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前台转正总结范文1
一、政治转型的基本思想
1.向历史交代，对历史负责
1978年5月蒋经国当选“总统”，成为台湾地区集党（此前已任中央主席）、政大权于一身的“政治强人”。蒋经国可以像一切专制者或威权者那样，握紧“枪、笔两杆子”，利用军警宪特镇压一切异见人士，固守“基业”，享尽特权。事实上，蒋经国在上任“总统”的最初几年仍实行威权政治，在继续振兴经济、厚植“国力”的同时，继续白色恐怖，维护。但是，蒋经国没有陶醉在台湾经济的腾飞和一呼百应的感觉之中。
1986年10月10日，蒋经国在“国庆”大会上，发表了著名的“向历史交代”的讲话，表示要对历史、对十亿同胞、对全体华人有个交代。1987年5月，副“总统”李登辉向应邀访台的美籍学者杨力宇提交了蒋经国“总统处理国家大政决策的基本原则”：“一、一切作为向历史交代，不在乎目前的毁誉，而在于将来历史上的评价。二、因应现实情势所作成之决定，常不受他人之影响左右。三、企图建立制度，求国家之长治久安，不求一时之方便。”（杨力宇：《向历史交代——蒋经国晚年的重大决策》）正是这种向历史交代、对历史负责的精神，使蒋经国力行政治革新，领导了一场不流血的“宁静革命”。对此，感慨道：“我们崇敬他，就因为他能突破家世、出身、教育、历练乃至意识形态的局限，务实肆应变局，进而开创新局，在这个意义上，他的身影，不仅不曾褪色，反而历久弥新。”（：《历久弥新的身影——蒋经国》）
2.尊重宪法，依宪治“国”
宪法是国家根本大法，是限制国家权力、保障公民权利的利器，是现代国家和社会的核心价值。台湾施行的《中华民国宪法》，于1946年12月25日国民大会通过，1947年元旦公布，同年12月25日生效。该宪法遵循在民的理念，明确了公民权利的保障，规定了五权分立和地方自治的权力制衡制度等。但因当局在台湾长期“”，使受到很大束缚，宪法基本成为掩盖的遮羞布。
蒋经国晚年多次强调要尊重宪法，依宪治“国”。1979年12月10日，蒋经国在十一届四中全会上强调，实行民主是“国家”政治建设应走的大道，必须继续向前迈进，决不容许后退。1984年3月蒋经国连任“总统”后表示：“当秉承宪法及大会赋予之职责，为‘国’效命，为民服务”。1985年8月16日，蒋经国接受美国《时代》杂志专访时说：“‘中华民国国家元首’依宪法选举产生，从未考虑由蒋家人士继任。”他声明一切按宪法行事，不允许任何违宪行为。据《下台内幕》一书透露，1985年12月25日，蒋经国在主持行宪纪念大会等三个会议联合典礼时，突然离开预先准备好的讲稿说：“现在，有两个问题，经国想做一个明确的说明：第一就是，‘总统’继承者的问题……下一任‘总统’，必然会依据宪法而产生……有人或许要问，经国的家人中有没有人会竞选下一任‘总统’？我的答复是，不能也不会。第二就是，我们有没有可能以实施军政府的方向来统治‘国家’？我的答复是，不能也不会。执政党所走的是民主、自由、平等的康庄大道，绝不会变更宪法，同时也绝不可能有任何违背宪法的统治方式产生。”这是蒋经国首次公开表态，断言力行宪法，排除军人干政，结束蒋家独裁。蒋经国还强调，要保障宪法前提下的公民集会、结社、组党权利。1986年10月7日他对美国《华盛顿邮报》发行人葛兰姆女士说：“我们向来都理解人民有集会及组织执政团体的权利。不过，他们必须承认宪法，并且认同根据宪法所制定的‘国家’体制……不得从事任何分离运动——我所指的是‘’运动，如果他们符合这些要求，我们将容许成立新党。”（《蒋总统经国先生言论著述汇编》第15辑第417页）当时在现场传译的回忆说，当他把蒋经国所说的“开放政党合法登记”等关键词翻译给访客时，他好像触电一样，产生了一种“我们正在改写历史”的强烈感觉。
3.顺应“社会变迁和民心潮流”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民主浪潮席卷全球。在亚洲，韩国民主斗士金大中与其他民主人士一道，誓死反抗李承晚、朴正熙、全斗焕独裁政权。1986年2月菲律宾独裁者马科斯政权被，更成为影响世界的重大事件。在台湾，1979年12月10日，以《美丽岛》杂志社成员为核心的党外人士，在高雄市组织数千民众举行纪念“国际人权日”集会游行，民众高呼“打倒特务统治”、“反对”等口号，要求民主与自由。军警奉命镇压，酿成双方近200人受伤的“美丽岛事件”（或称高雄事件）。
1986年3月底，蒋经国在十二届三中全会上提出了“政治革新”的主张，强调“要以党的革新带动全面革新”。会议决定调整政策，包括解除、开放报禁、实行地方自治法制化、推动党务革新等。台港舆论界一致认为“以今春的十二届三中全会作为契机，也下了求变的决心”。毫无疑问，这些“新政”的实施，必会推动向现代民主政党转型。不解、怀疑、阻力的存在是必然的。蒋经国在一次中央委员会执行委员会上明确作答：“时代在变，环境在变，潮流也在变，因应这些变迁，执政党必须以新的观念，新的做法，在民主体制的基础上，推动革新措施，唯有如此，才能与时代潮流相结合，才能与民众永远在一起。”（《蒋总统经国先生言论著述汇编》第15辑第323页）蒋经国努力顺应时势和民意这一点，对其属下影响至深。宋楚瑜回忆说：“跟随经国先生十四年，有幸与闻机要，参与变革，我所学到与体认到最深刻的事情就是：‘为政者要从民众的角度看问题。’我们不要光从政府或政党的角度看问题，政府不一定全是对的，民众的声音常有它的道理。我们只要以民众的角度来理解问题，七八成的事情都能顺利推动，并得到民众肯定。”（宋楚瑜：《蒋经国先生的改革之路》）
4.以“国家”和民族利益为重
晚年蒋经国的眼界已超越了个人、家族、党团利益，用其手中之权努力推动社会民主化。1986年9月28日，民主进步党（简称“”）在台北正式成立，因当时“”未开，从程序上属于非法。一些要员要求对施以镇压，情治部门也向蒋经国提交了抓捕名单，但蒋经国没有批准“抓”、“杀”，他忠告这些人：“使用权力容易，难就难在晓得什么时候不去用它。”他强调：“应采取温和的态度，以人民、‘国家’安定为念处理事情。”他指出：“党追求民主的基本方针、原则不能因客观情形的变化而改变，必须维持下去”。（李登辉1986年9月30日日记，见台湾《中央日报》1993年12月2日）蒋经国默认成立，这是台湾政治转型的重大突破点，对此，一些人是难以理解的。1986年10月，蒋经国在中常会上再次强调：“个人的生死毁誉并不足惜，重要的是‘国家’、民族的命脉。”“凡执政党同志，应以中国一向大公无私，为‘国’为民的诚意和开明的豁达，积极求进的作为，与所有爱‘国家’、爱民族的人共同努力”，以“使民主更充实、更完美”。
5.“世上没有永远的执政党”
蒋经国推行的民主改革，必然触及各方既得利益者的特权，招致种种反对和阻力。在蒋经国签署解除“令”前后，内许多人向蒋经国提出质疑，担心开放报禁之后，会否丢掉权杖？会否就此亡党？会否“天下”大乱？……“国策顾问”沈昌焕提醒蒋经国：“这样做，可能会使我们的党将来失去政权！”蒋经国淡定地回答：“世上没有永远的执政党。”蒋经国还说过：“世上没有万年的执政党，即使被人民选下台，将来政绩好了，仍然可以再被选上。”在2000年大选时，被多数台湾民众抛弃，成为在野党。下台后，经过痛定思痛，割痈去疽，在2008年被台湾民众重新举上执政之位，验证了蒋经国的预言。
二、蒋经国关于政治转型的主要措施
蒋经国不仅有上述政治转型的基本思想，而且采取了一系列政治转型的措施，推动了台湾社会的政治转型。
1.调整决策机构
为了推动政治转型，蒋经国根据对“政治革新”的态度调整领导成员，提升开明派力量。十二届三中全会后中常委撤换了4人：撤下的是孙运璇、马纪壮、阎振兴和赵自齐，换上的是李焕、吴伯雄、施启杨和陈履安。这一措施，减少了中常会内部对“政治革新”的阻力，为政治转型创造了决策层条件。
2.组织“革新小组”
要实现政治转型，必不可少的工作之一是设立专职机构，加强民主研究，指导民主实践。蒋经国从中常委中选出严家淦、谢东闵、李登辉、谷正纲、黄少谷、俞国华、倪文亚、袁守谦、沈昌焕、李焕、邱创焕、吴伯雄12人，组成“革新小组”，专门研究“政治革新”。蒋经国要求他们：“先选择最重要的来做，而且要快做，不要拖。”
3.解除“令”
1949年5月台湾当局和台湾警备司令部颁布“台湾地区紧急令”，规定“严禁聚众集会罢工罢课及游行请愿等行动”；“严禁以文字标语或其他方法散布谣言”等。
蒋经国指示“革新小组”：“问题应列为第一优先”，“应朝解除及准许新党成立的政策方向前进”。1986年10月，中常会根据蒋经国提议，以举手表决方式通过“解除”决议。1987年7月15日，蒋经国公布施行“国家安全法”，同时正式解除在台湾实施了38年的。蒋经国指出：“‘解严’将使台湾迈向一个更民主、更自由、更进步的时代。”解除“”，是保障台湾人民的权益、实现台湾民主化的关键措施。
4.开放“”
即恢复民众结社自由权力，准许成立包括政党在内的政治团体。早在1979年“美丽岛事件”发生前后，蒋经国就曾有与党外反对者沟通的安排，据宋楚瑜回忆：“当党外运动崛起，经国先生知道民主化已不可避免，我开始介入与党外和各种反对势力沟通。”（宋楚瑜：《蒋经国先生的改革之路》）1983年，蒋经国在接受联邦德国记者采访时，公开承认党外反对运动对社会进步有助益。1986年9月初，蒋经国对美国记者表示已在研究开放问题。1986年10月，中常会在通过“解除”决议的同时，通过开放“”决议。
正式解除“”、“”后不久，台湾就有60多个政治团体申请注册成立政党（其中20个获得通过）。截止到1991年底，登记注册的社会团体多达137个，未登记的党派和政治团体也为数不少。
5.开放“报禁”
言论和出版自由是最基本的人权，《中华民国宪法》第11条规定，“人民有言论、讲学、著作及出版之自由”。但在“”期间，这些自由在台湾地区并没有完整履行。
蒋经国主政后对媒体界较为宽容，《八十年代》《美丽岛》等党外政论性刊物都被允许出版。1988年元旦亦即蒋经国过世前13天，在蒋经国的指示下，正式解除“报禁”。从此，自由媒体不再被视为起哄闹事、“动摇国本”的“乱源”，台湾进入全新的资讯流通时代。
到2007年9月，台湾拥有报纸2273家，广播电台178家，通讯社1260家。到2010年7月，杂志达7088家。1990年台湾允许私人开办有线和卫星电视企业，至2005年台湾已有63个有线电视系统。
6.“革新党务”
为适应解除“”、开放“”、开放“报禁”后的新形势，必须改进的工作，把转型为现代政党。蒋经国强调“党务革新”是“政治革新”的关键，而“党务革新”的重点，“最要紧的是放弃自私自利的观念，纠正心理上的错误”（《蒋总统经国先生言论著述汇编》第15辑第336页）。在蒋经国努力“提高党的竞争能力”的要求下，从思想、观念、组织、训练等各方面进行了重新规划和改进。经“置之死地而后生”，今天已脱胎换骨，成为新型政党。
