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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同学录范文1
［内容摘要］ 在中国纪录片发展面临内容和主题的深化、表现手法的更新之际，人类学纪录片为我们展示了一个新的天地，国内的一些先行者在这方面已取得了成功，实现了与国际接轨。那么什么是人类学纪录片？人类学纪录片又有几种类型？请参阅本文。 ［关键词］ 人类学；人类学纪录片；文化 “人类学纪录片”顾名思义，它显然包括两个方面——人类学和纪录片，两者密不可分。但它既不等于人类学的传统文字表达方式，也不等同于人们日常熟悉的纪录片。就内容而言，人类学纪录片是人类学的、理性的，属学术成果，在这个意义上，与人类学书面著作等同，而与一般纪录片有异。从表述形式来看，人类学纪录片则又是鲜活的、形象的，与人类学书面著作的表述方式完全不同，而与一般纪录片相同。由此可以说，人类学纪录片是科学成果与艺术形式的完善结合，是纪录片手段用于人类学研究，其纪录片是外在的表现形式，人类学是内在的表述内容，是人类学家研究成果的产物，也是纪录片中的一类特殊类型。“人类学”和“人类学纪录片”都是从西方引入我国的。“人类学”较早，本世纪初就已传入我国，而“人类学纪录片”就很晚了，直到“1985年，当时担任国际影视人类学委员会主席的加拿大蒙特利尔大学埃森·巴列克西教授（Asen Balikci）来我国访问，这个片种才被介绍到我国”。① 在英语里，西方国家对人类学纪录片有若干种不同的称呼。一般称为Anthropologic Documentary（人类学纪录片），或Ethnologic Documentary（民族学纪录片）。也有的人把其中单纯记录某一民族的文化现象，但很少或不加任何解释和评价的影片称之为Ethnographic Documentary（民族志纪录片）。这些不同的命名多少有些差异，但并没有实质性的区别，一般情况下可以兼容，这主要是在人类学界使用。而影视圈内，一般把这类影片通通归于纪录片，仅仅认为它是纪录片中的一类，并没有赋予它比一般纪录片更多的含义。 当今世界，人们的交往越来越多，形成了多元文化的社会，人类学纪录片可以把不同的文化传递给人们，并促使人们开展对话，让人们分享世界上不同地区的不同文化，从而唤起人类对自身深刻而积极的感受。在世界人类学第9届大会上，与会人类学家通过了《关于影视人类学的决议》，决议写道：“电影、录音带和录像带在今天已是一种不可缺少的科学资料的源泉。它们提供有关人类行为的可靠资料，……它们能将我们正在变化着的生活方式的种种特征保存下来，留传给后世。我们所处的时代不只是一个变化的时代，而且是同一性增强而文化大量消失的时代。为了纠正这一过程可能导致的人类的短视行为，按现存的多样性和丰富性记录人类遗产就非常必要。”②这已成为许多国家影视人类学家们的共识。 一、 人类学纪录片的起源 人类学纪录片是随着电影的诞生而出现的。据著名的影视人类学家保罗·霍金斯（美国）的文章称，第一个拍摄人类学纪录片的人是瑞格纳特（Felix-louis Regnault），他于1989年在法国巴黎举办的非洲民族学博览会上用电影记录了非洲沃洛夫妇女制作陶器的过程。“毫无疑问，这是第一部民族志电影”。 最初，人类学纪录片在人类学界不受重视，它只不过是作为人类学研究中的附带产物，而并没有作为必不可少的研究工具和研究成果中用以引用的重要部分。直到本世纪30年代，格利哥利·本特森（Gregory Bateson）和马格丽特·米德（Margaret Mead）改变了这种状况，他们将人类学和电影结合到一起。 本特森曾在新几内亚东北部的色皮克河沿岸的雅特木耳人中间进行过田野调查工作，并写了本题为《耐温》（1936年）的专著。米德则在萨摩亚和新几内亚做过田野工作，他曾写过大量的专著和文章，并早已由于他的人类学著名通俗易懂而著称于世。本特森和米德于1936年—1939年在一个巴厘人的小村庄一起从事研究工作，他们的这一项研究对人类学的重要贡献就是：将电影和照片运用到人类学研究中去，并将它们有机地结合到一起。他们用摄影手段来弥补早期各自工作中的不足，例如生动的可视性图像可以使本特森非人格化的抽象分析更加丰满；再比如纪实性的纪录片可以使米德对人类行为的广泛描写更加生动和深刻，纪录片就像他们的人类学著作一样，描写了人们的行为，并展示了人类学研究的结果。在纪录片的“许多地方集中表现了小孩儿之间以及小孩儿与成年人之间的相互行为。譬如他们在影片中表现了巴厘人挑逗小孩儿的这样一种行为：用手触摸刺激婴儿，使他达到近乎兴奋最高点时，突然停止与婴儿的接触，这对研究成年的巴厘人没有高兴奋点的‘稳定状态’来说，是很重要的，他也以生动的形象表明，这一点在纪录片中可以很好地被表现出来。”③ 此次田野调查结束后，他们结合25000幅照片在1932年出版了两部著作。另一方面，他们将拍摄的22000英尺16毫米胶片素材剪辑成《巴厘跳神与舞蹈》、《巴厘与新几内亚的儿童竞争》、《一个巴厘人的家庭》、《一个新几内亚婴儿的出生》等6部纪录片，于1950年发行。在本特森和米德的系列片中，他们有一部影片纵向地研究了一个叫卡贝的小男孩，从7个月开始一直到3岁，以他为研究对象研究了儿童早期成长的几个关键发育期。本特森和米德有意识地把电影用于人类学研究，用电影来表现形象化的运动，并从整体上表现复杂的场景间各种相互关系，这种运动和关系在电影中比在纯文字中要好表现得多。这样，他们对电影的运用就成了人类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并弥补了文字材料的不足。 本特森和米德将纪录片应用于人类学研究的方式，为后来的人类学家起到了示范作用。他们的文字报告加人类学纪录片的成果方式，也为人类学界认同，一本书再加上一部人类学纪录片成为后来人类学研究最佳的成果表述方式。 二、 人类学纪录片的表现对象 人类学纪录片表现的对象同人类学一致，是人类的文化和“向属于一种文化的人们解释属于另一种文化的人们的行为”。④ “德国的格廷根科学电影研究所是世界三大影视人类学研究中心之一”⑤，以下我们试列出格廷根科学电影研究所保存的德国和丹麦拍摄的部分人类学纪录片，从其内容我们可以看出人类学纪录片所表现的对象。（摘自德国格廷根科学电影研究所《电影百科档案人类学片目录和内容简介，欧洲专册》） 《在黑林山开垦地》——火烧开垦土地并平整（E496，1937，“E”为科影所存影片编号，后为年代，下同——引者注） 《在巴登外勒榨油》——300年前的水动榨油机结构（E1965，1972） 《布勒特璃的金线刺绣》（E983，1965） 《符腾堡的土法烧炭》（E651，1959） 《水力锻造作坊》（E658， 1963） 《镰刀割黑麦》（E927，1951） 《农村式烤制面包》（E931，1950） 《抄网冰上捕鱼》（E930，1947） 《蓝靛染房》（E928，1948） 《纷法诺人戴头饰》（E929，1951） …… 我们统计了来自欧洲12个国家的40部人类学纪录片，像《符腾堡的土法烧炭》、《镰刀割黑麦》这种表现欧洲各国残存的，而现在许多已消失的传统物质生产流程内容的纪录片，占绝大多数，共有25部，占全部纪录片的60%强；其次是类似《黑林山复活节举火活动》、《圣灵降临节》这种具有民族和地区特色的民间宗教节目活动，共7部；此外还有表现民间娱乐活动的纪录片4部，表现民间生活的纪录片3部；还有利用影片形式，对比研究实现伦理道德观念的《四个家庭——印度、日本、加拿大和法国农民家庭的比较研究》。 三、 人类学纪录片的作用 关于人类学纪录片具体的作用，埃米莉·德·布里加德（EMILIE DE BERGARD）在他的“影视人类学史”⑥中列出以下3条： 1. 当事件过于复杂，速度过快或太小，以至于人用肉眼或文字书写无法把握的时候，它们作为记录事件的工具而存在。 2. 由于人们的很多行为即将消逝，或者理论所涉及的事物已不复存在的时侯，它作为一种为了后代进行抢救性记录的方式而存在。 3. 用于共时性跨文化的对比和历史性的文化变迁研究。 也就是说，首先，当人类学家所研究的对象，使用常规记录方式或观察方式无法把握时，它是人类学家辅助记录的工具。 例如对于民间舞蹈和巫术等的记录。影视人类学家保罗·基奥齐（意）指出：“如果没有影视记录，对舞蹈和体态变化等文化现象的分析将十分困难（并且肯定不够完善）”。
