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论文范文1
一
在世纪的转折点上，我们都关注着如何为新世纪的政治学定位，思索着面向21世纪中国政治学的发展方向和主题。为此我们首先需要问：政治学是怎样一门学科？它能够做什么？
政治学是一门与社会政治生活紧密关联的学科。它不是书斋中的智慧游戏，也不是纯粹的求知活动。从一定意义上说，政治学研究就是政治的一部分。所以美国政治学说史专家乔治?萨拜因正确地把政治理论家称为“超级政治家”。①从历史上看，政治学的主题总是时代要求的产物。当一个政治文化辉煌的时代即将逝去时，政治学家总结了这个时代，为后世留下不朽的理论遗产。在新旧时代转换的变革关头，政治学家们把握着时代的主旋律，站在时代潮流的前头，以他们的理论指导了一个时代。当一个新时代即将到来时，政治学家们体察到时代的深层脉动，以其理论准备着一个时代。政治学随时代的要求而转换着主题，政治学的研究因为和入政治生活的主旋律才显示出其价值和生命力。
在上个世纪的转折点上，以康粱为代表的维新派和以孙中山为代表的民主派清醒地认识到了世界历史的潮流，把握住了中国政治变革的趋向。中国传统政治学向现代政治学的根本转变是从他们开始的。今天，世纪的转折点与时代的转折点又不期而遇，我国的政治发展进入了特殊的历史转型时期。在我们这一代政治学者的心头，需要有沉重的历史责任感和光荣的历史使命感。我们需要严肃地思考，时代对我们提出的要求是什么？我们如何把握政治学的发展方向和主题，从而开创政治学发展的全新时代？
二
改革开放以来，以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为基本驱动力，以对外开放为催化剂，带来我国政治结构和政治文化的解构与变迁。九届人大又开始迈出了重要一步，改革与计划经济相耦合的政府体制，建立与初步形成的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政府模式。我国经济改革的大势已经不可逆转，它将指向成熟的市场经济。按一般发展中国家的经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经济发展与民主化有着正相关的联系。大体上，发展中国家人均国民收入达到1000―3000美元，就初步具备了向民主政治体制过渡的条件，公民文化开始生成。②人均收入在3000―6000美元间，就具备了建立法治社会和民主制度的社会经济基础，同时公民文化也趋于发育成熟。瞩望21世纪初到中叶，我国的经济发展将进入这个时期。也就是说，构建健全的民主制度，培育成熟的公民文化，是今后数十年我国政治发展的方向和目标，也是我国政治学研究的主题。
21世纪是全球化时代，它要求我们用全球化的新思维来把握时代的脉动。应该看到，亨廷顿所称的当代世界“第三次民主化浪潮”已经给我们提出了严峻的挑战。自1974年起，这股民主化浪潮从欧洲南端涌起，葡萄牙、西班牙和希腊这三个资本主义欧洲最后的权威主义政权。70年代末，民主化浪潮漫延到拉丁美洲，一个接一个的军人政权还政于民。到80年代末，这片大陆已经基本实现了民主化。80年代中期，民主化浪潮涌入亚洲，菲律宾、韩国等权威主义国家实现了向民主的过渡。80年代末90年代初，它又迅速席卷了前苏联和东欧地区，使这些国家相继走上了西方式的议会民主道路。与此同时，敌视西方文化的“中东―伊斯兰教”世界也开始受到民主化浪潮的强劲冲击，多数国家进行了自由化或半民主化改革。进入90年代，多党民主风潮登陆黑非洲，一党制政体或军人政权兵败如山倒，仅在二、三年间，绝大多数黑非洲国家转向了多党民主。除了由权威主义向民主政体的转变外，还有许多权威主义政权实行了民主化的改革，或松动了权威主义的统治。有的国家处于强大的民主运动与权威主义政权的紧张对峙之中。
这股强劲的民主化浪潮的影响遍及全球。从文化类型上看，它涵盖了各种文化：基督教文化、儒教文化、伊比利亚文化、伊斯兰教文化、黑非洲文化等无一例外；从经济发展水平上看，它既包括了作为超级大国的前苏联，实现了经济腾飞的韩国，也将一系列最不发达国家裹挟其中。经过它的冲击，世界的政治版图已经大大改观，一种新的时代精神已经形成。环顾今日之世界，欧洲、北美洲、拉丁美洲、大洋洲都已经成了民主的大陆。在非洲，权威主义政权成了民主化浪潮中的孤岛。在亚洲，它也只剩得残破的半壁河山。这意味着，进入21世纪的时候，我们将生活在一个民主政治占统治地位的世界里。时代潮流和世界大趋势已经把建设公民文化的任务紧迫地摆在我们这一代政治学工作者面前.
三
中国改革的发展趋向和世界政治变革的潮流告诉我们，新世纪中国政治学的历史使命就是为构建健全的民主制度做理论上的准备和为培育成熟的公民文化提供理论支持。我们知道，公民文化是民主制度的隐结构，只有公民文化发育到一定程度，民主制度才能建立，也只有得到公民文化的支持，民主制度才能得到巩固和健康运作。与制度上的成功设计相比，推动公民文化形成的任务更为重要，也需要政治学界予以更多的关注。
诚然，政治学界仍然需要关注改革过程中的政治稳定、秩序和效率等问题，但是从整体上说，现代国家权力制度化的阶段已经过去，我们需要在构建公民广泛参与的政治结构的大目标下来解决上述问题。在当代社会，政治权威要获得合法性和有效性，必须使社会上具有政治参与要求和能力的部分参与到政治体系和决策过程中来;政治稳定的实现和政治秩序的建立，有赖于社会各种利益得到制度化的代表和表达，社会的多元势力能够进行公平合法的竞争；提高政治效率的关键在于建立一种机制，保障公民能够对政府及其公职人员进行有效的选择和监督。总之，在当代社会，解决上述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建立健全民主的政治结构。政治学的研究只有立足于此，才能有高屋建瓴的眼光，才能跳出以往过于单纯执着地追求稳定、秩序和效率等目标，结果却难以奏效甚至产生负面效应的被动循环。
四
政治学研究能够为公民文化的发育成熟做些什么呢？
我们知道，现代公民文化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其基本要素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属于一种自然发育的过程。政治学界不能过高估计自己的作为和影响力。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由于我国政治现代化进程是西方政治文化冲击的结果，现代公民文化并不能由本土文化自然生成，它需要移植、嫁接和融汇外来文化，所以它又是衍生型的，是一种人为的建构。这决定了现代中国式公民文化的诞生和成熟要经历传统政治文化的断裂和创造性地转型、中西政治文化的冲撞与融汇的复杂过程。是一项艰巨复杂的文化工程。这使政治学的研究对公民文化的成长发育具有特殊的引发和启动作用、催化作用、助生作用、杠杆作用、指引和模塑作用。它需要政治学家以创造性的工作来积极参与重构现代中国式公民文化的理论设计。
市场经济及其相应的经济发展是公民文化形成的基本驱动力，发达的市民社会是公民文化孕生的摇篮。但是，适宜的社会经济条件只能孕生公民意识的某些潜在要素。没有理论的先导，其它一些因素难以生成;没有理论的提炼和升华，这些潜在要素也只是处于自在状态，不能获得自觉的理性形式。公民文化作为一种自觉的理论建构首先在政治思想家或政治学家的头脑中形成，他们对粗糙、零散、模糊的和具有一定盲目性的公民的自我意识、欲求、期望、态度，以及直观的感觉和自然的情感予以提炼和升华，作出系统的阐释和解说。通过理论的环节，公民意识才能上升为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定型为政治制度和法律。而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政治制度和法律以及在这种制度和法律规范下的经常性的公民生活，都会成为公民教育的有效手段，反转来塑造公民的政治态度，内化为公民的心理素质和心理结构。经过公民理论的中介，成熟的公民文化才能真正形成。
可见，政治思想家和政治学家在中国当代公民文化的形成中具有特殊地位。所谓政治思想家，我们这里指的是哈耶克所说的“原创型思想家”。他们是人类政治思想和政治智慧的活水源头。政治发展的转型时代呼唤着具有宏观视野和深刻洞察力的政治思想家来把握政治发展的路向，创建中国式现代公民文化的巨大文化工程也需要具有贯通古今的政治知识和融汇中西的政治智慧的政治思想家，为现代中国式公民文化奠定根本原则和理论框架。
在政治思想家周围是政治学研究者群体。他们为社会提供政治学的专业知识，从而在各个具体领域里丰富公民理论。作为政治领域的专业工作者，他们通过收集和鉴别事实材料，进行整理分析，形成对政治现象的客观描述和因果分析，对政治问题的价值评判或选择。他们的专业技能和知识使其在社会公众中享有天然权威，其理论具有理性和逻辑的力量。特别对深层政治问题和宏观政治现象的认识，社会依赖专家，公众也能够服膺专家的意见。借助这个地位，政治学工作者制造和引导舆论，创造文化氛围和环境，指导和矫正公民的政治认知和政治评价，影响公民的政治情感和态度。也就是说，政治学家所创造和阐述的民主理论会内化或积淀为公民文化。
