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文化论文范例6篇

女性文化论文

女性文化论文范文1

论文提要:中国文化中的传统文化,是一种男权文化,是禁锢女性的枷锁:而现代文化追求平等与自由,对男女两性平等具有推动意义。女性的传媒形象很大程度上反映出社会对女性的性别期盼,以及特定时代女性所处的社会地位。目前大众传媒对女性形象的塑造仍然是将其固定在传统角色中,并突出了女性的身体上的观赏价值,将女性物品化和商业化。中国文化中的男权思想依然存在于人们心中,并且体现在传染力极强的大众传媒上。现代文化要得以健康发展就必然需要淘汰落后腐朽的传统文化糟粕,女性传媒形象的塑造必将会有新的开创与发展。

现在我们所说的中国文化,绝大部分源自中国传统文化,或者说是在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主要形成于封建社会的中国传统文化.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一种男权文化。男性是社会的主导.是历史的执笔人,也是传统道德的主要缔造者.而女性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客体,是历史的配角。

在以小农生产经济为主的封建社会,体力上占优势的男性是财富,即物质文化的主要创造者.从象形字“男”上就可看到男性这一“养家糊口者”的形象。相对于男性的家外形象,女性则是被眷养、被征服的家内形象。男性是独立而强势的,女性是依附和柔弱的。为什么“奴”字是女子旁的?因为奴隶是最卑下的,而女性是毫无地位可言的,换言之,女人像奴隶一样没有自己的尊严、没有独立的身份,更加没有所谓的权利。奴隶是主人的私有财产,女人是男人的专属;奴隶为主人做牛做马卑躬屈膝,女人为男人生儿育女鞠躬尽瘁;奴隶若是造反便会受到制度的制裁,女人稍有反抗就要受到社会的鞭笞。男人从来不会是社会的最底层。因为的妻子比他更低贱!女人是侍奉者,是理所当然的贡献者,男人是主导者,也是理所当然的享受者。裹小脚是为了取悦男人。这畸形的审美延续了近半个封建时期。“三从四德”、“七出之条”,这些又是男权社会赋予女性的精神和制度上的“小脚”。传统文化对一名优秀女性的最高赞誉。归纳起来无非四个字——贤妻良母,倘若加些个定语,也无非是贤良淑德,贞俭恭顺。

简而言之,中国传统文化创造出来的女性形象,是美丽而顺从,柔弱而善良,贤惠而非聪颖,迷人却不媚惑。这是个供男人欣赏的形象,一切以不超越男尊女卑的思想为限,以烘托男性阳刚之气为主。而这种男权思想,伴随着数千年的封建社会而根扎人心。现代社会在不断进步,人们的思想也愈发成熟和开明,自由与平等的口号一次次响起。现代文化提倡男女平等,现代女性解放了.然而真的解放了?

中国文化对现代社会的传媒文化。也产生了无法忽视的影响。众所周知,飞速发展的大众传媒对现代社会日益具有影响力。历史已然进入21世纪.虽然今天的女性在家庭角色、社会活动、职业平等、政治参与等各方面都有跨时代的进步。但在大众传媒中,女性的形象与角色,仍然存在被异化的状况。女性在传媒里究竟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具有什么样的形象?这些对于研究当代女性地位。倡导男女平等是非常重要的。本文拟从报刊杂志、影视作品、商业广告、文学作品及网络等现今主要的传媒人手.分析其构建的女性形象.以及中国文化对女性传媒形象的影响。

一、报刊杂志

报刊上的专门针对女性的报道明显比男性的少。1996年首都女性新闻工作者协会所属的妇女媒介监测网络对首都8家中央级大报(如《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的要闻版进行检测,结果发现:在要闻版报道的主要新闻人物中男性占83%。女性仅占17%;在新闻照片拍摄的主要新闻人物中男性占7l%,女性占29%;8家报纸的女记者在要闻版上发稿的比例以《中国日报》最高,仅占26%。而在这些为数不多的针对女性的报道中,也多强调女性的社会发展意义,或是将女性作为国家进步的一个象征符号,而并不关注女性自身的生存和发展意义。翻开今天的报刊,关于女性的报道不少属于“哗众取宠”的,例如“女大学生……”、“女明星……”,仅仅抓住“女”字就大做文章,异化女性。从某种意义上说,女性本身就是报刊关注的新闻点,或者说是“卖点”。相较于报刊,时尚杂志上的女性更是人们关注的对象。仅从封面来看,大部分时尚杂志的封面至少会有一个衣着时尚、打扮靓丽的年轻女性,通过突出体现其“可观赏性”来吸引读者眼球。很多时尚杂志是专门针对女性消费者的,比如《时尚》、《世界时装之苑——ELLE),《精品》、《新时代画报》等,它们教会女人如何打扮、着装,以及如何在身体上紧跟时尚,获得身材的自信。女性读者常常会下意识地去模仿这些时尚杂志所构建出来的女性形象,强化自身的女性意识,试图通过着装、化妆、美容、减肥等活动达到所谓的美和时尚的标准,而这些标准,恰恰是迎合了男性的审美角度。可见,男权意识仍然渗透在现代女性的思想意识当中,女性的魅力必须通过男性的欣赏与肯定,女性自发自动地强调外表的修饰,也正反映了社会文化中女性的客体和被动角色的规范。

二、影视作品

在众多传媒中,覆盖面极广的影视传播在塑造女性形象方面毫无疑问地担当了重要角色,其传播和解读女性的方式、构建的女性形象,形成了对女性社会行为的隐性支配。

不难发现,银屏女性最普遍的特征是动人的面容、妖烧的身材以及青春靓丽,这也是女明星成名的必备条件。很少有女明星只是凭借自己的实力而不是外表出名。在这点上,男明星可能无需要求如此之高,毕竟演艺对于男性是可以长久的事业,对于女性却更像是“吃青春饭”,甚至不少女明星从艺之后便寻找豪门而嫁。因为人们相信岁月使男人沉淀,使女人憔悴。而这句话的后设则是:男人拥有内涵,女人拥有外貌,所以女人害怕老去。换言之,女人没有内涵。当然,现代女性越来越重视自身修养,慢慢地这种观点将会退出历史舞台,但至少目前而言,我们不得不承认这种轻视女性价值的观念仍存在于社会,并且为数不少。

在当前的影视作品中,女性形象多姿多彩,她们在银屏上扮演着不同的角色。仔细看来,以女性为核心的影视作品少之又少,绝大部分的银屏女性是男性的配角,主要用来衬托男性形象。在许多高收视率的青春偶像剧中甚至不断出现将女性虚弱化甚至弱智化的情况,女主角只需美貌与纯真,自有一名身怀绝技或身家过亿的白马王子来爱护她;女主角的幼稚可笑被视为纯真如纸;她们可以无限次犯错,因为总有一个强有力的靠山(当然是男性)来善后;她们可以蛮不讲理,因为总有宽广的胸怀(还是男性)来包容;她们对男性的依赖显得如此娇柔可爱。而这种角色设定的背后,又一次反映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男权思想:男性天生就是中流砒柱,女性天生就应该依附于男性。女性切莫强于男性,君不见银屏之上多少弱女强男,倘若有一强女弱男的情侣,那该多惊奇?最重要的是,还有人看吗?这就是为什么灰姑娘满天下,公主却一定要配王子。中国文化完全接受女性的依赖,却绝不能容忍男人不够强大,因为中国文化对男性的期望远远高于女性,而女性只需陪衬或反衬男性的高大形象。因此比起女强人,小鸟依人更受青睐!

