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专业合作社法范文1
《农民专业合作社法》从2007年7月1日正式实施，至今已走过了整整五个年头。五年的实践，证明了《农民专业合作社法》是我国农业和农村发展进程中一项非常重要的法律。它的实施，对我国农业农村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对现代农业的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为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
为使读者对《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实施以来，合作社的发展情况有一个整体了解，本刊编发了相关文章，以飨读者。
备受关注——保障合作社健康发展
中央一号文件连续五年聚焦农民专业合作社。从2008年，鼓励农民专业合作社兴办农产品加工企业或参股龙头企业；扶持发展农机大户、农机合作社和农机专业服务公司……；到2009年，加快农业标准化示范区建设，推动龙头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专业大户等率先实行标准化生产……；到2010年，按照存量不动、增量倾斜的原则，新增农业补贴适当向种粮大户、农民专业合作社倾斜；2011年，大力发展农民用水合作组织；再到2012年，继续加大农业补贴强度，新增补贴向主产区、种养大户、农民专业合作社倾斜、通过政府订购、定向委托、招投标等方式，扶持农民专业合作社、供销合作社、专业技术协会、农民用水合作组织、涉农企业等社会力量广泛参与农业产前、产中、产后服务等等一系列举措，充分说明中央对农民专业合作社的重视。
发展瓶颈——合作社仍需多方扶持
在日前由农业部和全国人大农委共同召开的《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实施五周年专家座谈会上，来自各部委、地方以及合作社的代表、专家，就合作社法实施颁布五年来，合作社的发展情况展开了座谈。
“政策扶持、税收优惠”，仍然是被关注的焦点。虽然《农民专业合作社法》中对此有明确规定，但是不够细化。一些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得比较快的地区，合作社已经开始向流通和加工类的领域进军，而在加工这一方面，《农民专业合作社法》还缺乏相应的规定和措施。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农委副主任委员尹成杰建议，对合作社的基础设施建设和现代生产要素的应用，相应制订和出台一些新的政策和措施，提升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生产能力和发展水平。
利好频出——合作社面临发展良机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农委副主任委员尹成杰表示，未来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面临着良好的机遇。
第一，明确了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的原则、目标，也明确了大力扶持的要求，为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指明了方向。
第二，“十二五”规划为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提出了宏伟目标和宏观任务。这为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创造了条件。
第三，中央一号文件连续强调了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2012年的一号文件对大力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提出了新的要求和部署。
农民专业合作社法范文2
关键词:农民专业合作社 民事主体 法律地位
中图分类号:C912.8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09)06-0092-01
一、对国外关于合作社法律地位的立法考察
从国外及一些地区的立法实践来看,其对合作社的法人地位通常有两种做法:独立法人类型与非独立法人类型。前者是在法人分类中,设立专门的合作社法人。如日本、德国;后者是在法人分类中,不将合作社法人作为一种独立的类型,而是把合作社视为公司法人(企业法人)的一种。如美国、澳大利亚。
上述国外与地区对合作社法人地位的两种做法,前者(独立法人类型)无法纳入到传统的法人分类之中,而后者(非独立法人类型)虽然可以纳入其中,但由此引发了很大的争论。下面就作一简要概述。
在传统的法人分类之中,根据设立基础的不同,法人可分为社团法人与财团法人。社团法人又有公益性社团法人与营利性社团法人之分。社团法人与财团法人的区别是:前者先有人,然后由人出一定的资金构成法人的财产,而后者是先有财产,然后委任专门的人去管理或经营。公益性社团法人与营利性社团法人的区别是:前者本身不以营利为目的,也不将其所得分配给社员,而后者则相反,本身以营利为目的,且将其所得利益分配给社员。
那么,合作社是社团法人还是财团法人呢?根据上述区别,显然应为社团法人,因为合作社是由其成员――社员组成的一个团体,它是以人(社员)及其信用为基础的,在本质上是社员的集合体而不是财产的集合性,这表明合作社的人合性很强。合作社作为社团法人,具有组织上的群众性、管理上的民主性和目标上的服务性三个显著特征。因此,对合作社的社团法人属性,已形成共识。在国外,合作运动者也大多主张合作社为社团性质的组织体。
问题是,合作社是公益性社团法人还是营利性社团法人呢?对此,各国立法规定不一,学者间的意见也不统一。有人认为,合作社为公益性社团法人,也有人认为,合作社为营种性社团法人,还有人认为合作社是既非公益性又非营利性的中间法人。例如,日本商法便将农协等界定为中间法人,表明它既不是以专门营利为目的的企业,也不是公益性的一般社会团体。
二、我国的立法规定
