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文化传播论文范文1
2004年，在韩国建立了世界上第一家孔子学院，因此，我国民族文化的跨文化传播势在必行，在此阶段，各个国家之间的文化交流，已经上升到国家之间的竞争，并且也是各个国家文化软实力的主要表现形式。随着国际贸易组织的建立以及经济全球化的逐渐深入，跨文化交流活动逐渐增多，进而实现了各个国家文化的融合与共享2。最近几年，北京舞蹈学院在英国成立了第一家舞蹈孔子学院，中央音乐学院在丹麦成立了音乐孔子学院。因此，我们可以看出，我国的民族艺术已经逐渐走向世界。我国民族舞蹈跨文化传播的实现，能够在世界文化中，更好的展现我国文化的独特魅力，使我国文化在世界文化中占据重要地位。
我国民族舞蹈的跨文化传播，是我国文化传播的主要形式，对我国经济发展具有很重要的现实意义。民族舞蹈的跨文化传播主要强调人们对审美的追求，以及文化之间的交流、沟通，我国民族舞蹈的跨文化传播具有一定的优势，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跨越语言障碍。在跨文化传播过程中，语言文字是主要的阻碍因素。然而，由于舞蹈自身的特殊性质，使其不需要考虑语言文字的影响，民族舞蹈可以利用身体语言传播文化信息，同样会获得较好的文化传播价值。其次，美的教育。艺术的存在，有利于人们感受生活，在大部分国家素质教育过程中，以艺术教育为基础。例如，在我国素质教育过程中，主要强调通过艺术，培养人的全面发展。在美国素质教育过程中，更加重视艺术的地位，将艺术与其它学科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因此，我们可以看出，艺术在教育发展中的价值与社会地位。最后，在我国传统文化中，民族舞蹈占据重要地位，并且与我国其它文化信息存在密切的联系，是我国民族文化的精髓。我国民族舞蹈的跨文化传播，能够使世界各个国家的人们熟悉和了解我国传统文化，使我国在各国文化竞争中占据有利地位。
二、我国民族舞蹈跨文化传播的途径
在我国民族舞蹈跨文化传播过程中，应重新认识传播主体与受众群体之间的关系，在研究二者的关系过程中，要求应转变以往传播信息理念。这就要求在跨文化传播过程中，应培养专业素质较好的传播主体，要求传播主体应不断扩展视野，吸收与借鉴国外民族舞蹈文化的精髓，使我国民族舞蹈的发展进程不断加快。在我国民族舞蹈跨文化传播过程中，通常情况下，可以划分为以下三种传播主体：首先，传播主体为舞蹈编排导演以及演员，通过舞台表演形式，以及与经验丰富的艺术家共同合作，其传播内容较为高雅，与上层社会人们生活理念一致，因此，受众群体具有较高的艺术修养，以及良好的审美鉴赏水平。其次，传播主体为国家统一安排的舞蹈教师，以及当地教师，传播内容主要为舞蹈教材内容，受众群体主要为学习舞蹈的专业人员。最后，传播主体以所在国家的舞蹈热爱人员为主，通过以下几种传播形式，即节假日表演、休闲娱乐的广场舞等等，受众群体主要为人民群众。因此，从传播主体以及受众群体的不同，选择与之相适应的传播途径。
在民族舞蹈跨文化传播过程中，受众群体发挥重要作用，是信息传播能否获得良好效果的主要表现形式，受众群体的意见与反馈，能够使大众传媒及时发现存在的问题，并且改进和完善信息传播方式，提高信息传播效率。因此，应精准的定位受众群体，进而获得良好的传播效果。在民族舞蹈跨文化传播过程中，明确受众群体的重要地位，依据受众群体的不同要求，民族舞蹈选择与之相适应的舞蹈内容以及演出的具体形式。民族舞蹈跨文化传播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是一项长期而复杂的过程，因此，在民族舞蹈跨文化传播过程中，不但要全面考虑传播内部的微观变化，也应随时关注宏观环境的变化，即关注外部市场环境变化是否会对信息传播产生影响。民族舞蹈的跨文化传播，有其自身的独立性，也与其它系统存在较大的联系，现阶段，在跨文化传播过程中，已经建立健全信息反馈机制，以使跨文化传播朝向规范化方向发展。
三、结论
民族文化传播论文范文2
关键词:民族地区地域文化 电视传播 原生态 策略
随着经济全球化时代的到来,文化的全球化也随之成为现实,在这个过程中,现代消费文化呈现出五光十色的一面,而民族文化,特别是原生态地域文化可能会随之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并走向灭亡,这样的退化或者消失已然成为一种潜在的文化危机。面对这样的危机,应如何来传播和保护地域文化,使其在淡出人们视野之后又重新回归人们的视线之中,从而使人类文化向多元化发展,这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地域文化特别是各地区民族文化的繁荣与发展是构建我国文化形象的重要前提,也是提高我国软实力的重要途径。传播和保护地域文化,特别是保护各民族原生态文化已成为当今一项重要任务。
当今社会是一个大众传媒的时代,利用媒介对地域文化进行传播,不失为拯救即将消失文化的一项有效措施。而怎样利用现代传播载体,强势推动地域文化传播使之焕发生机与活力,从而达到更好地保护地域文化的效果,一直是人们普遍关注的热点。在对地域文化进行传播的众多媒介中,电视作为当前的主流媒介,自诞生以来就对世界各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大众的思维方式、生活方式产生着巨大的影响。在信息发达时代的今天,电视已经占据了大众传播的重要地位,它不仅是人类传播信息的中介系统,更是当代社会文化消费的一种基本形式。因此以电视传播为平台,把我国各地区的文化特色融入电视节目之中,尤其是文艺节目之中,可以有效实现传播地域文化的目的。比如在众多的大型综艺节目中,中央电视台的《欢乐中国行》无论是从策划还是节目宗旨方面,都以其独有的以宣传地域文化为内涵追求的鲜明特征而超越了一般综艺节目的文化意蕴。它着力于展示地域文化和城市魅力,突出浓郁的地方特色,尽情展示祖国各地风采,通过节目的展示,民族地区的文化底蕴被搬上电视舞台,并通过电视传媒向全国进行传播,从而使全国观众了解到民族地区独特的地域文化。另外,中央电视台的《民歌·中国》与《魅力12》栏目是对各民族各地区原生态民歌的一种传承和保护,经电视传播对民族地域文化的推广效果也比较好。
电视:民族地域文化传播的新路径
在商业文化大大压制了原生态文化发展的今天,民族地区地域文化迫切需要得到传播和保护。于是,各种媒介运用它们不同的方式,对地域文化进行广泛的传播,并希望借助这种传播,让人们更加关注地域文化从而使其得到保护。
在众多的媒介中,“电视传媒是一种以电视为媒介的信息传播活动,是伴随着人类对于电视的运用而产生的一种现代的社会现象,是传播的二级系统”①。根据电视的特点,“电视传播面对的是整个社会,其传播内容涉及人类文化各个领域,它极大地拓宽了人类视听信息传播的广度和深度”②,它视听兼备,传播迅速,具有非常强的感染力。电视传播的价值在本质上反映的是一种积极向上、富有肯定效用意义方面的含义,它对文化的传播和发展有着很大的影响。首先,发挥本质、传播信息。麦克卢汉曾提出“媒介即讯息”,媒介是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力。③的确,在认真考察人类的媒介发展史中,各种媒介对信息传播并推动社会发展的作用是毋庸置疑的,特别是电视诞生并普及后,迅速成为如今信息传播的重要载体,电视传播也便成为人们信息交流的重要渠道。其次,在电视传播价值关系中,传播者和受众都是主体,而电视传媒则是客体,在电视传播的社会实践中,人类本身才是电视传播活动的最终服务对象,因此以人为本,在传播过程中满足人们的精神需要,是电视传播最重要的价值。而以人为本也正符合地域文化传播的基本内涵。
