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语言文学论文范文1
一、“静气按节，密咏恬吟”
从文艺作品的价值功能来说，创造的作品不过是一些抽象死板的指示性符号而已，语言文本自身的完美，只给艺术欣赏提供一个契机，一部作品的艺术生命的完成，其价值的实现，还有待于具体的文学接受过程，通过接受主体的参与、创造，从字词句到语段篇章信息的译解、总合，不断建构新的意义图式，传送新的艺术信息。我国古典诗学，十分注重鉴赏者的主动性，善于根据审美对象的实际情况，选择适当的鉴赏方式。首先，它强调吟咏。宋人魏庆之说：“诗全在讽诵之功。看诗不须着意去里面分解，但是平平地涵泳自好。”(《诗人玉屑》卷十三)读诗的技诀不是环环相扣的条分缕析，它是情感上的体验和共鸣，阅读过程是接受者跨越语言的栅栏，设身处地经受诗人所经历过的感情，重新获得感发的过程。审美情感的到来，非外在强力所能至，其入人也深，其化人也速，贵在不着意地吟咏意会。这是步入审美之境的基础和必要条件。因为诗由语词符号构成，属于时间艺术，而且古代诗歌特别讲究音律的效果，注重 音乐 的美感效应，结构整齐，字字铿锵，诵之如行云流水，听之抑扬顿挫，通过谐美的声音传达意义，震荡心灵，陶情冶性，讽咏时，读者心里的尘俗之门被关闭，更容易进入诗的情境，感受诗人的一致之思。元稹记述自己读陈子昂诗说：“适有以陈子昂《感遇》诗相示，吟玩激烈，即日为《寄思玄子诗》二十首。”1“吟玩激烈”，更突出地表现了诗歌欣赏时有着强烈的感情冲动，说明了阅读过程中的心理的不平衡态势。“吟玩”使得言语文字进入文学流通，接受者感入神思，彷徨八极，充分地化语词为意象，感受诗人的情思，处于一种最佳的情绪体验状态，并引发出元氏个人内心深处潜伏的情绪流，形诸笔墨，赋而为诗。正如前面所讲的“不须着意”一样，这种“吟玩激烈”的情形，是接受者(元稹)感情被激活、鼓荡的产物，语言构筑的艺术世界暂时包容、取代了个人的精神世界，占据着自我的整个心灵，忘形忘物，“反复讽咏，便移寒暑”，它既是不同的文艺欣赏主体审美时的共同感触，又是鉴识、玄赏古典诗歌作品的特殊之处。
但是，读者在艺术接受过程中，并非总是轻易地就能浸入艺术世界，领会诗的意蕴。诗歌语言所提供的信息到读者知觉活动时意象整体组合，不是直线型的，而是复杂多样的。一部作品，或许因为诗语的含蓄隐晦，使欣赏者一时难以把握其真正的思想内涵。或许还因读者自身生活经验的缺乏，与诗人情思上存有隔膜，无法与作品对等交流，产生共鸣。所以，文艺接受又是一个复杂而艰辛的过程。古人说：“须是将来吟诵四五十遍，方可看注，看了又吟咏三四十遍，使意思 自然 融液浃洽，方有见处。”(《诗人玉屑》卷十三)一首诗，特别象我国古典诗歌，字数一般不多，浓缩度却特别大，隐含的意义十分丰赡，只有反复吟诵，多番讽咏，才能使诗意渐次突现出来。换句话说，要理解诗歌作品，光靠看前人的注疏不可能达到深入的程度，只有往复多次吟咏，以自己亲身经历或设身处地去体认，才会自然领悟到诗人所表达的情绪意趣。言语在理解中绵延，传统的注疏只代表前人的解读结果，不同 时代 的不同个人都会有渗透着现实生活的新的阐释，赋予旧作以崭新的话语。
读诗之法，以涵咏为尚。从容讽诵，不着意地习诵其辞句，悠游浸润，涵咏默会，以寻绎其旨趣，在往复低徊、抑扬曲折中，按索其谐美的节奏，洞明诗的真正旨归、真实性情。古人常把“吟咏合离”作为评判诗歌的圭桌，以诗语音乐的美感效果，与抒情达意之功能是否契合为准绳，合则为上，离而为下，分辨诗的工拙优劣。因为不同体制的诗篇，其声韵、音节等语言形式因素迥异，形成的风格特征也会有很大的差别。诗的意蕴是文本各个环节综合的信息反馈，意在言先，亦在言后，在涵咏讽诵中，诗歌的格调气象自然生成，诗意由含而不露，转而心领神会。所以，吟诵能使人更好地深入到诗情的深层，体会诗的底蕴。清人沈德潜言：“诗以声为用者也，其微妙在抑扬抗坠之间。读者静气按节，密咏恬吟，觉前人声中难写、响外别传之妙，一齐俱出。”2沈氏认为：诗歌以声为用，通过声音传达诗人不同的情思，那么诗歌的意味就浓缩在诗歌语言的字词音律之间，一首诗的微妙之处即在抑扬抗坠、高低起伏中，营构诗的境象。这是选择适当的鉴赏方式的客观性前提。因此，读者在接受作品过程中，要拥有审美的心境，“静气按节，密咏恬吟”，即澄怀虚胸，日常意识被垂直切断，依寻音节，细细吟咏，慢慢涵濡，注意力全部集中于对象之上，全身心投入到创造性的知觉活动中去，调动诸种心理机制，从语义的认知渐入审美的体验，领略诗的整体风貌，直探“前人声中难写，响外别传之妙”。这才真正得读诗趣味。
文艺接受是一种心理接受的过程，自始至终表现为一种情感体验。“心有灵犀一点通”，心灵上的共鸣，有时只可意会，难以言传。《大雅·棫朴》有章：“倬彼云汉，为章于天。周王寿考，遐不作人。”大意是说：银河浩大灿烂，天空光彩闪闪。周王长寿不老，怎不造就人才。朱熹评论道：“此等语言自有个血脉流通处，但涵泳久之，自然见得条畅浃洽，不必多引外来道理言语，却壅滞却诗人活底意思也。”3虚怀定力，“涵泳久之”，自然而然“条畅浃洽”，神爽心开，见着活泼泼的意象，把握住诗语之间的血脉流通；否则，引用繁复的言语说教，反而会破坏诗歌形象的整体性和情感的连贯性。无法用语言表述出当时的心理感受，恰恰是艺术欣赏的极境。可见，涵诵吟咏，作为古代诗学的解诗方式，是符合我国古典诗歌实际的，它能更好地穿过语言的雾障，直指诗人心灵，是理解诗美的必由之路。
二、“玩味义理，咀嚼滋味”
唐代司空图说：“文之难，而诗之难尤难。古今之喻多矣，而愚以为辨于味，而后可以言诗也。……近而不浮，远而不尽，然后可言韵外之致耳。”4味指韵味，司空图把辨明诗歌语言内含的韵味作为评论诗的前提，进而透过诗的语言意象，洞悉其言外之意。以味言诗，在 中国 古典诗学中并非司空图所独创，早在六朝时代，刘勰就提出合乎法度、言辞简练的作品应该“味飘飘而轻举，情晔晔而更新”(《物色》)，味道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情趣盎然而又格外清新。其后钟嵘以“滋味说”作为诗鉴赏的中心，在《诗品序》里，他从诗体的演进入手，以味之有无多寡考察四言之衰、五言之盛的原由，指明语言文字诸形式带给人的审美感受。后来，把“味”引入诗歌批评理论的更多。白居易评论元九诗：“韵高而体律，意古而词新。予每咏之，甚觉有味，虽前辈深于诗者，未有此作。”(《白居易集》卷十五)韵高体律，意古词新，只是一种物态形式，一旦接受者“甚觉有味”，才意味着作品的价值得到真正的肯定，说明它翻新组合新的结构形式，超过了前人的语言领域，具有存在的可能性和必要性。清人刘熙载谈到词的语言时如是说：“澹语要有味，壮语要有韵，秀语要有骨。”5体现了诗语的一种相摩相荡、相辅相成的关系。不管诗人采取何种表达手段，编织什么样语言结构系统，但要能体会出韵味则是共同的，否则，迫新逐奇，枯燥乏味，就会失去感动人的力量。
前人云：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诌。读古人的诗章也是有门径的，清人黄子云说：“学古人诗，不在乎字句，而在乎臭味。字句魄也，可记诵而得。臭味魂也，不可以言宜。当于吟咏时，先揣知作者当时所处境遇，然后以我之心，求无象于窅冥恍惚之间，或得或丧，若存若亡，始也茫焉无所遇，终焉元珠垂曜，灼然毕现我目中矣。见而获之，后虽纵笔挥洒，却语语有古人面目。”6读古人诗不在于会不会理解诗句表面直观的意思，而在于感受出语言蕴含的滋味，对味的感悟并不在字句注释、解析，而在内心与诗意的冥合无闻，以我之心深入作者当时处境，化物化的文字为活泼泼的意象，通过把握古诗之味，唤醒自己心灵底情绪，陶冶着深层的人性结构。这才是欣赏诗艺、破译诗语的真谛。对后辈诗人而言，学古不是拟古，而是为了掌握古人诗章韵味，融入我之作品，使得“语语有古人面目”，同时又表达出鲜活的 内容 ，体现异种情调，昭示新的风格。特别是在博览群书之后，若果能转益多师，采众人之长，融汇贯通，“以五味调和，则为全味”，树立一家之格，而又能出于咸酸之外，不局限于某一种单调的味道，把诗的水准提到更高度。这类诗歌真中有幻，寂处有音，篇圆句紧，简约玄澹，其语境常常处在迷离惚恍之间，意蕴具有丰富性、多面性及韵外之致。
诗味在不同诗人的作品中，甚至在同一诗人的不同作品中，并不相同，存在着味之浅深、多寡的区分。清人张萧亭说：“唐司空图教人学诗，须识味外味。坡公常举以为名言。若学陶、王、韦、柳等诗，则于平淡中求味。初看未见，愈久不忘。……水味则淡，非果淡，乃天下至诗，又非饮食之味之可比也。但知饮食之味者已鲜，知泉味者又极鲜矣。”7这就是所谓“发纤秾于简古，寄至味于澹泊”的语言 艺术 境界，寓澹泊之至味，也是多而深之味，在古代诗学中特别受到推祟，象陶、王、韦、柳等人诗便如此。读他们的诗就要于“平淡中求真味”，如同品饮泉水，表面味淡，其实“乃天下至味”，使人尽而有余，久而更新。吟诗的目的不在观赏其华丽的外表形式，而在其深藏的意蕴，表面惹人喜爱的辞章，若无内在的质素，其味索然，这是浅薄的表现；另一些诗，其表平淡，没有招徕欣赏者的外部装饰，淡而有味，真气灌注其中，趣味暗寓其里，这是高质量的诗。如果火候未到，徒拟平淡，读者费尽咀嚼，终无意味，就不能算是好诗。陶渊明诗的语言风格平淡，世所公认，但仔细品尝，“字字有味”，每个语词负载着最大意义负荷，透过“淡”，又能体验到“甜如丹山蜜”的味道。
魏庆之云：“晦庵论读诗看诗之法：诗须是沉潜讽诵，玩味义理，咀嚼滋味，方有所益。”(《诗人玉屑》卷十三)读诗时，须让欣赏主体精神沉潜到诗歌的艺术境界中去，反复讽诵诗句，品析其中包含的义理，咀嚼出味道，向心灵深度拓展，才符合艺术鉴赏的法则，有所收益。诗歌语言是虚拟性的，只是创作者以一种特殊的表达技巧，将日常惯用语“陌生化”，具有意义的多重意向性，接受者要凭借个人的生活经验，加以想象、综合、发现，在具体语境中去体验。讽诵、玩味，就是通过对语言表层意义的细致探求，追寻其引申义、文外文，以及多层意义组合而获得的新生义。从心理 分析 的角度讲，语言符号的具象性、语义的不确定性，恰好能引起深层无意识的反应，它会调动或激发大量前逻辑的、原生态的多种感受，它们相互渗融，使视听觉同味触觉串联起来。这类感觉的移位、转换，既是审美情感紧张力的一种能量释放，也是审美愉快的导航灯和前奏曲。所以说，读诗品味，既是鉴赏古代诗歌的经验 总结 ，又是品析诗歌文本优劣成败的准则。
三、“但见情性，不睹文字”
诗歌是诗人的情绪流动的凝固化的物质形式，它传达诗人的情感，通过欣赏主体的接受，感发志意。因此，读诗就不仅是欣赏文本的结构规则、语言形式，获得感官的快适，而且要领会诗人抒发的情志、意念。孟子早已说过：“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谓得之。”(《孟子·万章上》)诠释诗的人，不能因为只注重文辞的品味而损害对诗人情意的理解和把握，尽管“以意逆志”有其缺陷，但这种反对割裂章句或拘泥字面意思，要求从整体的语言结构中体会诗的本来意义，是有进步意义的。本来，诗歌语言是诗人情感的载体，惟有传达所由表达的语义，才能洞明诗人的情志。但是，古典诗学讲究言不尽意，味在咸酸之外，语言只是一种具有启发性的符号系统，具有多重潜伏性的召唤结构，真正的诗情还需要通过对语词呈示的象外之意的体认，由接受主体去领会。宋人魏泰曾言：“诗者述事以寄情，事贵详，情贵隐，及乎感会于心，则情见于词，此所以入人深也。如将盛气直述，更无余味，则感人也浅，乌能使其不知手舞足蹈；又况厚人伦，美教化，动天地，感鬼神乎？”他还举“桑之落矣，其黄而陨”、’“瞻乌爱止，于谁之屋”诗，评为：“其言止于乌与桑尔，及缘事以审情，则不知涕之无从也。”8诗虽云表达情性，但“情贵隐”，诗人用语词述事以便寄情，这比直接陈述要感人得多，更容易达到诗的教化作用，所以，读者接受时采取的正确办法乃是“缘事以审情”，根据诗语描述的事物，探求其深藏的蕴涵，所引《诗经》里诗表面上是在说乌桑，实质上是玲珑巧妙的心灵装置，寄托着人的悲伤情思。这种情思在语言所提供的意象之外。可见，在诗歌接受过程中，有赖于读者的积极介入，“老夫非是爱吟诗，诗到忘言是尽时”，要想理解诗的真实含义，必须超越语言给定意义。司马光指出：“古人为诗，贵于意在言外，使人思而得之，故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也。”读者只有通过思考，才可能得言外之意，如“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山河在，明无余物矣；草木深，明无人矣；花鸟，平时可娱之物，见之而泣，闻之而悲，则时可知矣。”9假如没有接受过程欣赏者虚神静态的思考、体味，杜诗的意思就不会被清鉴、明察，更不能引起广大读者强烈的感情共鸣。
从创作来说，诗之生成是性情所至；从接受角度讲，欣赏者阅读诗歌作品要想正确地理解原意，必须披文入情，探本求源，把着促成诗人创作动机的真实性情。诗由于其特殊的艺术性，情若深渊，含蓄蕴藉，见于语言之外。读者既利用现成诗语的意向性、启发性，又要超越语义束缚，去心神冥契。皎然说：“两重意已上，皆文外之旨。若遇高手，如康乐公，览而察之，但见情性，不睹文字，盖诣道之极也。”10所谓“但见情性，不睹文字”，并非不看表达的文字，而是说明诗之味旨超出于语言的文字形质、音节格调的表层面。审美水平高的人如康乐辈，往往能得其精而忘其粗，得其意而忘其言，使其成为通向宇宙、人生慧境的崎岖甬道。这似乎有些玄虚、神秘的色彩，但在某种程度上又是符合艺术欣赏的本质特征的。《诗筏》上云：“盛唐人诗，有血痕无墨痕，今学盛唐者，有墨痕无血痕。”11 学习 盛唐诗贵在学它的精、气、神，即血痕，若单由片言只字求工，虽守诗家之律，却失去了诗人真至的情性，徒有其表而无其里，有其形而无其神，一经细咀慢嚼，便兴味索然。因此，诗歌欣赏时，训字释句，决不可少，但目的是为了更好地感受诗的整体境界，读者应由注重字调句读入手，先必须得诗人之心，然后突破感官，参破时空，逼向具有 历史 意识、人类意识的情性，达到对意蕴的把握，得意忘言。刘熙载评论杜诗时，概括地指出：“杜诗只‘有’、‘无’二字足以评之：‘有’者，但见性情气骨也；‘无’者，不见语言文字也。”12杜诗吐弃高远，涵如阔大，曲折深邃，非常人所能及。他自言“直取性情真”，气象与取意相兼，谓之“有”，但其使用的语言文字却并不见新异，无刻意雕凿之痕，故谓之“无”。“有”“无”之辩证统一，使得杜诗登峰造极，后人无可追攀。所以，鉴赏不同诗人的作品，即是对不同诗作情性的区分：“羌村三首，惊心动魄，真至极矣。陶公真至，寓于平澹；少陵真至，治为沉痛。此境遇之分，亦情性之分。”13陶诗与杜诗同为真至，皆发自肺腑之言，但前者写得平澹，后者写得沉痛，风格不同，是他们二人各自生活境况而引发迥异性情所决定的。
