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主义文学论文范文1
立论于某种主观建构的女性形象与自然之间深奥和奇妙的关系，并随之对文学作品中的女性和自然进行夸奖和称赞，或者对男性漠视和践踏并剥削女性和自然的批判，是生态女性主义文评中存在的非常广泛的思维方式。比如：“我们（女人）知道自己是由大自然创造的———我们就是大自然。我是观察大自然的大自然。”苏珊•格里芬的这句话道出了一种天然的不加修饰的亲近性存在于女性和自然之间，这也是生态女性主义者的观点。以女性与自然之间的神秘联系作为生态女性主义评论的立论原点是十分值得探讨的。生态女性主义在理论建构和政治实践方面的不成熟主要体现在意识形态方面，绮丽的自然现象中的类比刻画轻而易举地进入到意识形态领域。生态女性主义是经过生态主义和女性主义之间的团结协作形成的，根据各自的政治目的，进行战略性合作。属灵的“外衣”被披在这个结合上或许是对其联盟的合理性的证明与对其稳定性的巩固，但实际上，它存在着斧凿牵强之嫌而且也没有必要这样做。
女性主义能够成为显学的去中心语境是一种后现代语境，在这样的环境背景下，不可证其伪的话语是不存在的，都是机缘际会的话语间合作。从生态女性主义的案例上来看，这一观点很容易理解。由于生态危机没有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使得生态主义对其具有包含了全部物种在内的普遍意义的关注，批判和排斥在种族、物种、性别之间做等级划分和区别对待的观点。对整体观的强调是生态批评的主要内容，而女性批评与其明显的差别和不同之处是批评的侧重点，排除人类中心的是生态批评的关键，排除男性中心的则是女性批评的关键。在发展的道路上，女性主义和生态主义选择结盟都是以发扬自己作为宗旨的，因此，二者进行的都是在一定程度上有所保留的结合。香港树仁大学陈诗洁女士曾感慨道：“不要以为女性与自然同样受父权文化压迫，生态主义就会较着重性别的问题，即便是深层生态学也无暇顾及于性别的议题……”生态女性主义的两个母体理论合作与角力的动态过程就是其未来的发展轨迹，但是，倾向于生态方向、女性方向或是一边倒的靠拢方向还需要观察和分析。事实上，女性和自然在人类发展的过程中开始逐步迈入下风的不利趋势，通过女性主义和生态主义的协作，二者合作进行抗议和申辩是不可避免的情况。但并不能因此认为女性主义与生态主义的亲缘关系就是天经地义、天长地久的，这种被生态女性主义者作为构筑理论基础的超验观点与“以理服人”的学术原则相矛盾，违背了其学术规则。这是由于该理论者对两种同时发出的声音没有认真辨析，实际上，其诉求的表达是一致而又冲突的。
二、“受迫害情结”的强化
对男女关系的揭示是女性主义的紧要任务，即揭开男女不平等的关系。由于很多文学评论过分地剖释阐述受伤害的女性，夸大了其受摧残受压迫的地位，让人们觉得受压迫的女性形象是女性主义为其创造和描绘的，更有甚者对此称之为“受害者的哲学”。后来出现并逐渐成长起来的女性主义阵营之中的“后女性主义”，对该种情况有着十分深入的理解，认为“女性主义对男女问题的过分强调和夸张以及将其政治化”等方面的观点存在着一定的误区。因为反对“受迫害情结”导致很多人对女性主义产生误解，将其定义为是极端的，个人中心的，令人难以忍耐的女性主义，不愿意接受女性主义。而一些女性主义不满甚至是厌烦“受迫害论”，觉得女性群体和自然都受到了男性中心主义和人类中心主义的伤害和摧残。这些理论主张更是对女性主义的接纳造成了一定困扰。例如：“从对待环境和自然的方式上来看，男性和女性有着相同和类似的地方，都将双方看作是能够掠夺和占据的资源。”这是生态女性主义的观点之一，福尔斯对其进行了详致的描绘，通过刻画萨拉悲惨的遭遇和痛苦不幸的人生，表达了对文明摧残下的自然的怜惜以及对生活在坎坷窘境中的女性的同情，显示了在西方工业文明社会的背景下，男权占据着主导地位，自然和女性的境况和遭遇有着极度的相似之处，即以他者的形式存在。但本文认为，在人类中心主义的受害者的立场上，不能将女性与自然共同搁置其中。
首先，把女性与自然共同放在人类中心主义的受害者的立场上的这种做法非常笼统，不符合真正的实际情况。从经济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方面来看，它的积极影响惠及到了部分女性，并没有明确地排挤女性，而且，迅速发展的科技所引发的诸多环境恶化乃至生态灾难也影响到了男性群体。然后，在保证所有女性内部各成员的发展处于一个层面，遭受的歧视迫害程度相当的条件下，才能把全体女性和自然放在人类中心主义的对立面。但这种划分忽视了地域、民族、阶级和年龄等系统内部的个体差异，划分过于简单。由于西方是生态女性主义的诞生地，而中国还停留在将其引进的时期，没有属于自身的本地化色彩使得其观点和评论缺少创新性思维，而是较多地进行源理论的阐释。因而，对该理论发展进程的关注十分重要。再次，通过在一定程度上对古代、近代以及现代的审视，发现天人同一、人定胜天和天人和解是人类中心主义进程中的三个主要时期，三者之间既相互交织并行，又有一定的重复和叠合。因而，人类中心主义不断变化的没有固定形态的发展及其丰富多样的表现形式，使得不能将其笼统地与女性和自然的对立面混为一谈。
三、二元对立思想的依赖