一些发展中国家民主化的经历告诉我们，衍生型公民文化的形成依赖两种重要的公民教育手段。其一是民主政治结构及民主政治生活；其二是民主理论。有的韩国学者认为，韩国实现民主化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长期的公民教育促进了公民文化的形成。由于韩国建国之初就确立了民主宪法，民主价值获得了合法性。即使在权威主义统治之下，民主理论仍然是合法的，学校里一直在灌输民主价值。随着民主观念的广泛传播，权威主义政治被越来越多的人所厌弃。③
在由传统政治文化向现代政治文化转型时期，具有先导性的理论发挥着启蒙作用，塑造着时代精神。一种政治秩序和政治制度的合法性是由公民的政治态度来量度的，而其合理性则取决于知识界对它的描述、分析和判断。合法性要得到合理性的支持才能巩固，而合理性也会转变为合法性，或加强合法性。一种制度如果不能从理论上说明其合理性，失去知识界的支持，它很容易失去合法性。而一种获得了合理性的价值体系很容易在公民的态度中获得合法性。
18世纪启蒙运动为我们提供了政治学家对政治秩序合理性的解说影响公众关于政治秩序合法性的态度的生动例证。启蒙思想家们以理性论为武器，对现存政治秩序的合理性作出评判，并对新秩序作出描述，他们的思想深深影响了公民的政治态度，从而也改变了政治秩序的合法性。通过启蒙运动，整整一代人改变了思想观念，由臣民转变为公民，从而形成法国政治文化上的断裂。正是启蒙思想哺育的一代公民创建了公民社会。启蒙理论对于推动由臣民文化向公民文化的转型起到了有力的杠杆作用。
五
为了创建现代公民文化，政治学应该强调发展政治哲学，重视规范理论的研究，关注价值问题的探讨。
我国政治学恢复以来，一方面，由于在基本的规范理论领域一时还不能有实质性的突破，政治学者在这个领域里还难有大的作为；另一方面，我们面对着战后西方政治学发展起来的令人眩目的大量新理论和新方法。这样，政治学界特别是青年一代以极大的热情介绍和研究西方政治学的研究成果。于是就出现了一种奇特的现象：一方面，一些不适合改革开放时代要求的理论没有得到清理，政治学在基本理论方面很少创新；另一方面，却引进大量西方最时髦的理论、方法和概念来装点陈旧的政治学理论体系。结果是两者杂揉并蓄，政治学成为一种奇特的理论与概念的拼盘。
应该看到，当代西方政治学的主题与我国当代政治学的主题完全不同。战后的西方社会已经确立了民主制度，公民文化发育成熟。西方有的学者在50年代甚至认为，西方社会意识形态的对立和冲突已经终结。在这个大背景下，政治学弱化了它的文化职能而强化了其科学职能，其重心由政治哲学转向政治科学，其关注的焦点由政治制度和政治价值转向政治行为。而我国在改革开放以后才进入公民文化的创生时期，我们正在进入的这个阶段是西方人早已越过的阶段。所以我们在引进西方政治学理论时，必须记住中西政治发展的“时差”，不能冲淡或模糊了我国政治学的主题。
西方近代公民文化生成的历史可以给我们一些启示。在中世纪西欧，占统治地位的是封建的臣民文化。15―17世纪中叶，随着封建主义的衰落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出现，传统的臣民文化开始转向近代型的“臣民―公民”文化。在这个时期，国家权力实现了制度化(世俗化、统一集权、职能分化等)，臣民仍然没有政治权利，国家权力对臣民的控制甚至超过了中世纪，但是，臣民对国家权力的义务和忠诚不再指向君主私人，而是指向抽象的公共权力和制度化的权力。权威主义政权只是作为一种必要性而得到认同，由于公民尚没有足够的参与能力而享有暂时的合法性。这时期的西方人在社会经济领域里已经获得了独立和自由，但在政治领域里，他们只满足于得到法律上的安全与保障，要求部分地影响和参与政治决策。
17―18世纪是西方臣民文化向近代公民文化转型时期，也就是公民文化奠基时期。在这个时期，市场经济已初步形成，以市民资产阶级为主力的第三等级成长起来，萌发了强烈的参政意识，全面提出了自己的政治要求。也就是说，公民意识出现了。专制主义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同时也开始丧失其合法性。
这个时期政治学的历史使命就是为公民文化的形成提供理论支持。重新定义国家和国家权力，重新审视个人与国家和政府的关系，确认公民的政治权利，阐述民主政治的基本原则，并规划出公民参与制度的基本轮廓。以洛克为代表的自由民主主义思想家自觉地承担了这一使命，创建了近代公民文化的理论建构。在他们的理论中，理性论和自然法理论为政治生活提供了全新的理论基础和终极标准；契约论确认了公民的独立、自由和平等，将国家和政府权力建立在民意的基础上；民主理论将公共权力交给公民集体，授予公民平等的参政权；人权理论则规定了国家权力与个人权利的界限，等等。
可见，公民文化的理论建构有它特定的主题和内容：它需要将公民的自我意识升华为一般理论，按公民社会的标准重新定义国家和公共权力及其与个人的关系。总之，它应该是表达公民的意识、欲求和期望的新的价值体系。
西方公民文化创生时期，古典时代公民文化丰厚的理论遗产是他们现成有效的文化资源。近代公民文化不是无中生有，而是表现为古典时代公民文化的发现、复兴和再生。是西方人站在近代的基点上对古典文化的再创造。我们的政治传统中没有这样直接可用的资源，所以就需要借用西方的思想成果，包括古典时代、近代和当代的思想成果。其中近代的思想成果更为贴近我国当代的现实。当代西方政治学研究成果对我们的意义在于，它使我们掌握了更科学的理论和方法，大大深化了我们对政治问题的认识。但是，我们需要记住，当代西方政治学只是给我们提供了有效的认识手段和理论工具，而不是改变了我们面临的主题。借鉴西方政治学的成果只能是为了更好地完成我们的历史使命。
六
我国公民文化的理论建构需要清理两种政治文化和理论遗产，即传统的臣民文化和现代由“革命理论”所代表的“群众文化”。所谓政治文化的“转型”，就是实现这两种文化向公民文化的创造性转换。
臣民文化是我国古代社会留下的遗产。近代以来，它在理论层面已经基本被抛弃，但它仍然是民族心理特征，并以改头换面的形式顽固地存留和体现在现存政治制度、政治行为和政治理论中。
在从整体上谈到传统的臣民文化时，人们往往强调它与现代公民文化的不适应性和不可兼容性。但问题还有它的另一面。
我们知道，当代中国的公民文化不是以西方公民文化替代中国传统的臣民文化，而是中西文化的融合。无论我们是否愿意，数千年的文化积淀是不可能被连根拔除的。现代公民文化只能通过在传统文化主干上嫁接西方公民文化而形成，而不是完全另起炉灶。所以，我们需要分析新旧文化的可融性因素和不可融性因素，据此制定我们的政治文化战略。
传统臣民文化中的某些要素有可能与当代公民文化相融合，从而使中国式的公民文化具有与西方不同的特征。比如，它可能不像西方人那样过份突出个人的独立以及个人与国家的对立，在个人与国家的关系上，寻求偏向集体主义的平衡点；它可能会相对淡化社会利益的分化、对立、冲突和多元竞争，强调社会整体利益，以及社会合作与和谐的价值；它虽然肯定积极参与的价值，但不大可能有西方人那样的参与热情，在某些领域宁愿满足于对政治权力的消极监督；它更可能在对权威实现控制监督的同时，多几分对权威的尊重服从，等等。传统的臣民美德的酵素融入当代的公民文化，有可能使我国建成和谐的而不是冲突的现代民主。
“革命理论”在我国理论界数十年中居于主导地位。它从理论层面上替代了传统理论，至今仍然是我国政治学理论的基本范式。同时，经过数十年的岁月，它也在一定程度上内化为公众的心理结构。
“革命理论”的主题是在传统政治权威的合法性丧失之后，摧毁传统秩序，重新整合社会和国家，在新的合法性基础上实现政治权威的高度组织化和制度化。所以，在这一理论中，国家被解释为阶级统治和压迫的工具而不是公民分享权利义务的共同体;国家权力不是公共权力而是阶级权力;政治的主体不是公民个人而是阶级;政治关系不是利益和权利的合法竞争，而是阶级间水火不容的斗争，等等。
我们可以把“革命理论”与西方近代公民理论和中国传统政治理论的逻辑结构进行比较：
西方近代公民理论的逻辑结构是：自然状态――社会契约――公民社会（civilsociety，国家）。公民社会是其归宿。
而中国传统政治理论的典型逻辑结构是：乱世――圣人出（设立政长）――君臣秩序。其归宿是臣民社会。
“革命理论”的逻辑结构是：阶级社会――无产阶级(半国家)――无国家社会。缺失了公民社会这一环节。
所以不难理解，许多作为公民文化基本心理要素的价值不能从“革命理论”那里得到理论支持。诸如对理性、宽容和妥协的政治态度的支持，对个人和个人权利的肯定，以及对和平合法的利益竞争手段和讨价还价的政治竞争方式的承认等。所以当我们进行公民教育时，它就会显露出其贫乏和不适应。
“革命理论”属于“群众文化”的理论建构。“群众文化”是介于传统的臣民文化与当代的公民文化之间的一种过渡型的政治文化，它兼具两者的特征。因而也可以称之为“臣民―公民文化”。
“革命理论”以具有现代性的“群众”概念取代了传统的臣民概念，这是一大进步。④但它同时也以“群众”概念模糊和部分地替换了“公民”概念，这又使它不能适应公民社会的需要。在“革命理论”范式里，“群众”已经不像臣民那样属于君主私人，它具有公的身份，但其中每个分子还没有获得独立人格，他在共同体中的地位还没有明晰化。个人和个人权利是公民社会的基石，但在"群众"概念中个人还不能凸显出来。在人们的观念中，“群众”是一个外延模糊而内涵笼统的整体，个人被淹没和虚化于其中。“群众”（或“人民”）被笼统地承认为国家的主人，但由于具体的政治参与权利没有得到落实，所以，虽然在理论上它是政治权力的主体，政治参与的主体，但是在具体操作层面上，它仍是权力的客体，处于政治生活的边缘，成为政治动员的对象，沦为消极被动的一群。所以，不可避免地，在现实政治生活中，"群众"的角色总是隐于背后，作为陪衬，处于前台的总是他们的代表.
