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近代哲学论文范文1
黑格尔之后，伴随近代西方的强盛兴起，西方文化中心论主导了学者的心灵，一般学者认为，中国形上学传统不强，认识论与逻辑不发达，即使中国有哲学，也偏于政治与伦理。其实，这不仅忽视了中国哲学中的道家传统和佛教传统，而且更反映了近代西方哲学问题意识影响下的局限。近代西方哲学从“认识论的转向”发展到“语言的转向”，出现了消解西方传统形上学的努力，乃至海德格尔以来西方哲学关于“哲学的终结”的断言，彻底改变了现代哲学的问题视界。另一方面，分析哲学对古典哲学的傲慢也越来越失去意义，在当代美国，政治哲学和道德哲学越来越成为哲学的关切焦点。不仅如此，美国和欧洲近年来坚持“中国哲学”研究和“比较哲学”研究的学者也日益增多，并取得了一些对欧美哲学界有影响的研究成果。这些都为我们提供了重新认识中国哲学的不同于20世纪前期的新背景。
二
当冯友兰在20世纪30年代初期撰写《中国哲学史》的时候，在他看来，我们有两种选择：一是坚持以西方所谓哲学为标准，较严格地取中国义理学中可与之对应相当者，以此为“中国哲学”，研究之，撰写《中国哲学史》。一是以中国义理之学本身的体系为完整对象，研究之，而撰写《中国义理学史》。甚或进而以中国义理学为标准，写成西洋义理之学史。冯友兰自然选择前者，因为20世纪的中国学术就是一个与世界，或者说西方“接轨”的世纪。他对第二种选择之不宜，解释说：“就原则上言，此本无不可之处。不过就事实言，则近代学问起于西洋，科学其尤著者。若指中国西洋历史上各种学问之某部分而谓为义理之学，则其在近代学问中之地位，与其与各种近代学问之关系，未易知也。若指为哲学，则无此困难。此所以近来只有中国哲学史之作，而无西洋义理之学史之作也。以此之故，吾人以下即竟用中国哲学及中国哲学家之名词。所谓中国哲学者，即中国之某种学问或某种学问之某部分之可以西洋所谓哲学名之者也。所谓中国哲学家者，即中国某种学者可以西洋所谓哲学家名之者也。”② 可见，这里所说的作中国哲学史的问题关联着作为学科的中国哲学的定位与合法性。所以，冯友兰的这个说法表明，是否写“中国哲学史”，涉及是否设立“中国哲学”这一学科，涉及到是否设立“哲学”学科，涉及到是否整个引进近代西方学术体系和学科体系。不仅仅是“中国哲学史”如何写作的问题。如果我们肯定源于近代西方的现代大学建制，肯定大学建制中“哲学”一科的必要性，则必然要肯定从“哲学”的方向对于中国古代思想的研究与教学。
如何处理中国固有的义理之学体系中与西洋所谓哲学不甚相当者呢?冯友兰说：“中国哲学家又以特别重视人事之故，对于宇宙论之研究亦甚简略，故上列哲学中之各部分，西洋哲学于每部皆有极发达之学说，而中国哲学则未能每部皆然也。不过中国哲学家注重内圣之道，故所讲修养之方法，即所谓为学之方，极为详尽。此虽或未可以哲学名之，然在此方面中国实甚有贡献也。”③ 冯友兰一方面承认“此虽或未可以哲学名之”，而另一方面，在他的《中国哲学史》中则对此有不少叙述。就是说，某些中国传统的义理之学的内容虽不见于西洋哲学的讨论，但仍可以作为中国哲学史的内容加以叙述。
可见，由于中国古代义理之学与西方所谓哲学范围并不相同，故完全以西方所谓哲学之范围而切割古代义理之学中之一部或大部而谓之中国哲学，则古代义理之学的固有体系之完整性可能遭到破坏，且其体系中必有部分不能列入所谓中国哲学。这样一来，在事实上，我们在冯友兰给出的两个选择外，还可以有第三个选择，那就是，我们可以把中国义理之学即作为“中国哲学”，而不必按照西洋所谓哲学严格限定之。可以说，自冯友兰以后，中国哲学史的研究者都是以此种方法研究中国哲学史，即一方面在理论上认定以西方哲学的内容为标准，另一方面在实际上以中国义理之学为范围。20世纪的学者并没有表现出强烈的愿望去在理论上充分解决这个问题。
三
30年代后期，张岱年在其《中国哲学大纲》的序论中，也是一开始先讨论哲学与中国哲学的定义。在他的讨论中有几点值得注意：
第一，西方哲学中没有统一的哲学定义，他说：“西洋哲学家所立的哲学界说甚多，几乎一家一说。其实都只是一家哲学之界说，而不是一般哲学之界说。总各家哲学观之，可以说哲学是研讨宇宙人生之究极原理及认识此种原理的方法之学问。”④ 虽然哲学家们的“哲学”理解往往各立一说，但哲学教育家需要一种综合的“哲学”定义，张先生的这个说法是把哲学归结为有关宇宙、人生、认识方法的学问。
第二，中国古代没有与哲学意义相同的总括性名称，他说：“中国古来并无与今所谓哲学意义完全相同的名称。”他同时指出，先秦所谓“学”、汉人所谓“诸子之学”与今所谓哲学大致相当；魏晋时所称玄学，意谓约略相当于今之哲学；宋代以后所谓道学、理学、义理之学，其内容与今所谓哲学甚相近。但是，玄学、道学是各有其界域的，各是某一派哲学或某一类型哲学的名称，“与今所谓哲学之为一般的名称，并非相同。而总括玄学与道学的一般名称，在以前实在没有。”⑤ 这符合中国古代学术史的实际情形。
第三，在东西文化的视野中，“哲学”应当是一个类称。张岱年提出：“中国先秦的诸子之学、魏晋的玄学、宋明清的道学或义理之学，合起来是不是可以现在所谓哲学称之呢?中国以前的那些关于宇宙人生的思想理论，是不是可以叫做哲学?关于此点要看我们对于哲学一词的看法如何。如所谓哲学专指西方哲学，或认西洋哲学是哲学的唯一范型，与西洋哲学的态度方法有所不同者，即是另外一种学问而非哲学，则因中国思想在根本态度上实与西洋的不同，而中国的学问当然不得叫做哲学了。”他自己并不赞成这种看法，他提出一个很为重要的思想：“我们可以将哲学看作一个类称，而非专指西洋哲学。可以说，有一类学问，其一特例是西洋哲学，这一类学问之总名是哲学。如此，凡与西洋哲学有相似点而可归为此类者，都可叫做哲学。以此意义看哲学，则中国旧日关于宇宙人生的那些思想理论，便非不可名为哲学。中国哲学与西洋哲学在根本态度上未必同，然而在问题及对象上及其在诸学术中的位置上，则与西洋哲学颇为相当。”⑥
张岱年最后说明，哲学又有一般的和特殊的之不同，历史哲学、政治哲学、艺术哲学都属特殊哲学，一般哲学则不包括特殊哲学，专指宇宙论、人生论、知识论。而他在《中国哲学大纲》中所用的“中国哲学”乃是指一般哲学，故不论及中国的各种特殊哲学。事实上，20世纪的中国哲学史家对于有关中国思想的“哲学史”研究的分界，无论在范围上还是内容上，都有明确的自觉，中国哲学史家从来没有企图以哲学史的研究代替整个的古代思想研究。
四
哲学一词是西方文化在近代大量引进后，日本学者西周由philosophy 翻译而来，而被国人所接受。“中国哲学”的概念亦因此而产生。但这一概念的建立过程是内在于、并被规定在整个近代中国文化的总进程的。中国近代文化的发展的总趋向是，在整个国家近代化的总方向及框架规定下，在学术教育上，以西方学术的分类为标准，而全盘承受之，通过建立哲学、文学、史学、法学、政治学等学科概念而形成中国近代化的学术体系，建立这些学科概念的作用，一是本原于西方学术的分途，可以有条理地了解西方学术的内容；二是便于引进西方教育体制，以这些学科概念为支住，建立近代中国大学教育的分科体系；三是与世界文化接轨，使中国现代文化依照这些学科概念的分工加以发展；四是以这些学科概念来分类整理中国固有的传统文化和学术体系。这是近展的大势。
然而，就人文学科而言，西方近代以来的学术分类难免根据于西方的历史文化经验，如果以之为绝对的标准或普遍的模式，去规范非西方的文化经验时，就难免遇到削足适履的危险。与其他中国近代建立起来的学科概念相比，“中国哲学”似乎略显尴尬。正如以上诸先生所说，最重要的问题并不在于中国古代有无“哲学”一词，而在于中国古代学术体系的分类中，并没有一独立的系统与西洋所谓哲学完全相当。中国古代确有自己的义理之学，这种义理之学是中国古代哲人思考宇宙、社会、人生、人心的理论化体系，而其中所讨论的问题与西方哲学所讨论的问题并不相同，论述的方式亦不相同。象宋明理学中所反复讨论而且极为细致的“已发与未发”、“四端与七情”、“本体与功夫”、甚至“良知与致知”等，都是与西洋哲学不同的哲学问题。在这一点上，前辈学者对此似少注意，如冯友兰认为，哲学的内容确定了，其问题也就确定了，他始终认为，中西的哲学问题是一样的，只是深入和讲述的程度不同。张岱年也认为中国哲学与西洋哲学的态度不同，但哲学的问题及对象相当。其实，中国与西方，虽然都有对宇宙、社会、人生的理论化的思考体系，但用以构成各自体系的问题并不相同。就中国大陆而言，五十年代以后，在当时的学风影响之下，马克思主义关于哲学史有共同的基本问题的观念，对中国哲学研究者更造成了较大的困扰；八十年代以来此种影响虽已渐消失，但学术界并未就东西方哲学史是否有共同的问题进行深入讨论以取得共识。而西方哲学界长期以来拒绝把中国哲学作为哲学，只是作为思想、宗教来研究，正是因为认定中国哲学中没有讨论西方哲学中的问题，或没有以西方的方式来讨论。以西方哲学的问题为“哲学”的问题，或把哲学只理解为论证之学，而判定非西方文化是否有哲学，实质上是西方文化中心主义的表现。
五
上述中国文化的情况。并不是没有解决的方法。正如张岱年所提示的，我们应当把哲学看成文化，换言之，我们应当立基于全部人类文化，把“哲学”看作一共相（并非本体意义的），一个“家族相似”的概念。是西方关于宇宙、人生的理论思考(西方哲学)、印度关于宇宙、人生的理论思考(印度哲学)、中国关于宇宙、人生的理论思考(中国哲学)，是世界各民族对超越、自然、社会与人之理论思考之总名。在此意义上，西方哲学只是哲学的一个殊相、一个例子，从而西方哲学的问题和讨论方式并不是哲学所以为哲学的标准。因此，“哲学”一名不应当是西方传统的特殊意义上的东西，而应当是世界多元文化的一个富于包容性的普遍概念。
因此中国的义理之学即是中国哲学，虽然其范围与西方哲学有所不同，其问题亦与西方哲学有所不同，这不仅不妨碍其为中国的哲学，恰恰体现了哲学是共相和殊相的统一。所以，非西方的哲学家的重要工作之一，就是发展起一种广义的“哲学”观念，在世界范围内推广，解构在“哲学”这一概念理解上的西方中心立场，才能真正促进跨文化的哲学对话，发展二十一世纪的人类哲学智慧。如果未来的哲学理解，仍然受制于欧洲传统或更狭小的“英美分析”传统，而哲学的人文智慧和价值导向无法体现，那么二十一世纪人类的前途将不会比二十世纪更好。
另一方面，这种态度并不意味着我们不要学习西方哲学。西方哲学是人类智慧中理性分析和建构的精致代表，西方哲学的形态虽然是特殊，但其中不少问题的讨论是具有普遍性的。西方哲学哲学的论述虽然不是哲学所以为哲学的根本规定，但学习西方哲学可以为研究其他哲学提供具有普遍意义的重要方法。特别是西方近代以来的哲学，虽然它仍然内在于西方语言的限制，但伴随着人类的历史走向世界史，其中的讨论地方性局限渐渐减少，与科学与工业文明发展的普遍性之连结越来越多。
六
西方近代哲学论文范文2
[关键词]西方 人本主义思潮 法兰克福学派 再思考
文/刘妙英
现代西方哲学大体可分为科学主义和人本主义两大思潮。同是对以德国古典哲学为代表的西方传统理性主义的离经叛道,两股思潮的哲学旨趣有着明显的差异。科学主义思潮着重批判近代哲学的形而上学思辨性,要求拒斥形而上学,成为自然科学的方法论和认识论。而人本主义思潮却另辟蹊径,它十分注重人的情感、意志、自由和生命体验等非理性主义精神,并要求哲学重新回归到人,恢复人的本真存在。西方人本主义思潮自19世纪末发端至今已有一个多世纪,对其进行再认识和评价,对于重新理解现代西方哲学的可取之处和理论不足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一、现代西方人本主义思潮的两大基本特征
