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博士论文范文1
1.1一般资料
本文选取了2010年1月～2011年到我科室进行胆石症手术的35例患者，患者在术前右上腹均出现腹疼痛，并且反复发作。其中有11例患者伴有发热、黄疸症状。在35例患者中，有20例男性患者，15例女性患者；患者的年龄为35～72岁，平均年龄为53.5岁。有29例患者在之前并没有手术史，4例患者有过一次胆道手术史，2例患者有过二次胆道手术史。有手术史的患者之前的多为胆总管切口取石“T”管引流及胆囊切开取石蕈状管造瘘。与上次进行手术的时间间隔：最短的时间是2年，最长的时间为17年，平均时间为9.5年。在术前对所有患者都进行B超或CT监测，由此来证明出结石的分布位置。其中，有7例患者是属于单纯胆囊结石，2例患者属于单发结石，其结石直径为2.4cm，5例患者属于多发性结石，其结石直径为0.5～2.0cm；5例患者属于单纯肝内外胆管结石；16例患者属于胆囊结石合并肝内外胆管结石。
1.2手术方法
在进行手术时，根据结石的分布位置，选择保胆手术、胆总管切口探查取石术及腹腔镜胆囊切除术。
1.2.1保胆手术
行人工气腹，并且按照腹腔镜常规方法进行摄像系统及冷光源的置入，置入方式为：剑突下及右锁骨中线肋缘放入5mm和10mm穿刺套管，将胆囊底缝吊。用电凝将胆囊底切口约0.8cm，待到将血止住以后再进行输尿管镜以及经皮肾镜、1.5mm中空超声探针的置入，使用负压将击碎后的结石残渣吸出以后对胆囊进行冲洗，并立即给予止血处理，同时对于未吸干净的残石要带保护套进行全面清除，胆囊管开口处有胆汁流入后，再使用3-0可吸收肠线对胆囊切口进行间断全层缝合，经测试未见胆囊切口有渗漏，方进行术野清洗，将腹腔积液吸尽，排气，切口缝合。
1.2.2胆总管切口探查取石术及腹腔镜胆囊切除术
术前需保留导尿管和胃管，对患者进行全身麻醉，后于剑突下及右锁骨中线肋缘放入5mm和10mm穿刺套管，将胆囊先切除，然后将胆总管切开约2～2.5cm，最后在取结石时使用取石钳将能取的取出，不能够取出的结石，将输尿管镜以及经皮肾镜由切口置入，并且使用1.5mm或3.3mm的超声探针进行边碎石边吸引，术后要留置“T”型引流管。
2结果
使用保胆手术取石的患者均1次成功。使用腹腔镜胆总管探查手术取石的患者中，有18例患者1次成功，6例患者在术中转开放手术1次成功，只有3例患者没有1次成功。造成其无法1次成功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患者体质较差，对于长时间手术无法忍受，肝内外胆管存在结石量过大，并且大部分的分别部位是二级胆管以上。在患者术中及术后均经过B超或造影证实有结石残留，1个月后使用同样的手术再次取石，全部取尽。本组患者使用超声碎石取石成功率达到100%，手术使用时间90～240min，平均时间为158min。患者住院5～10天，平均天使7.5天，术中的出血量为50～100ml。术后均没有感染、胆漏或出血等并发症的发生。35例患者来院复查均在术后2～12个月，经B超检查胆囊收缩功能良好，胆囊壁没有出现水肿，肝内外胆管没有结石复发。
3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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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期加强对船舶开展思想政治教育，是企业的党组织最重要的任务。企业最根本的目的是提高经济效益，航运企业的一线组织为船舶，航运企业经济效益的真正实现就是靠船舶，所以，作为传播党支部需要紧紧把握生命线，充分意识到加强船员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性与紧迫性。另外，长航油运向世界油运发展进程加快，越来越多的船舶开始积极参与到国际航运市场的竞争当中，船员工作量与工作的强度也逐渐加大，很可能产生心理方面的问题。这就需要船舶党支部充分根据船员的心理与生理方面的变化，从船员的实际出发，真正去贴近船员的实际生活，从船员各个方面入手，查明原因，真正将船舶思想政治工作做到位，为企业发展铺平道路。当然，作为船舶政委，负有做好船舶思想政治工作的责任，做好全体船员的思想政治工作，真正凝心聚力，将大家的思想拧成一股绳，劲往一处使，提升全体船员的思想政治素质，真正将全部精力都铺在企业上面。所以说，做好船舶思想政治工作，是船舶政委的必修课。
二、当前船舶思想政治工作存在的不足及原因分析
1、船舶政委的来源和途径不统一，公司系统组织培训不够
在全部的船舶政委当中，有的是从部队转业的，有的是从职工中逐渐选拔提升的，这就造成了船舶政委的来源与途径上的不一致，各个船舶政委的思想政治理论素质就存在着一定的差别，如何去真正去提升整体船舶政委的思想政治理论素质，成为当前的一个亟需解决的问题。另外，虽然公司也组织了不同批次的思想政治工作方面的培训工作，但是由于培训的次数与时间等方面还存在着不同的差别，导致船舶政委的整体水平还需要进一步的提升。
2、船舶政委数量严重不足，有的船舶不配，有的船舶不配，形成船舶政委处于一个两难的局面。
船舶政委是开展船舶思想政治工作的主体，由于企业当中船舶政委数量的不足，致使有的船舶没有政委的现象，这造成了船舶思想政治工作参差不起，严重制约了企业员工思想政治素质水平的提高。
3、船舶政委的素质有待提高，需要切实掌握做好思想政治工作的基本功。
船舶政委的素质由于各个方面的原因，船舶政委在进行思想政治理论学习的时候，并没有将思想政治理论与船舶工作的实际紧密的结合起来，虽然其理论素养很高，但是在现实中真正做起思想政治工作来，由于理论和实践上存在着脱节，不能很好的开展船舶思想政治工作。
三、如何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船舶思想政治工作的思考
1、树立以人为本理念，理顺职工思想情绪
以人为本，不断加强与改进船舶思想政治工作，需要将充分认识到人的本质与需要来作为出发点，将船员的基本意愿与要求当成是思想政治工作的立足点，提升船员的基本素质，真正实现船员的基本价值，大大推进船舶运输事业的进步与发展当作是根本的目标，将船员的全面发展来作为切入点，关心、尊重、帮助、理解船员来当成是思想政治工作的关键，以便对船员的思想与信念方面的教育当成是关键内容，真正将充分做好船员的思想政治工作与党的群众方面的工作充分的结合起来。在开展船员工作的过程中，要注意始终坚持以人为本的基本理念，将维护好国家利益、集体利益与个人利益很好的结合起来，将正确的思想引导和关心解决好船员的实际问题很好的结合起来，并且实行有针对性展开思想政治工作，积极引导船员对待现实矛盾与困难，将思想真正统一到拥护与贯彻我党的方针政策上来。另外，还应该注意理顺好职工的思想情绪。职工思想情绪的产生，有多个方面的原因，需要船舶政委，深入到船员的实际生活中，将船员产生思想情绪的原因，进行深入细致的分析，理清来龙去脉，为产生情绪的职工做好心理疏导，让职工能更好的调节好情绪，利于今后更好的投入到工作当中去。
2、发挥骨干作用，形成思想工作做人人，人人做的局面
船舶政委要充分发挥好骨干作用。在船舶独立作战与流动分散的情况下，船舶党支部是否能发挥好战斗堡垒的作用，关键是看船舶政委作用发挥的程度如何。船舶政委具备较高的政治素质与管理方面的能力，但是随形势的不单发展与船员文化知识层次的不断提升，需要注意进一步拓宽政工干部的选拔渠道。并且注意多举办各种培训班和召开政工会等途径，来达到扩充其知识面，提升政治业务素质与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船舶政委素质的提升，能够为船舶的党建以及精神文明建设、思想政治工作开展等，提供非常重要的保证，对船舶政委更好发挥其骨干作用，将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另外，不光是船舶政委要抓好船员的思想政治工作，就连船员与船员之间，也要经常开展思想方面的交流工作，在实际生活中互相学习，互相帮助，切实形成思想工作做人人，人人做的大好局面。
3、掌握不同年纪职工的思想活动特点，探讨做好思想政治工作的途径
作为一名船舶政委，应该经常深入到船员思想政治工作的最前线，充分掌握好不同年纪职工思想活动方面的基本特点，按照不同年龄段的思想活动点，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分类，真正落实哪些属于工作方面的、哪些属于个人方面的等等，可以通过开展集体船员大会与个人实际交流相结合的方式，让思想政治工作能服务每一个人，让船员放下思想方面的包袱，全身心的投入到工作当中去。