其次，人类学纪录片也作为抢救人类文化的工具而存在，即前边所提到的不加任何评论的“民族志纪录片”，世界正进入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社会经济文化急速变革，大量传统文化形式来不及保存下来，更来不及仔细研究，转眼便消失。文化的消失具有不可复得的特征，人们急切地感到，如果不采取措施使之得以保存，人类将失去大批宝贵财富，同样对发展新文化也十分不利。这种紧迫的形势给人类学纪录片带来了发展转机。因为形势紧迫，许多从前不关注，甚至不愿意使用影视手段进行人类学研究的学者，也注意到影视手段具有许多为传统研究手段所不具备的长处：它能够在比传统的笔录方式短得多的时间内收集到比笔录多得多的原始资料，而且这样的资料生动、形象，真实可信，并且可以重复放映，反复观察研究。他们意识到把电影电视这种现代化手段与传统手段结合起来，对于人类学研究大有裨益，于是，把眼光投向人类学纪录片，用影视手段来“抢救”人类即将消失的文化。 对于民族志纪录片，著名的人类学家保罗·基奥齐指出：“为那些已经消失或正在消失的文化留下可以看得见的证据并不是要刺激人们回归到以往时代，而是应当把这些证据视为一种可以促进对人类本身的认识的信息资料。”⑦ 此外，人类学家利用人类学纪录片的直观可视形象性，将它用于横向的同时性跨文化对比，或纵向的历史性的文化变迁研究。这是一项真正的科学性的研究过程，就像以上片目中的《四个家庭——印度、日本、加拿大和法国农民家庭的比较研究》一片，将这4个来自世界不同地区不同国家的家庭的伦理道德观念进行了对比研究。另外，像本特森和米德最初做的那样，他们在《巴厘和新几内亚儿童的竞争》一片中，将巴厘人和雅特穆尔人的文化背景和行为进行了对比。该片从某种意义上讲是第一次以影片的形式进行比较研究的尝试，它表现了两种不同文化的可比性。影片表现了不同地域的两个种族内自然发生的同类事象，例如耳朵的灵敏度，经验知识或创造性才能，还有像给儿童一个玩偶以引起竞争反应等等，将巴厘人和新几内亚塞皮克流域雅特穆尔人的文化现象进行了比较。 四、 人类学纪录片的意义 以上我们谈及了人类学纪录片的起源、性质、表现对象、在人类学研究中的作用以及同文字表述方式的区别，在此我们应该对人类学纪录片进行初步的界定，下一个定义。我们是否可以这样回答“什么是人类学纪录片”这个问题： “人类学纪录片是人们运用影视手段，旨在研究人类学和体现人类学研究成果而拍摄的纪录片。” 这个定义包含3层含义：其一是目的的表述，是为了研究人类学和体现人类学的研究成果，这是人类学纪录片的本质，研究是出发点，研究指导拍摄。其二是运用影视手段，影视手段是工具，是表达人类学研究内容的重要媒体。其三是内容的表述，人类学纪录片的内容是人类学研究和人类文化研究，它包括人类的生存状态、生活方式、人种繁衍、组织规则、宗教信仰、社会结构、文化模式等等。 五、 人类学纪录片的分类 按照影视人类学家格瑞欧（Griaule）的分类方法，大体可分为以下3类： 1. 提供研究用的纪录片断； 2. 用于人类学课程的教学片； 3. 供电视台播放或学术交流的具有完整结构的作品。 其中第一类，提供研究用的纪录片断，数量最大，也最珍贵。它包括只用一个镜头拍摄的一个完整过程，像制陶、打制器具、舞蹈等，也包括人类学家利用较长时间，对研究对象进行的全面系统的记录。这些素材，可以提供给人类学家研究，更重要的是保存下来留给后来人。目前世界三大影视人类学研究中心之一的德国哥廷根科学电影研究所就建立了人类学大百科全书影视卷，收集全世界各类民族的影视素材。 人类学素材片的价值在于，首先，它没有拍摄者的主观介入，没有像艺术片似的主观设计。其次，它充分保存了现场的原始状态，没有把当时拍摄者尚不理解，或用当时的理论无法解释的信息过滤掉，完整而全面地保存客观事物的原貌，因此，后人可以从中读解到更多的信息，有利于人类学理论的发展。在人类学的研究中，此类人类学素材一向很受重视，具有永恒的难以估量的价值。 第二类，用于人类学课程的教学片，一般是那种只剪去素材中冗杂的部分，经过粗编后的纪录片。有的加解说；有的则不加解说，附有文字说明。这类纪录片虽对素材经过剪辑加工，但依然保留着原始资料的性质，未提供摄制者的任何见解。“美国人类学纪录片制作者保罗·霍金斯（Paul Hockings）1968年在爱尔兰农村摄制的《村庄》就属于这种类型。该片长70分钟，虽然只使用了原始素材的1／13，但展现在观众面前的，仍然是没有摄制者观点介入的当地生活实景写照。全片没有解说，只有少量字幕，用来翻译片中人物说的爱尔兰语。”⑧此外，像美国人类学家卡尔·海德（Karl G·Helder）摄制的《达尼人的房屋》表现了两类不同达尼人房屋的建筑过程；英国人约翰·马歇尔（John Marshall）摄制的《昆布须·曼的仪式舞》展示了卡拉哈里布须曼人原始的医疗仪式，也属于这类教学用的人类学纪录片。 第三类，供电视台播放或学术交流用的人类学教学片是供大众观看的。“这类人类学纪录片加入了制作者的观点，是制作者按照自己的感受和理解，对素材进行剪辑和加工而成的，剪辑得比较细致，结构较完整。一定程度上说，这一类人类学纪录片是摄制者对所拍摄的文化事象所做诠释的结构性再现，或者说是摄制者对所反映的客观文化的主观再现。在这类人类学纪录片的制作中，运用相同素材，根据不同的需要，常可以成功地剪辑出不同类型的人类学纪录片。例如，中央电视台的《最后的山神》和中央民族大学的《最后的萨满》这两部纪录片，前期拍摄在一起进行，所获素材相同，后期制作是从完全相同的素材中剪辑出来的。前者按照制作者自己对鄂伦春族原始宗教萨满教的衰落及其残存影响的感受和理解，用影片表现了萨满教在鄂伦春族现实生活中的地位，和在鄂伦春族群众心理上的历史积淀，生动真实而富人情味，在1993年亚广联年会上获奖，后者则详尽、客观地展示了萨满祭祀仪式，包括萨满所穿法衣，使用的法器，祭祀程序和活动细节等完整段落，为研究鄂伦春萨满教的现状提供了丰富可信的资料，1994年获选参加在日本举行的世界萨满教学术讨论会。”⑨ 注释： ①、⑤、⑧、⑨ 张江华、李德君等著《影视人类学概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 ② [美]保罗·霍金斯主编：《影视人类学原理》，伊利诺伊州荧加哥阿尔丹公司，1975年 ③ [美]卡尔·海德著，田广、王红译《影视民族学》，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9年 ④ [美]沃尔特·戈德施莱特《民族志电影：定义和解释》，收入美国伊利诺伊大学保罗·霍金斯教授论文集《影视人类学原理》，1975年 ⑥ 埃米莉·德·布里加德著，邓卫荣译《影视人类学史》，载中国民族学学会影视人类学分会《影视人类学通讯》 ⑦ [意]保罗·基奥齐文，梦兰译：《民族志影片的功能和战略》，载《民族译丛》1994年2期，原载美国《影视人类学》杂志1980年2卷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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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古典目录学本身即以图书分类法、图书目录编撰方法为主要研究对象。中国最早的文字记载主要依靠政府馆员和审职人员，所以早期文献多为官方记载。西方目录学源于古代，在古代图书馆的图书分类编目中能找到目录学的渊源, 本文针对中西图书目录编排差异做几点论述。
关键词：中西图书目录编排差异
1、中西图书目录编排发展沿革
