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学经济论文范文1
一份十大中国经济学家的榜单近期出炉，在学界引起关注，并公认这是一份具有说服力的名单。
这十大中国经济学家榜单顺序是：张五常、钱颖一、郎咸平、林毅夫、邹恒甫、吴敬琏、张维迎、李稻葵、陈志武、田国强。
这份榜单把学术影响力看做是最重要的评价指标，同时也引入全球知名学者的评价。《华尔街电讯》表示，他们想以此斧正被妖魔化的经济学家，肯定他们对中国经济改革的贡献。
经济学家须有创造力
《华尔街电讯》送出的这张引人注目的榜单，十人中，只有吴敬琏一人是中国本土培养的。其他学者如北京大学教授林毅夫、张维迎，清华大学教授钱颖一、李稻葵等都在国外接受过系统的西方经济学训练。
据调查，在中国被称为“经济学家”的约有6000人，然而，能在国际主流学术刊物上的经济学者只有大约100人。目前，中国经济学家在全球经济学界和财经媒体界的影响力和话语权非常有限，他们的观点仍然处于边缘状态，全球主流媒体很少关注他们的立场、观点和方法。
《华尔街电讯》董事会主席、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罗伯特・蒙代尔教授指出，“评判一名经济学家是否合格主要有两点：第一，他对经济到底了解多少?第二，是否有创造力?有很多人有一流经济学的教育背景，但他们没有创新思维，这也是不能成为一名合格的经济学家的。”
学术影响权重占70％
《华尔街电讯》评选经济学家的指标包括三个方面：学术影响(70％)、经济影响力(25％)和社会影响力(5％)。学术影响力主要考察候选人在国际国内一流学术刊物上发表文章的数量和被引用的次数，经济影响力主要考察候选人对经济增长、经济改革和产业政策的影响，社会影响力主要考察候选人的社会责任感、社会知名度以及话语可信度。
《华尔街电讯》总编辑丁海森说：“和第一届评选相比，学术影响力的权重已经从60％提高到70％，以后这个权重还会持续增加。”
蒙代尔表示，中国有很多名牌大学经济学系，但没有一个跻身世界一流大学经济系前列，无法与麻省理工、哈佛、耶鲁、剑桥、牛津、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等世界名校相提并论，这也是制约中国经济学家成长的关键因素之一。“经济学是一门非常专业、非常严肃的学科，有一套完整的体系，必须经过长时间的研究才可能出结果。”
下面，让我们来看看中国十大经济学家的身世：
张五常1935年生于香港；1959年到洛杉矶加州大学经济系跟从现代产权经济学创始人阿尔奇安学习；1961―1962年攻读硕士学位；1963一?967年攻读博士学位；1967年到芝加哥大学跟从科斯作博士后研究；1969年为西雅图华盛顿大学教授；1982年至今为香港大学经济金融学院教授。
张五常教授为现代新制度经济学创始人之一，在199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科斯的演讲中，多次提到张五常教授对新制度经济学的贡献。1997年张五常教授当选为美国西部经济学会会长，这是第一次将该职衔授予美国本土之外的经济学家。
钱颖一 生于北京，祖籍浙江。1977年考入清华大学数学专业；1981年本科(提前)毕业，1982年获学士学位，毕业后留学美国；1982年获哥伦比亚大学统计学硕士学位；1984年获耶鲁大学运筹学／管理科学硕士学位；1990年获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1990－1999年任斯坦福大学经济系助理教授；1999－2001年任马里兰大学经济系教授；2001年至今任伯克利加州大学经济系教授。
主要研究领域：组织和制度经济学、转轨经济学以及中国的经济改革和发展。
郎咸平 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博士，长江商学院(首席)教授，2003年世界最有影响力的经济学家，沃顿商学院、密歇根州立大学、俄亥俄州立大学、纽约大学和芝加哥大学教授，香港中文大学最高学术级别的(首席)教授，搜狐首席经济顾问，世界银行、深交所和香港政府财经事务局公司治理顾问，受中小投资者赞誉的“郎监管”，1990年金融学论文引用率排名全世界第一，畅销书《公司治理》的作者。
在大众心目中，郎咸平是位观点鲜明而且具有世界级学术成就、在中国博得极高知名度的大师级学者。郎教授曾于1998―2001在世界银行担任公司治理顾问，致力于研究公司治理以及保护小股民权益的课题。在东亚地区，此项研究尚属首次。其论文在美国最负盛名的《2000年金融经济学期刊》、《2002年美国金融学会期刊》发表，被专业学者、研究人员及《经济学家》、《华尔街日报》等知名媒体广泛引用，并且被收存在美国国会图书馆。
林毅夫 现任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林毅夫生于1952年10月，籍贯为台湾省宜兰县；1971年，台湾大学农业工程系肄业；1978年，台湾政治大学企业管理研究所硕士；1982年，北京大学经济系政治经济学专业硕士；1986年，美国芝加哥大学经济系博士；1987年，美国耶鲁大学经济发展中心博士后；1987―1990年任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发展研究所副所长；1990－1993年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副部长；1994年至今任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主要研究领域：发展经济学、农业经济学、制度经济学。主要作品有《制度、技术和中国农业发展》、《中国农业科研优先序》、《充分信息与国有企业改革》、《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再论制度、技术与中国农业发展》等。
邹恒甫出生于湖南省华容县，武汉大学经济系本科毕业获经济学学士学位，美国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世界银行政策研究司经济学家，武汉大学经济学教授，武汉大学经济科学高级研究中心主任。
他在国外主要杂志上发表740多篇有影响力的论文。由于他在宏观经济学领域所作的突出贡献，在去年年初全球10多万名经济学家和5500名著名经济学家的大排名中名列世界第247位。根据2000年国内文献情报中心的SSCI检索结果，仅仅由于邹恒甫一个人所发表的文章，就把武汉大学在这一领域的排名从全国第十几位上升到了第三位。
吴敬琏 1930年1月生，江苏南京人。中国著名经济学家，中国人民大学兼职教授。1954年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经济系。曾师从著名改革派经济学家阿―毕尔曼。1983年赴美国耶鲁大学做访问研究员。现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研究员，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首席经济学家。
1979年开始，吴敬琏教授研究的重点逐步转向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比较研究方面，是经济体制比较研究学科的开创者之一。他在国内最早提出并倡导市场经济理论，是我国经济理论界“市场经济论”和“整体改革论”的主要代表人物，以坚持市场化改革而被称为“吴市场”。其不同时期的理论主张和政策建议，如建设市场经济、建立现代公司制度、国有企业战略性改组、大力发展中小企业等，在理论上始终一贯，在实践上推动了中国改革事业的前进。
