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际翻译理论论文范例6篇

交际翻译理论论文

交际翻译理论论文范文1

论文关键词:交际翻译理论,吴歌,谐音双关语

 

1. 吴歌中的谐音双关语

吴歌是指吴语地区包括江苏南部、浙江北部和上海市,即江浙沪等太湖流域地区的同属一个语言文化圈的民歌民谣。吴歌中有一个非常显著的特征,即喜用谐音双关语,是由“谐言”和“关语”构成的一种特殊表达方式,这在吴歌中运用得非常普遍,历史上称之为“吴格”。使用最鼎盛的两个时期就是南朝和明朝。

在南朝时期,《子夜》、《欢闻》、《读曲》等数百首歌曲,都是这一类歌谣。其中《子夜歌》四十二首中一半使用了谐音双关语。如:“今日已欢别,合会在何时? 明灯照空局,悠然未有期。”其中“空局”关语为“棋”,取其谐音为“期”。再比如“春蚕易感化,丝子已复生”(“春蚕”关“丝”谐“思”);“雾露隐芙蓉,见莲不分明”(“芙蓉”关“莲”谐“连”) 都是这一类谐音双关语。而在《读曲歌》八十九首中,几乎三分之二使用了谐音双关语。如:“打坏木栖床,谁能坐相思? 三更书石阙,忆子夜啼碑。”(“三更”关“夜”,“石阙”关“碑”谐音“悲”,“书”关“提”谐音“啼”。)又:“非欢独慊慊毕业论文格式,侬意亦驱驱。双灯俱时尽,奈何两无由”(“双”关“两”,“灯尽”关“无油”谐“无由”)。更有谐音双关语加叹谓构成歌谣的:“奈何许,石阙生口中,衔碑不得语。”可见谐音双关语在当时的民歌中运用很广泛。而且同一谐音双关语在多种曲调中反复出现,某些意象关系相对固定,比如“芙蓉”关“莲”,“方局”关“棋”“,黄莲”关“苦”,“石阙”关“碑”等等,说明当时谐音双关语运用已经格式化,成为一种很成熟的歌谣语言表达方式。吴歌中的谐音双关语,体现婉转细腻的情感特征,为南方人所特有。其以喻传情,以隐寓意,曲折诡谲,扑朔迷离,听众的思绪须得拐几个弯才能真正领会其本意,是这一时期吴地歌谣的重要标识。[1]

明代吴歌十分丰富,也喜用谐音双关语中国知网论文数据库。如刘效祖《锁南枝》之“瞎虫蚁逃生,实撞着你线索。”等,然实不多见。唯近现的天启崇祯年间冯梦龙之《山歌》,谐音双关语俯拾皆是。冯系江苏吴县人,对吴格谐音双关语自然熟悉。其《山歌》十卷用吴方言写儿女情长,成就极其伟大,是吴歌史上难得的好歌词。请看几首用谐音双关语写就的短 歌:[2]

思量同你好得场,弗用媒人弗用财。丝网捉鱼眼上起,千丈绫罗梭(谐“睃”)里来。

滔滔风急浪潮天,情哥郎扳椿要开舡。挟绢做裙郎无幅(谐“福”),屋檐头种菜姐无园(谐“圆”)。

旧人

情郎一去两三春,昨日书来约道今日上我门。将刀劈破陈桃核,霎时间要见旧时仁(谐“人”)。

冯梦龙运用谐音双关语更活,有的经过扩充令节奏更加活泼。如“姐道郎呀好像新笋出头再吃你逐节脱,花竹仿子绘竿多少班(《作难》)。”又:“好似黄柏皮做子酒儿,呷来腹中阴落落里介苦,生吞蟛蜞蟹爬肠(《思量》)。”另外毕业论文格式,谐音双关语大都用在短歌中,长篇山歌如《笼灯》、《门神》等却很少见。这说明谐音双关语最适用于独具本色的山野短歌。

前人对此已经作了大量研究工作。萧涤非先生在《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将《吴声歌》中所用之谐声字概括成两大类.第一类,同声异字以见意者,如 “藕”为配偶之“偶”,以“芙蓉”为“夫容”,以“碑”为“悲” ,以“题”“蹄”为“啼”,以“梧”为“吾”,以“油”为因由之“由”,以“棋”为期会之“期”,以“堆”为“涕”,以“箭”为“见”,以“篱”为“离”,以“博”为“薄”,以计谋之“计”为发髻之“髻”,以衣裳之“衣”为依旧之“依”,以然否之“然”为燃烧之“燃”。第二类,同声同字以见意者,如以布匹之“匹”为匹偶之“匹”,以关门之“关”为关念之“关”,以消融之“消”为消瘦之“消”,以光亮之“亮”为见亮之“亮”,以飞龙之“骨”为思归之“骨”,以道路之“道”为说道之“道,以结实之“实”为诚实之“实”,以曲名之“散”为聚散之“散”,以药名之“散”为聚散之“散”,以曲名之“叹”为叹息之“叹”,以曲名之“吟”为呻吟之“吟”,以“风”波“流”水为游冶之“风流”,以围棋之“著子”为相思之“著子”,以故旧之“故”为本来之“故”等。此外,还有以二字声音相近而谐声以见意者,如以“星”为“心”,以“琴”为“情”之类皆是[3]。王运熙先生《六朝乐府民歌》中的《论吴声西曲与谐音双关语》将谐音分成“同音异字,同音同字毕业论文格式,混合”三类加以论述,同时还论述了六朝时期普遍使用谐音双关语的社会风气,并由此上溯到《诗经》与《史记》,论述了双音谐字的历史渊源,颇为详尽[4]。可以说,谐音双关语是吴歌最重要的表现手法及艺术特色,已成为历代研究者的共识。

2.交际翻译理论(CommunicativeTranslation)

由Peter Newmark提出的交际翻译理论即“译者应该将原语文本以其思想内容和语言形式都容易为译语读者所接受和理解的方式准确的传递出来。”在交际翻译中,译作所产生的效果应力求接近原作,力图传译出原文确切的上下文意义,使译文不论是在内容上还是在语言形式上都能为读者所接受。交际翻译把翻译的重点转移到原文的内容以及这些内容在译文中再现的过程和结果上来。在交际翻译中,译者可以用自己的语言写出比原作更好的作品来,译者有权力纠正或改进原作的逻辑关系,用优美的语言替代原文中晦涩的文字,去掉原文中模糊、重复和冗长之处,修改或阐清术语。译者甚至可以更正原文中的事实错误和笔误,将脚注中的内容添加在正文中。交际翻译以译作的读者为中心,为那些不期待遇到阅读障碍的读者提供更通顺、清晰、符合读者语言文化习惯的译作来,并且还能产生和原文一样的语势[5]。

3. 谐音双关语的翻译

谐音双关是利用字或词语的语音条件,使某些字或词语在特定语境中具有双重意义。英语和汉语双关在格式和修辞作用上虽然大致相同,但由于两种语言的语音和表达方式等不同,英语双关译成汉语或汉语双关译成英语时,往往难以找到理想的翻译。但是,笔者认为以交际翻译理论为指导,可以实现谐音双关语的恰当翻译。下面以笔者曾参与编译汪榕培教授主编的《吴歌精华》(英汉对照)[6]一书中处理谐音双关语的例子来论述。

