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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言之有方 中国文化 文论经典 讲演录 教学策略
古代文论研究与古代文论教学不同，古代文论研究只要有问学之才，把自己的学术创见用学术话语撰写成学术出来即可，而古代文论教学要面向大学生，如何在大学讲台上言说古代文论，把晦涩艰深的古代文论观点有效地传达出来，让大学生愉快地接受，则除了要有问学之才，还要有授业之才，武汉大学李建中教授既有独特的学术创见，在古代文论研究领域成果丰硕，又有高超的授课技巧，把自己独特的学术创见深入浅出地融入古代文论教学当中，他的古代文论课堂教学实录――《中国文化与文论经典讲演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9月出版）精彩地展示了如何在大学讲台上讲授古代文论，为大学古代文论教学做了很好的示范。
一.中西对话
中西对话，按照李建中教授的说法就是“借石攻玉”，就是在教学中引入西方文论的观念和方法来分析中国本土的文学和文学理论问题，进行中西文论的对话。
在讲授司马迁和《史记》的文学思想时，李建中教授借用了现代西方心理学理论，如自卑与超越的理论，替代满足的理论，心理需求层次的理论等等，来分析司马迁的自卑与超越，以及他的“发愤著书”的重要文论思想。首先，结合司马迁的人生经历来分析司马迁自卑心理的形成与超越。司马迁家族的后世中衰，家庭的穷困窘迫，仕途的苟合取与，个人的孤独寂寞，尤其是身遭腐刑的奇耻大辱。这一切，在司马迁的心灵深处组成了一个自卑情结。当他沉湎其间时，自卑不仅默化为浓郁的悲剧意识，而且发酵成强烈的创作欲望，呕心沥血写作了《史记》，是司马迁超越自卑的非常重要的文化行为。
李建中教授认为，从心理学层面来看，司马迁的“发愤著书”是一种替代满足，提出了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的一个非常著名的命题，是司马迁对中国文论的卓越贡献。司马迁自卑的形成和对自卑的超越，就是司马迁对他自己所提出来的“发愤著书”这一理论命题的实践。
在讲司马迁替代满足这一创作心理时，举了大学生都很熟悉的台湾作家琼瑶的例子，分析其爱情经历与爱情小说创作的关系。琼瑶在出名之前有一段很坎坷的爱情经历，她读中学时就爱上了她的国文老师，这是一场没有结果的恋爱，后来结婚，这个丈夫又酗酒，又赌博，回家后还经常打她，让琼瑶非常痛苦，琼瑶早期的作品如《窗外》、《在水一方》等，男主人公都是一个模式：长的很帅，很心细，很体贴女性，对自己的恋人照顾的无微不至，是女人心中完美的男人，这就是琼瑶的替代满足。还举了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就是歌德失恋后的创作，是歌德的替代满足。古今中外的例子都有，很生动形象的讲述了文学创作中的带普遍性的心理学问题，同时和分析司马迁的替代满足创作心理互相印证，
运用西方心理学的观念和方法来分析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从而实现了中西文论的对话，让学生更深刻地认识了司马迁的创作心理和创作动机。
二.古今对话
古今对话，就是运用古代文学理论解说当代文艺现象，实现古今对话。如果说学习西方，是为了解决我们本土的问题，那么研究古代，是为了解决我们当下的问题。古代文论教学，不仅仅要学生了解古代文论的有关知识，而还要训练学生能够举一反三，运用古人的文论观点来观察思考当前的文艺问题，这样学生才能感受到古代文论的现代价值，才能深深体会到学习古代文论的必要性。
比如李建中教授在讲授李渔的文论思想时，就运用他的“立主脑”的理论来分析当前的文艺现象。首先理清李渔“立主脑”的含义，就是文艺创作要有主题，有事件，有人物，要通过主要人物和事件来表达主题思想。在讲明白“立主脑“含义的基础上，李建中教授运用“立主脑”理论来分析当前一些文艺现象。比如用“立主脑”的理论来分析评价张艺谋的电影，认为张艺谋早期的电影如《秋菊打官司》、《红高粱》等成功在两点，第一点，它有很好的一个文学本子，全部都是很好的小说，有一个很好很成熟的情节框架、人物形象塑造和主题思想，第二点，张艺谋出生底层，始终有底层的目光，关注底层，关注最贫困的人的生活。可是当张艺谋转向拍摄商业大片后，以前成功的因素被丢弃了，如《满城尽带黄金甲》的人物和事件完全照搬《雷雨》，但《雷雨》的非常深刻主题没有了，只剩下对权力的崇拜，它只能靠大制作、大色彩、大明星和暴露来吸引观众。从而认为张艺谋过去的成功就在于“立主脑”，现在的失败就在于没有主脑，丢掉了主脑。由于张艺谋电影是大学生关注的热点，因此引起大学生强烈反响，纷纷议论当前中国大片存在的问题，举出还有哪些大片没有做到“立主脑”，从而加深了对李渔“立主脑”理论的理解，实现了知识的迁移。
依经立论，古今对话，用今人的作品去印证古人的相关理论，从而证明古代文论中那些具有生命力的因素仍然具有现实存在的合理性和必要性，同时拉近了过去与现在的距离，使教学不脱离实际，从而调动学生学习古代文论的积极性。
三.史论结合
古代文论教学中只进行文论观点解读，脱离古代文化背景和批评主体精神的现象非常普遍，也就是史、论割裂，学生只能孤立地接受抽象的文论观点，造成学生感觉古代文论晦涩难懂，李建中教授的古代文论教学则在充分展示文论观点产生的时代文化背景和批评主体精神的基础上解读文论观点，史、论融合，学生接受的文论观点就是具体的鲜活的。
在文化的背景下考察文论，是李建中教授古代文论研究和教学的自觉追求和鲜明特色，这是建立在对古代文论和古代文化的紧密关系的清晰认识上的。“中国古代文论是中国古代文化的组成部分，古代文论的发生、发展及演变既以儒道释文化为思想背景和精神资源，而古代文论本身又是古代文化巨苑中一道靓丽的风景。中国古代文论从思想观念到范畴术语，从思维方式到理论形态，无一不受到中国古代文化的影响。”针对古代文论研究和教学中忽略古代文论和古代文化紧密联系这一现象，李建中教授在古代文论研究和教学中，“紧紧扣住古代文论与儒释道文化的关系，在古代文化的思想背景和精神源流中，把握并阐释古代文论的演进脉络和理论精髓”①，《中国文化与文论经典讲演录》就是这一认识的体现。
在导论部分，对儒、道、佛、文、文化、文学等中国文化、文学的基本概念进行细致分析，廓清认识，中国古代大文学观念对古代文论的影响，得出文论与文化不可分割的关系，一是“文学”从它的滥觞期开始，就深深第扎根与“文化”之中，二是中国最早的文学批评的文体是一种文化的文体，三是中国文论从一开始就与儒家经典发生了密切的关系。在每一专题的讲解中，紧扣文化背景，如在第一讲里就详细分析礼乐制度与儒家文艺思想的关系，第七讲里详细分析三教合一的时代文化与刘勰《文心雕龙》中儒释道融合的文艺观点。
“一个民族的文学批评史，就其精神实质而言，是这个民族心灵的诗性展示，是‘文心’的历史”②。李建中教授把古代文论史看成是批评主体的心灵史，因此在古代文论教学中，注重揭示批评主体的内在精神。如在第一讲中“告诉你一个真实的孔子”一节，把孔子作为一位充满理想的忧道者、温文尔雅的教育者、充满艺术情趣和诗意生活追求的真实形象生动描述出来，改变了一般人心目中孔子刻板形象，了解了孔子丰富而真实的心灵，也就理解了孔子的文艺思想。