政治博士论文范文3
古代文学世家研究是以家族为视角探讨“文学的家族”与“家族的文学”的历史发展、家族个性、家学本质和社会地位的文学研究。其学术范式或者以文化为本位，或者以文学为本位。前者立足于家族文化的整体性研究，文学世家是家族文化研究有机而重要的组成部分；后者立足于文学世家的特定性研究，家族文化作为文学世家的重要背景而受到重视和研究。两种学术范式各有侧重，各有特点，但都强调“家学”独特性的择微，呈现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态势，并没有优劣之分。不过就文学学科的属性来说，采用以文学为本位的学术范式更为切合古代文学研究自身的特征和要求。文学世家研究是基于古代文学研究的理论“西化”反思和学术创新需求的结果，体现了古代文学研究的本土话语回归和学术范式创新。古代文学世家研究取得了突出的学术成果，从以个案研究为主走向以朝代为主、区域为主和专题为主的多样化研究。以汉族文学世家研究为主体，也有少数民族文学世家的研究。
1.个案性研究成果
文学世家的个案研究成果最多，主要集中在六朝、宋代和明清三个时段上。六朝的个案研究，主要聚焦于陈郡谢氏，琅琊王氏，兰陵萧氏，琅琊颜氏，东海徐氏等。其中陈郡谢氏文学世家研究最突出，有程章灿《陈郡阳夏谢氏：六朝文学士族之个案研究》、丁福林《东晋南朝的谢氏文学集团》、周昌梅博士论文《六朝陈郡谢氏家族文学研究》等论著。宋代的个案研究主要涉及到昭德晁氏，东莱吕氏，临川王氏，鄱阳洪氏，墨庄刘氏，眉山苏氏，浙东高氏，四明史氏等。其中昭德晁氏文学世家研究最显著，有刘焕阳《宋代晁氏家族及其文献研究》、张剑《宋代家族与文学———以澶州晁氏为中心》、何新所《昭德晁氏家族研究》、李朝军博士论文《宋代晁氏家族文学研究》、滕春红博士论文《北宋晁氏家族及其文学研究》等论著。明清的个案研究主要涉及到吴江沈氏、叶氏，常熟翁氏、冯氏，海宁查氏，三山叶氏，滨州杜氏，临朐冯氏等。其中吴江沈氏和叶氏文学世家研究最突出，前者有李真瑜《明清吴江沈氏文学世家论考》、郝丽霞《吴江沈氏文学世家研究》等著作，后者有蔡静平《明清之际汾湖叶氏文学世家研究》、朱萸《明清文学群落：吴江叶氏午梦堂》等著作。个案研究以张剑《宋代家族与文学———以澶州晁氏为中心》较有代表性，该著未停留在家族血脉关系、家族文化和作家作品的简单梳理上，而是注重从家法意识、家族成员主观性和后天因素不确定性等方面来探讨世家文学发展的继承性与变异性，同时又重视家族成员文学创作的分析来探讨世家文学的典型性及与时代的联动性，对“个体—家族—社会”三位一体的整体研究有着较为自觉的意识。
2.断代性研究成果
此指对某个朝代的文学世家作整体的断代研究，以六朝和宋代的研究较突出。前者有程章灿《世族与六朝文学》、吴正岚《六朝江东士族的家学门风》、王永平《六朝江东世族之家风家学研究》、周淑舫《南朝家族文化探微》论著，后者有《宋代文学家庭》、张剑等《宋代家族与文学研究》、张兴武《两宋望族与文学》、刘学《词人家庭与宋词传承》等论著。其中，对宋代的研究较突出，王著对宋代二代至十代以上的文学世家都作了梳理，有较强的资料性；两部张氏著作都注重从宋代的时代变迁、地域文化、政治党争、科举制度和家学意识等方面来探讨，基本上揭示了宋代文学世家发展的时代特征；刘著则重典型文体与典型家庭关系研究，令人耳目一新。
3.区域性研究成果
此指以某个地域为主的文学世家研究，其中江南地区是最突出的区域，时间跨越六朝至清代。主要成果有朱丽霞《清代松江府望族与文学研究》、凌郁之《苏州文化世家与清代文学》、邢蕊杰博士论文《清代阳羡文化家族文学活动研究》、顾世宝博士论文《元代江南文学家族研究》等论著。由梅新林、陈玉兰主编的《江南文化世家研究丛书》已于2010年陆续出版，计划出书50种，其中有不少是江南文学世家研究的成果。此外，中原、关中、河东、山东、江西、广西等地文学世家也受到一定关注，有相关文章发表。区域性研究普遍存在对文学世家的地域性特征揭示不够的缺憾，往往是某一区域内文学世家个案的“组合体”。
4.专题性研究成果
此指围绕某个专题内容对文学世家进行研究，包括政治、经济、科举、出版等专题，都有相关文章发表。其中，女性专题研究最突出，一些论著往往会涉及到，如蔡静平《明清之际汾湖叶氏文学世家研究》、郝丽霞《吴江沈氏文学世家研究》都设有专章来论述世家女性的文学意识和文学创作。此外，还有一些单篇论文，如陈水云、王茁《文学女性从闺内到闺外———以山阴祁氏家族女性文学群体为例》等。徐雁平编著的《清代文学世家姻亲谱系》广涉资料，对清代文学世家姻亲情况作了较为全面的梳理，是专题研究中学术价值较高的著作。以上主要是汉族文学世家的研究情况，近年来，随着研究的深入，对少数民族的文学世家研究也开始涉及。如刘达科《金元耶律氏文学世家探论》、杨镰《元代江浙双语文学家族研究》、陈友康《古代少数民族的家族文学现象》、李小凤《回族文学家族述略》、王德明《清代壮族文人文学家族的特点及其意义》等。
二、学术检讨与未来前瞻
经过三十余年的学术研究，特别是新世纪以来，无论是涉及的家族数量，还是家族时空分布的广泛性，古代文学世家研究都取得极为突出的成就，呈繁荣之势。但同时也存在一些值得检讨和反思的地方。
一是重个案研究轻系统考察。个案研究取得了可喜成就，并且有些家族还是众多研究者关注的“焦点”，典型者如六朝陈郡谢氏、琅琊王氏和颜氏，宋代昭德晁氏和东莱吕氏，明清吴江沈氏和叶氏等都有多部研究论著或博士论文。但对特定区域、特定时代或通代文学世家的系统研究则较少。个案研究固然是基础，但只重个案而轻整体，往往会挂一漏万，见木不见林，且易造成研究模式化和雷同化。张剑等《宋代家族与文学研究》、张兴武《两宋望族与文学》和梅新林《文学世家的历史还原》等在系统考察上具有开拓性意义，前两部论著重横切面的系统研究，紧密联系时代社会、地域文化来研究文学世家；后一篇长文重纵向性的系统研究，对中国文学世家的“经学—文学世家”、“门阀—文学世家”、“科宦—文学世家”前后相承的三重形态进行了提纲挈领的历史还原，气势宏阔而又鞭辟入里。
二是重南方家族轻北方家族。古代文学世家研究所涉及的家族绝大部分是以江南为中心的南方地区，特别是两晋南北朝和明清时期的文学世家研究更是如此。这与古代江南经济发达、人文荟萃和家族兴盛有着密切关系，因而易为研究者所关注。但北方同样也不缺文化望族，而且历史更为悠久，缺少北方家族的参与，对于完整的古代文学世家研究来说是一个残缺，也不符合古代文学世家的实际情况。
三是重汉族家族轻少数民族家族。古代文学世家研究基本上集中在汉族文学世家当中，少数民族文学世家研究只有廖廖几篇论文。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除了汉族大量的文学家族诗书传家外，也有许多少数民族文学世家留名青史。只有把少数民族的文学世家也纳入到研究视野内才能真正完整地研究中国古代文学世家，并且激发杨义所说的“边缘活力”的少数文学世家研究。
四是重作家梳理轻作品辨析。由于作家是文学世家的主体和核心，古代文学世家研究当中，一般首先关注的是对家族中具有文学特性的成员进行梳理，由此构建起具有血缘关系的文学世家网络，而作品附属于作家分布在网络各个节点上。这一方面有利于快速建立起文学世家网络图，但另一方面也舍弃了作品的文献考辨、文本阅读和文意理解的文学本位研究。这种文学世家研究既偏离了回归文学本位的学术反思和要求，也不利于对家族作家及其文学的深入研究。因此，文学世家研究应该加强作品的考辨和分析，并坚守文学为本位的多元化研究。
五是重现象探讨轻理论归纳。由于只重作家梳理而缺乏作品考析，因此文学世家研究只能对以作家活动为中心的文学现象进行探讨，简单地勾勒出文学世家成员血缘关系的网络图及其文学世家的表面性比较，而难以对文学世家传承的深层规律与外部影响、传承共性与个体变异、成员特性与家族共性等一系列文学现象作出理性描绘和区分，并作理论上的阐释和研究，从而影响文学世家的深层研究。同时又由于指导文学世家研究实践的理论研究也相对滞后，学界虽然有所关注，但总体上还很欠缺，这也必然也影响到文学世家的深化研究。所以，无论是内在理论归纳还是外在理论指导，文学世家研究都显得缺乏而又迫切需要。
