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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论文范文1
人才培养改革与实践本身是一项系统的工程，针对应用型本科的工业工程类人才，以工程的集成和创新理念贯穿于人才培养的全过程。从开始的理论知识、工程背景知识，到初步的工程认识、体验，再到基本的典型工程训练，然后到最后的实际工程实践，是一个循序渐进、由易到难、从简单到复杂的过程。以工程的集成与创新理念为背景，以先进性、综合性、开放性为特点，以培养工程素质、工程实践能力与创新精神为核心，以应用型本科为导向，通过机械、控制、环境、信息、管理、人文等多学科交叉融合，组建多层次(认识教育、基本训练、技能训练、综合创新训练)、多模块、柔性化的工程集成与创新实践教学体系，创建一个集机电工程技术训练、电工电子技术训练、工业环境模拟训练、企业及工程策划与管理训练、科技创新制作与综合工程训练、对外服务与培训等多功能于一体，教学、科研、管理和对外技术服务相结合的，工程集成与创新的应用型本科管理工程人才培养模式和实践体系。工程集成的研究体系包含:(1)应用型本科、工程的集成与创新的内涵，(2)面向应用型本科工业工程类人才的工程集成与创新的知识与课程体系构建研究;(3)工程的集成与创新工程实践体系和能力培养研究;(4)教师的工程的集成与创新的能力体系研究;(5)工程的集成与创新企业实践与训练基地建设研究;(6)以管理工程人才的工程集成与创新的人才培养模式研究与实践。研究体系如图1所示。
2．工程集成的教学体系构建
针对沈阳工程学院的行业背景，以制造业和电力行业为对象、工程技术为支撑，培养富有责任心、主动性和创造力的，适应能力、沟通能力和解决制造领域复杂问题能力强，能将现代制造工程技术、系统工程理论、管理和信息化技术相结合，初步形成基于工程集成的工业工程人才培养课程体系。在整体框架基础上，形成了以工程集成为核心的课程程体系，公共基础课有高等数学(一)和大学英语(一);专业基础课有管理学、工程经济学、管理信息系统、生产工程基础四门;专业课有工业工程基础、生产管理、人因工程、质量管理四门;工程技术有CAD制图、工程力学、生产工程基础、机床电气控制、电力工程五门;形成了管理工程、工业工程、机械工程为基础的工程集成课程体系。主要实践环节有工业工程基础实验、生产工程基础课程设计、人因工程实训、物流工程课程设计和毕业设计(论文)，突出了理论和工程实践相结合。并在选修模块中形成了制造企业运营管理方向和电力企业运营管理方向两个模块，进一步促进和加深工程实践能力培养，将工程能力培养与就业相结合。
3．结束语
工业论文范文2
在课程体系构建中，将课程分为必修课和选修课两种形式，必修课由通识教育课、专业基础课、专业主干课三个课程平台构成。选修课由多个与设计知识、技能相关的专业任选课程群构成，包括学科选修课程、跨学科选修课程等，具体创新内容有以下几方面：
1.根据学校所在地区的人才需求和专业能力需求来培养专业能力，开设相对应的专业方向课程，使教学设计以人为本，充分强调学生的个性化培养和发展。按照设计学大方向可开设产品造型设计方向、视觉传达设计方向、环境艺术设计方向、数字媒体设计方向等；也可以只针对工业设计专业进行细化，分别设为汽车造型设计方向、机械类产品设计方向、家具设计方向等，从而培养能够根据市场需求，与工程师沟通，进行产品的创新性设计，具有工程素质、造型能力、市场意识三者协调统一的工业设计人才。
2.整合课程体系，立足学以致用，加强实践训练，重视培养学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重新构建工业设计专业课程体系，增加实践分量。根据本专业课程特点，在教学过程中可以设计如下专业实践教学模块：机械类课程设计与实训、计算机辅助设计实训、实物模型制作、设计竞赛、毕业实习等模块。
3.丰富选修课程，扩大专业选修课范围，帮助学生拓宽视野，可以开设“设计管理”“公共设施设计”“家具设计”“室内设计”“视觉传达设计”“模具设计”“产品摄影”“产品营销学”等选修课。
4.增设创新实践学分模块，鼓励学生利用开发第二课堂、参加社会实践、参与大学生竞赛、职业证书考取、创新团队训练等多种形式的课外活动。这对于培养学生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将起到推动作用。
5.建立以能力为导向的“形成性”考核模式，学生通过经典设计案例研讨发言、市场调查报告分析讲解、个人设计方案演示讲解、产品实物模型制作、课程设计、课程论文、创新能力加分等多种形式形成综合成绩，比较准确地反映了学生学习情况。
二、独立学院工业设计专业教学手段和方法创新
