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学论文范文1
在中国现当代小说家中，最早蜚声中外的林语堂先生的《京华烟云》是一部中国女性的小百科。姚木兰就是林语堂精心打造的一个中国式奇女子，在她的身上最大化地体现了中国女性的秀外慧中之美。姚木兰外表美丽端庄，比外表更美丽的是宽阔的心胸。战争来临，木兰失去了女儿和好友曼娘，立夫被捕，儿子加入战争洪流，丈夫出轨，这一系列磨难使她心力交瘁，但她依然没有放弃，她一边思考，一边进步，以积极乐观的态度从容面对。经过这一番打击和苦痛挣扎，木兰对自由的理解已不仅仅停留在肤浅的生活琐碎上，她的思想得到升华，她开始重新审视生命，从而使心灵渐渐得到解放。木兰是儒道结合的典范，面对生活的跌宕起伏，她始终以一种“宠辱不惊，看庭前花开花落；去留无意，望天空云卷云舒”的高姿态享受生活，接受挑战的同时，能够深刻认识生命的真谛，以博大的胸襟容纳万千打击，并在关键时刻做出正确选择，加入逃难的人群，还在途中主动帮产妇接生，收养了3个孩子。为了让“中国人的血统一定要传下去”，她贡献着自己的绵薄之力。战争带给她无限伤痛，她却加入战争，去实现自己的价值，木兰从人身到心灵实现了彻底的自由，这一切在于她能思考，有宽广的胸怀。她的美丽不只是漂亮脸蛋，更是比脸蛋还美丽的内心。木兰的母亲信仰儒家文化，拥有东方传统女性该有的一切美德。而木兰也决没有因为父亲的鼓励脱胎换骨，变成一个摩登的现代小姐，她“去其糟粕，取其精华”，采取兼容并蓄的做法，不仅思想开放，在母亲的教导下更是知书达理、贤良淑德，勤俭持家，谦谦有礼，俨然是一个时髦活泼、超凡脱俗的大家闺秀模样。她不仅会做女红，她绣的鞋连曼娘都比不上，而且还会做一手好菜，曾老太太只喜欢木兰熬的花生粥，入口即化。母亲给了木兰传统妇德的生活智慧，使她在嫁入曾家的生活顺风顺水，她游刃有余的扮演着各种角色，是丈夫心爱的妻子，公婆的孝顺儿媳，曾府的管家少奶奶，曾府上上下下没有一个不喜欢她。木兰虽然敬仰父亲，但也孝顺母亲，她听从母亲的谆谆教导，使她在追求自由的同时收放有度，适可而止。但母亲那种“世俗的智慧”对木兰又何尝不是一种束缚？母亲那传统保守的“正派思想”束缚了木兰个性的发展，在她追求自己所想的道路上畏手畏脚，委曲求全。木兰在与荪亚结婚前就与立夫心心相印，情投意合，然而她却甘愿遵从父母之命无怨无悔的嫁给荪亚，并安心踏实的和荪亚过起了属于他们的小日子，做起了曾家人见人爱的三少奶奶。当木兰知道妹妹莫愁也喜欢着立夫，并且要嫁给立夫的时候，她对妹妹没有一丝一毫的嫉妒之情，而是大方的送上真挚祝福，并且在日常生活中经常给妹妹指点迷津。木兰面对生活中的不如意，宁愿相信命运的安排，也不愿争强好斗。尤其面对身边的亲人，她更是给予宽容谅解和支持，木兰顾全大局，有成人之美的君子风度，所以她一个人的牺牲成全了妹妹的爱情，也照顾了立夫，保护了荪亚对她的一片痴心，还回报了父母的养育之情。木兰宽容无私，端庄大方，完美的大家闺秀光芒在她身上闪耀。但很明显木兰的苛求完美限制了她自由意识的发展，毁了她追求自由的理想。她内心的矛盾成了她挣脱封建牢笼的羁绊，因此注定她要顾此失彼，瞻前顾后。“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东方“以善为美”的传统观念使作者在塑造木兰形象时，赋予她善解人意、顾全大局的优良品格。所以她理所当然的把母亲教给她的世俗智慧学得样样精通，对公公排斥西洋文化报以理解的态度，心甘情愿的撮合自己心爱的男人和妹妹结婚等等，木兰的选择被东方读者看来是和谐统一，也只有这样才被大家认同。
二、温婉自强
对于女性来说，女性的本质就是集女儿、妻子、母性角色三位于一体，而其中的母性是女性最原始、最自然的属性。“原始的、神话的、永恒的、基本的母性贯穿着女性命运的始终，也正是女性的母性，使女性的链条绵延，女性也形成了‘代’的延续。”女性使人类延续，这是女性的伟大之处。在文本中，王琦瑶的母性在女儿、妻子角色淡化的背景下显得更为突出。在《长恨歌》中，王安忆借外婆之口阐述了她对母性的认识，外婆的“生儿育女”的观点是对王琦瑶做“金丝雀”的人生选择做出反思。因此，在文本的第二部中，作者让王琦瑶生下了女儿微微，成为一个真正完整的女人。王琦瑶的未婚先育，是为当时的社会习俗所轻视、遭周围人非议的。康明逊在探望王琦瑶母女时，王琦瑶的母亲骂自己的女儿“：给你脸你不要脸。所以才说自作自贱，这‘贱’都是自己‘作’出来的。”母女间这次激烈的争吵实际上是王琦瑶正面反传统礼俗的一次对抗。母亲离去留下的红纸包，里面“装了二百块钱，还有一个金锁片”。这代表母亲承认了这个外孙女的存在，这次争吵王琦瑶的胜利，有力的对抗了世俗观念对单身女人的界定，包含着精神自主的内蕴。王琦瑶的母性意识不仅体现在生养了女儿，也体现在曾经在她生活中出现过的男性身上。母性让她变的坚强勇敢，虽然那些男人获得满足后离开了王琦瑶，但她对他们很宽容没有恨，这是母性力量让她变得如此勇敢坚强。王琦瑶也因此获得了重生。王安忆处处写男女的情爱，但态度始终都是温和的。她本着生活的本来面目着写，没有偏激的直斥男性一无是处来写女性的伟大。王安忆在《长恨歌》中塑造的女主人公王琦瑶虽然在女性观念上还有种种不足，但最为可贵的是女性意识的觉醒，女人首先是“人”，其次才是“女人”，男女是平等的，他们应该自然平等的对待生活中的一切，女人和男人一样应该努力去实现自己的价值。在爱情、婚姻与家庭中，女性和男性是平等的，可以一样去付出、去索取。王琦瑶在情爱方面作为一个女人是明朗而突出的，她为爱辛苦奔走说明了这一点。虽然没有做一个好的妻子或母亲，但仍是最纯粹的女人。王琦瑶的一生给我们这样的启示：摒弃传统女性文化中的软弱性、惰性因素，女性只有打破自我的枷锁才能真正自由。
三、隐忍坚韧
小说《倾城之恋》的女主人公白流苏离婚后寄居娘家，她带回的所有积蓄被其兄嫂耗尽后，遭到了兄嫂的冷眼和排挤。正在其心力交瘁之时，她邂逅了同父异母的妹妹的相亲对象———归国华侨富商范柳原。在白流苏和范柳原的这场爱情当中，二人小心谨慎的周旋着。然而在一种偶然的大变动下，白柳二人最终步入了婚姻的殿堂。这似乎是《传奇》中唯一一部结局还算完美的小说，正如张爱玲自己所言：“到处是传奇，可不见得有那么圆满的收场。”但恰恰是白流苏的小心翼翼、收放自如，最终成就了她一直所追求的安稳和幸福。莫言小说《丰乳肥臀》中的上官鲁氏是承载苦难的圣母，莫言在小说中明确指出：女人们没有人格自由和把握命运的主动权，更是丈夫的附庸。上官鲁氏在这样的时代里却嫁给了一个一无是处没有生育能力的男人，这是她的第一不幸。她为了讨好婆婆和丈夫，还得到处寻找优秀的男人借种，这可能是她的无奈之举，也可能是她主动反抗，无论是什么都说明其人生的不幸。她备受各种舆论和自身罪恶感的折磨，最终在上帝那里才找到了灵魂的归宿。上官鲁氏还是个活脱脱的生活在我们身边的伟大慈母，当生活的重担和生存的急迫同时加在她身上，她选择顽强的生活。在战争的年代，饥饿的年代里，她默默地为了子女奔波付出，并给他们撑起了一片蓝天，让他们茁壮成长。她坚信“：有生就有死，死容易，活难，越难越要活，越不怕死越要挣扎的活。”在她的眼里，每个生命都是一样的，无论她是土匪的女儿还是国民党的儿子，只要交给她，她都会把他们抚养成人。在抗战的日子里，为了孩子们的生命，她宁可走回硝烟弥漫的东北乡，在解放时期里，她可以不顾一切闯入牢房救她的孩子们，在十年贫困时期中，她甘心把胃当做粮食口袋，只为能让孩子们吃上饭……母亲以她的善良和宽厚以及对死亡的无所畏惧生存下来，她怀着对上帝的感恩开始了自己的救赎之路。每个人一生下来就是有罪的，人世间充满了磨难，但母亲用无私的爱来回报残酷的现实。母亲是爱和生命的化身，也是一位伟大而真实的母亲。她含辛茹苦的抚育了一个又一个生命，并视孩子为生命。我们能深刻的感受到人是宇宙中最珍贵的物种，生命的传承和沿袭是人类存在的源泉。宇宙中的一切事物因为有了生命的存在才有存在的价值和意义。母亲对生命怀着一种崇敬之情，以平凡的身份推动生命的发展。她用爱和生命去化解一切苦难，谱写了一首生命的赞歌。
四、委婉含蓄的女性抒写
在男权话语空间中，女性只是一个被欣赏者或被描绘对象，仅有的几位女性作家很少有不依附于男性思维创作的。当代的女性作家们做出了反驳，她们开始重拾对女性自身欲望的言说。以后最先恢复性别意识的文学审视的女作家是张洁。而对性别意识，特别是女性的性意识作为文学的关注点，出现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王安忆的“三恋”将性意识作为一个核心话题，被提上文学的议事日程。性意识不再只停留在精神层面，身体在这里又重新找到立足之地。私人化写作所表达的女性母题是类似的，从性出发来观照女性自我和他者，所拥有的是更为隐秘的张力。林白与陈染的相似处在于一种绝对的女性意识表达和对女性身体的高度关注。身体是性意识的一种委婉语，一种文学性的表达。身体一词的含义是指女性的“性”，特指“性”，不会有人将写女性的面孔和表情也归于“身体”的范围。男女性别的迥异，更深刻的是意识领域的不同，新时代女性的自觉与觉醒从性别意识甚至到性意识开始，利用身体的突围为女性彼时的缺场到此时的出场重振旗鼓。林白在作品《说吧，房间》中率真地创作，没有缺失女性的天性，对在性与爱中女性独特的自我体验进行剖析。如冰心所说：纵然所写的是臆话，是疯言，是无理由的，然而充满了“真”。小说中对丈夫男性躯体入侵的不满、出轨的轻视；对女友荒唐性生活的厌恶到同情，淋漓尽致的描绘了一个女性自我成长的历程。对男性如同动物般可笑的性行为的排斥，更加认可女性的美丽，她们的性也是相对洁净、高级的审美发现。林白曾写下一段耐人寻味的话：“一个人的战争，意味着一个巴掌自己拍自己，一面墙自己挡住自己，一朵花自己毁灭自己，一个人的战争意味着一个女人嫁给自己。”所以林白对于女性的描写不仅打破了性的禁忌，同时以一种反叛的姿态拒绝历史对女性真实生命的异化与掩埋。小说中没有歇斯底里，没有呼天抢地，完全是女性内心中的一种真实的诉说，女性是真正的主角，有自己的价值观与尊严，包括对最基本“性”的追求。陈染是中国文坛最先进入身体写作的女性作家之一。她以诗意化的笔触表达年轻女性对自己的性及身体的感受，这种表达突破了女性自身身体的道德忌讳，将张洁等人所开拓的当代文学的女性立场从纯粹的精神层面置换到物质层面。《另一只耳朵的敲击声》中的中年寡妇黛二与拗拗有相似的个性，她最喜欢冥想，喜欢禁忌的事物，毫无顾忌地与邻里一个单身男子幽会，追求感官上的满足。陈染为代表的一代女性作家意识进一步自觉，她们注重从女性立场、女性视角出发，表现女性与社会、女性与他人、女性自身以及女性与自然诸方面的关系。
