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社会学论文范文1
（一）女性认识在城市化进程中萌芽
不同于乡村生活，城市生活更加具有选择的自由性，是人类生活的最佳社会形式之一。工业化与现代化的进程催生了一个又一个大规模城市，这一过程中改变了人的生活空间和生活形态，并且也巨大地解放了人类自身。人们开始倡导自由思考，随着生活视野的不断拓展，人们的基本素质和精神境界也都水涨船高。伴随着这一过程，城市妇女也得到了史无前例的解放。女性的角色在城市的环境中也发生了变化，那是因为如今的城市社会环境已经不再以体力决定社会角色了。城市中的女性也在用自己的实际行动争取更多的机会与权利，更加积极地对待工作、参与时政，也对传统的社会观念进行挑战。由此可以看出，女性解放运动与女性主义是伴随着城市产生的。
（二）城市所引发的女性问题
城市化必定是把双刃剑，女性在城市中有了更广阔的生活空间，女权意识不断觉醒，但是与此同时城市化也发现了一些女性问题，使女性生活的部分方面非但没有好转反而恶化，甚至使部分女性陷入困境。城市化的发展过程当中，女性并不是必定的受益者。在低端劳动力市场，特别是劳动密集型产业，来自乡村的女性移民身体健壮、易于管理、工资水平低等特点使其相对于城市固有女性居民具有较强的竞争力；但是也伴随着一定的代价：健康问题、推迟婚姻等。
（三）性别歧视与城市化过程中女性所发挥的重要作用
性别歧视意味着不同的性别所拥有的待遇是有差异的。为了消除性别歧视，使女性获得与男性相同的社会地位和社会权利，我们应在城市化发展中加入性别视角。女性在社会中的弱势地位，使她们往往对城市的一些问题更加敏感，更容易体会到城市社会的规划和管理中不合理、不人性化的地方。但是由于适当途径的缺乏，城市管理者接收不到她们合理的有建设性的意见与建议。学术界普遍认为，城市发展的最大障碍就是管理不善，而非财政资源、技术缺乏等原因。城市的规划和管理过程中加入性别视角，就会弱化不平等这样的道德问题，而且能更加全面地吸收接纳全体市民，特别是女性市民对城市建设的意见和建议。
二、城市女性的生活空间
（一）传统（古代）城市中女性空间的特点
在女性社会很低的传统社会，我们在大街小巷很少看到女性的身影，因为世俗的束缚，不允许她们出现在公共场合，她们日常的活动范围基本只能在家中，甚至在家中的一些区域也是她们不能涉足的。在中国传统的居住设计中这一点表现得尤为明显：在中国传统住宅中男女有各自的活动范围和区域，前堂后室，以“中门”为界，而“前堂”往往是女性不能涉足之地。这种格局看似保护妇女，事实上限制了女性的生活空间和人身自由，使女性完全脱离了社会生活。
（二）现代城市中女性空间的特点
女性社会学论文范文2
关键词：社会性别课程；传统教学范式；教学建设与改革
中图分类号：C40 文献标识码： A
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作为内蒙古大学学科发展战略规划而设立的学院，突出民族学与社会学两大学科的交叉互补优势。民族学作为国家一级学科，在课程设置中依托学科与专业优势，率先开设“社会性别人类学”课程。2013年内蒙古大学作为首批入选“中西部高校综合实力提升工程”的学校，启动了《提升综合实力本科教学建设与改革资金规划》项目，其中，社会性别人类学课程被列入民族学学科核心课程。
2006年民族学专业以选修课的形式开设《妇女人类学》课程，后以《社会性别人类学》形式调整到民族学专业核心课、社会系专业选修课，目前该课程以提升综合实力本科教学为契机，具备了改革发展的重要平台，并正处在转型时期。因此，梳理社会性别课程的历程及教学范式的基本特征，探索社会性别课程的改革与建设，服务于学校未来发展目标，甚至服务于两性共同参与发展的社会需求。
一、妇女人类学传统教学范式
1．重妇女，轻两性。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发端，中国进入妇女研究热潮。特别是为迎接1995年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召开，筹备中成立高校妇女研究中心为动力，推动了妇女学在中国的发展。此背景下，当时隶属于蒙古学学院的民族学系率先开设《妇女人类学》课程。当时对《妇女人类学》课程的定位是“以批判人类文化的男性本位倾向为起点，其核心是研究作为一种文化存在的女性的生存状态。它力图通过对女性与现实的考察，来探讨女性文化在人类文化中的历史命运，来描述女性文化在人类文化中失落的真实过程，并重新论证女性文化在人类文化中的价值和对人类文化重建的意义” [1]。 因此，批评的矛头指向“男性本位”文化，并以“男性本位”文化作为参照系，努力建构女性应得的文化价值和地位。妇女地位、妇女在各种文化中的被压迫的表现，以及妇女在世界范围内的各文化中处于被贬低地位的社会及文化的性质和根源，成为妇女人类学（anthropologyofwomen）探讨的主要内容 [[2] 李霞．女性主义人类学与汉人亲属制度研究[J]．妇女研究论丛．2002（9）：29．
[5] 伊瓦·戴维斯．性别和民族的理论[A]．陈顺馨戴锦华主编.妇女、民族与女性主义[C]．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1．][2]。此时妇女学（Women'sStudies）则被认为是“一门新兴的综合性学科，它既不是单纯指社会科学，也不是单纯指自然科学，而是指与人有关的各门学科的综合”[3] 。所以，妇女学从一开始就毫不隐讳它的目的是打破学科界限，使在高校建立的妇女学研究机构也成为多学科交叉研究的汇集中心[ 据不完全统计，自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2005年为止，中国各高校建立的妇女研究机构已有50多家。]。
经20年的研究探索，妇女学、妇女人类学缓慢推进，虽然已跨出学科界限，但未能跨出“妇女”这一生物性别。 “近年来，随着女性学在学术界地位的确立，一批男性学者也开始从事女性学的研究，但就女性学的历史状况而言，其研究主体仍然是女性”[4] 。 学者的这句话从侧面反映了妇女学研究领域存在“男性缺憾”问题。
希伯来大学社会学老师艾里克·柯恩说过：“在谈论女性的时候如果闭口不谈男性，就好比用一只手鼓掌似的” [5] 。 内蒙古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开设《妇女人类学》过程中，谈论“妇女”或“女性”时却忽略了相对的文化范畴──“男性”这一性别，无论是研究对象或研究主体都没有脱离“妇女”、“女性”的范畴，这好比女士们关上门 “自言自语”或“自娱自乐”的状态没有本质的变化。因此，如何恰如其分地认识和分析男女两性的多重文化身份，阐释性别秩序与其他社会关系的交叉成为社会性别课程改革的重要内容。
2．重“女性主义”，轻“社会性别理论”。众所周知，女性主义最显著的功劳在于，作为斗争的目标挖掘出“父权制”概念，并用这种概念强调在家族体系中的等级，或者是家族等级观念在社会上的延续，从而来说明女性的“二等”地位。
