遗产管理论文范文1
张祖群（1980―），男，湖北应城人，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工商管理学院旅游管理系副教授、中国科学院博士后、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旅游管理与遗产旅游。
基金项目：本研究受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12CJY088）、2011年度北京市属高等学校人才强教深化计划中青年骨干人才资助（PHR201108319）、国家教师科研基金“十一五”教育科研规划2009年度重点课题（CTF090038）、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10BGL049）、北京市高等教育学会“十二五”高等教育科学研究规划课题 （BG125YB012）资助。
【摘要】我国和西欧国家在遗产管理方面差距很大，需要合理借鉴，化解遗产保护与利用的文化悖论，加强遗产的技术管理与精细化管理，“尊重古人，服务今人”。本文从组织结构、权力配置、法律法规、经费筹集、公民参与、经营机制等6个方面对中国与欧洲文化遗产管理体制进行对比分析，得出结论：第一，在遗产管理的模式上，西方国家更强调“科学”和“理性”，中国自古注重人与人的协调和统一，而不是对象本身的垂直管理。第二，在修护和保护方式上，西方国家在维护遗产古迹方面注重遗产的原真性、完整性、可持续性等，中国在维护遗产古迹时的原则是“修旧如旧，维持原貌”，但相关部门、行业、政府往往合谋拆旧建新。
【关键词】文化遗产；管理体制；文化悖论
一、引文
本文试图从文化遗产的组织结构、权力配置、法律法规、经费筹集、公民参与、经营机制六个视角对比分析，分析我国和西欧国家在遗产管理和保护方面的差距。鉴于我国现阶段的国情不同，直接照搬西欧国家的遗产管理模式和制度，是行不通的。真正要做的，是借鉴发达国家遗产管理的先进经验，并将其管理经验与我国历史传统、现实土壤结合起来，特别是根据我国具体的遗产国情和转型时期社会经济环境，积极探索适合中国现阶段与长远发展的不同遗产管理模式和制度，改善我国文化遗产的管理模式，改变“十八龙治水，浑水摸鱼”的混乱局面，化解遗产保护与利用悖论，加强遗产的技术管理与精细化管理，最后“尊重古人，服务今人”，这才是我国文化遗产管理改革的关键所在。
二、中国与欧洲文化遗产管理体制分析
（一）比较视角一：组织结构
西欧国家在文化遗产组织结构上表现为：不同层次的管理都只设一个行政主管部门，其他相关部门在自身职责范围内协助与监督该主管部门工作。这样就从体系上避免了在行政管理过程中因存在两或多个主管部门而造成的互相扯皮、推诿、职责不清的状况，符合了亨利.法约尔的统一命令、统一指挥的管理原则。中国在文化遗产组织结构上表现为：中国目前文化遗产分别由相应的职能部门，即建设部、文物局共同管理。这些职能部门从中央到地方形成完整的垂直序列，各自依法律和部门政策对遗产地资源进行管理，形成“条”的组织格局，地方政府设立管理机构并规定设在景区内的所有单位都应服从管理机构的统一管理[1]。
西欧国家的组织结构更有利于管理，意大利在行政上的划分同我国有相似之处，行政区划如同我国的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但是，在对待文化遗产问题上，意大利始终强调保护和管理文化遗产是中央政府的职责，在管理体制上的突出特点是实行中央政府垂直管理制度。自1870年统一建国以来，意大利一致奉行这种垂直管理的制度，使得所有文化遗产统一由中央政府行使管理权，地方政府不得任意干预管理[2]。这种统一管理的制度，有其优越性。因为地方政府在考虑本区域的经济发展中难以摆正经济发展和文化遗产保护的关系。这个问题在我国的遗产管理和保护方面体现得很明显。笔者曾经分析梁思成、林徽因故居拆迁问题，北京为了加快城市建设步伐，位于老城区的一些胡同面临被拆除的命运，其中就包括梁思成、林徽因故居在内的众多名人故居。到底是选择经济的短暂繁荣与官员业绩，还是选择牺牲长久的经济利益、保存修缮名人故居，缅怀名人，传承文化精神，这些问题开始浮现。城市建设与经济发展，名人故居保护与遗产传承，两者之间很难找到一个完美的契合点。面对这样的文化悖论，地方政府更倾向于选择前者，学术界更倾向于选择后者。如果有效借鉴意大利这种中央政府垂直管理的制度，那么决策层在做出任何一个拆迁决定之前，会权衡文化因素及经济因素，顾及更多的群众因素，舆论导向等。这一点非常值得我们深思。
（二）比较视角二：权利配置
西欧国家在文化遗产管理上权利配置只有一个领导部门，其他部门只有协作和监督的责任，并不承担管理职权，这样可以避免在遗产遇到困难时各部门相互推卸责任。中国在文化遗产管理上权利配置是文化、城乡规划、旅游、宗教等部门同样拥有对部分文化遗产的管理职权，公安、工商、海关等部门在其职能范围内都承担着相关职责[3]。我国现在多部门共同拥有对文物的管理职能，导致每个部门所追求的目标、利益都不同，不利于遗产管理方式的统一。
我国的遗产管理组织结构和西欧国家有很大区别，西欧国家是典型的直线制，而我国的遗产管理直接涉及到8个部门，分别是文物局、农业部、林业局、海洋局、旅游局、宗教局、国家民委和水利部等，这些部门在各自业务范围内主管文物类、农业类、自然保护区类、海洋水下考古类、A级以上风景区、寺庙道观、民族文化类、水利风景区类等不同类型的自然与文化遗产，各自为政，互有重复；同时我国遗产管理还间接涉及到发展改革委、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财政部、环保部、国土资源部等8个部门。而国家文化部是国家文物局的上级主管部门，指导国家文物局业务工作，同时又负责非物质文化遗产申报、审核等。教育部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与中国政府联系单位。每个部门都拥有对遗产的管理职能，谁都能够管理，条块分割严重。甚至公安、工商、海关等部门在其职能范围内也承担着相关职责（图1）。
早在2004年，九部委就联合了《关于加强我国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管理工作的意见》的通知。通知中提出：①要提高认识，端正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管理工作的指导思想；②强化责任，加强对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管理工作的领导；③加大力度，全面推进世界文化遗产的保护管理工作。但是，在这种水平管理模式下，容易造成部门之间相互推卸责任的情况，同时，每个部门所追求的利益不同，也容易产生矛盾。例如，从旅游业的角度来看，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凡能对旅游者产生吸引力，可以为旅游业所利用的事物和因素都可视为旅游资源[4]。所以国家旅游局看重的是对于挖掘世界文化遗产背后的旅游资源；而国家文物局可能更看重的是对于世界文化遗产的保护，二者之间存在明显的差异，这很容易引起平行各部门之间的矛盾，也会导致国家提出的新政策无法顺利的实施。
图1 我国的遗产管理体制模式简介
（三）比较视角三：法律法规
西欧国家在文化遗产管理上具有统一性的全国性的法律、法规，且法律法规比较健全。就英国而言，关于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法律就有很多，主要有： 1882年的《古迹保护法》，1913年的《古建筑加固和改善法》，1933年的《城市环境法》，1944年的《城乡规划法》，1953年的《古建筑及古迹法》，1962年的《城市生活环境质量法》、《地方政府古建筑法》，1967年的《城市文明法》及1990年的《登录建筑和保护区规划法》。这些法律法规，使得文化遗产的管理和保护有了根本性依据。
中国在文化遗产管理上缺乏相应的法律法规，使得我国文化遗产的保护没有法律依据。我国诸多专门针对世界文化遗产的法规、规章大多只停留在政策性层面，且多以国务院及其部委或地方政府制定颁布的“指示、办法、规定、通知”等文件形式出现，严格意义上的法律法规很少[5]。没有相关的法律体系对管理制度、机构设置、各方面责任与义务进行明确，也没有相关法规对保护运行过程中具体管理操作所涉及的法律问题予以规定[6]。再加上我国文化遗产管理结构的混乱，使得文化遗产的保护和管理工作无法顺利有效地进行。
遗产管理制度的问题归根结底就是法律法规问题，法律是管理的基础，有了法律作为保证，再加上一个合适的遗产管理制度，才能促进我国遗产管理和保护事业的发展。英国的法律很明确的体现了国家对于保护文化遗产的坚决性，我国在制定相关法律法规的时候，也应该向公众传达政府保护文化遗产的决心和态度。同时，法律法规也应该明确遗产管理的程序，以及国家、地方及民间团体的各自职责与相互关系，还要对资金的来源、经营内容等进行详细的规定。这样就不会存在像名人故居在没有被批准的情况下被拆除的事件发生，也不会存在遗产机构滥用、挪用资金的现象。
（四）比较视角四：资金筹集
西欧国家在文化遗产管理上资金来源渠道的多样化。资金筹措方式，如减免税收，贷款、公用事业拨款、发行奖券、自筹资金等形式。遗产单位保护资金既包括传统上来自公共财政的资助和税赋优惠，还包括来自私人（基金会、企业、家庭或个人）的投入、资助与捐赠，其中也包括通过发行来募集资金，而我国用于文化遗产管理和保护的资金多来源于财政拨款，过分依赖一种资金来源途径，有很大风险。国家和地方的财政拨款是需要经过预算的，像医疗、教育等方面都需要财政拨款，所以一旦政府加大了对于某一方面财政支持力度，那么对于文化遗产和管理的经费投入就会减少，这样一来，就会导致遗产保护工作的停滞。而西欧国家实行的多渠道资金筹措方式，则更为保险。一条筹措资金的渠道出现问题，还有其他方式，不会造成遗产管理和保护的停滞。所以，我国的当务之急是寻找合适的募集资金的新渠道，摆脱对于国家和地方财政拨款的依赖。这样才能推动遗产保护事业发展。