我国解放前政府于 1934 年 3 月 1 日颁布、1935 年施行的《合作社法》明确规定合作社为法人。解放后,我国大陆地区在 50 年代制定了一部合作社法草案,虽对合作社的法律地位等作了规定,但终未问世出台。改革开放后,国务院于 1983年颁布了《关于城镇劳动合作经营的若干规定》,中国人民银行 1988 年颁布了《城市信用合作社管理规定》,农业部 1990 年颁布了《农民股份合作企业暂行规定》等法规。
然而,这些都不是由全国人大或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由于一直没有颁布关于合作社的法律,合作社的法律地位始终没有一个明确而统一的规定。此次《农民专业合作社法》是我国第一部规定农民专业合作社民事主体地位的法律,它明确了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市场主体地位,在该法第四条对其法律地位作了明确规定:“农民专业合作社依照本法登记,取得法人资格”,同时又在第 13 条对其设立登记作了如下规定: “设立农民专业合作社应当……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申请设立登记。登记机关应当自受理登记申请之日起二十日内办理完毕,向符合登记条件的申请者颁发营业执照。……农民专业合作社登记办法由国务院规定。办理登记不得收取费用。”
由此可见,此次立法首先赋予了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法人地位,其次,又对其法人属性作了推定性的规定(从其登记机关为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的规定中可推知,立法将农民专业合作社视为企业法人)。也就是说,在不突破我国现行法人分类(即《民法通则》的分类:企业法人、机关法人、事业单位与社会团体法人)的前提下,将农民专业合作社作为一种特殊类型的企业对待,归入企业法人类型,在登记时界定为企业法人的特殊形态。实际上,通过这次立法扩大了法人的类型。企业是比较宽泛的经济组织形态,我国现行企业的注册类型中,按大类区分,可分为依法设立的普通的非公司制企业(如个人独资企业、合伙企业)和公司制企业(如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两大类。此次将农民专业合作社归入企业类型后,企业便被划分为公司制企业、普通的非公司制企业和特殊的非公司制企业(如合作社)三大类。公司是企业的典型形态,合作社是企业的特殊形态。农民专业合作社在依法登记时,可登记为企业法人,但必须注明是合作社(或合作制企业),以区别于普通企业和公司制企业。这样,也有利于国家和省里的一些有针对性的扶持政策的落实。
为了落实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法人资格,《农民专业合作社法》第 10 条还对其设立条件作了如下规定:“设立农民专业合作社,应当具备下列条件:(1)有五名以上符合本法第十四条、第十五条规定的成员;(2)有符合本法规定的章程;(3)有符合本法规定的组织机构;(4)有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名称和章程确定的住所;(5)有符合章程规定的成员出资。” 可见,该法对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参加人数、出资人、生产经营条件等作了统一规定,从而保证了其法人地位的确立。
参考文献:
农民专业合作社法范文3
关键词: 农民专业合作社/社员主体资 /农民/团体组织
“农民”以及由此衍生出的主体资格问题，是合作社（为讨论的的方便，以下除了另有说明，“合作社”为“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简称；“合作社法”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作社法》”的简称。）最为基础的内容。不幸的是，这样一个看似很小却十分重要的问题，就像合作社法本身一样未得到充分的重视。本文旨在从规范分析的角度，梳理社员主体资格的立法思路，指出其有待商榷之处并提出相应的修改意见。
一、开放原则下的社员主体资格及其在立法上的表现
社团是具有共同意愿的成员为了实现某种目的而自愿结合所组成的共同体，其本身欠缺生物意义上的思维与举动，社团目的的实现，宗旨之达成全赖成员的行动。成为某社团的成员，进而享有成员权利的身份在私法上便称作社员主体资格。而具备社员身份往往需要各种条件，这既包括法律从整体利益角度作出的强制或任意的规定，也包括社团从自身特征及需要出发而做出的进一步具体特殊规定，这种具备某种身份所需要的各项条件，便是主体资格条件。主体资格条件，可以被看作主体资格的具体化。从这种意义上讲，农民专业合作社社员主体资格即为成为合作社社员所需具备的条件。
自1844年罗奇代尔公平先锋社成立以来，合作社便作为一种新的理念风靡全球，各种类型的合作社如生产合作社、消费合作社、信用合作社等纷纷建立。因应此种自发的经济活动潮流，英国率先在罗奇代尔成立八年后制定了世界上第一部合作社法律《工业和储蓄互助社团法案》[1]。随后，各国陆续效尤建立了本国的合作社法律制度。通观这些法律，在社员主体资格方面，基本都坚持了一个原则——开放原则，合作社是人们自愿联合起来的组织，对外开放有利于鼓励和吸引更多的人加入合作社，扩大合作的力量。1995年在英国曼彻斯特举行的国际合作社联盟（ica)100周年代表大会上通过的合作社七原则[2]，其一即为“自愿和开放的社员原则”。该原则指出，合作社是自愿的组织，对所有能够利用合作社服务和自愿承担合作社义务的人是开放的，无性别、社会、种族、政治和宗教的歧视。
尽管在合作社社员主体资格上，大多数国家奉行开放原则，但并不是说对入社者没有任何限制。实际上，在各国实践中，无论是对抽象资格条件还是对具体资格条件上往往都有若干限制。抽象资格条件的限制，往往通过国家立法的形式展现，比如：有的国家立法规定，合作社的社员只能为自然人，如《意大利民法典》第2522条；有的国家规定自然人和家庭可以作为合作社成员，如《越南合作社法》第22条；还有的国家没有直接规定相应的社员主体资格条款，而是在其他条款中隐含了主体资格条件，如根据《德国工商业与经济合作社法》关于董事会、监事会成员资格的规定，可以做文义解释，在德国自然人、法人、人合公司可以成为合作社社员。具体的资格条件限制往往是通过合作社章程实现的。合作社为了保证正常运转或者维持自身特色，可以对其社员的具体资格条件作出限制，这与合作社私法人属性是相符的。
