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三农问题论文范例6篇

中国三农问题论文

中国三农问题论文范文1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三农”思想;综述

1分别探讨了中国共产党三代领导核心的“三农”思想

理论界对中国共产党三代领导核心的“三农”思想分别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取得大量成果,特别是关于邓小平的“三农”思想研究成果相当的多,在人大复印资料上可以收集到的仅1998年到2001年专门研究邓小平农业思想的文章就有50篇。

关于的“三农”思想,学者们进行专门研究的不是很多,目前进入笔者视野的著作有郑以灵的《农民观透视》、陈高同、赵素芬主编的中国农业发展丛书中的《与中国农业发展》、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5年8月第1版的《中国农业现代化之路》,以论文出现的研究成果有郑有贵在《党的文献》1999年第3期上发表的《的“三农”现代化思想与当代农村改革》,其余研究成果均散见于思想研究或者其他研究性文章里面。从研究内容来看,学者们重点研究了新民主义革命时期农村包围城市革命道路理论、和建国后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和农业合作化运动理论。

关于邓小平的“三农”思想研究成果不仅数量多而且涉及面很广,从农业、农村和农民的各个相关方面都有论述,呈现出多角度、全方位的特征。学者们重点对邓小平农业发展思想的主要内容进行了发掘和解读,同时不少学者还从邓小平农业发展思想的理论来源、主要特点和重要意义以及其与科学发展观的关系方面进行了探讨。关于邓小平的农业发展思想的内容,学者们主要在以下方面做了精辟论述,一致认为它包括: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粮食是基础的基础;农业的发展,一靠政策,二靠科学要科教兴农;因地制宜,积极发展多种经营;大力发展乡镇企业;增加农民收入,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农业发展的“两个飞跃”思想。学者们认为邓小平的“三农”思想具有求实性、创造性、超前性、人民性和辩证性的特点。同时,学者们还指出了邓小平“三农”思想的理论和实践意义。他们认为从理论上讲,邓小平“三农”思想在农业合作制、农业现代化、农民脱贫致富等方面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农业思想,从实践上看,它在我国改革开放后的农业经济实践中起到了科学指导的作用,从而使党在“三农”工作中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对的“三农”思想进行专门研究的也不太多,还未见以著作的形式出现的专门研究的成果,但是可以在研究的经济思想的著作中找到其“三农”思想的内容,如顾龙生等所著《经济思想研究》。以论文形式出现的专门研究成果有王骏在《党的文献》2003年第5期上发表的《试论的“三农”思想》,他从基础论:“没有农民的小康,就不可能有全国人民的小康”;改革论:“按照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方向继续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论:“必须转变农业的增长方式”;中心论:“推进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提高农业效益、增加农民收入”;创新论:“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加快城镇化进程”等几个方面全面论述了的“三农”思想的内容,同时指出了其鲜明特点。关于的“三农”思想研究其成果还可以从于法友在《烟台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2期上发表的《论对邓小平农业思想的完善与发展》等文章中找到。

2揭示了中国共产党对“三农”问题的探索历程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武力在《党的文献》及其主编的著作《解决“三农”问题之路——中国共产党“三农”思想政策史》中以历史时间为线索分若干阶段详尽的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对“三农”问题的探索历程。

陈承红在《农业考古》2006年第3期上发表《中国共产党人的“三农”探索》以中国共产党的四代领导集体的“三农”思想为线索论述了中国共产党人对“三农”问题的探索历程。

孙仲彝在《上海党史与党建》2006年9月号上发表的《中国共产党解决“三农”问题的实践及历史经验》一文中,也是以历史为线索分两个大的阶段和若干个小阶段用详尽的资料阐明了中国共产党解决“三农”问题历程。

冯雷、田立春、刘大莲在《中共济南市委党校济南市行政学院济南市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0年第1期上发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三农”理论的形成与发展——兼论中共三代领导核心的“三农”思想及其理论贡献》,从奠基、形成、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三方面指出了中共三代领导核心的“三农”思想的发展历程。

此外,广东省教育厅社科规划重点项目“当代中国农村发展道路研究”的最终主要成果、秦兴洪主编的《共和国农村的发展道路:中共三代领导集体的选择》,这本书全面阐述新中国50年来中共三代领导集体对农村发展道路的选择,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的“三农”思想发展历程。还有学者从某一特定阶段阐述了中国共产党的“三农”思想历程,如何丽芬在《常熟理工学院学报》2006年第5期上论述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三农”思想的历史进程;华中师范大学刘国武2005年在其硕士学位论文中论述了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对“三农”问题的认识历程。

3阐明了中国共产党“三农”思想的巨大贡献

卢文在《中国财经报》2001年07月4日第003版上发表《中国共产党在“三农”问题上的巨大贡献——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一文,他分别从“三农”的涵盖的三个方面将中国共产党在“三农”问题上的贡献阐述为:在农业上的贡献:实行合理的土地制度、实行科教兴农战略、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走具有中国特色的农业现代化之路;在农村问题上的贡献:一贯重视农村、使农村经济转向商品、市场经济、通过发展乡镇企业实现农村工业化,促进乡村城镇化、使农村进入小康;在农民问题上的贡献:注重调动农民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提高农民的组织程度和素质、组织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帮助农民实现历史性的大转变。

中共南京市委党校教授王玉珍在《南京社会科学》2001年增刊——《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论文专辑》指出中国共产党人在“三农”问题上的理论和政策的突出贡献包括:从我国的基本国情出发,在理论上阐明了“农民问题是我国革命和建设的根本问题”找到了一条使农民从封建的土地关系下解放出来的道路;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揭示了“农业是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这一科学规律,并将“农业是基础”作为指导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方针之一;在如何发展生产力、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上,我党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解决了农民走集体化道路的制度创新和实行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统分结合双层经营的体制创新;在探索中国农民如何增加收入,走上富裕的途径方面,中国共产党人历经探索完成了从集约经营——无工不富——结构调整、产业化经营、发展小城镇——税费改革等一系列理论创新和政策创新的过程。

冯雷、田立春、刘大莲在《中共济南市委党校济南市行政学院济南市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0年第1期上发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三农”理论的形成与发展——兼论中共三代领导核心的“三农”思想及其理论贡献》指出,、邓小平、作为我党三代领导集体的核心,他们的“三农”思想为我党开辟中国的革命道路、中国的改革道路和中国的跨世纪发展道路做出了突出贡献,也为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三农”理论的形成与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4总结了中国共产党解决“三农”问题的基本经验

李明、郭宇在《科学社会主义》2006年第1期上发表《中国共产党解决“三农”问题的基本经验》,指出中国共产党在认识和解决“三农”问题上积累了宝贵经验,这主要包括:必须高度重视“三农”问题,改进党对农村工作的领导;必须从全局出发,巩固农业基础地位;必须把调动农民的积极性作为制定农村政策的出发点;必须尊重农民的首创精神,依靠农民群众推进农村改革的伟大事业;必须坚持和发展农村基本经济制度,坚持农村改革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取向;必须巩固和发展工农联盟,正确处理党同农民的关系;必须从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战略的高度认识“三农”问题,进行制度创新,统筹城乡发展;必须高度重视农村民主法治建设,促进农民人权事业发展;必须加强农民教育,提高农民素质,全面推进农村小康建设。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武力在《党的文献》、《光明日报》及其主编的著作《解决“三农”问题之路-中国共产党“三农”思想政策史》中一再强调:新中国成立55年来中国共产党解决“三农”问题有不少历史经验和教训值得借鉴,包括:实事求是是形成正确认识的基础;民主制度是形成正确认识和决策的制度保障;以人民为本是形成正确认识和决策的前提条件。

5关于中国共产党历代领导集体“三农”思想的比较研究

学者们将中共领导集体的“三农”思想结合起来进行了比较研究。如李建宁在《攀登》2001年第4期发表《、邓小平现代化思想之比较》,邹开明、周世慧在《党史文苑》2006年第2期上发表《邓小平农业思想的比较研究》,北京师范大学李晋玲在《生产力研究》2004年第2期上发表《、邓小平农业思想的差异分析》,闵帅、陈洪勋在《菏泽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03年第1期上发表《关于与邓小平农业发展思路的比较》,黄世贤、黎红刚在《江西社会科学》1996年第1期上发表《邓小平对农业经济思想的继承和发展》,郭翔宇在《学习与探索》2003年第1期上发表《同志对邓小平农业思想的丰富和发展》。在这些研究成果中,学者们一致认为与邓小平对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农业发展的途径、农业发展的规划及经营体制的制定、发展农业采取的手段、实现社会主义农业战略目标的政策构思上,既有共同点,又有不同点。邓小平继承、发展了农业思想,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农业思想。有的学者还从知识背景和经历、所处的时代背景、对社会主义的理论认识及其性格等方面分析了二者产生差异的原因,他们认为在农业基础地位的认识上、农业和农村具体工作思路上丰富和发展了邓小平农业思想。

这些专著和论文从不同视角,不同侧面深刻阐释了中国共产党的“三农”思想,取得了一定甚至是可观的成果,成绩斐然。但是,随着我国“三农”实践的推进,相对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所需要的理论支持来说,这只还是一个初步研究,理论研究尚有薄弱和不足之处。从目前的研究状况看,重复性研究比较多,综述研究太少,无论是整体研究,还是专题研究都需要大力开拓新领域。特别是对中共第三代及其新一代领导集体的“三农”思想的研究、中国共产党“三农”思想内在关联性的研究、中国共产党“三农”思想现实指导意义及其前瞻性研究要更加深入,这就有待于后来者的不断努力。

参考文献

[1]武力,郑有贵主编.解决“三农”问题之路——中国共产党“三农”思想政策史[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4,(1).

[2]陆学艺著.“三农”论——当代中国农业、农村、农民研究[J].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1).

[3]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当代农业史研究室编.中国共产党“三农”思想研究[M].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02.