中国在文化遗产管理上，从资金来源上看，渠道比较单一，除获得上级政府预算投资以外，遗产机构的主要收入是门票收入，但是门票收入大都用来保障日常管理。用于遗产保护和管理的费用基本上由各级政府财政拨款支付，费用支出远远大于政府拨款[8]。由于我国文化遗产数量多、级别不一，仅仅靠国家和各级地方政府的财政拨款难以满足遗产管理和保护的需要。需要多渠道筹集资金，实行分类别、多样化的融资、收入模式。
（五）比较视角五：公民参与
西欧国家文化遗产管理在公民参与上，善于调动民间和私人积极性参与文化遗产管理。将公众利益、公众服务置于遗产管理工作的关键地位，已成为西欧国家文化遗产管理的重要特点。笔者在欧洲考察期间，见到一些城市博物馆主体游客都是社区居民，居民义务讲解，参观者在其中培育与社区、家乡、民族、国家的感情。他们公民参与积极性高，以博物馆为荣，将博物馆的精神传承给了下一代和其他民众。
真正健全的遗产管理体系的形成，依赖于公众对于遗产的保护意识和监督机制的完善。在发达国家，相关法律法规支持公众参与到文化遗产保护的各个方面，所以，在欧洲，可以看到各种民间遗产组织、公众活动、社会团体，正是因为这些团体的存在，使得民间自发的保护意识能够通过一定的途径转化为具体的保护参与。积极的公众参与使遗产事业所需的资金与人才得到不断补充，遗产的保护和管理始终处于公众的监督之中[7]。
我国文化遗产管理公民参与文化遗产保护的意识和程度都较差。因为文化遗产数量多，类型丰富，同时限于国情，许多文化遗产都是实行现状保护，只求最低程度的防盗、防雨等，甚至一些遗迹面临被破坏、拆毁的命运。例如，为了城市建设，北京众多胡同、名人故居被拆除，星巴克一度“入侵”故宫，一些高级别单体古建筑出租打造成商业会所；为了修建三峡大坝，壮丽的三峡激流景观不复存在，产生了“高峡出平湖”的新景观。如果更多的公民参与到保护和管理文化遗产之中，那么民众的呼声可能会影响甚至改变相关部门的草率决定，有公民参与的决策会实行更有效文化遗产保护措施。公众的参与，能够起到很好的监督作用。同时需要考虑的是，我国公众对于遗产管理和保护的参与程度不高，这可能与公众的遗产保护意识不足有关，也和我国封闭式的管理制度以及相关政策不完善有关。试想一下，如果在梁思成、林徽因故居拆除问题上，公众能够很好的发挥舆论和监督作用，让有关部门意识到保护故居的重要性，那么梁、林故居可能就会免遭拆除的厄运。
（六）比较视角六：经营机制
西欧国家文化遗产管理的经营机制体现在政府对文化遗产管理的放权，即进行“私化”改革，私化改革的基础是文化遗产经营实行“非营利化”，这种模式无碍于遗产的文化价值，且更有利于文化遗产的保护和管理[8]。本文第一部分分析的内容就是西欧国家的文化遗产经营机制，西欧国家文化遗产经营的核心就是“私化”，基础是“非营利化“，从本文提到的三个案例中也可看出这种“私化”的经营机制在西欧国家的实行是成功的。
中国文化遗产管理体制存在多头管理，各部门追求的目标和利益不同，导致了管理部门之间的相互矛盾[9]。我国的文化遗产经营与西欧国家有着鲜明的对比。中国遗产机构的所有权和经营权都是归国家所有，行政部门对遗产机构进行直接管理，有的遗产机构本身也是行政机构[10]。文化遗产名义上归国家所有，遗产管理机构并不掌握遗产资源的产权（如土地权、林权等），而只有对资源的部分管理权。这样导致了遗产管理结构对自身的定位不明确，不知道应该定位于“非盈利的”遗产管理部门还是“盈利性”的遗产管理组织。定位的不明确，会导致管理责任的不明确而且这种政企合一的模式，也不利于文化遗产的管理与保护。
将以上所述内容汇总如表1所示。
三、总结
第一，在遗产管理的模式上，西方国家更强调“科学”和“理性”，西方国家在工业革命进程中开创了相对独立的遗产管理制度、体系，遗产多由某一部级政府部门直接管辖，或将管理权交由某一机构管理。大多由一个专门上级部门统筹协调，化解保护与开发悖论。例如美国的直属于内务部国家公园管理局的国家公园体系；意大利的中央政府垂直管理制度；英国的中介机构模式等。中国自古注重人与人的协调和统一，而不是对象本身的垂直管理，这使得中国的遗产管理以一种“多部门协调”的方式进行，最后“十八龙治水”，越搅越混。由于经济利益的驱使和相关责任的交叉、行政分割等，使得中国文化遗产管理的多个部门管理、人为管理 、重复管理、最后出了事情谁都不管理。
第二，在修护和保护方式上，西方国家在维护遗产古迹注重遗产的原真性、完整性、可持续性等，这充分体现了西方科学管理、尊重历史传统的思想。在日常的维护过程中，西方国家利用严谨的数据测量、技术分析等方式对遗产进行严格的保护，修缮，维修，谨慎性地重建等。针对不同的遗产对象，采取精细化的遗产保护技术方式。中国在维护遗产古迹时的原则是“修旧如旧，维持原貌”，往往将遗产本体与遗产环境割裂。甚至在旅游开发的商业驱动之下，拆了原真的“旧古董”，大量仿造和重建“新古董”，这不仅破坏了遗产本身所承载的历史和文化，而且使之成为了旅游开放商、地方政府追逐现实利益的工具，最后还要将这种污名强扣在“旅游管理”的头上。其实不是旅游管理本身拆旧建新，而是其他部门、行业、政府合谋拆旧建新，最后给“旅游管理”戴了一顶破坏文化遗产的坏帽子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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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产管理论文范文2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旅游文化小镇；旅游资源；3+X”风险规避
一、引言
自从我国旅游业推出文化旅游项目以来，旅游文化小镇已经成为各地旅游建设的一个亮点，当非物质文化遗产进旅游景区时，为防止出现风险和影响其安全（实质是原真性保护）性而采取风险监测、预警、分析和评估等措施，全面掌控非物质文化进旅游景区的安全局面，有效规避风险，实现旅游景区经济效益最大化，有效地拓展旅游市场，为做大做强旅游经济，大幅度增加旅游经济收入都将发挥重要作用。
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旅游文化小镇规划设计现状分析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现状分析
非物质文化遗产进旅游景区是旅游事业发展的需要，但时刻不能松懈对其开展必要的保护工作，专家们提出了“生产性保护”等具有建设意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对策。
1.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
2010年12月，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王筱云受文化部非遗司委托，主持完成《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现状及扶持政策调研报告》，通过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传统技艺、美术类等项目生产性保护现状开展了调查研究工作，提出了可行性对策建议。（1）生产性保护理论生产性保护理论的提出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安全地进入旅游景区提供了理论依据。以吕品田等一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专家、学者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进行了研究，特别是对传统技艺和美术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理论进行了深入地研究，进一步诠释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理论内涵，对厘清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理论的理念、范围、原则、作用和意义发挥了重要作用。（2）生产性保护内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旅游景区一般可分为表演、展示和展出三大类，其中就包括传统技艺、传统美术、传统医药等生产性保护内容。根据我国旅游事业发展的需要，在推进城镇化建设进程中将旅游文化小镇规划设计过程中融入非物质文化遗产内容十分重要，为确保非物质文化遗产安全进入旅游景区，采取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就是目前得到普遍认可的保护性措施之一。
2.非物质文化遗产抢救性保护
根据《国务院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面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存在消失危险，有关文化管理及保护部门，必须投入足够的人力和物力及时研究抢救性保护对策，才能确保面临消失危险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做到原真性保存下来，并保证能够得到有效地传承和发展。非物质文化遗产抢救性保护是指那些面临消亡状态的民间文学、作品、项目、形态及传承人采取行之有效的措施，将其活的生存及传播状态全方位记录下来，创造出适合它们长久生存的环境和条件。以山东省为例：全省共有17市138县创新“村报普查线索、乡点项目、县做规范文本、市整体收集、省全面保存”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抢救工作流程和普查方法，取得一系列重要成果如下表所示。