2000年以来，吴敬琏教授先后对基金黑幕和中国股市进行抨击，引发了学界对中国证券市场的争论。
张维迎 1959年生于陕西省吴堡县，1982年获西北大学经济系学士学位，1984年获硕士学位，同年进入国家体改委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从事改革理论和政策研究。1990年9月入牛津大学读书；1992年获经济学硕士学位，1994年获博士学位。1994年8月回国到北京大学工作，现为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副院长、经济学教授，北京大学工商管理研究所所长，同时兼任牛津大学现代中国研究中心研究员。1984―1990年在国家体改委工作期间，在部级杂志上发表数十篇有广泛影响的论文，是国内最早提出并系统论证双轨制价格改革思路的学者。
张维迎教授的企业理论及有关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研究成果在国内外学术界、中国政府有关部门和企业界有广泛影响，被公认为中国经济学界企业理论的权威。
据对国内最权威的经济学杂志《经济研究》1995―1997年间论文引证统计，张维迎教授的论文被引证的次数排名第一，其中《企业的企业家契约理论》名列单篇第一。
李稻葵 曾任美国安娜堡密歇根大学经济系助理教授，并兼任该校中国研究中心研究员；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国家研究员，从事中国经济改革的制度变迁研究；长期受聘为香港科技大学经济系副教授，并任该校经济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曾获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管理信息系统专业学士学位；美国哈佛大学国际发展研究所(HIID)访问学者；哈佛大学哲学博士(经济学)学位。
现兼任(欧洲)经济政策研究中心(CEPR)、美国密歇根大学威廉戴维森研究所研究员；国际《经济学通报》、中国《经济研究》、香港《中国评论》等学术杂志的编委；国际比较经济研究会执行理事；南开大学、四川大学、西南财经大学兼职教授，曾兼任世界银行中国社会保障体制改革研究项目顾问；国际《比较经济学杂志》编委；中国留美经济学会(CES)会长；
主要研究领域：转轨经济学、公司金融、国际经济学、中国经济。
陈志武 1983年获中南工业大学管理学学士学位，1986年获国防科技大学硕士学位，1990年获耶鲁大学金融学博士学位，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特聘教授，美国耶鲁大学金融经济学终身教授，普纳思经济管理研究院联合学术主席，国际著名金融学家、耶鲁大学金融学博士，美国价值引擎公司创办人，华尔街Zebra对；中基金公司的首席投资经理，金融学和金融资产定价领域最具有创造力和最活跃的学者之一，获得过美国默顿・米勒(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研究奖、芝加哥期权交易所研究奖等多项重大奖励。
主要研究和教学领域：市场监管、风险管理、资本市场、公司治理、现代金融理论、资产定价和投资管理、公司财务、期权定价模型和套期保值、资产证券化的运作等。
陈志武先生在核心财经类学术刊物上发表过大量具有广泛影响的研究论文，涉及从股票定价和期权定价理论到有关外汇、资本市场发展、公司治理、基金管理和投资战略的研究。最近几年，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中国转型过程中的市场发展和其他新兴资本市场问题。
陈志武先生的著作常被《华尔街日报》、《纽约时报》、《远东经济评论》等杂志所引用，也常发表于许多香港和内地的报纸和杂志上。陈教授的学术思想常被实业界和政府高层领导所采纳。2000年，一项颇得全球经济学家首肯的世界经济学家排名出炉，在全球前1000名经济学家中，有17人来自中国，陈志武教授的排名为第202位。陈教授还是许多国际著名学术期刊的主编或副主编等。
田国强湖北省公安县人，1956年生。1977―1982在华中理工大学数学系就读、任教，1982年获数学硕士学位。1983－1987年在美国明尼苏达大学经济系攻读博士学位，并获明尼苏达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
美学经济论文范文2
197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保罗・萨缪尔森说：“如果亨利・斯皮尔曼(《夺命的冷漠》中的主人公)不曾存在，上帝也必定会创造出一个来。不过马歇尔・杰文斯做到了，读者们也就跟着受益匪浅。”
马歇尔・杰文斯正是《夺命的冷漠》的作者，这其实是美国经济学杰出教授威廉・伯烈特与美国弗吉尼亚大学经济学教授肯尼斯・艾辛格两人创作小组的笔名。然而，在这个笔名里却结合了经济学界两个伟大人物的名字：阿尔弗雷德・马歇尔和威廉・杰文斯。
阿尔弗雷德・马歇尔是继亚当・斯密和李嘉图之后又一位划时代的经济学大师。至今我们学习的微观经济学(西方经济学微观部分)仍是以马歇尔经济学理论为核心的。而威廉・杰文斯则是“边际三杰”之一，有“边际效用理论之父”的美誉。
1870年代，英国学派杰文斯、奥地利学派门格尔、瑞士洛桑学派瓦尔拉斯几乎同时提出了边际效用价值论。虽然这3个学派的学说并不完全一致，但是他们具有一个重要的共同点，即放弃了亚当・斯密和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提出了边际效用价值论来与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相抗衡。
到了1890年，英国剑桥大学教授阿尔弗雷德・马歇尔《经济学原理》正式出版。马歇尔综合了“边际三杰”的成果及当时资产阶级经济学的一些其他的理论，如供求论、生产费用论等，提出了系统的微观经济学理论，广泛流行于西方。
二人小组取笔名马歇尔・杰文斯可见其宏图壮志。事实上，这本书的故事的确一波三折，引人入胜，塑造的人物也栩栩如生，打动人心。故事的情节是这样的
哈佛大学经济学家亨利・斯皮尔曼教授受人之托，来到英国剑桥帮助收购著名经济学家马歇尔的故居。没想到，他的朋友费恩遭到来路不明的袭击，斯皮尔曼与夫人利用游览剑桥之机进行调查。马歇尔故居的卖主有意把房子卖给另一位知名人士――剑桥大学主教学院院长哈特。但出人意料的是，哈特此时突然遭人谋杀。斯皮尔曼决定要查个水落石出。然而，随着调查的深入，最后的凶手让所有人都大吃一惊……
作者将经济学原理巧妙地用到了破案的过程中，使读者在“悦读”中感受到经济学的魅力。经济学大师弗里德曼曾经说过：“经济学很简单，难就难在对它的运用。”奇案中的经济学系列为我们开启了一扇运用经济学的大门，开辟了一条激发学习经济学兴趣的新路。
人们时常把经济学想得很神秘，认为那是经济学家的专利。事实上，各种经济学现象就在我们身边，无处不在。我们常常听说“谷贱伤农”，但不知就里。为什么会出现“丰产不丰收”?降价可以促进销量增加，国家却为什么要出台粮食最低收购价?我们时常说资本主义腐败，宁肯把牛奶倒进大海里也不给穷人喝!是资本家头脑缺根弦，还是我们忽略了背后的经济学原理?