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信息时代多样化的媒体和无所不在的网络成为我们课堂教学手段的主体，利用多媒体和网络资源不但增强了学生的学习兴趣，也使学生自主体验和感受到知识的重要性。因此在教学过程中，设计专业大部分课程都应采用多媒体授课，其中专业基础课大多采用启发式教学、案例教学、现场演示、实例讲解等教学方法，专业课大多采用问题式教学、案例教学、动手制作等教学方法。除此之外教师还应将真实设计比赛和科研项目带入课堂，通过科研方法向教学方法的渗透、科研成果向教学成果的及时转化、科研团队向教学团队的和谐共生、科研平台与教学平台的互补共用等路径，实现教学和科研的有机结合，这样可以让学生更好地接受课程内容，并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同时既拓宽了学生的知识面，又培养了学生的学习能力和创造能力。
三、独立学院工业设计专业培养机制创新
建立一支具有丰富实践经验和教学能力的、工程型的、专兼结合的专业教学团队是深化教学改革、创新人才培养模式的关键。人才培养模式创新要求教师既要具备扎实的理论知识和较高的教学水平，又要具有很强的专业实践能力和丰富的实践经验。学校应重视教师队伍的建设，构建合理的工程型专业教学团队。工业设计专业还可以采用导师制和工作室制，这种教学体制的优势在于教师对学生素质的全方位培养，使学生的学习有相当的深度和广度；学习的方式是以导师课题或工作室工作内容为中心，辅以相关的讲座。灵活多样的实践教学内容进一步满足了应用型人才培养的需要。
四、独立学院工业设计专业教学培养过程创新
为了适合社会需要，应该加强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这就要求我们在教学过程中将传统的“知识传授型”向“能力培养型”转变。工业设计专业可以采用工学结合“3+1”的人才培养模式，前三年在校内进行课程教学、实验实训教学及生产性实训等，最后一年到企业顶岗实习并完成毕业设计。该模式根据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原则，充分利用和企业合作办学的优势，根据校内教学条件和实训基地的师资条件以及生产状况，统筹安排教学实施计划，把学生在校学习的四年时间划分为“3”和“1”两个阶段。
五、结语
工业论文范文3
据县经贸局最新统计,今年1-9月份，临朐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主营业务收入151.7亿元，利税7.2亿元，利润4.5亿元，同比增长37.3%、43.5%、55.1%。
这其中的奥妙，就是大项目建设成了拉动经济发展的“火车头”。近年以来，我县大力实施“工业立县”战略，牢固树立抓工业经济就是抓财源建设的理念，把大项目建设作为优化经济结构、培植骨干税源的重要措施来抓，10大骨干财源项目和30个重点财源项目进展顺利，大项目建设实现了历史性突破。时至今日，这些大项目正在悄然改变着全县工业的整体品味和档次，成为全县工业经济的有力支撑，推动了全县经济的又好又快发展。
经济结构调优，产业层次提升，是我县实施大项目带动战略带来的“高”效应。临朐境内石灰石、铁矿石等矿产资源丰富。为了把“包袱”变财富，把资源优势转变为经济优势，我县抓住国家淘汰落后立窑水泥的有利时机，与国内第二大水泥集团山水水泥联姻，投资10亿元上大水泥项目，建设两条日产5000吨的水泥生产线，项目完成后，销售收入将达10亿元，利税1.5亿元。项目建设同时，通过等量淘汰，我县关停了6家水泥企业，13条立窑生产线，使我县的水泥生产一步跨入了高产高效环保的“国标”行列。山东气缸套公司与成都银河动力有限公司通过联合重组，实现了资源的优化配置，项目建成投产后，将会实现“三年三个亿，五年五个亿”的目标；投资5.5亿元的燃气热力集团城市煤气升级搬迁项目建成投产后，年主营业务收入可达20亿元，利税3.16亿元，这些大项目的建设完成，改变了企业自身命运，提升了产业层次，经济结构有了质的优化。
产业链条拉长，是大项目拉动经济发展带来的“长”效应。临朐是农业生产大县，尤其是畜牧业有很好的产业基础。投资3000万美元新上的合隆羽绒制品项目，建成投产后，可年产羽绒制品40万件套，实现年产值4000万美元，更重要的是，它的建成极大地推动全县畜牧业特别是肉鸭养殖业的发展，让千家万户走上致富路。总投资5亿元的华建工业园项目建成后，年主营业务收入将达到20亿元以上，它的建成，使我县已负盛名的铝型材、不锈钢特色优势产业，有了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产业链条得到加长、拉宽、增厚。
促进节能减排，优化生态环境，是大项目带动经济发展带来的“远”效应。山东秦池酒业公司将白酒原料发酵由稀醪改为浓醪，将酒精生产中的糖化工序从间断糖化改为连续糖化，改造沼气发酵罐，增加沼气产量，用于发电、烧锅炉等，使每吨酒精耗煤下降到400公斤，年可增加收支150万元。我县通过严把新上项目关、鼓励技术创新等形式，充分挖掘企业潜力，让起点高、规模大的大项目建设吹响节能降耗的集结号，全县节能降耗效益明显。