女性在影视作品中的形象,有相当比例的负面形象,例如“婚外情”、“第三者插足”、“恶毒的破坏者”、“歇斯底里者”,即使一些反腐败的正剧,也有意无意地把女性作为腐败的诱饵、权色交易的工具。这些女性形象均表现为缺乏理智与长远的目光,而仅仅纠缠于个人利益和恩怨之中。这些角色背后隐然突显的是女性被工具化了的性别价值。当然,不能否认有些描述是对现实生活中某些女性真实的再现,但问题是应该怎么表现,是单纯个别故事反映,还是定型化塑造;是迎合传统的性别角色定位,还是突破传统,以反映现代女性的真实生活,引导新的性别理念。

当然,不能否认的是越来越多的影视题材开始探索女性的世界,思考女性的价值。女性题材的影视作品也逐渐引起人们注意,对于女性形象的演绎与淦释也开始多样化和公正化。

三、商业广告

商业广告在现代生活中的流行程度可以用泛滥来形容,而女性正是商业广告的重要载体。商业广告的目的是销售和推广,女性正好成为了他们的最佳工具。香车美人,才能意气风发,有车却无美女,其广告效应绝对不如前者。因为买车者多是男性,与其花时间讲述性能功效来吸引男性消费者,浪费唇舌,不如置一美人于车畔抓人眼球,耐人寻味。毕竟,广告的直接目的是让人停下脚步产生好奇。而这恰恰体现出女性在商业广告中扮演的“被观赏”的角色,女性被商品化的形象。

另外,满世界的减肥瘦身丰胸广告,重在塑造充满性感魅力而非健康的“苗条身材”。这种狭隘的审美理想几乎压倒了其它各种对女性身体美的文化理解,导致了对女性形体审美上狭隘乃至病态的社会追求。而这种广告的泛滥恰恰反映出取悦男性的审美追求,可以说是现代社会的“裹脚”。

再有,商业广告中的女性形象,许多体现为传统的贤妻良母的形象。家务事总是女人做的,洗浴用品、厨房用品的广告几乎都是女性为主角,女性被设定在一个屋子里,洗衣拖地做饭刷碗,带孩子。而与之相比,许多药品、通讯设备以及和科学技术相关的广告,则是男性衣冠楚楚地健步登上讲台,举行新闻会,台下是热烈的掌声、不断的提问,新闻记者的镁光灯频频闪亮。广告中的女性忙碌于洗衣机前、煤气灶前、菜市场上,而男性大多则是惬意舒适地端坐于沙发中、饭桌前,享受着劳动的成果。这就是中国文化下的传统的男女角色分工的典型体现。男性的家外形象、女性的家内形象仿佛是人们潜意识中的必然形象,这就是传统文化的男主女从思想。

四、文学作品

女性是文学的永恒话题,她们多姿多彩的倩影将文学世界装扮得摇曳多姿、异彩纷呈。然而女性却似乎永远也无法逃脱非神即妖的文化宿命。在中国文学中,倾城倾国的“祸水”与纯洁美丽的“女神”是女性形象的两极,文学作品中女性的角色常常是在女神与女妖这两极间摇摆。无论是贬损还是赞誉,均出自以男性为中心的标准。女性不仅在被丑化中失去本真,同时也在被神化中丢失了自己。当女性像子女恭孝父辈、像丫头服侍主人一样恭奉男性时,她们就被戴以贤慧、柔顺、善良的神冠,成为良母、贤妻淑女;当女性冲破男权制定的伦理规范,追寻自我理想与价值时,就会被罩上镇妖法塔,成为泼妇和妖孽。归其原因,女性在文学上话语权的丧失、男权主义建构起来的文学体系,都导致了文学世界中缺乏女性的声音。

随着女性的文学话语权的逐渐提高,现代社会却产生了一个新的名词—“美女作家”。也许追求女性解放与性别平等是美女作家崛起的一个堂而皇之的理由,但在更多批评家眼中,她们的创作充满商业炒作的性质,“女性写作”、“身体写作”这些使人触目惊心的词语成为美女作家宣传自己的名词。她们拥有固定的读者,在当前文坛上作为一支异军存在着。这些作家的作品一般都为描写都市日常生活的小说,故事性并不强,更注重对一些自然细节的描写。且不论“美女作家”的“身体写作”是否真的能产生有价值的文学作品,单是这种哗众取宠,贩卖文字的行为,就注定不可能成为文学的主流,只能作为一个争议性的话题存在。女性不应当在追求女性解放和性别平等的旗号下,将自己的身体至于与色情之间,这看似自我选择的体现身体自由的方式,其实恰恰是落入了男权文化与社会经济联手合谋的新的消费文化的“温柔的圈套”。

五、网络

互联网对于今天的中国,从使用方式、使用群体、权威性等方面来说都是一个特殊的媒介,被称为“第四媒体”的网络以其发展速度之迅猛、信息传播之广、速度之迅捷,都不得不引起人们广泛关注。打开浏览率最高的合法的综合网站新浪网,首页明显位置就有女性专题频道,而没有相似的男性专题频道。可见即使在互联网这一虚拟空间,女性仍然属于一个特殊群体。点击进人后,呈现在眼前的除了美容、美体、服饰、化妆品等方面内容,就是情感、两性和育儿,找不到任何关于女性事业和理想的内容。网络上女性形象之浅薄可见一斑,深层次的女性主题并没有在互联网中得以传播与发挥。

另外,一些网站中呈现的女性形象与现实中的女性有很大的偏差,对女性的贬抑也比现实世界更露骨、更严重。例如.一些网站把贬抑女性、报道女性的隐私或啡闻作为“卖点”,诱使网民频频访问该网站;手法隐蔽一点的则用“以案说法”或“维权”等冠冕堂皇的形式,把这种“卖点”包装一下,以增加网站访问率或网页、广告的点击率;刊登的有关女性的文章充满了玩弄、歧视的色彩;有些网站甚至还与国外链接。

女性文化论文范文2

1985年,美国文学批评家埃莱娜·肖瓦尔特(Elaine  Showalter)在为文集《女性主义新批评:关于妇女、文学与理论》(The  New  Feminist  Criticism:Essays  on  Women,Literature  and  Theory)所作的序言《女性主义批评的革命》(Introduction:The  FeministCritical  Revolution)中承认:“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女性主义批评家、黑人批评家和后结构主义批评家之间正在相互靠拢。也许这仅仅是因为在80年代的气氛中,他/她们代表着先锋派的方向以及拥有共同的敌人,即那些力陈返回‘基本要素’和‘经典作品’的人们,那些信守传统的经典书目、指责新兴的理论学说和富于反抗精神的少数民族带来了所谓的‘危机’的人们。”[1](P141)可以这样说,女性主义文论是与当代诸多哲学社会思潮相互纠缠着共同步入后现代语境的。无论在时空还是逻辑指向上,它们之间均具有同一性。因此,不少学者将女性主义文论视为以颠覆与解构为特征的后现代文化思潮中的一支。

笔者认为,鉴于有关后现代社会特征与文化内涵的认识尚未形成公论,机械地将女性主义圈定于后现代范畴之内或剔除于外,本身并无太大的意义。关键在于通过分析甄别,界定其各自的主导特征。根据对后现代文化一般意义上的理解,笔者认为,在与后现代哲学社会思潮的碰撞中,女性主义确实充分借鉴了其理论观点与方法论为自己的性别政治与诗学立场服务,然而,这一契合并不能掩盖两者之间难以弥合的本质差异。如果全盘接受后现代主义,或者用后现代主义来改造女性主义,女性主义文论甚至妇女解放运动都将面临被解构的危险。