五、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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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女性主义作为一个独立的思想流派出现于20世纪70年代，它把生态观点和女权观点结合起来，关注的是父权制世界观对女性的统治和对自然的统治之间的关系（左金梅，2007）。生态女性主义者反对人类中心论和男性中心论，主张消除无视自然和女性特质的言行，倡导建立人与自然，人与人尤其是男女之间和谐、生态的关系（左金梅，2004）。近年来，随着机械文明的快速发展，各种生态问题日趋恶化，人类本性中自然原始的一面受到了工业制度的严重摧残。生态女性主义作为一种文学批评方式随之兴起，人们也日益关注文学作品中所隐含的生态女性主义思想，试图唤起人们对女性本质及自然的关注。受本身家庭、恋爱和婚姻的影响，戴维•劳伦斯的笔下描绘了众多女性人物的生活情感经历，无论是长篇小说《查泰来夫人的情人》中的康妮，还是中篇小说《公主》中的玛丽•亨利埃塔，无不在父权制世界观的统治与迫害下苦苦挣扎，艰难的寻找自我。多年来，劳伦斯一直承受着小说代言人的错误称号，如今，随着文明的进步和人们认识水平的提高，我们不禁被劳伦斯丰厚的著作中随时随处所透露出的生态意识和人文关怀所影响。儿时的劳伦斯亲眼目睹了现代文明是如何一步步摧残扭曲了父亲那充满活力的人性，成年后的劳伦斯又不得不面对一战及随之兴起的资本主义大工业给自然及人类文明所带来的冲击，这一切使得劳伦斯感到生活到处充满矛盾，人类的自然本能及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关系正日渐消失。崇尚血性的劳伦斯曾一度发起反战言论，而后又不得不四处奔走以寻找精神的避难所（卢敏，2003）。同生态主义者的出发点一样，劳伦斯关注的是战争及快速发展的机械文明对自然和人类自然本性，尤其是性本能的压抑及迫害。同时，劳伦斯笔下挣扎于父权制社会中的女性个体要求解放自我，唤醒自身女性本能的诉求更是同女性主义的思想相符合。 中篇小说《公主》是劳伦斯由墨西哥回到伦敦后，偶然间受到友人启发写作完成的（卢敏，2003）。主人公“公主”自出生起便在近乎癫狂的父亲的荒诞培养下，过着与世隔绝，自欺欺人的贵族生活，并一步步走向异化，人格分裂，直到父亲死后才萌生出一丝寻找自我的念头。然而，在其与代表着自然与原始的墨西哥裔导游罗梅罗的相处期间，公主却始终摆脱不掉身上已经异化了的人性，即使两人之间发生了性关系，也无法唤醒公主内心被长久压抑以致消失殆尽的自然本性。最终，故事以公主精神分裂和罗梅罗的死悲剧结尾，深受父权制统治摧残的公主，早已失去了女性的天性和爱的能力，最终毁掉了自己也毁掉了罗梅罗。小说通过描写代表着父权制和工业文明的父亲对公主的迫害，以及代表着自然与人类本性的罗梅罗的悲惨结局，向我们展现了自然和女性被异化了的生存状态，从而体现了作者的生态女性主义思想。 一、父权制统治与公主异化性格的形成 劳伦斯从小说一开始就用详细的笔触描述了近乎疯狂的父亲科林•厄克特对自己亲生女儿的荒诞教育，小说的开头也已经向我们暗示了公主成长在这种教育下的悲惨处境，她只是个“可怜的小东西”。科林•厄克特本身就是一个被工业文明极端异化了的人物，他顽固的认为自己拥有王族血统，无所事事地游走于上流社会中间。从外貌上看，他长着一双有点儿含糊的空洞的蓝色大眼睛，有着回声一样的嗓音，看上去总是神情恍惚；同他生活了三年的妻子将他视为幽灵一样的存在，最终使其崩溃；亲戚对他来说根本不是实体存在，只是不得不回答一下的留声机，这一切恰恰表明了他那已经被工业文明异化了的人格，他的生活状态也是孤立的，边缘化的。公主生来有着一双同父亲一样的惊异的蓝色大眼睛，似乎向我们暗示了两者性格间的承接关系。自出生以来，父女俩便形影不离，他称她为公主，似乎那就是她的名字，并时刻告诉她要保守他们的秘密，那就是他们是最后的王族，其他人都是俗人。公主从小就接受着机械的教育，十几岁时父亲就让她读左拉和莫泊桑，即使这些让她感到困惑。在与人交往上，父亲坚持自己那一套恶魔理论，告诉她要时刻保持自己的王族气质，对任何其他人都不要在意。然而对于外人来说，她只是父亲的一个“过失”，虽聪明的出奇，却也总是很幼稚；她老派，世故，冷漠；虽如水晶般清晰完美，却也冰冷，让人难以接近。体态上，她就像是一个从画里走出来的人，体格娇小，仿佛一个低能儿。三十三岁的她看上去还是二十三岁的体态，使人不禁思考父亲荒唐的教育对她人格及身体的迫害。她就像一朵没有香味的、不结果实的花，虽然高贵，却总让人有碾碎它的欲望。 父亲极端的教育方式教会公主的只是一种表面高贵光鲜，实则虚伪冷漠的存在方式，随着时间的流逝，公主的精神和肉体却一直同行尸走肉般毫无生命力。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在父亲极端父权制的培养下，公主已经没有了自己独立的人格，虚幻异化的成长环境使她极度边缘化，失去了与外界的自然联系，只是父亲用来证明自己王族血统的工具。公主作为女性的特质也被压抑和扭曲着，直到她38岁父亲去世前，她的身材仍旧瘦小，仍旧是处子之身，生命中不曾出现过一丝女性心底的自然欲望。这一切都是父亲虚伪、机械、荒诞的教育结果，父亲去世前，公主根本无法拥有独立的人格。劳伦斯借此向我们传达了他的生态意识，既高度发达的现代工业对人类自然本性的摧残，虽然机械作业大大提高了生产力，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便利，却也破坏了原始生产方式下人与人之间最自然最直接的亲密关系。 二、回归自然，寻找自我 在谴责工业文明毁灭人性的同时，劳伦斯毫不掩饰自己对自然的赞美。在其多部作品中，森林、庄园、花草树木等自然元素一直是劳伦斯所钟爱的故事背景。如《儿子与情人》中，男女主人公之间最美好的事，约会或性关系等都发生在森林里。又如《查泰来夫人的情人》中，女主人公康妮试图摆脱冷漠的丈夫，寻找自我的地方也是一片充满自然气息的森林。劳伦斯崇尚血性，即人类的肉体与直觉，和一切从本能出发的感官经历。对他来说，大自然是生命的起源，蕴含着无限的生命活力。因此，大自然成了他心中为人类提供避难所，使人类得以摆脱现代文明的死寂和寻找自我的重生之地。生态女性主义认为，女性和自然之间有着亲密的关系，在经历上有着相似的体验。这样，劳伦斯自然而然地将大自然作为公主寻找自我的圣地。#p#分页标题#e# 父亲死后，公主内心的自然本性爆发，她向往旅行，内心告诉她要往西行，暗示着公主已经萌发了摆脱父亲的影响的想法，开始了寻求自我的旅程。在对公主随后的上山之旅的描述中，劳伦斯对秋日的森林进行了大量的描写，其中不仅包括他对大自然一贯的敬畏与赞美，更融入了对公主敏感和充满矛盾的心境的细致刻画。这里的森林与其以往的作品中所描绘的有所不同，除了对大自然美好和充满生命力的一面的描写，劳伦斯加入了对自然界冷漠、威严一面的描绘，以使我们体会公主复杂的心境。秋日的深山气候恶劣，但为了满足好奇心，公主执意要求当地导游罗梅罗带她上山，似乎暗示了这一旅程注定不平凡，将会使公主的人生发生巨大的转变。与富人聚集的牧场形成鲜明对比，深山和森林高高在上，而公主上山的旅程也仿佛凤凰涅?的过程般，是远离尘嚣回归自然获得重生的过程。一路上，公主先是充满好奇地欣赏着森林里一切，长满云杉的山谷，巍峨的落基山脉，林间闪烁的阳光，但随着暮色降临，公主渐渐被山中随处散发出来的威严气氛所震慑。劳伦斯此时的用词也暗示我们，公主寻找自我的过程将充满矛盾和艰难。 三、公主女性意识的觉醒和幻灭 如果说父亲是她生活的全部，那么父亲去世后，公主仿佛是一个空器皿，没有了承载的东西。这时，她急切的感到自己已经到了俗人的边缘，一定要做些事，这些是她以前从来未察觉到的。其实这正是公主要摆脱父亲的影响，去寻找那个长久被压制和抹杀的完整自我的内心写照。然而，父亲对她的影响早已根深蒂固，她那异化了的人格也使其在寻找自我女性意识的过程中屡屡碰壁，最终导致自己和他人的悲剧。 此时的公主开始注意周围的男性，然而她却为此感到丢脸，机械化的理智告诉她婚姻只是一个令她着迷的抽象概念。公主和其随行卡明斯小姐一行来到了新墨西哥塞罗戈多牧场，在这里她遇见了令其着迷的男子，墨西哥裔导游罗梅罗。值得一提的是，和公主形成极大的反差，罗梅罗在这里象征着人类最原始最自然的本性。外貌上，罗梅罗高大英俊，肤色黝黑，神情里总是带着一丝神秘。罗梅罗本人的经历也向我们暗示了工业文明对自然的破坏，他的家族曾经拥有好几英里的土地，然而由于白人的到来和自己经营的失败，被迫沦为农民；曾经的土地也早已沦为上流社会的消遣之地，这一切也暗示了罗梅罗与公主之后的交往中的悲剧结局。罗梅罗身上体现出来的生气和活力是公主不曾接触过的，这一切如同黑暗中的火花一样深深的吸引着公主。抱怨没有见过真正野兽的公主执意要罗梅罗陪她上山，劳伦斯此处用大量文字来描述两人上山途中的经历，来向我们展现公主为寻找自我独立人格和女性意识的充满矛盾的过程。一路上，公主领略着大自然的风光，目睹了罗梅罗熟练的生存技能。森林、深山、大自然，在这里代表着人性中最原始最纯粹的部分，公主上山的旅程也是她开始寻找自我的过程。然而，人格极度异化了的公主却感到无法接受这股力量，对她来说，这深山里充满了腐朽与绝望，四周的一切都是灰白的，死气沉沉的，刺骨的寒风，奇怪的气味让她感觉到处死气沉沉，令人害怕。这一切也在暗示公主寻找自我的过程必将以失败告终。 故事的矛盾集中爆发在两人到达山顶后，夜宿小木屋内的两天两夜内。生态女性主义认为，父权制统治导致了严重的生态危机，其实质是女性原则的毁灭，女性被边缘化，其女性特质也被完全压抑和扭曲。早已被异化了的公主在与罗梅罗相处的过程中，即使两人独处一室，甚至发生性关系，也无法彻底唤醒她内心的女性意识，无法使她建立自己独立的人格。罗梅罗身上散发出来的人性的光芒与自然的活力深深吸引着公主，但高傲虚伪的个性却一再阻止她承认自己内心对异性对爱情的渴望。父亲荒诞的教育早已使公主将婚姻功利化，即使她的内心渴望同罗梅罗在一起，理智却告诉她罗梅罗是下等人，同他发生性关系也只是为了取暖。爱情对她来说不存在精神与肉体上的和谐统一，而只是力量的抗衡和简单的互相占有。内心的炽热无法挣脱理智的桎梏，公主只能陷入无限的痛苦之中，最终导致其分裂的人格。而代表着自然与人性的罗梅罗则一再受到象征机械文明的公主的否定，公主极端的冷漠使他绝望，最终使他失去了热情与信心。罗梅罗死在了代表现代文明的猎枪之下，也暗示了现代工业对人类自然与肉体本能的剥夺，使人类丧失人性，最终走向灭亡。 四、结语 综上所述，《公主》这部小说通过描述分别代表着工业文明和人类自然本性的公主与罗梅罗之间的矛盾冲突，及最终两败俱伤的悲剧结局，向我们传达了劳伦斯的生态女性主义思想。在其多部作品中，劳伦斯不遗余力的抨击英国的工业和教育制度，及基督教严苛的道德观念，认为这些因素异化了人与自然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公主》这篇小说更是用悲观的笔触刻画了父权制统治下自然与女性异化的，边缘化的生存状态，以唤起我们对女性，对自然，对人类本性的重视。公主严重的身心分裂与女性特质的缺失是现代文明的悲剧，在同情其悲剧经历的同时，我们也得到一个启示：当人类的自然本性消失殆尽，人类也就到了灭亡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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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城市后，乡村女性的现实生活又是怎样的呢？从憧憬城市到走进城市，再到逐渐熟悉城市，乡村女性忽然发现，其实城市生活并不像他们想象中的那么美好，甚至城市对她们来说是相当陌生的。城市里有她们不熟悉的人，不熟悉的事，还有不熟悉的生活规则。在城市中，因为性别因素，在谋生和报酬等方面，女性农民工与男性农民工相比，依然处于劣势。为了改变这种境地，女性农民工力图重新寻找和发现自己的优势，掌握进入城市的捷径。然而，最终她们只发现自己的性别和身体的优势。叶绍钧《这也是一个人》是最早写女性农民工悲剧的作品之一。女主人公连名字都没有，被称呼为“伊”。她“没有享过‘呼婢唤女’‘傅粉施朱’的福气”。她完全是被当做动物的，可以自由买卖。15岁被父亲卖到了夫家，成为劳动力，倍受公婆和丈夫的折磨，痛失爱子后逃进城里做佣人，但最终在丈夫死后，又被卖掉。她在城里的命运和乡下一样，都是被奴役的。鲁迅《祝福》的得祥林嫂也是一个不幸的进城者形象。她逃婚隐瞒身份来到城市做女佣，她的第二任丈夫病逝，她的儿子被狼吃掉，接二连三的厄运是她很无助。本以为在城市能找到一点做人起码的安慰，但是城里只给祥林嫂提供了谋生的手段，城里的文化禁忌使祥林嫂背上了沉重的精神负担，城里其实也容不下祥林嫂。在城市的生活远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美好，甚至可以说是糟糕的。城市永远是城里人的城市，乡村妇女做再大的努力，也无法真正的融入城市。无论是主动还是被动，离乡进城的乡下广大妇女于孤独、无助的漂泊感之外，还要经历着种种在城的不能承受之重。众多的文学作品中，乡村女性历经千辛万苦，想要在城市里谋得一个生存空间，我们却很难发现一个成功的案例，看到的都是只能各种的不幸。
