的淋漓尽致，最终达到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了解，相互尊重，营造和谐的人际关系。
作者：徐丹 单位：许昌职业技术学院
参考文献：
[1]宫慧玲.大学英语翻译教学的问题与对策[J].山东外语教学,2009(2):44-4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