正是由于电视的适用程度与普及率最高,它才加速了全球化的进程,让人们充分认识到了民族地区地域文化不仅具有文化价值,更具有独特的审美价值。对于地域文化来说,全球化背景下的电视传播可以让其传播范围大大提升,让地域文化以它的繁衍地为基点,超越地域的局限传播到更为广泛的人群中去,从而得到更广泛的关注和更有效的保护。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传播和保护民族地区的电视节目应运而生,这类节目的出现不仅让人们了解了各民族地区的地域文化,更加激起了人们保护地域文化,特别是保护原生态文化的自觉意识,让原生态文化能继续存在于人们的精神生活中,并不断传承和发展下去。
因此,电视传播与民族地区地域文化并不是不可融合的,电视作为一种技术手段,完全可以用来体现与表达民族地区地域文化。民族地区地域文化与电视媒体的结合,是新时代文化生态圈中出现的具有深远意义的文化现象,起到了把原生态文化向更广阔的范围传播的积极作用,并悄然地改变着电视传播领域的现有格局和文化价值,其社会传播价值也被赋予了微妙而多层次的意义。
在通过电视传播的过程中,笔者认为纪录片和电视文艺节目在民族地区地域文化的推广中被运用得较多。通过制作关于地方风情风貌的纪录片,可以集中展示民族地区地域文化,这在目前电视节目中是比较常见的,如凤凰卫视《纵横中国》节目在2006年时曾播出纪录片《走进恩施》,就把湖北恩施这个全中国最年轻的少数民族自治州的民族风情展示给全国观众,介绍了恩施州的哭嫁、跳丧等民俗,让人们去感受民族地区独有的风情,进而领略到当地的文化特色。而展示民族地区地域文化的电视文艺节目就更加多样化了。电视文艺节目是指围绕一个中心主题,选择和编排文艺节目,经过电子技术手段的二度创作,构成充分电视化的、独立完整的电视艺术作品,给观众以多样化和整体的审美享受。比如从2006年开始,央视青歌赛引入原生态唱法,引起公众和文化界对原生态唱法的追捧,笔者认为,原生态唱法的重要意义不在于比赛,而在于展示,是基于电视媒介对民族地区地域文化的一种展示。
电视传播民族地区地域文化的策略建构
在很多电视节目中我们都能感受到以“营销城市”的理念展现地域文化的有效战略,体会到电视传播对民族地区地域文化传承的重要作用。那么电视在传播民族地区地域文化时应如何建构传播策略呢?
电视传播民族地区地域文化打开了通往现代社会的信息之门,也把地域文化展现于现代公众的视野中,并有可能引起极大的关注,有利于强化人们对民族文化的认同感。很多民族地区的地域文化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常常不被其他民族所知晓或者是认同,但是经过电视传播后,在现代传媒的引导作用下很容易让人们产生对民族文化特质的认同感,同时也让当地人有强烈的文化归属感,可以促进民族的和谐,让民族文化从自发的传承转向自觉的保护。我们还以2006年央视青歌赛引入原生态唱法为例,比赛将各地的原生态文化进行了展示,这种展示不仅让现代公众得到新的娱乐,也可以大大提升原生态共同体对自身文化的认同感,可以增加他们的文化自信和传承动力。
对民族地区地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电视媒介在传播时,会自觉地选择地域文化的一些具有影像特征的要素加以传播,这是电视媒介自身的要求,也成为当代文化生活的重要特征。在民族地区地域文化中,原生态文化是其重要方面,原生态文化会借助当代影视的传播载体,并由此寻求进一步与外界更多的接触,期冀向外界传播带来价值上的认同和经济上 的利益。这种传播就使得本来远离这些文化形态的人群开始关注这种文化形态,并更多地借助于电视媒介了解原生态文化的特征。④如2009年《欢乐中国行——魅力恩施》大型晚会,节目在呈现恩施地域文化时,还多角度完整地表现出了土家族原生态文化的魅力所在,正是通过这种传播激起人们对土家族原生态文化保护的意识。
对地域文化中一些存在非议的问题起到正本清源的作用。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文化品牌的专利归属之争可能会愈加激烈。几年前曾经发现湖南省政府门户网站等两家官方网站将《龙船调》列为“湖南民歌”范畴,造成侵权。《龙船调》其实是湖北恩施利川地区着名的文化名牌,近年来,利川市加大了对这一特色名片的宣传和保护力度。2003年,利川市就斥巨资拍摄大型音乐电视片《龙船调》,请着名歌星汤灿演唱《龙船调》,并在中央电视台连续播放,让《龙船调》这一文化品牌得到了很好的保护与传承。另外,在2009年《欢乐中国行——魅力恩施》这期节目中由恩施地区的演员清唱土家族民歌《龙船调》,再次向外界表明了《龙船调》的发源地在恩施,而非湖南民歌。这表明利用电视传播面广的特质可以对地域文化保护和传承起到较好的作用。
有利于推动民族地区文化特色产业及相关产业的发展。电视媒体的价值不仅体现在电视传播的社会效益方面,还可以体现为一定的市场效益。将民族地区地域文化的资源给予科学、合理、适度的开发利用,有助于民族地区地域文化的传承与保护。民族地区地域文化底蕴丰厚、自然景观优美、民俗传承丰富、民族艺术繁多,而且大多保存完好,通过电视传播可以对民族地区地域文化进行充分的挖掘,最后把它们浓缩而又精彩地呈现于节目中。在这样的宣传和推介下,可以带动民族地区旅游产业的发展。并且对于民族地区而言,为了更好地发展相关产业,也会不断地完善本土文化,这样整个地域文化产业建构规模在不断地扩大,让民族地区具有特色的文化产业道路越走越宽。因此,保护完好的民族地域文化,并得到有效的传播,才能与当前经济形势下发展特色产业相结合,从而实现经济与文化的繁荣与发展。
在通过电视传播跟外界的接触中,民族地区地域文化会和其他文化现象进行交流和融合,在这个过程中,民族地区自身文化会有所创新和发展,这对于民族地区地域文化的生存和可持续发展,有着重要的实践意义。在外来文化的冲击下,民族地区地域文化会逐渐受到影响,并且民族地区人们的思想意识在接受了外来文化的同时也不断转变。外来文化在与民族地区地域文化的接触中,多数情况下实行的是“软”接触,这样可使民族地区地域文化的创新机制不断得到激活,进而自身的发展会达到新的境界。就拿民族地区的服饰而言,在与外界的接触和碰撞中,会逐渐增加一些时尚元素,这样可使原本已经压进箱底的民族服装在融合新的元素之后,又重新进入人们的视野之中。
但是在大众传媒和传统文化的关系中,目前存在一种悖论。一方面,电视传播为民族地区地域文化的保留与延续起到良好的宣传介绍作用,另一方面也进行着潜在的加工和改造,使民族地区地域文化传播出现模式化趋同化倾向,可能失去一定的原生性和传承性。因此对电视传播者而言,必须抱着对人类文化做传承性记录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去传播,展示民族地域文化所赖以生存的环境及随经济发展的文化变迁,只有这样,电视传播才能真实地展示民族地区的文化价值和社会底蕴。(本文为2009~2010年度国家民委科研项目“土家族原生态艺术的电视传播策略研究”阶段性成果之一,项目编号:09HB09)