价格战是商战中常用的武器。在很多人眼里降价是促销的灵丹妙药，于是价格战漫天飞舞、昏天黑地，结果几败俱伤(两败俱伤已不足以说明竞争的残酷和伤害的广泛)。如何脱离价格战的苦海?殊不知，涨价也可成就一番伟业。那么，又是什么样的商品适合涨价销售呢?这些均可在经济学原理中寻找答案。
毋庸置疑，从破案小说的角度讲到、用到经济学原理，奇案中的经济学系列是成功的。在《夺命的冷漠》中就运用到了马歇尔的经济人假设、信息不对称等经济学原理，而该系列著作也陆续讲了边际、均衡这些经济学的重要概念，但是对于既想轻松阅读，又想系统学习经济学体系的读者而言，本书总有些意犹未尽的感觉。具体说来，就是经济学的信息量仍显不足。
这让我想起了几年前非常畅销的《我在美国当律师》(张晓武、李忠效著)一书，虽然该书也涉及了一些美国的移民法律，但只是些支离破碎的内容，人们真正感兴趣地是张晓武如何在美国奋斗成功的故事，而不是要在此书中系统地学习并掌握美国移民法体系。因此，将此书归为励志书而非专业法律书是恰当，事实也充分印证了这一点，该书成了畅销的励志书。
美学经济论文范文3
一、东亚文化与经济现代化相关性的现有理论述评
研究东亚经济现代化的西方学者对于东亚文化与经济现代化的相关性大体持有两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东亚经济的发展是原西方化和原市场化的结果，东亚经济发展没有模式价值，只有政策价值，即没有现代化的多种模式和多元现代性（新古典派及新古典综合派经济学家认为只有经济增长模式的不同），现代化是单线发展的。基于工业主义的逻辑，所有走上工业化之路的社会，无论起点如何不同，最后必然出现政治、经济、文化全套性的越来越相似。从马克斯•韦伯（max weber）到塔尔科特•帕森斯（t. parsons）再到尤尔根•哈贝马斯（jurgen habermas），西方学者一般肯定西方的现代化与现代性具有政治、经济、文化的一整套关联性和不可分割性，因而现代化和现代性实质上即西方化和西方性，而且具有普世价值，要想实现现代化的国家，必须也只有“华山一条路”，那就是“命定地西方化”。经典现代化理论或现代化理论的“去文化论”就持这种观点，t. parsons（the system of modern societies ,englewood cliff, n.j.：prentice-hall,1971）的社会变迁理论和clark kerrt（industialism and industrial ma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4）的现代化的“汇流论”（theory of convergence）是为代表。发展理论中的经典发展学派，如增长和发展经济学派，解释东亚经济发展的经济学派，如新古典学派（patrick and rosovsky, balassa, wolf, chen, bhagwati etc.），政府（修正）学派（johnson, pack and westphal, amsden, white, wade etc.），新古典综合派和亲市场学派（如世界银行关于东亚奇迹的发展报告），东亚整体增长机制论（如雁形模式论或产业周期理论，喷泉模式论或多发经济增长源理论，齿轮模式论或经济整体咬合联动理论，环形模式论或美国主导环太发展论，航母模式论或中国主导环太发展论等）等基本上持这种非文化因素的东亚经济发展论。第一种观点在西方学者中往往有一种这样的学术系谱，在西方中心论的大系谱下，依次为亚洲千年停滞论（亚洲早熟论）——亚洲命定殖民地论——亚洲发展幻象论（亚洲崩溃论）——亚洲模式不存在或终结论——历史终结论（全盘西方论）。这种学术系谱似乎有一种内在的关联，承继着东方学的传统，对亚洲的发展不是积极地鼓励和引导，而是有着某种幸灾乐祸的阴暗心理，对自身则有一种说不出的优越感和命定感。这种系谱对我们来说是一种极为有益的警示和鞭策，也提出了很多富有价值和普世意义的经济理论与经济对策。
第二种观点认为研究东亚经济增长的动因除了对经济自变量考察，也不应忽视对东亚地区特殊的文化因素的考察。东亚经济与东亚文化之间有一种明显的互动关系。他们追问“为什么恰恰是东亚继西方而起，并且取得如此骄人的成绩”。东亚文化对东亚经济发展有一种精神动力的巨大支持。东亚的社会、经济、市场、制度、甚至政策，都弥漫和渗透着东亚文化的无孔不入的影响。尤其是作为东亚经济或市场的行为体的东亚人，在市场的游戏规则和运行环境方面，主要体现为制度规范性和文化规范性两方面，深刻地受到东亚地区文化因素的制约。作为传统的文化已经成为东亚人民深层的精神构造（李泽厚认为儒学已经成为中国人民的深层精神构造），自发和无意地或有意而自觉地对经济增长发挥直接或间接的作用。不同的文化与经济或市场的亲和力是明显不同的，任何经济或市场都有其内在的人文气象。发展伦理学之所以追问“什么是真正发展”，就缘于对文化因素的考量。文化因素论并非文化决定论，也非因果链条的单因素论，他们并不否认经济因素自身的作用，但认为也不应该否认经济因素之外的其他因素的作用，与生产力密切相关的生产关系就与文化传统有关联，经济学家的目光应该看得更远。现代化理论中的修正学派或新现代化学派或现代化理论的“文化论”或现代性的多元论者，发展理论中的新发展理论（又称真正发展理论或全面发展理论）学派，如发展哲学和发展伦理学派，经济学中的制度学派、文化学派、历史学派、伦理学派和心理学派等，经济学中的重视非理性因素的学派，西方所谓的现代化的“怀疑论者”和“反现代化论者”，经济哲学中的新发展哲学，历史学中的现代化学派、社会学中新发展社会学派和未来学派等，在不同的程度上持有这种观点。代表人物有《德川宗教》（1957）的作者美国社会学家robert bellah，《亚洲大趋势》（1996）的作者、美国未来学家john naisbitt，《日本资本主义精神》（1980）的作者山本七平，被誉为“把日本经济学提高到国际水平的最大贡献者”、《透视日本》（1982/1999）一书的作者森岛通夫，《新加坡的挑战》（1989）和《现代精神和儒家传统》（1996）的作者杜维明，提出亚洲资本主义理论的英国伦敦经济学院教授john gray，《亚洲的崛起》（asia rising ,1995）一书的作者jim rohwer，《东亚之锋》（the eastasia edge roy ，1982）的作者 hofheinz ,jr. and kent e. calder，《东亚发展模式》的作者peter berger，以及塞缪尔•亨廷顿、艾森斯塔德、赫尔曼•卡恩、麦克法夸尔、克利福德•纪尔兹、哈罗德•卡恩、哥尔德夏米德、罗纳德•多尔、拉尔夫•林顿、丹尼斯•古莱特、本迪克斯、麦克莱兰、哈根、摩尔、英克尔斯、巴洛齐齐、金日坤等。第二种观点在西方学者中也有一种学术系谱，即在西方危机论（虚构的亚洲中心论）的大系谱下，依次为黄祸论——亚洲崛起论——亚洲挑战论——亚洲威胁论——西方危机论（西方衰弱论）。这种系谱缘于西方对自身的反省和批判，尤其是对自身衰弱的忧虑，对亚洲崛起的害怕和恐慌，是西方学者居安思危的危机感的集中体现，当然在不同的程度和层次上也回应和反映了亚洲的发展和实际，热情地鼓励和乐观地前瞻了亚洲的未来发展，但对亚洲的高度恐惧心理溢于言表。“文明冲突论”也好，“历史终结论”也好，最担心的就是亚洲文明，尤其是东亚文明在经济高速发展（以市场经济为基础）下的自我申张。“和平崛起”和“负责任的大国”战略是中国政府对这种深刻忧虑的积极回应。
