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部转正总结范文1
关键词：负激励机制；部转移价格；协商价格；博弈；企业集团
企业集团内部转移价格的确定既影响集团整体利益的最大化，又影响集团内部各成员公司的业绩评价，同时还影响集团内部各成员公司间的利益分配。因此，企业集团应根据自身的经营特点，充分考虑集团集权和分权等内部条件、集团外部各利益相关者对转移价格的反映等外部环境的影响，确定本集团内部转移价格制定的基本原则，进而确定最优内部转移价格，达到集团利益最大化。根据母、子公司在制定转移价格时授权程度的差异，内部转移价格的制定通常可分为直接干预型和协商型两种模式。
一、相关研究综述
(一)协商型部转移价格的应用条件
一般理论认为，内部转移的中间产品若采用以市场价格为基础的协商价格，应该满足三个条件：其一，存在某种形式的外部市场，特别是不完全的外部市场；其二，能够共同分享所有的信息资源；其三，最高管理层的必要干预。亦即正如有些学者所认为的，中间产品存在非完全竞争市场是采用协商的办法确定内部转移价格的前提条件。在“关于转移定价的经济学”一文中，Hirsbleifer分析和研究了制造分部和销售分部的成本与收益、中间产品的市场状况以及技术与需求的独立性等问题，得出了以下结论：在没有中间产品市场的条件下，如果要确定单个分部的产出水平，则必须使各分部的边际成本之和与最终产品市场的边际收益相等，内部转移价格应与制造分部的边际成本相等；如果存在中间产品的完全竞争市场，内部转移价格应为市场价格；若不存在完全竞争市场，则内部转移价格也应为制造分部的边际成本。Kaplan和Atkinson也认为当中间产品的完全竞争市场不存在时，协商定价法更有优势。
(二)协商定价与激励引导的关系
在奖励性质的正激励引导与协商定价的关系方面：Kaplan和Atkinson指出，任何协商定价系统都存在谈判时间约束以及经理人可能会选择次优决策的限制，因此，在该情况下，适当的补偿激励是必要的。国内的一些研究表明，在协商型内部转移价格的确定过程中，适当的激励补偿合约能够引导分部经理人作出基于企业集团层面的最优决策。而对于协商定价与惩罚性质的负激励引导关系，目前这方面的研究并不是很深入。在惩罚性质的负激励引导与协商定价的关系方面：Yoon和了heodore在“企业集团内部转移价格、激励补偿和避税”一文中通过模型分析认为，负激励有利于弥补正激励作为激励方式在实践中遇到的激励效用递减和成本上升的问题。Garen则以委托理论为基础建立了一个模型，发现经理人的报酬结构是激励与风险权衡的结果，也就是说，对经理人的激励应该与其经营风险关联。国内的一些学者也提到，负激励作为激励两极之一，在现代企业管理中可以实现更有效、更持久的激励效果，特别是极端的负激励能够对人经理形成一种威慑，相对有效地规避其道德风险。企业集团的利益协调实质上是一种产出分配规则和激励机制，在协调成员企业之间的利益分配及运用组织权威来完成靠市场机制很难完成的中间产品转移定价时，实行正激励与负激励的选择性激励是必要而可行的。
(三)协商定价的博弈模型研究
在“基于成本的转移价格”一文中，Vaysman提出了一个多分部的协商定价模型，他将各分部管理者的私人信息纳入其中，并把这种管理的内部转移价格谈判作为讨价还价博弈的扩展形式；同时还将总部控制下的谈判时间与讨价还价结构这两大重要因素纳入其中，总部则同时设计分部经理人间的交易规则与补偿计划。由此证实以下结论：总部能指定分部经理人的讨价还价和补偿合同形式，这将是基于转移价格基础的管理谈判的唯一结果；运用协商定价法的补偿激励合同可令企业获得其利润空间的上界。胡素华和张世英在“企业集团内部转移价格的制定策略”一文中，假设了一个简化的、只存在两个企业的、上游企业向下游企业提供中间产品的企业集团，构建了一个完全信息下的转移价格和数量模型。通过模型分析，认为：在该完全信息情况下，企业集团内部转移价格的确定与中间产品内部交易双方的谈判能力密切相关。并深入影响了集团内部的净利润分配。
(四)本文主要研究的问题