[4]李建宁.、邓小平现代化思想之比较[J].攀登,2001,(4).

中国三农问题论文范文2

三农概念和三农问题的提法,是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学术界的重要而独特的理论创造。一些专家学者虽然对其内涵提出了深刻的见解,却未做出全面的梳理和界定。笔者认为,这一概念和提法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上的三农和三农问题,分别是农业、农村、农民及其存在问题的简称。狭义上的三农和三农问题,既是一个新概念、新提法,又是看待和研究农业、农村和农民及其相关问题之间关系的一种新视角、新框架。其具体涵义有四:第一,它不同于以往把农业、农村、农民以及相关问题分别称谓,并在主观上一味地把三者个别看待、研究和解决的做法,而是把三者融会为一个概念,作为一个整体问题加以研究和处理,从而揭示了三者之间的密切联系,使原先农业、农村和农民这三个概念转变为一个整体性概念。第二,它不是以农业、农村、农民中的某一个概念和某一方面的问题为主题,例如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使用的农民问题、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使用的农村问题,却暗含这三方面的问题,明确界定了三者之间质的区别和在一定条件下存在而需要单独看待和处理的矛盾,从而使原先单向的农业、农村和农民及其相关问题转变成了“三个维度”(温铁军,2008)的三农和三农问题。第三,它不是把问题囿于三农问题本身,而是把它与国家宏观政策和外部环境紧密联系起来(温铁军,2008),放在城乡关系的大视野中,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全局的高度来看待和处理,从而使之由原先的局部问题上升为全局性的战略问题。第四,由于它把三农及其相关问题看作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的整体,并且置于城乡关系的大背景下加以考量,因而不能单纯从某一角度、运用某一学科进行研究,而必须从多角度、运用多学科理论加以研究和处理,从而形成了看待、研究和处理三农问题的新视角、新框架。

值得注意的是,农业、农村、农民及其相关问题是中国和世界自古至今普遍存在或存在过的概念与客观事实,但是,为什么在中国改革开放以前,无论中国还是其他国家,都未曾提出上述提法呢?中国究竟在何时提出这一新概念?期间经历了怎样的过程?为什么唯独中国在这一时期提出这一概念?其意义何在?对这些问题加以系统梳理和深入探讨,不仅对弄清三农和三农问题本身具有重要作用,而且涉及对新中国历史、中国改革开放和三农发展道路及其前景等一系列更深层次问题的认识和评价,因而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价值。

二、三表权备和三农问超提出之肯

众所周知,在约1万年前,在中国、古埃及、古印度就产生了农业和农民,随后出现了农村。在文字发明以后,逐渐有了农业、农村和农民的称谓。随着三农的产生,特别是在私有制占据主导地位以后,在这些古国乃至世界,三农面临着各种问题。例如,农业结构单一,农村封闭,农民负担沉重,农民生活贫困等。这些问题不仅仅由农业、农村和农民本身决定,而且与社会制度、国家对农业的宏观政策和城市工商业同农民交换的不平等程度等方面紧密联系。越到后来,二者之间的这种联系就越紧密。统治阶级的苛捐杂税和土地兼并是造成历史上农业衰退、民不聊生的主要原因;“谷贱伤农”则是价格因素导致农民增产不增收、农业发展与农民收入不同步的经典案例。这些都说明,农业、农村和农民及其相关问题是世界从古至今普遍存在或存在过的概念与客观事实。但是,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无论中国,还是其他各国,都没有上述意义上的三农概念和三农问题的提法。

在古代中国,个别典籍和一些学者、诗人曾多次使用“三农”一词,但并非上述意义上的三农概念。《周礼?天官?大宰》中“一曰三农,生九穀”的“三农”,按汉代郑众的注解是指居住在平地、山区、水泽三类地区的农民;唐朝诗人钱起《观村人牧山田》中“六府且未盈,三农争务作”的“三农'也是这个意思。汉朝张衡《东京赋》中“三农之隙,曜威中原”的“三农'是指春、夏、秋三个农时。宋代诗人王炎《南柯子》中“人间辛苦是三农”的“三农”,是对春耕、夏管和秋收三个农时农民辛苦的感叹。清代张宗法所著《三农纪》中的“三农'是指大田耕作、园圃栽种、家畜饲养等多种经营的农业生产。

中国古代的统治者具有“重农”、“尚农”、“以农为本”的传统思想,但是,他们都把维护自身统治作为唯一宗旨,决定其所“重”、所“尚”、所依为“本”的是农业,而不是农村和农民。这是因为农业可以为其提供打江山、坐江山和挥霍享乐的物质资料。他们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看到了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对其建立和维护统治的作用,懂得“民可载舟,亦可覆舟”的道理,有“民为邦本”之说;但是,在这个语境里,农民被转换成“民'而不是农民。《说文》曰:“民,众萌也”,即无知百姓,是他们利用、统治和教化的对象,而非农业的主体,更非需要解除痛苦的对象。因此,古代没有也不可能提出三农概念和三农问题。

近代中国也未出现三农概念和三农问题的提法。1840年以后,特别是20世纪20年代以后,帝国主义和中国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凭借其军事、政治、经济实力和统治权力,以各种手段甚至战争,残酷掠夺中国农村的资源,造成农业落后、农村凋敝、农民破产等严重的三农问题,不但超过古代任何时候,也远非当代三农问题所能企及。正因为如此,产生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土地革命和中国农村社会性质问题的大论战。由于发动和依靠农民通过武装斗争夺取国家政权,是应对民族危亡和解决当时日趋尖锐的社会矛盾最迫切的任务,解决三农问题必须以完成这一任务为前提,因此,中国共产党沿用了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农民问题”的提法。中国农村社会性质大论战即在“农村问题”的语境下展开。尽管此时的“农民问题”或“农村问题”实际上涵盖了当时三农问题的全部内容,但未有三农概念和三农问题的提法。

新中国成立后,不但历史上积累下来的三农问题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延续了下来,而且随着二元经济社会体制的形成产生了新的三农问题,但在长期内也未有三农概念和三农问题的提法。土地改革的完成被认为是解决了农民问题的核心问题,原来被广泛使用的“农民问题”的提法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中国政府和学术界开始重视农村社会制度的改革和农村经济问题。在“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时期,还曾将农业问题简化为“粮食问题'着力解决粮食和其他主要农产品的生产和有效供应的问题。因此,那时农业和农村是关键词,农民较少受到关注。

在西方发达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历史上,特别是进入近代以后,同样存在三农和严重的三农问题,但是,也没有三农概念和三农问题的提法。欧美国家在早期现代化过程中,以人为压低农产品价格提高工业品价格的办法掠夺农民的财富。亚当?斯密在18世纪就已指出“剪刀差”在西方存在的事实:都市“能以较少的”劳动量“购买较多量的农村劳动生产物'这种规约“给了都市商人匠人有一种较大的利益,使较优于农村的地主农业家和农业劳动者”(亚当?斯密,2009)。同时,这些国家以各种超经济强制,甚至暴力手段,迫使农民与土地分离,以实现原始资本的积累,获得土地和廉价劳动力。血腥的英国“圈地运动'美国屠杀土著印第安人的“西进运动'对农民“毫无顾忌地施用暴力”(列宁,1988)的“普鲁士道路'都以“血与火”的文字,书写了欧美原始资本的积累史。这些国家从农业中搜刮了发展工业所需的资金,却造成农业的衰退。只是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西方发达国家进入城市化和后现代化阶段,才大规模实行工业反哺农业的政策,农业收入和农村发展才逐步实现与其他行业和城市的大体平衡,三农问题得以暂时解决。至于发展中国家的三农问题,只要看看被当作三农问题根源的“二元经济”命题的提出者威廉?阿瑟?刘易斯的相关论著和当今发展中国家三农的实际情形,其存在的客观性和严重性就一目了然了。那种认为三农问题“是中国特有”(江永红’2005)的观点,不仅有悖于事实,而且有意无意地掩盖了西方现代化过程中三农问题存在或存在过的事实,夸大了中国现代化过程中三农问题的严重性。

然而,这些国家没有也不会出现三农概念和三农问题的提法。在经典自由主义者看来,传统农业与工业是不相容的,小农是落后的象征,因而由现代工业和市场对传统农民进行“末日审判”和“淘汰”,是麵当然而不称其为“问题”的。发展经济学虽然关注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问题,但始终没有把解决这些国家的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作为自己的旨趣。在结构主义时期,存在严重的重工轻农倾向,认为发展的重点紅业化’而农业则是福于工业化的一个被动部门。农业和农民的首對壬务,是养活城镇人口、为工业化积累资金和提供廉价劳动力(刘易斯,1989)。在新古典主义时期,虽然转而主张农业与:Dlk平衡增长,但并未从根本上克服前一阶段的缺陷,认为农业增长的目的是为IDlk部门提供尽可能多而便宜的劳动力与农业剩余资金,以免经济陷入“李嘉图陷阱'至于农业的命运,“在商品化点到来之前,它是剩余劳动和经济剩余的提供者,它只不过是一个被‘榨取,的对象;而在商品化点过后,农业则成为一个成熟经济的附属物,它是需要‘补贴’的部门”(陈广汉,1995)。这样的立场和理论,决定了发展经济学不可能产拉农齡和三农问题的提法。上个世纪六七作代’西方出现了“农民学辉煌的十年'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是其讨论的主题,但在概念、提法和研究视角上,始终“止步于‘当代农民学’或‘社会农学’”(秦晖1997)。由此可见,农业、农村、农民是世界各国普遍存在的产业、地域和群体;三农问题也是世界各国历史上普遍存在或存在过的问题,并非一些人所说“是中国特有的,是改革开放以来的产物”(江永红,2005)。但是,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无论中国,还是其他各国,都没有出现三农概念和三农问题的提法。