为了保持大项目对全县经济拉动的持久活力，我县按照“储备项目抓签约、签约项目抓开工、开工项目抓进度、竣工项目抓达效”的要求，制定出台了《企业技改及新上项目投入激励政策考核认定办法》，一年两次对项目投入、进度以及金融机构信贷投入进行考核认定，并根据考核结构进行奖励，推动项目加快实施。同时，落实目标责任制，全面推行服务联动和政府提速，实行包靠项目责任制，对重点项目实行动态管理，集中各种生产要素强力突破。县级领导全部挂厂联项，一线指挥，随时解决项目实施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各职能部门也靠上服务，把为重点项目服务作为工作的重中之重，集中优势力量，在资金、技术、人才，政策等方面予以倾斜，形成服务重点项目的整体合力。
如今，全县重点项目群体迅速壮大，项目质量不断提高，既有群山又有高峰的工业新格局正在形成。
但是，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我县工业总量仍然不大，工业对国民经济的贡献仍然偏低，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任务任重而道远。
当前，我县的传统工业仍面临许多问题，概括起来有以下几个方面：项目投入严重不足。一是项目投入总量小。今年我县虽新开工项目200多个，是去年同期5倍；项目资金投入30多亿元，但从全市来看，仍低于其它县市。二是大项目仍然偏少。今年工业新上及技改项目投资过千万元的项目30余个，过5千万元的项目10余个，过亿元的项目5个，而全市投入过5千万元的项目300多个。下一步招商引资的重点应是千方百计引进大项目。三是产业化龙头项目少，且大部分规模偏小，规模拉动效益不够明显。
产品结构不够完善。普遍存在着“三多、三少”问题，即大路产品多，名优产品少；低档次粗加工产品多，高附加值深加工产品少；平销产品多，畅销产品少。据统计，在全县30种重点调度的产品中，有80%以上的产品生产能力利用不足或严重不足。同时，企业产品结构趋同，比较优势和协作优势不明显。
另外，企业体制活力不足、经济发展软环境仍受到制约、融资渠道狭窄等问题仍然存在，它们或多或少地影响我县工业企业，尤其是工业企业大项目的落户和发展。
目前，传统工业仍占我县工业的主体地位。要实现我县工业超常规跳跃式发展，必须围绕发展主导产业、优势产品、高新技术和外向型经济，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引进大项目，加快行业和产品结构调整步伐，促进工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大力改造提升传统工业。今年及今后几年，在确保工业主经济指标两位数增幅基础上，争取更高更快的发展速度。着重发展轻工、纺织、化工、建材和机械五大行业；重点培植收入过5亿元、利税过500万元的大型企业集团；着力发展收入过亿元、利税过千万元的一批大的骨干企业。
面对新形势，我们要进一步强化工业首位意识，把抓工业作为经济工作的中心任务，把抓大项目建设作为工业立县的核心和根本，采取更有力举措推进新型工业化进程。要进一步分析形势，因势而谋，顺势而为，把握规律，不断创新工业发展理念。牢固树立没有工业经济的突破性发展就没有协调发展的新理念；牢固树立发展高起点、特色化、跨越式和产业高端化的新理念；牢固树立只有高投入上大项目才有大发展的新理念；牢固树立工业与生态环境和谐发展的新理念；牢固树立抓环境就是抓发展的新理念；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全力推进开放发展、集聚发展、集群发展、集约发展、创新发展。
工业论文范文4
电视兴起与“斗室文娱”
魏明伦文章有一个表述非常之新颖的论断，是说现在已经进入了“居室文娱”或者说“斗室文娱”时代，戏剧的衰落是时代的必然。面对“时代”这样一种吓人的东西，戏剧家们实在是渺小得无以对抗，所以大约只有无可奈何地静等，等着“时代”的转变。
魏明伦有关“斗室文娱”时代的说法，将戏剧的衰落归因于电视这一新兴娱乐形式的崛起，进而，又将戏剧危机的原因延伸到多元文化娱乐方式的冲击。类似的看法已经流传了很多年，幸赖魏先生用“斗室文娱”这种形象的手法予以表述，才显得通俗易懂，但是其错误并不因此而改变。
多年来我也一直关注并且试图探究中国戏剧界面临的困境与危机之根源。我无法认同将电视(或者更粗陋地称之为“影视”)的兴起、乃至于所谓的多元娱乐形式的出现看成戏剧跌入困局的原因的看法，这样的论断实在是肤浅、皮相之至。
首先我们需要考虑两个基本的判断。其一，中国戏剧的危机是不是特别严重，其二，中国人的电视机和可看的电视节目是不是特别多。第一个判断，我想给予肯定的回答。戏剧的衰落是世界性的现象，但是据我所知，多数国家与地区的戏剧衰落并没有严重到中国这样的地步。举两个众所周知的例子。纽约的百老汇近几十年一直是世界戏剧的中心之一(需要说明的是，百老汇的戏剧并不全是商业化的音乐剧)，如果魏明伦觉得这算是个特例，那么我举另一个例子，这个例子魏明伦是认可的——澳大利亚的戏剧就不像中国那样困难。人口只有几千万的澳大利亚，仅仅悉尼歌剧院每年演出场次就达到三千场。悉尼人口只有300万，相当于中国的一个大中城市，但是这一个剧院每年的演出，就超过了北京市的所有剧院一年的演出数量，甚至超过全国多数省份全年剧院演出的总数。至于后一个判断，我想我们都不会傻到以为美国人或者澳大利亚人比中国人缺少电视机或者缺少可看的电视节目。