从结构主义观点出发，对人类思想文化和语言进行探寻和分析的有效措施是采用二元对立思想。法国知名哲学家德里达率先突破这种思维禁锢，将这一观念形式打破，随后迅速兴起大量后现代学派，将能指与所指之间的不固定关系从多个角度进行揭示。通过对父权社会正当性以及人类社会优胜于非人类社会的批驳，使得生态女性主义获得了一定程度上的逐步发展，重现调整和修复了本应属于女性和自然的地位。但由于积重难返的二元对立思想，一些研究人员未经认真思考就迈入了这一观点。五、后现代是一种勇气生态女性主义始终是在与其他理论，特别是男权把持的各种理论的争辩过程中发展起来的，并在这一历程中获取自身的发展机遇。但是，如果仅仅通过和其他理论之间的交织和争锋是远远不够的，更重要的是对自身的反思、审判以及批判，将二者结合统一，才能实现理论的发展。性别平等、众生友爱是生态女性主义的目标，这一探索是非常值得肯定的。根据一门先锋理论必须具备的勇气，对自己的理论缺陷要进行客观的看待，对自身要敢于剖析和重组，进而实现自我完善以及自我发展。对此，面对由不合理的人类发展方式导致生态环境恶化的现状以及人与自然逐渐疏远的关系，生态女性主义要敢于直面这一现实并勇敢地指出问题。
女性主义文学论文范文2
论文关键词：《摸彩》；雪莉·杰克逊；女性主义文学批评
雪莉·杰克逊是一位著名的、多产的美国女性作家，一生写有六部长篇小说，两部回忆录，一部短篇小说集，其中短篇小说《摸彩》是她的成名作与代表作。1948年6月26日，《摸彩》在《纽约人》杂志上问世，立即在社会上引起极大反响，也引起了文学界的轰动。半个多世纪以来，它不仅选人美国中学教材，吸引无数文学爱好者的关注，而且受到世界各地评论家的青睐，一度成为评论的焦点。
人们从不同角度对《摸彩》进行分析评价，如Grifin等对文中应用的象征主义手法、讽刺反语、寓言、叙事风格等写作特点的分析，Alfred等对文章揭示的“暴力与残忍”、“牺牲与欺骗”、社会制度的不公、人性的麻木冷酷等主题的探讨，Thomas等¨对作者写作意图的猜测、对故事情节及人物刻画的深入了解等。本文从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角度，挖掘《摸彩》中体现的性别差异等，进行评价赏析。
一、故事简介
在一个晴朗明媚的盛夏的早晨，在一个无名的小村庄里，男女老少的村民聚集到一个广场，参加一年一度的“摸彩”活动。摸彩活动具有悠久的历史，已经连续进行了77年，甚至更久，因此人们对整个活动仪式的细节都很熟悉。今年举行的摸彩也毫无例外，一切都同往年一样，是那么的平静安详。村里的孩子、妇女、主持人Summers先生、邮局局长Grave先生、Hutchinson太太等人物一一被介绍，正当读者满心欢喜，猜测着谁会，会得到什么奖品的时候，中奖的Hutchinson太太却大呼“it’sunfair”，令人一头雾水，摸不着头脑。读到最后，读者才发现，其实是个灾难：Hutchinson太太因为抽中，而被她的村民们用石头活活砸死!而造成这样的荒唐行为是因为一个可笑的信仰：“六月抽，粮食快丰收(LotteryinJune，col beheavysoon．)”。
二、女性主义文学批评
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是在女性主义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对文学著作进行评论的一种方式。女性主义思想和理论以“社会性别(gender)”为基点，指主要以女性经验为来源和动机，并希望在全世界范围内实现男女平等的社会理论与政治运动。它的起源可以追溯到法国大革命之前的启蒙运动，并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蓬勃发展。女性主义文学是始终伴随女性运动而存在的，是女性主义运动的一个部分，是指专门从事文学方面的研究和创作的女性主义作家和作品。
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已走过了近30年的历程，一些著名理论家预言它还将是21世纪中主要的批评流派。解构主义理论家乔纳森·卡勒所言，“女性主义批评比其他任何批评理论对文学标准的影响都大，它也许是现代批评理论中最富有革新精神的力量之一”。
女性主义理论的发展大致经过三个阶段：强调男女平等阶段、强调男女差别阶段和主张运用男性理论来解构男性理论，提倡多元共存的阶段。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是新女性主义话语的一部分，它的问世动摇了西方几千年来所赖以生存的社会基础和思想观念，并作为批评方法之一成为“21世纪的显学”。
三、从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视角看《摸彩》
很多文学批评家谈到了故事中体现了男女性别的关系。例如，FritzOehlsehlaeger在EssaysinLiterature中说明，的故事描述了“父权社会对女性性征的控制”。
1．女性的从属地位
在父权制的等级体系中，男人是主体，女人则是他者，女人总是作为男人的对立面而被动地存在。
首先，从整个摸彩仪式的规则来看，男人代表整个家庭来抽签，而女人只是被看作男人的财产或附属品。摸彩一共分为三轮：首先是家族的头领，其次是各个家庭的男主人，第三轮才是抽中的那个家庭的每个成员。
在首轮抽签中，有两个特殊情况：Dunbar太太是唯一参加抽签的女性，因为她的丈夫摔断了腿，而她的儿子还不到十六岁，尽管大家都对这一情况了如指掌，Summers先生还是一再询问确认，妻子为丈夫抽签成了不得已的选择；而Watson小子的母亲的命运则由她儿子的运气来决定，因为Watson小子今年可以为“母亲和自己”抽签了。在第二轮抽签中，Hutchinson太太的女儿没有参加，因为“女儿是随丈夫家一起抽签的”，换言之，女人只是男性的附属品，这一点大家都很清楚，所以Stnumers先生对Hutcihnson太太说“Youknowthataswellasanyoneelse”o可以毫不夸张地说，Hutchinson太太被抽中的厄运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她的丈夫的坏运气带来的。