三、三农概合和三农问超提法的提出

明确提出三农概念和三农问题,并把它们作为特定研究对象和党的农村政策顶层的正式用语,是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到21世纪之初的事。它是在中国改革开放实践过程中逐步形成的重要理论成果。这个过程可分为以下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思想萌芽的阶段(1985年?1991年10月)

上个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前期,农民这个曾在民主革命时期充当主力军、在五六十年代三度探索“包产到户”而被传统管理体制长期禁锢的群体,重新焕发出惊人的伟力。他们不但创造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拉开了中国改革的大幕,而且很快创造了农业生产的奇迹,在1982?1984年粮棉实现连年丰收。接着,他们创办的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到20世纪90年代初,创造了乡镇企业在中国工业总产值中“三分天下有其一”的伟业,出现了农村居民收入增速连续多年高于城市居民收入增速的奇观。

然而,出乎意料的是,农民收入和农业生产的波动和反复接踵而来。一是随着粮棉连年丰收,在80年代后期,农村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卖粮难、卖棉难问题;接着又出现了“打白条”现象,农民负担加重。二是1988年国家价格改革失利导致消费价格上涨,抵消了1979年以来农副产品提价带来的收益。三是1989年国家为优业结构,对一业实行“辦并转'导致一些乡镇企41^济下滑,农民从这些企业中得到的收入减少。四是在上述宏观经济环境变化的影响下,农民收入大幅波动:增速从1978?1984年的年均16.5%,下降到1985?1990年的7.8%、3.2%、5.2%、6.4%、_1.6%和1.8%。与此相联系,1985?1986年、1989?1991年两度出现粮食产量大滑坡。农民收入和农业生产的这种反复,说明农业发展并不一定带来农民增收,而农民收入减少必定带来农业生产下降;也说明农民增收和农村发展,不仅仅取决于农业发展本身,还与国家的宏观政策和宏观环境存在紧密的联系。

在这种背景下,国家农村政策研究部门和一些学者开始从宏观角度提出农村和农业问题,并开始了深入调查。1985年,农村政策研究部门基于耕地的农业生产与农村人口生活保障的“双重功能”和“8亿人给2亿人搞饭吃”的状况,认识到城乡“二元结构”对农业发展的制约,开始讨论“开通城乡”的政策(温铁军,2003)。1988年,时任农业部司长的范小建微服私访20多个县,了解农民收入下降和农民负担过重的问题。而后,他写调查报告给农业部,直陈这种情况已影响到党和农民的政治关系。这个报告受到农业部部长刘中一的高度重视,并以个人名义实事求是地把调查情况反映给了高层领导,弓丨起十三届八中全会前关于三农问题的很多讨论(温铁军,2004)。尽管这个阶段对农民收入问题的调查研究是初步的,关于“开通城乡”的讨论结果也没有条件实行(温铁军,2003);但是,这些调查和讨论表明,农村政策研究部门和决策层对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的认识已经开始越出以往狭隘的视野,把农民问题、农业问题和农村问题加以区别,而且在重视农业和农村问题的同时,重新提出要重视农民问题,并将其放在国家体制的宏观背景下加以思考。这些都说明,三农问题的思想开始萌芽了。

(二)第二阶段:把三农并列相提和提出三农概念内涵的阶段(1991年11月?1994年)

如果说上一阶段农村政策研究部门和决策层对三农之间以及三农问题与国家宏观政策之间的关系有了初步的了解和思考,那么,他们在这一阶段则沿着新思路,进行了有组织的多方位调查和深入思考。党和国家在新的意义和层次上重新重视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并把农业、农村、农民并列相提,提出了三农概念的基本内涵。

首先,政府明确提出了三农问题的重要地位。1991年11月召开的中共十三届八中全会对三农问题进行了讨论,通过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农业和农村工作的决定》,明确强调:“农业是经济发展、社会安定、国家自立的基础,农民和农村问题始终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根本问题。没有农村的稳定和全面进步,就不可能有整个社会的稳定和全面进步;没有农民的小康,就不可能有全国人民的小康;没有农业的现代化,就不可能有整个国民经济的现代化J

其次,政府围绕三农问题展开了深入调查,提出了三农概念的基本内涵。一是农业部及其所属单位开展了大规模的蹲点调查。1993年4月?7月,针对农村出现的新问题,农业部组织抽调了部机关和直属单位干部554人,深入全国26个省(区)的广大农村,进行了为期两个半月的蹲点调查?o其中,农业部农村改革试验区课题组在安徽蹲点调查的结果表明,农业、农村问题不仅是自身的问题,还涉及包括财政、金融、税收、计划和工商等宏观政策和外部环境方面的问题,指出不应该再就农业谈农业(温铁军2008)。同年5月,温铁军根据在安徽调查的成果,在《经济曰报》上发表文章《汝果欲支农,功夫在农外》,指出要改变那些不适合或不适应农村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或者上层建筑,而不是就农业谈农业(温铁军,2003)。调查组成员在提出问题的同时,还把农村合作金融、乡镇企业股权交易、土地流转等相关问题纳入同一个试验区进行了具体操作。二是1993?1994年农业部农村改革试验区通过在安徽等5个省份分别进行的农村税费改革试点,提出了农村税费改革要与粮食购销体制改革相结合。三是1993年农业部在河南进行了流通体制改革的试验,提出要进行商、粮、供、贸、物五大麵系统的全面改革。四是1992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等8个单位的专家,围绕当时出现的农民进城务工问题,联合展开了农村劳动力流动问题的研究。该研究直接涉及如何突破城乡“二元结构'如何推进城镇化等问题,并相继提出了一系列推进城镇化的具体政策。可见,在这个阶段,这些部门“无论是发现问题还是提出解决问题的政策,都早已不在单纯农业领域中了”②,而是把农业、农民、农村这三个方面的问题联系起来加以综合分析、研究(陆学艺,2004),并将其置于整个国家的宏观政策,特别是“二元经济社会结构”的背景下。这正是三农概念最基本的内涵。

再次,中央接受三农的理论框架,把农Jk、农村、农民并列相提.在上述调查研究的基础上,1993年10月,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发表了题为《要始终高度重视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的讲话,不仅明确把“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作为一个特定提法在中央全会上正式使用,而且深刻指出:“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始终是一个关系我们党和国家全局的根本性问题。民主革命时期是这样,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也是这样。”如果把江泽民在这次会议上的讲话以及会议通过的《关于当前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与他1992年11月在武汉主持召开农业和农村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做比较,会发现二者的明显区别:后者更强调农民问题,更强调增加农民收入和保护农民利益,更强调解决这些问题必须调整社会资金和国民收入的分配格局。这说明,中央已完全接受和使用了三农这个新的分析框架。

(三)第三阶段:进行凝练概括,明确提出三农概念和三农问题的阶段(1994年?2002年)在从中央到地方对农业、农村、农民并列的提法达成共识的基础上,一些学者从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把农业、农村、农民三者融为一体,提出了三农概念,并把这三方面的问题集中起来,使用了三农问题的提法。比如,冯灼锋在《广东经济》1994年第4期发表的《关于正确处理“三农”问题的思考》、陈锡根在《社会科学》1995年第8期发表的《“三农”问题及其对策刍议》等文章,使用了三农概念和三农问题的提法。如果说这些文章对三农内涵的解释还不够深刻、明确,还没有引起中央和社会的高度重视,那么,1995年,温铁军向政府提出以三农问题取代“农业问题”的建议并被采纳(温铁军,2005)、他在《战略与管理》1996年第3期发表《制约三农问题的两个基本矛盾》之后,三农的概念和三农问题的提法则作为一个新的、特定的“流行语'开始在学术研究、政府文件和社会上越来越多地被广泛使用。温铁军的建议和文章,深刻阐明了中国农村领域的问题可归纳为在城乡“二元结构”和体制矛盾制约下的包括农民、农村和农业三个维度的三农问题。

在20世纪和21世纪之交,农民负担进一步加重、农民收入增幅再次减缓、农村干群关系紧张、城乡居民收入差距重现持续扩大之势,使得三农问题日趋严重。这引起了中央和学者乃至整个社会的空前重视,三农也成为各种媒体和出版物中出现频率最高、被持续关注的词汇之一。1999年,温铁军在《读书》杂志发表《“三农问题”:世纪末的反思》一文;翌年,他又出版了专著《中国农村基本经济制度研究》。1999年,曹锦清出版了专著《黄河边上的中国》。2000年初,湖北李昌平给朱镕基总理写信,把三农问题高度概括为三句话:“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翌年,他又出版了《我向总理说实话》一书。这些有分量、有影响的论著,弓丨起了极大的反响,三农概念和三农问题成为包括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各领域在内的学术界、政府部门以及研究机构的共同的和最热门的话题。在社会上“似乎所有的人都在谈‘三农’,除了农民以外”(本刊编辑部课题组,2004)?