上述研究表明：其一，在企业集团内部转移的中间产品存在外部市场，但属于不完全竞争的市场情况下，谈判协商的方式是确定内部转移价格的最佳选择；其二，如果没有适当的奖励性质的激励补偿合约来引导分部经理人作出基于企业集团层面的最优决策，协商型内部转移价格有可能导致决策的次优化。这些研究存在的不足是：一是仅仅将协商型内部转移价格的应用情况局限于转移的中间产品外部市场是否完全竞争，对协商型内部转移价格的应用条件界定范围太窄，有待作进一步拓宽；二是在引导分部经理人作出基于企业集团层面的最优决策的激励机制方面，过分重视奖励性质的正激励补偿合约，却忽略了惩罚性质的负激励机制的作用，没有从激励的两个方面同时分析论证，使研究结论显得论据不够充分；三是目前对负激励机制下的协商定价博弈模型没有作深入的研究。本文主要研究在中间产品作为转移商品并且存在外部市场(而不仅仅局限于不完全外部市场)的情况下，在负激励机制约束下的企业集团协商型内部转移价格的确定问题。具体包括：由于采用企业集团协商型内部转移价格的关键前提条件是集团内部能否充分有效地共享信息，因此，拟进一步拓宽协商型内部转移价格的应用条件；为弥补前述研究对激励补偿只侧重奖励性质的正激励的不足，尝试在企业集团的各个投资中心或利润中心(下文中简称中心)之间进行中间产品的内部交易时引入负激励机制来引导内部转移价格的确定，并进一步通过买卖双方协商定价博弈分析模型进行论证。
二、模型分析
企业集团内部转移商品有其特殊性。由于在内部转移价格的确定过程中，存在集团总部的协调与信息沟通，集团内部各个投资中心或利润中心对彼此的情况是非常清楚的；同时在集团内部谈判双方的协商定价过程中，不论是买方向卖方报价进而卖方应价的交易模式，还是卖方向买方报价进而买方应价的模式，理性的应价方总会以本中心的利益最大化为目标而进行讨价还价。因此，可以将这种企业集团内部的转移中间产品的买卖双方之间的协商定价博弈定义为完全信息动态博弈。
市场部转正总结范文2
随着我国金融市场从广度和深度上的展开，人们很自然地会从现实的角度提出这样的问题:金融市场开放是否会给货币流通带来影响?什么形式的影响?影响的程度如何?对这些问题作出解答，将对组织管理我国的货币流通，实现货币稳定具有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就此谈谈我们的一些看法。
开放金融市场，意味着我国的金融结构会发生如下变化:第一，现存的银行信用为主的间接融资方式将转换为间接融资与市场直接融资相结合的方式;第二，金融资产将大大丰富起来，单一的银行资产将由银行资产、政府资产、企业资产、保险资产、信托资产等多种多样的金融资产所代替:债券、股票、商业票据等将成为现金和存款通货之外的又一种流通一上具，第三，传统的资金地区割据、部门封锁、纵向归流的状态将被打破，而形成与一定经济区域相适应的既有向心力又有离心力的资金纵横流动的金融网络中心，第四，我国货币信用关系的深化，将促使人们观念的更新，树立起资产效应观念、生息盈利观念，从而增强对金融市场信号反应的敏感度，第五，金融市场上的金融资产价格将冲击目前的利率水平和结构，利率的僵化性和不合理性将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
货币流通的特点和规律总是受一定的经济结构和金融结构影响的，因此，金融市场开放带来的上述金融结构的变化，无疑也会给我国的货币流通带来变化。金融市场的开放给货币流通产生的影响，表现在对货币的供给，货币的需求以及货币流通的结构三方面的作用。而这些作用对货币量的单方面影响或是扩张或是收缩。
(一)对货币供给的影响
货币供给由现金和存款两部分构成。流通中的货币可以区分为现实流通中的货币和潜在的货币两层。所谓现卖流通中的货市是指经常处子商品和劳务市场上为其服务，执行流通手段、支付手段职能的货币;潜在的货币.则是指暂时退出流通领域，处于价值储藏职能执行形态的货币。货币供给一般就是指这两种货币形态之和。为了以后叙述方便，我们用公式来表达:假如用ms表示货币‘总供给，m:s表示现实流通中的货币，mz。表示潜在的货币，则:ms=m25+m:s
金融市场的开放给货币供给带来什么样和什么程度的影响，又可分下而三种形况进行分析:
1.如果流向金融市场的资金不是直接来自于银行的货币发行(包括现金货币发行和存款货币信用创造)，则货币供给量m。不变，但货币供给层次结构、货币供给的测算速度、货币供给所形成的现实购买力总量会发生变化。
(l)供给层次结构效应这是指金融市场开放引起的货币供给总量中m:。增加m、m:s减少m:s的变化，以致原有结构m;s，m:s变为。这种结构变化程度可以用dms来衡量:
这种变化的实际意义是现实流通中的货币增加到该变化的出现是因为，在金融市场开放后，由于金融资产、投资场所的提供，人们的资产效益，利息意识加强。使得他们产生了货币资产价值下降，金融资产价值上升的意识，从而，改过去用货币形态来实现价值储藏的习惯为用多种金融资产来实现的新方式。
(2)测算速度效应是指金融市场的开放带来的货币周转速度的变化，这种变化有正反两种影响，货币供给的测算速度一般是指国民生产总值等于国民经济总量指标与货币供给量之比。用gnp表示国民生产总值，则货币周转速度vo可以这样倒推:
v。是包括m、。，mz。在内的周转速度，可称之为真实周转速度，而现实流通中货币的周转速度为名义的周转速度。即
我们国家计算货币流通速度是指真实的货币流通速度。但是，随着金融市场的开发，真正对商品市场发挥影响的是名义的货币流通速度，即现实流通中的货币m:。和由潜在货币转化为现实流通中部分的货币增量才m，s的货币周转速度。
金融市场的开放，对名义的货币周转速度有正反两个方而的影响。一首先，是导致名义周转速度放慢，实际上，这只是货币供给层次效应的一种表现。即由于潜在的货币一部分转化化为现实流通中的货币，使得其流通速度公式中的分母变大，从而，名义货币周转速度放慢。
v:为负，表示速度放慢。另一方面，金融市场的开放，又产生了导致名义的货币周转速度加快的因素。因为，在金融市场机制下，金融信用活动活跃，生息偏好增大，人们将尽可能缩短手持货币收人的时间，而将货币尽快投资于金融市场。企业为了本身效益，同样将尽力减少闲置资金数量和滞留时间。货币的平均手持时间缩短。周转速度加快。因此，名义的货币速度在金融市场开放后究竟是加快还是放慢应根据这两种因素综合考虑。但是，整个货币流通速度，也就是真实货币速度，一般而言应呈加快的趋势。
(3)购买力流量效应这是金融市场开放后给货币供给形成的购买力总量带来的变化。
这种变化受现实流通中的货币及其周转速度的制约。设货币总需求为:
d==mls.vi
那么购买力流量的效应程度可以用dd表示:
2.前面讨论的是假定货币总供给m。不变。实质上，货币总供给ms在金融市场开放后也会发生变化。同业拆放市场的开放，提高了专业银行资金使用效率，相对引起货币总供给增加。因为，一方面，同业拆放市场使各行之间的资金余缺得到迅速调剂，从而提高了资金的周转运用效率，使各专业银行对信用扩张更充满信心。另一方面，由于资金周转运用效率提高，各专业银行在中央银行的一般转存款(即超额储备)将减少而变成存款货币扩张的法定准备金。一般转存款的减少，由于削弱了中央银行的调控能力，使得各专业银行的货币扩张能力相应增加。这是因为，货币供给的一般扩张模式是m。=mxb，其中b是基础货币，m是扩张乘数:其中r工、r:是法定储备和超额储备占存款货币d的比率，k现金货币与d之比，从乘数公式可见，在其它变量一定时，m与rz成反比变化。即超额储备率rz越高，乘数m就越小。反之则越大。在金融市场开放后，rz将减少，从而m将增大。而在货币总供给m。mxb中，尽管基础货币仍不变，由于乘数m的增大，货币供给也就呈上升趋势升的程度由rz下降的程度而决定。
影响货币总供给的另一个因素是“替代货币”的出现，即是指部分债券、票据的流通转让，将发挥类似货币的流通手段、支付手段的职能作用。这在中央银行货币供给并未增加的情况下，实际上增加了货币供给量。
(二)对货币需求的影响
金融市场的开放也给货币需求带来影响，具体表现在:
1.金融资产型货币需求增加。这种需求又可分为交易型需求和投机型需求。
(1)交易型需求金融市场中的二级市场形成后，股票、债券等金融资产成为直接的买卖对象，并象商品一样有自已的价格。这样，金融资产的买卖也就必然要吸收一定数量的货币。这个量与二级市场的交易量相关，交易量的增大，服务于金融资产的货币就要增加。假如原来的商品流通规模为q;，增加的蠢融资产交易规模为q:，则过去的货币需求为:
(2)投机型需求这部分需求即是二级市场土的投机者的投机堆备金。二级市场开放之后，由于价格的变动，投机不可避免。一些人将在一定时间内持有一定量的货币以准备时机一到就及时买进证券，这种货币需求量要超过正常的需求，它的变动与金融市场上的价格波动幅度成正比，与金融资产的收益成反比，由于金融资产的收益率一般用利率来衡量，所以，投机型货币需求又与利率成反比。因此，当价格波动幅度越大越频繁时，投机型货币需求就越大;反之，就越小。当资产收益率越高时，更多的手持货币将被放弃转而购买资产;反之就越少。
2.物资商品型货币需求增加，金融市场的开放，导致物资商品型货币需求增加可从短期与长期进行分析:
从饭期来看，在物资商品市场上，生产资料市场对货币需求增加，生活资料市场对货币需求相对稳定。因为，企业长期受到资金短缺的制约，而金融市场的开放、打破了企业资金供应渠道单一的状态。多渠道的融资短缺资金供应渠道单一的状态。多渠道的融资方式、利率的诱发作用，潜在货币的转化，替代货币的增加，使得企业对货币需求现实增加，生产资料市场扩大。另方面，由于消费水平的相对稳定，金融市场的开放，对消费资料市场无甚重大影响。从长期来看，生产资料市场扩大的结果是企业的生产得到了发展，商品市场得到了发展，生产资料市场与生活资料市场共同扩大。
(三)对货币流通结构的影响
货币的流通结构可以从不同的角度进行划分，这里强调的是货币投向结构和货币种类结构两种。
1.对货币投向结构的影响。货币投向结构是指货币投向不同的对象所形成的购买力需求层次。由于货币可形成多种购买力从而可划分为不同程度的多层次，我们在此仅区别其中的两种。即投向生产资料的货币层和投向消费资料的货币层。金融市场的开放，将打破这两个层次的现有比例，即生产资料货币层增加，而消费资料货币层相对稳定。
市场部转正总结范文3
组建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出于多方面考虑： 首先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迫切需要。
我国经济社会正在发生 深刻变革， 从根本上解决原有市场监管体制与新时代市场经济发展不相适应问题， 将 在强化市场监管、完善政府治理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其次是基层实践转化为顶层设计的成功探索。近年来，全国七成县区、1/4 左右 的地市实行了综合执法， 较好解决了市场监管体制不顺畅、 机构设置和职责划分不科 学、职能转变不到位等问题。这次机构改革充分吸收基层经验，整合优化市场监管重 要领域监管职能，完善了国家层面制度设计。
同时， 是适应当前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
原有监管体系在维护市场秩序中发 挥了积极作用， 但也存在职能交叉、 协调不畅、 监管空白、 资源难以共享等突出问题， 不适应市场经济发展需要。通过改革，有利于整合优化行政资源，提高监管能力和服 务水平，减少行政审批，减轻企业和社会负担，维护市场经济高效运行，推动统一开 放、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体系建设。
新组建的市场监管总局将整合涉及原国家工商总局职责、原国家质监总局职责、 原国家食药监总局职责、 国家发改委价格监督检查与反垄断执法职责、 商务部经营者 集中反垄断执法以及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办公室职责。
总局将负责市场综合监督管理，统一登记市场主体并建立信息公示和共享机制， 组织市场监管综合执法工作，承担反垄断统一执法，规范和维护市场秩序，组织实施 质量强国战略，负责工业产品质量安全、食品安全、特种设备安全监管，统一管理计 量标准、检验检测、认证认可工作等。总局还负责管理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和国家知 识产权局，指导全国市场监管综合执法队伍，维护市场公平竞争秩序，守住市场监管 安全底线，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