注 释:
①②宋振文:《电视传播价值论》,《新闻界》,2009(2)。
民族文化传播论文范文3
关键词：广告艺术；民族文化；艺术融合
广告艺术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兼具审美性与经济性的特质，使它成为融实用与审美于一体的新形态艺术，其表现出美感塑造和消费诱导共存、艺术性与经济性相互渗透的特点。[1]宣传效果良好的广告创作，必然要考虑广告受众的生活习惯、思维方式、价值理念等因素，而目标市场国家和地区的民族文化特征在其中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融入民族情感的广告信息更容易让受众理解，更容易引起受众的情感共鸣，更能唤起受众对产品的购买欲望，使所宣传的品牌在众多产品中脱颖而出。
1 广告设计融合民族文化的意义
1.1 民族元素是广告艺术创新的重要源泉
中华民族文化元素以其多样的题材、内涵丰富的文化和形式广泛的风格而流传久远。广告设计中的民族文化主要分为三大部分，其一是我国的传统文化元素，它包括诗词、中医中药、汉服唐装等；其二是我国的民间文化元素，它包括民俗民风、京剧脸谱以及剪纸等；其三是我国的现代文化元素，它包括北京奥运精神、航天精神和中国电影文化等。[2]这些民族文化是广告艺术创作取之不竭的宝库，广告设计者若能收集、学习、借鉴民族文化中所蕴含的民族精神，融入时代元素与产品特点完美结合，定能彰显品牌的文化意蕴，有效提升商品的文化品位。如宝马汽车“悦”系列广告中从中华汉字文化中汲取灵感，以一种更符合中国人审美的方式，将宝马汽车的高技术性能、创新和积极进取的企业精神，以及关心社会和关注未来的公益心与责任心等品牌内涵展示在广告受众面前。
1.2 融合民族元素是广告艺术创意国际化的重要路径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成为大趋势的今天，无论是国外产品进入中国市场，或是中国产品进入国际市场，如果仅仅采用西方的广告设计理念和文化进行创作，必然导致创作的广告作品由于同质化、缺乏特色而淹没在信息传递的大海中。只有坚持民族文化特色，一方面既能在国内市场中使受众的情感触动，另一方面能在国际市场中传播中国文化，在国外受众中留下深刻的记忆点。大量成功的广告案例启示我们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如2016年百事可乐的猴年广告充分运用生肖和名著等中国元素；阿迪达斯武极系列将中国天干地支和太极文化融入服装和广告设计中；华美食品在纽约时代广场投放了主打中国人亲情观念和节日传统的广告。
1.3 融合民族文化的广告是弘扬中华文明的重要载体
广告在中国的发展仅有短短的30余年，当前很大一批广告其设计风格是模仿甚至是直接移植西方的创作元素，大量展现西方的文化、文明和价值观。在今天各种传播媒介无孔不入的时代，我们眼球所及之处都能看到各种形式的广告，可以说广告时时刻刻都在影响着人们的日常生活，不仅在消费导向上，同时还在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方面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积极的、健康向上的广告能给人带来美的享受，而一些低俗的、不健康的广告将影响社会风气。若中国各类广告在设计时重新审视民族文化，运用现代设计理念将中华民族5000多年来的历史文化的沉淀和中华精神的内涵完美地透过广告展示出来，定能激发国民对于自身文明的热爱与追求，有力地促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传播。2008年奥运会会徽的设计即是中华篆刻文化、书法文化得以大力弘扬的例证。2011年起，腾讯公司“弹指间・心无间”的系列电视广告，通过对母子情、兄弟情、爱情的描述，在社会中传递加强情感交流和心灵沟通的正能量，在赢得大量泪水和感动的同时很好地塑造了品牌形象。
2 民族文化融入广告设计的策略探讨
2.1 发掘民族文化元素与现代广告视觉传达的契合点
中国传统文化中优秀元素很多，但并不是每一种产品都适用于某一种元素，在制作广告创意的时候要详细地分析，寻找最能表达诉求、最能抓人眼球的民族元素，通过独特的创意将产品的特点表达出来。此外，当前很多广告设计仅仅将一些民族文化如山水画或汉字等符号简单处理或者多重拼凑，难以使人获得赏心悦目的视觉感受，无法达到产品宣传与受众需求有效交流的目的。因此，民族文化元素的在广告视觉传达中应进行深层次的艺术创新，采用更加丰富的艺术形式，这就要求设计师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和敏锐的艺术感知力。
2.2 广告设计中综合运用各种民族元素
在当前很多广告设计中，对有形的民族文化元素如文字、图腾符号、剪纸和民族服饰等能够有效运用，但对于一些无形的民族元素如中国传统哲学思想、诗词意境、文化心理、审美情趣等，在广告创意过程中缺乏思考，导致一些广告虽然在视觉上极具冲击感，却无法对受众产生持久的吸引力和认同感。因此，一名优秀的广告设计师不仅是技术创新与应用的高手，更应在中国历史、文化、艺术等人文素养方面拥有深厚的积淀，能够综合应用有形和无形的民族元素进行艺术加工和艺术创作。此外，广告毕竟是为时代服务的艺术产品，也应该选取当代中国的元素符号，如鸟巢、水立方等，以符合现代人的审美趣味。
2.3 借鉴国外广告的先进理念和优秀表现形式
广告是为商品有效宣传和推广而服务的，一切有利于产品宣传的艺术创意、技术手段、表现形式都可以应用于广告设计。在经济贸易国际化浪潮下，广告艺术设计既要符合本国受众的认可，也要面向国际市场，因此设计师要充分考虑如何更好地运用国外的广告艺术表现形式。通过借鉴国外优秀广告的设计理念、方法和表现形式，可以更好地丰富和提高自身的创作水平，设计出体现现代感和中国味，既能为中国消费者所接受，也利于西方消费者理解的优秀广告。例如，日本广告设计在吸收借鉴西方设计风格后形成了具有日本民族文化的广告艺术设计风格与特色。[3]中国广告设计也应在坚持本国民族风格和特色的基础上，吸收世界先进的广告理念和艺术表现形式，通过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不断拓展中国元素的国际视野。
2.4 避免对民族元素的滥用
中国的传统文化起源中国历史悠久的农耕社会，其中既有精华也有糟粕。一些传统文化当中存在着一些民俗禁忌，同时不同的区域和不同的场合有不同的禁忌，还有一些文化观念可能在人群中具有一些争议。这些都是设计师在制作创意时应该充分考虑的问题，否则将会引起公众的反感，进而抵制产品。
3 结语
广告传播与民族文化的艺术融合是当前广告设计的主要发展趋势，在广告设计国际化的大时代背景下，只有融入民族文化的广告作品才具有持久的生命力。中国的广告设计师只有根据中华民族的文化特点和时代需求，吸收借鉴国外先进的设计理念和表现形式，不断提高综合运用各种民族元素进行广告创意的能力，才能使中国的广告艺术得到不断的发展，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广告艺术风格。
参考文献：
[1] 郭颖.广告的艺术表现对受众的心理影响分析[J]. 新闻知识，2013（03）：36-37+91.