在一个个故事中展示批评主体的精神气质，是李建中教授讲课常用方法。讲课中批评主体的经历故事随手拈来，李建中教授“知人论世”的知识之丰赡令人赞叹，当然讲故事不是为讲故事而讲故事，而是注重叙说一般人容易忽略而又紧扣讲课主题的细节，让听课人听的津津有味，在兴趣盎然的听课中，理解和体会了理论的背景和内容。
如在第六讲“文气清浊：《典论・论文》的创作主体论”介绍“才性二元论”这一观点时，举了阮籍蔑视礼法名教公开拉嫂子手送行的故事、亲人去世喝酒吃肉的故事，阮咸不拘礼法娶姑母婢女的故事，阮咸曝的故事，李白丢妻的故事，潘岳与《闲居赋》判若两人的故事，元稹妻子去世一月娶妾的故事，李煜文才与治国之才不符的例子，宋徽宗艺术才能与治国之才不符的例子，当代作家三毛、钟阿城的故事，法国作家巴尔扎克的故事。这些故事，既有古代，又有当代，既有中国，又有外国，举这些生动的事例就把什么是才，什么是德，什么是才德分离，讲的形象而又清楚。
除了上述几方面，李建中教授的《中国文化与文论经典讲演录》还有叙事言说、诗性语言、冷幽默式的调侃等教学策略，把一门大学生望而生畏、晦涩难懂的古代文论课程讲授的生动而引人入胜。《中国文化与文论经典讲演录》既是一本精彩的中国文论课堂教学实录，也是一本可读性很强的文论专著，其有效的古代文论教学策略，值得古代文论教学者学习。
注 释
①李建中，《中国古代文论》，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9月，第1页。
②李建中、吴作奎，《借石攻玉，依经立论――中国古代文论教学方法新探》，郧阳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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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教育科研；中小学；经验
教育科研是教育改革和发展的第一生产力。引领教师参加教育研究，推动“科研兴校”，是新一轮基础教育改革的必然要求。目前如火如荼的新课改，呼唤研究型教师和研究型学校的涌现，中小学如何开展教育科研是急需探讨的课题。“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西方发达国家中小学教育研究的改革经验，可以为我国基础教育改革提供借鉴和启示。
一、倡导教师参加科研
20世纪初，欧美国家的“教育科学化运动”(theMovementinEducationScience)促使教师开始运用科学的方法解决教育问题，人们也逐渐重视教师的科研能力，特别是20世纪50年代，美国教育家斯腾豪斯呼吁“教师成为研究者”以后，美国教育界对教师的职能重新加以确定，认为教师不仅是知识“搬运工”，更重要的是最伟大的理论家和研究者。1960年-1970年，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贺拉斯曼——林肯”研究所的勒温(lewin.k)、米勒(Mier.A)等人采用行动研究的方法帮助中小学教师在课堂教学中采用“合作学习策略”，引导教师观察和分析学生的学习行为的变化，及时获取学生和家长的反馈意见，改善教学效果。这项研究取得很大的成功，发展成为“计划——行动——观察——评价——再计划……”的教育行动模式，积极推动中小学教师参加教育研究，这种模式迅速在全美中小学流传开来。后来，欧美国家的教育管理者认识到，中小学教师应该在教育学术界的引领下从事研究，教育研究也应该从大学、实验室转移到中小教室和社区中去。
1985年，由美国“科学促进协会”制定的《普及科学——美国2061计划》，该计划希望从1985年哈雷彗星接近地球到2061年再次接近地球时，能使美国科技教育达到世界最高水平，确保美国科技超级大国的地位，这项计划覆盖全美范围内的从幼儿园到高中阶段的科学教育改革，“它是美国进行科学教育改革的主要项目，也是一个最早由中小学教师、大学教师和中小学家长共同参与的校改项目。”作为实施该计划的一个措施，美国科学家委员会编著了《科学普及资源》(ResourceforScienceLiteracy)、《科学普及设计》(DesignforScienceLiteracy)等教材，帮助教师提高自己的科学素质，指导教师专业发展和进行课程改革等等；2002年美国通过了35年来联邦政府教育政策最为重大的改革：《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案》，与此相应；美国教育部公布2002-2007年的教育部战略目标(Objevtives)，其中战略目标二规定，“支持教师在基于研究的教学工作中获得专业发展”、“关注于基于研究的教学实践”、“为新教师开展基于研究的引导和咨询项目”。20世纪70年代，日本教育界针对中小学教学方法的死板，教师满足单纯的传授书本知识，忽视教育科研的弊病，呼吁中小学重视教育研究。为此，日本《教育公务员特别法》明确规定：“教育公务员为完成其职责，必须不断地进行教育研究和提高修养”。2000年日本内阁总理大臣在“教育改革国民会议”通过2l世纪教育新生计划，强调“加强对教育研究能力欠缺教师的严格管理(使之离开讲坛)”。英国在2002年教育法中，也对教师的教育研究提出要求，规定合格的教师必须“参与或完成制定的教学研究项目或培训课程。”前苏联教育科学院院长M．N.康达科夫也认为，千百万中小学教师是补充教育家和学者队伍的重要源泉。中小学教师的教育科研是整个教育科学事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俄罗斯联邦教育部在《2000-2005年俄罗斯联邦教育发展纲要》，中，要求政府加强对中小学教师教育研究的鼓励和支持，提高俄罗斯国民教育系统的国际威望。
二、中小学教育科研管理的制度化
20世纪50年代以后，欧美等发达国家中小学教育科研工作趋向于规范化、制度化，已经建立了一套完善的组织体系和保障机制，中小学教育科研工作开展得有条不紊。英、美国家中小学设立学科教学研究室、法国成立中小学教学研究委员会，学校为中小学教师开展教育科学研究提供经费、人员等支持。日本在中小学成立单科性质的研究会，鼓励教师进行课程设计，学科开发、开展教学实验等等，探讨教学、学校发展的问题。此外，中小学教师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和爱好成立各种教育领域的研究组织，诸如成立学生生活指导研究委员会、现代化教学手段研究小组之类，教师分工研究课题，共同发表成果，日本将中小学教师的教育科研成果纳入教师考核和评价体系中，进一步刺激教师教育科研的积极性。
前苏联中小学教育科研工作也颇具特色，前苏联教育科研管理机构主要是校务委员会和教学方法委员会，《苏联普通教育学校暂行条例》强调中小学教育研究管理的规范化，“为了发展和完善教育过程，提高教师和指导者的职业能力和创造能力，学校应当成立教学法委员会，教学法委员会的职能之一是组织人员进修，发挥他们的创造性和主动性，推广先进经验。”另一方面，校务委员会必须充分发挥其管理职责，“支持社会完善和发展青年教学和教育的主动精神、教师的创造性探索和实验性工作；确定学校与科研机构、生产单位、合作社组织、自愿协会、创造协会以及国家和社会其他机构的合作途径，以便为学生多方面发展和教师的创造性工作创造必要的条件。”20世纪90年代以后，俄罗斯联邦教育部制定2010年俄罗斯实现教育现代化的构想，进一步加强普通教育系统中教育机构与团体的科研、实验、设计管理与协调的机制，“落实普通教育系统中教育与科研工作方面的国家干部政策。”
