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文学论文范文1
古往今来，社会都是由男性和女性共同创造的，缺少任何一方的努力和奉献，都不可能实现社会的全面进步和飞速发展。“女人，与其说是‘天生’的，不如说是‘形成’的。人类文化的整体，产生出这居间于男性和无性中的所谓‘女性’。”“军功章啊，有你的一半，也有我的一半”这一中国家庭的普遍观点，不也正说明了男性和女性在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没有孰重孰轻之分吗?如果男性和女性不能和谐共存，如何推动人类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在生态女性主义者普鲁姆德(ValPlumood)看来，“对二元论的划分既不是中性的，也不是随性的，而是由具有鲜明对比的两组概念构成的————统治的概念和屈从的概念，即相互之间形成了相互对立和排斥的关系。”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正是立足于对文学研究的多角度结合，着眼于女性的自然性别和社会性别的统一，不仅把女性和大自然的联系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而且对男权思想的“二元制”社会给予了批判，同时为女性争取社会的政治和经济方面的要求而尝试探寻新的文学批评理论构建。而在生态学中，环境主义者认为人类奴役自然、破坏环境，自然环境成为被男权社会统治的人类社会压迫的对象;而在人类社会内部，女性主义者则持女性思想被男权奴役，女性生活被男性世界操纵掌控，成为“失语者”，也成为男权社会的牺牲奉献者的观点。由此可看出，“环境”和“女性”两者之间的确有着很多共通之处，同为男权社会被统治和被奴役的对象，这样就使得“同病相怜”的两者惺惺相惜，仿佛两个亲密无间的“闺蜜”。而大自然往往在许多文学作品中被比喻成母亲，也常常被用第三人称“她”来指代，这更使得生态女性主义者情不自禁地把两者纳入到共性范围内进行研究，把女性争取自由的权利和自然获取救赎的渴望作为研究的最终目标。生态女性主义是站在女性的立场来分析和解决现代人类社会刻不容缓的环境问题，因此生态女性主义理论相对于生态主义学说而言，更具有女性敏感、细腻的独特研究角度和审视点。如果说生态主义理论者们是主张以人类中心主义对生态环境的种种危机进行展开研究，那么生态女性主义者则主张从两性和谐的前提下，从女性细腻、敏感的眼光透视男权社会解构“二元式思维模式”的人类中心主义，指出生态社会的种种自然危机后的罪魁祸首就是男权思想的独霸地位。“生态女权主义把道德观建立在关心、爱护和信任上，把人(包括男人和女性)在私人、家庭和政治上的关系视为平等，也把人类与非人类的自然视为平等伙伴，而不是控制和统治的关系。”生态女性主义并不是主张用女权思想代替男权，而是用一种更理性的方式，反对男权思想的压迫和束缚，争取妇女话语权和地位的平等，不再以二元式的思想模式和世界观来统治世界，让男性和女性之间形成一种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因为这一点也正是体现了对和女性有着密切相似性的自然世界的解放和拯救，众生本应平等，让自然世界和人类社会合作共赢。可以看出，生态女性主义批评立足于男权社会里男性与女性的相互关系，但却从另一个角度洞察了深深藏于人类统治主义理论中的人与环境之间也存在隐形的相似关系。以此为着眼点，生态女性主义可以说有了在生态环境学理论上的合理性。
二、沐浴在清洁理论思想下的生态女性主义批评
生态女性主义文学的春天不应该是寂静无声的，死气沉沉的;她的春天应该是万物复苏的，生机盎然的。美国海洋女生物学家蕾切尔•卡森早在其《寂静的春天》(SilentSpring，1963)一书中，通过描写一个绿色美丽的小镇由于生态环境遭受人类社会严重污染而沦为一个黑色死亡之镇的生态事件，揭示了地球上的生态系统正在被人类的生产和生存活动而破坏的现象，因为杀虫剂DDT等农药的滥用使得地球环境受到了长期的危害，使得人类生存也受到了相应的威胁，人与大自然的关系变得越来越不和谐，春天不再像春天了。“我们生活在一个无处可逃的有毒废弃物、酸雨和各种导致内分泌紊乱的有毒化学物质污染的世界了，这些物质影响了生态界性激素的正常机能，使雄性的鱼和鸟逐渐变性。城市的空气里混合着二氧化氮、二氧化硫、苯、二氧化碳等许多污染物。在高效率的农业经济的背后，是地表土的天然功能已被彻底破坏，谷物的生长完全需要依赖化肥。用死家禽制成的饲料喂养牲畜，造成了导致中枢神经系统崩溃的疯牛病，而后又再次传播给人类。”英国生态批评理论的代表性人物乔纳森•贝特(JonathanBate)教授对生态社会的这段描述恰恰反映了一个健康绿色和谐的生态社会不仅是一个无污染的清新干净的世界，更是一个没有等级压迫和奴役的绿色春天般的新世界。女性和自然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可以概括为两种:一种是女性与自然本身之间的联系，另一种是人类社会对妇女统治和对自然统治的关系。生态主义者只能孤军奋战，为反抗人类社会对自然环境的破坏，遭遇了各种艰难险阻，为争取人与自然的平等之路变得十分艰辛。而“女性主义在运动初期，平等问题是女性思想关注的中心。当时的中产阶级女性，受当时社会革命潮流的冲击，她们从自身的感受出发，对束缚女性造成男女不平等的各种现象进行抨击，鲜明地树立起女性摆脱束缚的旗帜。”同样，女性主义运动也由于“势单力薄”，在反抗男权，争取解放的道路上，会遇到纷繁复杂的斗争形式，这样，反抗之路就会变得更加漫长，胜利的希望就会愈发渺茫。虽然女性主义运动经历了几个世纪，确实发展和壮大了，但如果能找到“同盟军”，建立统一战线，一定能更快地更有效地获取最终的胜利。可以说“自然环境”就是“女性”在反抗男权社会运动中最好的“闺蜜”，生态女性主义者正是从绿色生态思想角度，思考女性在男权社会里不平等和被压迫的现状，用全新的双重视角和战略的眼光，审视自然和女性的相似之处，将这对盟友共同的遭遇和使命相结合，开辟出了一条新型的可持续发展的解放女性之路。生态女性主义批评文学是一种新型的“绿色清洁”文学批评，是生态主义蓬勃发展的生动体现，是从生态学的角度对女性主义文学的新角度的阐释。如果说生态主义运动是生态主义者保护自然的绿色运动，那么生态女性主义文学之路就是女性主义者用绿色理论捍卫自己合法权益和地位的春天之路。
三、可持续发展模式下的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
女性文学论文范文2
论文基本框架
一、摘要
包括论文主要研究内容、分析过程和基本结论等，字数一般要求在150字左右。
二、引言
包括论文研究意义、文献查阅的相关内容及论文主要研究内容等；
三、基本理论
主要是公式推导；
四、算例分析
可以分以下几个部分：
(1)模型描述
(2)仿真分析
(3)与试验结果对比(如果有试验，试验基本情况还要予以介绍)
(4)结果讨论
五、结论
分几条列出。
参考文献
[1]作者.期刊文献名称[J].期刊名，年，卷(期)：页码.
[2]作者.专著名称[M].出版地：出版社名，出版年.