六是重家族封闭考察轻家族开放关注。古代文学世家研究总体上来说是局限于家族内部考察，包括家族内部成员关系的梳理、家族作品的排列和文学世家现象的描绘等内容，而很少以开放态度和视角来考察家族与家族、家族与社会、家族与地域之间的关系。这种封闭性的文学世家研究势必影响研究的广度和深度，很难看出研究对象在特定局域或整体文学与文化中的地位和作用，从而也势必影响到研究成果的学术作用和社会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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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双一流”；管理类博士；培养模式
一、引言
在“双一流”建设背景下，各个学校学科建设平台改善了，学科之间的竞争更加激烈了，学科发展的要求更高了。管理学科相比其他理工医等学科，其学科建设与发展基础相对较弱。管理类博士研究生作为每个管理学术、科研重要力量之一，其培养质量会影响管理学科的发展。通过改进管理类博士研究生的培养模式，提高其业务素质及研究水平、提升其培养质量及实践能力，为促进管理学科建设与发展做出其应有贡献。
二、国内外博士研究生培养模式研究现状
（一）国内研究现状。国内学者从博士研究生培养模式的定义、现状以及发展趋势等方面进行了相关研究。于若凡、郭建斌分别对中国博士研究生的培养模式、国外不同国家博士研究生的培养模式、国外不同国家的博士研究生培养模式的比较和中国与外国的博士研究生培养模式的比较等主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并展望博士研究生培养模式在中国的研究。刘劲松、徐明生研究贯通式培养模式是博士研究生培养模式的重要组成部分，适宜于对知识学习及科学研究有很强连续性要求及成果产出需要较长知识积累周期的基础学科、实践性强的医学和艺术学科、实验周期长的农学、生命学、工学等学科博士研究生培养。常淑贞研究了当前我国博士生培养模式的现状，探讨了制约博士生培养模式创新的因素，提出了改进博士生教育培养模式的策略。贾晓红、刘向锋、王人成以美国佐治亚理工学院机械工程专业博士生教育为背景，对博士生的培养目标与方式、培养内容与基本要求、博士生资格考试与开题、科研工作与论文答辩等诸多培养环节的分析和研究，为提高我国博士生教育质量提出了建议：应取消对学习年限的规定或延长学习年限；建立博士生和导师之间的双向选择与淘汰机制等。包水梅研究认为，我国博士生教育亟待转向内涵式发展，培养创新人才，借鉴“美国模式”改革我国博士生培养模式。魏玉梅、刘先春研究了人文社科类博士研究的培养具有自身的规律性与特殊性，主要表现在培养目标、培养过程、培养评价等三个方面。借鉴英国一流大学文科博士生培养的成功经验，比如学术自由理念下的探究性学习方式、跨学科的培养制度、注重科研与学术训练的课程设计、博士研究生培养的淘汰率、多元化的导师制度等对我国文科博士生的培养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谭金祥、石远、任国胜通过对法国斯特拉斯堡大学科学博士研究生与中国高校科学博士研究生的培养模式进行对比，分析中法博士研究生入学条件、奖学金制度、理论课程学习、课题开题、汇报、答辩及毕业的差异，为我国研究生教育改革提供借鉴。
（二）国外研究现状。英国博士的培养模式为复合型博士培养模式。法国博士生的培养模式为：招生“零考试”，申请人须过“三道关”、“两段式”过程培养，以“研究”突出培养、指定负责导师，采用导师小组联合指导、重视博士论文撰写的指导，严把“出口关”。日本的博士培养模式适合企业对高层次人才以及个人成长的需要，博士生培养机构不断做出改善，呈现出培养目标体系化、培养过程针对性强、教育机构及其职能多样化、保障体制健全等特点。德国博士生的培养模式主要有传统的“师徒制”和小规模的“研究生院”，其中尤以前者为主，而这种缺乏系统管理、散兵游勇式的培养模式已不能完全适应目前科学发展的需要。德国的两种博士生培养模式，认为“师徒制”模式重视博士生尽早融入导师的教席工作，旨在为未来的教学与研究工作积累经验，而“结构化”模式为博士生设立了跨学科、跨机构和跨国界的研究平台，目的是增进师生交流，提高博士生培养质量，培养博士生毕业后应对更广阔就业市场需求的综合技能，传统“师徒制”模式和“结构化”模式相互补充，构成德国多元的博士生培养模式。澳大利亚的博士生培养模式经历了学术主导的“课程学习+学位论文”模式、职业导向的“P/W/U三维协作”模式以及职业性与研究性并重的“以学生为中心的实践导向”模式，共三代各具特色的发展阶段。瑞典的博士生培养模式，认为从入学到最后博士论文撰写、评审阶段，导师介入的力度大，学生自由发挥的空间大，首先导师负责严格控制入学生源质量，中期对学生指导力度大，对博士论文质量严格把关，导师的直接指导在学生的科研成果中占重要比重；学生在学习和科研阶段的科研和创新能力培养拥有很好的学术氛围和条件保障，并具有较多合作和交流机会；博士论文的撰写形式灵活，但评审严格，对答辩组织高度重视，这种培养模式对于提高学生的创新能力和综合素质有着很大的作用。国内外研究现状表明，大多数研究集中在理工科医学博士研究生培养模式研究，较少涉及管理类博士研究培养的研究。
三、博士研究生培养模式现状分析
国内外博士研究生培养模式研究表明，大多数研究集中在理工科医学博士研究生培养模式，较少涉及管理类博士研究生培养模式的研究。从文献研究发现，目前管理博士培养模式的现状如下：
（一）学校、学院管理+导师负责制。在学校、学院相关管理文件的支持下，管理类博士研究生经过指导老师的精心指导与培养，博士生的学术水平、科研能力等大幅度提升，培养质量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功。
（二）学校、学院管理+导师团队负责制。在学校、学院相关管理文件的支持下，部分学校实施了导师团队负责制，在团队教师的指导下，博士生的学术水平、科研能力得到全面指导与提升，有利于博士研究生的全面发展。
（三）自由发展模式。部分学校或导师对博士生采取自由发展模式培养。该模式对博士生培养存在不足，严重影响了博士研究生培养质量。以上三种模式为目前管理类博士研究生培养相对较多的模式。这些模式能在一定程度上提升博士生的培养质量，但是也存在不足。不足的主要原因是学生过于依赖导师，依赖导师提供各类资源进行专业培养。
四、构建管理类博士研究生培养创新模式
通过对管理类博士研究生培养模式现状分析，结合管理博士研究生培养特点，提出培养模式创新探索。构建“放管服导”四位一体+“两平台”的管理类博士研究生培养模式，“放”：是指放权，对管理类博士研究生给予充分的科研自由创新环境与空间，让博士研究生在自由的氛围中开展学术创新；“管”：是指管理，为了提升博士研究生培养质量，作为学校、学院两个层面的管理部门，制定规范的管理文件，加强博士研究生各培养环节的管理；“服”：是指服务，对博士研究生的管理服务应该是全方位、全天候的，包括学习、科研环境、思想政治等方面的服务；“导”：是指导向，在学校“双一流”建设背景下，一切围绕“双一流”目标，为了实现“双一流”建设，学校、学院进行针对性引导，让博士研究生的科研、学术以及创新都为“双一流”建设做贡献。“两平台”是指学校、学院为博士研究生提供研究实验平台、社会实践平台：学校、学院为管理类博士研究生丰富的研究资源及行为科学、大数据等研究实验室。同时，提供广泛的社会实践平台。将中国论文写在祖国建设的大地上，让管理类博士研究生借助国家、学校及社会力量，走出校园，走向社会，写出解决中国实际问题的学术论文。
五、管理类博士研究生培养模式创新探索，达到两个提升目的
（一）提升管理类博士研究生科研自由度与主观能动性。在传统培养管理类博士研究生模式下，博士研究生缺乏科研研究自由度与主观能动性，通过改进培养模式，营造良好的学术、科学研究氛围，提升管理类博士研究生科研自由度与主观能动性。
（二）提升管理类博士研究生培养质量及实践能力。通过培养模式理论创新与实践研究，提高管理类博士研究生业务素质和研究水平，提升其培养质量与实践能力，为促进管理类学科建设与发展做出其应有贡献。
六、结论
通过对国内外管理类博士研究生培养模式分析，提出了在“双一流”建设背景下“放管服导”四位一体+“两平台”的管理类博士研究生培养模式，该模式的应用有利于提升管理类博士研究生科研自由度与主观能动性、提升管理类博士研究生培养质量及实践能力。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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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魏玉梅，刘先春.中英美人文社科类博士研究生培养模式比较研究［J］.黑龙江高教研究，2015.5.