1994年由美国国会审议通过，克林顿总统签署和的《2000年目标：美国教育法》，其中第九条规定教育部设立“教育研究和改进办公室”，加强中小学教育科研的管理、推广和资助，提供教育研究培训项目，提高大多数美国公立学校的教学质量，使之达到全国教育目标。另外，美国许多州、学区和学校建立独立于教育行政管理机构以外的地方教育理事会，在学区和学校科研管理上，地方学校理事会扮演重要的角色。学校理事会的职责是加强教师科研管理、—提高中小学教师参加课程开发、设计的能力。此外，还承担师资培训、教育经费预算和学校改革等重大问题。
欧美国家非常注重校长对中小学教育科研工作的管理和领导作用，德国认为校长必须是教育与教学专家。英国规定中学校长的主要任务之一是引领教师参与课程编制、教学管理和科研工作。美国教育学者珊娜·斯蒂格鲍尔将美国中小学校长的职责归结为三条：一是确定学校目标；二是组织教学工作，“即对教学提出要求，制定目标、研究方法，保证教学质量不断提高；三是领导改革，校长要学习如何创新，吸取对改革的意见，与教师合作开展校改实验，预测教师需求，给予教师满足。在《美国教育部——2002-2007年战略规划》中，教育部将通过ESEA的TileII项目，鼓励发展创造性培训模式，提高中学校长的教育科研管理能力，支持现任校长的专业发展。
校长在学校管理和改革发展中扮演关键的角色，中小学校长在学校教育科研管理中发挥示范和引领的作用，恰如前苏联著名的教育学家苏霍姆林斯基所说：“如果你想让教师的劳动能够给教师带来兴趣，使天天上课不至于变成一种单调乏味的义务，那就应当引导每一位教师走上从事研究的这条幸福的道路上来。”
三、中小学教育研究加强与大学或其他教育科研机构的合作
20世纪80年代以后，“教师专业化”成为世界许多国家关注的中心和焦点之一。世界“教师专业化运动”推动了中小学教育科研的蓬勃发展，提高教师的专业素质和科研能力是中小学教育改革的重点。1990年、1995年，霍姆斯小组发表了关于改革中小学教育科研的新报告《明日之学校》(Tomorrow''''sSchool)和《明日之教育学院》(Tomorrow''''sSchoolEducation)，将大学教育学院与中小学联合起来；《建立类似于医学行业中教学医院的专业发展学校》(简称PDS学校，改变以往大学教育学院或师范学院与中小学教学互相脱节的状况，更好地适应社会和学生发展的需要。中小学与大学教育，研究机构在课程设计、教材编制、师资培训等方面加强科研合作，整体提高中小学的教育科研水平，提升教师素质，使新任教师和．成熟教师都能在教育研究方面得到进一步成长。PDS学校的创建，在中小学与大学间架起了沟通的桥梁，给大学实习生、大学和中小学教师的教育科研的发展都带来了益处，是教师教育多方面“共赢的”好模式。目前，美国全国教育协会(NationalEducationAssociation)正在建立PDS学校网络，并且为PDS学校制定了一些条例以规范其健康发展。2000年，美国几乎每一个州都有1000多所教师专业发展学校，中小学成为教师科研和工作的共同体，中小学教师、教育管理人员和大学教授形成伙伴关系，共同有效地改革教学。
2001年日本政府实施教育新生计划，将教育改革作为最重要的国策，为了实现“学校变好、教育变样”的目标，日本政府加强大学与中小学教育科研的合作，努力克服整齐划一的弊病，引进发展个性的教育体系，2002年日本通过修改的《学校教育法》，其中政府财政预算投入17亿日元，促进大学、学会、协会、研究机构与学校教学的合作，创造能使多样的个性和能力充分发展的教育体系。
20世纪70年代，英法等欧洲国家针对中小学教师教育理论学习与实践相脱节的诟病，从学校需要出发，以学校为基地开展教研工作，强调大学、师范学院和其他教育机构的伙伴关系(partnership)。20世纪80年代随着教师专业化运动不断发展，英国、德国、荷兰等国家广泛接受和实施“以学校为中心”的大学与中小学一体化的校本教研模式。
1989年，法国教育预测专家、巴黎诺儿马学派的著名教授费朗西斯科·瓦尼斯科博士在重要著作《七千万中小学生——学习的欧洲》一书中，设想未来五种教学模式，其中“学术型学校模式”倡导将大学学术型研究引进中小学教育科研，鼓励教师参加教学研究，培养学者型的教师。目前英、法国家已经开始探索实验。
四、改革师资培训制度重视教育科研能力的培养
20世纪80年代以来，掀起了世界范围内师范教育改革的，从“师范教育”走向“教师教育”，是教师专业化发展的必然要求。教师培养的开放性、多元化，更注重教师科研能力提高，是发达国家师资培训制度改革的重点。
美国国家教师职业委员会(NBPTS)是独立的、非赢利的组织，指导委员会包括州长、众议员、高级教育官员，以及社区组织和企业界代表，国家教师职业委员会提交五个核心建议，其中第四条是教师应系统地思考自己的教学实践并从经验中学习；第五条，教师应成为学习型组织成员。1995年，北卡罗莱那州州长吉姆·汉特和国家教师职业委员会发起了国家教师资格证制度，专门颁发证书给有委员会认可的优秀教师，借以鼓励教师参加教学和科研的积极性，克林顿政府专门拨款奖励，并提出10年内全国10万名教师获此殊荣，达到平均每所学校都有1名获得国家教师资格证书的教师。
2000年美国联邦政府教育项目“艾森豪威尔专业发展计划”，对各州和地方实行绩效拨款，推动师范教育改革，建立专业发展的高标准，提高教师质量，使之具有独立的教育科研能力。《美国教育部2002-2007年战略规划》中要求提高教师和校长的素质，“我们将于各州、各高等教育机构以及各认证机构通力合作，极大地提高教师职前培养项目的质量。我们将推动开展情景阅读教学培训以及其他以研究为基础的教学法”。
美国不断提高教师的学术和学历水平，美国中小学教师一般都具有学士学位。哥伦比亚特区规定高书教师必须具备硕士以上学位，鼓励教师成为学者、教学者、交往者和决策者。美国务州教育部门经常组织讲座和科研活动，不少学校对终身教师提供学术假期，促进教师参加进修活动。
2001年日本国会审议通过教育改革六项法案，其中以培养“教育专家”为目标，提高师资质量被列为教育改革的战略重点，日本文部科学省根据国会议案，进一步落实措施，改善教师资格制度，建立新的教师研修制度，加强教师的社会体验学习；实行优秀教师的表彰和加薪制度；加强对教育科研能力欠缺的教师的严格管理。从2001年起，日本教育研究生院实行教师休假研修制度，支持鼓励教师自发性的培训活动。日本教育科研机构遍布全国，都、道、府、县共建立近千个教育研究团体，中小学教师是这些团体的骨干。法国和意大利非常重视中学教师的教育学素养，法国要求中学教师获取教育学学士学位，意大利要求教师具有博士学位，一般是教育博士。
五、重视教育科研成果的推广和应用