二、确保思想不乱、队伍不散、工作不断，做到机构改革和市场监管平衡有序、 协同推进 国家市场监管总局的成立涉及多个部门，必然面临一些挑战。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成立了总局机构改革工作小组；下设 11 个专项工作组， 负责机构改革过渡期各项重点工作； 制定了机构改革组织实施工作方案和过渡期若干 工作规则，对学习动员部署、以新部门名义对外工作、集中办公、挂牌、完成转隶、 报批“三定”规定、清理修订法律法规等重点改革内容作出安排。目前，正在按照中 央机构改革协调小组和国务院专项小组的要求完善实施方案， 明确目标任务和责任时 限，抓紧落实。
时间紧、任务重、要求高。应做好 4 方面重点工作： 一是做好干部思想工作。
组织广大干部深入学习领会三中全会、 全国两会 精神，切实把思想认识统一到中央决策部署上来。关注了解干部思想动态，开展深入 细致的思想工作，引导干部以大局为重、以事业发展为重，自觉服从组织安排，正确 看待个人“进退留转”，严明改革纪律，确保思想不乱、队伍不散、工作不断。
二是做好职责和队伍转隶。
按照 “先立后破、 不立不破” 原则和先转隶、 再做 “三 定” 要求， 抓紧与相关部门衔接职能转隶问题。
转隶后加强部门文化建设、 队伍建设， 真正实现职能转变，优化组合、深度融合。
三是抓好“三定”规定编制。以中央改革方案为根本遵循，深入总结地方综合执 法改革经验，推动职能整合、机构融合，研究提出“三定”草案，体现中央已经明确 的重大改革要求，确保职责划转不能遗漏，该划转的要划转到位。
四是统筹抓好机构改革与市场监管工作任务落实。
做到机构改革和市场监管协同 推进，深入推进商事制度改革，抓好产品质量和食品药品安全底线不放松，维护好消 费者权益和市场秩序， 推动全面质量提升和知识产权保护， 确保完成全年各项工作任 务。
三、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市场添活力，办事更便利；让群众买得放心、用得放 心、吃得放心 营商环境是生产力， 也是增强国家竞争优势的重要因素。
要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 运用“互联网+政务”方式提供优质高效服务。
深化商事制度改革方面，继续大幅压缩企业开办时间，10 月底前，在北上广深 等城市率先实现压缩企业开办时间至 8.5 天。及时总结推广经验，力争年底前全国基 本实现企业开办时间压缩至 11 天以内。在全国推开“证照分离”改革。推进政务服 务一网通办，努力实现企业办事“最多跑一次”。
质量技术监督方面，推进政务服务事项标准化工作，启动《政务办事“最多跑一 次”工作指南》等国家标准研制。深化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制度改革，再压减一批， 大幅度下放一批，2018 年生产许可证产品拟压减的目录，按法定程序报国务院审批 后。出台认证认可制度“一揽子”改革举措。推动特种设备行政许可改革。
食品药品监管方面，将食品生产许可证书由原来 3 年有效期限延至 5 年。力争 12 月 31 日前，实现 1 岁以下特殊医学用途婴儿配方食品产品类别全覆盖。逐步实 现新药上市审评审批时间由 7—8 年缩短到 2—3 年。
知识产权保护方面，推进商标注册便利化改革，今年把商标注册审查周期从 8 个月压缩到 6 个月。严格实行专利行政审批事项清单管理，年底前将专利 机构设立审批时间再减少一半，审批时间由 20 天减为 10 天。
当前，行政垄断、市场垄断、假冒伪劣、食品安全、侵犯知识产权等市场秩序问 题依然突出，损害了消费者合法权益。
过去市场监管职能分散在不同部门，几个部门虽各司其职，但存在职能交叉、多 头执法、互相推诿等监管难题。不能有效高效地对市场进行监管，使得我国消费环境 仍然存在一些薄弱环节。
在大市场监管时期， 市场监管部门将立足统一协调的执法体 制、规则和程序，顺应百姓消费水平提升、消费结构升级趋势，建立从生产、流通到 消费全过程的商品质量监管机制，为群众创造安全放心的消费环境。