交际翻译理论认为,译者应使译文不论是在内容上还是在语言形式上都能为读者所接受;并以译作的读者为中心,为那些不期待遇到阅读障碍的读者提供更通顺、清晰、符合读者语言文化习惯的译作。所以除了首先要尊重原文的意义之外,还要回到译作的读者这个中心上来。而《吴歌精华》(英汉对照)一书是编译给参加第27届世界文化遗产大会的中外嘉宾看的,所以译文必须明白、通畅、易懂,让来自世界各地的读者都能读懂,所以我们采取的翻译策略是把谐音双关语的字面意思和所隐藏的意思都翻译出来,或者是直接把谐音双关语所隐藏的意思翻译出来,否则,中外读者往往不知所云。事实证明,我们的翻译为吴歌起到了很好的挽救和宣传作用,因为吴歌已经越来越少的人知晓它了,正因为此毕业论文格式,国家已于2006年把吴歌列为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下面来看书中几例:

例1:怜欢好情怀,移居作乡里。桐树生门前,出入见梧子中国知网论文数据库。(《子夜歌》)

译文:I love my charming sweetheart all the more/When he moved his house to live near me. / With the Tung tree by my door,/ I can see my man as well as the tree.

在这首《子夜歌》中,最后一句“出入见梧子”,“梧子”谐音“吾子”,即“女方所爱的男子”,这里我们把“梧子”(the tree)和“吾子”(my man)两层意思都翻译出来了,同时,tree和第二句的最后一个词me押韵,整首诗形成abab的韵式。

例2:朝登凉台上,夕宿兰池里。乘月采芙蓉,夜夜得莲子。(《子夜四时歌》)

译文:I climb the terrace when the day is bright,/ And stay beside the lakeshore for the night./ Icollect lotus when the moon sheds light/ And pick the seeds,with my sweetheart in sight.

此歌中“ 芙蓉” 即“ 夫容” 的谐音,指被女性所钟爱的男子或丈夫;“容” 是仪容的意思。“莲” 谐“怜”,“莲子”即“ 怜子” ,译成口语就是“ 爱你”。这首歌曲显然是女子的口吻,“ 乘月采芙蓉”者,乘月会情郎也,“夜夜得莲子”者,即每个晚上都有得到同你相爱的机会,这两句其实是一样的意思。在翻译这首诗时,我们同样把它的两层意思lotus和my sweetheart都译出来了。

例3:思量同你好得场,弗用媒人弗用财。丝网捉鱼眼上起,千丈绫罗梭里来。(《山歌?睃》)

译文:If I’d like to getalong with you,/ Neither matchmaker nor gifts I need. / Asfish won’t escape from the mesh,/ So you won’t escape frommy eyes. / As satin comes from the shuttle,/ So lovecomes from the first sight.

在此歌中,“丝”、“思”谐音,“眼”双关“网眼与人眼”;“梭”谐“睃”,又与前文“眼”相呼应。冯梦龙有赞语道:“眼上起,梭里来,谐音双关语最妙,俗所谓双关二意体也。”此诗原文只有四行,但译文却有六行毕业论文格式,因为我们把最后两句所隐藏的谐音双关语也译出来了。因为译文的读者是来自世界不同国家的客人,如果只是直译成Fish won’t escape fromthe mesh,/ And satin comes from the shuttle,他们可能不知所云。

例4:情哥郎春天去子不觉咦立冬,/风花雪月一年空。/姐道:“郎呀,你好像浮麦牵来难见面,/厚纸糊窗弗透风。”(《久别》)

译文:In spring,you left andwinter is now here; / In vain I’ve missed you for thewhole year. / “It’s hard to seeyou just like getting flour from husk; / There’s not abit of news from you,” I’ll say to mydear.

在这首《久别》中,最后一句“厚纸糊窗弗透风”意即“没有情哥郎的任何消息”,所以我们直接把这句背后的谐音双关语翻译出来There’s not a bit ofnews from you,让读者一目了然。

4. 结语

总之,谐音双关语是吴歌最重要的表现手法及艺术特色,是由“谐言”和“关语”构成的一种特殊表达方式,这在吴歌中运用得相当普遍。但是在把吴歌翻译成英语的过程中,这种谐音双关语给翻译造成了很大的障碍。最后我们根据Peter Newmark所提出的交际翻译理论原则:“译者应力图传译出原文确切的上下文意义,使译文不论是在内容上还是在语言形式上都能为读者所接受;并以译作的读者为中心,为那些不期待遇到阅读障碍的读者提供更通顺、清晰、合符读者语言文化习惯的译作来。”而我们编译《吴歌精华》(英汉对照)一书是给参加第27届世界文化遗产大会的中外嘉宾看的,所以译文必须明白、通畅、易懂,让来自世界各地的读者都能读懂,所以我们采取的翻译策略是把谐音双关语的字面意思和所隐藏的意思都翻译出来,或者是直接把谐音双关语所隐藏的意思翻译出来。

[参考文献]

[1]陈林.六朝民歌之“隐语”及其遗韵[J]. 中国音乐,1998,3.

[2]冯梦龙,等.明清民歌时调集[M].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

[3]陈跃进.道教在六朝的流传与江南民歌隐语[J]. 社会科学战线,1996,6.

[4]王运熙.六朝乐府民歌[M]. 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

[5]Peter Newmark. Approaches to Translation[M].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01.

交际翻译理论论文范文2

关键词: 纽马克交际翻译理论 字幕翻译 翻译策略 中外电影

一、电影字幕翻译的意义

1.中国电影翻译历程

我国的影视翻译始于新中国成立后,新中国成立前我国尚无电视。电影也没有真正的译制片,即先由翻译将对白译成中文,再由配音演员配成中文对白的片子。不懂外文的观众只能通过“译意风”(装在座位上的耳机)中粗糙的同声翻译或是银幕上简单的字幕的帮助大致了解剧情。1948年底东北解放后,长春电影制片厂首先开始了译制片的制作,翻译工作者着手翻译苏联电影,是为我国影视翻译之滥觞,不久上海和北京很快跟上。但在改革开放前我国译制的电影来源较窄,数量亦不大,更由于电视未普及,故其影响较小。

自70年代末改革开放以来,放宽了影视片的进口,加之电视机逐渐进入千家万户,译制片的观众以十倍百倍的速度增长。无疑地,如今译制片受众(观众)的数量远远超过翻译文学作品受众(读者)的数量,影视翻译对社会的影响也绝不在文学翻译之下。但与之相反,翻译界对影视翻译的重视远不如文学翻译,反映在大学里有关课程的开设、学术刊物上有关论文的发表、学术团体中有关组织的建设等方面,均与影视翻译的社会作用不相称。这一现象应引起翻译界的注意。