3.非物质文化遗产整体性保护
非物质文化遗产整体性保护符合抢救性保护的原则，是借鉴非物质文化遗产学术研究成果及具体保护实践经验的结果，来源于人类学、民俗学等学科所含整体论的思想，包括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本源、环境和相关人群等要素。在当今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具体表现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完整性、系统性、全局性保护。
4.非物质文化遗产生态性保护
非物质文化遗产生态保护是一种富有创新的保护模式，针对仍具“活态”生命力强健的项目采取相应保护措施，以便其“活态”项目有效传承和延续，在我国全面推动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使得非物质文化遗产生态性保护落到实处。
（二）旅游文化小镇规划现状分析
近年来，随着我国文化旅游飞速发展，旅游文化小镇以整合文化旅游等元素为特征迎来空前发展机遇。集文化、休闲性和娱乐等为一体的旅游模式成为当前旅游业最受人们追崇的外出旅游的形式。因此凸显当地传统文化元素的旅游文化小镇建设就成为必然，将非物质文化遗产融入旅游文化小镇规划设计也是发展旅游事业的必然趋势。文化旅游是继休闲、观光、度假等传统旅游项目增添的又一崭新的旅游项目。目前，能够为游客提供具备厚重历史传统文化内涵等特性的旅游文化小镇就是适应旅游业发展的产物。旅游文化小镇涵盖文化、休闲、观光、度假、运动等诸多旅游元素，以文化旅游产业为核心，整合一系列相关产业，创建高效的文化旅游产业集群，不仅能促进旅游城市景观、基础设施、文化产业结构、城市就业等方面深刻变革，同时也能对区域经济发展带来积极影响，在规划设计时一定要选择中国的名村（名镇），挖潜其深厚的历史文化内涵，让其成为自身的文化资源，避免旅游文化小镇同质化而注入文化之魂。
三、非遗与旅游文化小镇规划设计“3+X”风险规避
（一）非遗与旅游文化小镇规划设计
为提升区域旅游经济发展效益，取得文化旅游小镇规划设计建设工作的成功，地点的选择十分重要。在实际工作中，要特别注意选择文化底蕴深厚的中国历史文化名村（名镇）为基础，以江西省为例，拥有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江西省已经公布了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见下表所示：从述表中所显示的数据表明江西省有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旅游文化小镇规划设计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旅游景区的开发形式；其次是舞台表演形式；第三是现场体验形式；第四是开展活动形式；第五是商品展销形式；第六是宣传展览形式；第七是非物质文化遗产进景区具体项目和相关文化产品。主要推进措施：措施之一是提供支撑平台，旅游文化小镇规划设计项目中，要全方位筹集资金，争取政府等多方支持，搭建旅游文化小镇整体硬件支撑平台，构建科学地配套基础工程设施和后勤服务保障体系；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单位也要为其项目进旅游景区安全提供保障。措施之二是旅游文化小镇管理层必须组织力量深入挖潜、开发和利用中国历史文化名村所传承下来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通过生产性保护形式制造出旅游产品、演艺节目等。措施之三是各级旅游管理部门要将旅游文化小镇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旅游文化小镇亮点，通过多种渠道强力推广，使其成为延续和传播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途径。措施之四是积极探索旅游文化小镇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开发利用的形式和途径，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融入旅游景区并形成良性互动、利益共享、互惠互赢的新格局。
（二）“3+X”风险规避
1.“3+X”风险规避理论概述
“3+X”风险管理理论基础是现代风险管理理论，现代风险理论正式被世人接受是基于梅尔，赫奇的著述《企业的风险管理》和威廉姆斯的著作《风险管理与保险》的面世。风险理论的发展历经了传统风险管理、金融管理、内容控制和企业风险管理理论等过程，经过多种整合和多年发展搭建了企业风险管理整合框架，早已成为美国、英国、日本等发达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开发利用的有效管理手段，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强有力的保护已是不争的事实。现代风险管理理论包括风险监测、风险分析与风险评估三个体系。“3+X”风险规避理论将非物质文化遗产进旅游景区的安全保护措施得以强化，作为一门新兴较为先进的管理学理论，是建立在《企业的风险管理》基础上，逐步得到发展和完善。非物质文化遗产进旅游景区的安全保护管理引进上述理论无疑是一种良好的选择，在具体实践过程中通过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旅游景区风险监测、分析、评估、识别和衡量，从而采取有效预防措施，实现风险规避。
2.“3+X”风险规避主要内容
“3+X”风险规避的目标实现，必须实现风险的的监测、分析、评估、识别、衡量并达到风险规避目的，为最终决策提供可靠的理论支撑。其中监测是识别的基础，分析是识别的关键，评估是风险管理和决策的重要依据。采用“3+X”风险规避理论，首先必须对其机理有比较深入地了解，其中3代表风险监测、分析和评估而X则表示风险预警、防范和补救等措施。该研究成果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旅游文化小镇规划设计实践中可用于规避可能存在的可预见性或可能隐藏的各种风险，并能针对上述情况及时采取有效措施确保非物质文化产遗产进入旅游景区不仅能得到有效保护，而且能有效地开发利用，发挥最大的旅游经济效益，最终达到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强有力的保护的同时实现经济效益最大化。
3.“3+X”风险规避研究涵盖范围
“3+X”风险规避研究涵盖范围：一方面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有效利用是旅游文化小镇规划设计中的重要内容，也是旅游文化小镇经济发展的源泉。另一方面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有效开发利用在旅游文化小镇规划设计中必须考虑其存在风险。因此，“3+X”风险规避理论从风险监测、分析、评估、预警、防范和采取有效的补救措施等进行充分论证，最终提出科学地可行性工作方案用于指导实践，实现的旅游文化小镇经济效益最大化目标。我国各级政府都十分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安全进入旅游景区工作，成功的旅游文化小镇规划设计与当地非物质文化遗产关系十分密切，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旅游文化小镇的文化魂，为了科学地解决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开发利用的矛盾，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在旅游文化小镇规划设计中风险规避问题研究显得尤其重要。因此，选择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旅游文化小镇规划设计“3+X”风险规避，其目的是通过非物质文化遗产进景区可能产生的各种风险进行识别和评估后划分出相应危险等级，积极寻找应对策略，消除不安全因素，将其存在的一系列不利的影响因素降到最抵点，就是要发挥其在旅游文化小镇中最大经济效益的同时将风险降到最低。
4.“3+X”风险规避具体实施