(四)第四阶段:中央正式公开使用三农概念和三农问题提法的阶段(2003年以后)

日益严重的三农问题和学术界对该问题的高度关注,进一步引起了中央的重视。2002年11月十六大召开以后,党中央史无前例地把解决三农问题放在了“重中之重”的高度。2003年1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通过的《关于促进农民增加收入若干政策的意见》(下简称“《意见》”)第一次在中央正式文件中公开使用了三农概念和三农问题的提法。《意见》指出:十六大后“各地区各部门按照中央的要求,加大了解决‘三农’问题的力度”,强调“对‘三农’问题,不仅分管领导要直接抓,而且党政一把手要亲自抓,地、县两级领导要把主要精力放在农业和农村工作上”。

可见,形成三农概念和三农问题的提法,是中国改革开放以后党和政府、农村政策研究部门和学术界面对新情况,在长期改革实践和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对三农之间以及三农与国家宏观政策和宏观环境之间关系的认识不断深化的结果,是“改革开放中的重要理论成果”(陆学艺,2004),“是集体智慧的结晶”(温铁军,2004)。

四、提出三來概备和三农问超的深层原因

中国在改革开放以后,破天荒地提出三农概念和三农问题,绝非偶然。除上述谈到的直接原因外,还存在诸多深层原因。

首先,毛泽东农民问题理论为其奠定了理论基础。毛泽东的这一理论,从农民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基本国情出发,对农民及其不同阶层的经济地位与政治态度,进行了科学而具体的分析,得出了农民问题是中国民主革命的根本问题、农民是中国革命主力军的结论,提出了一系列关于农民的正确政策。该理论不但指导中国民主革命取得了胜利,也为中国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认识和解决三农问题提供了依据和指导。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在上述基本国情未发生根本变化的条件下进行的。按照毛泽东农民问题理论的立场和内在逻辑,很容易得出三农问题同样是中国现代化的根本问题的结论,并形成广泛共识。同时,毛泽东既把农民看作一个整体,又对农民内部各阶层进行具体分析的方法,对既把三农看作整体又将三者相互区别的思维方式提供了启示。

其次,中国特殊的现代化进程为其提供了客观条件和现实基对。现代化主要指工业化和城镇化。工业化是社会经济结构由农业为主向工业为主转变的过程。城镇化是人口空间结构由散漫的农村向城市集中和转移的过程。由于历史和现实条件,中国在实现工业化和城镇化的过程中,出现了与西方极不相同的特征:一是现代化的类型、性质和资本积累渠道不同。西方国家的现代化是先发型和资本主义性质的现代化,极富侵略性。对殖民地、半殖民地资源的大量掠夺,是其现代化所需资本积累的重要渠道,这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这些西方国家农民的负担。中国的现代化是后发型的现代化,且中国是主张和平的社会主义国家,无从也不能发动对外掠夺。其现代化的成本,完全是由本国国民尤其是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民承担。二是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发展速度和规模不同。西方国家工业化和城镇化经历了上百年甚至几百年的时间,是一个缓慢的演进过程。因此,西方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产生的三农问题具有缓释性。而中国的现代化起步于19世纪60年代,比西方国家晚了100年。其后又受到西方列强长期侵略和解放后经济条件制约以及传统工业化模式的影响。这种历史背景,决定了中国真正的全面现代化进程是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的,并以巨大规模快速推进。1978?2001年,中国工业总产值增长了24倍,年均增长率高达15.2%。中国城镇化率从1981年的20%提高到2003年的40%。中国工业化和城镇化的这种发展速度,是世界上鲜见的。其中,中国城镇化率翻一番的平均时间是22年,而英国是120年,法国是100年,德国是80年,美国是40年,日本是30年(伍江,2010)?这一速度是在中国工业化、城镇化起点低,但其规模比西方任何国家大得多的背景下实现的。以上特点,使中国现代化的巨大成本主要落在了农民身上。农民的这种牺牲,虽然促进了中国现代化的快速发展,但也不可避免地为其带来了沉重的负担,也使得三农问题所蕴涵的内在和外在的复杂关系以其他国家所未有的程度集中并充分暴露在人们面前。这样的特征和发展背景,为认识三农问题,使用三农概念和三农问题的提法,提供了客观条件和现实基础。

第三,执政为民的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深怀农民情结的大批专家学者为三农概念和三农问题的提出提供了主观条件。农民不仅养育和繁衍了自身,而且养育和繁衍了“非农民”。几乎所有的中国人身上,不管是乡下人,还是城里人,都流淌着农民的血液,形成了中国人深深的“农民情结”。其中,正直的知识分子是“农民情结”最重、最执着的群体之一。他们面对农民所遭受的灾难和各种问题,把对农民的强烈感情升华为神圣使命,为改变农民命运殚心竭虑,奔走呼号;为解决农民问题不辞艰辛,调查研究,谏言献策,身体力行,探索新路。近代中国出现了晏阳初、梁漱溟、陶行知、费孝通、陈翰笙等探索农村出路的著名学者。新中国建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出现了大批致力于三农问题研究的专家学者。他们继承了中国近代知识分子关注三农的传统,并将当代三农的实际和现代化进程紧密结合,取得了大量反映三农实际状况的材料和高水平的研究成果。三农概念和三农问题的提法正是他们辛勤创造的重大理论成果。

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也是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代表者,当然也是占中国人口多数的农民的根本利益的代表者。在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实质上就是解决农民问题。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中国共产党大力促进工业化和城镇化,也是代表和实现农民的根本利益。只有实现工业化和城镇化,才能以现代生产方式改造传统农业,才能实现农业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发展现代农业和建设新型农村,实现农村富裕。尽管在这个过程中农民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但是,中国共产党采取了诸多制度安排和措施,旨在降低此过程给农民带来的负担和苦痛,并不断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根本解决三农问题的途径。当三农之间以及三农与工业化、城镇化之间的内在矛盾暴露时,中国共产党认识到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必须统一解决,城乡之间必须协调发展,不能囿于三农范围解决三农问题,而应该根据解决该问题的内在要求,汲取学术界的研究成果,按照三农的新概念、新提法和新框架,不断探索解决三农问题的新道路。

五、结语

农业、农村、农民及其相关问题是世界自古以来就存在的客观事实和分列概念。但是,直到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无论中国,还是其他各国,都没有既把三者融为一体又相互区别、既把三农作为对象又将其与外在宏观环境相联系的三农概念和三农问题的提法。这一新概念、新提法,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学术界在改革开放和特殊现代化实践中的一个具有开创意义的重要理论创造。可以说,三农问题不是中国特有的,但三农概念和三农问题的提法却是中国特有的。在一定意义上,近代以来的三农问题是“中国现代化之荡”(吕昭河,2007),是一个十分沉重的话题;而三农概念和三农问题的提出,则是中国现代化之喜,使得三农成为一个充满希望的话题,因为它反映了三农发展的内在要求和规律,对认识和解决中国三农问题、实现现代化具有深远的意义,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重新唤起了党、国家和全社会对三农问题的高度关注,将其置于全党和全国各项工作重中之重的地位,使解决三农问题成为举国一致的重要奋斗目标。

第二提出了认识和解决三农问题的新视角、新框架,使原先农业、农村和农民的一维性分列概念和就三农说三农的城乡分割的“单向度”?的局部性问题,转变为把三农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的三维性合成概念和问题,转变为城乡互动的“双向度”的全局性问题。它改变了过去从某一角度、运用某一学科理论、研究某一方面的狭隘视角和传统框架,建构了从多角度,运用多学科理论,从多方位看待、研究和处理三农问题的新视角、新框架,实现了对三农及其相关问题认识深度和广度的历史性飞跃。

第三,推进了三农工作的理论创新、制度创新和机制创新。中国共产党在三农新框架下进行理论创新,形成了三农问题理论;同时,实行以统筹城乡发展为核心的制度创新、机制创新、政策创新和实践创新。这些创新尽管目前还不够完善,但开创了全社会上下协同、城乡互动共同探索、解决三农问题的壮观局面。

中国三农问题论文范文3

温铁军博士答记者问

今年以来,三农问题被提高到“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三农工作被强调为“经济工作的重中之重”。于是,社会各界便纷纷热炒“三农问题”。此刻应该提示的是有关背景:十多年前就已经有了广泛讨论和相关政策研究。兹摘要如下:

1989-1991年出现了改革以来首次农民收入连续3年增长速度为负数的情况。农业部范小建副部长曾经骑自行车考察20多个县,他关于农民负担过重的政策建议得到当时农业部刘中一部长的重视,中央十四大之前的十三届八中全会上,也有很多老同志提出过关注农民和农村问题的意见。

1993年农业部刘江部长组织大批干部下乡蹲点,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农村司杜鹰司长通过安徽调研写出了“一个农业大省面临的困境”,也得到相当程度的重视。当年5月《经济日报》发表文章指出,解决农业问题“功夫在农外”。

此后,由于中国经济进入高涨和“过热”,这些同志所提出的问题被宏观环境的变化和城市改革加快掩盖了。

1994-1995年粮食产量在需求拉动和价格政策刺激下大幅度增加的时候,少数坚持搞农村基层调研的人提出“新一轮粮食过剩”的可能,1995年有“关于农业农村问题的不同意见分析”,以及对过度紧缩影响就业和内需的不同意见,1996年则有“粮食问题不是粮食的问题”等文章引起讨论。1996年秋季,以“制约三农问题的两个基本矛盾”为标题的文章,发表在《战略与管理》上,明确分析了“人地关系高度紧张的基本国情矛盾”和“城乡二元结构的基本体制矛盾”对三农问题的影响。……

综上所述,所有这些从基层调研出发、比较实事求是的政策研究工作,都发生在1997年再次出现“卖粮难”之前,对那以后的问题,确曾提前予以警示。看来,不是对三农问题的认识不到位,而是总理所强调的“科学决策”客观上没有条件实行;或云“非不能也,而不为也”。

一、“三农”问题是怎样被提出的?

社会上一般误认为“三农问题是近年来才被决策层采纳的”。但有“温三农”绰号的温铁军却不能苟同。他在20__年4月9日回答安徽《决策咨询》编辑部记者采访时,针对性地回顾了十多年来关于三农问题的提出和观点的形成过程。

记者:温铁军同志,从我能够搜集到的资料看,是您早在1996年就把“人地关系高度紧张的基本国情矛盾和城乡二元结构的基本体制矛盾”作为两个制约三农问题的关键提出的。我们的问题是,您为什么把农民问题置于三农问题的首位,为什么说“中国并不是一个农业大国而是一个农民大国”?还提出“中国还没有形成真正的农业经济科学”;要想解决三农问题必须进行综合的改革,并且出路在三农之外,这如何理解?