电影作为一种大众媒体形式,广受大众欢迎。它在国际跨文化交流及文化传播中的作用已经人所共识,而且其作用日益重要。每部电影都会栩栩如生地呈现异国他乡的生活一隅。电影为我们打开一扇通往外界的窗口,让我们可以直观浏览异国地貌和风景、异乡的风俗习惯。因此,观看外国电影无疑是了解外国文化,促进国际跨文化交流的一个更为有效的途径。

2.英语电影字幕翻译的必要性

众多外国电影中,由于英语的使用范围最广,因此英语电影在数量上占头筹。但是,国人不懂英语的普通大众居多,无法直接欣赏原片,若要观看英语电影,就必须依赖翻译:译制和字幕翻译。正是出于这样的原因,英语电影字幕翻译工作才开始引起国人关注,不少翻译工作者也投身到了字幕翻译研究中来。但是,长期对字幕翻译工作的不重视,造成理论研究的匮乏。有关字幕翻译研究的论文和论著数量有限,而且目前的研究仅囿于一、两种有限的理论范围,比如严复的“信、达、雅”和奈达的“功能对等”理论。这些研究在理论运用的同时都未结合电影字幕特点对这理论的适合之处详加探讨。

纽马克认为成功的翻译取决于交际效果的传达,以目的语和目的语读者为中心,使目的语读者能够最大限度地获得源语读者的感受。电影字幕的翻译要考虑到观众对源语语言结构差异和文化差异的接受问题,以达到源语电影与译语观众的有效交际。影视作为一种娱乐及文化交流形式,其翻译的重点应是文化上的,而非语言上的。交际翻译理论是本文所应用的主要理论,因为它以目的语的接受者为中心,在翻译时可满足影视的娱乐性特点,而且纽马克教授的语义翻译、关联翻译理论在影视翻译中也是有用的补充。

二、国内外相关研究现状及发展趋势

1.国外翻译领域的发展

彼得·纽马克是一位英国的语言学家、实践型的翻译理论家。纽马克的翻译理论可以概括为两个主要方面,即语义翻译(semantic translation)和交际翻译(communicative translation)。美国翻译学家尤金·奈达(E.A.Nida)指出,纽马克最重要的贡献是提出了语义翻译和交际翻译的方法,并把这两种方法应用于不同类型的文本中。语义翻译和交际翻译理论是由关联翻译法(correlative translation)和他提出的三个命题发展而来的。他的代表作包括《翻译问题探索》(Approaches to Translation,1981)、翻译教程(A Textbook of Translation,1988)、《翻译论》(About Translation,1991)和《翻译短评》(Paragraphs on Translation,1993)。在《翻译问题探索》一书中,纽马克提出,针对不同的文本类型应当采用不同的翻译方法——语义翻译(semantic translation)或交际翻译(communicative translation)。根据不同的内容和文体,他将文本分为抒发功能(expressive function)、信息功能(informative function)、呼唤功能(vocative function)、审美功能(aesthetic function)、应酬功能(phatic function)和元语言功能(metalingual function)。20世纪90年代他又提出“关联翻译法”,标志着他的翻译理论渐趋系统和完善。

早在1960年,西方重要学术期刊Babel上就发表了有关影视翻译研究的论文,启动了西方尤其是欧洲翻译研究在该领域的发展,如今影视翻译研究在西方更日趋成熟,无论在具体的特点、技巧还是在其原则、标准方面,都有非常系统的理论,如Henrik Gottlieb教授和Kantan教授在字幕翻译研究方面的卓著贡献。在西方,许多翻译理论被运用到影视翻译研究中,其中有关联理论、目的论、描述性翻译学和多元系统视角,还有勒菲弗尔的权力操控论和韦努蒂的归化理论等。

2.国内影视翻译三位有影响力的学者观点

关于总结影视翻译语言特点,并根据其特点,探讨影视翻译原则和技巧。这方面比较有影响的学者有钱绍昌、张春柏和麻争旗等。三位学者都在影视翻译实践领域硕果累累:钱绍昌教授自1984年就从事影视剧的翻译,到2000年已翻译了600余部(集),张春柏教授翻译电影电视剧约300部(集),麻争旗教授翻译电影、电视单本剧50余部,电视连续剧、系列片600多集。这些实践工作为他们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他们都撰文总结了影视语言的特征。麻争旗归纳的影视翻译五大特征包括口语化、人物性格化、情感化、口型化、通俗化。

张春柏总结了影视剧语言的即时性和大众性两大特征,尤其对影视语言的口语性质进行了深入分析。钱绍昌也指出影视语言不同于书面文学语言的五个特点:聆听性、综合性、瞬间性、通俗性、无注性。以此为基础,三位学者以大量的亲身译例分别归纳了影视翻译的一些原则和技巧。钱绍昌介绍了七条个人经验,并强调在影视翻译时,翻译的“信、达、雅”三项原则中以“达”最为重要。张春柏以影视翻译与普通的文学翻译的不同之处为指导原则。另一位领军人物麻争旗认为所论及的影视翻译五大特征相辅相成,是做好影视翻译的基本保证。麻争旗在2005年出版了影视翻译研究的专著《影视译制概论》,在我国影视译制理论研究、影视译制人才培养等方面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影视作品作为文化的载体,在传播流行文化方面的作用不容小觑,而外国影片的译介是跨文化交流的重要形式,为不同文化间的了解架起桥梁。

把影视翻译为一种言语交际行为的关联理论运用于影视翻译研究的较多,关联性是源语的理解和翻译过程中对语码进行选择的依据。国内有人尝试以关联理论翻译观来解释电影配音或字幕翻译。把目的论、功能对等原则或读者接受理论应用于影视翻译的也比较多,三者都强调译者结合翻译的目的及译文接受者(观众)的情况和反应,从原作所提供的多源信息中进行选择性的翻译,这也是影视翻译的一大特色,如将读者接受理论应用于字幕翻译中的隐喻翻译或目的论视角下的华语古装片英文字幕的翻译。

有相当部分学者从文化视角研究影视翻译,或着眼于跨文化交际,或讨论其中的文化因素,如影视翻译中文化信息和意象的处理、影视翻译中的归化和异化、从中西审美差异或文化差异看影视翻译,等等。探讨最多的是采用不同的翻译策略处理文化因素,如在电影配音翻译中采用“文化替换”和“文化补偿”的方法,在字幕翻译中采用直译、意译、缩译等手法,解决由于文化差异造成的语义缺省和语义冲突。对于影视翻译中文化意象的处理,柴梅萍就其重构、修润与转换发表过论述,而龚瑜行提出以压缩式、直译、归化和抽象化等策略指导文化信息的传递。