中国学者包亚明在《20世纪西方美学经典文本》之《后现代景观》卷的序言中,较为深刻地探讨了女性主义与后现代诸多流派之间产生契合的内在原因。他指出,女性主义与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思潮等在思想与实践方面的本质相似在于,它们都希望消灭现存的统治——服从秩序,反叛以心灵与肉体、精神与物质、宗主与臣属、男性与女性等为基本表现形式的二元对立结构,“而现代性理论及其本质主义、基础主义以及普遍主义哲学无疑一直倾向于支持对臣属、女性的压迫,尤其是人本主义话语中的大写的‘人’字直接掩盖了宗主与臣属之间、男性与女性之间的差别,暗中支持宗主对臣属、男性对女性的统治。”[2](P4)故而,“以攻击普遍主义、本质主义、基础主义以及二分法思维模式为目标的解构主义、后结构主义或后现代主义理论,会对后殖民主义与女性主义产生如此巨大的亲和力,它们因为共同怀疑现代性、现代政治、现代哲学的傲慢与可疑的主张而一下子成为了同路人。”[2](P4)后现代思潮不仅因颠覆二元对立等级结构而与女性主义志同道合,它对多元性、边缘性与异质性的强调,同样在被边缘化,被排斥在理性、真理和客观性声音之外的女性群体中引起了强烈共鸣。

另一方面,女性主义之与后现代文化并非是单向度的先“拿来”、后接受的被动关系。女性主义由于从性别与社会性别的角度对菲勒斯中心和逻各斯中心的文化进行了激进反叛,同样有助于解构对于男性、女性范畴,甚至对于人的概念的本质主义认识,模糊甚至否定二元等级对立关系,揭露历史文化价值的人为性质。它不仅通过对经典文本的抗拒性阅读、对女作家作品的重新评价、对建构女性美学甚至女性话语的探索,为后现代文化提供了大量变化、断裂、矛盾的个例,而且以自己丰富的理论成果,充实与印证了后现代文化理论。因此,女性主义文论亦有力地促进了后现代文化的纵深发展。J.F.麦卡乃尔在《思考拉康:批评和文化无意识》中认为:20世纪西方文论“对所有被视为自然的东西进行批判,从而表明被视为或称为自然的东西实际上是历史和文化的营造。这是马克思主义、精神分析学、解构主义,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女性主义、新历史主义和……‘种族和少数民族研究’所共同信守的观点。”[3](P511-512)女性主义和其他文论流派一样,运用马克思主义、精神分析学说、语言本体分析、意识形态分析、解构分析等理论学说来理解和解释男性与女性文学创作,参与营构了20世纪西方文论的批判特征。

这一特点,在擅长抽象思辨的法国女性主义学者身上表现得尤为显著。美、英等国的批评家曾经注重文本批评实践而轻视理论话语建构。在她们的心目中,理论本来就是父权意识形态的产物和主要表现形式。因此,将女性主义理论化,无疑有被父权文化同化与收编的危险。然而,随着女性主义文论的深入发展,学者们逐渐意识到总结批评方法、建构理论体系,使女性主义诗学话语足以与男性话语相抗衡的必要性,于是促成了女性文学批评的理论化、学院化。在这过程中,法国学者的理论在美英各国的传播与影响起到了重要作用。

对理论成果的多元吸纳使女性主义文论如虎添翼。解构主义拆解文化中的逻各斯中心主义、颠覆二元等级对立思维逻辑的思想,从哲学的高度给女性主义提供了破除菲勒斯中心主义的理论依据;罗兰-巴特社会语言观和福柯权力——话语学说的吸收,使女性主义学者将语言研究与社会历史研究这两种微观与宏观的批评形式综合为一体,从语言的层面揭示权力在历史文化的深层运作的机制,并着力探索表达女性的历史经验、情感与欲望特征的文学语言,以及适用于解释妇女的文化困境,评价妇女写作中独特的意象、隐喻、象征、暗示、风格、文体等的文学批评理论框架。在对各种批评流派研究方法的运用上,英国的朱丽叶·米歇尔(Juliet  Mitchell)、特里·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玛丽·伊格尔顿(Mary  Eagleton),美国的盖尔·卢宾(GayleRubin)、埃莱娜·肖瓦尔特、桑德拉·吉尔伯特(Sandra  Gilbert)、苏珊·古芭(Susan  Gubar)、佳·C.斯皮瓦克,挪威的陶丽·莫依(Toril  Moi),法国的埃莱娜·西苏(HeleneCixous)、露丝·伊丽加莱(Luce  Irigaray)、朱丽亚·克里斯蒂娃(Julia  Kristeva)等,均有令人瞩目的成就。她(他)们“卷入……文本间的联系、政治历史与社会文化分析、马克思主义思想、精神分析,以及后结构主义的语言理论”[4](P211)之中,探讨性别问题的历史现状及其在文学经验中或明或暗的投影。“正是这种自觉的卷入,引导着女性主义批评与当今处于中心的理论话语接轨,并进而预示着文学批评的未来发展趋势。”[5](P20)

然而,女性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并不能如美国哲学家南希·弗雷泽(Nancy  Fraser)和琳达·尼科尔森(Linda  Nicholson)所认为的那样,是“各自独立地”“在一个共同的领域之内”“工作”着[6](P6)。美国文论家乔纳森·卡勒(Jonathan  Culler)在《论解构》(On  Deconstruction)一书中,曾将许多女性主义论著放在后结构主义的范畴之下进行了讨论,但在该书《导论》的结尾部分,他又说:“如果将当代批评描述为新批评、结构主义及后结构主义间的一场争斗,那么对女性主义批评就未必恰当。女性主义批评比其他任何批评理论对文学标准的影响都大,它也许是现代批评理论中最富有革新精神的势力。虽然很多女性主义者是后结构主义者(反之亦然),但女性主义批评不是后结构主义,特别是如果将后结构主义定义为结构主义的反面的话。充分地讨论女性主义批评,需要一个不同的框架,在这个框架里,后结构主义只是结果而不是前提。”[7](P20)

那么,讨论女性主义所需的不同框架究竟是什么?笔者认为,要回答该问题,必须追本溯源,回到女性主义文论赖以产生的历史文化源头进行考察。正如埃莱娜·肖瓦尔特所说:“女性主义批评是妇女运动的‘女儿’之一”[8](P137),作为妇女解放运动在学术领域的延伸,女性主义文论最根本的特色,应该是其改造充满性别压迫的文化乃至最终改造社会的实践宗旨。而这一鲜明的政治实践性与后现代主义的非政治化之间的差异,造成了它们最根本的分歧。