温铁军:看来,你们是有备而来。但这几个问题在我1993年以来的文章中都作了很详细的说明,拿来读一下答案就出来了。为了不耽误读者的时间,也给你们一个“独家”,我想换个话题。

安徽不仅是大包干的发源地之一,其实,也是我们10年前讨论并且基本上形成三农问题的主要观点的地方。因此,尽管我历来不愿意参与北京学术界的争论,但却认为应该把三农问题提出的过程作为背景介绍给安徽的读者。

其实三农问题的有关讨论的源头是比较远的,并不是近来才提出。而且应该说是科学决策的产物和集体智慧的结晶。

说远,可以从1985年农村政策部门提出“打破城乡二元结构”,讨论开通城乡的政策算起;因为从那以后,耕地的“双重功能”问题、“8亿人给2亿人搞饭吃”的问题等等,农村政策负责人早就都提出来了。其实,我们历来就强调城乡二元结构属于中国的“基本体制矛盾”,直到去年党的十六大把这个观点写入正式文件。所以,应该说经历了18年的反复了。

说近,可以从1991年后的关于农民负担的调研和政策讨论算起;从那以后,今天才引起人们关注的农村的税费改革、金融改革、机构改革和流通改革等,各种“农业外部”宏观环境的改革早已相继进入试验课题,至今也有十多年了。

说最近,也得从1996年“三农问题”这个概念的正式见诸报刊发表算起。那以后的问题,似乎更加复杂、日益严峻。因此,最少也有7个年头了吧。

1985年农村政策部门提出的开通城乡的建议没有条件实行。1988年价格改革失利、通货膨胀发生,1989年搞“关停并转”导致城市“三角债”、经济下滑,在这样的宏观变化影响下农民收入的增长速度开始连续3年下降,这在改革后是第一次出现这样的情况。

当时,农业部范小建司长(现任副部长)骑自行车微服私访了20多个县,了解农民负担问题,并把调查结果上报给农业部,指出农民收入下降导致相对负担很重,已经影响到党和农民的政治关系。刘中一部长对他的调查做出了积极的反应,并且力排众议,决定以个人名义实事求是地向上汇报。这时期,还有党的十三届八中全会前后的很多讨论。可见,90年代初期就已经发现并涉及到了三农问题的相关内容,政府有关部门是清楚的,只是还未引起社会上足够的重视。

第二次关于三农问题的深入讨论是在1993年。政府换届之后,农业部的刘江部长组织人员到各地蹲点,当时农村实验区办公室主任杜鹰同志(现任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农村司长)带人在安徽蹲点,对财政、金融、税收、计划和工商等各部门做了大量调查,形成了题为“农业大省面临的困境”的调查报告。该报告那时就已经强调,农业农村问题涉及到包括财政、金融、税收、计划和工商等的宏观政策和外部环境,不应该再就农业谈农业。刘江同志也对此给予了很高的评价。1993年年中,我作为调查组成员,根据安徽调查在《经济日报》上公开发表了题为“汝果欲支农,功夫在农外”的文章,认为农村问题主要受宏观政策影响,而不是简单的农业问题。

之后的1993到1996年期间,由于邓小平南巡讲话后中国经济进入高涨期,需求拉动农产品价格上涨,农民收入又有增长,农村困境相对缓解;同期的城市改革力度加大,反映农村问题的声音虽然小了,但讨论却在不断深化。

一方面当时主管经济工作的朱副总理曾经强调“三不”,即:土地不能动,粮价不能低,负担不能重;另一方面,从1993年开始,在和陈俊生等领导同志的指导下,现在人们重视的问题,如土地制度、税费与农村管理体制改革、农产品流通体制改革、农村金融改革和乡镇企业的股权交易,以及西部贫困地区和山区、牧区的可持续发展问题,都已经列入政策试验课题。

尤其是在1995年2月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江总书记提出四个方面的问题,指出三大差距在扩大,并警告这样下去“恐会酿成大祸”(后来此话不幸而言中),使政策界在认识上有所转变。例如,当时尽管没有宏观部门统一协调,但仍然形成国家11部委于1995年自动联合起来,开展农村小城镇改革发展试验的现象,并在江苏昆山召开了第一次“小城镇改革与发展经验交流会”。这在25年的改革决策中是前所未有的,表明决策研究领域的大多数同志对三农问题的认识还是比较一致的。

此外,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后,数千万农民工进城,农村劳动力流动的问题也提出来了。随之,国务院发展中心、中国社科院、农业部农研中心等8个单位的专家联合研究农村劳动力流动问题。这就涉及城乡二元结构如何突破、城镇化如何发展等课题。具体政策实验也相继开展。可以说,从90年代以来,随着农村问题不断演化,有关部门的认识在不断深化,也有好的研究思路和具体做法。

在1995年秋粮上市之前,我们对中部粮食主产区进行调查。认为用价格政策过度刺激粮食生产,会导致1995-1996粮食年度出现过剩。在一次全国政协召开的座谈会上,我把粮食可能出现过剩的问题提了出来。与我同感的还有前国家体改委农村司的李铁,不过,那时我们确实是“少数”,尽管也汇报了,可那些跟从主流的人却没反应,我就写了“粮食问题不是粮食的问题”,大胆分析“丰收的代价”,从粮食周期这个农民都懂的常识谈起,分析粮食问题与财政、金融、外贸等宏观政策的相关。这与1993年写“功夫在农外”的思路是一致的。

由于1996年粮价继续提高、继续刺激粮食高产,因此,当年粮食产量提前4年实现了20__年的粮食产量目标。从当时来看,以粮食为主的农业确实挺上去了,以粮为纲的感觉似乎又有了。但其结果是什么呢?由于人口并没有随着粮食产量而增长上去,也就是说,消费并未增长上去。简单说就是:有了20__年的粮食产量,而没有20__年的人口,必然出现过剩。正是基于此,“粮食问题不是粮食的问题”一文才被许多报刊转载,大家开始觉得这种提法有意思了。学术界也有类似的研究,例如北京大学宋国清教授关于粮价被动地受物价指数影响的量化研究,针对性地对当时主流认定粮价带动物价的观点提出反诘。

1997年后粮食果然积压,重现了1984年粮食大规模增产后出现的卖粮难问题。因此,农民收入增长速度又连续下降,农业农村的矛盾又开始凸现出来,继而引起了那种“王顾左右而言他”式的讨论。我又写了有一定针对性的“关于农业农村问题的不同意见分析”先内部征求意见,到1996年秋季,我在《战略与管理》上公开发表了“制约三农问题的两个基本矛盾”,综合以往政策试验的研究成果,提出人地关系高度紧张的基本国情矛盾以及城乡二元结构的基本体制矛盾。认为只有宏观政策对应解决,或缓解这两个基本矛盾,三农问题才能得到合理地解决。

至此,三农问题作为一个概念正式见诸报刊。需要再次强调一下,三农问题的提出过程由来已久,大多数人的意见是一致的,这是集体智慧的结晶。从1985年“开通城乡”的提出;到1991年范小建的调查、刘中一部长对调查报告的肯定,和十三届八中全会前后的讨论;再到1993年杜鹰同志主持在农业大省安徽的调查被刘江部长肯定;最后是1996年以后关于粮食政策的不同意见……;总之,大凡了解农村基层的政策研究人员从来都坚持认为,农村问题主要是宏观方面的问题。

二、“三农”问题是怎样被研究的?

记者:这期间,决策层对解决三农问题搞过一些试点吗?

温铁军:在1993-1994年期间,直接受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指导的农村实验区办公室提出了第二批试验课题,其中就有在安徽太和等地进行农村税费改革的试点,那时就认为,税费改革是深化农村第二步改革的一个重大突破。但之所以这样强调,是因为当时是把税费改革与粮食购销体制改革结合在一起。

这与后来搞的自上而下的改革的最大的不同在于:1993年税改与粮改相结合的办法本来就是基层创造的,很有“中国特色”:在免除农民税费的同时,一亩地缴一百斤粮。全国当时2亿亩耕地,那么国家会得到至少20__亿斤的粮食储备,足够平抑市场,不用担心粮食安全问题。而且,这20__亿粮食是按公粮方式收的,没有成本。正常情况下,政府手中只要掌握1500亿斤粮食就够了。当时全国有5个省份分别布置了农村税费改革试点,有的地方农民缴100斤粮食不够,提高到120斤,复种指数高的“吨粮田”也不超过150斤。由于基本上防止了跑冒滴漏,把这些粮食折算成现金,农民负担最多也就70多元。

其实,坚持农村调查的人当时不光是提出问题、进行调查,而且还通过实验进行具体政策操作。除了上述涉及中长期发展的政策试验课题外,1993年还在河南搞了商、粮、供、贸、物五大流通系统全面改革的流通体制改革实验。也就是说,无论是发现问题还是提出解决问题的政策,都早已不在单纯农业领域中了。

客观上看,1995年我们为什么说“粮食问题不是粮食的问题”,1996年又写了“制约三农问题的两个基本矛盾”?其实主要就是根据上述的实验课题,根据基层的经验,从客观实际入手,逐步创造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所需要的条件。因此,1993年以来的那些成果,都是根据基层经验和科学试验提出的,相关的政策思路也是清晰的。

综上所述,如果要按照温总理强调的,改变那些不适合或不适应农村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或者上层建筑,既不能照搬某种理论,也不能就粮食谈粮食,就农业谈农业。需要认真反思,不惟 书、不惟上,重新端正“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思想路线。

三、由决策层的重视到全社会的关注

记者:决策层和全社会是如何重视和看待三农问题的?