在晚近的十来年里，电视的崛起速度十分惊人，它对社会各个领域形成的冲击，是人们都可以清晰感受到的，它当然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乃至于改变人们从事文化娱乐活动的方式。然而从另一个层面上看，电视也仅仅是一种传播媒介，只不过是人们借以传达艺术、娱乐与知识的一个方便的通道。无疑，电视的迅猛发展确实对许多行业都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但是说它是戏剧危机的原因，理由并不充分。至少我们看到，同样是在中国，同样有可能受到电视影响的其它行业，并没有都遭遇到戏剧这样严重的危机。作为一种最快捷与具象的新闻传播媒介，它似乎足以对报纸构成明显威胁，作为一种知识传播的有效手段，它对纸媒介的出版业也似乎会产生明显影响，然而在电视崛起的过程中，中国的报纸行业和出版行业不仅没有陷入危机反而以很快的速度同步增长。与电视相似的其它行业也是一样，网络的发展既没有影响到电视业，也不像人们一开始想象的那样对报纸和出版业形成冲击，就像唱片、磁带和CD业的崛起并没有影响到音乐会一样。
再说一遍，电视只是一种传播手段。它虽然有可能对人们欣赏艺术与娱乐的方式产生影响，使得一部分人改变去剧场欣赏戏剧的习惯，但是它也可以成为非常有效的传播工具，让人们有更多机会欣赏戏剧表演，从而成为培养戏剧观众的有效途径，并且促使另一部分人因喜欢戏剧而进入剧场。一个相关的现象就是，流行音乐的发展正与电视台大量播放流行歌曲有关，人们并没有因为在电视里经常欣赏流行音乐而拒绝去音乐会，相反，假如不是因为通过电视这种新颖的传播手段，流行音乐决不可能有那么多的痴迷的观众。
其实中国戏剧的“危机说”早在1983年前后就开始出现，当时电视机还远未进入普通的中国人家庭。从那个时期以来，中国人的文化娱乐生活确实发生了变化，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末电视机开始向普通家庭普及，并且在短短几年里就达到了非常之高的覆盖率；未几，有线电视的大发展，使得一般家庭能够选择的电视频道从很少的两三个增加到数十个；然后是1996年前后VCD和DVD相继进入家庭，1998年以后互联网迅速发展。由此可见，我们现在所说的文化娱乐方式多样化，基本上是从90年代开始的，尤其是90年代中期以后，然而同样是在这一段时间里，没有什么证据能够说明这些新兴的文化娱乐方式对戏剧产生了什么根本性的影响；而且，从1994年以后，正值VCD的普及与网络从无到有并日渐盛行之时，戏剧演出反而表现出已经走到谷底之后的微弱复苏之迹象。因此，娱乐方式的多样性和多元化恐怕更不能用以说明中国戏剧的处境。
既然电视的发展以及娱乐方式的多样化是世界性现象，而世界各地戏剧的困境并不像中国那么严重，那么，要寻找中国戏剧陷入危机的原因，就需要在中国戏剧与世界其它国家与地区的戏剧现状，比如说与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和非洲人的戏剧现状做一番对比，找到相互之间的差异。而这一差异显然不能从电视上找到，所谓电视的冲击很难成为真正站得住脚的理由。同样，中国目前文化娱乐行业的多样化仅仅处于一种水平很低的雏形时期，民众的文化娱乐生活丰富程度，不仅远远不能和工业化国家相比，甚至还远远比不上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上海。要说民众的文化娱乐生活仅仅有了那么一点点的丰富多样性，戏剧就因此衰落了，那也未免太小看了戏剧的力量。
实际上，除了从世界范围看，中国戏剧面临的困难原因并不在于电视的崛起以及娱乐形式的多样化以外，在中国内部，不同剧团的境遇也有极大差异。要说现在不是戏剧的
黄金时代，我倒也没有异议，但要说中国只有大城市有戏剧，“县乡一级很多地方就没有戏剧了”，完全不是事实。一方面是大量国营剧团生存十分困难，却有数倍于此的民营剧团活跃在演出市场，尤其是在县乡一级的演出市场。我跟踪研究民间剧团多年，清楚地知道东南沿海一带县乡一级戏剧演出的盛况；另一方面，同样是国营剧团，既有部分能够常年演出并且得到相当好的收益，也有超过12%全年一场不演出的剧团，而这样的剧团大城市有，地县也有。没错，中国戏剧真正奇怪的现象就在于有那么多常年不演出的“剧团”，以及那么多几乎不演出或很少演出、一演出就要赔本的剧团，当人们说中国戏剧的危机的困境时，我猜主要是就这些剧团而言的，而这些剧团面临的最大的问题，并不在大环境，而在于体制。
关于体制
魏明伦文章另一个主要观点涉及到剧团的体制，他认为戏剧危机的根本不是体制问题。理由是戏剧界在“进入市场机制和构成文化产业”方面“实践多年而收效甚微”。
