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哲学范文1
旧哲学对世界的理解是抽象的。马克思所实现的哲学变革的实质，是确立了以物质实践活动为基础的人类世界的实在性。这不仅是确立了一种全新的哲学观，也是确立了一种全新的思维方式。正是通过这种全新的哲学观和思维方式，马克思超越了旧哲学对世界的抽象理解，真正将哲学理性思维与人类的现实生活联系了起来。将理性思维的真理性建立于实践的基础之上，将实践理解为现实生活世界中的客观活动，意味着对哲学功能的全新理解。在这种理解中，现实的生活世界不再以抽象的形式呈现，哲学理论也不再玄远。因此，在马克思所实现的哲学观的变革中，哲学功能的转变具有根本性的意义。
任何一种哲学都不可能不解释世界，关键在于怎样解释世界，在于为什么要解释世界，而这恰恰取决于这种哲学对哲学功能的预设。马克思之前的一切哲学都无例外地将哲学仅仅视为穷究世界之理的学问，无论它们对世界是“从客观的形式去理解”还是“从主观方面去理解”，都不可能不陷于对世界的抽象解释。现实的生活世界是活生生的、历史地发展着的，而单纯的解释就是说明和分析，是不可能以活体为对象的，因此，对于马克思之前的旧哲学来说现实的生活世界在其视野之外。旧哲学之所以不能理解“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3、3、48页。)根本原因就在于它们从来就没有打算这样做，在于它们对哲学功能单纯的解释性预设。旧哲学只是想解释世界，因此，它就只是把自然看作僵死的解释对象，而把人看作是独立于自然存在的解释者。在这样一种视域中，人和自然是相互分离的存在。由于作为主观者的人站在作为客观者的世界之外，世界也就只能以两种可能的方式获得理解：一种是纯客观方式的理解，即“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另一种是纯主观方式的理解，即从人“抽象的”、“能动的方面”去理解。(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3、3、48页。)毫无疑问，只要哲学没有打算在头脑之外说明头脑，它就不可能不受到头脑的束缚。马克思以前的哲学家们相信密涅瓦的猫头鹰只有到黄昏时才起飞，相信只有当对象成为一种客观性存在时才能为哲学所把握，因此，旧哲学也就不可能在建构生活世界中发挥作用。马克思哲学观中的革命因素首先在于它对哲学功能的革命性预设，在于它不满足于哲学解释世界的功能，因此，它必然将哲学理解为照亮人间未来之路的普罗米修斯之火。任何时候都不应忘记马克思自己对哲学所作的说明，即哲学只有通过改变世界的活动才能证明自己的真理性和存在的价值，才能证明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这其实包含了马克思对哲学功能的预设，并且其哲学观的确立也有赖于这一预设。马克思并不是为了比前人更好地解释世界而进行哲学变革的，从一开始，他就将变革哲学的目的与改造世界的目的紧紧地联系在一起。正是由于这一点，使他能够撇开纯粹的经院哲学问题而在人的现实活动中寻找思维的此岸性，使他能够看到以往的哲学家们所无法看到的实践的价值。马克思从来反对将哲学理解为一种建构抽象世界观的活动，在他看来，哲学如果不为解除人间的饥饿而发挥作用，它就不可能是什么科学的世界观。可以设想，如果马克思没有将自己的理论活动与火热的现实生活相联系，他就不可能超越黑格尔和费尔巴哈而实现哲学观的变革。马克思哲学观的科学性、真理性和生命力，就在于它为自己所设定的改造人类生活世界的革命性目标。这决定了它不仅要通过对现实生活世界的概括与反思而解释世界，更要通过对现实生活世界不断地批判而建构作为现实世界否定形态的理想世界。马克思说：“实际上和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说来，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和改变事物的现状。”(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3、3、48页。)正是在这一意义上，马克思将自己的哲学称之为“实践的唯物主义”。在这里，“实践的”一词的基本含义在于强调了他的现代唯物主义对实践的指导作用，而非其他。由此可见，马克思哲学观的确立与他对哲学功能的革命性理解是分不开的。
理论之所以能够改变现实的生活世界，首先在于它将生活世界作为批判的对象看待，对其持批判的态度；哲学之所以能够成为时代精神的精华，亦在于它关怀时代的命运，以建构理想的生活世界为己任。马克思从来就没有在他的原始文本中系统地阐明过自己的哲学观，他的哲学观是在对现实生活世界从未终止过的批判中体现出来的。因此，对于今天的人们来说，无论“回到马克思”还是“重读马克思”，都不仅是为了更准确地解释其原始的文本，而且是为了恢复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功能，是为了重新找回马克思主义哲学对现实生活世界的批判精神。生活世界是变动不居的，今天的生活世界不同于马克思时代的生活世界，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能继承马克思，因为任何一种哲学所体现出的批判精神和批判功能都不等于具体的批判本身。马克思主义哲学对现实生活世界的具体批判可能会过时，可通过那些具体的批判而体现的批判精神和批判功能却不会过时，只要它借以建立的现实生活世界尚存。所以，人们是否可以在今天坚持马克思哲学观的关键，必将通过对如下问题的回答而显示结论：19世纪的马克思所批判的现实生活世界是否依然存在?即作为批判对象的这一现实生活世界是否依然是现实的?
二、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多重批判纬度
勿庸置疑，马克思毕生都在致力于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但他并没有看到资本主义发展的全部历史，没有看到20世纪之后市场经济所经历的一系列改变。因此，我们必须站在今天的立场上全面看待马克思对现实生活世界的批判，并认真地从其具体批判中探讨他哲学的批判功能和批判精神。
以今天的立场看，马克思在19世纪对资本主义所作的批判，其实是对早期形态的市场经济社会的批判。总体上说，这是一个由多重纬度、多种批判共同构成的总体性批判。在这一批判中，对资本主义政治制度所作的政治批判虽然影响深远，却也只是整个批判中最为外显的部分；对市场经济的经济体系所作的经济批判虽是最深刻的内容，却也只是整个批判的一个深度切口；而对整个市场经济社会所作的总体性的社会批判才具有更为深远的内在意蕴。当年马克思针对早期市场经济社会所作出的有些具体结论可能的确已经不再适合于今天的现实，因为市场经济社会的存在形态已经发生了巨大的改变，而这意味着作为批判对象的现实生活世界的巨大改变。但同时我们也应看到，马克思对早期市场经济社会的批判并非对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单一政治批判，亦非对这种经济制度的单一经济批判，而是包含着多重纬度的社会批判和历史批判。而这一点恰恰就是奠立在实践观的基础之上，并包含了对现实世界和人的存在方式的全新理解的哲学批判。换言之，马克思对现实生活世界所作的社会历史批判是他对生活世界的总批判，因而是以哲学的方式而不是以具体科学的方式批判现实的世界。不理解马克思哲学观与现实生活世界之间的这种内在联系，就不可能理解马克思哲学观的独特性和它所具有的独特价值；不理解马克思对现实生活世界的批判是一种社会历史的批判，就不可能真正地理解马克思哲学观实践转向的真实含义。
马克思政治批判的主要对象是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制度。这一批判显示了他对早期市场经济社会中具有强烈阶级对抗性质的现实政治生活之本质的揭示、反思和改变的诉求。借此批判，马克思所要达到的目标非常明确，就是要建立一种能够促使现存世界革命化的统一的无产阶级意识形态。在马克思看来，无产阶级只有把实践的唯物主义哲学当作精神武器，才能改变现实的生活世界，从而实现其自身和一切人的解放；同时，哲学也只有把无产阶级当作自己的物质武器，才能成为起到促进人的解放作用的真正现实的哲学。正因为马克思把哲学活动看作是一种现实的批判活动，他的哲学观与他的政治批判之间的联系也是现实的。他说：“哲学不消灭无产阶级，就不能成为现实；无产阶级不把哲学变成现实，就不可能消灭自己。”(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67页。)应当说，和马克思的其他批判目标相比，其政治批判目标是最为具体的，是对实践活动最具指导意义的理论批判。一方面，在这一批判中，作为具有阶级意识的无产阶级是一种最为现实的社会主体条件，它的存在第一次使历史主体的活动和历史发展之间的互动成为可能；另一方面，在早期市场经济社会中，资产阶级的政治制度是一种最为现实的客观条件，它的存在以及它所导致的尖锐阶级对抗将历史主体与历史发展之间的互动变成了现实的历史运动。因此，马克思对早期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批判成为他所有批判中最为尖锐、最为直接、最具穿透力和最具实践价值的批判；而且，人们往往也最容易将这一批判看作是马克思对现实生活世界进行批判的标志，最容易从这一批判出发理解马克思对整个市场经济社会的批判。