政治博士论文范文5
得知祝克懿的《语言学视野中的“样板戏”》已由河南大学出版社作为“文艺风云书系”丛书中的一种出版,颇为高兴。这不仅因为作者的这部由“话题敏感”而已“搁置”多年的书稿终于能够问世了,而更为重要的是由此让人感受到了一种令人欣慰的气息,这就是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化,“因其艰巨性和复杂性,是个坐冷板凳的研究项目”的“文学”[1]也已开始被放在了一个其应有的位置上而能被学界所审视和重视。作为曾经的导师,对该书稿的内容和其整个撰著过程中作者的种种艰辛我是清楚的,因而似乎也确有些话可说。 《语言学视野中的“样板戏”》是作者在其博士论文的基础上经修改增订而成的。书稿的实际写成是在2001年的年初,我虽不敢断言这是我国“文学”语言研究的第一部专著,但至少是这类研究中最早的专著之一;而在“文学”语言和文学的交叉结合研究上则是一部开先河之作。“文学”是一种产生于“”的特定政治、文化背景之上的文学艺术样式,“”“样板戏”是“文学”的重要的有机组成部分。因着种种特殊的原因,它在“文学”中又具有了一种特殊的地位,因此对“样板戏”的研究在“文学”研究中也就有了特殊的意义。从文学史的角度看,“文学”作为文学发展的一段特殊历史,在整个现当代文学的发展中实际上起着上勾下连的作用,现当代文学研究要有一个完整的面貌,“文学”的研究就是必不可少的。但实际上由于种种原因,如政治上的“忌避”,当事者的阻力,年轻人的隔阂和冷漠,自“”结束至20世纪90年代末,还是少人问津,以致在90年代末才有文学批评家发出了“‘’时期的文学研究几乎还可以说是没有展开”的感叹,并对“这种状况已引起文学界的深深忧虑”[1]。对“文学”的研究实际上是在之后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当不少学者深感其重要性而在90年代末发出了研究“文学”的呼吁,希望能以辩证唯物主义的态度对待“文学”,给“文学”以科学的评价成了不少学者的共识之后才开始起步的。本书的作者是90年代末的语言学博士生,正是出于对“文学”研究上“断层”现象的担忧,同时又深感“”“样板戏”在语言上有着种种值得研究的独特性,从而选择了将“文学”中的“样板戏”的语言风格问题作为博士论文的研究课题。这一研究虽说仅仅是对“”“样板戏”的并且只是从语言风格所进行的研究,但倘把其放在“文学”研究刚起步,在总体上还十分薄弱的整个大背景上来看,那么应该说是具有前沿性、开拓性的。实际上这类研究由于其艰巨性和复杂性,在当时做出这样的选择,不仅需要做好甘愿“坐冷板凳”的精神准备,而且确实也还是需要有一定的勇气的,因为就作者而言,实际上还面临着一个博士论文能否通过评审和答辩的现实问题。当然,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在现在这早已不成什么问题,而作者也以其勇于探索,敢于创新的精神和认真、踏实、严谨的作风而完成了这一课题。现在书稿能正式面世,能为“文学”的进一步深入研究发挥其应有的作用,我想在为之高兴的同时,还应该大力倡导这种在科学研究上勇于探索和不畏艰险的精神。 至于《语言学视野中的“样板戏”》一书的本身,也是有着不少值得肯定的做法和明显的特点的。 第一,以唯物辩证法为指导,从语言形式切入,以语言事实为依据来研究“”“样板戏”,从而对之做出了客观、科学的评价,这是本书的独到之处,也是其主要的学术价值之所在。自20世纪90年代末“文学”的研究引起了学界的重视并开始起步,这种研究实际上是在不同角度不同层面上进行的。本书作者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选择了以语言运用,主要是以语言风格特点的描写为主线对“”“样板戏”进行研究这一课题的。采取的是“从语言事实出发,让语言材料自身体现出来的结论说话”的态度。应该说这样的角度和这种实事求是的态度对正确地得出结论,对科学地评价“样板戏”是颇为有利的。事实上从整部书稿来看,作者确是较好地贯彻了这一想法,其审视的目光一直是集中于语言形式特别是语言风格的本身,对其成败得失做出实事求是的分析、评判。而这种分析、评判又决非是简单化地对“样板戏”语言一概加以肯定或否定,而是区别不同情况进行分别论析。如,其中既有从“话语的审美价值”的角度出发对“样板戏”话语的肯定,也有对“负载政治理念”的话语的分析、批判和否定;既有对“样板戏”话语“雄浑豪迈”、“壮丽肃穆”、“繁富丰厚”、“奇崛独特”风格的肯定,同时又有对“豪放壮美有余,而柔婉优美不足”以及表现为对传统戏曲话语“偏离”的种种“僵化雷同的模式话语”的深刻批评。这类对“样板戏”话语的褒和贬、成和败的评论、剖析可谓是贯穿于论著的全部。尤为难能可贵的是这种分析、评判和所下的结论,确实都是建立在充实的语言材料之上,做到了“让语言材料自身体现出来的规律来说话”,务求言之有据。可以说,从整体上看,《语言学视野中的“样板戏”》对“”“样板戏”语言形式特别是整体语言风格特点的描写、解释和评价是准确、科学的,而透过语言问题所涉及的对“样板戏”的评论也是辩证和实事求是的。 第二,通过对“样板戏”话语的多角度的剖析,还了“样板戏”的历史真实面貌。《语言学视野中的“样板戏”》对“”“样板戏”所进行的研究是一种多侧面、多角度的研究,并且这种研究是在历史唯物主义的指导下,注意将研究对象和思考的立场置于特定的时代背景和相关的历史、文化条件中来进行的。论著通过考察历史上后起的某些戏剧样式对之前戏剧的传承或取代的史实从而为“样板戏”以现代戏面目的出现提供了理据性的解释;对“样板戏”话语赖以生成的特定话语环境的深入探析更是对“样板戏”形成的社会、思想基础做了深刻的揭示;而对作为戏剧样式有机组成的曲牌体和板腔体结构体式的探讨则是种铺垫,目的是为了证明“样板戏”在结构体式上的继承和创新。如果说上述的这些探讨论述还只是语言风格研究的准备的话,那么,对“样板戏”的语言运用及其风格特点的不同角度的全方位的描写、论析则是“样板戏”语言研究的正体部分,而这一部分的研究也同样是多角度、多侧面的:其中有对“样板戏”话语运用的总体原则的揭示,这就是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形式完全服从于内容的需要。又有对“样板戏”各种表现风格的描写和评论:其中既对“样板戏”的“雄浑豪放”、“壮丽肃穆”、“繁富丰厚”的话语风格做了描写和肯定,同时又对其中过度强化铿锵有力、雄浑豪放风格而违背和破坏了音律的和谐美的弊病提出了批评。既对“样板戏”在词语选择、辞式运用上的某些创新之处予以好评,同时又对由于思想和语境的制约而造成的用词、择句、辞式上的缺少创新提出了批评。论著还在对“样板戏”话语“偏离”正常人性的情感缺陷的话语讨论的基础上分离出了其中的一种负载“政治理念的话语”,并对其实质和危害进行了系统而深入的分析,这种区分和批评是敏锐富有新意而深刻的。《语言学视野中的“样板戏”》一书正是通过上述各种不同角度、不同侧面的论析,使“样板戏”以其真实的历史面貌显现在我们的面前。而书中有关“”“‘样板戏’是打上时代烙印,负载了政治理念的现代戏,但也是具有革命理想主义、英雄主义精神和一定审美品质的现代戏”的结论也因此而显得立论有据,十分可信。#p#分页标题#e# 第三,对“”“样板戏”的基本语言风格特征做了准确、细致的描写,从而填补了该领域研究上的空白。在《语言学视野中的“样板戏”》之前,在我国语言风格研究的历史上,“”“样板戏”语言风格的研究还是一个空白。本书作者在对全部“”“样板戏”所做的穷尽性统计和分析、综合的基础上,建立起了一个有关“样板戏”话语语言风格的研究系统。在这个话语语言风格研究系统中,既包含有“样板戏”话语的各类表现风格,也有“样板戏”所体现的话语的特定的时代风格;既有对表现在“样板戏”话语中的不同语体的交叉渗透的语体风格现象的关注,又有对因政论语体过度渗透所造成的不良语言风格问题的剖析;既有对“样板戏”的整体风格的宏观研究,也有对风格构成要素运用上成败好坏论析的微观研讨;等等。 值得注意的是,论著在描写揭示“样板戏”的整个话语风格体系的同时,还对之做了深入的解释,从而使得对“”“样板戏”话语的风格体系的把握,是一种建立在认知基础上的深刻的把握。由于对“样板戏”话语语言风格的研究实际上是一种跨越语言和文学的交叉性研究,因此这一研究在实际上不仅填补了“样板戏”话语言风格研究的空白,同时也成了“样板戏”乃至“文学”文学语言研究的先声。 除上所说而外,值得注意的是,“样板戏”话语的语言风格的研究和《语言学视野中的“样板戏”》的出版,还有着其他一些意义。 首先,这一研究不仅为“”“样板戏”的,同时进一步也为整个“文学”的研究,提供了便利和帮助。虽然《语言学视野中的“样板戏”》仅是从语言运用和所具的风格特点切入对“”“样板戏”进行了研究,但正如辩证唯物主义所告诉我们的那样:“任何事物都是内容和形式辩证的统一。没有无形式的内容,也没有无内容的形式。内容决定形式,形式依赖于内容,并随着内容的发展而改变。但形式又反作用于内容,影响内容。”[2](P232)实际上“样板戏”的语言表现形式的形成离不开其所表现的思想内容,而“样板戏”所表现的思想内容又必须通过其语言形式才能体现出来,正由于内容形式上的这种辩证关系,使得对“样板戏”的语言形式的研究除了本身所具的意义之外,又可延伸开去,为更加全面、辩证地看待“样板戏”并最终对整个“文学”的研究提供了一种可靠的语言运用的亦即是物质性的依据,有助于对其做出科学的评价。 其次,为语言学和文学的交叉研究进行了探索,提供了有益的经验。 由于《语言学视野中的“样板戏”》从事的研究是一种探索性的研究,并且这一研究在整体上看,其难度是较大的,就以“样板戏”话语研究来说,不仅必须有着深厚的语言学的基础和积累,同时又必须具有除语言学知识之外的对作为戏曲样式结构体式的其他各种构成要素的理解和把握。正因为如此,所以本书也和大多数探索性研究成果一样,个别章节还有进一步充实、完善的余地。 体现着探索精神的论著终于面世了,这固然值得高兴,但对一个探索者来说,这应该又是新的探索和更为切实地努力并取得更大成果的出发点,这是我所希望于作者的。