(一)西方人本主义思潮特别重视对人的哲学理解
“现代西方人本主义思潮最突出的特征是以不同方式强调人的研究在哲学研究中的核心地位。”在某种意义上说,正是这股思潮的各流派以不同方式把人作为其哲学的出发点和归宿,他们的哲学才被称作人本主义。值得注意的是,在对人的认识问题上,人本主义思潮一反传统的理性主义,大都强调人的意志、自由、欲望等非理性精神对自我和世界的主宰。笔者以叔本华、克尔凯郭尔、弗洛伊德、萨特等人的哲学思想为代表来说明人本主义思潮关于人的哲学旨趣。
叔本华是意志主义的创始人,开创了现代人本主义思潮。他认为人的本质是欲望的盲目冲动,这和把人视为理性动物的传统西方哲学是格格不入的。从生存意志哲学出发,叔本华滑向了“人生是苦难,世界是地狱”的悲观主义。因为在他看来,生存意志就是一种生存的欲望,而欲望本身就是个无底洞,一旦人的欲望得到满足,新的欲望又会来临,人又不得不为新的欲望去奔波,这是个痛苦的过程。因此,叔本华认为,人生说到底就是苦难。
如果说叔本华对理性主义的批判是诉诸意识本身,那么克尔凯郭尔则引出了人的存在、人的生活。作为存在主义的先驱,克尔凯郭尔把“存在”理解为非理性的主观体验,把人和整个世界都归为精神上的自我。这些非理性的体验包括厌烦、忧虑和绝望,它们使人重新体验到了人生的诗意和痛苦。叔本华和克尔凯郭尔对人的理解是悲观主义,但是这种悲观主义恰恰预示着19世纪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危机的到来。
弗洛伊德对人的哲学理解极具个性。弗洛伊德的潜意识理论、人格自我分析理论等无疑对心理学和其他人文学科产生了深远影响。但是,对人的认识上,弗洛伊德最受后人争议的莫过于他的“泛性论”。在他那里,“人类的性动力基本上成了人类生命动力的代名词”。弗洛伊德的“泛性论”夸大了对人类和社会的影响,具有很大的片面性。但是,弗洛伊德这一学说进一步动摇了传统理性主义的大厦,尤其是对主张“禁欲主义”的基督教进行了致命的打击,揭开了基督教信仰束缚人类的最后道德神秘面纱。
人本主义思潮中,萨特无疑是一位独特而重要的人物。不同于海德格尔和雅斯贝尔斯,萨特擅长用小说和戏剧等文学手段来表达和宣扬他的存在主义哲学思想。萨特的道德基调除了自由,还是自由。他说:“假如存在确实是先于本质,那么,就无法用一个定型的现成的人性来说明人的行动,换言之,不容有决定论。人是自由的,人就是自由。”换言之,不容有决定论。从“存在先于本质”出发,萨特要求人们对自己的命运进行自我设计,自我选择。但是,我们不能将萨特的自由理解为人为的毫无顾忌,想怎样就怎样。萨特还强调,人必须对自己负责,对他人乃至社会负责。据此,萨特在呼吁人要超越自我和世界的同时,也有着激情下的冷静和理性。
(二)西方人本主义思潮具有深刻的批判性
概观整个人本主义思潮,其中不乏对西方文明进行猛烈批判的代表流派及其人物。其中,尼采和法兰克福学派对西方文化、西方社会的批判尤为引人瞩目。
1.尼采对西方传统理性主义哲学的批判
19世纪中期,黑格尔的思辨唯心主义哲学大厦就已经开始分崩离析。正如雅斯贝尔斯所言:“到了十九世纪中叶,人们开始感到一种终结将要来临,他们所思考的是,哲学是否能继续存在。”尼采对当时哲学的危机有更清醒的认识,也有更惊人的预言。更让后人吃惊的是,尼采看到了哲学的危机也是时代的危机、文化的危机。尼采惊世骇俗地叫喊着:“上帝死了!”并极力主张用哲学的铁锤来摧毁所有旧的道德和信仰。尼采在揭露传统基督教的腐朽、堕落的同时,也撕开了资产阶级“自由”“平等”“博爱”等道德口号下的虚伪面目。这无疑是对资产阶级利己主义的大曝光。尼采对西方文明的批判的深度和力度令人瞠目结舌,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2.西方马克思主义法兰克福学派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
法兰克福学派无疑是西方世界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一个西方马克思主义流派。法兰克福学派尤其强调批判,其创始人霍尔海默尔自诩他的“批判的社会理论”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并以此区分正统马克思主义或教条马克思主义。“霍尔海默尔认为,马克思本人的理论的基本精神是批判的。这可以从马克思的许多着作多以‘批判’为标题的事实中看出来,如《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哥达纲领批判》《政治经济学批判》等。”可以说,批判的精神贯穿了法兰克福学派的整个理论。那么,他们批判的对象又是什么呢?笔者认为,可以从两方面来进行分析。
第一,对西方发达的科学技术的深刻批判。法兰克福学派一反人类对科技乐观主义的传统,指出由于科技的发展,“现代西方社会使人变成了机器人,它与人性的基本需要和人的发展的要求相违背,是个不健全的社会”。由于科技在社会各方面的渗透,社会的消费过程和人际关系都充满了机器性。科技除了带给人类巨大的物质财富,还能留下些什么呢?工业的污染、生态的破坏、核战争的威胁以及人们精神的空虚等令人悲观的现象,难道我们还感觉不到吗?上帝死了,科技却成了人类崇拜的无所不能的新神。科技究竟是人类的救世主还是恶魔?无疑,法兰克福学派给被科技胜利冲昏了头脑的人们泼了一盆冷水。法兰克福学派大都从科技带来的负面作用来批判资本主义社会是个富裕的“病态社会”,而不是从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的弊端去揭露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无疑具有很大的片面性。
第二,对西方社会严重异化现象的批判。包括法兰克福学派在内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十分重视对资本主义社会异化现象的批判。我们知道,马克思的早期着作《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直到20世纪30年代才全文公布。在当时就引起了卢卡奇等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欢呼和关注。与中国马哲史教科书上那种认为“马克思的《手稿》是不成熟的着作”的观点相左,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尤其重视《手稿》中的异化思想。在他们看来,整个资本主义社会 就是一个到处异化了的社会。这种论调,在法兰克福学派思想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马尔库塞的名着《单向度的人》就充分表达这种观点。他认为,当达社会造成了单向度的人。人本来应该既有物质的要求又有精神的要求,但是由于科技的进步和强大,发达社会利用先进的科学技术手段加强了对人的控制,人变成了单向度的人。比如,机器把人从繁重的劳动中解放出来,但是人却对机器产生了极强的依赖性;机器是人类发明的,但是人反过来又成了机器的奴隶。应该指出,他们在一定程度上看到了现代化发展过程中的矛盾和危机,意识到了科技所推动的工业化不能解决一切问题,这是颇令人深思的。
二、西方人本主义思潮是对近代西方哲学的超越
毫无疑问,人本主义思潮的理论存在种种片面性和错误,它甚至抛弃了近代哲学中的不少积极因素。但是,从总体上看,人本主义思潮是对近代哲学的超越。
第一,对近代西方哲学思维方式的超越。“我们在评价现代西方哲学时,如果把是否归属于近代意义下的唯物主义作为是非的根本标准,那对其评价只能是否定的。”的确,如果固执于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之争,西方人本主义思潮(包括科学主义思潮)的很多流派很难被归于唯物主义,而是荒谬的唯心主义,但是,笔者认为,人本主义思潮仍然是对近代西方哲学的超越。
近代哲学发展到德国古典哲学,越来越热衷于建立绝对的终极的哲学体系,并企图将自然科学消融在这个无所不包的体系中,这不能不说是对自然科学发展的重要阻碍。而包括人本主义思潮在内的现代西方哲学,企图排除作为近代认识论基础的二元论倾向。但是,这不是要简单地否定主客、心物之间的差别和联系。不同于科学主义思潮的一些哲学家主张取消哲学的极端做法,人本主义哲学家反对宏大的哲学体系,要求哲学应关注人,回归到人的本真存在,这样的哲学才有其价值和意义。因此,将整个人本主义思潮的理论走向和近代西方哲学作比较,至少发现它在哲学思维上超越了近代西方哲学。
第二,西方人本主义思潮体现了浓厚的人文主义精神。近代西方哲学是人类思想史上的重大进步,并曾有过像笛卡尔、培根、斯宾诺莎、休谟、卢梭、康德、黑格尔等西方哲学史上赫赫有名的大哲学家。近代西方哲学曾经也很倡导人文主义精神,并具有很强的革命性。但是近代西方哲学发展到后来,对理性的倡导逐步演变成了对理性的迷信,最终导致理性的独断。到了黑格尔那里,理性吞噬了现实的人,人的主体性和创造性、人的自由与尊严都消融在思辨的哲学体系中了。这样,原本倡导摆脱基督教神学束缚、主张思想解放的近代西方哲学,又变得敌视人、放弃人了。总之,近代西方哲学在取得重大进步的同时也隐含了严重的缺陷和危机。这时,现代西方人本主义思潮应运而生,并在某种程度上超越了近代西方哲学。近代西方哲学在理性的攀升中遗忘了“人”,而现代西方人本主义思潮恰恰在某种程度上回归到了“人”,从而具有更贴近现代人的生活气息。这就是现代西方人本主义思潮能超越近代西方哲学的现实原因所在。
三、西方人本主义思潮的缺陷和危机
现代西方哲学尽管是对近代西方哲学的超越,但是其自身也陷入了难以克服的严重缺陷。
(一)西方人本主义思潮夸大人的主观能动性,陷入了主观唯心主义
人本主义思潮最突出的特征是把“人”摆在了研究的突出位置。如果说,近代西方哲学愈到后来愈陷入了理性独断、理性狂妄的泥潭,那么,西方人本主义思潮的许多哲学家,则自觉或不自觉地夸大了非理性精神对自我和世界的主宰,滑进了非理性主义的泥沼。他们所强调的“自我”不是人的具体的现实的存在,而是人脱离了客体的主观臆想。他们把人的某一方面的特征加以夸大,并以此来解释人生,甚至解释历史。当把人的本质乃至世界的本质视为非理性的精神时,这种夸大非理性主义的哲学,就不可避免地陷入了荒谬之中。比如,叔本华的悲观生存意志主义,并不能真正对人的心灵起到慰藉的作用;萨特的超凡脱俗的“自由观”,虽说表达了人类超越客观世界的自信心,但是这样的自信无疑是虚幻的,最终还是导致了主观随意性。
(二)人本主义思潮对西方发达国家的批判破坏有余,建设不足
现代西方人本主义思潮对西方文明的病态进行了猛烈的抨击,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然而,我们仔细观察后就能发现,人本主义思潮在对西方文明深入批判后留下了后遗症。这是怎样的后遗症呢?我们确实认清了人性的丑陋、社会的黑暗、文明的衰落,然而,批判的炮弹动摇了岌岌可危的“文明”大厦,谁又来重新构建新的人类文明呢?
