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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博士论文范文1
在学籍管理的过程中，必须始终坚持以学生为主的思想理念，通过学籍的管理来体现学生被尊重、被关爱，使学生具有的学习潜能充分发挥出来。要把坚持以学生为主体的思想理念渗透到整个学籍管理的过程中，使学籍管理突出教育的人性化，体现出学生的价值，从学籍管理工作中可以充分体现出学生被全面教育的过程，这样，才能使广播电视大学坚持以人为本的教学目标实现。
在近几年来，广播电视大学开始实施了学分制、自主选课的形式来突出学生的主体地位，将学籍管理工作作为提高学生学习积极性、增强学生自信心的重要教学手段。
二、注重学籍管理的系统化
教务管理工作的全过程都离不开学籍管理，和学校的各个部门之间都有着紧密的联系，所以，应该注重学籍管理的系统化，使学籍管理工作逐渐向着独立性和开放性的方向发展。注重学籍管理的系统化，有助于增强学校各个部门之间的合作，发挥其协调功能，有利于学籍管理工作的顺利开展。
从广义上来看，学籍管理是学校管理工作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是将独立性和开放性有效的结合到一起，也就是达成各个部门之间合作的默契。从狭义上来看，学籍管理系统工作是相对独立的，通过进行细化，贯穿学籍管理工作的全过程中，例如，利用计算机对象学生的学籍进行详细记录和管理。注重学籍管理的系统化，可以完善学校学籍管理系统，使各项信息更加详细，同时利用现代的信息技术手段进行学籍管理，有利于及时操作，并扩大学生的学习范围。
三、创设和谐的校园环境
创设和谐的校园环境是新时期的广播电视大学学籍管理工作的重要环节，和谐的校园环境主要是以学生为主，在教学中公平对待学生、增强师生之间的交往、实现和平共处的目标。
和谐的校园环境尊重学生自身的权利，能够表明学生的生活态度，给学生创造和谐的校园环境，主要让学生对自己学籍的重要性有个深刻的认识，当学生在学校期间犯错误时，可以约束学生的不良行为，使学生的学籍和个人档案没有不良的记录。
四、建立健全完善的学籍管理制度
新时期的广播电视大学应该按照学籍管理的科学规律和规范的原则，建立健全完善的学籍管理制度，利用制度来约束学籍管理工作中的不良行为，以提高工作的先进性和科学性，以提高学籍管理工作的实效性。对学籍管理的相关文件进行简化和完善，熟悉具体的工作流程，按照实际的操作流程进行，在注册学生个人信息、登陆学生学习成绩、对学生进行评价等进行规范化管理，同时还要定期对学籍管理人员的工作人员进行工作培训，对工作优秀的人员还要给予薪金奖励，这样可以调动他们在工作中的积极性，充分发挥他们的工作能力。
历史学博士论文范文2
“协商”和“谈判”是近义词，但是仔细斟酌其内在含义仍然存有本然的区别。从字面词意来理解，根据商务印书馆国际有限公司出版第1版中华汉语词典释义；
“谈判”意为“多边或多边就共同关心的问题或彼此间的争端举行会谈，以求达成协议”围绕争端展开，突出冲突性。在劳动关系领域中预示了工人集体和用工单位之间是不友好的、是对抗的。其次追溯到集体谈判概念产生的19世纪中叶的西方资本主义的现状中可知，集体谈判之所以产生，是工人在不断地被压榨和剥削的现实下，为了生存而做出的选择，“集体谈判”实质为抗争。因此，不论是从字义理解，还是结合实践基础，“集体谈判”的指向非常的明显，一方面指明了谈判主体的间的关系是对抗的；另一方面指明主体间的谈判行为是斗争性的。>>>>>大数据对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影响研究
“集体协商”概念中国适用性探究
历史学博士论文范文3
约翰・冯・诺依曼，美籍匈牙利人，数学家、计算机学家、物理学家、经济学家、发明家，新时代数学的倡导者，“现代电子计算机之父”。
冯・诺依曼从小聪颖过人，兴趣广泛，6岁时，他就能心算做八位数乘除法，8岁时掌握微积分，12岁就读懂领会了波莱尔的大作《函数论》要义。
冯・诺依曼的记忆力惊人，读书过目不忘。他对读过的书籍和论文，能很快一句不差地将内容复述出来。
冯・诺依曼一生掌握了7种语言，最擅德语，他在用德语思考种种设想时，又能快速译成英语。据说，6岁时他就能用古希腊语同父亲闲谈。
在计算机领域，他被誉为“计算机之父”。在经济学领域，他被誉为“博弈论之父”。在物理领域，冯・诺依曼在20世纪30年代撰写的《量子力学的数学基础》对原子物理学的发展有极其重要的价值。在化学方面他也有相当的造诣，曾获苏黎世高等技术学院化学系大学学位。 30岁时，冯・诺依曼已经是纯粹数学学者中的巨人；45岁时，他被全球公认为20世纪最具世界性、最多才多艺、最才思敏捷的数学家。从遍历定理的第一个有力证明到天气控制方法，从原子弹的聚爆装置到博弈论，从一种用于研究量子物理学的新代数学到带有预先储存程序的计算机的装配，到处都可以看到他的设想。他在格论、连续几何、理论物理、动力学、连续介质力学、气象计算、原子能和经济学等领域都做过重要的工作，被称为上世纪“最伟大的全才之一”。