政治博士论文范文6
［关键词］社区老年教育；研究综述；老年教育研究
2017年，国家统计局最新的统计年鉴数据显示，我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为2.41亿，占总人口比重17.3%；65岁以上老年人口为1.58亿，占总人口比重11.4%（此为抽样样本数据，抽样比为0.837‰）。显然，老年人口结构比重愈增，老龄化问题愈加严峻。近年来，构建学习型社会和终身教育的开展，积极老龄化的倡导，传统的家庭养老方式已难以满足时展和老年人的物质和精神生活需求，老年教育备受重视。社区是老年人生活的主要单元，社区老年教育作为老年教育的形式之一，日益成为社会和教育界的热点关注话题。本文对近20年来社区老年教育研究状况进行了梳理和分析，并对未来社区老年教育的研究趋向加以展望，旨在发现社区老年教育新问题，促进其理论与实践研究。
一、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
以“老年”“社区教育”为关键词，基于CNKI高级检索项，对全部数据库文献进行跨库检索，共得全部文献759篇（时间跨度为1994-2018）：期刊论文637篇，硕博士论文55篇，报纸32篇，国内和国际会议35篇。对每篇文章研读和分析后，剔除全部文献中的重复稿件和与研究不相关的文献，剩余文献198篇（时间跨度为1999-2018）：期刊论文135篇，硕博士论文28篇，国内和国际会议9篇，报纸26篇。以社区老年教育的198篇文献为研究对象，并对每篇文献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研究问题与研究结论及其内在逻辑性进行研读梳理。
二、研究结果与分析
通过对198篇文献的整理与分析，主要从社区老年教育的概念与理论基础、特点与功能、教育模式、现存问题与解决策略等方面展开综述。
（一）社区老年教育的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
1.概念界定研究。国内学者关于社区老年教育的概念表述各有不同。黄淑萍、高娟等研究者认为，老年社区教育是依托社区内资源，旨在提高老年人的整体素质和生活质量，以实现老年人的社会化。王英则依托赋权增能理论，认为社区老年教育是以社区范围内的老年人为主体，以赋权和增能为目标，旨在实现家庭和睦和社会和谐的服务活动。万莉丽、陈乃林、赵秀荣与赵瑞鑫等研究者仅强调了社区老年教育的范围和对象，即以社区为范围，老年人为对象。李振兴认为，社区老年教育是以社区为范围，在专兼职社区教师的指导下，以满足其基本学习生活为目标，帮助其适应现代快节奏生活、实现毕生发展与自我价值的社会教育活动。朱起民认为，社区老年教育应在多种教育方式及活动的推动下，满足其生活需求和健康发展。“互联网+”与大数据时代对社区老年领域的渗入，也赋予了社区老年教育以新内涵。王新春、杨承惠认为，社区老年IT教育应以解决社区老年居民的问题和满足其需求为目的，利用社区的计算机、网络等信息设施，并通过与高等院校的合作，让老年人学习现代信息技术知识的开放的新型教育方式。综上可见，学者们尽管对社区老年教育的概念表述不尽相同，但皆对社区老年教育的范围、对象、手段、特点及目的等予以概括，概述出了社区老年教育的内涵。2.理论基础研究。社区老年教育的理论研究主要集中于高校学生的硕博论文。刘廷欣主张，在终身教育理念和调整结构功能理论指导下集中社区资源优势发展社区老年教育。王英］主张，以赋权增能作为社区老年教育的理论基础，通过机制、制度、心理与环境等建设推进赋权；通过培养和提升其适应变化、掌控生活和参与社会等能力实现增能。高娟认为，以受教育机会均等、树立终身学习理念和建设学习型社会、促进社会教育发展等理论来推动社区老年教育的发展。刘颂用康复、社会适应等理论作为社区老年教育的基础。段寅雪认为，支撑我国城市社区老年教育发展的理论基础包括和谐社会建设理论、终身教育理论、健康老龄化理论和积极老龄化理论。除主张以终身教育和学习型社会角度发展社区老年教育外，杨山杉也强调其心理学基础，借助桑代克实验证明“人的学习能量永不停止”，并从人本理论的以受教育老年人的需求出发，切实保障其基本教育权利。赵蓓主张以积极老龄化为视角研究社区老年教育，并引用世卫组织关于积极老龄化的理论提出及制度推进来阐明对个人能力和社会发展的意义。
（二）社区老年教育的特征与功能
1.特征研究。不同的研究者对社区老年教育的特征提出了不同的见解。王英、谭琳认为，社区老年教育的主要特征是可及性、低成本、灵活多样、参与性。刘颂认为，社区老年教育主要有参与性、邻里性和包容性三个特征，并具有较大弹性和灵活变化性。岑雪军认为，社区老年教育具有便利性、邻近性、量大、低成本和覆面广等特征。陈乃林认为，理想状态下的社区老年教育应具备以下特征：老年人真正地回归社区、主动参与、快乐学习、享受和创造生活、建设精神家园，尽显草根化、生活化、多样化。2.功能研究。了解社区老年教育的功能有利于取得各阶层人士对社区老年教育的理解与支持，推动其顺利开展，更多更好地惠及老年人。黄淑萍认为，开展社区老年教育有助于老年人实现新旧角色转换，适应新身份；处理好社会关系和树立正确的生死观。高娟认为，有满足老年人教育学习需求和再社会化；完善社区养老服务体系；发展老年产业，最大程度地消除人口老龄化的消极影响；推动教育结构改革；实现终身教育；回归教育本质等功能。陈乃林认为其有六大功能：保障其受教育权利；促使老年人快乐和享受学习；推动老年人“再社会化”与积极老龄化；全民践行终身教育，构建学习型社会；节约老年教育成本和最大化老年教育效益；建设社区精神文明与和谐社区。汪娟与许丽英认为，社区老年教育包含内在和外在功能。内部功能旨在促进老年人心理调适、健康保健和个体享受等的发展；外部功能包括经济、政治和文化功能，旨在促进社会进步、构建和谐社会。
（三）社区老年教育的模式研究
近20年来，教育学者们致力于构建社区老年教育模式，以期在理论与实践上推动社区老年教育的发展。王英从老年人权利和能力的角度提出赋权增能的社区老年教育模式。高娟［26］则分别从老年受教育者和老年服务人才的教育培训两方面来设计社区老年教育发展模式。段寅雪、王艳平等研究者不断继承融合，逐渐发展为“老有所养、老有所医、老有所为、老有所乐、老有所学”有机结合的教育模式。王新春、杨承惠［29］基于互联网和信息技术，提出建构社区老年IT普及教育模式：“做中学、学中做”任务导向的教学原则、O2O的教学组织形式、教师指导、学员互助以及成果分享。陈乃林［30］提出构建机构化社区老年教育、老年团队自主性学习、老年群体数字化学习、社区养教结合与社区志愿服务实践学习等“五位一体”的教育模式。赵秀荣、赵瑞鑫提出，以老年学习者为中心，以数字化和体验式的教育空间为载体，采取线上线下学习服务融合、养教结合的教学组织形式，利用数字化学习资源库、信息化公共服务平台等途径开展老年教育。杨初楠提出，通过打造老年学习网络平台、远程老年大学、数字化养老社区、国家老年开放大学等形式，发展社区老年教育。
（四）社区老年教育的现存问题与策略
1.现存问题研究。社区老年教育还存在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首先是教育对象单一，往往是老年群体年龄偏低、经济水平良好、受教育程度高、身体状况良好的老年人倾向于接受教育，而与之相反的老年群体常趋向于消极态度。其次是有限的资源与庞大的需求群体间的矛盾愈加尖锐，这主要表现在专业师资不足、教育资金缺乏、管理和服务人员素质的欠缺、资源的整合度低等方面。再次，社会对社区老年教育认识存在诸多误区，往往将社区老年教育理解为唱歌、跳舞、锻炼等休闲活动，而没有意识到此活动有降低社会养老成本、发掘老人潜能、创造社会财富等益处，甚至部分社区老人错认为受教育应该是年轻人的事情，再学习是不必要的，致使社区老年人接受教育的积极性较低。此外，社区老年教育内容停留于养生保健、安全法律、休闲娱乐等生活方面，很少涉及到与老人相关的社会及生命等教育。在社区老年教育实践过程中通常采用单一的文艺活动、知识讲座等形式，难以满足社区老人多样化的学习需求。而这都导致了社区老年教育难以横远传播和纵深发展。2.策略研究。针对社区老年教育发展中出现的问题，研究者们提出了不同的策略。首先，在“因材施教”原则的指导下，综合老年人的年龄、受教育程度、身体状况、经济水平等因素构建多元化、多层次的教育覆盖网络。其次，加大投入与整合利用师资、资金、管理与服务人员等教育资源，采取“引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的策略；政府在向社区提供财政支持的同时，鼓励和引导企业和社会对教育的资助，及社区老年群体自助；联动社区内教育设施、课程、师资、管理者、服务者与老年人的协作与沟通，有效利用社区内资源的同时，促进与外部资源的整合。再次，更新社会各阶层观念，重视社区老年教育的发展。此外，还要丰富社区老年教育内容和形式，以“按需设课”为指导原则，坚持课上与课下相结合。