与马克思对早期资本主义政治制度所作的政治批判相比，他对这种政治制度得以建立的基础——早期市场经济的经济制度——所作的经济批判更为深刻，也更具有持久的价值。直到今天，马克思的劳动价值、剩余价值等理论仍然发挥着巨大的影响。但这里首先遇到的一个问题是：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是否可以和市场经济的经济形态相剥离?即在理论分析的意义上，对资产阶级统治所作的政治批判是否可以与对市场经济所作的经济批判相剥离?对于意识形态化的思维模式来说，这种分析本身无疑就是用超阶级的原则取代了阶级分析的标准，因而是不可取的。可是，当与意识形态对垒的坚冰被逐渐打破之后，当多种模式的市场经济的存在已经成为一种不容质疑的现实的今天，我们将必须直面这种分析。当然，对于我们所作的这一剥离来说，还存在着另外一个显见的驳难：马克思对资产阶级统治的政治批判是建立在对市场经济的经济批判之上的，因此将两者剥离开来必然会导致对马克思理论整体性的割裂。对此，我们可以找到历史的和理论的例证为自己辩护。正如在现实的历史过程定的经济结构并不绝对地导致唯一的政治后果一样，在理论上一种特定的经济分析也不绝对地导致唯一的政治理论。例如，在历史上，自由市场经济的发展既产生过英国的立体，也产生过法国的共和政体；在理论上，从自由市场的经济理论中既可以推断出洛克式的市民社会模式，也可以推断出孟德斯鸠式的市民社会模式。同样的道理，在19世纪中叶，马克思从他对早期市场经济的经济分析中推断出无产阶级革命的政治结论无疑具有其合理性，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它就是市场经济社会发展唯一可能的道路，也不意味着马克思对市场经济这种经济形态所作的经济批判只能得出政治革命的结论，马克思在不同的著作中所作出的不同论述就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将马克思的经济批判同政治批判剥离开来，并不是想要说明马克思经济批判的超历史性，而是为了强调它作为理论所具有的普遍性。在这里，我们更是为了强调，市场经济并非只能与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相结合，因此，马克思的经济批判，以及以之为基础的整个社会批判所指向的生活世界依然存在。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所作的政治批判和他对市场经济体系所作的经济批判是具体的，它们分别代表了马克思政治学和经济学研究的成果，这些批判只是他对作为总体的市场经济社会所作的社会历史批判的不同侧面。只有当我们从马克思对整个市场经济社会的总体性批判中，才能真正把握住马克思理论中所透射出的历史感和哲学批判精神。
三、马克思哲学观中的社会批判之维
作为特殊形式的社会活动、政治活动和经济活动本身就要求以之为对象的理论批判的具体性，可是，具体的理论批判也总是因其具体性而具有较强的历史性。马克思对市场经济社会所作的社会批判，是一种以现实的实践为基础的历史主义的批判。这一批判纬度并不以特定历史时期内的阶级关系为分析基础，而是以人的整个活动以及活动的历史变化为分析基础，因而并不直接指向特定的阶级对立及其所代表的政治关系，而是指向一般的人类活动方式的转向所造就的现实生活世界——市场化进程所导致的整个社会生活状况。这一社会批判也不同于对市场经济的经济体系所作的经济批判，它不仅仅局限于对市场交往关系的分析，而是要通过这一分析考察整个人类社会关系的异化及其克服途径。如果说马克思对市场经济的经济体系和对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批判因其依据于早期市场经济的经验而遭到一些当代西方学者的质疑和冷落的话，他的社会批判则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直到今天仍然被广泛地关注和尊崇。当然，无论冷落还是关注都只是一种表象，隐藏在这一表象背后的深刻原因是，马克思哲学观中的社会批判纬度是以更为全整的人类生活世界为批判对象的，是建立在更为广泛的社会生活基础之上的，因而也蕴含着更为深远、更为本真的哲学批判精神。马克思对早期市场经济所作的经济分析和对早期资本主义制度所作的政治分析中的许多具体结论已经成为思想史，但是，他对市场经济社会中人的生活世界所进行的批判却仍然在书写着未来的思想史。
马克思哲学范文2
李达的《解说》一书之所以受到人们的高度重视、产生了重大的社会影响，一个根本的原因是李达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有着深刻的理解，对哲学思想有着真挚的感情和科学的态度，同时对阐释和宣传哲学思想有着崇高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也正因如此，《解说》具有一系列鲜明的理论特色。
第一，准确性。准确性是解读经典著作必须坚持的首要原则。《解说》对“两论”的解读，鲜明地体现了这一原则。这里所谓的“准确性”，既包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理论的阐释的准确性，也包括对“两论”中哲学思想的解读的准确性，而这二者在本质上是一致的。《解说》的准确性，首先是由于李达本身是一位杰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他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有着长期精深的研究和深刻的理解。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李达一向以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准确理解而著称，他的《现代社会学》《社会学大纲》和《唯物辩证法大纲》都无不体现了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解上的准确性。同时，《解说》写作过程中李达与之间的学术互动，也有效地保证了《解说》的准确性。例如，《〈实践论〉解说》书稿中曾写道：“唯物论的‘唯理论’是今日教条主义的来源，唯物论的‘经验论’是今日经验主义的来源。”把这句话修改为“唯物论的‘唯理论’与今日教条主义相像，唯物论的‘经验论’则与今日经验主义相像。”显然，修改后的论述更为准确，因为哲学史上的唯理论和经验论并不一定就是今日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来源”。实际上，从《解说》的写作过程中李达与的学术互动看，互动双方都在努力追求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解的准确性。例如，在1952年9月17日给李达的信中写道：“矛盾论第四章第十段第三行‘无论什么矛盾，也无论什么时候，矛盾着的诸方面，其发展是不平衡的’，这里‘也无论在什么时候’八字应删去。你写解说时，请加注意为盼！”
第二，深刻性。《解说》的深刻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解说》对“两论”内容所关涉的许多哲学问题和哲学理论进行了深刻阐述。《解说》并不只是就“两论”的文字而解读“两论”。为了帮助人们理解“两论”中的哲学思想，李达在《解说》中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哲学史上的有关问题进行了学理上的深入探讨和论析。例如，《解说》第34页至37页关于人类认识从感性阶段向思维阶段推移过程的阐释、《解说》第41页对贝克莱、莱卜尼兹、黑格尔关于感觉与思维关系的观点的论析、《解说》第61页对哲学史上“唯理论”诸派别的考察、《解说》第89页至95页关于真理的绝对性与相对性关系原理的阐释、《解说》第135页关于庸俗进化论者魏斯曼观点的论述、《解说》第165页关于苏联孟什维克的唯心论者德波林派观点的阐述、《解说》第168页至169页关于《资本论》中矛盾运动原理的阐释等等，都是给人以深刻的印象。其二，《解说》也对哲学思想作了深刻理解，抓住了哲学思想的根本。在《解说》中，李达特别强调哲学思想所蕴含的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思想方法。李达深有感触地说：“要搞通思想是很不容易的。”他认为，“在学习思想的过程中，只有首先抓住思想中最根本的东西———实事求是的态度，实践的观点和群众的观点，然后才能理解思想的精髓。”在《解说》中，李达经常运用实事求是的方法和矛盾分析法对中国革命问题进行深刻的剖析，这也体现了他对哲学思想的深刻理解和自觉实践。
第三，通俗性。通俗性是《解说》又一显著特色。对于这一特色，在1951年3月27日写给李达的信中有过明确的评价：“这个解说极好，对于用通俗语言宣传唯物论有很大的作用。”《解说》是写给广大干部和青年看的，是写给工农兵看的。《解说》的写作鲜明地体现了这一大众性取向，作者注意运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历史典故和生活中的故事，结合中国革命的实践经验，深入浅出地阐释深奥的哲理，有时还辅以各种形式的图解。
第四，科学性。《解说》所具有的科学性，是使得该书能够在社会上广泛流传并且经久不衰的一个重要原因。这种科学性源于两个方面，即李达本人是一位严谨的学者，具有突出的科学精神，同时他对解读“两论”的工作抱有一种科学的、实事求是的态度。今天，我们以批判的态度来研究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甚至提出不同的学术见解，是十分常见的事情。但李达在建国初期就能如此，却是十分难能可贵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以及新中国的建立两大事件，在实践上验证了思想的真理性和威力。在这种情况下，对待的著作仍能保持清醒的头脑、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是李达《解说》科学性的突出体现。李达对“两论”所存在的理论上的漏洞、瑕疵并未加以掩饰，而是实事求是地、科学严谨地给予了明确的“修正”、弥补。例如，李达写《〈实践论〉解说》时，认为把太平天国和义和团笼统地视为排外主义的例子是不妥当的，并纠正了这种说法。又如，在《实践论》中讲到认识过程中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时，突出强调了二者的先后顺序。李达则用他所认同的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相互渗透、不可截然分割的观点来解说关于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的关系的看法。他在《〈实践论〉解说》中写道：“两者互为条件，互相补充，互相发展，互相丰富其内容。两者具有有机的不可分离的关系，决不是各自独立的认识阶段，其间决没有不可逾越的界限。”“人们如果割裂感性认识与理性认识，把两者分离开来，或者专重理性认识而无视或轻视感性认识，或者专重感性认识而无视或轻视理性认识，就背离于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而陷入于主观主义。”再如，《矛盾论》存在着过分推崇斗争性而忽视同一性在事物发展中的作用的倾向，强调“斗争性即寓于同一性之中，没有斗争性就没有同一性”，而没有反过来说没有同一性同样没有斗争性。李达则在《〈矛盾论〉解说》中明确指出：“矛盾的同一性和矛盾的斗争性，在任何事物或过程中，都是不可分离地结合着，我们运用矛盾法则研究任何过程时，决不可把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割裂开来，或者只认识矛盾的同一性而忽视其斗争性，或者只认识矛盾的斗争性而忽视其同一性。若果是这样，就会违反唯物辩证法，甚至要陷入机会主义的立场。”还如，《〈矛盾论〉解说》在谈到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问题时指出，在社会主义中，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仍然是社会的基本矛盾，但它是非对抗性的，社会成员之间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他们的利益“是在一条共同线上”的，社会主义社会自身可以及时改进生产关系以适合生产力的性质。这是50年代初李达提出的观点。正是在这些观点的启发下，于50年代中后期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著作中明确阐述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并对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性质、特点作了科学的规定。《解说》的这个特色，也充分说明了李达对思想特别是哲学思想的形成与发展的特殊贡献。
