纺织企业辞职报告范文1
南纺股份就是其中一例。自2001年3月上市，短短十余年里，*ST南纺（600250.SH）竟从一家优质的国有控股上市企业沦为ST股，其间的极端变化令人唏嘘。
一封来自南京审计局深喉的审计材料，一举揭开了从2001年3月到2010年末，南纺股份上市10年的经营内幕。那些尘封已久、纷繁芜杂的财务数据，结合原董事长单晓钟的种种不当行为，揭示出一幅董事会治理失效、董事长滥权引发公司衰败的拼图。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曾几何时，如同大部分发轫于改革开放之初的企业一样，南纺股份紧扣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脉搏，成长路径颇具代表性——股份制改造、企业规模扩大、效益激增、积累上市。南纺原是南京国资下属的一家外贸企业，公司2001-2005年的进出口额年均增长18%，主营收入年均增长22.28%，年均净资产收益率5.77%。然而从2006年到2010年，南纺股份的经营形势突变：进出口额年均下降7.66%，主营业务收入年均重挫8.93%，不良资产总额高达10.3亿，已形成损失6.46亿元。
2011年1月21日，公司董事长单晓钟及董事赵万龙突然辞职，而后又传出分管财务的副总经理丁杰及另一名副总经理刘盛宁等部分公司高管相继接受证监会立案调查的消息，单晓钟也赫然在列。南纺股份一年内5次变更公司高管的公告令人不解。自2001年3月上市后，单晓钟就一直出任南纺股份的董事长兼总经理，直到2011年1月辞职为止，其“执掌”上市公司大权的10年时间里，南纺股份由盛转衰、负债累累。直到2013年春，关于单晓钟一案仍未有最终结果。
南纺出现的问题，反映了现在国有控股企业较为普遍的董事会治理缺失的问题。
被控制的董事会
一把手的绝对权力过大、没有制衡是南纺乱治的最重要祸因。那么，南纺董事会究竟怎样一步步被边缘化、形同虚设？除了已被立案调查的单晓钟和部分高管之外，历届的董事会中还有谁应为此担责？
纵观南纺股份上市十余年的年报可以发现，自上市之初到“东窗事发”，单晓钟一直身兼两个极重要的角色——董事长和总经理。
在外人看来，董事长往往代表公司董事会，是股东利益的最高代表；总经理则属于公司雇员范畴，由董事会选聘，对董事会负责，承担经营和执行董事会决策的重任。董事会拥有监督权和决策权，而总经理拥有经营权和部分决策权，掌握公司的日常行政权。
实际上，集董事长、总经理于一身的单晓钟，可谓独揽南纺股份的决策大权，实际凌驾于董事会之上，呈现出典型的内部人控制。早年的一个例子是，南纺股份曾与江苏嘉华签约开发东湖丽岛项目，但审计结果显示，单晓钟系未经董事会同意而是直接由个人主导了东湖丽岛项目的签约与投产，项目投产一年后才经南纺股份董事会追认，出具意见。
其实，南纺公开披露的各个版本的公司章程中，均有“兼任经理、副经理或者其他高级管理人员职务的董事（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不得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的规定。这一规定的目的在于保证决策层与执行层的相对分离，从而保证决策层对执行层的监督，保障股东利益。可是，南纺股份2001年3月上市后历届董事会成员构成情况显示，这一规定仅流于形式，经营层与董事会成员高度重叠，董事会实质处于经营层的控制之下。
自2001年3月上市之初，公司董事会成员为单晓钟、胡海鸽、杨京城、韩勇、王勇、周发亮、陈山、张世雄、赵万龙、王林、张二震等11人。丁杰时任董事会秘书兼财务部经理。11位董事的简历显示，陈山（时任南京市国有资产经营（控股）有限公司产权部经理）、王林（时任中国外运江苏公司董事长、总经理），以及周发亮——时任南京市国有资产经营（控股）有限公司总经理，这3位董事应为股东代表，张二震为独立董事。
除单晓钟外，胡海鸽兼任副董事长、副总经理，杨京城兼任副总经理。韩勇、王勇两位董事当时虽是中层干部，但随后在2001年4月18日举行的第三届第二次董事会上，被聘为副总经理。这样一来，11位董事中至少有5位属于公司经营层。此间，丁杰由财务部经理提拔为财务总监。
值得一提的是董事赵万龙。赵万龙所在的江苏经纬电脑公司虽与南纺公司没有直接的股权关系，但存在大量的资金往来。南纺公司后来之所以沦为“ST”，原因之一也源于南纺公司采用虚假还款方式，转挂7267.28万元在江苏经纬电脑公司账上。赵万龙本人还在2001年9月之后担任南京经纬科技有限公司法人代表兼总经理。据2009年6月19日南纺公司第六届三次董事会决议，南京经纬科技有限公司持有南纺控股孙公司南京百业光电有限公司的少数股权，被南纺控股子公司、南京南泰显示有限公司收购。
还有一位董事张世雄，其所在的深圳罗兰化工有限公司是南纺公司在上市公告中披露的拟控股的投资对象。据《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南京纺织品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2001年首次公开发行A股的回访报告》，该投资并未如期顺利进行，张世雄也在2002年3月27日第三届第五次董事会上辞去了董事职务，其董事会空缺出来的席位留给了新增的独立董事王跃堂。
可见，上市时的南纺股份除3位股东代表及1位独立董事，有5位董事为南纺公司经营层；其他两位董事赵万龙、张世雄则与经营层有着较股东代表和独立董事更为紧密的合作关系。
再看2003年4月29日召开的2002年度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的第四届董事会及随后召开的第四届第一次董事会，董事会成员为单晓钟、胡海鸽、杨京城、王勇、韩勇、周发亮、陈山、赵万龙、张二震（独董） 、王跃堂（独董）、黄伟中（独董） ，仍为11人。独立董事增加到3人，股东代表由原先的3人缩减为两人（周发亮、陈山）。单晓钟仍然为董事长兼总经理，胡海鸽仍然为副董事长兼副总经理，丁杰仍然留任董事会秘书兼财务总监。在这样的董事会人员结构下，即使两位股东代表与3独立董事立场完全一致，在11人的董事会中也仅握有5票，仍属于少数派，对经营层难以形成有效制衡和监督。
2006年5月12日，公司召开2005年度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第五届的董事会，除独立董事张二震续任两届被替代外，第四届董事会的其他10位董事成员均获留任，单晓钟等5位董事在南纺公司的高管职务也保持不变。只有丁杰的董事会秘书一职改由冉芳担任，但财务总监职位不变。董事赵万龙也自2007年起担任南纺公司控股子公司、南京高新经纬照明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长。
也就是说，不考虑单晓钟等人在南纺股份上市前的任职时间和在第六届董事会任期内的相继辞职，他们已经连续担任南纺股份三届董事会董事以及核心高管职务，公司董事会已被固化为“南纺经营层”的董事会。
在这样的格局下，原本用以制衡、监督的监事会和独立董事，也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公司对外披露的信息中，未见监事会或独立董事否决董事会议案的先例，完全未能发挥公司法及公司章程赋予的职权。可以说监事会及独立董事基本成了摆设。
以独董为例，《董事会》记者注意到，从2001年唯一的独董张二震开始，南纺股份的独董人数逐步增加到3人，像2002年增设王跃堂为独董，2003年再度增设黄伟中为独董，之后稳定在“三人组”。
在单晓钟等内部人联手翻云覆雨期间，被称为中小股东权益维护者、看门人的独董们居然没有半点反应。一位知情人士对《董事会》坦言，其实独董们对公司的情况心里非常清楚，乃至于“签字时抖抖活活”。不过圉于环境，无法表达意见，最多“用脚投票”、一辞了之。
就这样，一家优质的上市国企，随着单晓钟等人对绝对权力的追逐、拢聚、把控，在制衡监督机制名存实亡之下，最终滑向深渊。
个人王国的集权路
无限扩大的董事长权力， 长久下去，董事会必将成为个人的王国.
单晓钟长期担任南纺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自1994年至2011年1月21日辞职，长达17年。按理，南纺公司作为上市公司应当具有良好的治理规则，但从南纺公司上市以来，单晓钟任内不断演变的四个版本（2002-3-29版 、2003-8-23版、2005-4-23版、2007-5-25版）的董事会议事规则，以及单晓钟离去之后的修订版董事会议事规则（2011-5-31版）显示，单晓钟一步步地将南纺公司经营成为了他的个人王国。
在2002-3-29版的董事会议事规则中便隐藏着单晓钟个人王国的影子。单晓钟作为董事长，拥有特别处置权。对于董事会会议，单晓钟有权决定会议时间、内容和通知对象，对于董事、监事和高管的提案，有权决定是否提交董事会会议议程。而董事会议案内容，单晓钟有权仅在会议前两天才通知与会董事，涉及公司机密和时效性的内容还除外，从而极大地限制了其他董事的知情权和决策权。该议事规则还规定，表决意向分为同意与反对，弃权视为同意，从而进一步限制了董事的表决权。甚至，该议事规则还直接挑战了上市公司应遵守的起码的信息披露制度，直接侵害广大股民的知情权和监督权，竟然规定董事会决定区分为纪要与决议，仅在一定范围内知道即可或仅需备案作成纪要，需要公告或上报的才作成决议。除赋予单晓钟以上种种权力，该议事规则还不忘给单晓钟设立一个小金库——董事会基金，该小金库由财务部门负责，由单晓钟决定支持，用途美其名曰：会议经费、董事会和董事长组织的与公司业务有关的活动、董事培训经费、董事会同意的其他支出。
显然，2002-3-29版的董事会议事规则并未能满足单晓钟的权力胃口，在2005-4-23版的董事会议事规则中，单晓钟作为董事长享有了更大的权力。2005-4-23版的董事会议事规则直接创设了“董事会会议闭会期间董事长的职权”这一概念。在董事会会议闭会期间，董事长的职权为：1.批准单次不超过最近经审计的公司净资产5%以内的资产收购和出售；2.批准单项投资不超过最近经审计的公司净资产5%以内的对外投资；3.在董事会闭会期间连续对同一资产或相关资产分次进行的收购、出售和对外投资的，以其在此期间的累计金额不超过上述规定为限；4.委派下属控股、参股公司董事、监事；5.董事会授予的其他职权。按照2005年度报告披露的净资产——股东权益（不含少数股东权益）为 785，209，681.32元计算，即单晓钟有权未经董事会同意，单独决定近4000万元的资产处置及对外投资。 而根据当时的公司章程（2005-4-23版），董事会仅享有不超过最近经审计的公司净资产10%以内资产处置和对外投资权。更严重的是，单晓钟有权单独委派下属控股、参股公司董事、监事。这一权力让单晓钟得以完全撇开南纺公司董事会和股东会，控制南纺公司旗下所有的子公司。而事实上，经审计暴露出来的大多问题是发生在南纺公司的下属公司，譬如高管违反禁令在子公司持股、单晓钟及其与家庭生活相关的支出在子公司列支等。
在2007-5-25版的董事会议事规则中，单晓钟的董事长职权绝大多数得到了延续，只是剔除了“批准单项投资不超过最近经审计的公司净资产5%以内的对外投资”的权利。
直到单晓钟辞职之后，南纺股份亡羊补牢，通过了2011-5-31版的董事会议事规则，完全弱化了董事长的个人色彩，董事长不再享有任何凌驾于其他董事之上的特权，董事长的职权仅有三项：主持股东大会和召集、主持董事会会议；督促、检查董事会决议的执行；董事会授予的其他职权。甚至，董事长一度也不再是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董事会的日常工作改由新设的董秘办公室负责。会议议案是董秘办公室充分征求董事意见形成初步提案后再交董事长拟定，董事长拟定提案前须征求总经理及其他高管意见。所有董事会决定都要依法进行公告，会议纪要不再属于决定。所谓的“董事会基金”也被“三会专项经费”所替代，并设置了严格的管理办法。
流失的国有资产
42亩的国有土地、近3000万巨额资金如何被长期占用，甚至无法收回？单晓钟在担任董事长期间，伙同部分高管是如何从境内到境外、一步步掏空企业的？
