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略合作发言稿范文1
不可否认，国际4A广告公司因其在国际广告行业的卓越成绩，以及其在广告业的理论探索和实践，并帮助众多的国际国内企业在品牌规划、形象塑造和营销传播领域取得了巨大进步，使国际4A广告公司成为我国广告行业的开拓者和专业引领者。但俗话说：尺有所短寸有所长。国际4A广告公司并非万能，否则众多的本土广告公司何来立足之地。尤其是在当今，中国市场化程度越来越高、产品形态和企业经营模式越来越多、市场层次和消费者类型越来越丰富，国际4A广告公司不可能对中国的所有市场形态和经营模式都了如指掌。更关键的是，国际4A广告公司作为广告公司更多地倾向于创意和传播，而缺少对具体行业和市场的实战操作经验，由于快销品行业对于品牌传播和创意的依赖性较强，因此国际4A广告公司更容易在这种行业获得成功。但面对更复杂的竞争环境和营销模式，国际4A则显得捉襟见肘，最为明显的例证就是：医药保健品行业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引领了中国营销推广和品牌传播的潮流，但国际4A公司却很少在这个行业有所作为。而是本土广告传播和营销策划公司为这个行业的发展推波助澜。或许原因有很多，但不可否认，本土智业更了解中国市场和中国消费者，而国际4A广告公司的海归派和学院派则很难有深刻的市场认知和消费行为研究。
笔者前期主持了几个品牌规划和传播的比稿，其中即有年营业额近500亿的大型集团企业，也有市场覆盖全国的知名快速消费品企业。这几次比稿中，都有国际4A广告公司参与竞争，但本人所在的团队最终在比稿中胜出。
现把这几次比稿的心得梳理出来，希望能给本土广告业者更多一些信心。
1、战略上藐视敌人，战术上重视敌人——毛泽东
伟人不愧为伟人，他在战场上的实战经验对我们的商战的确是有指导意义的。在同企业初步沟通的时候，企业都流露出他们对国际4A广告公司的青睐，有甚者已经流露出他们的抉择意向，比稿只是因为这是工作必不可少的程序，另外就是我们公司虽非国际4A，但知名度也相当高，这符合他们企业的行业地位。至于选择哪个公司合作，最终还是看各个公司的实力和对企业的理解以及自己的专业观点。对于我们团队而言，我们不抱必胜的信心，但我们希望能针对我们的客户给出我们的更具有针对性的观点和方法。我们相信，广告业是一个智慧的行业，国际4A公司不可能从上到下都是国内广告业的精英。我们也知道，国际4A惯用的比稿手法是拿出长篇累椟的成功案例和著名合作品牌来吸引客户，但他们往往不愿意花费更多的时间去深入地了解客户的问题和需求。因此，我们团队制定的基本策略就是：国际4A的工作人员和我们一样也是普通人，而我们更了解中国的企业和中国市场，我们只要花费更多时间去了解客户的行业经营特点，找到他们真正的问题，我们成功的几率就更大。
2、避实就虚——《孙子虚实》
拿我们团队和国际4A公司的优缺点进行对比分析发现：我们没有优点。我们团队的主要成员也是国际4A下嫁而来、我们没有自己的理论体系、我们的客户名单没有国际4A有力量、我们的成功经验也没有国际4A更多、我们的声望没有国际4A的高。可以说，从硬件上看，我们根本没有任何可以同国际4A抗衡的实力。那我们只有在软件上想办法提升自己，在客户面前争取机会了。我们相信，任何客户寻找智业合作伙伴的初衷都是希望广告公司能够对自己的企业和品牌给出最适合自己的解决方案。广告公司的名望只是企业的重要参考因素之一，而对客户的服务态度、专业素质、以及对行业和企业的了解深入程度、对问题的诊断准确度和解决方法的独到之处才是最终获得客户认可的关键。因此，我们决定：无论是从网络，还是专业刊物，或者是市场一线，我们要尽可能搜集更多信息，在比稿成功之前，我们首先要做这个行业的半个专家。我们比稿，不比实力，而是比行业和企业的熟悉程度，比对企业的品牌问题的诊断准确程度，比我们提供解决方案的独特之处。我们相信一点：国际4A广告公司更善于在办公室制造美丽的空中楼阁，而我们要深入市场亲身调研生产出更契合企业需要的解决方案。
3、没有调研就没有发言权——毛泽东
在我们参与比稿的企业中，有快速消费品公司，还有大型工业集团公司。对于快销品企业，我们首先安排的工作就是：实地进行卖场、超市、便利店、专卖店等消费渠道去调研企业的品牌规划现状，研究消费者消费形态，找出品牌规划和营销推广中可能存在的问题。这是我们了解这个企业的第一步，也是至关重要的一步，对于比稿而言，提案观点是否能被企业接受其实是第二位的，因为企业并不指望靠比稿就解决了所有问题。关键的是我们要告诉企业，我们是秉着专业的方法和态度，我们很重视你。好比谈恋爱，你条件很优越，不如你能投其所好，双方看对眼才是恋爱，企业抛了媚眼，国际4A广告公司却高傲地拿历史来炫耀一下而已，怎么可能谈成恋爱呢？事实证明，我们的实地调研的确发现了问题，而这些问题也正是企业已经意识到但还未能解决的。
对于大型工业集团公司的比稿，我们并没有先去做市场实地调研，因为该企业的产品类型、经营范围和客户类型实在是太多太复杂太专业，一时半回无法了解深入。针对这种企业特点，我们采取的方法是：了解和学习世界上知名的同类型企业集团的经营模式和品牌战略模式，通过对比分析来发现该企业同世界一流企业之间的差距，那这个差距就是这个企业需要解决的问题。事实证明我们的方法是正确的，比稿提案中，我们通过对世界一流工业集团的经营模式、品牌战略、传播策略的分析研究，并对该企业的相关现状进行对比分析，提出了我们自己的观点，当时就获得了企业的高度认同。
战略合作发言稿范文2
战前中日海权观念之比较
海军战略的理论核心，是海权问题。对于中日两国来说，对夺取海上控制权的重要性的认识，都经历了曲折的过程。早在鸦片战争时期，林则徐便开始认识到，“取胜外洋，破浪乘风”为西洋“长技”（注：《林则徐集》奏稿中，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676页。），并主张建立一支能够纵横海上的“船炮水军”（注：杨国桢编：《林则徐书简》（增订本），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84页。），以夺敌人之所长。魏源继承和发扬了林则徐的海防思想，强调“必使中国水师可以驶楼船于海外，可以战洋夷于海中”（注：《魏源集》下册，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870页。）。林、魏的朴素海权观在当时是超前的思想，曲高和寡，故“议军务者，皆曰不可攻其所长，故不与水战，而专于陆守”（注：杨国桢编：《林则徐书简》（增订本），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93页。），自在意料之中了。
到19世纪中期、特别是1874年日本侵台事件发生后，海防问题始引起朝野的普遍重视。当时总理衙门有切筹海防之奏请，清廷发给沿江沿海督抚将军详细筹议。在他们的复奏中，观点歧异之处甚多，甚至针锋相对，或主海防，或主江防，或主陆防，或主塞防，或主海防塞防并重，不一而足。这些论者虽观点互异，各从不同的角度立论，但有一点是相同的，即大都主张海陆之防不可偏废，而尤侧重陆守。如两江总督李宗羲提出：若论筹防，“仍以水陆兼练为主”，“尤以急练陆兵之法”。（注：宝yún＠①等编：《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100，北平故宫博物院1929～1930年版，第2～3页。）李鸿章是当时海防论者的重量级代表人物，他主张在“北、东、南三洋须各有铁甲大船二号”，“专为洋面游击之师，而以余船附丽之”。这与“专于守陆”的主张相比，自然是很大的进步。但他主张设置外海水师铁甲船的目的是“随时游击，可以防敌兵沿海登岸”，所以特别强调：“中土陆多于水，仍以陆军为立国根本。”（注：《李鸿章全集》，海南出版社1997年版，奏稿卷24，第13、17～18页。）可见，他的海军战略只是建立在“守”字之上，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我之造船本无驰骋域外之意，不过以守疆土保和局而已”（注：《李鸿章全集》，海南出版社1997年版，奏稿卷19，第47～48页。），也就是说专为“防敌兵沿海登岸”，实际上仍未跳出海岸守口主义的窠臼。
在近代中国，最早主张海军须采取攻势战略者是郑观应。他在1875年写成的《论水师》一文，即主张海岸炮台与海外水师相为表里，更要特别重视铁甲船的作用。此主张不无道理。“夫权者，无形之物也，视国力之强弱而已。力强则权大，力弱则权小，此一定之势，实无可争。”（注：《重兴海军议》，《时报》乙巳七月十七日；《东方杂志》2卷10期（1905年），第323页。）无形的海权是建立在有形的海军实力之上的。惟其如此，必以战为守。他指出：“查前代但言海防，在今日当言海战”，必须发挥大队水师在海外的“冲突控驶”作用，以“争雄于域外”（注：夏东元编：《郑观应集》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28～129、215～216页。）。其见解比当时的海防论者更胜一筹，惜乎未见有响应者。