“3+X”风险规避的具体实施，其核心内容可分为方面，一方面要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旅游小镇规划设计可能存在的风险点进行分析。另一方面要对“3+X”风险规避模式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旅游小镇规划设计的影响进行研究。（1）采用通常使用的风险评估手段来评定风险等级，风险评估手段的采用是指在风险发生前后对人们的生命、生活及财产造成的损失，量化评估风险的工作。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旅游小镇规划设计中所包括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进景区过程中，可以采用上述风险产生危害程度和概率依据相应的风险管理理论进行等级划分，一般情况下可划分为蓝、黄和红三个级别。（2）规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旅游小镇规划设计来实现风险控制。要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旅游小镇规划设计关系研究，从中寻找出存在的有机联系，建立相互促进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旅游小镇规划设计机制，共同监督其有效运行，保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旅游小镇规划设计科学合理。（3）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旅游小镇规划设计“3+X”风险规避：查找风险评定风险等级，采取有效措施应对风险发生，避免过程风险发生，探索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旅游小镇规划设计“3+X”风险规避途径。非物质文化遗产风险监测、分析、评估及规避一览表：根据风险对后果的影响程度大小可以设定风险点相对小的为蓝色等级，该风险对后果不会造成太大的危险，主要体现在风险性质为不符合管理规范。风险应对策略：建立部门联系制度，加大经费的投入，完善软硬件条件，加强管理人员的培训工作提升综合素质。根据风险对后果的影响较为严重的划为黄色等级，主要体现在风险性质是违反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原则。风险应对策略：严格制定有有效的管理制度，强化岗位工作人员履行职责的力度，严格工作程序，建立严格的考核监督机制。根据风险对后果影响为严重的划为红色等级，主要体现在风险性质是产生了严重的违纪违规后果为严重，风险性质为违反相关法律、法规及相关条款。风险应对策略：从抓管理人员法律、法规及相关条款的教育工作，对管理人员违法违纪者必须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三、结语
非物质文化遗产进旅游景区要慎重，因为存在影响非物质文化遗产安全隐患，必须时刻保持牢固的风险意识，要在完善“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等工作的前提下，引进先进的“3+X”风险规避理论，从风险监测、分析、评估、预警、防范和采取有效的补救措施来确保非物质文化遗产进旅游景区安全性、可靠性和必要性。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旅游小镇规划设计有机融合，促进旅游文化小镇经济腾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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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产管理论文范文3
关键词：
中国；遗产旅游；研究进展；结论与评述
中图分类号：
F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13）12000503
截至2012年，经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审核被批准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中国的世界遗产共有43项，其中自然遗产9项，文化遗产30项，双重遗产4项。“申遗”也越来越受到政府、学者及社会大众的广泛关注。然而，近年来，遗产旅游的发展也引起了一系列的问题，关于遗产旅游开发与保护的关系，引发了学术界的广泛争论。国外对遗产产业的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刘庆余等，2005），其关于遗产旅游的研究较为成熟，研究内容全面，研究视角多样，定性与定量研究方法相结合，以案例研究为支撑，保障实证研究的可靠性和准确性。我国在1985年加入世界遗产组织之后，开始对遗产进行研究。遗产与旅游业结合在一起，但人们对遗产旅游的概念还很陌生。直到1999年，王大悟在诠释生态旅游和遗产旅游概念的时候，首次提出了遗产旅游的概念，他指出，遗产旅游囊括了人文遗产资源和自然遗产资源两个方面，并且包含了生态旅游概念。此后，我国的遗产旅游研究逐渐展开。与国外相比，我国的遗产旅游研究起步较晚，伴随着遗产旅游业的发展逐步进行，研究紧密追踪实践，研究内容较为集中，冷热不均，实证研究不够准确、深入、科学。本文将对近年来国内遗产旅游的研究进行归纳总结，并在此基础上进行评述，为下一步的研究及我国遗产旅游的发展提供一些建议及思考。
1我国遗产旅游研究综述
1.1遗产旅游基本理论研究
1.1.1遗产旅游的概念
遗产旅游的概念，在国内外是有争论的。由于国内外众多学者研究视角、研究方法存在差异，因此研究内容也不尽相同。对于遗产旅游的概念研究，国外学者对于遗产旅游囊括的自然遗产和人文遗产存在争论，他们对遗产旅游概念的界定主要是从其文化属性方面，而我国学者的定义更多的是倾向于对遗产旅游的解释性说明和保护开发。谢朝武（2003）认为，文化遗产旅游是以文物、古迹等人类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的物质遗存作为主体旅游吸引物的旅游形式。邓明艳（2005）认为对世界遗产旅游的定义要考虑到旅游者的动机和旅游吸引物，她将世界遗产旅游定义为：以世界遗产为吸引物，到遗产地去欣赏世界遗产的景色、体验或学习世界遗产文化的旅游活动。罗佳明（2004）从概念内涵上分析了遗产旅游与一般旅游的区别：遗产是历史保存下来的，不是为旅游者而建的；遗产旅游仅仅是实现遗产价值的一种形式，而不是全部；遗产旅游是一种高品位的回归自然和历史的旅游。刘庆余等（2008）从供给和需求两个角度将遗产旅游定义为：以遗产资源（目前主要是世界级遗产）为旅游吸引物，到遗产所在地去欣赏遗产景观，体验遗产文化氛围的一种特定形式的旅游活动，使旅游者获得一种文化上的体验。王镜（2011）认为遗产旅游概念的内涵是旅游者从事遗产的观赏、审美、体验、学习和愉悦等旅游体验活动，这些旅游体验活动与遗产文化有关，是对遗产文化价值和内涵的体验。关于遗产旅游的概念，已经被人们普遍接受的是“关注我们所继承的，一切能够反映这种继承的物质与现象一一从历史建筑到艺术工艺、优美的风景等的一种旅游活动（黄亮，2006）”。
1.1.2遗产旅游的环境影响
近年来，旅游对遗产地环境、生态的影响已经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问题，也成为众多的专家学者研究的热点。国内对遗产旅游的环境影响主要集中在对遗产地旅游环境容量的研究。遗产地旅游环境容量研究可以说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一方面它可以作为遗产地的保护、规划、管理的有力工具，另一方面亦保证了旅游者在遗产地的体验质量。崔凤军（1997）采取静态模型研究方法，对泰山主景区的旅游环境承载力作出了系统测算，揭示了其时空分异规律，剖析了旅游环境承载力资源的利用强度，提出了旅游调控策略。章小平（2007）从生态容量、资源容量和地域社会容量三个视角对九寨沟的环境容量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和研究，并对九寨沟旅游环境容量进行了定量分析，最终得出一系列具有借鉴与参考价值的结论。张钦凯（2010）通过对制约石窟类景区容量的要素进行分析，提出了影响石窟旅游环境容量的各项因子以及使用权重分配法来确定最终容量的思路。
1.2遗产旅游地研究
1.2.1遗产地的旅游资源及其保护利用研究
探索遗产地旅游资源，分析、评价、确定、调整它的利用方式及方法，是遗产旅游基础性、关键性的工作，也是遗产地发展旅游业的核心问题。崔凤军（1999）在论述泰山宗教文化特征的基础上，对泰山的旅游资源进行了分析，并概括了其宗教旅游特征，提出了不同主题的旅游开发策略；吴有训（2002）在历史资料的基础上，分析了黄山冬季旅游气候资源，提出了发展冬季旅游的建议；胡善凤（2002）分析了黄山旅游资源存在的问题及隐患，对黄山旅游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提出了新的观点和措施；陶建军（2009）对湖南省衡山和雪峰山旅游气候资源的深度开发利用的研究；万寿宫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开发研究（李星，2011）；武当山遗产旅游开发中存在的问题的研究（颜丽丽，2010）。总之，这些都是在对遗产地旅游资源分析、评价的基础上提出的保护与开发策略。
1.2.2遗产地旅游生命周期研究
对遗产地生命周期的研究，有助于掌握遗产地旅游规律，了解市场需求，从而采取必要的措施，延长遗产地旅游生命周期，实现遗产旅游业可持续发展。世界遗产地作为一种特殊的旅游地，其生命周期存在着自身特有的规律。近年来，遗产旅游业逐渐兴起，许多学者越来越关注于遗产地旅游生命周期的研究。
杨效忠等人（2004）以普陀山为例，探讨旅游地生命周期与产品结构的演化关系。孙根年等（2007）以秦俑馆为例，对其旅游生命周期与结构变化进行研究，发现秦俑馆入境旅游呈波浪式的“扇贝型”增长，国内旅游呈“主循环—再循环”模式，两者的生命周期呈现出不同模式。丁健（2000）等对建水燕子洞的旅游生命周期进行研究，将其分为四个阶段，即探查阶段、参与阶段、发展阶段和衰落阶段。他们还分析了影响该洞旅游生命周期的各主要因素，并提出重振建水燕子洞旅游业的对策和建议。程晓丽（2008）以旅游地生命周期理论为指导，对九华山的旅游生命周期进行了分析，分析表明九华山在发展过程中经历了探索阶段、参与阶段。目前正处在发展阶段，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延长其旅游生命周期的具体对策及建议。
1.2.3遗产真实性问题研究