尼采叫嚷着要“重估一切价值”,他敏锐地觉察出基督教所宣扬的“博爱”“容忍”在病态的资本主义社会中的虚伪性,他捅破了这层不牢固的窗户纸,接着,抬出他最男性化的“超人”哲学。在超人眼里,普通人就像畜牲一样愚蠢,“超人有着极大的权力,他疯狂地占有一切,统治一切”。疯狂的尼采还鼓吹侵略战争,宣称“优等民族”对“下等民族”统治的合理性,这就难怪尼采哲学被邪恶的法西斯集团所利用了。
西方近代哲学论文范文3
西方哲学之有效的大规模东传，显然是19世纪后期的事情。当此时，中华帝国已是千疮百孔、风雨飘摇，步入垂老之态。传统儒家思想在内部的批判性力量和外来冲击的双重打击下，日渐失去了往日的辉光。章太炎等提振子学，“激而诋孔”，夷孔子于诸子之列，化经学于“国故”之中。康有为等“轻古经而重时政”，大力引入西学西术，彻底颠覆了儒家的经学系统。晚清今文、古文大师，一手推倒经学旧厦，一手援引西学新知，为西方思想的“昂首”东进铺就了前路。正是在内部容纳的条件大体已定和普遍的“除旧布新”的热切渴望之中，西方哲学的“东渐”才汹涌如潮、势不可遏、蔚成大观。维新派和革命派纷纷创设译书局，翻译了大量的西方著作；又主办许多报章杂志，广泛地传播新知识。严复翻译的《天演论》和康有为的《诸天讲》等，引进和介绍了进化论与星云假说；严复、梁启超、章太炎、马君武等大力译介和宣传民主自由思想，推广新知识论和新社会观；王国维对德国哲人情有独钟，花大力气来举荐叔本华等人的唯意志论；朱执信初步介绍了包括马克思在内的“德意志社会主义革命家”的学说。正是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这股强劲风潮，掀开了西方哲学大规模传入我国的序幕，为一百年来西方哲学的引进、调适和融会奠定了基础。
在中国漫长的五千年文明史上，20世纪是一个急速变化、翻天覆地的时代，其中最为重要的背景性因素便是中西文化的全面碰撞和深度交融，由此引起的震荡和巨大的改变可以说是亘古未有。作为提供价值理念和精神原动力的哲学，在这一系列的变革当中无疑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就20世纪的中国哲学来讲，大体经历了清末民初、新文化运动时期、三四十年代、建国后和改革开放以来这五个阶段。而每个时期都伴随着对西方哲学的引介、传播和消化，借鉴西方哲学差不多成为整个20世纪中国哲学的主要发展方式。清末民初，经学的终结和西学的兴起标志着新旧思想的交替和中国哲学新的时代的开始。此时的西方哲学，还只是春风初度、微波乍起，混杂在笼统的西学西术之中，未行剥离而难识真貌。新文化运动时期，各种西方学说纷至沓来，目不暇接，新思潮风起云涌，势不可遏，中国哲学发生了巨大的转型。对西方哲学的了解和接受，也由朦胧变得清晰，由间接变成直接，由局部变为全面。到了三四十年代，具有现代形态的中国哲学体系更是纷纷登台亮相，专业的学院派哲学家逐渐成为思想舞台的主角。而仿照西方哲学建立起来的一套专业化的机制也渐臻于完备，学科化的哲学系统初步地稳固下来。1949年之后，中国哲学发生了重大的裂变和分形，在马克思主义哲学逐渐被意识形态化的背景下，西方哲学的传播和研究也经历了种种的艰难与曲折，成果甚微。而流散于港台海外的中国哲学也经过了复杂的分化和重组，更多地经受了与西方哲学的交融与碰撞。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哲学的发展进入到了空前繁荣、最为辉煌的时期，西方哲学的翻译介绍、推广普及，以及和中国本土化思想的融合，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所取得的成就也足令世人瞩目。在这一百年的中国哲学演变和发展的历程当中，西方哲学如影相随，成为一种深深地嵌入到其基底的“背景色”。离开了对西方哲学东渐史的了解，就无法理清20世纪中国哲学所走过的轨迹，也无法理解和说明这其中的种种细节问题，更无法预期中国哲学未来发展的前景。
正是基于这样的需求，汤一介先生主编了这套“20世纪西方哲学东渐史”丛书，全面清理和总结一个世纪以来西方哲学东传我国的历史，并对这一百年的中西哲学关系做出了全景式的描绘和深入细致的分析。在这之前，西学东渐和近代以来的中西文化交流一向是人们谈论的热门话题，研究成果也层出不穷；但专门以“哲学东渐”为主题的研究尚没有得到充分展开，所取得的成果也寥寥可数。2002年9月，海峡两岸学者在武汉大学共同举行了“西方哲学东渐学术研讨会”，可能是哲学界就此主题所召开的第一个大型会议，也可以看作是这方面研究热潮即将来临的一次预演。果然，时过不久我们就迎来了丰收的季节，这套大型丛书的问世填补了近代以来中西文化交流史领域的诸多空缺，标志着“西哲东渐”研究开始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为后续的学术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也提供了进一步深入探讨的种种路径。和以往的西哲东渐史研究成果相比，这套丛书主要表现出以下几个特点：
一是规模宏大，覆盖面广，材料极为丰富，问题讨论深入细微。丛书以12本专著、3500页以上的总篇幅，将一个世纪以来西方哲学东传我国的历史条分缕析、分门别类地叙述之，这在西学东渐研究史上也算得上是一项大工程了。它所涉及到的西方哲学思潮和流派有：进化主义（涉及自由主义、社会主义和保守主义）、实用主义（包括新实用主义）、实在论（包括新实在论、批判实在论、科学实在论）、德国古典哲学（主要是康德和黑格尔）、唯意志论哲学、分析哲学、基督教哲学、现象学、存在主义、解释学、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包括解构主义和部分后现代哲学）、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等。除了以专书或者专篇来研究上述思潮流派的中传史之外，丛书还专列了《20世纪西方哲学东渐史导论》和《中国本土文化视野下的西方哲学》两本著作，从宏观视野上总体省察了西方哲学东传过程之中所涉及到的一些基本问题。这样，20世纪传入我国并发挥了一定影响和作用的西方哲学思想及其流派，基本上都被扫瞄了一遍；对相关的材料和文献，各书作者也大多能“竭泽而渔”，搜罗的十分详备，为后续研究者提供了一份非常有用的“联络图”。因为资料翔实、主题细化，丛书各作者在自己拿手的研究领域内得以大展拳脚，充分施展出了各自的本领（作者均为相关主题范围的专业教授），对线索的梳理和问题的讨论可以说做得相当细致，绝非一般泛泛谈论西学东渐者可以相比。
二是注重晚近20年来西方哲学之传播情况的总结和研究，体现出较强的时代感。丛书涵盖的范围虽说是整个20世纪，但西方哲学在我国的传播和影响，尤其是译介和研究方面的成绩，显然以改革开放之后的20余年来最为卓著。在这个时期，中国学者以开放的胸襟和世界化的眼光，用超强的速率和密集的方式，引进了大量的西方哲学，形成了西学东渐以来的第二次高潮（新文化运动时期为第一个高潮）。除了大量的“补课”工作，弥补几十年间所造成的缺失，消除自身的“饥荒”感、拉近与世界的距离之外；更多的是翻译介绍大量现代西方哲学的著作和思潮，将“西哲东传”的整体状况从近代哲学为主拉入到现代哲学阶段，实现了一次时代性的飞跃。这20年西方哲学著作的翻译量、西方思想的普及率，以及对之开展研究的广度和深度，可以说是以往任何一个时期都难以望其项背的。正因之故，丛书用了相当大的篇幅来描述这一时期的“西哲东渐”，爬梳材料，归纳问题，总结成绩，将这个重要时段的西方哲学之传播情况立体化地呈现在了我们的面前。除了《现象学思潮在中国》、《结构主义与后结构主义在中国》、《后现代后殖民主义在中国》三本书的专门论述之外，《实在论在中国》、《实用主义在中国》、《基督教哲学的中国》等著作也用了较多的篇幅来总结这20年的传播情况和研究状况，让人感觉到“东渐史”不只是在诉说过去，而是在描述当下，甚至预示了未来。
西方近代哲学论文范文4
关键词：现代西方哲学；翻译；哲学演变
笔者在阅读现代西方哲学及其相关著作时发现，“现代西方哲学”的名称英译内涵丰富，不能仅凭字面理解，需要对现代西方哲学的发展历程以及在我国传播的历史做认真探究之后方能有正确的结论。“哲学”一词的英文对应词是“philosophy”。毫无疑问，“现代西方”的对应英译为“modern western”，从翻译学的视角看，按照直译原则肯定是没有问题。问题是译成“modern western philosophy”，国内读者的理解会明白无误，但如果同国外的同行或学者进行交流，他们是否会首肯或赞许呢？这里就直接涉及到西方哲学史的发展及时间概念的划分问题。
实际上，西方人所指的modern philosophy 并不等于国内普遍所说的“现代哲学”。modern philosophy 这一类课程的内容涉及的是17至19世纪的哲学，[1]相当于国内表述的西方近代哲学。英语中找不到与“近代”相对应的词，early modern（现代前期）这一词组接近汉语中“近代”含义。我国所说的“现代”大约与英语中“later modern”（现代后期）相近。但是西方学者们不大用“现代后期哲学”这一说法，而更倾向于采用“contemporary philosophy”（当代哲学）作为学科名称。而contemporary philosophy涵盖的内容都是关于20世纪的哲学。这在外国人是很自然的事。英语“contemporary”的原义为“同时代的，当代的”。当代哲学涉及到生活在20世纪至21世纪的哲学家的学术成果。当代哲学即20-21世纪哲学。然而这种时间概念却难以让中国人接受。我们所说的“当代”只是指20世纪的后半叶，“现代”大约指20世纪的全部。“现代”这一时间概念在有的学科里比20世纪稍长一些，在有的学科里稍短一些。
一、现代西方哲学在中国的传播
中国人所研究的现代西方哲学的时间跨度比20世纪长。把西方哲学最早传入中国的最有影响的著作应该说是严复（1845-1921）翻译的《天演论》等，其进化论思想影响了中国几代人的哲学观念，可以说，他是把西方哲学介绍到中国来的第一功臣。[2]近现代西方哲学的学科研究在20世纪的中国大体经历了四个时期。[2]第一个时期，自19世纪末到20世纪20年代中期，这是西方哲学学科研究在中国的创立期，也是中国人对于西方哲学学术研究的起步期。传播者多为社会变革的政治领袖，如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与蔡元培等。“哲学”这个新名词于1920年在梁启超主办的《新民丛报》上出现。1914年北京大学将1911年成立的“理学门”更名为“哲学门”。1917年正式改名为“哲学系”。到1919年，北京大学的哲学系还成立了哲学研究所。第二个时期，自20世纪20年代末至40年代末，即“后五四”时期。这是西方哲学在中国学科建设与学术研究取得重大进展时期。第三个时期，从1949年至70年代末，这是西方哲学学科建设与学术研究在中国的曲折时期。第四个时期，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是对西方哲学的学科建设和学术研究的一个再发展并走向全面繁荣时期。现在所说的现代西方哲学开始于黑格尔和费尔巴哈之后，即从19世纪后期一直到现在的西方哲学；20世纪西方哲学是其中最长的一段，但不是现代西方哲学的全部。现代西方哲学是19世纪中叶以来主要流行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各种哲学流派的总称。一般指黑格尔之后至今的西方哲学。它的特点是新流派众多、思想方式变化深刻、与现代科技与人文众学科的关系密切、对中国的现实思潮影响巨大，与未来哲学的发展息息相关。
二、黑格尔之后的西方哲学演变
黑格尔哲学是19世纪德国资产阶级的世界观体系。它集德国古典哲学之大成，创立了一个完整的客观唯心主义哲学体系，具有百科全书式的丰富性，居于整个资产阶级哲学的高峰。但是，在他的唯心主义哲学体系中，提出了有价值的辩证法思想，认为整个自然的、历史的和精神的世界是一个过程，是在不断地运动、变化和发展着的，而其内部矛盾乃是发展的源泉。马克思、恩格斯批判地继承了黑格尔辩证法的合理内核，创立了唯物辩证法。
自黑格尔之后，出现了唯意志主义、实证主义、新康德主义、直觉主义、分析哲学、现象学、存在主义、解释学、西方马克思主义、实用主义、结构主义、解构主义等新流派。它们带来了西方哲学两千年来最为深刻的思想方式变革：反形而上学、反基础主义、向语言的转向、对境域的关注等，令人耳目一新，极大地丰富了人的哲学思维。这种变化使得现代西方哲学具有了很强的向其他学科渗透、与之交叉的能力以及建立新的次级学科的能力，比如科学哲学、语言哲学等。现代西方哲学与科学技术、人文学科、社会科学学科和文学艺术实践之间形成了更为密切的互动关系。而且，由于思想方式的转变，相比于传统西方哲学，现代西方哲学与中国哲学有了近距离的接触和深入对话的可能。
三、现代西方哲学的几个发展阶段
现代西方哲学是西方传统哲学的继续和发展。古希腊哲学、中世纪的经院哲学、17～18世纪的理性论和经验论以及德国古典哲学等，都对现代西方哲学的不同流派发生了重大影响。传统哲学中的认识论、本体论、伦理学等方面的问题，仍然是现代西方哲学所讨论和研究的重点。现代西方哲学的历史发展和演变，从时间上看，大致可分为以下三个时期。[3]
1.19世纪40年代到19世纪末
这个时期是自由资本主义发展的晚期。在现代西方哲学中出现了许多流派，如唯意志论、生命哲学、实证主义、马赫主义、新康德主义、新黑格尔主义等。它们对20世纪西方哲学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2.19世纪末到第二次世界大战
这个时期，西方流行的主要哲学流派有新实在论、实用主义、人格主义、逻辑原子论、逻辑实证主义、现象学和存在主义。
新实在论形成于20世纪初，它在奥地利以f.布伦塔诺（1838～1917）、a.迈农为代表，在英国以g.e.摩尔、罗素、a.n.怀特海、s.亚历山大等人为代表，在美国则以r.b.佩里、w.p.蒙塔古等人为代表。此外，以g.桑塔雅那等人为代表的批判实在论，以r.w.塞拉斯等人为代表的自然主义，在20世纪前40年内相继流行于美国。但这一时期在美国哲学中影响最大的则是实用主义。
实用主义形成于19世纪末，20世纪上半叶在美国哲学界一直居于主导地位，其主要代表是c.s.皮尔士、w.詹姆斯和j.杜威以及英国的f.c.s.席勒。实用主义者的基本特征是把经验当作世界的基础，强调行动和效果，反对真理的符合论。