欣赏古典诗歌，力求获得言外之意，韵外之致，这就要求接受者以个体的生命直觉去感悟、冥会，甚至遭遇类似禅宗的神秘体验。清代的王土禛云：“唐人五言绝句，往往入禅，有得意忘言之妙，与净名默然，达磨得髓，同一关捩。观王、斐《辋川集》及祖咏《终南山残雪》诗，虽钝根初机，亦能顿悟。”14读唐人五言绝句就象参禅打坐一样，有得意忘言的妙趣，一经笔舌，不触则背。王维的诗，字字入禅，有口皆碑。
由此可见，古典诗学在讨论诗歌语言的接受时，既重视语言系统，又要求超越语言。它是汉语诗歌独特构词方式的体现，也是诗学 理论 上民族特色的表征。
注 释：
1 郭绍虞主编：《 中国 历代文论选》，第二册，112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2 丁福保辑：《清诗话》，524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3 北京大学 哲学 系美学教研室编：《中国美学史资料选编》下册，67页，中华书局，1980。
4 郭绍虞主编：《中国历代文论选》第二册，196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5 徐中玉等校点：《刘熙载论艺六种》，116页，成都，巴蜀书社，1990。
6 丁福保辑：《清诗话》，847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7 丁福保辑：《清诗话》，144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8 何文焕辑：《历代诗话》(上)，322页，北京，中华书局，1981。
9 何文焕辑：《历代诗话》(上)，267页，北京，中华书局，1981。
10 何文焕辑：《历代诗话》(上)，31页，北京，中华书局，1981。
11 郭绍虞编选：《清诗话续编》(一)，139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12 徐中玉等校点：《刘熙载论艺六种》，60页，成都，巴蜀书社，1990。
中国语言文学论文范文2
一、如何确立现代汉语方向论文的选题
（一）明确学位论文写作的目的和意义
在确立选题之前，首先要明确学位论文写作的目的和意义。
在本科生中有不少同学对于学位论文的写作缺乏必要的常识，类似“写论文是为了梳理学过的知识”之类糊涂认识在学生中还比较普遍，因此，必须先让学生明白，学位论文的写作不是单纯地消费知识，而是运用学过的知识来创造新的知识、解决值得解决和必须解决的新问题，要确保选题有价值。
（二）现代汉语学位论文应避免的选题方式
由于语言观念和本学科学科体系的制约，和对教科书的盲信盲从，一般同学在确立论题、进行写作时往往会陷入以下误区：
1.填充式
这种研究是理论先行，完全把书本上的知识引述到论文之中搭建框架，仅仅把书本上的例子更换一下。如“分析广告语言中的修辞手段”的某篇论文，分成了比喻、拟人、夸张等几部分，把自己搜集到的零零散散的例子，分别填入到几种修辞格之下，就没有了下文。这样的选题和研究没有解决任何问题，也没有提出任何有意义的结论，只是为原有理论又背了一次书，毫无价值可言。
2.综括式
把学术界各个学者对某语言问题的研究综合在一起，这样的选题和研究对于造诣较深的学者来说是有可能在总括的基础上补充、丰富和发展既有研究成果的，但对于知识体系不完整、理论水平欠缺、研究经验不足的初级研究者来说，是没有能力提出新见解的。不建议学生选择此类选题做研究。
3.纸上谈兵式
这种选题是对于自己不熟悉领域的问题，进行硬性的研究。如某篇学生的论文，研究“两大应用领域对于汉语语法研究提出的挑战”——两大应用领域分别是汉语信息处理和对外汉语教学，而写论文的学生既缺乏有关汉语信息处理的理论修养与实践研究，也没有从事对外汉语教学的实践经验，超越自身能力进行的研究，绝不会有什么新意，甚至极易让人产生粘贴抄袭的联想。
4.断章取义式
这种选题在语言学界较为常见，它是对语言进行零部件式的研究，把活的语言拆解为僵词死字，罔顾语言整体、语言本身的特点、使用语言的人以及语言背后的人文性、文化性、社会性、历史性等因素。如歧义研究，就片面夸大了语言中歧义出现的频率，忽视了语言使用的语境。选题的缺陷实质上反应了选题者观念上的欠缺。比如，学术界中提倡汉语也应像西文那样进行分词连写的主张，就是忽略了汉语汉字本身的特点，是不可取的。
（三）确立恰当的有价值的现代汉语论题
从一定意义上来说，发现问题比解决问题更为重要。作为论文指导教师，需要向学生澄清本学科及相应课程体系中存在的问题域，使其摆脱对教科书的完全依赖和盲信。观念上的更新才有可能带来研究上的突破。从以下两个不同角度来选题都可以体现现代汉语本科学位论文的价值。
第一，从语言生活和语言现象出发。
让语言研究走进语言生活，让语言形式与语言功能联系起来，回到语言本身做原初性、常识性的全面思考。比如，可以在我们生活的社区中寻找研究的课题。笔者曾经指导同学考察曲阜街头用字和曲阜街道名称，分别写出调查分析报告，这类报告一定不能只满足于对表面现象做记录，还要做深层次的解释，并提出自己的看法。我们还可以在各种文体或媒体中寻找有价值的语言现象来研究，如可以分析作家汪曾祺优雅的小说语言；可以通过分析古代文学名著中的人物对话，从而寻找到现代汉语的白话文资源；通过对比分析古代章回小说和现代白话小说中的描写性语言，梳理汉语的继承与变异、总结出汉语表达区别于西方语言的一些特点；可以把报纸中的某专业标题做为分析对象，揭示出标题语言的共性和特殊专业类标题的个性；可以通过法律语言与文学语言的对比，揭示出不同语体风格的特点和各自的规定性，等等。
作为研究的对象，可以是正面的，也可以是反面的。比如，分析某社区的商业牌匾雷同化、庸俗化命名方式，揭示致因；假大空套语言现象、暴力语言、詈语等都有研究的价值。
第二，从语言学科建设出发。
现代汉语学科相对成型，但离真正成熟还有一定的距离，反思学科范式结构的缺陷十分有必要。如果有能力，就可以在这方面选题，比如，从思考语言问题本身开始，反思整个语言学研究的缺陷。也可以从其他领域的学者论著中寻找语言学的宝贵价值，比如，陈寅恪论著中包含的语言学思想就很有重视的价值。一些语言现象本身包含的语用意义也值得深入挖掘，揭示语言现象的同时，寻找到以前未曾发现的语言学理论，这需要超越结构主义静态语言观。
需要说明的是：有些同学在确定选题时，习惯于跟着时尚走，热衷于分析网络语言，并且常常止于泛泛而谈，把别人总结过的问题重新炒作一遍，提不出自己的新见解，这种做法是不可取的。语言学论文的写作，大都需要在占据翔实而充分的语料基础上进行，而网络语言尚需经历一个较长时间的优胜劣汰的自然发展过程，由于稳定性不够，研究的结果往往难以令人信服。事实上，生活有多么辽阔、社会有多么复杂，语言生活和语言现象就有多么丰富多样，与之相应的汉语言研究就有多么广阔的可作为的天地。保持对语言现象的敏感、敏锐性，就会在各种文本经典中寻找到更有意义的诸多研究对象。
论题确定下来之后就可以查找资料了。已经确立好的论题也可能会在查找资料的过程中加以变动，如果写作时间充足的话，这对于写作未尝不是一件好事。所以，在写作初期如果“左右摇摆，无所适从”，就先把精力放在资料搜寻之中，在资料无限链接到达一定积累量时，新的选题伴随着新的思路就产生了。
二、资料的查找和利用
现代汉语学位论文的资料分两类：文献性的资料和相关的研究性资料。
文献性资料是指跟论文所要研究的语言现象有关的语料。语料是多种多样的，语料的来源决定于不同的写作目的。如果是研究身边的语言生活，就要亲自进行田野调查，比如，调查某城市的用字情况、普通话的使用情况、城市街道和牌匾的命名情况等等，这些均须写作者做周密细致的调研。如果目的是研究一种语言现象，而又没有固定的语料，那就需要研究者自己有足够的判断能力，确定一个最有意义的范围，搜集其中的例子，然后加以分析研究。
有时语料过多不便于全面分析，则可以截取部分代表性语料做相对封闭的分析。搜集语料时，可以把北京大学现代汉语语料数据库充分利用起来。
研究性资料是指就某专题而进行的研究性论著，包括已出版的著作和已发表的论文。分为纸质版和电子版两类。电子版查找渠道：从校园网点击进入曲阜师范大学电子图书馆，然后进入中国知网的免费资源，用“关键词”或“主题”搜索并下载所需要的资料。用传统纸质方式查资料的话，可以去曲阜师范大学图书馆借阅人大复印资料《语言文字学》，查找利用每一期的篇目。
在查找资料过程中切记：只要是对于自己的论题有所帮助的资料，都要记下详细信息，诸如文章的作者、文章的标题，登载杂志的名称、卷期、页码等，以便后来在文章中真正使用过相应资料之后，完整地附录到参考文献部分。这样做，不只是为自己提供方便，也是必须遵循的学术规范。
三、论文在材料、方法运用和论证过程中注意的问题
大题小做、小题小做、小题大做，这是写学术论文的三个不同的路径与方法，对于同学们来说，第一种最好不选，因题目太大，无法驾驭，易陷入空泛；第二种选题本身不是没有价值，但是由于客观或主观等方面情况的制约而没有办法深化研究；第三种应该属于最好的选择。
小题大做即以小见大，需要超越语言表层结构形式的迷障，深入挖掘其背后的文化、社会、心理、审美等因素，有些语言研究还可能涉及到语言本身的一些规律或机制，由语言文字本身的特点做基础。比如，对偶之所以自古以来深受汉民族喜爱，既有汉语言文字的特质做必要条件，又有语言形式背后潜藏的哲学意蕴起作用——与汉民族的思维方式相契合。
论文的分析论证要建立在对于自己的研究对象进行客观、全面、细致、深刻的分析与思考基础之上，揭示特定的“这一个”而不是“那一个”或“那些个”研究对象的本质，切忌理论或观念先行，否则就会模糊甚至异化研究对象。对于自己所分析的语言对象，不仅仅需要进行形式上的描写，揭示“是什么”的问题，更需要进一步作阐释，解决“为什么”的问题。不仅仅停留在语言表层为了语言而研究语言，而应该把语言形式与语言意义，把与语言直接相关的人，以及与人相关的社会、历史、文化、思维、心理等要素都要考虑进来。针对特定语料而进行的语言学研究应属于语言考古学研究，主要运用归纳法，在语料中发现问题，找出最有价值的东西，总结出规律或得出结论。
确切地说，语言学研究的本质就是对语言现象和语言事实作出恰当的合理的解释。选择语言对象或语料时不应为了验证某假设的理论只择取对于结论有利和有用的对象或语料，而舍弃对于此理论没有用或恰好证伪此理论的语言材料。新材料就意味着新问题，解决新问题就要从新角度、使用新方法新理论来作出解释。显然，语言学内部的方法与理论是远远不能解释和解决所有问题的，这就需要我们超越语言学界，到哲学、社会学、史学界去学习和借鉴。如果把研究的方法始终局限于“假设——演绎法”，语言学研究就会始终停留在主观验证阶段，走不出科学主义的盲区。要改变以往结构主义的研究定势，就要根据更多的现象、材料和事实，注重以前被忽视的问题，采用新角度，利用新方法，总结出新规律，得出更多有意义的结论。这样的研究多起来，我们离语言的本质才越近。通过指导本科生学写现代汉语学术论文，让他们在研究的初级阶段就掌握恰当而科学的研究方法，为今后从事研究工作打下良好基础。
四、现代汉语论文指导示例
（一）示例1
2012年曲阜师范大学优秀本科论文《语言特点及语言价值观分析》（作者：高歌）
这篇论文从选题到写作均体现出创新意识。初稿在内容的分析和逻辑结构安排方面还稍显粗糙，在进一步仔细分析语言形式的基础上，在经过对洪堡特“语言世界观”理论和其理论的核心概念“内蕴语言形式”的实质消化之后，对于课本语言特点的概括更加到位，对语言形式负载的价值观的解释深化了，全文的逻辑关系也加强了。
论文视野开阔，结构清晰，分析到位，语言精准。兼具双重意义：既超越了狭隘的结构主义语言观，对于建构由语言表层形式上升到语言内蕴形式的语言学研究范式提供了参照意义；又揭示出了语文课本文质结合的特质和规律，对于当下语文课本乃至教育改革提供了价值观方面的支撑。将多重价值充分挖掘出来、本身又兼具多种价值的论文是不多见的。
（二）示例2
2011年曲阜师范大学优秀本科论文《曲阜街头用字的调查与思考》（作者：秦鹏）
这篇论文的初稿思路很开阔，非常难得，体现了作者深层次的一些思考和作者寄予这篇论文的重大责任意识，也因此，文章显得很“沉重”，把过多的问题都夹杂了进来，有些论述离了题，个别地方有过度阐释的表现。提出的修改意见是：文章主旨应始终紧紧围绕社会用字问题，在列举出问题之后寻找汉字使用混乱的原因以及解决之道。
论文从选题、调查到修改、定稿历时一年多，其间经十数次修改，整体框架和思路相比初稿都有很大改观，已经是相当成熟的学术论文。作者在整个写作过程中体现出的严谨认真的学术态度，尤其值得肯定。
此类论文的成功首先建立在翔实而可靠的调查基础之上，但又没有满足于简单地罗列现象，而是有进一步的深入精准的分析，全文逻辑思维缜密，创新意识突出，理论与实践意义兼具。既可以对语言学界纠正以往语言政策性失误提供一定的借鉴，又可以对历史文化名城曲阜的文化建设工程和文化形象的提升产生一定的促进作用。
（三）示例3
2008年曲阜师范大学优秀本科论文《赵本山白云黑土系列小品话语初探》（作者：吴金霞）
此篇论文原来的题目是《赵本山白云黑土系列小品语言初探》，论文基本框定在小品幽默语言手段层面作探讨，无法做深层次的挖掘。其最初思路有两个基本缺陷或误区需要纠正：
第一，仅分析幽默语言手段；第二，将赵本山视为农民的代言人。
笔者针对论文论域过于狭窄的问题，将标题中的“语言”一词，修改为“话语”。标题表面的一字之改，即将论域扩大到了语言的内涵层面，为进一步深化主题提供了便利。在此，对于“话语”这一概念，我们突破了静态的结构主义的局限性，而是将其视为外在形式结构与内蕴价值意义结构相统一的整体。全文因此增强了逻辑联系，前后两大部分成为一个有机整体。修改之后，论述的信度、深度和对事物复杂性的把握都具备了。通过对白云黑土系列小品中独特话语手段和语言本身现实意义的分析，比较中肯地评价了赵本山小品对农民话语权的表达所做出的努力，并深层次地分析了这种努力存在的局限性，揭示出在当前社会语境下农民表达话语只是对主流话语的一种皈依。
（四）示例4
【学生初稿提纲】
《浅析会话合作原则和礼貌原则在话剧小品中的反向应用》
提纲：
1.对话剧小品进行概念界定；简略介绍其发展历程；说明对其进行语言学角度研究的必要性和意义。