3.关于纽马克交际翻译理论

彼得·纽马克是英国著名的翻译理论家和翻译教育家。纽马克在分析和总结各家各派的翻译思想的基础上,将文体论、话语分析、符号学、格语法的理论、功能语法和跨文化交际理论应用于翻译理论和研究,对于翻译理论、翻译教学、翻译语言学及翻译技巧都进行了精辟的论述。纽马克翻译理论的核心是语义翻译和交际翻译,这也是其翻译理论中最主要、最有特色的组成部分。纽马克的语义翻译和交际翻译是在翻译界长期围绕直译和意译争论不休的背景下提出来的。他认为,自公元1世纪以来到现在,沉醉于直译和意译争论的双方都忽略了翻译,还应当考虑翻译的目的、读者的特点和文本的类型。为了避免直译和意译的冲突,纽马克提出了两个翻译理论,即语义翻译和交际翻译。他说:“我在翻译方面仅仅提出这两种方法,这两种方法对任何文本来说都合适。”

美国翻译理论家尤金·奈达指出,纽马克最重要的贡献是提出了语义翻译和交际翻译的方法,并把这两种方法应用于不同类型的文本中。在交际翻译中,翻译者用目标文本来表达和源语同样的效果;在语义翻译中,翻译者在目标文本句法结构和语义方面允许的范围内,来表现源语言的真正语境意义,也就是说,在交际翻译中,纽马克认为,目标文本所产生的效果应当力求接近源文本。因为交际翻译重视产生的效果但不注重表达的内容,所以交际翻译首先要忠实于目标语和目标文本读者,要求源语符合目标语和文化,不给读者留下疑点和晦涩难懂之处。在语义翻译中,译者首先必须忠于原作者,符合源语文化,只有对源文本的内涵意义出现理解困难时才加以解释。

三、中国影视翻译未来发展趋势

电影是人们熟悉的一种大众娱乐,随着中国与世界的接轨,文化交流的进一步加强,西方影片也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国人的娱乐生活中。由于汉英两种语言体系的极大不同,西方影片通常都经过翻译后放映。虽然影视翻译是文化交流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它并没有受到相应的重视。我国在影视翻译研究方面比西方国家起步晚,至今仍处于初始阶段,不仅从事这方面研究的人员较少,在学术刊物上发表的文章还极其有限,也鲜见介绍国外影视翻译研究新成果或访谈国外著名影视翻译学者的专文。国内的研究范围也比较零散、片面,尚未对其进行系统全面的理论研究,也未有成体系的理论出现。在研究视角上与西方相比也显得狭窄,还存在未曾涉足的研究方向,因此需要进一步研究。

影视翻译是文学翻译的一个重要分支,作为一门新兴学科的标志,必须构建自身理论体系。影视翻译研究理论系统的建立要依赖文学翻译理论,并结合其自身特点创建一套可供研究的理论体系。本文以中外文化差异为基础,以纽马克交际翻译理论为主、语义翻译及关联目的理论为辅,分析中外电影字幕翻译的翻译策略及原则,为字幕翻译研究提供一个新的研究角度,从而鼓励更多翻译工作者及有志于电影字幕翻译的爱好者加入到这一领域中来,指导国产电影的字幕翻译实践,以电影交流为平台,促进中国与世界的跨文化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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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际翻译理论论文范文3

论文摘要:本文分析了基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中国翻译所面临的挑战和任务,从译者的译材选取和具体翻译策略的采取,以及翻译理论研究建设两个方面,分别提出了要坚持以民族性特征为指导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主张建立立足于中国本土文化的翻译理论。从本国语言文化特征出发并不意味着拒绝外来翻译策略和理论,而意味着将我国及外来优秀成果结合,使之成为中国翻译发展的新动力。

全球化是一种超越国界与国家的,在全世界范围内所展现的沟通与联系,交流与互动的趋势。虽然全球化进程在经济和市场领域中尤其明显,但是它实际上已经影响到了生活的各个方面,包括政治和社会系统、社会制度,以及价值标准,甚至是个人的日常生活等。信息与文化全球化趋势以经济全球化为前提和依托,在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中,由各民族文化相互碰撞和整合而成。而在信息与文化全球化时代,各国各民族通过世界性的交流,打破了各自的狭隘界限而走向开放和多元。

作为国际问理解的钥匙,翻译是和全球化时代紧紧相连的,两者相互作用相互推进。一方面,全球化进程无疑大大的推动和促进着翻译的发展,为翻译理论的提升和翻译实践的加强提供了有利环境和动力;而另一方面,全球化需要翻译,只有借助于翻译这个促进社会进步和交流的必要手段,一国的先进技术和成果才能得以被引进和介绍到国外,全球化进程才得以展开和进行。而且,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各国通过积极翻译介绍本国文化于世界从而成为全球化的一部分,同时,也通过积极翻译介绍外来文化于本国而丰富和推动了本土文化的发展,从而间接为全球化作出了贡献。在中国,全球化又给翻译带来了理论上扩充深化,实践上熟习进步的契机,甚至可能是一次和我国历史上j次翻译高潮并举的“新的翻译高潮”,“它无论是在规模上、范围上,还是在质量水平和对中国社会发展的贡献上,都是前三次无法比拟的”(李占喜2001)。

社会的进步离不开翻译,不译则亡,在信息与文化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同翻译所处的形势值得关注。作为一种介绍媒体,它面临着西方理论和思潮的涌人,该如何翻译外来文化和理论成果,该采用何种翻译理论来丰富翻译理论及指导翻译实践,这都是应该思考的问题;而翻译其本身作为文化建设的一部分,又面临着全球化和本土化的矛盾,面临着翻译理论的全球化,面临着普遍性和差异性的选择处理问题。在这个全球化的特殊时代背景下。作为翻译工作者应该有强烈的使命感,不仅在实践中要充分发挥翻译在信息交流方面的桥梁沟通作用,而且面对翻译形势的变化,在翻译取材和具体的翻译策略实施上,都要立足于中国语言文化的民族性,重视民族性特征;在翻译理论研究方面,要在积极参与理论交流,力争为世界翻译理论学研究做出贡献的基础上,极力丰富和发展中国翻泽理论,推进译论民族性的发展。

l从翻译策略的采取上看

翻译策略一直是翻译研究领域内的一个重要问题,不少经验丰富的译家和译学研究者对译者的作用、地位、职能以及译者应该采取的策略等表达了自己的见解,阐述了自己的观点。奈达认为,一个理想的译者不仅必须熟悉原语和精通译语.具备语言表达的才华和丰富的文学想象力,必须充分了解所译题材.还必须具备“移情”本领,能体会原作者的意图,尽力模仿原作者而不要试图超越原作者(谭载喜。1999:237)。程永生(2001)翻译过程视为一种跨语言、跨文化、跨时空的交际,交际的参与者是交际的主体,交际在一定的语境中进行。译者作为翻译交际的中心人物,不仅涉及到与读者或是作者有共同语言和文化的问题,以及相应的译法,还涉及到是否与作者共专业,以及为什么样的读者服务的问题。