让消费者“买得放心”。加强日常消费领域市场监管，围绕消费
市场监督管理局机构改革最新消息_关注 市场监管机构改革：从整合到融合关注市场监管机构改革：从整合到融合仅用 7 天，天津市滨海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就完成了新办 公用房的改造工作；25 天，完成了工商、质监、食品药品监 管部门及其所属事业单位机构、编制、人员、资产、财务等 划转移交工作，在全市率先实现了“人员、思想、工作”三 到位的平稳过渡；250 天，从“物理整合”到“化学融合” ， 机构从整合迈向融合，初步探索形成了一体化、全过程、高 效能的市场监管机制。面对新机遇，该局勇立改革浪尖，为 地方经济腾飞保驾护航。1+1+1=1“一个身份”迎挑战 2015 年 3 月 30 日， 天津市滨海县市场监督管理局挂牌成立， 这也标志着工商局、质监局和食品药品监管局正式“三局合 一” 。这一整合不是简单的叠加，而是完全打破原来的部门 格局，重新进行职能、机构的设置与分配，重塑一个新的市 场监督管理局。
原属不同部门的人员现只有“一个身份” ，人员如何加减？ 队伍如何优化？资源如何配置……这不仅是新成立的市场 监督管理局亟需解决的问题，更是老百姓关注的热点。一个 个巨大的考验和改革压力摆到了局长李文明的面前，他说： “我们必须成为敢于第一个吃螃蟹的人，而且要吃好。
” “以精简机关、充实基层、强化实战、提升效能为理念，机 关做减法， 基层做加法， 保证队伍改革建设实现 ‘1+1+1=1’ ， 工作效率实现‘1+1+1＞3’的目标。
”这一思想火花一碰撞， 局领导班子成员立即通过基层调研、集体讨论、个别谈心等 方式，耐心细致地帮助相关人员消除困惑疑虑、理顺情绪， 确保了人事调整的顺利推进。在中层干部调整上，注重突出 民意，充分征求班子成员、中层干部意见和测评推荐，全过 程阳光操作，实现了优化配置。
目前，该局现在机关中层职数由 62 名减至 37 名，内设机构 数由 36 个减为 14 个，70%的编制配置到了基层一线，真正 体现了精兵简政、下沉基层的改革成效。
“现在的工作中， 不再有‘你们’ ‘我们’之分，而是‘我们的’ ，三股力量真 正拧成了一股绳，变成了‘一家人’ 。
”李文明说。
全员大练兵“一个口号”喊到底 “武艺练不精，不算合格兵！ ”一个响亮的大练兵口号在该 局上下喊了起来。该局积极加强与上级局联动，专门邀请市 局的专家开展“演示进基层活动” ，分别在八个基层分局开 展为期一个月的现场演示培训，让每一位执法人员在临场处 置、执法演示中接受到了实实在在的锻炼。
“以前总觉得上课时管用的学得少，学了用不上。现在通过 接受现场‘演示’学习，我对不同领域的监管流程有了深刻 印象。
”该局城南分局局长秦润华说， “下次遇到类似情况完 全可以轻松驾驭，再也不会心中没底了。
” 该局先后组织 12 场专题培训，15 次现场帮教，而培训班的 班次开设、课程设置、老师教学、参加对象等各个环节都本 着实务管用，采用“张弛有度”的课堂培训方式，由分管业 务工作的领导、 业务科长和骨干轮班上课， 并采用课前备课、 PPT 授课的模式，充分调动学员积极性。
“积力所举无不胜，众志所为无不成。全局队伍经过一年的 磨合和融合，服务型、法治型、学习型、和谐型‘四型’市 场监管部门已经初具模型。
”李文明表示，大练兵的口号他 们将作为传统一直喊下去。
从“钝刀”变“利剑” “一个指令”见成效思路决定出路， 思维决定成效。回顾过去的一年，该局在改革中前行，在探 索中奋进，在融合中奉献，那么“1+1+1”的成效是否大于 3 呢？ 在全县 2015 年度综合目标考核中一举获得了维护稳定、安 全生产、全民创业、反腐倡廉、创新创业 5 个单项奖，奖牌 总数超过去三局之和， 这一张张成绩单足以说明 “三局合一” 的利好势头初步显现。