二、回乡
进城的女性农民工怀着对城市生活的憧憬来到了城市，经历了艰难的挣扎和巨大的心理落差，承受着巨大的苦难。在城里，他们做着最辛苦的工作，拿着最微薄的工资，却还得不到与城里人一样的基本待遇。在精神上还要承受异样的冷漠和拒绝，甚至歧视。他们的城市梦不仅没有实现，却陷入了另外一种贫穷。当乡村女性在城市里找不到她们的理想生活，所有的努力都付之一炬时，她们只能做最后的打算——回乡。她们真的还能回去吗？即使回去了，她们还能适应乡下的生活吗？实际上回乡只是一种设想，因为回乡的路和进城的路一样困难重重。且不说他们的土地已荒废已久，种地无望，她们已习惯在城市的生活节奏，不愿再回到贫穷落后的乡村。回乡是再一次的寻找。
三、困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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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在时代夹缝中求生
《棘心》以苏雪林的生活经历为原型，塑造了杜醒秋这个在旧与新的时代夹缝中艰难挣扎的女性的成长经历：出生于封建家庭，从小性格像男孩，淘气好武，六岁上家塾，受叔父与兄长熏陶，阅读传统小说与典雅文言并开始接触到西方现代文明。民国初年，现代文明对杜醒秋潜移默化的熏陶促使她去教会学校就读并决定报考省城女子初级师范学校，遭到祖母阻挠，醒秋以死抗争。自女师卒业后，醒秋拒绝包办婚姻坚决要求升学，后如愿到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就读，因缘际会赴法留学。在异国他乡，醒秋为爱情所困，为母亲所苦，最终扼杀了自己的初恋，用理智战胜了情感，转而将情感寄托在素未谋面的未婚夫身上，并用传统的婚恋观念来慰藉寂寞芳心。在精神极度困苦中，醒秋皈依基督教，由五四时期的唯理性主义者成长为虔诚的基督徒。实际上，在杜醒秋的成长道路上，以“民主”、“科学”为表征的“五四”新文化以及西方现代文明给予她以丰富的精神文化资源。但因身处新旧文化的转型期，西方现代文明与传统儒家文化共同构建了醒秋复杂的内心世界。作为时代新女性，醒秋有明确的个性解放追求，有强烈的求知欲和上进心，对封建礼教尤其是孝道扼杀人性的罪恶有切身的体验，强烈反抗家庭包办婚姻。受困于封建婚姻和抗拒包办婚姻，是醒秋所处时代大多数知识女性的共同境遇，同时也是苏雪林那一代女性真实处境的反映。醒秋已具备时代赋予的新品格，但旧的传统文化根基却不时羁绊她。在留法期间面临突如其来的甜蜜初恋时，她虽对浪漫爱情充满憧憬与期待，却不时用母亲对自己的期望和自己对母亲的“孝”来扼杀汹涌澎湃的爱情。个人情感的受挫、兄长的病逝和母亲的病重不断加剧醒秋内心的冲突，在妥协与抗拒间不停地拉锯，无尽的内心痛楚将她推向了基督教。但这种皈依缺乏稳定的心理根基，因而这种信仰一旦面临现实考验，就将如风雨之中的飘萍摇摆不定。母亲疾病的加剧迫使醒秋以家庭期望为重，中断留学生涯回国完婚，并期望在包办婚姻中享受到爱情的甜蜜与情感的满足。醒秋在与未婚夫的通信中，就已感知两人性格旨趣间的巨大差异，感情一度走向破裂，但思想上旧与新的二重性使得她仍寄希望于将来，并对婚姻抱有极大的热忱。从小说最后一章未婚夫读醒秋来信时的心理，我们可以预见婚姻的美满只能是醒秋的一厢情愿。从醒秋的童年—求学—抗婚—升学—留学—皈依宗教—归国完婚这一成长过程来看，醒秋的自我意识仍处于蒙昧状态，抗婚也好，完婚也罢，都只是内心冲突的外化，明确的女性意识还处于潜伏状态。醒秋的个性解放只是时代裹挟下的一种不自觉的折射而已。醒秋的婚姻悲剧恰恰是五四那一代女性进退维艰的真实生活写照。
二、忘记自己是女性
与夹缝中求生的醒秋不同，《女兵自传》中的鸣冈虽与其生活在同一时代，家庭成长环境相似，都受包办婚姻之困，但因主体选择的差异而呈现截然不同的人生走向。《女兵自传》叙写了“我”的成长经历：20世纪初期出生于一个思想正统的封建家庭，母亲泼辣专断，父亲传统但不保守，三岁订婚，六岁采茶，八岁裹脚，十岁进私塾，十二岁入大同女校读书。童年时代的“我”酷似男孩，上山下河，野性十足，为求入学而绝食。入女校读书后，“我”在二哥的指引下阅读大量的新文学作品，男女平权意识在“我”的脑海中不断得到强化，也是在二哥的鼓舞下，抱着女人也是人，女人也要投入社会洪流的信念去参加国民革命军北伐。二哥是“我”成长路上的引路人，时刻提醒“我”要“忘记自己是女性”，不断激发“我”的革命热情，引导“我”走向革命的道路以寻求自我解放。二十岁时“我”从军北伐，成为一个革命女兵，用火热的青春谱写革命激情。北伐失败后，“我”回到家庭要求退婚却遭母亲禁闭。历经四次逃婚后，“我”终于摆脱包办婚姻辗转到上海和北京求学，并实现了婚姻的自主。穷困与饥饿成为“我”生活的常态，尤其是女儿出生以后，生活更是拮据不堪。婚姻破裂后，为改变生活困境，“我”被迫以写作为生。物质生活虽然困顿，但“我”要求上进的心却从未因环境而动摇过，一有机会就赴日留学，实现深造梦。东北沦陷后，“我”毅然归国，投入到火热的运动中，为拯救自己的国家尽绵薄之力。后辗转到福建教书，半年后再度赴日留学，却因爱国而被关进日本监狱，身心备受摧残。被营救回国后，母亲病逝，抗战爆发，“我”离开病重的父亲组织妇女战地服务团，在火线上劳碌奔波。
“我”从出生到抗战这一段人生，物质上尽尝饥饿严寒，空间上不停地迁徙，在新化乡—益阳—长沙—武汉—上海、北京—东京—厦门—东京—长沙—重庆等地饱受颠沛流离之苦。“我”虽为女流之辈，却用一系列去女性化的从军、抗战等行动投入革命洪流，颠覆了男性中心主义的传统，摆脱了女性的“第二性”地位，将自我的成长与国家、民族的兴亡紧密联系在一起，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女兵。“我”最初的成长动因源自逃脱封建婚姻的羁绊，寻求自我解放，国家的落后与民族的苦难在成长的道路上起了催化剂作用，使“我”深切感受到一种源自现代文明的身份焦虑，成长的困惑亦如影随形。“上路，是成长小说中最基本的结构要素之一。上路也意味着行动，行动的过程往往反映在上路后的行程中”[1]85。“我”在不同的地域空间中流徙，用“在路上”的行动来实现自我的身份建构。但由于时代环境的制约，“我”虽以压抑女性性别的“拟男化”的方式来完成自我成长，有意忘记自我的性别却时时被提醒，并与传统观念不断造成矛盾与冲突，以致无法获得真正的自由。小说叙述“我”作为一个革命女性的成长，在参与国家、民族的建构时，是以压抑女性的情感为代价的。国家的兴盛2与个体的情感满足在“我”身上很难得到协调，“我”的成长虽与时代主潮同步却同样充满苦涩。#p#分页标题#e#
三、寻求女性的生存真相
《悲剧生涯》真实记录了白薇从1925年至1935年间的感情纠葛，以艺术化的手法抒写了女主人公苇十年间的情感炼狱与精神成长。苇与展分分合合的十年，恰是苇寻求女性生存真相的痛苦过程。苇从包办婚姻中出逃到日本，与花心自私、不负责任的展发生恋情，但这段情感却让苇从肉体到灵魂都受尽煎熬，身心布满无法弥合的创伤。从展身上传染的淋病，因无钱医治而让苇心力交瘁。性给苇带来的不是快乐，而是漫长的身体痛楚与灵魂撕裂。苇一次次地与展断绝关系，却又一次次地复合，十年的分离聚合，真实地体现出苇作为一个女性的懦弱与依赖心理，虽让人可怜可叹，却写出了“一个离家出走的娜拉面对社会、面对爱情、面对革命所遇到的生存困境和心灵困境”[2]。对肉身的体验，是女性成长之途的必修课，也是女性感知自我与他人关系、建构“我”与他者关系的起点。小说真实刻画了苇恋爱时的肉身体验：火热的红唇、热辣的拥抱、男女间的肉体依恋，从女性的性别立场彰显经验。小说侧重从女性性别视域出发揭示男权社会对女性的威压。亲友的误解，社会的歧视和女性与生俱来的生理弱势，给苇的生存带来种种难以排解的压力。与展的爱情破灭后，苇对于自己情感的懦弱进行深刻反省，意识到女性必须在人格上与男性平等，才能在社会中立足，才能实现自我解放。对传统女性角色的反叛与对现代独立人格的追求，是苇历经爱人的背叛、家庭的遗弃和革命团体的排斥后仍矢志不渝的信念。苇在日记中对于爱情的反思，可以看作是对女性自身的忏悔，是对社会规范和男权中心主义的质问，对女子真相的寻求实际上就是展现女性生存真相的过程。在男权社会中，女性若将自我价值的实现寄予在爱情与婚姻中，只能是一厢情愿；同样，投入社会革命团体也无法扭转女性的真实处境，无论是私密空间还是公共空间，女性都无法确证自我。从这一层面来讲，苇的十年不仅是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时代产儿两性剖析图”，而且“也是那一时代女性群体生活的解剖对象，一个可供后人反思、认识、回顾的立脚点，一个不曾淹没于男性话语中的女性生存的见证”[3]，是女性真实处境的写照。
四、职业妇女的“入城”与“出城”
与二三十年代在家庭与社会间苦苦寻觅出路的女性作家相比，四十年代的女作家更侧重在琐碎的日常生活中叩问生存本质。《结婚十年》和《退职夫人自传》即从日常生活出发，关注家庭生活中的酸甜苦辣，于细微处发掘生活中的幸福与苦涩，在婚姻生活中完成女性的成长。《结婚十年》讲述了苏怀青琐碎的十年婚姻生活：从新旧合璧的婚礼、婚后读书的情感插曲、怀孕生女到组织小家庭，再到丈夫移情别恋后的分道扬镳，刻画了一个受过新式教育的家庭妇女是如何一步步通过写作谋生而成长为职业妇女的艰辛历程。个性倔强、自尊好强的怀青，出嫁后在大家庭中面对严厉的公婆、刻薄的小姑，一时无法完成身份的转换，妻子、母亲、儿媳、嫂子等多重角色让她渐渐感受到自己在家庭中的地位不过是传宗接代的生育工具而已。到上海组织小家庭后，大男子主义的丈夫百般阻挠怀青看书写作，怀青只能郁郁寡欢，压抑自己的求知欲和写作欲，委曲求全做一个称职的太太。丈夫发迹后的百般冷落与背叛，经济上的受窘，太太梦的破碎，迫使怀青走上自立之路，于艰难时世中寻求生存。怀青结婚的十年，是婚姻理想的幻灭和女性自我的觉醒。十年的婚姻促使怀青在“入城”后主动选择“出城”，经济上开始独立，不再依赖男性，虽然这种转变实非怀青所乐意的，但却真实勾勒了1940年代中国知识女性的生存处境。
《退职夫人自传》中的“我”从小叛逆、乖僻、追求独立，因在家庭中缺乏关爱而逃离，投入有妇之夫的怀抱。离开有妇之夫后“我”四处求职，走上职业妇女的道路，并一度成为上海媒体界的中心，随后与阿乘恋爱结婚。与陈浩、松元、邵平、阿乘、阿康等异性的感情纠葛，让“我”对女性的经济独立有了更透彻的领悟。婚姻让“我”看清男性的本质，心智走向成熟，打破了将幸福寄托在男人身上的迷梦。虽然“我”处处流露出女性的怯懦与柔弱，终究跳不出男权社会的传统藩篱，很多时候以男人对自己的爱来肯定自我，但“我”在婚姻中主动选择“退职”，即是“我”对男权社会的一种坚决反抗。“我”虽出生于1920年代，但“我”对情欲的追求，对贞洁的蔑视，对纯粹爱情的渴求，早已超越了那个时代对于女性的种种桎梏。时隔多年，仍有学者敏锐地指出潘柳黛的小说“不但在当时是很‘另类’的，就是今天来看，也是开了女性小说‘私人化写作’的先河。从某种意义上讲，潘柳黛比苏青走得更远”[4]。
与《棘心》、《女兵自传》相比，《悲剧生涯》、《结婚十年》和《退职夫人自传》关注的是女性“围城”里一己狭小的天空，是女性在婚姻中寻找自尊、确证自我的痛苦挣扎。醒秋、鸣冈、苇、怀青、柳思琼这些女性，虽生活在不同年代，但都用行动演绎了一个共同的故事：个人经历虽不同，但都彰显现代女性在成长的过程中所遭遇的自我解放的时代命题，用爱与痛谱写了不朽的华章。这五部自叙传小说所描写的生活，大多与作家的亲身经历有着同一性，用沉静的笔调来叙述既往的生活，重新揭开生活的疮疤，这本身就体现了作家思想上的一种成熟。“为什么一个人的成长需要叙述？叙述其实就是一种反思。没有反思的人生是混沌的人生，人们需要通过反思找到新的生活起点和方向”[1]175。从这一层面来讲，女性作家对于自我成长的叙事更值得玩味与深思。