3.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
这个时期，英美国家流行的主要是分析哲学的各个支派，在欧洲大陆国家主要有存在主义、新托马斯主义、结构主义、现象学和解释学。
现代西方哲学的不同流派和不同哲学家，都重视并深入研究知识和真理、自然和人、语言和意义等问题。他们通过对这些问题的探讨，阐明自己的观点。通过对这些问题的叙述也可以看出现代西方哲学发展的新动向。
四、结论
对于中西方学者来说，“当代”或“20世纪”、“21世纪”都只是时间性概念，“现代”则是一个表示社会与文化变迁的理论性概念，它与“传统”相对应。那么，如何确立“传统”与“现代”的界限呢？实际上，它不仅仅是一个时间性的问题，而涉及到文化和思想史的发展分期。西方的现代化进程始于17世纪，因此，他们把17世纪以来的哲学当作现代哲学。而中国人对这种“现代”概念似乎难以接受。中国学者的理解是，17世纪至19世纪前期的哲学（即我们所指近代西方哲学）是一个新的传统。我们所指的西方现代哲学，既与17世纪以前的老传统又与17世纪以后新的哲学传统相分别的哲学。[4]
在《西方哲学简史》一书中，西方哲学的发展在黑格尔哲学中达到巅峰，黑格尔建立了历史上最庞大而全面的哲学体系，包括了哲学史上全部范畴和大部分重要哲学命题，来解释思想、自然界和社会的一切现象。然而，这一庞大体系在黑格尔去世后不久便崩溃了。黑格尔哲学体系的崩溃标志着西方传统哲学的终结。之后，西方哲学的发展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即现代哲学阶段。“现代西方哲学”这一概念是相对于“传统哲学”而言，它指的是黑格尔之后的西方哲学。因此“西方现代哲学”的中文含义既不能被翻译成modernwestern philosophy，又不能译为contemporary western philosophy或20th century western philosophy，分析西方哲学发展史的实际情形应译成western philosophy after hegel（黑格尔之后的西方哲学）。
参考文献：
[1]赵敦华.西方哲学的中国式解读[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2.
[2]黄见德.20世纪西方哲学东渐史[m].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
西方近代哲学论文范文5
人类很快就要进入21世纪。在新的世纪中哲学将朝什么方向发展？将会发生哪些重大变化？这是近年来中国和西方哲学界、马克思主义者和非马克思主义者都在热烈讨论的问题。中国哲学存在的条件及其本身状况都不同于西方，它当前存在的问题和今后的走向必有不同于西方的特点。然而当代中国是面向世界的中国，中国的现代化运动与整个世界在一定程度上已融为一体。因此当代中国哲学的发展变化与西方哲学也必然有不可分割的联系。除了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的研究外，中国哲学研究还包含继承和发扬中国传统哲学、学习和借鉴国外哲学等诸多方面，它们都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为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服务，并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融为一体。因而当代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的联系最突出地表现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西方哲学的联系，研究当代哲学走向最重要的就是研究马克思主义与西方哲学的走向。
马克思主义哲学当然具有世界意义，但从社会背景和理论来源来说主要是西方的产物。这一点中外哲学界都很少有争议。分歧较大的是：它与在同一社会背景和理论渊源下产生的现代西方哲学究竟是什么关系？在很长一个时期内，人们往往把被教条化和僵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形态当作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来形态，并因它在基本倾向上与现代西方哲学不同而把这两种哲学完全对立起来。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大都对现代西方哲学全盘否定；西方哲学家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也总是极端敌视。双方处于对峙局面。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际形势剧变，马克思主义的发展遇到了重大挫折。许多西方学者就此宣告马克思主义“最终失败”。马克思主义学术界内部也有人在不同程度上动摇了原有的信念。这种情况的出现要求我们既要重新考察和认识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现代西方哲学的真实所是、特别是二者的产生在西方哲学史上的真实意义；也要重新考察二者一百多年来在各自的发展中遇到的不同性质的问题和困难，二者是否能够以及怎样去克服它们？二者是否还具有、或在什么条件下还具有生命力？只有对这些问题有符合实际的认识，才能对二者的前途和当代哲学的走向作出较为准确的估计。
二
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和现代西方哲学的出现在哲学发展中的意义，我国哲学界过去作了相反的评价：前者是哲学上的革命变更，后者是从进步向反动的转化。这种情况在改革开放后已有很大改变。在邓小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引下，我国理论界在很大程度上纠正了左的教条主义和僵化倾向。对于现代西方哲学，现在很少再有人简单否定。除了专业队伍外，许多专事中国传统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人士也对之作了大量研究，并在自己的工作中借鉴了有关成果。然而在这方面仍有明显的不足。特别是对马克思在哲学上的革命变更和西方哲学由近代到现代转化的真实意义还缺乏深层的探索，而没有这样的探索，既有的成就也是不牢固的，在一定条件下还可能在不同程度上出现与以往类似的片面性。
将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和僵化，现在谁都反对。然而，即使在左的倾向占支配地位的时期，又有谁公开赞成呢？人们往往都是在维护马克思主义的名义、甚至动机下将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和僵化的。人们是否会将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和僵化，这既取决于他们的主观愿望，更取决于他们能否以与马克思主义相一致的思维方式来理解马克思主义。在将马克思主义哲学教条化和僵化的人中，固然有它的反对者，但也有、甚至更多的是它的拥护者，有的甚至是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然而，由于他们在某些方面未能越出近代哲学的视野，或受政治和意识形态等其他方面的制约和影响，以致不自觉地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特别是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核心的实践原则。因此，如果对马克思在哲学上的革命变更理解片面，即使有最好的动机，也会背离马克思主义的
。
对现代西方哲学不能简单否定，现在谁都同意。可是，过去也极少有人直截了当地宣称要对之简单否定。当时人们主要也只是说要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对之进行分析批判，而这不能说错了。问题在于人们对现代西方哲学的理解远远离开了其实际所是。例如，当时大家都认为西方哲学从近代到现代的转化是从唯物主义向唯心主义转化，现代西方哲学的根本特征是唯心主义泛滥。实际上大多数现代西方哲学流派所要求的是超越以追究世界的物质或精神本源为目标、以心物相互独立和主客完全分离为理论前提的传统的哲学思维方式，从而除了反对唯物主义以外，也明确要求反对唯心主义。他们之反对唯物主义，并不是为了宣扬唯心主义，而是使哲学不局限于传统意义上的唯物唯心之争，而转向具有自主个性的人及其所牵涉的世界，转向人的现实生活和实践。这种转向并不意味着笼统地否定外部世界（自然界）自在地存在，而只是认为这个世界如果不与人发生牵涉，就不能成为人的现实生活和实践所及的对象（客观）世界。哲学应当成为研究人的现实生活和实践的学问，而不应当成为超越这个界限的形而上学。因此，按照传统观点来批判现代西方哲学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在一定意义上可能是批判了一些它们正好要反对或超越的东西。
究竟怎样理解马克思在哲学上的革命变更和西方哲学由近代到现代的转化的真实意义？这是一个涉及面广泛、内容复杂且带有较大敏感性的“系统工程”，需要哲学界共同努力探索。我个人近年来对这方面的问题也曾反复思考，在《西方哲学的近现代转型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当代中国哲学的发展道路（论纲）》等几篇论文中发表过一些意见。其中包括了如下两点：
第一，现代西方哲学的出现是西方哲学发展史上一次划时代意义的哲学思维方式的转型，主要表现为多数现代西方哲学流派都以自己特有的方式力图超越以主客心物等二分为出发点，以建立关于世界的本源、本质的理论体系为目标，以基础主义、本质主义等为理论特征的近代哲学，使哲学研究在不同程度上从抽象化的自在的自然界或绝对化的观念世界返回到人的现实生活世界。现代西方哲学家企图以此摆脱近代哲学的困境，为哲学的进一步发展开辟新的道路。他们的哲学总的说来更能体现这一时期西方社会各个方面发展的状况，因而具有重要的进步意义。西方哲学由近代转向现代标志着西方哲学发展到了一个新的、更高的阶段。
第二，马克思主义在哲学上所作的变更是哲学史上最具有进步性和革命性的事件。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仅比现代西方哲学更加彻底全面地超越了近代哲学的二元分立、基础主义、本质主义和思辨形而上学等倾向，而且为西方哲学的进一步发展指明了现实的道路。这具体表现在马克思不是简单地扬弃一切旧哲学，而是力图彻底打破它们由以出发的前提。他所关注的不是建立关于整个世界的严密完整的理论体系，而是直面人的现实生活和实践。他由此把实践观点当作其哲学的首要的、基本的观点；主张通过实践来充分发挥人的能动性和创造性，促进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马克思正是通过对人的实践的意义的深刻揭示和全面阐释彻底地实现了对近代哲学的超越，实现了哲学上的革命变革。
总的说来，从批判和超越以二元分立、基础主义、本质主义等为特征、并已陷入困境的近代哲学思维方式说，从建立一种以强调人的现实生活和实践以及人的自主能动性和创造性为特征、以适应现代社会的时代精神的要求的新的哲学思维方式说，现代西方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之间存在着重要的类似之处，可谓殊途同归。二者均属于现代哲学思维方式，具有某种程度的同质关系。
三
肯定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和西方哲学从近代到现代的转化都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哲学思维方式的变更，这并不意味着可以把二者相提并论，也不表示这种变更具有永恒意义。二者在社会阶级属性和理论形态上都存在着重要区别。它们在发展中都会遇到各种问题和挑战，都需要进行新的变更。但二者的问题和挑战的性质不同，进行变更的形式和内容也不同。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革命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理论形态，这一点很少有人直接否定。重要的是要作到具体地、而不是抽象地看待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这种阶级属性与其具体的理论形态之间的联系，否则仍然无法正确地理解和坚持真正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之把实践观点当作其哲学的首要的、基本的观点，正是由于他不仅是伟大的哲学家，而且是无产阶级革命的伟大导师。这二者的统一使他超越了同时代的西方哲学家无法避免的在