作为国资背景的外贸企业——南纺股份一度居于业内领先地位，也正当其辉煌之时，国企的部分优良资产开始逐步被掏空，这一“后遗症”至今尚没有完全化解。
1999年7月，南纺股份与江苏嘉华实业有限公司签订协议，明确其开发项目、南京东湖花园住宅小区的资金由南纺股份负责，建设、销售、管理则由嘉华公司承担。
2002年2月，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宁建字（2002）第016号）批准同意该东湖花园住宅小区一期准予建设，江宁县计划经济委员会下发《关于江苏嘉华实业有限公司开发建设东湖花园住宅小区续建工程项目的批复》。
然而在实施过程中，建设立项主体为嘉华公司，国有土地使用证（江宁国用（2000）字第0284号）也登记在了嘉华公司名下，房屋产权人也不是出资人南纺股份，显然，作为出资人的南纺股份失去了对项目应有的控制。
更为严重的是，在和嘉华公司的合作中，南纺股份拥有的42亩土地被其非法侵占。据南京审计局的审计报告显示，土地证办在嘉华公司名下的东湖丽岛项目用地尚余28480.5平方米、折合42亩土地未开发。根据南纺股份与嘉华公司签订的东湖丽岛项目开发建设管理协议，该项目的土地、房产及相关债权债务均属南纺股份所有，但嘉华公司拒绝将42亩土地归还。索要不还后，南纺股份不得不将嘉华公司至南京雨花区人民法院，最终的判决为：42亩土地使用权人为南纺股份，要求嘉华公司将土地过户给南纺股份。
南纺股份与嘉华公司本应按法院判决及时办理该土地使用权的过户手续，但蹊跷的是，南纺股份未经资产评估，也未上报市国资委批准，2010年12月即与嘉华公司另行签订协议，以8000万元的价格将42亩土地使用权转让对方。值得一提的是，一个月后，即2011年1月，单晓钟宣布辞职。据《董事会》记者了解，目前这一问题已移交给南京市纪检监察机关处理，尚无明确结果。
2012年9月25日，*ST南纺“关于终止合作开发项目”的公告，表示拟与嘉华公司签订《东湖花园住宅小区项目合作开发终止协议》，公司将不再参与东湖花园住宅小区项目开发建设，并分得该项目收益补偿款9500万元。42亩土地的事情只字未提。
东湖丽岛项目的问题不止于此。
南京审计局的审计报告显示，南纺股份旗下的东湖丽岛项目销售给关系客户的10套别墅价格偏低。其中，2002年，335.21平方米的独栋别墅以低于平均售价41%—58%的价格销售给6名关系户；2004年312.54-355.76平方米的独栋别墅以低于平均售价22%-72%的价格销售给3名关系户；2004年295.87平方米的独栋别墅以低于平均售价53%的价格销售给1名关系户。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六十九条规定，“国有公司、企业或者其上级主管部门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将国有资产低价折股或者低价出售，致使国家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据了解，此事已移送南京市纪检监察机关处理。
另外，2002年8月，南纺股份未经法定资产评估机构评估，以1.8亿元将122套别墅和106套公寓转让给了嘉华公司。
南纺股份的国有资产流失，除了贱卖，还有贵买。南京审计局的审计报告显示，嘉华公司以估算价格4123.91万元将东湖幼儿园1230.19平方米和东湖丽岛会所6089.44平方米转给南纺。经审计，东湖幼儿园和东湖丽岛会所按估价5634元/平方米入账，与东湖丽岛别墅平均成本1563元/平方米相比，总价值被高估2979.82万元。而按规定，东湖幼儿园和东湖丽岛会所应按照1337万元的实际价值入账。
不仅在境内，南纺股份高层还一度利用海外实体占用公司资金。
南京审计局的审计报告显示，1993年，经南京市外经贸局、中国驻新加坡大使馆商务处批准，南纺股份在新加坡成立了敦那士裕丰公司。该公司注册资金50万元新币，其中南纺股份占49%的股权，新加坡敦那士私人有限公司占51%的股权。公司主要从事纺织品、服装的转口贸易，即通过向南纺股份采购货物对外进行销售，销售回款后再将相应货款支付给南纺股份。南纺股份原副总经理杨春生担任敦那士裕丰的总经理。
1999年，杨春生在新加坡注册成立了Transibilt engineering pte ltd公司，开始从事建筑行业。2001年，杨春生在新加坡收购了另一家建筑公司A Pacific Construction Development Ltd（亚太工程发展私人有限公司）。上述两家建筑公司在运营期间，通过敦那士裕丰公司获得流动资金约477万美元，一直未能偿还。
2007年，南纺股份又直接向A Pacific Construction Development Ltd提供约98.6万美元资金，且至今未能获得偿还。南京审计局的审计报告显示，截至2010年12月31日，敦那士裕丰公司直接或间接占用南纺股份资金约3959.77万元人民币。
在一系列眼花缭乱的运作中，南纺股份的国有资产被逐步“掏空”。截至2010年12月末，37个子公司占用南纺股份资金24947.70万元；其中处于亏损状态的子公司14个，占用南纺股份资金20422.51万元，8216.03万元确认无法收回。南纺股份已提坏账准备1673.67万元，未在账面体现的损失6580.35万元。
膨胀的私欲
私设“小金库”早已被国家明令禁止，但是南纺股份却被挖出数个小金库，涉资近亿元。此外，国有企业中层以上管理人员的持股早有“红线”，但南纺部分高层就是敢于违规持股。
绝对的权力必然导致绝对的腐败，单晓钟等人的自利行为令人叹为观止。违规持股就是一例。
来自南京审计局的审计报告显示，南纺管理层中，单晓钟持有A Pacific Construction & Development（S） Pte Ltd50%股权，还持有Transbilt Engineering Pte Ltd 50%股权；原南纺股份副总杨春生持有A Pacific Construction & Development（S） Pte Ltd 36.6%股权，还持Transibilt Engineering Pte Ltd 30%股权；副总经理韩勇等高管人员持南京建纺实业有限公司30%股权，持南京麦维品牌推广有限公司30%股权，还持南京六朝服装有限公司30%股权。
上述行为违背了《关于规范国有企业职工持股、投资的意见》国资发改革【2008】139号第二条第四款的规定，即“不得直接或间接持有本企业所出资各级子企业、参股企业及本集团公司所出资其他企业股权”的规定。更为严重的是，上述出资均由南纺股份代为支付，不符合《关于规范国有企业职工持股、投资的意见》国资发改革【2008】139号第二条第七款规定的“国有企业不得为职工投资持股提供借款或垫付款项”。
此外，尽管国家有关部门三令五申严禁国企私设“小金库”，但单晓钟在执掌南纺股份的后几年里，各色“小金库”却频频出现。
来自南京审计局的审计报告显示，南纺股份人民币小金库开始于1996年4月，公司副总经理杨京城负责收入确认入账和小金库账户登记，单晓钟负责支出的审批。1996年4月至2011年3月，小金库账户总收入9307.2万元，总支出9239.23万元。资金余额67.9629万元，其收入主要来源于证券收益、理财收益、各种保险返还款、南泰购物广场（南纺股份全资子公司）及购物商场来款、房屋租赁收入等，其中总支出中，有8330万元被用于奖金发放。
南纺股份的外币小金库也起始于1996年，单晓钟负责支出审批。而南泰购物广场小金库则于2002年设立。
2000年8月，南纺股份将两亿元资金，利用商业承兑汇票贴现和本票背书的“体外循环”方式，转入南京金斯服装公司的账外账户；通过该账户进一步将资金转入证券公司进行委托理财业务和股票市场运作，并将理财收益868万元和证券投资收益2216万元存入小金库，现金支取后发放给个人。
营私罔利，固不可也。相比违规持股和私设小金库，作为国企干部的单晓钟拿公家的利益惠泽亲属就不足为奇了。
东湖丽岛花园会所属于南纺股份旗下资产，但在单晓钟的干预下，被长期承包给其亲属王静平等人，后者还无偿使用南纺及南泰名下三处房产（账面原值4124万元），无偿占用南纺及南泰显示流动资金借款1066.024万元。截至南京审计局审计结束，也尚未向南纺股份上交任何收入。也许是投桃报李，南京审计局的审计报告显示，在2007年1月至2011年5月的3年间，单晓钟的个人家庭水电煤气费开支共计87754.20元全部计入东湖丽岛花园会所费用中；违规专门安排一辆小汽车为其家属子女所用，相关汽车的费用、司机的工资奖金则在会所管理费用中列支50.03万元。此外，单晓钟的侄子单智维从未在会所工作，却按月领取工资奖金1500元，从2009年2月至2011年5月累计违规领取工资奖金5.65万元。
2008年6月，南纺股份成立了滨海南泰羊毛工业有限公司。单晓钟的侄女单玉梅成为该项目的引资人，侄子单智唯是项目公司副总经理、项目后期负责人，施工方负责实施结算人单镇也是其侄。上述三人均没有经过南纺股份董事会的任职授权，却掌控着滨海南泰的资产运作和处置。
失灵的内控
南纺股份并非没有建立《关联交易决策制度》等多项管控制度，但这些制度更多停留在纸上、挂在墙上。
除弊不彰，蚁穴溃堤。南纺股份的管控究竟是个什么模样？
南纺股份上市后，投资规模每年急剧扩大，投资企业呈现数量过多、行业分散、股权复杂、管理混乱、回报率低的特点，过半数企业处于停业、半停业或者严重亏损状态。为什么会这样？公司的管控制度不仅在设计上存在缺陷，管理层在日常执行时也带头违规，导致公司的经营成果和效率没有制度作为保障，信息披露的可靠性降低，经营行为合法合规的风险加剧。
南京审计局的审计报告显示，南纺股份存在着内控失序的七大问题。
第一，没有对业务流程中所涉及的不相容职能，实施相应的分离措施，包括：“进口部集进口业务操作与进口存货出、入库管理于一身，尽管公司有‘付款交单’的限令，但是放货决定权在进口部， 无法构成相互制约的限令形同虚设，造成进口部2亿多的的货款逾期5年收不回”；“南纺股份全资子公司南京海陌公司业务员直接收取现金货款，再解交公司账户，2010年322.21万元现金滞留在业务员手中”。
第二，授权审批控制缺失。南纺股份对于重大的业务，应当实行集体决策或者联签制度，如东湖丽岛别墅项目买断，东湖丽岛会所的经营权转移和利益的确定，大额资金的流出和高风险业务的开展，均未经董事会决议通过。
第三，会计系统控制缺失。南纺股份每月不对银行存款的账面余额和银行对账单的余额进行核对调节，只在年末调整一次，导致2007年和2008年发生的38万元未达资金至今短少且原因不明。
第四，财产保护控制薄弱。南纺股份没有建立财产日常管理制度和定期清查制度，财务记录，实物保管，定期盘点，账实核对等内控措施没有得到有效履行，财产损失巨大，如母公司存货损失占存货总量的52%；账外房产10处，游离于公司监管之外。
第五，控股子公司管控不到位。尽管南纺股份在2007年制定了《南纺股份子公司管理办法》，但由于控股子公司董事长大多由股份公司高管担任，一些高管在子公司持股，受利益的驱动，子公司决策层制定母公司业务竞争、关联交易等方面的政策及程序，严重损害到股份公司整体利益。如刘盛宁负责的海陌公司、丁杰负责的南泰显示公司、单晓钟负责的滨海羊毛等公司75%以上的商品购进来自南纺股份，股份公司的利润被转移到子公司，再以奖金、回扣等方式私分国有资产。
第六，金融衍生品交易控制不规范。南纺股份采用短期融资券、外汇融资、NDF套利等多种方式融资并降低资金成本，但南纺股份没有制定相应的金融衍生品交易风险管理制度去规范制约资金部和财务部，用制度来规范交易员的选择、考核、风险隔离、止损等政策和程序。
第七，信息系统控制存在严重缺陷。南纺股份现有的信息系统在信息技术控制目标、程序变更、计算机运行和对数据的接触等方面都不符合企业内控的要求，信息系统的安全性、可靠性和合理性存在明显瑕疵。
此外，公司也没有建立与盈亏相结合的绩效管理和考核办法，在销售收入和利润持续下降的情况下，销售提成和员工奖金长期维持较高水平；在连续亏损的情况下，公司高管和业务员、职能部门的管理人员工资水平远高于同业水平。
国有控股的体制之殇
南纺股份的乱治，虽然有自身的问题，但产权人缺位、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扭曲，导致其长期“游离”于当地国有资产监管体系之外，这是一个必须引起高度重视的沉痛教训