而“社会性别”概念本身，虽然是西方女性主义理论的延续和补充，但与女性主义理论有所区别的文化概念。女性主义理论往往认为，女人要取得社会政治权益就要进入男性领域，用男性的标准要求自己，把达到男性标准看成是女性的解放或者过于强调女性的优越性而贬低男性。社会性别学者认为这是一种误解。他们广泛吸收当代各种现代主义观念，放弃了对妇女解放具体目标的追求，尽心去解构社会意识、思维习惯、人的主体性及男权思想对女性主义的影响。因此，我们颠覆的实际上是整个社会的体系和话语，而并非改变一半和另一半的关系，男性与女性一样，也受到了文化的影响，也被现有的性别文化所压迫；而“妇女”作为一个普遍化的范畴是没有意义的，因为它代表不了所有人，甚至代表不了任何人。把妇女一定括在引号中来分析，特别是“同性恋”、“变性人”和文化上的“伪娘”现象的出现，已说明当今社会的“男性”或“女性”需要用社会性别理论来审视他们的平等问题了。也就是说，性别间的平等并非是简单的男女之间的平等问题，而应该不否定生物性的前提，意识上模糊性别的过程，并超越自己生物性别（sex）来看待文化的社会性别（gender）问题。
二、大学社会性别课程教学理念的重塑
之前传统教学范式，偏重单向度的妇女研究和对妇女处于被压迫和社会从属地位的性质和起源问题的长期反复的思考，并希图从政治、经济、文化各层面建构女性文化地位与生存价值。但这种认识论思维，限制了把性别作为一个更广阔的概念来使用。随着对父权制概念的不断质疑和批评，学术界需要一个更为中性，包容性更为广泛的概念。因此，“社会性别制度”概念受到重视并合理的运用。
美国学者劳瑞提斯提出了“社会性别制度”概念。她认为，社会性别是 “一种再表现与自我再表现，是各种社会机制和种种制度化了的话语、认识论、批评实践以及日常生活行为的产物。也就是说，社会性别不等同于性别差异，它是一种技术机制而不是一种简单的文化概念”[[6] 沈奕斐．被建构的女性──当代社会性别理[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41．][6]。这种制度并非隶属于政治制度、经济制度，而是与政治、经济制度并列存在的、已成为一套不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的体系。
这里说明的是，虽然父权制和社会性别制度概念在不同的场景下，被很多学者交替使用，但两个概念的理论背景和侧重点不同。传统教学的内容和方式，有时往往脱离历史背景而单刀直入灌输“女性主义”思想，导致学生始终无法切入社会性别课程的内部，只是在边缘观望或摸索着“女性主义”与“社会性别”的关联与区别。因此，在教学过程中，让学生认知中西方不同文化背景下的“社会性别制度”的存在，以社会性别视角、范畴、方法与其他诸如阶级、民族、种族、地域等范畴交叉结合起来关照、审视中国的“男女平等”与“性别平等”的知识建构，在批判反思中重建、生产、传播平等的新知识和新思维模式。借以激励学生参与改变社会性别不平等的行动，在社会文化改造实践中不断提高认识能力、增添行动力量。这应是从事社会性别课程建设和改革的宗旨。
三、当前社会性别课程改革的首要任务
福特基金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资助美国各高校妇女学课程改革以来直到1999年来到中国资助类似的项目为止，对社会性别课程改革起到很大的帮助。1999年以天津师范大学牵头的“发展中国妇女与社会性别学”课题在福特基金会资助下启动。该项目所及范围达21省（市、自治区）涉及学校近百所。其中，内蒙古大学虽未参加第一次针对妇女/社会性别学项目，但2008年申请到福特基金项目“内蒙古草原地区工矿开发及其社会与生态环境效应研究”的资助。2009年─2010年期间在内蒙古牧区进行实地调查的过程中了解到牧区妇女生存状况基础上，2012年以福特基金第二批资助“内蒙古草原牧区工矿开发与社会经济文化包容性发展研究”项目为启端，围绕“内蒙古草原牧区工矿开发对社会性别的影响”的专项调查，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初步形成“社会性别研究团队”。而且内蒙古大学作为首批入选实施“中西部高校综合实力提升工程”的高校之一，提升综合实力本科教学建设与改革资金成为课程改革的主要经济来源和重要的保障。因此，在这一基础上，制定出在知识性和教学方法上关注社会性别多样性的课程体系并与国内外高校形成研究团队的经验进行多方位交流。对此笔者认为，中华女子学院无论是在教学、科研和图书资料方面力争成为全国妇女/社会性别研究中心的努力值得借鉴。
1．开设教师队伍的培训班
中华女子学院在独有的资源上（中国唯一一所女子大学）能够把从事妇女/社会性别研究的学者召集到一起，组成教师队伍，纵横联合、合作互助方式学习和跨学科教学，并定期进行教师队伍的培训。内蒙古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虽然是以女教师为主，但已初步形成了社会性别研究团队，通过这种平台，不仅增加从不同角度讲授社会性别课程的教师数量，而且还可以聘请国内外社会性别学知名学者做讲座、开设短期培训班。培训过后的教师们在课堂讲授方法方面定有成效，如概念的定位及避免使用带偏见的语言，提高学生的自主能动性和独立从事社会性别各项工作能力等。随着教师队伍的壮大和专业人士的增加，不久的将来必定会对学科梯队建设及学校整体教育改革起显著成效，服务于民族地区特色的教学。
2．课程设置上的调整
内蒙古大学社会性别课程的现状，只是限定在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内，以必修课和选修课形式讲授。虽然，2009年之后社会性别课程在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有了稳步的发展，但是更大的进步还在于使它在更多的专业领域成为必修或选修课，或者把社会性别与文化多元性课程设置为全校通识课。学生认为：“自己所学的专业要占用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因此，不可能专门跨专业去听所喜欢的社会性别课程，因此多么希望能从公共专业课上接触到有关社会性别方面的知识。”
全国已有不少的高等教育机构正在进行课程改革，当前几乎所有参加社会性别课程改革的教师都来自于社会科学或人文科学专业，学生多数为本科生为主。事实上，内蒙古大学社会性别课程也没有触及研究生教育和成人继续教育。
内蒙古大学入围“中西部高校综合实力提升工程”，设立专业核心课程的专项资金，使社会性别课程打破限定的专业领域，在不同专业和不同研究领域进行多层次的广泛交流提供了资金保障，并且也为社会性别课程的影响力扩展到全校，服务于全社会提供了可能性。
参 考 文 献
[1] [3] [4] 禹燕．女性人类学[M]．北京：东方出版社，1988：6，4-5，3．
[2] 李霞．女性主义人类学与汉人亲属制度研究[J]．妇女研究论丛．2002（9）：29．
女性社会学论文范文3
摘要 西方女性主义理论的发展经过了不断的创新、挑战、质疑与突破。为了自身发展，女性不断推动着这种批评理论产生活力。本文从女性主义批评实质的角度出发，按时间和空间这两条主线探寻女性主义批评的发展脉络，从而比较其不同发展阶段的不同特点。
关键词：女性主义 时间脉络 空间脉络 男权主义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了解西方女性主义发展状况并认清其本质，对正确认识西方女性主义批评理论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许多学者对西方女性主义批评理论展开大量研究，但对其实质探讨较少。为更好地将批评理论运用于具体文学批评中，本文将通过传统文学的女性主义思想，分析女性主义批评的实质，并从时间和空间角度，研究女性主义批评发展历程。
一 女性主义批评的实质