中国古典目录学本身即以图书分类法、图书目录编撰方法为主要研究对象。中国最早的文字记载主要依靠政府馆员和审职人员，所以早期文献多为官方记载。秦朝焚书坑儒以后，汉初统治者比较注重书籍的收藏和整理，因此有刘向的《别录》、刘歆的《七略》。西汉藏书到东汉献帝时遭遇劫难，后有人整理出《中经新簿》。《中经新簿》编成后又怀王之乱，于是东晋初重新整理，将甲乙丙丁四类分法更名为经史子集。唐贞观年间，官修《隋书》其《经籍志》采用死不分类著录图书，并正式以经、史、子、集取代甲乙丙丁来命名四部，成为我国第一部以经、史、子、集四部分类的史志图书。宋朝雕版印刷得到发展，于是编有《崇文总目》。到了清代修《四库全书总目》。同时发展的还有私人修书目录，以及以书本为专门对象的史志目录等。到了近现代，由于西方图书的大量涌进，中国传统图书四分法受到冲击，中国图书目录编排分类得到传统性改造。
西方目录学源于古代，在古代图书馆的图书分类编目中能找到目录学的渊源，中世纪时开始限定于某个时期、某个主题、特定的著作或特定的著者而编辑目录，15世纪末，特里森编撰了一部大型基督教书目，此外还著有《德意志名人著述目录》，因此他被称为“目录学之父”。到了15世纪，随着印刷技术的发展，书的数量猛增，为了便于管理和查阅，书籍的分类与编目变得十分重要。到18世纪，目录学成为了公认的专业知识学科，该领域发展最为领先的是德国和法国。19世纪末目录学学会成立，20世纪，“新目录学”在英国得到长足发展，围绕“分析目录学”和“列举目录学”何为第一位的问题，一直存在争议。
2、中西图书目录编排方法差异
彭斐章在《目录学教程》里将中国古代书目分成：官修书目、史志目录、私人目录、专科目录、特种目录、导读目录。其中官修目录里，刘歆的《七略》开启了中国图书分类始端，将图书分为七种，后《中经新簿》将图书按甲、乙、丙、丁四种分类，再到《随书·经籍志》将甲乙丙丁更名为经、史、子、集四部，分别代表五经、史记、诸子、诗赋。史志目录是专门记载书目文献的部分，如《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文献通考·经籍考》等。私人目录主要记载私人藏书目或著述目录等。专科目录是推测可能存在的目录，是各官员为了方便管理，将自己执掌相关的文献编成目录。导读目录是教育制度的产物，是古代学统于官，方便统治者指导民众的一种目录。因而中国古代图书书目编排上，主要侧重于书目本身的性质、功能，进行学术分类。
西方图书目录编排隶属于“列举或系统目录学”的研究，分为列举目录和分析目录。列举目录学分为总目（世界书目）、国家书目、贸易书目，通过对现有大量图书的整理列举，从而达到流通书目的有序化、可控化，但其记载的信息有限，仅强调文献本身及其所在处所，所以对其他目录学科而言，相对简单。分析目录学强调对文献各方面的详细调查研究，具体可分为描述目录学、版本目录学、历史目录学。描述目录学主要用于对文献本身进行精确描述。版本目录学则主要研究不同印刷版次、不同出版商印制的同一本书之间的异同、优劣。历史目录学侧重图书、生产图书的人、机构等各方面的历史。可见西方在图书目录编排分类上，主要侧重于分类的规则性、科学性、有效性、实用性。
3、编排方法差异探析
余训培在《中国目录学传统之目录学与文献整理二位一体》一文里，对文献分类进行了定义：“就是以图书的内容属性为依据，建立一套规则，按照规则可以将所有的图书纳入该系统。这是一套可以供不同主体利用的规则，并且可以长期使用。” 他认为：“文献分类的目的在于保持分类的规则性、长期性和连续性。在公共图书馆迅速发展的情形下，文献利用者对检索产生了强烈的需求，进而也就对分类的这几个性质有所要求。于是，文献分类在西方大行其道。……西方目录学也就遵循这一轨迹发展成为以检索为主要方向的工具性学科。”所以西方目录学分类讲究检索有效性，对于读者来说，是十分实用的。而中国文献编排分类主要按照学术派别、著作性质来划分，如诸子百家列入子部等，主要偏重于学术性质的分类。这主要是因为中西学术渊源不同，中国自古就是学统于官，能够有丰富学识、丰富藏书的人，往往具备较强的经济实力或是政治背景，多处于个人爱好，藏书仅供个人及小范围学术圈子使用，不需要大范围的检索查阅。且中国自古重文，科技类书籍相对较少，因此在图书分类上相对简单，不需要复杂精细的分类系统。又因中国古代图书出版、言论控制权在官，到明末清初才开始大兴文人自修自撰自刻书籍的风潮，在此之前图书多为官方文献，因此作为文献阅读者及文献出版者，他们非常清楚图书体系，也就不必思考更为复杂的分类方法。
参考文献
[1] 余训培.《中国目录学传统之目录学与文献整理二位一体》.
[2] 彭斐章.《目录学教程》.高等教育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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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公务员；公务员录用；公务员制度
[中图分类号]D035·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 1006-0863（2013）07-0050-04
我国公务员考试录用制度随着公务员制度的确立而相应建立，至今已经20年。20年之际，是一个有必要对其加以回顾与总结的节点；20年之时，也是一个推动其完善与发展的起点。
一、我国公务员考试录用制度的实施成效
1994年下半年，原国家人事部举行了首次中央国家行政机关公务员录用考试。此后，中央机关公务员公开考试录用公务员成为定制，一年一次，从1994年到2013年连续招考20次，招考人数由逐年增加到渐趋稳定，报考人数年年增加，报考人数最高年份约达146万余人，部分职位竞争激烈，考录比例最高达到8346：1。至今，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公务员录用考试已经成为单次规模最大的职业性质考试。随着公务员制度在地方各级行政机关的逐级推行，地方层面公务员考试录用相继实施。200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以下简称《公务员法》）施行，我国公务员制度涵盖了七类机关，公务员范围极大扩展，考试录用制度的实施范围相应扩展，至此，公务员考试录用成为各类机关人员录用的基本方式，“凡进必考”成为公务员录用的基本准则。据有关部门统计，自1994年到2010年，全国通过公开招考录用的公务员达110余万人，这使公务员队伍的构成在学历、年龄、来源、身份、知识或专业等方面实现了结构性变化。[1]有学者认为，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80年代进行的干部制度改革，在共和国历史上掀起了一场广泛而意义深远的政治精英大转换。[2]我们进一步认为，公务员考试录用制度的实施，在实质上是比上层政治精英即领导干部层面更为深刻、更为广泛的精英转换。按全国公务员总数约700万人计算，考试录用的110万公务员已经约占到公务员总体的五分之一左右。依照现行的“凡进必考”准则，合理的未来预期是，公务员队伍将会逐步实现由经考试录用的公务员所构成，这意味着我国公务员队伍素质能力构成的整体跃升。
公务员考试录用制度的全面推行和连续实施，其社会影响无疑是广泛且深刻的。第一，以“公开”取消“神秘”，彰显民主。传统干部录用具有相当程度的神秘主义色彩。公开原则是公务员录用的首要原则，其要求公务员录用的标准、条件、方法、程序、结果等全部要向社会公开，并接受社会的监督。公开原则能够广泛吸引社会上各种人才参加公务员录用，扩大选人视野，提高公务员录用质量，同时也体现民主透明，便于监督，保证公平。第二，以“竞争”代替“分配”，突出能力。“纵观公务员制度的历史与现实，一个极其普遍而显著的特征是其面向社会公开考试录用的竞争机制。”[3]现代公务员录用的实质是职业录用，其录用考试性质是职业能力性质的测试，其本质的要求或特点在于“因事用人”、“以职求人”，是一种职位竞争。第三，以“多元”替代“单一”，实现自由。职业社会的形成是公务员录用制度确立的社会基础。多元化的职业选择、公平的职业竞争和选择职业的自由权利是发达或相对发达的职业社会的主要表现。公务员录用制度的实施及其成效既以我国职业社会的发展为环境和条件，同时也是其具体表现与积极推动力量之一。我国公务员录用制度实施的过程，就是人才户籍、身份、区域、单位等方面的限制与羁绊不断被打破的过程，就是社会成员的职业选择日渐多元、职业自由不断扩大的历史过程。