与其他国有企业一样，南纺公司天然地面临着国有产权所有者虚位的问题。根据2009年5月1日施行的《企业国有资产法》及其他法律法规，在国有企业名义所有人“全民”与国有企业实际经营管理层之间，隔着一系列环环相连的委托-关系链条，中间存在多层委托关系 。委托链条越长，最终人可以钻的空子就越多，监督的难度也越大。
实践中，由于条块分割等历史原因，在《企业国有资产法》施行前，除了国资委，还有许多政府部门可以借国有资产所有者代表的身份，对国有资产进行管理和干预。譬如，南纺公司的老东家就是南京市经贸委，单晓钟即出身于南京市经贸委进出口处处长、办公室主任。南纺股份控股权虽在南京市国资委，但此前长期属于南京市经贸委监管。直至2010年南京撤销外经贸局，南京市国资委才强势介入。而且，由于党管干部的原则，实践中各级党委组织部门与国资委共同负责国有企业经营管理层的任免。
另外，即使是国资委作为出资人的国有企业，国资委也往往通过控股公司进行间接控制。譬如，南纺公司的第一大股早前为南京市国有资产经营（控股）有限公司，后相继更名为南京国资商贸有限公司、南京商旅集团；而南京市国有资产经营（控股）有限公司又是南京市国有资产投资管理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南京市国资委持有后者100%的股权。也就是说，在南纺公司与南京市国资委之间还有三层委托关系。上述实践中的诸般因素，进一步拉长了委托-关系链条，进一步恶化了国有产权所有者虚位造成的治理缺失问题。
南纺公司作为上市公司，相较于其他非上市国有企业，应该说在股权多元化及公开透明化方面先行一步，理论上其公司治理结构要优于其他非上市国有企业。实际效果怎样呢？以2011年4次临时股东大会为例，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人最多的一次是2011年2月11日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共14名，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100，169，877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38.72%；最少的一次是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人）共 5 名，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共计94，599，026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36.57 %；四次会议均以同意的股份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股东股份总数的100%的方式审议通过了全部议案。 而根据公司2010年年报，南纺公司的三家国有法人股东南京市国有资产经营（ 控股） 有限公司（34.99%）、南京商厦股份有限公司（2%）、中国外运江苏公司（1.38%）便累计持有南纺股份38.37%的股份。 再看之前披露的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几乎所有的议案均是以同意的股份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股东股份总数的100%的方式审议通过。这一结果的出现，究竟是股东对所有表决议案态度完全一致，还是股东大会沦为一些国有法人股东“搭便车”的走过场形式？至于那些自然人和非国有法人股东的发言权，似乎更未见在南纺公司的治理结构中得以充分体现，南纺股份的股权多元化发挥出其应有的监督、规范作用了吗？
按照南京审计局最终给出的审计意见，南京市国资委应规范国有资产管理对象，完善国有资产监督管理体系，防范国资流失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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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企业日益重视员工权益自今天，员工薪酬日趋合理，然而，薪酬的合理并没有使员工的积极性得到极大的发挥，原因在于企业往往只注意了货币薪酬的合理与否，而忽视了员工心理层面的需求。本文分析了员工心理需求的内容，以及满足员工心理需要，让员工在工作中在获得货币薪酬的同时，获得心理薪酬的有效途径。论文频道的人力资源管理论文提供大量内容供网友们参考，敬请期待。 论员工的心理薪酬(1) 在人类已经步入知识经济时代的今天，知识资本对于企业而言已经取代物质资本而成为企业最重要的资本。知识资本的载体——人力资源，也就成为企业的最宝贵、最重要的第一资源。为了吸引人才，留住人才，稳定员工队伍，企业纷纷在货币薪酬上下足功夫，名目繁多的薪酬项目，如工资、奖金、各种津贴、各种福利项目、股票期权等被广泛使用，但效果却并不如预期的那样令人满意。不少企业为员工提供了同行业中中上水平的薪酬，却不断有员工辞职。相反，某些薪酬水平一般的企业，其职工队伍却出奇地稳定。请看： 例一、一在当地同行中颇有名气的生产主管以优厚条件受聘一企业主持生产工作，然而工作半年之后该经理即告辞职，原因是该企业是一家族式企业，老板娘经常来指手划脚，该主管工作受老板娘制掣，无法大展身手，遂愤而辞职。 例二、一位营销主管，平时拿着一份不错的薪水，心里也比较满足。但有一天他偶然得知营销经理也即他的顶头上司的薪水竟然是他的数倍，联想到这位经理平时也就是一个二传手，什么事都叫他干他无法忍受，遂选择辞职。 例三：某地纺织企业众多，近几年纺织女工短缺，招聘困难。A企业在当地同行中员工薪酬属中档偏低水平，按常理其熟练女工极易被同行挖走，但其员工队伍却出奇的稳定，以至于女工生了孩子之后仍要回到该厂工作。什么原因?原来该厂的老总十分关心职工生活，厂里为职工提供免费住宿，普通员工生日都会收到老总的生日礼物。春节回家过年是民工的一大难题，该老总每年都租用大客车，披红带彩、敲锣打鼓地把这些纺织工人送回家乡过年，过完年后又派车把她们接回来，使其免遭舟车劳顿之苦。工人们切身感受到领导对自己的真情关怀，因而热爱自己的企业，忠诚自己的企业。 世界著名咨询公司盖洛普的调查也显示：世界经济500强企业中有11家是长盛不衰的，但它们的平均薪酬并不是最高的，充其量只是中等偏上水平。 以上事例说明了什么问题呢? 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告诉我们：人的需求是多方面、多层次的，既有物质层面的生理需求、安全需求，又有精神层面的情感归属需求、受尊重需求、自我实现需求。而且，当人的物质层面的需求得到满足后，会更加注重、追求精神层面的需求。 赫茨伯格的双因素理论认为，影响人的积极性的因素有保健因素与激励因素两大类，其中保健因素是属于和工作环境或条件有关的因素，包括：管理政策与制度、工作条件、人际关系、薪金、工作安全等；激励因素是和工作本身有关的因素，包括工作成就感、工作挑战性、工作的发展前途、个人成长与晋升的机会等。而对人能够起激励作用的是激励因素。 日本企业家稻山嘉宽也指出：工作的报酬就是工作本身。 无数事实和众多的管理理论都表明：人不是单纯的经济人，而是复杂人；人的需求是多方面的，既有物质方面的需求，又有精神层面、心理层面的需求，企业除了应向员工提供合理的货币薪酬外，还应重视并满足员工的心理薪酬，如工作胜任感、成就感、责任感、尊重感、公平感、有影响力、个人成长、有价值的贡献等，只有这样，才能最大程度地激励员工，使员工在物质、心理需求得到全面满足的前提下，心甘情愿、心情愉快、全力以赴地为企业工作。 在企业日益重视员工权益自今天，员工薪酬日趋合理，然而，薪酬的合理并没有使员工的积极性得到极大的发挥，原因在于企业往往只注意了货币薪酬的合理与否，而忽视了员工心理层面的需求。本文分析了员工心理需求的内容，以及满足员工心理需要，让员工在工作中在获得货币薪酬的同时，获得心理薪酬的有效途径。论文频道的人力资源管理论文提供大量内容供网友们参考，敬请期待。 论员工的心理薪酬(1) 在人类已经步入知识经济时代的今
纺织企业辞职报告范文3
元月18至19日，根据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的意见，副市长胡德春带领市外经委局、市政府研究室等部门赴仙桃就招商引资工作进行了认真考察和学习。现将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一、仙桃市招商引资基本情况及主要经验
近几年来，仙桃市招商引资工作取得显着成效，特别是去年更是硕果累累。去年全年协议引资25亿元，实际到资12．3亿元。引进项目447个，其中投资过亿元的项目有5个，过5000万元的项目11个，投资1200万元以上的项目35个，投资在800－1200万元的项目31个，投资700－800万元的项目129个。招商引资为仙桃发展注入了生机和活力，使仙桃迈上了发展的快车道。
仙桃市为什么能在内无资源等优势、外部招商引资竞争激烈的情况下走活招商引资的这颗棋子，主要是他们做到了以下几点：
第一，把抓领导和领导抓有机地结合起来
前几年，他们也有招不到商的苦恼。往往是市领导和市招商局急得团团转，而其他部门则是你急他不急。市招商局长一年换一个，但就是解决不了问题。通过他们苦苦思索，终于找到了问题的"症结"，就是招商引资要紧紧抓住领导不放。
首先，他们在全市大力倡导凡是不抓招商引资的干部不是好干部、抓不到项目的班子是没战斗力的班子的思想，解决了干部思想认识的问题。其次，采取过硬措施来保障，他们建立了"横到底、纵放边"的招商引资责任制，将招商引资分解落实到各镇办、市直战线，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与各责任单位的"一把手"签招商引资责任状，实行一票否决。凡第一年完不成招商引资任务的给予警告处分，第二年又没有完成任务的就地免职。对引不来项目的乡镇，市领导不去参观调研。通过采取这些措施，把各乡镇、各单位逼上了招商引资的前台，改变了过去招商引资光是市委、市政府着急，乡镇和各战线不紧不慢的局面。与此同时，市领导作表率，带头给自己压担子。去年市四大家"一把手"的招商任务是每人1000万元，每名副职500万元。为推动招商引资工作，市委、市政府积极搭建招商引资平台，市委书记和市长亲自带领各乡镇镇长书记参加海南国际椰子节、厦门投洽会和深圳高交会等三次高规格的招商会，共签约项目34个，协议引资近15亿元。每次招商会，市委、市政府都要提前安民告示，迫使各乡镇和各战线提前几个月精心准备，为的是多招商，招大商。
第二，把硬环境建设与软环境改善有机结合起来
仙桃作为一个内陆小城市，靠什么"魔力"把外商吸引过来?仙桃市一个重要的经验是"软硬兼施"搞环境建设。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外商最看重的是投资环境，而内陆城市有潜力可挖的也是环境。