当代中国学者包括港台学者大多在一定程度上体认和支持后一种观点，这与我们身处东亚，对东亚文化有切身体会，以及我国政府倡导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任务有关。中国学者如经济学的厉以宁（《资本主义的起源》2003）、林毅夫（《经济发展与中国文化》，见《战略与管理》2003.1）、陈峰君（《当代亚太政治与经济析论》1999和《东亚与印度——亚洲两种现代化模式》2002）、张蕴岭（《亚洲现代化透视》2000、《探求变化中的世界》2002）、陈岩（《东亚再崛起》1999）等，历史学的罗荣渠（《现代化新论》1993和《现代化新论续篇》1997）、盛邦和（《中日文化论》1988、《东亚：走向近代的精神历程》1995、《新亚洲文明与现代化》2003）、章开沅（《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关系试析》1988、《国情、民性与近代化——以日中文化问题为中心》1988）、、冯天瑜（《中华元典精神》1994）、孙福生（《20世纪东南亚国家现代化发展模式的含义与影响》，见《北大亚太研究》1998.4）等，社会学的金耀基（《从传统到现代》1966和《儒家伦理与经济发展》1985）、萧新煌（《东亚的发展模式：经验性的探讨》1988）、陆晓光（《中国特殊论》，见《战略与管理》2003.4）等，也都不同程度地认同文化因素对东亚经济增长的贡献。美国《知识分子》季刊1984年推出的“儒家思想与经济发展”专号，香港中文大学1985年编辑的《现代化与中国文化研讨会论文汇编》，1989年台北允晨文化公司出版了杜念中等主编的《儒家伦理与经济发展》，1994年在国家教委支持下由北大历史系世界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主持召开了“东亚现代化历史经验国际学术讨论会”，会后由罗荣渠、董正华编的1997年由北大出版社出版了《东亚现代化：新模式与新经验》，以上学术文集或研讨会专门就文化因素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研讨。
虽然国内外学术界对文化因素在经济增长中的地位和作用有所认识，并作了重新估价，但还存在严重的不足之处和许多亟待解决的难题，如下：
第一，文化因素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还没有得到令人信服的理论论证，即人文经济学和文化经济学尚不足以形成科学严谨的理论体系，亟需解决。
第二，影响经济增长的文化变量还没有进行严格和科学的分梳，需要进行专门研究。
第三，只关注儒家伦理与经济增长的关联，对其他宗教伦理和非宗教伦理的文化要素漠不关心。
第四，鉴于东亚经济的特殊表现和我国经济的增长势头，以东亚为个案对文化变量和经济增长进行系统的研究亟需进行，以便为我国经济增长提供战略指导和保驾护航。
二、进行东亚文化与经济现代化相关性理论研究的可能和意义
我所指的东亚概念不是纯粹地理意义的，而是以地理概念为基础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相关联的一种结构概念，尤其是指一种具有深厚的历史和精神气象的文化结构概念，而且这种概念本身也是一种动态的发展过程，随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关联性变迁而变迁。因此，东亚概念不仅包括东北亚的儒佛道三教文化区，也包括东南亚的儒佛文化区，甚至包括印度次大陆的佛教——印度教文化区，当然整个东亚在文化传统上最大的共同点是一个儒佛文化区，这也是为什么研究东亚不应该忽视印度的一个重要原因。也许未来澳洲可能随着经济和政治上的东亚化而在文化变迁上进一步向东亚接近，这殊难意料。但我认为东亚概念在经济、政治和文化结构的意义和政策意义上讲是动态的。
研究东亚区域内传统文化因素与经济现代化的关系，要解决的基本问题是东亚区域内文化因素与经济增长究竟有无关联？倘若有关联，则是何种意义上和何种程度上的关联以及如何关联？文化因素是如何影响经济增长的？即文化——经济间的作用的机制是什么？这种机制有没有现实的可操作性？在多大的程度上可操作？影响东亚经济发展的文化变量该如何进行类型学的分析？影响东亚经济发展的文化变量除了要考虑儒家文化因素外，其他宗教和民间信仰以及价值观因素对经济发展有无影响？尤其是弥漫东亚的佛教文化对东亚经济发展究竟有无影响和有多大的影响？影响经济增长的其他因素还有哪些？这些因素之间是怎样发生作用的？文化因素在其中所处的地位如何？文化因素与其他因素的关系及发生作用的关系如何？这些关系又是如何发生的和如何发生作用的？在文化因素和经济发展之间可否建立某种指标或指标体系以考量文化因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或障碍？柯德尔——霍夫亨兹难题（东亚经济的长期高速发展有其特殊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相关联的深层次结构因素在发挥作用，以至其他国家简直无法模仿）该如何解决？福山悖论（力主“历史终结论”的美国学者福山，认为人类历史将终结于满足了人们最美好心愿的“自由民主制度”，为何最后又担心“自由民主制度”导致出现“最后的人”和“东亚的挑战”？）说明了什么？东亚的战后的经济增长是在殖民主义结束、国家独立和政治稳定的大环境下获得的，这与东亚殖民主义时期的文化更新有没有关联以及有多大的关联？文化变迁是否与制度变迁一样对经济增长发生影响？是否可以假定经济自变量对经济发展起短期作用，制度变量对经济发展起中期作用，而文化变量将对经济发展起长期作用呢？东亚未来的经济发展，尤其是中国未来的经济发展能否从东亚和中国五千年来的文明发展中吸取智慧、灵感和从中受益？中华文明独一无二的延绵不绝是否隐含着某种深刻的发展智慧？东亚文化对于经济发展是否与西方文化对于经济发展具有同样有效的普适价值？是否东亚经济发展有助于两种文化在东亚的阴阳和合，而这种和合产生更快的经济发展或更有价值的经济发展？经济发展的最终目标是人的完美发展、社会的和谐发展和一个美好社会的出现，在此，东亚文化对经济发展将作什么贡献？鉴于此，东亚文化究竟该如何更新？东亚发展模式该如何估价？