[2] 胡博.民族元素在广告设计中的效果分析[J]. 大众文艺，2013（9）：64-65.
民族文化传播论文范文4
关键词： 广播 语言要素应用 民族文化 传承与制约
语言是人类特有的交际工具，也是人类文明得以薪火相传的重要载体。文化被认为是“超越本能的、人类有意识地作用于自然界和社会的一切活动及其结果”[1]P3。广播语言是民族文化的重要载体之一，传承民族文化是广播语言要素应用的天然使命，民族文化的存在与发展状况必然制约广播语言要素的应用。本文论析汉语广播语言要素应用与以汉民族为主的中华民族文化之传承与制约关系。
一、广播语言借助语言要素应用传承民族文化
“在弘扬优秀民族文化中，广播可以做更多的工作，充分发挥它在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中的作用”[2]。广播语言总要借助一定的语言要素应用传承民族文化的。在汉语广播中，中华民族文化需要借助合乎规范要求的语音、词汇和语法要素传承。
（一）借助恰当的语音要素传承文化
总面积13000平方米，虽不像北京故宫中轴线和对称布局，但都十分巧妙地利用山坡地形修造，位置上突出红宫，色彩上强调前后对比，使整座建筑重点突出，主次分明，雄伟壮观。（中央台①2009年6月18日《雪域高原上的圣殿――布达拉宫实录》）
例中引文双音节词语占多数，朗朗上口，节律感较强，易于播读，如“重点”、“突出”、“主次”、“分明”、“雄伟”、“壮观”。
除正常播x音节外，播音员还要正确发好引文中的语流音变，如“Zǒng（总）”当由“214”读如“21”，“yīwà（一万）”的“yī（一）”当由“55”读如“35”等。需要处理好句中的停顿、重音和句调等。
“但||都||十分|巧妙地||利用|山坡|地形||修造”中，单画线表示时间较短的停顿，双画线表示时间较长的停顿，加粗者宜重读而经由重读处理等手段，“13000”、“红宫”、“主次分明”、“雄伟壮观”等很容易入耳、入脑。引文句调就总体而言，先平缓后上扬。
正确处理广播语音要素，才能正确传递广播语言信息，达到传承民族文化的成效。
（二）借助恰当的词汇要素传承文化
上例引文不长，但其中词汇类聚、词形类聚和词义类聚应用形式仍然较丰富。基本词和一般词都有较多的使用;使用成对词“前”与“后”、“主”与“次”;使用熟语――成语“主次分明”。因为广播语言表意要简明，所以引文多用单义词。这些词语，首先是规范的，其次是根据广播语意表达需要而选用的，有助于体现民族文化传承的实效。
前来学习抽纱刺绣技术、领取刺绣原料和回缴刺绣产品的本乡青年妇女络绎不绝。（商丘台2006年5月9日《虞城县积极向农家妇女传授农科技术》）
“妇”的义项有三：“妇女”“已婚的女子”“妻”;“妇女”义为“成年女子的通称”。汉民族文化语境中，“妇女”更多凸显“已婚”的义素。因此，称呼青年女性时，要慎用“妇女”一词。例中前来学习的“青年妇女”未必是“已婚”者，则“青年妇女”可改为“女青年”。
（三）借助恰当的语法要素传承文化
前述布达拉宫引文根据广播媒体特征及其语意表达的需要使用汉语词类和句类。引文多使用通俗易懂的名词（如“北京”）、动词（如“修造”）、形容词（如“巧妙”）、“数词”（如“13000”）等实词;多使用易入耳、入脑的介词（如“利用”）、连词（如“但是”）、助词（如“地”）等虚词。引文虽然使用了转折复句“虽然……但……”，但复句内部的分句及其他单句都较短，听众仍较易知悉已广播的信息。“位置上突出红宫”与“色彩上强调前后对比”结构上较为对称。
借由语音、词汇、语法要素的恰当使用，引文将布达拉宫雄伟壮丽的景象形象地展现在听众的脑海里，卓有成效地传承了藏民族物态文化。
（四）反映语言要素自身发展脉络
语言是心态文化构成要素之一，汉语言广播同样反映语言要素自身发展的脉络。
1.较多留存方音
戏曲类及方言广播较多留存了方音。“任何剧种，最初都起源于民间，都以当地方音为基本语音，再加以艺术的表现。只有当某一剧种在一定条件下成为全国性剧种的时候，才与民族共同语语音发生直接的关系”[3]。早期京剧著名艺人谭鑫培等把湖广音融入京剧，成为京剧语音系统内影响最大的方音。高朗亭“三庆班”等“四大徽班”先后进入北京，又把安徽方音融入京剧中。
2.较多留存历史名词
讲述史实的广播语言较多留存历史名词。据节目制作、播音时间或相关史料，可大致推演某历史名词发展的脉络。
牛首、虎首、猴首、猪首等4件铜兽首18日在北京圆明园公园免费向公众展出。（中央台2003年10月20日《圆明园失散国宝免费向公众展出》）
例中“牛首”“虎首”等分别是“牛首铜像”“虎首铜像”等的简称，它们都是历史名词，出现于清朝乾隆年间。
3.反映汉语语法发展的脉络
广播电台播报或诵读各个历史时期的作品，一定程度上反映汉语语法发展的脉络。
文言文中，“非……”句式有时语含假设，这种用法自先秦时期留存至今。
“夫gR发于南海而飞于北海，非梧桐不止，非练实不食，非醴泉不饮。”（《庄子・秋水》）《庄子》为先秦（上古汉语）时期作品。
我们非这条苦计，怎得性命在此？（《水浒传》）“非这条苦计”意为“如果不是采用了这条苦计”。《水浒》为元末明初（近代汉语）时期作品。
货车超载超限已到了非治不可的地步。（中央台2004年6月15日《公路“短命”15年超载货车是“罪魁祸首”》）