二、我国公务员考试录用制度实践中的主要不足
尽管我国公务员考试录用制度的实施成效是巨大的，而且也是主要的。但从当前公务员考试录用制度实践来看，仍然存在相当的不足，这主要是：
1.存在一定程度的目标置换和标准冲突
目标置换是指在目标实现过程中目标体系之中和目标手段之间的倒置现象，具体表现为核心目标被次要目标取代、手段成为目标等。公务员录用制度的全面推行取得了巨大的成效和良好的社会反响。但在“凡进必考”的严格要求和“考试取才”的光环效应之下，在一定程度上却存在着目标置换的问题。众所周知，考试的目的是选拔人才，考试只具有手段性或工具性，考试本身并非目的。而且，考试并非人才测评的唯一手段，与人才需求的多样性和人才素质的丰富性相应，人才测评具有多种方式与技术。当下，在我国公务员录用实践中，考试录用已经成为了公务员录用的主要方式，甚至是唯一方式。在多数情况下，各级公务员机关尤其是地方公务员机关事实上不存在考试录用之外的录用方式选择，也就是说，实际上没有“考”与“不考”之外的选择。并且，对于有些应当进行特定素质与技能测评的公务员职位，部分公务员录用主管部门及用人机关基于种种考虑，简单地以“考”代“评”，一“考”了之。
我国公务员录用具有突出的职业录用和政治录用相互交织兼容的特点。政治录用的首要标准是政治素质，包括政治立场、政治态度、政治表现即政治忠诚等等，同时兼顾能力素质，录用主要形成的是政治关系；职业录用的首要标准是职业素质，包括知识状况、能力倾向以及特定的技能水平等等，同时兼顾品德素质、心理身体素质等，录用主要形成的是职业关系。现代西方国家公务员制度主要通过“两官分途”制实现了政治录用和职业录用的相对分野。由我国政治体制所决定，政治组织基本国家化，政治组织工作人员同属于国家工作人员即公务员。因而，我国公务员录用既包括国家机关（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公务员录用，也包括政党（执政党、参政党）、政协（统一战线性质组织）等政治组织机关公务员录用，适用同一公务员录用法律规范，性质、标准、形式、程序、要求等完全同一。这一录用制度设计的合理性解释可能是基于机关工作人员（各类性质机关）工作素质与能力要求的相同或相似性，但其事实上是将各类机关的性质差异忽略不计的，一定程度上说，这就是传统的大一统干部模式的回归。
从本质上说，上述目标倒置和标准冲突问题的根源在于公务员录用制度多元价值诉求之间的失衡。公务员录用制度的价值诉求包括科学、民主、公平、法治等。在理想意义上，制度多元价值追求之间应当相互协调，实现相对均衡。但事实上，多元价值之间存在一定的相互冲突与内在张力。例如，强调“凡进必考”的公务员考试录用，主要彰显平等竞争的公平性，但未必能够完全体现职位人才需求的科学性；体现平等竞争、择优录取的科学化考试，却可能隐含着对先赋性差异、地区差异等起点不平等的忽略；具有政治价值考虑的政策倾斜与照顾，未必符合科学意义上“择优而用”等。公开竞争考试录用虽然具有科学性与公平性，但从来都不是“最”科学与“最”公平的录用方式。从目前我国公务员录用考试实践来看，总体上具有倾向性的是公平价值，尤其是在身份、户籍、性别等具有明显限制甚至歧视性的报考条件相继突破之后，体现了相对公平和机会均等，但录用考试的“基础性工作仍需加强，科学化水平有待提高。”
2. 录用权力相对集中，公务员录用渠道多元化
权力集中是目前我国公务员考试录用管理体制的显然特征。我国目前公务员考试录用管理实行二级录用管理体制，即中央和省级两级主管。2006年之后，省级以下基本实现了省、市、县、乡镇公务员录用考试四级联考模式，这被形象地称为“省考”，与之相对的是“国考”，即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公务员录用考试。“国考”和“省考”是当前我国规模最大、影响最广、相对定时定期举行的两个层次公务员录用考试。2009年广西省公务员录用考试“泄题”案件发生之后，多数省份不再单独组织公务员录用考试，而是在中央公务员考试录用有关管理机构的协调下，采取了“同步招考”的做法，直至现在。因此，仅从公务员考试录用的组织而言，集中的倾向是显然的。权力集中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集中权力有利于加强控制，严格执行，实现统一。据有关部门统计，截止2002年，在全国新增的70万公务员中，经考试录用的公务员仅占到62.7%，乡镇一级考试录用比例更低，仅为43.26%。[4]“凡进必考”并未全部落实，“未考而入”、“考不进来调进来”的现象时有发生，并且主要发生在市、县以下公务员录用中。因此，适度集中公务员录用权力具有一定的必要性。但另一方面，集中就意味着统一，统一就可能单一、刻板，就可能导致用人与治事相脱节，导致丰富多样的用人需求被刻板呆滞的录用模式淹没遮蔽。而且，权力集中必然导致权力中心主义，从而背离择优取才的根本目标，走向“为考而考”的形式主义泥淖。
我国公务员录用实际存在多元化渠道。《公务员法》中所规定的公务员录用就是特指公务员考试录用。但从公务员身份的取得、公务员法律关系的确立角度来看，除考试录用外，我国公务员录用至少还有调入、选任、公开选拔、聘任等四种渠道。即使是在公务员考试录用范畴下，除相对定期性、规模较大的公务员录用考试外，在实践中还有军队转业干部接受安置公务员录用考试、基层政法干警定向招录公务员、从优秀村干部中录用乡镇机关公务员以及不定期、特定的公务员机关公务员录用等等。总之，目前我国公务员录用渠道多元杂陈，有待统一整合，从而实现有序依法录用。
3.录用测评体系有待进一步完善
录用的关键在于测评。从当前我国公务员录用考试来看，当前我国公务员录用测评体系主要存在三方面不足：一是针对性显然不强。“以职选人”是公务员录用的基本要求。不同层级、类别的公务员职位，其性质、职责大小、任务繁简、难易等均有所差异，因而所需人员的资格、素质、能力等也有所不同。尤其是，我国公务员职位分布于七类机关，性质多样，涉及五大层级，地区众多。但当前我国公务员录用考试存在分类粗犷，分级虚化的突出问题，尤其是在统一考试模式下，日趋于单一化。
二是有效性需要提升。有研究者通过较早期的省级公务员录用考试研究表明，知识性测试效度相对较低，尤其是预测效度低，行政职业能力倾向测验中不同能力倾向测验的预测效度情况不一，对于非智力性因素的复合素质预测性不够明显，预测失败比预测成功准确性更大，结构化面试的信度与面试要素评分标准的客观化程度成正比。[5]我们通过对当前我国公务员录用考试公共科目的分析，在肯定其总体具有较高信度和效度的同时，认为其也存在着较大的优化空间，尤其是在缺乏具体分类分级的对应测量标准下，单次考试成绩对于录用人员实际工作能效的评价性相对较弱。
三是专业性有待加强。公务员录用考试是一门专业。从研究方面来说，尽管公务员录用考试一直是研究的热点，但真正具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极少，能够产生实际效益即为公务员录用主管部门采纳并实施的就更少了。从公务员录用命题、阅卷等考试的核心环节而言，目前主要依靠的是高校教师，具有明显的业余兼职性质。因此，在专业理论与技术研究、专业人才培养以及专业队伍建设等方面都需要加强和推进。
三、完善我国公务员考试录用制度的建议
1.尽快完善公务员职位分类分级制度
职位分类制度是公务员录用的前提。职位体现职能，公务员职位分类应当体现并表现着公务员机关的职能属性。我国公务员机关大致可以分为国家机关组织与政治性组织二种基本类型。从当前我国公务员职位分类结构来看，并没有完全体现出公务员机关的职能属性，尤其是对于具有政治职能的政治组织性公务员机关来讲，缺乏相应的职位设置或类别划定。例如，从中国共产党及各派的职能属性而言，应当主要为政治职能，而在现有公务员职位分类中，简单将其归入综合管理类，但综合管理类是一个十分模糊的类别，是除行政执法、专业技术类之外的一个简单概括性的归类划分，因而无法明确地体现出不同公务员机关的相应职能特征。“将政治与行政合一，出现了机关的政治化，特别是用人制度的政治化”，[6]这是当前我国干部人事制度中也是公务员制度中存在的一个主要问题。因此，“从长远来看，公务员划分政务类和业务类是大势所趋。”[7]