在全球化时代的今天,文化的渗透性和干扰性表现得尤其明显,反映在译者的翻译策略上,是音译还是意译,是归化还是异化,是保留外语说法还是译成汉语说法等等,就都是译者面临的难题。而外国文化也可能形成对本国文化的干扰而对译者造成双语转换的障碍。典型的例子就是所谓的“混杂语”(pidgin),“洋泾浜”英语就是混杂语的一种。另外,在意识流影响下的“朦胧诗”也往往很难翻译。而在今天,随着全球化的逐步发展,它对语言和语言使用及演化的影响越米越受到关注。会不会有一种语言成为全球语?如果有,又会是哪一种语言?如果有这样一个全球的语言发展趋势,那翻译的前景如何?在marysnel1.hornby的著作《翻泽研究:综合方法》ftranslationstudies:anintegratedapproach)中,她提出了将翻泽活动置于多语和多文化交际的语境下研究的方法,还分析了近期的潮流,特别是全球化和技术进步,带给国际交流和翻译的影响,也讨论了对翻泽者作的影响及结果。她说明到,所有全球化带来的国际交流及文化与语言角色发展都深刻的影响到翻译及职业译者的工作。marysnell—hornby还阐述了在四种虽各不相同但现时真实存在的翻泽任务基础上,译者所面临及所受到困扰的多项任务。这些任务包括翻泽南“闽际英语”(internationalenglish)’~成的原文.翻译“文化混杂性文本”(1iteraryhybridtext),以及说明和对待不同类别的特别文化材料(说明手册,广告传单)。就象snell—hornby所指的那样,由“同际英语”写作成的原文文本首先会给翻译者带来理解的问题,还可能会需要译者对其进行编辑加:。而另一·方面,文化混杂性文本带给译者的又是不同的问题。gunillaanderman在谈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提,在翻泽此类文本时,翻译者必须清楚明确的认识到,英语的多样性实际上传达了与各个民族的文化传统或文化身份有关的信息。最近,《光明日报》从构建中西方文明通道的高度对翻泽问题进行讨论,在理论层面与实践层面提出了许多重要问题,值得我们认真思考。如何对待外闭文化,如何吸收与借鉴外国文化的先进成分,应该成为目前翻译研究界关注的问题。翻译研究者应该对选择怎样的文本进行翻译,在翻译过程中应采取怎样的文化、场等重要问题进行探索.埘目前中国翻译界出现的“盲目引进文本”,“误译错误严重”等问题出现的深层原进行探究、分析,为翻译事业的健康发展指出正确的方向。

面对这样的全球发展趋势,我们更要认清翻译者的核心作用,在翻译取材和具体的翻译策略采用上尽可能的传达民族文化特色。在具体的两种语言的对译中,强势和弱势文化在选材上的不平衡表现得非常明。对现在处于相对劣势的中国文化来说,当然不利。文化交流中泽入的数量多于泽出的数量,势造成围外强势文化对我们的影响越来越大,而我们的文化在世界则总是无法扩大影响。由此导致我们文化的民族特性鲜为世界所知,或被模糊及误解。要克服这种危险,在英汉翻译选材上,对强势文化不能盲目崇拜,什么流行就译什么,而要有选择的加以翻泽,不仅要考虑到读者的要求,更要积极照顾到对民族文化的影响。我们还必须充分重视并加强译者个人对翻译策略的主观操纵作用,在翻译、引进优秀的西方文化的同时,应选优秀译者,选取典型作品而译,以高水平的作品展示中图文化的博大精深,吸引西方读者的兴趣,增强巾国文化在世界的影响力。

在汉英翻译策略上,在保证史对于凄者具有可读性的前提下,尽可能地少用归化的译法,使译文能多保留一点中国民族风味,多传达一些汉的语文化特色。在英汉翻译策略上,我们既不能避自己的义化现状,瞧不起其他文化,一味的为了使自己的洋文容易被读者接受而完全采取归化的泽法,更不能忽视甚至蔑视中国文化的特色而全盘采用异化的译法,不顾读者接受能力,不加区别地都原样照搬进来。这样不仅会给凄者造成理解困难,也会破坏民族语言和文化的纯洁忡和特性。适度的归化结合遁度的异化就等于翻译的优化。毕竟,翻译策略的选择是一个主观的过程。在翻泽上,这种翻译策略的主观操控作用并不鲜见梁实秋力主泽文语言的归化性和纯洁性,极力维护传统的语言价值观,提倡用汉语四字格之类的现成。还有不少泽者为保持自己文化的特色与纯洁性,也同样在翻详中充分发挥j-自己对翻泽过程和翻译策略的主观操控作用。

2从翻译理论研究和建设方面看

翻译是永无止境的艺术、历发腿或历史变革,价值标准也会发牛变更,所以翻洋也直遁历时性,具有可变性。十九世纪末严复译《天演论》时提出的所谓“雅”,指的是桐城派的先秦笔韵,而经历了五四新文化运动又时至今日,“雅”的内涵已经发展成为“最佳可读性”。随着历史的发展,对译作的品评标准也因各个历史阶段价值观不同而演变进化。因此,我们既不能将翻译理论看成变化不定的权宜之计,又不能将翻译原则、翻译标准及方法论等看成一成不变的条条框框。这就要求我们在对待翻译理论的研究中具有发展观,要求我们随着历史的发展,时代的发展,用科学的语言学、美学、心理学、社会学和信息论等学科的崭新知识和观点去加以审视、整理及阐发翻译的理论问题。

2.1翻谭理论研究

全球化在文化理论领域里的一个重要表征就是各国、各民族文化通过世界性的交流,逐步走向开放,走向多元化,形成一种“世界文化”的新格局。它由文化的民族性因素和世界性因素结合而成,需要按照辩证的观点去看待和处理。面对全球化进程与趋势,越来越多的翻译学者提出了各自的中国翻译理论建设构想和主张。

面对全球化对译学与义化研究提出的一系列挑战,一些学者旗帜鲜明的提出了必须保持文化的多样性,建立起具有巾国现代特色的译学理论和翻泽批评,翻译评价体系,使中国翻泽学在国际对话中发出自己的声音,为世界泽学和文化的发展做出贡献。其中,张柏然(2002)中国译学理论思维相对于西方洋学理论思维而言,感悟性强于思辨性,生命体验力强于逻辑分析力。因而要对一批具有世界意义的中国泽学经典进行现代性的“还原释凄”,发掘其文化精神的内核。他由此提要把握学理论自身的身份标志,利用自身的智慧优势,建立一种具有东方神采的“感悟翻洋哲学”,一种包含着丰富的中智慧的“文化一生命翻泽诗学”。也有一些学者认为坚持翻译理论研究的色会使其放弃对普遍翻泽理论的追求.从对纯理论的研究上偏离,从而陷入狭隘的民族主义泥坑。还有学者认为,在具体的删译理论建设疗法上,应该“把外国理论请进来,然后走去,与际接轨,参与国际交流,共同构建世界翻译学”(张南峰2000)。在中同翻译理论和纯翻译理论的分歧问题上,也有主张认为这两个问题实际上只是一个问题的i琦个方面,即是全球化背景下泽论研究对差异性和普遍性的求。具有中同特色的删泽理沦与具自‘普遍适用性的纯翻译理论这阿者是即对立又统一的辩证关系,不能偏向哪一方而忽视另一方。“重视泽论的特色,并:意味蕾放弃对普遍性的追求;同样,对纯理论的偏重也不应该以对特殊性的牺牲为代价”(孙会军、张柏然2002).