米哈伊尔・瓦西里耶维奇・罗蒙诺索夫Михаи?л Васи?льевич Ломоно?сов
他创办了俄国第一所大学――莫斯科大学；由于他渊博的学识，他也被普希金赞誉为“俄罗斯的第一所大学”；他是“俄国科学史上的彼得大帝”，俄国百科全书式的科学家、语言学家、哲学家和诗人。他在俄国的地位，有如伽利略在意大利、牛顿在英国、笛卡儿在法国、莱布尼兹在德国和富兰克林在美国的地位。
为了躲避继母的责骂、争取更好的学习环境和机会，19岁的他带着两本启蒙书――《斯拉夫语法》和《算术》，凭着借来的3个卢布，离开家乡、踏上了漫长的求学之路。他冒充教会执事的儿子进入了斯拉夫-希腊-拉丁学院，用1年时间掌握了拉丁文，并自修了希腊文，用5年时间修完了8年的课程，被选派到彼得堡国家科学院大学深造。半年后，又被派往德国学习采矿和冶金。1736年秋，他进入马尔堡大学学习物理学和化学，期间精通了德语、法语，后又到弗赖堡学习矿业和冶金学。在克・伏尔夫教授的手下，他学习了数学、哲学、物理学，又选学了化学、力学、矿山测量、水利工程学课程。
他在物理、化学、语言学、文学、哲学、历史、天文、地质、矿物、航海等领域都有杰出的成就：
他是一个出色的人文学者，在历史学、语言学、哲学方面都有研究，被誉为“俄罗斯现代语言之父”，著有《修辞学》《俄语语法》和《论俄文宗教书籍的益处》等。
他在观测金星凌日时第一个发现了金星上存在着大气；他创立了热动力学说，指出热是物质本身内部的运动，从本质上解释了热的现象；他提出了气体分子运动论，认为空气微粒对容器器壁的撞击是空气产生压力的结果；他对气体压强给以正确解释，即是空气质点对器壁撞击的结果；1741年，他创立了物质结构的原子――分子学说，为俄国的物理化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他用实验证明化学反应前后物质的质量相等，这一发现比拉瓦锡发现物质不灭定律早18年；他是最早应用天平来测量化学反应重量关系的化学家。
他是俄罗斯的“全能才子”，是俄国“文艺复兴式的人物”。他的名字叫米哈伊尔・瓦西里耶维奇・罗蒙诺索夫。
戈特弗里德・威廉・莱布尼茨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
莱布尼茨，德国自然科学家、物理学家、哲学家、数学家、历史学家。他的研究成果遍及力学、逻辑学、化学、地理学、解剖学、动物学、植物学、气体学、航海学、地质学、语言学、法学、哲学、历史学、外交学等等，他是历史上少见的通才，被誉为“十七世纪的亚里士多德”。他还是最早研究中国文化和中国哲学的德国人，而他的职业，是一名律师。
莱布尼茨在数学史和哲学史上都占有重要地位。在数学上，他和牛顿先后独立发明了微积分。有人认为，莱布尼茨最大的贡献不是发明微积分，而是发明了微积分中使用的数学符号，他也因此被称为“符号大师”。莱布尼茨还对二进制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在哲学上，莱布尼茨的乐观主义最为著名，例如他认为“我们的宇宙，在某种意义上是上帝所创造的最好的一个”。他和笛卡尔、巴鲁赫・斯宾诺莎被认为是17世纪三位最伟大的理性主义哲学家。
莱布尼茨对物理学和技术的发展也做出了重大贡献，并且提出了一些后来涉及广泛（包括生物学、医学、地质学、概率论、心理学、语言学和信息科学）的概念。莱布尼茨在政治学、法学、伦理学、神学、哲学、历史学、语言学诸多方向都留下了著作。他的著书，约四成为拉丁文，约三成为法文，约一点五成为德文。
莱布尼茨的求学经历也堪称传奇。
15岁，他进入莱比锡大学学习法律， 一进校便跟上了大学二年级标准的人文学科的课程。期间他还抓紧时间学习哲学和科学。
17岁，他以《论个体原则方面的形而上学争论》一文获学士学位。
18岁，莱布尼茨完成了论文《论法学之艰难》，获哲学硕士学位。
19岁，莱布尼茨向莱比锡大学提交了博士论文《论身份》。次年，审查委员会以他太年轻为由而拒绝授予他法学博士学位。他对此很气愤，于是毅然离开莱比锡，前往纽伦堡附近的阿尔特多夫大学并立即向学校提交了早已准备好的那篇博士论文。
21岁，阿尔特多夫大学授予莱布尼茨法学博士学位，还聘请他为法学教授。
据称，经当代智商测试研究，莱布尼兹的智商高达205，是人类历史上少有的天才。
托马斯・杨Thomas Young
英国物理学家托马斯・杨是个奇才，同学们都称他为“奇人杨”。上帝在造人方面从来都不是公平的，托马斯・杨就是个例子。表面上，他的身份是医生、物理学家，但这仅仅只是他的社会角色而已。他涉猎的广泛程度让人瞠目，他的才华横溢让人吃惊。