三、研究反思与展望
通过分析与综合文献资料，可见研究者关于社区老年教育的研究取得了全面而深入的进展。未来研究者需要在保持以往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继续提高研究层次、加大社区老年教育特色化和本土化实践力度、探索和深入农村社区老年教育研究。
（一）提高研究层次
对筛选出的198篇文献发文量的总体趋势分析发现，社区老年教育的研究起始于1999年的1篇文献，直到2009年，社区老年教育的文献研究数量皆不超出10篇，2010年以后的研究趋势才逐年上升；对筛选出的135篇期刊论文是否为核心期刊进行类型统计，显示核心期刊仅有36篇、普通期刊99篇，核心期刊仅占期刊论文总数的26.7%；对筛选出的28篇硕博论文数据统计，仅有2009年撰写的一篇博士研究生毕业论文———南开大学王英的《中国社区老年教育研究》，其余皆为硕士研究生毕业论文。对筛选出的文献作者的学历背景统计显示，博士、讲师、副教授与教授等学历人数较少。由此可见，社区老年教育是近20年来新兴的研究课题，虽然关于社区老年教育研究的文献逐年递增，一定程度上表明社区老年教育得到越来越多的研究者的关注和探索，但从核心期刊类型、硕博士论文及作者学历背景的统计数据也可发现，社区老年教育的研究层次亟待进一步提升。
（二）加大社区老年教育特色化和本土化实践力度
社区老年教育的理论研究最终要指导实践的发展。近年来，终身教育理论、结构功能理论、增权赋能理论、闲暇教育理论、人本理论、康复理论、积极老龄化等理论研究成果层出不穷。但通过对筛选出的198篇文献的研究视角进行统计分析，发现进行实证研究类文献仅有31篇。进一步览读发现，尽管各篇文献研究了不同的案例，但其研究结果却千篇一律，没有突出各地特有的社区老年教育实际状况，使得各地社区老年教育实践进展流于形式。此外，由于各省市区的经济状况、老龄比重、人民生活水平、文化传统以及社区老年人的身体状况、受教育程度、年龄、观念、家庭经济条件等状况的各异，确实应针对不同的社区实际开展本土化与特色化的教育。因此，我国学者应结合相关理论，切实进行各地社区老年教育的实践探索，突出各地社区老年教育的特色化，推动我国社区老年教育理论研究的横向和纵深发展，进而指导实践，以惠及更多的老龄人口。
（三）加强农村社区老年教育研究
政治博士论文范文7
（一）文献数量和趋势
通过检索数据分析，从1988年陈维民等在《军事经济研究》期刊发表文章《战争准备的国民经济动员计划》开始，截至2013年9月份，国民经济动员领域共有556篇学术论文在相关学术刊物上公开发表，明显低于其他领域研究成果。556篇学术刊物中包括期刊文章512篇，博士和硕士论文44篇。内部发行的《中国国防经济》2002—2012年11年间共发表国民经济动员相关文章242篇，占所有公开发表文献数量的近一半，反映了国民经济动员研究领域的特殊性。根据发文数量可以大致将我国国民经济动员的研究分为3个阶段：萌芽期（1988—1993年）、起步期（1994—2000年）和迅速发展期（2001年以后）。国民经济动员起源于战争动员，我国学者对国民经济动员的认识和研究是在和平时期基于对国内外形势的判断将战争动员转变为国防动员的大背景下进行的，故而，国民经济动员的理论研究起步较晚。此外，由于国民经济动员涵盖较多国防、军事、政治领域涉密信息和内容，许多实践指导性的应用性研究不能在公开刊物上发表，也是国民经济动员理论研究公开成果较少的原因之一。但总体上，从理论研究的视角，公开发表的学术成果基本代表的和反映了国民经济动员的理论研究进展。国民经济动员领域文章数量从2001年以后开始迅速增加，到2005年最高值82篇，整体上呈波动增长的趋势。硕士、博士论文能够体现一个领域全面系统的研究状况，国民经济动员领域44篇硕士、博士论文都在2003年以后，其中硕士学位论文37篇，博士学位论文为7篇，说明国民经济动员研究逐步系统性和深度化。
（二）载文期刊统计分析
除硕士、博士论文外，1988—2013年间所统计到的754篇文献分布在115种学术期刊中，这些期刊涵盖经济、军事、法学、科技、流通等多个领域。通过分析发现，文献分布期刊虽然面较广，但却高度集中于《中国国防经济》《军事经济研究》《国防》和《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等期刊，文章数量分别为242篇，186篇、96篇和58篇，占期刊文献总数的77.2%，占据了国民经济动员研究发文数量的一多半。由此可见，《中国国防经济》《军事经济研究》《国防》和《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是我国国民经济动员研究的主要学术阵地。另外，《国防技术基础》《商业时代》《中国政府采购》《中国军转民》等期刊上发文数量也较多。除了国防、军事等领域的期刊外，一些国民经济动员研究文章主要发表于国民经济动员具体结合和交叉领域的期刊中，如期刊《中国政府采购》中刊载了8篇关于军用物资采购方面的文章，《中国物流与采购》刊载有2篇后勤物资动员的文章，国民经济动员仿真模拟研究的文章则多发表于《计算机与数字工程》等计算机类专业期刊。
（三）对论文作者研究单位统计分析
对国民经济动员文献作者单位分布的研究，可以掌握有关专业人才的聚集及所在机构的状况，从而把握我国国民经济动员理论队伍的建设情况。1988—2013年公开发表的556篇文献作者来自于218家单位。这些研究单位可以分为军队系统、政府经济动员系统、地方科研院所和高校、其他（企业等）4种类型，军队系统发表的文章数量最多，为253篇，占总数的45%，其次为地方科研院所和高等院校，共发表233篇。以各级国民经济动员办公室为主的政府部门发表67篇。具体到单位，以第一作者公开发表国民经济动员文章数量最多的是军事经济学院和北京理工大学，均为85篇，占文献总数的15.3%。其次是华中科技大学和国家发改委国防动员研究发展中心，数量分别为40篇和28篇，分别占文献总数的7.2%和5%。另外，南京陆军指挥学院、国防科技大学、国防大学等单位文章发表数量也较多，如表1所示。其中，硕士、博士学位论文主要集中在北京理工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国防科技大学等17家院校，博士学位论文最为集中，以北京理工大学为主。同时，通过不同单位发表文章的时间和数量可以看出，从1989年5月原国家计委国防司在北京召开第一次全国国民经济动员理论研讨会这一启动国民经济动员理论系统研究的标志性事件开始，国民经济动员的研究逐渐由传统的军事院校和军工部门扩散到地方高校和研究机构，研究主体逐渐多元化，研究队伍日益壮大。在非公开出版物《中国国防经济》发表的242篇国民经济动员文章中，来自军队系统的作者仍是主体，占作者总数的56%。与公开发表文章作者组成不同的是，《中国国防经济》中来自各级经济动员管理机构的作者比例较大，仅次于军队系统，占作者总数的35%，来自高校和科研院所的仅占6%。
（四）研究内容分析
通过对文献关键词和研究内容的提炼，将798篇国民经济动员相关研究文献分为8大内容，分别是：国民经济动员问题与对策、国民经济动员理论体系、国民经济动员预案与仿真模拟、国民经济动员能力与潜力、国民经济动员模式与体制机制、军民融合视角的国民经济动员功能拓展与特征、新时期国民经济动员特征和趋势、其他分散内容。针对国民经济动员实践工作中遇到的问题提出相应的建议和对策是国民经济动员业务部门工作者的理论总结和提升，也是我国国民经济动员研究的起点，文献数量最多，为157篇，占19.7%。国民经济动员模式与体制机制研究是保障我国国民经济动员持续发展的核心，文献数量次之，为136篇，占文献总数的17%。针对市场经济、信息技术等高新技术革命、军事变革等新形势下国民经济动员的特征和趋势进行分析，能够有效地指导国民经济动员的健康持续发展，该类文献数量为118篇，占文献总数的14.8%。国民经济动员理论体系是国民经济动员研究首要和必须解决的问题，为我国国民经济动员领域研究者所重视，文献数量116篇，占文献总数的14.5%。另外，军民融合视角的国民经济动员功能拓展与特征研究、国民经济动员能力与潜力研究也是国民经济动员研究的重要内容。
（五）研究方法分析
通过文献分析，总体上，目前国民经济动员研究所运用的研究方法还较为单一，以定性研究为主，缺乏定量研究和实证研究。定性研究中绝大多数国民经济动员研究文章以描述性研究为主，占文献总数的68%，这些论文多从不同层面分析我国国民经济动员发展现状、问题，并针对解决对策、未来发展方向等提出自己的观点，在国民经济动员发展的初级阶段，这类描述性研究文章起到了积极的指导作用。另外，经验总结法、模拟法、个案研究和文献研究法也为一些国民经济动员研究者所运用，其中模拟法类研究论文主要源自国家国民经济动员仿真演练研究中心（华中科技大学）。
二、重要领域研究概述
以上研究内容划分的八大研究内容涵盖了798篇文献所涉及的国民经济动员研究领域，本部分选取国民经济动员理论体系、动员能力与潜力、动员模式以及新形势下对国民经济动员发展的研究4个重要领域进行概述，以便更清晰地把握国民经济动员研究的主要脉络。
（一）国民经济动员理论体系