1879年发生的日本吞并琉球事件，再次唤起了朝野对海防问题的极大关注。是年秋，刚从外国学习归来的两位海军留学生刘步蟾、林泰曾上《西洋兵船炮台操法大略》条陈，更进一步提出：“求最上之策，非用铁甲等船自成数军，决胜海上，不足臻以战为守之妙。”（注：《李鸿章全集》，海南出版社1997年版，译署函稿卷10，第7页。）此条陈在当时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内阁学士梅启照奏称：“战、守、和”三字一以贯之，能战是根本，而“战则必须大铁甲船”（注：张侠等编：《清末海军史料》，海洋出版社1982年版，第16～17页。）。候补道王之春甚至提出：“将来出征剿，必须铁甲船数十号，以备战攻。”（注：王之春：《清朝柔远记》，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377页。）这些言论颇受李鸿章赞赏，也使他的海防战略思想向前进了一步。他在《议复梅启照条陈折》中认为，外海水师“所以不能不设者，以其化呆著为活著也。……果能以全力经营，将来可渐拓远岛为藩篱，化门户为堂奥，北洋三省皆在捍卫之中。”（注：《李鸿章全集》，海南出版社1997年版，奏稿卷39，第34页。）“化门户为堂奥”是什么意思？对此，薛福成于1881年夏所草《酌议北洋海防水师章程》作了具体的说明：“北洋水师成军以后，……一旦有警，则以铁甲及大兵轮船分排横亘于旅顺、北隍城岛之间，扼截敌船，不使北上。即有一二闯越者，彼接济既断，又惧我师之袭其后，心孤意怯，必且速退。如此则大沽、北塘不守自固。燕齐辽碣之间，周围洋面数千里竟成内海，化门户为堂奥，莫善于此。”（注：张侠等编：《清末海军史料》，海洋出版社1982年版，第29页。）李鸿章认识到海军的机动作战能力，且可将海防领域由海口拓展到远岛，自是一大进步，但他却不敢去想制海权的问题。
1888年北洋海军正式成军以后，提督丁汝昌以下多主张增置战舰，将来海上作战须采取攻势。1889年和1890年之交，丁汝昌曾在朝鲜全罗道西南角的长直路一带进行过探测，考虑到一旦中日发生战争即可以此处为舰队之根据地。甲午战争爆发前夕，他致电李鸿章：“各舰齐作准备，俟陆兵大队调齐，电到即率直往，并力拼战，决一雌雄。”（注：《李鸿章全集》，海南出版社1997年版，电稿卷15，第56页。）及至日本海军在丰岛海上袭击中国军舰后，左翼总兵镇远管带林泰曾又力“主执攻击论，将以清国全舰队扼制仁川港，进与日本舰队决胜负”（注：桥本海关：《清日战争实记》卷7，刊年不详，第245页。）。连翰林院侍读学士文廷式也认为：“凡两国战事，隔海者以先得海面为胜。”“先得海面者”，夺取制海权之谓也。故他指斥：“借口守防，使海军逍遥无事”为“失机”，主张“严饬海军选择勇将，令在海面与倭决战”（注：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日战争》，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版，第3册，第105页。）。但是，李鸿章对这些意见皆未予采纳。消极的“保船”思想成为北洋海军作战的指导方针。在此情况下，就根本谈不上夺取制海权了。
日本自明治维新以后，虽大力发展海军，但海权观念相当薄弱。在发动甲午侵华战争之前，日本参谋本部对掌握制海权的重要意义也是认识不足的。当时，以参谋次长陆军中将川上操六为代表的“陆军万能”论者，相信“果遇战争，但有陆军，已足言战”。至于海军的作用及掌握制海权的必要性，则未被重视。海军省主事海军大佐山本权兵卫对此提出质疑：“姑无论陆军如何精锐，果欲用之于海外，而不以海军取得海上绝对安全，终必归于败降，……夫海军之主要任务，则在掌握制海权，进而迫近敌地以压服之，或组陆战队登陆，占领据点，或掩护陆军前进，与敌抗战，或炮击敌国重镇，或杜塞敌国物资，或破其谋，或伐其交，多歧多端，任务复杂，若专视海军为陆军输送补助机关，是不知海军使命，不足与言国防用兵也。”（注：世界日报海事编译局编：《海事》，第9卷6期(1936)，第50～51页。）
山本权兵卫的意见受到日本军政首脑的高度重视。于是，参谋本部即根据山本的意见制定了海防统筹兼顾的作战计划，即所谓“作战大方针”。其主要内容是：第一，如海战大胜，掌握了黄海制海权，陆军则长驱直入北京；第二，如海战胜负未决，陆军则固守平壤，舰队维护海峡的制海权，从事陆军增遣队的运输工作；第三，如日本舰队大败时，陆军则全部撤离朝鲜，海军守卫沿海。（注：藤村道生著、米庆余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年版，第78页。）并以争取实现第一项为基本战略方针。
战争未起，而仅从中日双方海军战略的制定看，其优劣高下似已判然有差了。
战争初期中日双方的海上角逐
1894年7月25日发生的丰岛海战，是日本海军为实施“作战大方针”而对北洋舰队进行的海上袭击。这只是小规模的海战，一般不足以影响战争的全局，更不能以此决定制海权究竟属谁。所谓制海权，就是舰队在海上行动的自由权。这正是舰队的命脉所在。惟其如此，作战双方都要力争主动。
日本为争得海上行动的主动权，进行了多方面的准备。为贯彻既定的战略方针，日本军事当局着重抓了两件事：一是对日本舰队进行整备，先将常备舰队与西海舰队合编为联合舰队，以便于统一指挥。继之进行内部改编，下辖本队和三个游击队，以适应随时机动之需要；二是相机谋取舰队之前进根据地，即随着战局的发展，不断将前进根据地从朝鲜西海岸北移，以扩大对朝鲜半岛西海岸海域的制海权，从而掩护陆军陆续登岸，以实现“从海上应援陆军，使其完成进击平壤之功”（注：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日战争》，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版，第1册，第239页。）。
与此同时，日本联合舰队还采取了谋取海上主动权的各种手段。这些手段主要有三：
其一，冒挂第三国舰旗。这曾是一个疑案。据姚锡光《东方兵事纪略》载，黄海之战打响前日舰先“悬美国旗”，及至两军愈近始“尽易倭旗”（注：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日战争》，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版，第1册，第66页。）。论者疑之，大都不敢引用。查李鸿章电稿，内有旅顺及威海营务处致李电，皆称：“顷见日船在岛外游弋，间有挂英旗者。”（注：顾廷龙、叶亚廉主编：《李鸿章全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电稿二，第876页。）再览总理衙门档，又发现两封电报，一是烟台统将孙金彪致李鸿章称：“昨德商自韩来谓，途遇倭船假用英旗”；一是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致李鸿章称：“查倭人狡计百出，其兵商各船往往假用他国旗帜，往来朝鲜海面，幸图影射。且借用他国旗号，时刻无定，见德船则升英旗，见英船或升法旗。”（注：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中日战争》，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5册，32～52页。）孙、丁所报情况是否属实？当时，总理衙门曾以此照会各中立国驻华公使。英国公使欧格讷(nicholas r.o''conor)复照认为：“查冒用他国旗号，所犯匪轻，该船应科以重罪。”但又称日本船是否曾用英旗“难以确知”（注：《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6卷，台北1972年影印本，第3466、3516页。）。故此疑案仍莫能明。前几年从日本防卫研究所图书馆发现的《二十七八年海战秘史》未刊稿，终于揭开了这个谜。未刊稿中几次提到冒挂第三国旗事，如其一称：“为不使敌人觉察我们的侦察行动，特悬挂外国军舰旗帜，即12月8日和9日挂美军舰旗，10日挂英军舰旗。”（注：日本海军军令部编纂：《二十七八年海战秘史》（未刊稿，日本防卫所图书馆馆藏），卷4，第3页。转引自中zhǒng＠②明《关于日本海军的〈二十七八年海战秘史〉》，载戚俊杰、刘玉明主编《北洋海军研究》，天津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106页。）至此，疑案始成为铁案。靠冒挂第三国旗的手段来逃避中国军舰的拦截，虽属侵犯第三国利益的不法行为，却使日本军舰能够浑水摸鱼，毫无顾忌地航行于黄海海域。
其二，扰袭北洋海军的基地。在战争初期，中日海军力量在总体上大致旗鼓相当，但在某些方面日本则占有一定的优势。尽管如此，并不意味着日本海军就具有战略优势，其海上主动权的发挥是受到相当限制的。因此，监控北洋舰队的行踪并打乱其部署，便成为日本海军此时的首要任务。为此，早在日本挑起战争之前，其海军当局便急调老牌间谍宗方小太郎到烟台，以担此重任。他曾两次潜入威海卫军港，又多次命所收买的奸细频繁往来于旅顺、威海、天津与烟台之间，随时掌握北洋舰队的动向，以经由上海转报日本国内。如在8月6日，他就将一份关于北洋舰队动静的密函，托公使馆书记官中岛雄带给上海的潜伏间谍黑井悌次郎转报东京。此报告断定中国海军“已舍去进取之策，改为退守之计”，建议以舰队“突入渤海海口”，将北洋舰队“诱出海面”，然后伺机“一决雌雄”（注：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中日战争》，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6册，第114～115页。）。日本海军当局对此建议十分重视，决定命各游击队不时游弋于渤海海口内外，并伺机对要港进行扰袭。从此，旅顺、大连、秦皇岛、成山、威海卫等处海面常见日舰的踪迹，使清政府难测日军之意图所在。8月10日，日本军舰突然对威海卫发动袭击，当地告急电报纷至沓来，清廷大为震惊。（注：故宫博物院编：《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16（北平，1932），第36页；顾廷龙、叶亚廉主编：《李鸿章全集》电稿二，第866～867页。）此时，丁汝昌正率北洋舰队主力到达朝鲜大同江口，清廷当即降旨命其速回。这样一来，北洋舰队反而处处被日本牵着鼻子走，海上行动的主动权就自然地落到了日本手中。