我国台湾地区1997年修订后的《合作社法》[3]共用三个条文对社员主体资格做了明确规定。根据第11条规定，自然人抽象的拥有社员主体资格，但在具体资格条件上又附加了年龄限制：必须年满二十岁，而作为补充的是，未满二十周岁但有行为能力者亦可。这是关于自然人社员积极资格的规定。第12条规定法人作为团体组织具有社员的抽象资格。同时，又根据不同合作社有限或无限的责任形态做出具体资格的限制：“法人仅得为有限责任或保证责任合作社社员，但其法人以非营利者为限。无限责任合作社社员，不得为其它无限责任合作社社员。”第13条采用反面排除，在具体资格条件上规定了自然人社员的消极资格：其一在公法上被褫夺公权者；其二破产者；其三吸用鸦片或其代用品者。
一、中国法上的合作社社员主体资格
（一）发展历程的概述
晚清西学东渐的过程中，先知先觉的知识分子把西方先进的合作社思想引介到我国，并身体力行的陆续展开系列试验[4]。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为了加快实现各行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合作社被当做综合改造社会的有效手段加以利用，逐渐担负起沉重的政治使命。“单纯经济合作组织”色彩消褪，“准基层行政机构”取而代之。合作社的宗旨被人为地扭曲，并最终发生异化，使得我国合作社的发展进程遭受重大挫折。改革开放以来，伴随政治经济等各方面重入正轨，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作为农民自发的组织再次以崭新的面目蓬发生机，并获得突飞猛进的发展，逐渐成为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增加农民收入、提高农产品竞争力的重要民间经济组织。然而，与此不对称的是，农民专业经济组织“一路裸奔”，放任发展，不仅在政策层面匮乏具体的支持，在法律层面也仅仅限于极个别的、口号式的原则性规范[5]，制度建设与实践发展严重脱节。考察沿海先进地区，合作社的发展已经达到新的高度[6]：成员类型上，不仅有自然人，也有公司等团体组织加入（“公司+农户”的运作模式）；地域范畴上，成员已突破本集体经济组织范围 ；具体资格上，合作社也有了特殊要求……合作社的发展呼唤相应法律的尽快出台。
（二）相关法律规范的阐析
2007年7月1日生效的《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在总结我国合作社发展成败经验的基础上，参考国外先进立法，对社员主体资格用数个条文予以明确。总的方面，合作社法从不同角度析解社员主体资格，确立了两种不同样式的分类。
1.自然人和团体组织的区隔：私法意义上的社员主体资格
《合作社法》总则第2条规定了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定义，定义将合作社的社员表述为“同类农产品的生产经营者或者同类农业生产经营服务的提供者、利用者”。语言的精炼和抽象概括符合概念界定的一般特征，然而它并没未揭开社员主体资格的真实面目。第3条紧承上条，在合作社应该遵循的原则上开宗明义的规定，“成员以农民为主体”。这首先明和了合作社立法指向的特定群体——农民，同时又明确了合作社社员的主体特征，从而给社员资格贴上了“身份”的标签。接着，在第二章第10条的指引下，第14和15条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对社员主体资格予以阐释。第14条从合作社法作为私法的角度，将成员确定为“具有民事行为能力的公民 和从事与农民专业合作社业务直接有关的生产经营活动的企业、事业单位或者社会团体”，从而在抽象的资格层面，赋予自然人和团体组织同样的社员权资格，两类不同的民事主体可以无差别的成为合作社的社员。
合作社是人合组织，这里的“人”首要的，最初的就是指有生命的自然人。自然人拥有合作社社员主体资格，是由其本身的伦理属性所决定的，是人对自身的尊重；从具体“经济人”的角度看，合作社产生的背后是自然人经济利益的需求——期望联合起来提高生产经营效率，以整合后的形态参与市场竞争并获得有利的地位，进而解决社员经济上的个性化需求。区别于自然人依据禀赋当然取得主体资格，团体组织没有这一先天的优势。但是当其独立的民事主体地位被承认之后，团体组织能够像自然人一样取得此一资格就没了来自道德伦理上的责难。
2.农民和非农民的区隔：社会学意义上的社员主体资格
合作社法第15条是对第3条第1款的进一步延伸，也由此形成了对社员主体资格的第二种划分，即以社会学上的身份为基础，分为农民和非农民两种形态。
《现代汉语词典》对“农民”的解释是：在农村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者。这是从个人所主要从事的社会活动性质角度作出的定义。第15条虽然没有提及“非农民”，但对该条的文理解释可以得知，它涵盖了农民以外的其他社会成员（非农民自然人）以及社会团体。美中不足，合作社法在析解社员主体资格问题上进行的并不彻底，这主要表现在：对于“农民”的概念，立法者采取想当然的淡化处理办法——假设社会成员都确信无疑的知道它有唯一的涵义（比如说上文所引词典中的定义），并未做技术性解释。殊不知，对于什么是“农民”，从不同角度解读可以有不同的答案，以怎样的标准判断什么样的自然人属于“农民”，认识也是不一致的。看似一个小的缺漏，其实它直接关系到本法的立法意旨——为谁服务的问题。幸而，合作社法的这一空白，在随后国务院颁布的《农民合作社登记管理条例》中得以补正。
如果把第2条规定的社员主体资格作为上位概念的话，那么第2条及第15条关于农民和非农民的区隔以及第14条关于自然人和团体组织的区隔是其依据不同标准进行的次级类型化。这基本型塑了我国合作社主体的三种情形：农民（自然人）、非农民自然人以及从事与农民专业合作社业务直接有关的生产经营活动的团体组织。
这种从不同角度进行的具体化作业，使得社员主体资格从抽象走向具体，从笼统模糊走向清晰明确，对于我们进一步把握与检讨资格限制问题以及考量法律规定是否完善奠定了良好的铺垫。
二、中国合作社社员主体资格在立法上存在的问题
笔者认为，尽管合作社法从“民有、民管、民受益”的宗旨出发在主体资格方面做出了诸多努力，然仍旧存在以下问题值得我们检讨与反思。
（一）对农民主体资格的规定是否合理