发展遗产旅游，利于筹集遗产保护资金，强化遗产保护意识，然而，遗产作为旅游产品，必然被商业化以适应市场需求。在实践中，遗产地发展旅游导致过度商业化的现象非常普遍，其中比较典型的是五类问题：遗产地“改名风”、“为遗产地命名”、“在遗产地建设旅游设施”、“在遗产地进行旅游展示，在讲解中以大同小异、似是而非的传说和神话，代替基于文化、历史、科学的介绍”，以及“基于经济利益的遗产产品复制”（徐嵩龄，2003）。遗产的过度商业化进而损害了遗产的真实性。原真性对于遗产具有重要意义，体现遗产历史文化价值的本质属性（阮仪三，林林，2003）。许多研究者指出原真性能够提升遗产旅游的品质，同时，原真性是把遗产和旅游联系起来的关键点。原真性对于遗产旅游具有两方面的作用：作为推力，对于个人的遗产消费决策很重要；作为拉力，对于遗产目的地的吸引力很重要（陈勇，2005）。追求事物的原真性是旅游活动的天性，是旅游者的基本和共同的偏好（徐嵩龄，2008）。然而，我国遗产地在原真性的建设方面存在一些问题。徐红罡等（2012）以西递宏村为例，从“原真性”实践反思中国遗产保护，指出：由于政府本身的角色和身份的影响，原真性理解和执行受到了其角色的限制，是一种高速经济增长和满足各级部门保护要求的目标纯粹、手段单一的方案，完全缺乏了对居民的声音的考虑以及在历史进程中对遗产的更全面理解。
1.2.4可持续发展与科学发展观研究
在自然遗产的可持续研究方面，骆培聪（1997）以武夷山国家风景名胜区为研究区域，对该区的旅游环境容量进行定量分析，找出存在的问题，并提出解决这些问题的对策。彭翔（1999）指出了旅游业对武陵源风景名胜区的环境影响及成因。徐嵩龄（2002）对黄山的管理模式进行了系统的分析与评价，并提出了对策与建议。全华（2003）通过实地监测并全面分析武陵源风景名胜区环境演变趋势，证实了景区生态环境中的关键影响因子和最脆弱的环境因子。
在世界文化遗产的可持续旅游发展方面，陈峰云等（2007）以平遥古城为例，系统总结了古城旅游业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探析了这对矛盾产生的主要原因，提出了解决问题的思路和对策。卢松等（2005）以“世界文化遗产—西递宏村”为对象，在旅游环境容量静态模型的基础上，对西递景区旅游环境容量状态展开分析，计算了西递景区不同季节旅游环境容量值，最后提出了古村落旅游环境容量调控的基本对策。保继刚（1987）对“世界文化遗产—颐和园”的旅游环境容量进行了探讨。翟向坤等（2009）对北京“世界遗产”旅游的现状、问题及原因进行了分析，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建议与对策。
1.3遗产旅游管理研究
1.3.1经营管理模式及体制研究
“世界遗产”的市场化经营主要集中于上市公司经营和股份制企业经营两种模式（孟华，2005）。两种经营模式的实质是产权的改变，二者均是所有权与经营权完全分离，保护权与开发权或完全分离或不完全分离。正因为如此，引起了产权问题的争论。经营管理改革的争论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是主张移植美国的国家公园管理体制；另一种是提出遗产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徐嵩龄，2003）。朱建安（2004）指出：国家公园管理模式在我国缺乏实施的财政、行政管理和法治条件，所以说第一种模式不具有现实可行性。王兴斌（2002）提出遗产所有权、管理权、经营权、监护权分离与制衡（简称“四权分离与制衡”）。然而，徐嵩龄（2003）认为“四权分离”是不恰当的，对遗产价值、遗产保护和管理标准、遗产事业使命缺乏完整而准确的理解。他进一步提出了中国遗产旅游业制度建设上的“中国特色”。
1.3.2利益主体研究
李凡等（2007）以广东省大旗头古村为例，应用利益主体理论，在对利益主体调研的基础上，将古村落各利益主体之间的关系划分为密切型、中间型和疏远型3种。张伟和吴必虎（2002）将利益主体理论应用到乐山市旅游发展战略规划过程中，并对不同利益主体的旅游意识和利益表达进行了定性与定量分析。苏明明（2012）以慕田峪长城为例，研究了当地遗产保护、旅游管理与社区参与的关系，指出社区参与管理的重要性。黄昆讨论了景区利益主体的含义，探讨了各利益主体对景区环境管理的影响，提出各方要共同参与景区环境管理。周年兴等（2005）以武陵源风景名胜区总体规划为例，列出了风景区规划所涉及的相关利益主体，运用相关关系矩阵分析了他们之间利益关系，最后确定了主要的利益主体之间的关系，并进行了规划和行动决策。
1.4遗产旅游者体验研究
作为体验时代的遗产旅游，是遗产保护、利用和遗产文化传播的重要方式，实现高水平的遗产旅游，实现游客对遗产的观赏、审美、体验、学习并获得愉悦，旅游体验应该也是其中最重要的深层研究内核（王镜，2011）。黄耀丽等（2006）以沙漠旅游为例，从旅游者切身感受的视角出发，通过分析沙漠特色旅游体验的形成机理来认识旅游开发及服务管理中出现的问题，提出了沙漠旅游发展的途径：树立一切从“旅游体验”出发的理念，贯穿于开发规划、产品设计和服务模式之中。罗佳明（2010）探讨了遗产地精神与体验旅游的融合；王镜（2011）在调查了600多名西安市遗产旅游者的基础上，从三个视角对游客的旅游体验进行研究，通过分析发现，遗产旅游者普遍在旅游后产生了“对西安遗产文化了解”的自我评价降低的现象，反映了遗产旅游体验对于重游的特殊要求；张建忠（2012）通过对西安三大遗址公园体验旅游的开发研究，提出了游客对文化遗产旅游体验的两个核心层面：原真性真实与结构性真实。
1.5遗产旅游解说系统的研究
遗产旅游资源具有独特的历史文化价值和科考价值，然而普通游客难以深刻认识和理解这些遗产的重要价值，这就需要在遗产旅游资源和游客之间建立一个有效的旅游解说系统。遗产旅游的发展依赖于旅游解说系统，一个完善有效的解说系统能够提高游客的游览质量，从而增强遗产地的旅游吸引力。
国内对遗产旅游解说系统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主要集中于解说的内涵与功能、解说系统的介绍、解说存在的问题等。作为旅游休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在认识解说的发展历程中，不同的学者对解说形成了不同的理解。陶伟认为解说指的是广泛意义上的对历史、文化和自然现象的“翻译”，以便于观众（如：游客、参与者、任何接触到的人）能够更好的理解和享受。张明珠（2008）认为旅游解说系统是指通过运用沟通媒体帮助游客了解特定信息，达到保护资源、服务和教育的基本功能，从而进一步实现资源、游客、社区和管理部门之间的互动交流。关于解说系统的功能及作用，邓明艳（2010）认为，解说具有扩散旅游客流的功能。陶伟（2009）认为解说是一种重要的遗产保护策略，能够通过影响游客的知识重组和行为意图，帮助达到旅游可持续发展和遗产资源有效保护的双赢目标。闵庆文（2012）指出：“科学性解说”是遗产旅游科学发展不可忽视的一个方面。
2结论与评述
国外关于遗产旅游的研究，关注实践，重视基本理论，研究内容全面，研究视角多样，采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增加了案例研究的实用性和深度。与国外相比，我国在该领域的研究起步较晚，研究紧密追踪实践，研究内容较为集中，冷热不均，实证研究不够准确、深入、科学，因此，还有相当广阔的空间值得我们去研究和探讨，在今后的相关研究中应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一是借鉴相关的理论研究成果，加强基础理论的研究。基础理论的研究应该较为广泛地涉及到遗产旅游的概念定义、系统理论、关系和影响，加强基本理论研究的深度和广度。同时，我们要在此基础上，深入思考，结合我国遗产旅游地实际情况，提出富有创造性的相关遗产理论。借鉴国外研究经验，加强遗产理论思考的深度与广度。
二是实践研究中加强定性与定量研究方法的深化与结合。对于定性研究，研究人员在案例调查的过程中要深入、系统，拓宽定性研究的视野；对于定量研究，研究者应加强在数据来源和分析检验等环节上的严密性；在此基础上，我们要将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紧密结合，做到持续、系统、深入的跟踪研究。
三是加强对遗产旅游者的动机、行为特征、体验等方面的研究。遗产旅游者是遗产旅游的主体，加强对旅游者的研究，有助于旅游把握市场需求。将遗产旅游资源的研究引入到市场化、产品化的方向，适应当前和未来旅游市场的需求，是需要我国遗产旅游实践和理论界共同努力来解决的一个问题。
四是加强对遗产旅游市场营销的研究。目前，国内遗产地旅游营销的研究主要是研究遗产地遗产资源，以后的研究应重视挖掘遗产地的特殊价值，在遗产地的旅游产品属性、利益、价值、个性及旅游群体等方面多开展深入的研究，同时要加强对产品定价、遗产地旅游形象、市场及营销策略的深入研究，促进遗产旅游业健康发展。
五是逐步形成具有我国特色的遗产旅游研究。我国的遗产旅游研究重立法与管理，紧密追踪实践，而国际遗产旅游研究重行业和市场营销的研究特色，相信是不同社会背景和遗产旅游不同发展阶段的产物。应该以发扬特色、积极创新的态度，结合国外遗产旅游研究进展，促进研究与实践的深度结合，并发挥研究的导向作用，逐步形成具有我国特色的遗产旅游研究。
参考文献
[1]谢朝武，郑向敏.关于文化遗产旅游研究的若干思考[J].桂林旅游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3，（2）.
[2]邓明艳.世界遗产旅游基本问题研究[J].乐山师范学院学报，2005.（10）.
[3]罗佳明.中国世界遗产管理体系研究[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
[4]刘庆余等.中国遗产资源的保护与发展[J].中国软科学，2005，（5）.
[5]王镜.基于问卷调查的遗产旅游体验研究[J].技术经济与管理研究，2011，（4）.