其三，制造直隶海岸登陆的假象。在扰袭威海卫的同时，日本一面派舰队游弋于渤海，一面大肆散布“赴山海关、秦皇岛截夺铁路”的谣言，以示人以假象。李鸿章一时难辨真假，想到有备无患，当即向丁汝昌下令：“此正海军将士拼命出头之日，务即跟踪，尽力剿洗，清洋面为要。”（注：顾廷龙、叶亚廉主编：《李鸿章全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电稿二，第876页。）总理衙门为查实此事，特约见英国公使欧格讷。欧格讷称：“现有一密信甚紧要：日本预备许多船，可以运二三万人，意在由海登岸内犯，数日即能到京。”问以：“他在何处登岸？”答曰：“山海关至北塘，处处皆可上岸。”又约见总税务司赫德(robert hart)，彼亦有同见，认为：“恐明后日彼必设法上岸。”又谓：“我料他有两路：一由山海关，趋向近畿；一由牛庄，趋向奉天。”他们说得有声有色，充当日人的传话筒，不由得总理衙门的亲王大臣们不信。于是，清廷连连降谕，催促业已出洋的北洋舰队回航。如其一称：“倭船运兵驶赴北洋海面，意图登岸滋扰，事机甚紧，亟应加意严防。丁汝昌所带兵船现在何处？著李鸿章严饬令速赴山海关一带，遇贼截击，若能毁其数船，以足huàn＠③前愆。”其二称：“丁汝昌巡洋数日，何以未遇一船？刻下究在何处？尚无消息。李鸿章已专船往调，著再设法催令速回北洋海面，跟踪击剿。该提督此次统带兵船出洋，未见寸功，若再迟回观望，致令敌船肆扰畿疆，定必重治其罪。”在朝廷严旨催令下，丁汝昌率航迅赴“直奉海面巡缉”，发现“日船并未直赴山海关，大沽口更无日船游弋”，这才知道先前所传纯属“误听谣言”（注：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日战争》，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版，第3册，第31～36页。）。日人施出一个小小的手法，就逼得北洋舰队凭空地去捉迷藏，东寻西找而一无所获，怎能不处于被动的境地？
所以，尽管从理论上说，从战争爆发迄于中日海军黄海决战，双方都还未掌握制海权，但由于日本海军采取了上述手段，在事实上已经基本赢得了海上运动的主动权。
与日本的情况恰好相反，直到战争打起来以后，在清政府内部仍未形成统一的作战计划。朝中的主战派官员也好，李鸿章本人也好，都不能真正做到知己知彼，故不可能制订一套正确的战略方针。当时，中国海军与日本相比较，其优势有二：一是拥有7000吨级的两艘铁甲舰定远和镇远，为日人所畏惧；二是拥有北洋、南洋、福建、广东四支舰队，若集中领导，进行统一编队，其攻防力量必将加强，有利于争取海上主动权。日本大本营在制订“作战大方针”时，其主要的顾虑也正在此。但是，若将北洋舰队单独与日本海军相比，情况就不一样了。因为这样一来，北洋舰队除两艘吨位大、装甲厚、重炮多的铁甲舰外，其余在数量、总吨位、舰龄、航速等方面皆有逊色，而速射炮一项尤为日方所独长。故英国远东舰队司令海军中将斐利曼特(freemantle)评论说：“是役也，无论吨位、员兵、舰速，或速射炮、新式舰，实以日本舰队为优。”（注：世界日报海事编译局编：《海事》，第10卷1期(1937)，第41页。）这是实事求是之论。这足以说明，如果清政府能够扬长避短，发扬已有之优势，制订正确的海军战略战术，是完全可能争得海上主动权的。
将全国四支舰队集中编队，统一指挥，象日本海军所做的那样，这是个看似容易做到的问题，在当时的中国却成为难题了。当然，在清朝官员中，不是没有人认识到集中全国海军力量的必要性。如驻英公使龚照瑗即曾向李鸿章建议：“若有战争，必先在海面。我胜则不患倭不退，否则运兵饷必阻截。如真开战，度倭力势不能遍扰南洋各口，乘战事未定，将南洋得力各兵轮酌调北听差，以壮声势，……迟恐阻截，借口不前。”此建议非常及时，也非常符合实际，且具有预见性。如果它被采纳的话，那么，北洋不仅守口有余，还可以编为数队，近则巡游黄海，近控朝鲜西海岸，远则径窥日本近海，完全可以掌握海上的主动权。这对于日本侵略计划的执行来说，必定会增加极大的困难。然而，李鸿章却不这么看，他以为：“南省兵轮不中用，岂能吓倭？”（注：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中日战争》，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6册，第565、568页。）枢府诸臣更是昧于外情，完全不了解日本的战略方针及主动方向，不但下令调拨南洋数舰分防台湾，而且还想从北洋抽调军舰赴台防守。在这种情况下，北洋海军只能独力抗敌，正所谓“以北洋一隅之力，搏倭人全国之师”（注：《李鸿章全集》，海南出版社1997年版，奏稿卷78，第62页。）了。
退一步说，即使单靠北洋舰队自身的力量，只要战略战术对头，也不是不可能克敌制胜。对于北洋舰队来说，在稍处劣势的情况下，若能采取积极防御与伺机进攻并重的方针，以清军控制朝鲜半岛西海岸和渤海海口基地为依托，及时捕捉战机，给敌舰以沉重打击，从而获得黄海制海权，是有成功的希望的。但是，从战争爆发之前看，李鸿章即倾向守势，甚至盲目自信，夸口称：“就北洋防务而论，各口频年布置，形势完密，各将领久经战阵，固属缓急可恃，即甫经创办之海军，就现有铁快各艘，助以蚊雷船艇，与炮台相依辅，似渤海门户坚固，敌尚未敢轻窥。即不增一兵，不加一饷，臣办差可自信，断不致稍有疏虞，上劳宵旰。”（注：故宫博物院编：《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14，第5页。）事实上，当朝鲜形势趋于紧张之际，丁汝昌每次率舰队出海游巡，李鸿章总要提醒他不可冒然接仗，“此不过摆架子耳”（注：《李鸿章全集》，海南出版社1997年版，卷16，第2页。）。7月22日下午，丁汝昌拟率海军大队赴朝鲜牙山，认为“大队到，彼倭必开仗”，并表态说：“惟船少力单，彼先开炮，必致吃亏，昌惟有相机而行。倘倭船来势凶猛，即行痛击而已。”23日上午，李鸿章复电虽称“大队到彼，倭未必即开仗”，并讥丁胆怯，但他自己也并无把握，所以令丁不必出海，结果发生了25日济远等舰在丰岛被袭事件。否则的话，海军大队如按原定计划出海，当不致吃此大亏。26日，即丰岛海战发生的第二天，李鸿章为装样子，始令丁汝昌率舰出海，却又谆谆嘱咐：“汝即带九船往汉江洋面游巡迎剿，惟须相继进退，能保全坚船为妥。仍盼速回。”（注：顾廷龙、叶亚廉主编：《李鸿章全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电稿二，第804～805页。）
此后，随着战局的发展，李鸿章也始终未放弃消极的守势战略。对于李鸿章的做法，丁汝昌是极为不满的。当7月23日制止海军大队出海的当天，丁汝昌便在致友人书中写道：“海军进止，帅意日一变迁，殊令在下莫计所从也。昨者之电，意在令昌亲带大队赴牙，今日之电，复又径庭。只有将应需所未备逐事通筹至足，以待调遣之明命耳。”由于李鸿章的朝令夕改，致使丰岛首战失利。不仅如此，丁汝昌此前提出以朝鲜大同江口为前进根据地的计划，也为李鸿章所否定。丰岛首战失利后，谕旨严责，言官交弹，都把责任归诸丁汝昌身上，他有口难辩，只能通过书简向友人倾诉：“大同江一口，当肇衅之始，叠经电请，……预筹水陆进踞协守，实见此着。水军中途有所驻足，陆军后路恃以疏通，并足以杜穷寇西窥之路。乃上月廿帅电谓不急。而防守该口之具，必期悉臻严固，实非咄可立办。……今内意，事到临头遽以赴守大同江口为急务，多布水雷，而水雷究何从出耶？此外，如协守之陆队，防口之炮台，漫无筹议。”（注：戚俊杰、王记华编校：《丁汝昌集》，山东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09、213页。）在消极的守势战略指导下，战守皆失其宜，也就势所必然了。
李鸿章海军战略思想的核心是“保船”二字。山本权兵卫有云：“其无能掌握海权者，斯不克制敌以操胜算，此古今东西莫易之义，史乘往例，乃其雄辩明证也。”（注：世界日报海事编译局编：《海事》，第9卷6期(1936)，第50页。）而李鸿章却仅仅把海军看成是一种单纯的威慑力量，至于夺取制海权则是他从来不敢想的事情。所以，他很不放心舰队出海作战，因为他认为：“我军只八舰为可用，北洋千里全资屏蔽，实未敢轻于一掷，近畿门户洞开。牙山军覆，何堪海军复被摧折？”（注：故宫博物院编：《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16，第11页。）其畏敌心理暴露无遗！这正是李鸿章海军战略的要害所在。对于他的“保船”，还千方百计地加以辩解：
倘与驰逐大洋，胜负实为可知；万一挫失，即赶紧设法添购，亦不济急。惟不必定与拼击，但令游弋渤海内外，作猛虎在山之势，倭尚畏我铁舰，不敢轻与争锋。不特北洋门户恃以无虞，且威海、仁川一水相望，令彼时有防我海军东渡袭其陆兵后路之虑，则倭船不敢全离仁川来犯中国各口。彼之防护仁川各海口，与我之防护北洋各口，情事相同。观于前次我海军大队游巡不同江口，彼即乘虚来窥威海、旅顺，迨我海军回防，则倭船即日引去，敌情大概可知。……盖今日海军力量，以之攻人则不足，以之自守尚有余。用兵之道，贵于知己知彼，舍短用长，此臣所为兢兢焉以保船制敌为要，不敢轻于一掷以求谅于局外者也。（注：故宫博物院编：《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18，第28页。）