现代汉语中，平素称呼的“农民”一词，往往在两种语境下使用：其一，是指农民整个群体、整个阶级，它对应英语中的peasant；其二是指从事与农业生产有关的人，对应英语中的farmer。汉语语言的模糊性使得我们忽视二者的差别，其实peasant与farmer有着本质的区别：peasant主要是作为小农阶级中的一员而存在的，代表着阶级意识和经济依附性；而farmer则是指从事农业生产的人，主要指示其职业身份。应该明确，我们在此所说的“农民”是指farmer，即是作为一种职业的农民角色。
合作社法制定时，有学者指出“对于何谓农民，不仅要看其户口是否长期(一般以三至五年以上为限)在农村,而且要看其是否从事种、养业和直接为种、养业进行产前、产后服务的劳动者。如果将来统一城乡户籍制度,则要看户口是否在乡村。”[7]从《合作社登记管理条例》第15条来看，判断一个社员是不是农民，基本采取了形式主义原则，即具备相应形式的自然人（具有农业人口户口簿）皆被普遍的认定为有农民身份，作为补充规则的是，从事农业生产的自然人如果没有农业户口薄，只要其能够提供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或者村委会出具的证明也可。这与上述学者的观点，差别在于：前者采用的“条件结合”法（户口+职业），形式审查与实质审查并重；后者采取的是“条件并列”法，形式条件和实质条件具备其一，即被认定为农民。应当说，合作社法自觉扩大符合条件主体的做法，顺应当前农民群体正在发生着的变化，更有利于鼓励有志于新农村建设的各种力量建设农村，发展农村。
尽管立法思路较之学者观点有进步之处，然而它仍存在以下几方面的问题。第一，对作为社员的农民，是否一定要求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事实上，排除非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农民成为社员，不利于对弱势农民的保护。虽然合作社以“互助”“交易”为主要活动，然而有无行为能力对此并不会产生绝对影响——在开展活动时，这类人完全可以通过委托人等方式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另一方面，合作社不追求自身的盈利，宗旨是为成员提供农业生产资料的购买，农产品的销售、加工、运输、储藏以及与农业生产经营有关的技术、信息等服务，社员以其账户内记载的出资额和公积金份额承担有限责任，这与合伙企业法里普通合伙人的责任形式不同，因此没有必要按照普通合伙人的“人像”设计社员资格。从比较法的角度讲，一些国家如日本的《农业协同组合法》对农民成为社员的资格也并无民事行为能力方面的要求[8]。第二，以“户口”为主要标准的界定思路是否合理？从目前我国户籍改革的现状及趋势来看，笔者认为这种思路不仅不合理，甚至是倒退的。户籍制度改革，旨在改变城乡二元对立、差距逐渐拉大的政治经济文化格局，打破原有带职业身份歧视性的农业、非农业户口制度，建立公平、平等的市民户籍体系。如仍以是否具有“农业”户口认定农民身份，显然是非常不合常理的。况且从合作社立法的意旨来看，其侧重保护的是实质上从事农业生产经营服务的业者的利益，而这一群体，如上所说，特征差异性越来越突出，依旧沿袭旧制显然也是不恰当的。第三，第15条关于社员比例的要求，到底属于禁止性规范还是取缔性规范？违反的后果如何？按照第54条的规定，如果合作社通过提供虚假登记材料或其他欺诈手段使得成员比例符合规定，并取得法人登记，登记机关“可以责令改正；情节严重的，撤销登记”。但对于“冒牌合作社”被撤销前行为的法律效果如何以及何谓“情况严重”法律上并未言明。
（二）对团体组织主体资格的规定是否合理
团体组织加入合作社成为社员，从融资的角度言，有利于丰富合作社资本结构，通过独特的“利益联接”模式增强整体经济实力，摆脱“中小型经济组织”普遍存在的融资难问题；从农村经济发展的角度言，有利于延伸农产品产业链，提高农产品自身的附加值，使高出平均利润的超额利润留更多的农民手中；从维运方面言，团体社员由于熟稔市场运作，其加入有利于减少合作社经营风险，增强抵御市场莫测变幻的能力，完善自身治理结构。考量到团体组织社员的巨大助益，只要其与农业生产、服务任一环节有业务关系，在维持合作社立法意旨不变、合作社终极目标不变的前提下，对于其加入都应持欢迎态度。然而合作社法却严格限制了可以成为社员的团体组织的范围，即只有“从事与农民专业合作社业务直接有关的生产经营活动”且“能够利用农民专业合作社提供的服务”的企业或团体才可以成为合作社社员。
根据私法自治的理念，合作社可以在章程中对团体社员的资格作出特殊安排，但法律强制性的要求“直接相关”就显得多余了。市场经济条件下，合作社作为市场竞争中处于弱势地位的农民的联合，在资金、技术、管理方面天生不足，而这几方面恰恰又是增强其竞争实力的关键要素。在我国合作社的发展过程中，为解决资金困难问题，曾出现过合作社与股份制结合的情况，且在有些地方非常普遍。从国际社会合作社的发展走向看，在股本结构方面，已突破了传统合作社资本主要来源于社员认购的情况，出现了合作社股本结构多元化的趋势[9]。一些国家在修改合作社法时也着眼于在保持合作社原则的前提下，及时做出灵活变动，引进新的资本筹措方式，以使合作社能适应激烈的竞争[10]。如韩国于1999年9月7日颁布的薪《农业协同组合法》规定：为筹措资金，农业协同组合中央会可向社会发行农业金融债券。[11]
三、完善中国合作社社员主体资格的初步思考
《农民专业合作社法》的通过，结束了我国合作社的发展“裸奔”的局面，为我国合作社事业的健康规范发展提供了制度保障。为了完善我国合作社社员主体资格，笔者建议：
第一，对农民型社员，法律上应增加特殊情况下的例外规定，允许非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成为合作社的社员。合作社基于自身特殊需要，可以根据法律授权设定一定的比例，将这部分特殊社员的数量控制在一定幅度内。特殊群体的利益一定要得到妥善维护，这也是建设和谐新农村的需要。
第二，在认定“农民”身份时，将目前的“条件并列法”标准进一步过渡到以实质条件为主要，形式条件为辅的标准上，即只要是在事实上从事与农业生产、经营、服务有关的人都可以认定为“农民”。考虑到目前户籍改革仍处于深化阶段，实际操作中可以辅以其他认定标准，比如尚未退出历史舞台的“农业户口”，以及社员住所等。立法应该充分体现前瞻性，充分反映变革着的社会要求，这样才不至于堕落成社会前进的?龟酢?br> 第三，为维护市场经济的平稳发展，鼓励交易的达成，应该规定：违反社员比例的合作社，在被撤销法人资格之前所为法律行为的效力继续有效。有关行政机关可以对原合作社采取行政处罚的方式维护法律的权威，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相关责任人的刑事责任。