确实，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文化部一直希望能够启动剧团体制改革，90年代中期又开始一轮剧团体制改革的努力。然而二十年以后回头再看，虽然经过有关部门多年努力，戏剧体制基本上没有发生大的变化。甚而言之，就在几乎所有经济领域都在进行多种所有制并存前提下的市场化改造的同时，中国的戏剧表演团体的国家化程度却逆向而行达到了有史以来的顶点，同时，剧团对国家的依赖程度也达到了有史以来的顶点。回顾历史，从1949年到1963年，文化部在多数时间一直明确反对给予剧团以政府补贴，并且一直强调剧团必须成为经济上自负盈亏的企业；但是之后的文化主管部门并没有抓住戏剧市场最为繁荣的1980年前后这一难得的机遇，适时促进剧团的企业化，反而兴办了大量新的国营剧团和将大量集体所有制剧团转为国营，并且沿袭了限制民间戏剧表演团体自由发展的政策，由此埋下了戏剧危机的导火线。在这个意义上说，改革开放以来剧团体制对演出市场的适应程度，甚至还比不上以前。它给戏剧带来的隐患，决非文化部门有关剧团体制改革的小修小补政策所能够消除。
当然，我们也不能说凡是国营剧团就一定与市场无缘，一定无法实现产业化的目标。体制问题之所以具有迷惑性，就在于国家化的体制往往不是剧团陷入困境的直接原因，它主要是通过一些次生效应对剧团产生影响的，比如它导致剧团在面对主流意识形态与市场需求的冲突时很容易倾向于选择前者，或者在人才资源的配置上很难严格地按照艺术规律与市场规律实施等等，它很容易诱发这样一些不利于行业发展的弊端，导致剧团在艺术生产上渐渐背离市场，以及因人事的纷争而直接影响到剧团的创作、演出甚至生存。正因为此，在某些特定时期，因为某些偶然的、个别的特殊原因，即使不经过体制上的质的改变，这些问题仍然有可能得到局部的解决，然而这种个别的成功经验，只能是治标而不能治本，往往无法向所有剧团推广。改革开放以来，确实每年都可以找到在演出市场上获得成功的剧团和剧目，然而，一则这样的成功经常是由于突破了体制瓶颈的结果，二则这些成功的个案假如不是真正在体制上有所创新，它就既难以持久，也无法成为范例，因此，它们并不能真正说明问题。
如同我在其它文章里曾经提及的那样，当我们说到中国戏剧存在某种程度的危机时，实际上指的是国营剧团的危机。而且，由于体制的原因，最优秀的戏剧表演人才几乎完全被国营剧团所垄断，致使专业化戏剧教育的成果不能令整个戏剧领域受惠，戏剧领域人才配置的市场化空间小到不能再小，也就决定了国营剧团的危机势必会影响到整个戏剧领域。正是由于戏剧界在改革开放以来的体制改革方面不仅没有实质性的进展反而还在后退，才导致了丛生的危机。
其实只要把相关艺术门类做一个简单的对比，就不难知道戏剧危机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同样是剧场演出，流行音乐会可能是市场情况最好的，交响乐的演出市场也在复苏，而戏剧以及国营歌舞团的剧场演出最为困难；同样可以大量复制，电视与电影的情况更是有天壤之别，就在电视业迅速发展的同时，中国的电影业却滑到了不可思议的低谷。导致某些艺术门类相对比较正常而电影与戏剧却相对比较困难的原因并不复杂，就是由于像流行音乐与电视这些行业，从一开始就以市场化的方式运作，无论是投资方式、运营方式还是人力资源的配置，都始终遵循着市场规律与艺术规律。改革开放以来，文化领域所有发展迅速的行业，都是在市场化方面有所作为的行业。只有死守着僵化的旧体制的戏剧与电影业，才在文化娱乐市场迅速发展的背景下，远远地落后于时代。
至于戏剧能不能市场化，戏剧演出有没有商业价值的问题，答案无疑是肯定的。魏明伦以戏剧必须通过直接的演出赢利说明戏剧“商品价值不高”，毫无依据。魏明伦很正确地批评那些一谈到戏剧命运就“爱走两个极端”，“或者万寿无疆，或者寿终正寝”的观点，指出“在鼎盛与消亡之间，有很宽阔的弹性地带”，但魏明伦并没有注意到，在市场与商品的“一本万利”与“万本万利”之间，同样“有很宽阔的弹性地带”。戏剧从来就是直接面向观众演出的娱乐方式，但同样是演出，不同的“本”所获的“利”，也不可同日而语，何以见得就不能让优秀的演艺人员获得令人满意的收益?确实，工业化时代的文化产业出现了许多新特点，艺术品被平面化地大量复制，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和改变着人们的审美趣味与欣赏方式。但即使在这样的场合，原创的作品仍然是支撑着艺术市场的核心与支柱。因为艺术并不是罗卜青菜，在艺术市场里，作品“商品价值”的高低完全不能以数量计算，更不由其可否大量复制决定。复制品确实能占领一部分市场，尤其是它会对一部分低端市场形成很大冲击，但是艺术的演出，尤其是高水平演 出的价值，决不是工业化流水线上生产的麦当劳式的文化快餐所能够相比的。在仅靠演戏能不能成为大富豪这件事上，我和魏明伦的看法没有多大差别，但不能成为大富豪也不等于就只能“维持收支平衡”或“最多有一些微利”，只要有好的市场机制，优秀的演艺人员未见得不能进入高收入阶层。事实上除了中国的国营剧团里那些还被体制拴死了的演艺人员以外，无论是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国家、地区(包括社会主义改造之前的中国)，还是那些先行一步选择了通过市场方式实现自己的表演艺术水平之价值的演艺人员，只要在艺术上有一技之长，并且善于市场化运作，收入都相当可观。他们的那一“本”，虽然未必获得了“万利”，至少可以说“获利匪浅”。