从历史上讲，女性主义是法律上妇女要被承认，政治上要求享有与男人同等权利的社会运动。文学界的女性主义批评理论是以女性主义和现代女性运动为基础，从文学领域建立关于女性及其话题的理论。
在文学中，女性主义批评常应用于社会阶层、性别、种族等具体的文化、政治领域，其反对传统文学的“宏大叙事”，提倡“微观叙事”。然而，目前女性主义批评理论并非是一个统一系统，它常采用多种批评视角和系统，吸收精神分析、马克思主义批评、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等其他批评理论的特殊方法，具有含义多重、形式各异、内部自相矛盾、相互斗争等特点。
女性主义批评具有不同分支，批评方法有所差异，但它并没有分化为完全不同的理论体系，纷杂差异的背后体现出共同特点。美国文学理论家艾伯拉姆斯认为女性主义批评的共同点有三个：1、西方文明是建立在父权基础之上；2、从一定程度或全部意义上讲，性别是受传统文明的父权偏见思想影响而产生；3、文学及其批评理论均受到性别偏见的影响。这三点是各分支理论的共同基础，也是女性主义批评的实质。
二 女性主义思想
1790年，在男性追求自由平等的资产阶级革命影响下，觉醒的女性开始追求平等、自由的权利。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撰写的《女权辩护》第一次明确提出女性在政治、教育、工作等方面应与男性享有同等的权利，表达了女性试图改变男性为中心的愿望。1870年，英国《已婚妇女财产法》的颁布标志着妇女在经济上的初步解放。直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女性获得选举权，标志着女性为寻求自身解放而展开的第一次女权运动结束。
在第一次女权运动影响下，1950年女性主义逐渐成为一种独立的理论、批评方法。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产生之前，文学领域已产生的女性主义思想为批评理论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英国现代小说家弗吉尼亚・伍尔夫开创性地运用意识流写作方法，创作出理论性的书籍――《一间自己的屋子》。伍尔夫在作品中考察女性文学创作的历史和社会语境，抨击了男权社会无处不在的性别歧视现象，提出了两性同体的美学构想，倡导女性在经济上独立，摆脱男权主义思想，表达出对女性地位、女性气质及两性关系的深入思考。在这种思想的引导下，女性意识被唤醒，女性开始利用文字争取经济地位、文化教育等方面的权益，力图改变男权主义观念，为女性争取社会地位。法国西蒙娜・德・波伏娃在《第二性》中全面探讨了男权社会中女性作为“第二性”的问题，找到了女性作为男性陪衬的根源，开创性地区分出社会性别和性别这两个概念。此后，贝蒂・弗里登在《女性的奥秘》中分析了高物质生活水平下女性的烦恼，发现女性生活状况的不合理性，提出女性应摆脱传统思想，发挥自己的能力，树立自己的人生观。伍尔夫、波伏娃和弗里登的理论为女性主义批评以后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三 新女性主义批评的兴起和发展
1960年，西方出现第二次女性解放运动浪潮――新女性主义。这个阶段，女性主义运动的声势和影响都超过第一次女性主义浪潮。重要的是，这一时期的运动注重理论建设，构建新的世界观。在文学领域，诞生了女性主义批评方法，它以社会性别为出发点，揭示一切以男性为中心产生的根源，提出站在女性的角度看问题，女性应具有自己被社会承认的价值观。
女性主义批评从诞生起就作为新的世界观和意识形态，对以前一切形式的父权文明和父权社会展开批判，且与战后新兴的其他思潮结合，衍生出不同特色的女性主义批评。具体可从时间和地点两条线索分析其发展状况：
1 时间线索
1960年后期到1970年初期，女性主义批评从妇女运动中诞生，它以女性文学为研究对象，站在女性的角度审视西方文化传统，对已有的、认为合理的制度进行剖析，关注父权统治下的妇女生存，对女性遭受压迫的历史和女性的沉默展开探讨。其目的是为了消除两性差别，改变社会对女性的性别歧视，争取两性平等。1970年后期到1980年前期，女性运动跨越最初的种族和社会性别的讨论范围，逐步从政治向学术发展：强调男女性别差异、女性的重要性、否认社会对两性的传统认识；寻找女性如何丢掉话语权，女性应怎样表达自己，抨击男性中心主义，宣扬女性本质，力图创建女性主义文学体系。这一时期女性主义批评经历了两个发展阶段：一是受传统父权思想的控制，以往的文学作品有憎恶女性的形象定势。女性主义批评发展到第二阶段时，开始寻找文学中已丢失的传统，努力重新构建女性文学的历史。她们开始研究遗留的日记、信件和小说，探寻以往父权统治下的文学中的审美原则如何将女性文学拒在经典文学书目之外。
1980年中期，女性主义批评与各不同领域的学科结合，形成形式多样、内容开放的多元化系统，并从本质主义和构建主义两个角度出发研究女性主义理论，对女性本质及特征展开探讨；代表人物有露西・伊利格瑞、朱丽亚・克里斯蒂瓦等。前者重在研究女性真正的“本质”，认为社会性别能够从心理、语言和生理等方面反映两性关系的自然差异。从法国后结构主义角度出发，她们中的某些人认为女人更加接近自然物质世界，在生存中与自然的纽带没有完全被割断；生长过程中男性逐步脱离自然和母亲的联系，投向父亲怀抱。后受到后结构主义中关于“身份认同”的理论影响，一些人开始反对特定“身份”，认为“无身份认同”。而构建主义试图脱离父权社会赋予女性的社会角色和地位，认为社会性别是在历史和社会的语境下特定文化的产物；自然能够转换与颠覆。
这三个时期女性主义批评都是反抗一切以男性为中心展开，要求站在女性的角度重新看待社会传统对女性不公平的做法，试图建立新的社会标准，从而提高女性地位。
2 地域线索
从区域角度出发，法、美、英三国的女性主义批评影响较大。三个国家的批评理论都以关心女性为基础，但各有其特点：法国批评理论从心理变化进行分析，强调女性的心理压抑，注重理论与语言，女性文学的话语建构，分析男性语言，解构男性中心和减轻妇女压迫，认为女性本身为话语方式，代表社会反抗力量；美国女性主义理论家从人道和经验主义角度出发，注重文本分析方法，揭露创作和批评领域的性别歧视，致力于挖掘女性文学传统，建立自己的批评原则，发展女性文化和女性历史；英国女性批评较多地借鉴马克思主义，关心女性所受的压迫。
1940年末期，法国波伏娃在《第二性》中提出“女人不是生下来就是女人，而是后来才变成女人”，认为男性强硬安排女人作为妻子和母亲，限制了她们的自由。受她的影响，在精神分析学、语言学、解构主义哲学理论基础上，借助1960年社会政治运动，法国女性主义批评理论逐渐兴盛，这个时期研究的重点为语言和心理分析，女性主义认为语言反映的是男性的价值观，以男性为中心，女性应寻找女性语言，反映女性利益的文学。它把女性受压迫的历史与现状联系起来，认为阻碍妇女写作的根源是原欲上的压抑，强调女性受压抑的状况，试图从语言领域寻求突破。据此，克里斯蒂瓦提出“符号话语”，批判地运用男性理论家的思想考察女性身体语言和写作之间的关系，揭示妇女受压迫的实质。西苏提出女人利用“白色墨水”进行涉及性和女性身体的“写作”，认为女人一直被驱逐出写作领域，必须通过奋斗把自己写进文本。