温铁军:中央对这个问题在政策层面上的认识也是在不断地深化。比如,1998年同志到苏南视察,指出乡镇企业是农村发展的大战略,同一年又指出城镇化是个大战略。同志对我们在政策科学中的试验和国家各有关部委在这方面的研究也予以肯定,决策的科学性逐渐在中央层面上反映出来。1998年中共十五届三中全会,正式形成了一个政治局讨论通过的跨世纪的农村工作指导性文件。之所以说这个文件的意义非常重大,是因为它把家庭承包、乡镇企业、城镇化都作为农村发展的大战略肯定下来。尤为重要的是,十五届三中全会的文件,开宗明义地指出,农村改革是党领导下的农民群众的伟大创造。这个提法之所以很重要,就在于重新体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真理。

接着,1999年前后,中央的农村政策讨论中就不再单纯强调以往的农业结构调整。取而代之的是所谓农村经济的重大战略结构调整,这是十五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央在决策思路上的一个重大提法,它与以往在决策领域中做的研究和实验还是相关的。可见,中央对三农问题认识的程度是相当高的。

在中央科学决策的鼓舞下,1999年夏季,我根据那几年的课题研究和在中国农大做的博士论文摘要,改写成“三农问题:世纪末的反思”,这篇文章后来发表在1999年12月份的《读书》杂志上,不仅把现在的三农问题,也把100多年来历史上的三农问题做了分析。到20__年,我又进一步把课题报告扩充为一本书,正题是《中国农村基本经济制度研究》,副题还是“三农问题的世纪反思”。没想到的是,课题和文章都分别得了奖。这也许表明了学术界的认可。到这时,三农问题在理论上的梳理大体上也清楚了。

20__年初,湖北李昌平给朱总理写了一封信,把三农问题形象概括为三句话:“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三农问题在社会上引起了较大反响。同期,1999年上海学者曹锦清到河南农村基层考察以后写出《黄河边上的中国》;李昌平又把他的信引发的一系列的事情,写成《我向总理说实话》,于20__年出版,进一步引起社会广泛反应。他们的工作起到了很大的宣传推动作用。

到这时,政策理论成果有了,社会反响也有了,那么,到20__年三农问题的提法写入文件,就正式变成一个不仅为决策层理论界关注、而且引起全社会广泛关注的问题。

四、“三农”问题在政策思路上的变化

记者:从你的介绍可知,党和政府历来对三农问题非常重视。那么,决策层如何破解三农难题?

温铁军:城乡二元结构的概念第一次写进十六大的文件中,这是从1995年2月同志对三大矛盾予以明晰以来的一个有重大意义的变化,这表明我们党已经把城乡差别当作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大阻碍。说明新的领导集体已经清醒地认识到了中国进入21世纪后所面临的主要矛盾。这是对90年代以来三农问题清醒认识的结晶,是与时俱进的直接表现。

十六大之后,离2020年要全面实现小康的目标,我们剩下的时间不多了,而重点难点都在农村。今年1月7日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总书记和总理对这些问题的表述非常之客观,非常之现实,反映出“实事求是”这一党的优良传统在十六大和今年的农村工作会议上都有明确的体现。三农问题在党的领导同志交接班的时候得到特殊强调,在以总书记为首的新一届领导集体的日程中提到了一个相当重要的位置。今年1月7日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一个最重要的提法:“三农问题是全党工作的重中之中”。与十六大提出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大目标结合在一起,把三农问题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接着今年3月份召开的两会,又把三农工作作为经济工作的重中之重。这对我们从事农村研究的人来说是非常欣慰和深受鼓舞的。

因为有了这样的高度重视,最近一两年,所有关于三农问题的讨论都在广泛地展开,比如农村教育问题、医疗问题、税费改革与基层管理体制改革问题,以及农村土地问题、农民权益问题、村民自治问题等等。尤其是同志在平山县西柏坡讲的“两个务必”,这对我们关于三农问题严重性的讨论具有高度的指导意义。如果我们好大喜功,文过饰非,不能坚持“两个务必”,就无法讨论今天严峻而复杂的三农问题。

记者:那么,有哪些迹象表明三农问题正在从政策层面上加以解决?

温铁军:我们应该看到,这两届中央领导集体在三农问题上都有很明确的政策思路。具体表现在“十五”计划提出“以人为本”,提出每年转移农民工进城的具体目标,并强调了城镇化和乡镇企业的发展。可以说从“十五”计划以来,中央高层的政策思路是越来越清楚。再比如,尽管通过农村税费改革解决农民负担过重的试点遇到很多困难,去年仍然下发了“两办”文件强调农民负担“一票否决”,农民负担是“高压线”,谁碰就摘谁的乌纱帽。接着,今年国办一号文件出台了打破一切限制农民工进城的政策。要促进农民能够通过非农就业增加收入,就要破除一切限制和障碍,使进城的农民工得到公正的待遇。给农民工以国民待遇的问题正在通过打工的政策得到体现。为此,各地也都做出相应的调整和改革。前所未有的“干货”是,今年农村工作会议强调了财政新增的科教文卫开支,要向农村基层倾斜。另外,今年两会的政府工作报告又特别强调了发展县域经济,发展乡镇企业和城镇化。

最近,温总理又提出了农村金融改革的问题。信用社正朝着农村合作银行改制,农村金融的其他形式也被提上议事日程。在温总理的高度关注下,国土资源部正在总结允许农村集体土地直接进入一级市场的各项实验经验。进入一级市场的方式是,公益性的建设允许农村集体土地入股;工商企业用地允许农村集体土地租赁。这就是说,把土地的增值收益留给农村和农民。并且中央正在出台文件,严格限制征占范围,只有纯粹公益性用地由政府出面征用,其他一律走市场。此外,在计划投资上,开始强调和农村、农民直接相关 的一些领域要增加投资。比如说,适合农村发展的道路建设、水利建设,以及其他与农民生产、生活息息相关的“六小工程”,将成为今后的农村投资重点。财政正在增加向农村转移支付的力度。总之,党和政府不仅在认识上、而且在政策思路上都开始向农村和农民倾斜。

综上所述,中央对三农问题的政策思路越来越清晰,这将有利于三农问题的缓解和解决。

记者:但是我们在基层还可以随处看到乡镇企业频频倒闭、农民土地被征占……

中国三农问题论文范文4

论文关键词:农民问题;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共产党各代领导集体:2008年两会

农民问题。始终与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紧密相联,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正确解决农民问题,是实现无产阶级历史使命的重要条件。中国共产党历来高度重视农民问题,在中国的革命和建设实践中.把马克思主义关于农民问题的基本原理同中国农民问题具体实际相结合,使其中国化、民族化,形成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农民观。这充分体现在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理论和实践上。

1马克思主义对农民问题的探讨

农民问题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命题之一19世纪中后期.马克思、恩格斯根据欧洲大陆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农民阶级的状况,初步研究了农民在资产阶级革命中的作用、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的联盟、以及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问题,形成了关于农民问题的基本理论。恩格斯在《法德农民问题》一文中指出:在欧洲大陆“农民到处都是人口、生产和政治力量的非常重要的因素”一个政党要夺取政权“应当首先从城市跑到农村.应当成为农村中的力量”与农民结成朋友,得到农民的支持。无产阶级革命.如果得不到农民的支持,“它在一切农民国度中的独唱是不免要变成孤鸿哀鸣的。”以上论述表明农民在无产阶级革命中的重要性。第二:农民阶级的二重性。马克思、恩格斯在肯定了农民阶级的革命性同时.也指出了其历史局限性,把农民阶级视为一个有先天缺陷的二重性阶级.是介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中间阶级”.有着保守性。第三:必须实现无产阶级对农民的领导权.才能保证革命的胜利。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农民。特别是小农的经济地位决定了他们的革命性,但同时也决定了“他们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进入21世纪,要走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农业道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实现“全面小康社会”.必须认识到农民在历史进程中的重要性,科学分析和解决农民问题。

2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党中央集体对农民问题理论的重要贡献

农民问题是毛泽东思想形成和发展的基础和突破口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工农结盟的思想.毛泽东结合中国的革命实际.提出了农民是中国革命的主力军的论断。

他在《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一问中。深刻阐明了“农民问题乃是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毛泽东认为中国农民是一个革命性极强的阶级。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农民的力量,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力量”“农民是中国革命最广大的动力.是无产阶级天然的和最可靠的同盟者.是中国革命的主力军。”毛泽东的这一论断大大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农民同盟军的理论.并把这一理论同中国革命战争的实际结合起来.从根本上解决了以农民为主要成份的革命军队如何建设成为一支无产阶级性质的新型人民军队的问题。

此外.毛泽东同志深入研究了中国农民的特征。指出农民阶级所固有的分散、散漫、文化素质低以及缺乏政治远见的局限,提出了对农民进行教育和引导的论断在对教育农民群众的基本内容和途径的研究后。指出要把政治教育和文化教育相结合.用无产阶级思想武装农民出身的党员.把农民从文盲和愚昧中解放出来。

这是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实际相结合关于农民问题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重要理论成果。

3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党中央领导集体对农民问题的新发展

邓小平是我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开创者。他的改革开放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也是从解决农民问题开始的.而且扩展到农业发展和农村改革的问题。邓小平同志指出:农业是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战略重点.要在经济工作中“确立以农业为基础、为农业服务的思想。”还说“工业越发展越要把农业放在第一位。“农村人口占我国人口中的80%,农村不稳定。整个政治局势就不稳定;农民没有摆脱贫困.就是我国没有摆脱贫困”。以此为出发点,邓小平同志提出两个最为重要的思想:

3.1放宽政策。进行农村改革。促进农村生产力的发展

邓小平同志反复说过:“改革首先从农村开始。”“中国社会是不是安定,中国经济能不能发展,首先要看农村能不能发展,农民生活是不是好起来。而在实际改革过程中则放宽政策。不管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还是农业生产责任制,都要以是否有助于人民的富裕幸福.是否有助于国家的兴旺发达,作为衡量做得对或不对的标准”这样一来就是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促进了农村生产力的发展。

3.2重视“科技兴农”战略

“农业的发展一靠政策.二靠科学.科学技术的发展和作用是无穷无尽的”“将来农业的出路,最终要由生物工程来解决,要靠尖端技术”。从中可以看出,邓小平认为振兴农村经济,最终取决于科学技术的进步和科技成果的广泛应用.农业的发展应该把精力放在科技进步的重视上。 转贴于

这是邓小平把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同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相结合关于农民问题的理论成果.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