该局整合了原工商 12315、原质监 12365、原食药 12331 举 报热线，成立了市场监督管理局投诉举报中心，使得消费维 权从几条热线变为了一个投诉举报中心。去年，全系统共处 理消费者投诉举报 610 件，同比翻了 4 番，办结率 93.7%， 满意率 95.8%，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多达 42.5 万元。
“把相关材料交到一个办事窗口就行了， ‘一条龙’服务太 省事了。
”在该县政务办服务大厅市场监管局窗口，滨海春 雷粉丝有限公司负责人何中月领取了载有 18 位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的“一照一码”营业执照。
“原来登记时要准备多份 的重复资料，现在只需要准备一套登记资料。办结时间由原 先的 15 天左右压缩到 2 个工作日内，有效提高了注册登记 审批效率和群众办事的便利化程度。
”据该县市场监管局窗 口服务负责人介绍： “去年，我们县新发展个体工商户 10491 户、 私营企业 2911 户、 农民专业合作社 51 户， 家庭农场 237 户。
” 该局还积极帮助各类市场主体拓宽融资渠道，共办理动产抵 押登记 53 件，融资金额达 10.02 亿元，致力推进企业转型升 级，落实全县名牌企业质量提升活动，江苏吉华化工有限公 司“H 酸单钠盐质量提升”成果获全市十佳。引导和帮扶各 类市场主体申请注册商标超 300 件，培植名牌 66 件。
该局还通过开展“百日”执法竞赛，围绕食品药品安全、特 种设备安全、反不正当竞争、假劣农资等方面持续发力，确 保了重点工作零失误，安全生产无事故。着力围绕人民群众 反映强烈的问题，全系统共出动执法人员 5000 余人次，先 后开展“车用燃油专项整治” 、 “农资商品质量检测” 、 “食品 药品安全打假” 、 “电梯安全专项整治” 、 “建筑材料质量检测” 等多项专项整治行动，检查企业 1500 多家，行政处罚 184 起，有力地维护了市场秩序稳定。 攥指成拳“一面旗帜”骋战场 2016 年，是“十三五”的开局之年，也是滨海县市场监督管 理局体制改革、职能整合后强基础、抓履职的重要之年，做 好今年的工作，责任更大，任务更重。
“经济在转轨，结构 在转型，我们的监管方式、管理形式和思维模式更需要与时 俱进。
”说到今年工作的总体指导思想，李文明说： “我们将 全面贯彻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国家、省、市 工商、质监、食药监年度工作决策部署，紧紧围绕县委、县 政府的中心工作，以保障‘三大安全’ 、维护市场秩序、助 推经济发展为目标，积极完善监管机制、创新监管思维、拓 宽服务路径、整合维权手段、健全维权机制，不断吸纳各方 力量，凝聚队伍合力，积极构建共治格局，努力在新的形势 下实现市场监督管理工作新的更大的发展。
” 实现新常态下的“会作为” ，必须要有新办法、新举措，才 能更好呈现出“合心合力合拍” 。据了解，今年该局将突出 深化改革，进一步便民惠民，简化市场主体场所登记，提升 网上登记便利化水平，增强“放”的活力。突出硬化监管， 强化信用信息、三大安全和市场日常监管，提升“管”的威 力；突出服务发展，实施商标品牌、质量强县、计量惠民、 个私经济素质提升和医药产业转型升级战略，激发“扶”的 效力；突出多元共治，努力推动形成政府主导、部门协调、 企业负总责、社会监督的治理体系，形成“联”的合力；突 出队伍建设，努力实现物体组合向化学反应、单一技能向多 面手、垂直管理向融入地方、尽力作为向干净担当的转变， 不断展现“融”的实力。
面对一场新的攻坚战，李文明信心满满： “新常态是时代潮 流奔腾的崭新写照，发展个私经济、商标名牌发展、食品药 品安全、特种设备、标准计量、质量管理认证认可和信用管 理将会是今年的发力方向，届时我局将会进入三局合一格局 的全新阶段。
”- End 猜你喜欢大部制改革得与失 “三合一”改革：如何解决一个孩子三个爸的尴尬信息来源 | 新华日报
市场监督管理局机构改革最新消息_关于食品药品机构改革关于食品药品机构改革 中央层面的市场监管综合执法体制改革方案有望年内出台。