女性文学论文范例欣赏：浅谈女性文学
摘要：张爱玲与米兰・昆德拉这两位背景不同的作家在精神和写作技巧上有许多相似和相异之处。通过对《半生缘》和《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两个经典文本中女性形象的对比分析，我们可以看出两位作家在对女性命运悲剧的描写虽然有着不同情怀，但却有着很多相同之处。
关键词：女性文化悲剧
张爱玲与米兰・昆德拉是东西方文坛上两位璀璨的明星。张爱玲的小说拥有女性的细腻与古典的美感，对人物心理的把握令人惊异，而她的独特人生态度在当时亦是极为罕见，曾经在海外形成了为数众多的“张迷”。昆德拉是“欧洲最杰出的现实中最为有趣的小说家之一”，他善于以反讽手法、用幽默的语调描绘人类境况。他的作品表面轻松，实质沉重；表面随意，实质精致；表面通俗，实质深邃而又机智，充满了人生智慧。正因如此，在世界许多国家，一次又一次地掀起了“昆德拉热”。本文通过对《半生缘》和《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两部作品中的女主角形象的分析，来对比不同文明下对女性的关怀，从而理解两位作家对人类生存状态的审美批判。
《半生缘》描述了一个19世纪30年代旧上海的爱情悲剧，今天看来仍然让人颇感哀伤，张爱玲精心编织的悲情故事穿越了时空打动了依然需要真情抚慰的现代人，小说中的曼璐和曼祯的姐妹关系，让人感到“半生缘”的可贵而又可怜。在《半生缘》中，从世钧、翠芝、叔惠、曼璐、曼祯、鸿才这几重爱情悲剧来看，女人在选择的过程中又不断受到世情和命运的捉弄。尤其在《半生缘》中曼祯的命运和形象更是让人悲从中来，感慨万分。昆德拉的《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颇具盛名，在上世纪下半叶曾刮起了一阵研究热潮，在今天读来他仍给我们带来了很多关于生命的启示。这是一本足以让我们每个人深思生命之存在意义的哲理小说。这里包含了对人之本性的背叛和男女主人公在生命的轻与重中的选择，昆德拉更以其独到的眼光向我们阐释了何为“存在密码”。作者认为“这个或那个人物的密码都是由几个关键词组成的”①，而这里的每个关键词都是作者小说中人物的价值所在。昆德拉自己表示，他的小说始终探寻的是人类在某个场所表现出来的任何生存状态和生存发展的可能性。这些可能性在每个人命运的关键词里转化成了个人的存在困境与负担。他对女性的心理特点和女性命运的分析也很深入，特雷莎是这部作品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也是与现实联系最为紧密的女性形象。她与《半生缘》中的顾曼桢看似两个毫不相干的女性，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一、政治环境下的牺牲品
米兰・昆德拉和张爱玲都属于被政治放逐同时又不自觉地将自我灵魂放逐的作家，他们不断游离在社会历史的边缘：米兰・昆德拉被迫逃往法国，张爱玲从上海逃往香港，又辗转移居美国。政治大环境和时代的背景都渗透到他们个人的生活、渗透到他们的思想。一个时代的社会背景总是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影响着每个人的命运。《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描述了1968年苏俄入侵捷克时期，民主改革的气息演变成专横压榨之风潮，同年八月前苏联领导人所指挥的坦克，在“主权有限论”等等旗号下，以突然袭击的方式，一夜之间攻占了布拉格，扣押了捷克党政领导人。“布拉格之春”强烈地震动了特雷莎的家庭，特丽莎立刻找到了自己的意义，她热心地充当着一个爱国记者的角色，拍下了大量苏军入侵的照片，当苏军拿着枪指着她的时候，她没有丝毫的畏惧，依然拍下他们惨无人道的行径，但是不久之后她的这种行为被统治者所阻止了。特雷莎是一个勇敢坚强的女性，虽然憎恨侵略者，同情反抗者，但是个体的力量是有限的，况且她只是一个柔弱的女子，残酷的战争带给她的不仅是身体上的负担，更是心灵上的伤害。张爱玲的《半生缘》描写的是发生在抗日战争十年左右的故事，“9・18”“1・28”、抗战胜利、国民党接管、上海解放、支持东北，隐隐约约给这个故事刷上一笔动乱的底色。《半生缘》的时代背景是封建黑暗的旧中国和灯红酒绿的洋场社会相结合，在19世纪40年代的旧上海，张爱玲擅长描写新旧文化交替背景下女性苍凉的人生际遇和金钱文化下女性尴尬的生存状态。顾曼桢便是这样深深地烙上了时代印记一个女性。她是张爱玲笔下近乎完美的一个女性形象，独立自主，受过教育，有理想，有追求，但是身处在动乱的社会环境下，她不能任凭自己的意愿去追求幸福，她和沈世钧深深相爱，却又在现实的无奈中被迫分开，与一个曾经强奸过自己的姐夫结婚。曼桢的生命轨迹体现了那个时代女性两难的处境，也同样是时代造成了她的悲剧。
二、家庭环境下的悲剧典型
米兰昆・德拉和张爱玲都有这样的一个意识：母亲既能赋予人类生命，但也是一个破坏者，她能创造爱的奇迹，然而没有任何人比她更能伤害人。在《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中，母亲原欲潜在的这种破坏性给个体带来了不同层面的影响。特蕾莎的母亲侧重于原欲导致了子女软弱沉沦，她一方面赋予了特蕾莎生命、类似的外貌和习性，给予了女儿一个完整的肉身，但却又不断通过抛却青春、生命，暴露粗俗的“自我毁灭的粗狂之举”，摧残着特蕾莎的灵魂。她经常穿着内衣就在屋里走来走去，一五一十地给别人讲如何做爱，给别人看她的假牙，最重要的是她让特雷莎毫无秘密可言，这种肉体的放逐给特雷莎造成了无声的却是致命的打击。与特雷莎的母亲不同，顾曼桢的母亲对她的伤害是有形的，顾太太性格软弱，无知而且无主见，是中国旧时代传统家庭妇女的典型代表，她的无能为顾曼璐的张狂和跋扈提供了直接的便利条件，尤其后来被祝鸿才窜谋，对曼祯逼奸成子。曼桢的姐姐也是造成她悲剧命运的主要原因，正是因为她的一己私欲，让妹妹遭受了人生极大的侮辱，与自己的幸福擦身而过。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东方或是西方，家庭环境对一个人的成长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也是作家在塑造人物性格的时候必不可少的因素，特雷莎和顾曼桢都是家庭环境下的受害者，是自己至亲的家人把她们推向绝望的深渊。
三、男权社会下的悲剧产物
身处东西方不同社会背景下，两部作品中的女主人公展现了不同的悲剧命运。但是她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她们的命运都是在男权体制的社会下被男性所操控着。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人们观念的进步，人们也开始认识到女性的权利意识，并且试图去摆脱男权的欲念，但是这种改变却很不彻底，女性的命运依然牢牢地被男性所掌握着。特雷莎虽然是一个思想比较先进的女性，有较强的自主意识，但是却一直被女性的命运所牵绊着，她坚守做一个忠贞的妻子，依赖托马斯，哪怕是为了丈夫放弃自己的生活。她在坚守自我中失去了独立，失去了女性把握自我命运的机会。《半生缘》中的曼桢努力营造自己的社会价值，摆脱传统命运的束缚，结果依然逃脱不了悲惨的命运，除了抢回她的亲生孩子荣宝之外，一无所获。并且为了孩子又被迫回到祝鸿才身边。而世钧虽然带给过她一段美好的爱情，却又在关键时刻出现了犹豫和动摇。曼桢的悲剧是环境造成的，祝鸿才和世钧毁了她一生的幸福，她的命运完全被掌控在男人们的手里，无论再怎样惊慌奔走，也是在劫难逃。两部作品的女性对现实的生存状态都选择了不同程度的抗争却又屈服于这个男性掌控的社会，她们都是男权社会下的悲剧产物。四、既是命运的抗争者又是自身懦弱的屈服者
特雷莎和顾曼桢虽然身受社会环境和家庭环境的迫害，但是她们又不屈服命运，顽强地向命运抗争。特雷莎忍受不了母亲的粗俗和鄙陋，在遇见托马斯的那一刻便既然决然地要追随他而去，离开她所厌恶的环境。虽然她没有受过教育，但心中始终潜藏着对知识的渴望，她的手里总是拿着本书，这便形成了她与众不同的特质。面对托马斯一次次的出轨，她害怕、无助却又无声地反抗，她曾一度离开托马斯，然而当托马斯回头去追寻她的时候，她又软弱地屈服了，这种屈服是对托马斯的爱也是对命运的屈服。除了托马斯她没有别的亲人，更没有支撑她生命天平的另一端重量。而《半生缘》中的顾曼桢在受奸生产后不愿意继续受制于祝家，意与顾家和祝家断绝关系，这基本上是曼祯摆脱铁闺政治做出的最大抗争，她向不公的社会和命运提出了抗衡的讯息，但日后对儿子的眷恋迫使她重回祝鸿才的身边。母爱的爆发毁坏了她之前的一切努力。她细致地想到了荣宝的饮食、住行、教育和心理，这说明曼祯已经不自觉地回归了母性，可是重回到祝鸿才身边，痛苦、屈辱、禁锢、折磨和挣扎是曼祯所不能逃避的，曼祯照顾儿子就意味着接纳了曾强奸她的祝鸿才，母爱的回归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了曼祯一切的坚强和反抗是无力的。曼祯的离去和归来体现了她的性格矛盾和对社会的无奈，生活是那样的现实。
在这两部作品中，张爱玲与米兰・昆德拉这两位背景不同的作家在写作技巧和精神上却有很大的相似性，他们都对女性的悲剧做了不同方面的透视，他们将人物置于新旧时代交替的背景下，将人性放在政治环境、家庭环境、自身矛盾性格之中去诠释女性命运的悲剧。他们都对女性命运的认识提到了一个触不可及的高度，值得我们去深思。
①[捷克]昆德拉.小说的艺术[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38.
参考文献：
[1][捷克]米兰・昆德拉.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
[2]张爱玲.半生缘[M].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6.