他在光波学、声波学、流体动力学、造船工程、潮汐理论、毛细作用、虹的理论、力学、数学、光学、声学、语言学、动物学、埃及学等领域均有建树。他还对艺术颇有兴趣，他热爱美术、音乐，几乎会演奏当时的所有乐器。他会制造天文器材，还研究了保险经济问题。他擅长骑马，并且会耍杂技走钢丝。
小时候的托马斯是个神童，2岁会阅读，4岁能将英国诗人的佳作和拉丁文诗歌背得滚瓜烂熟；不到6岁已经把圣经从头到尾看过两遍，还学会用拉丁文造句；9岁掌握车工工艺，能自己动手制作一些物理仪器；几年后他学会微积分和制作显微镜与望远镜；14岁之前，他已经掌握10多门语言，包括希腊语、意大利语、法语等等，不仅能够熟练阅读，还能用这些语言做读书笔记；之后，他又把学习领域扩大到了东方语言――希伯来语、波斯语、阿拉伯语；他阅读了大量的古典书籍，在中学时期，就已经读完了牛顿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拉瓦锡的《化学纲要》以及其他一些科学著作，才智超群。托马斯26岁时，著名的罗塞塔石碑被发现。石碑上刻了三种文字：古埃及象形文、古埃及通俗文字和希腊文。首先阐释这些象形文字的人是法国人商博良，但托马斯却是把碑文的译文发表成书的第一人。
托马斯在物理学上作出的最大贡献在光学观察上，特别是光的波动性质的研究。1801年他进行了著名的杨氏双缝实验，证明光以波动形式存在，而不是牛顿所想象的光颗粒（Corpuscles），该实验被评为“物理最美实验”之一。
历史学博士论文范文4
与中国太平盛世比起来，海外的政治特别是民族宗教环境不太确定，因此对于经济特别是在海外的中方施工企业有一定的影响。虽然与伊拉克、叙利亚等国家相比，海外的政治环境还算安宁，但是存在的少量的部落冲突、政治党派斗争以及地方的势力斗争都是影响到中方企业的稳定施工和合同等环节，这也会造成进一步影响中国的投资者跟进的重要因素，从而会影响到海外的招商环境和经济发展。>>推荐阅读《基于能力培养的管理学教学现状》
此外，当前海外招商引资的环境接近七八十年代的中国，正是大量引起外资企业的绝佳时机，应该拓展眼界，学习中国的成功经验，以隔壁的朝鲜等闭关锁国的教训作为失败典型，完善引起来的开放政策，在这个驱动下才能对于国内的政治经济环境进行改良，提供更多的机会和更安宁的局面给中资建筑企业，同时也要端正国内政府的意识，服务于外商企业才是更有利于当地国泰民安的长期措施，保证中国建筑企业与国内的当地企业公平公正竞争是一个长期长久之计，任何地方保护主义都是短期行为，不会带动当地的经济行业的发展。
目前我国建筑企业进行跨国经营时主要采用以下几种方式来进行股权安排：
（1）中方独资经营，虽然这样是由中方企业完全控股，但是由于在海外国处于外资的环境中，所以有一定的投资风险，例如在中国爆发的反对乐天超市这种民族运动，涉及到民族主义等排外事件时，会对企业的经营带来巨大的风险，完全没有风险分担。所以中国企业通常不适合采用全资在海外成立子公司的方式， 甚至股权也不是越多越好，避免成为当地进行民族斗争以及排外的牺牲品。
历史学博士论文范文5
【关键词】考古学；马衡；李济
近年来，关于中国考古学的学科定位问题的争论虽已平息，但我们对中国考古学建立的时代背景和强大的史学传统依旧缺乏清晰的认识，特别是在对传统金石学的继承和西方考古学技术的应用方面。现以马衡、李济为中心，从考古发掘的技术层面，对他们的考古学之路进行逐一爬梳，以期对中国近代考古学的发展特点有一个清晰的认识。
马衡生于1880年，幼时从业瀚受学。岳父叶澄衷曾资助他搜集文玩、研究金石。1919年，马衡受聘于北大，初任书法、骑术等研究会的导师。同年秋，为史学系三年级讲授金石课程，这也是该系自成立以来第一次开设这门课。①1922年2月，开始主持新成立的国学门考古研究室工作，8月提议升为教授。
1923年河南新郑农民发现春秋战国时期的青铜器，引起学术界的高度重视。马衡获悉后，迅速至新郑调查出土古物地点。负责此事的工作人员向马衡介绍了器物出土情形及后来发掘经过，“先后开井四口，略有所得。其后划定范围，南北长三丈五尺，东西宽四丈五尺，层层发掘，至三丈深，见有墓穴作椭圆形，上易明砂，中有残骸残玉，穴外环列各器。”②马衡到达新郑时，发掘己经结束并回填了泥土，正逢在旧坑北面新开一坑。马衡根据他人所言绘一《新郑县发掘古器物图》，大致标明发掘坑、墓穴、骸骨及遗物的位置。写了《新郑古物出土调查记》，详细报告了新郑铜器发现的时间、地点、经过、种类及其数量、制作材料，并绘制了图纸，及其出土器物的位置等。
1929年11月马衡偕同傅振伦、常惠等人，以《水经注》及顺治、乾隆年间的《易水传》为线索对燕下都作了实地调查，并于1930年组成“燕下都考古团”，对老姥台遗址进行发掘。发掘前，马衡与团员约法三章：一，出土古物不得遗失或损坏；二，农民出售古物由团收买，个人不得私购；三，团员不得饮酒，每周轮流休息等。③经过一个月的发掘之后，由于“东陵盗墓案”的发生以及时局的不稳，发掘工作遂告结束。