职位分级就是职位的纵向层级划分。职位分级的基本前提是不同层级职位之间的客观差异性和同一层级职位之间特定方面的客观相同性或相似性。目前，我国公务员职位层级主要体现为公务员职务序列的层级划分，其总体设置为领导职务和非领导职务两大序列，领导职务序列的职务层次是统一的，非领导职务序列的职务层次具有一定的类别区分。领导职务层级设定的基本依据是我国现行行政区划层级和行政机构组织层级。我国公务员范围涉及七类不同性质的机关，各种性质的公务员机关在组织设置上应当是有所区别的。在传统“大一统”干部管理体制下，各类机关设置基本上体现的是行政本位模式，即比照行政层级设置相应组织层级。这实质上是对各类机关性质和职位层级差异的相对淡化。在根源上，这反映出长期以来我国国家机关和各类政治组织设置上的制度同形化或制度同构化倾向。制度同形化或制度同构化倾向必然体现在制度运行或制度实践的同质化，这在一定程度上又必然造成职能同化现象。从长远方面看，公务员职位分类制度发展的方向是在适度增加职位类别的基础上，根据不同机关的性质设置相应的职位层级或职务层级。当然，这在根本上取决于我国政治体制改革改革的进一步深化。
2.构建公务员分类分级录用测评体系
由公务员职位的分类分级所决定，公务员录用考试必须相应分类分级，要“提高考试测评的科学化水平，就要实行分类分级考试测评，要着眼不同类别级别公务员的特点，把握各自的成长规律，实现公务员人才资源的合理配置，促进公务员的职业发展。”[8]构建公务员分类分级录用测评体系的重点是要在完善公务员职位分类分级制度的基础上，进行全面详实的调查分析，相对精细化地把握我国各类各级公务员机关的用人特点和用人标准，确定各类各级公务员机关职位所需人员的素质要求与能力要素，建构素质要求与能力要素和测评方式之间的测量模型，全面梳理各类各级公务员录用的录用途径与方式，归纳整合并规范公务员录用形式，以现行公务员考试测评方式为主，逐渐形成以考为主、考测结合、形式丰富的具有针对性和有效性的公务员分类分级录用测评体系。
3.优化与创新公务员录用考试方式
公务员录用考试方式必须不断创新与发展。随着时代的进步与社会的发展，政府改革不断深化，职能转变不断推进，对公务员的素质和能力要求相应提升，而这必然首先体现到公务员队伍的“入口”——公务员录用中，这要求我们必须结合时代特点，适应社会发展，根据公务员机关的用人需求，及时优化与创新公务员录用考试方式。这主要包括：一是要优化优化现行公务员录用考试方式，加大能力测查力度，努力形成一整套具有较强科学性、公平性和客观性的考试评价标准与体系；二是要加强基础资料和基本数据的收集整理分析工作，重点对试题进行科学分析，提升公务员考试的信度和效度，增强对命题规律的把握；三是要加大专家队伍的建设力度。
创新的基础在于研究，必须加强对公务员录用考试的研究，要及时跟踪国际、国内公务员考试方式的新发展、新情况，把握国外公务员考试录用发展新趋势和人才测评技术新动向，总结其新特点、新模式，为我所用。在优化已经成熟的公务员录用考试科目的基础上，研究论证新的公务员录用考试科目框架，更新考试测评技术，丰富和深化能力测评要素，研究与开发新题型，努力提高试题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增强公务员录用考试的效度和信度。
4.合理配置公务员录用管理职权
下放公务员录用管理权限，增强公务员部门或机构的录用自，构建弹性、灵活的公务员录用制度，是当达国家公务员录用制度改革的普遍做法。[9]权力高度集中是目前我国公务员录用管理体制存在的主要问题。笔者认为，适度分权、合理配置公务员录用管理职权，有利于提高公务员录用的针对性和有效性，从而提升公务员录用制度绩效。适度分权主要体现于两个方面：一是在公务员录用主管部门和公务员用人部门之间，适度向公务员用人部门分权，增强公务员用人部门的录用自，调动与发挥公务员用人部门的积极性与主动性；二是在上级公务员录用主管部门和下级公务员录用主管部门之间，适度向下级公务员录用主管部门分权。具体建议是由目前我国公务员录用二级管理体制，即中央和省级两级主管体制，调整为三级录用管理体制，即中央、省级、市级（设区的市）三级主管体制。需要强调的是，分权不等于放权，尤其不等于分责。在适度分权的同时，必须加强公务员录用主管部门尤其是上级公务员录用主管部门的指导和监督职能，确保公务员录用制度的规范有效实施。
5.完善录用工作规范，强化法治保障
公务员制度本质上是法治化的人事管理制度。一方面，要加快完善公务员录用工作规范，尤其是技术标准规范。目前所知，国家公务员录用主管部门已经制定实施了若干公务员录用工作规范，建议在这些规定或办法的基础上进一步细化规定，形成更为完善详细、操作性更强的技术规范规定。同时，笔者认为，公务员录用还应当确立以下规范：公务员工作职位分析规范、公务员录用资格条件设定规范、公务员录用试题命制标准与规范、公务员录用考试各类科目阅卷、成绩合成、分析等工作规范、公务员面试工作规范、公务员录用考察工作规范、公务员录用工作一般流程规范、公务员录用体检规范以及公务员录用监督规范等。另一方面，加强法制建设，确立与维护法律规范在社会生活中的主导性地位与作用，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必然要求。因此，在未来中国公务员录用制度发展中，应当逐步提升立法层次，由立法机关择机制定《公务员录用法》，从而以法律的形式和效力来保障公务员录用制度的良好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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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同学录范文4
打开电脑，进入“中国人”（）网站。输入帐号密码，曾德洪又进入了“高三（1）班”。
在兰州商学院，曾德洪的身份是一名普通四年级学生。在网上的“珠海市和风中学高三（1）班”，他的身份是管理员。
2001年9月，珠海市和风中学高三（1）班的大部分同学拿到各自的录取通知，分赴广州、长春、兰州、贵阳等地高校，昔日同窗自此天各一方。
距离远了，有人想到了网络。同年10月3日，一名同学在“中国人”网站上注册了虚拟班级“珠海市和风中学高三（1）班”，让散布各地的同学加入其中。在和风中学结下的情谊，因虚拟班级而继续延续。
曾德洪每周都上网进虚拟班级看看。
“今天的收获不错。”他说。一位留在家乡珠海的同学，花不少功夫将收集到的珠海市人才市场上半年举办各种招聘会的信息，统统列进“班集体”共享。曾透露，他毕业后想回家乡发展，校友录里的信息一直是他关注的。
这个网上班级的最特殊成员是当年的班主任。他的加入，使同学、师生之间的交流都“转战”到网络。四年前，这个班级在珠海解散；四年来，网上“校友录”让身处各地的同学一直保持着密切联络。即将从湛江师范学院毕业的周碧环认为：“虽然我们班的同学又一次面临毕业、各奔东西，但‘中国人’网站上面的校友录仍是我们共同的精神家园。”她说：“天下有不散的‘宴席’。”
在网络时代里，班集体活动形式发生了变化，校友录受到越来越多的人关注，目前人气度最高的“中国人”网站，更是凭此一跃成为最大的华人青年虚拟社区。
在著名的“中国同学录”网站上，武汉大学学生、校友注册了9895个班级，同城的华中科技大学也有9099个。而在“中国人”网站，上海交通大学有7589个班级。班级中人数少则几人，多则数百人。一些边远地区的学校，也有校友注册建立了网上班级，如的拉萨一小，在“中国人”网站上就建有36个班级，留言者不少。
但也有人认为，网络拉远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毕业后在网上建一个班级，同学之间继续保持联系，这当然好。不过，如果大家还没毕业，却过分依赖网络联系，集体生活的味道就淡了很多。”
网上开“班会”
这个学期有点怪，连续五个星期才上了一节体育课。
让爱动的学生整天呆在教室里，他们嘴里不说出来，心里埋怨可大了，纷纷发泄在校友录里面。张振鸿打开网页，也被吓了一大跳。