女性文学论文范文3
论文关键词：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女性文学
一、国际视野中的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
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不是自发生成的，而有其不可缺少的时代背景和理论土壤，这便是诞生于20世纪中后期的生态女性主义(eco—feminism)哲学思潮。可以说，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正是生态女性主义哲学思潮作用到文学领域的结果。
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承继了生态视角和女性视角。从理论准备来看，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和生态文学批评为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提供了主要的理论来源，同时，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也从语言学、精神分析理论等领域汲取理论素养。
从产生和发展的历程来看，最早提出“生态女性主义”这一概念的是法国女性主义学者弗朗索瓦·德·埃奥博尼。1974年，她在《女性主义或死亡》中将女性观点与生态观点相结合，认为“对妇女的压迫与自然的压迫有着直接的天然的联系”。1978年，埃奥博尼在《生态女性主义：革命或转变?》中深入研究了生态女性主义的许多问题，并提醒人们注意妇女在生态革命中的潜力。
20世纪80年代中期，卡林·沃伦提出了生态女性主义的核心假设，分别为：“1、对妇女的压迫与对自然的压迫有着重要的联系；2、理解这些联系的本质对于充分理解妇女和自然所遭受的压迫是十分必要的；3、女性主义的理论和实践必须包含生态学的视角；4、生态问题的解决必须包含女性主义的视角。”
此后，生态女性主义作为一种挑战男权中心制和男权统治的哲学和社会文化思潮，在西方传播蔓延开来，对环境学、政治学、社会学、伦理学等多门学科产生了持续的影响。美国学者墨菲曾总结道：“在美国大学里，生态女性主义最初开始于哲学系和妇女中心的研究，它在环境系中也有一席之地。
随后，它逐渐进入到其他院系，例如与环境正义有关的犯罪学系、研究社会运动和公共政治的政治学系、关注后殖民问题的文化研究系，以及研究女性文学和环境文学的英语言文学系。”
当生态女性主义进入语言文学系，就为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提供了生态女性主义的新视角，从而为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作为一种文学思潮的成形奠定了基础。经过20世纪80年代的准备，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终于在90年代基本确立了自身的地位。
在国外论文中，“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eco—feimnistliterarycriticism)”有时与“生态女性主义批评(eco—feimnistcritique)”交替使用，但实际上，对这两个概念作严格的区分的话，可以发现两者有着指向范围的不同。一般认为，生态女性主义批评是一种泛化的理论或视野，它批评的对象涉及哲学、历史、人类学、政治学、社会学、伦理学等各个领域，不仅仅局限于文学领域。而前者即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则只关注文学文本的分析评判。
尽管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已经经过了十多年的发展，这一概念本身至今尚无严谨统一的定义。概由其裂变自生态女性主义与文学批评的两股思潮而来，借鉴了二者的理论资源与批评方法而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是否已形成自成一体的理论框架与研究方法，尚无定论。近年来，各国的学者均在为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体系化、学科化、理论化建设方面而积极地探索和实践着。
笔者认为，从生态女性主义到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体现了女性主义思潮自身发展的细化趋势。同时，女性主义思潮介入到文学研究的领域其二级研究范畴生态女性主义也与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广泛地结合起来。从而实现了从一级研究范畴(女性主义、文学研究)到二级研究范畴(生态女性主义、生态主义女性文学批评)；从理论创新到具化分析的深入化；从二元交叉(生态／女性)到多元交叉研究(生态／女性／文学／创作／批评)。
无论如何，作为一种批评视角，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为意识形态批评、话语批评、文化批评和文学批评都带来了诸多的新视点、新思考和新发现：“透过生态女性主义理论和实践的棱镜来阅读文学文本并提问质疑：当读者用生态女性视角阅读时，文学文本中哪些以前忽视的要素凸现甚至变得显眼?这个视角能否使文学批评家对文本的传统要素如风格、结构、修辞和叙述，形式和内容有些新的发现?生态女性主义视角如何加强探讨文本中不同角色的联系与差别——人类与自然之间，文化与自然之间，不同种族、阶级、性别、性取向的人之间——影响我们与自然，我们相互之间关系的差异与联系?这一视角如何运用到课堂教学上来最根本的，我们确实需要这样做吗?那就是，文学批评——它最新的发展范式，生态批评——没有了生态女性主义的视角就不能继续发展吗?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贡献了什么至关重要的东西?”
二、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中国的兴起
1、女性主义理论自身发展带来了研究视野的扩展
生态女性主义最初是搭着生态批评在中国传播的快车而进入国内学者视野的。陈晓兰在《为人类“他者”的自然——当代西方生态批评》中介绍了墨菲、凯特·苏博(katesoper)和西苏(helenecixous)等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家的经典理论主张。
随着女性主义本身的发展及其与生态批评的有机结合，生态女性主义在文学批评领域开始正名。2003年，韦清琦在《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一枝奇葩》一文中从文学批评角度出发，介绍了生态女性主义批评的现状与依据、方法和实践，并且提出了中西生态女性主义学术的戒规问题；不过该文章偏重于宏观理论的建构，与实践和案例的联系较为欠缺。
2004年，罗婷、谢鹏在《生态女性主义与文学批评》中，就生态女性主义批评何以能成为文学批评、文学中女性与自然的关系、生态女性主义文本的发掘，文学理论的建构和批评特点的概括做了较为具体的论证。
四川外国语学院的严启刚教授、南开大学的杨海燕女士则看到了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和生态女性主义者在批判人类中心主义、人类对自然的征服和男性文化霸权对女性的统治的一致性，指出其共同的批判宗旨是“呼吁人类要共织生命之网，建立一个与自然相互依存的世界”。他们在《(启蒙的辩证法)和生态女性主义批评》一文中简要地论述了几个可作生态女性分析的文本，其批评的范畴仍停留在广义批评的维度。
回顾国内学界在探讨生态、女性主义等概念与范畴时，带来了对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引介和接受，现在，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作为独立的研究范畴开始得到系统的研究与关注，这种态势预示着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更深广的发展空间。
2、出版物的引入