去年围绕建设荆楚明星城市、水乡园林城市的目标，他们筹集了20多亿元资金，重点实施了"十大工程"，使投资硬环境有了较大改善。在软环境建设上，仙桃更是花了大量心血。去年仙桃专门制定出台了"关于强化服务职能、优化经济环境的若干意见"的文件，措施具体，具有很强的操作性、针对性。具体办法是：1、组建集一条龙办证、收费、投诉于一体的综合性服务部门 仙桃市经济服务中心，该中心隶属市委、市政府领导，与市招商局合署办公，由市计委、监察局等二十一个职能部门组成。主要职责是：对挂牌保护的重点企业宣传国家的经济政策、法规和制度，受理项目报建，并受投资者的委托代办相关手续，负责审批和管理企业按规定应缴纳的各种规费；对市直行政执法部门到保护企业的执法行为进行监督；查处有关破坏经济环境的违规事件等。该中心职责明确，具有很高的权威性，成立以来发挥了很大作用，现任中心的主任章友福，身兼四职，既是招商局长又是服务中心主任，同时还是市政府的副秘书长和市计委副主任。仙桃市戏称"不怕组织部，就怕章友福"。中心自去年8月份挂牌成立以来先后为28家落户企业办理各种证照，接受咨询200多人次，受理投诉3起。2、建立项目与部门、企业与村民两个隔离带。项目与部门隔离带就是凡是部门的收费、管理全部由"中心"负责承办，部门不得与项目、企业直接发生关系，割断了部门向企业乱伸手的源头；企业与村民隔离带就是企业在征地用地等方面不直接与村民打交道，村民也不准直接进入企业，由公安部门和镇、办、区负责办理，避免外商为一些诸如土地一类的问题与村民扯皮而耗费精力。3、推行一条龙办证、收费明白卡、服务承诺三项服务制度。4、对经济技术开发区、经济工业园区、高科技产业园、乡镇企业工业园等四个园区实行重点保护和服务。5、设置五条"高压线"，实行经济环境责任追究制。这五条高压线是：①凡进入服务中心保护的企业和项目，其行政事业收费必须统一纳入中心管理，并实行收费明白卡制度。对违背市委、市政府规定，不接受中心管理的收费部门，要追究单位一把手的责任；经指出后仍不改正的，以违背政令、失职进行追究，严重者责令其辞职。②凡是进入服务中心保护的企业，有关单位和部门必须根据自身的行业特点实行服务承诺制。在服务过程中违反服务承诺给保护企业造成损失的，包括在建项目所在地?镇、办、场、区?发生群众滋事、地霸行为，造成业主损失的，将以不信守承诺、失职、渎职追究分管领导和直接责任人以及单位集体的有关责任，对分管领导给予组织处理和行政处分；对直接责任人给予下岗、待岗或辞职的处理；对单位集体给予必要的经济处罚。③有关部门到保护企业进行服务性收费或检查，必须经过服务中心组织协调，否则，企业有权拒绝接待。部门工作人员不经允许强行到保护企业检查或收费的，追究当事人的责任，视其情节给予当事人停岗或下岗处理；单位主要领导要向企业赔礼道歉，作出检讨，通报全市，并视其情节追究其工作失职责任，对违反纪律条规的，分别给予党纪政纪处分，态度不端正的加重处分。④凡有关工作人员到企业吃、拿、卡、要、报的给予相应的纪律处分或下岗处理。对不查办、不处理的单位，还要追究一把手和分管领导的失职责任，视其态度给予通报批评、诫勉谈话、调离工作岗位、责令辞职或者免职等组织处理。⑤凡有关部门在卡外或中心规定之外向企业收费、摊派的，发现一起，查处一起，并一律追究直接责任人和主要负责人的责任，按照干部管理权限免除其直接责任人和主要负责人的职务，调出原单位，并给予待岗一年的处理，一年后视其态度和表现，再安排工作。在保护企业进行民主测评，凡服务质量被评为"差"超过50％的，其单位主要领导应写出引咎辞职报告。软硬环境的改善为仙桃吸引外商创造了优越的条件。
第三，把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结合起来
引资与投资说到底都是利益驱动的产物。对投资者来说，投资必须有利可图，能带来丰厚的回报；对引资者来说，投资能给地方经济发展带来好处。而在投资处于卖方市场状态、投资者越来越挑剔的状况下，对引资者来说要开明引资，从长计议，仙桃市能把外商吸引来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舍小利，求发展，善于处理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的关系，特别当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发生矛盾时，宁愿自己作点牺牲也不愿外商受损失。因此，吸引了包括旺旺集团、丝宝集团在内的一批知名企业。
去年6月底，他们得知旺旺集团在湖北投资的意向后，在第一时间与旺旺集团进行了联系，当了解到旺旺集团的投资条件是投资地首先要提供大型标准化厂房和污水排放配套设施后，他们立刻决定由纺织工业园区按照旺旺集团要求投资1200万元兴建一幢标准化厂房，仅三个月就把厂房建成交给旺旺集团，旺旺集团深为感动，最终决定将果饼生产项目落户仙桃。最近旺旺集团准备再投资1600多万美元，兴建三条新的生产线。
在土地这个更为棘手的难题上，仙桃更是动了很多心思。他们采取灵活变通的办法，把征地费用控制在外商能够接受的范围之内。对一些投资大的项目还采取免费配送土地的办法。如得知丝宝集团要投资兴建工业园区，他们就无偿提供320亩土地，并负责土地"三通一平"和居民拆迁，使丝宝集团大为感动。丝宝集团现已成为仙桃利税大户，仅去年丝宝集团就上交税收1亿多元，占仙桃财政收入的五分之一。
第四，把特色园区与特色乡镇有机结合起来
特色就是优势，特色就是吸引力。仙桃市近几年大做"特"字文章，一手抓特色园区建设，一手抓特色乡镇建设。
在特色园区建设上，仙桃主要是依托优势企业和优势项目，重点规划建设了"一区三园"，即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和市纺织工业园、市高科技产业园、市乡镇企业工业园。对这些园区采取灵活的政策给予特殊的保护和服务，产生了良好的聚集效应。
在特色乡镇的建设上，主要是鼓励乡镇根据自身的特点，形成自己的特色。如彭场镇依托该镇的无纺布生产企业到福建、广东等地招商引资，引来了41家无纺布生产企业，仅去年就有13家外地老板来投资办厂，平均每月有1家企业开工投产，使无纺布这个小产品成了大产业、大市场。去年该出口交货值达6亿元，占全国无纺布制品出口交货值的1／3，实现税收超过1000万元，成为中国无纺布制品出口第一镇。
二、关于加快我市招商引资工作的几点建议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近几年，通过全市上下的共同努力，我市招商引资工作取得了较大成效，积累了很多成功的经验，得到了省委、省政府的充分肯定。但同日益发展的形势相比，我们有较大差距。我们要借鉴和学习仙桃的经验，发挥我们大企业多、资源丰富、环境优美、基础条件好等方面的优势，争取在新一轮招商引资的竞争中有更大作为。
一是要牢固树立各项工作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经济建设以招商引资为中心的思想，把今年作为全市招商引资年，全方位引资，迅速掀起招商引资热潮。经济全球化趋势加快和中国入世，招商引资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作用逐步凸现出来。对此，我们应有清醒的认识。今年，我们要利用各种招商平台，特别是要借助厦门招商会、深圳高交会，认真组织各县、市?区?和企业参加二至三次大型投资洽谈会。每次招商会都会要排出名次，张榜公布。从现在起我们就要排出计划表，列出项目单，把县、市?区?和企业推上招商引资的大舞台。
二是要建立招商引资的奖惩激励机制。在目标体系方面，要建立横到底、纵到边的责任制，将招商引资的目标考核从经济部门扩大到非经济部门，从县、市?区?扩大到企业。在责任考核上，要实行"一把手"负责制，把"一把手"作为招商引资的第一责任人，半年一通报，一年结总帐。凡完不成招商引资任务的，应追究"一把手"的责任。
三是大力整治招商引资环境。对招商环境的整治我们要从体制和机制上入手，既要切断"三乱"的源头，又要严肃查处"三乱"现象。从体制上讲，重点是建立一个集办证、收费、投诉于一体的综合性服务机构，赋予中心审批权、管理权和监督查处权。从机制上讲，就是要实行经济责任追究制，设置多条"高压线"，对各种行为进行规范，违规的严肃查处。
纺织企业辞职报告范文4
不同的是，频繁的裁员举动如今也波及到了中国企业，2008年来在全球“一枝独秀”的中国经济自去年年底开始呈现增长的疲软，在经历了4万亿刺激的狂飙突进之后，中国企业看来也难以独善其身了。
美的、比亚迪、三一重工、中兴……传出裁员消息的中国大企业名单越拉越长，行业跨度从家电、纺织、机械到新能源行业。
从2008年中小企业的倒闭潮、“民工返乡潮”到现在的大企业接连裁员，显示这个制造业大国正在面临的一些困境，只是，何时才能阴转晴？
经济性裁员
由于担心裁员消息影响企业形象，一般而言，大企业都喜欢对外界遮遮掩掩，或者干脆否认，但事实终究是要面对的。
来自美的电器的年报数据显示，至2011年末，美的员工总数为66497人，较2010年末的98676人减少了32179人，同比降幅为32.6%。一年中，其生产人员降幅最大时曾达到34.9%。3万多人的裁员数量，创下中国大企业的裁员之最。
美的裁员消息是自去年11月开始由其内部员工传出的，美的新闻发言人一度对裁员进行否认，认为这是主动转型，优化人力资源结构。这家以白色家电制造为主的集团企业2011年销售收入达到1400亿元，2010年员工人数曾从原来的7万增加至20万人。
今年以来，另一家大型制造企业三一重工的裁员消息也颇为引人注目，这家企业的裁员消息富有风向标意义。如果说美的裁员只是传统行业低迷的一个表现，那么这个中国最大的工程机械企业裁员则可能代表着依靠基建投资驱动的行业也面临着困难。
早在今年1月，就有消息称三一重工将裁员30%，半年之后的7月4日，有被三一重工辞退的员工向媒体表示，公司确有30%左右员工离职，之后，有媒体曝出三一重工通过员工转岗方式，致使更多的人离开公司。
针对公司裁员的报道，三一重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回应，公司过去几年成长性良好，人员有正常流动，但不存在大规模裁员。
但事实看来并非如此。“去年下半年就开始陆续进行的裁员，涉及昆山、常德和沈阳的工厂，裁的大部分是一线的储备工人，和一些刚毕业的大学生。或不再续签合同，或通过转岗的名义，要求其他岗位的人员转到第一线当工人，这等于是逼迫员工自动辞职，是变相裁员。”一位今年年初离职的三一重工长沙总部管理人员告诉本刊记者。
从公开的数据来看，2011年末三一集团的员工人数为6万人，而到今年6月30日员工人数则减至5.7万人。“2010年招聘的新员工至少在5000人以上，公司扩张得很厉害，但销售跟不上，30%的计划裁员幅度是比较靠谱的说法。”上述离职人士说。
制造业是去年来裁员的重灾区，不仅是家电和工程机械，也涉及纺织、汽车、通讯和新能源行业。
以纺织业为例，主营纺织业的华西股份员工总数从2010年的1700人锐减到610人，裁员比例超过60%。而以服装为主业的雅戈尔，裁员比例也超过了四成。
在汽车行业，比亚迪公司的年报显示，2011年该公司裁员达5693人。从员工专业构成看，销售部门从原来的6058人减至2966人，裁员比例高达45%，生产部门和研发部门也分别减员3092人和千余人。
光伏企业江西赛维LDK则宣布，今年以来公司已裁员5554人，裁员比例约为22%。
另一家大企业中兴通讯也有内部员工传出公司将要裁员1万人的消息：由于海外市场拓展不利，今年春节以来，先后有数批海外派驻员工被召回，他们被告知回国后需要自找门路，如找不到将列为闲置人员，只能获得基本工资。不过，中兴公司新闻发言人否认了这一说法。
涉及裁员的公司的面到底有多广？或可从上市公司的年报中一窥真相。根据数据，2011年有708家上市公司出现员工减少，共计减少202万人，而上年同期仅有610家公司披露共裁员25万人。如果按减少员工人数来算，美的电器、雅戈尔、中国交建位居“裁员”榜前三甲，每家“裁员”人数过万。
裁员又分为经济性裁员和结构性裁员。“一般来说，正常情况下企业会保持2%～3%的裁员比例，是正常的人力资源结构优化，如果达到8%～9%，则不太正常。现在来看，有的企业达到了30%的比例，那就属于经济性裁员了，说明企业面临着比较大的困难，或者是进行重大的战略性转型。”太和顾问人力资源公司全国咨询首席顾问陈晓军对记者说。
利润与薪酬
透过裁员重灾区的行业结构，大致可以看出过去几年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一些问题。
“裁员集中的行业，和过去的政策有很大关联。一是固定资产投资比例比较大的制造业，经济一下滑，这些行业过去几年的扩张可能就遇到了困难。再如家电业，过去几年得益于家电下乡补贴和节能环保推广，但政策扶持一取消，市场环境就变差了。又如房地产业，受宏观调控的影响，地产公司的招聘意愿和裁员减薪的情况就比较普遍。”陈晓军认为。
“现在来看，裁员比较多的是民营企业，国有企业涉及很少，这也与政策有一定关系，国企过去受政策优惠比较多，民企面对市场的波动比较明显。”某人力资源公司咨询顾问常思炜对记者说。
企业利润的下滑直接带来了企业裁员降薪，节省成本，应对困难。