第四，放宽团体组织社员资格的限制。为了解决合作社发展中遇到的资金、技术问题，给合作社多种形式的发展留下空间，我国宜借鉴其他国家合作社相关立法经验，放宽对团体组织的资格限制，吸收一些拥有资金或技术并愿意以合作社的方式投资的企业等团体组织为合作社社员。为了确保合作社不被资本控制，保持“农民合作”的纯粹性，法律可以限制资本投票权和收益率[12]，授权合作社章程限制非农民成员的数量。
注释:
[1]李长健，冯果．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立法若干问题研究》[j]．法学评论，2005，（4）：71
[2]郭富青．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评析．法治论丛（上海政法学院学报）[j]，2007，（02）.10
[3]中华全国总工会网站/html/2009/11/11/36507.html，2009年11月16日访问
[4]为讨论的的方便，以下除了另有说明，“合作社”为“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简称；“合作社法”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作社法》”的简称。
[5]在《合作社法》之前，仅有《宪法》第8条《农业法》第11条有所涉及，但没有具有规定
[6]参见农民专业合作组织较为发达的浙江情况，徐旭初：《中国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制度分析》，经济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
[7]李长健，冯果．我国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立法若干问题研究[j]．法学评论，2005，（4）：74
[8]顾明．日本协同组合法(外国经济法日本国卷二)[m]．长春：吉林出版社，1992
[9]王小萍．关于合作社立法问题的思考ⅲ[j]．中国合作经济，2005，(6)：63
[10]秦艳慧．合作社立法问题研究 梁慧星主编民商法论丛[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6，（36）：51
农民专业合作社法范文4
根据《农业合作社法》的界定，农民专业合作社是一种特殊的非赢利性的企业。它“是在农村家庭承包经营基础上，同类农产品的生产经营者或者同类农业生产经营服务的提供者、利用者，自愿联合、民主管理的互经济组织。”显然，这一定义是在国际合作社联盟对合作社的传统定义的基础上做出的，从而，正式从法律上确定了我国合作社的合作经济组织（而不是集体经济组织）的性质。
我国现在所称的农民专业合作社，主要是指生产性质的合作社。这一专业合作社，近年来得到了速度较快的发展。但是，总体看来，我国当前的合作社发展仍然较为迟缓。产生这一现象的首要原因是，合作社资金较少，出资方式又比较有限，难以扩大合作社的规模。合作社的发展困难实际上是我国农业农村问题的一个表现。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大量农村人口涌入城市，造成一定数量的农业用地被荒废；小农经营成本高，收益较少，已经到了发展的瓶颈；现代化农业的规模化经营本身就要求土地集中使用。因此，立法者要求国家给予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设立和运作要比公司和合伙企业等其他经济组织更为优惠的条件。传统的民商事法律，不能够完全适应合作社这一特殊形态的企业组织。
一、农业专业合作社的债务责任问题
根据《农业合作社法》的规定，农民专业合作社具有法人地位。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财产包括成员出资、公积金、国家财政直接补助、他人捐赠以及合法取得的其他资产所形成的财产。合作社以其财产所限对债务承担责任，合作社社员以实际出资的财产对合作社承担责任。从而可以认为，我国的农民专业合作社是一种有限责任合作社。其债务责任的规定类似于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另外一方面，合作社法对合作社的注册资金没有做出过任何限制，也不存在最低注册资金的要求，从这一点上类似于无限责任制企业。总体而言，合作社的债务责任应该是低于一般公司等企业。但是，合作社的债务履行能力，也往往弱于其它企业。
农民专业合作社以成员出资、公积金、国家财政直接补助、他人捐赠以及合法取得的其他资产所形成的财产对债务承担责任，农民；而对债务责任的规定，由于限定在社员出资额和公积金的范围，从这一点上又总体而言，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债务责任相比较而言，是较低的；但是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债务承担能力与其他类型的企业相比，也是较低的。
尽管农民专业合作社主要的交易和服务对象是自己的社员，但是也必然要与非社员的其他企业或者个人从事交易。合作社的非营利性，是对内的非营利性；而在对外的经济交往则是从事营利活动的。在对外交易的过程中，由于其债务责任问题，对于债权人来说，合作社存在着较大市场风险。
二、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破产法律规定
如前所述，在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尚未颁布实施之前，合作社适用多部民商事法。但由于旧破产法只是使用全民所有制的企业，因此并没有适用合作社这一经济组织的法律。2006年制定实施的新破产法则规定，企业以外的经济组织在破产清算方面也可适用该法。2007年《农业合作社法》实施后，根据该法第四十八条，农民专业合作社破产实际上基本适用我国同年生效的《企业破产法》的有关规定。
《农业合作社法》对合作社的破产特别规定在于如下几点：
1、破产财产在清偿破产费用和共益债务后，应当优先清偿破产前与农民成员已发生交易但尚未结清的款项。.