作为承载丰富的政治文化意蕴的符号，“群众”不等于公民，也不等于公民共同体。在我们的日常政治生活中，“公民”一词很少使用，即使偶而使用时，也显得勉强和生硬。至于“公民”的另一代名词“选民”则只有在谈到选举的场合才使用。当选的公职人员的脑海里难以浮现“选民”概念，他们经常想到的是“群众”。想到"群众"时，总是产生居高临下的感觉和联想。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当代政治文化与公民文化的差距，也可以发现“革命理论”与公民文化的理论建构间的不同。可以说，“群众文化”属于臣民文化向公民文化的过渡环节，它承袭了传统臣民文化的许多特征，也涵蕴着公民文化的要素。从整体上说，它还不是公民文化。而作为“群众文化”理论建构的“革命理论”对建设公民文化也有严重的不适应性。
总之，建设公民文化是今后数十年中国政治发展的主题，也是我们这一代政治学工作者的历史使命。迈向21世纪的中国政治学只有自觉地服务于公民文化建设的伟大工程，才能充分展现它的社会价值，其学术发展才能步入光明之境。
注释：
①乔治?萨拜因：《政治学说史》，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6页。
②seesamuelp.huntington，thethirdwave，democratizationinthelatetwentiethcentury，universityofoklahomapress，1991.p.63.
政治论文范文2
（一）政治经济学理论发展尚不完善。
第一，部分理论和社会现实不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主要内容是批判揭露资本主义的腐朽性和过渡性，同时颂扬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但是，我们在现实生活中看到，由于资本主义的自我调整和科技革命的巨大推动，西方发达国家的资本主义不但没有出现衰退，反而出现了长期的稳定和繁荣，表现出了强大的生命力。理论和现实的反差不仅让学生难以信服，甚至还会使部分教师对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产生怀疑；第二，缺乏对现实经济问题的解释力。政治经济学关注的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缺乏对具体经济问题的研究。在现实生活中的一些重大经济问题，比如经济增长问题、资源配置效率问题、国际贸易的平衡问题等，政治经济学都难以给出具体的指导性意见。2、体系不够完善。传统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其研究对象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唯一的研究对象可以使得其理论体系简单而完整。但是，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学理论开始把经济运行作为研究对象并引入到了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体系当中，其研究对象也从一元变为了二元。二元的研究对象需要有两条线索贯穿整个研究体系，两条线索之间的主从关系、结构安排难以处理，使得整个研究体系的逻辑线索变得不再清晰。在教学过程中就出现了冲突的现象，相同的范畴、内容和理论在此处肯定，彼处却又否定———诸如“利润”、“剩余价值”，在资本主义部分是进行批判，到社会主义部分又进行肯定———降低了政治经济学在学生心目中的信服力。3、研究方法落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侧重于历史分析和制度分析，长于逻辑推理，但缺乏实证研究，较少注意前提假定是否符合实际，也少注意结论是否能够通过经验检验，这使得政治经济学的许多理论成为“空中楼阁”，削弱了政治经济学的现实说服力。
（二）教学环节中存在的问题。
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发展属于学科层面，它的不完善对本门课程教学的影响是全方位的。在具体的教学实践环节中，也存在着一些问题，可以从教材、教师和学生三个方面来进行分析。理论发展的不完善意味着市面上没有出现令人满意的教材，没有令人满意的教材则使得教师在教学中难以达到理想的效果，教师的教学效果不好，则会影响学生的学习兴趣。这几个方面互为依托，互相影响，每个方面出现问题都会使得其他方面产生新的问题。
1、教材方面。
进入21世纪以来，国内高校对《政治经济学》教材的革新做了许多有益的探索，并取得了一系列丰硕的成果。从内容的编排方式来划分，可以把这些《政治经济学》教材分作两类：第一种是延续传统的“一导两块”编排方式，即导论、资本主义部分、社会主义部分，以谷书堂（1992）、吴树青（1993）、魏埙（2002）、蒋学模（2005）、程恩富（2007）、张彤玉（2009）、柳欣（2009）等为代表；第二种是突破传统的编排方式，把马克思资本论的基本原理与现代市场经济理论糅合在一起，以张维达（2000）、逄锦聚（2009）、程恩富（2011）等为代表。两种编排方式各有所长：第一种编排方式能够较为完整地表述马克思列宁的基本理论，但是缺乏对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的分析，缺乏运用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对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分析和指导，并且资本主义部分和社会主义部分内容的叙述逻辑常常不一致，在理论体系上不够一体化；第二种编排方式最突出的特点就是理论体系较为完整，能够较好地融合现代经济理论的最新成果，但是这种编排方式也有缺陷，主要问题就是内容庞杂，并且会使学生分不清哪些是原汁原味的马列主义基本原理。这两类教材除了上述差异外，还存在一些共同问题：第一，社会主义部分内容不稳定，经常随着中央的文件精神变化而变化，近乎沦落为“政策解释学”，缺乏学科独立性。在教学过程中，学生会认为这个不是科学，从而失去学习兴趣。第二，批判性强，客观性不足。资本主义部分内容过多的是批判资本主义的弊端及矛盾；社会主义部分则主要是歌颂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并将两种制度进行对比分析，从而阐明资本主义制度的腐朽与落后，社会主义制度的无限光明。这种写法缺乏客观公正的分析。第三，知识陈旧。各种政治经济学教材的基本内容都来自《资本论》，所以内容上大同小异，难脱窠臼，缺乏突破性的理论创新。《资本论》是十九世纪的理论，当今世界经济发展日新月异，用《资本论》已经很难解释现在的很多复杂的经济现象，比如通货膨胀与就业之间的短期替代效应，国际汇率的复杂决定过程，消费者的行为模式，等等。
2、教师方面。
政治经济学在我国理论经济学领域地位下降是不争的事实，尤其是在2006年高校政治理论课课程改革后，政治经济学并入马克思主义原理课程中，导致系统学习政治经济学的学生大幅减少。受此影响，政治经济学的教学课时数量不断受到压缩，部分高校管理类专业甚至取消了政治经济学课程，部分高校硕士和博士入学考试中不再要求考政治经济学。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成果发表渠道越来越窄，经济类刊物收录的政治经济学论文愈来愈少，在某些经济学评奖活动中，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成果甚至会被排斥在外。在政治经济学课程及学术边缘化的影响下，教师队伍日渐萎缩，梯队培养后继乏人，使得政治经济学的师资力量不断削弱。同时，由于政治经济学是一门理论性非常强的课程，客观上要求讲授教师必须具备深厚的理论功底和高超的授课技巧，这样才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并让他们主动学习政治经济学的理论知识。然而，在我们的教师队伍中，普遍存在着以下一些问题：第一，责任心不强。不少教师以完成课时量为教学目标，认为自己只要完成教学课时数和大纲规定的教学内容就算完成教学任务，不过问学生对政治经济学理论知识的掌握情况；第二，理论功底不扎实。部分教师对理论知识的掌握仅局限于教材，既不去钻研马克思、列宁的原著，也不去梳理近几十年来政治经济学的发展与演变，理论素养低下，课程讲授只会照本宣科，不能予人启迪，难免枯燥乏味；第三，教学方式落后。不少教师在教授政治经济学时，不思提高教学技能，增加教学手段，只会采取传统的“满堂灌”的方式来教授学生，单向灌输，缺乏互动，无法激发学生的内在学习动力，加上考核方式单一，造成学生出现“厌学”情绪。
3、学生方面。
大学生来高校学习深造的主要目的是就业，所以他们在课程的选择上非常功利，对就业和前途有帮助的课程就认真听讲，而理论色彩浓厚的课程则不感兴趣。他们在学习政治经济学这门课程时，也会提出相应的问题：“这门课程对我有什么帮助？”教师的标准答案不外乎三条：第一，有助于理解和把握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第二，有助于培养经济思维能力和理论研究能力；第三，有助于增强对社会主义的信心，坚定社会主义信念。教师所站的立场和学生不一样，不容易体会学生的强烈需求。在就业的压力面前，学生会觉得把握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不如一门实用性的技术，经济思维能力的培养不如其他经济类课程，社会主义信念的增强解决不了当前严峻的就业形势问题。怀有这类想法的学生占有大多数，他们对本门课程的学习缺乏动力，修学分成为他们前来听课学习的唯一目的。除了功利性因素之外，由于课程本身的因素，大学生在学习政治经济学时，还会遇到以下困难：第一，认识问题。部分学生，尤其是理科学生，将政治经济学简单理解为带有政治色彩的经济学，以死记硬背的方式进行学习，没有认识到政治经济学是经济学科的一门基础理论课程，存在认识上的误区；第二，政治经济学本身比较抽象，相对难以理解，同时由于学生们在思维方式上难以一下子转换过来，不会用形而上的唯物辩证法来分析问题，因而难以理解和掌握政治经济学的基础理论；第三，在整个经济学类的各门核心课程中，政治经济学与其他课程之间的内在逻辑和联系非常弱，在基本范畴、理论前提和研究方法等方面与其他课程都有很大差别。学生在学习政治经济学时，难以将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和其他课程的知识融合起来，使得政治经济学作为基础理论的地位流于形式，未能在培养学生经济学理论素养方面达到应有的效果。