引文中，“非”意为“如果不……”，例出现代汉语语境。
二、民族文化存在与发展状况影响广播语言要素的选用
民族文化存在与发展状况对广播语言要素的选用具有逆向制约作用。“从文化的角度说，不同的文化因素会影响到语言的表达”[4]。
（一）语音要素应用表现不一
1.汉民族语言更注重平仄和对仗
（1）中华各民族广播语言都注重韵律。
韵律包括押韵、平仄和对仗等。
生死不离，你的梦落在哪里？想着生活继续，天空失去美丽，你却等待明天站起。（中央台2010年4月21日《生死不离》）
诗歌表达了全国各族人民对2010年4月14日青海玉树地震遇难同胞的深切哀悼。节选部分“离”、“里”、“丽”、“起”押“i”韵。
少数民族文艺广播节目也有自身的韵律，用汉语创作或译为汉语后的歌词等往往是押韵的。
如果没有天上的雨水呀，海棠花儿不会自己开。只要哥哥我耐心地等待哟，我心上的人儿就会跑过来哟嗬。（蒙古族民歌《敖包相会》）
歌曲选段“开”、“待”等押“ai”韵。
（2）汉民族语言更注重平仄和对仗。
相对于少数民族语言广播，汉语广播更讲究平仄和对仗。
大车切轴，三轮放炮。（中央台2012年7月14日相声《口吐莲花》）
参照现代汉语平仄归类，例中，平仄对应为“|― ― ―，― ―||”。除“车”和“轮”的平仄不对应（按江淮方言发音，“车”为去声，则为仄声），其余大体平仄相称。从对仗角度看，“大车”对“三轮”，“切轴”对“放炮”，相对工整。
一般性V播节目也会出现平仄和对仗。
风雨沧桑中如何追寻梦想，波澜壮阔里如何见证传奇。（中央台2011年5月23日《和平解放60周年》）
引文中“追寻梦想”（― ―||）和“见证传奇”（||― ―）平仄相称。此外，除上句和下句的“如何”为重复者，其余实词和虚词大体对仗，如“追寻”对“见证”。
2.民族语言特点影响汉语声调的发音
某些少数民族成员说汉语时，经常发错声调，因为他们的民族语言有的原本没有声调。这种现象，在说汉语的少数民族广播节目受访人口语中尤其明显。新疆台2013年9月19日报道《新疆各地中秋节前情意浓》中，一位少数民族农民工回答记者询问时，把原本为上声的“好”（hǎo）和“很”（hěn）都读若阳平，即分别读若“háo”和“hén”。
3.民族文化影响姓氏用字的发音
姓氏汉字发音“异常”者，该姓氏往往源于中国少数民族语言。“万俟”为复姓，读若“Mòqí”，源出鲜卑族部落名称。东晋时万俟部落随拓跋氏入中原，后即以部落名称为姓氏。
出现的二字姓如：欧阳、司马、诸葛、上官、司徒、慕容、闾丘、皇甫、西门、尉迟、公孙、东方、令狐、申屠、端木、夏侯、东郭、呼延、拓跋、万俟、长孙、澹台、鲜于。（中央台2012年5月30日《2011年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
用作姓氏和非姓氏汉字的发音有时不一样，而排序非第一的姓氏用字发音更具“隐蔽性”。
据汉民族姓氏习俗，小孩出生后通常随父姓。有时为了表明对孩子母亲姓氏的敬重，家长往往会将母姓用字作为孩子全名的第二个字。播音员如果不知这些“第二字”为姓氏用字而照本宣科，自然就会发“错”音。如广播稿中人名“某仇某”，撰稿人应注明该“仇”字是否为母姓用字。如是，则播音员得播读为“某qiú某”，而不能读若“某chóu某”。
（二）词汇要素应用表现不一
1.介绍不同民族文化，常使用该民族特有的词语。
萨迦寺……寺内藏有8.4万余卷元代手抄佛经、贝叶经等，集成60米长、10米高的著名的经书墙。（中央台2003年11月12日《萨迦寺文物保护维修一期工程完工》）
引文介绍萨迦寺（南寺）藏族宗教文化时，使用“贝叶经”、“经书墙”等藏语词。
2.广播语言中汉译少数民族词汇多为多音节单纯词。
广播语言中，少数民族人名、地名等汉译后，多为多音节单纯词。中国国际广播电台2011年5月20日《新疆察布查尔锡伯族自治县举办系列活动纪念西迁247周年》中出现的“察布查尔”、“爱新舍里”、“纳旦木”等，均为地名，都是多音节单纯词。
（三）语法要素应用表现不一
广播语言中有时会有与现代汉语语法不一致的民族语言语法用例。
汉语和哈萨克等少数民族语言中，都有不及物动词直接带宾语的用例。汉语中有“飞北京”、“睡沙发”等用例。
最近这几天，由贵阳飞北京、深圳、广州、成都的航班爆满。（中央台2004年7月14日《贵州：民航暑运高峰出现航线班班爆满》）
如果朋友感觉睡沙发翻不开身子，而睡床上家里又不够的话，那就干脆让他睡“地上”吧。（中央台2009年1月16日《春节“靓”家有招》）
哈萨克等少数民族广播节目受访人会说出“出发北京”等结构搭配。
传承民族文化是广播语言使命之一，广播语言对语言要素自身发展脉络的反映散见于丰富的广播内容中。更多广播节目借由语言要素传承民族文化的途径，以及民族文化制约广播语言要素应用的表现，有待更广泛而深入地探究。
注释：
①“中央台”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简称，以下地方台简称为“省/市名+台”，如“新疆台”。
参考文献：
[1]张岱年，方克立.中国文化概论[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2]季世昌.弘扬民族文化――广播工作者的责任[J].视听界，1990（4）.