2、农民专业合作社接受国家财政直接补助形式的财产，在解散、破产清算时，不得作为可分配剩余资产分配给成员，处置办法由国务院规定。
因而从现行立法上看，以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的合作社在发生破产时，其破产财产中的承包经营权如何清算，并没有做出特别的规定。正常情况下，在合作社破产的情况时，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处置不应该有异于其他破产财产。
目前仅有的处分破产财产中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根据，可能是2005年农业部颁布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办法》第十九条的规定：“承包方之间可以自愿将承包土地入股发展农业合作生产，但股份合作解散时入股土地应当退回原承包农户。”从实践中看，各地的具体做法也都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权本身不能作为抵充债务所用，而要折算成货币清算。这一做法出于前面的所说的对农民基本生活保障的考虑。所以，破产合作社的债权人是无法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的。
但是，从现有的土地股份合作社来看，其主要的企业财产构成就是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其他类型财产占比极少。在已经因资不抵债，丧失清偿能力，无法清偿到期债务的情况下，合作社获取货币折价清偿的主要方式，只可能是转让其土地承包经营权给他人。所以，农民社员仍然存在着丧失土地承包权的可能。另一方面，鉴于合作社的债务责任较小，而如果土地承包权等财产无法清偿的可能又较大，对于债权人而言，其权益也无法得到保障。从长远而言，这同样不利于合作社本身的发展。
新破产法的目的，正好在于保证正常的商品交换和确立市场经济秩序的基础，维护与债务相关的债权人和债务人的合法权益；维护整个社会利益与正常的经济秩序。破产法的直接调整作用，在于保障债务关系履行的公平性。如何在土地股份合作社的债权人和债务人之间保持利益平衡，这是目前合作社法上所缺少规定的一个方面。
三、解决作为合作社财产的土地经营承包权的破产问题的设想
合作社法和破产法的学者对解决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破产处分设计了若干不同的方案。主要的出发点都在于债务人的生活保障问题。比如有学者建议，不将土地承包经营权纳入出自总额，但在收益时则按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出资分配。然而我国现有的土地承包权入股的合作社，多数均以土地承包经营权为主要财产，土地承包权占绝对比重。尽管合作社没有最低注册资金的要求，但是一个完全没有可以说土地承包经营权处分的一个瓶颈是我国农民的社会保障问题。总体来说，农民的劳动生产率普遍的低下，资金的缺乏，都是农民社会保障制度的障碍。但是土地承包权的处分是否一定会导致农民的保障缺失仍然是需要具体分析的。由于我国过去特有的城乡二元的经济结构，我国农民的主体部分仍然。没有纳入社会保障体系。按区域划分粗略分析的话，各地区农民主要有如下三种情况：
1、沿海发达地区：这一地区的农村城镇化程度较高，农业在经济结构中占比不大，当地的土地价格高，生产成本也较高。农民多兼营第二和第三产业，有部分农户已经享受了社会保障。
2、中西部一般地区：这一区域工业化程度高，农业收入占农户收入的比重也不高，土地承包经营对农民的社会保障意义不大。
3、中西部落后地区：农业在当地经济中占有绝对的优势地位。农村土地社会保障作用较大，农民对土地的仰赖程度很深。
农民专业合作社法范文5
1. 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现状及特点
1.1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现状 截止目前，梨树县已发展互惠互利、联合协作、自我服务等形式多样的农民专业合作社750个，合作社总数占全省的1/10，占四平市的1/2。其中，从事种植业249个、养殖业282个、农机专业46个、园艺特产业45个、运输加工业41个、农产品购销67个，资金互助及信托担保服务10个。合作社成员达到4万户，带动农民近8万人。分别占农户和农村劳动力总数的23%和25%。同时也涌现出了一批省内外知名合作社，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工作走在了全省乃至全国的前列。
1.2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特点 梨树县积极鼓励多主体兴办、多形式发展，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逐渐突破地域、部门、行业和所有制限制，形成了多主体牵头、多领域兴办的格局；服务层次逐步提高，发展能力不断增强。在组织形态上逐步由服务型向实体型、产业型转变，在合作方式上逐步由劳动合作向资本合作、生产要素合作发展，合作社之间的联合也在不断发展，在市场经营上逐步由自产自销向规模化生产、批量销售方向转变；运行机制不断规范，利益联结日趋紧密，通过创新决策机制、分配机制、组织机制，使之逐步走上规范化运作和良性发展的轨道；合作效益日渐突出，组织实力逐渐增强。
2.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的主要做法
2.1强化组织领导，加强协调服务 2003年，梨树县成立了梨树县农村经济组织创新领导小组，同时明确了相关部门职责，建立部门之间、部门与合作社之间联系、合作发展的工作体系，健全了协调配合、齐抓共管的工作机制。各部门针对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现状，深入开展调查研究，及时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为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提供各项切实有效的服务。
2.2强化宣传培训，营造发展氛围 为扩大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影响，近年来，梨树县充分发挥新闻媒体的作用，广泛宣传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性质、特征及作用。让广大农村干部群众了解合作知识，增强合作理念，树立合作意识。同时邀请相关专家进行培训指导，使干部群众进一步了解国内外合作社发展的情况。《农民专业合作社法》颁布以后，梨树县专门召开会议，积极启动宣传月活动，通过办培训班、发放资料、张贴标语、编排文艺节目等形式，切实把法律的宣传普及工作深入到基层农户，为确保农民专业合作法律顺利实施奠定了深厚而广泛的群众基础和社会基础。
2.3强化培育典型，发挥示范作用 在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工作中，梨树县始终把典型示范放在突出位置。一方面积极培育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先进典型。根据不同特点，采取了相应的扶持办法，对老典型重点是做形象塑造；对群体性典型重点是搞好规模整合，指导连锁经营、联合发展，迅速成为当地合作经济发展的领头羊；另一方面，以现场会、交流会、观摩会等形式推动合作社的发展，让合作社的创办者和受益者现身说法，用身边的事教育身边的人；组织合作社经营者开展经验交流和研讨，增长发展合作社的本领和见识；组织农户进行合作社现场观摩，看制度、看形式、看效益，解决了广大农户“想干不会干”的困惑，鼓励他们积极联合起来闯市场。