在具有其各自特色的基础上，英美两国女性批评都关注女性文学的社会因素和文化语境，都是从女性的视角解读经典作品、解构男性中心文学与文化模式的角度出发，重新赋予女作家及其作品新的文学意义，并按照女性美学原则，对女性作品、文学上的女性现状、女性文学的社会功能展开研究。为改变西方以男人的观念来定制度的做法，两国大多数女性主义批评家认为应解构男性为中心的文学框架，把女性的观点融入文学之中，在男性文学中树立女性新形象；两国女性批评均受马克思主义阶级论的影响，均认为财产私有制是女性受压迫源泉，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并消除私有财产观念，女性才可解放，地位才可改善；资本主义对女性劳动力的剥削导致男女不平等，只有综合分析私有制和父权制，才能消除女性所受的不平等。因此，可把两国的女性主义批评归为一派。
虽然三国的女性批评各有特色，但都吸收了《一间自己的屋子》、《第二性》、《女性的奥秘》等早期女权主义经典著作思想，从女性在文学创作及批评领域所受的歧视出发，以女性性别为中心，探究造成女性在历史、文化领域处于第二位的根源，抨击男性统治制度，主张女性独立自主，其目的是改造充满性别压迫的文化，从而改变社会。
3 总脉络
女性主义诞生后，发展曲折，代表人物众多，观点不一，给理解理论带来困难。构建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家伊莱恩・肖瓦尔特总结了诸多因素，提出了著名的“三个阶段”学说：第一阶段是1840-1880年的“女性阶段”，通过模仿占主导地位的男性作家，女性作家进行创作，吸收男权主义关于女性的观念和假说，采用男性的艺术审美标准进行创作，代表作家有夏洛蒂・勃朗特、乔治・艾略特等；第二阶段是l880-1920年的“女性主义”阶段，女性的政治文化觉醒，而后经过长期抗争和努力，最终登上政治舞台。这个时期的作家大多比较激进，代表人物有Elizabeth Robins和Olive Schreiner，她们否定男性价值，要求享有政治权利，倡导建立分离的女性乌托邦；第三阶段是l920年后的“女人阶段”，女性的自我意识有惊人的进展，开始勇敢的自我探索，她们拒绝模仿男性并反抗对其依赖，以女性独有的经历和体验作为女性文学创作的源泉，书写独具女性特色的文学。
四 结语
通过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发展的讨论，本文发现女性主义批评是一个对外开放、形式多样、内容各异、自身内部矛盾迭起的理论学派。运用具体理论分析文学作品时，出发角度不同讨论方式就不同，从而结论也不完全相同，因而女性主义批评颇遭议论，但是它的开放性使其成为当代最为充满活力的批评学派之一。不论各个分支体系之间有多少分歧，所有的女性主义批评都是女性在遭遇被剥夺话语权的痛苦之后，积极争取而产生的、体现女性的心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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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张中载：《二十世纪西方文论选读》，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2年版。
[4] 吴童：《美在女性视界――西方女性文学形象及作家作品研究》，巴蜀书社，2010年版。
[5] 曾艳兵：《西方现代主义文学概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6] 埃莱娜・西苏，张京媛主编：《美杜莎的笑声：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7] Elaine Showalter,The New Feminist Criticism,New York:Pan-the on Books,1985, p.249.
[8] 西蒙娜・德・波伏娃，陶铁柱译：《第二性》，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年版。
[9] 弗・伍尔夫，王还译：《一间自己的屋子》，三联书店，1989年版。
女性社会学论文范文4
一 认知妇女社会地位的基本概念、方法和理论观点
（一）基本概念
多学科的研究表明，人具有五种性别：以性染色体为载体的基因性别，以激素为载体的生物性别，以性生理特征为载体的生理性别，以某种心理认同或否定为载体的心理性别，以对不同性别的理解、规范和认可为载体的社会性别。前三种性别可归为生理性别，或性(sex)；而后两种性别是指性别的社会和心理特征，它是在社会文化中那些关于男女所应扮演的社会角色、所应遵循的行为准则等等意识和行为的影响下形成的，这种性别称为“社会性别”(gender)。
社会性别理论将生物性别与社会性别分开，强调性别的社会建构性。它认为社会性别不只是代表一种个人的性别身份，还是一种反映社会结构和文化规范的符号。女性主义学者桑德拉·哈丁将社会性别的含义概括为三种[3]（17-18页）。一是个体或个人性别。这是性别身份认同(gender-identification)的核心。人们认识到自己是男性或女性，并将其与“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联系起来进行性别认同。这种性别化的自我意识的建构始于童年时代，对终身产生影响。二是称为“结构性别”的社会性别。它用以表示两性关系分野下的社会结构，即作为社会的组织和结构中体现出的性别差异。劳动的性别分工、职业的性别分隔是这种制度性的性别差异的反映，教育、司法、医疗等几乎所有国家体系的构造都体现了性别关系。三是文化或符号性别。它是指在特有的社会文化情境中，作为男性女性的规范性含义。或者说是通过社会学习得到的，与两种生物性别相关的一套规范的期望和行为，这是男女在日常生活中根据约定俗成的惯例进行交往而取得的。例如，“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所谓“两分领域”的二元划分理论使男女之间不平等的权力关系合法化。“男子汉”和“贤妻良母”的说法规范的是婚姻生活中暗含的一种权力关系。
女性主义学者认为，在人类社会中，除了有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还有“性—社会性别制度”，后者组织人类的性的活动，是把人规范为男性、女性的种种社会文化机制。正如在社会中存在种族和民族不平等的特征一样，它同样具有性别不平等的特点。性别上的不平等是社会不平等的一个主要表现形式和原因，因为男人和女人承担着不同的角色，更大程度上是因为这些角色受到了不平等的评价和对待。于是，男人和女人获得社会报酬的机会就不平等了。性别的角色差异反映了男性统治的社会现实。因此，在大多数的文化中，社会性别制度表现为男尊女卑的不平等的等级制度。女性主义学者及其妇女史研究者力图揭示特定的社会历史文化中具体的社会性别制度及其机制，以及这些机制如何作用于社会中的男男女女。也就是研究男女间的关系，研究性别在构成人类社会历史、思想意识、经济制度和政治结构中所起的作用。
（二）理论和方法