1988年1月蒋经国逝世后，由他开创的政治转型事业继续深入。1991年4月，台湾制订了“宪法增修条文”，废止了“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1992年5月，废止了“阴谋内乱罪”和“言论内乱罪”。1994年12月，省长及台北、高雄市长直选。1996年3月，首次“总统”直选。
今天的台湾，民主竞选、分权制衡、舆论监督、结社自由、地方自治，被称为是“亚洲和世界民主的灯塔”（美国总统布什2008年3月22日致贺函）。
行政前台转正总结范文2
剑指巨额顺差
加工贸易限制措施被认为是与出口退税下调一脉相承的配套政策。历史上，出口退税调整和加工贸易政策也曾作为我国宏观调控的措施，同时被使用。2006年9月14日财政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商务部、海关总署、国家税务总局五部门联合发出通知，自9月15日起，我国调整部分出口商品的出口退税率，同时增补加工贸易禁止类商品目录。今年，国家短时间内频频出台宏观紧缩政策，专家认为最主要的原因是想抑制巨大的贸易顺差继续扩大。
自2005年年中以来我国对外贸易顺差保持了持久的“一路狂飙”态势，不断扩大的数字引发了大量国际纠纷。2005年全年1018.8亿美元的贸易顺差就引发国际社会对中国经济政策调整和人民币汇率改革的巨大压力。而即使人民币不断升值，国家也采取多种抑制出口的措施，贸易顺差依然在飙升。
海关总署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出现贸易顺差1125.3亿美元，比去年同期增长23.3％。而在8月18日的中国经济发展高层论坛上，商务部副部长于广州“今年中国贸易顺差可能世界第一”的表述更令人吃惊。他预测，目前中国出口总量排在德国、美国之后位列世界第三。根据测算，2007年极有可能超过美国，成为仅次于德围的世界第二大出口国。数据显示，去年中国出口总量与美国差距不足700亿美元。如果以现有增速计算，今年中国出口将可能超过美国500亿美元。
加工贸易不仅在中国过出口总额中占据近半壁江山，而月还是目前中国贸易顺差的最主要来源。数据显示，2006年，我国加工贸易进出口总额达8319亿美元，占同期过出口总额的47％，贸易顺差1889亿美元，超出了1775亿美元的贸易顺差总额。中国商务部副部长易小准曾经说：“如果扣除中国的加工贸易顺差，中国对美国的顺差立刻会减少91％。”
从此次贸易政策调整的内容看，实现调整目前的外贸增长方式和加快中西部梯度转移是主要目的。另外，如果只调整出口退税政策，对于从事一般贸易的企业是不公平的。例如企业可以在出口退税被调低之后，通过人量进口原材料，转做加工贸易，来规避出口退税调低来的损失。目前中国外贸出口大量来自加工贸易，2007年上半年加工贸易进出口4409亿美元，占全国外贸进出口总额比重为45％，仅仅调整出口退税率，已经无法对减少外贸顺差和贸易纠纷产生实质性影响。
加压资金周转
按照新政规定，对列入限制类目录的加工贸易商品，将实行银行保证金台账“实转”管理，即企业开展限制类商品加工贸易，在合同备案时，须缴纳台账保证金；企业在规定期限内加工成品出口并办理核销结案手续后，保让金及利息予以退还。
据业内人士介绍，保证金返回具有滞后性，要视企业的生产周期而定，如果从进料到制成出口需要一年，那么这笔钱就要押一年。有业内人士测算，加工贸易企业的出口成本有可能会因此骤然上升30％。仅纺织服装、鞋帽、箱包等轻纺行业的加工贸易企业需要缴纳的保证金就达到200亿元。
专家认为，这对资金充裕的大企业来说影响还不明显，但是对资金少、产品档次较低的小型加工企业冲击很大。
广东丝绸集团副总经理王勇力表示，保证金实转后，企业必须具备充足的现金流，而不再像以往仅采用挂账核销便可完成，这一政策对于广东一带大量来料加工纺企影响明显。同时，出于之前“空转”时并无实际资金缴纳，部分企业将原料进口后改做内销，容易造成国家税收损失，新政策对于减少这现象亦有帮助。
同时有企业表示，虽然存产品出口以及合同核销后，企业能够从银行拿回这笔钱以及相应利息，但是与以前相比，将大帽增加资金周转压力，“而且，何时能够拿回这笔钱，要视企业的生产周期而定。”王先生说。与此同时，未来政策走向预期也让一些中小纺企负责人颇感忧心。他们认为，下一步可能出台的调整力度所产生的负面效应将难以估计。
外资企业大受冲击
相比起其他出口企业，外资企业对这一政策的敏感度更高。我国加工贸易行业已经发展了20多年，现在正处于高速上升阶毁。统计显示，2007年上半年我国加工贸易额同比增长33％。其中，外资企业在加工贸易中占据着主导地位，在我国的加工贸易企业中，有80％是外资企业，尤其是港资、台资数量众多。商务部副部长魏建国透露，港澳台资企业是内地加工贸易的投资主体，目前从事加工贸易的港澳台企业已达6万家，占港澳台企总数的65％。
以港资企业为例，香港大珠三角商务委员会近期报告《内地加工贸易政策对香港的影响》指出，超过1万家在珠三角投资的港资企业可能停产或收缩。根据香港工业总会的最新数据，目前在珠三角投资的香港企业中，15.5％属于一般贸易，34％属于进料加工，47.4％属于来料加工，3.2％属于其他方式。在对珠三角港资企业的调查中，有55.3％的企业表示，如果在进口原材料时要缴付全额的关税和增值税作保证金，实行台账“实转”，将对流动资金构成沉重负担。有10.5％的企业表示，如果所需原料件被列入加工贸易禁止类，将会因成本上升而导致停产或收缩。有73.2％的企业反映，可能会不适应而被迫结业或收缩。按此推算，最坏的情况可能导致1万家港企停产或收缩，劳动力就业形势将更为严峻。
香港丰和投资有限公司在广东大朗投资了一家纺织厂，董事长丁先生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新政策让企业感到压力很大，而对于如何采取措施应对，丁总说要看看同行怎么做再做决定。同时他说他不会考虑往中西部转移，原因只有个――成本太高，风险太大。而且他觉得在内地投资纺织，赚钱已经越来越难，如果成本继续增加，他将考虑从纺织行业撤出。
推进西进
此次政策调整对东部和中西部地区实施了差别政策：东部地区新设立的外贸企业，不予批准限制类商品加工贸易业务，而中西部地区A类和B类实行银行保证金台账空转管理。
商务部有关人士表示。如此安
排主要是为了引导加工贸易向中西部梯度转移。有数据显示，2006年中西部地区加工贸易出口额仅占全国的2.6％。目前中西部地区还保留原来“空转”的政策，而且商务部正会同有关部门研究鼓励中两部地区承接东部地区加工贸易转移的措施，这符合国家产业转移的思路，即梯度转移，东部做高端，中西部做两端。
据记者了解，浙江、厂东已有部分企业考虑到中西部建厂，但是受到原先已有由西部投资建厂的“前辈”们的经历影响，这种转移表现出疑虑重重。中西部在产业配套、运输成本、物流效率、营商环境等诸多方面于东部沿海还存在不小差距，这些都影响着“西进’者们的决策。“不考虑其他投入，我怕的是工人，当地工人能否像现在所用二人那样是我最担心的”，宁波一家棉纺企业老总说。另外，一些企业认为，与其为了这一单一的加工贸易政策而大笔投入“西进”。还不如直接投资海外，东南亚是他们的首选。“隔三差五的新政策我们真的有点招架不住，而且中国出口形势短期内不会改变，国家还会出台政策的，所以还不如到海外建厂算了”，一位企业人士告诉记者。
据广州市台资企业协会会长吴振昌称，至少有40％的企业会因新政的实施而无法承受成本增加的压力，因此而关闭或转移。大部分台商不会因差别政策而转移至西部发展。他们认为中西部优惠政策持续时间还不确定，在西部建立整条产业链是具有一定投资风险的。
但是不管企业是否考虑西进，大多数企业表示以后会更注重内销市场的开拓。
顺势而为
人民币升值、出口退税下调、生产成本上升……本已深处困境的出口企业对于加工贸易新政普遍感到难以适应。新政策一出台，香港工业总会就召集150家港企，港商在会上提出问题三要集中在两万面，一方面是新政将台账保证金从“空转”变成“实转”，要求企业拿出一大笔资金来当保证金，这对大多数在内地设厂的香港中小企业在资金周转方面压力非常大，企业希望政府对所征收的台账保证金实转额度的要求有所放松；另一方面是在内地设厂的港企几乎都是采取OEM(贴牌生产)模式出口，在自主创新和自创品牌方面比较薄弱，一下很难立刻转型，希望政府能推迟新政执行的时间，令企业有一定缓冲期来适应。
对于新政策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商务部已会同海关总署、国家税务总局专程到广东进行调研。
对此，梅新育认为“抱怨不如顺应”。他认为，我国加工贸易存在的众多问题，加工贸易基本上为贴牌生产，技术含量和增加值较低以至于中国加工贸易环节在整条产业链的利润总额中只能量到10％左右；外资企业把持加工贸易，内资企业参与机会少，越是高端产品这种现象越严重。国家紧缩政策的出台必将促使这种格局的改变。
行政前台转正总结范文3
台湾政治近年来发生急剧变迁。人们都注意到台湾政治的民主化转变。而台湾民主化的一重要表现是******面临并接受了反对党民进党的竞争。很少有学者预测到这一巨变,因为人们很难想象具有列宁主义背景的******会发生转变。本文正是要研究******在台湾如何从一个极权的政党转变为竞争型的政党。
对此问题,许多学者提出不同的见解。白鲁恂(LucianPye)认为台湾可能是现代化理论的最好明证,因为它证实了经济发展必然带来多元化和政治民主。1自民进党发展壮大以后,有学者将台湾的政治转型归功于反对党的出现。也有学者将台湾的政治转型归功于蒋经国,中产阶级的兴起,或国际压力等因素。
上述解释各有利弊。笔者认为任何单一的解释都不能说明台湾的政治转型。笔者在承认上述解释的贡献的同时,试图强调******在台湾的政治转型中所起的重要作用。笔者认为如果没有******的主动引导,适应挑战和妥协,政治转型将十分困难或充满暴力。******的转变经验不仅对理解第三世界的政党政治之发展,而且对充实政党政治之理论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将比较******在三个时期的表现:硬威权统治时期(1950-70),软威权统治时期(1971-85),竞争民主时期(1986--)。2本文着重探讨两个方面:******对反对党的政策,及******内派别斗争和党内民主化。在探讨******的发展之前,让我们先介绍一些有关政党政治的理论。
二,相关理论
关于政党政治与政治发展的理论相当丰富。萨托里(GiovaniSartori)为我们提供了政党政治体系的分类。亨廷顿(SamuelHuntington)则专门对一党制的发展提出理论。麦克弗森(C.B.Macpherson)提出一党制下党内民主的假设。萨氏将政党制度划分为两大类:非竞争型与竞争型。非竞争型包括极权的,威权的和实用主义的一党制。竞争型包括一党独大制,两党制和多党制。他认为由非竞争型过渡到竞争型政党制度是十分困难的。一党制难于自我转变,也难于和平地转变为竞争型政党制度。3