丽全球化,中翻泽理论研究首_宽要确的足一·个盘jj何看待的态度问题。树立证确的态度是关键。全球化怕,翻泽欢迎全球化,而日.应该抓住伞球化带米的大好发展机会促进身实践和理沦建设与发展。全球化是必然趋势,抵抗全球化:所谓民旌特征鼠会阻碍了翻泽理论建设的发展。在“把理论请进来”的同时,还应该积极主动的走l去学习、研究和探讨外理论;存学习外国先进的理沦经验成果的同时,还爱“走去”发表自己的理论观点,参与同际交流,积极力『j入世界翻译理论研究。枉中闭,随着对外开放程度的加大和全球化进程的发展,中闰翻译理论建设的情况和过去相比,已经有所改观。就像王宁教授所指出的那样,“越来越多的学者已经走出国门,自觉介入到际翻译研究的讨论叶i去.他们用英文或法文在国际权威刊物上,阐述中国学者的观点,已经开始影响到两方的学者了,从而使得际翻译理论界对中国学者的脱点越来越予以重视”(杭菊2002)。

在翻洋理论研究方面,学术发展水平的商低造成的差距,虚心向西先进理论学习,义不能过分依赖西方的翻译理论,而要注意足干,-t传统义化,认真的整理干¨总结学习传统理论.吸取适合门的理论成分,确立“我国自成体系的翻译理论”(罗新璋,1984:588.604),以推动和发展我们的翻译理沧,最终形成自己理论上的民族特色和优势,以立足界翻译理沦研究,而不能被强势翻潭理论同化。

在全球化大背景f,东西方文化之问的相互交流、渗透与融合是不可避免的。我们需要吸收融合外来新文化、新理论来促进本国文化包括翻译事业的发展。但是,东西方两种文化迥然不同、各具特色,所以我国的翻泽理论既要走向世界,又不能以牺牲自己的特点为代价。我们既不能轻易的反对和打击主张学习西方的学者,不能动用某个国外学者的“论断”来试图完全抛弃和定译沦民族性,更不能埘坚持民族文化,试图建立巾自己特色翻译学的学者和在英翻译时采用归化翻湃的泽者打上逆世界历史潮流或观念陈旧等的印记。只有这样,我们在国际上才能维护民族丈化特征,在国内才能弘扬民族文化,推进巾国翻洋理论与实践的健康发展。

2.2翻译理论研究和建设方面

在译论建设方嘶,我们要克服两译论的卡h臣排斥倾向及翮泽研究的片面倾向,我们必须以我的翻译实践为基点,以东西各国的翻译理论为借鉴进行译论研究。我们应该学习国外译学界善于借鉴现代语言学的研究成果找准切人点深入进行翻译理论研究的创新精神。我们应积极引进世界先进翻译理论,下功夫加强汉语修养,研究汉语语言规律。在翻译实践中把前者化人后者,拿出我们自己足以与外国翻译理论相抗衡的著作来。我们还应该加强对中国传统译论重视及研究,对国外翻译理论分流派或分不同时期进行系统化的整理和分析学习工作。最后力争能让一部部优秀译学著作形成卓越文化代表,从而展示中国翻译界的理论建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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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奈达翻译理论 ;贡献;缺陷;反应;启迪

一、奈达翻译思想理论的不同阶段

人们将奈达的翻译思想划分成三个不同的发展阶段:描写语言学阶段;交际理论阶段:社会符号学阶段。

在第一阶段40―50年代的著作和论文中,奈达主要从语言的词法、句法并结合翻译理论阐述语言的本质和语际翻译关系,试图找出更加科学的语言翻译转换规律。他在这一阶段所提出的语言层次理论要比乔姆斯基的“表层结构”和“深层结构”要早得多。

第二阶段时间跨度为10年(1959―1969)。标志着第二阶段开始的文章是他在1959年发表的《从圣经的翻译看翻译原则》(Principles of Translation as Exemplified by Bible Translating),标志着第二阶段的结束著作是他与塔伯合著的《翻译理论与实践》(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Translation)。

在第三阶段,奈达主要研究语义问题。其观点是: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交际时涉及的主要问题就是语义关系问题。如果语义问题解决了,跨语义交际中的翻译问题也就不难解决了。本阶段奈达最为关注的还有一个问题,即跨文化交际问题,这在第三个研究阶段显得特别突出。”

二、奈达特有的语言学和翻译科学观念

奈达的翻译科学思想和应用语言学思想在翻译中的综合应用和相互作用形成了奈达特有的语言学和翻译科学观念,也铸就了这位硕果累累的翻译学和应用语言学理论家,使其成就大大超过了两千年来西方从古罗马的西塞罗、哲罗姆到中世纪欧洲的波伊提,到文艺复兴时期荷兰的伊拉斯莫、德国的跨德、法国的多雷、英国的查普曼,到近代的巴托、德国的施莱尔马赫、洪堡和英国的德莱顿、泰特勒、阿诺德,一直到现代的翻译理论家。“他的研究范围从翻译史、翻译原则、翻译过程和翻译方法到翻译教学的组织工作,从口译到笔译,从人工翻译到机器翻译,从语义学到人类文化学,几乎无所不全,从而丰富并拓展了西方的翻译研究领地。”为人类语言的翻译学打开了一个全新的视野,树立了翻译理论与实践的丰碑。纵观奈达语言和翻译学理论发展轨道,结合中国翻译理论界对奈达的研究成果,兹简述如下:

第一,翻译信息论(message of translation)。

奈达首先将信息通讯引入翻译理论研究,也是近年来西方许多语言学家利用语言学和信息论研究翻译问题。如卡特福德、纽马克、雅可布逊以及前苏联的巴尔胡达罗夫、科夫萨罗夫等。奈达和塔伯1969年合著的《翻译理论与实践》(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Translation)以及奈达本人的《翻译科学探索》(Toward a Scienceof Translation)两部著作均对翻译信息论作了详细论述。他认为译者可以“采用处理语言结构的科学途径、语义分析的途径和信息论来处理翻译问题。”翻译即交际,某种译文如果不能起到交际的作用,就是无用的译文,即严复所讲的“顾信矣不达,虽译犹不译也。”因此,译文“接受者和译文信息之间的关系,应该与原文接受者和原文信息之间的关系基本相同。”然而,由于一般译文读者理解原文的信息道往往会小于原文读者的信道,原文信息难于直接被译文读者所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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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马克 语义翻译 交际翻译 颜色习语

一、引言

人类对颜色有着最基本最直观的共性认知,然而各民族所处的地理环境、风俗习惯、等文化因素不同,颜色词的用法存在着差异。颜色词与其他词合成或惯用语统称“颜色习语”。汉英语言中颜色习语十分丰富。被打上不同文化烙印的颜色习语,承载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具有鲜明的文化个性与共性。本文从纽马克的“语义翻译”与“交际翻译”理论探析中英颜色习语的翻译策略。