女性主义文论因源于轰轰烈烈的西方妇女解放运动而始终保有鲜明的政治实践性与文化批判色彩,其最终目标是消除建立在性别压迫基础上的经济、政治制度与文化秩序,建构一个更加美好、和谐,符合健康的人性的两性关系与社会价值。而要建构这样一个美好的未来世界,两性之间的尊重、沟通与互补是必须的,这一切都有赖于相对稳定的男性与女性的范畴与身份。而后现代主义尤其是解构主义者站在反本质主义、反对宏大历史叙事的哲学立场,反对将人性作抽象化理解,认为其既非固定不变,也非普遍相同,而是随着不同的社会文化和历史背景产生很大的差异。于是,他们着力解构概括人类历史发展共同规律的宏大理论,否定关于男女性别的僵化二分,否定男性压迫女性这一抽象前提,认为这实则也落入了宏大叙事的圈套。总之,后现代主义以对稳定本质的消解,体现出反人本主义的倾向。尤其在解构主义内部,事实上存在着一个悖论:因为它声称一切事物都可以置于解构主义摧毁性的注视之下,只除了它自身。而这一将自身视为总策略、可以超越于历史具体性之上的逻辑,却与它解构权威的观点相矛盾。照这个逻辑推理下去,解构主义最终会解构自身,遗下一个不存在任何价值与意义的世界。可是,对女性主义来说,一旦女性的范畴与身份失去了明确的意义与限定,客观后果必然是,女性在刚刚成为谋求自身权利的主体时,就被剥夺了在普遍人性中存在的权利。所以有人尖锐地质问后现代主义:“为什么正当我们当中的很多人开始为自己命名的时刻(过去我们一直沉默),正当我们起来作历史的主体而非客体的时刻,主体这一概念本身偏偏受到了质疑?”[9](P45-46)同理,否定性别压迫的历史前提,无疑等于否定了现实生活中的性政治格局和女性主义存在的现实依据。从这个意义上讲,以卢梭等人的启蒙思想为基石的女性主义不是停留于专业哲学圈子内部的论争,而是一种崇尚意义与价值的坚定的人本主义。

尽管女性主义内部对是否存在确定的女性本质以及女性心理与生理是否存在内在关联等问题仍然意见不一,但大多数学者还是倾向于承认相对稳定的女性范畴的存在。这样,女性主义与哲学化的、相对主义的后现论的内在对立就是必然的。后现代主义的相对主义和纯理论色彩无疑会消解女性主义存在的合理依据。举个简单的例子,以后现代的立场来看,法国作家西蒙·德·波伏瓦的著作《第二性》因以传统的两性划分及两性观念为基础而具有本质主义的嫌疑,但否定了当代女权运动之母波伏瓦,无疑等于否定了女权运动和女性主义。这就无怪理论界因后现代主义对女性主义政治实践性的解构,而产生了这样一种说法:一个人不可能既是女性主义者,同时又是后现代主义者,即“后现代女性主义的不可能性”。[10](P138)

其次,后现代主义游离于现实生活之上的纯学理倾向,也受到女性主义学者的激烈批评。她们认为,后现论将话语视为一切权力的基础,从话语的角度揭露了意识形态建构的奥秘与运作机制,无疑对父权制具有釜底抽薪的颠覆意义。然而,过度停留于对语言的玩味与虚构,却会忽视真实的身体和现实的性,以及它们造成和体现的经济、政治与观念的压迫。例如家庭暴力和性暴力,都是真实存在于两性关系之中的性政治表现形式,不是理论,亦不是话语。如果一味坚持话语才是权力,易于走向乌托邦式地穷究学理,而回避现实生活中性政治的严峻性,丧失与真实的暴力作斗争的思想动力。就文论而言,女性主义必须避免陷入消解使命感的纯学理式、贵族化的理论游戏当中,而要坚持将文本与历史文化语境相联,将文本视作菲勒斯中心意识形态的话语场域,以抗拒性的姿态与形式,甄别、剔除文本中隐含的霸权意识,寻求反思历史、改造文化、矫正价值理想、改善社会生活,建立更为健康和谐的性别文化的可能性。因此,正如女性主义的名言所指出的:“个人的就是政治的”,女性主义学者往往对自身的性别生活高度敏感,注重个人生活与社会文化的联系,努力让细碎生活成为学术理论的源头活水,使学术与日常生活处于往复互动之中。

对后现代主义拘泥于狭隘的理论探讨,轻视女性主义意识形态性的倾向,美国哲学家苏珊·博尔多(Susan  Bordo)如是说:如果性别角色完全决定于话语,这一话语又时刻处在变化和解构之中,两性的意义缺乏稳定性,那么女性主义批评家和理论家就失去了存在的支点。如果放弃了对社会性别的界定,要求女性正当权益的斗争就失去了理论基石。她因此呼吁,女性主义不能忽视女性受歧视的社会现实,不应该消解主体,反倒更应加强对现实的斗争策略的研究。[11]中国性社会学家李银河也认为:“后现代主义解构(消解)了主体,否定或摧毁了在这个世界上建立任何积极的行动机构的可能性。而离开了具有实践意义的历史和性别的主体,就不会有什么女性主义意识,也不会有什么女性主义的政治。”[12](P132)

第三,利奥塔将“后现代”定义为“对元叙事的怀疑”。然而,被后现代主义彻底否定、认为不合法的一些属于宏大叙事的社会理论,比如说启蒙主义话语和马克思主义学说等等,对于女性主义来说是不可或缺的。故而,女性主义决不可盲目拒绝,因噎废食。即便是对后现代主义抱乐观态度的南希·弗雷泽与琳达·尼科尔森也承认:“对于像男性统治这样无所不在又呈现出多种形态的现象,仅仅使用他们将我们囿于其中的那点贫乏的批判资源是难以把握的”。“它(指女性主义——作者注)在最低限度上需要多种有关社会组织和意识形态变迁的大型话语:有关宏观结构和体制的实证与社会理论分析;有关日常生活的微观政治学的互动分析;有关文化生产的批判的和系统的分析;具有历史和文化特殊性的性别政治学……这个名单还很长很长。”[13](P136)

事实上,女性主义因“默认了一些有关人类特性和社会生活状况的被公认但未加证明的本质主义的假设”[13](P138))而成为一种准“元叙事”。尽管20世纪80-90年代以来,在一元化的主体观念分崩离析的趋势下,在碎片化的后现代语境下,为了使理论具有更大的适应性与兼容性,女性主义文论不断在进行着自身的调整与修正,更加关注多元的文化身份的差异性,因而出现了以黑人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女同性爱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等为代表的少数族裔与群体的文学研究模式,但部分清醒的女性主义学者又深知,过于强调身份的不确定性,将使女性主义文学研究失去自己的特色与立足点,变成一个大而无当、无所不包、失去焦点,因而也就失去了意义的东西。女性主义文论本来源于改造社会与文化的政治需要,只要父权制结构还是一个客观存在,只要扭曲妇女形象、对女作家作为文化生产者的作用视而不见的文学理论与文学史依然存在,无论是对传统妇女形象的批评还是对妇女作家进行研究的话语实践就是必不可少的。过于强调社会身份的复杂变动性,有可能导致社会性别身份淹没在这种复杂变动之中,而使女性主义文论失去赖以存在的基点。所以,美国学者苏珊·斯坦福·弗里德曼(SusanStandford  Friedman)提醒说,从现实的政治策略出发,现在要求女性主义同各种各样的进步主义(progressivism)结合得天衣无缝还为时尚早。面面俱到将难免会冲淡女性主义的分析效果,还有可能会将妇女生活的特点束之高阁而忘得一干二净。她提出:“一方面是对自然性别与社会性别的注重,那是妇女批评和女性文学批评所依靠的基础;另一方面是仔细研究社会身份的多重基体(multiple  matrics),性别只是它的很多个坐标轴当中的一个。女性主义批评的任务一方面是要使自己成为文学研究中的一组有力的、响亮的而又与众不同的声音,另一方面是继续担负起创立社会身份和主体性研究的新的、更加复杂的疆界说的领导作用,这种新的疆界说一定会在即将来临的下一世纪的灵活多变的研究领域中诞生。”[8](P437)另一位批评家南希·哈特萨克(Nancy  Hartsock)也在《福柯论权力,为女人服务的理论?》中强调,只有将女性视为一个社会群体,女性主义才有其存在的意义。过分强调女性内部的差异将导致女性主义自身的毁灭。解构“女性”观,无异于颠覆女性主义政治。[14]