家电下乡、节能补贴政策退出、出口大幅下滑，给家电市场带来了冲击。数据显示，美的电器去年主营收入和净利润增幅虽分别达到了24.88%和18.28%，但较上年度的57.7%和65.29%，明显放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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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TUF：欧洲工会联盟
ETUF是一个非常大的工会联盟，涉及到欧洲36个国家的60多个产业部门。成员中不仅只有欧盟成员, 而且也包括阿塞拜疆, 乌克兰等。在欧盟层面上, ETUF有三个重要领域的工会联盟TCL, 第一个是关于制鞋产业的, 是1991年成立的, 第二个是关于纺织服装的即EUROTEX, 第三个是皮革行业, 于1998年成立。
工会与雇主联盟等之间的社会对话已经进行了很多年。1997年与纺织服装雇主协会，2000年又分别与制鞋和皮革雇主协会分别签了关于社会责任方面的框架协议。其主要内容是：公司不管在任何地方进行生产, 全行业都要遵守核心劳工标准，包括最低生活工资、职业健康和安全及劳动时间等。ETUF要检查这些公司是否遵守标准,不管是这些公司还是通过其供应商、生产厂家生产的。ETUF认为, 不管是在国家经济发展，还是创造机会, 实现社会发展方面都应该有最低标准, 这些标准应该是共同的。
工会联盟在欧洲层面上签定框架协议与企业CSR的准则, 前者是工会联盟的大的框架, 包括所有行业和部门, 希望对参加者提供一个很好的平台, 不仅对生产商也对消费者有利, 是个透明的和具有可信度的框架。而后者是微观的个体企业的具体准则。二者是不同的。前者是扎根于比较细致的劳工标准, 这是全球都要遵守的最低标准, 不分产业和地区的。这些框架协议将会被散发, 至少每年一次在其社会对话(SSDE)中进行一次评估。框架协议的执行方面, 也要进行控制, 因为要标准得到落实, 它的可信度和透明度都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要进行独立的审核或认证。接下来来要做的是对社会环境(SE)进行评估和报告。
ETUF负责人在会谈中对中国在相关立法方面的努力表示赞赏。他表示,中国近几年通过了一些相关的重要法律,是个很好的发展。ETUF已向欧委会建议与中国开展合作。他认为中欧之间保持透明度对增进理解、消除摩擦是非常重要的。
意大利纺织工会
意大利纺织工会已有100多年的历史，其对象是意各纺织服装企业。在意大利有不同民主型的工会,著名的有三大工会。工会的任务主要是作为中间人, 协调雇员工与企业家双方间的利益。
意大利纺织工会有100多年的历史了，其主要工作是针对各纺织服装企业开展的。在意大利有不同民主型的工会, 著名的有三大工会，虽然三个组织有不同的想法, 但都在为员工服务。对于工会的任务来说, 主要是配合员工和企业家的一系列工作。在员工方面, 首先要承认员工在工作方面要实现自己的利益, 而对企业来说, 要实现各自企业的工作目标。对于员工和企业家两方面, 工会要做的工作就是作为中间人, 协调两方面的利益。例如,工会要与企业代表一道制定合同，每四年一次,合同涉及四个主题: 一是工作时间和休息时间, 需要双方达成共识; 二是税收方面的问题, 即给员工和企业家向国家所交税金方面的事务; 三是关于员工技能方面的问题; 四是关于个人利益方面的问题, 如孕妇休息时间, 无故被辞退等问题。
除此四点在主要合同外, 工会也会帮助签定其它小的合同, 保护纺织业工人利益。这些合同包括商业来往的规则, 人权方面的合同,企业变更倒闭重组方面的合约, 国际贸易方面的等。对工会来说, 更好地实现员工利益, 只有通过自由贸易的方式促进商品在全球市场自由流动, 以增强企业和员工的福利。当然, 这需要通过公平规则来保证。从工会角度说, 要有自由的人权, 工会自由和独立, 环境保护等，所以从工会角度, 也希望中国能在环境保护和打假方面作出努力, 也希望中方在员工利益和人权方面做出一系列努力。
近年工会与员工和企业之间的密切关系促成了没有大的冲突的情况。 唯一的冲突是可以用罢工这种方式来处理, 这是在讨论没有结果的情况下, 工会可以推荐/接受的选择, 使员工来通过这种方式反映自己的利益。
德国工会联合会（DGB）
德国工会联合会（DGB）是德国最大的工会组织。德国工会联合会是一个由8个工会组成的全国性联合会。雇主联邦联合会只代表雇主的社会角色，即是工会的谈判对象。雇主的其他所有利益，如税收和经济政策等，均由其他组织承担，例如德国工业联合会（BDI）。
工会和雇主联合会尽管是谈判对象，但它们之间还是伙伴关系，对于总体的经济事业，两方已发展产生了一种共同的责任感。这是由“参与共同决策”的德国特色决定的。即职员可以在职工层和监事会或董事会层参与企业的决策和管理。参与决策是企业民主的一种重要形式，提高了职工对企业的认同感，由此可建立起经营决策方面的稳定环境。
德国的员工参与共同决策可追溯到19世纪的如1891年的商法等。这是后来相关立法的基础。包括1951年之《关于在矿业和钢铁工业企业的监事会和董事会中职工参与决定的法律》、1952年之《企业组织法》以及1976年之《职
工参与决定法》(Mitbestimmungsgesetz, MitbestG)等。
纺织企业辞职报告范文6
中国纺织工业改革开放的30年，同样波澜壮阔，同样惊天动地。经过挑选的35个标志性事件，虽然并不全面，但是他们所代表的改革开放思想，他们的创新性、带动性和影响力，基本描绘出了中国纺织工业改革开放所走过的30年历程。
1、1978年11月7日，香港企业家曹光彪在珠海建立第一家“三来一补”企业――香洲毛纺厂。
香港永新集团董事长曹光彪因为经营毛纺生意，和中国纺织品进出口公司的总经理陈诚忠常有联系。“”后，陈诚忠希望曹光彪能帮助中纺公司向外国市场推销国产毛衫。但当时的国产毛衫，花样古板、质量欠佳，很难推得出去；同时，地工厂生产管理落后，工人积极性不高，产品出了次货也无人负责。于是曹光彪表示不如由他到国来办一个工厂试试。为此，曹光彪草拟了一份建议书，提出：在接近香港或澳门的地方投资开办一间现代化毛纺厂，由地负责提供土地，香港永新负责提供机器设备、厂房图纸、建筑材料和人员培训，工厂建成后专门为永新进行羊仔毛、兔毛的加工生产。原料由永新进口，产品亦全部由永新外销。合作为期五年，机器设备费用以加工费作为补偿。建议书送出后，不到三个月时间，曹光彪就接到通知，请他到澳门去出席毛纺厂协议书的签订仪式。
1978年8月31日，中国纺织品进出口总公司广东省分公司与香港永新企业有限公司正式签署协议，成立香洲毛纺厂。1979年11月7日，香洲毛纺厂正式在珠海落成。
曹光彪成为1948年以后第一位重返中国经济舞台并颇有建树的香港资本家。曹光彪由于一举投资数百万美元，在珠海开设了香洲毛纺厂，并由此而开创了“来料加工”、“补偿贸易”等一系列先河，被誉为“第一个吃螃蟹的先行者”。由于曹光彪在“三来一补”(来料加工、来样加工、来件装配和补偿贸易)这种形式上进行了大胆的实践，取得了意料不到的示范效应，国务院于1979年9月颁布了《关于开展对外加工装配和中小型补偿贸易办法》，补偿贸易在全国正式推广了。曹光彪的成功，香洲毛纺厂的先例，极大地鼓舞了香港工商界，补偿贸易的热潮风涌大地，“三来一补”为中国沿海省份发展积累了宝贵的原始资金。曹光彪本人随后又在内地投资30多个项目，主要是纺织、染整、成衣以及电子、化工等行业。
2、1979年3月，法国时装设计大师皮尔・卡丹先生应邀来华，在北京民族文化宫举办了一场法国时装表演。
1979年3月，皮尔・卡丹来到了中国。他是第一位来到这里的国际级服装大师。这位兼具艺术家和商人双重气质的法国人，率领12个服装模特在北京民族文化宫举办了一场服装表演会。当年的中国，涌动街头的还是一片“蓝色的海洋”。服装表演会的入场券被严格控制，只限于外贸界与服装界的官员和技术人员参与“内部观摩”。在北京民族文化宫临时搭起的一个T型台上，8名法国模特和4名日本模特的台风流畅自然，表现出一种随意性。
皮尔・卡丹这次来华表演，带来了“时装”和“品牌”的概念。讲究穿衣服要穿“牌子货”。而皮尔，卡丹就是20世纪8C年代街谈巷议的世界名牌。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皮尔・卡丹确立了他在中国消费者心目中知名度第一的外国服装品牌，它还一度成为了高档服装和奢侈消费的代名词。“先入为主”的品牌效应，在它身上得到了极致的体现。皮尔・卡丹也成了中国“时尚”的重新启蒙者，一波比一波繁华的时装潮流、一个比一个华丽的奢侈品牌就前赴后继地来了。
3、1980年1月，上海纺织工业局试行利润全额留成办法。
经国家经委和财政部批准，上海纺织工业局以局为单位试行全系统利润全额留成。试行办法规定：上海纺织系统必须在1979至1983年的五年中，以1978年为基数，确保生产每年平均递增8％，五年累计利润135亿元，五年净增利润26亿元，外销创汇1983年达到17亿美元。在此期间，全局创造的全部利润，上缴国家90.5％，留给企业9.5％。其中：40％为生产发展基金，福利基金、奖励基金各30％。从而把国家、企业、个人三者的利益结合起来，把企业的经济责任、经济效益和经济利益挂起钩来。
上海纺织工业局等单位试行利润全额留成取得成效。国家经委、财政部于1981年12月颁发了《关于国营工交企业实行利润留成和盈亏包干办法的若干规定》。郝建秀同志在1982年全国纺织工业厅局长会议上说，利润留成的办法，从国家对企业来说，以实行地区纺织工业局或公司为单位的全额利润留成比较适合纺织行业的特点，它可以集中一部分生产发展基金和福利基金，统一安排全行业发展所需要的建设项目和重大技术改造措施和集体福利事业。实行利润全额留成在全行业推行开来。
4、1980年，纺织工业部组织扩大企业自的调查。
为了深入研究在纺织系统扩大企业自的改革，根据国务院有关指示，1980年10月，纺织工业部组织调查组到四川纺织企业进行扩欠企业自的调查，于12月24日，向中央和国务院写了《关于四川纺织系统扩大企业自的情况和建议》的调查报告。时任党中央总书记的同志批示：“这样不断研究新情况很好。”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万里同志批示：“这个报告有分析、有建议，是个好报告，请研究应转发一下。”刚刚恢复出版的国务院《参阅文件》第一期即作了转发。并加了按语，指出：“纺织工业部调查组的报告说明了扩大企业自、对于把企业搞活，进一步发展生产、改善职工生活，调动企业和广大职工的生产积极性起了重要作用。同时还指出存在的问题，提出了改进的意见。这个报告有分析、有建议，值得一阅。”“要不断总结经验，巩固已经取得的成绩，解决存在的问题，使各项办法逐步完善起来，以取得更大的效果。”在这年底的纺织工业厅局长会议上，进行了讨论和贯彻实施。
5、1981年，全国纺织行业第一家中外合资企业――上海联合毛纺织有限公司在上海成立。
在改革开放的国策逐步明朗的形势下，东南沿海省市纺织系出现了合资办厂以至办外资(独资)企业的新现象。1981年，香港唐氏家族(唐翔千)与上海纺织局在浦东合资开办“上海联合毛纺织有限公司”。沪方投资60％，港方投资40％。一期工程引进了三套粗毛纺梳毛机，4508锭毛纺走锭，并配100台国产电动横机及相应的染整设备。年生产高档兔羊毛纱90万磅、兔毛衫10万打。企业成立五年，就获利人民币2039万元、创汇1347万美元、上缴国家税收1112万元。
上海联合毛纺织有限公司是全国纺织行业第一家中外合资企业，是纺织行业实践对外开放政策的一次创举，为利用外资积累了经验，使纺织行业发展“三资企业”得到良好起步。其后，“三资企业”
越来越在纺织行业占有重要地位，到2007年全国纺织行业规模以上企业实收资本中，港澳台及外商资本占到37.24％。
6、1981年8月，中国纺织工业企业管理协会成立。
1981年，我国刚刚走上了改革开放之路，在经济体制、科技体制、教育体制等各个方面，以及与此相配套的上层建筑领域，开始进行改革，研究探索，摸着石头过河。八十年代初，受国际信息产业为代表的工业革命“第三次浪潮”的影响，技术进步和管理现代化。成为当时我国企业发展的关注热点。中国纺织工业企业管理协会正是在国家进行企业整顿、企业升级、加强企业现代化管理的情况下成立的。企业管理协会成立后，深入到各省市纺织行业和大中型企业，在如何开展协会工作，如何成为政府部门和企业之间的桥粱、纽带方面，做了有益的尝试，先行了一步。中国纺织工业企业管理协会，不仅在推进纺织企业改和管理进步中做出了重要贡献，而且他们所运用的行之有效的培训、咨询、交流研讨、信息工作方法等，都是现在“大纺织”各行各业、各类协会开展工作所必不可少的工作内容和手段。中国纺织工业企业管理协会是纺织行业成立最早的协会，也是中央各部委中最早成立的行业企业管理协会。