马衡从1919年任职北大以来，积极筹划各种考古事宜，不过，直至1930年方得以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组织田野考古发掘。综观马衡的考古学方法，我们会发现马衡非常重视实地发掘，虽然他仅参加过一次发掘工作。马衡注意的是地点与器物出土情形，知现在的出土地点便可推知古代何时曾称作何地。马衡认为实行有计划的发掘还可以观察出土物的种类、数量、方位，籍此研究各器物之间的关系及当时的风俗制度。在数次考古调查中，马衡都很注意这一工作。当他参观朝鲜乐浪古墓发掘时，特意绘制了一幅棺椁布局图。1930年马衡主持的燕下都考古发掘包含了新的内容，即重视地层。李济参加了此次发掘的组团会议，而在工作中具体负责地层问题的王庆昌曾于1929年春参加李济主持的殷墟发掘，可以说燕下都发掘方法中的新形式，明显受到了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殷墟发掘的启发。
作为“中国近代考古学的前驱”和北京大学国学门考古活动的负责人，“虽然，马衡缺少现代考古学训练，使其在考古学上的成就受到了局限，但他毕竟受到新观念的影响，导致他在领导北大考古学会时，总是不遗余力地提倡考古发掘，加快金石学向考古学过渡的脚步。”由于他的努力也加快了中国传统金石学向近代考古学过渡的步伐。不过民国以来的多数考古发掘，都与金石学有着密切的关系，董作宾的殷墟发掘也是如此。到李济主持安阳发掘时，“田野考古工作才正式成立”。
张光直先生曾不止一次提到过,中国历史上第一次重大考古发掘是在河南安阳殷墟，因为这次发掘对中国的影响太大了，正如陈淳所说的“由于殷墟出土文献资料以及它在历史学中的地位，使得中国考古学的发展成为史学传统的延续，从而影响到史前学的视野与研究。”④殷墟发掘之所以如此重要就在于此，不过作为中国田野考古学的起点，恐怕还要追溯到1926年李济在山西西阴村的考古发掘。
1925年李济受聘于清华国学研究院讲授考古学课程，并于1926年与美国佛利尔艺术馆合作，对山西西阴村遗址进行发掘，这一时期也是中国社会思想文化最为活跃的阶段。李济把山西作为考古发掘的首选，是因为《史记》上讲到“尧都平阳，舜都蒲坂，禹都安邑”，这些地方都在山西南部。李济到达山西之后，经过实地考察，最终决定把发掘地点定在西阴村，除了这一遗址面积较大之外，最主要是由于西阴村所在的夏县是传说中夏朝王都的中心所在，这些都表明李济在筹划自己第一次考古田野工作的时候，研究目标和思路就鲜明地定格在史学范畴上，在学术定位上将田野考古和古史研究紧密结合在一起。从根本上讲，李济是一个古史学家，考古学只是提供了一个进行历史重建的重要工具。由此可见“中国学者寻觅文明起源的情节和证经补史的学术定位在现代考古学迈出第一步时即已昭然”。⑤
关于李济这次发掘方法的得失，陈星灿在《中国史前考古学史研究》中已经进行了详细分析，有些方面本文不再赘述。总之，这是国人的首次田野考古发掘，创新之处亦有很多。首先，采用探方法，他把一个坑分八“方”，分成两排，后面一排四个面积是2×2平方米。西方考古学采用严格的“探”方法也恰恰是在这一年，安特生1921年在仰韶村的发掘还是采用探沟法，同时李济在发掘中还在各个探方中保留了关键柱，这也是一大创举。其次，采取了“披葱式”方法，即水平层位法来开展发掘工作，第三，李济用“三点记载法”，详细记载了出土物的情况，并用“层叠法”来记录常见的遗物，在当时都应该算是最精密的方法。地形图、地层图的绘制则是由参加过仰韶村发掘的袁复礼来完成。李济当时所采用的方法有些已经达到了比较先进的水平，虽然在操作上还存在一些有待改善的细节。当时的考古分析是没有统一标准的，他的分类只是中国传统分类法而不是类型学。李济在“西阴村所实践的考古学方法也不是当时国际上流行的考古学范例，也不是即将取代近代考古学的文化历史考古学的范例。”但总的看来，“李济的发掘是相当科学，它代表了20世纪20年掘的较高水平。”
李济在安阳殷墟的发掘中，对于考古学方法的运用，是以他在西阴村的发掘方法为基础，并且在实践中不断探索与创新。首先，李济对殷墟的陶器进行研究，写成了《殷墟陶器初论》一文。此文在中国考古学史上是开创性的，主要表现在：1、开始对遗物中具有普遍性和代表性的陶器的研究，跳出了过去金石学的巢窠，而进入现代考古学的研究方式；2、采用金石学中固有名称，结合功能原则，对考古发现中的陶器定名，这是陶器研究中的基础工作，体现出金石学对考古学的影响；3、从陶器入手，思考殷墟文化与史前文化之间的关系，进行年代学的探索。⑥不过李济的陶器研究也是有问题的，特别是器物定名上，他的很多方法都受到中国传统金石学的影响，比如说，他主张从甲骨文以及后来古文字的象形字入手，来确定陶器的名称，另外在古文字中找不到器形陶器，就把一些陶器的形式与铜器比较，由铜器的名称，推定陶器的名称。其次，李济对中国考古学另一重要贡献就在于类型学方法的研究，特别是安阳殷墟第七次考古发掘开始，李济就脱离一线的田野工作，把更多精力用于研究上。他首先运用物理观察和化学分析的方法对铜器进行化学分析，以确定其确切年代，然后对铜器进行成分分析，同时对这些铜器进行了分类研究，运用当时国外先进理论来进行考古学的探索。