听起来似乎倒也头头是道。但主要的问题在于：靠消极防御的办法来“保船”，是不可能将船保住的，又怎么能够“制敌”？
日本舰队第一次扰袭威海后，李鸿章“恐日本大队船尾追入北洋”，电嘱丁汝昌：“此后海军大队，必不远出；有警则兵船应全出口迎剿。”（注：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日战争》，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版，第4册，第269页。）清廷也因有“日本俟我防懈，必有猛攻大沽之举”的传言，严谕丁汝昌：“威海、大连湾、烟台、旅顺等处为北洋要隘，大沽门户，海军各舰应在此数处来往梭巡，严行扼守，不得远离，勿令一船阑入。倘有疏虞，定将丁汝昌从重治罪！”（注：故宫博物院编：《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17，第26～27页。）这就等于认可了李鸿章的“保船制敌”战略，从而完全放弃了黄海的制海权。
丧失制海权与北洋舰队的覆灭
在整个甲午战争进程中，战争初期十分关键。因为在战争初期，对于中国来说，是有多次采取攻势机会的。事实上，丰岛海战发生后的一段时间里，日本一方面还没有在朝鲜站稳脚步，而往朝鲜运兵又需要海军护卫，故不希望双方舰队及早决战；另一方面，一时尚不完全了解北洋舰队的意图，故暂时不敢运兵从仁川登岸，而将联合舰队的临时锚地设在朝鲜西海岸的南端，以便于进退。所以，从各方面的情况看，北洋舰队在此时采取进攻行动是有利的，而且有多种可供采择的切实可行的方案。例如：
（一）在7月28日以前，北洋舰队出动掩护，运送五、六营或更多的清军精锐从牙山登陆，以增援牙山驻军，不仅会避免成欢之败，甚至可能取得陆上首战之捷。
（二）在8月5日以前，趁日本大岛混成旅团南下尚未回师之机，也正汉城空虚之时，北洋舰队以主力战舰进扼仁川口，并护运10余营劲旅登岸，兼程突袭汉城，不仅该城唾手可得，且可断大岛混成旅团退路；再檄聂士成所部清军从南夹击，朝鲜战局必为之改观。
（三）北洋舰队在此期间完全有能力控制江华湾，因日本联合舰队在此处仅有少数船只往来，且其中多是弱舰，对其发动袭击，必可沉其数舰，给敌以沉重打击，有利于我掌握黄海之制海权。
由此可见，在战争初期，正是北洋舰队采取攻势的大好时机，但却未及时捕捉而稍纵即逝，终于铸成难以挽回的大错。
中国方面既自动地放弃了黄海的制海权，日本海军便一面将大量陆军和辎重护运至朝鲜，为发动平壤战役做准备，一面封锁大同江口，以配合陆军对平壤的进攻，都达到了预期的目的。根据日本大本营制定的作战计划，日本联合舰队的下一步棋，就是寻找时机与北洋舰队决战了。黄海之役，实为中日海军主力的一次大决战。如果说前此是中方自动放弃黄海的制海权的话，那么，日方便是通过此战而夺得黄海的制海权的。
经过黄海海战，北洋海军力量大损，“失船五号，余多被损赶修”，已经无法“游弋渤海内外，作猛虎在山之势”了。李鸿章苦思无计，这才想起了当初龚照瑗从南洋调舰的建议，遂示意津海关道盛宣怀致电翁同hé＠④、李鸿藻，乞助成此事。其电云：“目前倭以全力图犯渤海，必不旁及南洋，可否请旨电饬南洋、台湾，暂调南琛、南瑞、开济、寰泰四船至威、旅帮助守护，暂听北洋差遣，以济眉急。”（注：盛宣怀档案资料选集之三：《甲午中日战争》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76页。）清廷决定“暂调南瑞、开济、寰泰三船迅速北来助剿”。南洋大臣刘坤一则要求免派，复奏称：“东南各省为财富重地，倭人刻刻注意，饷源所在，必须格外严防。……前敌与饷源均关大局，不敢不兼筹并顾，再四思维，各船实难暂离。”（注：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日战争》，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版，第3册，第127页。）李鸿章亲自致电乞请，也无结果。（注：《李鸿章全集》，海南出版社1997年版，电稿卷18，第1页。）后形势愈趋危急，清廷再次降旨调南洋四轮北上，署理两江总督张之洞虽不拒绝，却要求北洋派人将四舰管带全行更换，再率以北行。（注：《李鸿章全集》，海南出版社1997年版，电稿卷18，第38页。）实是以此借口拖延不办。龚照瑗的话不幸言中了。
面对严峻的战争形势，李鸿章仍然寄希望于“严防渤海以固京畿之藩篱”（注：《李鸿章全集》，海南出版社1997年版，电稿卷78，第62页。）的方针。所谓“严防渤海”，其实办法无多，只能令北洋舰队游弋威海与旅顺之间。当时，北洋诸舰尚在旅顺上坞修理，不能整队出海。李鸿章电令在旅顺疗伤的丁汝昌：“不日直、奉必有大警。定、镇、靖、济、平、丙六船，必须漏夜修竣，早日出海游弋，使彼知我船尚能行驶，其运兵船或不敢放胆横行；不必与彼寻战，彼亦虑我蹑其后。……用兵虚虚实实，汝等当善体此意。”他还特意要求定远、镇远两艘铁甲舰先“择要修理，如炮台等，其木板舱房各件可缓”，只要能早日出海就行。相信“此二船暂往来威、旅间，日运兵船必不敢深入，关系北洋全局甚大”（注：《李鸿章全集》，海南出版社1997年版，电稿卷18，第2～4页。）。本来，他的“严防渤海”方针就不是以实力为基础，又无别的什么切实可行的办法，不过是摆摆架子而已，而随着旅顺口的陷落，最后连空架子也摆不起来了。
日本在辽东得手后，内阁总理大臣伊藤博文提出了进攻威海卫和攻略台湾的新方略。此后，大本营决定组建“山东作战军”，并传令联合舰队协同陆军攻占威海卫，消灭北洋舰队。日本联合舰队制定了周密的掩护陆军登陆和协同陆军作战的《联合舰队作战大方略》，其中包括《护送陆军登陆荣成湾计划》、《鱼雷艇队运动计划》和《诱出和击毁敌舰计划》。
北洋舰队退守威海后，可战之舰仅余定远、镇远、靖远、来远、济远五艘。其中，来远舰在黄海之战中受伤最重，到旅顺紧急时才修好一半，因怕被敌舰堵在口内，勉强驶回威海。镇远舰又在驶回威海入口时被礁石擦伤，连修一个多月始勉强补塞，已难出海作战。这样，即使想采取攻势也绝无可能了。鉴于这种情况，朝廷谕李鸿章悉心筹酌。于是，李鸿章致电丁汝昌，提出了“水陆相依”的作战方针，令其妥筹实施方案了。丁汝昌与洋员、水陆诸将合议后，复电称：“倭若渡兵上岸来犯威防，必有大队兵船、鱼雷艇牵制口外。……若远出接战，我力太单，彼船艇快而多，顾此失彼，即伤敌数船，倘彼以大队急驶，封阻威口，则我船在外进退无路，不免全失，威口亦危；若在口内株守，如两岸炮台有失，我船亦束手待毙，均未妥慎。窃谓水师力强，无难远近迎剿，今则战舰无多，惟有依辅炮台，以收夹击之效。……倘倭只令数船来威，我军船艇可出口迎击；如彼船大队全来，则我军船、艇均令起锚出港，分布东、西两口，在炮台炮线、水雷之界，与炮台全力抵御，相机雕剿，俾免敌舰闯进口内。……要之，（威海）地阔兵单，全恃后路游击有兵，以防抄袭，方能巩固。”（注：《李鸿章全集》，海南出版社1997年版，电稿卷19，第37～38页。）这个，“舰台依辅”方案，就是“水陆相依”方针的具体化。李鸿章认为“似尚周到”，并得到了朝廷的批准。
战略合作发言稿范文3
【关键词】高职院校 广告学 教改 比稿
高职院校在对学生进行大学程度文化知识教育的同时，要根据职业岗位的要求实施职业知识与职业技能教育，实现人才培养与社会职业岗位顺利接轨。高职院校市场营销专业，应该注重实践和实训，贯彻“做中学”的教学理念，这样才能实现“零距离”就业对接，提升毕业生的就业竞争力。在市场营销专业的各门课程中，广告学尤其具有实践性、操作性强的特点，在教学中必须避免单纯讲理论，理论不联系实际，不与市场营销其他课程的理论相结合等情况出现。
一、市场营销专业广告学课程教改研究现状
针对高职院校市场营销专业广告学课程存在的灌输式教学过重，以及缺乏合适有效的实践教学形式等问题，很多相关老师一直在进行不断的思考和研讨。传统的课堂讲授法是广告学课程中最常见的教学方法，这种方法对于使学生理解基本概念、基本原理比较有效。但是这种被动的灌输式教学不容易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汪婷提出了市场营销专业广告学的三种教学方法：案例教学法、情境模拟法、分组竞赛法。孙文清研究了讨论式教学法在广告学教学中的应用。他认为讨论式教学法的方式主要有案例教学法、研讨式教学、基于问题的学习、项目教学等。其中，项目教学的基本内涵是“以项目为中心，制作一个具有社会应用价值的产品（作品或成果）；以小组为单位，自我组织自主学习的团队；在一个社会性的完整的跨专业的学习过程中，获得专业理论知识和实践技能的教学活动。”陈璐提出了“虚拟 4A”课堂实战训练模式，以学生组成团队，模拟广告公司公司的日常运作流程。这一教改设想，借鉴了案例教学法、互动教学法和情境教学法，使学生在仿真环境中积极参与、主动思考，增进了对广告公司组织结构及运作流程的理解。
但是，以上这些研究仍然存在一些问题。首先，关于广告学教改的研究，应该把理论教学应采用的教学方法和实践教学应采取的形式分开讨论，不应笼统地说广告学教学应采用什么教学方法。其次，这些研究中提到的教学方法也存在一些缺陷。案例讨论法适合促进学生理解某一个理论或某一章的内容，但是广告运作实际是对市场营销知识的综合运用，广告公司的运作包括市场调研、市场分析、广告定位、创意表现、广告制作、媒体选择、效果评估等一系列环节，案例讨论只能使学生分析问题，却难以有效提高学生的创造能力和策划能力。情境模拟法使学生置身于仿真商业环境，有利于提高学生的创造能力和策划能力，但关键是如何与教学内容相结合，需要有具体的办法。“虚拟 4A”课堂实战训练模式，可以培养学生从广告公司角度提出广告创意和策划方案的能力，但是不能使学生从企业的角度来看问题，实际是忽略了多数市场营销专业毕业生都是到广告公司以外的企业工作。市场营销专业学生学习广告学课程，首先要培养的是从企业角度判断一个广告提案或广告创意是否适合企业所需的能力，其次才是从广告公司角度提出一个广告提案或广告创意的能力。