遗产管理论文范文4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1～3题。
1985年，中国正式加入《世界遗产公约》。1987年，中国申报的世界遗产项目第一次进入“世界遗产名录”。截至目前，中国共有55处世界遗产，位列世界第一。其中，以37项文化遗产（含文化景观）位居世界第五，仅次于意大利、西班牙、德国和法国；以14项自然遗产位居世界第一；以4项双重遗产与澳大利亚并列世界第一。在遗产总数超过40项、排名前5位的国家中，中国是拥有自然、文化与双重遗产最为均衡的国家。世界遗产预备清单里，中国有58项待提名世界遗产。除这些物质类世界遗产外，中国还有44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定的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和13项世界记忆遗产。这些物质类和非物质类遗产共同构成了中国的世界遗产保护体系。
从宏观来看，凡是人类思维“扫描”过的事物都不可避免地留下文化的印记，这些印记包括精神文化（含非物质文化）和物质文化。其中，物质文化主要包括凝结在物质之中又游离于物质之外、有形可见的文化，含所有的人造物和人类认知的自然物。世界遗产就是物质文化的典型代表，不仅反映一个国家或民族的器物文化，更蕴含着该国家或民族的悠久历史所积淀的制度与精神文化。从这个角度看，世界遗产是一种物化性质的符号，是特定共同体人群赖以表达世界观、价值观和社会情感交流的媒介。即便世界遗产本质上有文化和自然的区别，但不可否认，大多数自然遗产仍寄托着人们某种共通的精神、情感或审美体验，并由此使其价值得到认知，人文与自然和谐交融，二者紧密联系在一起。
文化遗产作为可以在国内外传播，并得到感知和认可的中国文化符号，蕴含了中华民族的精神、观念、理念等重要文化资源。如北京天坛反映的宇宙观；西递、宏村及福建土楼等古村落反映的聚族而居的传统，更是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表现；曲阜三孔见证儒家思想传承发展的历史进程，是传承儒家文化重要的物质载体之一。
纯粹的自然遗产展现了中国丰富多样的地质地貌和壮丽河川。四川大熊猫栖息地、梵净山等为中国特有的珍稀动物提供了绝佳的生存环境；九寨沟、武陵源等是举世罕见的天然名胜奇观；南方地区喀斯特和丹霞地貌见证了中国地质发育与演化的历程，以此形成多样的罕见地貌。至于混合遗产，如以“奇松、怪石、云海、温泉”四绝闻名的黄山，以“秀山、奇峰、幽谷、险壑”享誉中外的武夷山等，都在不同程度上展现出中国特殊和丰富的地质环境及生物资源，并且承载着中国人的情感、信念等，蕴藏着丰厚的传统文化思想。
非物质文化遗产则体现出中华民族在历史悠久的发展过程中形成的技艺、信仰、习俗等可传播传承的非物质文化成果。甘肃的花儿等表演艺术体现出强烈的地域风格和民族特色，是社会文化生活中的艺术瑰宝；经由长久社会实践所形成的信仰和节庆文化——妈祖习俗、端午节和二十四节气等，蕴含独特的民族精神和丰富的文化内涵，一些信仰民俗甚至传播到世界诸多国家和地区，为世界人民所接受并传承至今；活字印刷术、宣纸传统制作等传统技艺，在世界文化传播史上有着无与伦比的意义；传统木结构营造技艺、龙泉青瓷传统烧制技艺等兼具制作性、技能性和艺术性，是世界文化的多样性和人类创造力的见证。
中国现有的13项世界记忆遗产中，无论是记载历史上某一具有重大意义的事件或是记录一些珍贵技艺的档案，如“南京大屠X档案”“清代澳门地方衙门档案”和“近现代苏州丝绸样本档案”“样式雷”建筑图档等，还是记录着古人智慧和文明结晶的文献古籍，如《黄帝内经》《本草纲目》等，不仅是中华民族的记忆，更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具有重要价值。
综上，中国的文化遗产、自然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以及记忆遗产，都是极为重要且不可或缺的文化资源，是国家软实力的载体。
（摘编自蔡礼彬、王晨琳《世界遗产事业的中国担当》）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理解和分析，正确的一项是（3分）
A.截至目前，中国共有55处世界遗产，居世界第一，是拥有自然、文化双重遗产最为均衡的国家。
B.物质文化主要包括凝结在物质之中又游离于物质之外有形可见的文化，含所有人造物和自然物。
C.蕴含了中华民族精神、观念、理念的文化资源，可在国内外传播，是得到感知和认可的中国文化符号。
D.
黄山、武夷山等混合遗产，承载着中国人的情感和信念，蕴藏着丰厚的传统文化思想，也是自然遗产。
2.下列对原文论证的相关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3分）
A.文章第一段通过列举数据，强调了中国世界遗产丰富多样，并在世界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B.文章从中国世界遗产的四个方面分析，阐述中国在世界遗产中的“中国担当”，论述充分。
C.文章在阐释世界遗产的过程中，既举了大量的实例，又进行了分析、评价，显得有理有据。
D.文章观点明确，论述清晰，既有条理，又能做到层层深入，体现了作者分析问题的能力。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3分）
A.中国世界遗产，无论是现有的，还是待提名的，数量上都居世界前列。
B.文化遗产是传承文化的非常重要的物质载体，属于物质文化中的一种。
C.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四种遗产中最能够体现中华民族特色和地域风格的。
D.记忆遗产中记载的重大事件或珍贵技艺档案，值得全人类珍视和保护。
【答案】
1.D【解析】A项，“是拥有自然、文化双重遗产最为均衡的国家”错误。从文章第一段“在遗产总数超过40项、排名前5位的国家中，中国是拥有自然、文化双重遗产最为均衡的国家”可见，选项把范围扩大了。B项，“含所有人造物和自然物”错误，文章第二段“含所有的人造物和人类认知的自然物”可见，选项中“自然物”前的限定词语被去掉了。C项，“蕴含了中华民族精神、观念、理念的文化资源”错误，原文第四段“蕴含了中华民族的精神、观念、理念”的应该是文化遗产，而不是文化资源。
2.D【解析】D项，文章并没有层层深入。
3.C【解析】C项，“最能够体现中华民族特色和地域风格”在原文无根据。
实用类文本阅读
材料一：
人民网北京7月13日电近日，青海可可西里和福建鼓浪屿先后以自然和文化遗产获准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至此，我国世界遗产总数已达到52处，继续保持世界遗产总数领先的地位。蚂蜂窝旅行网近期《2017中国世界遗产探索攻略》显示:可可西里申遗成功当天，旅游热度暴涨了248%;次日鼓浪屿申遗成功，鼓浪屿的旅游热度则增长了16%。“申遗成功客观上促进了当地旅游业的发展，但从长远来看，更重要的意义在于让更多人前往当地深入了解中国的历史文化。”妈蜂窝旅行研究中心负责人冯饶表示，旅游热门和世界遗产其实并不直接挂钩，如土司遗址等与考古、史前文化相关的遗产，并不受到大众旅游市场的广泛欢迎。
中国世界遗产名录分布情况
分类
数量
举例
世界文化遗产
36
明清故宫、拉萨布达拉宫
世界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
4
泰山、峨眉山-乐山大佛
世界自然遗产
12
九寨沟风景名胜区、湖北神农架
（摘编自《2017年中国世界遗产探索攻略：可可西里和鼓浪屿热度暴涨》）
材料二：
世界遗产不只是一地一国的遗产，更属于全人类。所以，保护世界遗产要有大格局，不能求一时一地的商业利益，求的是子孙后代还能从这份宝贵遗产中受益，求的是自然和历史的馈赠不要在我们手中消失。以鼓浪屿为例，它展示了以闽南文化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与外来多元文化，在建筑、技术、因林景观方面能看出广泛而深入的交流和融合。西风东渐、华侨反哺，闽南白话字和早期的汉语拼音在这里传播；中国的现代医学、音乐教育在这里生根；弘一法师、林语堂、马约翰、林巧稚等在这里留下足迹……人类文明交流史，在这个不足两平方公里的小岛上浓墨重彩地演绎。美丽，但是脆弱;珍贵，却又易逝。这正是我们要保护历史文化记忆的原因，也是世界遗产设置的初心所在。
(摘自《人民日报·保护世界遗产应有历史担当》)
材料三：
在世界遗产名录中，文化遗产的数目远多于自然遗产。为此，近年来世界遗产委员会呼吁高度重视自然遗产的申报。在自然遗产管理方面，美国将遗产资源的公益性服务排在其使命的首位。内政部下属的国家公园体系，保护价值一般比较重大，对游客有较多限制；农业部下属的国家森林体系，常分布在国家公园周边，保护价值相对较低，更多地承担旅游功能，大为减轻了国家公园的旅游压力。我国的现状是，即使部级遗产的管理也是以地方政府为主。而地方政府派出的管理部门既管理又经营、政企不分，不同程度地改变了遗产资源的公益性质，从而导致遗产保护难以遏制不当的开发建设趋势。
(摘编自金磊《从遗产日的文化与自然双主题说起》)
材料四：
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张柏: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高速发展的经济建设浪潮，迅猛改变着人类生存的自然环境和人文历史环境的情况下，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倡导的一项具有广泛和深远意义的国际活动。1972年11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巴黎第十七届大会提出并通过了《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联系和促进各国政府和公众在全世界范围内采取合作拯救行动。1985年12月22日，我国正式加入《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国际上成熟的遗产保护工作已有近200年的历史，许多经过大量经验、教训和理论锤炼的原则和方法在我国还尚需了解和理解。目前在历史文化遗产和历史文化名城的业务管理上还存在着交叉现象。历史文化名城的性质就是文化遗产，文化遗产有其自身的规律，在管理上需要进一步明确职能，只有解决好工作中的交叉现象，才能更好地管理和保护世界文化遗产。
(摘编自白英《中国为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而努力》)
4. 下列对材料相关内容的理解，不正确的一项是（ ）
A. 申遗成功客观上促进了当地旅游业的发展，更重要的意义在于让更多人深入了解当地的历史文化。
B. 鼓浪屿展示了中国传统文化与外来多元文化的交流和融合，它美丽珍贵却脆弱易逝，因此，要好好保护。
C. 美国高度重视自然遗产资源的公益性服务，如把国家公园体系和国家森林体系摆在同样重要的地位。
D. 我国加入世界遗产公约较晚，还需了解和理解国际成熟的遗产保护工作的相关原则和方法。
5. 下列对材料相关内容的概括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 目前文化遗产的数目远多于自然遗产，这种情况在中国也很突出，各国应更重视自然遗产的申报。
B. 当今中国的遗产保护难以遏制不当的开发建设趋势，因为政企不分不同程度地改变了遗产资源的公益性质。
C. 只有解决好历史文化遗产和历史文化名城管理上存在的交叉现象，才能管理保护好世界文化遗产。
D. 四则材料都围绕世界遗产进行概括陈述，让读者对申遗意义、怎样管理保护遗产有了基本的了解。
6. 在管理规划和管理体系方面，如何更好地管理保护我国的世界遗产？请结合材料简要概括。
【答案】4.