第五，细致入微。1978年李达《〈实践论〉解说》《〈矛盾论〉解说》再版时，《人民日报》刊发文章指出：“作者对思想细致入微的解说，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的深刻阐述，有助于我们今天更好地学习‘两论’。”《解说》“细致入微”的特点主要体现在其对“两论”的逐段解读上。这种逐段解读，与时下流行的重点词汇注解、提纲挈领介绍、主要观点评述、篇章结构分析、段落大意归纳等经典作品解读方式都有明显不同。这个显而易见的特色为《解说》带来了非常好的传播效果。如果一定要分析其中的道理，那就应该说是：“新中国成立之初，在一个文盲和半文盲占绝大多数的国度里，要想把的哲学智慧转化为人民群众的自觉实践，把精神力量转化为物质力量，实现哲学思想影响的最大化、指导作用的最大化，最实际、最有效的方法莫过于逐字逐句地向民众解释，把高度概括的哲学理论通俗化，让民众明白其精神实质。”《解说》将的“两论”分89段引出，然后“运用历史、哲学、自然科学和人类斗争的经验材料，以通俗易懂的语言详细而准确地阐释了《实践论》和《矛盾论》中蕴含的哲学思想”。《解说》对“两论”的细致入微的解读，到今天仍能深深感动每一个阅读它的人。值得特别注意的是，当李达认为“两论”的语言足够流畅、无需解说时，他宁肯坚持在《解说》中照录“两论”的原话，以使《解说》的语义保持连贯、完整，也绝不跳过。只有彻底放下了学者的架子、全心全意为普通大众读者着想的人，才会有如此的举动。
二、《〈实践论〉、〈矛盾论〉解说》的重要意义
“李达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上影响最大的学者型理论家。”“在中国马克思主义传播史上，李达创造了多项绝无仅有的传奇”。“李达是名符其实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界的泰斗。”也曾当面称赞李达“你在理论界跟鲁迅一样”。以上对李达的评价都指向这样一点，即一切想要从理论上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历程的人，都不可能绕开对李达宣传与普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活动的研究、都不可能绕开对李达研究与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著述的研究。李达的《解说》对建国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事业的发展，起到了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首先，《解说》适应了建国初期提高广大党员干部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的需要。建国初期，广大党员干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普遍不高，其中不少人甚至还是文盲或半文盲。而如果没有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掌握，特别是如果没有确立起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人们就很难对党的事业及其发展前途形成统一的认识，就会在思想方法上出问题，就会在实际工作中犯这样那样的错误。因此，提高广大党员干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是当时摆在全党面前的一项重要任务。陈云在20世纪50年代曾经指出：“学习理论，最要紧的，是把思想方法搞对头。因此，首先要学哲学，学习正确观察问题的思想方法。如果对辩证唯物主义一窍不通，就总是要犯错误。”而在建国初期的情况下，提高广大党员干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使他们把思想方法搞对头的最重要途径，就是帮助他们学习“两论”，向他们宣传普及哲学思想。李达撰著《解说》，是自觉地为提高广大党员干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这一时代需要服务的。他说：“《矛盾论》和《实践论》一样，同是思想的基础，是无产阶级政党的宇宙观，是革命行动和科学研究的指南，是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的统一。
这两篇杰出的著作，都是为了纠正党内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偏向，提高党员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水平而作的。在革命和建设任务异常繁重的今天，我们千百万党与非党的工作干部，以及愿意站在工人阶级立场的知识分子，在学习《实践论》之后，进一步学习《矛盾论》，以提高思想水平，克服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偏向，掌握正确的认识问题和处理问题的方法，就必然能够胜任自己所担负的工作，避免或减少错误，有效地为国家的建设事业和社会主义的前途而奋斗。”事实上，《解说》也确实很好地适应了建国初期提高广大党员干部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的需要，有力地促进了当时对哲学思想的学习、宣传和普及。其次，《解说》为解读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著作提供了一个重要范例。建国初期，在一个文盲与半文盲占绝大多数的国度里，如何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大众化，进而帮助和引导人们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项非常艰巨的理论工作。《解说》的准确性、通俗性、科学性等理论特色，使其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范本。特别重要的是，李达不是那种纯粹书斋里的学者，他懂得中国社会、中国文化、中国百姓，有长期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宣传和教育的实际经验。他强调指出：“从实际出发，是一切工作者最基本的工作方法。从实际出发，就是从感性认识的材料出发。所谓实际，就是千百万群众的实践的具体情况。任何工作者，必须调查与自己工作部门有关的一切实际的材料，吸取群众的意见和经验，调查各阶层的生动的生活状况，即是说要‘详细地占有材料’；然后根据这些材料，依据辩证的方法，进行思考，引出论理的结论。”在《解说》中，李达正是这样做的。他反复强调，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理论成果，而《实践论》和《矛盾论》是思想的基础。因此，他在解读“两论”时也始终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原则，始终注意运用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具体事例来阐释哲学思想。无论是从内容还是方法上看，《解说》都是对于哲学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理论成果的生动诠释。《解说》无疑为解读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著作提供了一个重要范例。应该说，在任何历史时期，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著作的解读即文本解读都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题中有应之义。然而，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一些人完全沉迷于文本而罔顾现实，他们既不关心文本中的思想对现实实践的指导意义，更不会联系现实去阐释文本，而是醉心于文本自身的逻辑，纯粹是为了解读文本而解读文本。有人甚至认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就应该是这种形式的文本解读。在我们看来，这种形式的文本解读是完全背离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作家所一贯倡导的对待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的正确原则的，而把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归结为这种形式的文本解读，只会把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引入死胡同。考虑到这种情况，半个多世纪前李达在《解说》中为我们提供的解读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著作的范例尤其具有重要的意义。