刘悦旦研究认为，单纯的以“广告”命名的课程在美国大学的课程表上已不多见，取而代之的名称是整合营销传播和策略性传播, 并且认为美国高校的广告教育注重原理的教授和学生素质的培养。这一研究成果对广告学教改具有重要启发意义，这说明广告学的教学必须把广告学理论与市场营销学理论结合起来。因此，一些学校采用的学生分小组制作广告作品的实践教学形式，是偏离市场营销专业培养目标的。市场营销专业毕业生很少从事广告设计制作工作，他们学到的广告设计制作技能也很难和相关专业毕业生竞争。市场营销专业学生学习广告学，是把广告作为一个营销工具或手段，为企业的整合营销传播服务。另外，有些学校采取了学生分小组分析评价广告作品的实践教学形式，也是不合适的。美国大学将“广告学”课程改名为“整合营销传播和策略性传播”，就是因为广告是否正确是建立是企业的市场营销战略是否正确的基础上，而评判企业的市场营销战略必须结合企业的宏观和围观环境分析，因此，仅根据一个广告作品本身很难判断这个广告作品是否成功。
综上，市场营销专业广告学的教学需要一种新的教学方法，这种教学方法要不仅能够调动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而且要能够使学生把广告学理论与市场营销学理论结合起来并综合运用，还要有助于培养学生发现企业实际问题并能提出广告方案的能力。
二、广告比稿模拟在市场营销专业广告学教改中的应用意义
广告比稿（competitive presentation），作为当前企业选择广告公司以及广告公司争取业务的重要和常见方式，为高职院校市场营销专业的广告学教改提供了新的思路。
广告比稿是广告公司之间获取业务的一种公开竞技方式，也是广告主选择广告公司最常用的一种工具。目前，越来越多的广告主不会将广告计划立即委托一家广告公司，而是让多家广告公司彼此竞争，再从中选择最优秀、最满意的广告公司。特别是三资企业在选择广告、公关、咨询公司的时候，非常重视合作伙伴在提案会上的表现。
广告主通常提前向数家广告公司发出比稿邀请，并告知召开广告提案会的时间、地点。广告公司接到比稿邀请后的第一项工作通常是市场调研，也就是搜集广告主企业、产品、目标消费者、竞争企业以及行业政策等相关数据。接着，在广告公司内部对这些数据进行分析研究，找出企业及产品面临的主要问题，并制定广告目标。然后，进行广告主题和文案的创意。最后，考虑广告媒体安排、广告预算，并对广告效果进行预测。上述工作完成后，做出文字提案或广告计划书，并着手准备提案时的演示和发言。广告主在规定的日期听取各广告公司对其广告方案的讲解演示，并对该方案进行审核和质询。提案会后，广告主通过综合分析比稿结果，做出选择广告公司的决定。提案通常要借助投影仪、电脑、提案板、话筒等设备，提案人的现场演说以及能否恰当回答客户提问对于能否争取到业务也很重要。
企业通过比稿的方式来选择广告公司，就必须能够评判各广告公司提案的优劣以及对本企业的适用性，这需要企业能对广告提案的环境分析、广告定位、广告目标、广告创意、广告媒体选择、广告文案、广告预算做出全面正确的评判，同时还要结合企业的资源能力、产品特点、市场竞争状况进行分析研究，因此，企业通过广告比稿来选择广告公司需要企业综合运用广告学、营销学的几乎全部知识。而广告公司要做出适应企业需求、能解决企业面临问题的有竞争力的提案，同样需要对以上这些要素进行全面分析研究。
因此，如果把广告比稿业务放在广告学实践教学中进行模拟，使学生分组扮演企业和广告公司，多个广告公司做出提案，企业评判选择，这将不仅能全面提高学生对广告学知识的掌握，促使学生把广告学和营销学紧密联系起来，而且可以促使学生从企业和广告公司两个角度看待问题，培养学生判断广告方案好坏的能力以及提出广告方案的能力。学生扮演的广告主必须假设为一个实际存在的企业，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使广告公司进行符合实际的分析。由于不需要对广告公司进行分析，因此广告公司可以虚拟一个名字。广告主在学期中向数个广告公司发出提案邀请，广告公司运用所学知识用数周时间做出广告提案，然后在学期的最后两周进行广告比稿模拟。广告主对各广告公司的提案作出分析评价及最终选择。这种以广告比稿模拟为实践教学形式的改革和创新，有助于培养更切合广告业实际的市场营销专业毕业生。
广告比稿模拟不仅是很好的实践教学形式，而且在理论教学中，可以成为一个教学主线。在广告理论的讲授、案例分析和课堂讨论中，可以不断启发学生从广告比稿的角度，从企业和广告公司两个视角来看待分析问题，培养学生提出广告提案的能力，以及判断一个广告提案是否适合企业所需的能力。在这个模拟项目中，不管是对于广告公司赢得广告比稿，还是对于广告主在广告比稿中正确选择广告公司，都需要全面综合运用广告学的几乎全部知识，这使得学生为了在广告提案中有好的表现，在课堂上更加认真地听课和思考问题，在课下更加积极地阅读广告相关书籍并查阅资料，从而极大提高了学习的效率和效果。
三、以广告比稿模拟为教学主线和实践教学形式的教学实施方案
高职院校市场营销专业广告学的教学学时，一般分为理论教学学时和实践教学学时。在理论教学中，在学期初就向学生讲解广告比稿对广告主和广告公司的意义，并告诉学生本学期最后两周的实践教学形式为广告比稿模拟，以此促进学生对广告理论的学习。
对于实践教学，在学期初就进行分组安排。首先把学生分成两个大组，每个大组有一个广告主企业和三个广告公司。广告比稿前三周，广告主向广告公司发出提案邀请，并向广告公司提供一份材料，包括公司简介、现存问题、希望广告公司能帮企业达到什么目标等。这份材料，同时提交一份给老师。
在学期的最后两次课上，分别进行第一大组和第二大组的比稿模拟。首先，企业组副总经理到讲台，介绍企业概况、三个广告公司名称及希望广告公司解决的问题，时间3分钟。然后，比稿开始。第一个广告公司提案人员到讲台，进行提案演示、发言，10分钟左右。提案演示、发言完毕后，先不要下讲台，接受企业组成员提问，提案人员在讲台上回答。完毕后，提案人员回到座位。接着，第二、第三个广告组继续相同流程。第三个广告公司发言完毕，回到座位后，企业组总经理到前台，开始组织企业成员分析评价三个广告公司的提案。成员发言完毕后，总经理做总结评价并宣布选择结果，然后宣布广告比稿结束。
比稿成绩评定办法是，竞标成功的广告公司成员，比稿成绩由老师在90到100分之间给出；竞标未成功的广告公司成员，比稿成绩由老师在80到89之间给出。评分标准，为仪态谈吐、市场分析、创意理念、策略运用、流程控制、团队成员配合等方面。广告比稿的成绩为学生的平时成绩，比稿成绩和期末考试成绩的加权平均构成学生的最后成绩。这样，既能充分调动学生参与的积极性，又能发挥老师对学生的评价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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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汪婷.论《广告学》教学创新与能力型人才培养.中国商界，2009,（01）
[3]陈璐.虚拟 4A：广告学专业实务课程课堂教改探索.长春理工大学学报，2009,（07）
[4]孙文清.讨论式教学法在广告学专业课程教学中的应用.新闻界,2010,（02）
[5]刘悦旦.“广告学”专业在高等教育体系中的定位.新闻记者, 2007,（02)
战略合作发言稿范文4
然而，到目前为止，仍有很多企业对新闻发言人制度知之不详或操作不当。比如对由谁来担任新闻发言人，在什么情况下举行新闻会，如何邀请、接待记者，如何选择会的时间、地点，如何预测记者可能提出的尖刻问题等等，都缺乏正确的认识。笔者根据国内先进企业的经验和自身的体会，对以上问题做出解答。
一、新闻的基本规范
企业建立新闻发言人制度，重点要规范以下内容：
1．建立健全的日常工作机制。主要是要成立固定的新闻发言工作小组，对有关新闻工作进行明确的分工。比如要确定由谁担任新闻发言人、谁接听记者日常来电、谁组织策划新闻会、谁起草新闻稿和准备应答口径等等。
从事新闻的工作人员，尤其是新闻发言人，应该具备较高的职业素质。因为他们直接与记者打交道，任何一点失误可能将对企业造成极大的影响。目前，大多数企业都是由传播部门担任新闻的工作，但是，由谁来担任新闻发言人一职，各企业的做法却是五花八门。有的企业由老总亲自担任，有的由公关部长或传播部长担任，有的由媒介经理担任，有的则由长相姣好的女职员担任，还有的请公关公司的人越俎代庖。
笔者认为，新闻发言人一职最好由企业内部熟悉公关传播工作的高层领导兼任，退而其次，也只能由负责公关传播的部长级干部担任，绝不能交给企业其他人员或外部人士。因为担任新闻发言人的人员，如果本身在企业的职位不高，就接触不到企业经营的实质层面，对记者提出的诸如企业发展战略、营销策略等问题，不会有准确而且较深刻的认识，自然也就做不出有利于企业的回答。
2．建立规范的媒介记者档案。知已知彼，百战不殆。企业要在新闻活动中把握主动权，就应该事先对出席会的各个记者的特点做到心中有数。这就要求平时要建立起规范的记者档案。比如要对各主流媒体的记者的生日、籍贯、兴趣、爱好、特长等等进行详细记录。包括哪些记者侧重行业发展的问题，哪些侧重经营管理模式问题，哪些关注企业文化建设问题，哪些提问的角度较偏、刁钻等等。企业只有事先建立起详细的记者档案，才能预测与会记者可能提出的问题，才能够做到有的放矢、有备无患。