理论与现实之间脱节的局限性，能自觉地把在哲学上的变更与无产阶级的现实的革命要求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从而使他的哲学具有高度的现实性和实践性。马克思在批判和超越西方近代哲学时，其所关注的不是像西方哲学家那样构建新的哲学体系，而是促进现实社会的改造，为其指明方向，提供指导。他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最后一条中指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这不仅是《提纲》的结论，也可以看作是他的整个哲学的结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目标就是为无产阶级改造世界服务。因此它不把理论当作教条，而当作行动的指南；它不恪守任何与现实生活和实践相背离的抽象原则，而是把它的原则与现实生活和实践紧密联系起来，既用来指导现实生活和实践，又在现实生活和实践中受到检验；它反对并超越任何封闭、僵固的体系，自然也避免构建易于变得封闭和僵固的那种全面完整的体系，而坚持采取一种能动地面向现实生活和实践、面向未来的开放的思维方式，并由此使自己的理论不断得到丰富和发展。正因为如此，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其产生以来的一百多年中，在所涉足的各个领域都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无论就其理论本身或在它的指导和影响下所进行的各种现实的革命和实践活动，都取得了极其光辉和伟大的成就。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不可能没有曲折。早在马克思在世时就有人以颂扬他的名义而曲解他的理论，以致他为了与这些人划清界限曾不得不宣称“我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注：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76页。）。在往后的一百多年中，围绕着如何看待马克思主义哲学，无论在马克思主义者和非马克思主义者之间，还是马克思主义者内部，一直都在进行着激烈的争论，马克思的哲学也一再受到曲解。以现代西方哲学各个流派哲学家为主的非马克思主义者由于不能摆脱资产阶级的眼界，自然看不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革命意义。尽管他们有的也力图超越西方近代哲学，甚至以某种含混的方式、在某种程度上把面向现实生活和实践当作哲学的新的方向。但他们却往往看不到马克思主义哲学对西方近代哲学的超越，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原则的真实意义。他们大都仍然是以近代哲学思维方式来看待马克思主义哲学，把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与近代唯物主义等量齐观，把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与黑格尔的辩证法相提并论，把这些哲学存在的问题当作马克思主义的问题，并由此对之加以批判和攻击。例如，许多（甚至可以说是多数）有代表性的西方哲学家都竭力指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二元论”、“教条主义”。其实，马克思早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等早期著作中，就已非常明确地把“实践”、“真正现实的、感性的活动”当作他的全部哲学的出发点，从而从根本上超越了唯心主义和直观的唯物主义的界限，动摇了产生“二元论”、“教条主义”的基础。
在马克思主义者内部，人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也往往有不同看法。原因是多方面的。例如所处历史时期和社会背景上的差异都会使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有不同的眼界，从而有不同的认识。这种不同大都是正常的现象。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正确理解本身就需要考虑时期、地点、条件不同等多方面的因素。就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曲解或误解来说，情况也是多样的。最常见、也最值得注意的是一些人往往按照近代哲学的思维方式来理解它。例如，把马克思对费尔巴哈的关系主要看作抛弃其人本主义而继承其唯物主义的“基本内核”；把马克思对黑格尔的关系主要看作抛弃其唯心主义而继承其辩证法的“合理内核”。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唯物主义对旧唯物主义的自然主义的一定程度的克服，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自我意识理论对传统的先验主体性原则的超越以及对人的自由、实践性和历史性等的揭示，这些本来都为马克思所肯定和强调，成了他的哲学理论的重要思想来源。然而它们后来被许多人忽视了。他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因而往往带有某种自然主义、纯粹理性主义和非人的色彩，而这些正是马克思所竭力批判和超越的近代哲学固有的倾向。诸如此类对马克思哲学的偏离为各种形式的教条主义和机会主义倾向所进一步发展，后者对马克思主义造成了极大损害，有时使之陷入困境甚至危机。出现这种偏离的原因各有不同，需要具体分析，但脱离现实生活和实践可以说是其共同特点。
显然，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其发展过程中之遇到困难，出现曲折，不是由于它本身存在内在矛盾或片面性，而是由于人们对它作了教条主义等脱离其实际所是的理解和发挥。既如此，为了克服这些困难和曲折，就不是超越、更不是放弃马克思主义，而是由被曲解或作了片面发挥的马克思主义返回到以现实生活和实践为出发点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正是由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以现实生活和实践为出发点，所以它能克服由于背离现实生活和实践而造成的各种偏向和挫折，不断修正、丰富和发展自己的理论，使之在新的条件下继续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思想克服了种种左右倾机会主义，引导中国革命取得了光辉胜利；邓小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批判和克服了“凡是派”等左的倾向，使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举世公认的伟大成就。他们的共同特点，就是紧紧适应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现实和实践，从而克服和纠正了各种背离现实和实践的左的或右的倾向，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转总之，马克思在哲学上的变更并未给人们一张包治旧哲学百病的现成药方，而是指示了一条超越旧哲学、建立新哲学的现实道路，也就是使哲学与人的现实生活和实践紧密相联的道路。人们在这条道路上还会遇到各种险阻，受到各种干扰，甚至出现挫折和失败。但只要能紧紧扣住时代精神的脉搏，就仍然可以及时回到正确道路上来，在新的条件下获得新的发展。
四
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相比，现代西方各派哲学对近代哲学的超越都很不彻底，甚至自相矛盾。它们往往以不同形式重犯、甚至发展了近代哲学的某些片面性。例如在激烈抨击其思辨形而上学倾向时，自己又以新的形态去构造同样具有片面性的某种形而上学。它们对近代哲学的理性独断和绝对主义作了可谓淋漓尽致的揭露和批判，却又因忽视或贬低理性的作用而往往走向某种形式的相对主义和非理性主义。它们揭示了主客、心物等二元分立的种种弊病，特别是使人对象化和物化（异化）的弊病，强调发挥人的能动性和创造性，然而却由此走向了无视客观实际的主观主义。总的说来，西方现代哲学各个具体流派对近代哲学的超越只是在某些方面或环节上的超越，在其他方面则可能仍然徘徊于传统哲学的框架之中。只有从整个现代西方哲学的长期发展历程的角度来考察，才能谈得上它们对近代哲学的超越。换言之，马克思主义在19世纪中叶就已基本实现的哲学思维方式的变更，现代西方哲学是通过迂回曲折的道路在一个多世纪的漫长历程中在某种程度上实现的。
正因为如此，现代西方哲学在其演化过程中遇到的矛盾和挑战比马克思主义哲学要严重得多。人们常用“矛盾重重、危机四伏”来形容其境况，也并非毫无根据。过去的偏向在于将其强调过分，仿佛现代西方哲学从来都不能克服其矛盾和困境，从来都不能获得进步。这当然不符合实际。19世纪中期以来西方哲学发生了思维方式转型意义的变更，这种变更正是通过在不同程度上克服各个流派和思潮的矛盾和困境来实现的。不过，就现代西方哲学的各种具体的流派和思潮来说，由于都存在着内在矛盾，因而都不可避免地要陷入其特有的困境和危机。事实上，在现代西方哲学演化的这一百多年中，不断有哲学家惊呼所处时期的哲学陷入困境和危机，他们往往宣称自己的哲学理论的目标就是使西方哲学摆脱这种困境和危机。然而他们同样由于内在矛盾而陷入新的困境和危机，甚至很快就被别的流派和哲学家所否定，几乎没有一个哲学流派或一种哲学理论具有长远的生命力。所以在一定意义上未尝不可以说现代西方哲学是一种处于困境和危机之中的哲学。
这种状况从本世纪60年代以来表现得更为明显。随着英美分析哲学运动之衰落与殴陆现象学存在主义运动之受到挑战，现代西方哲学由于其两种主要思潮都未能摆脱自己的困境而仿佛陷入了全面的危机，西方哲学界也普遍地由此发出了克服危机、为今后哲学的发展寻找新的出路的呼声。各种新的思潮应运而生，它们的共同特征是要求不仅超越近代哲学，也超越现代哲学，特别是上述两种思潮及其对立，使哲学研究完全越出它们的界限。其中最为突出并被广泛炒作的要算所谓后现代主义(Postmodernism)。它被一些哲学家渲染为实现了哲学上的新的变更，开辟了西方哲学的新时代，但又受到另一些哲学家的激烈非议，中国哲学界对它的看法也往往大相殊异。哲学上的后现代主义究竟是一种怎样的思潮？它在西方哲学发展中究竟能起何种作用？这是我们研究当代哲学走向时必须回答的问题。笔者的意见已在其他一些地方作了较具体的论述。这里限于篇幅，仅作如下简单说明。
后现代主义哲学除了指本世纪60年代以来流行的特定思潮以外，还可以有其他各种含义。从英语Postmodernism（德法等西语类似）一词的语义说，它可以指现代“之后”或“后期”的哲学。由于“现代”(modern)通常泛指西方“现代化”(modernization)运动开始以来的整个资本主义时代（中文通常译为“近代”），因而后现代哲学实际上就是指从笛卡尔（也可上推到文艺复兴）开始的近代哲学之后或后期（后近代）的哲学。还有一些哲学家提出后现代主义只是表示一种不同于现代主义的思维
方式，而不是时间概念。同一时代的不同哲学理论有的属于现代，有的属于后现代。从西方哲学的实际发展来说，由于从19世纪中期以来先后出现了各种类型的批判和超越近代哲学的思潮，它们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哲学思维方式的转向，因而具有后现代（后近代）哲学的意义。既然后现代主义的含义不是单一的，就应当按照其不同含义来看待它们的作用。
如果后现代主义被用来泛指19世纪中期以来整个西方以批判和超越近代哲学为特征的哲学，那么对它的评价就与对现代西方哲学的评价大体一致。既然后者在其发展中陷入了困境、甚至危机，那么单纯给予它们一个后现代主义的新名称并不能使它们摆脱这种困境和危机。
如果后现代主义指现代西方哲学之后的哲学，或者说本世纪60年代以后兴起的当代后现代主义，那么是否应当对它们作出不同于现代西方哲学的评价，要看它们在理论上是否超越了现代西方哲学的范围。从一方面说，当代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适应了对现代西方哲学的发展进行新的反思和变更的需要。他们大都对尼采以来的现代西方哲学家的理论的矛盾和缺陷进行了揭露和批判，并以开辟哲学的新方向为己任。从揭露西方传统和现代哲学的缺陷和矛盾说，他们的工作是有价值的，至少能给人以启迪。他们所提出的反体系哲学和绝对一元论、反二元分立、反人类中心论、反绝对化的理性主义和非理性主义等主张在一定程度上的确反映了现代哲学发展的一种趋势。
然而，尽管当代后现代主义者不仅要求超越近代哲学，而且要求超越现代哲学，但他们的哲学并未真正超越后者，在基本哲学思维方式上与前此的现代西方哲学并无实质区别，仍然包含着后者固有的种种矛盾，不仅如此，由于他们对近代和现代哲学的批判（特别是对所谓基础主义、本质主义、逻各斯中心主义等的批判）比前此的现代西方哲学更加走向极端，具有更为强烈的主观主义、相对主义、虚无主义、非理性主义、甚至神秘主义的倾向，因而往往使现代西方哲学本来存在的矛盾更加激化。因此他们的哲学并不能适应对西方哲学发展进行新的变更的要求，也不能真正体现西方哲学的当代走向。正因为如此，尽管它在本世纪60年代以来在西方哲学界曾轰动一时，近几年来却因受到越来越多的批评而有冷落之势。西方哲学家们纷纷在讨论如何超越后现代主义，探索摆脱哲学困境的途径。以取代和超越以它为目标的所谓后后现代主义等思潮也由之而起。
在此值得一提的是：1997年11月在美国芝加哥大学举行了一次国际性后后现代主义（AfterPostModernism。简称APM）学术讨论会。会议主题正是针对后现代主义的式微而探索哲学发展的新途径。会议的发起人、芝加哥大学的根德林(Gene.Gendlin)等人会前通过互联网络组织了几个月非常热烈的通讯讨论。人们通过互联网络或电子信箱几乎每天都可收到新的讨论信件。会后这种网络讨论至今仍在继续。参与讨论者的哲学立场互不相同，但大都是对后现代主义的那些极端性理论提出质疑。会议发起人在广泛征求与会者的意见后于1998年2月18日通过网络的关于APM会议的报告显然就体现了这种倾向。例如其中指出：
“‘我们继续批判现代性，但我们要超越某些后现代主义支派所主张的那种任意性。我们怀疑一切确定的基础，但并不意味着什么都不值得一提’。这是在芝加哥举行的APM会议上93位与会者……的座右铭。”
“虽然所有的词都带有不可避免的‘形而上学’。问题显然不可能、也不应当‘解决’。然而，我们能否比……以非中心化、不可确定性、断裂……作得更多一些呢？”
“我们现在所处的时期是破坏逻辑的基本原理及科学的‘客观性’的时期刚刚过去。我们需要一种对科学的力量和限制的重新理解并找到使科学对象重新概念化的道路。借口科学无为并不能改变那些仍然决定着我们的社会政策和制度的那些假定和价值。而后哲学现在是、从来都是直接研究这些假定并探讨它们怎样才能可能的学科。”
“关于‘真理’和‘客观性’的一般陈述一直是含混的。但这并不是说就没有真理和客观性”。“我们不要单纯的多元论，而可以创造出‘多重真理的复合’”。