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文明是实践的事情，是一种社会品格，物质文化是其果实，精神文化包括科学技术、文学艺术和哲学等是文明发展的杠杆、精致品和活的灵魂，是建立于经济发展的基础之上而又会能动地反作用于（促进或阻挡以及在多大程度上促进或阻挡）经济发展的因素。文化具有对经济进行反馈和反思的功能。经济历史学家塞缪尔•亨廷顿认为：就解释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同模式而言，关键的独立变项是文化，亦即流行于社会上居支配地位的一些集团的主观态度、信仰和价值观。有用的发展模式似乎并不来自知识分子规范性的理论阐述，而是来自各社会的历史经验。需要再次强调地指出现代化与西化的区别，现代化和西化的搭档关系已经被打破，第一，西方殖民统治业已变成历史的陈迹；第二，精英分子越来越多地产生于本民族的文化而不是产生于巴黎、伦敦或纽约；第三，非西方社会从来不曾与西方文化有多少接触的人民大众在政治上的作用日益重大；第四，主要西方国家的全球性影响继续相对减弱。因此，本土文化对于决定非西方社会的发展进程自然就更为重要了，也可以进一步说明文化对解释不同发展模式的重大关系。
我认为非西方的现代化包括西方化和非西方化两面，是西方的普适性与非西方的本土性的融合。传统的区域研究专家抱着极其偏狭的观念，完全无视比较文化研究方法，发展研究正在引导人们重新将焦点对准文化以及主要文化传统之间的差别和各国文化之间的差别，其中发展伦理学正在追问什么是“真正发展”，对非西方社会的西方式发展正在进行价值重估。主张文化的可持续发展和发展战略的文化品位。亨廷顿认为，如果东亚、拉美和撒哈拉以南的非洲现在与将来的发展目标上及目标达成上的差别可以从东亚人、拉美人和非洲人不同的价值观和信仰中找到，那么，自然应当把文化的比较分析放在首位。文化对发展的影响要求发展学者进行系统的、经验的横向比较的以及历史纵向的研究。
我认为，从东亚经济发展和创造奇迹的历史经验来看，外层次的政策因素（如产业政策、投资政策、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出口导向政策等）和经济自变量，中层次的制度因素（政治经济制度等）和结构变量，深层次的精神因素（价值观、宗教伦理、社会心理、习俗等）和文化变量，都会对经济发展发生作用，而且三层次之间也发生关联和反馈作用。
进行东亚文化与经济现代化相关性理论研究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如下：
第一，正如温家宝总理2003年12月10日在美国哈佛大学作的题为“把目光投向中国”的著名演讲中所言：进入21世纪，人类面临的经济和社会问题更加复杂。文化因素将在新的世纪里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在此，我们必须理解经济发展与文化发展的互动关系以及文化因素对经济发展的精神制动，包括精神支持或精神障碍。我们必须寻找驾驭和创造这种精神制动的方法。
第二，对人文经济学和文化经济学的建设具有基础性和理论性的学科建设意义。
第三，借鉴离我们国门最近、而文化传统又最相似的东亚地区经济发展经验和文化建设经验。
第四，以东亚地区为个案，对经济发展与文化动因、经济发展与精神支持、经济发展与精神动员、经济发展与文化更新（或者说文化变迁）进行研究，将大大有助于我国经济的长期、可持续和协调发展以及更快的发展速度。
第五，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必须高度重视经济发展与文化传统的紧密关联性，该研究将对此提供智力支持。
第六，对发展经济学和发展哲学，推动他们不仅仅关注人与自然（人与天）的可持续发展，也进一步关注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自我（心灵）的可持续发展，可持续发展应该具有以上三重含义，方为完美。
进行该研究的理论价值主要体现在人文经济学和文化经济学的建设，以及对发展经济学和发展哲学的发展上，另外就是对影响东亚经济发展的文化因素进行了类型学和结构上（机制上）的分析。
实际应用价值体现在：一是借鉴东亚地区经济发展的经验教训，深刻了解东亚经济发展的深层次的结构性力量，以及这种结构性力量中文化在其中的地位，从而自觉地利用这种力量去推进我国的经济发展。二是体现在政府的发展战略制定上，要考虑文化因素对于经济发展以及相连带的社会稳定和人的生存价值的不可小视的力量，要考虑可持续发展的人文含义，不仅是人与自然要协调发展，而且人与社会、人与自身都要得到协调发展，即要考虑经济发展的人文代价，而不是不顾一切地追求经济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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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学经济论文范文4
关键词：后发工业化后发优势后发劣势制度创新演化经济学发展经济学转轨经济学制度经济学
2000年底，杨小凯教授运用沃森的“后发劣势”理论，列举我国经济改革中制度建设方面存在的问题，提请我们注意后发劣势对我国长期经济发展有可能带来的严重不利影响,其核心论点是，后发工业化国家倾向于模仿发达国家的技术和管理而不模仿发达国家的制度,虽然这样可以在短期内获得快速的经济增长，但却会强化制度模仿的惰性，给长期增长留下许多隐患，甚至长期发展成为不可能。杨小凯教授认为，“后发优势”和“后发劣势”同时存在，“后发劣势”的克服是“后发优势”得以发挥的前提，而如果要克服“后发劣势”，就必须模仿发达国家的制度，特别是英美的共和体制。
针对杨小凯教授的中国制度建设的后发劣势说，林毅夫教授2002年撰文提出商榷。基于制度变迁的内生理论，林毅夫教授认为，英美的共和体制既不是经济发展的充分条件，甚至也不是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后发工业化国家能否充分利用“后发优势”，关键就在于发展战略，即政府政策能否诱导企业在发展的每一个阶段都比较好地发挥它们由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至于政治体制的变革，只有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时，内生推动力将要求并将产生的变革才能真正奏效。