再次，《解说》为推进建国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创造了一个良好开端。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它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中国传统哲学相结合，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改铸中国传统文化、传统哲学，并吸收其合理内容，用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二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社会现实相结合，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分析中国社会的问题，并通过对中国社会问题的研究和对中国实践经验的概括，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作为思想的理论基础，以“两论”为主要本文的哲学思想正是民主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标志性成果，它既大量吸收了中国传统文化、传统哲学的精粹，又是对中国革命的丰富经验的哲学概括，具有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从这个角度看，建国初期《解说》对“两论”的解读，实际上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既已取得的标志性成果的系统展示。《解说》对“两论”的解读，同时也是对于建国后新的历史条件下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开启。李达本人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重要代表人物，他在民主革命时期撰写的《现代社会学》《社会学大纲》都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名典。《解说》是李达建国后致力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第一个重要文本，它既是对“两论”的解读，也是对于新的历史条件下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探索。他在谈到《实践论》的重要性时指出：“我们知道，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是解决一切问题的锁钥，而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思想的一个基础———《实践论》，自然是指导中国革命行动与建设新中国的总指针。在现在，中国人民正面临着一个新兴的时代，一切都随着时代的发展而滋长着，新时代必须带来新事物，因而也就必然产生着新问题。
三、总结
马克思哲学范文3
［中图分类号］B21［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2826(2001)02-0012-07
无论透过马克思哲学本身的语境，还是透过后现代有关马克思哲学评述的语境，马克思哲学的生存论指向都会为我们深刻地感受。理解了马克思哲学的这一向度，才能明白马克思无论是在谈自然还是谈社会、谈经济还是谈政治、谈历史还是谈现实、谈科学还是谈艺术，一刻也没有忘怀对人本质的哲学提问，即对人的生存处境和命运发展的深切眷恋和关注。正是如此，马克思没有让自己的哲学停留在形而上学的“抽象王国”里，而是让它径直遭遇人的现实存在，并且以自己特有的运思深入到历史的人的生命活动的坎陷和人的历史的歧出，揭示了人的现实生存境遇，展望了人的理想生存样态，从而锻造出了自己哲学的新形态——生存论哲学。
一、马克思哲学的生存论指向首先是通过他对传统哲学的解构而表征的
海德格尔曾就西方哲学史作过这样的总评：整个西方哲学就是柏拉图哲学的展开；形而上学就是柏拉图主义；是马克思完成了对“形而上学”的颠倒；至此，哲学进入了“终结阶段”。（海德格尔：《面向思的事情》，第59-60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我们认为，海氏的评价是中肯的。正是马克思完成了颠倒“形而上学”的工作，哲学才由“存在”被遗忘的形而上学的历史转向对现代人之生存境遇的思索的非形而上学的“存在之思”，即使得现代西方哲学包括马克思自己的哲学具有存在论之意义，亦即具有生存论的指向，那么，马克思是如何实现对“形而上学”的颠倒的，其哲学生存论的指向又是如何得以表征的，是我们这里要涉猎的问题。
1.通过对传统哲学的主题转换，马克思哲学的生存论指向得以初步表征。“传统哲学”是相对于“现代哲学”而言的，它是指从古希腊哲学尤其是自柏拉图以降的哲学到19世纪中叶特别是黑格尔哲学这一历史阶段的所有哲学形态，包括古代哲学和近代哲学。从根本上说，传统哲学是“形而上学”，即关于超验存在之本性的学问，它力图从一种“终极存在”、“初始本原”中去理解和把握事物的本性以及人的本质和行为依据。
应当指出的是，对世界以理性的方式从总体上去把握，这本身是哲学的特征，但问题的关键是传统哲学把它们探讨的“本体”或“本原”抽象化了，以致在它们那里（包括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哲学体系），不仅“物质”或“精神”成了“抽象的存在”、“抽象的实体”，而且人也成了一种抽象的存在物，人的主体性完全失落了。
对于传统哲学只关注宇宙本体、注目上苍的“绝对”或“抽象的实体”，而忘却对人类世界即现实人的生活世界的关怀，马克思有相当清楚的认识。所以，当他在哲学研究的初始，便毅然决然地举起了“拒斥形而上学”的大旗，并断言：“这种形而上学将永远屈服于现在为思辨本身的活动所完善化并和人道主义相吻合的唯物主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59-16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与孔德“拒斥形而上学”有本质的不同，马克思不是把这种“拒斥”局限于经验和知识以及“可证实”的范围，而是在“拒斥”后，把哲学导向关注“自己时代的现实世界”、“感性世界”、“现存世界”、“人类世界”，并强调哲学应当“把人们的全部注意力集中到自己身上”。（同上书，第161-162页。）
在《巴黎手稿》中，马克思就“现实世界”、“感性世界”、“现存世界”这类概念有过明确说明和规定，从中我们看到，这一系列概念实质上都指一个东西，即“人类世界”或我们的现实的“生活世界”。针对传统哲学抽象地谈论整个宇宙、“整个世界”，马克思特别谈到对“自然界”的理解问题。按照马克思的观点，“现存世界”当然包括自然界，但这个自然界已不是原生态的自然界，而是“人类学的自然界”。自然界具有“优先地位”，但先于人类历史而存在的自然界，或者在人的活动范围之外的自然界，对人类来说是“无”，或者说“是不存在的自然界”。在人类世界里，自然史和人类史“这两方面是不可分割的；只要有人存在，自然史和人类史就彼此相互制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1卷，第6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所以在现存世界中，自然与社会相互制约、相互渗透。人类世界是“历史的自然和自然的历史”的统一。
由此观之，马克思哲学的主题是“人类世界”，它关注的是现实的人及其发展。对马克思哲学来说，“全部的问题都在于使现存的世界革命化”，即以人的发展为坐标来重新安排周围世界，把人的世界和人的关系还给人自己。
2.马克思哲学的生存论指向通过他解构传统哲学的必然性观念而得以表征。传统哲学对必然性具有普遍的信念，这一信念在古希腊哲学家德谟克利特那里表现得尤为突出，在中世纪表现为神学观念，在近代表现为对理性的迷狂和对“知性科学”的崇拜。毫无疑问，传统哲学的这种对必然性的普遍信念，是造成西方“理智主义”的根本原因，而这种“理智主义”所形成的只能是“知识论谱系”的哲学。在知识论哲学的时代，人的生存和欲求是被抑制的，人的身体和四肢都消失了，人就是大脑，大脑就是人，除此之外再没有别的东西了。对西方传统哲学的这一特征，马克思给予了特别关注和揭示，并在自己的哲学创造活动中，着力地瓦解这种必然性观念的统治。
早在《博士论文》中，马克思就借用伊壁鸠鲁哲学表白了自己对必然性观念的哲学认识。在分析了伊壁鸠鲁哲学与德谟克利特哲学的差别后，马克思指出，要把这两种自然哲学等同起来是极其困难的，因为德谟克利特和伊壁鸠鲁几乎在一切方面都是“截然相反的”。而他们的这种对立和分歧的根本原因在于：德谟克利特注重必然性，伊壁鸠鲁注重偶然性。通观《博士论文》我们不难看到，马克思对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赞扬，实际上只不过标示着马克思自己对偶然性观念的认同和对必然性观念的反叛。如果说，必然性、命运、天意、决定论是古希腊哲学的基本信念的话，那么，马克思正是通过对伊壁鸠鲁的未受重视的“原子偏斜说”的重大理论意义的重新认识和对偶然性哲学原则的高度颂扬，解构了这种传统的、根深蒂固的信念。
同样是针对西方传统哲学这种对必然性的普遍信念，以及由此而形成的近代自然科学的抽象性质，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特别地谈到“自然科学”问题。由于传统哲学抽象地谈论“整个宇宙”、抽象地理解“物质”和“实体”，所以，在传统哲学那里自然科学“同人之间的现实的历史关系”被割断，没有真正成为人的生活的基础，倒是具有唯心主义的倾向。因此，在马克思看来，只有以“感性的对象性活动”原则理解自然界和人自身，“自然界的属人的本质”和“人的自然的本质”才会可以理解，而建立在这样的“自然界”（人类学的自然界）和“人”（现实的人）的基础上的自然科学才可能成为“真正人的生活的基础”，才会成为“人的科学”、“现实的科学”。所以马克思认为：自然界的社会的现实和人的自然科学或关于人的自然科学是同一个说法。