C
5.
遗产管理论文范文5
今年是《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诞生40周年。纵观1978年以来《世界遗产名录》的变化轨迹，可以看到世界遗产事业发展所走过的道路：从精英阶层的遗产到平民百姓的遗产；从人类征服自然的杰作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产物；从单一文化的代表到文化交流和交融的成果；从单点小规模遗产到跨区域跨国境巨尺度遗产；从古代遗产到现代遗产；从静态遗产到活态遗产。这种发展还反映在全社会对遗产关注点的变化，即：从关注遗产点的时代断代到关注遗产点在整个历史进程中的地位、作用及影响；从关注文化到关注文化与自然的互动；从关注物质遗产到关注物质与非物质遗产共生；从关注物质遗存到关注物质遗存与社会和人的关系；从关注利益相关者的权益到关注全民参与保护、保护惠及民生的实践。这种认识上的发展体现了“以人为本”的精神，也体现出遗产保护与当地社会发展的和谐共进。因此，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确定今年庆祝《公约》诞生40周年的主题为“世界遗产与可持续发展：本地社区的作用”，凸现对遗产与可持续发展及其与社会民众的关注。
世界遗产与可持续发展包括两层含义：一是世界遗产自身的可持续发展，一是世界遗产对人类可持续发展的贡献。
“可持续发展”一词，由世界环境和发展委员会于1987年在《我们共同的未来》一文中提出，指“既满足当代人的需求，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求构成威胁的发展”，体现了代际公平原则。
放眼世界，世界遗产可持续发展的精神见诸于《世界遗产公约》；而《实施世界遗产公约操作指南》进一步明确“保护、保存自然和文化遗产就是对可持续发展的巨大贡献”。2002年在纪念《公约》30周年的《布达佩斯宣言》中提出，应“寻求世界遗产保护与可持续发展的平衡”，以正确处理保护与可持续发展的关系。在《公约》诞生35周年之际，世界遗产委员会决定将“世界遗产战略”从“4C”（可信度／Credibility，保护／Conservation，能力建设／Capacity-buiding，宣传／Communication）上升为“5C”，增加了“社区”（community）概念，强调当地民众对世界遗产及其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
2002年，在关于可持续发展的约翰内斯堡峰会上，确定“文化多样性是可持续发展的第四大支柱”（前三大支柱是社会、环境、经济），而文化遗产是文化多样性的物质体现和存在基础，在发展中扮演重要的精神、知识和情感层面的角色。
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ICOMOS）去年在巴黎召开的第17届大会，通过了《巴黎宣言——遗产作为发展的驱动力》，提出在发展进程中把文化遗产作为人类可持续发展的核心组成部分，强调遗产对可持续发展的价值和作用。而《国际文化旅游》、《文化线路》以及《关于文化遗产地的阐释与展示》，为正确处理保护与发展的关系提出了指导意见。
概括起来，世界文化遗产是珍贵的不可再生资源，可以作为人类社会发展的精神、文化、社会和经济资本，是社会、环境、经济和文化多样性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支撑。保护好文化遗产，使之永续传承，是谋求可持续发展的基础。
中国世界文化遗产发展状况
中国的世界遗产事业虽起步较晚，但发展迅速。从1985年加入《世界遗产公约》，1987年拥有第一批世界遗产，到现在共有43处世界遗产，其中文化遗产30处，自然遗产9处，文化和自然双遗产4处。
中国世界文化遗产的特点：一是种类丰富，包括了《世界遗产公约》规定的所有类型。二是分布地域广，分布在平原、山区、沙漠、海岛、高原。三是时间跨度大。四是文化多元。有汉文化为主导的遗产地，还有少数民族文化的代表。
中国政府始终重视世界文化遗产的保护，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一）健全法律体系
为切实履行《世界遗产公约》的责任和义务，2006年出台了《长城保护条例》，这是中国首次就单项文化遗产颁布的专项法规，为开展巨型、线性文化遗产的保护立法工作做出有益尝试。此后，中国陆续出台了针对单项世界遗产地的保护条例，如《云冈石窟保护条例》等。据初步统计，目前，在国家层面世界文化遗产可以依据的法律2部，行政法规3个，部门规章1个，规范性文件7个。各地根据遗产地自身特点和保护需求“量体裁衣”定制法律规章和政府规范性文件，其中地方性法规和地方政府规章分别达到30多个，初步构建起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管理的法规体系。
（二）完善管理机构
国家文物局于2002年成立了世界遗产处，于2011年2月在文物保护与考古司正式加挂世界文化遗产司牌子，负责全国世界文化遗产申报、保护和管理等工作。各世界文化遗产所在地政府也建立了专门的保护管理机构，负责日常保护、管理、监测等工作。国家、省、遗产地各级管理机构不断完善，并重视人员培养、队伍建设，从根本上提高遗产地的保护实力。
（三）建立监管体系
逐步制定了文化部《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管理办法》，国家文物局《中国世界文化遗产监测巡视管理办法》、《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专家咨询管理办法》和《世界文化遗产申报项目审核管理规定》等制度，基本完善了世界遗产从申报到保护、管理、监测等的完整监管体系。根据有关法律法规，严格实行遗产区和缓冲区的保护方案和建设项目审核制度，有效保护了世界文化遗产的本体和环境。
（四）实施保护工程
对世界文化遗产实施本体保护时坚持保护为主、抢救第一、规划先行、原址保护、最小干预、不改变原状、保护遗产环境、不在原址重建等原则。
中央财政设立世界文化遗产保护专项资金，并逐年加大投入力度，确保世界文化遗产本体及其环境的安全。国家文物局组织中国高水平科研机构进行文化遗产保护专项科研，重点推进全面排除遗产险情的重大保护工程，指导各地实施了拉萨布达拉宫、罗布林卡等历史建筑群、北京世界文化遗产地、大足石刻千手观音、承德避暑山庄及周围寺庙、敦煌莫高窟壁画保护等一系列重点工程，并从中培育、发现最佳做法范例，以促进全国世界遗产保护管理。同时，中国政府自2006年来组织实施了长城资源调查工作，对地跨16省、市、自治区、长达2万多公里的各时代长城进行全面调查和认定。
（五）重视研究宣传
国家文物局鼓励多学科、跨领域开展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综合研究，逐步建立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理论与实践体系。先后委托相关单位开展了《中国文物古迹保护准则》修订、“文化景观”、“文化线路”、“遗产地与经济社会”，“遗产地保护区划”、“遗产地与社区”、“世界文化遗产监测预警体系建设”等具有前瞻性的课题研究，为世界遗产保护事业的发展夯实了理论基础。
世界遗产保护应当得到全社会的支持和参与。中国同行重视世界遗产保护的公众参与，尤其关注对青少年开展世界遗产的宣传教育工作。2012年无锡论坛，精心筹划了面向广大民众的巡回图片展：“世界遗产进社区”。
（六）注重国际交流
国家文物局与相关国际组织共同主办第28届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第15届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大会、东亚地区文物建筑保护理念与实践国际研讨会、木结构彩画保护国际研讨会等，积极引进国际先进文化遗产保护理念，也增进国际同行对中国文化遗产保护传统理念、方法的认识和理解，并形成有一定影响的国际文件。近年，中国还举办了“大地与水：景观美的认知”，“世界遗产监测管理”等高规格、高水平的国际研讨会，推动了中国文化遗产保护理论的发展。
面对旅游发展的巨大压力，为探讨世界遗产地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应对措施，2009年，国家文物局与有关国际组织在莫高窟主办文化和自然遗产地旅游可持续发展国际研讨会，会议成果对第34届世界遗产委员会的相关决议做出贡献。
在中外合作开展世界遗产保护和研究方面，敦煌研究院与美国盖蒂保护研究所合作取得了丰硕成果。中国同行在柬埔寨吴哥窟周萨神庙、茶胶寺等实施的援助保护项目，也取得了重要的成果和进展。
面临的挑战
中国作为世界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面临着更为尖锐的遗产保护与发展的巨大挑战。
全球气候变暖以及极端天气的频繁出现对中国世界遗产造成很大影响。2008年5月的四川汶川大地震就对世界遗产青城山都江堰的古建筑群造成了很大破坏。越来越频繁的台风裹挟暴雨，对福建、广东等地的遗产本体安全构成巨大威胁。
大规模的城镇化建设和新农村建设以及旧城改造是我们面临的又一挑战。一些不当的新农村建设破坏了历史村落的格局、环境和风貌，割裂了人与自然长期互动形成的和谐关系。城镇化迅速吞噬城市周边的文化景观，大量农村人口的涌入迫使历史城镇的街巷尺度、交通吞吐量、建筑密度及基础设施因扩容而面目全非，国际社会关注的历史城市景观保护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压力；与此同时，历史村落人去屋空，历史建筑因缺乏维护而损毁。错误观念指导下的旧城改造常常造成历史街区被打造为“假古董”的仿古一条街或成为焕然一新的街区，失去其遗产价值。
世界遗产地面临着巨大的旅游压力。世界遗产委员会在审议世界遗产申报项目时，越来越关注遗产地是否就此做好了充分准备、实施了科学防范。中国作为世界第一人口大国，遗产地面临的旅游压力尤其突出。
加强保护管理，促进可持续发展
除做好常规的世界遗产保护管理工作，还应进一步提高“5C”战略的实施水平，促进世界遗产与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并应在以下方面提升理念：