当然，由于面临社会环境急剧变化和西方艺术思潮大量涌入这两方面的强烈冲击，身处后工业时代的中国戏剧，确实需要寻找适应新的挑战的手段。但是，假如我们确实想找到这样的手段，那只能顺着适应演出市场这个方向去探索，而且，我相信只要顺着这个方向，我们完全有可能找到适合于中国戏剧走的光明道路。
说“养”
说到市场机制，魏明伦还有一个观点，就是“养”戏剧。魏明伦的文章特别说到戏剧总是要靠人养的，“即使是在戏剧的黄金时代，戏剧也是要靠人养活的，只不过是不同的人而已，政府、企业家、乡绅、慈善家，甚至军队，在国外的情况也相仿。”
如果用最广义的角度来理解“养”，这话并不错，但要从这样的角度看，靠人养的远远不止于戏剧，世界经济超越了自给自足的时代之后，你大可以说所有人都是靠别人养的，比如说饭店老板和厨师都是靠食客养的，电视机厂的厂长和员工是靠买电视机的人养的，当年就把知识分子看成是由工人农民养活的，把城市居民看成是农村的农民养活的(所以说“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等等。既然演员不种地不产粮，当然可以说是靠人养的。然而养和养不一样，不同社会制度的养也不一样，此养决非彼养。假如是通过戏剧表演以换取相应的报酬，包括得到“企业家、乡绅、慈善家，甚至军队”支付的报酬，靠自己的技艺与创造性劳动得到社会的回报，虽然也可以说是养，但那毕竟与包二奶式的养不一样——包二奶式的养不是、或者主要不是依靠被养者的专业技能换取报酬，而是、或主要是通过对主人曲意逢迎和撒娇邀宠的方式为生，而且被养者在人格上失去了起码的独立性，只能“从属于”主人或主人的事业。
不错，就像现在欧美国家的部分剧团也会要求政府与财团赞助一样，在过去的时代，戏剧除了商业性演出获得的报酬之外，也往往得到外界的资助。以往也有对戏剧有兴趣而愿意养戏班的富豪、军阀，而且我们也知道被养的戏班难免会遇上有这样那样的怪癖的富豪或者军阀。比如说骑五军的军长马步青驻守甘肃武威时就养了个叫民乐社的秦腔戏班，每次看戏时都要下属的军法处、参谋处等处的处长陪同并让他们给戏班打赏，而马步青的特殊癖好则是喜欢让舞台上同时出现双生双旦，比如演《白蛇传》，要两个白娘子和两个许仙同时上场；有时兴起，会要求戏班在一出戏里多打几个花脸，类似于现在的戏曲晚会。既然戏班是他养的，表演上也就不能不照顾到他的癖好，满足他的特殊要求。但这种癖好毕竟是偶然现象，而且这样的养，一则很少对戏班的表演剧目与风格产生根本性的影响，不会老让戏班创作演出一些歌颂自己的剧目；二则这样的养，并不会改变剧团本身以戏剧演出为主要谋生手段的经营性质。因此，戏剧表演团体即使在一定程度上被这样养着，也还能基本上保证艺术上的自律；更重要的是这样的养重在养戏而不是养人，决不会像国营剧团那样，政府主管部门与演职员双方都被一种僵化的体制束缚着，演职员一旦被招进剧团就定了终身，不管演不演戏，能不能演戏都可以由主人养着且必须由主人养着。
我不同意某些地方政府让戏剧和剧团“自生自灭”的不负责任的态度，尤其是多年僵化的体制遗留下的问题，政府有义务给予解决，而且对于那些濒危剧种，政府也有责任从保护民族文化遗产的角度给予必要的支持，从这些角度看，至少在一个时期内，政府还不能完全放弃“养”戏剧的责任。但是，说到底，政府以及社会养的必须是戏剧艺术而不是那些被目前僵化的体制束缚在剧团里的具体的人，政府对戏剧艺术的资助形式必须有大的变化，必须探索与寻找符合市场机制的资助方式。
因此，归根结底还是体制的问题，体制问题不解决，国家有再多的钱，也养不活、养不火戏剧，既不能保证戏剧艺术本身的传承与提高，也不能帮助剧团重新获得在演出市场中生存与发展的空间。
关于“好戏”
魏明伦的文章指出，“当代戏剧的特征是观众稀少。不是没好戏，而是戏再好，也少有观众上门。”
我有保留地同意魏明伦有关戏剧危机的关键不在于作品、“戏剧观众少，不完全是戏剧的水平问题”的看法，我的基本观点是：中国戏剧目前面临的最关键或最迫切的并不是创作领域的问题，而是传播手段的问题。我们拥有许多优秀的戏剧作品——尤其是拥有丰富的传统剧目这一宝库、拥有无数优秀的演艺人员，却缺乏在目前这样多变的社会背景下将作品与名角介绍给大众的途径与手段，这是戏剧在电视和流行音乐等艺术门类面前打了败仗的主要原因。确实，戏剧界很不善于运用现代传播媒介为戏剧的市场化运作开路，在这个方面，还需要好好向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前辈艺人和剧场经理、以及九十年代以来崛起的小剧场话剧的制作人学习。
当然，作品方面的问题也是存在的。问题就在于当我们说现在“不是没好戏”的时候，这“好戏”究竟指的是什么，我们把哪些戏看成是“好戏”。还是由于体制的原因，我们的戏剧家们在长达几十年的时间里，主要是按照主管部门的指导从事创作，却丧失了追踪观众审美趣味的变化演出的本领，我们的文化主管部门长期以来用管理作家和画家的方式管理剧团，在强调“出人出戏”的观念指导下，重创作轻演出，不是为演出而创作，反倒经常是为创作而演出，戏剧表演团体与一般观众的欣赏趣味之间越来越显疏离状态。因此，当我们判断一出戏是不是“好戏”时，所依据的并不是观众的标准，即使是那些心里常常想着观众的编导，他们判断一出戏是不是“好戏”，所依据的也只能是想象中的观众的趣味，未必真正切合与普通观众的爱好。