李济的考古学方法也存在一些问题，对西学的真义还缺乏深入的把握，有学者指出“李济先生对殷墟青铜器进行研究时力图打破宋人的命名分类体系，依照器口、器耳、腹部、足等几个部位标以字母符号，欲建立现代考古学类型学上的分类。但是这种努力毕竟没有从结构上根本替代旧有的分类。”⑦“由于自信，中国考古学虽是高度描述性的，但大部分主要器物的分类缺乏普遍认可的类型学。”⑧作为“人类学派的古史学家”，李济对西方考古学理论的运用是有别于梁思永的。梁思永是中国第一个在国外接受近代田野考古学训练的专家，同时他在美国也接受过人类学的训练，这使得他在以后的考古发掘与研究中具有比较大的优势。自从梁思永加入到考古发掘中来之后，殷墟发掘才逐渐走上了科学的轨道。
二十世纪以来的中国考古学在西学东渐中产生，无论在方法技术上还是思想上都与传统史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考古学在中国成为历史学的一个分支。本文以马衡和李济两位先生为例，对他们的考古学之路进行逐一梳理，探讨他们在考古学研究中对于近代考古学技术的应用及其特色的形成方面所做出的突出贡献，希翼对当今的考古学发展有所助益。
参考文献
①傅振伦：《马衡先生传》，《傅振伦文录类选》，学苑出版社，1994：591
②查晓英：《从地质学到史学的现代中国考古学》，四川大学硕士论文，2003：49
③傅振伦，《燕下都考古记》，《地学杂志》，1930（4）
④陈淳：《考古学的理论与研究》，北京：学苑出版社，2003：109
⑤陈淳：《考古学的理论与研究》，北京：学苑出版社，2003：115
⑥陈洪波，《史语所的实践与中国科学考古学的兴起》复旦大学博士论文，2008
⑦闫志，《金石学在现代中国考古学中的表达》，《华夏考古》，2005（4）：27
⑧福尔肯霍森 著、陈淳 译：《论中国考古学的编史倾向》，《文物世界》，1995：86
历史学博士论文范文6
关键词：屯堡文化；研究概况；研究趋势
中图分类号：G122.7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6959(2009)02-0093-07
自1902年日本学者鸟居龙藏对贵州屯堡人进行人类学考察以来，屯堡文化研究已有百余年的历史。80年代以来，作为强势文化在迁徙环境下传承、变异、建构的典型范例，屯堡文化成为文化人类学和社会民俗学研究的热点。截止到目前，涉及屯堡文化研究的相关著作和各类学术论文约400余篇(部)。本文拟通过对这些研究成果所呈现出来的基本概况和主要特点进行综述，以期为屯堡文化的研究提供一个全貌性的参考。
一、屯堡文化研究概况与特点
自上世纪初日本学者鸟居龙藏、伊东忠太对屯堡人进行初步研究后，相关的研究沉寂了近半个世纪。直到1950年，先生到贵州考察，指出“屯堡人一般被认为是‘少数民族’，实际上是‘汉裔民族’的事实。”此后，迄上世纪80年代初，屯堡文化因“地戏出国”而进入研究者的视野，并逐渐受到学界的重视，成为热点并呈现出了较多的学理性、应用性研究。本文主要以80年代以来的研究成果为基础，对近30年来屯堡文化研究的基本概况和主要特点进行综述。
1 屯堡文化研究成果的数量增加
通过对屯堡文化研究成果进行统计(见表1)可见，1983--1989年的研究成果仅有著作4本，论文9篇。而2006年一年的研究成果就有著作2本、论文46篇。90年代屯堡文化研究得到了一定的发展，特别是94、95年间，每年的研究成果达到了20～30件。本世纪以来，屯堡文化研究得到了较大的发展，2001～2007年间就有研究成果245篇(本)。仅2006年至2007年的研究成果就达到105篇(本)，相当于从上世纪80年代初期到上世纪末近20年研究成果的总和。其间尽管也有一些小的反复，但屯堡文化研究成果数量的增长趋势是显而易见的。
2 屯堡文化研究成果的主要载体集中于贵州屯堡文化研究成果展示的载体主要在贵州，几个刊物成为屯堡研究的主要阵地。(见表2)
屯堡文化主要的研究阵地是《贵州民族研究》。许多学理性文章，如翁家烈的《电堡文化研究》、桂晓刚的《试论贵州屯堡文化》、日本学者V田诚之的《贵州省西部民族关系的动态――关于“屯军后裔”的调查研究》和《对民族集团应该怎样研究――以贵州“屯堡人”为例》等16篇论文均在《贵州民族研究》上刊发。《安顺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是屯堡人研究的另一主要阵地。发表了袁本良的《安顺屯堡方言研究之我见》，范增如的《安顺屯堡史话》等具有一定研究价值的23篇论文。此外，《贵州文史丛刊》刊载了吴申玲的《特殊的文化孤岛――贵州屯堡文化的生成、特点及原因》19篇论文，《贵州民族学院学报》发表了姜永兴的《保持明朝遗风的汉人―安顺屯堡人》、孙兆霞的《试析文化建构性与乡村旅游开发需求指向的关系――以黔中屯堡为例》等15篇论文，均成为屯堡文化研究的主要载体。《贵州社会科等》发表了5篇屯堡文化研究的文章，也逐渐成为屯堡文化研究成果展示的平台。