2.界定语用和言语交际行为的概念；阐述会话合作原则和礼貌原则理论的内容；进而提出有关话剧小品中的言语交际行为的特点和规律的认识，即会话合作原则和礼貌原则在话剧小品中是反向应用的。结合具体的例子论证主题观点，并分析说明其反向应用的各种具体方式：
（1）话剧小品会话中故意违反会话合作原则
（2）话剧小品会话中故意违反礼貌原则
（3）话剧小品会话中故意使会话合作原则和礼貌原则二者发生冲突
分析话剧小品故意违反会话合作原则和礼貌原则的例子及方式来说明论证。
3.得出结论：在话剧小品中作者常通过反向应用会话合作原则和礼貌原则的方法来进行创作。
【笔者意见】
我们要分析的是具体的语言对象，对于这个对象，我们不能在分析之前就“观念先行”，就已经套好了理论，那样做的话，最后你分析的那个语言对象只能是装在那个或那些个理论套子里的东西，它应该是什么连你自己都不知道了。
如果是我写这篇文章，文章标题我会改为“话剧小品中的反向会话（或对话）”。要具体分析以下问题：哪些会话或对话故意违反了常规？用什么方式违反的？为什么有这样的故意？这种故意对于话剧小品这种特殊的艺术形式究竟有什么样的表达效果？其中，可以用你学的那些语言和语用学理论来解释。但要明确的一个问题是：要解释这一系列问题，那些理论是远远不够的，其解释力是极其有限的。说到这里，我们就可以反证你的思路是有缺陷的了。所以，应该运用你所掌握的理论——不仅仅限于语言学的理论来解释我们的研究对象，而不应被语言学中有限的理论彻底控制，把研究对象装入理论的框架之中，让理论异化了我们所要研究的语言对象。我们应解决和解释的问题是——我们的研究对象到底是什么样子，为什么是这个样子等问题。
（五）示例5
【学生咨询】我最近看到一本谈修辞新格的书，不知可否把书中提出来的几种新修辞格作为研究对象？如果这些新修辞格不值得分析的话，那我能否继续修改以前你指导过的那篇论文？
【笔者意见】
你提到的谈论修辞新格的论著，我看过。那本书对于修辞格的研究仍然停留在狭隘的分类描写的低级阶段，尚未把修辞格当成一种真正的语言现象去关注和解释，没有揭示出特定修辞格的本质属性来。分类的无限扩展背后对应的是认知的肤浅。如果进行分析的话，主要反思修辞研究的缺陷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存在这些缺陷的原因是什么。
你先前那篇论文都是经过自己思考的结果，这点难能可贵，如果说你的那篇论文理论性不足，算是它本身的不完善之处的话，比起更多人所惯用的生搬硬套理论类的文章来，我倒以为这也不是很严重的问题。如果还想继续加工你原来的论文，涉及到的修辞问题也不要受那些修辞学教科书的影响，倒是可以进一步挖掘你分析的那些“解构”现象背后是什么样的社会文化心理等原因在起作用，以及语言本身为这种“解构”提供了什么样的支撑和基础。这种“解构”手法形成一定阵势的话，或许“解构”本身就是语言发展的一种正常方式呢。
中国语言文学论文范文3
中国的语言研究历史悠久，从书面语的角度对语言的语音和文字两种形式的系统做过突出的研究，但是具有系统的语言理论意识比较晚。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中国学者受到外国学者的启发，通过引进、发展，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理论语言学。但是，相对来说，研究古代汉语、现代汉语、少数民族语言、外语等具体语言的人多，自觉地进行普遍理论探讨的人少。理论成就有，但是理论意识比较弱，理论研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一直到20世纪末期，与文学理论比较，“语言理论”研究几乎没有专业研究队伍，“理论语言学”简直没有被当做一门独立的学科。语言理论几乎没有专门的学术刊物，也没有相应的专门的学术组织。
不过，到了20世纪末期，重视语言理论研究和普及的呼声越来越强烈。在研究生入学考试中，语言理论课程得到越来越的大学的重视。
语言不能离开社会，社会不能缺少语言教育。20世纪中国的理论语言学，伴随着中国社会、中国语言生活和语言教育的发展而成长。20世纪的中国结束了延续几千年的愚昧、保守、封闭的封建社会。醒悟过来的中国人，没有被落后的社会现状吓倒，而是从各个方面开辟了中国历史的新局面。封建社会的结束，自然会引起落后的语言生活的变革。Www.133229.cOM
20世纪的中国语言生活和语言教育，在面向现实、正视活的口头语言方面，与几千年的封建社会相比，无论在观念上还是在实践中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整个世纪的语言变革和实践，使中国人开始进入现代化的语言生活。面对现代化的语言生活，有的人清醒，有的人不理解，有的人兴奋，有的人痛苦，有的人留念，有的人超前，有的人保守，有的人激进。虽然在改变旧习惯的过程中，各种心态会出现，动力和阻力会同时产生，但是，没有人能够阻挡语言现代化的车轮，没有人不承认语言信息处理的效率大大提高了，语言生活的范围大大扩大了，语言生活的质量大大改善了。
下面我们对20世纪中国语言生活、语言教育和语言理论分成3个阶段做概要的论述。关于20世纪中国理论语言学的详细情况，我们将分语言性质和功能、语言结构、语言发展、语言研究方法4个专题另外讨论。
1949年以前的50年
1.1中国的内部语言生活的发展
封建社会结束以后,特别是在五四运动中的国语运动和白话文运动的推动下，中国语言（主要是汉语）生活特别是语言教育发生了几千年以来的巨大变化。1913年成立国语语音统一研究组织，1918年公布了国语的“注音字母”，1919年公布现代标点符号，1920年小学废除文言的国文教学，采用白话的国语教学，1928年公布“国语罗马字”。30年代前后为了打击文言复古势力，配合拉丁化新汉字在中国大地奇迹一样地传播、应用的形势，开展了大众语运动。1941年成立新文字工作委员会，具有音素文字性质的新汉字跟具有语素文字性质的旧汉字都具有法律效力。
中国内部的少数民族语言在以前很少有人关心。20世纪20年代开始有赵元任、李方桂、罗常培、袁家骅、马学良等开始进行调查。
1.2中国的外语教育
伴随清朝政府的维新运动中的教育振兴计划，中国从1903年开始在中学以上的教育中开设外语课程。从1911年孙中山发动的推翻封建社会的辛亥革命到1919年五四运动,一直保持这种外语教育的制度。在受到外国人欺负的情况下，中国从清朝末期的1870年到1949年解放，有成千上万的人到外国留学。这些条件给中国知识分子在接触不同语言，形成语言分析的敏感能力，学习外国语言理论等方面提供了大量机会。
1.3语言理论研究
在语言理论研究方面，1923年出版中国第一本语言理论著作：乐嗣炳《语言学大意》（中华书局，北京）。以后有王古鲁、沈步洲、张世禄等的著作。探讨汉语理论的有胡以鲁《国语学草创》（商务印书馆，1923年，北京）以及其他论文。1938到1943年在语言大众化的背景下，人们更加关心中国语言的现实特点，开展了语法研究革新的讨论，提出了许多新见解。在国语推广的背景下，汉语方言学也得到蓬勃发展，使现实的活语言的研究得到广泛的重视。
1949年以后的30年
2.1中国内部的语言生活和语言教育
1949年10月10日，中国文字改革协会在北京成立，吴玉章担任主席。1950年作为国家研究机构的中国文字研究委员会成立。1954年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作为国务院直属的国家管理机构成立。1955年国家召开“全国文字改革会议”和“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明确现代北京话在现代汉语共同语中的标准地位，制止文言、方言等破坏它的纯洁性，并且提出改进和制订新文字来有效地书写这样的汉语。
中国内部的汉语教育从50年代开始用“语文”的名称。其中1956年到1958年学习苏联把“语言”和“文学”分开教学。1955年确定和推广“普通话”。1956年公布“汉字简化方案”。1958年公布“汉语拼音方案”。在20世纪民间试行50年的基础上，1955年《光明日报》带头，1981年国务院文书处理办法规定，汉语正式采用横向排版和书写。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的10年，中国语言生活在狂暴的“革命口号”中几乎窒息，人们都不敢说话。
中国对外汉语教育1950年到1965年开始发展。后来中断。1972年恢复。
中国内部的少数民族语言从1950年开始得到全面重视。1952年成立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少数民族语言研究组。为了识别民族和了解民族分布，制定民族语言政策，特别是为了给没有文字的语言制定文字，王均、王辅世、陈士林、喻世长、岑麒祥、高华年、严学窘、傅懋责力、罗季光、金鹏等进行了田野调查。
1956年成立中国科学院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所，又派遣700多人组成的7个工作队深入全国少数民族地区，调查研究语言。他们到1959年完成了42个民族的语言普查工作。1962年机构调整成立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语言研究室。
2.2中国的外语教育
1949年以后，由于新中国学习苏联，特别重视跟苏联的往来，外语教育几乎变成俄语教育。1957年又开始注意发展西方语言教育，1964年把英语作为学校教育中的第一外语。1966年以后中断。1970年随着中国和西方国家外交关系的建立和发展，外语教育才得到恢复。
2.3语言理论研究
这个时期在语言理论研究方面取得了巨大进展。斯大林《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1950年在中国发表以后，语言理论普遍成为高等学校与语言相关的专业的必修课程，高名凯、岑麒祥、石安石、罗常培、王均、朱星、宋振华、方光焘等出版了有关教材和专著。这个时期开展了“语言和言语”、“语言发展的内因和外因”、“共同语的标准化”、“语言混合和语言融合(替换)”、“词义和概念”、“词的辨别”等讨论。
1976年以后的20年
1976年粉碎“四人帮”，结束了1966年以来的“文化大革命”。1978年中国共产党第11届中央委员会第3次会议召开，全国科学会议、教育会议分别召开。中国进入20世纪的改革开放的20年，一切蓬勃发展。
3.1语言研究阵地
这个时期国家对语言工作的管理更加全面、深入。1985年为了扩大机构的职能，国务院决定把“中国文字工作委员会”改名“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1986年召开“全国语言文字工作会议”，制定了新时期的工作方针和任务，除了继续原来的工作以外，增加了对信息处理等领域的语言应用方面的研究和管理任务，强调规范化、标准化、法律化。同时，一些研究机构也成立。
1980年中国语言学会和中国修辞学会在武汉成立。1981年全国汉语方言学会在厦门成立。1994年中国语文现代化学会在北京成立。
这个时期一大批语言学刊物出现。1978年《中国语文》刊物恢复。1979年《方言》、《语言教学和研究》，1980年《语文研究》，1981年《语言研究》、《汉语学习》，1982年《修辞学习》，1986年《语文建设》，1988年《古汉语研究》，1992年《语言文字应用》，1999年《当代语言学》，2000年《语言》创办。
3.2汉语生活
这个时期以北京话为核心基础的汉语，作为国语在中国语言生活和语言教育中充分体现了它的共同语地位和口语地位。语言生活现代化、国际化的速度更加迅速。跟20世纪以前的中国语言生活相比，简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从国家制定和颁布的系列规定、标准就可以看到这种变化。1977年汉语拼音方案成为联合国用拉丁字母拼写中国地名的国际标准。1978年正式出版代表国家水平的最先具有明确的汉语“词”意识的词典《现代汉语词典》。1981年公布国家标准《信息处理交换用汉字编码字符集》。1982年国际标准化组织通过“汉语拼音方案”成为拼写中国专有名称的国际标准。1982年中国宪法规定：“国家推广全国通用的普通话”。1988年颁布《现代汉语常用字表》、《现代汉语通用字表》、《汉语拼音正词法基本规则》。1995年确定和进行“普通话水平测试（psc）”。1996年《汉语拼音正词法基本规则》(1985年颁布)成为国家标准。1998年确定每年9月第3个星期作为“全国推广普通话宣传周”。2000年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
3.3汉语教育
这个时期中国的语文教育在应试教育的背景下，受到的批评较多。虽然人们越来越意识到现代口语技能教育的重要性，但是对口语和口语教育的重视仍然不够。小学拼音教学一直没有采用“正词法”，例如把“一会儿yīhuìr”死板地对照汉字错误地拼成“yīhuìér”。小学汉字教学没有建立在词汇教学这个基础上，“字”和“词”混淆的现象，无论是教材、教师，还是学生普遍存在。由于缺乏对“口语”以及口语中的“词”的基础地位的正确认识，汉语规范化无论从理论上还是实践上没有取得应有的成就。由于人们没有充分认识到汉语共同语的基础方言只能是有自己系统的北京方言，而错误地含糊地把一个多系统的“北方话”当做虚幻的基础方言，导致共同语标准不明确、不严格，以至白话文到了20世纪末期仍然有人随意混杂不少文言和方言成份，一定程度上出现书面语和口语脱节的局面。例如，英语一个“of”，汉语说的是“的”，写的可能是“之”；英语一个“this”，汉语说的是“这”，写的可能是“此”。有人甚至在教学中，把这种违背语言发展规律的脱节现象当做修辞技巧加以肯定、提倡。
“语文”教学没有很好地对课文进行规范，没有对生活必须的现代汉语能力进行重点培养，而把时间过多地浪费在文言文教学中。有些语文老师自己就不会使用规范的现代汉语，只能用方言教语文，用夹杂方言和文言的白话写文章。就连“大学语文”课程也仍然把许多精力花在文言文这种死语言上面，仍然不很重视现实中的活语言教育，不能有效地提高广大大学生的现实语文能力。