女性文化论文范文3

论文关键词:女权;女性;文化差异

Feminism到底是什么?女权还是女性?一般来说,Feminism对于西方是女权主义,在中国就是女性主义。Feminism由女权主义变为女性主义,温和、委婉了很多,似乎少了许多政治因素,多了许多文化内涵。可是,“女权”还是“女性”不仅仅是用词的不同,而且在翻译的背后有着深厚的文化差异。中西不同的哲学思维、家庭观念、个人价值、历史和现实发展,直接导致了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对Feminism不同的理解。本文试图从社会文化角度探求中西女性主义境遇差异的根源。

一、哲学层面上:中西二元对立与阴阳调和

二元对立是西方哲学传统思维模式。西方哲学强调天人相分、主客相分、二元对立。在两性关系上,女性处于客体的位置,女性被迫站在与男性截然对立的关系上。整个的思维模式也让女性习惯在两极模式中审视自己及与男性的地位关系。当意识到自己的不利地位时,她们发动了轰轰烈烈的女权运动。面对强大的男权社会,西方女权主义者给予了无情的批判和反抗,试图从根本上对男女秩序进行颠覆。

中国传统哲学强调天人合一,阴阳调和。虽然也强调事物的对立面,但更强调其相互转化性。老子的“福祸说”(“福兮祸所倚,祸兮福所伏”)就很明显体现了这一点。在两性关系上,中国传统文化男尊女卑观念也根深蒂固。《周易》就从天地、乾坤、阴阳等天人秩序来论证男女尊卑、贵贱的关系。汉儒从阴阳五行论证了“三纲六纪”、“男尊女卑”的合理性,从“道不变,天亦不变”来论证秩序的永恒性。宋明理学的“三纲五常”、“存天理,灭人欲”等,将男女不平等制度当做天经地义的绝对真理。但中国哲学更强调天人合一,阴阳中和。董仲舒认为阳贵阴贱,阳尊阴卑,同时也讲阴阳调和,认为阴阳中和是阴阳运行之道。“起之不至于和之所不能生,养长之不至于和之所不能成。成于和,必生于和,始于中,止必中也。中者,天地之始终也;而和者,天地之所生成也。夫德莫大于和而道莫正于中。中者,天地之美达理也,圣人之所保守也。”…因此中国妇女意识到自己地位低下,备受压迫时总是以和为贵,逆来顺受,很难奋起反抗,向男权社会发难。

二、家庭观念上:中西家庭对抗与“家天下”的差异

西方家庭成员以对抗为主要特点。古罗马“家庭”即“奴隶”的意思,家长就是奴隶主。德国学者缪勒利尔说:“在那里,家长也是全家财产的所有者,是她的妻子的身体与灵魂的主人……他的妻子、儿子和他的牲畜一样没有提出反对的权利。家庭之于个体的希望和快乐,正如坟墓般的土牢一样。”《马太福音》中耶稣在差遣十二门徒出去传道时,明确告知他们说:“我来,是叫人与父母生疏,女儿与母亲生疏,媳妇与婆婆生疏。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的人。”

中国几千年的封建文化强调“家天下”、“家和万事兴”,以家为本位,家国同构。儒家思想“修身齐家平天下”成为每一个人(男人)不可推卸的责任。在家国观念中,家国是第一位的,个人是第二位的。小家要服从大家(国)。在这种服从中,就表现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女性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处在最底层的无权地位。与西方不同的是,中国女性虽然处于无权地位,但中国人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都将忠、孝视为至上的美德。儒家将孝作为一切德行的总纲。孝亲观使女人成为母亲后,可以利用母亲的名义得到一定的尊重,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女性诸多不满情绪,相对于西方家庭中男女两性直接对立,矛盾要缓和一些。

三、个人价值追求上:中西个体性与集体性的差异

西方强调个体性价值的实现,强调自我认识和自我发现。古希腊罗马城邦文化,西方私有制易形成个体独立。文艺复兴时期更是张扬人性、个性的时代,个性解放成为一种鲜明的时代倾向。个人价值的追求在西方文化中源远流长,已渗透到西方文化的血液中,成为西方文化的一部分。这种个人主义体现在现实生活中就集中表现为追求个人自由和平等。为了实现自由和平等,他们不惜任何代价去争取。受这种个人主义传统的影响,西方女性能自觉地站在自我的立场,反思和反抗父权文化的压制。当认识到自己地位低下时,她们奋起反抗,发动轰轰烈烈的妇女运动,大胆地向男权世界争取属于自己的权益。

中国文化是一种集体文化,强调集体利益,个人利益要服从集体利益,忽视个人价值。“中国文化重人,并非尊重个人价值和个体的自由发展,是一种宗法集体主义人学,是一种以道德修养为宗旨的道德人本主义。”4家国思想和集体主义思想深入骨髓,作为一种集体无意识已通过基因一代又一代地得到传承。中国传统文化中,人自一降生就被纳入到家族伦理中,个人身份消解在人伦关系中,以关系而不是个体本位的人生观很难让性别突出为社会身份的中心。中国女性在这种集体主义思想熏陶下,以“三从”、“四德”、“三纲”、“五伦”作为自己的行为准则,将男人视为“天”。女人自我在温顺贤淑下,消解在男人的世界及人的世界里。这种集体主义思想极大地压抑了人尤其是女人作为个体的自我个性的发展。传统文化的“男尊女卑”价值观念被中国妇女普遍接受,而且内化为她们自己的需要。

四、历史现实上:中西不同的妇女解放运动

西方女权主义运动可以追溯到法国大革命和启蒙运动时期。新兴资产阶级在反封建、反教会运动中提出了“自由、平等、博爱”和“天赋人权”等主张。当时许多女性也积极参加各种社会革命活动,在和男性一起争取权利的奋斗过程中,逐渐意识到她们所争取的权利实际上是给予男性的权利,女性不在权利的范围内。1791年法国妇女领袖奥伦比·德·古日发表了《女权宣言》,《女权宣言》参照《人权宣言》中的“天赋人权”精神,力争“妇女生来就是自由人,和男人有平等的权力,应该同男人一样享有各种权利”。尽管当时古日要求的平等权利还仅仅局限于婚姻、家庭、生育等方面,但她的论争在促进妇女解放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随后在1792年,英国的玛丽沃尔斯通克拉夫特发表了《为女权辩护》,主要针对女性应该与男,性受同样的教育,开发智力,培养能力,从而使女子与男子在社会、生活、职业等方面达到真正的平等,指出传统的女性教育就是培养女性如何取悦男人,传授给女性的不是真正的知识和真理,而是要把女性培养成男性的附属品。现代意义上的西方女权主义运动,主要的还是19世纪中叶以来的两次大的妇女运动浪潮。第一次妇女运动浪潮是19世纪下半叶到20世纪初在法、英、美等国展开的妇女解放运动。这一时期的妇女运动主要要求改变妇女在政治、教育、就业和家庭中的不利地位。第二次妇女运动浪潮是20世纪60年代以美国的废奴运动、反战运动和学生运动为契机兴起的。