7、1982年，江苏仪征化纤一期工程，通过中信公司发行日元债券在日本融资，开辟了借外债办大企业，谋求发展的新路。
80年代初，国家22项重点工程中的大项目――“仪征化纤”一期工程，原设计能力为年产聚酯切片50万吨(纺丝后所得涤纶，相当于当时全国化纤总产量)，总投资为10亿元人民币。在工程已经全面铺开、国家已投入3亿元资金购买设备的关键时刻，遇到了国家缩短基本建设战线，建设资金难以为继，工程将要下马的重大难题。在钱之先老部长亲自向国务院充分反映情况后，争取到工程由“停建”改为“缓建”。而续建所需的巨额资金由钱老部长找到中信公司董事长荣毅仁同志(后任国家副主席)商量出路。荣毅仁领导的中信公司，顶住“不理解”、“不合算”、“不赞成”等种种压力，作出了由中信公司出面发行日元债券，在日本融资的决策。1982年1月中信公司如期发行100亿日元债券，很快就在日本销售一空。中信公司将募集到的资金80％投入“仪征化纤”，作为中信公司的股金(占30％的股份)，从而顺利解决了仪征化纤的续建问题。纺织工业部和中信公司联手办成的这项“借债建厂”的创举，一时被誉为“仪征模式”，开了我国社会主义国营企业以发行债券方式，利用外资建人工厂的先河。
8、1983年，广东新会涤纶厂引进全国第一套涤纶长丝高速纺丝生产线。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纺织工业迅即快速发展起来，对纺织原料的需求人增，特别是化学纤维的需求。但当时，我国化学纤维生产技术落后于国际先进水平。产量不高，品种不多。1981牟全国化纤产量只有52万吨，其中涤纶17.6万吨，涤纶长丝仅仅34s5吨，远远不能满足需要。1981年广东新会县政府组织到德国等地进行涤纶项目考察，并在1983年全套引进全国第一条万吨涤纶高速纺生产线，快速建设，成功投产。
新会涤纶厂引进涤纶高速纺生产线的意义在于，他们当时解放思想，大胆突破计划的束缚，主动根据市场的需求趋向，积极追逐国际最先进的生产技术，成套引进，规模化生产。为国树立了典范，在中国化纤工业发展史上留下浓重的一笔。
9、1983年4月、11月，《浙江日报》、《人民日报》先后刊登关于浙江省海盐衬衫厂厂长步鑫生的报道，他的改革精神引起了各方面的关注和学习。
1980年，步鑫生担任浙江海盐衬衫厂厂长，当时全厂300多名职工，年产衬衣40多万件。然而，质量问题、产品积压问题、吃“大锅饭”问题……一一摆在面前。针对这些问题，步鑫生“离经叛道”，以改革精神，大刀阔斧地进行解决。在打破“大锅饭”上，学习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在车间实行“联产计酬制”：做多少衬衫，就拿多少工钱，上不封顶，下不保底；在抓质量中，实行做坏一件衬衫要赔两件，“你砸我的牌子，我砸你的饭碗”；在打响自主品牌上，敢在上海最繁华的马路上做广告，“靠牌子吃饭可以传代，靠关系吃饭要”；为打开衬衫销路，主动加强与商业部门联系，召开订货会，请全国各地百货公司负责人来，吃住行全包……仅两年时间，海盐衬衫厂年产量达130万件，跻身全国著名衬衫厂行列，两年实现利税164万元，在当时的中小企业中实属不易。
步鑫生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以改革先行者而名闻全国的新闻人物，他以敢为人先的精神，解放思想，大胆改革。《人民日报》1983年11月16日发表“一个有独创精神的厂长”的报道，并以编者按的形式披露了当时中央领导的批示内容：“对于那些工作松松垮垮，长期安于外行，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的企业领导干部来说，步鑫生的经验当是一剂良药，使他们从中受到教益。”步鑫生的一套充满改革精神的经营管理办法，诸如“日算月结，实超实奖，实欠实赔，奖优罚劣”的分配原则，“人无我有，人有我变，人变我新，不断创新”的生产方针等，使广大企业负责人深受启发，全国掀起了学习步鑫生的热潮。尽管步鑫生后来由于投资失误等问题企业失败，但是，他敢于改革创新的精神，他所起到的影响带动作用，至今仍值得肯定。
10、1983年5月，中国纺织职工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成立。
1982年9月，邓小平在党的十二大上提出了“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重要思想，我国进入了坚持“两个文明”建设，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历史新时期。
在十二大精神的鼓舞下，为进一步恢复和发扬党的思想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研究和探索新的历史时期行业思想政治工作的新情况、新特点、新经验，推动行业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1983年5月，中国纺织职工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在湖北宜昌召开的全国纺织职工思想政治工作经验交流会上成立。
中国纺织职工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是全国首家成立的行业性职工思想政治工作研究团体，开创了探索行业思想政治工作科学化的先河。25年来，中纺政研会在行业乃至全国职工思想政治工作领域做了许多开创性的工作：创办了由总书记题写报名的全国唯一的一份政工专业报――《中国企业政工信息报》；创办了国首份政工类刊物――《纺织政工研究》，薄一波、邓力群、钱之光等中央领导为创刊号题词；创办了全国第一家政工研究机构――中纺政研会华东研究所，中央政治局常委李瑞环在该所成立五周年座谈舍的讲话中高度肯定了纺织行业的思想政治工作；组织了全国纺织职工演讲团，先后到全国纺织集中城市演讲39场，直接听众6万余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胡乔木、书记处书记邓力群、郝建秀在中南海接见演讲团成员，对演讲团的演讲予以高度评价；发起国务院21家部委联合主办“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知识大赛”，全国各行业参赛职工达300万，共中纺织职工20万
人，国务院副总理吴邦国、人大副委员长王光英出席了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颁奖大会，吴邦国作了重要讲话。
11、1983年，全国纺织新产品展销会在京举办。
1983年6月15日～7月15日，全国纺织新产品展销会在北京举行。从新产品共1.1万余件中，选出4000余件，分棉、毛、麻、丝、色织、针织、复制、工农业生产用品、少数民族用品、装饰用品10大类进行展出。展销会开馆29天，前来参观的共达40余万人次，销售金额共880多万元。展销会期间，还有学术交流活动4C多次。当时的全国人大、国务院等中央领导同志，参观全国纺织新产品展销会，并作指示。
此次展销会开创了由工业部门组织土产企业直接进入市场的先河，是纺织企业从统购统销的土产计划型向开发新产品、开拓新市场的生产经营型转化的重要事件，在业造成了重大影响。并促进了日后各类专业展会的举办，有力地推动了中国纺织品服装的内需消费和外贸出口。
12、1983年7月，纺织工业部设立“纺织工业经济研究中心”，探索改革开放新时期进一步发展纺织工业的理论创新和经济政策创新。
上世纪80年代初，振兴纺织业再度成为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一环。面临一系列新情况、新问题，迫切需要把整个纺织系统的调研力量组织起来，探索改革开放新时期推进纺织业的新思路、新政策。纺织工业经济研究中心应运而生。迅速得到国务院编委批准，进入纺织部直属事业单位序列。以部办公厅原有调研力量为基础，加上从各业务司局抽调的一批专家，组成以研究纺织业实际问题见长的研究队伍，而由办公厅主任吴鹤松和资深经济专家俞鲤庭主其事。并由部领导出面，聘请马洪、于光运、陶力、卢绪章、陈立、苏星、季崇威、郑戈恒、张彦宁、吴俊扬、张磐、董辅 等三十来位经济学家为顾问。
“中心”成员单位，包括各省市、自治区纺织厅局的相应调研机构，纺织系高等院校、科研设计单位的经济研究机构，以及纺织工业部门的经济类学术团体。
“中心”的研究领域涵盖发展战略、经营策略、经济体制、经济法规。
在这样一个颇具实力的研究、咨询机构积极参与下，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纺织部陆续出台了若干影响深远的全新的产业政策。特别是：
调整产业结构，致力于深加工，发展服装、家用纺织品、产业用纺织品“三人类最终产品”，使之成为纺织业的三大支柱。
整个纺织系统实行“三个转移”：从以国内市场为主转移到保证国市场的同时，着重抓出口创汇上来；出口纺织品要从以量取胜尽快地转移到以质取胜上来；一切生产围绕发展最终产品，调整产品结构、提高产品质量、创造更多的附加价值。
抓住世界范围纺织服装产业大转移的历史机遇，大力发展纺织品、服装出口，大幅度提升国际市场份额。
发挥“大纺机”优势，推动服装成为内销和出口纺织品中都“挑大梁”的角色。
充分肯定乡镇纺织服装业、特别是产业集群的地位和作用，并通过适当的政策扶持、行业管理、信息服务，引导其健康、持续发展。
早在1983年下半年，就依据深入调研对国内纺织品市场供求关系作出“由买方市场转向卖方市场”的判断，并通过媒体广为宣传，使纺织系统的生产与销售较早地适应卖方市场新形势，取得了主动。
13、1983年12月，国务院决定取消布票，纺织品实行敞开供应。
改革开放以前，我国基本处于短缺经济状况，特别是纺织品一直限量供应。刚刚改革开放几年时间，我国纺织工业就有了快速发展。1983年四季度，面对国城乡纺织品市场连年供过于求的新局面，纺织工业部在认真分析纺织品产、供、销、库存的现状和趋势后，因势利导，提出停收布票，促进纺织品商业零售的政策性建议。与商业部等有关部委会商，并迅即取得共同认识。随即由商业、纺织两部共同上报国务院，形成中央决策。陈云同志为稳妥、审慎，决定在国务院批转的“商业部通告”中，将停收布票的时间先限制在“1984年”。以商业部名义在1983年12月1日的通告，最后的完稿本，提法极为谨慎：“从本日起全国临时免收布票、絮棉票，对棉布、絮棉敞开供应。1984年不票。”
这一重要生活必需品供应制度的改变，实际执行后效果超过预想。全国城乡纺织品市场风平浪静。由此不仅终结了实行整整三十年的凭票购买棉布、棉絮的供应制度，而且成了改革开放新时期结束“短缺经济”、人民群众过上温饱生活、小康生活最早最有力的佐证。
14、1984年8月12日，纺织工业部发出“关于第一步下放七项权限”的通知。
1984年，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主战场从农村转向城市。工业改革(企业改革)成为中心。在国务院第‘7号文件关于进一步扩大国营工业企业自十条规定的基础上，纺织工业部做出先下放七项权限的决定。七项权限即：(1)减少指令性计划指标，扩大指导性计划指标和市场调节的范围。(2)小型基建项目的审批权下放地方。(3)质量指标的制订、考核下放给地方管理。(4)关于技术改造项目的审批权限。(5)关于技术引进和技贸结合项目的审批权限。(6)关于科研项目的管理权限。(7)对经济特区、14个开放城市和海南岛实行特殊政策。
这一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可逾越的阶段。”其中“商品经济”的提法，实际上是市场经济的一种曲折的表达。从这一年开始，以工业领域为突破口和主攻点，计划经济的清规戒律开始被退步打破。