但是，从1982年开始推广的“注音识字，提前读写”的小学语言教学实验，在黑龙江等地方取得了可喜的成绩，极大地发挥了汉语拼音的对内汉语教学中的作用。同时，普通话水平测试（psc）制度，虽然比英语水平考试（ept）、汉语水平考试（hsc）两个制度的推行要晚，但是，它对于广大教师，特别是语文教师的现代汉语水平的提高，提供了一个重要保证。
3.4对外汉语教育
中国的对外汉语教育蓬勃发展。1983年成立中国对外汉语教学学会。1987年成立国家对外汉语教学领导小组。1985年制定《汉语水平考试（hsk）大纲》（现代出版社）并且实施汉语水平考试制度。
在对外汉语教学中，一律采用“生词”教学模式，与对内汉语教学中的“生字”教学模式形成鲜明的对比，从而推动中国词典、词意识的不断完善，对汉语的健康发展起了重大作用。
3.5少数民族语言生活、教学和研究
在少数民族语言教学中80年代以前有文字的民族用民族语言教学，没有的用汉语教学。80年代以后普遍采用双语教学模式，就是在低年级用民族语言，高年级用汉语，这就兼顾了用母语提前开发儿童智力和在生活中沟通全国通用语言两个方面。
中国内部的少数民族语言在这个时期得到深入研究。1979年成立中国民族语言学会，创办《民族语文》。1979年“全国民族院校汉语教学研究会”成立，到1985年改名“中国少数民族双语教学研究会”。1993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的语言研究室和《民族语文》联合成立“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研究中心”，突出语言在民族研究中的特殊性和独立性。这个时期先后完成了“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简志丛书”、“我国少数民族语言使用情况和文字问题调查研究”、“少数民族新文字使用总结”、“少数民族方言和空白语言研究”。
3.6外语教育
1978年教育部召开外语教育座谈会，使外语教育进入飞速发展时期。20多年中，从城市到农村、从中学到小学外语教学迅速发展。中学、大学几乎普及了英语教学。在hsk实施以前，国家就要求大学生必须通过英语水平等级考试，本科必须达到4级。在大学的专业外语教育中，以英语为主，俄语、日语、德语、法语、越南语等30多种对中国重要的语言也没有忽视。由于各种升学考试和职称晋升都要求考外语，也促进了知识阶层人员的业余外语教育。
3.7语言方面的高等教育
1977年恢复高等教育入学考试制度。与语言有关的汉族语言文学、少数民族语言文学、外国语言文学等专业在高等教育本科、专科开设中国语言课程。其中“现代汉语”课程比较普遍，“古代汉语”课程在中国语言文学系统比较普遍，“语言学概论”课程在本科层次比较普遍。
几乎同时，语言学方面的研究生招生也迅速发展。根据笔者初步统计，2000年全国在中国语言文学学科中，“语言”（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专业的博士生、硕士生招生单位分别有7个、28个；“汉语”（汉语言文字学）专业的博士生、硕士生招生单位分别有21个、58个；“民语”（少数民族语言文学专业）专业语言方向的博士生、硕士生招生单位分别有2个、8个。
3.8语言理论的重视和研究
这个时期在语言理论研究方面继续发展，人们对语言理论的作用在认识上逐渐提高，在20世纪结束的时候进入高潮。
1980年教育部确定把“语言学概论”作为高校必修课程。20世纪末期中国把“现代汉语”和“古代汉语”两个二级学科合并成“汉语言文字学”，增加“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学科。1992年李行健《语言研究的现实呼唤语言理论的创新和发展》(《语文研究》第3期)等文章强调语言理论建设的迫切意义。
1994年伍铁平强调“语言学是一门领先的科学”（见《语言学是一门领先的科学》，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
1995年何九盈说“轻视理论的倾向，至今仍然有极大的市场，这是值得担心的。”（见《中国古代语言学史》第422页，广东教育出版社）。
1999年许嘉璐《面对新世纪的我国语言学》（《中国语文》第5期）说现代社会的急剧发展“正是语言学发挥作用的时刻，也是语言学家观察语言变化，从应用中发现语言理论努力方向的大好机会”，除了继续加强语言本体研究以外，“还需要在语言理论、语言学研究方法和语言应用研究等方面取得长足的进步”。
1999年江蓝生《开拓新世纪的语言学》（《中国语文》第5期）说：“我觉得面对21世纪的中国语言学研究应该增强理论意识，要对以往的研究成果进行理论上的总结和提炼”，“同时在业内大力提倡语言理论修养的提高”，“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学问”。
1999年彭泽润《素质教育和“语言学概论”的学科建设》（《语文建设》第2期），2000年徐越《对“语言学概论”教学的再认识》（《杭州师范学院学报》第2期），发扬1958年到1959年《中国语文》关于“语言学概论教学改革”的讨论精神，强调在大学专科、本科、研究生教育中重视语言理论的普及和教育，加强语言理论研究。从1994年到2000年湖南师范大学彭泽润主持编辑《语言理论教师通讯》(从2001年第15期开始改名《语言理论通讯》)内部刊物14期，促进了语言理论教学和研究队伍的沟通，引起许多同行专家建议成立“中国语言理论学会”。
这个时期还召开了专门的语言理论会议：1982、1985、1987年分别在广州、上海、北京召开“二市一省理论语言学学术讨论会”。1986年在湖南邵阳召开“语言理论教学语研究及同四化关系讨论会”。1987年在南昌召开“中国语言学发展方向研讨会”。
1988年在太原召开“第一届现代语言学研讨会”，持续到1998年一共召开了6届“现代语言学”学术会议。在主持组织“现代语言学”学术会议的同时，持续到1997年，上海大学余志鸿主编了《现代语言学》内部刊物38期。
从1984年到1991年，华中师范大学萧国政主编了数期《语言学通讯》内部刊物，发表研究生和青年学者的语言学思想。
这个时期开展了“语言和思维”、“语言的性质”、“语言的起源”、“汉语的亲属语言关系”、“文字和汉字性质”、“字母、字和词的关系”、“语言学的性质”、“语言研究的时间和空间观念”、“正词法和词式书写”等讨论。出版了不少理论专著,例如:陈保亚的《论语言接触与语言联盟》,语文出版社,1996年)、徐通锵的《语言论语义型语言的结构原理和研究方法》(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伍铁平的《模糊语言学》(上海教育出版社,1999年)。
3.9语言理论教材
这个时期先后出版的语言理论教材有42部。
1981年：李兆同、徐思益主编《语言学导论》（新疆人民出版社），叶蜚声、徐通锵《语言学纲要》（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3版），马学良主编《语言学概论》（华中工学院出版社，1985年修订）。
1983年：王振昆等《语言学基础》（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宋振华、刘伶《语言理论》（辽宁人民出版社）。
1984年：王振昆、谢文庆《语言学基础讲话》（南开大学出版社）、刘伶等主编《语言学概要》（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修订），戈弋、王振昆《语言学概论》（内蒙古人民出版社），戴炜栋等《简明英语语言学教程》（英语版本，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89年修订）。
1985年：张静《语言简论》（河南人民出版社），胡明扬《语言与语言学》（湖北教育出版社），戚雨村主编《语言学引论》（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1986年：陈长茂《基础语言学》（河南大学出版社）。
1987年：王德春《语言学教程(语言学概论)》（山东教育出版社，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7年修订），郭谷兮主编《语言学教程》（陕西人民出版社）。
1988年：葛本仪主编《语言学概论》（山东大学出版社），雷友梧主编《语言理论纲要》（江西教育出版社），倪立民等《语言学概论》（浙江大学出版社），黄弗同主编《理论语言学基础》（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王刚《普通语言学基础》（湖南教育出版社）
，石安石、詹人凤《语言学概论》（高等教育出版社），胡壮麟等主编《语言学教程》（英语版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9年：徐思益《语言学简明教程》（新疆教育出版社），陈林华《语言学导论》（吉林大学出版社）。
1990年：丁金国《语言学基础》（黑龙江教育出版社），高继平、高育寒《新编语言学概论》（辽沈书社）。
1991年：孙维张、刘富华《语言学概论》（吉林大学出版社）。
1992年：叶宝奎《语言学概论》（厦门大学出版社），邢公畹《语言学概论》（语文出版社）。
1993年：伍铁平《普通语言学概要》（高等教育出版社），余志鸿、黄国营主编《语言学概论》（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刘冬冰、刘宏主编《简明语言学教程》（河南人民出版社），杨茂勋《普通语言学》（厦门大学出版社）。
1994年：岑运强主编《语言学基础理论》（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5年：彭泽润、李葆嘉主编《语言文字原理（语言理论）》（岳麓书社，中南大学出版社2000年修订），刘耀武《普通语言学教程》（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1997年：马学良、瞿蔼堂主编《普通语言学》（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王红旗《语言学概论》（青岛海洋大学出版社）。
1998年：李宇明主编《理论语言学教程》（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骆晓所主编《现代语言学理论》（云南人民出版社）。
1999年：周静、刘冬冰主编《语言学概论》（河南大学出版社）。
2000年：李宇明主编《语言学概论》（高等教育出版社），胡明扬主编《语言学概论》（语文出版社）。
这些教材许多是用专著的方式写的，没有采用集体合作编写的方式。这说明这门课程的建设本身不很成熟，缺乏集体性的专业工作队伍进行建设。另外，普遍出现与现代汉语等具体语言课程的教材内容雷同的现象，没有明确把目标定位在宏观理论上。伍铁平、余志鸿、彭泽润等分别主持编写的教材，理论性有所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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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语言文学论文范文4
【关键词】语言论文论；形式主义；新批评；话语；言语行为
【作者简介1张瑜，浙江工商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博士（后），浙江杭州300018
【中图分类号】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434（2014）01-0099-07
在进入本论题之前，有必要对“语言论文论”这个概念作一点辨析。本文将20世纪以来从文学语言人手、采用现代语言学或语言哲学理论为基础来构建的文论各派都统称为“语言论文论”，而不再采用文论界以往习惯的“形式主义文论”这个传统概念，这是有考虑的。“形式主义”术语出现很早，最初是随着俄国形式主义流派出现的一个明显带有贬义色彩的概念，随后就迅速演变为一个中性的统指20世纪上半期出现的布拉格学派、新批评和结构主义等以语言为核心的文论各派的术语。但也正因为它出现得早，无法预料也不能概括20世纪中后期出现的许多以语言为核心的文论的丰富特色，站在今天立场上考察整个20世纪这类文论的发展脉络和情况时，再使用“形式主义文论”这个范畴就显得捉襟见肘了，其局限性也更加明显。实际上，20世纪采用语言论为基础发展起来的文论各派不仅贯穿了整个世纪，而且呈现了极为丰富和复杂的特色，它们无论在研究内容，还是理论基础。甚至在发展的地域上，都存在着诸多重大的差别，形式主义只是这类文论中的一条发展路径，以此来概括整个20世纪波澜壮阔的语言文论的发展，就会以偏概全，忽视语言论文论在发展中呈现出的丰富特色和本身内部的发展变化。从这个角度看，采用“语言论文论”概念替代“形式主义文论”概念要更为准确和全面，它不仅能准确概括这类文论都是从语言研究人手发展起来的特征，而且也能最大限度地容纳各类具有不同语言学或语言哲学为基础的文学理论特征。我们用什么理论观点和概念去驾驭和审视西方20世纪名目繁多、错综复杂的各种语言流派和学说，是研究当代西方文论的一个关键问题。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好，我们就很难准确地理解和把握西方语言论文论发展的全貌并揭示其内在本质。由于国内学界对此问题分辨关注得不多，往往以偏概全，张冠李戴，甚至有人由此认为语言论研究已经过时，再没有发展的空间和方向，这些都将影响到当代文论的建设与发展。
本文拟从采用“语言论文论”概念人手，试图勾勒出20世纪西方语言论文论发展的整体格局和版图，力图从新的视角重新审视和把握20世纪语言论文论的发展和变化规律。本文认为，虽然20世纪语言论文论诸家在各自的研究侧重点和内容上存在着各自的不同，但仍然可以总结出i条规律性的发展路径，即形式、系统路径，象征、语义路径和实践、行为路径，它们分别体现出语形、语义和语用三个视角，并体现出20世纪语言论文论从符号系统到实践行为的发展趋势，它们共同构建了20世纪西方语言论文论的版图。