可中国从来没有发生过真正意义上的女权运动,中国的妇女解放运动的发起者和领导者都是些具有启蒙思想的知识男性。这也决定了中国的妇女解放运动男女协同作战,与民族解放、国家存亡交融在一起。19世纪60年代初到19世纪末,一部分先进知识分子,尤其是一些接受过西方先进思想的男性,如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李大钊等,以西方自由民主等思想为参照,思考中国妇女地位,认识到要改革必须先解放“奴隶的奴隶”——妇女,将妇女解放纳入到向封建礼教发难的行动中,将男女平等思想融入到政治、经济、教育、婚姻等各个方面,为妇女思想解放做了积极贡献。随着中国民族革命进程的发展,妇女解放运动也不断发展,妇女权利也通过立法等制度形式得到保障。新中国成立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明确规定了妇女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均有与男子平等的权利。《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一条规定:“废除包办强迫,男尊女卑,漠视子女利益的封建主义婚姻制度。实行男女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男女权利平等,保护妇女和子女利益的新民主主义婚姻制度。”上世纪50年代后,在“妇女能顶半边天”的口号下,中国妇女广泛走向社会,参加各种社会生产。而西方妇女为争取各种权利进行了各种游行、抗议,许多人还进过监狱,相比之下,似乎中国妇女权益的获得是那么的轻而易举。

女性文化论文范文4

    论文摘要:高校的性别教育尤其对女生的性别教育已成为高等教育不容忽视的问题,本文通过对高校性别教育现状和女生性别教育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提出一些改善女生性别教育的建议。

    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随着高等教育的发展,高校女生的比例逐步上升。据统计,“到2004年,女生占本科在校生的比例已经上升到45.7%;女硕士、女博士的比例分别达到44. 2%和31.4% 。”到2007年底,据报道,上海各类高等院校在校本专科女生占学生总数的52.7%,在某些文科专业,女生的人数远远高于男生,男生可以说是凤毛麟角。在高校女生人数逐步上升的情况下,高校的性别教育尤其是对女生的教育也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一、高校校园文化活动与性别教育的涵义

    校园文化活动是体现校园文化的载体和形式,高校校园文化活动在广义上是指在高校校园区域中,由学校师生在教育、教学、管理、服务等领域开展的活动;在狭义上是相对课堂教育而言的课外活动,包括课外进行各种有益于学生身心健康和提高学生思想道德、文化素质的一切文化活动。因此高校校园文化活动既包括了教学、管理、服务等形式的物质的、精神的、动态的、静态的文化活动,也包括了在校园内开展的一切有利于学生身心发展的课外活动,即学校“官方”组织的活动和学生社团“非官方”组织的活动。在本文中主要论述的是狭义的校园文化活动,即课堂之外的一切有利于学生身心发展的活动。

    高校对学生各个方面的教育和培养都是通过开展校园文化活动来实现的,高校性别教育亦是如此。在女性学中,“性别教育,是指教育人们正确对待性别差异,认清由社会结构、传统文化和制度带来的性别歧视霸权;让在政治、经济、历史和文化教育上处于弱势的女性发出自己的声音,并在日常社会生活中积极、主动地参与社会活动,行使自己的权利”。性别教育是一种“淡化性别界限”和“跳出性别框架”的教育,不仅针对女生,而且也是培养男生作为现代公民应具备的知识和修养的途径。

    在高校性别教育中,最主要的内容是要帮助女生建构自己的女性气质。女权主义认为,女性气质( femininity)是指对女性形象和社会角色的社会建构。

    笔者认为,高校性别教育中要帮助女生建构自己的女性气质,要塑造女生自立、自强、自尊、自信的女性形象,培养女生的自主意识、竞争意识、进取意识和创新意识,摆脱传统的性别角色分工,不再拘泥于旧的性别观念,并推动全社会对性别意识的关注。

    二、高校性别教育的现状与女生主体意识的缺失

    在高校中,性别教育和女生主体意识的培养是一个长期被忽视的问题,高校女生的主体意识不强表现在几个方面:第一,由于受到自身或家庭传统的心态和思维定势影响,许多女生仍然保留着“男生应比女生强”的观念,出现了依赖性、自卑感和怯儒心理,缺少了勇于拼搏、勇于进取的精神;第二,在课程学习和教育中,由于传统的性别定位,女生更多地接受了顺从、乖巧、贤惠的性别定位,逐渐地失去了与男生平等展示的机会;第三,社会中存在的性别歧视,尤其是在就业中,用人单位宁可录用能力一般的男生,却将众多优秀的女生拒之门外,这种现象使一些女生丧失了竞争的勇气,萌生“学得好不如嫁得好”的念头,最终放弃了就业竞争和努力进取的机会。

    目前,高校对女生的教育仅仅是通过开展一些活动,只限女生参与,然而这些活动往往持续的时间短、内容有限,未能在女生群体中产生深远的影响。这种治标不治本的方式最终只能导致对女生教育的名存实亡,未能达到预期的效果。

   三、对校园文化活动中女生性别教育的几点建议

    近几年来,高校性别教育普遍采取组织女生节活动的形式,虽然不同的高校举办特色各异的活动,但是活动内容和时间仍然有较高的相似性,大致有以下几方面的特点:

    第一,对外貌和形象的关注,例如在校园内举办美容、礼仪讲座和女生形象设计比赛等,通过讲座让女生学会社交礼仪规范和关注自己的外貌,通过形象设计比赛评出大家心目中最美丽的女生,但这些活动也给女生传达了一种信息,就是社会对女性形象的评判标准和礼仪规范。在父权社会中,对于女性外貌的评判标准和礼仪规范,更多地是从男性的视角来设定的,女性的服饰打扮和行为举止最终都是要符合男性评判的标准,必须得到男性的认可。因此,这些活动最终只能导致女生更加重视自己的外表,而忽视了自己的内在美和其他方面的发展。

    第二,对生活技能的关注,例如在女生节活动中常常会举办一些水果拼盘比赛、厨艺比赛等等注重生活技能的比赛,这些比赛给参与者提供了展示的机会,带来了许多生活乐趣,但这些针对女生的活动仅仅限于生活技能的展示,在活动的策划和组织上并没有跳出传统的性别角色分工的框架,仍然定位于“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模式,这些活动是传统女性角色的传承,可以说使传统的性别分工观念更加根深蒂固。

    第三,活动时间短,活动效果不明显。对于高校女生节的起源,目前大致有两种说法,一种是由广东工业大学在1991年首创的一个节日,以“关爱女生”为宗旨,在每年11月第三个星期举行,为期一周;另外一种说法是每年三八妇女节的前一天,也就是3月7日一天。在女生节的那一周或者那一天,男生们会以自己的行动去关爱女生,包括修理电脑、送早餐等等,然而无论是为期一周还是一天,活动的时间还是非常短暂的,活动的效果也未能持续下去。

    目前,高校校园文化活动中女生的性别教育仍然存在一些不足之处,社会性别理论教育方面仍有待加强,学生学习性别理论和探讨性别问题的自觉性和主动性需要不断地调高,女生的主体意识仍需要增强。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几方面着手,加强女生的性别教育:

    首先,定期举办性别研究相关的论坛和讲座。除了通过开设女性学、性别研究课程,使学生掌握一定的社会性别理论外,定期举办性别研究相关的论坛和讲座,对社会和校园的热门话题展开深人的讨论,有助于学生培养从社会性别视角去看待现实问题的能力,真正做到学以致用。