也同样是针对西方传统哲学对必然性的普遍信念，以及由此而形成的“知识论”哲学，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谈到“历史”时指出：“我们首先应当确定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这个前提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马克思在这里的意思是说，与所有其他问题比起来，人类生存问题是一个最原始最重大的问题。人类在衣、食、住等方面的需要也就是他的生存或生活的欲望和意志。这种生活上的需要和欲求与人的知识或意识的关系是这样的：前者是第一性的，后者是第二性的。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实际生活过程。
从上述我们可见，针对西方传统哲学对必然性的普遍信念以及由之而来的知识论哲学，马克思不断地以新的哲学精神和哲学态度去瓦解它们，一再强调哲学必须面向人的生活世界，关心人的生存发展。
二、马克思哲学的生存论指向主要体现在他的“实践的唯物主义”哲学之中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曾把自己的哲学称之为“实践的唯物主义”。这一实践哲学的创立，不仅实现了对传统理智形而上学的颠覆，而且也确立了当代哲学的伟大界碑。实践哲学在哲学史上的这种分量，我们认为主要在于它具有哲学本体论的意义和生存论的意义，而从现代哲学看来，这两者又是根本一致的。
1.实践的现代提问方式。认真研读马克思哲学史，我们就会看到，“实践”这一范畴在马克思那里，首先是关于存在与非存在、存在的现实性、自然界和人们现实存在的一个最本质最重要的范畴。然而，实践观的这一本体论意义长期为我们所忽略。所以结果竟是这样：马克思哲学与近代哲学的本质差别被磨平，马克思哲学的当代意义也蔽而不明。这种结果，部分地是由于我们对“实践”作了狭隘的理解，部分地是由于我们把这一存在领域让渡给了旧唯物主义。因此，不从现当代哲学出发、不以现当代哲学范式去思考马克思的实践哲学，我们就不可能对实践的哲学本性作出既具有原则高度、又富具体理论内容的阐述，就不可能作出符合马克思本意的结论。
20世纪初，葛兰西率先以实践哲学重新界定了马克思哲学的性质，对改变实践的提问方式起了关键性的作用。葛兰西认为，以普列汉诺夫为代表的正统派的根本缺陷，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传统唯物主义等同起来，没有看到马克思哲学产生的文化背景和他的创造性与建设性的活动。事实上，马克思是以实践哲学创立了一种新的哲学世界观，是一种具有独创性的哲学。这种独创性，按照葛兰西的理解，是指马克思哲学开辟了哲学发展的“新路”，“更新了整个设想哲学本身的方式”。（葛兰西：《实践哲学》，第161页，重庆，重庆出版社，1990。）也就是说，马克思的实践哲学不再使现当代哲学追求那种独立的、自在的和自为的现实，而是面对和研究人们存在于其中的历史的现实，人的具体的、感性的现实。葛兰西通过对实践哲学性质的规定和说明，把马克思哲学从传统哲学研究方式中解放出来，移植到现代哲学的文化土壤之中，实现了马克思哲学的现代提问方式，亦即马克思实践哲学的本体论的提问方式。
科西克在吸收了现象学、存在主义哲学的合理思想的基础上，也直接探究了实践的本体论提问方式。在他看来，实践的本体论提问方式，首先是哲学的提问方式。实践的哲学提问，就是把隐秘于日常生活实践的各种特殊方式中的实践的本质揭示出来。而实践的本质就是人类的存在，是人的秘密的揭露。其次，实践的本体提问是对人的存在的整体提问。在科西克看来，对人的存在的整体提问中主要包括劳动要素和生存要素，其中生存问题又是重要的。最后，科西克还谈到实践本体提问的认识论问题。
葛兰西和科西克的研究成果当然不能囊括现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全部内容，但却为我们立足当代哲学的高度发掘马克思实践哲学的现代价值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思路。他们共同说出了这样一个结论：即马克思的实践哲学具有存在论的意义（生存论的指向）。
2.偶然世界是马克思实践哲学的本体世界。对于理解马克思的实践哲学的内涵来说，偶然世界始终是一个必经的环节。
偶然性之所以成为与人的生活相关的存在原则和思维原则，成为一种新的哲学精神，就在于它经历了哲学本体论的过滤。这种哲学本体论的过滤，是现代哲学发展的产物，是对巴门尼德“存在”学说解构的结果。马克思之所以被看成是“终结形而上学”的奠基人，一个根本原因就是：在马克思哲学中，偶然世界是其哲学的本体世界。
如同我们知道的，在马克思的《博士论文》中，一个中心议题就是：实践哲学与偶然世界的关系问题。马克思之所以称赞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原因就在于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设定了原子的“偏斜运动”，并通过这一设定把偶然性提升到人的生活的存在原则与思维原则的高度，从而确立起哲学的本体世界。在马克思看来，伊壁鸠鲁哲学的意义不在实证科学上而在哲学上。正是伊壁鸠鲁哲学的这一内容和态度，马克思指出：偏斜表述了原子的真正的灵魂、抽象个体性的概念。在这里，马克思对伊壁鸠鲁哲学的结论，与其说是对伊壁鸠鲁哲学的解释，毋宁说是马克思自己对哲学的研究对象、哲学的研究方式所作的一次彻底清理，是力图把实证科学的内容和思维方式排除于哲学之外所作的一次理论尝试。
在《博士论文》中，马克思还特别地就伊壁鸠鲁哲学的形而上学特征作了概括，而这一概括又特别地关乎到对“实践”概念的理解。可以说，马克思的概括就是对人的感性世界，亦即人的实践进行本体论的抽象。正是基于这一概括，马克思对实践哲学作出了一系列规定。在那些规定中，马克思试图表达了这样一个意思，即：哲学的实践不论采取多么抽象化的形式，都是与人的感性世界相联系的，实践的世界是人的感性世界、生活世界。尽管上述这些思想在论文中只是粗略地被规定，但将偶然世界视为哲学的本体世界的哲学理论格局已定，在以后的哲学创造活动中，马克思所做的努力是将这一理论格局发展完善。
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将偶然世界视为自己实践哲学的本体世界的思路。例如，在谈到人们的存在问题时，马克思批判费尔巴哈说：费尔巴哈把感性“不是看作实践的、人类感性的活动”，他把人只看作是“感性的对象”，而不是“感性的活动”，因而他“从来没有看到真实存在着的、活动的人”。这里，马克思的意思是说，“实践”——感性的活动或对象性的活动——乃是人的现实的存在或现实的人的存在，亦即哲学的实践是关乎着偶然世界的。感性的活动乃是人的存在本身，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实际生活过程。再如，马克思谈到自然界的存在问题时，也特别地讲到这种自然界的现实的存在是关乎人的感性的。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说：“……抽象的、孤立的、与人分离的自然界，对人说来也是无”。“感性的活动”乃是“现存感性世界的非常深刻的基础”。马克思哲学的世界实际上就是“现存的感性世界”，或曰偶然世界，而把这个世界当作感性的活动或对象性活动本身来理解时，这样一个世界也就成为马克思实践本体论的世界，亦即偶然世界是马克思实践哲学的本体论的世界。
3.实践哲学本质上是人的生存哲学。当马克思把自己哲学的世界规定为“偶然世界”（人类世界、感性世界、现存世界、现实世界）时，当他从“实践”——感性的活动或对象性活动去理解这个世界时，现实存在的人也就成了他哲学关注的焦点。如果一般地说，哲学是关于存在的学问，那么，马克思的实践哲学就是关于“现实的人”的存在学问。正是如此，马克思的实践哲学才超出传统哲学的界限并使其哲学理论展开为“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发展的科学”。
在《巴黎手稿》中，马克思从本体论上指证着“实践”——这一标志着人的存在方式的概念。马克思认为，一个种的全部特性、种的类特性就在于生命活动的性质。人的生命活动是有意识的，“有意识的生命活动把人同动物的生命活动直接区别开来”。而人的意识是在实践中生成、实现和确证的。“通过实践创造对象世界，改造无机界，人证明自己是有意识的类存在物”。（《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6页。）
从整个《巴黎手稿》对人的本质的实践追问来看，马克思不仅一般地肯定实践是人的本体存在，而且还进一步探究了人的存在的本体性质。马克思通过分析动物的生产与人的生产的本质区别，揭示了人的“感性活动”是与人的价值创造、人的本质、人的自由的实现相联系的。通过这一分析，马克思完成了实践哲学的理论化，亦即：一方面，以人的本质规定实践的本体，把实践归结为人的本体存在，从而将实践提升为哲学的理论范畴；另一方面，通过探究实践的哲学本性来确定人的本体的性质，从而揭示出实践本体论的深层内涵。
在《巴黎手稿》中，马克思以“感性—对象性的活动”原则获得了关于“现实的人”的本体论的哲学解决。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进一步为自己的实践哲学作了关于“现实的人”的生存论的展示。马克思指出：“从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出发阐述现实的生产过程，把同这种生产方式相联系的、它所产生的交往形式即各个不同阶段上的市民社会理解为整个历史的基础，从市民社会作为国家的活动描述市民社会，同时从市民社会出发阐明意识的所有各种不同理论的产物和形式，如宗教、哲学、道德等等，而且追溯它们产生的过程”。我们认为，马克思这一对自己历史观的概括，表明了马克思对人的生存境域的整体揭示，以及对这一整体境域中人的各种生存样式的相互关系和作用的描述。按照马克思的思路，人的整体生存境域中有这样几个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的生存样式：一是人的最基本生存样式。马克思主要通过对“生产力”、“交往形式”及“生产方式”的论述而展示的。二是人的政治生存样式。马克思主要通过对“市民社会”及其基础上的“国家”、“法”的分析而实现的。三是人的观念生存样式。马克思主要通过对“意识”及“意识形态”的考察和分析来揭示的。
总之，在马克思那里，实践是人的存在方式。“感性的自然界”对人说来直接就是人的感性（这是同一个说法），直接就是另一个对他说来感性地存在着的人。社会是实践的展开形式，是人自己通过实践活动创造出来的存在方式。人本质上也是实践的，个人怎样表现自己的生活，他自己也就怎样，而他是什么样的，同他的生产活动是一致的。一切观念形态都是人们现实生活的反映，本质上体现着人自身的生存状态。