2.4强化业务指导，狠抓规范建制 为促进梨树县农民专业合作社规范运行、健康发展，梨树县从一开始，就重视对合作社的正确引导和规范建制。一是帮助合作社完善了章程管理机制。使其在依法成立、依法登记的基础上，按照章程规定的范围和约定的责、权、利条件，从事生产、经营活动，保障了农民合作社成员的合法权益；二是完善财务管理制度，遵循财政部《农民专业合作社财务会计制度》，及时开展培训，并指导合作社财会人员按照《财务会计制度》做好合作社财务工作，从而促进合作社的健康发展；三是完善了组织内部利益互补机制和利润返还机制，使农户不仅在生产经营中得到农产品原料上的收益，而且还在加工和销售环节中通过返还得到部分利润，从而巩固了与合作社成员的关系，增强了合作社抵御市场风险的能力；四是完善了民主科学的管理机制。按照“民办、民管、民受益”的原则，建立和完善了民主选举制度、民主决策制度、民主理财制度和财务公开制度，确定了合作社成员的主人公地位和经济利益；五是完善了培训机制，定期对合作社理事会、监事会成员和社员的技术、管理和合作知识培训，全面提升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的生产经营能力和农民的合作意识。
2.5强化政策扶持，优化发展环境 在确保把上级各项扶持政策落到实处的同时，梨树县在财政支持、税收减免、市场准入、信贷保险等方面积极制定优惠政策，先后出台了《九部门关于扶持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发展的意见》、《农民专业合作组织暂行规定》、《鼓励和支持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的若干意见》、《农民专业合作社规范化建设验收标准》等相关文件，组织各部门积极为合作社发展提供资金、技术、信息、登记、会计核算等一系列扶持。有效破解了合作社发展中的资金瓶颈问题，从根本上保证和促进了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健康快速发展。梨树县财政每年对农民专业合作社指导培训等工作单独拨付经费，在每年的农村工作会议上对标准化建设突出的合作社予以表彰奖励。
3.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取得的成效
3.1促进了农技推广和标准化生产，培养造就了新型农民 合作社把农民组织起来开展技术交流、培训等活动，使看得见、信得过、学得来的实用技术得到迅速有效的推广；通过引进新技术、新品种，使最新的农业科技成果以最快捷的方式、最低廉的成本、最高效的途径传递到农民手中，加速了农民思想意识的转变。
3.2架起了小生产通向大市场的桥梁，提高了农民进入市场的组织化程度 合作社把分散的农民组织起来，把分散的科技增长要素整合起来，把分散的生产资料聚集起来，通过代购代销、联营联销、以销定产等形式，解决了农产品分散供给与市场集中需求的矛盾，为农民参与市场经济搭建了平台。
3.3推动了农业结构调整，提升了农业产业化发展水平合作社上联龙头企业，下联农户，以利益为纽带，将从事同一类生产项目的农户组织起来，推动了农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加快了主导产业的发展。梨树县“榆树台荣华笤帚生产合作社”以附近上百个种植户为依托，形成了种植、加工、销售稳定的产业形式，产品远销德、韩等国。在合作社带动下，全县初步形成以粮食、棚膜、牧业和加工为主的四大优势产业。
3.4加快了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有效地保护了农民利益 合作社坚持对内讲服务、对外讲盈利，有效协调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帮助农户解决一家一户办不好、办不了的事情，成为农民在市场竞争中的依托和靠山。梨树县“榆树台百信农民资金互助合作社”探索了一条农民金融服务渠道，有效利用农村闲散资金，解决社员生产生活资金紧张问题，弥补了现行金融体制的不足。
农民专业合作社法范文6
上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农村出现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向农民提供信息、技术、销售、供应、加工等方面的服务，为促进农业发展、农民增收和农村繁荣作出了重要贡献。农民专业合作社的产生和发展，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制度创新，是在农村家庭承包经营基础上，对统分结合、双层经营的农村经营体制的进一步丰富和完善。在总结实践经验、广泛征求各方面意见的基础上，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了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并从今年7月1日起正式实施。为贯彻实施好这部法律，有必要深入认识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性质和作用。
农民专业合作社的产生和发展，是对我国农村经营体制的进一步丰富和完善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农村逐步确立了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这是党和国家根据农村生产力发展水平作出的重大政策调整，符合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客观要求。家庭承包经营责任制的确立，激发了广大农民群众的积极性，极大地提高了劳动生产率。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农业的专业化、商品化、规模化水平不断提高。适应形势发展的要求，进一步完善农村经营体制，成为我们面临的重大课题。1993年，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的《关于当前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明确提出，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和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是我国农村经济的一项基本制度，要长期稳定并不断完善。农民专业合作社正是在“长期稳定”基础上“不断完善”的产物。
随着农业生产力水平和农产品商品率的提高，农民与市场的关系更加紧密，农民对生产资料、实用技术、市场信息等方面的需求不断增加，市场机制对农民的资金实力、文化素质等也提出了更高要求。家庭经营规模小、资金实力弱等问题，严重制约了农业生产经营活动的开展。因此，扩大农业生产和经营规模，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实现农户与市场的连接，就成为发展农业生产、增加农民收入的当务之急。扩大生产和经营规模主要有两条途径：一是通过增加土地面积实现生产规模的扩大；二是通过广大农户的联合与合作实现经营规模的扩大。我国人多地少的国情，使增加土地面积十分困难，更现实、更有效的办法就是走合作生产经营的道路。农民专业合作社就是开展生产经营合作的重要组织形式。
农民专业合作社不改变农户的独立经营地位，有利于家庭承包经营制度的长期稳定。现阶段，绝大多数参加专业合作社的农民在生产环节仍然以户为单位，在流通、加工等环节进行合作，将农民生产的农产品和所需要的服务集聚起来，以规模化的方式进入市场，提高农民在市场中的地位。农民群众总结的“生产在家，服务在社”，形象地说明了现阶段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特点。实践表明，农民专业合作社可以很好地解决家庭经营与市场经济的衔接问题，有效地解决政府“统”不了、部门“包”不了、单家独户“干”不了的难题，是对农村经营体制的丰富、发展、完善和创新。