二、提升教学质量的一些建议
（一）不断发展完善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
政治经济学理论发展滞后于时展是其理论不够完善的根本所在，政治经济学只有在理论体系上不断发展创新，才能适应时展的要求。在大力发展完善政治经济学理论的过程中，需要注意以下几点：首先，要摒弃前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和其他经典作家对我国的错误影响，还原马克思《资本论》最真实的本源；其次，要克服教条主义倾向，以中国经济运行实践为基本出发点，以解决中国现实经济问题为导向，为经济学科其他理论提供理论支点和智力支撑；第三，要大胆借鉴其他学科和经济理论已有的学术成果，在不削弱政治经济学独立性和完整性的基础上，不断充实和完善政治经济学；第四，加强对当代资本主义的研究和探索，不能只简单讨论资本主义的腐朽性及其灭亡的必然性，更要关注如何学习和借鉴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科学规律，及社会主义经济如何与资本主义开展竞争和合作。
（二）不断提高政治经济学教师队伍整体素质。
教师是教学过程的主体，教师队伍的素质对整个教学过程的影响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一支稳定和高素质的政治经济学教学队伍是保障政治经济学教学质量的重要基础，而提升政治经济学教师队伍的整体素质必将极大地提升政治经济学的教学质量。提高政治经济学教师队伍整体素质：首先，要加强政治经济学师资队伍的建设，加大优秀人才的引进力度，建立科学有效的考核评价机制，提高激励水平，引进竞争机制，增加师资队伍的活力和凝聚力；其次，要为教师搭建好学习交流的平台，鼓励政治经济学教师参加高层次的学术研讨会，加强和兄弟院校在政治经济学领域的交流与学习，为本校政治经济学教师提供更多的进修学习机会；第三，要切实提高教师队伍的理论素养和科研能力，加强政治经济学的教学研究和专业领域研究，并把科研成果积极有效地转化为教学资源，以科研带动教学，提升教学的水平和层次；第四，要为教师队伍提供更多参与社会实践的机会，政治经济学是一门实践性非常强的科学，要求教师要理论联系实际，能够用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来解释中国经济的现状和问题。
（三）改革创新传统教学方式，不断提升教学效果。改
变传统教学方式，提高教学技能，是提升政治经济学教学质量最为直接有效的途径之一。学生是教学过程的客体，而改革创新教学方式的核心就在于提高客体———学生的内在学习动力。由于缺乏互动，传统的单向传输的教学方式会使学生逐渐产生厌学的心理，而创新教学方式的关键就在于要增加互动，增加学生接受知识的途径。第一种适合于政治经济学的教学方式是案例教学法。案例教学法首创于美国哈佛大学，是一种教师结合教学内容选择具有代表性的现实案例来解释抽象理论的教学方式，最大的优势就是可以增强学生的学习兴趣，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和创新性思维。在政治经济学教学过程中引入案例教学法，可以把抽象的概念和原理融入生动有趣的案例之中，不仅能够提高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同时还能增加学生运用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方法来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第二种教学方式是研讨式教学。研讨式教学的互动性更强，要求学生对教师布置的问题进行积极思考并写出讨论稿，通过教师的审核后，在讨论中阐述自己的观点，即要做到讨论前有准备、讨论中有争论、讨论后有总结。这种方式能够培养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和语言表达能力，也使得教师对学生能够有更为深入的了解。需要注意的是研讨式教学对教师的课堂组织能力要求非常高，既要使学生有话可说，有话敢说，引发争论，又要保证学生发言围绕主题开展，一旦发现不当言论要及时进行引导和纠正。
（四）引导学生正确认识《政治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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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政治文明/法治/法治建设
有智者云：“人类社会政治生活一旦越出了文明的轨道，最终可能会因为政治问题而毁灭整个人类，特别在高科技飞速发展的时代更是如此。”(注：虞崇胜：《浅析政治文明建设》，《武汉大学学报》2000年第3期。)历史表明，政治文明可以带来国家的兴旺、民族的繁荣、人类的和平；而政治野蛮则可能导致矛盾、冲突、战争，阻滞国家的兴旺、民族的繁荣，甚至使一个国家失去自己的全部文明。当今时代，世界各国大都重视政治文明建设，中国共产党与时俱进，将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确立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目标。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理论界已就此问题展开探讨，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笔者认为，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必须以法治建设为根本。
一、政治文明及其对法治的呼唤
1844年，马克思在《关于现代国家的著作的计划草稿》中提出了“政治文明”范畴，该草稿第七条这样写道：“执行权力。集权制和等级制。集权制和政治文明。联邦制和工业化主义。国家管理和公共管理。”(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38页。)这里虽然没有界定和阐述政治文明，但足以引起人们对政治文明的思考和重视。我国学者根据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有关论述对政治文明进行研究，从不同方面揭示政治文明的内涵，提出了许多观点，如，政治文明是新的社会政治制度的建立和发展、对社会政治领域的改造的胜利，是人类社会政治生活的进步状态，等等，各种观点，不一而足。
笔者认为，政治文明是人类创立和改造社会关系的实践活动的积极成果，是人类社会政治生活的进步状态，是民主的、法治的、正义的政治生活。政治文明是社会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对社会文明有重要作用。一方面，政治文明为社会文明的另两个部分即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建设和发展提供政治方向和政治保障，使之更加健康稳定协调地向前发展；另一方面，政治文明制约着整个社会文明的发展状况，正如汤因比所说：文明乃整体，它们的局部彼此相依为命，而且都发生牵制作用，在这个整体里，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因素都保持着一种美好的平衡关系。
政治文明肇始于阶级社会的产生，随着社会的进步而由低到高，渐次更新。人类历史上已经出现古代政治文明(奴隶制政治文明和封建制政治文明)、近代政治文明(近代资本主义政治文明)和现代政治文明(现代资本主义政治文明和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与以往任何时代的政治文明相比，现代政治文明内涵更加丰富，它主要由以下方面构成：
1、人权保障。人权是人作为人应该享有的权利，是一个人为满足其生存和发展需要而应当享有的权利，“人如果失去这些权利就意味着失去做人的资格”(注：李龙：《法理学》，武汉大学出版社第1996版，第251页。)。人权对人具有如此重要的价值，因而1789年法国《人权宣言》公开宣称：任何政治结合的目的都在于保存人的自然的和不可动摇的权利，这些权利就是自由、财产、安全和反抗压迫。只有确保人权不被践踏，政治才会昌盛。相反，“不知人权、忽视人权或轻蔑人权，是造成公众不幸和政府腐败的唯一原因”(注：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国家法教研室：《中外宪法选编》，人民出版社1982版，第279页。)。
2、民主。民主是一种有组织有系统地对人们使用暴力的国家形式，是一种承认大家都有决定国家制度和管理国家的平等权利，是一种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行为。民主意味着主权属于人民，意味着多数人的统治，意味着人民积极参与政治，意味着在自由、平等的基础上形成真实反映大多数人政治主体的政治主张。所以，民主有利于和平解决不同政治主体之间的政治冲突，也有利于制约权力行使，防止权力专横，达到政治文明。
3、制度载体。制度是维系和调整人类社会关系的行为模式，是在特定的社会活动领域中比较稳定和正式的社会规范体系。社会制度包括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和文化制度三个方面，虽然经济和文化制度可以反映一个国家政治文明的状况，但政治制度才是政治文明的集中体现，是政治文明最重要的载体。文明的政治理念只有落实为进步的、完备的政治制度，才能转化为文明的政治行为，并保障这种政治行为的持续性和稳定性。邓小平说得好：“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46、327、146、327页。)
4、政党执政。现代各国大都实行政党执政。政党执政是人类政治文明进步的产物，它是“随着公民选举权的扩大以及各种集团试图通过动员选民去支持那些对不同利益都有吸引力的政党以谋求公职而发展的”(注：范进学：《法的观念与现代化》，山东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72、138页。)；政党执政又是现代政治文明的重要标志，因为它“使古代君主个人终身统治的专制政治转变为近现代政党的民主政治”，而政党民主政治“不仅使政治生活、政治斗争和政治决策公开化、团体化、群众化、程序化、法治化、制度化”，“而且还能减少和消除各种危害国家和社会的滥用权力现象”。(注：周叶中：《宪法》，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版，第337页。)