3 屯堡文化研究成果质量提高
由于不断的积累，屯堡文化研究成果的质量越来越高，研究成果不断为学界认可。比如孙兆霞等著的《屯堡乡民社会》得到了陆学艺先生的高度评价，认为该书“针对先生提出的乡土社会这一观念，提出了乡民社会的概念，是对我们社会学的丰富与贡献”，钱理群先生也对该书提出的“自组织机制”、“农村公共空间”等概念及其对乡村建设的作用给予了高度的评价；董健先生则对朱伟华等著的《建构与生存――贵州屯堡文化及地戏形态研究》中对“屯堡人‘在野’状态的‘在朝’心态，‘边缘’处境中的‘中心’意识，以及弱势群体对强势文化的依附与自我重构”的判断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张原的《在文明与乡野之间――贵州屯堡礼俗生活与历史感的人类学考察》则运用“礼仪”这一概念，对黔中屯堡礼俗生活与历史感进行了人类学的考察，进而思考理解“礼仪”与“文明”对于整个社会科学的启示。万明《日月代徽州汪公入黔考――兼论贵州屯堡移民社会的建构》论述了国家观念与族群建构、民间信仰与社会整合的关系；这些作品及一些相关的屯堡文化研究成果具有较高的起点，较为前沿的理论支撑，从社会组织、文化意义、宗教与社会等方面对屯堡文化进行了较为深入系统分析，堪称屯堡文化研究在社会学、历史学、民俗学、人类学等方面的翘楚之作，得到了学界广泛的好评。近年来，屯堡文化的研究成果在《中国史研究》、《断江学刊》、《中央民族大学学报》、《西南民族大学学报》等核心期刊上发表的论文越来越多，并有多篇入选人大复印资料，在一定程度上显示屯堡文化研究水准的提升。
4 本土学者与外来学者联合研究更加广泛和深入
屯堡文化的主要研究阵容以贵州学者或贵州籍学者为主。通过对研究性文章和书籍数量的统计，我们看到，贵州学者或贵州籍学者占了屯堡文化研究者的大多数，其中贵阳学者14人，安顺学者10人，其余地区学者仅6人，研究阵容主要以贵阳和安顺学者为主。鉴于屯堡文化主要集中于贵州，我们可以把贵州学者或贵州籍学者称为本土学者，而把之外的学者称之为外地学者或外来学者。
尽管屯堡文化研究的阵容以本土学者为主，本土学者与外来学者的研究也呈现出不同的研究特点，但近年来本土学者与外来学者的联合研究却日趋深入。贵州本土学者由于身处屯堡区所在地，对屯堡区的历史地理环境、文化背景、文化事象及相关资料的了解更为深入。外来学者一般在理论、方法等方面有着更为宽阔的视野。尽管如此，近年来本土学者与外来学者联合研究的趋势却日益加强。九十年代初期，自地方学者沈福馨与台湾学者王秋桂、黄才贵、省外学者徐杰舜等人的联合研究开始，屯堡文化研究与外界的联合研究越来越多。比如安顺学院屯堡文化研究中心与中国社科院社会会所王春光、陈昕、潘杰等人开展了合作研究；贵州民族学院吴晓萍教授与美国科罗拉多大学的欧廷木教授、黄才贵与日本V田诚之教授开展了合作研究等等。这些研究引入了新的研究理论与视角，与国内外前沿理论的对接越来越多，促使了屯堡文化研究的质量提升，也形成了较为稳定的研究人员及研究团队。另外，外来研究者介入屯堡文化研究的情况越来越多。一方面是国内外学者的介入，比如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的万明教授、厦门大学的彭兆荣教授等专家学者的介入。另一方面是外省市硕士、博士研究生的介入，将屯堡文化作为其硕博士论文的研究对象。如北京大学博士后李立、中央民族大学的张原博士、中山大学的牛加明博士等等。外来研究者的介入为屯堡文化研究注入了学院气息及学术活力，整合了各种研究资源， 促进了屯堡研究优势的互补，提升了屯堡文化研究的水准。
5 屯堡文化研究视角与方式不断拓展
由于社会的不断发展，屯堡文化的许多方面面临着现代化进程的冲击，屯堡文化的研究视角从外显事象开始转入外显事象所内蕴的内在机制等方面；研究内容更为集中于屯堡文化对贵州文化以及黔中文化的影响、屯堡文化在现实社会发展中作用、地位与保护等方面。从研究屯堡到以屯堡为切入点研究中国社会形态以及变迁。研究主体逐步从个体研究进入团队研究；研究方法开始使用诸如文化人类学、旅游人类学、统计学、社会学、宗教学等学术理论的综合学科研究方法。从总体上看，屯堡文化研究逐步向宏观和微观过渡。宏观主要指向更高学术视野下的屯堡社会总体性研究；微观指向研究细化到村落组织、个人生命史等具体研究对象，这使得屯堡研究不断走向纵深、走向立体。屯堡文化研究的现实意义也日益凸显，例如对屯堡文化旅游开发的研究、屯堡文化与新农村建设研究、屯堡文化传承与社区文化建设等方面的研究成果越来越多。
二、屯堡文化研究的主要内容