4以江泽民、胡锦涛为核心的第三、四代党中央对农民问题的新突破

20世纪90年代后期.党中央更加清醒地认识到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三农问题”)是中国发展的根本问题,是当前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以江泽民为代表的第三代党中央和以胡锦涛为代表的第四代党中央提出一系列加强“三农”工作的思想和观点,应用、丰富和发展了中国化的农民问题理论。

4.1农民问题是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

江泽民提出:“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农村稳定是整个社会稳定的基础。农民问题始终是我国革命、建设、改革的根本问题。”2003年1月,胡锦涛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指出:“为了实现十六大提出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必须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更多地关注农村,关心农民,支持农业,把解决好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努力开创农业和农村工作的新局面。”胡锦涛在十七大报告中指出:解决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事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大局,必须始终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

4.2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一件大事:取消农业税

农业和农村发展进入新阶段以来,针对农民增收难、农民负担重的突出问题.中央出台了一系列促进农民增收减负的政策措施,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取得了重大进展。在“十一五”规划的开局之年,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起步之际.中央1号文件出台了2006年在全国范围内取消农业税的政策.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作出了自2006年1月1El起废止《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税条例》的决定。农业税的全面取消,惠及亿万农民,将促进城乡统筹发展。提高农业综合能力和农产品国际市场能力,同时还将引发农民深刻的观念变化.给农村各领域带来深远的影响,具有重大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意义。

4.3十七大报告:统筹城乡发展.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要加强农业基础地位,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建立以工促农、以城带乡长效机制.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坚持把发展现代农业、繁荣农村经济作为首要任务,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健全农村市场和农业服务体系。深化农村综合改革.推进农村金融体制改革和创新。改革集体林权制度。坚持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稳定和完善土地承包关系,有条件的地方可以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探索集体经济有效实现形式,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组织.支持农业产业化经营和龙头企业发展。培育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发挥亿万农民建设新农村的主体作用可见.新一代党中央领导集体对农民问题研究愈来愈来深入、具体、全面而系统。

4.4 2008年两会关注“三农”问题

中国三农问题论文范文5

【关键词】农民 批评话语分析 话语权

我国是农业大国,人口中占了绝大部分的是农民,正因为有着这种特殊的国情,决定了中国的农民问题2000多年来是一个永恒的话题;决定了农民问题注定成为政治家和学者们所普遍关注的话题。因此,研究农村与农民问题,不仅是学者必须担当的社会责任,而且无疑还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

农民话语权保障是农民权利保障的核心内容之一

在中国五千年源远流长的文明史中,中国农民曾经开创了世界历史上最为发达的农耕文明。但如今,“三农”问题却成为了影响甚至制约中国经济发展,中国人民全面实现小康生活水平的最大“瓶颈”。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的现代化, 实质上就是‘三农’问题的根本解决,即实现农业产业化,农村的工业化和城镇化,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民主化和法制化。”①从2004年到2010年,随着中央涉农一号文件的连续出台,“三农”问题被提到党和政府工作的重中之重的位置,曾经严重制约我国现代化进程的“三农”问题迎来了历史性的转机。正是由于中共中央对于“三农”问题的高度重视,关于“三农”的报道也频频出现在各类媒体中。

在以农业、农村、农民为一个整体的三农问题中,大家得到的普遍共识是“三农”问题的核心是农民问题。“农业是一种产业,是农民从事的职业,农村是农民聚居生产生活的社区,所以要解决’三农’问题,第一位的是要解决农民问题”。②农民问题表现在很多方面,但究其实质是农民的权利得不到保障。要解决好农民问题需要做的工作很多,除了要解决好政策、资金、科技等方面的问题以外,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农民权利保障,而农民权利保障的核心内容之一就是农民话语权保障。

话语权释义与农民话语权保障

所谓话语权,是指在特定的社会情景下掌握对社会行动及其相关规划的言语规范的权利。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葛兰西从意识形态斗争的角度论述话语及话语权的问题,他认为社会集团的领导作用表现在两种形式中:在统治的形式中和“精神和道德领导”的形式中。后一种形式体现为文化领导权或曰话语权。话语意味着一个社会团体依据某些成规将其意义传播于社会之中,以此确立其社会地位,并为其他团体所认识。话语权是行动者及其重要的权利,它是其它权利的基础,同时又是其它权利追求的终极目标之一。无论是对单个的行动者还是作为整体的集群,话语权利在制定各种社会行动规则、参与社会行动中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它不仅潜在地影响到社会行动者参与社会行动的范畴、模式、规范及行为准则,更直接决定其在社会行动中所获得或所追求的经济和政治利益。

中国农民报道与农民话语权保障研究无论是在研究数量上还是质量上仍处于起步阶段,各项研究都有待深化。反映在问题上,首先表现在研究理论单一。现有的研究虽然探讨了大众媒体和农民话语权的一些问题,但所研究理论雷同,多为福柯的话语理论或是戈夫曼的框架理论。而采用内容分析、文本分析批评话语分析方式进行研究的文章很少,已有的研究大都是采用材料加观点加结论的方法,不够深入,尚未对如何从批评的视角分析大众传媒中农民话语权保障进行讨论。

“批评话语分析”又称“批评语言学”,是20世纪70年代在英国兴起的有关话语分析方法的学科。批评话语分析的哲学渊源是20世纪60~70年代在欧洲开始出现的批判学派。批判学派的理论渊源有两个:一个是法兰克福学派,这一学派从马克思理论出发,从哲学和社会学的角度研究和批判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文化危机和现代西方文明。一个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该派学者主张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对资本主义的社会结构、文化意识形态等领域进行分析和批判。

批评话语分析在20世纪80年代逐渐成熟起来,它不仅研究语言是什么,而且研究语言为什么是这样;不仅对话语的意义感兴趣,而且对话语如何产生这种意义感兴趣。旨在通过表面的语言形式揭示意识形态对语篇的影响,语篇对意识形态的反作用,以及两者是如何源于社会机构和权利关系又是如何为之服务的。③语言并不是一种客观透明的中立传播媒介,而是一种社会实践,是社会秩序的介入力量,语言不单纯反映社会,它通过再现意识形态直接参与社会事物和社会关系的构成。批评语言学之所以被认为是批评语言学最有影响的一个分支,是因为它通过分析大众传媒语篇揭示某些社会过程中操纵、控制、歧视、蛊惑的手法;较为细致地考察造成这种社会过程的原因和改变的方法。所以说,批评话语分析本身也是一种社会实践,在揭露不平等关系的同时,促进人类社会的不断完善和文化的进步。

批评话语分析学家Fairclough提出,话语是作为社会实践的语言,语言实践是由社会决定的;语言使用者的行为是受社会和意识形态制约的。他认为语言反映并构建社会关系,主张将语篇分析和社会分析相结合,提出了批评话语分析的三维框架:语篇(text);话语实践 (discourse practice),包括语篇的生成、解释与传播;社会文化实践(social practice)。④话语的这一性质要求话语分析也必须是三维的,一般应包含对语篇的语言学描述,对语篇与话语过程之间的关系作出解释,对话语过程和社会过程之间的关系作出解释。

批评话语分析的学科特色体现在以语言学为主体,以语言分析为手段,以此揭示语言与意识形态相互间的关系。⑤该学派提出在描写语篇形式特征的基础上阐释语篇与生成、传播和解读它的交际过程关系进而概括出整个语篇的意识形态。按照批评语言学的观点,语篇的各个层次和各种结构都可能具有意识形态意义。⑥批评话语分析通常通过四种语言结构或过程来揭示语篇的意识形态意义,即及物性(transitivity)、情态(modality)、转换(transformation)、分类(classification)。

导致农民话语权缺失的社会原因有很多,中国有着三千年封建历史,有着独特的文化体系。受封建伦理观念的影响,大多数农民在自觉与不自觉中放弃了对自身权利的主张和实施。除了传统文化根源的原因之外还有社会的政治体制、传媒的经济利益驱动等方面的原因。

李良荣在《新闻学概论》一书中指出,我国的新闻体制实行的是完全国有的有限商业运行机制,在这种机制的影响下,新闻媒介具有双重属性,即形而上的上层建筑属性和形而下的信息产业属性,始终把社会效益放在第一位。⑦刘建明也曾指出,中国的现行的新闻政策并不抽象地强调什么客观公正,而是在政治报道上强调立场,强调为谁服务,这是由中国共产党的党报体制产生的意识形态导致的。⑧在这样的新闻体制和意识形态的影响下,对以农民为主要对象的报道中,突出农民形象和强调农民话语权的报道被放到次要位置。相反,借农民报道来宣传党的政策和宣扬官员功绩的报道却被放在突出的位置上。

此外,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新闻改革的深入,大众媒介逐渐开始市场化的运作经营,媒介商业化的趋势越来越明显。大众媒介在报道新闻时首先考虑吸引哪一类人群的注意,如何吸引广告上的资本投入。目标受众群锁定那些掌握着消费话语权、管理话语权、知识话语权的人群。而消费能力相对较弱的农民群体则被排斥、回避或忽视,即使有报道也是为了吸引具有消费能力的城市居民或社会主流阶层的眼球。报道的内容、议题仅局限在可以吸引受众眼球和创造经济利益的为农民工讨薪和塑造农民帮困形象的报道上。

结 语

关于“三农”问题产生的原因,学者们争论不已,很难形成一个完整统一的观点。农民话语权得不到保障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因此在探讨这个问题是需要同时借用多个学科的相关理论。社会学、文化学、心理学、政治学、经济学、语言学、新闻学、传播学、认知学等视角为探讨农民话语权保障提供了多种分析框架。应跳出单一学科视角的局限,以跨学科的视野收纳来自社会学、政治经济学、文化学、传播学、新闻学、语言学、符号学等学科的优势,为研究中国农民话语权保障提供新的视角和分析方法。(作者单位:燕山大学外国语学院;本论文系河北省社会科学基金立项项目《河北省传媒农民报道与农民话语权保障研究》成果之一,项目编号:HB09BXW008)

注释

①刘振伟:“为建设农村小康社会提供坚实的法律保障”,《农业经济问题》,2003年第3期.