其次，从称谓上看，女人们都被冠以“某某太太”的称谓，如Mrs．Delaeroix、Mrs．Hutchinson、Mrs．Dunbar等。当TessieHutcihnson赶到广场时，其他的男人们冲着比尔说：“你的妻子来了，哈钦森。”没有谁想到先称呼“特西”，只因为大家认为她是“属于”比尔的，是以比尔的一部分而存在的。尽管这些妇女们“穿着褪了色的家居服”，Hutchinson太太“在围裙上擦擦手”，这些细节都说明女人们也在劳动，但男人才是家里的主要劳动力，他们维系着村庄和家庭的经济命脉。
在这个村子里，政治经济大权掌握在三位男性的手中，而各个家庭的权力也由男人们牢牢地控制着。一贯主持摸彩仪式的Summers先生，“ihswifewasascold”，他妻子是个泼妇，这样一个看似无关主题的细节，却暗示着：即使是个性强悍的女性，在摸彩等重要仪式上，也是毫无任何权利可言的。
2．女性的反抗意识
男人正是通过不断排挤、压抑女性这个他者来稳固自己的中心地位。在男权社会中妇女总是处于社会的边缘，女性被男人视为劣等的性别，而她们自己也甘愿顺从于这种性别支配。在这种思想的支配下，女性只有学会等待、服从、接受。
在文章开头介绍的小孩子玩耍的和谐景象中，当男孩子在搬运和堆积石头的时候，“Thegidsstoodaside”，女孩们只是在一旁静静地观看，她们已经知道自己长大后也要像其母亲一样，所以从小就学会自我克制和屈从于男性的权威；女人们“继她们的丈夫之后不久也来了”，然后“加入到她们丈夫的行列里”，并且“standingbytheirhusbands(紧紧地跟在她们的丈夫后面)”。软弱、无用和温顺的所谓“女性气质”，成了女性的一种美德。
在小说中，主人公TessieHutchinson是唯一表现出了女性反抗意识的角色，尽管这是无意识的，并没有从本质上对“”提出异议。首先她姗姗来迟，“Clena forgotwhatdayit wsa(把日子整个儿给忘了)”，她解释迟到的理由是“不能把那么些盘子扔在水池里不管”，一个勤劳务实的家庭主妇形象展现在读者面前，但这种触犯社会习俗的行为显然被认为是对“”及“”所代表事物的一种不满；当丈夫抽到纸片时，她立马对抽签的方式提出质疑，“没有给他足够的时间来挑他想要的纸片”，而她的丈夫却叫她“shut up”，因为这违背了他作为丈夫的尊严；在第三轮抽签后，丈夫Bill“走过去到他妻子那儿，从她手里夺过纸片”，并“举起它”，向众人再次表明他对这个不服管束的妻子的控制。
女性主义文学论文范文3
[论文摘要]女性主义文学批判主要是张扬颠覆父权文化、消解男性中心的文化主张。文章主要从萧红的自我女性意识和萧红笔下的女性形象入手阐述萧红女性文学批判中的性别文化批判和生存文化批判等内容。
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是20世纪70年代在美、英、法兴起的一种批评流派，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在我国流播。由于现实世界中的父权压抑和性别歧视使女性长久承受着自我意识匾乏的焦虑，我国在五四时期之后，就有丁玲、谢冰莹、萧红等大量的女性作家崛起了，她们试图借助文学的功能和虚构的神话，去解构女性的匾乏与压抑。萧红作为这一时期的女作家，她大量书写了女性自我意识的匾乏、焦虑与边缘化的真实面貌。本文将从萧红的自我女性意识和萧红笔下的女性形象人手阐述萧红的女性文学批判中的性别文化批判、生存文化批判等几个方面的内容。作者的话语时刻表达沿着反抗和消解以男性为中心的话语体系和传统价值观念的方向前进，向传统的世俗发出坚决的挑战，呈现出浓厚的性别色彩和强硬的抗争姿态。
一、性别文化批判
长期以来，中国妇女深受多重专制权利的压制。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妇女始终处在被动的地位。两千多年父权社会子承父制、父死子继的历史结构从根本上抹杀了女性的人身价值，长期的制度文化慢慢积淀为世代相袭的集体文化心理，窒息泯灭了家庭内部天然的亲情之爱。女性的性别决定了她们身上要背负更多的礼教束缚:男尊女卑、家长专制和封建冷眼。出生在这个动荡时代的萧红以她那柔弱多病的女性之躯承受了生活的全部屈辱和苦难。萧红对男性的依赖可说成是一种女奴意识，这种不自觉的女奴意识造成了萧红自己的悲剧，同时也成为萧红作品中众多女性悲剧的根源。
在这样一个男权社会里，男人不仅有统治女子的权利，而且还有权利突围整个社会制造这种统治的依据，女子的形象是由男人来决定的，是由男人为了便于自己统治的需要而赋予的。她们是欲望的对象，是一个被役用的物件，没有自己的思想和意识。萧红基于自身对屈辱和苦难的体验，她深知中国女性的苦难，从离家出走到无家可归，萧红一生都处在漂泊流离中。“五四”新文化思潮下“人”的解放，不仅为男性提供抒发胸怀、剖析社会人生的契机，而且结束女性群体长期缄默暗哑的失语状态。萧红作为这一时期天才的女作家，她以女性的视觉观察和体验，大量书写了生活在封建礼教、夫权等压迫下挣扎着求生存的乡村妇女。可她们大多是封建文化的牺牲品，是为了生存而挣扎的缺少了人性的形象，但是她们的话语在作品中却始终占据了主体地位，颠覆了传统文学的男性中心话语模式。这与萧红自身的经历也是分不开的，尽管自身受到严重的封建文化的迫害，可是在某些方面又要依赖这种社会制度，但同时在身体的骨子里又有一种不屈让她具有深重的女性意识而更偏向于对女性的关注和描绘。因此，在萧红的大多数作品里，男性是缺席的，他们成了女性谈资的对象，成了幕后说话的角色。萧红作品中对女性文化的性别批判表现为:
萧红作品中自觉的女性意识在行文中常以议论的方式呈现、传达出这样一种意味:男性作为说话主体，把文化和生理意义的女性从历史、哲学和文学等领域中消音。如四月十八娘娘庙大会，本来是向娘娘求子求孙的，却要先到老爷庙去磕头，因为“阴间也是一样的重男轻女，所以不敢倒反天干”。塑泥像的人是男人，他把娘娘塑得很温顺，把老爷塑得很凶猛，让人们觉得“娘娘还得怕老爷打”;“所以男人打老婆的时候便说:‘娘娘还得怕老爷打呢?何况你一个长舌妇!’可见男人打女人是天理应该，神鬼齐一。怪不得那娘娘庙里的娘娘特别温顺，原来是常常挨打的缘故。可见温顺原不是什么优良的天性，而是挨打的结果，甚或是招打的原由。”几句话就把男权社会意识形态对女人的期望标准“温顺”给“颠覆”了。萧红挨过父亲的打、伯父的打、丈夫的打，认识到了男性中心文化模式给女性带来的不幸和灾难，以及男权社会对女性生命权利的剥夺。《萧红自传》里有这样的记载:“母亲也不是穷人，也不是老人，也不是孩子，怎么也怕起父亲呢?我到邻家去看看，邻家的女人也怕男人。我到舅舅家去，舅母也怕舅父。’，(沙性主义文学批评主要是张扬颠覆父权文化、消解男性中心的文化主张。它旨在挖掘隐匿于历史和潜意识之中的女性，揭开文学中被忽视、被扭曲的女性形象，以致符号系统中的女性意义。萧红的作品里可以寻找到无数在历史和文化中埋没了的典型代表。
萧红着眼于女性对自身性别反省能力的缺乏，呈现出强烈的女奴意识作性别批判。萧红说过:女性的天空是低的，羽翼是稀薄的，女性有着过多的自我牺牲精神。这不是勇敢，倒是怯懦!在长期的无助的牺牲状态中养成的自甘牺牲的惰性。在男权的社会里，女人享受不到丝毫的温暖和爱，她们永远只是男人的附属品。可是，大多的女性就是这样麻木地活着，从来没有思考自己的命运和价值何在。她们怨恨男人，更怨自己的命运不好，好像女人受多大的罪都是命该如此。而男人也理所当然地以权威的态度对待他们身边的女人，没有爱，没有关怀，只有无尽的欲望和粗暴的踢打。传统男性社会的价值观念导致了女性犬格的奴化，作者在描写麻面婆曾写道:“她的性情不好反抗，不好争斗，她的心像永远贮藏着悲哀似的，她的心永远像一块衰弱的白棉。’，国在这种由于性别的原因而导致的地位和身份的悬殊下，许多女性在苦痛和黑暗里挣扎，女人在受难，而男人的举动令女人的灾难更加深重。但是横在血泊中的女人不能意识到这些。她们的身体受着苦痛，她们的心灵满是麻木。萧红作品中的这些女性就是这样甘为奴隶地活在男权社会下如同蚁子似地活着，糊糊涂涂地生存，乱七八糟地死亡。 二、生存文化批判
人类的生存忍辱负重、历尽艰辛，通过苦难，人类意识到自己的存在，苦难是生存深化的确证。“苦难”意识是人类生存的表达，是对生存的历史性和深度性的洞察。苦难会赋予人们坚强的力量，体现人们追求的价值，可是在特定的环境下，苦难如果只作为生存的唯一体现，它会把人们压得喘不过气，它会让生活在苦难中的人们不再存在希望，它会让人们的生存表现为仅仅是一种无谓的挣扎。萧红的作品中就出现了无数这样在苦难中努力求生存的女性，她们的生活没有安宁，能够保证每天活着就是最大的幸福，然而，连这一点也不能达到，更不用谈她们对自我价值的追求和渴望了。
从正面的、坚强的、期待的生存角度出发，作品中呈现出光辉、执着、倔强的为生存而努力却又难免悲凉命运的女性形象。《生死场》中的王婆是最具挣扎性的女性代表。她经常为村妇接生，目睹了生育的痛苦和死亡，但是，生命的脆弱、痛苦，命运的冷酷、悲惨，没有使王婆屈服，她显得比别人更加冷静和坚强。王婆让人看到女性不是男人的奴隶，女性也可以活的很自尊、很坚强，即使生活再艰难坎坷，也要拼命挣扎，决不屈服。在这里生存的苦难教会女性坚强，可是生存过于控制了人们的生活。王婆只是为了生存而不断努力的女性代表，对于真正的人生价值，她也许从来就不曾想过。《小城三月》中翠姨是个善良美丽、对爱充满幻想和渴望、为了爱宁死也不将就的女性形象。她可以算是一个在现代文明与传统文明中挣扎的女性代表，虽然终究也是社会的牺牲品，无法逃脱传统文化的侄桔和心灵的枷锁，但女性性爱意识在她身上得到真切的体现。在《手》中还有一个不为人常提起的王亚民，一个有理想、有抱负并为之努力奋斗的女性形象。为了多学点知识、明白点事理和对得起全家，她忍受着无数的非议和嘲笑，努力在学校生存下去，可最终还是被勒令退学了。最后一堂课，她仍走进教室:“多学一分钟是一分钟。”“忙着用小册子记下来黑板上所有的生字……连教师随手写下的已经是不必要的读过的熟字她也记了下来……’残酷的环境下，王亚民表现出来的自尊自重、坚强不屈、不卑不亢和勤奋好学的精神显示出女性健全而美好的品质，哪怕是现在，这也是许多人所不及的。然而这种生存给人的却只能是期望过后完全的窒息。
萧红在作品中更多描写人们在贫困、疾病的压迫折磨下，为了生存而不择手段的境况。人本具有的道德、良知等人性基本的东西在作品中的人物身上泯灭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贫困的煎熬，物质的缺乏，在农家，无论是菜棵或者是一棵茅草都要超过人的价值:“母亲一向是这样，很爱护女儿，可是当女儿败坏了菜棵，母亲便去爱护菜棵了。”蟋品中王婆说:“这庄上谁家养孩子，一遇到孩子不能养下来，我就去拿着钩子，也许用那个掘菜的刀子，把孩子从娘的肚子里硬搅出来。孩子死，不算一回事，你们以为我会暴跳着哭吧?我会嚎叫吧?起先我心也觉得发颤，可是我一看到麦田在我眼前时，我一点都不后悔，我一滴眼泪都没淌下。”生存，已经将人变成麻木的毫无人性的动物。这些人不说什么道义和良知，连起码的善良、起码的恻隐之心也完全泯灭了。人性的荒凉已经到了令人毛骨惊然的地步。
女性主义文学论文范文4
论文关键词：女权；女性；文化差异
Feminism到底是什么?女权还是女性?一般来说，Feminism对于西方是女权主义，在中国就是女性主义。Feminism由女权主义变为女性主义，温和、委婉了很多，似乎少了许多政治因素，多了许多文化内涵。可是，“女权”还是“女性”不仅仅是用词的不同，而且在翻译的背后有着深厚的文化差异。中西不同的哲学思维、家庭观念、个人价值、历史和现实发展，直接导致了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对Feminism不同的理解。本文试图从社会文化角度探求中西女性主义境遇差异的根源。