报告还从科学、文化、历史、伦理、语言等各个方面对后现代主义的相关观点提出了质疑、甚至否定。
上面摘引的这些话语都表明，在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为数众多的哲学家已企图在“后后现代主义”等旗号下超越后现代主义，对当代后现代主义者的那些纯粹否定性、主观主义、
相对主义、虚无主义观点提出了质疑和挑战，克服后现代主义者的极端性和片面性，为陷于困境和危机中的西方哲学的发展寻找较为合理和健全的道路。不过他们所提出的理论并没有越出杜威、维特根斯坦、海德格尔等本世纪一些著名西方哲学家早已提出的理论的范围，他们也未对自己的观点作出系统和充分的论证，多数还只是片断之见，他们彼此之间往往存在很大差异。因此，所谓后后现代主义还只是一种开始显露的朦胧的倾向，谈不到已为西方哲学的发展找到了新的道路。但是，这种后后现代主义倾向的出现毕竟可以表明：当代后现代主义者所提出的哲学发展的新道路是一条走不通的路。
总之，包括后现代主义、后后现代主义等在内的现代西方哲学的各种思潮也许在某些方面对近代哲学及它们以前的现代哲学的缺陷有所揭示和克服。但由于它们本身都包含着内在矛盾，脱离了现实生活和实践，必将陷入新的困境并为其他流派所否定。现代西方哲学要超越其困境和矛盾，就必须超越它本身的范围。
五
从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现代西方哲学的上述简单比较可以看出，尽管二者在超越近代哲学上殊途同归，但由于二者无论在阶级属性或理论形态上都存在着根本性的区别，其各自的走向也必然表现出不同特点。
西方近代哲学论文范文6
19世纪中期至十世纪初期是西方哲学的发展由近代转向现代的过渡时期，这是西方哲学史上一个极为特殊、而又非常重要的时期。
如果说由笛卡尔最早明确提出基本原则、由黑格尔最后建构出完整理论体系的西方近代哲学，作为自由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竭力高扬体现他们的阶级特性的理性，以致这个时代在哲学上被称为理性的时代的话，那末从19世纪中期开始，在西方哲学界中越来越响起了超越或反对被绝对化的理性和理性主义的呼声。西方哲学史上、特别是近代西方哲学中按照理性主义的精神构建的哲学体系大都受到批判、甚至被当作过时的废物而遭到唾弃。从传统的哲学眼光看，这种转化无异于哲学的蜕化。事实上许多西方哲学史家异口同声地把这个时代称为西方哲学凋零的时代。早在19世纪末，英国学者梅尔茨就法英两国哲学发展的情况指出：当时“哲学本身在法国只得到了贫乏的发展和培育……。英国在本世纪初期表现得明显地无所建树，……我们没有任何伟大学派可以做代表，……形而上学尚未在大卫.休谟的打击中恢复过来，思辨完全局限于社会和经济问题的领域。”[1]。
然而也正是在这一时期，在西方哲学发展中出现了两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件。
一个事件是马克思在西方哲学的土壤上实现了哲学发展史上最伟大的革命变更。但是对于这一变更的伟大意义，当时只有在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工人运动中才得到承认；而且即使在工人运动中，对马克思的理论的理解也经常出现一些偏离其本来意义的倾向，以致马克思本人还曾经不得不申明“我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2]。至于在西方哲学界，则很少有人真正理解马克思哲学的意义，许多人甚至不承认马克思是哲学家，而只是一个写过著名的《资本论》等关于经济和社会问题的论著的经济学家和社会思想家。但是20世纪以来，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所发动的多次伟大的革命运动及其对世界历史发展的深刻影响，使西方学者对马克思的学说不能不刮目相看，许多人纷纷重新着手从事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尽管这些研究大都存在着种种偏见，但很少有人能否定马克思哲学的现实意义，有的西方哲学家在一定程度上能对马克思的哲学作出相对客观的研究，个别人甚至通过这种研究而承认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当代唯一不可超越的哲学。
另一个事件是在西方出现了一批反传统哲学思维方式的哲学家（例如叔本华、克尔凯郭尔、尼采、孔德、斯宾塞等人）。他们的哲学在他们自己的时代，即使在哲学界中，也大都不为多数人所理解，更谈不上产生多大的现实影响，甚至往往被认为是哲学上的倒退。然而到20世纪，他们中不少人被西方各国各派主流哲学家异口同声地当作现代哲学的伟大先驱。当代西方主要哲学流派的一些基本观点，都可在他们19世纪的那些先驱者那里找到重要的理论来源。如果说由近代哲学到现代哲学的转化是一种具有根本性变更意义的哲学思维方式的转型、即西方哲学的现代转型，那么不管人们对这一转型的性质作怎样的估计和评价，都应当肯定它正是由19世纪中期以来的那些现代哲学的先驱们最早推动的。
这样，原来被认为是西方哲学凋零时代的19世纪中下期实际上是整个人类哲学发展史上最重要的时期之一。对于20世纪在人类发展史上的伟大意义现在很少有人会表示怀疑；对于20世纪产生和流传的哲学，尽管人们有着各种不同、有时甚至是相反的评价，但它们越来越被当作真正的现代哲学而受到关注，在许多情况下甚至得到了越来越多的肯定。既然以20世纪的哲学为主体的现代哲学是从19世纪中期以来的哲学发展起来的，那为了准确地理解现代哲学，就必须对作为由近代到现代的过渡时期的19世纪中期以来的哲学认真加以追索。其中最重要的无疑是重新认识马克思在哲学上的革命变更以及现代哲学的先驱们最早推动的西方哲学的现代转型的真实意义以及二者之间的关系。
二、现代转型和革命变更的出现
从古希腊罗马到19世纪上半期，西方哲学经历了两千多年的发展。期间发生了许多重大变更，有的变更往往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整个时代哲学研究的基本前提、对象、目的、方法、以及基本理论框架和发展趋向，因而被认为具有方向性变更、或者说划时代性的哲学思维方式变更的意义。至于哪些变更具有这样的意义以及怎样解释和评价具有这样的意义的变更，持不同哲学观点的人的视界和标准不同，具体看法也往往各异。不过也有一些变更特别引人注目，不同倾向的哲学家们都会承认它们有改变哲学发展方向的意义，只是各家对其具体解释和评价仍然可能大不相同。
1、19世纪上半期以前西方哲学的方向性变更
在古代哲学中，苏格拉底前后的哲学被认为具有不同发展方向。以赫拉克利特为代表的前苏格拉底哲学大都从世界万物的流变和生成中观察世界，以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后苏格拉底哲学则致力于寻找万物的实体性的根基，并由此出发构建关于整个世界的存在体系。按照海德格尔的说法，前者关注的是存在者的存在，后者仅仅关注存在者而遗忘了存在者的存在。以经院哲学为代表的欧洲中世纪哲学往往与作为封建意识形态的天主教教神学融为一体，对天国的关注远甚于现实的人间，以致哲学由此沦落成了神学的附庸。这与以提出“人是万物的尺度”为标志的古代哲学对人的关注可谓有根本性区别。但有的哲学家认为它们在建构形而上学体系上仍然继承了柏拉图、特别是亚里士多德的传统，也有的人认为它们的理论（例如奥古斯丁、阿奎那的理论）的某些部分以神秘主义和非理性主义形式发展了前苏格拉底哲学关于存在者存在的某些思想。因此从根本性的哲学思维方式来说，中世纪的哲学在一定意义上是具有多样性的古代哲学的变形，也可以说是由古代哲学转向一种新的哲学思维方式、即近代哲学的过渡形态。
欧洲文艺复兴以来，以人文主义运动的兴起为标志，哲学研究从彼岸的天国重新回到了现实的人间。其后，笛卡尔明确地将心灵和身体（心物）、自我和对象（主客）当作彼此分离的实体区分开来（二元分立）；从作为理性实体的自我（“我思”）出发来反思人与世界的关系、人对所处世界（对象世界）的认识，并由此建构关于整个世界的图景的哲学体系。这标志着西方哲学史上一个新的哲学时代、即近代哲学的正式开始。
由于近代哲学家大都直接或间接地肯定作为自我、主体的人本身都具有认知世界的能力（即广义的理性能力，或者说良知），直接或间接地把这样的理性主体当作全部哲学的出发点，并把建立关于整个世界的图景的无所不包的哲学体系当作哲学研究的根本目标，这一哲学时代由此常被许多西方哲学家称为理性的时代、主体性哲学的时代、体系哲学的时代。由于当时建立的理性哲学、体系哲学往往都具有凌驾于一切科学之上的形而上学性质，这个哲学时代也被称为主体性形而上学或理性形而上学的时代。由于对理性、主体性的强调都与对认识论的强调相关，都是把建立关于主体如何认知世界的理论、或者说认识论当作哲学研究的主要内容，因而当时的哲学家所实现的哲学的转向往往被许多西方哲学家称为认识论的转向。这种转向当然意味着西方哲学发展中的一次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哲学思维方式的变更，推动西方哲学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例如，主客心物的明确区分，使思维对存在、精神对物质这个哲学基本问题突现出来，大大地促进了唯物主义反对唯心主义、科学反对宗教的斗争。从17世纪到19世纪中期，或者说从笛卡尔哲学体系的提出到黑格尔学派的解体，西方哲学发生过许多重要变更，但在上述根本性的哲学思维方式上却大体上是一致的。这种哲学思维方式适应了资本主义早期发展阶段（自由资本主义时期）对哲学的要求。这点我们将在其他地方再加论述。
2、西方哲学的现代转型的形成和发展过程
从19世纪中期起，西方哲学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变更时期。笛卡尔以来从主客二分出发构建理性主义哲学体系的近代哲学的内在矛盾不仅越来越明显暴露，而且越来越激化，以致陷入了深刻的困境甚至危机之中。这突出地表现在原来作为近代哲学两大进步的对理性的倡导以及对主客心物的明确划分因被绝对化而走到了其反面。相对于中世纪的宗教蒙昧主义，近代哲学强调理性的权威对促进哲学等思想文化各个领域的发展无疑起过重要的积极作用。然而这种权威后来因被绝对化而变成了新的迷信，对理性万能的鼓吹导致了理性的独断，用理性建构的哲学体系变成了脱离人的现实生活和实践的思辨形而上学体系。主客心物明确区分为实现哲学上的认识论的转向、克服古代哲学的素朴性和直观性创造了必要的前提，然而将这种区分绝对化却又抹煞了二者之间的不可分割的联系，导致了将二者分裂的二元论，而二元论最终必然导致怀疑论或独断论。诸如此类的矛盾必将使曾经获得强大发展的西方近代哲学陷入困境。为了促使西方哲学进一步发展，必需克服和超越它的这类矛盾和困境，这意味着要求对之进行新的变更。由于这种矛盾和困境不只是涉及上述哲学的某一局部和方面，不只是涉及当时某一哲学家或某一学派的哲学（例如黑格尔及其学派的哲学），而是涉及将它们联系成为一个整体、体现整个时代的精神动向的哲学思维方式。因此这时西方近代哲学发展所需要的变更不是某种或某些哲学流派和理论之间的变更，而是它们作为一个整体的变更，也就是具有普遍性意义、或者说划时代意义的哲学思维方式的转型（转向）。以笛卡尔以来的近代哲学为代表的传统哲学从整体上必然被超越，具有新的哲学思维方式特征的哲学必将开始形成。这种转向不可能是简单发生和迅速完成的，而必然是一个有相当长时期的准备的复杂和曲折的过程。19世纪中期至20世纪初期可谓正处于这一过程中，因此我们大致可以把这一时期的西方哲学看作由近代转向现代的过渡时期的哲学。
把19世纪中期看成是这一过渡时期的开始，当然并不意味着在此之前西方近代哲学不存在严重的内在矛盾。事实上，早在17－十八世纪西方近代哲学的盛期，就已有一些敏锐的思想家（例如法国哲学家帕斯卡尔和意大利哲学家维柯）对笛卡尔等同时代一些享有盛名的哲学家的理论提出了异议。在十八世纪末和19世纪前期的英法两国，随着资本主义在政治和经济上的革命的先后实现，以唯物主义和启蒙运动等为主要表现形式的近代哲学也开始走向其末期，当时不少哲学家往往抛弃了他们的前辈所高举的理性主义旗帜，倒向各种形式的怀疑论、神秘主义和信仰主义，并由此造成了这两国哲学上少有的萧条局面。不过，在19世纪30年代黑格尔逝世和黑格尔学派解体以前，德国尚处于古典哲学的鼎盛时期。只是随着1848年革命后德国社会的巨变，才导致了德国哲学领域的巨变，而这标志着西方各国的哲学从整体上开始了由近代到现代的过渡进程。
在这一过渡时期，西方各国出现了众多的哲学派别，由于它们受到各国不同现实的经济、政治和社会条件的制约，继承了不同的文化和理论传统，与当时兴起的各门自然科学的联系各不相同，研究的问题及其方面和重点又互有差异，因而在具体理论形态上往往表现得形形色色。例如，在德法等有着长期理性主义传统的欧陆国家，绝对理性主义和独断论成了当时哲学发展的主要障碍，作为对它们的反叛，新起的哲学流派大都具有反理性（或非理性、超理性）主义特色。而在经验主义传统一直居统治地位的英国及在其影响下的美国，对近代哲学的超越主要表现为以进一步“拒斥形而上学”的方式对原有的经验主义哲学加以“现代化”的改造，特别是将原来带有某些抽象性和思辨性特征的经验主义改造成为与人的生活和行为有更密切联系、从而具有更多人本主义或人道主义特色的经验主义。实证主义和实用主义可谓是这种改造的突出例证，它们的有些代表甚至称自己的哲学为人本主义、人道主义。
然而，无论在欧陆还是英美，当时的哲学派别都有一个重要的共同之处：它们既从某些方面表现出了超越近代哲学思维方式的征候，又在某些方面保留有近代哲学思维方式的痕迹。考虑到我们在其他地方对这方面的问题将有相当具体的论述，这里不拟一一例举。总的说来，这些哲学流派的理论往往具有不彻底、新旧混杂、调和折中等特征。就各个具体的哲学流派或哲学家的理论来说，其中所包含的新的征候也许还不如旧的痕迹明显，以致人们可以有较多的理由把它们归入近代哲学之列。例如对当时在英法德等国出现的各种形式的有强烈神秘主义、信仰主义、反理性主义等倾向的流派（例如以德.比朗为代表的法国唯灵论），就很难说它们包括了多少体现现代哲学思维方式的内容，毋宁说只是体现近代哲学思维方式的堕落。因此只有从整个哲学的发展趋势看，才能谈得上当时的哲学发展已处于向现代哲学思维方式转向的过程之中。