对国民经济动员的认识和理论体系的构建是个动态变化发展的过程，它随着国民经济动员实践的逐渐深入而不断发展和成熟。国家发改委国防动员研究发展中心（1998）回顾了我国战争时期与和平时期国民经济动员理论的发展历程，并结合《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前瞻性地提出国民经济动员理论研究需着重研究国民经济动员与市场经济接轨、国民经济动员管理体制、国民经济动员融入国民经济整体布局规划等五个方面的问题。朱庆林（2000）指出，中国国民经济动员理论创新热潮始于20世纪80年代，内容涵盖了动员的范畴、地位、功能、模式和快速动员与信息化建设等方面，其特征表现为全面性、本土性、阶段性和探索性。陈德第（2003）从16个方面对新时期国民经济动员的实践和理论研究工作进行了总结，澄清了国民经济动员理论中的一些模糊认识，并提出了新时期国民经济动员理论的研究框架。孔昭君（2005）借鉴决策理论学派和管理理论学派的观点研究了国民经济动员学的研究纲领构建，建议从国民经济动员潜力评价和国民经济动员决策支持系统两方面入手，形成国民经济动员科学研究的突破口，完善国民经济动员学科体系。焦智立等（2008）总结了新中国成立以来不同时期中国特色国民经济动员理论的形成和发展过程。苗野（2008）分析了我国国民经济动员理论队伍的建设和发展，认为进一步推进国民经济动员理论队伍建设，必须适应形势发展需要，坚持以人为本，拓宽人才培养渠道，构建新型的国民经济动员理论队伍培养体系和模式。王欢欢（2009）通过对国防动员与国民经济动员法律概念比较分析，指出“国防动员”与“国民经济动员”之间有交集也有区别，并不是包含或相离的关系，并表明在现实立法中，应将国防动员与国民经济动员分别立法，以满足现实所需。
（二）国民经济动员能力与潜力
如何提高国民经济动员能力和潜力是国民经济动员工作的目标，也是国民经济动员研究的核心内容。民族文化的凝聚力和感召力、国家政治制度与价值观念、国家形象等软实力表现方式在不同方面都影响着国民经济动员的质量与效率，应当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国家形象的战略设计等方面提升和积累软实力，以提高国民经济动员能力。邵丹（2005）较为系统地阐述了国民经济动员能力的内涵、构成、影响因素及其重要地位，并分析了我国国民经济动员能力的现状及其存在的主要问题，给出了国民经济动员能力优化理论的数学模型，对如何提高国民经济动员能力提出了对策和建议。赵新海等（2007）研究了国民经济财力动员能力评价体系构建，从财力动员的体制、财力动员信息建设、财力动员的规模、财力动员的结构、财力动员的时效评价5方面构建了国民经济财力动员评价指标体系。禹红霞、甘瑶（2008）在分析军工企业在战备状态、紧急状态和其他各类国民经济动员中作用的基础上，着重从信息技术、军民融合等方面提出了增强军工企业应急动员能力建设的主要途径和保障措施。国民经济动员潜力是指蕴藏在国民经济中为国家安全服务的人、财、物资源，是各部门、各单位“平时服务、急时应急、战时应战”的物质基础。国民经济实力和国民经济动员潜力有着密切关系，国民经济动员潜力蕴含在国民经济体系之中，经济实力水平决定经济动员潜力水平。崔博（2005）对国民经济动员潜力指标体系进行了归类建设，弥补了原国家潜力指标体系的不足，完善了整个潜力指标体系。另外，一些研究者从供给视角、产业链视角、战争财力动员对国民经济动员能力和潜力进行了研究。
（三）国民经济动员模式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创新国民经济动员模式方面进行了大量的实践和探索。其中，宁波市国民经济动员办公室发挥政府宏观调控部门组织协调作用，利用独特的区域经济优势系统整合动员资源，创立了有效提高国民经济动员保障能力的“宁波模式”，受到各方的广泛关注。随着国民经济动员的发展，传统的经典动员模式逐渐表现出局限性，促使了敏捷动员模式的产生。与传统动员模式相比，敏捷动员模式具有动员需求的敏感性、需求变化的适应性、物资保障的快速性、动员结果的可靠性、动员成本的经济性等优势。国民经济动员“寓于式”发展模式则是多种安全威胁下国民经济动员准备的最佳模式，是指着眼保存国民经济动员“战时应战”能力，增强国民经济动员“急时应急”能力和“平时服务”能力，将“急时应急”和“平时服务”能力寓于国民经济动员“战时应战”能力之中。另外一些研究者从不同视角对国民经济动员模式进行了研究，如国民经济动员联盟组织模式、财政金融动员模式、行业协会和经济动员机构的“授权-合作”模式。
（四）新形势下国民经济动员发展研究
围绕市场经济、军民融合、信息化战争、网络经济等背景条件，我国学者对新形势下国民经济动员的功能定位、发展趋势、对策等进行了大量研究，有效地指导了我国国民经济动员工作的顺利开展。统筹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实现军民融合式发展的国防理念要求国民经济动员不断拓展自身功能。国民经济动员体系如何与政府应急管理体系相衔接是拓展“急时应急”功能的关键，从规划计划、预案编制与演练、物资储备、法规制度、管理体制等方面实现应战应急资源共享，有利于促进国家应战应急体系一体化建设。构建以需求为牵引的军地“融通式”物资应急采购模式能够有效地将国家经济力量转化为军队后勤保障力，同时也是军队适应国家经济发展形势的必然要求。库桂生（1994）研究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与国民经济动员的关系，分析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国民经济动员面临的新问题，并从动员准备、法律法规、预案和国防教育等方面提出了应对策略。网络经济时代的信息化战争对国民经济动员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使国民经济动员的动员形式和内容产生了巨大变化，呈现出许多新特点，同时也给国民经济动员工作带来了新的挑战，必须从基础设施、人才培养、组织体系等方面采取有力措施，把网络经济时代的国民经济动员工作做得更好。李连宏（2004）根据我国国防科技工业的现状，提出新军事变革条件下国防科技工业动员的发展策略，强调应以科技进步为基础，加强武器装备信息化，形成平战结合、军民兼容的国防科技工业。张国权等（2007）提出了信息化条件下国民经济动员的七大新理念：一体化、精确化、快速化、法制化、数字化、社会化和国际化理念，对信息化条件下国民经济动员工作具有积极地指导意义。同时，许多研究者针对新时期国民经济动员的具体领域进行了研究和探讨，推动了国民经济动员工作的深入开展。
三、结束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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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散文是一个早熟的文体，其发展过程不同于古代的诗歌、小说，“古代散文没有经过技巧的发展过程，在战国时期随着语言的发展就已经达到了一个高潮，并且这一时期的散文还成为后人在创作中频频回顾的典范。”［1］同时，创作散文(包括骈文)和创作诗歌、小说的目的也完全不同，散文的指点江山激扬文字是历代文人晋身仕林、治国安邦所必须掌握的基本生存技能，故而在古代的主流文学观念中，“文体的尊卑等级秩序是文(包括散文、骈文)第一，其次诗，为文之余，其次词，为诗之余，其次曲，为词之余，小说更是等而下之的文体。散文的至尊地位是其他文体无法企及、无法替代的。”［2］ 即便是以诗闻名的李商隐、杜牧，亦工于散文写作，更遑论韩柳欧苏。然而在当代，不但散文自身逐步变得边缘化，古代散文研究与小说、诗歌、戏剧研究相比亦显得创新不足，散文研究甚至成为一种专门针对散文内容的研究，比如庄老思想、荀子思想、韩愈谏佛骨、袁宏道谈性灵等等，有学者指出，“这些所指涉的都只是一个散文家的政治、哲学、宗教、文化等思想，而未及散文这一概念本身。”［3］如此以来，古代散文研究的价值究竟体现在哪里?本文将力图呈现古代散文研究在当代所遭遇的困境，权作抛砖引玉之用，以期帮助广大研究者发现更广阔的视角。 一、古代散文自身的困境 首先，以实用为主要目的的古代散文是当时社会的产物，在当代显然失去了生存土壤，缺少用武之地。但古代散文在当今却出现了一种后现代风格的模仿式戏谑文体(或曰“恶搞”)，如《凤姐列传》《药家鑫列传》《苍井空列传》等等。由某不知名网友杜撰的《药家鑫传》云:药公家鑫者，华朝长安人氏。华朝五十年(公元1989年)，药公诞于古都长安，时天生异象，群驴乱吼，或曰:莫非如《水浒》所载之“洪太尉误走妖魔”之事再现?……人皆称:药公不亡，则法律亡。药公不死，则国家死。药公之事，举国牵动，药公之名，举国牵挂。由此观药公，真乃关系国运之达人也。在F•詹姆逊看来，这种“恶搞”只是形式上的模仿，模仿了古代散文的词汇、句式，但内容却是当代的，源于日常生活的，这种模仿被詹姆逊称为剽窃，因为“在一个风格创新不再可能的世界里，唯有去模仿已死的风格，去戴着面具并且用虚构的博物馆里的风格的声音说话”［4］，才是别具一格的、能够适应这个后现代主义消费社会的艺术形式。用古代文体记录当代日常生活的确算不上创新，“后现代主义”亦无优劣高下之别，但古代散文这种历史上的精英式文类却面临着现实中的庸俗化挑战。 其次，当代散文的创作和古代散文的创作较少直接关联，因为在当代作者眼中，前者是“文学”，后者至少不是“纯文学”。