3．建立舆情跟踪分析机制。主要是平时要指定专人收集报纸、电视、网络上媒体和记者对企业报道的信息，对报道内容加以研判分析，为新闻和回答记者提问提供参考。比如记者所报道的内容对企业经营工作有哪些看法？正面的有哪些？负面的有哪些？哪些对企业不利，需要澄清？哪些虽然对企业不利，但不宜炒热？哪些对企业有利的信息被忽视掉了？这些都需要经常性的跟踪和分析。否则，就难以掌握记者会问什么，也不知道怎么回答效果更好。
4．建立新闻后的评估机制。在新闻会后，跟踪媒体对新闻会是如何报道的，反响如何，是否达到预期目的。通过跟踪研究分析，总结经验教训，从中找出不足和问题，从而决定采取相应的补救措施。
二、新闻的主要形式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前不久编写了一套新闻教材，将新闻的形式分为主动和被动，正式和非正式。
（一）主动就是主动对外消息。比如企业发表澄清公告、企业领导人谈话等。被动新闻，主要指新闻发言人应询回答记者提问。
（二）正式新闻就是通过一种正规的方式传达信息。主要方式有：
1．新闻会。这是使用最多的一种新闻形式。一般的做法是：在企业的会议室或专门的新闻厅内，主持人和发言人都在主席台上就座，先由主持人作开场白，然后发言人先新闻，再回答记者提问。被主持人允许提问的记者，一般要求通报记者代表的新闻机构。
2．记者招待会。记者招待会是一种更正式的、更大范围的新闻方式。一般用于企业经营方面的重大信息，除了发言人到场外，通常还会邀请有关领导、嘉宾出席。先由发言人作开场白，简单介绍被邀请的来回答记者问题的嘉的身份和背景，然后由他们回答记者的提问。记者招待会上一般不先新闻。记者招待会的优点是，可以更正式地、更权威、更大影响地对外传播信息。
3．冷餐会或酒会。这一形式可以单独使用，也可与新闻会或记者招待会合并使用。通过这一形式，可以轻松地将有关想的信息传达出去。
4．网上新闻和网上在线交流。这是一种全新的新闻形式。随着网络的影响越来越大，通过网上新闻、网上论坛和网上在线交流等形式，阐述企业经营和管理的做法越来越常见。
5．接受专访或多家联合采访。采用这种形式是为了透露重要信息，扩大影响。一般挑选影响比较大的媒体。另外，企业实施一项重大决策前，为了营造声势，也采用这一方式。
6．传送新闻稿。一般做法是，把具有新闻性的信息，由专门人员写成新闻稿，以传真、电子邮件等方式，传送给记者，请他们发表或在撰写新闻时参考。
（三）非正式新闻的方式主要是：
1．公开场合交谈。 一般来讲，是指企业高层领导应邀出席有关单位公共活动时，有可能被主办方邀请出席的记者采访。在这种场合，发言人可以不委婉拒绝采访，但从宣传本企业工作，或从与记者建立良好关系的角度出发，有时还是有必要与记者聊聊天。而且，如果企业的确有一些可以的信息，即使记者不提问，也可主动向记者透露消息或发表看法。
在公开场合与记者交谈时，应把握一个原则，就是对敏感问题不要轻易表态。因为你事先没有准备，对记者所提的情况很可能会把握不准。同时，在这种场合谈话很可能被其他事情打断，影响观点的表达，容易让记者断章取义。如果记者一定要求回答，可以坦诚地告诉他，自己不能肯定，或者给对方名片，约他们下次再谈。
2．背景吹风会。 背景吹风会是一种非正式新闻的渠道。一般是企业遇到没有必要热炒，但又需在一定范围内传播的问题时采取的新闻形式。这种形式气氛可以比较轻松，可邀请为数不多的，平时与企业关系良好的记者，在一个小会议室或发言人的办公室里，甚至饭桌上举行。
吹风会的内容可以有几种情况：一是可以报道和不可以报道，有的内容由于时机不成熟等原因，不供即时报道，只供报道时作背景参考；二是可具名和不可具名报道，也就是说内容是可以报道的，但不能讲出消息来源。
3．向个别记者提供重要信息。主要是选择一两家强势媒体的记者，向他们透露企业的重要信息。目的是，让它们率先消息，吸引其他媒体进一步报道，起“四两拨千斤”的作用。
4．请记者吃饭、喝茶。通过请记者吃饭、喝茶的形式，营造轻松的谈话氛围，既可增加彼此的友谊，又可传递或透露某些信息。
三、新闻时机的选择
企业举行新闻会，应选择有利的时机进行：
1．企业经营战略做出重大调整。这是最常见的新闻形式。企业做出新的战略决策后，绝大多数需要取得社会各界的了解和认同，而利用新闻会直接宣布有关内容，是最吸引记者的做法。因为企业是市场的主体，它的一举一动都会影响行业、甚至宏观经济的发展，这些内容大多有很高的宣传价值。如果企业能够恰如其分加以宣传，客观上对推动新经营战略的实施，以及树立新市场形象，将会发挥积极作用。
2．推出新产品。企业推出一个新产品，是为了将市场潜在的需求转变化消费者的购买行动，而选择召开新闻会向社会各界消息，通常要比广告的效果好。因为它克服了广告赤裸裸诉求的缺点，让人觉得公正、权威，从而自然而然深入人心。
3．谣言横行。 如果社会上的谣传危及企业的经营，或者损害企业的形象，就可以考虑举行一次或多次新闻会。通过系统地正面信息，击毁谣言，解惑释疑。
4．出现突发事件。主要指企业遭遇巨大的灾祸，或者由于产品问题导致严重危害社会的事情等等。一般而言，企业遭遇突发事件应做到及时向媒体通报，这样利大于弊。一些企业出现了危机事件后，认为躲避媒体是最好的办法，其实，纸是包不住火的，企业应该把面对传媒与处理事件一并考虑，把事件真相及时告诉公众，否则将承受巨大的压力。
四、新闻的准备工作
一场较正式的新闻会，要做好以下准备工作：
1．确定答问的口径。 无论新闻发言人对的新闻内容多么熟悉，都要准备答问口径。敏感问题的口径，常需要请示公司高层领导同意或与其他部门会签；跨部门问题的答问口径一般需要与有关部门协调确定或向高层领导请示。
2．准备新闻背景材料。主要指那些发言人在会上没有讲到，但与会议内容相关，同时是记者需要的背景材料。在撰写新闻背景材料时，要注意新闻性，简明扼要，避免空话。必要的时候，还要准备电视录像片、多媒体图表等多媒体等资料，以便更直观地帮助传递发言人要表达的信息。
3．彩排。新闻发言人在出席记者会前，还应考虑与助手一起作一些彩排。一些与传媒打交道很有经验的老手，在接受采访前都要一再彩排，而且每一次都这样做。
五、新闻地点和时间的选择
一般来讲，新闻会的地点应选择在媒体最集中的地方举行，这样一方面方便媒体采访，一方面可以节费费用。目前，全国性主流媒体集中地有3个：北京、广州、上海。当然，如果是小规模的会，也可以将地点定在企业内部举行。
确定新闻的时间要考虑以下因素：
1．会一般应尽量安排在上午举行。因为这样方便报纸、电视、网站等媒体实现同步发稿。如果安排在下午举行，由于大多数报社都规定记者的稿件必须在下午六点前送主编室定稿，而在这之前，还要经过编辑修改、润色，这必然导致很多记者写作的时间不够，稿子难以及时送审，当然也就发不出来。如果拖到第二天发稿，由于电视、网站等竞争媒体已经捷足先登，稿件成了过时新闻，很可能被主编“枪毙”。
2．避免周未或假日。一是因为这个时候邀请嘉宾比较困难，他们可能要外出休假、探亲等等；二是社会公众也会由于同样的原因，没有时间去看报、看电视，从而达不到传播的目的；三是很多媒体没有可供发稿的版面。大多数媒体都有一个习惯，周末和假日都侧重做休闲、娱乐类的节目，一般不刊登企业新闻方面的信息。
3．要避开重要的政治事件和社会事件。中国媒体是受约束的宣传机构，国家如果举行重要的政治活动和社会事件，有关部门都会要求各级媒体进行报道。如果企业在这个时候举行新闻会，记者很可能无法出席会议；即使出席了会议，也可能无法发稿；即使发了稿，也会由于铺天盖地的政治报道而冲淡会的传播效果。
六、新闻会时间的控制
战略合作发言稿范文5
本文围绕近期新华社国际财经报道中回击海外不实论调，唱响“中国经济光明论”的几场重大报道战役的创作思路和实际效果，结合工作实际，谈谈新形势下如何做好经济外宣工作，讲好中国经济故事。
一、走专业化的道路
1.“timing”，把握时机，优发制人。宣传报道不能兴之所至或突发奇想，而要巧妙把握时机，抓住“timing”，让话题为我所用。要知道，外媒不会随你起舞，你的故事再好、愿望再强，若不能吸引他们的注意力，也只能徒劳无功。及时发声在对外宣传报道工作中极为重要，时效一过，掌握话题的契机也就丢失。
理想的新闻timing有三个特征：一是热度，即受众关注的热点问题；二是余地，即话题尚有挖掘余地；三是优势，即外界关注中国的态度。
2016年1月下旬，索罗斯在世界经济论坛上高调抛出“中国经济硬着陆不可避免”“做空亚洲货币”等妄言，此时离岸市场人民币汇率大幅贬值，经过激烈博弈，人民银行在稳定汇率方面取得阶段性胜利。在海外舆论热度升级的时候，我主流媒体并没有充分回应，市场渴望听到中国声音。为此我们迅速播发多语种稿件，主打稿件以资本市场波动和中国经济结构性改革为切口，果断发出中国声音。《中国经济转型考验全球投资者的智慧和勇气》等系列稿件重事实和数据，逻辑清晰，并引用第三方观点，说服力强。报道被《华尔街日报》《金融时报》、彭博社等多家海外主流媒体，以及纳斯达克、Forexlive等国际专业财经平台广泛转引。此文还直接刺激了境外投资机构调整仓位，彭博社以“新华社警告做空人民币者将遭受损失之后，离岸人民币汇率暂时止跌”为题，点出评论所引发的市场影响，充分体现了新华社财经报道的影响力、引领力。
2.“designing”，主动设置议题，有效管理议题。有效地设置议题，方能有效地表达中国的立场、观点和声音，在国际舆论场上形成主流舆论。