女性学论文范文5
中国古代文学中的女性外貌描写特征是一个由具体、复杂到抽象、简单，从追求形似到注重神似，从注重外貌到内在心灵、精神渐变的过程，其间体现出中国古代文人审美心理的嬗变及趣味的新追求。重新梳理中国古代文学中女性外貌描写的特征及其蕴含的审美意蕴是全面、系统、整体把握中国文学发展及演变规律的需要。早期的中国古代作家倾向于对女性外貌进行具体而复杂的描写，追求高、大、全似的多维、立体、动态的审美意蕴效果。美丽、高贵、迷人、气质优雅的女性从中国古代文学史的深处款款走来，风情万种、仪态万方、美艳惊人。如《诗经•卫风•硕人》中说:“手如柔荑，肤如凝脂，领如蝤蛴，齿如瓠犀，螓首蛾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这是卫国人赞美卫庄公的夫人庄姜的诗歌，诗人连用五个比喻来描写庄姜之美，她柔嫩的手指如出生的白茅幼苗一样，她的肌肤如脂肪一样洁白，她的脖子像白而长的天牛幼虫一样可爱，她的牙齿像白而整齐的葫芦籽，她的额头方正，眉毛弯细如蚕蛾的触角。更神奇地是她微微一笑，露出美妙的酒窝，她美目含情，顾盼神飞。诗人不厌其烦地用各种具体事物描写庄姜之美，其实美人之美在于外形匀称、比例和谐而协调。最有意思的是她的巧笑与顾盼，把一个静态的美人变成了动态的美人，她的风情神韵动人、风华绝代举世无双，她既是现实的美女，又是理想中的“维纳斯”，诗人在字里行间表达出对她由衷地喜爱和赞美之情。其深层审美意蕴体现出早期作家对善与美的推崇;再如《庄子•逍遥游》中的藐姑射山神人“肌肤若冰雪，绰约若处子”。她的肌肤像冰雪一样洁白无瑕，她风度翩翩，如害羞的处子一样文静。这是神仙美女中的佼佼者，她亦是以人世间美女为原型而塑造出来的，在这里庄子推崇的是文学中的真，即女性纯真美好的人性之美。以上两个例子可以说明:现实中存在的女性外貌描写与理想状态下的女性外貌描写，共同建构了女性文学外貌的特征的主要审美意蕴倾向。再如《汉乐府•陌上桑》中的罗敷“青丝为笼系，桂枝为笼钩。头上倭堕髻，耳中明月珠。缃绮为下裙，紫绮为上襦。”美女罗敷是一个勤劳善良的劳动少女形象。在微风轻抚的早晨，欢快的小鸟在歌唱着新一天的开始时，她迎着火红的太阳，提着篮子，踏着香甜的露水，嗅着青草的气息，早早来到城南采摘桑叶。她的美体现在她的各种劳动器具上:青丝绳做篮子系，有着沁人心脾的桂树枝做成笼钩。她头上梳着偏向一旁成欲堕之势的时髦发型，下身的裙子是浅黄色的，紫红色的袄是其上衣。美人之美，不仅在于长得好看，更在于穿衣合体、打扮适度。
作者从罗敷的劳动用具、发型款式、衣服颜色与搭配等几个方面，这些具体而细致地写出汉代作家对女性外貌的关注点及审美心理追求:崇尚社会美与自然美相结合。再如《孔雀东南飞》中的刘兰芝“著我绣裌裙，事事四五通。足下蹑丝履，头上玳瑁光。腰若流纨素，耳著明月珰。指如削葱根，口如含朱丹，纤纤做细步，精妙世无双。”美丽的女子刘兰芝因不能讨得婆婆欢心，无端被休弃，她在回娘家前，精心、细致地打扮一番，她光彩亮丽地嫁到焦仲卿家，今天依然要盛妆打扮、体面离开。作者从她脚下穿的鞋子、头上戴的饰品、如杨柳般柔软又结实的细腰、耳坠、手指、樱桃小口等几个方面刻画她的外貌特征，表现她的独特的气质与不凡的精神。红颜祸水，美貌女子更是祸水中的“毒药”，因此，在一个不自由的时代与社会，普通女性想要得到自由的爱情、幸福的婚姻，就要为之付出生命的代价。不亦悲乎?刘兰芝是一个不幸的女性，她用死亡抗争着社会、家庭对她的伤害，悲壮而感人。同时，她用人性的光明之烛照亮冷酷如铁的黑暗封建社会，为女性的自由、尊严、幸福而奋斗着的她虽死犹生。真、善、美是早期作家赋予女性外貌描写的美好品质，她们既来源于现实，同时，她们又超越了现实。中国古代文人爱美求真的审美追求影响着后世作家的创作，这为后世文人提供了创作的素材、激情与灵感。中国古代中后期的主要作家的创作追求从女性的外貌描写的繁琐、细致到注重内在思想、精神气质的表现，即从形似到神似，传达出中国古代女性文学人物描写不断变化、发展、创新的过程。如冯梦龙《警世通言》第二十八回《白娘子永镇雷峰塔》中的白娘子:“许宣看时，是一个妇人，头戴孝头髻，乌云畔插着些素钗梳，穿一领白绢衫儿，下穿一条细麻布裙。”白娘子的外貌描写非常简单、粗略，她给人留下的最深刻印象是一身“白”，这既点明了她孝妇的身份，表明她为夫守节尽孝，恪守妇道，具有传统伦理道德所赋予的美德与善良，又暗示出她和许宣将会上演出一场轰轰烈烈的人妖之恋。简略的外貌描写是为了突出白娘子的性格特征及表现小说的主题的需要，这可能与当时社会解放的思潮，推崇男女自由爱情，张扬个性密切相关，其深层意蕴体现出文人审美心理的特点:注重生命价值的美感特质。再如《红楼梦》中的林黛玉“两弯似蹙非蹙笼烟眉，一双似喜非喜含情目。态生两靥之愁，娇袭一身之病。泪光点点，娇喘微微。闲静似娇花照水，行动似弱柳扶风。心较比干多一窍，病如西子胜三分。”林黛玉是形神兼备的女性形象，具有形而上的超现实性。《〈红楼梦〉的赋化特征及其审美意蕴》中说:“林黛玉是贾宝玉，亦是曹雪芹心中理想的女神形象，曹雪芹用赋化手法塑造出内外兼美的林黛玉形象。”从表层含义说，这位才华横溢、风华绝代的佳人是中国文学中一个不可多得女性形象，且看她的外貌描写:两弯如细柳叶一样好的眉毛，一双蕴含着无限深情的眼睛，脸颊上写满哀伤与忧愁。她身体瘦弱，娇弱不胜风力。一双眼睛经常流泪，走起路来，如颤巍巍风中摇摆的杨柳一样。她娴静时像一朵美丽的花儿，行动时鹤立鸡群，孤标傲世。她比圣人比干还聪明，比西施还要美丽。林黛玉的外貌描写中主要突出她性格的核心成分:流泪与重情。流泪是为报恩，报答三生石畔神英侍者对它的浇灌之情;一般而言，中国古代男性以事业为重，齐家、治国、平天下;女性要勤俭持家，抚养子女，孝敬公婆，因此，对于黛玉来说，爱情就是她生命全部的价值与意义，她为情而生，最终又为情而死。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一个既有传统女性之美的人物形象，同时，又有着强烈的叛逆色彩和抗争精神。而她追求肉体与灵魂自由结合的爱情，是注定要失败的。这是封建社会和家庭所不容许的，男女自由爱情、婚姻要服从于传宗接代、继承香火的现实需求。从深层含义说，曹雪芹想借黛玉的形象表达他对社会的认识、对生活的思索和对人性的探讨，表达形而上的哲理思考与追问:美是什么?美在哪里?为什么美的毁灭令人震撼呢?再如《聊斋志异》中《娇娜》“年约十三四，娇波流慧，细柳生姿。”、《婴宁》“有女郎携婢，撚梅花一枝，容华绝代，笑容可掬。”、《阿宝》“有女阿宝，绝色也。”蒲松龄在《聊斋志异》中用极其节俭的笔墨传达出不同女性外貌的丰情神韵，使得中国古代文学中对女性外貌描写从形似到神似的转变得以真正实现，这也是他对外表美丽，内在气质优雅女性的喜爱和赞美。他用大手笔写小女子，其间蕴含着他对女性生命价值与个性尊严的尊重与肯定。因此，女性外貌特征的变化是一个值得深思和研究的文学现象。综上所述，中国古代作家关注女性的外貌、心理、思想、精神等具有独特的审美意蕴的方面，他们在女性身上发现了美与善。拙作《白娘子形象的演变及其文化意蕴探析》一文说:“要想了解一个民族，要先了解这个民族的女性，因为是她们生养和哺育了这个民族。”如果说男性展现的是阳刚之美，女性展现的则是阴柔之美。关注女性外貌外在美与内在美是对中国古代历史的尊重与对中华民族的负责。
二、女性外貌特征描写形成的原因
美国文论家韦勒克和沃伦在《文学理论》中指出:文体的变异，“部分是由于内在原因，由文学既定规范的枯萎和对变化的渴望引起，但也部分是由于外在原因，由社会的、理智的和其他的文化变化所引起。”文体的变化受内外因的制约，内因起着主导的、根本性的作用，外因是必不可少的外在条件。这里可以借来分析女性外貌特征描写形成的原因。首先，女性外貌描写特征的变化和女性地位的历史变化紧密相连。大体而言，在人类发展的历史上，上世:男女平等，中世:贵男贱女，近世:要求男女平等。中西皆然。旧石器时代，男女关系民主平等而自由和谐，“原始人认为孩子是祖先亡灵化身的再现，女人的生育就像土地生产一样，由于崇拜生殖，女性受到崇拜。”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以男性为中心的父权社会逐渐取代了以女性为中心的母系社会，“母权制的被推翻，乃是女性具有世界史意义的失败，丈夫在家里也掌握了权柄，而妻子则被贬低，被奴役，变成了丈夫淫欲的奴隶，变成了生孩子的简单工具”、西方“圣经时代的犹太人，家长是一夫多妻，对女人的管辖十分严格;东方民族中可以看到＇叔接嫂制＇。”在西方的中世纪，女性绝对要从属于父亲或丈夫;而在中国古代社会的女子“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的传统伦理道德观念严格限制和束缚着女子之言行，她们在生活、现实、社会中由中心、重心不断转到了边缘、从属的位置。做人是不幸的，身为女子是不幸中的不幸，因此，其外貌描写也经常被有意或无意的遮蔽与忽视。但是一些“另类”作家还是发现了真实状态下存在着的女性外貌之美，他们用手中的生花妙笔写尽女性的各种美:自然美与社会美;现实美与理想美;个性美与群体美。其次，中国古代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影响着作家的文学创作和审美趣味追求，这使得关注女性外貌描写成为可能。李泽厚说:“中国古代思想传统最值得注意的重要社会根基，我以为，是氏族宗法血亲传统的强固力量和长期延续。它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和决定了中国社会及其意识形态的特征。”以农业文明为基础的中国古代社会，重视氏族之间的血缘、地缘关系，更重视实践理性对外在世界的认知、改造。因此，早期作家对于女性外貌描写追求的是具体、细致、全面，这与他们对外在世界的求知、探索有着密切关系。他们的求知欲、好奇心与冒险精神使得他们主动、积极的去关注周围的一切事物和现象，当然也包括身边的各种不同女性。当他们用审美性的眼光观察女性时，他们惊奇地发现美的多种表现形式，不仅外界的花草树木是美的，而且女性也拥有自然化的社会美和人性美。于是，他们用文学的、艺术的形式表现女性的不同之美，当然，外貌美是最容易、最直接表现的。因此，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学留下女性美丽的倩影。最后，女性外貌之美的存在的被遮蔽导致理想中的女性外貌描写多于现实，但是，这也使得女性外貌描写具有超越性了。西蒙娜•德•波伏娃说:“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在后天形成的”，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女人的地位不是生来如此的，是男人和社会使她成了第二性。社会把第一性给了男人，男人是主要者，女人是次要者，女人从属于男人。“她是附庸的人，同主要者相对立的次要者，他是主体或绝对，而她则是他者，他者是指那些没有、丧失了自我意识，处于他人或环境支配下，完全处于客体地位，失去了主观人格被异化的人”这一段话指出女性处于被压抑、消极的地位主要是男性造成的，虽然有几分道理，但有失偏颇与公允。其实，在中国古代历史上、社会现实生活中，女性次要的、服从的地位的形成具有历史原因，更与中国古代文化审美心理相关，这就决定了女性个体与群体只能长期处于匿名、无名的状态。因此，要发现她们的外貌美、思想情感和内心世界是困难重重的，这就注定多数可爱的女性只能默默地出生，无可奈何地死去。能够被作家关注到的女性只是少数幸运儿而已。客观而言女性美的存在是合理的、正常的，这需要若干年后的“文明历史”为“野蛮存在”而证明，不是一件很可悲的事情吗?女性外貌特征审美意蕴的形成原因是复杂的、多样的、立体的，需要我们以同情之理解的态度对待，给予充分的肯定与足够的关注，挖掘其外貌特征描写背后隐含着的深层民族文化精神与审美旨趣。那么其审美意蕴又有哪些呢?