由吕瑞兰翻译、科学出版社1979年出版的《寂静的春天》，唤起了人们的生态觉醒，为生态女性主义的亮相做了铺垫——尽管译介该书的初始目的，只是帮助“工农兵、基层干部及从事环保的科技人员了解环境科学知识，提供一本参考书”。
严格意义上的生态女性主义的出版物在中国最早的现身，可追溯到1988年由张敏生和范代忠翻译、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自然女性》这一生态女性主义“里程碑式的著作”。作者苏珊·格里芬是美国早期生态女性主义的代表人物，但译者当时并没有“生态女性主义”的学术自觉；因此本书只是伴随着女性主义主流涌人中国的。
1997年《寂静的春天》作为“绿色经典文库”由吉林人民出版社再版，此时“生态女性主义”的地位已然确立，编者在序言中除宣扬它的生态意义外还特别强调了作者的女性身份与立场，批判了美国男性社会对这位“环保女斗士”的诋毁与攻击。
生态女性主义在文学领域的接受可以从《寂静的春天》《自然女性》的翻译算起，之后稍有停滞，直到20世纪末才又零星地闪现于一些文学评论文章中。接受的方式大体可分为作品的翻译，批评理论的引介与前瞻，文学创作的影响；最早接受生态女性主义视角的，有荒林、韦清琦、陈晓兰等人。
3、中国传统文化对生态女性主义理论的接受
中国具备接受生态女性主义学术的“先天”文化土壤，这是因为，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中饱含着朴素的生态思想与“天人”和谐思想。
古代中国很早就对天、地和人的关系进行过深入思考，产生了“阴阳”、“和合”的辩证自然观。“阴阳”和谐的有机自然观，在《周易》中得到集中表述。《周易·系辞上·传》说：“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动静有常，刚柔断矣。”以天、地、人一体观为指导，《周易》强调人与自然应当和谐相处，不可违背自然规律。
中国又有“以和为贵”的传统，这里的“和”，便是体现中国古代哲人自然观与社会观精髓的“和合”文化，它关注人伦以及人与自然的双重和谐。例如老子认为“万物负阴抱阳，冲气以为和”(《老子》第42章)。孔子强调“和为贵”(《论语·学而》)。而管子、墨子、苟子等人则直接提出了“和合”的概念，管子日：“蓄之以道，则民和；养之以德，则民合。和合故能习，习故能偕，偕习以悉，莫之能伤也。
这种强调“天人合一”的文化传统，与女性主义反对人与自然“二元对立”的生态思维具有高度的内在一致性，以至于叶舒宪认为，“西方生态批评对人类中心观的激进反叛也只不过是用现代的话语讲述着老子、庄子早就表达过的思想观念。
此外，文化生态女性主义所弘扬的女性关爱文化，与中国“贵柔守雌”、贤淑仁爱的女性审美观也是遥相呼应的。女性作为一个整体呈现出来的柔善、亲和、坚韧、包容这些品质，在古往今来都极受称颂。
三、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中国的发展
1、中国生态女性主义文学创作及特点
考察中国生态女性主义文学创作及其特点，势必需要审视生态女性主义文学与中国男性作家作品、生态女性主义文学与中国女性作家作品这两个部分。
总体而言，现有的文学批评的框架中尚未搭建起足够体系化的批评范式，因此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作家对于生态女性主义文学创作范式建立的自觉意识。在创作实践中，自然与人的关系仍停留在简单的关系架构之上，自然往往扮演着人及其存在的陪衬。真正意义上的生态女性主义创作还没有建立起来，发展也较为缓慢。
中国男性作家的文学创作很少被命名为纯粹意义上的生态女性主义文学。因为在现有的文学批评论和创作论的谱系中，所有作品都被已有的概念框架所类分。介人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视角之后，使得现有的批评定位出现了含混与不稳定的特征。中国文学创作史上究竟有没有纯粹意义上的生态女性主义文学，尚待发掘与论证。
而中国的女性作家的文学创作，从未被质疑是否能与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或创作结成紧密的联系。但是，目前依然找不到能用生态女性主义文学创作的观念完全涵盖文本内外意涵的案例。因此，无论是男性作家还是女性作家的生态女性主义文学的创作，都面临着一个拓宽广度与深度，更加纯粹、更加多元等诸多完善空间。要完成从简单添加到理念重构的“变身”。
2、近年来本土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综述
笔者使用生态女性主义与文学批评相关关键词，对中国学术期刊全文数据库和中国优秀博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进行检索，总结得出2005年至2007年，以生态女性主义或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为主题的论文共计42篇，其中，述评或概论式论文为14篇，个案研究论文28篇。以生态女性主义或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为主题的硕士学位论文共计16篇。
通过分析本土学者进行的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实践，能够梳理出中国学者对生态女性主义文学创作论与批评论的接受、内化还处于比较单一、初级的阶段。现有的研究热点集中在：第一，对生态女性主义的理论和相应的文学观加以工具化的利用。比如大量的文章采用的标题为“对xx作家或xx文本的生态女性主义／生态女性主义自然观的解读”。这种方法属于“添加式”批评，也是一种“理念先行”式的批评。
第二，通过阐释具体文本，挖掘并提练该文本中体现出的生态女性主义、生态女权的思想或生态女性意识。这种研究大多采用“整合式”批评方法。虽然这种批评方法有着开阔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自身理论适用度与继续发展的效果，但是最终往往会将生态女性主义理论工具化。最受争议的表现就是这类研究对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合理性、合法性往往“自我证明”、“强加确认”，而缺乏系统有力的论证。
第三，注重对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理论自身存在独特性与发展趋向的探索。此类研究成果的标题大多直接以“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命名，但只在中外视野还是本土视阈、述评还是述论、理论建构还是文学探究等论述范畴上略有差别。
目前，对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进行发展与完善，面临着以下难点：首先，如何深化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及相关研究。其次，如何系统化、理论化地开展跨视角研究。
此外，此研究还需规避以下研究误区：第一，杜绝将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神化，认识到这一理论视角并非是解决所有文学创作或批评的最佳理论。否则极易形成新的话语暴政，从而违背女性主义尊重多元的基本精神。第二，由于学界对“生态女性主义文学创作与批评”核心概念仍未形成普遍共识，故研究者应努力避免生态女陛主义文学批评众声喧哗、各说各话的尴尬处境。第三，应警惕现有的研究对“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过度阐释，生硬叠加各种理论。
3、趋势与展望
综观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发展脉络，生态女陛主义文学批评的相关研究将在以下方面亟待突破：
第一，现有的研究成果大多以独立成篇的学术文章或硕士生毕业论文为主，缺少更为系统和全面的综论与阐述，因而，以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本体论或方法论为课题的博士论文的写作将成为填补科研空白的巨大需求。
女性文学论文范文4
关键词：女性文学 李清照 女性词 影响