1 屯堡文化研究的对象和方法
屯堡文化研究的对象和视点，其变化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上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中期。这一阶段研究对象为屯堡文化的外显文化事项及历史源流。以地戏研究为主，其研究成果占整个屯堡研究成果的一半以上；另外，对“屯堡人”的历史形成、民俗、民族归宿等问题的探讨也占有较大比重。第二个阶段为上世纪90年代中期到本世纪初。这一时期由于外部学者的介入，学理化的特点增强，制度文化、族群研究、文化传承原因等作为研究对象，进入到较为深入的研究层面。第三个阶段为本世纪初到现在。这一时期的研究对象有了较为强烈的现实关怀和更深的学理化倾向。一方面屯堡文化中与现实需求相联系的内涵成为研究对象。比如，新农村建设中所需要的屯堡文化中内蕴的内生性资源，包括自组织机制、村落公共空间、文化的传承与建构机制、宗族与社区、国家与乡村的关系等等。另一方面，屯堡文化的应用研究受到学界的重视，如屯堡文化的旅游开发等。
屯堡文化研究方法经历了一个从单一到多元的过程，亦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上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中期)：研究对象较为集中和单一，仅包括地戏、民俗、屯堡人来源等独立的文化事象。研究方法主要是经验性、感性描述的方法，比较单一地利用历史学、民族学、文学、美学等传统方法对屯堡文化进行研究。第二阶段(上世纪90年代中期到本世纪初)：屯堡文化的研究开始趋于宏观。民俗学、文化人类学理论方法也被引入了屯堡研究，而且开始出现多种方法的交叉利用和综合利用的特点。第三阶段(本世纪初到现在)：屯堡文化的研究分别向以系统性研究为代表的宏观领域和个案研究为代表的微观领域不断拓展。一些国家级、省级课题的成功申报，使屯堡文化研究由个人开始向团队转化。一些新的社会理论，如社会学、宗教学、人类学、统计学、社会性别学、教育学理论与方法被大量引入屯堡研究之中，并出现了多学科、多方法大量交叉和综合利用的情况。
2 屯堡文化研究的热点和难点
(1)关于屯堡文化或屯堡人的定义：
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学理性、概括性很强，为学界普遍认可的关于“屯堡文化”和“屯堡人”的定义。这是屯堡研究的一个难点。目前对“屯堡文化”或者“屯堡人”定义多是描述性的。如有研究者认为“屯堡人”是“清代裁废明代卫所屯田制后对今在贵州省平坝、安顺、镇宁、普定、长顺等县市内明屯军后裔的专称。屯堡人口现约30余万。他们的大多数一直聚居在屯堡社区内，并基本上较为完整地保持着明代江南汉族文化的形式与内容：”“屯堡人”概念有三重涵义，“即可大体上视为历史概念、地域概念和文化概念的集合。”安顺屯堡文化是在特殊的历史背景下，来源于江淮的汉民族文化同安顺的自然环境相互整合形成的内容丰富、特点鲜明的地域文化”。
(2)关于屯堡人的来源
关于屯堡人的来源，有研究者认为“安顺屯堡人主体主要是明初随军而来的北方民族。”相反的意见则认为“屯堡人的主要来源是明初的江南一带向贵州移民的后裔，而非北方民族。”后一观点得到了大多数的认可。有研究者进一步认为“屯堡人的主体是明初江南一带的移民，但是还包括了诸多以各种方式进入屯堡区域的后移民。”
(3)关于屯堡文化的传承与变迁
多数研究者认为屯堡文化是600年前江南文化的完整的展示，地戏是“戏剧的活化石”，屯堡文化保持600年不变。不同的观点认为“已有的研究成果普遍认为：屯堡文化是‘孤岛文化’，地戏是‘活化石’，这种现象是由于异地风俗移植到相对封闭的环境中，历史事象以‘遗存物’方式保存下来而形成的观点是不准确的，认为在屯堡文化的形成过程中有着明显的文化增容和文化重组。”也有学者认为“屯堡文化不是中原和江南传统文化的活化石，它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不断进行时空建构的结果。”
(4)关于屯堡文化的传承原因
屯堡文化为什么能在安顺一带保留至今是学界长期以来一直关注的热点问题。学术界对此问题的分歧也较大。就目前来说，大体有如下几种代表性的观点。
其一，聚落优势说：认为重兵云集是屯堡文化得以长期传承的内部条件。土司势力弱小，使屯堡社区相对来说未出现剧烈的根本性变化和深刻动荡则是屯堡文化得以长期传承的内部条件。仅普定一卫，就有78屯9堡之说，若再加上邻近的平坝、安庄(今镇宁县)两卫，其屯堡设置的密集程度显然远远高于其他地区，由此形成了屯堡遍布的聚落优势。