围绕妇女不平等地位的根源，西方学者芭芭拉·泰勒、萨利·亚历山大和希拉·罗波桑姆等人展开了讨论。她们认为，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中，剩余价值产生于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中，并由此有了阶级的概念和相关理论。“性阶级”这样的术语意味着与经济制度相连的、与性别不平等的问题相关。但在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中，私有制取消了，男女不平等依然存在。很显然，对性别问题的研究不能依靠纯经验的理论，还需要在经济制度之外来考察。所以，泰勒和亚历山大强调以父权制概念为理论解释的基础[1]（366页）[4]（1-4页）。美国著名女性主义学者朱蒂·本妮特也认为，研究妇女史必须研究父权制的形成和发展[5]（254-267页）。罗波桑姆则认为，如果仅仅采用父权制的理论，不足以解释妇女从属地位和阶级之间差异的问题，甚至会以妇女从属于男性的关系取代男女两性间相互作用的关系。但事实上，阶级或种族的团结有时候是强于两性间冲突的。因此，罗波桑姆主张以阶级分析的方法对妇女史进行研究。在罗波桑姆看来，妇女的角色是双重的——既是受害者，又是施动者。因为妇女们在寻找赖以生存的策略时，其反抗斗争对父权制的巩固或削弱都起到了能动的作用[6]（30页）。这正如凯瑟琳·霍尔所说，男性的支配地位极少以他们的支配方式（形式）呈现，而是在从属者的从属地位上反映出来[7]（12页），这使男尊女卑的社会认知内在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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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文化中没有哲学思辩的文学批评理论，是因为中国文化观念中儒学思想对文本的“言志”和“载道”的习惯严重影响了文学批评理论的构建和发展，在客观的现实处境下，借用西方文学批评理论，结合中国文化特质研究中国文学是自然并合理的，应当秉承科学的、公正的态度对待西方文学批评理论之与中国文学的联姻。自19世纪末起，中国的文学理论业已受到西方的支配与影响，因此更应该考虑到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理论中所蕴含的西方文学理论基础。在中国文学批评的实践中，特别是从较为广泛的(国际性)观点研究中国文学，现代文学批评家将无法满足于仅是采用中国传统文学理论为其批评架构的做法。中西文学批评的概念、方法和标准的融合，因而成为必要的工作。西方的文学理论问题具有较强的理论思辨色彩，既是哲学的，美学的，也是历史和文化的。而中国文学理论的立场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封建社会所致)，政治的专制影响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文学。
在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中，“寻找女性”和“构建女性文学传统”一直是重要的主题，尽管发掘和寻找的方式、途径有所不同。按照英美女性主义学派的设想，文学史中隐含着一个明确的女性传统，只是被男性文学史遮盖了，这有待女性主义批评来发掘。因此，英美女性主义学派大力挖掘湮没在历史中的女性作品，重新把遭受忽视成刻意封杀的女性作家加以重新定位，重建女性文学史，并在挖掘到的历史材料中寻找女性传统，为女性传统提供大量的证据。英美女性主义批评家在历史中寻找“显性”(visible)的女性时，法国学派则力图在潜意识中寻找“隐性”(invisible)的女性。但值得注意的是，不论从历史中寻找女性(注重压迫观点)，或从(集体)潜意识申寻找女性(注重抑制观点)，两者都和父权压抑有密切的关系，两种压制概念皆归为父权体制中范畴较为广大的总体压抑。把这种总体压抑范畴表现得淋漓尽致的是张爱玲，她把这个一体两面的问题——历史／潜意识的，显性／隐性的——切入中国文化深层结构中表达了最为真实的女性经验。
中国文学文本和西方论述这两者之间，存有接受、排斥和互动的关系。大体而言，在现代文学批评界里，中国文学批评和批评理论至今仍难以摆脱西方“话语”或“论述”(discomse)的影响，难以走出西方话语的“他者”的理论阴影。在批评理论问题上，阅读中国士性文学(张爱玲文本)也面对着另一个有关中国论述的主体危机。基本上。笔者致力于建构自身话语的主体性，但在中国整体论述条件的不足之下，尤其在中国自身女性主义理论的匮乏之下，而不得不借助西方女性主义理论(western feminist theories)的观点。这表示说，除了西方传统男性话语对于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支配之外，西方女性主义理论的介入，亦使中国如胜主义文学批评同样面对主体摇摆的危机。换言之，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在西方话语中的他者位置，同样亦落在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里。在父权社会中，女性被界定为他者，并为男性主体所观照。相对于他者，男性则占据主置，是完整绝对的象征体。在中国的宗法父权社会里，女性在“天”、“阳”、“乾”、“君”、“父”等宗法象征主体下，即被定义为附属于男性的他者概念之下。倘若中国(男性)文学是西方论述中的他者，则中国女性文学在中国文学批评中便是他者之他者。
因此，中国女性主义批评不但必须解构当代西方男性话语和女性主义理论，亦有必要化解中国本身强大的、男性中心的(androcentric)批评传统，才不至于在中国自身的女}生主义文学批评中，落在他者之他者的处境中。在中国文学的阅读上，无须完全套用西方的模式来评论中国女}生文本。但即使如此，也不可忽视西方女性主义批评在其批评实践中所发展出来的女性论述架构，以及透过女性经验的研究所建构的新论述模式。
笔者将中国传统宗法父权话语下的封建礼教：三从四德、三纲五常、男尊女卑、尊阳贬阴，以至“女子无才便是德”等宗法训示，视为宗法父权话语的总体压抑机制。这里从西方女性主义批评视角出发，试图建构中国文化深层结构中以女性为主体的女性论述。
1 隐性的中国女性文学
中国先秦时期人们阅读文学作品开始偏重于好坏、美丑、爱憎等方面的直感判断。这种直观评论可以说是中国文学评论的萌芽。春秋战国时期，《诗经》出现，孔子从文学的社会功能方面提出了“兴、观、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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怨”说，从作家道德修养方面又提出“文德”说。后来孟子总结了中国初期的文学批评经验。提出了“知人论世”，“以意逆志”的批评原则。魏晋南北朝时代，文学批评出现了曹丕的《典论论文》，陆机的《文赋》，刘勰的《文心雕龙》，钟嵘的《诗品》等。唐宋以后，文学批评领域出现了大量的诗话、词话、典话，以及对小说、戏曲的评点、漫评、杂谈，形成了中国传统文学批评特色。到了现代以后，中国文学批评理论很大程度受到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影响。不管是古代还是现代的文学批评，都具有强烈而鲜明的阶级意识，因而使文学批评带上明显的思想理论斗争性质和社会批评性质。 另外，中国的女性由于社会自然分工的原因客观地遭到男性的统治，加上人为的权利配置——严格的父家长制，完备的宗法专制主义使中国女性陷入了长达几千年的无人格状态。男性控制了社会的、政治的、艺术的话语的绝对权利，历史上几乎没有女人的声音，更谈不上女性文学、女性文学史及女性文学理论的建立。