民族文化传播论文范文5
目前，国内尚无对民族文化传播的确切定义，相关的理论探讨也鲜见。郝朴宁的《民族文化传播理论描述》可视为较系统性地从理论上对此问题进行探索的代表性成果。该著作运用传播学的理论与方法，从传播主体、符号和内容、传播介质等几个主要方面，对民族文化的产生、发展进行了历史性考察，揭示了传播在民族文化产生和演进过程中的作用与力量，并尝试性地提出了民族文化传播的基本原理和构建民族文化传播学的主要内容。他认为，在民族文化的传播中，有几个方面的影响机制在发挥作用，即文化的维模功能、文化适应、文化的圈层性、文化融合、文化增殖、文化积淀、文化分层。他将民族文化传播学的基点建构于民族文化的延存、传播、传承之上，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出发，提出了七个层次的建构要求。同时，作者应用传播学的方法与框架，将民族文化传播放在中华文化的保护与传承的大视野下，提出了民族文化传播学的现代建构内容。这些思路和观点，尽管尚未达到建构起民族文化传播学的层次，但对于民族文化传播的理论研究，以及对民族文化传播学的探索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二、传统大众传媒的民族文化传播效力
传统大众媒体是民族文化传播的重要渠道和平台，也是覆盖面和渗透力最为广泛的媒介形式。配合国家的政策，为了更好地保护和宣传少数民族的文化习俗，大量涉及民族内容的节目和栏目、专刊等被制作并广泛传播。对于大众传媒在弘扬和传播民族文化方面的功能优势，基本没有异议。然而，对于实践中大众传媒的传播内容在促进民族文化保护与传承方面的实际效力，学界存有不同的观点和评判。张燕认为，尽管大众传媒在传播原生态民族文化方面具有某种积极作用，但其实际存有的功利性，导致传播初衷与实际的议程设置效果之间产生了偏差，造成大众传媒在传播原生态民族文化的过程中的某种异化，一定程度上消解了民族文化原本的文化品质。同时，在表现方式上也丧失了民族文化最真实的面貌。故而她强调，大众传媒应充分尊重和维持民族文化的本真状态，从整体和细节上做到真实展现，才能真正发挥大众传媒传播民族文化的效力。刘祥平在对贵州民族地区的民族文化传播研究中指出，大众传媒在当地的民族文化传播和旅游形象宣传中产生了积极作用，但是，仅仅依靠传统大众媒体是很难完成传播地区民族文化，促进当地旅游形象建设的任务。唯有充分挖掘和利用网络与新媒体形式，同时配合外部优势媒体的传播力量，才能更好地发挥民族文化传播的作用，提升传播效果。另有学者从个案出发，探讨了少数民族电视节目主持人在传播民族文化中的作用，从电视节目的主体元素角度探讨了大众传媒如何提升民族文化传播效力的问题。
三、网络、新媒体环境下的民族文化传播
民族文化传播的研究中，有关网络、新媒体与民族文化传播的相关探讨数量最多，这是针对新媒体环境下少数民族文化传播的现实困境而做出的积极回应。庄晓东以云南少数民族文化的现代建构为背景，探讨了网络媒介与当地民族文化的互动，以及在新的媒介环境下民族意识与民族文化认同所发生的变化。通过实证考察，作者对云南少数民族文化在传统媒介环境下和网络环境下的不同情况分别给予了考察，提出了当地网络媒介建构民族文化的新模式，尤其强调并分析了民族意识建构的相关情况。陈峻俊认为，网络以其传播优势极大地改变了少数民族文化传播的面貌，不仅扩展了民族文化传播的视野，改变了原有的传播模式，更深刻地影响了少数民族的文化传播观念。通过利用网络技术和信息资源，可极大地开发民族地区的文化传播潜能，促进地区经济的发展。而对于网络保护抑或是破坏了传统文化的争议，正是由于网络媒体的低门槛、互动性、自媒体特征，使得族群间的联系更加密切，不但不会导致某个民族文化的退化，反而有利于民族间的交流与和谐，更好地平衡主流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之间的关系。阎敏以渝东南少数民族地区为例，提出了新媒体环境下民族文化传播的新路径与具体的策略性措施，建议通过联合传统媒体，优势互补地打造文化传播精品内容；同时根据民族文化的特色，利用微博等新媒体形式，细分传播内容，加强民族文化传播的集中性与针对性；提倡利用新媒体平台，进行体验式民族文化传播，让受众身临其境地感受民族文化的特色。孔钰钦以新媒体环境下我国少数民族文化传播所面临的困境为基础，分析了利用新媒体进行民族文化传播的可行性，提出从“建立新媒体动态生态少数民族博物馆”、“建设少数民族新媒体书店”、“开发少数民族文化传播新媒体产业链”几个方面入手，开辟新媒体传播少数民族文化的新渠道。相比前两类微观层面的策略性探讨，张竞月和王金磊从宏观上探讨了新媒体环境下民族文化传播的困境与出路，提出了“民族文化消费畸形”、“对外传播受限”、“文化符号机械复制”等问题，并给出“构建国家共同文化”、“进行民族分层化传播”、“民族文化大数据传播”等建议，同其他学者一样，他们也主张建立民族文化传播的产业链，加强民族文化传播的市场化运作，从而在吸引更多关注者的同时，促进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也有学者针对“微时代”的民族文化的传播与发展问题进行了讨论，如微信、微博、微电影、微小说等各种建立在数字信息技术基础上的传播方式，都将成为新时期民族文化传播的重要平台和途径。有学者认为，应建立信息化平台，制定出符合具体民族文化内涵的微信息传播方式与路径，从而有效地拓展民族文化传播的广度和提升传播力度。此外，自2008年开始举办的“新媒体与民族文化传播论坛”已成为此领域研究的重要平台，会议每隔一年举办一次，积极探讨了有关新媒体的发展与民族文化传播、少数民族新闻教育等方面的最新最前沿的问题。
四、民族文化与跨文化传播