亨廷顿认为,革命的一党制会随着政权的稳固而转变为成熟的一党制。成熟的一党制有以下特点:1/意识形态的重要性降低;2/政治领导趋向官僚化和制度化;3/知识分子批评政治,而不参与政治。他也认为一党制难于自我转变。4
在大陆和台湾都有人认为党内民主会带来国家政治的民主化。但是关于党内民主的理论较少。有学者认为党内民主可以减轻一党制的负面影响。5麦克弗森认为,列宁主义式的党国体制本身是非民主的,但是一党制在三条件下可成为民主制:1/充分的党内民主;2/任何人都可作党员;3/党内参与的要求不至于过高。如果具备了这三个条件,即使是一党的政治体制也可以称之为民主制。6
上述政党政治理论有助于我们理解台湾的政党政治发展;而以下各节将显示,台湾的政党政治发展经验也将丰富政党政治理论。
三,硬威权统治时期(1950-70)
******的组织体制与其成立时的渊源有紧密联系。在1920年代******建党之初,苏联顾问在党的革新方面起了重要作用。之后,******与共产国际保持联系。******在组织体系上成为一列宁主义式的政党。这一体系是一等级制,其基础是地方组织,然后有区,县,省组织,最后是全国总部。地方党代会选出中央领导机构,但实权则在中央委员会的常委会。常委会以党的总裁或主席为首。蒋介石自1938年始任******的总裁直至其于1975年逝世时为止。
蒋介石认为******在大陆失败的原因是自身组织的涣散。所以******到台湾伊始便进行了改造。1949年5月,蒋任命10名亲信组成临时小组,研究党的改造措施。蒋所规定的改造原则为:******为一革命民主政党。实行民主集中制。
3.******对全社会实行政治领导。
4.党员须信仰三民主义,服从党的纪律,执行党的政策。
5.党员应包括农民,工人,青年和知识分子等各阶层人士。7
改造后的******有三万个基层组织。党组织深入到台湾的村落,政府单位,学校,企业和军队。农会,工会,商会和****青年团都由******控制。在军队中还实行了政委制。1952年10月10日,******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宣布结束党的改造,并选出蒋介石推荐的中常委。中常委中无一人是台湾本省人。蒋本人身兼总裁,总统和三军总司令。经过改造,******享有了对台湾社会的全面控制。******公开实行一党政策。1949年生效的临时条款实际上剥夺了反对党的生存权。随******到台湾的中国青年党和民主社会党成为******的傀儡。新的政党不得成立。1950年代末,一些知识分子和******内有自由主义思想的人士出版了自由中国评论,鼓吹台湾的民主宪政。1960年,其核心成员雷震企图成立中国民主党,遭到******的镇压。雷震本人被判刑十年。8其后,岛上有组织的政治反对运动销声匿迹达10多年。党外无党,党内无派。大陆时期的派别有的未跟随蒋去台湾,有的被蒋介石在党的改造过程中统统消灭,如CC系。蒋介石除了排除异己之外,还刻意提拔其子蒋经国出任各种要职,以加强控制******,青年团和军队。******的高压政治使这一时期的台湾显得格外沉静。
尽管这是一个政治极权的时期,但是******具有的其他一些特征决定了它日后的发展。首先,******拥护私有制。其次,******至少口头上不拥护阶级专政。再次,此时的******实行了地方自治。最后,权力集中及正确的政策带来高速经济增长,为以后的民主化奠定社会经济基础。
四,软威权统治时期(1971-85)
1960和1970年代,台湾经济快速增长。台湾中产阶级随着经济发展而兴起。地方选举造就一批台湾本省人的政治家。面对参与的压力,******在蒋经国的领导下兼用镇压与政治收买和自由化的手法。
反对******的声音首先出现于1971年的保钓运动。这一最初反对美日勾结出卖我国领土的运动发展为批评******对外软弱对内****的运动。******对此采取了容忍的政策。在七十年代的后半期,美丽岛杂志成为反对派的中心。反对派成立了党外选举后援团。1979年12月10日,美丽岛杂志在高雄组织示威游行,引起骚乱。******逮捕美丽岛杂志的主要领导人,并处以较重的刑罚。但是,另外一方面,******开始实行政治自由化政策,扩大民主选举。9
在1980年的选举中,******与党外在幕后达成协议,******将尊重反对派,而反对派答应不公开宣扬敏感问题(****)。10党外的候选人在竞选中要求更大的个人自由,结社自由和主要行政职位的直接选举。党外运动为反对派的组织化作出一系列的努力。在1985年的地方选举中,******与党外又有默契。但是******仍不允许反对党的正式成立。
值得注意的是,******内发生重要变化。派别活动仍不允许。蒋经国的用人标准之一是所用之人缺乏派别背景。李登辉被蒋经国提拔为副总统就是因为李在台藉精英中是唯一没有派别色彩的。******内的重要变化在于该党的本土化。蒋经国对于******的本土化起了重要作用。就******中央常会的名单来看,10届4中全会产生的中常委中,台籍的中常委有谢东闵,徐庆钟和林挺生三人,11届1中全会增加蔡鸿文一人,11届4中全会增加林洋港,邱创焕,林金生,李登辉,洪寿南等人,成为9人,占27位中常委的三分之一。11越来越多的本土人和年轻人被提升到领导岗位。自1970年始,越来越多的台籍党员主持地方党部,到1977年,县市党部主任委员中近一半为台籍人士。蒋经国的亲信李焕在主管******组织部期间提拔了大批年轻,有学识和具有自由主义思想的人才。这批人中因有许多海外归国的学人,因此被称为洋务派。此派可以陈履安,关中,郑心雄为代表。1987年,李被任命为******秘书长,预示着******内开明势力的壮大。12
五,竞争民主时期(1985年以后)
七十年代以来的政治自由化终于带来了1986年的民主突破。与其传统的镇压与收买的手法相反,******开始主导台湾的民主化进程。
1986年3月,蒋经国在******12届3中全会上宣布,台湾实行宪政民主的时机到了。他任命12位中常委,审查主要政治问题并草拟改革方案。为了使党外合法化,蒋总统亦指导******与党外领导人展开对话。
为了抢在******的前面,135位党外领导人于1986年9月28日单方面宣布成立民主进步党。这一作法与宪法临时条款相抵触。司法部对民主进步党提出指控,政治危机一触即发。但此时蒋经国宣布,戒严和党禁即将解除;只要政党不违反中华民国宪法,不拥护共产主义和不搞****,就可以成立。民进党遂于11月召开代表大会并通过党章。13
1986年12月,民主进步党与******作为两大主要政党同时参加全国大选。民进党赢得立法院12个席位和国大的11个席位。******分别赢得59和68席。1986年的选举显示,以******为主导的竞争型政党制度开始在台湾成形。
1989年底的大选是解除戒严后的第一次选举。民进党取得合法的政党地位。许多海外的****分子返回台湾试图参加竞选。民进党公开举出****的旗帜作为竞选口号。民进党的竞选策略是使选民相信要使台湾民主化,就要支持民进党。民进党强调要建立建基于民主自由之上的政治秩序,要建立真正的民主,保障公民的权利。此外,民进党把工作重点放在基层,试图以"地方包围中央"的策略赢得选战的胜利。******的选举策略则着重于宣传******对台湾经济奇迹的贡献。选举结果,在立法院方面,******得72席,民进党得21席,其他党派和独立人士得8席;在省议会方面,******得54席,民进党得16席,其他7席;在县市长选举方面,******赢得14个,民进党赢得6个,其他1个。******虽然仍赢得多数,但却是40年来得票率最低的一次。民进党则获得明显进步。尤其是在立法院方面,民进党比1986年多得9席,达21席。这对民进党来说是一重大突破,因为在立法院提出议案需要20席的基数。******承认选举结果,并试图总结经验教训。此次选举显示,竞争型政党制度在台湾得到确立。
1992年底的选举继承了台湾近年来政治发展的大趋势。它再次显示台湾竞争型政党制度趋于成熟。******的优势地位受到民进党进一步的严重威胁。民进党的选举策略趋于务实。台湾民主制度已成为明显的事实。
与此同时,******内也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蒋经国于1988年逝世后,强人政治结束。党内民主呼声高涨,派别斗争表面化。起初,派别斗争表现为新老代际与保守与革新派之争。党内老人疑惧民主改革,害怕******失去其统治地位。其代言人是蒋介石的遗孀宋美玲。保守派试图剥夺李登辉的政治继承权。改革派则积极推动民主改革,并以此主张争取在党内的更大权力。在******13全上,以李登辉为首的新生代与革新派获得明显成果。李登辉获选为******主席。保守派的得票率低落。许多革新派人士进入中委会。中委会平均年龄为58到60岁。其中44%具有博士或硕士学位。14
大会的另一特点是党内民主得到加强。首先,在出席大会的代表的选择上,******做了民主的努力。中央试图尽量反映地方党组的愿望。******组工会要求代表的选择过程要比以往更民主和更具有代表性,并要求大多数代表要由选举产生。组工会还鼓励党员主动竞选。其次,传统上,******主席独自提名中委会候选人;而在此次大会上党主席提名180人,普通党员也可提名180人。参加会议者享有较大的发言权。
赢得对保守派的胜利后,革新派分化为松散的主流派和非主流派。主流派以李登辉和宋楚瑜为首。非主流派包括各种不满李登辉的人物,主要成员有蒋纬国,郝柏村,李焕,林洋港等。主流派将主要任务定位于稳固自己的权力;非主流派则坚持党内民主的口号,企图以此分享主流派的权力。两派在1990年2月的临时中央全会上围绕着总统和副总统候选人的选举方式而发生激烈冲突。主流派主张举手表决。非主流派坚持票选。非主流派指责秘书长宋楚瑜操纵选举。最后虽以举手表决的方式以99对77票通过候选人名单,非主流派显示出强大实力。15
******的分化还表现在各种基金会的成立上。******内有实力的政治家纷纷成立基金会,以支持自己的政治事业。主要的基金会有与李登辉关系紧密的国策中心;以前任省议会议长高育仁为首的二十一世纪基金会;及魏镛创立的前瞻基金会。而各种基金会中最具有派别色彩和政治功能的则为1990年11月10日成立的民主基金会。该基金会网罗了一批具有新保守主义思想的政治家,知识分子和企业家。基金会主席为******前副秘书长和组工会主任关中。他因承担******在1989年选举中受挫的责任而被主流派排挤出政治中心。在基金会1381位发起人中,有53人是议员,270人拥有博士学位,261人拥有硕士学位。此外,该基金会还与工商界有广泛联系。16
为了整合党内,李登辉不得不对非主流派做出一定的让步。因此,郝柏村被任命为行政院长。然而,两派的较力并没有结束。府院之争萌生。1993年初,******内又因大选后内阁是否进行总辞而发生政争。虽然李登辉提名的新阁揆连战获得党内接受,李本人却受到泛非主流的挑战。立法院内的新******连线决组政团,角逐******主席的职位。******内的分化使民进党的势力愈行见大。