刚担任珠海斗门一中高二（15）班班主任，张振鸿就迫不及待在“中国人”网站上申请了一个本班校友录，还在班会上大力宣传，请学生们加入。
有了校友录，住在同栋宿舍的同班同学课余互相串门的少了，在校友录里交流的多了。班主任张振鸿在校友录这个交流平台的最大收获是，可以听到学生们许多平时不敢当面说的话，大家的隔阂没了，班集体的味道更浓了。
想不到学生对五个星期才上一节体育课有这么大的意见。他连忙在校友录里向学生解释原因：天气不好，碰巧体育老师外出做裁判……，幸好发现及时，才很顺利地将正处于青春叛逆期的学生情绪稳定下来。
学校三申五令禁止学生玩网络游戏，但张振鸿发现，有学生在校友录里发邀请：“今晚一起打CS（一款流行的电脑游戏）”。张振鸿作为现实世界的班主任和虚拟世界的校友录“管理员”，认为班级校友录里出现这样的言论并不可怕。“他更真实地反映了学生的想法。对我怎么做思想工作是一个提醒。”
“在家里好郁闷，爹妈什么都不让我做。只要我读书，连上网都不可以……”这是一位姓黄的同学在校友录的牢骚。作为班主任，张振鸿早就发现他有天赋但学习成绩老上不去，看到这段留言，张振鸿找到了“病因”。通过家访，张振鸿做通了家长的工作，不久，这名学生的成绩有了较大进步。
“幸好有校友录，要不然当时真的会出大事！” 张振鸿回忆前两个星期的事，仍历历在目。当天晚上，他按时打开校友录，看到一条最新留言，“一群烂仔正围上来，是他们！我可能又要被群殴……”再看留言时间，一分钟之前。
事态严重，碰巧这位学生的QQ也在线，张振鸿通过QQ显示的IP地址查到他所在的网吧，立即报警。警方很快到现场妥善处置。这名学生至今不知道报警者是自己的班主任，不知道张振鸿通过校友录掌握、处理了很多困扰他们的事。
虽然有了校友录这个24小时的“班会”，张振鸿坦言说，网络只能是班级集体生活的一种手段，并不能替代正常的班级集体活动。传统的班级球赛、班会讨论等，都应提倡保留。同学间的珍贵友谊也有赖于在集体生活中形成。同甘共苦、相互扶持，这种人与人之间的相互温暖，不是网络上文字、符号所能取代的。
爱心在这里蔓延
“张琳在入学体验时被查出罹患恶性淋巴癌。”
张琳，同学眼中的一个活泼开朗、人缘好的女孩，以专业成绩第一的身份被华中科技大学保送北大“硕博连读”。现在却被病魔挡住了。2004年9月，这条不幸的消息出现在华中科技大学生命科学学院2004届本科校友录里，者是张琳读本科时的辅导员葛茜。
同学们呆住了。他们知道，张琳的父母双双下岗，哪有能力筹措高额的治疗费用！
几天后，张琳回到武汉，住进同济医院。葛茜探望发现，张琳的情况比她想象的还要差！
通过校友录，葛茜向张琳的172名同学发出倡议：募捐。
倡议很快就得到全国各地同学的响应，短短四天，在北京、深圳、杭州的张琳的本科同学中就募集了一万多元。
张琳手术前，同学们通宵达旦地折了代表辅导员和全体同学的173只纸鹤，串成风铃，送到张琳病床前。
9月22日中午，张琳被推入手术室。从中午到晚上9点，校友录里有关她手术的信息巨增，那是散布在各个城市的同学们焦急的等候。手术非常成功，但创伤非常大。近9个小时之后，张琳终于被推出手术室，医生宣布她需要很长时间的恢复和调养。
“国庆期间张琳需要有人照顾”。这帖子刚出现在校友录里，远在北京、深圳等地的同学纷纷表示尽早回武汉。
葛茜在多次探望张琳外，又多一个任务：不定期将她所了解的情况在同学录里。10月11日，张琳转入省肿瘤医院，葛茜为了方便同学去探望，特地画了一幅医院线路图，放在同学录上面。
10月19日，对张琳的后期治疗方案出台，大家都感受到新压力，单是一种药品“美罗华”，每次的费用就高达18000多元。同学们除了再次捐助，决定积极寻求社会援助。他们在华中科大、北大等高校发起捐款活动，还利用“博客中国”等网站宣传。至2004年11月25日，一共筹得7万多元；12月7日，佛教在线安虎生先生慷慨捐助1万元。起源于校友录的爱心，使后期治疗得以顺利进行。
2005年3月，武汉同济医院为张琳作医学检查发现，她的病情趋于正常。
中国人同学录范文5
关键词：纪录片 创作 纪录片编导 专家型学者 选题 严谨
纵观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影视事业的发展历程，纪录片创作日益受到国家与社会的重视。中国艺术研究院贾磊磊主任曾经提出：“纪录片是国家名片、国家形象的代言，具有文化引领和价值观传递的重要作用”。
2010年，中国影视纪录片创作迎来了一个新的历史转折点。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关于加快纪录片产业发展的若干意见》的出台，为国产纪录片的产业化提供了政策保障；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和北京科学教育电影制片厂整合为中央新影集团，着力打造中国影视纪录片产业发展的龙头企业；而中央电视台纪录片频道，作为我国惟一覆盖全国和境外许多国家及地区的频道获得批准，并于次年1月1日正式开播……这些来自中国影视管理高层的举措，传递出一个强烈信号：纪录片创作的专业化、产业化、市场化以及国际化，成为今后国产纪录片发展的必然趋势。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纪录片编导尽快适应新的创作形势，进一步提高自身素养，显得极其重要。电视编导作为纪录片创作队伍的核心人物，担负着从现实生活中选取有价值的题材进行策划、采访、制定拍摄提纲、组织拍摄、撰写脚本，编辑制作，最后对作品进行把关检查的系统性创作任务。一位编导素养的高低，往往直接决定着一部电视纪录片的优劣乃至成败。
回顾近年来的许多电视纪录片佳作，人们不难发现，某些纪录片编导已经将编导功能与专家型学者素养有机地结合起来，开始从单纯的电视人向着专家型学者型编导发展。他们不但谙熟电视编导业务，同时也具备了一个学者应有的素养――也就是集腋成裘培养的独特敏锐的眼光、严谨端正的治学态度和锲而不舍的敬业精神，以及扎实的创作功力等良好素养。
一、纪录片编导要具有专家型学者般独特的选题眼光
每一部影视纪录片，都是“纪录片工作者欲求在日常生活中去发现‘最有特征意义的、最有趣的、最可塑造和最有表现力’的题材、景象、细节和叙事角度”……的一个艰难过程。
业内曾经有专家指出，一部影视纪录片题材的成功选定，意味着成功了一半。这个观点未必完全正确，从中却不难看出，题材选定对于一部纪录片创作的重要性。应该说，题材的选定为整部纪录片创作确定了总方向，后续的摄制采访、剪辑包装等一系列工作，都要围绕已经选定的题材展开――就像一场战役，只有确定了攻击目标之后，才能制定正确的战略方针合理部署兵力，运用最有效的战术赢得战役的胜利――题材是一部纪录片创作的“骨”，其它相关工作是“皮肉”。
编导在题材选定方面的作用至关重要，一部比较成功的纪录片，其题材选定几乎没有偶然性与随意性可言，往往是编导具备了像学者一样的独特眼光，对某个领域进行长期的知识积淀、不断发酵、精心提炼、厚积薄发的必然产物。学者，古代学者是指求学之人；现代一般认为具有一定的专业技能和文化水平，能在一定程度上引导社会风潮的人。学者一般是专门从事学术研究的人，包括文学家，历史学家，哲学家，科学家等等。一般来说，学者多指进行社会科学研究的文人，但也不乏自然科学专家。学者，又名学人，近义词可以是专家、顾问等，在学术方面比较优秀并且其思想能够影响社会发展的人。学者一般要具有独到的眼光，严谨的治学态度，广博的知识，扎实的学术功底。
纪录片编导对于题材的敏感嗅觉，并非一蹴而就，而是像一位学者那样，长期日积月累，苦苦追求，最终水到渠成培养起来的一种基本素质。所以，纪录片的创作，要求编导既要有心，又需用心，还要有恒心。
清朝光绪皇帝的死因，是清朝宫廷疑案之一。光绪之死的历史真相，是研究中国近代政治体制改革不可或缺的一环。一百多年来，学术界一直争议不休，然而苦于缺乏物证，并且当事人多数已经作古，因而光绪之死被学术界公认为“疑案”。