三、马克思哲学的生存论指向也表现在他哲学的批判向度和价值取向上
从马克思对哲学史的反思中我们看到，马克思是通过哲学的批判来解答时代课题的。在马克思一系列哲学批判中，最能凸现其哲学生存论指向的主要是他的关于“异化劳动”学说和关于“拜物教”的批判理论。通过这些批判，马克思同时也展示了自己哲学的价值取向。
1.关于“异化劳动”学说。异化劳动学说是马克思《巴黎手稿》中最富特色的重大理论成果，在整个马克思哲学理论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之所以如此评价，我们认为，主要基于以下两点：第一，因为正是在这里，马克思通过对国民经济学前提的追问，即通过对私有财产人学本质的追问，实质地导向了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从而引发了一场哲学本体论上的伟大变革，即使得其哲学摆脱传统形而上学的羁绊，通向现象学的人学，成为对人的生存论本质的探讨。第二，马克思哲学作为一种批判的解释学理论，作为对资本主义文化的否定和超越，作为对具有“世界命运”的“无家可归”状态的“历史之思”，也正是在这里，马克思通过对异化的“体验”，“深入到了历史的本质性的维度中去了”（海德格尔评）。因而“成为我们当今用以恢复自身与存在之间关系的认识方式”（杰姆逊评）。所以，我们认为，无论马克思的“异化劳动”学说的理论成就从哪个方面来表现，它都凸现着马克思哲学的生存论指向。因为，作为马克思哲学的最基础性的概念——实践——这一作为人的生存之历史性的概念，正源于异化劳动学说；而作为一种直接遭遇人的现实的历史生存，并且以自己特有的运思深入到历史的人的生命活动的坎陷和人的历史的歧出，揭示了人的历史生存境遇和展望了人的理想生存样态的哲学理论，也主要是通过“异化劳动”学说而得到体现的。在这里，我们重点讨论后一种意义上的异化劳动学说所体现的生存论意义。版权所有
对异化问题的探讨，诚如我们了解的，马克思与费尔巴哈和国民经济学家不同。如果说，费尔巴哈仅仅只从直观的角度把私有财产理解为一种“感性类本质的异化”的话，那么，马克思则认为，私有财产本源的东西，则是“感性”（活动）本身的异化。如果说，国民经济学家是从抽象的先验原理和虚构的前提出发来理解问题，那么，马克思则是“从当前的经济事实出发”，通过“走向事情本身”，来揭示被遮蔽在私有财产中的人的本质。在通过对异化劳动现象的层层剥离后，马克思得出了关于异化劳动的四重规定（即劳动者同他的劳动产品之间的异化，劳动活动本身的异化、人同自己类本质的异化、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异化）。继而在此基础上初步描述和分析了现实社会的基本方面，即私有财产的现实。通过对异化的“体会”，马克思不仅获得了他对人的“一般本性”的深刻理解，而且同时也获得了对他那个时代的“历史地发生了变化的人的本性”的深刻理解。正是马克思从人的“一般本性”与“历史地发生了变化的人的本性”的固有联结点上，更加真切地把握到了人的本然价值和这种价值的历史的实现或历史的乖离。马克思的结论是：(1)人的生命为了本身的实现曾经需要私有财产；(2)人的生命现在需要消灭私有财产；(3)自我异化的扬弃跟异化走着同一条道路；(4)共产主义就是对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只有到了共产主义，人的本性才能得以全面彻底的“复归”，人才能真正地“占有”自己的本质。
2.关于“拜物教”的批判理论。对资本主义社会，即现代社会的异化状态的关注始终是马克思哲学理论活动的兴奋点。所以，继《巴黎手稿》提出“异化劳动”学说后，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再度通过历史现象学遭遇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和社会生活，指证了资本主义经济生活中发生的现实的异化现象。再后，马克思又在《资本论》中，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生活最普遍的表现形式——“拜物教”现象的批判考察，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被“物”（商品、货币、资本）掩盖起来的人与人的真实关系，再现了这一社会人的历史的生存（“物化”或“异化”）的图景。需要指出的是，马克思在后来的经济著作中，形式上好像是在谈纯经济问题，但一刻也没有忘怀对人的本质和人的命运的哲学探问，或者，毋宁说马克思在这里是通过对现实的经济关系的逻辑层面的分析和剥离，来达到对人的生存境遇的哲学关照。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对“拜物教”的批判，是从对商品的分析开始的。因为商品是资本主义社会中最普遍的物的表现形式。在他看来，商品作为产品是简单而又平凡的东西，但产品作为商品却成了一种古怪的东西，充满了形而上学的微妙和神学的怪诞。商品形式在人们面前把人们本身劳动的社会性质反映成劳动产品本身的物的性质，反映成这些物的天然的社会属性，从而把生产者同总劳动的社会关系反映成存在于生产者之外的物与物之间的社会关系。这种人与物的颠倒的幻觉近似于宗教迷信，所以，称为“商品拜物教”。马克思在对“商品拜物教”分析后，又进一步揭示了货币、资本的拜物教的性质和秘密。
在马克思看来，“拜物教”只会产生这样两种结果：一方面物被主体化；另一方面人被物化。马克思进而指出，这是一种颠倒，一种在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生活中现实发生了的人与物、人与人的关系的颠倒。这种主客颠倒的秘密在于“人本身的劳动的异化”。在这种异化过程中，资本家感到“绝对的满足”，而工人感到的是“被奴役”。
对于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提出的“拜物教”的批判理论，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卢卡奇曾作了正确的解读。他认为，在马克思哲学的物质观中，“物化”是一个核心概念，并在《历史与阶级意识》这一名著中指出：“物化是生活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每一个人的必然的、直接的现实”。同时，他认为马克思哲学不是坐而论道，不是抽象地谈论“世界统一于物质”这一类旧唯物主义早已谈过的教条，而是通过对物化现象和物化意识的揭露，唤起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从而促使他们以实践的方式改造资本主义社会。无论如何，我们认为，卢卡奇是正确地理解了马克思哲学的生存论指向和实践功能。
从上述马克思的“异化劳动”学说和“拜物教”的批判理论中，我们不难看出，在马克思哲学的批判向度和价值取向上，它凸现着对人的命运的深情关注，在其历史的逻辑的悉心考辨中所逼显的是人的谜底。
马克思哲学是当代哲学。然而，在目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我们发现，马克思哲学的当代性远未得到既具原则高度又富具体内容的深刻阐明。因此，我们认为，只有真正在哲学的范围内正确地理解了马克思在本体上所实现的伟大变革，并让马克思哲学与当代哲学形成最广泛和不断深入的对话，我们才能真正把握马克思哲学的当代意义。（参见吴晓明：《论马克思哲学的当代性》，载《天津社会科学》，1999(6)。）而作为体现这一哲学的当代性的生存论指向也才会被我们“深刻地感觉”。也只有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可以断定，海德格尔与马克思在“历史之思”中相遇、马克思哲学与后现代主义在当代的相遇是“经验的事实”。
［收稿日期］2000-09-29
【参考文献】
[1]海德格尔．面向思的事情[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2]杨耕集[M]．上海：学林出版社，1998．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2卷，第4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1982．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2版，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5]余源培．时代精神的精华[M]．上册．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2．
[6]葛兰西．实践哲学[M]．重庆：重庆出版社，1990．
马克思哲学范文4
1971年罗尔斯的《正义论》发表以后,政治哲学这种古老的研究方法又重新在哲学界被解读,政治哲学作为一种方法进入了人们的视野,马克思的哲学自然也可以被政治哲学解读。但是政治哲学作为一种新的解读马克思哲学的方法,就不能大而化之等同于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哲学,进而得出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政治哲学的结论,其潜在的含义依然是意识形态在作祟。例如有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于政治生活的反思,以理性社会为目标,自然是指向一种理想的社会生活状态”,但是又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反差,一方面是现今中国的现实社会生活迫切需要马克思主义哲学能对现实政治生活有一种积极的言说,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却又缺乏一个关于现实维度的政治哲学。”进而认为:“现实社会生活需要一种现实性维度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而从马克思的基本原则出发构建其这样一种现实性维度的政治哲学亦是可能的。”①用这样一种“命题作文”方法对待马克思政治哲学是否妥当?也自然引出一个根本的问题:什么是马克思的政治哲学?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马克思政治哲学与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能否等同?