一、形式、系统路径
语言论文论第一条发展路径是俄国形式主义一布拉格学派一结构主义一解构主义，前三者即国内学界通常认为的“形式主义文论”思潮。把它们联系在一起，不仅是因为它们都是发生在欧陆的文论流派，更主要的是因为在它们各自所受的多种理论来源的影响中，索绪尔的语言学理论是一条主线，因而在它们各自的文论研究中，在其诗学的主要原则和精神上呈现出大致相同的特征。
索绪尔的语言学理论开创了结构主义语言学，在20世纪初促成了现代语言学领域中的革命，对现代思想和人文社会等多种学科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就文学研究领域而言，受索绪尔的语言学理论影响最重要的在于两个方面：其一是语言是一个独立自主的符号系统的观点，索绪尔最具革命性的看法在于他指出语言符号与实在世界的所指物之间不存在自然决定的关系，而是一种人为的“任意性”关系，语言符号的意义来自其系统内部符号之间的关系和差异，由此动摇了语言符号与外界的自然对应的联系，索绪尔的语言学使语言系统内部语言符号与符号之间的关系成为最为关注的重点，这一点对20世纪欧陆形式主义文学研究的影响是决定性的，从俄国形式主义到结构主义甚至解构主义，都排斥文学文本与外部世界之间的“反映”和“表现”特征，强调转向文学文本内部语言符号的研究：其二是索绪尔的语言学理论在方法论上采用了差异的方法，建立了一系列二元对立的概念和命题。最著名的有四对范畴，即语言符号的能指和所指、语言和言语、共时性和历时性、横向组合关系和纵向聚合关系。这些范畴有的不仅直接被吸收到文学理论中，而且更主要的是其显示的方法论对语言论文论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例如早期的语言论文论的出发点都建立在一个基本命题即日常语言与文学语言的关系上，这个命题正是采用差异方法建立的。
被伊格尔顿确定为20世纪文学理论变化开端的俄国形式主义，是最早在诗学领域发现和采用索绪尔革命性的语言学理论的，维塞高度评价说：“他们敏捷地承认并且抓住了索绪尔在符号学上的贡献，表明了（俄国）形式主义者对当代智力动向的变更保持了怎样一种警觉的态度。比较而言，索绪尔的结构语言学也只是在六十年代初期，才开始在法国文学研究中广泛地体现出来，而他的著作的英文版在1959年之前尚不可得。”俄国形式主义能做到这一点，是因为其分支之一的莫斯科语言小组成员基本上都是语言学家，这一背景使他们能够迅速注意到索绪尔语言理论。俄国形式主义在文学研究领域中的一些重要贡献明显受到索绪尔的影响。例如索绪尔把语言重点由历时性转为共时性，并提出语言是独立的符号系统观点，实际上是把语言看作与外部世界并列的一种实体，这直接启发了俄国形式主义对文学语言及其结构的研究，以及使文学研究变成一门独立科学的追求。他们主张“文学科学”要研究文学的内部规律，什克洛夫斯基在以工厂的生产来比喻文学理论的任务时就宣称，“我感兴趣的不是世界棉纱市场的行情”，“而只是棉纱的支数和纺织方法”：而雅各布森提出的著名的“文学性”概念同样强调对文学作品内部构造和形式的研究，他曾讽刺性地把文学史家比作一名警察，把其他学科的材料拼凑为文学研究对象。这些反对外部研究的观点明显有索绪尔语言学理论的影子。此外，俄国形式主义在进行文学研究时，其出发点一开始就在文学语言和（日常）实用语言之间划了一个界线。这一对后世影响深远的思路明显受到索绪尔的差异方法影响，俄国形式主义认为文学语言是不同于日常语言的，是独特的，著名的“陌生化”概念就是探讨两者不同的产物。
布拉格学派与俄国形式主义无论在人员上，还是理论上都有着直接的延续关系。从文学理论上看，布拉格学派文论更系统地重述了俄国形式主义的理论，也更为自觉地采用索绪尔的语言学理论来对形式主义进行综合，更为重视对系统、结构和功能的研究，“并在一个重要的方面发展了形式主义，这就是：他们把形式主义理论摆进了符号论或符号学的框架”。这使它们在某些意义上超越了俄国形式主义的视野，不仅仅把文学作品只看作是语言构成，只强调语言形式的研究，而是将文学符号与人类生活语境联系起来，这在一定程度上将情感和意识形态内容可以作为文学作品的结构组成部分而成为研究的对象，扩大了语言形式的范围。布拉格学派注重对诗歌语言的研究，其独特的贡献尤其体现在开辟了诗歌语言的音位学研究。所谓音位，即语言的能指，布拉格学派从关系、功能与价值角度研究语言内部词形变化与声音选择的复杂关系，这对雅各布森的影响极大，他本人也十分关注音位学的研究。1941年，法国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在美国纽约正是受到雅各布森的影响，率先把音位学运用到人类学研究中，并认为“音位学能为所有的人类科学提供方法论基础”，由此掀起了法国结构主义思潮。
“结构主义”这一术语是雅各布森在1929年为避讳“形式主义”这个明显带有贬义的名称提出的。结构其实是形式的另一个代名词，由此也可以看出它与俄国形式主义和布拉格学派的继承关系，布洛克曼就把彼得堡、莫斯科与布拉格视为结构主义的前二站。法国结构主义涵盖多个学科的各个领域，但它们都以索绪尔的语言学理论为基础，法国结构主义对索绪尔的语言学理论的运用可谓达到极致，几乎所有索绪尔提出的概念和原则都被结构主义扩展运用到包括文论在内的许多人文和社会学科，由此确立了以结构主义语言学模式去研究各种社会文化现象的霸主地位。结构主义把对语言及文化系统的内部结构和关系作为一切学科和现象研究的对象，对结构主义者而言，语言模式处于绝对的支配地位，社会文化以及人的思想都是符合类似语言的结构，而结构主义的研究任务和目的就是探讨决定这一般系统含义的结构、规则或“语法”。就文学研究而言，结构主义文论就是以第一符号系统的语言为中介来研究作为次一符号系统的文学，由此使用语言学概念和范畴分析文学文本成为主要模式。结构主义文论尤以叙事学、符号学研究最为著名，它认为一切叙述背后都有一个结构或模式在起作用。罗兰・巴特、格雷马斯、热奈特、托多罗夫等人对叙事结构的分析，目的就是探寻一个普遍有效的文学恒定的模式、深层结构。法国结构主义文论可以说是对俄国形式主义和布拉格学派直接发展和集大成者。结构主义文论把文学视为一个系统或结构，认为文学系统具有内在性，是能够自我生成、自我调节、自我参照的整体，完全排除了作者与外界的影响，这些特点都与形式主义特征一脉相承，都沉溺于、集中于符号与符号之间的关系，都坚决地排斥语言符号与外界的指称联系。
结构主义在20世纪60年代达到顶峰之后，从其内部孕育出了后结构主义的反叛思潮。后结构主义相当复杂，有向内与向外两个方向的发展，其向内的德里达一系，对美国文论界影响巨大，被称为“解构主义”，并在七八十年代的耶鲁大学形成了以保尔・德曼为代表的美国解构主义批评学派。虽然德里达出于反形而上学的立场对索绪尔的批评十分尖锐，但是，应该看到，德里达为代表的解构主义在许多方面仍然遵循着索绪尔语言学规定的主要原则，即强调语言系统的自足性，排斥其与外界的联系。“解构活动并不触动外部结构，只有居住在这种结构中，解构活动才是可能的、有效的；也只有居住在这种结构中，解构活动才有的放矢。”德里达十分欣赏索绪尔就能指与所指关系提出的任意性原则和语言系统内部的差异性原则，认为索绪尔已经踏上了解构主义的道路。但他认为，索绪尔的“解构”并不彻底，他没有彻底切断词与物的联系，仍然囿于在场形而上学的束缚，没有把差异这一原则扩大到所指与能指的纵向关系中。德里达认为，语言活动永远达不到语言之外的“物”，即能指不再能涉及到超越它自身之外的实体、事物和思想，它只能涉及到其他能指。由此，德里达提出了他的著名的反形而上学命题――“文本之外一无所有”，这个命题的含义不是否定外在客观世界的存在，而是强调文本的语言世界是自指性的，它不是外部非语言世界的再现，不指向文本之外，所以在耶鲁学派提倡的“修辞性阅读”即解构主义批评中。注重的是对文学文本内部差异和矛盾的寻找，认为文学文本的意义实质是一场不断延异、无法确定的游戏。这一强调文本语言的自指性，排斥语言符号与外部世界联系的主要原则与结构主义、俄国形式主义及布拉格学派所遵循的根本原则是一致的。所以解构主义批评是可以归为形式路径的。
综上所述，20世纪欧洲大陆的语言论文论，从俄国形式主义到布拉格学派，再到结构主义和解构主义，其理论资源主要都遵循了索绪尔语言学理论，都共同强调文学语言符号的自指性，把文学视为一个自足的系统，认为文学意义不是来自外部世界，而是来自系统内部的结构，因此走的是一条形式发展路径。欧陆语言学文论的优点在于对文学语言的内部系统特征做了许多开创性和极富有成效工作，使人们对文学语言本身的自指性有了鲜明的认识，但是其缺陷也很明显，即切断了语言符号与外界的联系，使文学与现实割裂开来。
二、象征、语义路径
语言论文论第二条发展路径是英美新批评。英美新批评是语言论文论中最容易被误读的一个流派，长期以来一直被文论界归为形式主义文论行列。事实上，尽管新批评与形式主义有一些共同点。例如都以文学语言和文本为中心，都反对以作家或读者的意图来解读文本，都致力从语言人手力图建立一门“文学科学”等，但新批评与形式主义存在着极为重大的区别，这不仅体现在两者的理论渊源深上，而且也体现在两者在语言论文论的旨趣和特征上。
在理论渊源上，新批评的语言学的理论资源主要不是来自索绪尔的结构主义语言学，由于语言的隔阂和地域的差异，更重要的是欧陆与英美文化上的差异。索绪尔的理论没有对20世纪早期的英美学界产生重要影响。直到20世纪六七十年代，索绪尔及受其影响形成的欧洲形式主义文论才真正被介绍到英美批评界并产生重要影响，在此之前，新批评则已主宰了英美批评领域达半个世纪之久。新批评的语言学渊源主要来自英国本土的带有经验主义色彩的瑞恰慈的语义学理论。瑞恰慈和艾略特是英美新批评公认的先驱，就语言论文论而言，作为大学教授的瑞恰慈在语言理论上的贡献要更为系统，对新批评的影响要更大和更直接，所以兰色姆在《新批评》第一章里开门见山地指出：“论述新批评必须从瑞恰慈先生谈起。新批评可谓滥觞于他。”用艾略特的话而言，新批评实际上起源于“瑞恰慈教授的课堂方法”。在20年代，瑞恰慈在剑桥等课堂上致力于“讨论如何研究、欣赏、评判诗”的工作，由此开创了微观语义学的批评方法。受英美经验论的文化熏陶，瑞恰慈重视的是对语言意义问题的研究，而非系统抽象的层面，他与奥登合著的《意义的意义》一书有批评索绪尔理论的地方，不满之处正在于索绪尔理论的抽象性与经验论相抵牾。美国学者詹姆逊在1972年出版的《语言的牢笼》一书中曾对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与瑞恰慈和奥登的《意义的意义》作过详细的比较，以显示出英美传统特色与欧陆的差异。他指出，“前者（指瑞恰慈和奥登）是语义学家，他们把词当作象征来研究，而后者（指索绪尔）则坚持把语言界定为符号系统”。他解释了“英美用的那个术语，即‘象征’这个词，总想把我们的注意力引向词和它们所表示的东西或者是现实世界中的对应物之间的关系。的确，‘象征’这个词本身就意味着词语物之间的关系根本不是任意的，在最初把它们联系起来的时候是有一种基本的对应关系。从这一观点出发，语言研究的根本任务自然是逐句地，一对一地寻找对应物，是从语言中清除所有非指称的词和纯文字建构”。由此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明显的差别，即瑞恰慈的语义学理论没有像索绪尔那样切断语言与外部的关联，他们仍然认为语言的唯一目的（至少是首要目的）是象征或表征外部事实。这一特点明显影响到英美新批评的观点。
瑞恰慈把语言区分为两种功能――“符号功能”和“情感功能”，诗歌是对语言情感功能最典型的使用。这里瑞恰慈已经明显带有从语用视角因素来分析的意思了。瑞恰慈认为文学语言与科学语言大异其趣，科学语言在于“实证”，尽可能做到表述准确、意义单一，没有歧义。而文学语言则主要用来表达情感，是一种无法证实的虚构陈述，即“伪陈述”，它依赖暗示、暗指、联想、想象等丰富细微的意义来表现一种艺术真实。因此，瑞恰慈十分重视对文学语言的多义性和含混性，即“复义”问题的探讨。这对他的学生燕卜逊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燕卜逊剔除了瑞恰慈文学理论中的大量心理学成分，运用语义学方法对250余个诗节的英文诗作了细读，写出的《朦胧的七种类型》在1930年问世后，引起强烈反响。这可以说是英美新批评派的第一部著作，开创了文本分析和“细读”的先河。美国新批评派的形成很大程度上就是受到燕卜逊的启发，并沿着燕卜逊的线索找到瑞恰慈的语义学理论，美国新批评运用的文本分析方法也主要来自瑞恰慈和燕卜逊，美国新批评派对悖论、反讽、张力和文本有机体等概念和理论的探讨也都与瑞恰慈和燕卜逊一脉相承。
英美新批评的源头在英国，主体则是以兰色姆师生为中心形成的美国南方批评派。新批评以文本为中心追求建立一门文学批评的科学，因而它反对在批评中融入作者和读者的主观意图，威姆萨特和比尔兹利的《意图谬见》和《感受谬见》就体现了这一原则。但是需要指出的是，排斥作者和读者主观意图的介入并不是切断文学与外界的关系，它只是切断文学与作者和读者的联系，这一点往往被人们忽视，将新批评与形式主义混淆起来。应该指出，新批评在重视文学语言分析，排除作者、读者主观意图等方面与欧洲形式主义批评有相通之处，但是新批评与之不同的最重要的一点是，在探索文学作品意义的时候，没有切断与外部世界的联系，它始终带有经验主义的特征。新批评的主将兰色姆的“本体论批评”也是最被误读的理论之一。许多人望文生义，把“本体”理解为文学文本本身，这也是新批评往往被文论界误读为类似形式主义的文本自足的原因之一。事实上，本体论是西方哲学的术语，是对存在的研究，但兰色姆的“本体论”已带有现代存在论的色彩，它不是指西方传统哲学中那个最高的抽象概念。而是如韦勒克精确指出的那样，“在兰色姆的论述中，‘本体论’往往用于表示对客观现实关注的同义词”。也就说，兰色姆的“本体论”是外部现实生活的代名词。兰色姆的理论是从文本角度区分诗（文学）与散文（非文学）的差异，兰色姆认为“诗歌作为话语的差异是本体论上的差异，它处理的是存在的条理，一种客观性的层次，这些东西是无法用科学话语来处理的”，兰色姆并没有像形式主义那样，局限于语言和形式内部去探讨两种文本和话语的差异，而是联系到外部世界来说明的，“这并非不可思议。我们生活在这样一种世界，它必须与我们在科学论文中所处理的那一世界，或种种世界（因为确有许多这样的世界）区别开来。这种种世界只是我们这一世界的简化的、经过删削、易于处理的形式。诗歌旨在复原我们通过自己的感觉和记忆散乱地了解的那个复杂难制的本源世界，就此而言，诗是一种根本地或本体地独特的知识”。显然，兰色姆是联系外部世界来说明文学的特异性的，其根据就在从英美经验主义语义学作出的。可以看出，新批评仍然强调文学对外部世界的认识和反映作用，所以，韦勒克把兰色姆的“本体论批评”称为是古老的模仿论的翻版。韦勒克这个看法虽有一定的道理，但是仍忽略了新批评与传统模仿论的区别，传统模仿论把语言只看作手段，意义达到外部世界，手段就失去了作用。而新批评不同，新批评不把语言视为手段，而视为中心，因此，语词的朦胧、含混意义诚然象征了外部、混乱和矛盾的复杂的现代世界，但正是依靠语词的意义，我们才认识了这个光怪陆离的生活世界。在这里，语言已经初步具有了构建外部世界的含义，这是新批评超越模仿论的地方。