    其次,发挥学生社团女生部的作用。在高校中,学生会一般设有女生部,主要负责组织女生节活动和关注女生日常生活,在一些学校中由于女生部的作用未能得到重视,因此女生部常常会被并人生活部。高校的性别教育的目标之一就是要帮助女生建构自身的女性气质,培养女生的主体意识,这就需要女生自觉地去关注和探讨性别差异和性别认同的问题,构建自立、自强、自尊、自信的女性气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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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西方后现论;文学思潮;女性诗歌创作

中图分类号:I2072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5349(2016)03-0187-02

西方后现代文学理论有着极为庞大的体系,它出现于二战前后,对当代文学思潮的发展也有着极其重大的意义。虽然,西方后现代文学中理论驳杂,但能够对女性诗歌产生巨大影响的,却是以下几个方面:即德里达的解构主义,微观的政治欲望理论,以及法国思想家们为首的后现代女权主义思想理论。在这些思想中,所谓解构主义,就是颠覆了传统的文学理论,以语言文字秩序作为发展筹码,着重于对现实中的所有二元对立理论提出批评。他认为先验的本源和意义是根本不存在的,只有幻想中的无限迂回可以算作存在,在这样一个基础上,他认为:所谓真理,其实并非得到结果,本质和绝对无法共存,故而普遍主义是一种虚幻的思想。也就是说,现实中的世界只能在话语运动中无限分解、重复,这也与禅宗中所遵循的名言戏论可谓不谋而合。这样一种分解与重合的循环,就是德里达论述中“散播”的形成过程,他强调人应抗拒一些外界的强加束缚,从而生成一种多元性的存在。而正是这样一种思想基础,也为消除男女间的对立奠定了一部分思想基础。

一、德里达结构主义对女性诗歌发展的影响

西方传统的形而上学思想认为,男女之间会出现对立现象其实是由于男性的地位高于女性,这一地位形成的原因包含了多种方面,在等级中,传统思想会特意将男子置于等级中的优先地位,而将女性放在从属的劣等地位。而后现论则反对二元对立的观点,倡导一种相对平等的理论,这也就与女性主义产生了一定的共鸣。后现论对多元性、差异性和边缘性都有着着重的强调,这就同时也为长期被主流思想排斥在边缘的女性们提供了一种新的理想的思想和客观的声音。[1]同时,它的出现也为女性争取自身的话语权提供了新的理论基础和思想武器,故而,在德里达的理论进入我国之后,女性主义的思想也就得到了蓬勃发展,同时也为当代女性的诗歌创作产生了新的活力。

对我国现代文学而言,具有标志性的女性诗歌大多产生于上世纪80年代的中后期,如女诗人伊蕾的作品就是各种典型。她的作品《我是谁》《主体性》等代表篇章,就可以看作是对德里达解构主义的实践性表述,从其描写的内容和方式来看,这些诗歌也就是对结构理论最完美的演绎。[2]

女性诗歌的成熟期大概定格于90年代,在这一阶段中,女性诗歌逐渐走出了以往的流俗影响,得到了新的发展和启迪,在这一过程中,女性诗歌的创作主题由最初的意识觉醒慢慢转向为对性别意识的淡化和消融。在这个时期,女性诗歌创作不再一味地倡导性别意识的抗争,而是主张淡化性别意识,写作风格也由开始的激烈反抗慢慢地转向平和,她们试图于消解性别的意识在文学作品中的体现,同时将其逐步转向为无性别的写作。[3]从最初翟永明在《女人组诗》中用唤醒女性“自我意识”的方式描写道:“今晚所有的光为你照亮/今晚你是一小块殖民地/久久停留/忧郁从你的身体内/渗出/带着细腻的水滴/”到90年代的女诗人张晔在著作中曾这样写道:“白昼和黑夜不过是一种秩序 / 形状不同,之间没有玻璃 / 世间的万事万物是一个整体 /创造的轮子是没有性别的,只有无穷无尽的生命痕辙。”这样的区别已明显说明了女性诗歌创作已经由最初的强调女性自我意识的写作进化到了模糊意识形态的写作,这样的一种做法不得不说是一种成熟和进步。同时,这也证明了女性意识在性别差异认同上的进化和成熟。[4]

二、躯体修辞学对女性诗歌发展的影响

除了德里达的理论,埃莱娜・西苏的躯体修辞学对女性诗歌创作的影响也是毋庸置疑的,她的理论,为女性写作提供了一个宏观的概述。在她的认知中,躯体是个人所特有的一种结构,也正是因为躯体的存在,个体才有了一个确凿的、可以为人所感知的实体。个体由人自身所创造,其认知感觉也应由个人独享。但是,如果个我的躯体进入了公共的领域,那么它就不再是个人的私有领地,而是变成了社会形象的一部分。此时,躯体将不再具有完整的自主性和独立性,因此,由于自我意识从而架构出的人物,是女性在诗歌创作时需要注意的基础和根本,这也就是“躯体修辞学”所要强调的过程。埃莱娜的躯体修辞学实际上是强调:以自己作为创作的蓝本之一,以特定的主体进行写作,同时,使“独立自主”的个我得到展示的风采。所以,也正是由于躯体修辞学的创立,创作者也有了多样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创作素材。在当今社会中的女性写作,很大程度上都是遵循了躯体修辞学的表述,将躯体修辞学的理论在诗歌中得到了完美的实践。无论是伊蕾的“红玛瑙,在我的胸前/ 象一颗红豆成熟了/ 我的胸脯散发着树脂的芳香/ ”,抑或是翟永明的《女人组诗》,“月亮象一团光洁芬芳的肉体/酣睡/发出诱人的气息/”“怎样的喧嚣堆积我的身体”,其实质都是以自己为蓝本进行诗歌写作,即便在如今看来许多观点也显得颇为大胆,但这也确实是女性个人主义的写作方式在实践中的彻底流露,可以说,正是由于埃莱娜躯体修辞学的影响,才使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女性诗歌创作达到了一个创作的顶峰。

三、福柯的后现论的影响

对于后现论而言,福柯无疑是其中的代表者。他继承了后现论的反启蒙传统,否认平等、理性和解放之间具有平等的关系,他认为当今时代下知识形态和现代权力结构互为一体,已经成为了一种新的形态。同时,福柯对现性和知识形式进行了相当的反思和批评。他认为社会制度等表面上看来是自然选择的结果,而实际上却是历史社会建设的必然产物。

故而,福柯呼吁要解除文明于人类的枷锁,通过微观政治对社会化的现象进行了批判,他认为人应该脱去传统的尘封枷锁,创作出新的主题形式和新价值体系。正是由于福柯对传统的严重蔑视和批判,反而造成了其对传统话语的颠覆。正是由于其颠覆性,于是也为女性诗歌的创作提供了理论依据,同时,福柯身体政治的理论也为女性的身体写作提供了反叛的火种。于是,在福柯的影响下,女性诗歌在上世纪80年代出现了大规模的反抗思潮,如唐亚平的《主妇》,其中就体现了对女性传统地位的不满和抗争,“我在家里出生入死,就该我绕着锅边转”此句,更是对女性传统身份的否决,体现了女性主义的初步觉醒。