比如说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里，我们的戏剧家们曾经很轻率地把那些所谓有“创新”的剧目称为“好戏”，哪怕其中的“创新”纯粹是无意义的瞎胡闹，也有一个时期，我们的戏剧家们非常简单化地把某些表现了貌似深刻的“哲理”的剧目称为“好戏”，哪怕其中所谓的“哲理”是别人早已经说烂了的陈词滥调。20世纪50年代初欧阳山尊主政广东戏剧工作时提出的“好睇有益”的口号，就遭到多次批判；假如用魏明伦文章里所用的“文娱”这个词来衡量，几十年来我们的戏剧创作与演出，主要是在向着“文”的方向发展，而在“娱”的方面则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制约，像魏明伦写的《中国公主杜兰朵》、《易胆大》这样文、娱兼长的剧本实在是凤毛麟角。
我承认，戏剧既需要“娱”，也需要“文”，真正有深度的好作品未必一定是普通观众喜欢的作品，审美欣赏上的梯阶是存在的，但是，任何一门成熟的艺术，乃至艺术业的任何一个分支，都必须以绝大多数虽然不一定最优秀、却非常之符合多数观众的审美趣味与欣赏水平的作品为支撑。比如现在中国的电视剧之所以发展迅猛，就是由于有一大批被魏明伦视为“陈旧不堪”、却深受观众欢迎的作品在支撑着。假如这门艺术只剩下一些专家们说“好”、却不能为普通观众接受的作品，那么这门艺术就已经走入了死胡同。套用的说法，艺术确实需要不断发展提高，但是“提高，应该是在普及基础上的提高”。更何况近几十年里得到圈内专家们认可的那些“好”的作品，到底好不好，到底有多好，到底有多大比例确实称得上“好戏”，还需要重新评价。专家有专家的视角，观众有观众的爱好，审美的丰富性正赖此而得到保证。然而当戏剧与演出市场渐行渐远，观众通过演出市场上的自由选择体现出来的审美偏好对戏剧的影响力越来越小时，戏剧就越来越变成为少数戏剧家卡拉OK式的自娱自乐—这种情形与卡拉OK最相似之处就在于，它不需要经由公众检验和评价，即使再荒腔走板的演唱也尽可以自我陶醉。在这样的背景下奢谈什么“人材辈出，好戏连台”，就显得有些可笑。
其实，正如魏明伦很尖锐地指出的那样，“戏剧没有市场，却有赛场”的怪现象确实在中国从上到下普遍存在。但魏明伦没有看到，“没有市场”正是中国成为“全世界最大的戏剧赛场”的重要原因之一。因为“没有市场”，失去了市场这个重要的维度，戏剧家们只能通过参与各种各样的比赛这惟一的途径以确认自己的艺术水平与价值，一个戏是不是“好戏”，也只能完全由各种戏剧节的评委们来判定。戏剧家们越是完全依赖于赛场，各种各样的戏剧比赛的弊病就越是被无限放大。这是一个颇似饮鸠止渴的恶性循环。而在那些演出市场比较健康的地区，对那些比较适应演出市场的剧团而言，戏剧比赛的负面作用就会大大降低，相反，它之推动戏剧健康发展、帮助剧团与演艺人员获得更大市场份额的积极意义，也就能够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
结论
工业论文范文5
从工业革命开始到现在已有几百年的历史，工业设计伴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成功实现了几次蜕变，从早期的装饰设计、样式设计、再到今天的人为事物的科学，工业设计一步一步的、在摸索与多次碰壁中渐渐成长，现在已成为提高产业竞争力和增强国力的根本保证，其作用也得到人们越来越多的认可。对于我们来说，了解工业设计的发展历程可以更好的把握其本质。
人类社会不断的向前发展，对工业设计的认识也随着社会前进的步伐不断提升。在当今的创意产业社会中，对“工业设计”概念的重新界定无疑是十分必要的。《2001年汉城工业设计家宣言》指出:“工业设计将不再只创造物质的幸福。工业设计应当是一个开放的概念，灵活地适应现在和未来的需求”。按照这样的定义，工业设计将逐渐脱离工业产品这个载体向着创意产业中其他的行业蔓延，工业设计的外延不断扩大、同时也变得越来越模糊，甚至将会出现跳出创意产业的圈子、与创意产业并驾齐驱的局面。它在创意产业的范围内不断扩张，其强大的生命力和迅猛的发展势态使它不满于创意产业的局限，力图摆脱创意产业的束缚，但其本身的特性注定了与创意产业之间“扯不断，理还乱”的复杂关系。二者既有因其行业特性的不同而形成的矛盾，特别是工业设计的急剧膨胀对创意产业的地位造成了威胁，又有互相亲近、增加了解的欲望，对方的每次进步都能引起对自身发展的思考。在不同的基础上寻求共同的发展，这是对二者关系的描述。
2工业设计的发展促进创意产业的发展
工业设计是创意产业重要的支撑部分，缺乏了工业设计的创意产业恐怕难有今天的影响力。工业设计作为企业在全球竞争中的重要利器，所产生的高附加值被越来越多的国家和企业所关注。索尼公司董事长兼CEO大贺典雄曾说:“设计是在市场上将一种产品与另一种产品区分开来的唯一的东西。”工业设计对创意产业的推动作用可在很多国家和企业的案例中得到证明，例如韩国曾经是一个保守、落后、贫穷的东亚岛国，在亚洲金融危机的打击下一撅不振。
3创意产业的发展促进工业设计的发展