中国女性的文学创作活动，曾长期处于农业社会形态和宗法制文化的背景之下，妇女传统的生存方式给文学创作带来极大影响。尽管确有一些女子在创作中发出过自己的人生之怨、不平之鸣，一定程度上表达了女性的情感愿望，但从总体上说，由于妇女丧失了人格上的独立，困守于家庭和儒教，其创作在内容的审美价值论文联盟取向、艺术表现的方式、手法乃至具体文学体裁的选择运用上，都不可避免地带有男性话语权利设置的局限性。就其实质而言，古代妇女文学只能是作为男性文学创作的附庸而存在。
传统妇女文学的作者，大致由女皇后妃、女官宫娥、名媛闺秀、娼尼婢妾等阶层的女性构成，其作品所包容的生活空间、思维空间以及心理空间和她们创作主题所表现的，主要是妇女在宫墙、闺阁、庭院等狭小圈子之内的个人隋感，如离别之j限、遭弃之怨、寡居之悲、相思乏情，以及风花雪月引发的种种思绪等。人所可能具有的丰富的社会实践、深广的生命意识被扼杀，代之以与身边生活直接相关的个人情感，文学主题显示出很强的私人性与封闭性。
作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女性文学虽具有自身的特点，但始终是从属于这一文学系统。它没有形成独立的女性文学体系，没有建构起完善的女性群主义 文学理论。与西方女性文学不同，现代意义上的中国女性文学是在较大规模的社会革命和思想文化革命的历史际遇中发生发展起来的。西方进步思潮的推动，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催发，使之从诞生之日起就同时代和社会运动结下了不解之缘，甚至长期从属于民主的、阶级的社会革命运动。
事实上，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发展史上，很多时候恰恰是女作家的创作率先引导了某一阶段文流的转换或更新。例如现代文学30年间， “五四”时期冰心创作的“问题小说”：新时期初年舒婷为“人”的生命和女性价值讴歌的朦胧诗；刘真、茹志鹃的“反思小说”；八十年代中叶刘索拉、残雪等充满现代意识的“先锋文学”以及稍后方方、池莉等表现平民日常生活、心理情绪的“新写实”小说；再到九十年代陈染、林白“私人生活”主题的创作等。尽管女性文学作为一种重要的文学现象存在，但并末构成相对独立的文学运动。
在“五四”女作家个性解放的呼唤中，萌生了女性主题的幼芽。此类主题主要关注的是现代社会里女性基于性别特征所进行的社会实践、精神实践以及在其中的身心体验。然而，随着时代形势的急遽变化，这一主题未待很好地发育便很快被多数创作者所搁弃，取而代之的是带有强烈政治性、阶级性、民族性的创作。这种状况延续数十年，直到新时期以后才逐步改观。其中，批判封建传统和“左”的政治思潮对女性的压迫、扭曲和异化，寻求女性自我价值，可谓强音。然而，这显然并非女性文学“最后的停泊地”。人们很快意识到，此类创作实际上更多的依然是出自于社会视角，没有把文学视为对如-生生活和体验的再现。八十年代后期到九十年代，在时代的变迁中，年轻一代女作家的性别意识进一步自觉，她们更强烈地追求女性精神的自由和女性生命的舒展，部分创作开始更多地向女性人生倾斜，注重从女性立场、女性视角出发，表现女性与社会、女性与他人、女性与自身以及女性与自然诸方面的关系。其中一些作品自觉地选择了向男性中心文化挑战的姿态，表现出鲜明而强烈的女性意识、女性情感。这类创作在社会上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也引发了种种争议。
女性主题显示的女性文学特色及价值，不仅在于它拥有女性观察生活、表现自身所特有的视点、角度以及鲜活生动的生存感受、内心体验。更为本质的是它源于女性生命本体、无形中打上了性别烙印的世界观、人生观。实事求是地说，女性主题绝非仅限于展露和宣泄在父系文化圈中女性所承受的性别压抑，包括生存压抑、心理压抑、压抑和情感压抑等，而是同时显示了女性在认识自我、理解社会方面所达到的深度以及所面临的困惑，其中蕴合的女性自审意识和批判精神尤具现代意味。此类主题的作品生动记录了时代女性的精神成长，在文学创作中的士性思维方式、女性生存本相、如}生情感特征、女性生命感受和女性审美情趣等。当然，在历史发展现阶段仍处于男性中心文化特定语境的情况下，女性文学处境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带有“宿命”意味的，因为女性解放的程度任何时候都势必受制于历史发展的水平，同步于“人”解放的程度。尽管在具体的女性创作中，作家完全可以有不同的策略选择，但从总体格局上看，女性文学的发展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几乎是无可避免地要面临植根于男性历史文化的悖论，它制造着女性文学发展的困境。“五四”运动中萌发的现代女性意识，还未来得及进行对女}生意识的审视与自醒，就被卷入了三四十年代的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的洪流中，而这个时代的女作家更多地表现出阶级的、政治的阳性关怀。
新文学中的现代革命女性形象在现实中能不能拥有自己独立的精神人格和身份是令人怀疑的。实际上，革命女性形象的出现是一种匮乏自我的虚假论述，这正好以反证的模式呈现出女性在现实中的边缘化处境，足以构成女性作家的重大书写危机：失去女性自我的定位。使女性文学陷入了“男性中心论”(androcentrism)中，掉入男性模拟的死角，无法扮演真实的女性角色。在文学世界里，无论女性形象如何崇高、革新、独立，一旦落到现实中，广大女性依旧面临强大的压抑性命运。文学世界中的愿望在现实中宣告破灭，阳化女}生的面具不攻自破，女性的匮乏再度浮现。文化上习得的“女性”特征(被动性等)被看作是“自然”属性，女人同男人一样会使这些态度永久化，而在控制与从属的不平等与压抑关系中扮演这些性角色，以男性理论作为批评视角的评论把女性角色及其经验加以歪曲，从女性文本挖掘到的仍是男性观点下的女性。肖沃尔特指出父权批评下的女性典型的僵化形象其实就是父系意识形态下的女性假象，而非女性真正的经验与现实。
当二十世纪前半叶女性作家不惜戴着乐观的面具在文本的舞台上扮演阳化角色时，现代文学批评在追问：文本中有女性吗?文学史中有女性作家吗?张爱玲用她的书写模式充分表现了不屑于塑造虚假阳化女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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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的心态。她关注妇女在现实中的状况与女性受压迫的历史，既着眼于文化与历史分析，也着眼于女性经验的写作。在张爱玲的文本中，这些问题可望找到一种可供诠释的版本。她在《自己的文章》中说，即使像白流苏这样的女性，亦没有性别错位的意味：
《倾城之恋》里，从腐旧的家庭里走出来的流苏，香港之战的洗礼并不曾将她感化成为革命女性；香港之战影响范柳原，使他转回平实的生活。终于结婚了，但结婚并不使他变为圣人，完全放弃往日的生活习惯与作风。因之柳原与流苏的结局，虽然多少是健康的，仍旧是庸俗；就事论事，他们也只能如此。(张爱玲，173)