民族文化的跨文化传播问题，是民族文化传播研究中的另一大成果集结领域。在多民族的国家，各个民族的文化在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从来都不是孤立的，而是一个不断与他族文化相互影响、相互借鉴、部分交融的动态过程。因此，少数民族的文化传播与传承必然绕不开它同其他民族文化的关系处理情况，而在全球化、现代化的大背景下，不同族群之间的文化交流与碰撞已是不可避免。那么究竟该如何看待这种现实，如何处理好其中的利与弊、得与失，让一个民族的文化能够在同族外文化的互动中得到传扬与承续，是民族文化传播研究必须要解决的问题。杨芳芳从宏观视角探讨了跨文化传播与民族文化的关系问题，强调民族文化在其形成过程中的跨文化传播特性。且随着跨文化的传播与发展，使得各族文化之间在相互适应与融合的同时，也造成了具体民族文化的异化与原有文化传统的消解。因此，她从全球传播和文化霸权的角度出发，认为民族文化只有平衡好汲取外族文化的文明成果与保持自身鲜明特色和文化主旨的关系，增强文化传播力方能得到更好地弘扬和发展。李娜用传播学的框架，对藏族、门巴族、珞巴族之间的跨文化传播活动方式进行了历史性的考察，爬梳了三个民族之间的跨文化传播形态与途径，并从文化的表层结构和深层结构上对传播效果进行了评价，以此为基础，提出少数民族之间的跨文化传播的三个主要特质，即“生产生活的需要”、“娱乐化”、“地缘特质”，这三个方面对于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广度与深度具有重要影响。另有学者从构建和谐社会的角度出发，对民族旅游中的跨文化传播现状与问题进行了分析，认为民族旅游中的跨文化良性传播与互动对于在多元文化环境下构建和谐社会意义重大。还有不少研究者针对民族文化的表层结构，如民族服饰、舞蹈、音乐、习俗、体育等的跨文化传播价值与策略进行了专项研究，个别学者运用符号学的相关理论与方法，对影视作品中的民族文化符号的跨文化传播价值和效果给予考察，倡导通过这些可以跨越民族间差异的方式，更好地进行跨文化交流，以促进本族文化的外部认知与传扬，从而完成保护和延续本民族文化的任务。此外，针对少数民族禁忌在跨文化传播中的影响问题，有学者进行了系统地考察。以少数民族禁忌在传播中的特殊性为基础，运用传播学的框架，从传播者、传播系统和受众三个层面分析了民族禁忌对跨文化传播的影响情况与机制，为更好地控制跨文化传播中的这种负面因素，提高传播效果提供了重要思路。
五、文化传播与少数民族文化的变迁
民族文化传播论文范文6
民族地区 新媒体 政治传播
卢毅刚，西北民族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青年项目成果（09YJC860026）。
一、相关问题研究引发的思考
通过检索和梳理近几年国内外与本文有关的研究发现关于这一问题的探讨并没有形成系统的研究模式和导出相关的理论及解决问题的方案。近年来，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新媒体政治传播和民族地区新媒体两个方面。
关于新媒体政治传播的研究：新媒体开放性传播的社会影响力不仅为公众提供信息满足，更为公众打造着与传统媒体不同的表意平台。这是与以往任何一个时代背景下媒体、公众、政治议题之间的关系产生位置变迁的具体情境。利用新媒体传播政治和文化，不仅可展现宏观方面，也能够体现中观和微观方面。作为一种媒体与政治文化相互作用，并形成公共性议题规模性延展的现象，新媒体政治传播已被国内外学者广泛关注。关于民族地区新媒体的研究：民族地区新媒体的发展在近年来政策、资金、技术的扶持下有了长足进步，但仍要看到，由于区位经济发展的非平衡和民族地区相对特殊的地理位置导致，进步往往是缓慢的、低效的，盲目复制造成的资源浪费亦随处可见。因此关于民族地区新媒体研究中的首要问题，是如何科学有效地发展。这一层面中，国内民族学、新闻传播学、社会学等诸多学科学者开始呼吁加快并有质量提升民族地区的新媒体发展，如钟克勋的《论加速民族地区新媒体发展的现实性――以四川藏区文化交流与新闻传播为例》。另外一个潜在的研究课题是随着民族地区公众政治素养的提升和对于公共事务的社会参与意识的加强，他们更多地开始利用新媒体接触信息并表达自己的政治诉求。同时，民族地区的政治文化中共同存在着的本民族文化、宗教文化和地域文化交织在一起形成特殊的政治社会化表现形式。诸如一些、突发公共舆论事件、公共危机事件在民族地区的发生往往带有民族、宗教情感混合的复杂性。
二、民族地区新媒体政治传播的研究思路
民族地区政治传播与特定政治文化形成。民族地区的政治文化建设是民族地区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内容。
注意新媒体在新传播语境下传播政治文化时存在的问题。新媒介的出现就像“兴奋剂”，打破了传统媒介意见垄断的局面。意见量的级数增长和级数传播代表了在压抑状态下公众的释放和自我救赎。当网络、微博、手机扮演私人领域媒介的角色时，很快触发了以往公众处于“半沉默”状态下的政治参与意识，这种意识从一种“摸不着、够不到”的感觉转换成“只有想不到，没有不跟随”的情况。我们不仅仅迎来的是一个“全民记者”的时代，更是一个“全民评论员”的时代。应该看到，这种情况的出现并不完全是新媒介产生带来的变化，恰当地说新媒介的出现只是给积蓄已久的公众政治参与意识提供了展现的平台和活跃的机会。[1]但同时也应看到，民族地区公众的质量参差不齐。导致表达出的意思有的会带有情绪色彩，有的会感性居多而缺乏理性。如利用微博表达出的政治文化，是政治社会化的一种再现形式，可能起到舆论监督的作用，但往往由于过于浓厚的个人情绪，经常走向舆论监督的畸变形态。
上述研究涉及以下6个问题：其一，民族地区政治传播途径研究，包括媒介政治传播、公共领域媒介传播、新媒介（私人领域媒介）传播。其二，人际传播政治文化研究，包括宗教传播、仪式传播、口头传播的影响、社会传闻与谣言传播。其三，组织传播政治文化研究，包括会议形态传播、 舆论形态传播。其四，新传媒在民族地区政治传播功能研究，包括新传媒的政治信息传播、新传媒的政治意见表达平台、新传媒的政治社会化推进。其五，新媒体在新传播语境下传播政治文化时存在的问题研究，包括民族地区新媒体政治文化传播中的民族心理及情感、民族地区新媒体政治文化传播中的宗教心理及情感、民族地区新媒体政治文化传播信息接收去向分析、民族地区新媒体政治文化传播的意见质量分析。其六，民族地区新传媒在政治文化传播中存在问题的对策研究。
三、民族地区政治传播研究中应涉及的问题
“当代意义最为重大的革命，不是政治革命或经济革命，而是一场在被统治者中制造统一的艺术的革命。在这一意义上，可把政治传播视为通过对政治信息的传播和政治文化的培育以提供执政者执政合法性的理论。”[2]沿着政治传播学的思路，介入民族地区和新媒体因素，民族地区新媒体政治传播研究既具有理论的支撑又具有现实的意义。在特定传播区域研究该命题应该涉及的问题有：
1. 以民族地区新媒体政治传播行为研究为切入点。根据心理学家勒温的生活空间函数，一定的行为可看做是行为主体与其生活环境之间构成的函数关系。[3]民族地区新媒体政治传播行为即可看做政治传播主体（包括传受双方）与其生活的民族地区特殊的民族、宗教、地理等环境之间的联系。因此，首先要探究的应是两个维度即民族地区政治传播主体和其生活的特殊环境。