2003年，中央电视台主任编辑、资深纪录片编导钟里满先生，启动了探究光绪皇帝真正死因的大型电视纪录片《光绪之死》。钟里满先生对于该题材的研究，并非一时的心血来潮，而是早在此前的3年多时间里，他就已经阅读了关于光绪皇帝死因的大量清史资料，查阅了许多光绪皇帝的医疗档案以及一些御医的笔记。从有关光绪死因的清史资料里，钟先生发现了光绪皇帝死因的众多疑点，最终确立了电视纪录片“光绪之死”的重大题材。就该研究方向而言，即使是时下一些清史专家，都未必阅读过那么多有关光绪死因的清史资料。由于钟先生掌握了许多清史专家都未能知晓的翔实资料，在这方面具有一定的发言权。他以一位学者的眼光重新审视光绪皇帝的死因，以一位资深纪录片编导的嗅觉，敏感地选定了这个看似在“炒冷饭”，实则充满了悬疑的重大选题。
不仅钟里满先生创作大型纪录片《光绪之死》，依靠的是学者般丰厚的知识积淀和独特眼光，央视科教频道《探索・发现》栏目的许多编导，在创作纪录片的长期实践活动中，选题方面也同样具备了学者的基本素养，练就了敏锐的眼光，从而选定题材的视角独到而新颖。《探索・发现》2009年5月份播出的6集电视纪录片《华工军团》，曾经取得了良好的收视效果，赢得了较好的口碑，受到专家和广大观众的一致好评。早在2005年，《华工军团》的编导在制作大型纪录片《世纪战争》时，就已经以一位学者的眼光，开始留意这一题材。当时，《华工军团》的编导参与了46集大型纪录片《世纪战争》的创作，这个系列节目从国外购买了有关一战、二战的大量影像资料。当编导浏览这些影像资料时发现，里面竟然不时闪过中国人在一战期间欧洲战场或者后方劳作的片段。虽然这些片段短小且不连贯，却在编导心中留下了挥之不去的印记。此后，编导有意识地进行了长期的资料积累与相关研究。3年之后的2008年，编导在与同样关注着一战华工的威海档案局工作人员接触中，机缘巧合地又得到了大量与华工相关的影像资料，由此开始了纪录片《华工军团》的正式创作。
《探索・发现》资深编导邓武先生，有着多年的电视纪录片从业经验，并且具备国外留学背景，也同样是一位知识渊博的学者型编导。在担任《探索・发现》编导以来，邓武先生发挥通晓国内外文史资料的优势，围绕常年积累的一些重大题材，陆续创作了 5集纪录片《金色道钉――华工与美国太平洋铁路》、5集纪录片《斯诺》《美军观察组在延安》以及《追逐太阳的航程》等一批具有跨国文化特质的电视纪录片。
二、纪录片编导要具有专家型学者般严谨的研究态度
清代文论家叶燮在其《原诗》中对学人为文者提出了4条要求，认为学者治学须具备才、胆、识、力4个条件。也就是说学者为学既要有发现的才能，还要有独特的见识，而这两者的体现又依赖于学者独具的胆略。才、胆、识、力四者相辅相成，无才能不能表现识，无胆略不敢表现识。换言之，学术研究中的独特发现必须有相应的胆略为支撑才能告白于世，而面对权威或已取得共识性结论的挑战，更需学者非凡的胆略。总之，治学追求的是“发前人之所未发”，“言前人之所未言”。
一部优秀纪录片的诞生，离不开大量严谨的调查研究工作。
纪录片注重“纪实性”的特质，要求编导的研究工作，必须像学者一样具备锲而不舍的研究韧劲，树立实事求是、去伪存真的严谨治学态度。大型电视纪录片《光绪之死》的编导钟里满先生，确立了“光绪之死”的选题之后，在已经进行了大量资料搜集整理的基础上，像福尔摩斯探案一样，以一位学者的严谨治学态度，开始了细致入微的调查取证工作。在最初阶段，钟先生曾经采访了一位中西医兼通的医学泰斗，这位老先生对光绪皇帝的起居注以及医疗档案了如指掌。他在接受摄制组采访时，曾经断言光绪皇帝属于正常死亡。但是，钟先生并没有轻率地就此妄下结论，而是“以现藏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资料、光绪帝临终前参与诊治的御医亲笔回忆录、能够搜集到的军机大臣的日记、军机章京的日记、起居注官恽毓鼎的日记以及他的《崇陵传信录》为依据，进一步明晰了光绪皇帝死前的真实情况。”又从杜钟骏的《德宗请脉记》里发现了有关光绪帝临终前4天里《起居注》的可疑之处，由此顺藤摸瓜，抽丝剥茧，展开了对光绪帝死亡日期的考证――如果钟先生抱着一种人云亦云的研究态度，没有此前潜心查阅光绪医档与起居注以及研究了相关清史的坚实基础，很可能会不加质疑，轻易采信那位医界泰斗的一家之言，此后也很可能不会出现光绪皇帝真正死因与文献记载迥然不同的结果。中国近现代史上的这个谜团，也许会依然悬而未决。电视编导只有具备了严谨的研究态度才能不断涌现出好的作品，
三、纪录片编导要具备专家型学者般扎实的功力
“一部优秀的科学纪录片应以培养人们的科学素养为目标。因此，从事科学纪录片制作的人员本身也需要具备一定的科学素养，具体包括对科学知识的学习与掌握以及对科学精神的理解与实践。”
首先，纪录片编导只有自身掌握了足够的科学知识，才能以电视纪录片的方式向观众准确传递和普及科技知识。仍然以纪录片《光绪之死》为例。该片编导钟里满先生，毕业于陕西师范大学物理系，精通物理学，又在清史研究方面浸淫多年，文理兼通，思维缜密，加上多年的电视从业经历，经验异常丰富。所以在他对“光绪之死”的拍摄工作中，准确地向观众传递科学信息。
当得悉1980年一位周姓军医曾经在清西陵对光绪皇帝“验过尸”的消息后， 钟先生便带领摄制组专程赶赴河北易县调查走访，并通过各种渠道找到了这位周姓军医。然而，周姓军医坦言，以当时的医疗条件，并不可能开展如此重要的“验尸”工作。于是，钟先生征得国家文物局、河北省文物厅的许可，很快联系了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采用微型反应堆仪器中子活化法（核分析方法），测定了提取于光绪帝的两小缕头发和衣服残片，检测结果显示，光绪帝的两缕头发中含有高浓度的元素砷（As）。表明光绪帝头发中的最高砷含量确实属于异常现象。依照物质吸附和信息转换还原原理，对贴近光绪帝尸体特殊部位的衣物取样检测。从尸体的特殊部位看，衣物掉落下来的残渣（胃肠内容物）的砷含量极高，大量的砷化合物曾存留于光绪帝尸体的胃腹部，进一步证实光绪死于砒霜中毒。而后，钟先生又邀请了北京市公安局法医检验鉴定中心的权威专家，再次对光绪皇帝的尸体进行检验。
其次，纪录片编导只有游刃有余地应用各种研究方法，才能查漏补缺，避免出现以偏概全的结论。钟先生在《光绪之死》的拍摄过程中，进行了微量元素检测、相似条件对比实验、假设类比实验等大量实验。其中，钟先生就光绪帝头发砷与清代人以及当代健康人的发砷本底值进行的对比实验，选取了同样是清代人的隆裕皇后头发与清末一位草料官干尸头发。草料官与光绪帝是同时代、同性别的人；而隆裕皇后与光绪皇帝不但是同时代人，而且生活环境基本相同。做对比实验的当代人的头发，则分别采自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的5名男性职工。实验中，钟先生对头发的采样，分别选取了与光绪帝同时代人同性别的，同环境的，以及当代同性别人的头发，其严谨的工作作风以及科学的研究方法，使实验结果无可挑剔。钟先生在请权威机构精确检验了光绪皇帝的尸体、衣物之后，进一步使用了排除法。他带领相关科技人员，从光绪地宫的墙壁上取土样化验，甚至化验了与光绪皇帝临终前喝酸奶使用的器具几乎完全一样的瓷器，检验其中的砷含量，比对排除了光绪皇帝埋葬环境以及生活用具砷含量超标的可能，从而使验证结果更为准确可靠。针对学术界有关砒霜中毒表现症状各种各样的说法，钟先生寻访到了一位因常年服用牛黄解毒片而砒霜中毒的女患者，详细了解并记录了她中毒的症状、反映；而且，钟先生还观察并用摄像机记录了一只猫砒霜中毒后，所表现的症状全过程，从而得出了――砒霜中毒并非七窍流血，而是奄奄一息的结论。既驳斥了长期以来砒霜中毒症状的讹传，也有力地佐证了光绪皇帝死于砒霜中毒的结论。
《光绪之死》，不但是一部优秀的电视纪录片作品，同时也是改写历史，填补近现代史空白的一部力作，无论是电视界还是学术界都无可争议地享有一席之地。
纪录片编导具备专家型学者眼光，将会发现常人难以发现的重大题材；纪录片编导具备严谨的专家型学者的治学态度和锲而不舍的敬业精神，将会进一步凸显纪录片的“纪实性”特质，增强作品的文献价值；纪录片编导具更应具备专家型学者般扎实的创作功力，则会增强纪录片的故事性、趣味性与知识性，从而进一步增强节目的影响力与传播力。
参考文献：
[1]2010年中国纪录片发展研究报告.2011-03-31.
[2]清史研究――清光绪帝砒霜中毒类型及日期考.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13.