农民专业合作社充分保障成员的合法权益，是农民自己的经济组织
农民专业合作社，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一种新型市场主体。它以农民自愿加入、自由退出为基础，以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负盈亏为运行机制，是农民群众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伟大创造。依法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不是搞过去的合作化。农民专业合作社不改变家庭承包经营体制，与上世纪50年代合作化运动中的高级社、改革前的有着根本区别。
农民专业合作社建立在农民自愿的基础上。农民专业合作社是具有独立市场地位的农民在有联合需求的情况下，自发组建的经济组织。“入社自愿、退社自由”，是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基本原则。凡是具有民事行为能力、能够利用农民专业合作社提供的服务、承认并遵守合作社章程的农民，都可以申请加入。同时，按照章程规定，农民也可以退出合作社。农民加入或退出合作社，都是个人的自由选择，任何组织和个人都无权干涉。既不能依靠行政命令或其他手段强行要求农民加入某个合作社，也不能限制农民加入某个合作社，更不能剥夺农民退出合作社的自由。
农民专业合作社依法维护成员的财产利益。农民专业合作社是独立的市场经济主体，依法成立、依法登记、依法经营，入社农民的财产权利得到充分的法律保护。农民专业合作社是在承认成员个人财产所有权的前提下，共同使用成员的出资，既保障成员的个人财产所有权，又保障组织的占有使用权。成员的出资及其增值部分始终为成员所有。每个成员对自己的财产份额及由此产生的收益都很清楚，退社时可以撤出自己的出资及其增值部分；合作社有亏损时，退社农民也要按照章程规定分摊资格终止前本社的亏损及债务。农民专业合作社及其成员的财产受法律的保护，任何组织和个人都无权向农民专业合作社及其成员摊派，强迫其接受有偿服务；造成合作社及其成员损失的，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农民专业合作社坚持民主管理。农民专业合作社是依法成立的法人组织，具有独立的法人地位，独立经营、自负盈亏、民主管理、民主决策，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非法干预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生产经营活动。作为独立的市场经济主体，农民专业合作社有健全的组织机构和严密的运行制度，按照章程开展各项活动。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成员大会是合作社的权力机构，合作社的成员可以依照法律和章程的规定，参与对合作社的控制、决策和管理。合作社的理事会、监事会由成员大会选举产生，向成员大会负责并报告工作。每个成员都享有一人一票的基本表决权，合作社的重大事务都要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进行表决，确保成员参与决策的民利。
农民专业合作社是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建设现代农业的重要载体
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实现农产品的产加销、贸工农一体化，目的是通过农业生产各参与方的合作，延长农业产业链，实现农业产业的一体化经营，增加农产品附加值，提高农业的比较效益。农民专业合作社在引导和组织农民参与农业产业化经营方面具有独特的优势。
农民专业合作社是农民自己的合作组织，在带动农民参与农业产业化经营方面，能够有效地解决“龙头企业＋农户”、“协会＋农户”、“专业市场＋农户”等产业化模式所存在的分散农户缺少发言权、权益得不到充分保护等问题。农民通过组建专业合作社参与农业产业化经营，主要有两种方式。一种是“龙头企业（或其他经济组织）＋合作社＋农户”。在这种方式中，龙头企业可以通过合作社规范和约束农户的行为，获得更加稳定的原料来源，降低交易成本；农户则可以通过合作社提高自己在与龙头企业交易时的谈判地位，在价格形成、利润分配等问题上获得更多的发言权。这种方式，既可以充分利用龙头企业的资金、技术、管理和信息等方面的优势，又可以较好地反映农民的利益要求，实现企业发展和农民致富的双赢。另一种是“合作社＋企业＋农户”。在这种方式中，合作社成为兴办农产品加工等企业的主体，合作社自己兴办的企业与农户成为真正的利益共同体。农民通过合作社这种组织形式开展加工、销售等经营活动，可以最大限度地享受到农产品加工和销售环节的利润。从许多发达国家农业发展的历程看，农民合作社在逐步壮大后，直接兴办从事农产品加工、销售、贮藏、运输等活动的企业，是一个必然趋势。
农民专业合作社是促进农村经济发展、构建农村和谐社会的重要组织基础
农民专业合作社成员间合作的基础是劳动而不是资本，这一基本特征使农民专业合作社更加注重以人为本，决定了其在促进农村经济发展、社会和谐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和作用，是构建农村和谐社会的重要组织基础。
促进农村产业结构优化。农民专业合作社具有独立的市场主体地位、明晰的产权制度和规范的内部运行机制。通过专业合作社，农民可以集聚资金、技术、信息等资源，做许多单家独户不能做的事。从事种植业、养殖业的农民可以联合起来，扩大生产规模，促进农业的专业化、规模化、标准化、机械化生产经营，也可以联合起来从事农产品加工业，提高农产品的附加值，还可以联合起来从事农用生产资料的购买、农业机械的租赁、农产品的贮藏和销售以及农业技术信息服务等第三产业。因此，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不仅会促进第一产业的发展，还会促进农村二、三产业的发展，促进农村产业结构优化，全面繁荣农村经济，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提供坚实的产业支撑。
促进农民素质提高。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基本原则和精神，就是更加强调人与人的合作与互助。合作社的宗旨是为其成员服务，成员相互之间合作经营、和睦相处、团结友爱、平等诚信。加入专业合作社的农户，不仅在经济上受益，而且有一种归属感，其民主意识、合作意识、学习意识、监督意识、守法意识得到增强。由于具有较强的经济基础、组织功能和凝聚力量，农民专业合作社在促进农村社会事业发展、改善乡风民俗、建立和睦邻里关系、形成文明的生活方式等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同时，由于农民专业合作社为农民提供许多生产经营方面的服务，对于推动基层政府转变职能、改进作风也具有很大的作用。
农民专业合作社法的实施，将有力地促进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健康发展
当今世界，合作社发展已经从农业到工业、从生产到消费，全方位地深入到经济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从国外的实践看，发展最快、覆盖最广的合作社是农民合作社，已占全球各类合作社总数的36％。在发达国家，几乎所有的农民都参加了不同类型的合作社，合作社的立法也受到高度重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