二、纽马克的“语义翻译”和“交际翻译”理论的产生和界定

彼得・纽马克(Peter Newmark)是英国著名翻译理论家和翻译教育家。纽马克以功能语言学家卡尔・布勒和雅各布森论述的三大语言功能,即表达功能(expressive function)、信息功能(informative function)和劝说功能(vocative function)为依据,提出了“语义翻译”和“交际翻译”理论。纽马克这两个概念的提出,不仅缓和了长期以来人们对于直译和意译的争论不休的局面,还为翻译研究指明了新的思路和方向。

语义翻译指“在译入语语义和句法结构允许的前提下,尽可能准确地再现原文的上下文意义”,而交际翻译是“以读者为中心,强调翻译的归化,千方百计要为译文读者铺平阅读与理解之路,把一切陌生变为熟识,把一切曲折都拉直”(罗平, 2001)。纽马克指出“语义翻译”和“交际翻译”的区别主要体现在对译语的表达形式上。语义翻译力求译文接近原语的语言表达形式,屈从原语文化及原作者;交际翻译注重信息传递的效果,关注点是目标语读者的理解和反应。

三、“语义翻译”和“交际翻译”在英汉颜色习语翻译中的实践意义

在对纽马克的翻译理论作了一番简要了解后,让我们看这一翻译理论是如何指导中英颜色习语的翻译策略。

1.对于反映英汉文化差异的颜色习语的翻译策略

颜色习语的联想意义在英汉语中的差异也是很大的。例如,红色对中国人和英美人会产生不同的联想。红色在汉语中象征着喜庆和欢乐,是褒义最浓烈的一个颜色词,如“红榜”,“红运”,“红利”,“满堂红”等。而在英语中,红色大都与暴力、流血和战争有关,因此,霍克斯舍 (David Hawkes)翻译《红楼梦》书名时,避开“红”带给英美人的负面的语义联想,而取其另一书名《石头记》来译为“The Story of the Stone”。在英语中由红色组成的短语有:“red alert”,“red ruin”,“red battle”等,表达危险、发怒、禁止等意义。对于反映出两种文化差异的颜色习语,其背后深邃的文化内涵构成理解和交流的障碍,我们应该采用交际翻译理论,以目的语为中心,为译文读者铺平阅读与理解之路,而意译更强调创造性的释义原文(何继红,2004)。因此,以上颜色习语的翻译强调归化的策略,采用意译的方法,红榜―honor roll,红运―good luck,红利―dividend,满堂红―success in every field;red alert―紧急警报,red ruin―火灾,red battle―血战。翻译时,运用目的语的语言规则使译文地道流畅,更合乎目的语文化。

2.对于反映英汉文化共性的颜色习语的翻译策略

在英汉语中有不少颜色习语的概念意义和联想意义是相同的。例如,黑色在两种语言中都表示不好、阴险、困难等负面意义。英语中有“black day”, “blacklist”,“black-hearted”。对此,运用纽马克的“语义翻译”理论,翻译在结构和词序上尽可能接近原语,与原语文化产生共鸣。因此,以上采用直译的方法,black day―黑色的日子/倒霉的一天,blacklist―黑名单,black-hearted―黑心的。对于实物颜色词与基本颜色词组成的复合词,英汉两种语言也有共同点,也适用于“语义翻译”理论,如snow-white, blood-red, purple black,均可直译为“雪白”,“血红”,“紫黑”;“玫瑰红,金黄,银白”也可忠实于原语文化的语义内容,直译为“rose color, golden yellow, silvery white”。

3.英汉颜色习语的翻译还要看其所在的文本类型

纽马克还指出,无论是语义翻译还是交际翻译,都应视原文文本类型而定。以表达功能为主的文本,像文学作品适用于语义翻译;而具有信息功能和劝说型功能的文本,如新闻报道和广告宣传等适合于交际翻译。因此,译者应该采用哪种翻译方法,他首先要考虑翻译的重点是放在原作还是面向读者,翻译的目的是提供信息还是规劝读者,然后才能选择适当的翻译方法。例如,有一品牌名为“白象”的产品,投放国外市场后始终打不开销路,究其原因,竟是其译名“white elephant”在作怪,“white elephant”在英语中指累赘物,可见,对于广告这种特殊的文体,即使英语有相对应的语义翻译,由于其目的是规劝目的语读者购买,这种交际目的决定了该习语的翻译侧重于“交际翻译”,所以,要采用意译的翻译策略。同样的错误又出现在上海“白翎”钢笔品牌名称的翻译上,其英译为“white feather”,虽然从语义的角度,这一翻译还算准确,但在英语国家无人问津,其原因在于英语中有句成语“to show the white feather”意思是“临阵脱逃”,而“白色羽毛”象征“胆小鬼”。

四、结语

本文在纽马克提出的“语义翻译”和“交际翻译”理论的指导下,探析英汉颜色习语的翻译策略,我们不能绝对地将“语义翻译”和“交际翻译”二者区分开来。从颜色习语所在的文体角度分析,语义翻译和交际翻译也是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

参考文献:

[1]邓万学.英汉互译中语言内涵色彩的比较[J].曲靖师专学报,1994,(4).

[2]何继红.《红楼梦》英译的跨文化交际意识[J].同济大学学报,2004,(2).

[3]胡文仲.跨文化交际学概论[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9.

[4]刘士聪,谷启楠.论《红楼梦》文化内容的翻译[J].中国翻译, 1991,(1).

[5]罗平.谈《红楼梦》诗词中“语义翻译”与“交际翻译”[A].外语与文化研究[C].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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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寓言;关联理论;翻译

寓言是文学作品的一种体裁。以比喻性的故事寄寓意蕴味深长的道理,给人以启示。然而,汉语寓言由于根植于特定的文化之中,在跨文化翻译中造成了很难解决的问题。虽然讨论汉语寓言翻译问题的文章比比皆是,但这些文章无外乎简单的建议译者采取直译、意译或二者结合的方法来处理寓言,至于为什么在一种情况下使用这种译法而在另一种情况下使用其他译法,却从未讲清楚过。虽然也有一些学者从语用学和文化交际的角度讨论过汉语寓言的翻译,主张翻译策略的选择取决于翻译的目的、寓言的作用、文体风格、读者的文化背景等等,但翻译中的决策究竟与这些因素是怎样具体联系起来的却仍不清楚。就像著名学者wilss指出的那样,在大多数情况下,翻译方法只是指出译者应该估量和权衡,但并未指出如何去做到。(gutt,2004)

笔者认为,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状况,归根结底是因为人们对翻译现象的本质认识不够,因此无法确定翻译成功的标准和条件。关联理论这一认知语用学的最新成果不仅为整个翻译研究领域提供了新的视角,对汉语寓言翻译也有新的启示。它从言语交际的角度对翻译本质所作的解释,能够帮助译者走出汉语寓言翻译的困境。