六,******的作用
******经过三个时期的发展已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它已不再是一个能严密控制社会和本党党员的极权政党,而成为一个党外有党和党内有派的竞争型民主政党。如何解释******的转变呢?社经因素和内外压力确实起了很大作用。但是从******在台湾的发展史中可以看出,******本身对于党的转变和政治民主化作出了努力。事实上,******的许多自由化和民主化的措施经常抢在反对党的前面,而使之无用武之地。******13全以后的多次民意调查显示,台湾多数民众并不是嫌民主化进程过慢,而是嫌过快。当然,之所以近期发生转变过快的情形是因为******在经济发展的早期未能做因时适宜的政治转变。
******官方认为,台湾的民主化是******一贯坚持宪政民主建设的结果。虽然事实不尽如此,******的意识形态(三民主义)确实便利了台湾的民主化。民主价值已为******所接受。例如,蒋经国在1984年就承认台湾应当多元化,民应当享有表达自己意见的权利。蒋逝世后,台湾虽然呈现乱象,******却未重新实行戒严。内已形成共识,认为暴力示威和社会紧张只不过是民主诞生时的阵痛。******已把自己识为一普通的政党,并乐于与其他党竞争。
作为******的主席,蒋经国先生对于******的转变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蒋经国平易近人。他经常到台湾基层去视察。他青年时代在苏联共产制度下所受的痛苦经历对他的思想也有影响。这些因素使他的头脑比较开放。因此,当台湾经济已经发达,党内外民主呼声开始高涨之时,他便能顺应时事,主导民主化改革。他认为******应当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其个人威望和权力使之能够阻止保守派对民主化的阻挠。他提拔的一批受过西方教育和务实的革新派对于******的转变起了重要的作用。例如,毕业于哈佛大学法学院的马英九便受到蒋经国的重用。李登辉也是由蒋经国一手提拔起来的。台湾民主化进程的持续不断也与李登辉主席的坚定的民主信念分不开,尽管他的政治手法经常被党内的反对派批评为不民主。
就民主程序而言,******逐渐实行了制度化。******就公职候选人,党代表大会的代表和一些领导职位的选拔和任命作出一系列的规定。提名已不仅是自上而下的了,而是要基于初选的结果。17在这方面,党内民主派起了很大作用。******的决策已越来越依赖议会党团的支持。新******连线的存在是对党主席的有效制约。
除了******党内民主的程序化之外,台湾整体民主政治制度亦逐步实现了程序
化。这一点突出地反映在选举制度的建立和建全上。自50年代初便开始实行的地方自治使一大批台湾本地人进入政治舞台。反对派的势力也循着选举的途径被纳入合法的政治轨道。******和民进党都因积累了几十年的选举经验而能顺利地进行相互竞争。
当然,******乐于转变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它可以继续其统治。有长期统治经验的******无论在组织上还是在人员和物力上都占有绝对优势。******也因其对台湾经济发展的贡献而享有很高的声望。相反,民进党当时没有执政的希望,因为它内部的派别斗争严重地削弱了它的竞争力。在这种情况下,******乐于向世界昭示它是一个民主政党,而又不会丧失其执政地位。这也正是******敢于开放政党政治的原因。
七,理论反思
台湾政党政治的发展经验突显出有关政党政治理论的缺陷。萨托利的分类便利了我们对******从非竞争型向竞争型政党过渡的认识。按照他的分类,台湾现在的政党体制当为一党独大制。这种体制从根本上来说已是一种竞争型的民主政党政治体制。只是执政党仍拥有反对党所尚未具有的巨大实力。但是反对党享有合法的政治权利和地位,及通过选举击败执政党并取而代之的可能。但是,与萨托利的论断相反,台湾政党体制在由非竞争型向竞争型的转变过程中并没有经历政治崩溃;除了表面的乱象以外,整体的转变过程是和平的;并且,这一转变是由执政党******主导的。这说明一党制在一定情况下是能够进行自我转变的。笔者并进而认为,在由执政党主导的政治转型与转型的和平和成功之间,存在着很强的关联。也就是说,如果执政党能够进行自我转变的话,整体的政治转型过程在很大程度上将会是和平和成功的。台湾的这一经验为第三世界的政治发展树立了榜样,为那里的政党政治的和平转变带来新的希望。
台湾经验也与亨廷顿关于一党制的分析略有出入。在台湾,虽然意识形态的作用下降了,但我们也注意到实用和民主的意识形态获得民众和精英的普遍接受。其次,在成熟的一党制下统治者并不一定象亨氏所说的那样顽固。台湾的统治阶层能够适应时代的发展而变得开明起来并容忍反对派的存在。执政党的开明与否端赖其内部的组成份子是否受过西方的教育和是否接受民主思潮。再次,台湾的知识分子不是只论政不参政。他们中的许多人加入党,并尽力在党内改革******。另有一些人加入了反对派,为民主作出直接贡献。
台湾经验证实了麦克弗森关于党内民主的重要性的论述。没有党内改革派的兴起和******的民主化,台湾的政治转型会难于实现,或者转型过程不会如此顺利。其中的道理在于,一个威权主义的执政党很容易将党内的专断搬到国家上去。党内民主做得好,基层党员的意见可以得到充分表达,人才可以得到充分利用,从而可以提高党的竞争力。在这方面,******有所改进,但不可以说党内民主已得到充分实现。另外,我们也可以从台湾的政治发展中看到,党内民主化是整体政治民主化的一部分。国家政治的民主化并不一定要通过党内民主才能实现。党内民主与总体的政治民主是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一方面,******内的改革派促进了台湾的民主化;另一方面,台湾的民主化也反过来进一步促成******的党内民主和新派别的产生。民主化使选举机关和当选的政治家的地位上升。当选的党员在党内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内部的团结和对派别的排斥是建基于其作为执政党所占有的不可动摇的统治地位的。而一旦这一统治地位受到政治民主化的动摇,党内的凝聚力就下降,派别活动就会发生。因此有学者预测,台湾将实现日本式的民主,即在一民主体制下,执政党内的不同派别轮流坐桩。18在台湾,******的民主化与国家政治的民主化交织在一起,形成了台湾的整体民主化。
八,结语
总之,******在台湾已把自己从一个威权主义的党转变为一个竞争型的民主政党。其勇于自我转变的意愿是台湾民主化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但笔者并不是说台湾的民主是******赐予的。其他因素也决定着民主化进程。特别是台湾高速度的经济发展为民主化创造出良好的环境。进而,台湾的民主化进程不是直线性的,而是也有曲折。台湾的政治体制仍然处于转变之中。******的党内民主也尚未得到充分实现。但是总的来说台湾已迈上了民主的不归路。台湾经验给一些第三世界国家的政党政治发展带来了希望。尽管台湾现在已跨入"新兴工业化国家"(NICs)之列,已不再属于第三世界,但其由贫穷发展为富裕,由独裁发展为民主之经验,则多少可为第三世界所学习。台湾经验显示,民主化不一定导致执政党丧失政权。相反,主动引导民主化进程则可能为执政党赢得威望,尽管这种引导是一种相当复杂艰巨的政治工程。我们希望第三世界的执政党在条件允许的时机主动致力于民主化,以便第三世界的政治制度平稳地过渡到民主制度。
注释
1LucianPye,ASIANPOWERANDPOLITICS,Cambridge:theBelknapPress,1985,p.233.
2参见EdwinA.Winckler,"InstitutionalizationandParticipationonTaiwan:FromHardtoSoftAuthoritarianism?"CHINAQUARTERLY99,
September1984.笔者借用了他的硬,软权威主义的概念。但是,关于三个时期的划分则为笔者所为。
3GiovaniSartori,PARTIESANDPARTYSYSTEMS,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76,p.283.
4SamuelHuntington,"SocialandInstitutionalDynamicsofOne-partySystem",inAUTHORITARIANPOLITICSINMODERNSOCIETY,BasicBooks,Inc.,1970.
5FrankBelloniandDennisBeller,ed.,FACTIONPOLITICS:POLITICALPARTIESANDFACTIONALISMINCOMPARATIVEPERSPECTIVE,SantaBarbara,CA:ABC-Clio,Inc.,1978,p.9.
6C.B.Macpherson,THEREALWORLDOFDEMOCRACY,OxfordUniversityPress,1972,p.21.
7Hung-maoTien,THEGREATTRANSITION:POLITICALANDSOCIALCHANGEINTHEROC,Stanford,CA:StanfordUniversityPress,1989,p.67.
8SimonLong,TIAWAN:CHINA’SLASTFRONTIER,London:MacmillanPress,1991,p.65.
9李筱峰,台湾民主运动40年,台北:自立晚报出版社,1987。
10Tun-jenCheng,"DemocratizingtheQuasi-LenenistRegimeinTaiwan",WORLDPOLITICS,Vol.XLI,No.4,July1989,p.472.
11沈卫思,"迁台以来的党内派系分合",见杨旭声,透视党内派系,风云论坛出版,1985,页82。
12CalClark,TAIWAN’SDEVELOPMENT:IMPLICATIONSFORCONTENDINGPOLITICALECONOMYPARADIGMS,NewYork:GreenwoodPress,1989,p.132.
13Clark,同上,p.133.
14Yu-shanWu,"MarketizationofPolitics:theTaiwanExperience,"ASIANSURVEY,Vol.XXIX,No.4,April1989.