2. 以民族地区新媒体政治传播内容研究为主干。对媒体的研究重视其传播内容的分析，可对其功能、性质作出明确的判断。通过对民族地区新媒体政治传播信息体系的认知与判断，确认新媒体在该地区的政治传播具备何种能量、承载何种意义、担负何种责任、存在何种问题，以期从这些现象分析中得出结论对民族地区新媒体政治传播的信息处理形成助力。
3. 以民族地区新媒体政治传播途径研究为线索。不同的民族文化、不同的地区、不同的在政治传播中形成了特定的符号。一些符号的政治文化象征意义起到了对当地公众政治意识的召唤作用，其所能形成的凝聚与认同是值得关注的。[4]新媒体的注入更加拓展了民族地区政治亚文化的传播途径，在相对层面中不仅体现了民族地区公众的政治诉求，同时也体现了由于传统主流媒体的政治传播意识、形式过于单一，公众利用其表达政治意见和观点的可能性降低，传统媒体形式上的主流和公众媒体认知心理层面的非主流构成一现实的矛盾。[5]因此，重新构建民族地区政治传播体系既是对新媒体作用力的认可，同时又是整合媒介资源的途径。
4. 以民族地区新媒体政治传播环境研究为背景。整理民族政治传播中的一些有价值的资料，对其中部分资料用图形的方式来体现，通过对于图示和形态的分析，找出导致不和谐提示和非平衡形态的原因，为解决上述问题的思路形成必要的铺垫。
四，民族地区新媒体政治传播问题研究――基于环境因素的解读与构想
新媒体政治传播在民族地区发生作用、发挥功效、出现问题的环境性因素，包括以下几点：
1. 不同的民族文化背景影响着新媒体发挥作用。民族的文化根深蒂固，人民的生活习惯长期受本族文化的影响，当新媒体传播的政治文化与长期受本族文化影响的传统政治文化有冲突时，传统的政治文化将毫不留情地击败新的政治文化。
2. 如果可勾勒出一个中国新闻传播媒介版图的话，民族地区负载着厚重的民族地区信息、文化传播的内涵，其往往可成为我国东西部之间信息传播和文化交流的支架与缓冲带。正因区位的特征，民族地区成为各类由信息传播转移形成的文化交流的复合区。这里的新媒体从业人员和受众在认知形态、观念形态、行为形态等多方面展现出多元化的基因架构。而相对于中、东部地区的优势媒介资源而言，民族地区受限的区位因素和欠发达的经济基础导致新媒体发展并未有长足的进步。在一些偏远、落后的民族聚居区，新媒体的发展仅仅依靠有限的资金投入，在贫瘠的新闻土壤和恶劣的媒介生态中挣扎求存。
4. 与传统媒体的良性互动形成厚重的政治传播氛围。以报纸为例，基于网络平台的博客、微博、SNS、QQ等信息载体，已成为人们日常传播、获取信息、了解事件动态的新兴媒体。特别是随着网络带宽日益扩展、WIFI技术及3G手机被广泛应用，上网更少受到硬件和地域的限制，更多受众放弃报纸等传统媒体，转而选择新媒体作为自己传播、获取信息，了解事件动态，信息与观点的平台。新媒体的兴起使报纸等传统媒体遭遇到前所未有的危机，特别是2010年《纽约时报》停止出版纸质版后，有关报纸即将消亡的观点更加甚嚣尘上。以至于有人认为，报纸作为主要大众传播媒介的时代已经结束。虽说新媒体有传播速度快、信息量大等多种优点，但也有其难以解决的弊端，如新媒体信息量大但重点不明显、信息缺乏权威性、信息的可信度还是不如传统媒体等。这样看来，如报纸之类的传统媒体并不是永无翻身之日，其优势也是新媒体所不能比拟的。因此，需要将报纸与新媒体综合应用，发扬新媒体的特点与优势，报纸仍有其市场且不可替代。作为民族地区的报纸而言更要与时俱进，要起到传播政治文化的作用，在集合新媒体的优势下形成互动发展模式。具体而言可从以下几点入手：
（1）用可靠的信息树立报纸权威性。这要求记者在日常工作中一方面要维系各种人脉关系，促使这些人脉关系能够更好地转化为自己的信息来源，并形成强大而可靠的信息网络；另一方面，发挥报纸的优势，确保报纸信息的可信度和权威性。
（2）用深度报道克服信息传播的速度短板。新媒体的一大优势是传播速度快，快有利有弊，就其弊端而言，传播速度快意味着只报道最新发生的事件，但事件的经过、发生的原因等深层次的东西在新媒体中略显弱势，而报纸可发挥其特长，深入分析事件挖掘真相。
（3）用评论提高报纸吸引力。新媒体的评论多而杂，很多评论具有目的性或者攻击性，不具有参考价值。因此，报纸要通过高水平的评论，引导受众进行思考；特别是提高民族地区受众对报纸的吸引力。
（4）用跨媒体互动改善报纸传播方式。新媒体具有速度快、广覆盖、受众多等优势。因此，报纸在做好纸质媒体的同时，应加强跨媒体互动。首先，应开设自己的官方微博，在第一时间以摘要形式向受众报道即将刊登的重头稿件、重要消息，既可提高自身传播效率，又方便受众有选择地阅读，更重要的是可借此建立自己的忠实读者队伍。其次，报社应鼓励记者开设个人微博，使记者由一个个出现在报纸上的名字具化为受众的良师益友，记者也可通过新媒体发现线索、搜集材料、联系采访、了解受众兴趣点，从而做到写稿时有的放矢。第三，报纸应充分利用新媒体信息海量性的特点，一方面开辟网摘、网事等栏目，刊登有水平、有价值的网络言论；另一方面，可通过转载、集纳性报道等方式，丰富报纸内容，有效增加报纸信息量。
针对上述特殊社会生态，民族地区的新媒体政治传播研究这一话题应该直面的问题有很多，诸如突破新媒体政治传播在民族地区有而无力的瓶颈，减少新媒体政治传播在特定公众区域可能造成的逆反，利用新媒体形成民族地区政治文化表现的平台，利用新媒体加大引导民族地区公众政治关心领域的渗透功能，提升新媒体政治传播在民族地区的理性引导，通过新媒体与传统媒体的媒介资源整合形成民族地区政治传播的良性运动。不仅需要新媒体发展自己的优势，且还要发展新媒体的使用群体。因此，不仅仅要寻求即时的应对方法，更要找到长远的应对策略。
参考文献：
[1] [美] 李普曼. 舆论学[M]. 林珊，译. 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211.
[2] 沙莲香. 社会心理学[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387：69.
[3] [美] 亨廷顿. 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M]. 王冠华，刘为，译. 北京：华夏出版社，1968：13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