一马克思的政治哲学同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关系,有点类似于马克思哲学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关系,马克思的政治哲学是马克思本人的思想,而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则包括他的后继者们的思想。马克思政治哲学的研究对象,应该是讨论人的权利、自由、平等、正义等的形而上学基础,当然需要体现马克思哲学的独特视野和立场。政治哲学不同于政治学,政治哲学应该具有形而上学特征,即追问一些比政治学更具前提性的问题,因为政治哲学无非是为政治学建立形而上学根基。从西方的文化源头看,哲学同政治的确存在着本然的联系,因为在古希腊,人是政治的动物。但这同马克思的政治哲学还不是一个问题,马克思政治哲学是在另外意义上成立的。我们不同意把政治哲学广义化。马克思政治哲学只是马克思哲学的一个层面而已,似乎不能用政治哲学来界定整个马克思思想的性质。马克思政治哲学究竟是有自己的独特领域和研究范式,还是仅仅从自己的哲学立场出发对传统意义上的政治哲学提出的问题做出某种回答,给出自己的答案?这是值得考虑的一个问题。①因为马克思的政治哲学是专属于马克思的,而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则属于马克思后继者的。另外,马克思政治哲学不能与马克思的政治学划等号,把所谓的政治思想、政治观念等也算进马克思的政治哲学中。例如想当然地把所谓的马克思的国家观、阶级观、人民群众观等政治学的内容也算进马克思的政治哲学的基本内容,这样的观点是值得商榷的。马克思的政治哲学要对国家、阶级、人民群众等概念作哲学诠释和审视,但是不能把这些概念算是马克思政治哲学的基本内容。唯物史观是马克思政治哲学的基础,但不是马克思的政治哲学本身。马克思政治哲学是马克思哲学中的“部门”哲学,不能被理解为一种新的当代形态。核心内容应该是:人的解放、人的自由与全面发展、民主、平等等,例如如何实现人的解放与人的自由、马克思研究劳动平等的目的、马克思的分配正义理论、马克思的公民社会等。
正是由于马克思政治哲学研究范式的特殊性,因此在诠释马克思的政治哲学时,笔者认为,马克思政治哲学的逻辑起点是阶级概念。这一逻辑起点,使马克思主义与西方主流学说有了明显区别。政治哲学是作为“哲学的基本假设”(人类可以改变自己的生活状态,生活在一个比现在好的制度之中)加以强调的。作为逻辑起点的阶级概念贯穿于他的全部学说,因而也是马克思政治哲学的基本概念,是全部政治哲学学说建立的基点。虽然在马克思之前,资产阶级历史学家阐述过阶级斗争的历史发展,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对各阶级作过经济上的分析,但他们并未将阶级概念作为政治哲学的基点,更不可能将此概念作为终身的实践指南。
马克思哲学范文5
一马克思的政治哲学同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关系,有点类似于马克思哲学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关系,马克思的政治哲学是马克思本人的思想,而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则包括他的后继者们的思想。马克思政治哲学的研究对象,应该是讨论人的权利、自由、平等、正义等的形而上学基础,当然需要体现马克思哲学的独特视野和立场。政治哲学不同于政治学,政治哲学应该具有形而上学特征,即追问一些比政治学更具前提性的问题,因为政治哲学无非是为政治学建立形而上学根基。从西方的文化源头看,哲学同政治的确存在着本然的联系,因为在古希腊,人是政治的动物。但这同马克思的政治哲学还不是一个问题,马克思政治哲学是在另外意义上成立的。我们不同意把政治哲学广义化。马克思政治哲学只是马克思哲学的一个层面而已,似乎不能用政治哲学来界定整个马克思思想的性质。马克思政治哲学究竟是有自己的独特领域和研究范式,还是仅仅从自己的哲学立场出发对传统意义上的政治哲学提出的问题做出某种回答,给出自己的答案?这是值得考虑的一个问题。①因为马克思的政治哲学是专属于马克思的,而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则属于马克思后继者的。另外,马克思政治哲学不能与马克思的政治学划等号,把所谓的政治思想、政治观念等也算进马克思的政治哲学中。例如想当然地把所谓的马克思的国家观、阶级观、人民群众观等政治学的内容也算进马克思的政治哲学的基本内容,这样的观点是值得商榷的。马克思的政治哲学要对国家、阶级、人民群众等概念作哲学诠释和审视,但是不能把这些概念算是马克思政治哲学的基本内容。唯物史观是马克思政治哲学的基础,但不是马克思的政治哲学本身。马克思政治哲学是马克思哲学中的“部门”哲学,不能被理解为一种新的当代形态。核心内容应该是:人的解放、人的自由与全面发展、民主、平等等,例如如何实现人的解放与人的自由、马克思研究劳动平等的目的、马克思的分配正义理论、马克思的公民社会等。
正是由于马克思政治哲学研究范式的特殊性,因此在诠释马克思的政治哲学时,笔者认为,马克思政治哲学的逻辑起点是阶级概念。这一逻辑起点,使马克思主义与西方主流学说有了明显区别。政治哲学是作为“哲学的基本假设”(人类可以改变自己的生活状态,生活在一个比现在好的制度之中)加以强调的。作为逻辑起点的阶级概念贯穿于他的全部学说,因而也是马克思政治哲学的基本概念,是全部政治哲学学说建立的基点。虽然在马克思之前,资产阶级历史学家阐述过阶级斗争的历史发展,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对各阶级作过经济上的分析,但他们并未将阶级概念作为政治哲学的基点,更不可能将此概念作为终身的实践指南。
二社会分工是阶级产生的重要条件,也就是说剩余产品的出现是阶级产生的经济基础。“社会分裂为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统治阶级和被压迫阶级,是以前生产不大发展的必然结果。只要社会总劳动所提供的产品除了满足社会全体成员最起码的生活需要以外只有少量剩余,就是说,只要劳动还占去社会大多数成员的全部或几乎全部时间,这个社会就必然划分为阶级。”可以说“分工的规律就是阶级划分的基础”。②社会由于分成了不同的人群而产生了不同的需求,形成了与他人相区别的要求。“一切部门———畜牧业、农业、家庭手工业———中生产的增加,使人的劳动力能够产生出超过维持劳动力所必需的产品。同时,这也增加了氏族、家庭公社或个体家庭的每个成员所担负的每日的劳动量。吸收新的劳动力成为人们向往的事情了。战争提供了新的劳动力:俘虏变成了奴隶。”人类所存在的一切手段都是为了满足人的生存的需要。“从第一次社会大分工中,也就产生了第一次社会大分裂,分裂为两个阶级:主人和奴隶、剥削者和被剥削者。”③“随着在文明时代获得最充分发展的奴隶制的出现,就发生了社会分成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的第一次大分裂。这种分裂继续存在于整个文明期。”④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出:所谓的文明时代就是人类分裂的时代,“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人类社会的分化与人类对利益分配的差异而出现了不同的集团,为阶级的出现做了充分的准备。
社会分工是阶级产生的重要条件。“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的最大的一次分工,就是城市和乡村的分离。……随着城市的出现,必然要有行政机关、警察、赋税等等,一句话,必然要有公共的政治机构[Ge-meindewesen],从而也就必然要有一般政治。在这里,居民第一次划分为两大阶级,这种划分直接以分工和生产工具为基础。”⑤因此,劳动和分工是一切人类社会生存的条件,随着“生产力的提高、交往的扩大、国家和法的发展、艺术和科学的创立,都只有通过更大的分工才有可能,这种分工的基础是从事单纯体力劳动的群众同管理劳动、经营商业和掌管国事以及后来从事艺术和科学的少数特权分子之间的大分工。这种分工的最简单的完全自发的形式,就是奴隶制。”①阶级是人类社会关系的产物,是各时代社会借以生产和交换的必要生活资料的那些条件。因此,我们讲阶级斗争的历史应该是把原始社会排除在外,互相斗争的社会阶级在任何时候都是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的产物,都是阶级所属的时代的经济关系的产物,分工产生了阶级。而正是因为人类社会的分工产生了阶级,所以马克思提出“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②。恩格斯的加注表明了人类社会的所谓文明发展历史是和阶级的存在、发展紧紧地结合在一起的,国家的产生为了服务于阶级、政权的存在同样与阶级的利益分配结合在一起,民主的追求是和阶级的需求结合在一起,平等的存在和每个阶级的根本利益结合在一起。