15林思,"台北元宵夜的最大灯谜",九十年代,1990年3月,页48。
16刘方,"李登辉面临的三个难题",镜报月刊,1990年12月,页68。
行政前台转正总结范文4
【关键词】海峡两岸（广西玉林）农业合作试验区；开发建设；财税政策
2006年4月国家正式批准成立海峡两岸（广西玉林）农业合作试验区（简称玉林海试区），作为广西唯一的海峡两岸农业合作试验区，将要打造成桂台经贸合作和招商引资的重要载体、广西重点发展现代化农业产业的密集区。在促进玉林海试区开发建设的过程中，虽然国家和自治区已实施了不少的财税优惠政策，并对开发建设产生积极的影响，然而由于受到历史原因和经济发展水平制约，现行财税优惠政策在推动海试区的发展尚存一定局限性。
一、当前试区开发建设的基本现状
玉林试验区是玉台经贸合作的重要载体，也是目前广西规格最高、规模最大的桂台合作试验区，总面积为1.28万平方公里，范围涵盖玉林全市7个县（市、区）。目前核心区已完成总体规划的编制工作，分为热带水果、生态水产、林木资源示范区、展销交易区等九大功能区。积极引进台湾高新农业技术及产业，逐步打造出独具特色的现代化农业种植、养殖基地和农产品加工基地。为推进试验区的深入开发和发展，一个配套的支撑服务体系也在逐渐建立和完善，已成立了玉林两岸农业合作研究院、试验区有机生物研究所、两岸特种水产技术研发中心等，创建了广西两岸产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为企业投融资提供平台。截至目前，玉林境内的台资企业共有51家，投资额达42亿元，位居广西前列。
二、现行促进玉林海试区开发建设的财税政策简析
1．增强玉林海试区竞争力的财政政策。《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支持台资企业发展的若干政策》规定，2010～2012年内区财政安排专项资金，重点扶持台湾产业园基础设施建设，加大对供水、供电、道路、通信等基础设施的投入。优先扶持台企开展自主创新、结构调整、转型升级等。北部湾银行、农村信用社等金融机构在2010～2014年内提供30亿元人民币专项贷款，比重每年增长，积极争取国家开发银行、中国银行等金融机构专项贷款，对重大项目争取通过总行直贷、银团贷款等方式向总行申请单列项目资金。对科技含量高、带动辐射面广的企业、项目所需流动资金申请贷款，在规定优惠利率基础上，在市农业发展资金中给予适当贴息补助。兴建的大型综合批发、商用、投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需商用、房地产土地抵顶的用地，通过招标拍卖或挂牌办法供地，土地出让金按实际拍卖价格如数上缴国库后，不低于成本价条件下可按出让金缴纳数给予20%～40%的比例计算返还。
2．稳妥实施税收优惠政策，促进农业产业化发展。根据《海峡两岸（广西玉林）农业合作试验区投资优惠办法》规定，优惠方式主要如下：一是企业所得税，新办的高新技术企业自生产经营日起，5年免征3年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区外企业、个人创办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企业，从生产经营之日起5年内免征企业所得税；属于国家鼓励类企业及自治区确定食品、医药、高新技术等重点产业的企业、高新技术改造提升的农产品加工企业，按15%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种植、养殖和农林产品初加工企业取得的所得，暂不征收企业所得税。二是个人所得税，台商个人从种植业、养殖业、饲养业、捕捞业的所得，暂不征收个人所得税。三是营业税，农业机耕、排灌、病虫害防治、农牧保险以及相关技术培训业务，家禽、牲畜、水生动物的配种和疾病防治业务，技术转让、技术开发业务和与之相关的技术咨询、技术服务业务取得的收入免征营业税。四是进口环节，农业产业项目在投资总额内进口自用先进技术设备，除国家规定不予免税的商品外，免征进口关税和进口环节增值税。
三、当前制约试区开发建设的财税问题分析
从现行财税政策看，玉林海试区虽然可以享受西部大开发、少数民族、沿海沿边等各项优惠政策，但与福建、山东、上海等试验区相比并无实质上的政策优势，另外现行财税体制不合理、政府财政实力不强等也是制约试区发展的因素。
1．财政方面存在的问题。（1）玉林海试区建设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而自治区及玉林市政府本身的财政资金规模难以满足投资需求。从目前财政收支情况看，自有财力基本上只能保证政权机构正常运转，难以安排大量资金对试区进行开发建设。一是经济总量少，财政收入不多。二是区政府在维持政府正常运转和提供公共服务基础上还要承担边境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扶贫等一系列职能，不可能把大量资金投入支持试区开发建设。三是自身融资、积累能力不强，不能充分吸收民间闲散资金，资金不足，市场占有率偏低，制约了自身发展。（2）财政监督不到位，绩效评价制度待完善。目前玉林海试区开发建设中存在财政支出监督乏力、支出结构安排未合理、资金使用效率低等问题，专项资金使用和管理分散、混乱，时有发生擅自调整项目和改变资金用途的事实，存在不顾成本盲目投资、侵占和挪用资金等现象，致使无法集中财力解决关键问题。而且缺乏完整科学的财政支出绩效评价制度，无法对资金使用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及是否达到预期目的的测算展开科学评价，缺乏财税政策执行体制和责任追究制度，各项政策难以落实，未起到相应的政策效果。（3）财政扶持涉及面窄。财政政策扶持方面主要涉及到园区基础设施建设、安排专项贷款提供、给予贴息补助等，没有考虑到农业保险方面，政府没有构建农业保险体系为园区招商引资设立扶持政策。再者，农业产业化发展需要农业在产前、产中、产后关系链上的合作，需要现代化的农业物流，使运输、加工、装卸、包装、流通和信息处理等基本功能实现有机结合，包括农业供应物流、农业生产物流、农业销售物流，而现行的财政扶持政策没有涉及到农业物流服务体系。
2．税收方面存在的问题。（1）税收政策引导力不强，优惠手段单一，范围过窄。税收优惠政策在税种上主要集中在所得税，对农产品流转方面的优惠不够，优惠对象主要针对大型加工企业及农业科研方面，缺少扶持台湾农业经济合作组织发展的税收优惠政策，也缺少支持农业物流企业发展的优惠政策，覆盖面比较狭窄，税率上以降低税率、减免税、退税等直接优惠为主，间接优惠如加速折旧、再投资退税、投资抵免等相对较少，优惠手段单一。优惠政策虽在一定程度上减轻纳税人负担，但不利于农业投资增长和技术进步，也不利于农业生产基地的扩大，这对于台商投资规模大、技术水平高等重大项目的引导作用不显著。再者，优惠政策涉及面过窄，不利于台企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影响农业产业结构优化升级。（2）税制结构尚待完善。税种设计存在明显缺陷，大大制约了海试区农业产业发展，影响产业升级。一是增值税，占台企固定资产比重较大的厂房等建筑物的进项税额不能抵扣，加重企业前期投资负担，影响台资投资的积极性；再有，中央与地方比例不合理，中央占75%，地方只占25%，不利于增强地方财政经济。二是营业税，对无形资产、不动产转让取得的收入缺乏相应的优惠支持，不利于台企自主创新能力的增强。三是个人所得税，没有考虑科技人才教育投资、医疗、保险等成本，没有税前足额扣除，不利于人才引进。（3）优惠时限短，幅度较低。西部大开发税收优惠政策不多，10年的优惠时限已经走到尽头，在招商引资方面处于劣势，是否需要新一轮的西部大开发优惠政策尚需国家出台文件，自治区、市政府制定的投资优惠办法有时限制约，一段时间后企业所得税不再给予减免，优惠幅度明显降低。
四、促进玉林海试区开发建设的财税政策建议
1．加大财政支持。一是继续加大中央、区、市政府财力支持。申请加大转移支付补助力度，增加对西部民族地区转移支付，提高当地人民的生活水平，实现经济发展；加大财政资金对传统产业技术改造、产业升级，不断提高产业科技含量，把投资重心转移到以提高和增强优势产业的市场竞争上；设立发展专项资金，将预算内基本建设投资以及技术改造、建设、农林水利向试区倾斜，金融机构加大贷款规模，完善融资平台建设，引导社会闲散资本投入，刺激资金、技术、项目和人才向试区迁移。二是建立完善财政支出绩效评价制度。对财政支出项目运用因素分析法、综合指数法等进行综合考评，提高财政支出绩效评价工作质量，对评价工作结果运用目的、范围、程序、权限作出具体规定，建立监督机制；建立合理的奖惩体系，将财政预算拨款与政府部门目标和绩效完成紧密联系。同时增强财税政策的针对性，与其他相关政策配合，把政策落实到位，为农业产业发展提供良好的环境。在农业保险体系方面，成立政策性保险公司开展农业保险业务，实行农业种、养保险业务，保险与补贴结合，所需资本从保险公司中退出一小部分，大部分资金从农业扶持资金转入，还可办理再保险、联分保业务。适当扶持为农业产前、产中、产后服务的物流企业，给予与玉林海试区农业企业同等待遇。
2．优化税收制度，加大税收扶持力度。一是建立灵活多样的优惠手段，增强扶持作用。对促进试区农业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税收优惠与其他地区有所区别，使试区依托优势资源优化产业结构，加快形成重点产业与优势产业并存发展体系。实行以间接优惠为主直接优惠为辅的政策，增加加速折旧、再投资退税、投资抵免、延迟纳税等手段。对于具备法人资格的农业经济合作组织和农业服务物流企业，可享受所得税、营业税优惠措施，鼓励农业经济合作组织提高科技水平，发展农产品深加工业，促进市场流通，鼓励农业服务物流企业入驻。二是在中央、区、市政府支持下，合理调整税收制度。增值税方面：将台企厂房等建筑物的进项税额纳入抵扣范围，激励台企增加投资进行技术改造、调整产品产业结构，扩大生产规模。调整增值税中央与地方分享比例，将留给地方部分的比例适当提高。营业税方面：对无形资产、不动产转让收入、技术转让给予优惠。个人所得税方面：争取国家在试区内实行引进人才的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提高费用扣除标准，对科技人员的专项补贴给予免征个人所得税，在技术成果和服务方面的取得可比照稿酬所得实行应纳所得税额减征。三是适当延长部分优惠政策实行时限，保持试区优惠政策比较优势。
参考文献
[1]广西立法为海峡两岸农业合作试验区提供扶持保障[EB/OL]．2010（10）：7
省略/chinanews/2010-10/07/content_21063844.htm
[2]广西北部湾经济区蓝皮书――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开发开放报告（2006～2010）．北京：社会科学出版社[M]．2010年
[3]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支持台资企业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EB/OL]．2009（8）：26
省略/zsyz/yhzc.htm
行政前台转正总结范文5
关键词：台湾；文化创意产业；政策；发展；实施情况；影响意义
0 引言
文化创意代表着一个国家和地区文化发展的多元性。多元的文化创意产业（简称文创产业）以其高附加值、技术密集、高融合性、高回报率、高经济影响力、低污染、低消耗等特点，成为知识经济社会中新型财富的创造形式，引起了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与重视。