在创意产业没有被明确提出之前，工业设计发展缓慢，人们并没清楚的意识到它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以为工业设计师对产品只是起到了装饰、美化的作用，不可能带来什么直接的经济效益，更不可能成为国民经济中的支柱性产业。当创意产业以其出色的经济效益从其他产业中跳出来、形成自己的产业体系以后，人们在关注创意产业的时候更进一步的注意到在其中发挥着重大作用的工业设计的存在，可以说这是工业设计从小丑到主角的转变。
创意产业是工业设计的发展背景，发展创意产业能为工业设计提供良好的环境，促使其产生更多、更好的设计，比如，创意产业为工业设计提供了宽松的设计氛围、健全的法律保障体系、合理的设计评价体系、互动交流的平台等等。另外，各地的创意产业组织经常举行各种活动，如创意产业博览会，各种作品齐聚一堂，这就为工业设计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学习机会，可以从电影、服装、绘画、民间手工艺中吸取营养，寻找灵感，同时会也为工业设计提供了展示自己的机会，使其被更多的人所了解、所认可，更进一步讲，得到国家的重视和扶持。总之，发展工业设计势必创意产业促进的发展，加大对创意产业的投资力度也会促进工业设计的长足发展，它们相辅相成，共同促进。
结束语
作者通过对创意产业和工业设计在实际社会生产中的作用得出二者具有相互依存、相辅相成的关系，工业设计的发展能促进创意产业的发展，同样，创意产业的发展也能促进工业设计的发展，两者唇齿相依，共同发展。创意化和产业化是创意产业的两种运行模式，创意产业本身就是这两种运行模式的结合，并不断重复着“创意的产业化”和“产业的创意化”，这两种运行模式互相结合、交替运行，共同确保创意产业平稳、迅速、持久的发展。创意产业的这种特点启示我们，在创意产业背景下工业设计的发展策略也要将二者相结合，但是对于不同的国家，可根据本国的发展情况在结合的过程中有所侧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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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论文范文6
由调研可知企业对IE毕业生的专业知识需求具有集中性的特点，第一，南京工业大学毕业生从事的岗位集中，主要集中在生产计划、物流管理、质量管理和供应链管理四个方向；第二，企业对一些特定岗位人才的需求集中，如对物流管理岗位有需求的企业占据了92%。图2则直观体现了现代企业对工业工程人才专业知识的需求具有前瞻性与延伸性的特点，其中“法律”“二外”“国际贸易”“国际金融“”机械工程”占据领先位置。因此工业工程专业应培养的是具有多种知识技能的复合式人才。
二、工业工程课程体系的优化路径
目前南京工业大学工业工程专业的课程知识结构设置为通识教育、学科基础课、专业基础课和专业课四大类。对比专业培养计划与调研后企业的人才需求发现：第一，专业课学时只占总学时的15%；第二，实践环节比例不到10%；第三，知识面不够宽泛。这些都使得IE毕业生难以适应当今社会对于工业工程人才的需求。
（一）优化课程体系设计1.专业方向的优化。根据企业对工业工程人才的期望，以及国内工业工程专业发展的要求，将专业方向增至四个，分别是：A1.工业工程物流与供应链方向。A2.工业工程生产与运作管理方向。目标：致力于工业或服务领域的系统分析、设计、优化和管理创新工作，最终成为行业优秀的工业工程师或物流工程师。B1.工业工程（主）+某工程专业。目标：掌握工业工程学科的基本理论知识和系统管理的分析方法和技术，并对某工程专业（化工、生工、土木、电子通信、安全）感兴趣，致力于该行业的系统设计和管理创新工作，成为行业优秀的工程师或管理者。B2.工业工程+某工程专业（主）。目标：系统地学习并掌握某一工程专业（化工、生工、土木、电子通信、安全）的基础知识，并对管理领域感兴趣，能够基本掌握工业工程学科的基本理论知识和系统管理的分析方法和技术，并熟悉经济学科的基本理论与方法。未来可从事某一行业的管理工作，成为该行业优秀的管理者。2.专业课程的优化。优化后的专业课程模块划分成六个知识领域，包括自然科学类、工程基础类、经济类、管理类、信息技术类以及专业综合实践。其优势在于可以使学生清楚地了解自身所学的知识领域，并在必修课程的基础上自由搭配相关领域的课程，方便学生对相关领域知识的拓展学习，既体现了课程安排所学知识的连续性和拓展性，又使得学生在课程的选择上具有较强的主动性。B1方向和B2方向的专业课程则依据主专业的不同选取六大知识领域，合理安排主专业课程与六大知识领域必修与选修课程的衔接。3.实践环节的优化。IE是一个面向企业和组织，集工程、管理、经济等学科为一体的复合型专业。实践能力与动手能力既是重要环节，也是薄弱环节，并且在学校这个单一环境中进行是相当困难的。因此要解决这一难题，必须注重与市场接轨，加大实践环节的比重，并采取“实验”“软件实训”“课程设计”“模拟竞赛”“企业实习”“社会实践”等多种手段结合的形式加强学生的竞争力。调整后的实践环节课时安排达到40%，所占总学时的比例超过原先一倍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