一、哲学层面上：中西二元对立与阴阳调和
二元对立是西方哲学传统思维模式。西方哲学强调天人相分、主客相分、二元对立。在两性关系上，女性处于客体的位置，女性被迫站在与男性截然对立的关系上。整个的思维模式也让女性习惯在两极模式中审视自己及与男性的地位关系。当意识到自己的不利地位时，她们发动了轰轰烈烈的女权运动。面对强大的男权社会，西方女权主义者给予了无情的批判和反抗，试图从根本上对男女秩序进行颠覆。
中国传统哲学强调天人合一，阴阳调和。虽然也强调事物的对立面，但更强调其相互转化性。老子的“福祸说”(“福兮祸所倚，祸兮福所伏”)就很明显体现了这一点。在两性关系上，中国传统文化男尊女卑观念也根深蒂固。《周易》就从天地、乾坤、阴阳等天人秩序来论证男女尊卑、贵贱的关系。汉儒从阴阳五行论证了“三纲六纪”、“男尊女卑”的合理性，从“道不变，天亦不变”来论证秩序的永恒性。宋明理学的“三纲五常”、“存天理，灭人欲”等，将男女不平等制度当做天经地义的绝对真理。但中国哲学更强调天人合一，阴阳中和。董仲舒认为阳贵阴贱，阳尊阴卑，同时也讲阴阳调和，认为阴阳中和是阴阳运行之道。“起之不至于和之所不能生，养长之不至于和之所不能成。成于和，必生于和，始于中，止必中也。中者，天地之始终也；而和者，天地之所生成也。夫德莫大于和而道莫正于中。中者，天地之美达理也，圣人之所保守也。”…因此中国妇女意识到自己地位低下，备受压迫时总是以和为贵，逆来顺受，很难奋起反抗，向男权社会发难。
二、家庭观念上：中西家庭对抗与“家天下”的差异
西方家庭成员以对抗为主要特点。古罗马“家庭”即“奴隶”的意思，家长就是奴隶主。德国学者缪勒利尔说：“在那里，家长也是全家财产的所有者，是她的妻子的身体与灵魂的主人……他的妻子、儿子和他的牲畜一样没有提出反对的权利。家庭之于个体的希望和快乐，正如坟墓般的土牢一样。”《马太福音》中耶稣在差遣十二门徒出去传道时，明确告知他们说：“我来，是叫人与父母生疏，女儿与母亲生疏，媳妇与婆婆生疏。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的人。”
中国几千年的封建文化强调“家天下”、“家和万事兴”，以家为本位，家国同构。儒家思想“修身齐家平天下”成为每一个人(男人)不可推卸的责任。在家国观念中，家国是第一位的，个人是第二位的。小家要服从大家(国)。在这种服从中，就表现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女性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处在最底层的无权地位。与西方不同的是，中国女性虽然处于无权地位，但中国人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都将忠、孝视为至上的美德。儒家将孝作为一切德行的总纲。孝亲观使女人成为母亲后，可以利用母亲的名义得到一定的尊重，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女性诸多不满情绪，相对于西方家庭中男女两性直接对立，矛盾要缓和一些。
三、个人价值追求上：中西个体性与集体性的差异
西方强调个体性价值的实现，强调自我认识和自我发现。古希腊罗马城邦文化，西方私有制易形成个体独立。文艺复兴时期更是张扬人性、个性的时代，个性解放成为一种鲜明的时代倾向。个人价值的追求在西方文化中源远流长，已渗透到西方文化的血液中，成为西方文化的一部分。这种个人主义体现在现实生活中就集中表现为追求个人自由和平等。为了实现自由和平等，他们不惜任何代价去争取。受这种个人主义传统的影响，西方女性能自觉地站在自我的立场，反思和反抗父权文化的压制。当认识到自己地位低下时，她们奋起反抗，发动轰轰烈烈的妇女运动，大胆地向男权世界争取属于自己的权益。
中国文化是一种集体文化，强调集体利益，个人利益要服从集体利益， 忽视个人价值。“中国文化重人，并非尊重个人价值和个体的自由发展，是一种宗法集体主义人学，是一种以道德修养为宗旨的道德人本主义。”4家国思想和集体主义思想深入骨髓，作为一种集体无意识已通过基因一代又一代地得到传承。中国传统文化中，人自一降生就被纳入到家族伦理中，个人身份消解在人伦关系中，以关系而不是个体本位的人生观很难让性别突出为社会身份的中心。中国女性在这种集体主义思想熏陶下，以“三从”、“四德”、“三纲”、“五伦”作为自己的行为准则，将男人视为“天”。女人自我在温顺贤淑下，消解在男人的世界及人的世界里。这种集体主义思想极大地压抑了人尤其是女人作为个体的自我个性的发展。传统文化的“男尊女卑”价值观念被中国妇女普遍接受，而且内化为她们自己的需要。
四、历史现实上：中西不同的妇女解放运动 可中国从来没有发生过真正意义上的女权运动，中国的妇女解放运动的发起者和领导者都是些具有启蒙思想的知识男性。这也决定了中国的妇女解放运动男女协同作战，与民族解放、国家存亡交融在一起。19世纪60年代初到19世纪末，一部分先进知识分子，尤其是一些接受过西方先进思想的男性，如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李大钊等，以西方自由民主等思想为参照，思考中国妇女地位，认识到要改革必须先解放“奴隶的奴隶”——妇女，将妇女解放纳入到向封建礼教发难的行动中，将男女平等思想融入到政治、经济、教育、婚姻等各个方面，为妇女思想解放做了积极贡献。随着中国民族革命进程的发展，妇女解放运动也不断发展，妇女权利也通过立法等制度形式得到保障。新中国成立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明确规定了妇女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均有与男子平等的权利。《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一条规定：“废除包办强迫，男尊女卑，漠视子女利益的封建主义婚姻制度。实行男女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男女权利平等，保护妇女和子女利益的新民主主义婚姻制度。”上世纪50年代后，在“妇女能顶半边天”的口号下，中国妇女广泛走向社会，参加各种社会生产。而西方妇女为争取各种权利进行了各种游行、抗议，许多人还进过监狱，相比之下，似乎中国妇女权益的获得是那么的轻而易举。