②陆学艺:《“三农”新论――当前中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

③辛斌:“语言,权利与意识形态:批评语言学”,《现代外语》,1996年第1期。

④Fowler, R. et al (eds), Language and Control. London : Routledge,1979,p73.

⑤陈中竺:“批评语言学述评”,《外语教学与研究》,1995年第1期。

⑥Faircbugh, N. Discourse and Social Change, Polity Press, 1992, p74.

中国三农问题论文范文6

李佐军出生于贫困落后的湖南山区农村,上学前就开始上山干农活,对农民“面朝黄土背朝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艰辛生活有着切身的体验。李佐军是家中五个子女中的老二,从小属于比较“听话”的孩子,不管是上山干农活,还是做家务事,都比较主动且卖力,深受父母亲和周围乡亲的好评,至今在家乡还流传着他的一些小故事。他对中国农民有着深厚的感情,上大学更深切感受到我国巨大的城乡差距,立志要“为九亿农民说话”。

上大学时期就开始进行寒暑假农村经济调查、写农村经济观察日记、为家乡朋友设计致富方案、当高中母校不见面的校外辅导员、组织武汉同学为家乡县委县政府办《乡情》刊物、大量收集有关“三农”问题的研究资料、写农村经济问题学术论文、报考农村经济方面的研究生、写作农村劳动力转移方面的博士论文、为中央领导通过各种方式提交数十篇“三农”方面的建议报告、组织博士研究会成员编写新农村建设方面的蓝皮书和教材等等。这一切对他能在比较浮躁的年代沉下心来创作人本发展理论无疑奠定坚实的人格基础。

两位导师都是李佐军深为崇拜的大家,也是其人生的楷模,从他们身上,他发现了经济学的真谛,发现了做学问的魅力和意义,坚定了从事学术研究的人生理想

李佐军无疑是幸运的,他先后师从两位在国内外具有广泛影响的大师级经济学家:一位是张培刚教授,他的硕士导师;一位是吴敬琏研究员,他的博士导师。两位导师对他的学术研究和人生追求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张培刚先生已96岁高龄,现任华中科技大学经济学院名誉院长、经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并任中华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名誉会长、中美经济合作学术委员会中方主席等职务。他于1941年进入哈佛大学,师从熊彼特、张伯伦、布莱克、汉森、厄谢尔、哈伯勒等大师,深入学习和研究当时世界最前沿的经济学理论。1945年获得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他的博士论文《农业与工业化》是第一部从历史上和理论上系统地探讨贫穷落后的农业国如何走上工业化道路的著作。该著作后来被国际学术界誉为“发展经济学”的奠基之作,他也被誉为“发展经济学奠基人”之一。

李佐军在张先生身边学习工作了4年(硕士3年,工作1年),深受其拳拳爱国心和人格魅力影响。张培刚先生常说,“我自己觉得最欣慰的,就是我们中国人不光有光辉灿烂的历史,在科学上中国人也可以做出成绩。我自己写的这本书(指《农业与工业化》,就是证明中国人在今天还是有能力跟世界上任何民族,包括那些有优越感的民族,在他们自己的强项上比个高低,一决雌雄”。张先生不仅治学严谨,而且生性豁达,最近,李佐军与几位师兄弟前往看望张先生,提及期望先生争取活过100岁时,张先生毫不犹豫地回答:“这没有问题”,其对生活的乐观豁达可见一斑。

吴敬琏先生是广为国内外熟知的著名经济学家,他给李佐军印象最深的是其“执著于真理”的精神。有时为了获得一个准确的数据,不惜兴师动众多方求证;不辞劳苦一字一句地批阅学生们交来的论文草稿;要求学生引用学者语言一定要用原文,一定要引用正式著作中的语句;反复要求学生一定要先把“是什么”弄清楚,行文一定要讲逻辑等等。吴先生的这种精神直接来源于其心底的追求:“我对经济学的执著沉迷,说到底,是为了解答一个困扰了好几代求索真理的中国知识分子的问题:怎样才能振兴百年积弱的中国。‘学以致用’,古有明训。既然我从自己的曲折探索中得到了中国荣辱兴衰系于改革的结论,自然就应当身体力行,把自己的知识和能力贡献给经济改革这一伟大的事业”。

两位导师都是李佐军深为崇拜的大家,也是其人生的楷模。从他们身上,他发现了经济学的真谛,发现了做学问的魅力和意义,坚定了从事学术研究的人生理想。两位导师都具有深厚的理论功底,都非常重视基础理论研究,分别在发展经济学和比较经济体制领域卓有建树,这也使得他决心在基础理论方面有所作为,因此不惜穷10年时间,努力构建人本发展理论。两位导师都非常重视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强调了解中国国情,这引导他从实践的需要出发提炼理论,将人本发展理论作为解释和解答各种现实问题的方法。

至此他终于找到中国“三农”问题的根源,发现所谓“三农”问题其实质是“人”的问题,即农民问颈

自上大学以来,李佐军就一直致力于“三农”问题的研究。刚开始主要研究农业问题,重点研究农业的基础地位,但很快就发现,就农业研究农业没有出路,农业的出路应在农业之外。接着主要研究乡镇企业,论证农村工业化的重要性,期望通过农村工业化找到解决“三农”问题的出路,后来很快就发现,“户户点火、村村冒烟”的农村工业化难以解决规模经济、聚集效应和资源环境保护问题,农村发展的出路在农村之外。随后就开始主要研究小城镇和农村人口城市化问题,期望通过农村人口城市化解决广大农民共享现代工业文明和现代城市文明的问题。随着对农村人口城市化问题研究的深入,他逐步发现了中国巨大的城乡差距及隐藏在城乡差距背后的城乡分割制度或城乡不平等制度,发现了城乡不平等制度下农民权利的缺失。至此他终于找到中国“三农”问题的根源,发现所谓“三农”问题其实质是“人”的问题,即农民问题。

后来,在师从吴敬琏老师写作博士论文时,也主要是从制度层面解释“三农”问题和找出解决农民问题的出路。当他在不断思考制度与发展的关系时,发现必须找到一个连接二者的中介和桥梁一一行为主体,这个行为主体的最微观单元也是“人”。原来,看似简单的“人”中隐藏着各种经济社会发展现象和现代化的基本奥秘,自此“人本发展”思想逐步成型。

从研究“三农”问题到研究“人本发展”理论,实现了一个理论的飞跃,即从研究某个具体问题到研究具有普遍意义的方法论的飞跃。

人本发展理论的核心价值在于它首先是一种方法论,它通过“人”这根纽带,通过“满足人”、“依靠人”、制度“引导人”、资源“装备人”、分工“安置人”这5“人”,构建了一个能解释各种经济社会发展现象、能提出各种对策、能整合各社会科学的分析框架。通过这个分析框架,我们可以透过纷繁复杂的现象,找到事物的本质;可以理清思路,发现各种因素之间的内在关联;可以减少很多无谓的争论,节省人类的时间成本。

人本发展理论具有如下4个方面的重要意义:一是具有方法论意义,提供了一种简洁有力的解释现象和提出对策的系统分析方法。二是具有理论整合意义,可以将各主要社会科学衔接起来。三是具有实践指导意义,可以为解释各种经济社会现象和提出各种对策,提供一种切实有效的框架思路和分析方法。李佐军近年来在进行涉及国家、地区、产业和企业等不同层面的现实课题研究时,有意识地运用了人本发展理论分析框架,结果发现它不仅对许多现象具有很强的解释力,而且可以直接用来理清发展思路,提出对策体系,非常实用。四是具有价值导向意义。人本发展理论一切围绕人、为了人,强调全面保障人权,强调彻底遵循人文精神,强调全面和深刻地解读“以人为本”。这无疑具有重要的价值导向意义。

对于当今中国来说,人本发展理论的现实意义,正如吴敬琏在本书序言中所说:“以人为本”,是人类社会突破中世纪的阴霾、迎来现代文明曙光时提出的一个重要命题,众多思想界大师就是以此为出发点开始他们探索真理的历程的。最近,中国政府提出了以“以人为本”为核心的科学发展观和以公平正义为重点内容的建设和谐社会等战略方针。但如何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仍是一个远未解决的课题,需要更多的理论工作者和实际工作者从各个方面进行探索。

灾后重建一定要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要从老百姓的需要出发,要保障老百姓的权益,真心实意地解决当地老百姓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谈及人本理论研究成果对于汶川地震灾后重建的现实指导意义时,李佐军表示,灾后重建是一项极为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到政治、经济、文化、社会、资源、环境等方方面面,而且没有多少先例可循,同时深受国内外关注,需要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力量,充分发挥政府、企业、社团和民众等各方面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其中,政府的作用尤其重要。政府具有垄断性和权威性,可以在非常时期调动各方面的力量,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可以迅速解决一些棘手问题,可以协调有关方面的矛盾和冲突,具有其他组织不可替代的作用。灾后重建有许多内容(如规划、规则制定、公共设施建设、环境保护等)属于公共事务,是“公共产品”,具有“外部性”,市场和民众的自发行为解决不了,或难以有效解决,只能依靠政府。灾后重建需要政府发挥统领、引导和协调等方面的作用。为了迅速有效地推进灾后重建,政府责无旁贷。

但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政府始终是一把“双刃剑”,过度发挥政府作用很可能带来副作用,而且政府也有无能为力之处,因此还需要发挥企业、社团和民众等民间力量的作用,或发挥“人本”或“民本”的作用。政府只能起引导作用,真正做事主要靠民间,靠每一个微观主体――个人、企业和志愿者组织等。政府要想很好调动民间的力量参与重建,主要要靠制度和政策设计,通过好的制度和政策设计,使每个参与重建的主体能获得尊重、荣誉和经济等方面的回报,并解决责权利对称的问题。同时,政府要起到带头、引导和示范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