20世纪初，西方哲学发展中出现了两个当时未引起人们高度注意、后来却影响深远的事件。一个是英国哲学家罗素和摩尔发动了对他们原来深受其影响的新黑格尔派唯心主义的反叛，一个是德国哲学家胡塞尔提出了以意向性原理为核心的现象学方法。前者被公认为发展了19世纪实证主义的反形而上学倾向，为20世纪在英美哲学中长期占支配地位的分析哲学运动的兴起开辟了道路；后者发展了现代哲学超越心物主客对立和分离以及实体主义的倾向，为20世纪在德法等欧陆国家广泛流行的现象学运动奠定了基础。这两个事件由此被许多哲学家认为是西方哲学近现代过渡期基本结束、现代哲学正式形成的重要标志。这种分期当然只有相对意义。西方各国哲学在近现代的发展和转化受到多种因素制约，各国的情况（包括哲学本身的发展状况）又互有差异，而且都非常复杂，很难对它们做出划一的概括。在评价各个哲学流派的近现代转型时，需要根据它们各自的具体理论做出具体分析。
3、马克思在哲学上的革命变更
尽管从西方哲学本身来说，它们之由近代正式转向现代、或者说实现现代转型是以上述20世纪初的两个事件为标志。但是，如果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归属于广义的西方哲学之内，那马克思在19世纪中期所实现的哲学上的革命变更就已正式宣告近代哲学的终结和现代哲学的来临。马克思的这一变更是19世纪中期以来西方哲学发展中发生的最具划时代意义的事件。它不仅根本改变了整个世界哲学发展的方向，也从整体上改变了世界的思想文化甚至社会政治的发展方向。如何正确认识马克思在哲学上的革命变更的深刻意义及其与同时代西方哲学家在哲学上的变更的关系，是正确认识这一时期的哲学及其发展方向的关键所在。
关于马克思和恩格斯如何从黑格尔派唯心主义转向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的唯物主义，从革命民主主义转向共产主义，并在批判继承人类先进哲学遗产的基础上进一步超越近代哲学的视野，按照革命无产阶级的实践的要求，实现了哲学上的革命变更以及这种变更的伟大理论和现实意义，众多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论著都有相当具体的论述，我们也将专门从西方哲学的近现代转型的角度另行阐述我们在这方面所作的一些新的思索。此处仅从19世纪中期整个西方哲学开始发生方向转折的角度，简单提出几个有待进一步具体探索的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及其与西方哲学的现代转型的关系的问题。
第一，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世界性意义，但其产生和发展的背景主要属于西方范围。
马克思和恩格斯是德国人，其哲学活动是在德国和欧洲的现实环境下进行的。他们必然把批判继承德国和欧洲的哲学遗产作为他们建立自己的哲学的主要理论来源。更为重要的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哲学理论如同他们的整个学说一样，是以他们所处的德国和欧洲的现实社会的发展方向作为背景而提出的。马克思明确肯定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的体现。当他提出自己的哲学理论时，最关切的必然是使之与现实生活和实践紧密相联，而决不容许它们成为脱离现实的抽象。只有从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处的德国和欧洲的现实社会环境以及与之相关的哲学发展的趋势出发，才能领会他们的哲学理论的真谛。尽管他们的哲学与以往及同时代的西方哲学都有着原则的区别，特别是唯有它才具有世界性意义，但这种哲学本身仍然从属于广义的西方哲学范围，与同时代的西方哲学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其中既有对立，又有统一。
第二，马克思在哲学上的革命变更与西方哲学家所实现的现代转型同样适应了西方哲学发展的共同趋势。
马克思和恩格斯之所以能在哲学上实现革命变更，当然与他们个人作为杰出和伟大思想家的天才稟賦分不开，但更为重要的是他们敏锐地觉察了并且自觉地适应了当时西方哲学发展必然出现方向性的转换这种趋势。当时的西方社会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哲学处于严重的矛盾和危机之中这种现实，促使一切关心社会和哲学进步的人们对之加以揭露和批判，并为之探索新的发展方向。事实上，这种揭露、批判和探索从19世纪开始、特别是19世纪中期以后，已越来越发展成了一种普遍的潮流。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哲学活动在一定意义上同许多西方哲学家一样正是适应着这一普遍潮流。因此只有从西方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发展这种总的趋势出发，才能认识马克思在哲学上的革命变更的历史意义。
第三，马克思在哲学上的革命变更从其基本观念来说，不仅超越了近代西方哲学，也超越了现当代西方哲学。
尽管同样是适应西方近代哲学必然转向现代哲学这种总的潮流，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这点上与一般西方哲学家有着原则区别。这主要在于他们是作为无产阶级的革命导师来面对这一潮流的。他们在哲学上不仅能够摆脱一般西方哲学家所无法摆脱的理论脱离实际等局限性，而且非常自觉地把为消灭资本主义旧世界、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新世界、并由此解放无产阶级及全人类这一伟大的实践作论证当作其哲学的根本使命。也正是这一点使他们明确地把以生产劳动为基础的革命实践、以及通过这种实践来改造世界当作其全部哲学的出发点。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就对此作了非常深刻和明确的论证。《提纲》最后指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3]正因为如此，马克思通过革命变更建立的哲学一开始就从根本上超越了近代哲学思维方式，避免了同时代西方哲学家在这方面的局限性。这一变更也没有西方哲学的现代转型所必然包含的那种以不彻底、新旧混杂、调和折中等为特征的过渡期，因而不仅超越了以往哲学，也超越了现当代西方哲学。
第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同样是一个曲折的过程。
马克思在哲学上的革命变更超越了以往和现当代西方哲学，这只是意味着他从根本上超越了近代哲学思维方式并确立了现代哲学思维方式的根本原则，为现代哲学的发展开辟了正确道路；而并不意味着他立即就构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全面完整的体系，更不意味着他在19世纪中期就已穷尽了现当代哲学的全部真理。这一点是马克思本人和其他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所一再强调的。作为个人，他们同其他人一样不能不受到现实客观条件和本人主观条件的限制。由于所处具体条件不同，在马克思本人不同时期之间、在马克思和恩格斯以及其他马克思主义者之间在哲学上都存在差异。因此，尽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和发展不像西方哲学由近代到现代转化那样有一个漫长而曲折的过渡期，但仍然应当把它看作是一个不断丰富和发展的过程。而这一过程并非直线的，期间同样可能存在着种种曲折。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史上，一直存在着左和右等各种形式的偏离它的本来意义的倾向。马克思主义哲学正是在克服这些倾向中发展的。
19世纪中期至20世纪初期西方哲学的演化是错综复杂的，从不同视野出发可以做出不同划分和解读。人们对于这一时期西方哲学出现了由近代到现代的转型（转向）以及马克思在哲学上实现了革命变更这两个重要事实，评价虽有所不同，表述方式更可能存在很大差异，却不至于否定其存在。“革命变更”和“现代转型”既有原则区别，但又密切相关。革命变更同样是在当时整个西方哲学发生哲学思维方式变更的背景下实现的，是其中最彻底的形态。如何看待“革命变更”和“现代转型”的关系，不仅是正确认识这一时期的哲学及其发展方向的关键所在，也是马克思主义者和西方哲学家为推动自己方面的哲学发展都不仅无法回避、而且必需正确对待的重要问题。 三、对革命变更和现代转型的关系的认识中的曲折
马克思主义者和西方哲学家如何看待彼此在哲学上的变更问题，从他们互为对方时起就已存在了。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双方往往把这种联系看作外在对立关系。尽管各自都在以自己特有的方式对不再适应时代要求的近代哲学思维方式进行批判，并按照自己的特殊使命、处境和条件提出哲学发展的新方向，但彼此很少对同时代共同的哲学问题展开探讨性的对话，要么不直接涉及对方，要么在缺乏充分了解的情况下简单否定或指责对方。我们在以往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论著中较少见到对同时代西方哲学的肯定评价，而现代西方各派哲学在绝大部分时期内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要么不屑一顾，要么竭力歪曲和攻击。出现这种状况的原因很是复杂，作为双方的社会基础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在政治和意识形态上的对立是决定性因素，双方在某些情况下存在的误解、曲解和偏见也多半由此而来。
1、马克思和恩格斯为什么没有对同时代西方哲学给予肯定评价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实现哲学上的革命变更时，对德国古典哲学等西方近代哲学，都是既批判它们不能越出为资本主义“理性社会”辩护的阶级局限性以及最后必然陷入独断论和怀疑论、主观主义和相对主义等理论的局限性，又肯定它们在促进资产阶级反封建民主革命和资本主义经济以及思想文化发展上起过的积极作用，特别是肯定它们在理论上可能包含的唯物主义或辩证法等合理因素。然而对于与19世纪中下期流行的西方哲学，他们则很少给予肯定评价。这主要是因为他们当时认为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已经腐朽没落、甚至行将灭亡，无产阶级革命在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取得胜利的决战时刻即将到来。因此他们最关注的是指引革命无产阶级怎样从政治和意识形态上去进行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而不是去探究作为革命对象的资产阶级还能否对现存资本主义社会进行某些有效的改革、在一定程度上尚能推动社会进步，当然也不会去深入研究当时的西方哲学家是否还能够对陷入困境的近代哲学做出某种具有积极意义的改造，提出某些合理的思想，对西方哲学的进步做出新的贡献。事实上，他们对同时代西方哲学家和流派（例如孔德等人的实证主义、叔本华等人的非理性主义、朗格等人的新康德主义）的研究主要是后者对当时工人运动的损害，哲学研究直接服从于当时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的需要。从维护革命无产阶级的思想统一、使之不受敌对阶级在哲学和社会思想上的消极影响来说，他们抱这种态度是理所当然的。如果当时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和资产阶级的统治的确不可能再存在下去，那怎么可以对与之相应的哲学等意识形态给予肯定的评价呢！
2、马克思恩格斯与时俱进的品格
然而，尽管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等论著中对资本主义发展的总的规律和总的趋势的揭示以及由此得出的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等论断完全正确，但对于这个“灭亡”和“胜利” 究竟何时发生？具体进程又怎样？他们当时掌握的材料远非充分，难以对之做出准确估计。事实上，西方资本主义后来的有些演变过程偏离了他们当年的预计。这突出地表现在他们对资本主义经过自我调整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还有继续发展的活力估计不足，由此对当时各国资产阶级及其思想家所提出的对原有资本主义制度做出某些改造、即自我调整来暂时延续其存在进程的可能性也估计不足。然而从后来现实的历史发展过程看，资本主义的这些自我调整在一定范围和时期内确实起了缓和其矛盾、至少是延缓其灭亡的作用，甚至在某些方面能在一定程度上促使资本主义社会继续有所发展，并为过渡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创造了更为有利的条件。既如此，从理论上体现这个社会的发展的西方现当代哲学，也必然比马克思和恩格斯当年所设想的复杂得多。通过不断寻找新的发展方向和道路，它们同样能够在曲折中超越近代哲学而继续获得发展、甚至是极为重要的发展。