总之，英美新批评与欧洲形式主义的语言论文论是有重要区别的，其根源实际上是语言观的区别，即索绪尔的结构主义语言学理论与英美经验主义语义学理论的差异，新批评没有像形式主义一样只局限于语言内部系统的研究，而是始终不放弃语词与外部世界的意义联系，这就使新批评的立场和文学理论与欧洲形式主义文论存在本质的差别。
三、实践、行为路径
语言论文论发展的第三条路经是20世纪中后期在欧美逐步兴起的以“话语”和“言语行为”为理论基础形成的一系列文论派别，其语言论基础来源复杂，资源众多，主要代表有巴赫金的超语言学理论、后结构主义的话语理论和英美言语行为理论等，它们都体现出一个共同的趋向和特征，即强调以现实生活中使用的语言为研究对象，侧重从语用的角度进行研究，其核心观点可以概括为“语言是一种实践或行为”，显然，不同于索绪尔提出的“语言是一个独立的符号系统”和英美经验主义认为的“语言是一种意义实体”的观点，这类语言论旨在恢复和重建语言与外部人类生活世界的广泛联系，体现了鲜明的回归现实生活“向外转”的趋向。由于切人视角不同，它们在主要内容方面都存在各自鲜明的特征，呈现出语言与生活世界复杂而丰富的联系。
巴赫金是最早提出并在文学研究领域运用话语概念的文论家，但是由于他早年命运曲折多桀，生前几乎藉藉无名，他的理论贡献一直被淹没。直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才被学界发现，并被介绍到西方，引起了轰动，成为20世纪最有影响的俄苏思想家之一。巴赫金思想深邃，才华出众，在人文学科各个领域均有重要建树，他的文学理论是建立在他独有的语言哲学――“超语言学”理论基础上的。“超语言学”理论主要是针对20世纪早期俄苏语言学界流行的语言流派和文艺界当时盛行的俄国形式主义提出的。巴赫金认为真正的语言是现实中使用的语言，是人们交往中使用的语言，即“活的语言”，也就是话语，它是“活”生生的，具有丰富的变异性和具体多样性。他的超语言学理论就是以话语为研究对象的，这与索绪尔和形式主义路径完全相反。巴赫金批评索绪尔抽象封闭的语言学研究，指出他把生动的语言变成抽象的概念系统，在巴赫金看来，人类语言活动的真正中心不是语言体系，而是现实生活中具体的话语。并且巴赫金认为语言的本质在于交往对话，“对话交际才是语言生命的真正所在之处”。巴赫金不仅指出了话语的最重要的特征就是“对话性”，而且坚持从社会学观点出发研究语言，把语言看成是一个充满意识形态的载体，认为语言具有意识形态性，并辩证地阐释了语言符号与意识形态不可分离的复杂关系。巴赫金把超语言学理论运用到文学研究中，取得了许多具有独创性的理论成果，提出了“复调”、“狂欢化”等重要成果，其在语言文论上最大的理论贡献就是把文学语言纳入到“话语”范围，这就打破了形式主义把文学语言与日常生活语言隔绝的做法，恢复文学语言、文学与人们的现实生活实践的密切关系，突破了前期语言论的封闭缺陷，给诗学打开来了一个广阔的空间，对文论界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
法国后结构主义是使“话语”概念名扬天下的理论学派。前面我们已经指出，法国后结构主义比较复杂，有向内和向外两个发展方向，话语理论即是其向外发展的主要贡献，以罗兰・巴特和福柯为代表，侧重从文化实践和社会学方面进行文化研究，他们都把话语看作是日常生活中一种活生生的活动和实践，而不是索绪尔所说的封闭抽象的符号结构和系统，并极为重视话语的建构功能。罗兰・巴特认为日常生活中许多被认为是“自然”的事物和文化，实质都是人为使用话语进行的建构和创造，是一系列文化的实践及其产物。他对日常许多通俗文化活动，如流行时装、食品、职业摔跤、汽车式样、洗涤用品的广告、法国葡萄酒、脱衣舞、旅游手册和电影明星等等都作了一系列独特解读和分析，力求揭示和解构这些日常“神话”背后“自然”的伪装，破除这些文化现象的“神秘感”，开创了西方“文化研究”的先河。20世纪90年代西方兴起的“文化研究”中，话语实践和分析是其主要的运用工具。
而福柯更是视历史为话语的构造，深入到文化史、知识学、社会学史的深处进行“知识考古学”研究。他指出“疯癫”、“性”等概念和事物都是话语构建的产物，“是由一系列社会实践、调查、言论和书面文字――也就是‘话语’，或者‘话语实践’制造出来的”。显然，福柯的“话语”概念重视的也是其构建功能。此外，福柯还独特地指出话语与权力有密切的共生关系，权力制约着话语，话语反过来也巩固权力。福柯通过对话语的谱系学研究指出，任何时代的任何话语都不是个人的创造和想象的结果，也不是自然而然延续的结果，而是权力的产物。权力通过一系列复杂的程序和隐蔽的手段控制、选择、组织和传播作为话语形式的知识，它决定了知识真假之分和正确错误之别。也决定了我们可以说什么和不可以说什么。福柯不仅揭示了话语受权力运作控制特征，而且对西方文化中权力话语的发展演变作了深入的历史考察，总结概括了任何社会对话语生产和流通的控制方式、组织原则和构成规则，对话语理论作出了独到的贡献。福柯本人虽没有严格意义上的美学和文艺学著作，但是他的话语理论对文学研究影响巨大。20世纪后期兴起的新历史主义、女权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等批评流派都从中获得重大理论资源。
言语行为理论是20世纪中期由英国日常语言学派哲学家奥斯汀提出，后经美国哲学家塞尔、格莱斯等人发展形成的一种语言哲学理论，其独特视角是从人的行为角度对语言进行考察。言语行为理论最有价值和最为革命的贡献是发现和提出了语言在日常使用中具有一种“做事”的功能，并强调指出语言的首要功能不是传统认为的反映和描述功能，而是这种“施为性”功能，由此言语行为论把说与做、言与行统一起来，提出“言就是行”、“说话就是做事”的新思想。言语行为理论实质是一种语言实践论，它认为语言从本质上说就是人类的一种特殊的交往实践行为，这一看法同样突破了纯语言学的范围，将其扩展到人的行为这个更为广阔的背景中加以考察，为语言研究开辟了广阔的前景。言语行为理论一面世就引起普遍关注，它不仅在语言哲学、语言学领域迅速产生重大影响，而且也逐步被广泛运用到人类学、心理学、法律、文学理论和批评等人文学科领域中。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言语行为理论就被英美批评界运用于文学研究领域。形成了文学言语行为理论。文学言语行为理论最初是以一种挑战或矫正形式主义缺陷的面貌出现的，它批判前期语言论文论封闭的缺陷，称形式主义的语言自足性理论为“诗的语言的谬误”，重新讨论了文学语言与日常语言的关系，恢复文学话语的日常交往性特征，特别关注和强调了文学的交往性性特征。80年代之后，言语行为理论吸收了解构主义的观点，保罗・德曼、希利斯・米勒、乔纳森・卡勒等批评家运用言语行为理论阐释了文学的创造性、文学阅读、文学文本对读者的说服作用、文学修辞研究等问题。文学言语行为理论把文学视为一种言语行为，它不只是对社会生活的反映和描述，更重要的是文学是一种以词做事的施为性实践活动，它能够以一种特殊使用语言的行为方式直接介入人类现实生活，参与构建和创造人类社会生活实践，直接作用于人类的社会生活。这些都表现了鲜明的“实践性”特征。
中国语言文学论文范文5
相对于现代诗歌理论的宏富和驳杂，中国现代小说理论乃至小说美学的著述则相对薄弱。
作为现代生活样式和现代社会意识催生的中国现代小说，与中国古典小说迥异之处在于叙述语言的白话化。近些年来，学界已经开始把学术视野聚焦到现代语言上来。
对于现代文学与现代汉语书面语建构的话题一直是近年来的研究热点，尤其1990年代以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表现出对文学语言本体的热切关注和持续思考。有的论著或论文探讨了中国现代作家的语言观念；有的论文则从不同层面批判地反省五四语言变革的历史局限性；有的研究成果则以作家文体实践为个案阐述作家写作与现代汉语形成、发展之间的互动关系。有的研究成果则对二十世纪的语言和文体变革进行了各自的断代史研究，显示出的文学史视野。以上丰富的研究成果在不同路径上拓宽了现当代文学的研究视域，但这些研究要么侧重探讨语言观念；要么只是考察单个作家的语言贡献及文体意识，相比之下，王一川的《汉语形象与现代性情节》则从宏阔的现代性文化语境去说明一般语言状况进而阐释文学语言状况，所谓文化语境是指影响语言变化的特定时代总体文化氛围，包括时代精神、知识范型、价值体系等，这种氛围总是产生一种特殊需要或压力，规定着一般语言的角色。王一川的《汉语形象美学引论》进一步从文化语境和文学文本的双重视野透视了中国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汉语形象，总结出八种语言形象的审美意蕴。郜元宝的《汉语别史――现代中国的语言体验》则从中国作家的文体风格和“现代小国知识分子的语言观念”进行了深入开掘。唐跃、谭学纯合著的《小说语言美学》从小说语言的观念、语言的实现途径、形象显现、情绪投射以及小说的语言格调、语言节奏等诸多方面探讨了中国现当代小说语言的美学风貌。
在这样的学术研究背景下，刘恪的《现代小说语言美学》及《中国现代小说语言史》相继出版问世，与其之前出版的《现代小说技巧讲堂》《先锋小说技巧讲堂》等著作，共同营构了中国现代小说理论的宏伟大厦。在此，我主要考察刘恪新近出版的《现代小说语言美学》和《中国现代小说语言史》这两部著作的对于中国现代小说理论的学术史贡献。
一、文学语言的分类学与百年小说语言史的描画
诚如论著的题目《中国现代小说语言史（1902-2012）》所显示出的，刘恪的该部论著分疏了从上个世纪之初到当下中国现代小说一百年的语言流变史，单看论著的题目就可以想象到刘恪的研究抱负和学术气象。中国近一百年的历史是政治大变革、文化大转型的历史，与此相呼应的是，中国现代文学也同样经历了历史上“未有之变局”，总结这一百年的小说语言历史谈何容易。这是先前的学术界未曾做过的然而又极有意义的学术工作，刘恪以一个优秀小说家对于语言的近乎天然的感受能力，在大量阅读卷帙宏富的现代小说文本的基础上，翔实而缜密地梳理了中国现代小说语言的百年流变史，填补了学术界对于该研究领域的学术空白。
在我看来，《中国现代小说语言史（1902-2012）》的学术贡献首先在于对中国百年来的小说语言进行了文学语言的分类。分类学是科学家在面对庞杂的研究对象时进行分类的方法和科学，对于文学语言的分类，之前学界只是从作家的语言个性和风格学的角度进行过卓有成效的有益探索，即便是中国传统经典文论也是从文体类型和语言风格学的视角进行探讨，陆机的《文赋》谈到了“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碑披文以相质，诔缠绵而凄怆。铭博约而温润，箴顿挫而清壮。颂优游以彬蔚，论精微而朗杨。奏平彻以闲雅，说炜晔而谲诳。”这里谈的是不同文体各自的语言风格。刘勰的《文心雕龙・体性》论述了语言风格的八体之说，曰典雅、远奥、精约、显附、繁缛、壮丽、轻靡等，也仅仅是就语言本身进行了现象的描绘。刘恪的文学语言的分类则是依照语言的产生及发展规律，从语言的功能出发，对一种文体――现代小说的语言审美特征进行了极富洞见的语言分类。
刘恪把百年来的小说语言分为乡土语言、社会革命语言、自主语言、文化心理语言等四个类别，在语言分类的基础上进而考察各类语言的历史流变。
论著用了较大篇幅考察了中国现代小说乡土语言的发生与演进，从乡土语言的起源探讨乡土语言的初期形成，饶有深意的是：刘恪又把乡土语言分为写实乡土语言和浪漫乡土语言两个类别，在对具体作家的文本分析中提升出每个类别的语言特征，比如刘恪把废名和沈从文作为浪漫乡土语言的代表作家，在细腻地分析小说文本语言的基础上自然引申出浪漫乡土语言的审美特征――诸如田园景观和浪漫牧歌、地理学风采的描绘、诗画意的有机结合、从容舒缓的语调节奏、陈述中显其韵味的语言提炼等等。当然，乡土语言并非是静止不变的铁板一块，即便是浪漫乡土语言也是如此，随着工业因素和人们生活节奏的改变，浪漫乡土语言也必然发生不同程度的变异，更何况还有革命对于乡土的渗透，使乡土语言产生了撕裂性的冲突与巨变，刘恪在论著中对此均有细致剖析和深刻论述。难能可贵的是，刘恪的语言分析方法既能进入文本，又能跳出文本，进入文本使其所有的分析和结论得以建立在坚实的语言材料的基础上，跳出文本则使其眼光和视野不仅仅局限于文本的细枝末节，从而获得了深广的学术视域和理论高点，呈现出大气磅礴、全局在胸的学术气象。刘恪对于中国现代小说语言史的梳理和分析是建立在他的小说语言现代性的理论基点上，由此基点出发，他考察所有的语言类型问题均置于意识形态维度或在现代性生活类型和动力结构的理论框架中加以理性观照。就乡土语言而论，刘恪从乡土中国的生活样态看重作为地方性知识的乡土语言，因为地方性决定了语言的独特性，地方的丰富性决定了语言的丰富性，但刘恪并没有从简单的地域决定论出发去考察乡土语言，而是从具体作家的个性气质、乃至爱好脾性、血型、受教育方式等方面探查出在共同的地方性元素中呈现出的个体语言风格的差异。譬如，论著在对早期乡土写实语言的分析中就呈露出纤毫毕现的细腻感受：“鲁迅与许钦文同乡，但两个人的乡土语言殊异，鲁迅语言阴冷，尖锐泼辣，不留情面第批判；许钦文语言却善于铺排渲染并以描写见长，内涵情致要委婉，但在鼻涕阿二那里又采用直接抒情方式。”①这种深刻细腻的具体分析在论著中随处可见，有时也会提炼成吉光片羽似的理论洞见。论著在分析沈从文乡土语言对中国现代小说语言贡献的基础上,意味深长地指出：“沈从文的乡土语言给我们提供一个深刻的启示。何为语言的文学性，何为语言的最高标准，他不必从古代的文言文、古代经典中去找，也不必向国外的经典名著去找。最高最美的语言就在我们的地方性知识中，就在我们最朴素的乡土语言中，最纯最白的朴素语言也可以创造最美丽最有效果的文学语言。”②刘恪对地方性知识的看重似乎再一次印证了“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至理名言，也透露出地方性知识对于普遍性知识的补充，普遍性知识只有充分吸纳地方性知识才会充满活力。