女性主义文学论文范文5
摘要本文以女性主义翻译理论为指导,以《呼啸山庄》两个中译本为比较,旨在揭示不同性别的译者在翻译策略、语言表达和审美标准等方面的不同特色。通过比较得出这样的结论:只有将女性主义翻译理论自觉运用到翻译实践中去,才能使译文生动地再现原著中的女性主义特点。
关键词:女性主义翻译理论 《呼啸山庄》 中文译本 体现
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识码:A
一 引言
20世纪80年代,翻译研究出现的“文化转向”(cultural turn)使我们开始把翻译作为另一种写作方式,研究其受到的各种文化现象、文化思潮的影响。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为我们将女性主义研究引入提供了契机。
源于法国的女性主义一词,大致说来是指女性有关争取与男性同等的社会权利的主张,随后流传到英美并开始普及。其代表人物有Simon、Flotow、Chamberlain等。近几十年来,女性主义一直是语言学及社会学对于文化身份的探讨中最为有力的工具之一。妇女的解放运动便是始于语言的解放,以往的女性主义理论家,都将语言作为实验、论证的例证。翻译亦是译者对原文本的解读。翻译研究、女性主义思潮都涉及到了“性别”、“忠实”、“意义与价值的普遍标准”等问题,因此将此联系起来对比研究是有意义的,同时将西方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应用于英汉翻译实践也有其必要性和可行性,尤其是可以用来指导女性主义文学作品的翻译。
二 女性主义翻译理论简介
性别研究与翻译研究都是跨学科的学术领域。翻译研究从18世纪就展开了,而性别研究只是在上世纪60年代末才开始快速发展。虽然它们的发展并不是平行的,但却呈现出两个学科相互交融结合的趋势。女性主义对翻译的认识是一种全球宏观关照、局部微观透视的文化翻译概念,它所涉及的不仅仅是源语和目的语的问题,而是两种差异文化相碰撞时使用谁的话语,为谁、为何目的和如何阐释的问题。尤其当翻译跨越东方和西方、强势和弱势之时,翻译的问题更为复杂。因此,女性主义认为,翻译是一个跨文化、跨语际的违规(transgression)过程,是译者传达、重写并操纵一个文本使它适用于第二语言的读者的过程。译者可以利用翻译即翻译时使用的语言作为文化干预的手段,以此抵制并改变父权话语的支配性结构。女性主义翻译理论揭示了传统翻译研究将翻译女性化和边缘化的过程,蔑视那些在以往的翻译阐述中长期存在的某些对女性歧视性的表述话语,旨在消除翻译研究活动中的性别歧视现象。因为传统的语言是以男性为中心的,表达的是男性的思想,它限制了女性经验,阻碍了女性的积极性与创造性。女性主义翻译研究就是要揭示和批判这种既将翻译又将女性逐入社会底层的状况,以动摇维持这种状况的男性权威和父权话语。因此,它在实践上极力推崇一种译者干预性的(interventionist)翻译实践。在它看来,译者和译本与原作者和原作之间应该是平起平坐的,译作不应该只是盲目服从、忠实于原作,而应该被看做是原作的一个连续体,只有这样,原作才具有继续存在下去的生命力。换言之,“译作使原作超越了时空的限制,扩大了原作的影响,原作对译作的依赖丝毫不亚于译作对原作的依赖”(张景华,2004)。在翻译策略上,女性主义提倡重写,通过增补、劫持以及添加前言和注脚这三种实践方式来达到突出女性主义身份的目的。受西方女性主义翻译理论的影响,国内翻译学家们已经开始注意并对它进行研究,一些女性译者也开始接受它的某些观点。在赞同主要翻译原则的基础上,她们的译文在翻译策略、语言表达和审美观等方面都表现出了一些女性的差异,虽然有时这种差异并不十分明显,但从字里行间仍然可以看出她们在潜意识中进行的抗争。
三 《呼啸山庄》两个中文译本的对比分析
《呼啸山庄》是艾米莉・勃朗特的具有女性主义特色的作品,这位才华横溢的女作家艾米莉・勃朗特便由于她这部唯一的作品,在英国19世纪文坛的灿烂星群中永远绽放出独特的光彩。作为这部小说的译者,方平(男)和杨苡(女)的译本都非常成功,并且得到了大家的一致认可。他们在翻译策略、语言表达和审美标准上都有各自不同的特点,最大的不同体现在对原文一些与女性特点有关的语句和段落的理解与表达上。本文将通过以下几个例子对两位的译本进行对比分析。
例1:原文:He sat by the corse all night,weeing in bitter earnest.He ressed its hand,and kissed the sarcastic savage face that everyone else shrank from contemlating;and bemoaned him with that strong grief which srings naturally from a generous heart,though it be tough as temered steel.