科研成果必须物化生成实践，才能发挥应有效益。美国科研成果转化率为80％-85％，日本为60％-70％，西欧为50％-60％。美国非常重视科研成果在生产实践的直接推广和应用，这深受美国实用主义传统影响。美国中小学强调教育理论与实验紧密结合，杜威、布鲁纳、布卢姆等世界级的教育改革家都注重教育理论在实践中的推广，事实上“美国行为科学本身就比较发达，一批专家学者就用教育理论、心理理论，在中小学搞调查，做实验，提出新理论，于是就有一批学校、教师去推广和实验。”2000年美国教育部专门成立“教育研究和改进办公室”，负责开展和支持有关教育研究的活动；推广教育研究成果，为解决学校具体问题提供技术援助；收集、分析和传播教育情报服务资料。
中国语言文学论文范文3
论坛开幕式上，贵州民族大学校长张学立教授、西南民族大学校长赵心愚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党委书记张昌东先生分别致辞。张学立首先代表贵州民族大学向与会代表表示热烈欢迎，并就论坛召开给贵州民族大学相关学科发展带来的推动意义进行了阐述。赵心愚在致辞中强调，中国民族研究西南论坛已经成为我国民族学人类学界共谋学科理论发展，共同推动学术服务社会现实的一个开放性学术平台。张昌东指出，本次论坛从区域、社会与文化角度来探讨民族学人类学的理论建构与田野方法，对深化当代的民族研究，尤其是西南民族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另外，中央民族大学杨圣敏教授作了题为“学科兴衰的原因”的主旨报告。报告以我国著名民族学家闻宥先生留下的一份64年前的会议记录为例，回顾并反思了民族学、社会学、人类学学科在中国的发展历程。开幕式由贵州民族大学副校长杨昌儒教授主持。研讨会主要围绕以下几个方面的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
1.关于民族学与人类学理论与对话。武汉大学朱炳祥教授提出并阐述了“主体民族志”的新概念。“主体民族志”以对人类前途的终极关怀为目的，是目的论意义上的民族志范式。云南大学瞿明安教授从其主持编写的《中国西部民族文化通志》的角度，讨论了中国民族学西部学派的问题。重庆大学彭文斌教授以九寨沟旅游业为例，反思了旅游人类学的发展。大连民族学院李鸿教授研究了少数民族文化传承与科技创新的关系，探讨了推进民族地区文化科技创新的基本路径。贵州大学纳日碧力戈教授从西江苗族丧葬仪式的元话语的角度，揭示了核心符号与社会变迁的关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罗红光研究员以大瑶山瑶族的亲属制度与“族内婚”为案例，讨论了人类学与民族学的关系问题。《民族研究》编辑部刘海涛博士对二战后ethnohistory（历史人类学）在美国学界的表现作了翔实的历史考察，为研究西方历史人类学的兴起提供了新的视角。
2.关于“藏彝走廊”与西南民族研究。西南民族大学赵心愚教授探讨了《南诏德化碑》的立碑目的，认为南诏立此碑是在为阁罗凤歌功颂德，同时向吐蕃示好，表明其继续维持与吐蕃结盟而与唐保持对立的政治态度。四川大学石硕教授论述了新时期藏彝走廊研究对认识西南民族格局的启示与意义。四川省民族研究所袁晓文研究员以藏彝走廊一个人口较少的族群“多续人”为研究对象，指出“多续人”的藏族身份认同是具有历史渊源的。云南财经大学陈刚教授以泸沽湖地区落水村为例，讨论了藏彝走廊民族文化旅游与民族饮食文化的变迁。西南民族大学郎维伟教授通过对那曲村落社会的调查，分析了藏北牧民传统畜牧生计方式的转变。云南农业大学秦莹教授就云南藏区维稳建设中比较突出的一些问题提出了相应的解决建议。大学平措教授以《格萨尔》为例，从语言学角度研究了藏语中的模拟词。
3.关于民族认同与宗教。四川大学张泽洪教授介绍了其对西南少数民族《指路经》研究的部分成果，认为《指路经》反映出西南各族群沿藏彝走廊、南岭走廊迁徙的真实历史。中央民族大学邢莉教授讨论了民族民间节日的价值体系与保护问题。云南省社会科学院杨福泉教授以东巴教“还树债”仪式和同名口诵经为对象，研究少数民族文字经书与口诵经之间的关系。云南大学高志英教授通过对傈僳族以王骥崇拜为核心的下火海上刀山仪式的考查，探讨其多重认同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演变及其动因。厦门大学王平副教授以甘肃临夏八坊回族聚居区为个案，分析了城镇回族聚居区传统与现代社区的互动与整合。西南民族大学李玉琴教授对安多藏区山神信仰进行了考察，探讨了山神崇拜所呈现的人与自然、社会、神灵、宗教之间的关系。
4.关于民族地区的流动人口与中国的民族识别。中央民族大学潘蛟教授讨论的是少数民族人口流动问题，分析了少数民族人口流动“多态性”的成因；朴光星副教授基于对朝鲜族城市化进程的考察，探讨了“压缩型城市化”下的民族共同体的“离散危机”与“重构运动”；张曦副教授研究了了汶川地震后重建的四川邛崃市油榨乡直台村移民问题；关凯副教授作了题为《制度与理性的选择：不流动的草原牧民》的发言，关注的是草原牧民的流动问题。云南民族研究所沈海梅教授从社会性别视角研究了民族识别问题，认为民族国家的民族识别工程实质上是归属政治的建构，归属的性别政治重新确定了少数民族女性与民族国家的关系。西南民族大学秦和平教授通过对云南“民族识别”工作的再认识，指出56个民族的来历并非源于民族识别。海南师范大学王献军教授将贵州黎族与海南黎族进行了对比。
5.关于民族走廊与贵州民族研究。中国人民大学赵旭东教授探讨了道路与族群关系的一体多元问题。中央民族大学杨筑慧教授从环境人类学视角探讨了西南民族糯文化变迁的政策因素。贵州民族大学陈玉平教授将国家通道的路线与傩文化传播的路径联系在一起进行了思考。吉首大学罗康隆教授以贵州黎平黄岗村为田野点，讨论了国家控制与地方互动中的普适性规律。华东师范大学徐赣丽教授从老有所养、老有所乐和老有所用三方面分析了侗族老人居家社区养老生活幸福指数高的表现和原因。广东民族宗教研究院陈晓毅研究员重点探讨了西南民族地区都市外来少数民族的文化适应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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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生态学专业；硕士研究生；研究生培养；存在问题；解决方法
中图分类号：G642.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5）36-0212-02
一、引言
随着环境污染、生物多样性降低、自然资源短缺、人地关系矛盾突出等问题的日益涌现，人们越来越深切地感受到生态环境的重要性。当前，“生态文明”、发展“绿色产业”等已经上升为国家的发展战略，生态学这一学科也愈加受到公众的关注与重视。生态学原本作为生物学的分支学科，现在已经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并形成了自己的学科体系。由于生态学专业的多学科性与跨学科性，现实生产生活中所出现的诸多环境与生物方面的问题多能从生态学的理论与实践中寻找到解决办法，生态学专业也逐渐成为热门专业，特别是硕士研究生的报考过程中，生态学经常是学生选择报考的热门研究方向。然而，在这欣欣向荣的热闹局面下，却隐藏着许多问题并逐渐暴露出来，着重反映在生态学专业的研究生培养方面。而这些问题也是作者在近年来进行生态学研究生教学培养过程中所发现的，虽然不能说具有完全的普遍性，但是却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因此希望通过提出并分析这些问题产生的原因及过程，提出相应的解决方案，并为将来生态学专业研究生甚至本科生的培养提供可供参考的方法。