5、权力分工与制约。权力一旦集中必然带来暴政，“立法、行政和司法权置于同一人之手，不论是一个人、少数人或多数人，均可公正地断定其为虐政”(注：[美]汉密尔顿等：《联邦党人文集》，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246、264页。)所以将国家权力分为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是必然的。但分权并不必然形成政治文明，因为握有不同权力的不同官员可能将他们的权力集中起来并采取共同行动。这样，在分权之外，还必须有权力的相互监督、彼此牵制。“以权力对抗权力”，可以有效防止执政者恶性膨胀、防止权力滥用，形成政治文明。
6、法治。法治是一种法律的统治，而非人的统治；法治主张法律至上，而非个人权威至上；法治崇尚人的理性，抵制人的情欲影响；法治与人治相对立，与民主共和相贯通；法治否定特权、倡导平等、保护人权；法治既是一种治理国家的方略，又是一种平等、公平、正义的政治理念、所以，法是政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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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寓思想性于知识性之中
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与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是政治理论课教学的本质特征，其二者相互依存、相互作用。学生不能自发地产生马克思主义，理论灌输是必要的。应依据教材内容，深入浅出地阐述基本概念，论证基本原理，强化基本观点，开发学生智力，提高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寓思想性于理论知识性之中，一是要体现教学内容本身所具有的思想性，使学生掌握马克思主义立尝观点、方法；二是在教学过程中要始终坚持思想政治教育，使学生提高思想政治觉悟，为树立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及实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而奋斗的远大理想奠定科学的理论基础。
一些学生对学习政治经济学有两种倾向：视为理论过时了，否认真理的普遍性；机械静止地认为有的现行政策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原理，从而降低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为此必须用理论的科学性打通学生的思想，说明真理的生命力在于发展，应根据社会进步和各个历史时期的具体条件，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解决现实问题，不能把真理当成模式生搬硬套。有的学生对社会上腐败问题的滋生蔓延，错误认为是由于改革开放造成的，从而在某种程度上否定了改革开放的重要意义。这就必须说理透彻，启迪学生辩证思维。
政治理论的概念是很抽象的。如果教师纯理论化、模式化说教，学生不容易理解，索然寡味，往往会产生厌倦情绪。如果不能解决学生的思想和现实中的具体问题，学生会感到理论离他们遥远，从而会淡化学习兴趣，甚至对理论不情愿接受。因此，政治理论课教学要走出误区，研究新情况新问题，增强实效。
教学应把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放在首位，始终为培养“有理想、有文化、有道德、有纪律”，适应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需要的合格人才，做为根本的出发点和归宿。“四有”体现了合格人才的素质要求，为此应坚持在传播知识的同时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偏重或忽视了哪一方面都是顾此失彼的倾向。
根据学生的年龄、心理特征、知识素养，并广泛了解学生的思想、学习和生活状况，使教学贴近学生实际。把教学内容放在社会大环境当中，贴近时代和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建设的实际。
坚持《教学大纲》的要求和教学评价标准。《教学大纲》规定了政治理论课教学的目的、指导思想和任务，科学地表述了教学的内涵、外延、方法、途径，是教学中必须遵循的准则，教学评价也应以此为依据。应加强教学目标管理，把教学目的、任务转化为教学目标，激励教师、学生为达到教学目标努力进取。
二、理论联系实际
马克思主义理论同社会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密切相关，是对实践的高度概括、总结和升华，并对实践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理论联系实际是政治理论课教学应坚持的基本原则。直观教学学生容易接受，并可使学生具体应用理论认识和解决实际问题，体会马克思主义真理的丰富内涵及学习的重要意义。当前社会处于转型时期，各种思潮非常活跃，社会生活绚丽多彩。其中有正确的思想、行为对学生产生积极的影响；也不乏有消极的思想、言论和行为使学生耳濡目染，发生不良影响，对政治理论课教学冲击很大。让学生“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这样的教学是注定要失败的。必须强调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培养学生识别和抵制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等形形的腐朽思想、行为侵蚀的能力。学校教育是学生社会化过程的起始阶段，使学生了解社会、体验社会生活，为将来参加工作步入社会增强适应能力，这是政治理论课教学的重要环节。理论如何结合实际，笔者认为：
1．运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实践，讲授体现时代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并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方法，对具体问题的分析渗透到教学的全过程。如讲解市场经济、价值规律，我国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经济成分和分配方式并存及一部分先富起来、走共同富裕的道路等经济学问题，用现实情况说明理论、论证理论，用理论分析现实情况，进而深化理论学习，使学生提高观察和理解能力，增强社会责任感。
2．学生有习惯于比较的思维特点，教学中可通过比较鉴别，给学生以冷静的思考和理论的启迪。如新旧社会及改革开放前后的纵向对比，激发学生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的深厚感情，从感性到理性深化对执行基本路线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认识。横向对比：把我国改革开放、人民当家做主、充分显示无比优越性的社会主义，同两级分化、虚伪民主及所谓自由、平等、博爱的资本主义对比，使学生对资本主义本质有深刻地认识，坚定“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能够发展中国”的信念，真正明白“中国搞现代化，只能靠社会主义，不能靠资本主义。”①
3．体现主导性与突出主体性相结合。教学是教师与学生教与学的双向活动，应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学生对政治理论学习不盲从、不迷信，然而往往因为其理论基础不丰厚，认识狭窄、肤浅，缺少对社会的深入了解，内心会有很多质疑、迷惘和误解。教师一言堂，学生对理论知识生吞活剥，教学难以奏效。教师要了解学生心理，欢迎学生提出问题并充分发表见解，教师顺势启发引导。组织参观、访问、社会调查，使学生在接触社会、接触实际中开拓视野，充实知识，接受教育。
三、更新教学观念，改进教学方法
教学有法，教无定法。
教学是有规律可循的，然而改进政治理论课教学过程和教学方法势在必行。
教学与教育相结合。备课挖掘教材思想内容。讲课知识性与思想性有机结合，克服盲目性、油水分离的弊端，增强说服力和实效性。
精心设计，优化教学过程。教师注入情感，创造和谐融洽的教学氛围。开展课外活动，补充和延伸课内教学。进行专题研究，组织讨论、论辩、知识竞赛，互相交流，加强学生自我教育，促进科学理论的内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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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政治体制改革
中共十六大报告指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将政治文明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并列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目标，这对于加强政治文明建设，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推进中国的政治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一、政治文明与民主政治建设