三、女性外貌特征描写体现出来的审美意蕴
中国古代文学中女性外貌描写体现出的审美意蕴是以阴柔之美为主，同时兼有阳刚之美，阴柔美与阳刚美的结合使其审美意蕴呈现出刚柔相济的美学风格。这彰显出人道主义作家对女性地位的尊重、对其个性的肯定及对其历史价值的重新认识与思考，这对于中华民族的发展进步有着正面的、积极的意义。一个社会强者对弱势群体的关注程度，是衡量这个社会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尺之一，女性相对于男性来讲是弱势的、被动的、消极的，不同的社会同样需要给予其足够的关注。女性外貌描写特征体现出的审美意蕴:阴柔之美和阴柔美与阳刚美相结合的美学风格。首先，阴柔美，阴柔之美主要指感情缠绵、含蓄、细致、细微、细小等。如《诗经•卫风•伯兮》中说:“自伯之东，首如飞蓬。岂无膏沐?谁适为容?”这位美丽、贤惠的妻子深深地思念着他远行出征的丈夫，丈夫不在家，她无心梳妆打扮。因此，头发散乱像风中飞舞着的蓬草一样，心爱的人不在，我打扮给谁看呢?那棵能医治她不断思念的忘忧草在哪里呢?女性细腻、真实的心理描写是阴柔美的体现。其次，阴柔美与阳刚美的完美结合是符合中国人审美心理习惯的，也更能满足读者接受的需要。皑皎雪月卓文君、风流女冠鱼玄机，万里桥边女校书薛涛，女中丈夫李清照，红粉豪杰李师师，德才兼备的升庵夫人黄娥，烈魂忠唱河东君柳如是，鉴湖女侠秋瑾…个体女性与女性群体用生命的歌声唱出她们生命中的大欢乐、大痛苦与大悲哀，具有阳刚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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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之后，美国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都发生了深刻变化，女性的就业人数、社会地位、自我意识、价值观等都发生了深刻变革，这为美国的女权运动创造了条件。同时，美国女权主义的兴起也是社会矛盾尖锐化的结果。20世纪50年代美国进入发展的黄金时代，大量女性进入职业领域，但也出现了许多社会问题。如家庭妇女的精神空虚，职业女性的发展受限，许多女性集家务、工作、教育子女于一身，压力较大。1963年贝蒂•弗里丹发表了作品《女性的奥秘》，描述了中产阶级女性的种种苦恼与寂寞，发出了“确立妇女自己的人生”的社会号召。蒂莉•奥尔森的《我站在这里熨衣服》、奥尔林的《告诉我一个谜语》等作品都是这一时期优秀的女性主义作品。
同时，女性主义者致力于建构各种女权主义理论，力图提高女性文学的地位，通过文学运动提高女性的自我意识。随着女权主义的崛起，出现了一批有创新意识的黑人女作家，她们从黑人女性的视角出发解读黑人女性的生活处境、成长历程、感情与婚姻生活等。她们的作品中黑人女性有着强烈的自觉意识，这与当时的社会现实有着密切联系。二战之后黑人的社会地位有了明显提高，在选举、就业、教育等方面获得了部分权利，但这并未改变黑人女性被歧视、被压迫的地位。各种社会抗议活动冲击着白人中心主义的思想意识，也促进了广大黑人妇女自我意识的觉醒。托尼•莫里森的小说《最蓝的眼睛》描写了受白人文化熏陶的黑人女孩佩可乐，白人社会没有接纳她，黑人社会也排斥她，在白人优越论与黑人丑恶的社会文化的扭曲下，她变得精神失常，作家揭示了双重文化价值下黑人女性的困惑。同时，黑人文学还塑造了许多女性混血儿形象，她们通常是白人家中的家奴，接受过不同程度的教育，并具有一定的独立自由精神，但她们却无法改变自己的命运。
黑人作家威廉•威尔斯•布朗的小说《克罗泰尔和总统的女儿》讲述了混血儿克罗泰尔不幸的生活经历。聪明美丽的克罗泰尔是政客格林的情妇，并为格林生了两个女儿。但格林的妻子却想尽办法虐待克罗泰尔母女，并将克罗泰尔卖到外地。为了女儿克罗泰尔费尽种种艰辛从魔窟中逃离出来，却又被抓回监狱，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她投河自尽。作品表达了作家对“黑人种族是低劣的”这种社会偏见的抗议。
二、20世纪后期美国女性主义文学及其特点
20世纪80年代后期，女性主义批评得到长足发展，女性主义批评是以确立女性自我形象、建构女性文学史为目的，从女权主义的视角开展的文学批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是女权主义运动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具体体现，对提高女性参政、议政地位，维护女性尊严有着重要意义。初期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主要是反对父权文化，启蒙女性的自主意识，重新树立女性形象，也被称为女性形象批评；70年代之后，女性主义文学进入“女性中心”批评阶段，致力于建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理论；80年代以来，美国少数族裔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建构，使女性主义文学进入“多元文化身份批评”阶段。
（一）“女性形象”批评
在传统文学中，女性常是家庭的、社交的、被征服的对象，而不是作为职业的、独立的、社会的女性形象出现，或是完美的天使，或是祸害人间的妖女。在《思考女性》中，作家玛丽•艾尔曼就对传统女性形象进行了全面论述。女性形象批评是通过对传统文学中被歪曲的女性形象的重新解读来建构女性形象，以达到男女平等目的的。女性形象批评有着深厚的理论渊源，早在18世纪英国就出现了《女权辩护》《女性的屈从地位》两部女性主义著作。英国作家伍尔夫是女性形象批评的先驱，她提出女性要独立就需要毁掉维多利亚式的女性形象；伏波娃的《第二性》从哲学、生物学等角度揭示了女性问题的深层原因。贝蒂•弗里丹的《女性的奥秘》和凯特•米利特的《性政治》是美国女性主义的杰作，它们为“女性形象”批评提供了理论基础，对美国经济、政治、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
（二）“女性中心”批评
20世纪70年代之后，女性主义批评开始进行文学理论建构，挖掘被历史掩埋的女性文学作品，女性主义评论家致力于挖掘和重新解读被人们忽略的女性主义作品。如蒂莉•奥尔森的《我站在这里熨衣服》，小说中单身母亲因繁重的生活压力而未照顾好女儿的学业，母亲为此感到内疚与惭愧，体现了作家对普通女性生活的关注。西尔维娅•普拉斯的《钟形瓶》等也都是女性主义的经典之作。埃伦•莫尔斯的《女性文学：伟大的作家》分析了西方近代史上的多位女作家，解读了作品的思想主题、人物形象、艺术风格等，在女性文学史上占据重要位置。苏珊•古芭的《阁楼上的疯女人：妇女作家与19世纪文学想象》论略分析了近代女性作家文学创作的时代局限性，并提出女性主义美学的概念。通过对文学史上女性主义作品的挖掘，促进了女性主义文学的发展，使美国女性主义文学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开始进入思想和学术领域争夺主流话语权。
（三）“黑人女性主义”批评
20世纪70年代末期，美国文坛上出现了保拉•马歇尔、艾丽斯•沃克、托尼•莫里森等黑人女作家，她们用文学表达了对黑人女性生存状态的关注。芭芭拉•史密斯是黑人女作家的典型代表，其作品《迈向黑人女性主义的批评》是黑人女性文学的奠基之作。黑人女作家艾丽斯•沃克是美国女性主义批评的先锋人物，其小说《紫色》描述了黑人女性的情感历程、生活经历、理想破灭，并深刻揭示了种族歧视、宗教问题、同性恋等社会问题，以激进的女权主义思想获得了文学界的认可。
（四）“多元文化身份”批评
20世纪后期，美国女性主义文学呈现出繁荣发展的趋势，拉美裔、犹太裔、华裔等少数族裔女性文学作家纷纷登场。随着大量犹太人涌入美国，犹太女作家在美国文坛上开始崭露头角，她们主要从性别、种族、历史的角度描写了犹太女性的生存状况。辛西娅•奥茨克的《流血和三个中篇》《食人星系》《异教徒拉比和其他故事》深受读者喜爱，蒂莉•奥尔森的《寂寞无声》《告诉我一个谜》和格蕾斯•佩蕾的《后来的同一天》《有点小烦恼的人》都是经典的犹太女性作品。随着女性主义思想的深入发展，印第安女作家们也开始关注本民族文化，并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印第安文学复兴运动。女作家纷纷用文字抗议白人的殖民化，强化印第安人的种族意识与性别意识，其代表人物有琳达•霍根、乔伊•哈久、玛丽•托芒顿等，其中《仪式》《爱的药物》是两部经典文学作品。美国华裔文学有近百年的发展史，并经历了曲折的发展历程，在20世纪70年代开始走向成熟。汤亭亭的《女勇士》是美国华裔文学发展的里程碑；谭恩美的《喜福会》通过母女两代人的生活与感情经历展现了中美文化的冲突与和解；任碧莲的《典型的美国人》探讨了华裔身份、文化建构的问题。
女性学论文范文7
提高对女性学刊的认识水平是做好女性学刊，发挥其对女性研究促进作用的前提。现对女性学刊的兴起和发展做简要概述，以梳理女性学刊的发展脉络和进一步探求其与女性研究的关系。
一、对女性学刊概念的理解
女性学刊是研究女性的社会科学学术期刊。它具有一般学术期刊的属性和女性研究带来的个性。其一般学术期刊的属性主要表现为:一是学术性。学术性是指对存在物及其规律的学科化/论证，是有系统的专门的学问［1］。女性学刊传播关于女性生存发展规律的知识，并促进其系统化、学科化。女性研究学术性论文和系统的学术信息是女性学刊的主要内容。二是传播性。社会科学学术期刊是学术属性非常强的文化产品，具有交换功能。其交换目的是承载、贮存人类通过思维、思想劳动而创造出来的新知识、新思想、新观念，最终扩充人类知识和学术文化容量。其刊载的学术文章往往长而复杂，进行概念的推理论证和应用专业方法研究，非专业者难以读懂。这限制了学术刊物的传播范围，造成其小众传播的特征。女性学刊也属于小众刊物，不同于大众媒介，难以适用市场运作。但它的传播对于学术交流、观点碰撞、知识交融有着重要的作用。三是周期性。学术期刊是有确定周期的连续出版物［2］。周期性是学术期刊与学术图书的重要区别。
女性学刊的个性表现为研究女性的文化定位。女性学刊承载的学术成果研究的对象是女性整体［3］。同时，对于女性群体的研究是以男性为参照物的，具有社会性别视角，运用社会性别的理论和方法，而且对性别歧视所造成的女性整体的弱势和发展滞后状况有独具的人文关怀。所以，推动促进女性快速发展以实现两性平等基础上的和谐发展的研究是女性学刊的历史使命。它虽然借用各种学科的研究方法，但区别于其他社会科学学术刊物，具有确定的研究范畴和女性社会科学的独立性。它关照女性现实和历史的理性探讨，区别于妇女工作等刊物的非学术性期刊。女性学刊具有促进女性学学科建设、推动性别平等和妇女发展政策研究、传播社会性别平等文化的功能。女性学刊主要刊载学术论文、学术著作书评以及学术活动信息;其内容涉及女性学科领域的各方面。女性学刊的主办者可以是国家、地方的科研机构，包括公开出版与内部发行、期刊出版号与图书出版号的定期女性学术出版物。一些学刊的女性研究栏目在某种程度上也具有女性学刊的特性。女性学刊的外延可以有广义和狭义两种理解。
从刊物特征与妇女研究关系的角度广义地理解，女性学刊的类型可以粗略地分为4类:以刊登论文为主的女性学刊、学报，如《妇女研究论丛》《中华女子学院学报》《山东女子学院学报》《女性论坛》(书号)等;以研究学术信息为主的定期出版的女性学术年鉴，如《中国妇女研究年鉴》①;以转载或摘录女性学术论文的文献类刊物，如人大复印报刊资料《妇女研究》;以刊载和交流学术活动信息、阶段研究成果为主，有一定容量、定期编辑的女性研究机构和组织主办的内部期刊，如《妇女研究动态》。从对学术创新的直接作用和期刊管理的分类角度的狭义理解，仅指具有公开发行刊号，以刊登女性研究论文为主的女性学刊、学报，目前只有《妇女研究论丛》《中华女子学院学报》《山东女子学院学报》三个期刊。