其二，文化心态说：认为，“屯堡先民的主体，以征服者的姿态进入一向被视为“蛮夷之地”的贵州，心理上有一种优越感。他们严守着所谓的“夷夏之别”，严格注意区分自己的族属身份。这样，有意张扬和保持自身的文化优势，形成了强烈的文化认同感，增强了屯堡人之间有的凝聚力，容易形成一个相对特殊的屯堡人族群，从而促进了屯堡文化的传承。”
其三，封闭说：认为“屯堡人长期封闭自身，受外部影响较小，文化传承较为单一。屯堡文化是文化封闭性的典型表现形态。”屯堡人强调族群内通婚的“通婚圈”也成为屯堡人封闭性的一个佐证。对封闭说略加改造的观点认为屯堡人处于一个半开放、半封闭系统。“以征服者姿态出现的屯堡人，既不愿(也难以)融入当地民族之中，也得不到后来汉族移民的认可而难以融入其主流地位，在他们身上同时体现了自尊和自卑的复杂心态，从而对外有限封闭、对内开放，形成了一个有着共同文化、心理特征和文化网络的凝聚力极强的屯堡族群。”
其四，自我平衡机制说：认为“屯堡文化是一个通过自我调节和自我建构来实现自我平衡的亚稳定结构。这种文化依靠吸纳――同化机制、选择――排异机制、记忆――传习机制、抗变――复制机制保持屯堡文化的稳定与传承。”
当然，也有一些人从另外的视角来解释屯堡文化传承的原因。如有学者从军屯制度及其解体时间、从家庭、宗族、族群与国家的关系等层面进行解释，也有学者从明代滇、黔移民特点进行解释。也有人持综合论观点，认为屯堡文化传承是多方面作用结果。笔者认为屯堡文化的传承是一个“系统建 构”综合作用的产物。
3 屯堡文化的实践性研究
近年来，关于屯堡人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如何适应社会变迁以形成具有较强凝聚力族群、屯堡文化强大的资源整合能力与族群建构能力的发挥、屯堡旅游开发与保护等实践性研究逐渐成为屯堡文化研究的新领域。有不少研究者致力于推动屯堡文化的运用和延展。比如，有研究成果提出“屯堡旅游开发同时也是一个文化重塑的过程”。有研究者针对时下日益突显的三农问题，以及因乡村社会坍塌而引出的现代乡村重建问题等，指出可以从屯堡文化中寻找路径，挖掘和寻求现代乡村重建的内源性资源，以实现传统乡土社会向现代乡民社会的现代性转换。
三、屯堡文化研究的思考与对策
总的来说，近年来的屯堡文化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数量和质量都有较大的提高，理论热点和难点的研究取得了新的进展，实践性研究的新领域也逐步拓展。但是，综观屯堡文化研究的概况，我们认为，还可以在以下几个方面做进一步的努力，以促进屯堡文化及其研究获得更大发展。
1 加强屯堡文化研究的系统性
目前，屯堡文化研究主要集中于屯堡文化的历史形成、流变情况、主要特征、传承机制以及如何在现实社会中发挥屯堡文化内蕴的能量等问题。而研究者却各自为战，关注点不尽相同，合作研究较少。这就导致了研究成果就显得比较零散、杂乱，未能形成一个较为系统的研究体系与构架，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屯堡文化研究的进一步发展。因此，为了促进屯堡研究的系统发展，我们就需要加强屯堡文化研究的系统性，建立一个科学的研究规划，使理论研究与运用研究、本土学者与外地学者的研究、外在文化事象与文化内涵、屯堡文化的来源与流变等多方面研究得以形成一个有机结合和运行良好的系统构架，从而使屯堡文化的研究循序渐进，逐层推进，走向深入。
2 加强屯堡文化研究的广延性
屯堡文化研究的成果颇丰，但也存在研究视点过于集中，论题过多重复的问题。尤其是对文化事象的反复描述和低水平重复研究的现象比较突出。比如，在400篇(本)的研究成果中，关于地戏方面的研究成果近100篇(本)，其中有一半以上是重复性、描述性的表浅层次的研究，缺乏理论深度和真知灼见。究其原因，主要是研究的视野不宽，方法相对单一；同时也与屯堡文化的核心研究者主要是贵州学者，外界学者的介入相对较少有一定的关联。所以，屯堡文化研究应该不断加强与外界的联合、拓宽研究的视野、引进新的研究方法，增加屯堡文化研究的广延性。
3 突出屯堡文化研究的现实意义
屯堡文化研究的现实意义突显得还不够。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目前屯堡文化研究多为静态研究，不涉及当今社会变迁，不能将屯堡文化与当今社会的现实需求相结合。例如，屯堡文化与农村和谐社区的建构、屯堡文化与乡村旅游开发、屯堡文化与如何应对现代化的冲击等问题并未受到广泛的关注。另一方面，有的研究虽涉及现实社会需求，但其研究成果缺乏现实基础和可操作性，因而在现实社会中缺乏指导意义，在一定程度上减弱了研究成果的影响力。因此，我们认为，需要将屯堡文化的研究置于全球化的背景之下，强化屯堡文化研究的现实意义，探讨屯堡文化的传承机制在当今社会中的作用与功能，将屯堡文化的特殊性进行理论的提升，探究屯堡文化在现实社会中的普泛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