（一）基于遗产价值的保护
在合理利用世界遗产谋求可持续发展的过程中，尤其应重视对世界遗产价值的保护。世界遗产因其具有超越国界的重要性和价值，即“突出普遍价值”而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保护遗产的价值是所有保护工作的基础。
近年来，基于价值的保护得到越来越多的认同，不论是保护管理规划的制定、修改，文化遗产影响评估和预防性保护的开展，还是具体保护工程方案的编制、审核，遗产阐释和展示、环境整治方案的设计、实施等，始终注重所有决策都以价值评估为前提。在此基础上，我们应把价值评估工作做深、做细，分清每个组成部分具体支撑了哪些遗产价值。这样才能判定哪些干预是允许的，可以干预到什么程度，而哪些干预是绝对不允许的，从而科学规划，合理分配资源，达到保护与发展共生共济的目的。
（二）基于可持续发展的保护
可持续发展不应片面理解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还应包括社会、环境和文化多样性的可持续发展。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文化多样性发展宣言》（2001年）论述了遗产在发展过程中的作用：“发展不仅限于经济增长的层面，也是获得更多知识、情感、道德、精神等方面满足的途径。”因此，考核遗产地管理者和地方政府的政绩时不应只看遗产地挣了多少钱，更要看遗产地对当地居民的自豪感和归属感，对社会的和谐、稳定做出的贡献；要看对青少年的启迪、教育作用；要看遗产地作为精神家园，满足了在社会关系和人文环境迅速变迁的现今社会中人们的怀旧情结和追求内心平和的渴望。
在可持续发展中，发展是核心，可持续是前提。在此语境中，保护与发展不是对立而是相辅相成的。中国的文物工作方针是“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其中“合理利用”就是指保护前提下的可持续利用。众多实例证明，那些基于可持续发展实施保护管理的遗产地，特别是在制定规划时就充分倾听利益相关者的诉求，将发展作为规划的一个重要专项统筹考虑，其保护状况往往是最好的，其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也是不错的，而且还能通过合理利用达到可持续发展。总之，在世界遗产保护中，我们应着眼发展，促进合理利用，将可持续发展融入世界遗产保护事业，让遗产保护促进可持续发展。
（三）基于预防为先的保护
在庆祝《世界遗产公约》颁布40周年之际，我们回顾历史、总结成绩，同时更加清醒地认识到世界遗产保护正日益复杂化、艰巨化，因此需要更加努力地寻求实践全球战略、制定可行性对策的有效途径。及早发现问题，有针对性地开展积极主动的预防性保护。
“十二五”期间，国家文物局将重点开展两项工作，一是更新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并加强动态管理，一是建设覆盖全国的世界文化遗产监测预警系统。前者的目标是通过建立一份“具有可信性、代表性和平衡性的”预备名录，将中国境内具有潜在世界遗产价值的储备项目纳入国际和国家的最严格保护范畴，按照《世界遗产公约》及其《操作指南》的要求，对其实施预防性保护，不断完善法规、行政、专业和社会层面的综合保护。后一项工作则致力于形成国家、省和遗产地三级互联的动态信息监测和预警管理，将世界文化遗产的预防性保护与抢救性保护有机结合。通过对可能影响遗产OUV的各种自然和人为变化因素的全面和实时监测，及时掌握信息，迅速察觉和处置遗产面临的威胁，做到提前预警，防患于未然。
（四）基于惠及民生的保护
世界遗产的保护不仅要保护好核心遗址、建筑及其周边景观，也要保护好遗产地的民众利益。我们要保护遗产地的“硬件”，更要其“灵魂”。
遗产管理论文范文6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 高等教育 地方高校 专业 课程
【中图分类号】G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089（2013）04-0013-01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纳入高等教育体系的重要意义
2002年10月，中国高等院校首届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教学研讨会在北京召开，主要议题就是把文化遗产教育纳入高等教育教学体系之中，培养专业人才。标志着建国以来，真正开始了在中国教育体系中把自己的民族、民间文化资源引入高校教育教学体系当中，具有重要意义：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方式由最初的家庭教育，逐渐扩展到民间师徒式传习或以文化交流为主的社会教育，传承缺乏自觉性，渠道不畅，传承脱节，非物质文化遗产引入高等教育，开拓了非遗教育传承的新视野。
（二）随着全球化的快速发展，各地域文化逐步多元化，现代教育的趋势是多元文化教育，非遗进高校，能使学生在传承主流文化的同时，也能担负起传递我国民间优秀传统文化的功能，普及本土文化，是多元文化发展的必然选择。
（三）高校具有培养人才、传播和创新知识等优势，把非遗纳入高等教育，有助于推进高校自身的文化建设，培养大学生的爱国热情、民族精神和创新实践精神，增强本土文化的认知和宣传。因此，非物质文化遗产纳入高等教育是大势所趋。
二、高校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的现状
近年来，国内越来越多的高校开设与非遗相关的专业，对非遗保护工作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但是，非遗热潮下也凸显了一些问题：
（一）目前高校非遗课程的基础理论仍旧缺位。我国近几年一直在研究“什么是非遗”，“其边界理论是什么”等基础理论。目前这块内容很缺乏，这也是导致高校在开办非遗专业时盲目和混乱的原因之一，基础理论急需加强。
（二）实际上，很多大学不具备开办非遗专业的条件，只是赶潮流。一方面，不具备保护非遗的理念，比如一些大学把非遗传承人招到高校，用学校的方式来教导和管理他们，结果使原汁原味的东西变成了模式化的“罐头”。另一方面，则是师资问题，很多教师不具备非遗方面的专业知识，看到非遗保护的发展潜力，就仓促地开课招生。
（三）地方高等院校教育中关于“非遗”相关学科极度缺乏，使得教育难以培养传承和保护“非遗”所需要的社会人才。一些地方高校在“非遗”专业设置上，并没有系统完善的教育体系，盲目追求大而全，造成专业不强不特，毕业生就业率不高，存在着亟待解决的许多问题。
三、高校非遗教育的理性思考
高校应该结合自身办学特色，以先进教学理念为指导，充分利用现代化教学手段，构建特色鲜明的“非遗”教育体系，明确非遗教育的定性、定位，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优化非遗专业：
（一）加强地方教育部门对“非遗”专业的指导和保障工作
地方教育主管部门应制定相应的政策，科学指导地方高校“非遗”专业设置；同时，加大建设力度，建设一批“非遗”精品课程。此外，还应充分整合地方“非遗”民间艺术的社会资源，将民间艺术与学校教学、科研等，融为一体。同时，加大“非遗”教育的经费投入，为当地“非遗”的研究，提供经济基础。
（二）加强“非遗”科学研究和学科建设
落实非物质文化遗产科学研究，一方面，高学校要根据学生的智力和知识特点，加强对本地区形态各异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研究，为课程选材提供资料；另一方面，要结合当地及学校实际，提出一套全新的教学理念，加强教学研究，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落实到实处做好准备。
“非遗”教育是一门新兴的、范围很广的学科，它涉及到了历史学、民俗学、教育学、社会学、艺术学等众多的学科。因此，地方高校在设立“非遗”专业的同时，要依据自身优势，加强学科建设和知识体系的构建。采取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式来增强教学效果，增加学生对“非遗”的兴趣。
（三）设置科学而有特色的“非遗”课程
学习“非遗”的关键在于直接参与实践和体验。然而，在当前高校的教学体系中，与非遗相关的实践课程十分缺乏，实践课程的缺失，再加上理论教学与实践课程的失衡，将会导致学生知识结构的不合理。因此，地方高校在设置“非遗”课程时，应该充分体现开放性与科学性，遵循“课堂教学与社会实践相结合，书本教学与民俗‘田野调查’相结合的原则，注重理论学习与艺术实践的统一、课内与课外的统一”。这样的课程设置可以增强学生的实践能力，使“非遗”课程兼具理论性和应用性。此外，地方高校在设置“非遗”理论课程时，应更加注重“非遗”教育特色和文化实践上的因地制宜，因事制宜和百花齐放。
（四）大力培养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课程所需师资
一方面高校要统一组织、有计划的安排担任非物质文化遗产教学的教师进行培训，培养一批兼具教学、保护、挖掘和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专业素养教师。另一方面，高校还可以聘任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为学校的客座教授，进行授课，开设讲座，开展学术交流活动，增强大学生的感性认识，激发学生的学习、研究兴趣，从而提升大学生的综合素质，使非物质文化遗产发扬光大。
总之，“非遗”走进高校，在今后将会成为热中之热，但无论是教育主管部门、高校，还是非遗的研究学者，都应慎重地、理性地思考这一问题，不遗余力的为高校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和“非遗”的保护和传承奉献出自己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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