从文学史角度来看，五四之后中国现代女性文学的涌现，无疑在某种层面上阐述了女性在历史、文化、社会中，有关两性与政治、个人与整体角色的互动关系。但是，那时期的女性文学大体上还没有较为稳定的女性文学传统，或者说，这方面的女性文学传统还有待进一步加以建构。而在张爱玲文本中所隐含的女性主题、女性亚文化群体及女性话语，所触及的中国总体父权压抑问题，以及在此压抑机制下有关如-生u禹身份、性别认同或两性差异等问题，正是今日从总体压抑范畴挖掘中国文化深层结构中的女性经验(历史／潜论文联盟意识的，显性／隐性的)来研究中国女性文学的关键而重要资料。张爱玲的女性经验模式以及在小说中所体现的文化素质，乃是以一种失序、疏离、丑怪、焦虑的面貌，去推演历史文化中的压抑和疯狂等女性问题。讲述了传统女性在宗法父权制中的边缘感受，一种“阴性荒凉”的情境。
2 西方女性文学批评的强音
西方强烈的传统使女性在受压迫和主宰的同时清醒地意识到争取自由和独立的迫切需要，因此，西方妇女运动的发生与发展成为必然。伴随西方妇女解放运动而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女性文学及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关注妇女作为读者或作者在文学话语中的体验，关注妇女作家的地位，妇女文学经典的构成，小说中女性的形象，男女体验的差异等问题，也注重妇女的平等、独立和自主问题，一般具有较强的政治性，是一种具有强烈思想道德倾向的批评。当然，也有一些女性主义批评家关注文本的艺术性，
以玛丽·伊格尔顿(mary eafleton)编选的读本《女性主义文学批评》(feminist literary criticism，1991)面世作为界点，过去25年来，女性主义批评理论出色地表现了矛盾、交流和争论。的确，它建立在一系列创造性的对立、批评与反批评基础上，呈现出一个不断创新的流派——它挑战、颠覆、拓展的不仅是其他(男性的)理论，而且也有它自己内部的种种立场和问题 因此，在它的范围内没有“宏大叙述”，只有许多“小叙述”(petists re cits)，这些小叙述立足于特定的文化政治需要和阵地——例如阶级的、性别的、种族的等——而且在一定程度上相互竞争。这表现了西方现代女性主义批评理论创造性地“开放”的动力，同时也表现了这个胎生的、多样的、自我争论不休的领域的某种困难。其具有竞争力的种种优点及其内部的争论，有着广大的多元性，里面滋生着各色“理论” 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这种开放与兼容的态度正是中国学者在看待中国女性文学批评时应当秉承的态度，
随着中国在东西方文化交流中表现空前活跃、各种现代思潮纷纷涌进并发生影响的大环境中，在世界文流融会渗透的文坛背景下，女性文学主题自然而然地出现了具有现代意味的拓展但事实上中国现代女性意识的萌发、生长，又不能不受到特定社会历史环境的直接影响：一方面，在中国社会的发展进程中，妇女解放始终没有单独地从“五四”时期“人的解放”以及其后的社会解放和阶级解放的大题目中提出来加以考虑，而是总被后者所遮蔽乃至淹没：另一方面，由于政治的、文化的以及其他方面的种种原因，整个中国社会人之个性意识的生长曾长期受到贬抑，正因为如此，二十世纪中国现代女性意识的成长历程曲折而艰难。很多时候，女性意识实际上被忽略，甚或被消融于民族意识、阶级意识和社会意识之中。与此紧密相连，由社会运动中崛起并发展的女性文学，一直在“人的自觉”和“女性的自觉”相碰撞、相交融中起伏演变
整体而言，中国文学透过西方论述的“镜子”媒介，能否准确映照自身的实体，抑或只是西方主体的投射，一直是个争论的问题然而，这里面对的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问题语言、文化、文学和意识形态的互涉性，在某种层面的表现往往是惊人的。在中国论述迈向自主的建构历程中，虽然还有很多细节问题有待克服与消解，但在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理论的匮乏中，以及西方论述在国际学术市场上的强势渗透之下，适当地转化西方论述的资源，作为建构中国文学理论主体性的手段，仍旧是当代文学批评发展的重要趋势。
结语
女性社会学论文范文6
关键词: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困境
在上个世纪80年代．随着西方女性主义理论的传人，我国的女性主义文学创作与批评开始真正意义上“浮出历史地表”．到了90年代．两者共同创造出了空前繁盛的文学景象。然而作为21世纪中国女性文学批评的主流，西方女性主义批评在中国语境中逐渐显露出一些问题与局限，造成当代女性文学批评与研究的困境。
一、传统境遇下的历史困境
母系社会之后的历史，毋庸赘言是男性的历史，在漫长的封建社会．“妇女始终是一个受强制的、被统治的性别”…，她无处言说，也无人倾听，更无人评说，她是灿烂的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缺席者，女性作为一个性别群体在封建社会中只是被抹杀与被掩盖的对象。她们“势必生于黑暗、隐秘、暗哑的世界．生存于古代历史的盲点。”在同样的历史境遇中．西方为反抗菲勒斯中心的压迫进行了两次大规模的女权主义运动浪潮，使女性主义发展和成熟起来，同时它也是西方人权运动的一个分支．它是在西方人文思潮的发展中所派生出来的，它完成了从人的自觉到女性的自觉，从人的解放到女性的解放，所以西方的女性主义是合乎历史发展规律的产物。而中国的女性解放总是同各时期的社会问题和革命目标相联系，妇女的求解放、求独立、求自由、求平等诸意识始终同被压迫的阶级意识、革命意识交融在一起。
民族解放和阶级斗争是女性解放和性别问题的大前提。中国从封建社会直接过渡到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又承受着落后就要挨打。受人侵略和民族兴亡的巨大压力。随后又处于反抗阶级压迫的动荡的社会变革之中．也就是说女性的自由与权力问题是男性也没有解决的，整个民族都没有独立的人权．又何谈女性呢?解放后，虽然民族独立的问题解决了．但中国一直倡导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认为阶级是超越性别的，“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阶级的解放又成为了妇女解放的必要前提．因此妇女问题还是被阶级的问题所覆盖。到了90年代，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的召开为中国的女性问题提供了新的契机，也掀起了女性文学创作与研究的浪潮．但这次女性热潮仍不以解放为目的，基本不触及体制。而是以文化的启蒙和研究为特征，主要表现为学术界对西方女性主义思潮的介绍。可以说在中国从来没有一个独立的妇女解放运动，它缺少像西方女权运动那样的一个历史契机，或者说是政治契机。它缺少一个把女性问题相对充分展开的时间和空间，它与中国的妇女生活实况是基本脱节的。刘思谦在《“娜拉言说”——中国现代女作家心路纪程》一书中就说：“我国有史以来从未发生过自发的、独立的妇女解放运动。妇女的解放从来都是从属于民族的、阶级的、文化的社会革命运动。”所以无论我们是否承认，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无论在过去还是今天。始终都游离于“主流批评”之外，套用西蒙·波伏娃的《第二性》，我们或许可以形容女性文学批评为“第二批评”。因为它始终只是西方的舶来品。历史缺失的困境是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大背景。