中国人同学录范文6
[关键词]高校人文社科 外文印刷版期刊 文献布局与保障
[分类号]G250
在高校人文社科文献资源的整体布局与保障中，外文期刊馆藏的数量与质量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用作考察学术馆藏发展的一项重要指标。外文期刊作为一种连续性出版物，它比较及时地反映国际上各学科专业的发展状态，长期以来作为高校图书馆馆藏建设的重要内容而受到关注。20世纪90年代，我国高校图书馆就开始组织外文期刊协调采购、资源共享合作，以求让有限的经费发挥最大的效益。各高校图书馆根据自己的学科特点合理安排资金，并将自有的文献资源加入到这一共享系统，发挥了国立大学和地方大学分工布局，互相协作，尽可能多地购买外国期刊的优势。经过十余年的建设，我国高校人文社科外文期刊馆藏已经有了一定的基础，为人文社科研究提供了最基本的文献保障。
1、数据来源与分析方法
本文对于中国高校人文社科外文期刊馆藏分析研究，均建立在目录数据统计之上。为了研究分析的完整性和准确性，文中采用的外文期刊目录数据来源有：
・《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文献中心期刊目录》与《全国高校图书馆进口报刊预订联合目录》，这是揭示我国高校外文印刷版期刊馆藏的两种最重要的联合目录。本文对高校外文印刷版期刊的各种数据分析，均依据这两种联合目录中的著录。而高校外文电子期刊目录数据，则主要参考了北京大学与清华大学的外文电子期刊目录。笔者将以上这些印刷版与电子版外文期刊目录，进行各种数据处理，形成了中国高校人文社科外文期刊目录(简称“高校目录”)。
・中国图书进出口(集团)总公司报刊部网站上公布的《中图报刊》(简称“中图目录”)，它对外文期刊的报道，多年来对高校外文印刷版期刊预订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在数据分析中，笔者选择它作为重要的参考目录。本研究所涉及的各种外文期刊目录数据处理，诸如以中图分类号为依据的学科分类统计，主要是得益于“中图目录”的详细著录。
・哈佛大学、普林斯顿大学、斯坦福大学、耶鲁大学、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馆藏的人文社科英文期刊目录(简称“英美6校目录”)。这6所大学在英美大学中名列前茅，学科水平为世界公认，其文献资源馆藏的规模与质量也被同行认为比较合理。笔者采用了这6所大学馆藏中的英文印刷版期刊目录数据，在统计分析中作为一种参照。
本文研究选取的目录数据，在著录内容上，包括刊名、国际刊号、出版社、中图刊号、出版频率、创刊年份、学科、语种、国别等项。而事实上，上述高校目录、中图目录、英美6校目录三个主要的参考目录，所著录的信息均不充分，也不完全对称。因此在数据分析时，笔者尽可能针对目录信息完全对称的内容进行比较，以使分析结果达到客观性和准确性的要求。
2、外文印刷版期刊的馆藏情况
根据高校目录的数据统计，到2009年8月止，我国高校馆藏人文社科外文印刷版期刊8749种，其中纯印刷版5210种，印刷版与电子版均订购的有3539种。本文主要就这8000余种印刷版期刊的目录数据，从学科分布、语种分布以及馆藏质量等方面进行分析和比较。
2.1 学科分布情况
我国高校人文社科外文印刷版期刊馆藏在学科大类上有明显的不均衡性，社会科学类比例很高，而人文科学类则比例较低。在8749种印刷版期刊中，经济、社科总论、政治法律等类的期刊比较多，共占61％，而哲学、语言、文学、艺术和历史类的人文科学期刊仅占30％，如图1所示：
如果将高校目录与中图目录及英美6校目录进行比较(见图2)，我们可以看到：全国高校馆藏哲学、社科总论、政治法律、经济、文教、语言、文学、艺术、历史、工具书等10个类别的印刷版期刊，品种数量仅为英美6校同类别印刷版期刊的15.51％，占中图网上公布目录中同类别期刊的15.45％。从各学科类别上看，哲学、语言类期刊与英美6校同类别品种比例高于20％，其他8个类别均在20％以下；而中图目录各类别品种的比例，高于20％的类别也只有政治法律、语言和历史类，其他7个学科均低于20％。这些数据比较结果，反映出我国高校人文社科外文印刷版期刊各学科馆藏量规模仍然偏小，如图2所示：
2.2 语种分布情况
在高校馆藏人文社科外文印刷版期刊目录数据中，可以统计到语种的期刊有5643种，这些期刊语种基本局限于英、日、俄、德和法文。这5个语种的期刊占86.27％，其中英文占65.39％，日文占9.02％，俄文占4.5％，德文占3.74％，法文占3.62％。此外还有43个语种的期刊，仅占13.73％，如图3所示：
由于国内购买外文期刊的可选目录主要来源于中图目录，因此该公司目录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国内期刊馆藏的质量、语种、出版国别、出版年代等的选择范围。从图4中看出，高校目录与中图目录的语种比重曲线非常一致，正说明了这一点。在中图征订目录中，日文和俄文期刊条目量偏少，仅占1.22％和1.05％，而高校对这两个语种期刊的订购量却分别达到了目录报道量的76.43％和44.64％。相比之下，高校馆藏量最大的英文期刊仅占中图目录报道量的11.25％。显而易见的是目录报道量严重地制约了高校的外文印刷版期刊的选择面，因此征订目录需要扩大小语种期刊的目录信息。
2.3 馆藏质量分析
我国高校馆藏的人文社科外文期刊的总体质量是比较好的。在高校馆藏的8749种人文社科外文印刷版期刊中，英语期刊有3457种见于英美6校的馆藏目录，占国内高校人文社科印刷版期刊总数的40.77％，占高校人文社科英文印刷版期刊的93.69％。也就是说，我国高校人文社科英文印刷版期刊几乎都在英美6校印刷版期刊的收藏范围之内。2008年SSCI和A＆HCI目录共有3328种核心期刊，我国高校图书馆馆藏了2436种，占73.20％。
从学科布局来看(见图5)，我国高校10个学科目前馆藏人文社科外文期刊的先后次序是政法、经济、文教、哲学、社科总论、历史、艺术；英美6校的次序为政法、经济、文教、历史、艺术、社科总论、哲学。两者前7类比较一致，甚至前3位几乎十分接近；后4类的次序略有差异。从各学科所占比例来看，在哲学、社科总论、文教、经济、文学类，我国高校比英美6校要高1％-2％；在政法、艺术、历史、语言、工具书类，英美6校比我国高校高出1％-2％，总体相差不大。可见，在学科分布上，我国高校人文社科外文期刊馆藏的比重与英美6校十分相似。如图5所示：
3、外文印刷版期刊的订购情况
《全国高校图书馆进口报刊预订联合目录》历年数据反映了我国高校1996-2008年外文印刷版期刊的订购情况。从1996-2005年10年间，参加该联合目录的学校逐年增加，期刊品种同比增加；2006年、2007年略有减少。从联合目录的统计情况看出：13年来，每年我国高校人文社科外刊订购的品种最多不超过6000种(见图6)，平均每所高校每年订购的品种为50-60种期刊，全国高校馆藏的人文社科类外文期刊的总量与品种的比例为3:1。如图6所示：版期刊订购的同时，不能忽视印刷版期刊的馆藏，甚至应该在一些重要学科、受益面比较广的专业，继续增加印刷版期刊的订购。此外，在小语种期刊方面，馆藏印刷期刊品种数很少，现在也没有更多的电子期刊或数据库可以互补，因此，应该较大幅度地增加小语种期刊的订购。
4.2 补藏断刊和缺刊
从目前掌握的资料来看，笔者认为，首先可以从比较容易解决的问题着手，补充和增加比较急需的外文期刊文献资源。在国家教育主管部门已经建立中国高校人文社科文献中心并拨款进行专项图书期刊订购的条件下，可以再进一步扩大规模，增加投入，解决以下几个问题：
・从我国外文期刊馆藏需要来看，必须保证国外核心期刊的订购、馆藏。根据最新的SSCI和A&HCI目录，2008年有3328种核心期刊，CASHL已经订购了2436种，尚缺892种，应该尽快订购和补全。
・根据笔者对2003年与2008年复旦大学图书馆《高校图书馆外文期刊预订联合目录》中78所高校的数据进行比较分析的结果，2008年比2003年总共减少了711种文科期刊，其中西文496种、俄文51种、其他语种期刊164种，这是由于一些学校图书馆已经停订了部分期刊。应该对此进行分析，找出停订的原因，并恢复一些重要期刊的订购。
・一些集成商供应的数据库，虽然有电子刊，但是滞后时间超过半年和不稳定的电子期刊还是应有印刷版。
・全球著名的信息与期刊商SWETS公司于2009年9月提供了16万条文科期刊数据，其中出版信息比较完整的印刷版期刊有75 640种，包括在全球比较畅销的1.7万种期刊。根据我国大学学科发展需要和文献资源受益面的考虑，笔者认为，可以根据国情逐步分批购买。可以首先考虑其中的5600种比较适合我国高校图书馆馆藏的英文期刊，尤其是英美6校已有馆藏的1172种刊。建议在中国高校人文社科文献中心原来订购馆藏的基础上，增加经费投入，组织高校图书馆从中挑选、订购部分期刊。
・由于我国高校图书馆比较重视一、二级学科期刊的馆藏，而对三级学科期刊馆藏方面投入不多。但是，对大学专业教育和科学研究而言，学者更加需要关注二、三级学科期刊上发表的专业论文与学科信息。因此，应该考虑在保证一、二级学科期刊馆藏的基础上，增加三级学科专业期刊的订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