1 关联理论简介

自从grice提出会话含义学说以来,引发了语用推理和自然语言理解的研究。他的意义理论认为,话语可以传递语义内容以外的信息,听话人能够识别话语的含义。sperber和wilson提出的交际认知观,特别是在话语理解过程中的认知分析,既得益于griee,也超越了grice。因此,关联理论建立在grice的会话原则基础上,并对其做了部分修正和创新,以关联性的定义和两条笼统的原则作为基础。关联性被看作是输入到认知过程中的话语、思想、记忆、行为、声音、情景、气味等的一种特性。当输入的内容值得人们加工处理时,它就具有关联性。

sperber和wilson(sperber and wilson,1988)认为,要想使说话人正确理解话语,说话人必须期待听话人选择正确的语境假设,即其希望他使用的语境假设。否则误解就会产生。然而,由于认知语境中的假设多种多样、包罗万象。听话人又是怎样选择正确的语境假设从而保证交际成功的呢?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sperber and wilson(1988)提出了“明示—推理交际(ostensive-inferential communication)”和“关联性(relevance)”的概念。认为,交际是一个明示——推理的过程。说话人发出一种明示刺激,向听话人表明其在通过这种刺激向他传达一系列假设,而听话人将话语和自己认知语境中的一系列语境假设结合推断出话语的意义。关联理论的中心论点就是。根据人类交际的心理特征,人们在理解的过程中会理所当然的认为话语是具有最佳关联的。由此sperber and wilson提出了解释人类交际本质的“关联原则”:每一个明示交际本身都传达了其最佳关联性(sperber and wilson。1988)。话语的关联性是由话语产生的语境效果和理解话语所需的处理努力两个因素决定的。其他条件相同,语境效果越大,关联性越大;其他条件相同,处理努力越小,关联性越大。因此,所谓具有最佳关联性即可以产生足够的语境效果并且不需要花费不必要的处理努力。

2 关联理论对翻译的启示

翻译是一种交际行为。交际的目的也就是交际者的意图和听者的期待。关联论把翻译看做一个语际间的明示—推理的阐释活动,是大脑机制的推理过程,是一种不同语言在语言维、文化维和交际维等多维度的交际活动。关联理论通过明示——推理提供最佳的语境效果。译者应根据关联论从潜在的认知语境中选择合适的语境假设,从原文的语音层、句法层、语义层和语用层等语言或交际层面中推断出原文的意图,并根据读者对象的认知语境选择做出合理的假设判断,以选择适当的译文,努力实现原文作者意图与译语读者的期盼吻合。关联论也关注社会因素,其人之环境的信息包括百科信息,而听话人则需要识别说话人传递该信息的意图,也就是识别该信息的交际意图。翻译作为一种社会交流的形式,肩负起交际双方成功交际的中介,使交际双方获得同样的认知心理图,翻译中译者向译文读者传达原文所有可能的意义,保证交际的成功。

因此,虽然关联理论并不是为翻译提出的,但它必然会给翻译研究带来新的启示。赵彦春(1999:185)曾经说过,关联理论“统一的理论框架可以‘框住’人类的一切翻译活动”。笔者认为,关联理论对翻译的启示可以归结为以下两个方面:

2.1 翻译的本质

由于翻译是人类交际活动的一种,因此也具有明示—推理性质。但与一般的交际行为不同,翻译是一个双重交际过程:首先,作为接受者,译者和原作者进行交际;然后作为交际者,译者把自己对原作的理解传达给译语读者。因此,翻译也可以被看作是一种语际的阐释性用法。在阐释性用法中,文本之间的关系是阐释性的相似(interpretive resemblance),而不是任何意义上的对等。因此,成功的翻译只能是与原文在相关方面充分相似的文本。认识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这使我们避免了诸如“直译”和“意译”这种长期存在翻译学界的争议。在关联理论框架内。所有的翻译现象都可以被看作是与原文本在相关方面充分相似的阐释性用法。无论是“直译”还是“意译”,都只是在与原文本的相似程度上有所区别,或者说在不同的方面与原文相似。

2.2 翻译成功的条件

根据关联理论,成功的交际行为是与“关联原则”相一致的。因此,要保证翻译成功,译者在选择具体翻译策略时也必须保证译文本身传达了其最佳关联性。这条原则既规定了译文应该在哪些方面与原文相似,又规定了应该怎样实现这种相似性,即在选择具体的翻译方法时,译者应该保证译文内容对译语读者产生了足够的语境效果,但在表达方式i-x不使读者花费不必要的处理努力。在翻译过程中,译者首先要对意向读者的认知语境做出正确的判断;在选择翻译方法时,要保证译文具有最佳关联性。虽然这条原则并没有指出具体的做法,但任何具体的翻译手段或方法都可以看作是关联原则在不同语境下的应用(gun,2004)。实际上翻译原则只有一个:时刻保证译文的最佳关联性。

3 关联理论在汉语寓言翻译中的应用

由于在使用汉语寓言时,人们通常以比喻性的故事寄寓意蕴味深长的道理,因此寓言的意义是含蓄的。又是具有同一历史文化背景的人们所熟知的文化遗产,因此它又具有鲜明的文化特征。

在关联理论框架下,翻译是交际行为,我们要达到的目的是使交际成功,而不是与原文“对等”。“对等”是一种完美的理想状态,尤其是在汉语寓言翻译中。而“交际”并不总是完美的,因此我们也不能奢望翻译在任何情况下都是完美的。根据关联理论。只要做到成功的交际,即保证译文符合关联原则,我们的翻译就是成功的。唯一衡量寓言翻译是否成功的标准就是译文是否对读者产生了足够的语境效果而未花费不必要的处理努力。

从关联理论的角度看,汉语寓言之所以成为翻译的难题,是因为一方面,原作者用寓言是为了表达含蓄而丰富的含义,所以译文也相应的必须产生丰富的语境效果;另一方面,汉语寓言由于根植于特定的文化,对理解它所需的认知语境有较高的要求,理解时所需花费的处理努力也较大。因此,我们可以将汉语寓言翻译中的困境在关联理论下重新定义:译者可以去除寓言中的文化因素,把它的含义直白的表达出来以减少译语读者的处理努力,但这样的译文可能是不成功的,因为它可能由于没有产生足够的语境效果而不具有最佳关联性;译者也可以保留汉语寓言的文化因素,把它直接移植到译文中去,以期产生丰富的语境效果,但这样产生的译文也可能是失败的,因为它很可能由于花费读者过多的处理努力而不具备最佳关联性。虽然这看起来仍然是一个进退两难的处境,但在关联理论的关照下,译者总能找到一条出路。

根据关联理论,关联性是由语境决定的,同一句话在不同的语境中关联性不同。同样,与关联原则的一致性也是依语境根据关联理论,关联性是由语境而定的。这对寓言的翻译有着重要的启示一—译者在翻译中所能达到的成功取决于意向读者的语境。因此。在寓言翻译的过程中,译者首先要确定译语读者的语境与正确理解原寓言所需的语境有多大差异,由此决定在翻译中他能实现的与原文的相似程度。在选择具体翻译策略即明示手段的时候,译者只需将关联原则铭记于心,保证译文对译语读者产生足够的语境效果而又不花费其不必要的处理努力。“做到了这些,翻译就是成功的,而不是亏损、失败,更不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