人类文学史是由男女作家共同创造的，但由于中国社会长期处于封建意识形态的统治之下，男尊女卑的传统观念使许多才华横溢的女性被禁锢于深闺之中，身名不显，中国文学史基本上是清一色的男性文学史，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社会文化对女性的影响和男性是不同的，加之女性有其独特的视角和情感表达方式，这造成了女性文学的独特性。作为文学史上占有独特地位的女性词人，李清照打破了男性对文坛一统的局面。其词中所传达出的女性思想意识，在整个女性文学发展历程上独领，即便是对当代独立女性来说也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一、对女性词思想内涵的深化
首先，李清照用词表达自己的政治理想，以及理想受现实压制的不满。李清照被父亲予以重望，并很早在士大夫圈子中文名颇著，却被排斥在士大夫的功名事业之外，只能处身于狭窄的女性生活空间内，这对她的心灵造成压力并使之有所感愤。如其《渔家傲》：“天接云涛连晓雾，星河欲转千帆舞。仿佛梦魂归帝所。闻天语，殷勤问我归何处。我报路长嗟日暮，学诗谩有惊人句。九万里风鹏正举，风休住。蓬舟吹取三山去！”这是中国词学史上女性第一次对自身角色和命运的反思，表达出想像杰出的男子一样参与社会政治生活的渴慕，以及理想破灭之后的“反动”，不仅传达出作者所蕴含的充沛的生命力，同时表明了李清照不甘雌伏于男性脚下而过墨守成规的无意义生活的傲然个性。词中作者以海上仙山为归宿，说明了她即使被现实所困，也依然自视甚高，仙界才是自己这类富有才华人物的最终选择。总之，这首词体现出了李清照傲岸、不屈服于现实的个性。
其次，李清照不仅将女性特有的情思融入词作之中，还将国破家亡的乱离之苦、家国之恨一并打入词中。靖康之变发生之后，李清照经历了国破、家亡、夫死、金石文物散失、再嫁风波、晚年无依等一系列打击，使她饱尝了常人难以体验的深沉痛楚。也正因为如此，李清照的晚年词显示出沉痛的情思，具有了动人心弦的高度艺术魅力，如她的《永遇乐》：“落日熔金，暮云合璧，人在何处？染柳烟浓，吹梅笛怨，春意知几许？元宵佳节，融和天气，次第岂无风雨？来相召、香车宝马，谢他酒朋诗侣。中州盛日，闺门多暇，记得偏重三五。铺翠冠儿，拈金雪柳，簇带争济楚。如今憔悴，风鬟霜鬓，怕见夜间出去。不知向、帘儿底下，听人笑语。”这首作于她晚年时期的作品，曾经引发了后来者难以自控的悲伤泪水。如经历了南宋覆灭惨痛经历的刘辰翁感叹道：“余自乙亥上元诵李易安《永遇乐》，为之涕下。今三年矣，每闻此词，辄不自堪。”这种故国沦落、家庭破灭、爱人死别等多种可悲之痛酿而出的苦酒，确实会令人一饮即醉，感染力难以尽陈。此外，像她的《声声慢》《武陵春》等抒情名词，都有或显或隐的沉痛感慨，也是这方面的代表作。
再次，李清照大胆地对爱情幸福的追求，较为大胆地表达了女性意识，表现了李清照对封建礼法和封建妇道的蔑视，反映了封建社会女性人格意识的觉醒。这种封建反叛的思想意识，她敢于以词体表达出来，在当时是需要很大勇气的。如其《一剪梅》：“红藕香残玉簟秋。轻解罗裳，独上兰舟。云中谁寄锦书来？雁字回时，月满西楼。花自飘零水自流。一种相思，两处闲愁。此情无计可消除，才下眉头，却上心头。”将女性特有的情思，大胆而不落俗套地表现出来，给人以美的享受。另外如《点绛唇》（蹴罢秋千）、《诉衷情》（夜来沈醉）、《醉花阴》（薄雾浓云）等也细腻地将少女、的情感呈现在我们面前。
李清照那升沉不定直至颠沛流离的一生中，各种具有代表性的体验，尤其是其更具有女性化精神体验特点的内容，在她那些虽出格又通体流美的词作里非常完美地体现出来。
二、对女性词审美价值的提升
宋代市民审美文化开始兴盛和繁荣起来，出现了追求自由和个性解放的新声，给女性生命带来了一定的影响。这促使宋代有才华的女性开始反思、反省自己与男性地位的差距，并践行女性话语权，逐渐开始女性文学创作。李清照通过描写女性特有的生活经历和体验来反映妇女问题，表达了争取男女平等的要求，流露出了女性独立意识的端倪。其以女性身份去行使女性话语权的行为，为我国历史和女性文学史写下了光辉灿烂的一笔。
李清照创作不论是在古代还是在现代，都赢得了巨大的声誉。李清照不仅填词，还从理论上对词的发展进行概括总结，写下了文学史上首篇系统的词学理论著作《词论》，开创了词学理论的先河，为词的发展做出了很大的贡献。《词论》显示了李清照巾帼不让须眉的抱负。在《词论》中她大胆批评北宋时的晏殊、欧阳修、柳永等词人，甚至大文豪苏轼的词也被她评为“句读不葺之诗而”。由此可见，她在男性占据话语权的词坛上，大胆地实践着其不同凡响的女性主义思想，以自己的才华为基础，表达了与众不同的见解，为女性的自我觉醒和自觉发展做出自己独特的贡献。
因此，李清照在词中用细腻的笔触，刻画出了全新的女性形象。“娶妻如之何，匪媒不得”，“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从《诗经》时代起，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就成为婚姻的基本模式，这种传统模式忽略了婚姻主体的情感意志。而李清照却不安于被安排命运，她的《浣溪沙》：“绣面芙蓉一笑_，斜飞宝鸭衬香腮，眼波才动被人猜，一面风情深有韵，半笺娇恨寄幽怀，月移花影约重来。”词人并没有因受到封建礼教的束缚而羞言爱情所带来的快乐，相反却将爱情的喜悦和幸福大胆地行诸笔端。另外，在《点绛唇》里，朝气勃勃、对爱情充满向往的少女形象，与封建礼教规范下低眉顺眼、三从四德的淑女大异其趣。这种对少女自由、自立、自强的细致描写，体现了李清照女性思想的觉醒。
李清照还有与男子一样的爱国情怀。柔弱女子李清照，在金兵入侵、南宋偏安、国将不国之时，激愤地写下《夏日咏怀绝句》：“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胸怀“欲将血泪寄山河，去洒东山一坏土”的雄心大志，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怀极其浓郁，表现了对国家命运的关注。其不输于男士的爱国情怀，在男权世界是非常引人瞩目的。
三、李清照词在女性文学史上的意义
李清照是中国古代文学史上最杰出、最有才华的女性词人。“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她一生经历颇多的坎坷，国破、家亡、财散、再嫁、离婚、无子嗣，这些苦难挫折不仅没有打倒她，反而造就了她的文学成就。李清照流传至今的所有创作不过七八十篇，但就是凭着这些作品，为她赢得了中国文学史上的崇高地位，她以一个女性作家的独特创作为中国文学史添上了不同凡响的一笔。
作为封建时代的优秀女性，李清照潜意识中的“女性精神”觉醒了。她以女性细腻、敏感感触和明确的自醒意识，从女性自我视角出发，看待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中女性自身的命运，并力图用女性“自己的”话语将它们表达出来。李清照词作中自我形象的塑造，被赋予了女性意识觉醒的文化内涵，因而具有了更广泛的社会意义和更高的美学价值。它超越了传统男性话语体系中女性只能作为世俗和被观赏者的命运，由表现被物化的对象转化为表现血肉丰满、内心丰富、具有主体自尊的人。这是中国古代文学视阈中女性地位的重大转变。李清照正是以女性文化精英的立场和女性特有的细腻与敏感，以心理情感中丰富的文化时空蕴含来抒写女性的怀抱与情感，因而走向了人类精神家园的深处，获得了当时及后代读者广泛的精神共鸣。
从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再到风雨飘摇的上个世纪初期，在几千年的历史文化长河之中，有着众多的女性作家。如写有《白头吟》的卓文君、留下《团扇诗》的才女班婕妤、对《汉书》进行补充修订的班昭、有“咏絮之才”的谢道韫，再如唐朝才压群贤的上官婉儿和中唐时期的薛涛、李冶、鱼玄机，以及宋、元、明、清时代出现的一批女性文人。但这些女性作者的创作止于倾诉哀怨、慨叹命运，能像李清照一样在文学史上产生影响并占一席之地的，可谓凤毛麟角，少之又少。
“三纲五常”等古代伦理观念深深禁锢着中国传统女性，使她们从身体到精神都高度依附于男性而存在，以至于出现了“从一而终”“殉节”“好女不嫁二男”的节烈主义以及“女子无才便是德”“夫贵妻荣”“夫在从夫，夫死从子”等观点，以及历史学家所谓的“女性亡国论”等论调，都是中国女性悲惨命运的真实写照。诚如鲁迅《狂人日记》所言：“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中国封建社会被人吃者有男有女，但是“仁义道德”不仅是男性被吃，还赋予了男性吃女性的权利！人类的解放既是物质的解放也是精神的解放，既包括男性的解放更包含女性的解放，甚至一个社会解放程度一定意义上是以女性的解放程度为参照，所以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说“在每一个社会中，妇女解放的程度，是衡量普遍解放的天然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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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20世纪90年代的女性丈学创作呈现出了“百花竟艳”的多元化格局，女作家们以细腻的笔触对女性的日常生活、情感、欲望进行描写，使文学时人关注的中心点产生了根本性的位移，实现了片男性翁权的一种期及。随着女性文学的 发展 、繁荣，女性文学未来的走向应尽早过渡到两性对话阶段，这也许是女性文学创作今后的发展方向。