笔者认为，林毅夫和杨小凯两位教授争论（本文简称“林杨之争”）的核心问题是，在后发工业化国家经济追赶的初中期阶段，英美式的体制改革与其发展绩效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受“林杨之争”的启发，本文运用演化经济学基础原理，提出了有关后发工业化国家制度创新的三个假说，它们分别对应于这些国家在制度创新潜力上的不同境界，文章结构如下：首先讨论“林杨之争”的核心问题，并对“制度创新的反向工程”假说进行较系统的理论论证；其次，与制度模仿的“后发劣势”说相对应，总结并命名“制度创新的后发优势”假说；第三，提出“制度创新的脉络主义”假说，并通过对历史经验的探讨，倡议对21世纪中国经济发展新模式孕育而生的特定情境进行研究。在论述这三个假说的过程中，笔者对杨小凯教授的相关论点提出了商榷。
本文意在阐明，新世纪之初的“林杨之争”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因为它可以激发我们深入研究21世纪中国经济发展的新模式和具体实施的步骤；同时，这个问题的深入讨论也将对各种经济学说的现实性进行批判性检查，很有可能诱发中国经济学出现重大的理论创新。一、制度创新的反向工程
正如有论者所指出的，对于后发工业化国家的制度变迁来说，“林杨之争”的结论不论是后发优势还是后发劣势，最后的落脚点都将集中在于改革问题上。总结目前的讨论，笔者把它归纳为三个问题。第一，英美的共和体制在发达国家的政体中是否是较优的？杨小凯教授虽未明确将英美的共和体制推许为唯一至善至美的制度，但他确实认为，英美的共和体制较之人类试验过的其他制度为优。而林毅夫教授则认为，从发展的水平来看，日本、北欧都赶上美国了，新加坡也超过了英国，但这些国家的基本体制都保留了许多有别于英美共和的体制安排，因此，即使对发达国家来说，我们也不能确认英美的共和体制要优于这些国家的政治体制。在这一点上，演化经济学家们支持林毅夫教授的看法，达尔命已彻底击碎了“必然进步”和理性最优的观念，正如笔者撰文指出的，新比较经济学也已否决了著名比较经济学家艾登姆等“发现那种体制是最好的体制”这种传统的比较研究方法论。第二，后发工业化国家和转轨经济是否可以直接照搬英美式的共和体制？对杨小凯和萨克斯教授来说，休克疗法的转轨就意味着对英美式共和体制的照搬。但演化经济学家们认为，路径依赖和制度多样性是制度变迁的重要特征，休克疗法的转轨忽视了历史、文化传统和认知模式等许多重要因素对转轨的关键性影响，所以，他们不仅不能解释为什么其他发达国家仍保留了许多有别于英美共和的体制安排，也不能解释许多拉丁美洲和南亚国家的议会政治所遭遇的困境。更重要的是，与演化经济学把经济发展看作是一个新奇不断突现的演化过程不同，休克疗法的转轨预先排除了转轨过程中更有效率的“适应性”政体的出现。第三，在后发工业化国家经济追赶的初中期阶段，英美式的体制改革与其发展绩效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换言之，在没有实施休克疗法的转轨情况下，这些国家是否也能建立起有利于经济发展的长期信任关系？这是“林杨之争”中最关键的问题，笔者把它转述为：在制度变迁的路径上，后发工业化国家是否与英美等“盎格鲁—撒克逊”文化传统的国家之间存在着重大差异？本节就集中在这个问题上，并对后发工业化国家“制度创新的反向工程”假说进行较系统的理论论证。
我们可以观察到这样两种现象。第一，自英国工业革命以来，除了西方文化传统的国家相继成功地对当时的发达国家进行了经济追赶外，唯一的例外是战后的日本和东亚“四小龙”。在西方文化传统的国家中，发展过程一开始就成功地采用英美式共和体制的典型代表是具有“盎格鲁—撒克逊”传统的国家：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而其他西方文化传统的国家情况各异，其中德国是在成功地超过英国之后才采用体制的。我们知道，当19世纪上半叶英国工业革命接近尾声时，德国的国内统一市场才刚刚形成（1834年的德意志关税同盟成立），但在进入20世纪时，德国已成为欧洲头号工业强国，到1914年，德国在钢铁以及化学和电力等当时的高新技术产业上已超过欧洲其他所有国家，但德国直到1918年才废弃专制的君主政体。第二，在西方文化传统的国家之外，我们可以把世界上所有国家和地区分为两组，一组是近代以来特别是战后成功地对发达国家进行了经济追赶的日本和东亚“四小龙”，另一组是发展初期就采用了英美式体制的国家。按照杨小凯教授的看法，日本“明治维新”时采用的体制是非常不彻底的，而韩国和我国台湾则是在经济追赶即将完成或其后期才实行西方式体制的，出现这种情况的个中原因恐怕是非不愿而不能也。相反，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拉丁美洲自独立以来，陆续引进了欧美的政治制度，包括宪法、议会和政党制度等，但这种引进充其量是形式而非实质，拉丁美洲国家的军事和政局动荡是举世闻名的，战后的拉丁美洲问题丛生，成为“跌倒了的新兴工业化地区”；而在南亚地区，欧美的体制在独立伊始就被南亚各国领导人普遍接受，一些国家一直维持着十分稳定的议会政体，而在其他国家，由于各种原因，政治民主不能扎根，最后被各种形式的独裁主义政体所取代。缪尔达尔在经过长达十年的研究后，对此评论说，“该地区的各种政治体制在它们无能或无意识开始根本改革和实行社会纪律方面明显相似。在这个意义上，无论实行民主还是独裁，它们都是‘软国家’”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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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学经济论文范文5
对于各代经济学人而言，萨缪尔森是他们的宗师。是萨缪尔森的教科书《经济学》，把他们领进了经济学大厦。中国77级以后的经济学学子也是从这本书中领略到了现代经济学的风采，投入到了伟大的改革开放之中。所以，说到萨缪尔森的贡献，就必须从这本教科书开始。
不朽的著作《经济学》
萨缪尔森一生著作等身，奠定了现代经济学的基础，他的教科书是大学中流传最广的教材之一。其中，最为著名的是堪称不朽的《经济学》。
20世纪40年代末，一个天气阴霾的日子，美国麦格势・希尔出版公司的一位销售代表到麻省理工学院作院校拜访。整整一个下午，他一无所获。正当他灰心丧气之时，一个年轻的助教对他说：“我刚刚写完一本经济学教科书，不知贵公司是否有意出版。”这位销售代表想，拿到一部书稿总比空手而归好，于是答应把书稿转交编辑部门审阅――一本影响了垒球几代人的经济学教科书就这样诞生了!这位年轻的助教就是保罗・萨缪尔森。
萨缪尔森当学生时，美国的大学用的是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的教科书，如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课堂上讲的也是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自由放任那一套。当时，由于20世纪30年代的大危机，美国政府实施“罗斯福新政”，凯恩斯的《通论》也传人美国。哈佛大学的教授汉森是美国最早接受凯恩斯主义的经济学家。他在课下带领萨缪尔森他们这些学生读凯恩斯的《通论》，讨论觊恩斯的理论。萨缪尔森进入了一个全新的经济学领域，他为经济学的创新而兴奋，并很快接受了这一套新学说。毕业之后，他到麻省理工学院任教，考虑如何培养新一代的经济学家。