二、女性学刊的兴起
(一)女性学刊产生的时代背景
女性学刊产生于20世纪80年代末。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平等、发展、和平”为主题的国际妇女运动已经形成声势。联合国颁布了《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开展了“联合国妇女十年”活动，并召开了3次世界妇女大会。妇女研究已经进入高校科研和教学系统，并向学科化发展，突破了原有的妇女解放和女权理论。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改革开放和四项基本原则的方针，使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进入了新的历史发展时期。不断深化的城乡体制改革和市场经济的发展，发掘了妇女经济和社会建设的潜力，解放了妇女思想;经济结构调整和社会保障体制不健全，也使妇女的权益受到多方面的侵害，新的妇女问题不断出现，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同时，在文化改革的过程中，在妇联组织的积极推动下，妇女期刊和出版物异军突起。妇女和妇女运动发展问题亟需理论的阐释和指导，妇女文化的繁荣也需要从妇女理论中汲取营养。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鼓励人们解放思想、大胆探索，形成了社会科学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学术民主氛围，恢复和建立了社会学等一批学科。科学研究突破了原有的学科体系，涌现出了一些跨界的新学科。这为新时期下的中国妇女理论探索提供了良好的科学环境。在对外开放的政策下，国外的新理论、新著作、新理念被引进。长期封闭所造成的中外妇女的隔膜，以及国外妇女研究的热潮，引起了一些具有社会责任感的中国学者对妇女研究和研究中国妇女的兴趣，开始了妇女理论新的探索。
中国妇女运动和妇女理论研究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20世纪初的时期到二三十年代，形成了我国妇女理论研究的第一次热潮，引进了西方女权思想和马克思妇女解放理论，推动了新民主主义时期的妇女解放运动的发展。新民主主义妇女运动以反帝反封建为目标，融入了民族解放的大潮。新中国成立后，妇女运动为发动和组织妇女投入社会主义革命建设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同时利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优势保护了妇女的劳动权利和健康。在民族解放战争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时期，妇女理论的研究处于低潮，主要是马克思妇女解放理论阐释、应用和妇女运动历史的研究，属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共产党历史的范畴。改革开放后妇女的新情况、新问题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探讨和反思。妇联系统先后成立妇女运动研究室和妇女研究所/室，组织成立了妇女研究社会团体，妇女管理干部院校成立了妇女理论教研室/组。全国妇联召开了两次全国妇女理论研讨会，北京大学、郑州大学等高校成立了妇女研究中心，并组织研讨会和理论沙龙等活动，吸引教师参与研究妇女问题。《中国妇女》杂志和《中国妇女报》等妇女报刊开展妇女专题讨论并设专栏，引起了一定的社会反响。一些教师和研究人员结合自己的教学和科研任务，甚至自费和利用业余时间，研究有关的妇女问题。对外开放使妇女研究概念引入，一批妇女与两性关系的译著得以出版，这开阔了我国学者的理论视野。人口学、史学等既有学科的发展也开始关注和引进国外相关学科中妇女研究的理论成果，并开始从性别角度关注妇女问题，《夏娃的探索》等论著以及《女性学》等教材相继问世。当代女性研究在改革开放的社会条件下，继承发展了妇女解放理论，植根于中国妇女和妇女运动发展的实际，借鉴国际妇女科学，突破了原有的研究领域。#p#分页标题#e#
(二)女性学刊群的创办历程
1．初创阶段(1988～1994)，妇联系统开创兴办，以论文园地支持社会妇女研究为特点。妇女理论研究的需要催生了研究刊物的诞生。如何解决在新形势下妇女发展的问题是对妇女运动和妇女理论的挑战。在改革开放中，北京市妇联转变工作观念，增强服务妇女的职能。在成立北京妇女理论研究会(1985年)和研究室(1988年3月)、举办妇女问题研究征文(1986年)、取得《中外妇女》办刊经验和开展“北京妇女报刊考”课题研究(1988年初)的基础上，1988年11月北京市妇联和北京妇女理论研究会创办了《妇女理论与实践》双月刊(内部发行)，半年后更名为《妇女研究》，填补了面向各界专门研究妇女理论刊物的空白，打出了妇女研究的旗帜［4］。1991年全国妇联在妇女运动研究室、调研室的基础上组建了作为直属事业单位的妇女研究所。作为专业科研机构，该所迅速开展了国家社科项目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需要调动各地研究力量，需要学术刊物作为学术交流和成果展示的窗口。当时北京正在申办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国家对妇女工作十分重视。1992年3月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创办了国内外公开发行的《妇女研究论丛》季刊，使女性学刊依托科研实体，走上了专业化的道路。随着妇女运动和妇女干部教育的发展，1985年在妇女干部学校的基础上组建了中国妇女管理干部学院，4年后创办了《中国妇女管理干部学院学报》(1989年试刊无期号)，1991年公开发行。乘筹备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的东风，该院更名中华女子学院，1995年8月《中国妇女管理干部学院学报》随之更名为《中华女子学院学报》。该刊从依托妇女干部学校转变为女子院校，扩大了研究领域。与此刊经历相似，1999年，《中华女子学院山东分院学报》在1987年创办的《妇女学苑》内部刊物的基础上创建，2010年更名为《山东女子学院学报》)，是山东省教育厅主管、山东女子学院主办的以妇女理论研究为主的学术刊物。该刊在地方妇女干部学校的改革中，对妇女研究最为敏感和最早介入，1995年又有了独立建制的妇女研究所的依托。从诞生之日起，中国人民大学书报中心主办的复印报刊资料《妇女组织与运动》(双月刊)就注重对妇女期刊的理论文章的转载，在迎接世界妇女大会的热潮中，1995年更名为《妇女研究》，筛选目标扩大到所有学术刊物，成为文献类的女性学刊。
2．初步形成阶段(1994～2003)，高校和社科系统等妇女研究中心兴办，以依托学科建设项目交流学术信息为特点。1992年之后，《妇女权益保障法》出台，中共中央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妇女观，中国政府筹办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和非政府组织论坛，组织和调动了高校、社科学者的妇女研究热情，妇女研究中心如雨后春笋般兴起。由于妇女研究中心很少进入高校教研体制，缺少资源，人力分散，以及女性研究跨学科的特点，一些高校妇女研究中心编辑了内部刊物，刊载女性研究论文和学术动态文章。如:北京大学中外妇女问题研究中心的内部刊物《妇女研究动态》创办于1993年，半年期，至今已编辑40多期。作为女性学学科建设牵头单位的刊物，该刊在校内外、国内外交流女性学学科建设信息中发挥了骨干作用。上海社科院《妇女研究通讯》(1995)是社科系统妇女研究的首份内刊。随着全国女性研究的发展，女性研究的成果和信息增多且分散，对其的梳理和研究提上日程。在《中国妇女理论研究十年(1981～1990)》编辑的基础上，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立项编辑《中国妇女研究年鉴》，于1996年出版了首卷本，成为5年周期的、研究女性研究信息的学术刊物。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促进了中外妇女研究的交流，国外基金支持的妇女研究项目增多，出现了一些服务于研究项目的阶段性内刊。如:由“发展中国的妇女与社会性别学”课题组创办于2002年的《妇女与社会性别学通讯》，在3年的项目运行中发挥了联络和交流的作用。1999年底中国妇女研究会成立，加强了对女性研究的科研活动的组织，努力推进女性研究进入科研和教育主流。女性学科建设的进展使高校和社科系统女性研究中心的学术地位和影响不断提升，一批女性研究学者成为教授和研究生导师，其中有的在学报、学刊担任主编。同时，一些刊物也相继开辟了女性学术栏目。如:《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的“妇女史”(1990)和“妇女与性别研究”(1998)、《浙江学刊》的“妇女研究”(2003)、《思想战线》的“女性学视域”(2004，现更名为“社会性别研究”)、《中共宁波市委党校学报》的“妇女与社会”(2010)、《湖南人文科技学院学报》“中国女性主义研究”(2009)等。这些栏目为女性研究学者提供了发表成果的平台，也因所属刊物的本专业本地区的学术地位扩大了女性研究的学术影响。
3．扩大发展阶段(2003至今)，研究基地和出版机构合作出版，以以书代刊促进女性理论和性别文化研究传播为特点。全国妇联与中国妇女研究会积极推动男女平等基本国策的实施，特别是加强了与教育、科研、党校、宣传系统的合作，不仅建立了一批妇女/性别研究和培训基地，还争取到了社科基金支持。妇女/性别研究和培训基地的建立，提高了妇女研究中心在教育和科研管理体制中的地位，有利于组织研究队伍和争取科研资源，增强科研实力。同时，女性研究在出版界的影响进一步扩大，一些出版社为增强竞争力寻求特色，对性别文化传播的兴趣和责任感增强，它们不满足于仅出版女性学术著作，但又得不到刊号，便有意采取以书代刊的方式出版女性研究刊物。一些女性学者抓住了这个机遇。如:荒林主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女性主义》丛刊于2004年首次面世，该刊每年出版春、秋两卷，有卷首语和栏目。2007年底，武汉大学妇女/性别研究中心等主办、罗萍、俞湛明主编、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女性论坛》，以1年为周期连续辑号出版，刊载女性研究学术论文。
上述可见，女性学刊是从女性研究活动中破土而生的，并随着女性研究的发展而壮大。如果没有妇女研究，女性学刊便无法生存。女性学刊的学术性决定了女性学科建设是它的发展依托。女性学科建设的制度化进展，推进了学术成果的生产。妇女教育与出版的发展为女性学刊创办提供了条件。这些共同促进了女性学刊群的形成。经过20年的发展，女性学刊形成了妇联组织、女子院校、出版社多系统主办，学刊学报、年鉴、文献多种类型，刊号书号共用的学刊群体。女性学刊的多样化，使其各自发挥了其独特的作用，共同推动了女性研究的发展。#p#分页标题#e#