一、女性文学创作的多元化格局及女性精神空间的探求与建构
较之于08年代，90年代社会生活和社会心理的复杂多变将女性推到了更为严峻、更具有挑战性的生存境地:一方面生存空间的拓展为女性的自由发展和选择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她们似乎已从种种禁锢和规范中走了出来，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解放;但另一方面，女性在向生活的丰富深邃处挺进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要面临更多的困惑，依然占中心地位的男权价值体系和市场化的现实物质关系则使女性的精神追求变得更为尴尬和暖昧川，使女性的精神空间变得相对比较狭隘。这从当代女性作家写作思潮的变迁中即可略见一斑，她们不仅经历了以残雪为代表的“梦魔写作”、以王安忆为代表的“生活超验写作，和以方方为代表的“超性别写作”，还经历了以陈染、林白为代表的“躯体写作”、“房间写作”和以徐坤为代表的“话语写作”，更有以“新新人类”“宝贝”们性味十足的“身体播滚写作”等。由此，我们可以感觉到当代女性正在走向精神空间的探求和重构。
(一)“个人化，，写作的繁荣。市场 经济 大潮以其不可阻遏之势改变了和改变着现有的社会结构，在推动社会进步的同时，也为人自身的又一次解放提供了前提，创造了条件，使人与生命能够重新以更单纯的形式成为社会时代的中心和文学的中心。女性作为这一变化的受益者之一，不但进一步发掘出了自身应有的价值，而且从女性自身的特点出发，把个体生命价值的发现、实施、受阻等诉诸笔端，以细腻的笔触对女性的日常生活、情感、欲望进行描写及对女性所特有的种种复杂、微妙、细腻的心态进行深人勘察，使文学对人关注的中心点产生了根本性的位移，把对人的存在的一种更根本更普泛更深人的探问转向了一向被文学忽略了的女性，把世人的目光引向了神秘的女性世界。与此相适应，“个人性”和‘个人化写作”愈益频繁地成为文学杂志上的热门话题，不但批评家以此论述作品，许多女性作家也以此自我论述，陈染更将自己唯一的长篇小说，干脆题名为《私人生活》。
这种“个人化”写作潮流，受西方女性主义影响，把书写姐妹情谊和建立女性乌托邦联系起来，呈现出了强烈的女性主义观念，她们以写实主义的立场，以女性特有的方式把商品意识泛化的生存场和飞速变幻的城市作为自己的抒写对象，以个人的经历和经验以及个人的“片断”式的感受来组织小说的结构，用女性的发散性思维打破了男性的单一线性逻辑，描述出了经由身体而感知的隐秘的女性生命体验，这种以“亲历者，的身份切人小说的‘新状态”、“新体验"j锐，不仅代表了20世纪90年代女性话语的主导倾向和创作实绩，更重要的是表现了 现代 女性在与当下时代的紧密契合中，在新旧文化观念的冲突中寻找和确立自己的人生定位，探求着人生的价值，特别是女性的人生价值。
(二)“宝贝”文学现象解读。“宝贝”们的出现是90年代文坛一个非常重要的文学现象，也是当代女性写作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符号，给读者尤其是文学研究者留下很多颇为耐人寻味的东西。一直以来，当代的女性写作总是在忙于解构:解构话语、解构主义、解构性别，等等，却始终没有在建构精神空间上做出有益的探索，一旦要和男性空间站在同一水平线上正常对话，许多储备就远远不够，这种储备包括正常的心态、自我精神的拓展、女性价值体系的确立、理论的成熟、集体意识的清醒，等等，因此当代女性的写作便从虚无的精神空间强烈反弹到了身体。这种对精神空间的探求和建构工作早在“宝贝”之前略早一些的女性作家就已开始实施了，只不过她们常以回忆过去的方式来进行。从最近评论界比较关注的林白的《玻璃虫》、虹影的《饥饿的女儿》和获得第五届茅盾文学奖的王安忆的《长恨歌》(甚至包括方方新出版的长篇小说《乌泥湖年谱》)来看，都无一例外地用“回忆”的情结、 历史 纵向式的笔法来记录想象的声音。如果说这些“老前辈”女作家都只是靠对‘过去”的回忆过浩的话，那么到了叛逆的“宝贝”们以后便面临着这样一种既无“过去”可供回忆，也无当代精神可供推崇的尴尬局面，可又得活下去，于是只有在语言技巧上苦修，精神意识上自己“宝贝”自己了。“新新人类”的现代狂热再加上身处一个逐渐丧失精神空间，甚或没有精神空间的时代，于是她们只好以这种严重“自恋”的方式来建构自己的精神世界了。
(三)“趋性别写作”的意义。“超性别写作”一直也是女性作家创作的热门话题，女作家们忠于以人为本的信念，在创作中突出了女性的自我意识，一方面自尊自爱，如斯抒在《作为另类》中以“关注人的普遍问题，表达人的共同感情，寻找人的可能出路”为已任，迟子建在《地地道道的女人》中以“树起母性特有的高贵气质”为追求，这些都显得大气、大度和大;另一面，她们不屑于当今某些“只关注女人职务与家务”、用放大镜“探讨雌性征象的俗姿庸品”，认为这样的“女性文学”不利于精神上的“环境保护”(舒婷《要有一面自己的镜子》)，她们认为“过分强调女性身份”，容易“陷人一种固定模式，’，而超性别视角反而是一种“理想主义写作”(翟永明《超越界说》)。正如王安忆早就说过，女作家倘若过于“陷于内部世界，拼命创造幻想”的话，那么，“创造出来的自我”，常常是“谬误”的(《女作家的自我》)。因此，王安忆在表现男女两性微妙的支配关系时，既揭示了夫妻在支配与反支配的角逐(《逐鹿中街》)，也表现了男女在欲望本能和社会权利关系之间的挣扎((岗上的世纪》)，这些作品揭示的不仅是社会关系，而且还有人的一些基本属性( 自然 属性)对人的命运的深刻制约力量。在《弟兄们》中她还描写了三位女性靠女性间的友谊、互助而摆脱男性中心社会的控制，却最终在本能的母性、妻性的“夹击”下终于溃败的过程，提出了“女性在当今男权为中心的社会体系中究竟有多大精神生存空间”的人生命题。以上对女性文学创作的理性认识，极大地推动了作家和批评易叹寸文学与性别关系探索的自觉，使女性文学研究具有了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
(四)“母亲神话”的。08年代末90年代初，在铁凝发表长篇《玫瑰门》前后，曹七巧(张爱玲《金锁记》)式的恶母形象日见增多，这在残雪《山上的小屋》、池莉《你是一条河》、万方《在劫难逃》、方方《落日》里表现得较为突出。90年代中期以来，一些善于思考的小说家如陈染、徐坤、徐小斌等，再度把对“母亲神话”的解构推前一步。她们大多把母亲形象置于权力结构里予以考察，结果发现母亲一旦同具有主宰性、贪婪性、虐待性的权力整合在一起时，母爱会顿然消失;母亲对女儿的监护，也就变成了窥探、压迫和摧残。徐坤在《女蜗》里刻画的母亲李玉儿，因身子被于家三代人使用过，生育史充满了苦难、辛酸和荒诞，于是当她由儿媳熬成婆婆后，便从“受虐”向“施虐”转化;徐小斌《天籁》里的母亲是个歌唱家，但当她遭遇 政治 灾难被流放到西北后，竟然一边培养女儿大唱民歌，一边却下毒手弄瞎女儿眼睛;她期盼盲女天籁般的歌声唱遍天下，自己也因此而得以扬名。这类母亲的母性，已剥离了爱，剥离了生命的真谛，陷落在魔性丫兽性之中。
以上这些作品切人了母性内里，暴露了女性文化合理结构的阴暗面，它们的先锋性和经验性对于解构男权中心文化、提升女性文化心理素质、剔除女性精神世界的劣根性和繁荣女性文化都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二、女性文学创作繁荣背后的隐忧
(一)“个人化”误区。本来从“个人化”视点对男性社会权威话语、男性规范和主流叙事进行消解、颠覆，是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的。但在我们当前的语境中，它竟成为个别女作家写作个人生活、披露个人隐私，以取得惊世骇俗效果的代名词，这在很大程度上丧失了原有的积极意义，成为对女性的新的压抑。近来自称或被称为“新新人类”、“美女作家”的人，她们竟称“用身体来写作”。这些女性作品走的是一条媚俗的路线，这样的叛逆是不是我们所需要的，