萨缪尔森清楚地认识到，战后的经济已经不是原来的私人资本主义，而成了私人与政府共同发挥作用的“混合经济”。为了适应经济的这种变化，经济学理论也必须变化。
私人资本主义仍是经济的主体，因此，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并没有过时。但在“混合经济”中，政府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因此必须引入凯恩斯主义。基于这种认识，他把新古典主义经济学与凯恩斯主义综合起来，在1948年推出了《经济学》第一版。这本书很快改变了美国的经济学教育，并影响到世界各地。到现在为止，这本书已发行至第19版，被译成40余种语言，总发行量超过1000万册，是全世界最畅销、最为广泛使用的经济学教科书，好几代的经济学人都是手捧这本经典“长大的”。这本教科书奠定了萨缪尔森在现代经济学中“宗师”的地位。
萨缪尔森1998年在接受美联社采访时说，他知道他写的《经济学》是本好书，“但没想到它有如此持久的力量”，他的目标就是让经济学变得“可以理解，让人享受”。
当然，这本教科书的意义决不仅仅在于教学，更在于他创立了一个新的经济学流派――继承凯恩斯主义而又有重大突破的新古典主义综合派。这个学派把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市场配置资源的理论与凯恩斯主义国家用财政与货币政策干预经济的理论集合在一起，成为一个新的理论体系。在经济学理论上，这个学派的萨缪尔森、克莱因、莫迪利安尼，托宾，索洛等对战后经济学的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成为经济学里程中的一块丰碑。在经济政策上，它主导了美国战后到20世纪70年代前的经济政策，为战后的经济繁荣作出了贡献。萨缪尔森作为这个学术流派的创立者和灵魂，称为“战后经济学第一人”并不为过。
美国第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萨缪尔森注定是为经济学而来到这个世界的。1915年，萨缪尔森出生于一个盛产经济学家的犹太人家庭。1931年，他考入芝加哥大学专修经济学时，年仅15岁，其经济学职业生涯由此长达惊人的80年。
1935年，萨缪尔森不顾芝加哥大学教授的反对，来到哈佛大学就读研究生。1941年，他的学位论文《经济理论操作的重要性》获哈佛大学威尔斯奖。该论文论述了经济学下的数学结构，这种做法在经济学领域具有革命性的意义，时至今日，经济学家仍常常借助数学手段证明他们的理论。
也正是以该论文为基础形成的《经济分析基础》对经济学理论的卓越贡献，为萨缪尔森赢得了197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时年55岁的他成为美国第一位、世界第二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萨缪尔森对动态理论和稳定性分析，一般均衡理论、福利经济学、消费理论及相关的指数理论等等，都作出了重大贡献，被称为经济学界的最后一位“通才”。但萨缪尔森决不仅是一位“象牙塔”中的学者。尽管他为了保持学者的独立人格，谢绝了肯尼迪总统请他出任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任的职务，但却时刻关注经济政策，并作出了巨大贡献。
萨缪尔森1964年帮助在经济困境中上台的肯尼迪政府制定了著名的“肯尼迪减税方案”(减少个人所得税法案)，该法案被广泛认为为美国20世纪70年代的经济繁荣奠定了基础。
萨缪尔森的侄子、前美国财政部长、现任奥巴马总统首席经济顾问劳伦斯・萨默斯回忆道，“他(萨缪尔森)过去曾经骄傲地说。他从来没有在华盛顿度过一周以上。但是，通过他的研究、教学和写作，他对美国乃至全球的经济生活产生了比任何政府官员和许多总统更大的影响”。
终身任职麻省理工学院
由于哈佛保守的学术传统，萨缪尔森的犹太人身份背景终为哈佛同事所不容。遂去了麻省理工学院。他的恩师。著名政治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伤心至极。因为熊彼特从未见过如此天才的学生。熊彼特不以数学分析见长，但他一辈子都在鼓励学生将经济学数理化。萨缪尔森终于青出于蓝。萨缪尔森曾说，只要这个国家的经济学教科书是我写的，法律就由其他人去拟定吧。
1940年，萨缪尔森开始在麻省理工学院授课，这是他与该大学终生联系在一起的开始，也让这所大学的经济学系成为了全球最受尊崇的学科。他的逝世令许多昔日学生和友人唏嘘不已。麻省理工学院校长苏珊-霍克菲尔德说，萨缪尔森“改变了她接触的一切”。
萨缪尔森麻省理工学院的同事、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索洛评价说，在普通经济学家仍沉浸在计算或分析简单经济学问题时，优秀的经济学家则提供人们分析事物的工具和思考的方法，在这一点上，没有人能超越萨缪尔森。
美学经济论文范文6
[关键词]经济学与商学论文；计量分析；研究动态；研究热点；研究力量分布
1文献计量分析在经济学与商学研究中的应用现状
文献计量学是借助于统计学和数学方法等定量研究方法来评估学科领域的研究现状，预测科学技术发展趋势[1]。运用文献计量法可对总量达13万多的经济学与商学文献进行精细分析，实现对国际经济学与商学研究态势的全面了解，也可实现对该研究领域的研究热点进行近距离细致分析。关于使用文献计量学方法分析经济学研究状况的我国已经有文献报道，万珊珊对2005-2014年期间ESI数据库中经济学与商学高被引论文进行了全面的文献分析[2]，罗润东以CSSCI经济学期刊为数据源计量分析了2015年我国经济学研究热点，可视化分析了十大研究热点领域[3]，顾海兵基于中国知网对1995-2017年中国经济安全研究的文献进行了计量分析，揭示了中国经济安全研究的文献特征和结构特征[4]。但国内对于经济学与商学全部国际论文进行文献计量分析的还很少，将基于WebofScience核心数据库SCI、SSCI数据库中近五年经济学与商学国际论文进行统计分析，从而挖掘出世界范围内经济学与商学领域内最具影响力的国家、机构、学者和刊物，揭示该领域研究的热点密度和发展轨迹。
2数据采集和数据处理