文化创意产业源于德国法兰克福学派对于文化工业的批判，从美学的角度捍卫人类理想生活，对抗商业性与消费性的工业复制文化。198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在其发表的《文化产业：文化未来的挑战》报告中指出“文化产业是按照工业标准生产、再生产、存储以及分配文化产品和服务的一系列获得、采取的经济战略，其目标是追求经济利益而不是单纯为了促进文化发展”。1994年，澳大利亚公布了第一份文化政策报告，提出以“创意国家”（Creative Nation）为目标，“创意”的概念正式被各国接受并采用。1997年，英国工党政府将“创意产业”列为国家发展的重要政策之一，“创意产业”的概念被正式提出[1]。
各个国家和地区对“文化创意产业”的定义各有不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其定义为结合创意生产和商品化等方式，运用本质为无形的文化内涵，内容基本上受著作权保护，形式可以是物质的商品或非物质的服务[2]。台湾地区目前将文创产业界定为：源自创意或文化积累，通过智慧财产的形成及运用，具有创造财富与就业机会的潜力，并促进全民美学素养，使全民生活环境提升的产业[3]。在全球化趋势不断加强、国家间竞争日趋激烈的今天，推动文创产业发展成为世界各地提升整体竞争力或产业加值与转型的重要途径。迈进21世纪后，文创产业也成为台湾积极发展的产业之一，在一系列由上而下的政策推动下，台湾大力发掘地方特色文化，形成由下而上的发展动能，使台湾的文创产业有了更多元的面貌与更深入的发展。
1 台湾文化创意初起
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在快速工业化与都市化的发展过程中，台湾地方传统产业与初级产业面临前所未有的困境，全球化浪潮席卷下的台湾正步入全球均质的危机中。随着发展中国家相继快速崛起，台湾单凭制造业和低廉生产成本的竞争优势岌岌可危，如果无法建立台湾特色的全球化识别符码，台湾的国际竞争力前景堪忧。
意识到危机的存在，台湾1991年邀请日本“造町运动”的发起者和推动者――日本千叶大学宫崎清教授到台传授以传统工艺振兴社区的理念及做法，推动了1994年台湾“社区总体营造”政策的出台，提出“建立社会文化、凝聚社区共识、建构社区生命共同体的概念”，台湾的文创产业于此时开始萌芽。台湾的“文化产业”概念最早是台湾行政机构所属文建主管部门于1995年组织召开的“文化产业研讨会”中提出的“文化产业化、产业文化化”，这一概念随后成为“社区总体营造”的核心，由此明确了台湾文化产业的两条发展路径[4]。自此文化产业开始正式进入台湾经济社会发展的视野，成为台湾文创产业的雏形，为台湾文创产业的发展打下了基础。
但“社区总体营造”理念毕竟与“文化产业”的界定有所差别，文化产业的概念不能仅限于传统、乡村型的初级产业，如农产品加工、传统工艺、地方特产等。为了促进文创产业的发展，台湾将文创产业界定化、明确化、方向化，结合本地区产业特性，列出台湾推动文创产业发展范畴，主要包括视觉艺术产业、音乐及表演艺术产业、文化资产应用及展演设施产业、工艺产业、电影产业、广播电视产业、出版产业、广告产业、产品设计产业、视觉传达设计产业、设计品牌时尚产业、建筑设计产业、数字内容产业、创意生活产业、流行音乐及文化内容产业、其它经台湾主管机关指定的产业等十六个子产业[2]。这些子产业都符合就业人数多、产值大、关联效益大、增长潜力大、原创性高、附加值高等特性。
2 台湾文创产业政策推出
基于台湾经济模式亟待转型的现实需求和全球文创产业发展卓越成就的刺激，2002年5月，台当局将“文化创意产业发展计划”列为“挑战2008：台湾发展重点计划（2002-2007）”（简称“挑战2008”）的十大重点投资计划之一，提出“开拓创意领域，结合人文与经济，发展具全球水平的文化创意产业”，明确提出文创产业的概念，将其划分为十三个产业类别，首次将原属于不同领域的文化、艺术、设计等相关产业统筹于文创产业之下，并独创创意生活产业等类别，期望通过行政力量打造良好产业发展环境，在政策导向上实现从“文化产业”向“文化创意产业”的重要跨越[5]。“文化创意产业”的概念正式出现在台湾官方文件中，成为台湾经济社会发展总体方案的重要组成部分。
“文化创意产业发展计划”于2007年底实施完毕，对台湾经济转型与民众生活模式产生了极大的正面影响。为延续文创产业的发展，台当局文建主管部门推出了“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第二期计划”；新闻主管部门制定了“振兴流行文化产业方案”；经济主管部门策划了“设计产业翱翔计划”，其实施时间范围为2008―2011年[6]。
2009年3月，台湾行政机构将文创产业列为六大新兴产业之一，同时成立跨部门的“文化创意产业推动小组”；5月行政机构通过“创意台湾-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方案”（简称“创意台湾”），以5年为执行期（2009-2013年）。“创意台湾”是在总结之前文创产业政策的成就和经验的基础上，结合国际形势，针对台湾当前发展文创产业的优势、潜力、困境及产业需求而制定的，提出“环境整备”与“旗舰计划”两大主轴，最大的亮点在于对两岸关系的新视野和大华文市场的重新定位，从封闭的本土化思维走向更开放的文化视野和国际化的市场定位[7]。
2010年1月，“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法”在台湾立法机构获“三读”通过，于同年8月正式实施，宣告台湾文创产业进入法制化推动阶段。该法保障并辅导各类产业的发展，达到循序渐进、有效累积文创产业所创造的能量，建构具有丰富文化及创意内涵的社会环境，运用科技与创新研发，健全文创产业人才培育，积极开发岛内外市场[8]。
2013年，“创意台湾”执行期结束时台湾整体环境正处于创新驱动、平衡发展的结构调整期，文化内容仍将扮演重要的触媒，如何将价值产值化，建构具有丰富文化及创意内涵的社会环境，运用科技与创意跨界合作，带动台湾美学经济成为一项重要工作。台湾文化主管部门随后提出“价值产值化-文创产业价值链建构与创新（2013-2016）中期计划”，推动价值产值化，建构与创新产业价值链为主轴，期望引领台湾文创企业成为华人文创经济领先者[9]。
按照先后出台的文创产业政策及法规梳理其主旨内涵及执行策略如下：
*“文化创意产业发展计划（2002年）”
――愿景及目标：开拓创意领域，结合人文与经济，发展具全球水平的文化创意产业。
――策略：1.成立文化创意产业推动组织；2.培育艺术、设计及创意人才；3.整备创意产业发展环境； 4.促进创意设计重点产业发展；5.促进文化产业发展。
*“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第二期计划（2008年）”
――愿景及目标：文艺产业的扶植及创新育成，强化交流平台及地方推动能量，扶植青年艺术家，建置数字创意银行，结合产官学界相关资源共同推进产业发展。
――策略：1.强化产业环境发展计划；2.工艺创意产业发展计划；3.创意文化园区推动计划。
*“振兴流行文化产业方案（2008年）”
――愿景及目标：以培育台湾影视、图文出版、流行音乐人才，重整台湾流行文化发展环境、繁荣台湾流行文化消费市场、形塑台湾流行文化品牌。
――策略：1.流行音乐产业冲刺计划；2.图文出版产业冲刺计划；3.电影产业服务业冲刺计划；4.电视产业冲刺计划。
* 设计产业翱翔计划（2009年）
――策略：1.协助产业建立设计合作体系、跨领域合作机制及设计创新管理制度；2.加强拓展设计的市场，扩大设计应用领域与国际市场需求；3.加强台湾设计人员的设计与行销管理能力，协助产业引进国际设计师资源；4.全力办好2011年世界设计大会，加强台湾优良设计与国际接轨。
*“创意台湾-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方案（2009年）”
――愿景及目标：攻占华语市场，打造台湾成为亚太文化创意产业汇流中心。
――策略：1.环境整备：（1）多元资金挹注；（2）产业研发及辅导；（3）市场流通及拓展；（4）人才培育及媒合机制；（5）产业集聚效应。2.旗舰计划：（1）电视内容产业；（2）电影产业；（3）流行音乐产业；（4）数字内容产业；（5）设计产业；（6）工艺产业。
* “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法（2010年）”
――促进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建构具有丰富文化及创意内涵的社会环境，运用科技与创新研发，健全文化创意产业人才培育，并积极开发岛内外市场。
* “价值产值化-文创产业价值链建构与创新（2013-2016年）中期计划（2013年）”
――愿景及目标：创新产业生态，领航美学经济。 1.使台湾文创企业成为华人文创经济领先者（文创产业化）；2.使文创成为产业升级转型的新引擎，带动台湾美学经济（产业文创化）。
――策略：1.推动文化内容开放（Open Data）与加值应用；2.促进一源多用与强化中介体系；3.促成跨界与跨业整合，提升文创产业价值。
3 台湾文创产业政策实施情况
随着一系列政策推出、实施以及《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法》的落实，台湾文创产业发展不断注入新能量而得到发展和壮大，设定的愿景和目标陆续得到部分实现。通过文创企业的数据汇总可以看出，台当局推动下的文创产业取得了多方面的成果，但产业本身的复杂性也是不能一蹴而就解决的。以下从营业额、内外销情况、行业内厂商以及从事文创行业的人员等4个方面统计数据，研究台湾文创产业这6年发生的变化[10，11]。
3.1 文创产业营业额
政策实施以来，台湾文创产业总体营业额呈上升趋势，2014年达到7，944.77亿元（新台币，下同），说明台湾文创产业整体规模趋于扩大。虽受到国际环境变化的影响，在2009年和2012年出现负增长，但占岛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始终保持在5%左右，并未随着产业增长速度的减慢而明显下滑。这表明经过多年的经营与培养，文创产业在台湾的经济发展结构中，已经从附属产业逐渐转化为提升总体经济效益的强劲动力和支柱产业。从营业额数据看，台湾文创产业在岛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仍有继续提升的空间（见表1）。
3.1.1 各子产业营业额
广告、广播电视、工艺和出版等四个排名前四的产业营业额之和占文创产业总营业额的70%以上，文创产业的子产业经济规模仍存在很大的差异（见表2）。近年来，在文创相关政策的扶植以及民众对艺文活动接受度提高的趋势下，视觉艺术、音乐及表演艺术等产业的营业额呈现明显增长的趋势。部分产业因数字化致使传统获利模式面临挑战，如流行音乐及文化内容产业中，实体营销渠道的日渐式微；广告产业中，传统广告商角色逐渐被新兴数字媒体取代；出版产业方面，电子书等数字出版的兴起及消费者阅读形式的改变等，这些取而代之的多元新兴商业模式暂无法统计。
3.1.2 各县市文创营业数据
台北市是台湾第一大创意城市，其次是新北市、高雄市、台中市、桃园市，这五个县市文创产业的营业额占总营业额的比例高达87.68%。凸显台湾文创产业的发展与台湾整体经济发展的中心区域呈相同发展态势，呈现集中化、不均等的状态，地区间差异明显，存在“创意落差”。台东县、花莲县、金门县和马祖文创产业的营业额虽然较低但增长快速，因为上述地区近年来成为海外观光客旅游的热门景点，有着较大的发展潜力和空间（见图1）。