二、存在的问题
（一）片面地理解生态学的学科任务
许多报考生态学专业的学生多存在对该学科认识不足的问题。大部分学生都将生态学专业与环境学专业等同，认为生态学就是治理污染、整治环境的一门学科。作者曾经就“为什么报考生态学专业”这个问题询问过多位刚刚考上生态学专业研究生的学生，半数以上的学生回答是“因为现在环境污染问题很严重，学习生态学能够治理环境”，或是“有关生态环境的问题现在都是热门问题，学好生态学以后好找工作”，等等。这样的答案充分体现出学生对生态学这门学科的错误认识，这种错误认知必然会影响该专业方向的研究生后续的学习水平，甚至是学习态度。
生态学是一门研究生物与环境之间相互关系的一门学科。生物的生存、繁衍、演化都离不开环境，可以说生态学的核心研究任务是探索环境对生物的影响以及生物对环境变化的反应和影响。然而，由于受到当前整个世界范围内所出现的环境问题的影响，促使我们对生态环境产生了超乎以往的关注，长此以往就导致了社会大众普遍认为“生态学是治理环境的一门科学”或是“生态学就是环境学”。因此，帮助学生纠正这一错误理解，为他们讲解完整的生态学学科体系和正确的生态学研究任务，应该成为新生入学后的第一课。
（二）忽略或不重视生态学的基础学习及研究
基础知识和基础理论的学习是每一门学科的必要学习环节，也是生态学方向硕士研究生培养过程中需要进行重点理解和掌握的方面。生态学是一门综合性的学科，尽管具有门类众多的分支学科，但生态学兼具理论和应用、基础与创新的研究方向。因此，在针对生态学专业的研究生开设的相关课程中，需要设定符合这门学科以及社会发展需要的培养方案，开设多门有关生态学的相关课程，如理论生态学、应用生态学、基础生态学、生态系统生态学、景观生态学，另外也可以根据区域发展的特色，开设诸如流域生态学、植被生态学、农业生态学、恢复生态学等方面的科目。以上的学科是每位生态学方向的研究生在一年级阶段展开全面学习的主要内容，都需要基于对相关的基础知识和基础理论的充分理解和掌握，才能够进入到对特定科学问题进行提炼并展开深入研究的阶段。
然而在实际的教学过程中，作者发现大部分学生通常忽略了对基础知识的有效累积，部分学生往往只注重应用研究，或者宁愿花费更多的时间用于学习相关的统计分析软件，而不愿意花更多的精力再深入理解生态学这门学科的基础知识和重要理论。这也导致了有相当比例的学生，虽然已经掌握了生态学方面的相关软件，并能够通过操作这些软件对一些问题进行统计分析，但是却不能针对研究结果展开合理解释，出现了只会做图而不会分析的尴尬局面，而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就是大部分学生都不具备扎实的基础知识和理论储备。另外，许多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普遍表现出比较浮躁的学习态度，并且缺少主动思考的能力以及对科研学习的兴趣和探索精神，等等。这些问题均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学生的学习能力，大大降低了学习和教学效果，因此这迫切地需要在今后的教学过程中寻找到行之有效的方法来解决。
（三）缺乏将理论应用于实际的能力
生态学基础理论与实际应用相结合的一门学科，大部分的分支学科（如植被生态学、景观生态学、种群生态学等）都需要进行野外的实践调查研究。因此，进入生态学专业学习的研究生，一般均被要求进行室内或室外的调查和实验。例如在一年之中，研究生需要针对所要研究的不同生物类别，分春、夏、秋等不同季节依次展开野外调查。野外实验是生态学中重要的研究方法和获取第一手数据的有效手段，也是将课堂和书本中的基本理论和知识运用于实际，接受现实检验的有效途径。一方面，野外实验能够帮助我们发现现实世界中所实际存在的科学问题，另一方面通过野外调查和实验所获取的数据能够有利于研究者提出有效的解决方法，这也一直是生态学这门学科进行研究生培养的重要目标之一。
然而，目前在针对生态学方向研究生的教学过程中普遍遇到的情况是，大部分的学生缺乏主动参与到野外实践调查的积极性，不能独立制订野外调查计划和具体实施事宜，甚至部分学生在野外调查工作中消极应付，这些都是造成学生无法主动发现科学问题，展开实际调查研究的本质原因。此外，许多学生通常还会将理论与实际问题相分离，只会在教师的指导下进行实验、处理数据、绘制图表，却无法解释清楚隐藏在数据背后的真实规律。这其实是缺乏将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能力，同时也是造成目前很多学生无法发表高水平学术论文的主要原因。
三、解决方案
（一）加强基础理论课的教学，并出台相应的考核机制
基于对当前生态学专业研究生教学过程中所出现的问题，本研究认为应该首先加强对研究生的基础理论课的教学，通过对生态学及其主要分支学科中的基础理论的讲解，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打下扎实的理论基础，为之后实践教学的开展奠定基础。
目前我国在研究生教育过程中，大多缺少严格的考核机制，加之社会影响以及学生自身的原因，导致了研究生的教育质量一年不如一年，这在一定程度上既浪费了教学资源，也并不能成功实现科研人才的培养。因此，本研究认为，针对生态学专业的研究生教学，需要制定严格的考核机制，如可以开展不定期的随堂考，课堂上加强提问以及讨论环节，老师在课堂上随即根据学生的表现进行打分，最终按照一定的评分标准，将这部分的成绩纳入到学科成绩中。这样的考核机制一方面能够随时检验学生的课堂听课效果，同时也能督促学生的学习以及提高学习积极性。
（二）在实践教学中设置考核环节，提高学生的参与性和相互学习的积极性
社会的发展需要能够将专业知识和客观规律应用到实际生产中的应用型人才。因此，在培养生态学专业方向研究生的过程中，需要着重提高学生们提出科学问题的能力，并引导学生自己去寻找研究方法或制订实验方案，让学生带着问题去开展野外或室内的实验工作，这样才能真正实现生态学方向的科研人才的培养。
由于受到时间、人力和物力的影响，在生态学专业的研究生进行野外实践调查或室内实验的过程中，很少会专门针对学生的调查和实验过程设置考核环节，这就易于导致部分学生可能会产生缺少积极性、怕苦怕累的消极思想。因此，在实践教学的环节中，就需要教师主动参与进来，不仅仅是充当“指挥者”，而是要善于成为一名“旁观者”，观察学生的调查以及操作过程，真正的让学生成为实践活动的主要参与者。每天实验结束后，学生都要撰写当天的调查或实验日志，需要向老师汇报每天的野外调查或室内实验的进展情况，并就调查和实验中存在的具体问题与教师展开讨论，与此同时制订好第二天的研究计划。在这个过程中，教师可以对每位学生的实际表现进行评分。这样能够为切实锻炼学生的实践能力、提高学生们的工作积极性提供有力的条件。另外，教师可以在野外实验过程中，特意安排不同研究方向的学生在一起共同完成工作，这样可以为学生提供了解其他研究方向的机会，扩展知识面，提高学生们相互学习的积极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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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语言文学论文范文5