纺织工业部提出先下放七项权限，是纺织工业开始打破计划经济樊篱的标志，代表性的是将过去纺织工业18个指令性计划指标，一下缩减为只剩化纤用聚合物、化学纤维和纱3个，并明确指导性计划产品，地方和企业可以按照计划指标，结合市场需要和原料资源安排生产。
15、1984年，创办中国纺织政治函授学院(中国纺织政工干部业余进修学院)。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将工作重点转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思想政治工作面临新的挑战，中央反复强调要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思想政治工作要研究新情况，总结新经验，研究新问题。新形势下更需要相应政治思想工作人才。1984年11月，纺织工业部、中纺政研会在北京召开了创办“中国纺织政工干部业余进修学院”筹备会议。当时的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长邓力群在给部长的信中指出：“为提高纺织职工的政治和业务素质，创办纺织政工干部业余进修学院，是十分必要的。”1985年1月学院正式创办，1986年3月，获国家教委正式批准，纳入国家教育函授系列，定名为中国纺织政治函授学院。学院成立十年，培养大专毕业生十万三千多人。
中国纺织政治函授学院的创办，不仅为纺织行业增加了一大批具有大专水平的思想政治工作者和行政管理人才，改变了企业党政管理干部队伍的结构，为纺织行业的发展做出了贡献，而且启发
和带动了其它行业，促进了思想政治工作的开展。
16、1984年12月28日，国务院召开第55次常务会议，听取并讨论纺织工业部关于纺织工业改革问题的汇报，决定在十天之内制定并发出关于纺织品进出口问题的文件。
20世纪8n年代，国际纺织品贸易竞争激烈，我国纺织工业面临严重考验。要在竞争中巩固和扩大在国际市场上的地位，重要的一环是对原来不合理的外贸管理体制进行改革，调动生产企业的积极性，促使企业及时掌握信息，提高生产技术水平，改善经营管理，改变纺织品出口结构。因此，在改革外贸管理体制方面，进行了青岛纺织品联合进出口公司(青纺联)的试点。“青纺联”走出了工业生产企业联合起来，经营进出口贸易，自负盈亏的新路子，国务院十分关注纺织品外贸管理体制的改革，在第55次常务会议上指出，要放手搞工贸结合，肯定“青纺联”的形式，并提出，鉴于纺织品出口问题复杂，要求由田纪云、张劲夫同志召集计委、经委、体改委、经贸部、纺织部、财政部等有关部门，在十天之研究决定并发出具体办法的文件。1985年1月8日，国务院就发出了《关于纺织品进出口若干问题的决定》。
55次常务会议在行业外引起强烈震动，这次会议决定的外贸体制改革内容，不仅促进了工业直接面向国际市场，了解国际市场，快速扩大了出口的步伐，而且更看到了政府改革开放的决心和工作效率。
17、1986年4月2日，年产1.5万吨大涤纶短纤维成套设备研制成功，通过鉴定。
1982年5月9日，总书记在一个文件上，对国产1.5万吨／年涤纶抽丝设备的试制工作，作了重要批示：“这可以算一项先进设备的攻关项目。这套设备明年成功以后，应考虑公开表扬，长志气，鼓干劲。”批示有力地推动了这套先进设备的研制工作。
1986年4月2日，年产1.5万吨的大型涤纶短纤成套设备，在江苏仪征化纤公司通过部级鉴定。鉴定结论为：“这套设备设计合理，运行稳定，产品质量和主要运行指标都达到了当代国际水平。”
这次攻关成功极大地鼓舞了我国纺织工业坚持自主创新，瞄准国际先进技术。加快化纤设备国产化的信心。去年我国化纤产量已达2414万吨，占全世界产量的一半。以大容量、高起点、低投入，全部国产化的聚酯及配套的长短丝工艺、装备、工程为代表的具有国际竞争能力的先进化纤产能占到总能力的70％。
18、1986年10月24日，国务院召开121次常务会议，会议决定将服装工业划归纺织部实行行业管理。
解放以后，我国对工业实行工业行业管理。纺织是个独立的部门，而与纺织密切相关的服装行业则在轻工业部手工业局管理，纺织服装不能很好地协调发展。1986年10月24日，国务院召开121次常务会议，专题讨论扩大纺织品出口，振兴纺织工业问题。会议指出，纺织品是我国今后一个时期增加出口创汇的重点，必须采取切实有效的政策和措施，进一步解决纺织行业的困难，尽快把纺织品出口搞上去。同时决定，把服装和丝绸归口纺织工业部实行行业管理。国务院办公厅11月29日发出通知，从1987年开始，服装行业计划转到纺织部门，轻工部所属服装工业总公司成建制地移交给纺织部，各地轻工系统所属的服装工业公司和企业单位的移交时间，由各地人民政府根据本地实际情况，自行确定。
国务院认为，将服装行业归，纺织工业部实行行业管理，这一体制上的调整，有利于更好地发挥全行业的综合优势，对提高我国纺织品加工深度，扩大纺织品出口和满足人民需要将产生深远的影响，实践也充分证明了国务院这一决策的正确。服装工业与上中游的棉、毛、麻、丝纺织以至化纤工业，逐步做到相互促进，协调发展，形成显著的多赢局面。实行“大纺织”行业管理对提高服装行业的工业化水平，促进面料行业发展，扩大服装出口，满足国人民日益提高的消费水平，起到了重大作用。
19、1987年，国营西北五棉大规模引进国际先进水平装备，进行技术更新改造。
1987年，国营西北第五棉纺织厂针对国内外纺织品市场的发展趋势，围绕替代进口、扩大出口，用新技术、新工艺、新装备改造传统产业，加大产品结构调整力度，以建立国第一条生产床上用品面料生产线为目标，实施了棉纺织重点技术引进改造项目，投资一亿多元人民币，从日本、比利时引进227台2.8米及3.6米宽幅喷气织机及配套设备，同时从德国、瑞士引进织前工序的关键设备――祖克浆纱机和贝宁格大卷装整经机，一举形成了国最大规模的宽幅织物生产基地。
西北五棉此举，开创了国内棉纺织行业大规模引进当时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织造装备进行技术更新改造工程的先河。不仅使该厂在产品结构上实现了重大调整，为增加经济效益奠定了基础；也为后来全国各地纺织企业的纺织技术装备引进树立了典范，加快了用先进技术改造传统产业的步伐，加速了企业实现产品结构的调整和升级。同时还对国应用研究喷气布机相关技术，促进消化吸收和装备国产化起到了积极地推动作用。
20、1988年5月10日，我国第一所全国性的以服装科学、工程、艺术为主体的服装教育高等学府――北京服装学院诞生。
20世纪80年代，随着服装行业的快速发展，人民群众服饰水平的提升以及出口的不断扩大，使得对服装人才、特别是高级人才需求越来越强烈，为适应服装工业的蓬勃发展局面，经国家教委同意(1987年10月)，纺织工业部将已有二十几年历史的部属院校北京化纤学院改建、扩建并更改校名，建成“北京服装学院”。1988年5月10日举行命名典礼大会。国家副主席王震和陈慕华等领导同志出席命名典礼大会，纺织工业部部长在大会上敌辞。
北京服装学院的建立，足纺织系统落实“科教兴国”国策的具体部署。二十几年来，北京服装学院培养出大批从事服装科学、工程、艺术事业的设计师、工程师、艺术家，以及各种相关学科(纤维材料、纺织品加工、服装企业管理等)的专家、科学家、企业家。由于北京服装学院的建立，完全符
21、1988年7月，第一届中国国际纺机展览会在北京举行。合形势和市场的需求，引发了全国各地众多高校相继创设服装院、系、专业的热潮，很好地解决了服装工业的人才培养问题。到目前为止，全国有上百个高等院校中设立服装及其相关专业。
由纺织工业部和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共同主办的第一届中国国际纺机展览会在北京举行。田纪云、宋任穷、廖汉生、荣毅仁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参加了开幕式。来自世界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520家厂商，带来了510多台先进的纺织机械和仪器参加了展出、我国也有60多个纺机厂展出了60多台设备。展览会在纺织行业引起强烈反响。
这次展会是改革开放以后，纺织行业首次举行的大型国际展，它不仅使我们近距离的看到了国际先进的纺织机械，体会国际纺织先进水平与我们之间的差距，还使我们感到通过举办这种大型国际专
业展，可以更好地掌握信息，了解行业发展动向，充分进行国内外同行业之间的交流，开阔思路，还可以结成贸易伙伴，开展贸易，走出国门，走向世界。随后几年，纺织行业的各类大型国际展览会、博览会纷纷开始举办。
22、1989年12月2日，中国首届最佳时装模特表演艺术大赛在广州落下帷幕。
1989年，中国首届最佳时装模特表演艺术大赛在广州花园酒店举行，叶继红夺冠，并评选出了十佳模特。当时正在珠江开会的国务院副总理陈慕华带领十几个部长前来参观了比赛。这让欠赛成为中国模特发展史上第一次公开的实际意义上的全国性模特大赛，是国第一次具有权威性的大规模时装模特比赛。我国纺织服装业的发展逐步与世界接轨，正在奔向小康的中国社会已开始追求时尚、流行。
23、1991年12月21日，国务院纺织机械引进和国产化领导小组成立，开始了两机项目的技术引进国产化工作。
90年代初，我国纺织品一度大量积压，全行业进行限产压库，同时开展了技术改造工作。重点定在提高纱、布质量，迅速提高自动络筒机和无梭织机国产化水平。朱基副总理在1991年11月1日听取纺织工业部技术进步工作汇报时说：“现在的纺织设备不行，我再次讲，纺织工业部要把纺织机械制造工业摆在突出的地位来抓。要成立一个联合机构搞这项工作。把有关的工厂、部门、科研系统都吸收在一起。请经贸部、机电部、航空航天部、科委、中国银行等参加。”12月21日，国务院生产办副主任扬昌基同志宣布国务院纺织机械引进和国产化领导小组成立，并召开了第一次会议。在领导小组领导下，以自动络筒机、无梭织机为重点开展技术引进国产化、技贸结合工作。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1992年，先后有德国赐来福公司、日本津田驹公司、丰田公司、瑞士苏尔寿公司、意大利萨维奥公司等与申方企业签订了转让设计制造技术合同。
两机项目实施技贸结合，搞技术引进国产化，为我国加快提高纺织机械设计制造水平打开了一条路。1997年我国纺织机械出口只有1.49亿美元，2007年出口已达15.28亿美元，增长了九倍多。
24、1992年上海第二纺机股份有限公司等挂牌上市。
1990年12月19日，1991年7月3日，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先后开业。纺织行业也开始利用资本市场的尝试。1991年12月10日，上海市人民政府批复同意组建上海第二纺机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嘉丰股份有限公司、上海联合纺织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翌年，先后正式挂牌，并发行股票，为纺织企业进行股份制试点迈出了第一步。企业上市融资，成为纺织放业发展的一条重要道路，截止2007年末，我国A股上市的纺织行业上市公司达87家(扣除主业转型的公司)。
25、1992年11月3日，重庆市中极人民法院正式宣告重庆针织总厂破产。
重庆针织总厂始建于1950年，曾经发展成为西南地区最大的国有针织企业，拥有4000多万元资产，近3000名职工，在全国十大针织联合企业中排名第三。该厂历史上有过辉煌的岁月，也曾经为国家建设和重庆市的经济发展立下过不可磨灭的功劳。但是，在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的过程中，该厂作为独立的商品生产者的应变能力日益减弱。当经济体制改革日益深入。重庆针织总厂也就暴露了机制、体制痼疾，管理混乱、市场竞争不力等致命弱点。从1986年起连年亏损，债台高筑。到1992年申请破产时亏损已达2000多万元，负债8000多万元，负债率高达191％，被迫走上了破产的道路。
重庆针织厂的破产，是国有企业改革第二步的标志性事件。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国企再次松绑，国企改革深入产权制度，自负盈亏、自主经营的现代企业制度开始建立。通过明晰产权和实施关停并转，政府和企业的关系开始理顺，企业成为市场主体。从1995年起，国有企业的兼并破产工作出现了高潮，1996年，全国破产试点城市扩展到56个，1997年达到111个城市。2000年，企业破产工作基本全面推开。