3.2 文创产业内外销情况
台湾文创产业政策的倡导和落实，带动岛内文创需求的上涨，近六年内销收入呈现持续扩大趋势，占文创产业总营业额的90.33%。
外销收入则自2011年起呈现逐年衰退趋势，2014年有所回升，较2013年增长4.88%。分析原因主要是占工艺产业比重较大的金银饰批发子产业外销收入大幅滑落，随着台湾企业在岛外市场的布局，部分文创服务受到其他地区业者的竞争，造成整体文创产业外销收入受到影响。随着外部市场的变化，外销收入又有所回转，具体情况见图2。
具体看各子产业数据，2014年各子产业的外销比率普遍较低，内销收入是各子产业收入的主要来源。广告产业、广播电视产业、出版产业的内销收入占整体文创产业内销收入的55.87%（见表3）。
3.3 文创产业厂商
近六年，台湾文创产业厂商数持续增长，但增速自2011年后有所放缓。2014年台湾文创产业厂商总数为62，264家，较2012年增长0.59%（见图3），其中视觉传达设计产业厂商数增长最快，增长率达27.42%，数位内容产业厂商数衰退最为明显，减少7.30%。
3.3.1 文创厂商地域分布
2014年台湾文创产业厂商数排名前五的县市分别为台北市、新北市、台中市、高雄市及台南市，占文创产业厂商总数的78.62%（见图4）。台湾文创产业厂商分布情况与营业额分布情况类似，主要集中在经济相对发达的县市。
3.3.2 文创企业资本额结构
台湾文创产业以小微企业为主，资本额在500万元以下规模的厂商占84%以上。优势是产业经营较为灵活机动，效率较高，经营者更为积极主动的去寻找商机、谋求企业发展，但缺点是面临资本进入门槛低，竞争力不足的局面。从营业额的数据看呈现两端集中的现象，资本额500万元以下以及1亿元以上的厂商，其营业额占比均在30%以上（见表4），表明台湾当局扶持中小微文创产业厂商发展的政策已见成效。
3.3.3 文创企业经营周期
新设文创厂商数量（一年以下）占比约7%，未满5年的文创厂商数量占比30%以上，这与台湾小微企业结构相近。10-20年厂商的营业额最高并持续攀升；新设文创厂商的营业额2011年后持续衰退，说明新进厂商的竞争力较已有厂商低（见表5）。
3.4 文创产业受雇员工情况
通过表6的数据对比可知，台湾文创产业就业人数占台湾总就业人数的比重总体呈上升趋势，2014年为2.31%，是近六年来的最高值。文创产业就业人数增长率高于台湾总就业人数，除2011年小幅下滑外，其余年度皆稳定增长。
具体从各子产业人员分布来看（见表7），2014年运动、娱乐及休闲服务、专门设计服务产业就业人数最多，占文创产业总就业人数的43%。在增长率方面，出版、专门设计服务、传播及节目播送产业为增长；广告业及市场研究业就业人数下滑最为严重。在各类型人力占比方面，文创产业的经营需要相关产业的专业技术，因此专业人员占比较高，为42.67%，其次则分别为技术员及助理人员、事务支援人员，其比重分别为20.02%以及15.58%。
4 台湾文创产业发展影响及分析
台湾文创产业政策的发展随着外部社会政治意识形态的变动和文创产业发展的实际而不断地调适、整合，既有延续又有突破，在政策实施期间以及对产业后续发展都起到了很好的推动作用，深刻影响了台湾文创产业的未来。通过对台湾文创产业政策及其实施的研究与分析，不难发现产业发展需要政策的引导和保障，更需要执行的力度支持。
4.1 政策规划是文创产业发展的前提
政策的制定者是产业发展的宏观调控者，一项新兴产业的发展离不开政策的引领和指导。在台湾文创产业的发展过程中，从初期“社区总体营造”的出台，到中期“文化创意产业发展计划”和“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第二期计划”的提出，以及后来“价值产值化-文创产业价值链建构与创新（2013-2016年）中期计划”的施行，台湾当局都对文创产业的发展进行了周密的政策规划，一个计划完成后就有另一个计划推出，环环相扣，层层递进，说明台湾当局对文创产业的关注和呵护。
4.2 政策推动是文创产业发展的保证
台湾文创产业的蓬勃发展与政策的大力支持密切相关。台当局通过“振兴流行文化产业方案”、“创意台湾”等专案的推动，积极为文创产业培育人才、提供资金、技术支持、租税优惠，设置文化创意园区和文化展演设施，筑巢引凤；通过各种产官学的交流和互动，形成生产、营销、研发等不同网络，引导台湾文创产业迅猛发展。台湾在文创产业政策的拟定和执行过程中，一直注意对政策具体施行的跟踪监测及时修正。如“创意台湾”就是在总结“文化创意产业发展计划”的基础上提出的，对发展目标和内容进行调整。
4.3 法律法规是文创产业发展的保障
法治是文化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重要依托。台湾在推行文创产业的过程中，法律、法规等正式制度的建立成为引导产业发展的重要工具。2010年“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法”的颁布对文创产业发展的原则、方向和政府的奖励、补助和租税优惠等措施做了基本的规定，优化文创产业发展环境。依据“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法”的各具体相关规定订立施行细则和子法，并保证落到实处，在制度设计上保证文创产业政策的顺利施行以及持续的良性发展。
4.4 跨部门联动是文创产业发展的助力
台湾文创产业主要由行政机构负责经济、新闻、文建、“内政”等四个主管部门来营造与推动。经济主管部门主要负责广告产业、设计产业、数字休闲娱乐产业、设计品牌时尚产业、创意生活产业等相关产业的培育与发展；新闻主管部门则主管电影产业、广播电视产业、出版产业；文建主管部门的文化创意产业的推动范围主要是视觉艺术产业、音乐与表演艺术产业、文化表演设施产业、工艺产业；“内政”主管部门只负责建筑设计产业的推动。各部门的明确分工是营造一项新兴产业的必要前提，为便于各部门之间的沟通与协作，台湾采取了三大措施，一是将行政机构所属“文化创意产业发展咨询委员会”修正为“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指导委员会”；二是经济、文建、新闻及“内政”等主管部门共同组成一个跨部门的“文化创意产业推动小组”，主要负责协调各部门推动文化创意产业的各项执行工作；三是在经济主管部门内成立“文化创意产业推动办公室”，负责指导委员会和推动小组及幕僚作业，协调各部门执行相关合作事项。
行政前台转正总结范文6
关键词：中国台湾地区；比较政治；政治制度
中图分类号：D035
文献标识码：ADOI：10.3963/j.issn.16716477.2016.05.0012
比较政治学是政治学的分支学科之一，它以本国以外的其它国家、地区的政治和政治制度为研究对象，以比较方法的运用为基本特征。近年来，国内政治学界有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比较政治研究的重要性。他们先后成立了若干个研究机构①，出版了专门的研究性集刊②，也陆续召开了多次以比较政治为主题的研讨会③。对此良好的发展态势和前景，曾有学者乐观地用“蓄势待发的中国比较政治研究”做过总结[1]。不过，相比于大陆，海峡对岸的同仁们要更早地投身于比较政治研究，也已经有了很多的学术贡献。这里，笔者将从概况介绍、基本领域、重要问题和特点评述几个方面对他们的研究作简略的阐述。
一、概况介绍
1949年政府兵败大陆退守台湾，随行的有数十万大军和党政要员，还有社会科学各领域的专家和学者。这些人抵台后仍继续着原先未竞的研究工作，他们辛勤地培养下一代学术接班人，并运用自己的学术智慧撰写和修订各种填补空白的著作。例如与比较政治相关的就有萨孟武、刘庆瑞合著的《各国宪法及其政府》（台大法学院事务组1958年）、邹文海和杨幼炯的同名著作《各国政治与政府》（正中书局1961年和1963年）、张金鉴的《欧洲各国政府》（正中书局1968年），以及罗志渊（字孟浩）编著的《法国政府及政治》、《各国地方政府》、《英国政府及政治》、《美国政府及政治》、《日本国会制度》（正中书局1956年、1959年、1964年、1965年和1967年）等。这些著作都曾多次再版或印刷，它们对台湾新一代政治学人起到了相当重要的学术启蒙作用。
不过总体上看，台湾的政治学者是从大约20年前才开始系统从事比较政治研究的――在此之前只有一些零散的、以国别政治描述为主的研究。这种学术兴趣的转向固然是该地区政治学学科发展的结果，且得益于这样一个因素：众多接受国外政治学专业训练的人陆续回台从事本学科的教学研究，但更是服务于现实政治的需要，亦即它与特定的政治背景密不可分。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起，为适应解严后政治生活的新变化和克服“宪法”实际存在的矛盾和破绽，台湾进行了多次“改革”④。面对着日渐陌生的“架构”，政治家们迫切希望加强对国外相关政治制度的了解，以明确“总统”直选、双首长制、小选区两票制等应当如何操作，这就为比较政治研究的开展注入了生机和活力。
台湾各高校的政治学教师是从事比较政治研究的主要力量，他们大多具有国外访学的经历，受过很好的学术训练。这当中的佼佼者包括台湾大学的朱云汉、王业立、吴玉山、张佑宗；政治大学的吴东野、蔡增家、张台麟、洪茂雄、黄纪、游清鑫；东吴大学的黄秀端、吴文程；世新大学的彭怀恩；中山大学的顾长永、徐正戎；成功大学的宋镇照；淡江大学的陈鸿瑜；中兴大学的蔡东杰；东海大学的胡祖庆、沈有忠、张峻豪；文化大学的苏子乔等等。除此外，在中正大学、台湾师范大学、淡江大学、台北大学等校的政治学系或公共行政系，以及“中央研究院”的政治学研究所和欧美研究所，中山大学的中国与亚太区域研究所，淡江大学的欧洲、美洲和亚洲研究所，暨南大学的东南亚学系，成功大学的东亚发展暨治理研究中心，也都有比较政治的研究者。
得益于众多研究者的集体努力和较为宽松的政治环境，同时又伴随着政治家的期许和支持，台湾地区的比较政治研究在最近20至30年里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这些成果大多以专著、译著和论文的形式发表，它们从整体上体现出了台湾比较政治研究的雄厚实力。说到专著，要数五南图书出版有限公司的“各国政府与政治系列”（后改名“比较政府与政治系列”）最具代表性。该系列经营多年，影响非常大，里面收录的很多著作都由权威学者撰写，且被台湾讲授比较政治、比较政府的教师广泛采用为教材和参考书。译著方面，韦伯文化出版公司推出的“比较政府与政治丛书”、“民主化丛书”、“制度理论丛书”、“政党与选举丛书”都包含有比较政治学的经典著作，像利普哈特的《新兴民主国家的选择》（1999年）、威亚尔达的《比较政治的新趋势》（2000年）、盖伊・彼得斯的《比较政治的理论与方法》（2003年）、彭宁斯的《比较政党制度变迁》（2006年）、兰德曼的《最新比较政治的议题与途径》（2007年），等等。其它一些学术出版社，如商务印书馆、桂冠图书公司、幼狮出版社、三民书局，也曾出版过这方面的专著和译著。至于论文，就比较政治研究而言，大多发表在下列期刊上：《问题与研究》、《东吴政治学报》、《政治科学论丛》、《台湾政治学刊》、《政治学报》、《台湾民主季刊》、《选举研究》……这些期刊都属于台湾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收录的期刊，特别是由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编辑的《问题与研究》，它所刊载的比较政治研究论文一直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同时，由于台湾有很多学术研讨会把参会论文集结成册出版，因此不少比较政治的研究也以这种所谓“专书论文”形式发表。此类文集如姚志刚等著的《法国第五共和的运作》（业强出版社1994年）、苏永钦主编的《政党重组：台湾民主的再出发？》（新台湾人文教育基金会2001年版）、宋镇照和周志杰主编的《变迁中的东南亚政治：制度、菁英与政策的磨合》（五南图书出版公司2008年）等。需要指出的是，由于台湾的学术规范确立较早，为满足各种形式要求，学术论文的篇幅常长达两三万字，加之长期又形成了重期刊论文轻著作的浓厚倾向，故此对从事比较政治研究的整个学术共同体来说，这些论文往往比著作的分量更重，也可能更多地被引用。