三、女性学刊的发展
女性学刊的发展体现在个体的成长中，表现在刊物思想的明确与成熟、数量的变化和质量的提高、管理机制的形成、影响的扩大等方面②。
(一)定位和办刊宗旨
女性学刊的定位明确。《妇女研究》在总第4期强调了“拓宽妇女研究领域”，“探索妇女研究新路”，“要有学术价值，既有可读性又有哲理性”［5］，定位从侧重于妇女运动研究和妇女干部读者转为妇女研究的整体和妇女理论研究人员及热心人士。该刊敏锐地抓住妇女研究兴起的历史时机，突破了北京地域和仅仅为妇女工作服务的局限，树立了《妇女研究》为学术发展服务的理想。该刊后来更名为《女性研究》(1992年)，但定位为“普及型妇女研究刊物”，逐步转向女性研究信息和观点的介绍，以及妇女社会问题热点的新闻调查，学术性逐步淡化。
《妇女研究论丛》在《发刊词》中定位为“学术理论刊物”，提出“以马克思主义及其妇女观为指导”，“探讨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过程中，妇女解放和发展面临的重大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总结经验，探索规律，促进妇女解放事业的发展”［6］。1992年第4期提出“以马克思主义及其妇女观为指导，运用多学科内容，多角度、多层次研究中国妇女争取解放的理论、历史、现状、前景”［7］。1994年强调“推动妇女理论研究作为一个独立学科跨入学术殿堂”［8］。从中可以看到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主办的《妇女研究论丛》，从开始就举起马克思主义指导妇女研究的旗帜，组织和吸引全国妇女研究者，进行深层次的全方位的研究，以创建妇女学科为目标，比《妇女研究》在理论层次上提高了一个台阶，成为纯粹的学术刊物。2001年7月该刊成为中国妇女研究会会刊。该刊依托中国妇女研究会，以推动妇女研究整体的繁荣与发展为宗旨，涉及女性学科理论和妇女发展问题研究的各个领域，关注重大妇女问题研究成果，成为妇女研究的核心刊物。
《中华女子学院学报》是高校学报，前身是《中国妇女管理干部学院学报》。其创刊时定位为研究和探讨妇女解放理论、妇女教育为主的综合性学术刊物，是顺应发展妇女教育事业的时代需要而生［9］。由于对妇女管理干部教育的依托，其关注点侧重于用马克思主义妇女观指导解决新时期妇女问题，推动妇女运动，提高妇女素质。在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筹备的热潮中，该学报随着学院进入普通高校序列而转变为女子高校学报，直接面对女大学生，作为综合性学术理论刊物，其办刊思想为“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妇女理论，贯彻双百方针，反映妇女理论的研究成果，交流开展妇女教育工作的经验，总结妇女教育的发展规律，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探讨与妇女有关的社会问题”［10］。随着学院本科教育升级和女性学的建立，该学报的办刊宗旨确立为“坚持‘双百’方针，立足妇女教育，站在时代前沿，突出女性特色”［11］，侧重反映女性高等教育的科研成果，为促进学术水平和教育质量提供服务。其办刊思想随着主办机构性质和任务的变化而调整，由妇女管理干部教育扩展为妇女教育，由妇女教育经验到女性高等教育学术，由仅强调马克思主义妇女观指导到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妇女理论并突出女性特色，从一般的妇女理论刊物发展成为以女性高等教育研究为特色的女性学刊。
《山东女子学院学报》是地方女子院校中少有的以研究妇女理论、妇女问题和妇女教育为特色的专业性理论刊物。其前身《妇女学苑》创办于1987年，办刊思想是以马列主义、思想为指针，研究探讨妇女干部教育和妇女运动中的重大理论问题，积极为教学工作和妇女工作实践服务，为四化建设和两个文明建设服务［12］。1991年随学校的发展更名为《中华女子学院山东分院学报》，2010年更名为《山东女子学院学报》。随着主办单位中国妇女管理干部学院山东分院由成人教育机构逐步改制为本科层次的普通高等学校并承担全省妇女干部的培养培训工作，其办刊宗旨调整为“以马列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及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坚持面向改革时代，探索妇女问题，研究妇女理论，促进妇女发展”，逐步确立了以妇女/性别研究为主体，采用多学科、多视角的研究方法，辐射与女性参与相关的社会、文化、教育、法律、文学等多个领域的刊物定位，形成了融性别研究视角与时代特征为一体的办刊特色③。从上述叙述可见，女性学刊的定位由妇女运动理论和妇女问题的研究逐步转向妇女理论和学科建设，形成女性学科的核心期刊、女性教育为特色的妇女理论学报。
(二)数量变化
女性学刊的发展还体现在数量的变化，其刊期、开本、页码的变化，使刊物的容量不断扩展(见表1)。载文数量增加。如:《妇女研究论丛》从创刊时的几十篇到每年100多篇。《中华女子学院学报》每年也100余篇。女性学刊从创刊时的季刊发展到双月刊，年版面字数从四十几万字到一百多万字。稿源数量的增加。如:《妇女研究》从无到有，1992年作者只不到300人，主要以约稿为主。《妇女研究论丛》和《中华女子学院学报》从创刊时的每年几百篇到千篇以上(2008年《妇女研究论丛》已超1300多篇)。作者的结构以高校和妇联教师及研究人员为主，如据统计《妇女研究论丛》(1992～2006)载文作者以高校教研人员(54%)为主，其次是妇联和社科系统的研究人员(18%和11．4%);高校教研人员增加了28个百分点，男性作者的人数由几人增加到一二十人，但所占比例仍很低④。研究项目论文增多。如:《妇女研究论丛》项目论文占论文总数的比率从1992年的10%上升到2010年的22%⑤。
(三)质量提高
1．选题的丰富。在女性刊物的选题的统计中，可以见到刊物密切联系实际，关注女性与法律权利、经济与就业、参政与地位、妇女贫困、教育、健康、传媒、女童、老年妇女、婚姻家庭等多方面的妇女发展和现实问题，也涉及到妇女历史、女性文化、中国妇女运动、妇女组织与工作、国外女性研究等多学科的理论探索，尤其是逐渐加强了妇女理论基础理论和女性/性别学科建设方面的内容⑥。
2．好栏目的涌现。随着女性研究领域的不断拓展和深化，女性学刊的选题内容不断丰富，策划意识增强，新的栏目和专题陆续出现。如:《妇女研究论丛》初期的主要栏目理论探讨、调查与思考、历史与文化、国外妇女研究、工作研究、学术动态等多着眼于研究方法、论文形态及大的内容分类，此后经过了衍变，其内容更加充实，并体现了其倡导的意识，如:理论探索与争鸣、妇运观察、史学研究与反思、国外妇女/性别研究，倡导了争鸣、反思思想，增加了性别研究的内容;同时增加了研究热点类的新栏目，特别是随着女性学基本理论的发展设立了学科建设栏目。该刊栏目“调查与思考”(1997年前)、“研究动态”(2001)曾获得全国妇女报刊好作品栏目奖。《中华女子学院学报》充分调动在婚姻法、妇女法学等领域的学科人才资源，创办了“女性与法律”栏目，在两法的修订过程中对妇女法学界和妇女理论界产生了较大的影响，被评为“全国社科学报优秀栏目”(2006)。《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妇女与性别研究”被评为“全国社科学报优秀栏目”(2006)。《山东女子学院学报》(当时为《中华女子学院山东分院学报》)“性别平等理论研究”被全国高职高专学报研究会评为优秀栏目(2008)。#p#分页标题#e#
3．学术规范。女性学刊在初创时对学术规范的执行不是很严谨，经过不断学习和努力，对学术规范的执行渐趋严格。在《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检索与评价数据规范》执行评优活动中，《妇女研究论丛》《中华女子学院学报》《山东女子学院学报》于2003年都获得《CAJ－CD规范》首届执行优秀期刊奖。4．期刊评价。据中国科学文献计量评价研究中心的统计分析，女性学刊的重要评价指标———复合影响因子变化呈现上升趋势，如《妇女研究论丛》从2001的0．1065升到2007年的0．404，2011年的0．695;2011年《中华女子学院学报》(0．474)和《山东女子学院学报》(0．221)的复合影响因子较前也有较大上升(见表2)。
随着编校质量的提高，女性学刊逐渐得到出版和社会科学、教育系统评价体系的肯定和认可，特别是进入了学科体系。《妇女研究论丛》从1996年起连续被评为全国中文核心期刊(1996妇女运动与组织\2000中国政治\2004社会学、中国政治\2008社会科学总论)，经历了从妇女、政治、社会学领域的推进，终被中国社科院评为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社会学，2004和2008年)。《中华女子学院学报》获北京市全国优秀社科学报(2002)，并被评为“全国百强社科学报”(2006)。《山东女子学院学报》2005、2007和2009年连续三届被评为山东省优秀期刊;2008年被全国高职高专学报研究会评为优秀期刊;2010年被评全国高等学校文科学报研究会评为“全国高校优秀社科期刊”。女性学刊学科地位的逐渐被认可扩大了其在学界的影响力。目前上述三种女性学刊均已国内外公开发行(《妇女研究论丛》1992;《中华女子学院学报》1991;《山东女子学院学报》1999)，在进入邮发系统的同时自办发行(《山东女子学院学报》尚未邮发)。《妇女研究论丛》1996年收入首期《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并延续至今，1999年起连续被评为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来源期刊(CSSCI，南京)、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引文数据库来源期刊、中国学术期刊综合评价数据库(清华)、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全文收录期刊评价系统等的来源期刊。《妇女研究论丛》早期是《妇女研究》(原名《妇女组织与活动》)主要转载期刊，1992～1996年被全文转载的文章占《论丛》所刊论文的1/3，后来逐渐为其他学科《复印报刊资料》期刊所转载。《中华女子学院学报》也逐渐扩大了学界影响，被选入中国科学文献计量评价数据库(ASPT)、中国社会科学期刊精品数据库(2004)、中文电子期刊服务网(CEPS，台湾，2005)，并成为中国期刊网等来源期刊。《山东女子学院学报》是中国学术期刊全文数据、中国核心期刊(遴选)数据库(万方)、中国学术期刊综合评价数据库、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等来源期刊。女性学刊实现了资源共享，扩大了自身的影响，吸引了妇女研究学者，并为学术成果和机构评价提供依据。
(四)管理机制逐渐完善
女性学论文范文8
女性学(women’sstudies)作为一门独立的新兴学科,源于20世纪60年代末的第二次女性解放运动,是妇女运动在学术上的集中体现,并在美国高校最先出现,迄今已有近半个世纪的发展历程。美国女性学的诞生与机制化过程既是美国妇女运动在学术界的渗透和延续,也是学术界对女性主义的吸纳、继承与发展。美国女性学学科机制化过程经历了三个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发展阶段,即以机构建设推动人才培养、以人才培养推动课程建设和以“机构设置—人才培养—课程建设”的互动推动学科发展。本论文将探讨这一过程发生的路径、特点及其对中国女性学学科发展的启示。