著名作家唐亚平曾经将女性身体的诗学以“怀腹诗学”作为概括,她在文中说“女性本来就是一种归宿”,她认为女性能够唤起诗学的存在感,语言和诗相辅相成,共同造就了诗学的世界。这也是明确的表述了身体和诗歌的关系,而这样的观点大体也可以是对八九十年代女性诗歌创作思想的一种总结和概况。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无论是在语言上还是实践上,后现代文学理论对女性诗歌的创作都有着不可磨灭的影响。甚至可以说,后现代的文学理论,直接促成了女性诗歌理论的发展和转型,同时也为她们的诗歌创作提供了最基本的理论性的基础。这不仅仅是简单的文学流派的出现和发展,更是在社会发展和进步中,女性意识所产生的直接的觉醒,并在实践中得以发展和体现。

四、总结

作为一种特定时代下的文学理论,西方后现代文学理论的出现,对西方文学乃至世界文学都有着不可磨灭性的作用。它的作用不仅仅只存在于理论的层面,更是对诗人的创作过程起到了引领性的作用。这种文学理论引导文学实践的例子并不少见,诗人的写作总是以基础性的思想为根本,而正是由于某些无意识的思想基石,才使文学的创作焕发出无限的活力,也正是这样一个特定的大范围的影响,才使得20世纪八九十年代女性的诗歌创作出现了大范围的发展。从80年代到90年代,这十几年的时间也是女性诗歌发展的辉煌时期。尤其是90年代,在无性别写作的发展下,女性写作也进步到了更辉煌的时代。如90年代的著名作家周瓒、宋东游、马兰等人,较之于80年代轰轰烈烈的强调女性自我意识觉醒的写作运动,90年代的女性写作无疑弱化了许多,但在思想上,90年代才是女性写作的真正成熟的时期,而它对社会、思想和女性意识所带来的冲击,哪怕时至今日,也依然得到了保持和发展.因此,西方后现代关于文化的理论思潮,给我国当代的女性在诗歌的创作上带来了非常深刻的影响。

参考文献:

[1]赵彬.西方后现代文化理论思潮对我国当代女性诗歌创作的影响[J].文艺争鸣,2013(03):27-31.

[2]王源.后现代主义思潮与中国新时期小说[D].山东师范大学,2012:11-19.

女性文化论文范文6

[关键词]王安忆 《长恨歌》 上海 王琦瑶

[中图分类号]I207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4309(2010)07-0043-02

在女性作家及作品中,王安忆和她于1995年问世的作品《长恨歌》是不得不被提及的两颗璀璨明珠。当时女性文学普遍呈现作家多产,作品质量走低的态势。如较之王安忆更年轻的一些被称为“身体写作”的女作家在现代都市大众传媒的吹捧中和以身体、性、欲望等女性身份所具有的独特商业卖点的刺激下,粗制滥造出一大批没有内涵可言的文化垃圾。在女性文学面临严峻挑战之时,《长恨歌》以其鲜明的文化寓意,为当时萎靡的女性文学整体注入了一股新鲜的血液,很大程度上挽回了女性文学的生机与活力。

《长恨歌》描写了一个叫王琦瑶的女人的生命历程。按照王安忆一贯的视角,故事很平淡,一个算得上普通的女人的一生,甚至缺少惊心动魄。正是在这样的不急不缓、平心静气的娓娓道来中,我们可以看见《长恨歌》蕴含着的更深层的文化寓意――通过描写上海的女性,完成作家对上海这个大都会的文化阐释。

王安忆曾说过,“要写上海,最好的代表是女性。”①从这个角度来看,《长恨歌》实则借一个女人(王琦瑶)的一生,完成了对一个城市(上海)的书写,王琦瑶的历史就是整个上海的历史。上海在《长恨歌》中,已经不再是简单的空间境遇,而转换成一个“大角色”,《长恨歌》的主角与其说是王琦瑶,不如说是上海,是王安忆所力图演绎的一个存活在记忆和想象中的上海。

《长恨歌》开篇就大段大段地细绘上海的点点滴滴,而作为小说主人公的王琦瑶到了第一部的第二章才正式进入读者的视野。王安忆试图通过这种描述传达出:没有上海,没有上海的弄堂、鸽子、选美、谣言,“王琦瑶们”是不可能存在的。“上海给了她们好舞台,让她们伸展身手。”②而写王琦瑶的一笔一划一字一句都是在写上海:尽管王琦瑶穿着素淡的旗袍,以打针度日,严师母还是看出“这女人有些来历。王琦瑶的一举一动,一衣一食,都在告诉她隐情,这隐情是繁华场上的”。③没有人能说上海是不繁华的,而这种繁华好像是专属于上海女人的,也只有上海女人能将其演绎得淋漓尽致:歌是女人唱的,舞是女人跳的,旗袍店是为女人开的,公寓是为女人建的,连电影院若没有女人的捧场,生意也是做不下去的。上海真正的魅力,就在于王琦瑶们的一言一语,衣饰鞋帽,一次次舞会,乃至流水一样消逝的光影与爱情。此时,王琦瑶成了上海的背景,而前台演绎着的正是十里洋场的多姿多彩,活色生香。

事实上,王琦瑶的性格都是上海化的,只有上海才能养育出这样性格的女性。上海自近代以来一直作为半殖民地城市,以一种忍辱负重的姿态存在,但是,上海既没有做不光彩的退让,也没有很强硬地抵抗,而是默默地等待,暗自准备,不放过任何发展和崛起的机会。上海是这样,上海女人也是这样。王安忆曾说过:上海女人的硬,不是在攻,而是在守。④王琦瑶又何尝不是:等待,从不出手,最危急的时刻,也不动声色。这种性格延伸到她生命的结束,女主人公四十年的繁华梦,繁华散尽,梦醒时分,她的命运戛然而止,甚至没有象征性的反抗。王安忆甚至在安排女主人公生命的终结时,也不忘给她的性格做一个强有力的特写。她这是在重申:看,这就是上海女人的性格,这就是上海的性格。

小说主人公王琦瑶的整个生命与婚姻无缘。在王安忆的书写中,几乎没有提及王琦瑶对婚姻的看法与渴望。这再一次印证了王安忆以女性反映城市的目的。家庭的涵容量显然不够王安忆笔下的女性大展拳脚,只有城市能提供给她们一个广博的生存和发展空间。正因为如此,王琦瑶从一开始就摆脱了家庭,直接走上了社会。没有家庭的羁绊,王琦瑶的青春和美貌快速地进入流通并得到认可。“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如果一个大都会连生活在其中的女性都接受不了,难以包容,那么它实在不算是合格的。在这里,作者又彻底地表现出上海的开放性。“对于一个大都市来说,‘养在深闺人未识’是一种传统资源的浪费,社会化大都市的运作方式,就是要使一切都公开化地进入流通。”⑤

不可否认,王安忆描写上海具有巨大的优势。她并非出生在上海,在青少年时代有过长期离开上海下放的经历,后来又回到上海。这出出入入之间,使王安忆在感受上海时,兼备“旁观者”和“当局者”的双重身份,所以将上海繁华背后的冷静,风光背后的平凡,世俗的把戏轨迹看得透、写得生动;又因为在性别身份上的独特,使她在书写及表现女性时,是恰到好处的。这两个最主要的因素,注定作家对城市以及女性的独特的视角与阐述,也注定了《长恨歌》在表达城市―女性二元文化寓意上的巨大成功。

[注 释]

①②④王安忆:《上海女性》,北京:中国盲文出版社,2008年版。

③王安忆:《长恨歌》,北京:作家出版社,1999年版。

⑤温儒敏、赵祖谟:《中国现当代文学专题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参考文献]

[1]王安忆长恨歌[M]北京:作家出版社,1999

[2]王安忆独语[M]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