论著对现代小说自主语言类型的探讨也值得推许。所谓自主语言，在刘恪看来，即是语言的自主意识，或者称之为自为语言，他从语言的本体论视角指出语言是自身的主人，强调语言的主体地位。自主语言的观念一反传统的语言工具论观念，不把语言仅仅视为反映生活的工具，而是更加重视语言本身的主体性，正如汪曾祺所言：“写小说就是写语言”，“语言不只是一种形式，一种手段”，“语言是小说的本体。”当然，清理小说家重视语言的观念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如何从现代作家的创作实践中理清一条自主语言发生发展的清晰线索则尤为不易。刘恪也深刻意识到了这一点，因为近百年来的中国现代小说并未有一个自主语言的理论体系，而作家的创作实践仍沿袭了传统的语言观念，主流文学又往往难以认可自主语言的存在，即便有少数先锋作家的自主语言实验也一直处于劣势之中。正是在这种艰难的夹缝中，刘恪在论著中为我们厘清一条相对明晰的百年自主语言的发展脉络。在他看来凡是自觉追求语言主体性的意识或曰文学形式主义的自觉追寻，包括受西方唯美主义思潮影响的小说作家以及重视语言自反性的元小说叙述均可视为自主语言的写作范畴。以此作为自主语言的参照原则，刘恪把创造社的倪贻德、郁达夫、叶灵凤等作家，狮吼社的滕固、邵洵美等作家，新感觉派作家，乃至后期浪漫派的徐作为现代自主语言的代表性作家加以论列。对于共和国而言，自主语言的则是从新时期以后开始接续，1980年代以后在苏童、马原、孙甘露、格非、吕新等先锋作家的写作中大放异彩。
作为一个曾经以先锋写作崛起于文坛的作家，刘恪自身的小说创作也保持着对自主语言的创造热情，因而，对自主语言的态度偏爱有加，而对于其他语言类型尤其是社会革命语言形式保持了足够的警醒和反思态度。刘恪坚定地认为“文学语言应该是自为的，语言自身的装饰性，自身的规则和方法有一套语言运用和显示的形式技术。社会革命语言非常自觉地压制了这一切，因而社会革命语言我们又可以叫它霸权语言。”③指出社会革命语言的霸权性，刘恪并未否定社会革命语言的历史功绩，而是以辩证的理性剥离出社会革命语言自身的产生、发展、定性并经过无数现代作家的巩固规范而铸造成的一个渊源有自的久远传统，以历史的体贴与同情的态度认为作为模仿工具与媒介的语言必定要完成它的社会革命任务，并一针见血地指出其根本的致命的问题所在――中国人没有自我化，是社会革命语言的流弊所致。在这一点上，刘恪所坚守的自主语言的立场或者说纯文学的理念既给他提供了洞察百年文学语言的独特视角，同时也限制了他。保尔・拉法格在论述大革命前后的法国语言时，他的观念值得我们借鉴，他指出“语言在十八世纪已经渐起变化：它失去贵族的礼貌，借以获得资产阶级的民主姿态；有些文学家不顾学院的愤怒，从街道上和市肆中的语言里，开始借来了单词和词组。这种演变势必是逐渐地进行的，如果革命不给它一种加速前进的步调，并且把它带到比当时形势需要所指定的目标更远的地方去。语言的改造和资产阶极的演变是齐头并进的；要寻找语言现象的理由，有必要认识和了解社会和政治的现象，语言现象无非是社会和政治现象的结果。”④在我看来，中国人没有自我化，与其说是社会革命语言所致，还不如说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反反复复的社会革命的现实生活所致，因为语言才是社会和政治的结果，而非原因。事实上，如果从语言生态学的立场观之，每一种范型的文学语言都有其自身的文学审美价值，只有在异彩纷呈的多种语言类型的写作实践中，语言才能不断焕发出其自身的风韵与活力，这也正如自然生态一样。
当然，我们不必过分苛求研究者，有语言的分类，就必然蕴含了研究者的语言价值立场。正如刘恪极为看重自主语言一样也非常认同作为乡土语言的地方语言，这是他一贯秉持的根深蒂固的文学语言观念使然。他认为文学语言是一种纯粹形式的王国，并非客观现实的模仿，源于此，他对社会革命语言的保留态度也就容易理解了。
刘恪以如椽的巨笔为我们勾勒出了百年来中国现代小说语言的历史风貌和文本语言范型，以跨学科的宏阔视野深入系统地阐释了每一种语言类型的发生、发展及演变的历史轨迹。这一气势庞大的学术工程，不但得益于他对西方大量语言学论著的精心研读，也受益于他对文学语言的近乎天赋般的细腻的感受能力，更得益于他在研究当中所采用的语言分类原则。多年以前，加拿大著名的文学批评家弗莱评价亚里士多德的一段话同样可以用来评价刘恪的《语言史》这部著作：“我认为，亚里斯多德所谓的诗学，便是指一种其原理适用于整个文学，又能说明批评过程中各种可靠类型的批评理论。在我看来，亚里斯多德就像一名生物学家解释生物体系那样解释着诗歌，从中辨认出它的类和种，系统地阐述文学经验的主要规律。”⑤刘恪何尝不是像一名生物学家解释生物体系那样解释着语言，从中辨认出它的类和种，系统地阐述文学语言的主要规律？
不要小觑分类在学术研究中的方法论意义，刘恪的小说语言分类不仅仅只是梳理一个小说发展史的问题，也是一个对我们民族语言、文体语言重新认识，进而创造新的语言类型与语言方式关乎未来语言发展的重大问题。刘恪极为看重分类学的意义，他摒弃了传统分类学只是对庞大的知识系统进行分类检索的工具论功能，利用结构主义的思维方法，对语言学的结构内部不断分类细化，借以确定其在结构内部的各种位置和职能，分类不但是一种学术研究的原则和方法，分类本身即是一种思维方式，是认识事物的终极的奥秘所在。
然而，分类的优长在于此，分类的问题也源于此。乡土语言、社会革命语言、自主语言、文化心理语言这四种语言之间并非泾渭分明、迥然有别，可能是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的相互交叉勾连。就拿乡土语言一脉而论，其间何不蕴藏、积淀着传统中国农村、民众的文化心理？即便是看起来显得单向度的社会革命语言而论，其中仍潜隐者极为丰厚的文化心理内涵。刘恪本人也意识到了分类可能会带来的问题，但不去分类就不能进入语言的内部与核心进行探讨，谈论语言现象总不能笼统地说语言的特征准确、鲜明、生动，这也是一个不得已的折衷的办法。事实上，在具体的论述中不可避免地遭遇到文本语言类型之间的交叉与互渗。比如，鲁迅的《阿Q正传》曾作为乡土语言类型的典型文本，在我看来，《阿Q正传》也呈现出社会革命语言的特色。语言类型的划分也只是学术研究的权宜之计，任何一个优秀的经典小说文本，可能蕴藏着丰厚的语言资源和语言类型，呈现出众声喧哗的多种语言景观。
二、跨越学科边界与
现代小说美学的多维透视
与《中国现代小说语言史》可以对照阅读的，是刘恪的《现代小说语言美学》，二者几乎同时完成出版。如果说前者是以史家的目光打量着现代小说的语言类型和各类的流变历程，那么后者则是以语言学家及美学家的气度审视着现代小说语言的本体并加以理性的分析和美学的观照。前者表现出论者出入历史的大开大合，后者表现了论者对于小说语言本体的深邃思考。相对于其他研究，语言美学具有多学科交叉的边缘科学的性质。对此探讨会涉及到语言学、美学、哲学、社会学、文学、心理学、等多种学科知识，尤其是专门的语言学知识，因为语言美学是以语言为对象的。研究语言中的美学问题，必然会碰到语言学中的音韵问题、词汇问题、语法问题和修辞问题，所以语言美学与语言学的关系也至为密切。只有深刻地理解了语言中的音韵、词汇、语法、修辞等理论问题，才能进一步科学地探讨语言的美学问题。
刘恪在《现代小说语言美学》的写作过程中，首先要解决的是对现代小说语言本质的深入探讨，而语言本质的探讨不但需要广博的语言学知识，更需要精深的语言哲学的思考。在论述中，刘恪从中国古代先秦哲人的名与言、公孙龙的白马非马辨到墨子的名学，从西方的现代语言学大家索绪尔到美国结构主义语言学派的主流布龙菲尔德，从美国的描写语言学派到布拉格语言学派，从萨丕尔的语言决定论到乔姆斯基的转换生成语法，乃至哲学家罗素与维特根斯坦等均有涉猎。相对于西方的语言学研究，中国现代语言学的理论显得有些滞后，因为西方思想文化界曾经出现过一次较大的语言哲学转向，中国的语言学研究大都沿袭了西方语言的思路，《马氏文通》可谓是开启端倪之作。刘恪借鉴西方语言哲学的有益资源，并非亦步亦趋跟随者西哲的步伐，而是在汲取其合理的思想内核的基础上，建构起属于中国现代小说独有的语言美学。刘恪的探讨当然是文学语言的美学，而非日常生活语言的美学。就我本人的视野所及，学界曾有人专著讨论过文学语言学⑥，把文学语言的类型分为叙事性文学语言、抒情性文学语言及影视性文学语言，从文学语言的节奏美、造型美及色彩美探讨了语言的形式美，对文学语言的表层特征及深层特征作了富有层次的分析。相比之下，刘恪的《现代小说语言美学》则在跨越多种学科的边界中对现代小说美学进行了深入系统的多维探索和立体透视，其系统性、精深度、完备性、细腻性均是之前的其他研究者的相关论著难以企及的。
称其系统和完备，是因为该论著从现代小说语言的性质和形式到语言的文化建构及无意识结构，从现代小说的语体、情感到语感、语式，乃至细微的语调和语象均一一论述，“几乎包括了小说语言形式的全部命题”⑦，可以称得上是一幅探索现代小说美学的全息图像。比如，对于语调的探讨，之前很少有研究者加以论述。近些年来，我自己也一直关注现当代文学语言问题，我天真地认为：只有在实际的日常对话中才能感受到语言的调子，诸如声音的长短、强弱、高低、缓急等属于“声音的诗学”。具体到小说语言中，如何才能真切地感受到语调呢？这是我们之前的文学阅读中常常忽视、习焉不察的语言现象。在此，刘恪单独专章探讨，把它提升到小说语言美学的高度加以观照，仅此一点就填补了现代小说语言美学的理论空白。刘恪指出分析语调类型是进入人类情感变化、心理状态、寻找人的意义的一个象征性方法，每一个作者都会有一个特定的说话语调。他把语调结构条分缕析为声音、停顿、音调、重音、速度、语感、情绪、节奏、韵味、调式、色彩、句式、修辞十三个方面，对语调的分析可谓达到了抽丝剥茧的地步，论著层层深入，细腻而具体。他对句法与语调关系的探讨尤为值得珍视，他认为讲述式以短句为主，口语感强，富有民族特色，呈现式突出自我感觉，多用长句，欧化特征显著。即便同样运用讲述式，不同作家的叙述语调也判然有别。因为语调是关乎作家和文本的双重现实，对作家而言含有情感与价值态度，对于文本而言是修辞功能带来的效果。本来是一个非常抽象的“语调”美学概念，经过刘恪的分类及多角度透视，加之结合具体的文本语言的实例深入阐释，使我们得以领略到小说语言在语调上的美学特征。
对于语感的讨论也新意颇多。语感是一个人人能够感受到但又难以捕捉的语言美学命题。中国传统文论中没有语感一词，西方文学辞典中也少有阐释。刘恪把语感提高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甚至把它作为品评文学性的一个主要标准。所谓语感，刘恪认为是一个人对艺术语言的特别的敏感能力，是以一种艺术感觉能力去遣词造句和谋篇布局的基本手段。语感不但针对文本中的材料、故事、人物、结构等许多细小的因素，也指向文本世界里的一种艺术直觉的敏感。刘恪从感觉的功能出发阐明了视觉、听觉、嗅觉、触觉、味觉等多种语感类型。仅就味觉语言类型而论，刘恪在论著中从《尚书・洪范》中五行与五味的对应谈到基本气味与混合味的搭配组合，从舌头生理学谈到气味社会学，从明末专论香味的皇皇巨著《香乘》到自己创作的气味感觉小说《卡布奇诺》，刘恪对味觉语言的考察可谓是淋漓尽致。至今为止，还没有见到学界能够对于抽象的语感的讨论达到如此细腻和具体的程度。在刘恪看来，气味最具人的本性，通过个性对气味的依赖性可以洞察到人性的幽微之处。这就是刘恪的眼光，能从常人忽略的地方探查到与语言美学紧密关联的重大关节点。
三、“体验”的理论原创性与精细的
语言文本分析的有机统一
我在此提出刘恪小说理论的“体验的原创性”概念，主要基于刘恪的小说理论和小说美学来源于自身的小说创作的语言实践以及自身的生命体验与直觉的有机结合。谈到此，我们就会明白刘恪何以在他的小说美学的建构中那么强调作家的感觉和语感问题。每一个独特的生命个体都潜藏着异于他人的属于自身独有的近乎天赋般的生命密码和独特体验，可类似于刘恪称之为的“不由自主的潜感觉”⑧，这种“潜感觉”潜藏在茫昧而不自觉的每一个生命个体的深层心性结构当中。提起个体的生命感觉和直觉体验，则不免伴随着不可言说的神秘主义的诗学气息。
事实的确如此。在我看来，刘恪的小说美学理论的独特性、深邃性和细腻性均与深藏在他心理结构中的生命感觉和直觉体验有关。刘恪的理论探求尽管有对西方哲学理论和美学论著及语言学观念的广博涉猎，但与那些所谓引经据典纯粹学院化的学术著作判然有别。刘恪的理论多了一些独特的诗化体验和生命的直觉感受，是一种我所称之为的“体验的理论”。称其为“体验的理论”，意在强调其理论的生命气息和鲜活感受，以及其来源的原创性和原发性，也可称之为由内在的生命原创力生发成的小说美学理论。
论著中，刘恪总是在体验中去阐释理论和建构理论。比如，论著中谈及15岁的马赫读康德哲学著作时的生命体验，马赫在个体的阅读体验中发现了在潜意识中的观念的感觉状态，以此提升出马赫著名的“感觉的分析”的哲学命题。与马赫类似，刘恪同样在叙述了自己日常生活中突然袭来不期而遇的忧郁的感觉浪潮，每个人在生命中都有相似诸种感觉体验，但并不是每个人都能从自身的感觉体验中升华蒸馏出富有价值的理论命题。刘恪叙述自身的忧郁体验，意在阐释感觉产生于外部事物与内在心灵的结合，借此破除弥漫于学界关于感觉起源于客观还是主观的无谓争执，进而探讨对具体感觉的分析、感觉导致的特别体验以及感觉的美学效果。最有价值的莫过于刘恪通过自身的感觉去探讨语言对感觉的描摹，提升出语感的理论命题。比如刘恪谈到黑暗中听到瓷器开片时的金属簧“铮”的胀开声，并通过这种声音获得了对词语的感觉。
刘恪不但本人通过直觉体验提升出极富生命力的理论范畴，对作家语言的分析尤其是对语象的运用更体现了这一点。他特别强调直觉的敏感性，他认为从视觉、嗅觉、味觉、触觉上每一个人都会保持着本能的无意识爱好。他从自身喜欢黄昏的无意识心理说明一种语言的历史造就了无数语象，通过考察作家个性化语象达到对作家个体无意识文化心理的追寻。