政治文明于十六大第一次写入党的政治报告。但早在20世纪80年代，学术界就已提出政治文明的概念。主要背景有两个方面：一是中共十二大报告正式提出了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概念。在设计十二大报告时，胡乔木主张并坚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分法，政治民主属于精神文明的范畴。但许多人不同意，十二大报告专门另列了社会主义民主的部分。但这时没有提出政治文明的概念。二是在当时的政治体制改革中，学术界认为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仅仅提两个文明还不够，因为两个文明的建设需要通过体制改革加以推进，两个文明的成果需要通过制度建设加以保障，为此提出了政治文明的概念。但更多的是以制度文明的概念出现的。
中共十六大报告关于政治文明的提法是对十二大报告的继承和创新，是将政治作为一个独立的领域论述的，同时明确提出了政治文明的概念。
文明作为人类改造世界的成果，标志着人类社会的进步状态。物质文明是人类改造自然界的物质成果，它表现为人们物质生产的进步和物质生活的改善；精神文明是人们的主观世界得到改造的结果，标志着社会的精神生产和精神生活得到发展；而政治文明则是人们在改造国家制度及国家治理方式方面所取得的成果，它表现为国家治理的改善和政治生活质量的提高。
有关政治文明的概念，十六大报告没有明确的定义，学术界的定义则较多。但笔者认为，要给政治文明以定义，必须了解什么是政治和政治的核心要素。无论什么时代，政治总是与公共生活和公共权力联系在一起，并以国家形式表现出来的。在恩格斯看来，国家本身就是人类进入文明时代的标志，“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它在一切典型的时期毫无例外地都是统治阶级的国家”。[1](P176)这就意味着，国家是人类社会进步的表现，自从有了国家以后，人们就力图按自己的意志建立、改造或治理国家，建立和改革相应的制度，形成或转变人们的行为方式，以获得理想的生活秩序。因此，政治文明可包括政治理念、政治制度和政治行为三个方面。
政治文明总是与经济社会发展相联系的。为什么现在提出政治文明?这有其时代性。在物质十分匮乏的贫困社会，资源有限，为争取和占有有限的资源，政治更多的是以暴力、专制、强权、野蛮的形式出现的。在未来的富裕和现代化社会，政治文明是应有之义。正是在由贫困走向充裕的小康社会阶段，政治文明建设成为一项紧迫的任务。换言之，政治文明建设本身就是小康社会建设的内容之一。
小康社会阶段，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目标和任务就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我国经历了漫长的封建专制政治形式。在前资本主义时期，政治理念主要是“道德国家观”，即认为人们建立国家的目的是为了达到一种美好的道德目的。亚里士多德认为，城邦的目的是“至善”，是公民“优良的生活”。孔子政治思想的核心是“仁者爱人”。为了过上幸福生活，需要建立国家，有国家的统治者。而在小农自然经济基础上，国家的统治权归属于君主，因为君主秉承“天意”管理人事。君主的权力是不受制约的绝对权力，国家权力为君主所垄断，根据君主的意志运行。国家根据道德规范治理，即孔子所谓的“为政以德”。“政，身正也”。统治者只有身正，才能作为社会的表率治理国家。
进入近代，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政治文明形态发生了飞跃，这就是民主政治的建设。这一时期的政治理念主要是“契约国家观”。意大利著名政治思想家马基雅弗利首先撕开了盖在政治外面的温情脉脉的面纱，认为国家的根本问题是统治权，统治者应以夺取和保持权力为目的。政治只讲目的，不论手段，因此是没有道德的。君主应如狮子般凶猛，狐狸般狡猾。法国的布丹进一步将国家统治权归纳为。是统一的、不可分割、不可转让的，具有绝对性和排它性。西方的思想家进一步认为，在民而不在君。因为，人的生命、财产和自由权是与生俱来的，天赋的，即天赋人权。人们建立国家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保护生命、财产和自由。为此，人们将一部分权利让渡给统治者，组成政府，治理国家。这种权力是可以收回的。人民与统治者的关系是一种委托—的契约关系。这种契约通过一定方式成为具有普遍约束力的法律。为了保证统治者不滥用权力，根据功能将国家权力分割为立法、行政、司法等权力，相互制衡。为了使不同利益群体的利益得以表达，实行政党竞争。各个政党通过选举制执掌权力，进行公共治理。政府、政党及所有人都必须在法律范围内活动，实行法治。
由此可将专制政治与民主政治两种政治文明形态作以下比较：
专制政治：天赋君权在君绝对权力
政治垄断道德治国
民主政治：天赋人权在民权力制衡
政治竞争依法治国
近代以来产生的民主政治是人类政治文明的一大飞跃。马克思主义对由资产阶级创造的民主政治文明给予了高度评价，同时也指出其局限性。在马克思主义看来，国家是阶级分化的产物，其本质是阶级统治的工具，“为了使这些对立面，这些经济利益互相冲突的阶级，不致在无谓的斗争中把自己和社会消灭，就需要有一种表面上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这种力量应当缓和冲突，把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以内；这种从社会中产生又自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相异化的力量，就是国家。”[1](P170)马克思主义的国家观对于广大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资产阶级统治，建设新型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提供了思想武器。
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本质在于突破了资产阶级少数人统治的局限性，实行最广大的人民统治，即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所以，我国宪法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党的十六大报告认为，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要求。但是，任何一种政治理念付诸实施都要经历一个过程，任何一种本质要求都必须通过一定形式加以反映和表达。
1949年，人民民主的新中国建立以后，我国的民主政治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但是，由于我国经历数千年的专制历史，民主政治的传统极度缺乏，特别是经济文化较为落后，加上对民主政治建设的长期性、艰巨性缺乏足够的认识，使我国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过程出现曲折。最突出的表现就是政治制度方面尚存在不少弊端，不仅难以保障、甚至会损害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理念。在政治体制和政治运行机制的某些方面甚至不如资本主义民主政治。正因为如此，邓小平于1980年8月18日发表著名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一文，认为，过去发生的错误固然与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制度问题更重要，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而政治体制的弊端主要表现为权力过分集中、自上而下授权，对权力缺乏制约，家长制，个人指定接班人，领导职务终身制，，法制不健全且缺乏应有的权威性。为此，他提出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保证国家的长治久安。所以，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我国才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作为现代化建设的一项目标和重要任务。这说明，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只是为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理念提供了基础，而要实现这一理念，则要经历一个长时期的过程，并是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中共十六大报告明确提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观点，更加突出了发展性和建设性。
二、政治体制改革与中国政治发展
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一是要改革，二是要发展。改革就是要改革不适应经济社会和政治发展的政治体制，发展就是适应经济社会和政治发展要求，完善国家体制和运用新的治理方式，使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理念得以逐步实现。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设与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都处于重要地位，取得了重要发展。主要表现为：权力过分集中的体制有所改变；恢复和重建监督监察机制；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改革干部制度，实行国家公务员制度；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加强人大制度和政治协商制度建设，发展基层民主。邓小平对政治体制改革给予了极大关注，认为经济改革每前进一步，都要有政治改革相配合，经济改革最终能否成功取决于政治改革。因为只能通过政治改革，才能以制度而不是以个人的力量保证党的政治路线能够长期坚持，改革开放的成果才能够得到巩固。为此，邓小平甚至认为50年后实行全国直接选举国家领导人。