(杨苡)他整夜坐在尸体旁边,真挚地苦苦悲泣。他握住他的手,吻那张人人都不敢注视的讥讽的、残暴的脸。他以那种从一颗慷慨宽容的心里很自然地流露出来的强烈悲痛来哀悼他,虽然那颗心是像钢一样的顽强。
(方平)他整夜守在尸体旁边,哭得好苦。他按住死者的手,去亲了那张谁都不敢多看一眼的、讥嘲的、凶狠的脸。他深切哀悼死者,那种强烈的情绪出自一颗宽宏大量的心,一方面那颗心又像纯钢那样坚韧。
这段文章对小说主人公Heathcliff的死作出了生动的描述。在世俗的眼里,Heathcliff是一个人人得而诛之的恶魔、大坏蛋。通过把“weeing in bitter earnest”译成“真挚地苦苦悲泣”,以及将“kissed the sarcastic savage face that everyone else shrank from contemlating”译成“吻那张人人都不敢注视的讥讽的、残暴的脸”,杨苡增加了两个词:“真挚地,人人都”来表达她作为女性对主人公悲惨命运的同情以及对当时社会的强烈谴责。与杨的译文比较起来,方平的译文显得较为平淡,不足以表达原文作者此时此刻的悲痛之情。
例2:原文:‘These are the earliest flowers at the Heights,’she exclaimed.‘They remind me of soft thaw winds,and warm sunshine, and nearly melted snow.Edgar,is there not a south wind,and is not the snow almost gone?’
(杨苡)“这些是山庄上开得最早的花,”她叫。“它们使我想起轻柔的暖风,和煦的阳光,还有快融化的雪。埃德加,外面有南风没有,雪是不是快化完啦?”
(方平)“这是山庄上开得最早的花儿,”她嚷道。“这些花儿教我想起了解冻的和风,温暖的阳光和快要消融的残雪。埃德加,外面有没有南风?雪是不是都快融化了?”
这是Catherine大病初愈后看到Edgar给她带来的鲜花而说出的发自内心的话语。为了表达Catherine 对自己身体康复的喜悦之情以及对未来生活的憧憬,杨苡把“soft thaw winds”和“warm sunshine”译成“轻柔的暖风”和“和煦的阳光”,而非方平的“解冻的和风”和“温暖的阳光”,为读者展现了一幅“和风送爽,春意盎然“的完美画卷,显示了她独特的审美观。这也说明,在翻译实践中,杨苡真正走进了小说中主人公的心里,把自己融入到小说的故事情节中,想她们所想,爱她们所爱,从而塑造了一个个有血有肉的女性形象。
例3:原文:“and that, not because he"s handsome, Nelly, but because he"s more myself than I am. Whatever our souls are made of, his and mine are the same.”
(杨苡)那并不是因为他漂亮,耐莉,而是因为他比我更像我自己。不论我们的灵魂是什么做成的,他的和我的是一模一样的;
(方平)而我爱他可不是因为他长得俊俏,纳莉,而是因为他比我更是我自个儿。不管咱们的灵魂是用什么料子做成的,他和我是同一个料子;
这是Catherine和Nell之间的一段对白,前者表达了她对Heathcliff的情感。从“Whatever our souls are made of,his and mine are the same”这句话中我们可以感受到Catherine对Heathcliff深深的爱意。杨苡的译文是“不论我们的灵魂是什么做成的,他的和我的是一模一样的”,方平的译文是“不管咱们的灵魂是用什么料子做成的,他和我是同一个料子”。坦率地说,杨和方两位译者对原文的理解是基本一样的,只是在语言表达上存在着细微的差别,如“一模一样”与“同一个料子”。这个例子说明,不同性别的译者在翻译过程中都有着自己的特色,而女性译者善于运用自己的主观意识展现一个女性或译者的主观地位,并能在译文中融入自己的女性意识。
例4:原文:“Oh, if I were but in my own bed in the old house!”she went on bitterly, wringing her hands,“And that wind sounding in the firs by the lattice.Do let me feel it―it comes straight down the moor―do let me have one breath!”
(杨苡)“啊,但愿我是在老家里我自己的床上!”她辛酸地说下去,绞着双手。“还有那风在窗外枞树间呼啸着。千万让我感受感受这风吧――它是从狂野那边直吹过来的――千万让我吸一口吧!”
(方平)“啊,我但愿我正躺在老家的自己的床上!”她苦恼地说下去,只管扭自己的双手。“但愿这呼呼的风是从格子窗边的枞树林里刮来的!让我在风里感受一会儿吧,这是直接从原野里刮来的风啊――让我在风里透一口气吧!”