当然，今天的女性作家并不全都是“个人化”思想的俘虏。譬如陈染，她的作品就常给读者非常复杂的感受，既是惋惜，她那样固执单尸的想象角度，以至不得不重复自己;也是期盼，她毕竟表现出了对于精神自由的敏感，对于庸俗的由衷的厌恶。林白的小说也以诗化和抒情化的笔调，通过一个认同感极强的女性叙述人之口，描绘出了孤立于社会生活中的女性形象，造成了完美女性形象和男性中心社会处境之间的对比和悲剧性冲突，营造出了一种强烈的情绪化风格(《一个人的战争》)。只有凭借如此富有诗意的世界，我们才能在精神上有力地质疑各种流行的思潮，也才能真正继续对于自由的追求。
(二)“性”的盛宾及其负面效应。有为的作家，将主要的兴趣和精力用之于讴歌“人性”是令人尊敬的，但90年代以后有些女性作家却把主要的精力和兴趣放到了“性”上面，使本应有的“人性”倒少了“人”的意味。比如在08年代女性生存体验的一大深刻表述是残雪式的防被窥心理，而90年代的卫慧、棉棉们写作的典型方式却是暴露隐私，同样是写“被看”的女性，一个在惊恐地逃避看者的眼睛，一个则主动把自己置于看者的视野之中，用躯体化语言为当代文坛献上了一席别开生面的“性的盛宴”，虽个别地方用笔较为精致和典雅，但到底性快乐的感觉、性享受的体验更多一些。她们的性幻想与性自信画面，具有强烈的商品社会将“性”物化的特点，缺乏作者同画面的距离感，根本谈不上理性的思考。
文学表现“性”走向，既不同于医学的实验报告，又不同于社会学、心 理学 的社会调查与理论阐述，由于 艺术 化的躯体语言总会直接地作用于读者感官，而产生模糊的暗示效应，负面的诱发作用很容易产生，特别是这类创作所凸显的“自恋”倾向不利于女性自我精神空间的建构，很容易跌入男性“欲望化的“窥淫”陷阱。当然，我们也不排斥那些真正含有文化意味和生命意义的“性”写作和躯体写作，只是不应该象有些批评家那样将其称为女性文化的核心，女性文学成熟的标志。
三、女性文学创作的走向—从女性独白到两性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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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前言
唐代是中国古代文化发展最为辉煌的时代，也是女性文学大发展的时代。虽然唐代女性作家来自社会的各个阶层：上至皇后、公主、嫔妃、命妇，下至民女、女冠、女尼、娼妓，但在唐代享有盛誉的女诗人几乎都是女冠，如当时著名女诗人鱼玄机、李冶、元淳等均为女冠。而著名女诗人薛涛，古籍中虽未明确她为女冠，但她晚年著女冠服却是事实，实亦为在家修行的女冠。就诗歌数量而论，这些女冠诗人的存诗最多。其中，薛涛诗在《全唐诗》卷803中收88首，卷866中收1首，共计89首；鱼玄机诗在《全唐诗》卷804中共收50首；李冶诗在《全唐诗》卷805中收16首，《全唐诗补遗》收2首，共计18首。元淳诗在《全唐诗》卷805中收2首，《俄藏敦煌文献》第11册中收4首，共计6首。占唐代女诗人全部作品的九分之一。
除了这几位著名的女冠诗人外，中唐还出现了一批“道姑诗人”，如卢眉娘、戚逍遥和杨敬真、马信真、徐湛真、郭修真、夏守真等。《全唐诗》卷863所收“女仙”诗以及卷864、卷865所收“神鬼”诗当中实际上就有不少属于女性道教中人创作的作品。
有人做过统计，这两部分女冠、道姑诗人的作品在《全唐诗》总计约210首（女冠约7位，存诗164首（卷797-805），又据卷863至865所收的女仙、神鬼诗中推测出其中一些也属于女冠诗，约42首，加上外编补遗收录的女冠诗4首）。唐代女冠诗人之多、创作数量之丰、艺术成就之高，在中国诗歌史上，是值得注意的现象。唐代女冠诗人，是唐文学创作的特殊群体，她们以其特殊的身份和地位在唐代文坛造成了相当高的影响。
从以上列举的事实看，唐代女性文学与道教的关系的确值得我们予以关注和研究，它涉及到唐代宗教思想、女性地位、士人生活与士风、市民文化等诸多方面的问题，具有丰富而深刻的社会文化内涵。对这一论题的探讨，有利于我们更深刻、更全面地了解唐代社会文化，了解那个时代道教繁荣和发展的情况，以及宗教和文学之间相互的影响，同时，对于把握唐代女性文学的阶段性特征、品质和独特的美学风貌，进而从宏观角度揭示中国女性文学的发展过程，确立中国女性文学的历史地位，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综上所述，可见对这一论题的探讨具有如文化史一样的双重意义。
二 道教对女性的尊崇及唐代女性入道的兴盛
道教是中国唯一的本土宗教，它根植于本文由收集整理中国文化的土壤中，形成之后又反过来对它的文化母体产生巨大的影响。同时，道教本身又构成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基础，成为我们探索中国文化底蕴的一个切入口。因而，鲁迅先生曾指出：“前曾言中国的根抵全在道教，此说近颇广行。以此读史，有许多问题可以迎刃而解。”
在《而已集·小杂感》一文中，鲁迅再次诠释此义：“人往往憎和尚，憎尼姑，憎耶教徒，而不憎道士。懂得此理者，懂得中国的大半。”日本学者橘朴也提出：“要理解中国人，无论如何要首先理解道教。”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道家、道教对女性抱有一种尊崇的态度，这是道教不同于其他宗教的鲜明特色。法国道教学者cathrine despeux说：“在中国儒教、佛教道教三种基本教义之中，道教在观念上对女性最抱有善意。”
道家理论肯定了男女的平等，认为“然而无名阴阳男女者，本元气之所始起，阴阳之门户也，人所受命生处，是其本也。生理性别，本阴阳元气，无贵贱之分。”“虽有男女，性无差别。”并且对男女互补衍生的客观属性作了进一步解释：“道无奇辞，一阴一阳，为其用也。得其治者昌，失其治者乱，得其治者神且明，失其治者道不可行。”“阴阳自少至老，而分为五行。少阳成木，老阳成火。少阴成金，老阴成水。参而和之，而成夫妇。”道家哲学为尊重女性，提升女性意识，提高女性地位，起了理论上的先导作用。
罗时进在《中国妇女生活风俗》中认为：“在道教理论中，女性决非是可有可无乃至可轻可贱的，而是一个具有独立地位、独自愿望的社会角色。重阴阳等男女是原始道教的一个鲜明特色……”
在道教教义中，只要修行，女性像男性一样可以得道升天。道教继承了中国原始母系社会中的女神崇拜的传统，与其他宗教不同，“道教男神没有赶走女神，更没有使女神一个个变性；相反，原有女神不仅继续得到崇拜而且不断增添同伴，共同成为女修行者效法的‘楷模’”“大道不问男女，皆能有成。”“修仙修佛，希圣希贤，总无男女可分，惟在心志精虔。”女子通过得道修炼照样可以成仙启示了广大妇女她们有实现自身价值的可能性和现实性，唤醒了女性的性别意识，为女性打造了追求精神超越、自由自主地决定人生命运的钥匙。
而在唐代，李唐皇室为了抬高自身门第以抗衡山东士族，攀附老子为始祖，以老子为教祖的道教遂被尊奉为国教，道教进入了它的鼎盛时期，对唐代文学包括唐代女性文学的的影响尤其深刻。
唐代帝王从初唐开始就崇重道士，对名道士大加优宠：召入宫禁问道、亲受道豫、赏以宝物、加以官爵、封以尊号。上所好者，下必趋焉，唐代统治者对道教的大力推崇，使得整个唐代社会形成了崇尚道教的风气，孟浩然《梅道士水亭》诗云：“名流即道流。”一语道明了道士在社会上的尊崇地位。
由于道教提倡的自由平等观念对妇女的吸引，更由于特定的时代氛围，唐代社会女性入道蔚然成风，其中不乏帝王之家的后妃和公主，女冠的人数之多历史颇多记载。根据《新唐书·诸帝公主传》卷83与《唐会要·尊崇道教》卷50的统计，唐诸帝的211位公主中就有15人入道。而据《大唐六典》记载：“凡天下观，总共1687所，1137所道士，550所女道士。”又据《新唐书》卷48《百官志三》载：“天下观1687所，道士776，女冠988。”1764名道士中，女道士竟有988人，占了57%。
这群入道的女性中，就有李冶、鱼玄机和元淳等一些才学不凡的女诗人，她们以出众的才情和坎坷的人生际遇，成就了“女冠诗人”的显著声名。下面试从社会历史和宗教文化的整体背景出发，探索女冠诗人人生求索的轨迹与她们创作的关系，从而证明道教对唐代女性文学具有的深刻影响。
三 女冠诗人的女道身份及社会交往与创作的关系
1 入道为女性提供了广阔自由的生活空间，催生了女冠诗人
道教发展到唐代更具有“主生”、“主乐”性，追求长生不死、追求人间自由快乐是人们求道信道的目的。正如葛兆光先生所剖析的那样：
“道教既不禁欲，又能长生，既能得人间富贵，还能成仙了道；既快活，又高雅，真是妙不可言！当然人们在俗世中如有不如意，也可以到道教中来，既可享享清福，做做神仙梦，可以借此为‘终南捷径’”。
而唐代宽松而优越的道教政策以及由此营造的崇道的社会文化氛围，使道士和女冠逐渐成为唐朝社会中一个特殊的阶层。施蛰存先生说：