但是，政治体制改革是一项十分艰巨复杂而又风险性相当大的工程。20世纪80年代两次启动的政治改革都因学生运动而中断。其重要原因，一是对政治体制改革的复杂性认识不足，二是受20世纪一直延续的政治激进主义的影响。其特点是，不考虑条件，缺乏规则和程序，只有抽象的理念没有明确的目标，强调冲突不讲妥协，一步到位，“毕其功于一役”。经历重大以后，20世纪90年代中国的改革和发展沿着以下三条路径运行：政治稳定先于政治改革，经济改革先于政治改革，市场经济先于民主政治。在这种经济优先的战略下，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不断突破，市场经济迅速发展。但与此相比，政治体制改革进程及成效则显得不相适应。主要表现为：
领导和组织体制不适应政治路线的要求。政治路线的贯彻必须依靠领导和组织体制作为保障。与政治路线的要求相比，领导和组织体制还不相适应，难以为领导人坚定并卓有成效地贯彻政治路线提供制度上的保证。主要原因还是自上而下的授权体制的影响，民主集中制往往成为集中民主制，权力来源于上方，造成跟上不跟下，甚至人身依附和跑官要官。
政府运行机制不适应市场经济发展要求。计划经济时代是全能全权政府。实行市场经济，仍然以全权全能的方式进行经济和社会管理，以政治运动和政治承包制的方式发展经济。如发展乡镇企业，“逼民致富”。特别是政府管制权进一步扩张。从形式上看，政府不直接管理微观经济，但经过政府审批和管制的东西却越来越多，从土地、价格、出口、资金、贷款、项目等，都得层层审批。
权力制约机制不适应经济社会多样化发展的要求。一方面管制权愈来愈大，另一方面缺乏相应的制约。传统的制约机制失效。计划经济时代主要依靠“三严”：严格的计划经济管理体系；严密的思想政治体系；严厉的群众政治运动。导致“不能、不想、不敢”。进入市场经济时代，能、想、敢有了主客观条件。能，就是经济社会多样化，如土地等生产要素以商品形式出现，政府管制的东西愈来愈多；想，即市场经济中的“经济人”意识支配，导致公共权力的资本化意识增强；敢，缺乏必要的权力制约，权力资本化的行为不仅得以实现，而且得不到相应惩罚。成本小，收益大；风险小，利润大。腐败的深层影响是造成统治的“信用危机”，即民众对领导的不信任，并由于社会不公正造就分子。
民主参与机制不适应利益变化和政治整合的要求。改革就是政治与经济的分离过程，同时也是利益多样化和社会分化过程，形成不同的利益群体。这就需要通过民主参与使不同利益群体的利益和要求能够有效表达，在此基础上进行政治整合，形成公共政策，以协调各方利益。但是，由于长期以来不承认利益的特殊性，缺乏利益表达的民主参与机制，政治整合困难，公共政策难以充分考虑各方利益。越是社会底层，利益表达越困难。由于社会底层人数多，其利益如果长期得不到有效表达，则会造成政治不稳定，即来自底层的冲击。
正是在以上背景下，十六大报告再次提出了政治建设与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和任务。当然，与经济体制改革和市场经济发展一样，政治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设也是一个长期的渐进的转变过程。最根本的是要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主要有以下四个转变：
其一，从革命政党向执政政党转变。传统政治是个人统治，现代政治是人民统治。但人民统治并不是每个人执政。这就需要专门从事政治活动的人组成政党，代表人民利益执政。因此，现代政治本质上是政党政治。政党政治又分为多党政治和一党政治。在中国是多党参政，这是由中国政党的特点所决定的。“党”在英语里是“Party”，带有“聚会”的意思，如同俱乐部，具有开放性。这是在民主架构下产生的党。而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党”带有秘密结社性质，如“会党”，这是专制制度的产物。近代以来的中国政党是在以暴力革命方式专制统治的过程中建立起来的。这种政党的特点是由少数先进分子代表一定的阶级，领导革命，并为社会指明前进的方向，具有强烈的集团性和意识形态色彩，是一种主义性政党。作为革命胜利者的政党因此成为社会的当然执政党。由于社会基本体制尚没有定型，革命胜利后仍然需要通过为社会指明方向并保证社会稳定发展，这就要经历一个“以党建国”、“以党治国”到“以党领国”的阶段。所以，一党领导有其历史客观基础。这与西方不同。西方政党是在政治与经济基本分离以后产生的，只是不同利益集团的载体。各政党在基本意识形态，如私有制、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等方面没有根本性分歧，分歧的只是具体政策，因此是一种政策性政党。在制度下，多党政治不会引起社会的动荡和分裂，反而是维护多样化统一的条件，因此，多党政治的存在有一定条件，不可照搬。但在一党制条件下，更需要政党及时实现自身的转换，这就是从革命政党向执政政党转变，即由统治秩序的者转变为国家和社会的管理者。其政党的功能也会发生相应变化：一是进行制度设计，推动社会发展；二是提供精英人才，保证制度运作；三是协调不同利益，进行政治整合；四是社会动员，巩固执政的合法性。在这一过程中，执政党就要随着社会发展巩固自己的阶级基础，扩大其群众基础；既将社会的精英分子纳入其中，避免其成为体制外力量，又通过其制度和政策设计，保证最大多数人的利益得以满足。
随着政党功能的转换，政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也要转换。在革命时期，没有取得政权，由党直接领导。革命后，由于巩固政权，党仍然直接执掌权力，直至实行“党的一元化领导”。其好处是能够顺利的贯彻党的意志。但在政权巩固后，特别是发展市场经济过程中，党直接执掌权力存在许多弊端。一是党直接面对各种社会矛盾，二是容易受到权力和利益的腐蚀。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就是充分发挥党在制度设计、提供人才、协调利益和社会动员方面的作用，而不是在每个层次、每个方面都直接执掌权力；坚持依法执政，而不是凌驾于法律之上。在这里，有必要将政治统治与公共治理加以区分。政治统治指哪个阶级居统治地位，引导社会向什么方向前进，决定政策，是操舵手、政治家；公共治理指对公共事务的具体管理过程，按一定目标行使相应的权力，执行政策，是划桨手，是事务官。党的作用主要应该体现为前者。
其二，从主要依靠方针政策治国到依法治国的转变。在经过革命建立的国家，宪法和法律有待建立，因此在相当长一个时间里主要依靠执政党的方针政策治国。但是，随着革命政党向执政党的转变，执政方式也应该由主要依靠方针政策治国向依法治国转变。这是因为，执政党的主要功能就是设计具有长期性、稳定性的制度架构，将党的意志以法律的形式明确下来，以规范所有人的行为。因为国家法律是针对所有人的，并具有明确的预期性和规范性，由此可避免随意性和不稳定性，从而影响执政党的合法性基础。同时，实施依法治国，可以更有效的促进党的自身转变，使其从具体的事务中解脱出来，集中精力进行制度设计和落实；从具体利益中超脱出来，有效协调各方利益，并避免党成为少数人谋取特权的工具。对于中国这样一个缺乏民主传统的国家来说，法治必须置于优先地位。一是可以防止特权和领导人随意性，二是可以防止所谓的“大民主”，从而有利于民主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实行法治必须确立宪法和法律至高无上的地位，司法制度必须保障在全社会实现公平和正义，保证司法机关依法独立行使权力，即司法独立。
其三，由精英政治向民主政治转变。在由专制统治向民主政治转变过程中，有一个主要依靠少数社会精英参与政治的阶段，社会大众对政治的参与度比较低或者主要是动员性参与。但是，随着利益分化和依法治国的实施，社会大众将愈来愈多地参与政治，政治将会成为大众参与角逐的公共领域，这就是民主化进程。邓小平认为，与现代化一样，民主化也要一步步地前进。现阶段主要是抓两头，上头抓人大，使人大成为真正的最高权力机构。因为实施依法治国，必须通过人大立法和监督。现在将人大作为退居二线发挥余热的部门，人大代表主要是各级领导代表的情况，不利于人大发挥应有的作用。因为立法是一门专门学问。这就需要优化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结构，扩大群众代表数额，完善人大选举制度。下头抓基层直接民主，通过基层直接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培育民众的民主意识，训练其民主技能，养成规则和程序习惯，为民主化提供坚实的社会基础。十六大报告指出，扩大基层民主，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的基础性工作。
其四，从封闭性体制向开放竞争机制转变。中国特色的政治不模仿西方，但在政治运行机制方面应该改变封闭的体制，引进竞争机制，以党内民主推进社会民主。党是领导者，本应该在民主方面走在社会前面。但由于政党体制没有及时转变，致使政党民主反而落后于国家民主，国家民主又落后于社会民主。这种情况与党的地位和民主化进程是不相适应的。苏共解散值得深思的是党在危机面前没有党员维护，反而站在党的对立面。深层次原因是党的封闭体制造成权力逐级垄断，一般党员只有义务，没有权利。权利与义务的严重不对称必然造成一般党员与党的高层离心离德。一旦党的最高层领导出现问题，党就处在危险之中。这就需要加快党内民主化，开放权力资源，引进公平、公正、公开的竞争机制。第一步就是事务官逢官必考，扩大政务官的差额选举比率。十六大报告对此有许多新的论述。强调以保障党员民利为基础，以完善党的代表大会制度和党的委员会制度为重点，从改革体制机制入手，建立健全充分反映党员和党组织意愿的党内民主制度。
政治论文范文6
2001年1月，同志在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的讲话中明确提出：“法治属于政治建设、属于政治文明，德治属于思想建设、属于精神文明。”不仅正式使用了“政治文明”的概念，而且把它同“精神文明”并列起来。十六大报告进一步将三个文明并列使用，表明我们党已从对文明的两分法发展到三分法，既在社会文明系统中为政治建设、民主政治定了位，又理顺了它同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的关系。对我们中国人来说，从“五四”前后先进人士想超越前人制造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机械割裂与绝对对立，举起民主和科学两面大旗，到我党进入新时期后提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都要搞好，再到本世纪初正式使用“政治文明”，提出三个文明协调发展，前后经历了一百年左右的时间，是多么来之不易啊!