S着中国国际地位提升，我在国际舆论战中逐渐实现由过去的被动应对向主动设置议题转变。2016年5月份以来，日本利用七国集团峰会主场优势，在南海问题上与美国等一同对我施压。为打好这场舆论仗，我们在经济报道领域主动设置议题，在峰会前后推出“揭批”系列报道，围绕安倍政府经济政策失效、日本经济疲弱与巨额债务给亚洲和世界经济带来重大风险等话题，集中播发系列特稿《失效、失信与失败的“安倍经济学”》《日本巨债――世界经济的风险暗流》《日本社会结构呈现“金字塔型”下陷》，引发海内外高度关注，在舆论上对冲日本的图谋。此组稿件累计媒体采用近千家，中文网站和新媒体平台点击浏览量超过1000万次；在脸谱和推特上的总浏览达到35万，互动量1.5万。海外社交媒体网友对这一话题密切关注，网友Yew Tai Pan在脸谱留言称，安倍正在让数以百万辛勤劳动的日本工作者承受他个人失误带来的后果，安倍毫不顾忌日本穷苦民众。随后，安倍本人被迫对新华社有关报道内容逐一辩解。
当下，财经领域媒体纷纷组建深度调查报道团队，在舆论跟随、热点回应，引发思考、争鸣参与，影响以至设定政府和社会议程等不同层面作战，我们的报道工作也有这样的“作战”思维和方式方法，特别是在组织方面进行预先考虑和动态跟进，随时变化调整。自2012年底以来，我们对“安倍经济学”进行调查研究，正是这种长期跟踪，让我们在与安倍“狭路相逢”时做到了言之有物、从容应对。同样，在2016年穆迪下调中国信用评级展望的报道中，我们也有一番成功尝试，从预判、搜索、紧盯到稿件的免“骂战”和重“辨析”，从传播时的传统平台到新媒体、外文矩阵播发等，都引发较大反响，起到了舆论引领作用。针对热点国际经济大事尤其是涉华事件及时发出专业和理性的声音，主动议题设置、有效引导国际社会舆论，一直是新华社经济外宣工作的主要任务之一。
3.“professional”，专业化的报道与专业化的团队。经济报道对编辑记者的调研水平和专业要求较高，西方媒体财经编辑大多是该领域专家，这是需要我们学习和不断努力的，不过他们的中国报道偏重负面，这不是完整的中国故事，不符合实际。这就要求我们的专业化首先做到知己知彼，有针对性，要求我们立足国内，以中国概念和我们的话语体系分析国际国内事务，找准中国视角，而不是仅仅套用西方理论来解读中国故事。
我们驳唱空的勇气，就来源于专业记者对经济特别是中国经济的长期研究和建基于此的自信。2015年中国经济在内外压力之下仍然实现了6.9%的增长速度，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25%，境内外投资逆势增长5%，这样的数据诞生了《置身做空喧嚣中国缘何淡定》述评，随后2016年一季度经济数据的“开门红”又佐证了这一报道，所谓“资本外逃论”不攻自破。我们分析研究后发现，唱空者要么是没有做好功课，继续用旧眼光看待新事物，要么是主动为之，意图误导市场从中牟利。《投资中国需要大智慧》一文，直面当时离岸人民币市场的多空激战，梳理中国货币当局维护本币汇率稳定的立场和路径，把中国风投市场的蓬勃态势与过度投机行为进行对比分析，述己揭彼，及时挑明某些做空意图所包藏的“唱空做多”把戏，提醒市场警惕。稿件播发后，《华尔街日报》评论说，新华社的评论“震慑了一些基金经理，一些交易员已开始缩减甚至完全退出了人民币空头头寸”。
其次，加强团队专业化建设，加强调研是必经之路。财经采编人员需要对国际经济热点事件，全球经济存在的问题和发展趋势等进行长期跟踪调研。我们的做法是，对一年期内的经济领域事件进行梳理，如对一些涉华方面的经济热点，像经济增速、人民币汇率、信用评级、“一带一路”、亚投行等，分专题建立数据库，安排专人负责收集世界专业财经媒体有关报道、主流经济学家的相关言论，进行分析研究，吃透财经新闻的“四方上下左右”。
自国际金融危机以来，我们咨询业内专家学者，收集数据和案例，对穆迪等国际三大评级机构的评级方法、行业信誉等进行深度调研，2016年北京时间3月2日一大早，穆迪宣布调降中国信用评级展望后的几小时内我们便迅速播发《评级中国信用应多看发展》，文章观点被路透社、法新社、《华尔街日报》《金融时报》和《南华早报》等媒体采用，对海外舆论场产生明显影响，有效对冲了中国信用及中国经济前景负面评判的不利影响。像回应穆迪调降中国评级这样带有博弈性质的报道，最易陷入隔空骂战的窘境。穆迪本次评级展望调整有一定道理，但存在主观、片面等不足之处。我们的评论不是情绪化地反击，不空喊口号和机械复述概念，从方法论、发展观等角度立论，重数字论据和逻辑，用事实说话，点到了穆迪评级的软肋，其中引用的大量中外权威人士观点，间接体现出来中国立场，引发思考，传播效果极好。
二、国家站位和全球视野相结合
新华社的外宣报道传递的是“中国声音”，稿件必须有高度和格局，宣传“中国方案”，体现“国家思维”。国际传播和国际舆论战中，重大议题设置是一个长期准备、精心筹划和不断努力的过程。风起于青萍之末，浪成于微澜之间。西方对华设置的重大议题，以及南海问题，“亚太再平衡”“中国”，都是以一种“战略传播”的手法逐步占据国际舆论场的。中国梦、治国理政新思想新实践和“一带一路”、命运共同体等重大议题，在国际舆论场占据主流地位，其建基和广大的路径也是如此，下手之处就在于全球化所带来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不可避免的交互影响。
关注与我有关的国际经济热点，深入分析，借此推出中国立场和中国的解决方案，这是我们的方式方法。过去一年来，美联储启动新的加息周期，加息引发市场对外溢效应的担忧再次显示美元作为货币与主要国际货币之间固有的矛盾，也凸显推动改革的必要性。在全球经济和金融一体化的今天，加强政策协调，推动国际货币体系和全球治理秩序的改革，成为重要议题，这正是未来相当长一段时期我国多边外交工作的重要任务。结合这一热点，我们对美联储加息带来的不确定性及其凸显的以美元为核心的国际金融体系缺陷、新兴经济体由此加大的挑战和面临的潜在冲击、国际治理改革的必要性等话题持续发声。报道以推动国际治理秩序改革为出发点，以金融市场动荡与美联储的关系为主线，并结合我国的经济、储备状况，提出国际治理改革的对策主张。
汇价涨跌，利弊兼有，但中国不仅有受益于软货币的出口，更有受益于硬货币的其他资产，不使急速贬值，一个预期稳定、走势可控的人民币更符合国家整体利益，稳定汇率变化预期是中国更大的利益所在。驳唱空就是对空头的一种心理威慑，直接影响离岸人民币汇率的涨跌，这直接关乎国家利益的维护。
坚持国家站位的同时，我们在报道中强调“命运共同体”和人类共同福祉理念，重视和加强以价值观和意识形态为内核的国家战略传播、全球视野和“道义感召力”，方能达到“赢心”目标。
近些年来，中国企业发展壮大，海外投资日趋活跃，随之而来的是西方媒体对中国资本的各种“担忧”。因此，我们调整报道的角度和重点，着墨于中国资本投资对当地生产生活的贡献，强调海外布局战略是企业发展壮大后的普遍规律，而对资本规模和并购过程则简略带过。
另外，中国故事需要国际表达。东方重归纳，西方重演绎，西方受众习惯“以小见大”，注意逻辑、话语规范并生动活泼。我们要提升说话技巧，提升中国故事和中国声音的传播实效，这样，全球受众才能听得懂、听得进。
三、多语种多形式报道体系建设
多语种报道是提高我国外宣报道影响力的放大器。热点新闻事件经过多语种联动报道，不仅扩大了传播范围，也容易被相应的本地媒体采用，使宣传更贴近当地受众，提高了宣传效果。
多语种报道影力的构建，一是在涉华重大敏感问题上及时发出论据充分、论证严密的言论性稿件，如《驳“唱空”》及《评穆迪下调中国展望评级》等重要报道，我们在中、英文版本之外推出法、西、俄、阿等小语种版本，这些小语种评论在相应的国家和地区“遍地开花”“落地有声”。今年1月，蔡英文“出访”拉美，在其“出访”前夕，我们播发西文评论《中美洲国家如何搭上中国经济发展快车》，分析中美洲发展面临的诸多不确定性，借专家之口说出中拉合作是减少不确定性的关键力量这一引导性意见。稿件被蔡到访四国和智利、西班牙的十来家主流媒体采用，有效地传播了中国声音，积极地配合了我外交工作。二是紧密跟踪相应地区和国家的政治经济发展动向等热点，适时推出后势预判的分析性稿件。2015年末，俄罗斯经济陷入多重困境。新华社国际部适时播发俄文评论《压力下的俄罗斯经济是否经得住考验？》，三个月后我们又播发特稿《专家认为困境中的俄罗斯经济不乏亮点》，稿件被俄罗斯及其他俄语地区媒体广泛采用，引发对中国与俄罗斯和俄语地区加强经贸合作关系的热议，配合了“一带一路”这一中国倡议的实施。推动构建与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多语种话语体系，宣介中国主张，化解矛盾分歧，对更好地维护我国际形象和国家利益至关重要。
战略合作发言稿范文6
关键词：国际会议同声传译,译员素质,策略
1 国际会议同声传译的特点
同声传译，简称同传，指的是用一种语言把另外一种语言所表达的思想和情感，以与讲话人几乎同步的速度用口头形式重新表述出来的一种翻译实践。同声传译一般用于国际会议，译员通常坐在同传箱内，通过耳机，听到说话人的发言后马上口译成另外一种语言，通过话筒，把目标语传送出去，听众使用耳机接收译员的译语，这是同传工作中最难的一种形式。同声传译的工作程序可以简单表示为下图所示（仲伟合，2001）：
此外，同声传译还有三种同传形式，即耳语传译、视译和同声传读。耳语传译不需要同传设备，译员一边听讲话人的发言，一边在与会代表耳边进行翻译。视译是指同声传译员拿着讲话人的发言稿， 边听发言，边看原稿，边进行同声传译。同声传译中的视译分为以下三类：（1）提供发言原稿与译文；（2）只提供发言原稿；（3）提供发言人讲稿的提纲或幻灯片。同声传读指的是译员拿着事先准备好的译文，边听讲话人念稿，边读译文。
同声传译可以说是翻译工作中难度最大的一种，但同声传译已成为国际性大会中最流行的翻译方式，如广西－东盟博览会和海南博鳌论坛等国际会议都是采用了同声传译；这是由于同声传译的瞬间性、高效性及其应用性等特点决定的，而且同声传译可以利用电化设备，允许多种语言翻译同时进行。同声传译的优点可以总结为：（1）节省时间；（2）多语种同时进行传译；（3）有时可提前得到发言稿，因此翻译准确率高，满足了社会和市场的需求。