“妇女入道也是改变阶级地位的一个办法。在宫里做公主，不能随便接见外人。做了女道士，就改变了身份，可以自由邀集门下清客了。社会地位、家庭门第本来不高的妇女，做了女道士，就不属于她原来的阶级，因为僧道不在四民之列。这样，她们就有资格结交达官贵人。皇帝不能宣召一个平民妇女进宫去，但可以请一位有道行的女道士进宫去。”
高利华先生也说：
“道教发展到唐代,正趋于风流、迷乱、狂热时期，虽身价陡增、应者云集，但作为一门宗教严格地讲道教还没有真正定型成熟，许多仪式，如神谱、斋戒、清规等，都未正式形成规范。道教徒们凭着狂热的信仰，以想当然来支配自己的行为，表现出相当世俗化的倾向，以满足现世生活的种种企求。道教既清雅、又不禁欲，把男女之交看作是天经地义的事。……道教在养性和全生方面是最实际的、也是最关注现实的，它把两性关系堂而皇之地归结为阴阳互补、衍生全性的关系，所以在唐代，道教徒不像儒者那样斤斤计较男女之大防，女冠风流冶艳也属情理之中。”
这样，一方面女道士们摆脱了家庭的羁绊，摆脱了世俗纲常伦理的管束；另一方面唐代教门清规戒律不很严格，于是她们便成了唐代妇女中颇为自由风流的一群。她们常常四处游历名山大川，公开出入于宫廷、王府，广交达官显贵，其中颇富才华者更是与当时的文人士子往来密切，与之诗词酬醉、吟风弄月、弹琴对弈，同席共饮、联袂出游，戏谑谈笑，无所不至。
比如，金仙、玉真二公主入道后既可以继续享有公主特权，享受人间奢侈豪华的生活，又可以“自由邀集门下请客”，“招集诗人文士宴会作乐，俨然像法国十七、八世纪贵族夫人主持的‘沙龙’”。鱼玄机更是社交场上的“明星”，“风流之士，争修饰以求狎，或载酒诣之者，必鸣琴赋诗，间以谑浪，懵学辈自视缺然”。而李冶，《唐才传》更是记载：“天宝间，玄宗闻其诗才，诏赴网，留宫中月余，优赐甚厚，遣归故山。”
这些广泛的社会交际活动，开拓了她们的视野，丰富了她们的生活，使她们有了更复杂更深刻的人生和情感体验，思维空间变得相对开阔。而文学创作，就必须有一个相对宽松的生活环境。本来妇女的形象思维能力，即文学创作能力并不亚于男子。而中国古代妇女被礼教的枷锁所束缚，终生足不出户，“虽文藻出于天娴，而范思不逾闽外”，她们的文学创作能力最终成为“闭锁深闺的灵鸟、埋没地底的宝玉”。而一旦进入适当的生活环境里，她们的文学创作生命就会得到复苏，唐代道教正好为当时的女道构筑了这么一个相对适应的环境，使一些女道的文学才华得到施展。
另外，不少道书，如《周易参同契》、《黄庭经》、《悟真篇》等，都是用诗歌形式写成的，《真诰》中也有不少女仙用诗歌开悟世人，这就在客观上要求女道士能懂诗，最好还能写诗。
于是，在这样的环境和背景下，唐代女冠阶层中涌出了一大批女冠诗人。正如章学诚所言：
“且如声诗盛之于唐，而女子传篇亦寡。今就一代计之，篇什最富，莫如李冶、薛涛、鱼玄机之人。其他莫能并焉。是知女冠坊妓，多文因酬接之繁，礼法名门，篇简自非义之诚，此亦其明证矣。夫倾城名妓，屡接名流，酬答诗章，其命意也，兼具夫妻朋友，可谓善藉辞炙。”
尽管这一段话颇有贬义，并将女冠与坊妓并举，但不可否认，社交的自由给了女冠们更多的生活空间和人生体验，从而催生了女冠诗人的出现。
2 女冠与文士的交往，使女冠诗人获得了创作的素材和氛围，提高了她们的创作水平，也成就了她们的诗名
女冠诗人摆脱了家庭及世俗的伦理羁绊，可以自由地选择自己社交的对象，而颇具才华的文人学士是她们最喜欢与之交往的一本文由收集整理个群体。同样，在崇道的社会氛围中，那些文士名人对脱俗超凡而又充满神秘色彩的女冠也都很垂青，乐意并积极主动与之交往。他们有的还与女冠结下了深深的友情，甚至演绎出感人至深的爱情故事，流传了许多文坛佳话。
例如，李冶入道之后，与刘长卿、皎然、陆鸿渐、朱放、韩揆之、阎伯钧、萧叔子等文人名士有亲密交往。薛涛与元稹、白居易、刘禹锡、张籍、王建、李德裕、裴度、张枯、吴武陵、严缓、杜牧等都有往来。而鱼玄机也与李郢、左名场、李亿、温庭筠、李近仁、刘尚书等数名文士有恋情关系。
《唐名媛诗小传》记载了薛涛与元稹的交往情况：
“初，元稹知有薛涛，未尝识面，及授监察御史，出使西蜀，……严司空潜知意，每遣涛往侍。元矜持笔砚，涛走笔作《四友赞》，其略云：‘磨扪虱先生之腹，濡藏锋都尉之头，引书媒而默默，入文亩以休休。’元大惊服。后元公赴京,涛归浣花所。浣花之人多造十色彩笺，涛别造新样小幅松花纸，以百余幅寄献元公。元公于松花纸上题诗赠涛曰：‘锦江滑腻岷峨秀，幻作文君与薛涛。言语巧偷鹦鹉舌，文章分得凤凰毛。纷纷词客皆停笔，个个公侯欲梦刀。别后相思隔烟水，菖蒲花发五云高。’”
元稹身为重臣，亲为薛涛敬持笔砚，男女相对吟诗作文，自然别有一番情趣。除元稹外，给薛涛写过诗的文人还有白居易、王建、刘禹锡等人。
和尚皎然也有一首《答李季兰》诗，写得很特别：“天女来相试，将花欲染衣。禅心竟不起，还捧旧花归。”在诗中，诗人尽管婉拒了李冶的求爱，但其中欲却还休的缠绵却是不难体会到的。朱放的《别李季兰》则明白地表达了诗人对李冶恋恋不舍的深情：“古岸新花开一枝，岸傍花下有分离。莫将罗袖拂花落，便是行人肠断时。”
唐五代词中常见的词牌《女冠子》就有很多即题描写与女冠与文士风流韵事的作品。如《北梦琐言》的作者孙光宪曾填《女冠子》：“蕙风芝露，坛际残香轻度.蕊珠宫，苔点分圆碧，桃花践破红。品流巫峡外，名籍紫微中，真侣墉城会，梦魂通。”
女冠诗人与文士的广泛交往，大大开拓了女冠诗人生活和精神的空间，触发了她们的创作激情，同时也提供了许多创作素材。比如宴饮集会时，男女诗人们写景咏物、唱和赋诗，或是别后你赠我唱、礼尚往来。翻开《全唐诗》，我们可以看到大量文士名人与女冠相互寄赠唱和的作品，这样的作品在女冠诗人的集子中也比比皆是。李冶传世约16首诗中就有10篇，如《寄校书七兄》、《寄朱放》、《道意寄崔侍郎》、《结素鱼贻友人》等均是这类作品。而《薛涛集》中这类作品更多，据大概统计，《薛涛集》中题中为“酬、和、次韵”的诗歌有15首之多，鱼玄机也有8首。如：“珍簟新铺翡翠楼，泓澄玉水记方流。唯应云扇情相似，同向银床恨早秋。”（鱼玄机，《酬李学士寄簟》）“千叠云峰万顷湖，白波分去绕荆吴。感君识我枕流意，重示瞿塘峡口图。”（薛涛，《酬雍秀才贻巴峡图》）
而与文士相恋的情感经历和心路历程更是成为女冠诗人写作中最自然的切入口，是她们创作的最大源泉。《全唐诗》存录的210首女冠诗中，写与文士产生恋情，为爱情所困的苦恼与相思之情的约有108首，占一半以上。
如李冶诗作《寄朱放》、《相思怨》、《寄校书七兄》、《送韩揆之江西》、《得阎伯钧书》、《道意寄崔侍郎》、《送阎二十六赴刻县》、《湖上卧病喜陆鸿渐至》等，对心仪的男子或是表达留恋之意，或是寄托相思之情，用情之深显而易见。鱼玄机也在与众多名士的交往中大胆地寻觅着真情追求着爱情。她的《寄飞卿》、《冬夜寄温飞卿》、《迎李近仁员外》、《和友人次韵》、《暮春有感寄友人》、《期友人阻雨不至》、《赠邻女》、《寄刘尚书》、《酬李学士寄簟》、《暮春有感寄友人》、《访赵师不遇》等诗，都直白地表达了对爱情的热烈追求和相思的难言痛楚。从这些作品中，也可看出女冠诗人与当时文士交游酬答极多，生活丰富多彩，浪漫风雅。
比如，“人道海水深，不抵相思半。海水尚有涯，相思渺无畔。”（李冶，《相思怨》）；“离情遍芳草，无处不萎萎”（李冶，《送阎二十一六赴刻县》）；“相思无晓夕，相望经年月”（李冶，《寄朱放》）；“相看指杨柳，别恨转依依”（李冶，《送韩揆之江西》）；“旦夕醉吟身，相思又此春”（鱼玄机，《寄国香》）；“春来秋去相思在，秋去春来信息稀”（鱼玄机，《闺怨》）；“自叹多情是足愁，况当风月满庭秋”（鱼玄机，《秋怨》）；“画炯春眠朝未足，梦为蝴蝶也寻花”（鱼玄机，《江行》）；“门前红叶地，不扫待知音”（鱼玄机，《感怀寄人》）；“忆君心似西江水，日夜东流无歇时”（鱼玄机，《江陵愁望寄子安》）；“愿得西山无树木，免教人作泪悬悬”（鱼玄机，《折杨柳》）；“自惭不及鸳鸯侣，犹得双双近钓矶”（鱼玄机，《闻李端公垂钓回寄赠》）。这些都是女冠诗人著名的爱情诗句。
与文士们的交往相恋、相互酬唱，不仅激发了女冠诗人的写作热情，而且也有利于她们创作水平的提高。如鱼玄机诗情远寄的语言特色与友人温庭筠同出一辙；李冶在创作中惯用移情和烘托，如于“郁郁山木荣，绵绵野花发”（《寄朱放》）中寓思念之情，借“繁霜月”、“苦雾时”（《湖上卧病喜陆鸿渐至》）衬孤病之状，令作品显得含蓄幽婉，与当时大历诗人的创作手法不谋而合。
另外，唐代女冠诗人的诗作得以流传，她们的诗名得以广播，这也完全得益于她们广泛的社会交往，得益于跟文人名士们的酬赠唱和。在封建社会里，因“女子无才便是德”，以致女性的才名不出闺阁，大多女性的才华被埋没，不为世人所知。如《全唐诗》卷799载，进士孟昌期妻孙氏,“善诗，每代夫作，一天忽曰：才思非妇人事，遂焚其集。”以致只有三首留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