从教30余年来，张永刚坚持从严执教，不断探索教学方法改革，并取得了良好的教学效果。作为相关学科、专业建设项目负责人，张永刚重视学科专业建设和质量工程建设，促进了人文学院教学发展，提升了人才培养质量。
注重课堂教学与课外育人，不断创新教书育人方法
“教学是教师第一天职”。30余年来，张永刚为5000余名学生上过课，并担任班主任等相关职务。如何提高课堂教学效果，让学生在课堂上学到知识，是教师教书育人的最根本任务。在张永刚所担任主讲教师的系列课程中，文学概论是一门重要的专业基础课，它涉及面广，抽象性强，但面对教材体系封闭、学科理路僵化等问题，要使这样一门理论课程具有活力，难度是非常大的。虽然困难重重，但张永刚仍凭着自己对教育事业的执著、对教书育人的使命感，不断创新教学方法，注重提高课堂教学效果，使学生在愉快的课堂氛围中学到知识。
在教学中，张永刚立足高视点，引导学生从哲学、美学角度来理解文学现象、文学原理，学会用观点、方法分析文学问题，避免空泛地传授知识；寻找新的教学切入点，从现象分析入手，引入新的研究成果，保持教学的趋新性与活力；注重学习方法引导，提出“逆向体验法”，要求学生从对自身创作实践及作家创作心态的体验开始，追溯文学原理、文学命题的产生过程等，以现象引发、推动思维，更好地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注重营造良好的课堂气氛，保持充沛的讲课激情，始终把启发学生思考、分析讨论、实践练习作为重要的教学环节。
2009年，张永刚修改和完善了《文学概论课程改革方案》，印发《文学概论教学学习指导》给学生，尝试参与式教学。不论是课堂教学还是课外辅导，张永刚始终注重教书与育人并重，充分运用文学与社会、人生的广泛联系，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文学观，自觉汲取优秀作品中的养分。
以教书育人为根本目标，积极开展教学研究
在不断创新教书育人方法的同时，张永刚进一步将教学起点提升到对文学理论学科体系的科学性、合理性、可能性探讨中，通过基本范畴的厘定、学科有机性的发现，形成宏观视野，并围绕此目标开展了系列教学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
1.开展教学专题研究，提升教学效果
张永刚完成了“文学理论的学科定位与教学对策”、“文学原理新体系教学理路研究”、“90年代以来中国文学传播与文学理论形态的关联研究”等教研课题，撰写了《以名著阅读为支点改进外国文学教学》、《文学本质界定方式的一种反思》、《知识、方法与思维：文学理论教材的分类供给》等教研论文。在教学中，张永刚将课程讲授重心移到方法、思维培养之上，引导学生从文学理论学科的“元问题”开始，形成宏观整体化和微观细密性思路，实现了教学由知识传授向能力培养转化，做到不仅授人以鱼，而且授人以渔。其做法不仅恢复了文学理论的有机性和活力，而且产生了更好的教学效益。
2.组织开展教学研究与教学改革，形成高层次的教学成果
2005年，“文学概论教材建设与教学创新”获云南省高等教育优秀教学成果一等奖；2005年10月，张永刚牵头组建了推进汉语言文学专业建设工作小组，研究制订了《曲靖师范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建设与改革方案》，从拓展教学资源入手，对曲靖师范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进行系统的改革建设，2012年，教学成果“传统专业汉语言文学教学资源拓展与社会适应性人才培养创新”获云南省优秀教学成果二等奖。
重视质量工程建设，夯实教书育人专业基础
“十一五”期间，以张永刚为负责人的曲靖师范学院人文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被评为国家级特色专业，省教育厅挂牌成立了“云南省张永刚名师工作室”。张永刚积极开展建设工作，在专业建设和师资队伍建设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夯实了学院教书育人工作的专业基础。
1.开展特色专业和重点专业建设，提升专业整体水平
汉语言文学专业是曲靖师范学院的重点专业之一。“如何提升专业整体水平？”这是张永刚近几年来一直思索的一个问题。2007年曲靖师范学院人文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被批准为省级特色专业建设点，2009年成为国家级特色专业建设点。在特色专业建设中，采取走出去的战略，与上海师大合作，建立了硕士研究生培养联合办学点，张永刚教授等5人被聘为上海师大硕士生导师。在此期间，与上海师大合作取得省院省校合作项目1项，张永刚所在学院教师申报并主持国家社科基金研究项目和教育部基金项目多项，通过人才引进、教师外出访学、进修等方式，使教师学历层次不断提高，人才结构逐步优化。
2.加强汉语言文学教学团队建设，提升专业水平和影响力
“汉语言文学教学团队”是曲靖师范学院人文学院的主干教学团队，是曲靖师范学院的重点教学团队之一。张永刚围绕团队建设，大力推动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改革，开发教学资源，促进教学研讨和教学经验的交流，加强青年教师的培养，提高了教师队伍的整体教学水平。2009年，张永刚担任带头人的“汉语言文学教学团队”被评为省级教学团队。
3.以“张永刚名师工作室”为核心，优化学科专业人才队伍结构
围绕省教育厅“弘扬名师治学精神，创立学校著名品牌，加强高校学科专业建设，培养后继人才，发展云南省的教育事业，做到树立一个名师，带动一门学科，带出一支队伍、产生一批成果”这一指导思想，张永刚带领团队进一步深化文艺学省级重点学科建设成果，并把工作重心逐渐转移到新立项的“十二五省级立项建设硕士学位授权学科”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建设任务中，通过优化人才队伍结构、凝练学科方向、拓展学科研究领域、推行教学改革等一系列举措，学科专业建设取得了明显成效。
学科组成员在学历层次、职称结构、年龄结构、学术研究能力层级等方面更趋优化，已逐步形成了充满积极进取精神与活力的学术梯队，并以此带动了高学历、高职称、高水平的学科团队的形成，学术队伍整体状态良好。各研究方向的骨干成员，在学科学术研究领域展现了良好的发展势头。
4.以精品课程建设推动课程体系改革
课程是学科的载体，是知识传授的重要渠道，建设精品课程有助于课程体系改革的深入开展。张永刚负责的《文学概论》2006年被评为省级精品课程，在该课程的带动下，张永刚所在学院在精品课程建设中，不断强化课程监控和应用管理体系，督促课程组从课程建设、网络建设、经费使用等方面加强建设和管理，保证精品课程建设质量和实现优质教学资源共享。