26、1993年5月15日，主席在中南海接见世界著名服装大师瓦伦蒂诺、吉安弗兰科，费雷和皮尔・卡丹。
1998年5月14日，第一届中国国际服装博览会(CHIC)由经贸部和纺织工业部批准在北京开幕。主席在CHIC开幕的第二天，就在中南海接见世界著名服装大师瓦伦蒂诺、吉安弗兰科・费雷和皮尔・卡丹等，这是建国以来中国最高领导人首次接见国际服装界人士。在这届集国际上吏易模式、服饰文化模式、引导模式三位一体有中国特色的国际服装博览会上，三位世界大师展示力作，倾倒观众。已经有500年历史的天坛祈年殿第一次被灯光打亮，“世纪风”大型服装晚会在这里隆重举行，东方与西方，历史与今天，时空跨度大，文化反差强，令中外观众震撼。
主席接见三位服装大师，表明纺织服装业在产业界中的地位，设计在纺织服装业中的地位，充分得到我国领导人的认可。
27、1996年，杉杉集团花百万元高薪聘请设计师。
90年代，服装工业快速发展，1996年服装产量已经超过百亿件。设计、时尚、品牌，被越来越多的人们接受。1996年4月，全国服装行业工作会议在沈阳召开，时任中国纺织总会副会长的杜钰洲在会上提出了名师工程。下半年，杉杉集团在全国的一些报纸上以百万元重金向全国招聘优秀的设计师，并成功地聘到了当时国内最高水平的设计师张肇庆和王新元，全资设立北京杉杉法涵诗时装有限公司。为两位设计师提供了300万元／人，年的设计经费，被业人士认为“杉杉为他们设立的设计总部，投入的设计资金都堪与国际大企业媲美。”
杉杉此举在产业界掀起波澜，一些名企纷纷响应，一批时装设计师涌现出来，进一步促进了时尚设计氛围，推动了国时装设计的价值与设计师价值的提升。
28、1997年11月1日，朱基副总理在上海召开三省一市及中央有关部门负责同志会议，提出当前国民经济最重要的任务是加快国有企业改革，把亏损严重的纺织行业作为国有企业改革和脱困的突破口。
90年代中期，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许多国有企业不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情况愈来愈突出，全国工业国有企业处在极为困难的时期。仅纺织行业国有企业1996年亏损额达106亿元，全行业处在危机之中。1997年10月29日至11月1日，朱基副总理在上海进行调研，并于11月1日召开了上海、江苏、浙江、山东等三省一市负责同志的座谈会。他在会上指出，“当前，国有企业再不改革后果非常严重。国有企业的改革必须找一个突破口。这就是纺织行业。因为国有企业当中最困难的行业是纺织行业，如果能把纺织行业的改革和脱困解决好的话，中国国有企业的问题也就解决了。”
这次上海座谈会是中国纺织工业发展史上的一次重要会议。会后不久12月9日召开的中央经济
工作会议上正式确定“以纺织行业为突破口，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在国务院领导的亲自关怀下，纺织行业开始了三年压缩淘汰1000万落后棉纺纱锭，分流1211万职工，实现全行业扭亏为盈的攻坚战、并且全面启动了中国纺织工业的战略大调整，使中国纺织工业朝着产业结构调整、技术改造、扩大市场、加速出口、实现全面进步，迈出了坚实的步伐。
29、2001年2月19日，撤销国家纺织工业局，纺织产业协会全面登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历史舞台。
按照加强综合管理，取消专业管理的改革思路，第八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前，国务院_提出关于政府机构改革方案，并经全国人大通过，决定撤销国家纺织工业局等九个专业管理局，组建行业协会。
这次机构改革，标志着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纺织行业一直沿续52年的专业部门管理结束，原来建立的从中央到地方的专业管理体系也不复存在，而1998年建立的中国纺织工业协会进行改建，并且组织起已经建立的各专业协会、综合性协会及相关事业单位，形成一个部级纺织协会体系，全面登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舞台。这个部级产业协会体系以服务为宗旨，构建纺织企业和政府之间的桥梁，成为全国纺织行业的代言人。随着这次改革，地方各区域纺织行业组织不断完善。经过几年的努力。全国纺织行业协会组织逐步形成网状，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逐步开始发挥作用。
30、2001年12月11日，我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成为WTO的第143个正式成员。
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是我国政要开放进程中具有历史意义的一件大事。它标志着，中国承认世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现实性，决心全方位融入这一必然走向全球化的世界市场经济体系，也表明中国准备好了将在经济体制和机制上同世界接轨，接受世界市场经济制度的共同规则和竞争政策。
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对我国纺织工业关系重大。从1948年缔结的“关贸总协定”到1995年1月1日正式成立的世界贸易组织，一直把纺织品服装国际贸易列为重要议题。早在1973年，各主要纺织品服装进口国和出口国就在“关贸总协定”的范围内达成《多种纤维协定》。1993年12月，关贸总协定成员国在乌拉圭回合中达成的《纺织品与服装协议》，从1995年1月1日起生效，与“世界贸易组织”正式成立之日同步。由此可见其重要性。
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使深受配额限制之苦的纺织品服装外贸出口大大得益。先是赶上“分阶段取消配额”的最后三年，在2002年－2004年间得以初步释放能量(出口能量)；织品服装出口总额三年中增长83％，2004年达到974亿美元，2005年全面取消配额后(虽然对美国、欧盟仍有过渡期)，又得到新一轮大发展。2007年出口达到1756亿美元，比2004年增长80％，比2001年的533亿美元增长2.3倍，平均年增长22％。
31、2002年，中国纺织工业协会开展以产业升级为核心内容的纺织产业集群试点工作。
计划经济年代的纺织工业，主要靠计划布点发展，绝大部分企业都在城市里。改革开放以后，以县、镇区域经济为主的纺织产业集群地区快速发展。一村一品、一镇一品、一县一业，特色集群逐步形成，发展壮大，成为全国纺织经济的重要基础。但是集群地区在发展过程中，不同程度地存在各种问题；尽管有些集群很不错，但总体上讲，我国纺织服装产业集群地区发展还处在初级阶段。为了提升集群地区产业水平，促进地方经济和行业经济的发展，中国纺织工业协会战略性地进行了纺织产业集群的试点工作。2002年12月24日，命名了19个县(市)、19个镇为试点地区，得到了集群地区的热烈响应。6年来，试点地区扩大到了14s个(67个县(市)、78个镇)，这些地区共有17万户纺织企业，800万职工(基本是农民工)，纺织经济占全国纺织经济总量的40％以上。
纺织产业集群地区是中国纺织工业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是纺织服装产品的主要生产地，通过试点方式将集群地区组织起来。从服务的角度，进行引领、指导、协调、帮助，对摸清行业脉搏，反映行业情况，完善产业政策。促进行业经济健康发展，对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解决三农问题，促进地方经济发展，具有十分积极的作用和重要的战略意义。
32、2004年8月19日，由中国服装设计师协会和上海长宁区合作建立的上海时尚园正式开园。
在上海经济委员会的支持下，中国服装设计师协会联合上海长宁区人民政府利用原上海汽车集团离合器厂闲置厂房，建立起时尚产业园区。这个园区主要是利用上海优越的都市生活环境和丰富的国际商务资源，以设计师为核心创造先进生活文化和自主知识产权，促进原创品牌和都市时尚产业发展。上海时尚园围绕“原创品牌孵化、生活文化创新、职业技术培训和时尚信息”四大功能建设，一期工程7800平方米，已有包括平面设计、广告设计、电脑动漫设计、工业品设计、成衣设计、面料设计、形象设计和时尚传媒、职业技术培训、知名品牌公司等几十家机构入园。
上海时尚园开园后，党和国家领导人吴邦国、李长春、俞正声、陈至立以及五十多位省部级以上领导先后参观视察、指导。在都市产业结构进行调整，时尚创意产业日益成为各地争相发展的时候，上海时尚园给大家很好的启发和借鉴。
33、2005年5月31日，中国纺织工业协会社会责任推广委员会在京成立，《中国纺织企业社会责任管理体系CSC9000T》在纺织行业推广试行。
进入新世纪以来，企业社会责任是国外广泛关注的热门话题，特别是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纺织品服装生产国，企业社会责任问题格外被国外关注。由于我国纺织行业企业众多，对社会责任的认识程度不一，国家又没有自己的社会责任标准，许多纺织企业常受国外厂商重复验了之苦，因此，中国纺织工业协会在坚持以人为本，构建和谐社会指导思想下，把加强纺织企业社会责任建设当做一项战略性工作来抓。2005年5月31日，中国纺织工业协会联合160多家纺织骨干企业发出倡议，在全行业加强社会责任建设，并积极推广执行《中国纺织企业社会责任管理体系CSC9000T》。
纺织行业是全国各产业中最早开展企业社会责任建设的行业。《中国纺织企业社会责任管理体系CSC9000T》在制订过程中，得到国家发改委、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商务部、中华全国总工会等有关领导、专家的支持，成为全国第一个关于企业社会责任的标准。纺织行业开展企业社会责任建设，不仅提升了行业的内在竞争力，而且为国家在社会责任建设方面，在国际上树立了良好的形象。
34、2006年4月，杜钰洲会长提出纺织行业转变发展方式，加快产业升级，必须提高科学技术贡献率和品牌贡献率。
进入新世纪后，我国纺织工业进入了一个新的高速发展时期。中国纺织工业协会杜钰洲会长在
2006年1月全国纺织行业工作会议上总结“十五”纺织工业发展时说，“十五”期间是我国纺织行业发展最快、步于最大的五年，是中国纺织行业技术进步步伐最大的五年，是中国纺织行业质量效益提升最快的五年，是中国纺织行业市场活力发挥最充分的五年，也是中国纺织行业融入全球化倍受国际关注的五年。同时指出，用科学发展观审视“十五”期间中国纺织行业的发展运行实践，还必须清醒地认识到纺织经济发展中长期积累的矛盾和问题仍然很多。问题的集中表现，就是经济增长方式仍然粗放，集中体现在自主创新能力和发展自主品牌的实力薄弱……对纺织行业的发展前提，无论从外部条件，还是内部问题来分析，其唯一的出路就是尽快把纺织经济切实转入到科学发展的轨道
当年4月在2005～2006年度中国纺织服装行业竞争力会上，杜钰洲会长十分明确地指出，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转变发展方式，加快产业升级的紧迫性和重要性，我们必须把发展的重点放在依靠科学技术、依靠品牌、依靠职工的素质上来。提高科学技术对我们行业持续高速增长的贡献率、提高自主品牌对中国纺织行业持续高速增长的贡献率。
两个贡献率的提出，得到全行业的认可，成为行业发展的重要指导思想。
35、2007年1月19日，全国纺织服装专业市场联盟成立。
2007年初，来自全国各地50多家知名纺织服装专业市场的代表汇集广州，成立了中国纺织服装专业市场联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