我们更应当看到，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导师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对待理论和现实问题上一直具有与时俱进的品格，他们从来不把在19世纪中期在材料不足的情况做出的那些预见绝对化，而是一再强调它们的相对性。他们一直在关注资本主义发展所出现的新情况，及时调整他们对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策略。恩格斯晚年在察觉资本主义后来尚具有一定活力的事实后，就立即予以肯定，承认他和马克思在发表《共产党宣言》时期对资本主义继续发展的潜力估计不足。他在《卡·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1895年3月6日）中谈到，在1848年爆发欧洲资产阶级革命那种情势下，“我们不可能有丝毫怀疑：伟大的决战已经开始，这个决战将在一个很长的和充满变化的革命时期中进行到底，而结局只能是无产阶级的最终胜利。……历史表明我们也曾经错了，暴露出我们当时的看法只是一个幻想。历史走得更远：它不仅打破了我们当时的错误看法，并且还完全改变了无产阶级借以进行斗争的条件。1848年的斗争方法，今天在一切方面都已经过时了。…历史表明，我们以及所有和我们有同样想法的人，都是不对的。历史清楚地表明，当时欧洲大陆经济发展的状况还远没有成熟到可以铲除资本主义生产的程度；历史用经济革命证明了这一点，从1848年起经济革命席卷了整个欧洲大陆，……这一切都是以资本主义为基础的，可见这个基础在1848年还具有很大的扩展能力。”[4]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于资本主义社会后来发展中出现的股份制也作了适当肯定，指出资本主义的股份企业，也和合作工厂一样，应当被看作是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转化为联合的生产方式的过渡形式。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西方资本主义在19世纪中期以后的进步的肯定实际上也蕴含着对与其相适应的这一时期哲学等西方思想文化的进步的肯定。例如恩格斯就肯定了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在道德方面的进步。“资本主义生产越发展，它就越不能采用作为它早期阶段的特征的那些小的哄骗和欺诈手段。……这些狡猾手腕在大市场上已经不合算了，那里时间就是金钱，那里商业道德必然发展到一定的水平”[5]。不过，由于他们当时在哲学等思想文化领域主要工作是更为明确地阐释唯物史观等他们本人的观点以及清算对工人运动产生毒害作用的思潮，例如冒充工人领袖的杜林的所谓哲学体系。后者虽然出现在马克思恩格斯时代，但无论基本观点和理论框架都一点没有越出近代体系哲学的范围。因此恩格斯对杜林的批判实质上还是对近代哲学思维方式的批判。至于在工人运动以外流行的那些哲学流派的一般哲学理论，他们来不及较多关注和作深入研究，自然不可能对之做出具体的重新评价。而且实证主义、唯意志主义、新康德主义、生命哲学等当时流行的哲学流派虽然各以其独特方式对西方哲学的现代转型做出过某些贡献，但只是在归根到底的意义上如此。它们的直接的理论形态大都不仅仍然带有浓厚的近代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印记，而且往往以不同形式体现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革命的要求。当然很难要求实现了哲学上的革命变更的无产阶级的革命导师马克思和恩格斯去对之做出肯定。然而这并不意味着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同时代西方哲学的评价没有随着他们对资本主义发展的重新评价而发生改变，而只是意味着他们未来得及去作这方面的工作。上面所提到的恩格斯所说“历史表明我们也曾经错了”，这既适用于他们对当时西方资本主义的估计，也适用于他们对当时的西方资产阶级哲学的估计。
3、左和右的思潮对革命变更和现代转型关系的扭曲及其后果
马克思和恩格斯先后逝世后，在马克思主义和国际工人运动发展中出现过各种左和右的倾向。右的倾向在哲学上往往用新康德主义、马赫主义、实用主义等流派的哲学中消极方面、特别是其唯心主义来“修正”马克思主义，使之成为他们的修正主义的理论基础。左的倾向往往曲解了恩格斯对杜林等人、列宁对马赫主义等的批判的真实含义，把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混同于脱离了人的现实生活和实践的近代物质实体本体论和抽象的概念辩证法，把作为马克思哲学核心的历史唯物主义混同于经济决定论或作为某种派生的理论，从而使实现了哲学上的革命变更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倒退到近代哲学的水平，并由此而在不同程度上倒向了教条主义和机械论。这两种倾向对马克思主义和工人运动的发展都产生过很大的消极作用，左倾教条主义的危害尤其严重。这在对待革命变更与现代转型的关系上也表现出来。
正是在左的思潮影响下，长期以来人们往往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简单对立起来，认为在马克思实现了哲学上的革命变更以后，只有马克思主义哲学才能体现哲学发展的前进方向，而同时代的西方哲学则只能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敌对力量而存在；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前的西方哲学作为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意识形态具有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等适应现实发展需要的合理因素，在哲学发展中具有进步作用；在此之后的现代西方哲学只能作为逆历史潮流的反动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必然是唯心主义泛滥，形而上学猖獗，本身不再有合理因素，不可能再有积极作用；西方哲学的现代转型不是进步，而是转向腐朽没落。
这种哲学上的左的倾向由于有时能援引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某些特殊情况下对同时代某些西方哲学家的个别否定性评价作为根据，特别是由于有时能获得受到左的影响的政治力量的支持，因而在马克思主义学术界往往居有“正统”地位，坚持这种观点被认为是坚持马克思主义。正是在这种形势下，我国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现代西方哲学的研究长期被分离开来，后者往往被认为只能为前者提供反面材料，本身并没有积极意义，甚至还很可能产生传播反动思想的消极作用。这样后者的研究不仅受到很大限制，在很长时期内甚至被迫中断。这种左的倾向虽然具有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外表，但它脱离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再三强调的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反对教条主义等根本原则，实际上背离了真正的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早在1842年就指出：“正确的理论必须结合具体情况并根据现存条件加以阐明和发挥”[6]。恩格斯在《致威·桑巴特》（1895年3月11日）中有一段很有名的话：“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7]他在《致康·施米特》（1890年8月5日）中指出：“…我们的历史观首先是进行研究工作的指南，并不是按照黑格尔学派的方式构造体系的诀窍。必须重新研究全部历史，必须详细研究各种社会形态存在的条件，然后设法从这些条件中找出相应的政治、私法、美学、哲学、宗教等等的观点。”[8] 针对一些人把马克思的个别论点绝对化，恩格斯在《致菲·屠拉梯》（1893年6月6日）中指出：“杰维尔在许多地方把马克思的个别论点绝对化了，而马克思提出这些论点时，只是把它们看作相对的，只有在一定的条件下和一定的范围内才是正确的”[9]。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这些教导来看待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与现代西方哲学及它们之间的关系，最要紧的就是要从实际出发，而不要从概念出发，不要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特定情况下对某些同时代西方哲学流派所作的否定性评价当作全盘否定现代西方哲学的根据。
然而，上述左的教条主义倾向在这方面的立场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教导恰恰相反。按照这种倾向来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现代西方哲学及它们之间的关系，必将在理论上和现实上产生各种消极后果。我国现代西方哲学研究的长期严重滞后就是突出的消极后果之一。
我国学者对现代西方哲学的介绍和研究已有一百多年历史，五四时期曾达到高潮，当时马克思主义和各种西方哲学思潮的传入共同促成了对中国现代社会的变更发生深远影响的新文化运动。五四以后一段时期也还有一些学者继续从事这方面的研究，不过由于受国内外各种变化了的政治形势的影响，这种研究受到较多限制，而且与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基本上是相分离的，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很难发生明显的影响，更少有积极影响。从解放以后到文革结束前这20多年，由于左的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干预更大，客观地研究现代西方哲学甚至被认为是对抗马克思主义，这方面的研究实际上处于停滞状态。除了翻译出版了少量供批判参考的材料外，极少有深入研究之作，以致学界的大多数人对现代西方哲学的实际所是更加模糊。在这期间，国内发动过多次对资产阶级反动思潮的批判运动。这类批判对巩固和维护马克思主义的主导地位在一定程度上是必要的，在不少情况下也有非常积极的成果。然而几乎每次批判运动都简单地把一些现代西方哲学流派（特别是实用主义、存在主义等流派）当作被批判对象的思想理论来源，对之进行了激烈批判。大多数批判者对这些哲学流派的实际所是又并无深入研究，于是批判中无的放矢、指鹿为马的现象相当普遍。致使这类批判短期成果外表上虽然耀目，但长远的实际存在的负面影响却不容忽视。
马克思主义本来就是一种批判性学说，它公开提出在批判旧世界中创造新世界。对各种西方资产阶级哲学思潮进行批判当然是其整个批判课题中的应有之义。但批判应当是求实的，要对被批判一方的理论的实际所是有较为深刻和全面的了解，特别是要善于把它们的确存在的谬误和片面性与它们在某些方面所包含的合理内容区分开来。如果批判脱离了实际，把不应当否定的东西笼统加以否定，甚至颠倒是非，那效果必将适得其反。例如，现代西方哲学许多哲学流派在超越近代哲学思维方式上、在对一些体现现当代社会特点的新的哲学问题的提出和研究上，在体现现当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上，都可能存在积极因素。如果把这些内容也简单地当作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去批判，那不仅不能批倒对方，反而会批到马克思主义哲学自己头上，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也应当包含这些方面的内容。不幸的是，由于受到左的教条主义的影响，多年来我国哲学界对现代西方哲学的批判一直存在这种脱离实际的倾向。这不仅妨碍对现代西方哲学的深入研究，更不利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健康发展，使它在许多方面脱离实际，脱离时代和现代科学的发展，而这实际上也是对马克思主义本身的一种扭曲。
理论上的消极后果有时还会造成现实的消极后果。我国是一个以马克思主义为各项事业的指导思想的社会主义国家。如果马克思主义本身受到扭曲，那它不仅难以正常地发挥作为指导思想的作用，甚至反而会造成各种失误。左的倾向对我国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等各个方面就造成过极为严重的损害，这点谁都会强烈感觉到。左的倾向的长期存在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就马克思主义哲学说，对现代西方资本主义及与之相适应的哲学思潮长期采取简单否定的政策，不了解它们的发展的真实情况，从而使自己脱离了当代世界及其思想文化的最新发展，未尝不是重要原因之一。
应当指出，由于受到政治和意识形态等制约而对相异的思潮简单否定的不只是马克思主义者，类似的情况在许多现代西方哲学家那里也普遍存在。他们同样往往在对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无知的情况下对之横加批判，对一系列符合客观实际的马克思哲学的基本原理简单否定。这当然驳不倒马克思主义，反而使他们自己更加陷入唯心主义等歧途。
[1] 梅尔茨：《十九世纪欧洲思想史》第1卷第66－67页。
[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4卷，第695页。
[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8页。
[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4卷第509—512页。
[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4卷第419页。
[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27卷第433页
[7]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4卷第742—743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