2012年，以张永刚为负责人的“曲靖师范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被遴选为云南省专业综合改革试点项目，该项目从教学模块、内容设计、考试形式等方面做了改革，更好地适应了新的人才培养需求。
加强重点学科建设，提升教书育人层次
作为云南省重点学科“文艺学”、“十二五省级立项建设硕士学位授权学科”“中国语言文学”的学科负责人，张永刚认真组织开展了学科建设工作，以学科建设促进了教书育人层次的提升。
1.“文艺学”省级重点建设学科通过省教育厅验收
作为“文艺学”学科建设负责人，张永刚严格按照建设项目实要求，从凝练学科方向、完善学术梯队、提高科研水平三个方面科学、规范、有序地组织开展建设工作。通过建设，进一步凝练了“文艺学”学科方向，优化了学科队伍，该学科于2010年7月通过省教育厅验收，成为省级重点学科。
2.“文艺学”学科方向得到进一步拓展
在“文艺学”学科建设中，张永刚进一步拓展了“文艺学”学科视野，深入探索“边疆城市文化”与地方文学、文化资源的契合点，探究文学理论在服务地方经济文化建设方面的有效途径，并取得了较大的突破：云南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基地“云南城市文化研究基地”于2009年12月成立，并开展了一系列建设工作，拓展了学科领域。
3.带动并组织开展了“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建设
由张永刚担任学科带头人的“中国语言文学”学科于2011年7月成为“十二五省级立项建设学位授权学科”，围绕建设目标，在张永刚的带领下，中国语言文学学科体系和基础理论得到进一步完善，拓展了文艺理论、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和语言学与汉字文化等学科领域研究空间，构建了跨学科、跨行业的学科建设模式，形成鲜明的学科特色，人才培养层次得到提升，为中国语言文学学科发展、学校学科建设和相关专业高层次人才培养质量的提升提供了理论成果与专业支撑。
通过学科建设及对人才队伍的整合，以学科骨干为主要成员的“云南民族文化与文艺理论研究”创新团队于2012年9月被遴选为云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团队。
中国语言文学论文范文6
【关键词】应用型 汉语言文学 课程设置 教学方法
【中图分类号】G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089（2015）11-0034-02
一、 研究现状综述
汉语言文学专业是一门研究汉语言文学现象和文学发展规律的学科，在我国高等教育中历史悠久，地位突出，肩负着传承民族文化、启蒙民众思想、提高大学生人文素养的重任。“建国后，随教育部审定中国语言文学系汉语言文学专业各门课程教学大纲的颁布，在全国同类专业中逐渐形成了一套固有的基本教学内容与模式。”[1] 近年来，随着“应用型”人才培养战略的出台，各高校对汉语言文学专业毕业生素质和能力的重视，促使各高校教学管理人员和一线教师不断优化课程体系并更新教学方法，以适应经济发展、产业升级和技术进步对汉语言文学人才的需要。近期，关于汉语言文学专业教育和课程改革的研究主要呈现出三个明显的走向：
1.个案化和本土化的研究走向日益明显，即对汉语言文学课程改革的研究往往会以某一具体的高校作为研究对象，注重从宏观理论阐释向微观个案转移，并且针对高校所在地区的实际情况有侧重地论述。廖斌在 《“应用型”人才培养背景下汉语言文学专业毕业论文的选题与指导――以武夷学院为中心的思考》中提出：“像武夷学院这样升格不多久的新建本科院校，人才培养的站位要实现‘差异化’发展。”[2]这种立足本校的个案研究，在其他研究者中同样存在，比如姚锦莲的《面向新课改的汉语言文学教育专业课程改革之研究 ――以广西某高校汉语言文学教育专业为例》、 马兵《台湾与大陆大学本科课程体系比较研究 ――以台湾大学与山东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为例》、刘静《宁夏高校汉语言文学师范专业课程设置研究》等 。
2.重视汉语言文学教育与同类平行教育之间的互动关系，结合其他教育的特点反观汉语言文学教育，发挥不同类别教育之间的良性互动和牵引效应。孟广伟在《关于语文教育和汉语言文学教育的关联性思考》 中认为：“汉语言文学属于语文教育的一部分，然而在传统应试观念的影响下，大部分学校在语文教学中均忽视了对汉语言文学教育的关注，认为学生学习语文知识仅仅是为了应付考试，而并非为了提升学生的文学素养，无法实现语文教育与汉语言文学教育的交流与互通。”[3]同类文章还有乐中保《从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看汉语言文学专业课程重构》、冉毅《汉语言文学教学中审美教育的实施》 、孟伟军《关于语文教育和汉语言文学教育的关联性思考》等。
3.围绕“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重视学生实践能力的提升，使课程建设符合市场需要。邵之茜《以就业为导向，深化汉语言文学专业教学改革》提出：“高等教育大众化时代的到来，对汉语言文学专业人才培养目标提出了新的要求……以培养出能够满足时代需求的创新型、应用型人才，这是当前汉语言文学专业改革的重要内容。”[4]意识到同类问题，以“应用型”作为汉语言文学专业人才培养模式重心的文章还有向彪《以市场为导向的地方本科高校汉语言文学专业课程体系改革的若干思考》、孙永兰《汉语言文学专业培养应用型人才实践教学模式研究》等。
山东青年政治学院作为一所新建本科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作为这所本科院校的新建专业，同样具有自己的特殊性。汉语言文学专业作为建国就设立的传统专业，已经有六十多年的历史，但是对山东青年政治学院来说，2013年9月才迎来这个专业的第一届本科生。目前，汉语言文学专业已经迎来两个年级的在校生，对这个新建本科专业的课程体系建设也在摸索中前进。面对这一新建专业，本学院的任课教师既没有直接的、一手的经验可以借鉴，也不能对其他高校汉语言文学专业建设的经验照搬照抄，所以在教学目标、教学大纲、教学内容等教学计划的制定上还存在各种问题;同时囿于专业人数少、年级少、学科底子薄等现状，学院又无法将纵深层面的教学改革全面铺展并进行下去。所以，对这个专业的课程设置和教学方法进行研究，不仅可以对本专业已有年级的教学工作中存在的问题进行汇总和反思，更好地推进本专业后续年级专业教育的开展，而且还可以作为培养应用型人才为目标的、同类性质的、新建本科院校提供有益的借鉴和启示。
二、从学院实际出发，明确课程结构调整目标