基于WebofScience数据库平台检索近五年数据库核心合集SCI、SSCI数据库中的国际经济学与商学论文，具体方法是在高级检索中检索全部经济学与商学相关大类即Economics；Business；BusinessFinance；AgriculturalEconomicPolicy等四大类中的全部文献，文献类型包括ARTICLE、REVIEW、LETTER，时间跨度为2014年至2018年，共得到文献133318篇，其中中国论文有11913篇，下载全部133318篇国家经济学与商学论文题录信息，并借助Excel对全部论文的所属作者、机构、国家地区、来源期刊、资助基金、学科方向、关键词等数据进行清洗处理和统计分析，并采用CiteSpace、VOSViewer软件对关键词和研究热点进行可视化图谱分析。
3国际经济学与商学研究论文现状分析
3.1国际经济学与商学研究力量分布
为考察国际经济学与商学的研究力量分布，对国际经济学与商学论文的高产国家和研究机构进行了统计分析，根据第一作者地址对全部机构进行甄别、合并和统计。按发文数来讲，2014年至2018年发文量最多的国家是美国，共46387篇，占世界经济学与商学论文总数的35%；其次是英国和德国分别为17046篇和12186篇，占总数的12.79%和9.14%。中国经济学与商学研究成果数量在世界上排名第四，为11913篇，占总数的9%。就发文数量而言，美国一枝独秀，发文量占总数的三分之一还多，是国际经济学与商学金融领域研究成果的最大产出国；英国、德国和中国发文量位居第二梯队均为1万多篇，是世界经济学与商学研究的重要研究力量所在国度；澳大利亚、法国、加拿大、西班牙、意大利、荷兰六国位居第三梯队，发文量在5000~10000篇之间，在世界经济学与商学研究力量格局中是不可或缺的部分。根据第一作者单位进行统计发现，国际产出经济学与商学论文量前10名的机构依次是伦敦大学（3400篇）、加利福尼亚大学（3993篇）、国家经济研究局（2637篇）、弗洛里达州立大学（1687篇）、国家科学研究中心（1567篇）、美国联邦储备局（1546篇）、格鲁吉亚大学（1500篇）、哈佛大学（1498篇）、德州大学（1407篇）、伦敦政治经济学与商学院（1404篇），详见图2。产量前10名的研究机构中美国有8个，英国的有2个，说明美国和英国的拥有研究力量强大的研究机构，并且许多研究机构内形成了实力雄厚的研究团队，其中英国的伦敦大学是世界产出量最大的研究机构，美国的加利福尼亚大学紧随其后。我国经济学与商学国际研究论文发文总量排名世界第四，产量可观，但中国没有研究机构进入前50强，说明在经济学与商学领域，中国研究力量比较分散，未形成较集中的强势研究团体。另外，伦敦大学、加利福尼亚大学系统、国家经济研究局、佛罗里达州立大学、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美国联邦储备等高校或研究机构排位靠前，可以作为我国学者访学和取经的首选单位，同时也可以作为我国学者合作研究的优选单位。
3.2最具影响力研究机构
发文量仅仅反映研究产出量，为了从质量或影响力的角度来反映世界经济学与商学研究影响力分布，我们综合了学科规范化引文影响力（CNCI）、论文被引百分比、高被引论文数量、h指数、引文影响力等指标进行统计分析。其中学科规范化引文影响力（CNCI）为论文实际被引次数除以同年、同学科、同类型论文被引次数的平均值，通过标准化来减弱不同学科引文习惯不同而形成的学科间差异，CNCI在不同学科之间具有可比性。筛选出排名靠前的20所学术机构详见图1。排在前十位的分别是加利福尼亚大学系统、伦敦大学、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伯克利加州大学、斯坦福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得克萨斯大学系统、牛津大学等。这些学校在经济学与商学领域的学术和研究水平在世界上是先进的。综合各国研究产量、质量和影响力等多方面表现来讲，美国在世界经济学与商学研究中独占鳌头，英国位列第二，美国远超过其他国家。英国的伦敦大学和美国的加利福尼亚大学研究产量和影响力均位列前两位，是世界研究力量分布中实力最强的研究机构。另外，新加坡国立大学位列综合影响力前20名中是亚洲地区的领先研究机构。
3.3国际经济学与商学研究重要作者
近五年国际经济学与商学论文约有10万名作者，产量最多的前50名作者发文量占了文献总量的13.76%。发文最多的作者分别是比勒陀利亚大学（UniversityofPretoria）的RANGANGUPTA（143篇）、德雷塞尔大学（DrexelUniversity）的SHAWKATHAMMOUDEH（85篇)、诺森比亚大学的NICHOLASAPERGIS（70篇)、逢甲大学（FengChiaUniversity）的TSANGYAOCHANG（张仓耀54篇)、莫纳什大学（MonashUniversity）的RUSSELLSMYTH（54篇)，他们是该领域的重要研究力量。
4国际经济学与商学研究热点及前沿
关键词表达了文献的主题内容，通过作者关键词词频统计能够分析学科领域的研究热点。本文分别采用知识图谱工具CiteSpace和VOSviewer对2014~2018年国际经济学与商学领域研究文献的关键词进行五年整体分析和分年具体分析。首先，采用CiteSpace软件对2014年~2018年五年国际经济学与商学领域研究文献的关键词进行知识图谱分析。图6是国际经济学与商学论文的关键词图谱，分析图6可以看出，国际经济学与商学关于模式（15351）、绩效（10225）、市场（9216）、影响（8148）、行为（6185）、增长（6069）、信息（5947）、风险（5542）、公司（5356）、管理（5023）、政策（4999）、改革（4905）、视角（4549）、价格（4333）、决定因素（3954）、竞争（3906）、工业（3646）、投资（3633）等方面的研究受到广泛的关注，其中绩效、市场、模式、行为、工业、增长等关键词的中心性较高。另外，运用VOSviewer对2014~2018年国际经济学与商学领域研究文献的关键词共现主题密度视图进行逐年分析后发现，近五年核心研究热点为改革创新、经济增长、企业管理，五年中这三个关键词均列前三位，且研究热度持续上升，说明近五年国际经济研究主要围绕改革创新、经济增长、企业管理展开；另外，年度的次要研究热点是渐进改变的，2014年次要研究热点为货币政策、金融危机、公司治理；2015年次要研究热点为公司治理、企业家精神、企业社会责任；2016年次要研究热点为教育、人力资本、新兴市场；2017年次要研究热点为社会媒体、不确定性、信任；2018年次要研究热点为企业社会责任、气候变化、公平性研究。可以说，五年主要研究热点不变，次要研究热点从货币政策、金融危机、企业管理逐渐转移到人力资本、新兴市场、社会媒体、气候变化等经济发展带来的新问题上。
5结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