马克思哲学范文6
[关键词]马克思哲学；提问方式；变革
马克思哲学是一种不同于以往一切旧哲学的哲学新形态，它宣告了西方传统哲学的终结，实现了哲学由过去单纯地解释世界向内涵解释世界的改造世界的革命性转变。
一、马克思对传统哲学提问方式的变革
哲学是追根究底之学，哲学之所追问，无非是“是什么”和“如何是”、“怎样是”。把哲学之追问放置于哲学史的纵坐标中，传统哲学是对“是”和“是什么”的追问。综观传统哲学，“是”(Being)是其广泛使用的核心概念，早在巴门尼德那里，“是”就作为哲学术语了。传统哲学对“是什么”的追问应追溯到柏拉图，柏拉图以相似的方式讨论过“是”、“不是”、“所是”或“是者”，之后，亚里士多德提出，哲学就是关于“是者之为是者”的学问，中世纪神学甚至以“是”指称万能的上帝，黑格尔也声称，他的《逻辑学》的范畴体系的开端是“是”。
古希腊哲学以泰勒斯提出“水是万物的始基”为开端，由此开始了世界的本原、始基等问题的哲学思考，直到苏格拉底之前，他们在探寻世界本原问题上还未形成一个确定的“对象”，如“无限”、“气”、“火”、“原子”等等。所有这些关于世界本原的说法都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具有一种流动性、非确定性。也就是说，前苏格拉底时期的哲学在世界本原上尚未形成一个抽象的、普遍性的概念，而到了苏格拉底和柏拉图时期，特别是柏拉图把世界的本原归结为“理念”(idea)，并确定理念论，标志着从此以后世界的本原均被归结为一个最普遍的，同时也是最空洞的、最抽象的概念上，如“实体”(substance)、“绝对精神”等等。自古希腊哲学始，哲学的诉求就已确定在追求真理的方向上，在对真理的普遍性和必然性的诉求中，他们认为真理不能因人、因时、因地而异，而应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因而，以通过运用范畴进行逻辑演绎对“是”及“是什么”的追问，就当然被看作是普遍性和必然性的保证，并被认为具有客观性。同时对“是什么”(是者)的追问也进一步加强了对“是”的规定。“是”与“是什么”这一提问方式经过柏拉图对二元世界划分的确立，构成了西方传统哲学的内在逻辑和本质规定，“是”与“是什么(是者)”的问题已经切断了同现实世界的联系而成为决定现实世界的“理念”。因而全部西方传统哲学都是以“是”作为全部逻辑体系开端的最具普遍性范畴的不断追问。
“是什么”的提问方式，始于泰勒斯的命题，水是万物的始基，经由巴门尼德的“存在”、柏拉图的“理念”，在黑格尔那里达到传统哲学的极致，“绝对精神”穷尽了一切可能。传统哲学以“是什么”的提问方式不断从个别、特殊、具体中抽象出普遍本体的追求，这种理论静观的哲学对世界无限的本体追问体现在否定有限的现实感性世界，认为流变的感性世界只是作为假象而存在，哲学家的目光总是盯住不动的本体，想要达到绝对的认识，追求终极的普遍的本体，寻求一种终极关怀。
马克思对西方哲学的颠倒首先体现在对其直接思想来源的德国古典哲学特别是费尔巴哈和黑格尔哲学的批判继承上。马克思对传统哲学的“颠倒”是真正意义上的“颠倒”，他拒绝传统哲学意义的任何视角，认为它们绝不提供适用于各个历史时代的药方或公式，以一种全新的提问方式进入他的哲学。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指出：“费尔巴哈对感性世界的‘理解’一方面仅仅局限于对这一世界的单纯的直观……他没有看到，他周围的感性世界决不是某种开天辟地以来就已经存在的、始终如一的东西，而是工业和社会状况的产物，是历史的产物，是世世代代的活动的结果，其中每一代都在前一代所达到的基础上继续发展前一代的工业和交往方式，并随着需要的改变而改变他的社会制度。”很明显，马克思认为尽管费尔巴哈表现出推动德国哲学向唯物主义回归的努力，但他仍然没有跳出两个世界划分基础上的以“是什么”的方式追问世界，直观的唯物主义的直观性，就在于它把“感性世界”混同于“自在世界”，认为我们生活于其中的“感性世界”是以其自身为根据的自在的实体。以费尔巴哈为代表的旧唯物主义不能看到感性世界通过人的活动而对人的生成，不能看到人与感性世界之间的反思的对象性关系，即通过对象化的活动而在对象化的世界中确证自身的主体性，而只是把感性世界理解为一种自在的、直观的对象。
我们知道，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一书中已经扬弃了近代唯物主义的直观性，马克思给黑格尔以高度评价，他说：“黑格尔《现象学》及其最后成果——作为推动原则和创造的原则的否定性的辩证法——的伟大之处首先在于，黑格尔把人的自我产生看作一个过程，把对象化看作失去对象，看作外化和这种外化的扬弃；因而，他抓住了劳动的本质，把对象性的人、现实的因而是真正的人理解为他自己的劳动的结果。”虽然黑格尔所知道的劳动只是精神劳动，但在这里，蕴涵着马克思对“如何是”、“怎样是”的关注。在批判费尔巴哈的直观唯物主义和扬弃黑格尔的唯心主义之后，马克思以人的视角对人的现实状况和未来可能性的关注决定了马克思对人的生活世界“如何是”、“怎样是”的提问方式，只有这样的提问方式才能实现“改变世界”的哲学宗旨，才能对人的自由与解放给予最大的关注。
马克思的提问方式实现了由对“是”或“是什么”的追问而转向对“如何是”和“怎样是”的转变。如前所述，传统形而上学的核心概念是“是”，通过逻辑演绎对“是”及“是什么”的追问，对流变世界背后的“真实”的始基、根据、基础的探究，这就隐含着一个前提，即在流变的世界背后有一个不变的“范本”存在，马克思的提问方式实现了真正的颠倒，即在追问的根本之处就不去考虑“是什么”，而是面对世界本身，即面对流变的现实世界，对这样的属人的生活世界的意义和价值进行追问，对这样的感性生活世界的“如何是”及“怎样是”进行探究，即对现实的人的现实的历史的活动的关怀。马克思将理论视野倾注于人类社会的历史活动。通过对当下现实现存世界的把握，实现对现实现存世界的追问，不去追问“是”，而是去追问“如何是”、“怎样是”，即以现实的视角去追问现实的人对有限的把握将会“如何”、“怎样”，在这种提问方式之下，一切思考只有对有限的存在作意义或价值的未来可能性延伸的思考才有意义，因而马克思在其思考的逻辑起点上，即提问方式上开始了对传统哲学的颠覆，在“如何是”、“怎样是”的提问方式的追问之下，人首先是一个在世者、生活者、劳动者，而不是一个认识者，它作为现实的人是特定时代的产物，是一个不断生成、变化的具体生活过程。因此，在马克思哲学中就不存在永恒的可静观的抽象的本体，也不存在对与现实无关的世界的终极关怀和永恒理想，只有对历史中现实的人的对生活世界“如何是”或“怎样是”的现实批判和对未来所承载的价值诉求。
二、马克思对哲学的提问方式变革的意义
马克思哲学的提问方式解决的不是某个哲学观点或某种哲学样态的问题，而是在哲学提问方式上彻底完成了对西方传统哲学的颠倒，真正地完成了自柏拉图始至黑格尔的理论静观的对“是什么”的追问转而向“如何是”和“怎样是”的关怀，在哲学思维的出发点上完成了由理念的虚假无限性的构建向人的现实的感性生活世界的终极关怀，因而对于当代哲学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随着马克思哲学提问方式的进一步显现，当代哲学将面临不同于传统哲学的问题和领域。马克思哲学是一种当代哲学，它对以往哲学进行了广泛汲取和融会贯通，在西方哲学史上开创了一种全新的哲学思维方式，为不同的诠释留下了广阔的意义空间。哲学家的目光将停留在人的生活世界，并在对这个生活世界的批判、分析中指向对人类生活世界的意义和价值的终极关怀。不去追问“是什么”，而去追问世界将“怎样”、“如何”，是以人的视角去追问人对有限世界的把握程度的“如何”、“怎样”，是对终将怎样的追问。当代西方哲学力图从存在论上颠覆传统哲学，彻底消解理念论的悬设，把哲学建基于生活世界，进而为人类找到栖息的家园。从胡塞尔首创“生活世界”概念，到海德格尔的“日常共在世界”，从维特根斯坦晚期的“生活形式”论，到伽达默尔、哈贝马斯的“生活世界”观，都体现了这一重要的理论倾向。可见，对现实历史活动的生活世界观照标志着哲学所面对的问题和领域的重大转换，即从传统哲学对超感性本体世界的“是什么”的迷恋转向当代哲学对丰富的、完整的人的“怎样”和“如何”的世界的关注，其中蕴涵着深深的价值关怀和人文追求，显示了当代人摆脱生存困境的哲学努力。马克思通过批判近代传统哲学而展开的“新唯物主义”的提问方式，在哲学提问的根基处引发了哲学思维的变革，开辟了哲学前进的新方向。
马克思哲学的任务是将全部问题看作为“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反对并改变现有的事物就是要改造这个世界，就是要从批判的、革命的、否定的方面对待现存事物。对传统哲学来说，所谓新的世界(理念世界)与现实世界是隔离的，而对于马克思哲学来说，新世界只能在对现存世界的批判中才能够发现。因此，以往的哲学家都未能超越出“解释世界”的范围，而马克思哲学的任务在于要“改变世界”。因而，马克思对提问方式的变革同样具有极强的现实意义。“如何是”和“怎样是”的提问方式蕴涵着深刻的对未来美好社会的可能性筹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