2014年6月，国务院于印发了《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对今后一个时期的现代职业教育进行了全局规划和政策部署。《决定》明确了现代职业教育长远发展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和目标任务，提出“到2020年，形成产教深度融合、中职高职衔接、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相互沟通，体现终身教育理念，具有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5]。为了实现《决定》提出的教育目标，建立健全课程衔接体系势在必行。这种课程衔接需要专业设置、专业课程内容与职业标准之间互相衔接，以形成对接紧密、特色鲜明、动态调整的职业教育课程体系，从而最终实现素质教育的全面实施和学科课程的合理设置，并将职业道德教育和人文素养教育贯穿始终。
山东青年政治学院作为全国唯一一所本科层次的地方青年政治院校，同时是一所新建本科院校，而汉语言文学专业作为2013年新建的专业，和这所新建本科院校都具有“年轻化”的特点，因此，汉语言专业的课程建设完全没有现成经验可供借鉴。 基于各种现实问题的挑战，要实现“应用型”人才培养的教育目的，势必要求汉语言文学专业的课程结构和教学方法进行有侧重的调整，而这一调整要紧密围绕以下三个层面的目标要求：
1.将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自主学习能力和实践能力的提升放在首位，使学生的知识素养与将来就业方向对接，培养学生能根据社会和市场的实际需求找准自我定位，发挥自我潜能，实现自我价值。
2.优化汉语言文学专业课程体系需要发挥一线教师的主观能动性，提升教学研究能力。在教学一线的教师所积累的教学经验都具有实际指导价值，这不仅有助于本专业的后续建设，也能提升本学院的整体教研水平。
3.要建立健全一套具有特色、相对完善成熟、实效性强的课程体系，及时总结将已有教学过程中的经验教训，摸索出适合本校汉语言文学专业发展的教学道路，为本专业的后续教育提供可参照的范本，从而提升本专业的优势品格。
三、以目标要求为导向，深化课程体系改革
围绕以上三个层面的目标要求，汉语言文学专业在人才培养方案中，明确了本专业要培养能在党政机关、各类学校、新闻出版、企事业单位等部门从事与汉语言文字运用相关工作的应用型高职专门人才，这些人才不仅要适应地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还要具有较高的文学分析鉴别能力和语言表达写作的基本能力。围绕这一能力培养目标，优化汉语言文学专业的课程构成，以实现本专业课程体系的改革，需要从三个维度入手：
1.建构符合学院“应用型”人才培养特点的课程体系，明确实践性课程的教学方向和内容，合理分配相应的学时和学分，保证理论知识向实践能力转化过程的延续性和完整性。
目前，我院汉语言文学专业的主干课程是中国语言文学，核心课程有文学概论、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代文学、中国当代文学、外国文学、语言学概论、古代汉语、现代汉语和写作等。除了理论知识课程之外，还包括秘书理论与实务、多媒体技术与应用、新闻采编写作等实践性课程。学生有22周的实践教学周，对应有22学分，其中毕业实习占有10学分，毕业论文占有6学分。学生的实践活动有22个教学周，相当于一个学期的时间，那么在这段时间内除去理论教授和书面写作的时间外，学生还有远远大于10周的实习时间。而在这一过程中，学院能有意识地为学生提供诸如文化研究中心、博物馆、文化园等实习单位，相关教师能有组织地带领学生参加实践活动，这将使学生在实践中获得一手认知和亲身体验，有助于学生之间相互影响和带动。
2.要根据学院专业设置特色，注意汉语言文学专业课程性质的构成比重，权衡并配置必修课和选修课所占的学时和学分比例。
本专业的课程由公共必修课、专业必修课、专业选修课和公共选修课组成。按照培养方案的要求，专业选修课程设置需包括两种课程结构体系，一种是专业限选课程+专业任选课程，另一种是专业方向模块课程+专业任选课程，所以本专业的专业选修课分汉语言文学和高级秘书两个方向，分专业限选课和专业任选课两种类型。既然专业选修课在开设时具有可操作性，那么学院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开设相对自主的、有侧重和针对性的选修课程。针对“应用型”人才培养目标的要求，可以沿着“办公文秘”和“汉语言文学”两个学科类别，根据学生的兴趣和意向分别开设以上两个方向的相关课程。这种课程设置具有“模块式”教学分流的特点，既能满足学生多方面的知识需求，同时尊重了学生各自兴趣偏好，是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学生同时具备多种“应用型”的知识和技能，这将为本专业学生就业选择提供多种理论储备，拓宽了学生就业视野和就职岗位的选择空间。
3.在教法上，打破传统的教师教授为主的单一授课模式，采用启发式代替注入式，由教给学生知识到教会学生学习，最终实现从教师点拨到学生发挥主观能动性独立学习并研究的教学目的。
汉语言文学专业作为新建的本科专业，总共有4个学年，即8个学期，157个学习周。在这四学年中，本专业学生的活动类型分为五类：入学教育和军训、课堂教学、复习考试、专业实践教学、毕业教育。在这些活动类型中，课堂教学占了120个教学周，即120/157的比重，这就是说学生有绝大部分的学习时间是通过课堂教学中形式，这就是势必要求教师不仅要利用现代教育技术的先进成果增强课堂教学的生动性，同时根据实际教学条件灵活使用多种教学方式：一方面，任课教师必须熟练掌握多媒体教学方式，在制作好PPT的同时，熟练使用视频、音频、图像等教学手段，充分利用多媒体教室、录播教室、多功能网络教室等类型的教室资源;另一方面，因为本专业人数较少，所以可以根据学生的情况采用小班教学的方式，而这种教学方式需要发挥教师引导、点评和点拨的带动作用，将传统注入式教学方式转变成引入式，切实发挥学生独立学习的能动性。同时，注意发挥现代教育技术的优良效能，通过广播、网络、电视、录像等方式传播知识，激活学生的兴奋点，并引导学生利用这些现代技术资源将所学知识通过多种媒介形式物化成具体作品，比如新闻稿、广播剧、文化宣传片、模拟授课视频等，从而实现学生文字写作、语言表达和事务处理等实际能力。
四、结语
综上所述，汉语言文学专业作为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传统专业，如何顺应时代的变化发展以满足社会经济的正常需求，并在现代教育技术日益发达的新语境下焕发光彩，对本专业的课程设置和课程体系进行适时调整和优化，不仅是专业学科内部自身发展规律的必然选择，同时也是构建“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的题中之义。正所谓，新建本科的定位大多设计在‘地方性’（区域性）、人才培养目标瞄准在‘应用型’。”[6]以山东青年政治学院作为个案研究，对其他地方性、政治性、新建本科院校具有参照价值，其研究成果也将实现平行研究的推广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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