二、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理论创新
十六大报告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之间增加了“政治文明”，又用很大篇幅论述了“文化建设和文化体制改革”。“文明”与“文化”究竟有什么区别呢?“文明”与“文化”在中西文里是两个不同的词。但英国泰勒1871年出版的《原始文化》称：“文化或文明在人种志学中是一个复杂的整体，它包括知识、信仰、艺术、伦理道德、法律、风俗和作为一个社会成员的人通过学习而获得的任何其它能力和习惯。”这里“文明”与“文化”指同一对象，同我们说的“精神文明”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差不多。英国马林诺夫斯基上世纪30年代出版的《文化论》，主张把“文明”与“文化”区分开来：“文明”专指“较进展的文化中的一个特殊方面”。“文化”则包括“器物，货品，技术，思想，习惯及价值”，直到“社会组织”，即从物质到精神的广义文化。美国克罗伯和科拉克洪1952年发表《文化：一个概念定义的考评》，在考察100多种文化定义后认为，“文化存在于各种内隐和外显的模式之中”，“包括他们制造物品的各种具体式样”，强调文化“基本要素”是传统思想观念特别是价值观。我国《周易》中的“天下文明”指国家和社会的面貌“有文采而光明”。古籍中的“文化”含文治与教化的意思。发展到今天，“文明”和“文化”一般都有物质的和精神的两个方面，因而也都有广义和狭义两种用法，其中狭义指精神、思想方面。“文明”和“文化”既可通用，又有区别。讲区别时，“文化”侧重指经过人类加工制作的东西。如石器是文化，石头却不是。西方源于拉丁文的“文化”一词，原指人对土地的耕耘和对植物的培育。“文明”则侧重指文化的进步方面，是相对于“野蛮”而言的社会的进步状态。如人群都有文化，但不一定有文明。西方源于拉丁文“文明”一词，意为公民的、有组织的。18世纪法国的百科全书派用“文明”一词表达对未来社会发展高级阶段的向往。19世纪德国学者却称社会的精神成果为文化，物质成果为文明。这种用法在马恩著作中也可找到。美国学者摩尔根1877年发表《原始社会》，将文明阶段提前到从使用文字开始。恩格斯把蒙昧时代、野蛮时代称为“史前各文化阶段”，而将有文字有商品生产和阶级剥削的社会(从奴隶社会开始)称为文明时代。现在人们已将社会发展取得的先进成果都纳入“文明”一词。十六大报告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基础上增加“政治文明”，就是要实现物质、政治、精神的协调发展。这三个“文明”都是从社会进步意义上使用的。只有先进生产力、先进政治、先进文化，才能充分显示社会主义制度的先进性。这是对社会“文明”认识上的加深。报告中讲的文化建设，是狭义文化的意识形态文化建设，即精神文明建设。
我们现在讲的“政治文明”同西方讲的“政治文明”或“政治文化”有什么不同呢?报告讲要“借鉴人类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有借鉴更有创新。当今国际上讲的“政治文明”，是指人们改造社会所取得的政治成果的总和，通常表现为人们在一定社会形态中关于民主、自由、平等、解放的实现程度。1986年，党的第一个精神文明建设决议中已明确指出：“在人类历史上，在新兴资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反对封建专制制度的斗争中，形成民主和自由、平等、博爱的观念，是人类精神的一次大解放。马克思主义批判地继承资产阶级的这些观念，又同它们有原则的区别。”我们的“政治文明”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在建立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和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政权条件下的新型政治文明，其名称和内涵都有质的不同。国际上讲的“政治文化”通常指人们的政治信仰、政治态度、政治感情及基本价值观的总和。1996年说：“我们讲的政治，是马克思主义的政治，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他指出“政治包括政治方向、政治立场、政治观点、政治纪律、政治鉴别力、政治敏锐性”，又强调“领导干部在原则问题上要旗帜鲜明，要注意分清一些基本界限。比如马克思主义同反马克思主义的界限，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同私有化的界限，社会主义民主同西方议会民主的界限，辩证唯物主义同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界限，社会主义思想同封建主义、资本主义腐朽思想的界限，学习西方先进东西同崇洋的界限，文明健康生活方式同消极颓废生活方式的界限，等等”。如果再加上我们党一贯坚持的四项基本原则和理想信念教育等等，所有这些表明我们虽然没有在党的最高文献中使用“政治文化”一词，却在这方面有自己的特定内容和要求，是可以作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中的一个组成部分的。
十六大讲的“政治文明”是不是从我党原先讲的“精神文明”中另列出来的呢?看来不好这么解释。1979年9-10月“讲话”、邓小平“祝词”分别提精神文明建设时，都先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社会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法制，再讲精神文明建设。后者是不包括前者的。十二大报告第三部分“努力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中，解释“改造社会的成果是新的生产关系和新的社会政治制度的建立和发展。改造自然界的物质成果就是物质文明……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人们的主观
世界也得到改造，社会的精神生产和精神生活得到发展，这方面的成果就是精神文明，它表现为教育、科学、文化知识的发达和人们思想、政治、道德水平的提高”。这里精神文明中的“思想、政治、道德水平”显然属于意识形态，它是同“生产关系”和“社会政治制度”分列的。十二大报告第四部分“努力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不仅将“社会主义民主”单列，而且说“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是我们的根本目标和根本任务之一”。可见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这一范畴中，一开始就不包含十六大报告所讲的“政治文明”的有关内容，因而从“广义的精神文明”中不可能另列出一个“政治文明”来。何况“精神文明”已是相对于包括物质和精神两方面的“文明”而言的狭义“文明”，说它还有广义和狭义之分，更使人不好理解了。
“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是我党使用我国由来已久的提法而又赋予了新义，人们对它有各种解释，这是不难理解的。历史唯物主义将社会生产分为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两大方面。前者生产人类生活所必需的物质资料，后者生产政治、法律、思想、道德、宗教、文学艺术、科学和哲学等精神产品。马克思有“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物资生产资料”和“精神生产资料”，“物质生产力”和“精神生产力”等提法。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各所取得的积极成果的总和，不就是我们说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以及对文明两分法的由来吗?但是社会结构、社会生活却复杂得多。马克思说：“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应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马恩选集》1995年版第2卷第32页)物质文明同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和经济关系紧密相联。精神文明同精神生活和观念上层建筑(包括政治、法律、思想、道德、宗教、文学艺术、哲学等意识形态)紧密相联。政治文明则同政治生活和政治上层建筑紧密相联。政治上层建筑在阶级社会指政治法律的制度、组织和设施，包括政党、政权机构、军队、警察、法庭、监狱等，其中国家政权是核心。依据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原理对社会生活、社会结构的上述划分，后来被简称为经济、政治、思想(理论或意识形态文化)三大方面，这正是对文明采用三分法的由来。从两个文明发展到三个文明，不仅反映我党对社会文明认识的深化，而且是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实践的需要。在两个文明建设取得显著成就的今天，只有进一步发展民主政治，建设政治文明，才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
三、建设政治文明有新思路新举措
十六大报告提出，发展要有新思路，改革要有新突破，开放要有新局面，各项工作要有新举措。对比十五大报告“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法制建设”部分，可以看到十六大报告“政治建设和政治体制改革”等相关部分，对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提出了许多新思路和新举措。如“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改革和完善决策机制”、“加强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等几个大项，都是新增加的，不仅很有高度，而且抓住了根本。讲社会主义民主制度时，从“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开始，重点放在扩大基层民主和党内民主，说前者“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的基础性工作”，后者“是党的生命，对人民民主具有重要的示范和带动作用”。又根据这些年的经验增写了完善村民自治和城市居民自治，扩大党的代表大会常任制的试点等。这些都是切合广大人民和广大党员心意的。在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方面，抓住了决策和执行、选人和用人两大环节，提出实行决策的论证制和责任制，干部的任期制、辞职制和责任追究制以及政务公开制等。这些都是行之有效或切实可行的。在健全法制方面，强调党依法执政，政府依法行政，干部依法办事，司法人员执法公正，增写了“党员和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要成为遵守宪法和法律的模范”。
报告对执政党、人民和法治三者关系的表述，比十五大更精确。强调“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最根本的是要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并指出“党的领导”是根本保证，“人民当家作主”是本质要求，“依法治国”是基本方略。在党的建设部分新写了“我们党的最大政治优势是密切联系群众，党执政后的最大危险是脱离群众”，又吸收代表意见，在定稿时增加了“正确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特别是要防止和克服形式主义、”等内容。这些对于建设政治文明都具有现实针对性和理论指导性。
四、政治文明建设要走自己的发展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