二、西方霸权下的理论困境
由于西方的女性主义文学理论经过长时间的建构，系统性强。覆盖面广。发展的比较成熟，而中国的女性文学研究一直就缺少产生女性主义文学理论的背景和土壤，所以她从西方获得的女性主义文学的体系、概念，几乎是关于这门学科的全部内容。不止女性文学批评，20世纪的中国文学理论的发展都与西方的文学理论相联系。刘若愚在其著作《中国文学理论》中说：“除了那些纯粹由传统批评家所主张的理论之外，我将不涉及20世纪中国理论．因为20世纪的中国理论受西方影响的主宰，不是浪漫主义、象征主义．就是马克思主义。20世纪的中国理论与具有独立批评思想的传统中国理论没有相同的价值和兴趣。”随着中国社会向西方的全面开放与学习。西方理论进入中国也成为了一种文化的必然。到了20世纪末．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一些理论话语已经为中国女性文学研究者所运用到文学研究中，出现了大量的研究，在这些文章中充满了缄默、缺席、疏离、身体写作等女性主义的经典专用术语，用女性主义批评者陈晓兰的话来说：“对于今天从事妇女文学研究和教学的人来说，如果不懂得西方女性主义批评．或者不从西方女性主义批评的角度和立场来对待她(他)的研究、解说对象，那就意味着落后、缺乏新意、传统或者不够深刻。所以在或论著的前面，以西方某位女性主义批评家的观点、名言为开场白，或者概述西方女性主义批评理论的要义，似乎成了中国许多女性主义写作必不可免的一环。”
批评界出现这种现象是有一定的原因的，中国本土没有产生女性主义文学理论，只能全盘吸收西方女性主义现成的批评理论。但是中国的女性主义批评在短短的几年中便接受了西方几十年发展经历的成果，实际上是很难消化的。一方面，对西方女性主义理论的译介至今仍缺乏完整性。除了《第二性》、《一间自己的房间》、《女性的奥秘》、《性政治》、《女太监》等几部经典之作有完整的译介，其它大多都是摘要，或文选，完整的译著较少，系统的介绍更为缺乏。所以我国对西方女性主义批评的完整理论尚未全面认识。就难以在此基础上有新的发展和建树。另一方面，我国对西方女性主义批评理论生搬硬套的现象也比较明显．无论它是否适合于我国的国情。对很多不很恰当的文学现象也加以分析套用，还有很多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基本上是用西方的理论在寻找中国文学中可以对应的文本例子，结果只是为西方的理论增加例证，对本土理论没有实质性的突破。我国在女性文学理论方面缺少建设性和创造性．完全没有形成自己的理论结构体系。
更为堪忧的是。中国女性主义文学理论的本土缺乏正好迎合了西方霸权话语的入侵。“李小江认为．西方女性主义自以为放之四海而皆准，实际上是一种霸权话语，中国的女性问题一旦被西方女性主义化就成为被西方文化整合的一部分。而中国女性主义的发展并不是为西方女性主义发展提供理论依据和操作经验的。因此我们必须觉悟到，当代中国文化困境。和其他第三世界国家和地区一样，在进入现代化、走向世界的过程中。种族的遭遇和女性的性别遭遇同西方世界巨大的经济和文化渗透的遭遇是一样的。”她说：“就像我们女人要对过去男性中心社会所有的价值观念进行检验一样，对西方的东西我们也要检验。女权主义对男性的东西处处留心审查，总持批判和怀疑的态度，与我们对西方的态度相似。”因此，对西方的女性主义理论我们应该取其精华，谨慎的借鉴和使用，更要勇于质疑，得到启发，提出自己独特的本土化性别文化视阈．建立起从我国女性创作和女性生活实际出发的符合中国国情的女性主义批评理论体系与框架，摆脱在理论上的困境。
三、女权意识下的社会困境
这个问题主要体现在中国社会中对于“女性主义者”的认同尴尬上。
女性主义理论虽为中国许多批评者及作家在批评创作上广泛使用．但很少有人对自己是否认同女性主义作出明确的表态，除了极个别的批评家，如戴锦华公然宣称自已是个女性主义者，大多数批评家虽然是进行着女性主义的研究，但却不肯承认自己是女性主义者。就连女性主义研究领域旗帜性的人物李小江，也不止一次的声明自己不是女性主义者，她在2000年出版的访谈集《女性?主义——文化冲突与身份认同》，设问的就是一个身份、立场的命题的取舍和认同问题。不愿承认自己是女性主义者，是全世界多数人的选择。也是不招致非议更安全的做法，可是作为中国女性主义批评的领军人物，李小江的声明却让很多人失望并无法理解。甚至大多数的女作家，也对女性主义不予认同．最为突出的是被女性主义批评者视为女性主义创作典型的陈染公然宣称自己的写作是“超性别写作”，明显地针对加于她的“性别写作”评价。林白也称，她的写作不是从女性性别出发的，她没有强烈的使命感。
是什么原因造成了社会对于女性主义者认同的困境呢?美国理论家贝尔胡克斯曾在《女权主义理论：从边缘到中心》中谈到美国社会对“女权主义者”称号的反感，“说自己是一个女权主义者．通常被限制在事先预定好的身份、角色或者行动之中，而这种身份角色或行为在人们的常规判断中，往往等同于同性恋者，激进政治运动者、种族主义者等。”而在中国．女性主义者也给人一种仇视男人、强硬、激进、男性化的感觉，甚至有可能还会被误认为是同性恋者。大多数人都容易将女权主义看做一种对于性别的偏见．害怕遭到社会的非议和不理解，甚至歧视。其实，女性主义之所以让社会对其形成这样一种印象。也是有原因的．有些女性批评者对于性别近乎过敏的关切将女性主义理论完全归结为对性别歧视和男性压迫的批判和控诉．将与男性的对抗和斗争视为获得解放的唯一手段，认为女性的一切都是美好的，不懂得自省和自我批判。张抗抗在接受访谈时曾经说：“女作家为什么不愿承认自己是女权主义，其实深层原因是怀着一种恐惧感，对于矫枉过正的极端女权主义带给我们的伤害确实很害怕。”“女性主义将性别立场强调的太极端了，实际上是将我们封闭起来。一天到晚想女性意识。用女性主义标尺去鉴别一切的问题。”
当然这些只是小部分女性主义者的做法以致造成了社会和人们对于女性主义认识的一个误区。偏离了社会主流的中心。因此，中国女性主义批评者应该端正态度。走出误区，不断自省，发挥出女性主义的积极作用，将女性主义作为一种基本立场。将它视为在一切社会阶层与一切民族中存在的全球性的女性谋求进步、解放的意识和行动．从而达到真正意义上的女性主义，消除社会的偏见。
四、性别视野下的创作困境
在20世纪90年代，中国最为普遍的女性文学主题是私人化写作与身体写作，它来源于法国女性主义批评家埃莱娜西苏创立的“女性写作”理论，她的“写你自己，必须让人们听到你的身体”，…成为那时期女性写作的至理名言。
女性主义批评者们十分认同这种充满女性意识的写作方式。认为“她们的作品中确确实实有和男人不一样的东西有一些不同于男人的话语方式，比如情感世界、心灵世界感受方式……”然而有些批评家却将性别写作泛化和绝对化了．她们强调每一种写作、阅读和批评都必须联想到性别，女作家必须自觉的运用女性意识，性别立场去写作，甚至要求作品必须写女性的独特经历与体验，女人一定要用女性的视角对传统价值观念保持警惕。对男性至上的东西进行批判。“把很多个体生命和那种日常生活的价值观念突现出来，对传统的宏大叙事产生颠覆作用，是更加深刻的。张抗抗对此提出了疑问：“那女人为什么要把自己定位在一种很细碎、很细微、很局部的一个写法上呢?”“没有谁去定位．因为她的生活就是这样。”女性主义批评家这样回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