当然，这种“体验的理论”并非仅仅停留于个体生命经验和直觉感受之上，而是与具体的小说文本语言相互参照、有机结合，在精细的语言文本的分析中进一步阐发理论并提升总结出理论。正如刘恪所言：“从取例看，我选取了上千个现当代的小说家的语言注解，别小看了这些选例，我尽量求全求准确，几乎每一个小说家的集子我都翻一遍。”⑨这种艰苦繁琐的近乎“竭泽而渔”的文本选例的基础性工作支撑了刘恪对现代小说美学的建构，这正是该部论著的功力所在。
正是因为有大量的小说语言文本作为有力的支撑，刘恪在论及当代小说家的语言风格时才会切中肯綮，舒缓从容，于诗意的叙述中把摸到作家语言的脉动。――“孙甘露语言风格悠扬缠绕，仿佛许多转折，语言气流中会多出停顿但韵律却很贯通流畅。格非语言一直都很流畅，但句子的停顿、转折、连接却充满了直觉因素，是一种视觉感觉的贯通方式，句子截断时意思并不说尽。”⑩论著中诸如此类的概括和分析俯拾皆是。
再如，关于文学语言的文学性问题的具体分析。刘恪不只是简单停留于对于文学性的定义上，而是紧紧围绕一些具体的典型的文本语言，层层推进，深入剖析，把原本是一个极为抽象的文学性美学问题鲜活具体地呈献给读者面前。刘恪首先考察的是一个句子的文学性是如何构成的问题，他在一个话语系统中抽样调查并分析句子的文学性，例如，他选取作家李宽定《良家妇女》中的一段话：“她很爱笑，但笑起来，声音小小的，且是低着头笑，好像是她一个人在那里想着什么，突然间想到了什么好笑的事情，忍不住好笑，就独自一个人在那里笑了。”在一般人看来，究竟这段话的文学性何在？之前许多研究者无非是从具体生动等等词汇加以界定。刘恪却别具慧心、细腻深婉地告诉我们：“例句的开首四个字便是语言学的句子构成，似乎是一个长句的纲要”，“这里的方法是一个句子扣着核心词来写，语言的文学性刚好表现在这种词汇的重复上，我们看出这种复沓手法关键是词汇在不同位置上，长短变化，不断叠加的时候又有细微的变化，这样我们便看到了一个句子的结构。”从刘恪具体而微的详尽分析中，我们不但体味到了不同作家的语言风采，也真切感受到何谓文学语言的文学性所在。
我从以上三个方面简要考察了刘恪《中国现代小说语言史》及《现代小说美学》研究特色及阅读感受，我相信这种基于作者自身的语言实践和生命直觉体验而成的带有原创性且凝聚了作者多年心血的学术力作无论是现在还是将来，都将是研究中国现代小说语言问题和美学问题所必备的参考书，他那种渴望总结百余年小说语言史的学术气象以及建构中国现代小学语言美学的学术心态也将引领当代学术研究之“预流”。
注释：
①②③刘恪：《中国现代小说语言史（1902-2012）》，百花文艺出版社2013年版，第 140页、第156页、第326页。
④[法]保尔・拉法格著、罗大冈译：《革命前后的法国语言――关于现代资产阶级根源的研究》，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31页。
⑤[加]诺思罗普・弗莱著，陈慧等译：《批评的解剖》，百花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第20页。
⑥参见李荣启：《文学语言学》，人民出版社2005年出版。
中国语言文学论文范文6
[关键词] 语言接触；柯尔克孜语；维吾尔语
[基金项目] 本论文参加了西北民族大学2010年研究生科研创新项目，项目编号ycx1210
【中图分类号】 H21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4244（2013）05-129-2
语言接触即常见的一种语言和社会现象，也是近代以来语言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新疆是语言接触发生最为频繁的地区，种多语言的存在和多民族社会人员广泛的交往为语言接触提供了良好的平台。其中，柯尔克孜语和维吾尔语在突厥语民族中拥有最古老的历史。作为古老的民族，从古至今两个民族一直共同生活着。准确的说，十五世纪之前，乌尔汗回鹘汗国和叶尼塞河柯尔克孜汗国人民在戈壁地区一起生活，时至今日，在中亚及我国西部地区依然在一起生活着。无论如何，上述两个民族在漫漫历史长河中，时而和平，时而战乱，在共同语言和信仰的关系下，一直生活至今。于是柯尔克孜语和维吾尔语接触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言语活动的最重要的社会现象。
一、国外研究
国外语言学界对语言接触现象的研究的时间很早，语言接触研究的源头，可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开始阶段1881年至1953年。这段的语言接触研究应该追溯到十九世纪中期的历史比较研究。最初是W.D.whitney1881年对语言变化中借词的作用进行探讨。德国语言学家，克里奥尔语研究的奠基人雨果.舒喀德（Hugo.Schuchardt）发表《克里奥尔语研究》为题的一系列论文，引起语言学界对语言接触研究的注意。运用现代语言学理论和方法研究语言接触现象开始于20世纪50年代。1953年，德籍语言学家U.Weinerich出版《Language in Contact》一书，开创了现代语言学研究语言接触的先河，此后许多论著出现。
第二发展阶段1950年到1980年。50年代末，社会语言学成为语言研究新的分支学科，为语言接触研究增添了新的理论和方法，在二十世纪60年代，美国语言学家W.labov和英国语言学家P.trudgill的研究中，就语言接触对英语和加力比地区语言的影响做过探讨，提出了因接触而发生变异的重要理论认识，引发了社会语言学对语言接触研究的广泛兴趣。到了80年代，美国社会语言学家Gumprez等人在研究语言社区语言使用的语言学特征和社会文化机制的过程中，对南美和非洲的语言接触现象做了大量的个案研究，对语言接触产生的混合语“creole”（克里奥尔语）进行了系统的社会语言学研究，提出了重要的结论，其中他把语言接触看作是文化接触的一个组成部分，这对后来的跨文化交际研究具有直接的影响。
第三多元化阶段1980年到1990年。80代兴起的跨文化交际研究，对交际中的语言接触、语言成分借用和语言相互影响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跨文化交际研究对语言接触的研究一方面强调文化对人们交际行为的影响，另一方面强调文化对语言使用具有的“管辖作用”，这个领域的研究成果对后来语言接触研究的动态化和多维度认识具有扩展领域和加深认识的重要意义。与此同时，心理语言学对接触中的语言使用者的语言“心理选择”也有研究。
第四高度发展阶段1990年至今。到90年代和本世纪初，语言接触中的文化和心理机制研究得到了比较多的重视，出现了一批新的成果。俄国（包括前苏联）的学者在这方面的研究成果较多。如，B.B radelow的《突厥语方言词典试编》、B.M najiayev等编著的《古代突厥语词典》、G.klovson的《13世纪以前的突厥词源学词典》等在这一领域里做出了贡献。
二、国内研究
（一）内地语言接触的研究
国内对语言接触的研究比国外的语言接触研究将近晚了一世。国内对于语言接触现象的现代研究可以追溯到罗常培先生，他在五十年代初期出版的《语言与社会》一书中就有对国内语言接触现象的论述。在20世纪后半期，在民族语言研究和语言教学研究中，常有对语言接触的个案探讨。
在80年代，中央民族大学的张公谨、戴庆厦教授，对国内民族语言与汉语接触做过系统研究，有多项成果问世，提出了中国多民族社会语言接触现象研究的一些新观点，引起了学术界的注意。同时国内很多研究者在汉民语语言接触中的借词、语法和文体等具体的问题研究多有论著发表。其中，中央民族学院语言研究所组织的研讨会论文集《语言关系于语言工作》（1990年）、《汉语和少数民族语言相互关系研究》（1990）在理论上进行了探讨。1992年戴庆厦先生的《汉语和少数民族语言关系概论》出版，以社会语言学角度研究语言影响、语言专用等问题，阐述了汉语和少数民族语言之间的关系。陈保亚先生出版的《论语言接触与语言联盟》一书中，考察了汉、傣两种语言的接触机制和过程，归纳出了一些列有创意的理论和方法。2001年袁焱博士所著的《语言接触与语言演变》中，以汉语对阿昌语的影响为主，在分析大量语言想象的基础上，提出了关于阿昌语规范问题的一些看法。中央民族大学史有为教授在专著《汉语外来词》中全面谈论汉语外来词，从汉语外来词的性质、类型以及发展趋势和规范等方面进行了详细的研究和探讨。这位学者在他的另外一本专著《外来词―异文化的使者》从文化交流的角度阐释外来词在语言发展中的重要作用，详细说明了外来词的文化含义、产生的过程和途径、汉语外来词的源流和出处，故这本书即是研究语言接触的学术著作，同时又是一部外来词词典。此外国内出版的许多社会语言学著作中，也对语言接触和语言影响问题进行了很有价值的研究和探讨。如，在徐大明、陶红印、谢天蔚等编写的《当代社会语言学》中，对语言接触的不同类型和结果进行研究，阐述了语言接触和语言演变之间的关系，提出了语言接触的不同结果――双语现象、语言借用、语码转换、语言变异等方面的看法。
总体来看，国内语言接触研究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为1914年到1949年。该阶段以欧化汉语即欧洲语对汉语构词法和句法的影响研究为重点。代表性研究成果有王力的《中国现代语法》。第二阶段为1950年到1990年。在该时期，外来词研究成就轰然。许多外来词研究论著和外来词词典相继发表、出版。如；高明凯、刘正的《现代汉语外来词研究》（1958）和岑麒样的《汉语外来词词典》（1990）等。此外，欧化汉语研究生就业取得巨大成就。意大利学者Hermanova Novotna（1975）撰文详细分析了英语对汉语构词法的影响。C.kubler和谢耀基分别于1985年和1989年出版关于现代汉语欧化语法的著作。第三阶段自1991年开始，直至今日。该时期汉外语言接触所引起的语义演变开始得到关注。学术界改变以前以文学作品为研究语料的做法，基于保障语料进行研究，并采用定量统计的方法。
（二）新疆语言接触的研究
突厥语族诸语言在历史上就与世界各系属语言有过深入而广泛的接触。早在11世纪，著名突厥语文学家马合木德喀什噶里的《突厥语词典》中就有多处提及语言接触和语言影响问题，其序言中就指出，最清晰、最正确的语言是只懂一种语言而没有与阿拉伯、波斯人接触，也没有与外国人来往的人的语言，而会两种语言的、与城里人接触过的人，语言混杂。
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疆地区的研究者对于突厥语族语接触有了初步的研究成果。王远新的《突厥语言学界语言影响与语言关系研究综述》、陈宗振的《中国现代突厥语族语言研究概况》等论文总结了中国突厥语族诸语言的研究概况，着重分析了借词、语言接触和影响等问题。牛汝极的《西域语言接触概说》、洪勇明《论语言影响的如干规律――以新疆语言接触为例》、王希杰的《语言接触和语言的演变及其规律――兼评》等文章从不同侧面探索了新疆语言接触的历史、规律和影响。艾尔肯・肉孜的《现代维吾尔语阿图什方言研究》探讨了阿图什方言的语音受柯尔克孜语的影响，阿曼图尔・阿布都热苏力的《亲属语言的特点》中研究了柯尔克孜语对维吾尔语词汇方面的影响，在吐尔逊・卡得的博士论文《维吾尔语柯坪土语研究》（2011年）中提出了不少柯尔克孜语借词，马新军的《柯坪土语与维吾尔语标准语对比分析》中找出了柯尔克孜语借词，才甫丁依沙克的《柯尔克孜语与维吾尔语元音和谐规律产生差异的原因初探》中初探了柯尔克孜语与维吾尔语的元音和谐规律情况，柯尔克孜语与维吾尔语元音和谐规律产生差异的原因，作者认为有表层原因和深层原因。贺群副教授的《新疆突厥语族语言接触的定位与演变规律》中不仅对新疆突厥语言接触概况总体分析而且新疆少数民族语言接触的结果、演变方向进行了深刻探讨和分析。作者认为新疆突厥语族语言接触后会产生同化、借用、融合和双语现象，这是语言兼用、转用、混合、竞争的结果。强势语言决定弱势语言。
三、研究存在的不足
（一）理论基础薄弱
19世纪中叶瑞德语言学家索绪尔为当代语言学奠定了理论基础。从此后国外的语言研究事业发展的非常快，通过将近两个世纪时间的努力和奋语言学研究各方面斗获得了巨大的成就，为语言学研究打下了坚固的理论基础。
虽然新疆是语言接触发生最为频繁的地区，种多语言的存在和多民族社会人员广泛的交往为语言接触提供了良好的平台，但是着手语言研究者较少研究事业比较晚。绝大部分语言接触研究理论和方法从大陆或国外的语言接触研究方法和理论中引进过来的。而且倾向于单向研究。要么谈理论，要么谈实际例子。理论和实际情况相结合研究的成果并不多。因此，新疆少数民族语言接触研究的理论基础较薄弱。
（二）研究集中某个角度
新疆语言接触研究集中语言的某些成分或某一个时代。到目前为止很多学者涉足于研究新疆少数民族语言接触，但是绝大多数是针对某一个焦点，而且集中于借词方面的研究，即探讨个别问题的较多，系统研究整体面貌较少；共时、静态的研究较多，历史的、动态的研究和分析较少；研究属于语言本体的现象较多，但研究引起这些现象的综合因素较多。
（三）实地调查研究少
柯尔克孜语和维吾尔语接触研究方面虽然有理论基础但是几乎没有到当地去收来的第一手资料。柯尔克孜语对维吾尔语的影响研究这方面做得实地调查很少很少，几乎是一个空白，很多学者光探讨了理论方面的问题。
结语
前辈学者的工作为柯尔克孜语对维吾尔语的影响研究奠定了很好的基础，不过总的来看，目前无论是柯尔克孜语对维吾尔语的影响研究，还是亲属语言的比较研究尚存在关键的环节。比如上面所谈到的理论基础较弱、研究角度较淡薄、实地调查研究较少等等。这些需要学者们下功夫进一步深入研究，只有这样才能使柯尔克孜语对维吾尔语的影响研究提升到新的高度。
参考文献：
[1]袁焱.语言接触与语言演变[M].民族出版社， 2001.
[2]申小龙.社会语言学纲要[M].商务印书出版社，2004.
[3]洪勇明.论语言影响的若干问题――以新疆语言接触为例[J].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07，（3）.
[4]才甫丁依沙克.柯尔克孜语与维吾尔语元音和谐规律产生差异的原因初探[J].和田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13，（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