在陈剑晖先生看来，古代散文之所以被视为中国文学的正宗，“盖因其是中国正统的‘经世致用’文化的文学化和通俗化的表述”［5］。散文在中国古代的出现，不是审美需要，而是因为它的实用性，这种经世致用的实用性必然和作者的情感之间关系疏远，但在当代，情感与文学的关系才是不可分的。余秋雨2004年接受央视采访时认为，研究学术和创作散文不一样，有可能想明白的或者想明白但不一定正确的东西，可称为“学术”;而有些想不明白但又觉得很重要的问题，如果这些问题带动了感情，只有在这样的“角落”里，才能写作散文。此处余秋雨并没有把散文当作“经国之大业”或者“圣贤书辞”，而是自然而然地把散文当成艺术创作的一种形式，“学术”固然不同于经世致用或者齐家治国，但其立德立功立言的功能决定了学术本身也是“实用性”的。所以，研究学术和情感注入在余秋雨看来是要一分为二的，他的散文观也因此与周作人、郁达夫、林语堂等人强调的现代散文一脉相承，现代意义上的散文作为文学艺术的一种形式和强调个性与感性的浪漫主义文学观念紧密相关，这自然和古代散文的创作目的、创作方式迥然有别。 第三，和古代小说、古代戏曲相比，古代散文在当代的传播仅限于学校教育与学术研究系统，缺少电影、电视等大众化的媒介形式，这无疑限制了古代散文对当代生活的介入。古典小说四大名著自不必说，《赵氏孤儿》《花木兰》《西厢记》《薛仁贵》《七侠五义》《穆桂英挂帅》也被多次改编为影视作品，电视剧版《红楼梦》(李少红导演)更是建构起一个全民海选女主角的媒介议程设置。①相比较而言，古代散文对于当代社会的影响力甚至不如动画视频版的古诗对于幼儿启蒙教育的影响，以优酷网和土豆网为例，用“古代散文”、“古典散文”进行搜索，赏析类、中学课件类视频不过数十段，而用“古诗”、“唐诗三百首”搜索，视频数量累以千计。此外，散文与当代媒介的结合体“电视散文”自央视三套1996年开播以来，更多地被视为一种电视专题片，是“受到文学散文影响而形成的一种新的电视艺术样式”［6］，是“中国化的电视艺术作品”［7］，而不是“散文”自身的现代媒介形式，更何况，由全国各地电视台制播的电视散文，其取材选题也大多是现当代散文作品，极少古代散文作品［8］。可见，在多媒体、宽带网络和计算机、大众传媒已经全面覆盖基础教育、高等教育甚至日常生活的前提下，古代散文正在面临着“水土不服”的尴尬。 第四，古代散文在当代的传播形式主要是图书，图书又以作品集为主，以译注、赏析等普及类读物为主，其中《古文观止》有数十种译注本，仅中华书局便出版了选译本(2010)，钟基(2009)与葛兆光(2008)的注释本，名家精译本(2007)，以及繁体竖排本(2004)等等，唐宋八大家文钞、文选、读本也有数十种版本刊行于世，散文研究类著作仅有三十余种，②形式不可谓不单调，内容不可谓不单薄。但是，古代小说、诗词、戏曲等文学形式的传播内容要丰富得多，不仅图书有单行本、选注集成、佳句赏析，音像制品也很多样化，研究类著作则涵盖文献与史料研究、宗教与文化研究、类型与理论研究等等多种角度。必须承认的是，图书是一种依靠理性思辨来完成传播与接受的媒介，但诗歌、小说、戏曲所利用的视频、音频、图片等多媒体形式能够同时激发理性思维和感性思维，这对于文学作品在大众层面的普及至关重要，古代散文在这个层面上又处于下风，其媒介不但和古代一样局限于书籍，所传播的内容也受局限［9］。#p#分页标题#e# 二、古代散文研究体系与方法的困境 首先，不得不承认的是，“散文理论是世界性的贫困，它的学术积累不但不如诗歌、小说、戏剧，而且连后起的、暴发的电影，甚至更为后发的电视理论都比不上。这是因为散文作为一个文类，其外延和内涵都有一种浮动飘忽。”［10］王兆胜先生指出:“在各种文学门类中，散文恐怕是最具边缘性、最不受重视、最缺乏研究的文体。大家几乎众口一词地认为，散文没有自己成熟的理论，因循守旧和缺乏创新也使之乏善可陈。”［11］笔者认为，这种局面一方面源于西方现代意义上的“散文”(Es-say)出现较晚，自蒙田1580年出版的《随笔集》而定名，与诗歌、小说、戏曲源远流长的历史不可同日而语，对散文的研究更是晚近之事;另一方面，与韵文相对立的散文在古今中西均以理性、智慧、反思甚至论辩为特点，故而和亚里士多德提出的通过情绪放纵和宣泄来净化读者(观众)心灵的“净化说”背道而驰，后者显然被几乎所有的小说、戏剧、诗歌等文学创作者奉为圭臬，在这个意义上，散文可能随时被剔出“文学”之外，更何况对它的研究想当然地被视为与文学渐行渐远。 中国古代散文研究的尴尬之处主要体现于两个层面，一是概念体系，二是研究方法。 从一般意义上看，先确定了研究对象，才能选择一种研究方法，而这个研究对象必须能够明确自身的内涵和外延。然而，中国古代散文在现当代散文概念的影响下，或与韵文相对，或与骈文相对，有时又与诗歌、小说相并列，陈平原先生就此认为古代散文是一个“滑动”［12］的概念。南帆先生则指出:散文的定义不是肯定地列举散文的规则，而是将显赫文类排除之后的余数归诸散文，这种“否定性的定义”，不仅促使一些文类衰老，同时还催生另一些文类……散文是文类的结束，又是文类的开始［13］。在这样的前提下，针对古代散文的研究自然形不成合力:骈文研究、古文研究、汉赋研究、小品文研究各自为战，在中国期刊网(CNKI)上以“古代散文”和“古典散文”作为题名关键词搜索，粗略计算，自1980年1月到2012年1月，30多年时间，共有286篇研究文章，而与此同时“骈文”381篇，“汉赋”576篇，“辞赋”515篇，“古代小说”984篇，“古代戏曲”329篇;期间以时代或作者为维度的，并以“散文”为题的博士论文仅有16篇，而以“古代小说”为题，并从宏观整体视角进行研究的博士论文已经达到14篇，这还不包括以单个作品为研究对象的其他数量更加庞大的博士论文。兄弟阋墙、左右手互搏，这确实是古代散文研究的尴尬。 研究对象本身的概念问题因人因时而异，但研究方法却面临着裹足不前的问题。陈剑晖先生指出:长期以来，我国的散文研究者总是从谋篇布局和行文章法一类的文章做起，即仅仅从外在的组织方式来看待散文的结构［14］。古代散文学者从古至今皆习惯于从细枝末节的修辞角度入手进行研究，以《中国古代散文发展述论》一文为例，余恕诚先生将“汉以后的赋、骈体文以及说理性著作中具有才情和注意语言修辞的作品”都称为“散文”［15］。在介绍文学史上具有代表性的“散文”之文学色彩时，《孟子》的“戏剧性”、《庄子的》“生动故事”、《左传》的“叙事之最”、《战国策》塑造的“形象”、《史记》创造的“人物”、南北朝时的“修辞”与“典故”、韩愈散文的“生动形象”、柳宗元散文对形象的“想象夸张”、欧阳修散文的“论说技巧”、归有光的“细心刻画”……都被余先生视为散文“文学色彩”的基本组成部分。可这些比喻、夸张、论辩、描摹、形象化、诉诸情感等语言修辞技巧实际上是语言学和修辞学的研究重点，在这个问题上研究古代散文与研究古代诗词、小说相比并无独到见解。 此外，当代的古代散文研究较为孤立，主要是作品赏析和以人物为核心的社会学、历史学模式，缺少与当代文论、西方文论的双向传播。尽管20世纪60年代已有学者认为形成《庄子》恣肆风格的最主要因素“是它的结构”，“《内篇》的结构不只是一个逻辑问题，它表现了庄子的复杂的艺术构思。”［16］可惜这种类似于结构主义分析的探索未能深入和延续。形成这种现状的原因主要在于西方也一直没有独立的散文理论，什克洛夫斯基的《散文理论》把神话、托多罗夫的《散文诗学》把小说都归入到散文理论中来，西方文艺研究的对象并不包括散文，导致我国研究者难以直接借鉴。 最后，由于散文先天的实用性，加之作为散文作者的知识分子与官僚体制、科举制之间的紧密关系，中国文学史中能够得以流传的散文，其作者多具备官僚、学者、文学家三合为一的身份，后世学者所归类的文学之文在作者创作之时未尝不将之当作应用之文而煞费脑筋，斧削雕琢。陈平原先生曾举例，古代散文中的一些被传诵为表达感情的名篇，如书信和日记，皆是有意为之:“明知可以入文集、刊专本，文人写信时不免存了给第三人乃至举国上下、子孙后代传阅的心思”，“郑板桥的家书别出心裁，写得古怪利落，可也不脱做文章的心思。”［17］这样看来，中国古代散文或者被作者用于说服帝王将相，或者用于说服士林同僚，或者用于说服亲朋至友，那么，对它的研究就必须从修辞学角度入手，从说服的手段和表现的技巧入手。于是，针对散文的文学研究就渐渐侧重于实用主义，继而不免滑向功利主义。这又和自康德以来的浪漫主义文学传统相悖，因为康德认为，审美是无功利的，无目的的合目的性才是美，而研究说服、研究手段、研究技巧，显然是功利性的，显然目的十分明确，这便是古代散文研究和现代散文研究，尤其是和近现代文学理论研究之间不断冲突的根源所在。 三、展望 丁晓原先生在2006年时提到:“过往的散文研究比较多的是一种批评，包括作家作品评论和创作史、理论批评史的梳理与述评。另外，还有大量的是散文写作指导之类书籍。真正有理论含量、高端而又切实的研究相当匾乏。”［18］不过，这种尴尬局面在2011年得到了改观，这一年内，谭家健先生的新著《中国散文史纲要》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马茂军的《中国古代散文思想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陈晓芬的《中国古典散文理论史》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古代散文研究将从此进入新的一页。#p#分页标题#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