（二）选举与公民投票
台湾举行选举的历史很长，早在20世纪50年代初，其各县市的政府、议会已逐步实现直接选举。进入90年代后，李登辉推行“”改革，又陆续实现了“总统”与“立法委员”的直选。随着选举对政治生活变得日益重要，学者们也适时地从不同角度加强了对它的研究。首先是对各国总统选举方式的介绍和评论，如王业立的专论《相对多数vs.绝对多数：各国总统直选方式的比较研究》。该文既从理论上和实践上比较了“相对多数决”与“绝对多数决”的不同，又以国外总统选举的经验资料为基础，探讨了对不同选举制度的采纳是否可能改变选举结果，以及不同选举制度对于政党政治的发展会造成何种不同的影响B15。其次是对议员选举方式特别是单一选区两票制的研究，具代表性的包括吴东野的《单一选区两票制选举方法之探讨：德国、日本、俄罗斯选举之实例比较》以及苏子乔和王业立的《为何废弃混合式选举制度？――意大利、俄罗斯与泰国选制改革之研究》。前者从比较的角度剖析了在国会选举中同样采纳单一选区两票制的德国、日本、俄罗斯三国如何因为计票方法的不同而产生了相异的选举结果[8]。后者则发现“意大利、俄罗斯、泰国三个国家取消混合制的主要行为者和动力各有不同：俄罗斯是基于普亭垄断权力的制度布局；泰国是基于军方力量的复辟；意大利则是基于小党的要胁” [9]。再次是就选举制度对政党政治的影响而进行的分析，如苏子乔和王业立的论文《总统与国会选制对政党体系的综合影响：跨国分析》和林继文的论文《选举制度、选民偏好与政党体系的分化：东亚三国（和地区）的比较》。前者发现，国会选举采比例代表制的国家，其国会有效政党数在整体上明显多于国会选举采单一选区相对多数制的国家；而不论是国会选举采比例代表制或是采单一选区相对多数制的国家，有总统直选制度之国家的国会有效政党数，明显少于无总统直选制度的国家[10]。后者则指出，单记非让渡投票制下的有效政党数取决于选区应选名额M与选民的偏好结构，当选民重视政策理念时，此一选举制度将使有效政党数趋近M+1，然后文章通过假设理念型选民的比重和都市化程度成正比，并以农业人口比例和选区应选名额为自变量，解释了台湾、日本与韩国在过去数十年间有效政党数目的变化[11]。最后是对公民投票和复决B16的研究，其中最为突出的当属谢复生等的《公民投票制度比较研究》、曹金增的《解析公民投票》、李昌麟的《比较公民投票制度》。谢复生教授等的研究报告对民主先进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所举行过的公民投票的时间、议题类型、投票结果、特征进行了全面考察，得出了不少有意义的发现，如“以目前民主国家（尤其是欧洲各国）的实施经验来看，公民复决的议题仍以与国际条约和组织有关者为最多”，而在第三世界国家，“‘体制类’公民投票所占比例非常高”且“独裁政权往往喜欢用公民投票方式以显示人民强烈的支持” [11]。曹金增博士的著作既阐述了公民投票的含义和功能，更通过考察各国实施的公民投票经验而提出了公民投票的三阶段发展论，即为寻求独立之公民投票时期、为寻求代议民主之公民复决时期及为追求人民直接立法之公民创制时期B17。李昌麟教授的专著则通过对全球公民投票制度的探讨，概括总结了全世界的三种主要投票模式，即集权式、权力下放式和政党式的投票模式；以及六大投票系统，即丹麦系统、法国系统、意大利系统、瑞士系统、混合系统、拉丁美洲系统B18。除此外，林水波、林佳龙、曲兆祥、张台麟、汤绍成、黄伟峰、李俊达等学者也对公民投票和复决问题进行过专门研究。
（三）分立政府与联合内阁
“分立政府”本为美国政治中的一个术语，指当总统属于一个党而国会两院中至少有一个议院为另一个党控制时所出现的局面，后来也被用以泛指行政部门所属政党无法有效掌控议会时所出现的局面。台湾自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实行“总统”与“立法委员”的直选，由此就在理论上出现了“总统”职位与“立法院”多数分属不同政党的可能性，于是学者们也相应加强了对分立政府的研究，其中最有影响的是吴重礼先生发表的多篇关于美国分立政府的论文。在《美国“分立性政府”与“一致性政府”体制运作之比较与评析》中，吴先生指出，美国的“分立性政府并不必然导致行政与立法部门的较劲冲突。首先，美国设计重视行政与立法的互相分立，可以保障双方独立的地位，而行政与立法的互相制衡，又可以防止任何一方垄断权力……其次……在组织松懈的美国政党架构之下，分立性政府与一致性政府的差异甚少，因为总统为推行其政务，减少议会的阻挠，必须运用娴熟的政治技巧与同党及反对党议员保持接触，减缓对抗的可能。”[12]而在《设计、政党政治与权力分立：美国分立政府的运作经验及其启示》中，吴先生不仅概要探讨了美国分立政府的肇因、运作及其影响，还介绍了美国体制委员会提出的关于改革分立政府的建议，即强化政党功能与政治责任及改善府会的互动机会，并以此为参考而提出了完善台湾“体制”的七项建议[13]。
另一方面，由于台湾在1987年就已开放“”，允许自由组党，而多党竞争之下的“立委”直选有可能造成“立法院”中任一政党都无法控制绝对多数的复杂局面，并为不同政党之间的合作结盟留下政治空间，因此学术界也从很早起就未雨绸缪地开始了对联合政府（内阁）的研究B19。这方面最具影响的论著有原政治大学法学院院长苏永钦主编的《联合政府：台湾民主体制的新选择？》和韦伯文化出版社总编辑陈坤森著的《联合内阁理论：内阁制下的多党竞争》。前者是新野论坛举办的多次讨论会、座谈会的成果汇编，内中包含了王业立和陈坤森对各种联合政府类型和成因的梳理，叶阳明等多位学者对德、法、日三国联合政府理论与实践的探讨，以及杨日青、隋杜卿、陈淑芳对支撑联合政府运作的各种制度条件如政府体制、政党制度、选举制度和国会制度等的论述B20。后者是陈坤森的博士论文，它收集了18个内阁制国家563次内阁的组成数据，然后运用动态的统计数据和回归分析得出了一些有意义的结论，如“总体层次的宪项对联合内阁的影响，既深远且根本……它的影响力高过于个体层次联合内阁的竞争行为”，“联合内阁发生频率大致与议题面向呈现正相关”，“有效政党数目与不成比例性两者呈反向关系，比例代表制对小党较为有利，但易于产生联合内阁的局面”，等等B21。
B11具体内容参见沈有忠的《威玛宪奏曲――半总统制宪法的生命史》，五南图书出版有限公司2009年出版。
B12具体内容参见吕炳宽和徐正戎的《半总统制的理论与实际》，鼎茂图书出版公司2005年出版。
B13参见吴玉山的《半总统制下内阁组成与政治稳定：比较俄罗斯、波兰与中华民国》（载《俄罗斯学报》2002年第2期）；沈有忠的《半总统制下的权力集散与政府稳定：台湾与威玛共和的比较》（载《台湾民主季刊》2004年第1卷第3期）、《半总统制的崩溃、延续与转型：威玛共和与芬兰的比较》（载《问题与研究》2010年第49卷第2期）和《半总统制不同政府类型下的二元行政关系――台湾与罗马尼亚的比较研究》（载《台湾民主季刊》2014年第11卷第9期）；陈宏铭和梁元栋的《半总统制的形成与演化――台湾、法国、波兰与芬兰的比较研究》（载《台湾民主季刊》2007年第4卷第4期）；许恒祯的《台湾与蒙古半总统制下政府形态的比较》（载《东吴政治学报》2012年第30卷第2期）；王维芳的《半总统制新兴民主国家的制度设计与政治稳定：蒙古及波兰的比较分析》（国立政治大学博士论文，2003年）；林继文的《共治可能成为半总统制的惯例吗？法国与台湾的比较》（载《东吴政治学报》2009年第27卷第1期）；廖达琪等的《半总统制下的国会监督――从法制面比较台湾与法国国会的监督能量》（载《问题与研究》2013年第52卷第2期）。
B14参见沈有忠的《半总统制“权力总统化”之比较研究》（载《台湾民主季刊》2012年第9卷第4期）和《半总统制下行政体系二元化之内涵》（载《政治科学论丛》2011年第47期）；李宜芳和石鹏祥的《半总统制的总统任命权与免除权对于总理任期的影响》（载《东吴政治学报》2014年第32卷第4期）；陈宏铭和蔡荣祥的《选举时程对政府组成型态的牵引力：半总统制经验之探讨》（载《东吴政治学报》2008年第26卷第2期）；郝培芝的《半总统制的演化：总统制与内阁不稳定》（载《问题与研究》2013年第52卷第1期）；张峻豪的《左右共治的类型研究》（载《东吴政治学报》2011年第29卷第4期）；黄宗昊的《左右共治vs.蓝绿共治――法国与台湾共治与否的赛局分析》（载《问题与研究》2012年第51卷第3期）；吴玉山的《半总统制：全球发展与研究议程》（载《政治科学论丛》2011年第47期）；等等。
B15王业立的《相对多数vs.绝对多数：各国总统直选方式的比较研究》，载《选举研究》1996年第3卷第1期，第4967页；在选举制度的比较研究方面，王业立有非常突出的贡献，他所撰写的《比较选举制度》至今已出到第六版（五南图书出版公司2012年）。
B16严格来说在选举与公民投票之间应作区分，前者着眼于挑选专司制定国家政策之责的政治家，而后者以让选民直接对特定议题发表意见为目的，但两者都采用选民投票方式来作决定，故此在这里也一并论述。
B17具体内容参见曹金增的《解析公民投票》，五南图书出版有限公司2004年出版。
B18具体内容参见李昌麟的《比较公民投票制度》，五南图书出版有限公司2013年出版。
B19例如，早在1995年政治大学就曾举办过“联合政府学术研讨会”，当时参会并提交论文的有谢复生、韦洪武、黄德北、杨日青、陈坤森、邹笃麟等人。
B20 参见苏永钦主编的《联合政府：台湾民主体制的新选择》，新台湾人文教育基金会2001年初版。
B21参见陈坤森的《联合内阁理论：内阁制下的多党竞争》，国立政治大学政治研究所博士论文，2000年（后在2010年由韦伯文化国际出版有限公司正式出版）。
B22 2004年，由财团法人台湾民主基金会主办的《台湾民主季刊》创刊，而其所刊载论文的主题之一就包括“民主政治经验比较”。
B23参见刘德海的《南韩民主化与国家安全》，载《台湾民主季刊》2004年第1卷第3期；金荣勇的《印尼的民主化运动》，载《问题与研究》1996年第33卷第12期，谢尚伯的《民主转型国家的选举课责实践――印度尼西亚的个案研究》，载《台湾民主季刊》2015年第12卷第3期；廖淑馨 的《“民主联盟”主政的蒙古政府――民主化的考验》载《中国大陆研究》1999年第42卷第3期；洪茂雄的《论波兰民主化的发展》，载《问题与研究》1989年第29卷第3期；向骏的《墨西哥民主化运动之发展近况》，载《问题与研究》1999年第38卷第12期；邓中坚的《墨西哥民主化的发展》，载《问题与研究》1996年第35卷第7期；蔡东杰的《巴西在第三波民主化过程中的转机与危机》，载《问题与研究》1999年第38卷第11期。
B24具体内容参见倪炎元的《东亚威权政权之转型：比较台湾与南韩的民主化历程》，月旦出版社1995年。
B25具体内容参见蔡东杰的《台湾与墨西哥民主化之比较》，风云论坛出版社2002年，特别请参见第六章结论部分和第279280页的表6.1。
B26转引自李酉潭的《文武关系与民主巩固初探》，载《中山人文社会科学期刊》1998年第1卷第6期，第134页。
B27具体内容参见陈佩修的《军人与政治：泰国的军事与政治变迁》，中央研究院亚太区域研究专题中心2009年。
B28具体内容参见汤世铸的《拉丁美洲军人政权之研究》，知书房1996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