一、以机构建设推动人才培养
美国女性学研究机构的设置主要有院校和国家两个层面。在人才培养方面以院校层面的组织和机构为主,国家层面的组织则对女性学研究起着重要的协调和信息沟通的作用,两者都为女性学科建设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一)高校女性学系所、女性学中心的建立
1960年,哈佛大学拉德克利夫学院院长由玛丽•邦廷担任,这是战后拉德克利夫学院的第一位女院长。玛丽•邦廷曾任鲁特格斯大学道格拉斯学院院长,是一位科学家。她常常谴责不尊重女性、忽视女性成就的社会现象和行为。为此,她到任后不久便在学院里成立了美国第一个由女学者组成的女性研究中心———邦廷研究所[1]。随着女性主义运动的发展,1970年加利福尼亚州圣地亚哥学院建立了美国第一个女性学系(Women’sStudiesProgram———女性学项目)。该系首次开设了独立的女性学专业,设置了独立的女性学课程,拥有独立的一套教学班子、专门的课程设置和运行经费,并建立了由19人组成的女性研究委员会来管理这一项目。女性学系的建立标志女性学作为实体进入高校教学体系,高校开始将女性学作为专门的研究对象来进行教学和研究。随后,美国高校如康奈尔大学、马里兰大学、杜克大学、斯坦福大学等纷纷建立起女性学研究机构。
经过几十年的发展,目前在美国以高校为基础的女性学(包括社会性别学)机构至少有400所左右[2]。多数以女性学项目,或女性研究中心或女性学中心(Women’sStudiesCenter),或性别研究中心命名;有些高校则成立女性学系(Women’sStud-iesDepartment)。1995年,美国高校以女性学系(department)冠名的大约有20个,许多女性学项目随后转为系。因为“在大部分大学,资源(特别是教师名额)、奖励和报酬都是按‘系’划分的,提供资金的机构只知道‘系’和‘系’所拥有的决策权,‘系’是学科最合理的建制”[3]。高校女性学项目和女性学系是以教学为主的机构,主要负责女性学课程设置,并进行学位教育。此外,许多高校还建立了女性学研究机构,主要提供教学以外的服务和活动,如开展与女性相关的性别、社会、文化课题研究,并组织相关会议和讲座等学术性工作。如斯坦福大学培养女性学专业人才的项目叫“女性主义研究项目”,也建有女性与性别研究机构,名为“米歇尔R•克雷蒙性别研究所”,是美国著名的研究机构。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机分校也设有女性学项目和女性研究中心;亚利桑那大学除了建立女性学系外,还建有西南女性研究所等等。表1为美国若干著名大学的女性研究机构设置的基本情况,这些机构均成立于20世纪七八十年代,机构均由少量核心成员与数十名相关学科的人员构成,可提供本科及研究生层次的教育教学服务。
(二)全国性女性研究组织的建立
除了在高校建立女性学教学和研究机构外,在政府和非政府组织支持下,美国还建立了一些全国性的女性研究组织。1977年1月在旧金山成立了全国女性学协会(TheNationalWomen’sStudiesAssociation,简称NWSA),该组织由女性研究的团体和学者组成,其主要使命是:支持并促进女性主义的教学、研究、专业性发展及社区服务;将学科、多学科、跨学科、多元文化和全球视角与方法相结合,加强女性学学术研究和提高社会对女性学研究的认识,并增强与女性有关的知识生产过程中的社会批判性,并将这些认识运用于社会和政治实践活动过程之中;将学术知识和维护女性权益的政治行动相结合,将学术转化为社会运动。通过出版学术刊物、定期召开年会等形式,发表女性主义理论教学和行动相关的跨学科及多元文化女性主义学术动态,为教师、学生、学者、行动家、社区和文化工作者提供分享研究成果和研究策略的平台。此外,1981年成立了女性研究全国委员会(Na-tionalCouncilforResearchonWomen,简称NCRW);全国女性组织(NationalOrganizationforWomen,简称NOW);全国有色人种女性研究所等等。还有一些与女性研究相关的组织,如女性政策研究中心、发展中的女性权利协会(TheAssociationforWomen’sRightsinDevelopment,简称AWID)等等。1991年,建立了国际性的女性学网络通讯(WMST-L),该网络论坛主要探讨女性学的教学、研究以及项目管理方面的问题。这些全国性的女性研究组织对女性学研究起到了协调、联络和信息沟通的作用,对女性学学科建设和发展起着积极的推动作用。
二、以人才培养推动课程建设
美国高校一般都开设有女性学课程。女性学课程的存在形式主要有两种:一是学位课程(专业课程),包括学士、硕士和博士课程,专业课程包括主修和辅修;二是非学位的课程,如专业证书课程。专业证书并不是一个学位,而是证明在女性研究领域修满了足够的学分,有资格以本科生或研究生的水平结业。由于各大学的女性学教育形式不同,因此课程的具体设置也迥异。以马里兰大学女性学系(UniversityofMaryland,DepartmentofWomen’sStudies)为例,女性学课程建设情况介绍如下:马里兰大学于1977年始设立女性学系。该系开设了大约50门女性学本科生课程和30门研究生课程,不仅提供女性学的学士学位、博士学位课程和证书项目,也促进了跨学科的女性学研究。女性学课程及性别分析相关课程的开设,对该大学的课程总量和课程的多样性产生了影响。目前该系有10位核心教员和80多位来自其他科系的教学人员,核心教员主要教授本系的必修课程;其他教员主要教授与女性学交叉的课程。这些教师大部分拥有多个专业背景的学历,充分体现了女性学跨学科特征。
(一)女性学本科生的课程设置#p#分页标题#e#
以女性学为主修的本科生一般要求修满39个学分。女性学主修课程结构由以下五个方面组成[4]:
1.基础课程(18学分)。包括《女性学导论:女性和社会》或《女性学导论:女性、艺术与文化》、《女性主义对知识的重新建构》、《女性主义教学法》、《对工作场所的女性主义分析》、《女性主义理论》、高级研讨课。
2.跨领域选修课程(9学分)。学生须从以下三个领域中各挑选一门课程(3学分):(1)艺术与文学类。主要课程有:《法国女作家的翻译表达》、《女性影响下的世界文学》、《德国文学和社会中的女性》、《美国非裔女电影导演》、《文学中关于女性的女性主义观点》等;(2)历史视角类。主要课程有:《19世纪80年代后的美国女性》、《19世纪80年代前的美国女性》、《18世纪50年代至今的西欧女性》、《古时期的女性》、《美国女运动家的历史:机制和问题》等;(3)社会和自然科学类。主要课程有:《女性和自然科学》、《性别社会学》、《女性心理学》、《美国女性在亚洲:性别社会建构》、《家庭中的性别问题》、《女性的法律地位》、《女性健康》等。
3.文化多样性课程(6学分)。学生被要求选修2门至少6个学分的有关文化多样性的课程。
4.发展性课程(9学分)。侧重学生未来发展,每个学生在老师指导下,选修由至少三门课程或9个学分构成的课程作为重点学习。这些课程通常从主修专业所要求学习的课程中选择,也可在指导老师的允许下从其他科系中选择。
5.选修课程(学分不限)。学生应从女性学专业所列的全部课程中选择课程。学分总数可以根据学生个人的学习计划而定,以保证整个学程的学分不少于39个学分[5]。除设置女性学的主修项目外,该系另为在学本科生设有女性学专业证书的项目。获得女性学专业证书必须修习21个学分,其具体要求是:必修《女性学导论》(女性或社会女性学导论)、《女性、艺术和文化》、《女性主义理论》、《高级研讨》这四门课程。并从跨领域选修课程中选满12个学分,其中在上述每个类别中至少选一门课程,并必须选一门文化多样性课程。此外,该系和非裔美国人研究系的黑人女性研究联合为学生开设了辅修专业。
(二)女性学研究生的课程设置
马里兰大学是美国有权招收女性学方向博士学位研究生的著名大学之一。该系的博士学位项目为学生提供了四个研究领域的课程:(1)种族和种族化。这一研究领域主要集中于黑人女性研究,种族和域外(亚洲人、拉丁人和犹太人的)研究。(2)艺术、文化和社会变迁。这一研究领域的学术侧重点是考察全球和地方性的文化运动,女性主义、人权和公民权利运动。(3)身体、性别和性态特征。考察女性健康的政治性,女同性恋和同性恋理论,男性研究和技术科学。(4)性别劳动、家庭和社区。学术研究侧重于女性在经济体制下的劳动角色,家庭结构和社区之关系[4]。该系提供的研究生层次的必修课程有:《女性学研究方法Ⅰ》(3学分)、《女性学研究方法Ⅱ》(3学分)、《女性主义教学论》(3学分)、《指导性教学》(3学分)、《女性主义理论和女性运动:派别》(3学分)、《女性学讨论会》(1学分)、《硕士论文研究考察》(1-6学分)、《博士论文研究考察》(1-8学分)。申请女性学博士学位项目的学生主要有两类:一类是已经取得学士学位的学生,被要求修习至少51个学分,包括学位论文研究的学分;另一类是取得硕士学位或取得女性学研究生证书的学生,被要求修习至少21个学分,包括学位论文研究学分。该系还提供研究生证书项目。学生需要取得18个学分,其中三门课(9学分)是本系的必修课程。另外9个学分可选修其他系开设的课程,但须经过女性学系导师的认可。获得证书表明学生已经在女性学中修满了足够的学分,可为学生进入马里兰大学的其他研究生学位项目提供证明。
三、以“机构设置—人才培养—课程建设”的互动推动学科化发展
在美国,女性学这个跨学科的新兴学术领域作为高等教育中一个新的增长点而建立起来,并以相对独立的学科性质纳入美国高等教育体系。尽管女性学从最初产生到现在的成熟发展,始终都伴随着学术界内外的一些争论和分歧:如对女性学学科性质、女性学的存在价值、对女性学跨学科地位以及研究对象的质疑和批评等等。但在现实中女性学已经被纳入了高等学校的学科体系。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美国女性学研究机构、女性学人才培养、女性学课程和女性学学科之间的关系表现为以下几个特征:其一,机构设置从依赖到独立。女性学发展历程表现为从依托其他学科研究建立女性学研究核心小组,到建立一些独立的女性学系所、女性学中心。机构是人才培养和学科建设的平台,对女性学学科化发展起着组织保障;其二,人才培养品种多样。不仅有本科、硕士和博士三级学位培养层次,也有主修、辅修形式,还有文凭类和证书类等不同类型女性学人才的培养。其三,课程发展多样化。从最初在其他学科领域开设少量的女性学课程,到现在全美女性学教学机构每年开设3万多门,包括主修、辅修、学位课程等[6]。其四,学位点逐步增加。从最初个别女性学机构设有学位点,尤其是本科学位点,到目前美国有33个专门的女性学博士点及65个硕士点[7],有些高校还设置了女性学专业的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三种学历层次的培养体系。这充分说明女性学作为一门学科发展迅速,与其他学科具有同等的地位,有其存在的价值,逐渐得到主流学界的认可和尊重,并随着人们对女性学认识的深入而不断发展成熟。
四、对我国女性学学科建设的几点启示
首先,美国女性学学科建设机制化过程受到女权运动的推动,并表现为一个自下而上地发展过程。这既与美国学术体制的运作方式有着密切关系,也与美国的政治体制、人们的价值观念有着内在的一致性。中国的情况则完全不同,中国女性学学科的发展更多地表现为一种自上而下的一种推动,在中国目前的学术体制和政治体制下,这种自上而下的推动有着十分合理的理由和必要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