这是Linton小姐为了维护自己的尊严绝食之后对纳莉的一段表白。原文中的“bitterly,wringing her hands,do let me feel”等词语集中体现了女主人公此时此刻痛苦、悲愤、绝望而又希望获得重生的心情。杨苡的译文“辛酸地,绞着双手,千万让我感受感受”相对于方平的译文“苦恼地,扭自己的双手,让我在风里感受一会儿”来说,更能再现女主人公当时的情感。杨苡以她独特的敏感和细腻的观察,在用词上字斟句酌,在吃透原文的基础上将自己的女性意识融入到原文中,字里行间透示出一位女性主义译者的形象,揭示了女性在父权社会中所受到的不公正的待遇,从而唤起了读者对Linton小姐的深切同情,实现了她让读者倾听女性声音的愿望。
通过比较两个译本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只有将女性主义翻译理论自觉运用到翻译实践中去,才能使译文生动地再现原著中的女性特点。两部译本的差异表明,女性译者在潜意识里对原作中体现的女性特点更为敏感,并且作为女性身份,对小说的理解与原作者更为接近。
四 结语
女性主义文学论文范文6
【关键词】女性主义 女性主义文学批评 困境及原因思考
人所共知，中国大陆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之所以能在20世纪九十年代呈蓬勃之势，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由于大量引进了西方女性主义（女权主义)的理论。中国自己并没有像西方那样独立的女权运动，也没有独立的女性主义理论，包括女性主义的文学批评理论，因此它很自然地要向“西”看，其在理论资源、理论框架、话语形式上都是对西方各种理论流派和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双重借鉴。
一、困境之表现
从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女性主义批评传入中国已20多年。作为一种外来理论，它已在这片土壤中扎根，获得了合法的话语权并成为一门显学。然而女性主义批评在中国的处境是尴尬的，始终处在不断陷落的困境当中。这种困境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
第一个也是最突出的一个问题，就是在具体批评中生搬硬套概念术语，缺乏理论深度，从而出现“理论预设”的毛病。很多的女性主义写作者在其文本中，不是从具体文本出发，而是主题先行，预先设定女性必然遭受男性压迫的历史处境，然后在这个意图之下，使文本成为了女性历史与文化宿命的佐证。然而事实上，从事理论研究和批评工作的人都清楚，理论本身旨在服务于具体的批评，但在女性主义批评中出现的却是用文本去应证理论的众多实例，从而使得人们对女性主义批评所赖以生存的基本概念和理论产生了质疑。批评的概念先行直接带来了批评视点及方法的单一化，忽略了作品内部的复杂因素，导致批评“文学性”品格的缺失。
对这个问题看得最透彻的是崔卫平，她对那些以“主义”之名出现的批评表示怀疑：“尽管‘主义’号称自己对历史和现状的一种新的解释，是重新并真正客观地认识这个世界，但实际上往往是在它的认识活动开始之前，它就已经结束了这种认识：它的结论早已准备好,正是原先的那个前提、立场。他(她)们自己把它放进去又掏了出来。比如带着‘男人是压迫者,是削弱女人的力量’这种眼光去扫描历史与现实，所得出的结果不会比这更多，无非是再加上一些血迹斑斑的佐证，给人添油加醋的感觉。” 这是目前对女性主义批评之困境一针见血的文章。
第二个方面的困境是女性主义批评在本土进程中逐渐丧失了对话性和兼容性。西方女性主义批评之所以能够迅速扩展到全球，就在于它与西方文艺思潮中最富活力的结构主义、文学阐释学、解构主义、新历史主义等理论批评有着不同程度的融合。中国女性主义批评却在本土化的过程中忽略了理论的对话性，使得女性主义始终无法跨越学术的屏障，缺乏理论生机。由于批评阐释的简单化、机械化，本土女性主义批评往往难以获得作家的认同，很多作家甚至表现出抵制、拒绝的态度，这就使女性主义批评陷入了自说自话的尴尬境地，批评与创作成为两套似乎毫不相干的话语系统，此种尴尬与困境，从李小江主编的《文学、艺术与性别》中大量的女作家与批评家的对话中可以得到印证。
第三个是关于女性主义批评的资源借鉴的问题，也就是大量女性主义批评家在批评实践中，更关注西方资源，但对本土性别研究、资源的继承和挖掘十分缺乏，这就使“异域性”在与“本土化”对接、碰撞的过程中产生脱节，造成水土不服。 这亦是女性主义批评在本土化语境中发展无法回避的问题与困境。
二、困境之原因探究
造成当前女性主义文学批评面临的上述困境的原因是复杂而深刻的，对于其原因，大体可分为两个大的方面：
一是由于理论上的多元性与复杂性。任何一种批评之所以会陷入困境其原因主要还是来自理论本身。而对于理论上主要是横向移植西方的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来说，问题就变得更为复杂。首先，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理论的阶段性与多元性导致了中国批评家“译介”的不确定性和中国女性主义理论的差异性。理论上，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既是一种纵向的历史过程，又是一种横向的理论过程。从纵向看，它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即“初期阶段，主要是揭露文学实践中的‘厌女现象’，第二阶段，在于发现了女作家拥有一个她们自己的文学，其历史和主题的连贯性以及艺术的重要性一直被那些主宰我们文化的父权价值观所淹没着。而第三个发展阶段，不再只是要求人们承认妇女作品，而是号召从根本上思考文学研究的基本概念、重新修正完全基于男性文学经历的有关阅读和写作的现存的理论假定。这是一个批判“建构”修正的三段式，而且每个阶段的重点不同。
从横向看，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也是多个派别共存，并各有特点，如，作为女性主义文学批评阵营两大主力的英美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和法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虽然都打着共同的女性主义旗帜，但在这面大旗下两者却是各行其道，她们在张扬女性特点的同时，对女性主义的内涵理解却存在着显著的差异。其次，理论自存的复杂性和矛盾性也是它陷入困境的重要原因之一。作为许多阐释模式中的一种，女性主义批评与它同时期的许多理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多样的身份为文学批评带来了多重关心的问题，创造了多元化的批评角度，然而也造成了理论上的自相矛盾。
二是在理论本土化建构上存在的不足。本土化建构的不足是导致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陷入困境的最直接原因。众所周知，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是一种在矛盾中行进的理论。它不断为自己设置理论上的难题，不断陷入困境，也正是由于难题和矛盾的存在，才促使这一理论不断地寻找走出困境的可能。
而中国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较少有这种理论上的追问。不难看出，我们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文章很多都是美国批评的回声，至少在观点上是如此。可以说，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最致命的一点就是缺乏立足本土的自我建构。作为一种以“拿来”为主的批评，“实践前行，理论滞后”是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一大特征。理论建构的不足必然会促使批评家们在批评实践中言说的多样性甚至混乱性。没有稳定的理论、没有相对统一的标准，所有的批评都是以具体文本作为出发点。为了文本阐释的需要，对同一个命题，不同的批评家针对不同的文本有其不同的界定。
总之，中国的女性主义在其本土化努力中呈现出困惑和尴尬，直接地影响了其走向深化。只有打破男女性别对立的壁垒，加强女性批评家和男性学者的良性对话，在这个基础上共建开放的、符合中国本土特色的理论体系，女性主义批评才可能真正健康的成为一种指导创作和现实的理论话语。
参考资料：
［1］崔卫平.“我是女性，但不主义”［j］ .《文艺争鸣》，1998(6).
［2］ 李小江.《文学、艺术与性别》［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