2 译员的素质要求
口译的中心任务就在于传递意义（Nida，1993）。在国际会议同声传译中，译员的作用非常重要，是沟通源语演讲者与受众之间的桥梁。国际著名口译学专家Daniel Gile（1995：111-114）博士认为：“译员是‘演员’”，译员必须象演员一样艺术性地把从原语中接受到的信息，在讲台（舞台）上传递给听众。但是译员的“艺术工作”是在承受极大的压力情况下完成的。译员，尤其是同声传译译员，尽管在口译活动中有更大的自由发挥的空间，但是译员必须凭借其认知语境中丰富的逻辑信息、百科知识、词汇信息和实战经验，经常要在瞬间做出“语言、文化转换”的决定，承受可能由此带来的“交际危机”(Gile: 1995:114)。归根结底，同传译员的综合素质是决定国际会议同传优劣的重要因素。因此，良好的心里素质、丰富的百科知识、极强的跨文化交际能力、扎实的同传基本功加上充分的译前准备，是国际会议同声传译成功的重要保证。论文大全。本文将就译前准备、良好的心里素质和应对策略展开讨论。
2.1 译前准备
俗话说：梅花香自苦寒来，临阵磨枪，不快也光。译员在接受口译任务之前，必须对自己的口译能力进行正确的评价，对于不能胜任的工作绝对不能接受。同传译员在口译活动前还需要预先了解源语发言人和目的语听众、备好口译用具、熟悉口译场地和设备、进行术语、译稿和心理的准备以及其它相关事项的准备。
国际会议同传行业性、主题性比较强，涉及的都是各行各业的术语。要理解与会者就这一主题所作的发言，译员就必须拥有与该领域相关的一定深度的知识。在口译实践中，译员对源语讲话内容缺乏了解，不熟悉会议讨论问题的基本原理和事件的来龙去脉，往往是导致译语质量不高和口译工作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张吉良，2003）。此外，了解源语讲话人的讲话方式，念稿发言还是即兴演讲，对口译质量也有很大影响因此，译员应向活动组织方索要并认真阅读宣传资料、议程安排、发言稿等书面材料。在准备视译的译稿时，同传译员还应注意力争使译文符合语言社会功能的特征，即准确性、得体性、文化性和行业性。同传译员须在了解发言人与话语受者的语言表达习惯的基础上选择适合双方的语言表达方式，使译语再现源语的所有意义，而且“这一选择是有意识的策略选择，最终使所选择的译语得体并流畅地再现源语的真正意图”（马霞，2006：53-57）。译员做出选择时顺应意识程度不同，使用的语言也应具有一定的行业性和倾向性，即“为了适应翻译的实际需要，不惜适当改变原文的语言和表达”（勒代雷，2001）。
例如，在 “2006发展中国家糖业科技进步国际学术研讨会”上[2]，笔者将 “向着更加甜美，更加繁荣的明天”译为 “Towards aSweeter and Prosperous Tomorrow”， “Sweeter”的翻译突出了糖业行业的这一特点，引起了来自20多个国家与会者的强烈共鸣。在这里，译员注意到了口译活动所应该具有的交际意图和交际效果，正确理解了陈述者所要表达的内容或情感，进而通过语言转换使说话者与听话者所理解的意义达到一致，使发言人的意图与听者的期待相吻合，从而使交际顺利地进行下去。论文大全。
2.2良好的心里素质
国际会议同声传译要求同传译员具有良好的抗压能力、驾驭两种语言的能力和随机应变的能力，并为拥有百科全书式的知识而保持强烈的求知欲。优秀的译员必须掌握丰富的百科知识，同时又具有灵活的应变能力，即所谓“急智”，才能不辱使命，尽善尽美地完成任务。应变能力是对同传译员综合语言能力的最大考验，同声传译与发言人的讲话几乎同步进行，译员不可避免地会遇到意想不到的困难。此时，译员的应变能力对于保证同传的整体质量就显得十分重要。实际上，相当一部分与会者作大会发言时是将念稿与即兴发挥交替进行的，译员务必留心，必须时刻准备应对讲话人抛开讲稿，“海阔天空”，离“本”万里（张吉良，2003）。
例如，在 “2006发展中国家糖业科技进步国际学术研讨会”开幕式上，其中一位发言人的讲话方式原定是用中文念稿发言，但是他在大会发言时突然抛开讲稿用英文即兴演讲，对译员造成了不少的压力。好在译员当时比较冷静，加上事先准备比较充分，对相关的数据和术语比较熟悉，出色地完成了当场的翻译工作。
3 会议同传的应对策略
在国际会议同声传译中，不管是常规同传还是视译，最大的困难是时间。视译的最大问题则是由于中英文句子结构差异的悬殊所造成的时间不对等。现在，大家公认的同声传译基本原则为顺句驱动、随时调整、适度超前、信息重组、合理简约和信息等值等原则(仲伟合，2001)，这些原则的有效遵循能帮助同传译员有效地进行英汉语序差别的处理、长句的处理、困境的处理以及等值翻译的处理等。笔者以下将引用“2006发展中国家糖业科技进步国际学术研讨会”的例句作进一步的说明。
1）通过顺句驱动原则，删繁就简，切分句子，对长句进行适当的处理。
例1：（原文） Today, we have many international collaborativeprograms// which give us an opportunity for self introspection, //evaluation ofon-going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programs and the introduction of appropriatetechnologies from abroad// to suit our local requirements.
（译文）：现在，我们有很多国际合作项目，//有机会进行自我反省，//并对在研中的项目和科研活动以及从国外引进的适用技术进行评估，//使其更符合当地的实际要求。
2）：通过随时调整、适度超前的原则，对英汉语序差别的进行处理。下面的例句中下划线的部分为相应的译文。
例2：（原文）首先，我谨代表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对各位不辞劳苦来到广西，表示最衷心的感谢和最热烈的欢迎！
（译文）：First of all, please allow me, on behalf of the People’sGovernment of Guangxi Zhuang Autonomous Region, to express our sincereappreciation and hearty welcome to our distinguished guests coming fromafar!
例3：（原文） ①Your presence in Guilin at this occasion has added a new chapter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sugar industry ②which has made significant progress ③in the last one decade.
（译文）：③在过去的十年中，③中国糖业取得了长足进步；②此时此刻，各位相聚桂林，又将为中国糖业翻开了一个新的历史篇章。
3)通过信息等值的原则，尊重英汉两种语言的差别，找到符合同种母语思维方式，进行等值翻译的处理。
例4：（原文） Let us strive to offset the emerging challenges of the 21 st century, through our united efforts, co-operation, mutual trust and greaterexchange of scientific knowledge.
（译文）：让我们一致努力，通过精诚协作、相互信任和增进科技交流来应对21世纪的各种挑战。
4) 通过信息重组、合理简约的原则，来解决新词和不懂的词、因发言人速度过快而出现的错误等困境，方法是先跳过再弥补。
例5：（原文） In thiscontext I would like to draw your attention to the sugarcane based Biofuel Revolutionin Brazil which has brought great socio-economic transformation in that countrypaving it’s emergence as one of the most progressive nations in that region.
（译文）：有鉴于此，我想提请各位代表关注巴西借助甘蔗进行的革命。这场“生物燃料革命”已经给巴西的社会经济各领域带来了巨大的变化，使巴西迅速崛起成为拉美地区进步最快的国家之一。
4 结束语
国际会议同声传译的工作特点决定了同声传译译员应具备良好的心里素质、具有驾驭两种语言的能力、随机应变的能力以及较全面的同传应对策略。论文大全。同传译员不仅要考虑自己的语言能力、语言的方便和实用程度，而且要考虑到社会因素，在选择语言有时也会涉及到政治立场、意识形态，对不同说话人的态度以及语言策略等。此外，同传译员为了使译文符合语言社会功能的特征，即准确性、得体性、文化性和行业性，还应该做好译前准备的工作。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做到临场不惧，胸有成竹。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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