此次改革方案借鉴深圳基本模式 并根据多地试点经验调整形成。方案模式基本为： 撤消工商总局、质检总局、食药监总局，组建“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委员会” ，挂“国务院 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牌子和“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办公室”牌子，同时划入发展改革委 反垄断执法职责、价格监督检查职责，划入工业和信息化部食盐监管职责，划入商务部反垄 断审查职责、商贸领域行政执法职责。
市场部转正总结范文4
城市经济的综合性是指城市包含工业、商业、交通运输业、信息服务业等各类经济部门,而且包含在众多经济部门中的成千上万个经济单位又涉及到各种不同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由于城市经济发展的综合使得经济发展中难免会出现一定的问题因此需要有一种强有力的力量通过正确的方式进行调节和控制，这是城市政府的职能就显现出来了。
二、城市经济管理中的调控对象
随着科学技术以及经济发展速度的加快，城市经济的健康有序发展越来越受到各界人士的关注，为了确保城市经济可以持续平稳的向前发展，我们要做的就是确定城市经济调控的主体，与此同时需要建立健全与之相对应的城市经济调控机制以及城市经济调控的对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已经证明传统的由政府通过行政手段对企业生产经营直接进行管理的方式已经不在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政府应该转变管理经济方式将调控的对象由企业转向影响企业生产经营的外部条件上。由于经济环境下的城市企业的特点决定的。现代的城市企业有着不同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形式的特点，在经营的过程中商品的经营者都会为了追求自身的利益对企业的投入和生产作出调整，如果城市建设的基础条件优越包括基础设施以及城市内部的税费制度，那么企业就会获得较多的利益因此就会扩大生产提高投入壮大企业的发展，这样就会带动其他产业的发展，从而影响整个城市经济的发展，反之则易然。因此对于政府对于城市经济的调控要选择正确的对象，同时对于对象的处理也要科学以适应市场经济变化的需要。
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城市政府的经济职能
实行市场经济必然要求城市政府转变职能。具体来说,就是从直接经营企业和管理经济转向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间接调控。城市政府职能的这种转变,涉及到几个方面:一是要从直接经营和管理个量,转向间接调控总量。政府实施间接调控职能时,通过对市场的调节,引导企业循着国家计划所规定的轨道运行。政府要使市场向企业发出符合国民经济发展目标要求的市场信号,就必须把总供给与总需求等总量作为调节重点。二是要以直接管理和经营实物运动,转向间接调控价值运动。市场的价值运动、市场总价得到平衡，是整个市场经济活动中的重中之重。所谓的价值平衡其具体表现为财政收支平衡,信贷收支平衡,外汇收支平衡等等一系列的相互平衡关系。这些总量平衡的价值关系基本上不会涉及到实物量,即便是有一些涉及实物量,可是出发点仍然是价值平衡。所以说,所谓政府的间接调控职能主要就是调控价值平衡,也就是通过价值形态的商品货币活动调节市场运行,最终通过市场调节来实现对国民经济的宏观调控。三是从直接管理和经营经济运行的局部,转向间接调控城市经济运行的全局。现阶段政府直接管理和经营企业经济，政府所要控制的对象是零散了每个企业生产经营活动，其只能体现主要表现在对各个生产企业下达固定的计划。但是在实际实施过程中，政府往往有心无力，对多数的企业监管不能落实到位，可是那些政府监管到位的企业又往往管理的过于细碎与死板，更加不利于其顺利发展。四是从一成不变的直接管理与经营转换为富有活力、有章可循的间接管理，这样可以有效避免政府过于细碎地管理企业，对企业正常运行造成不便，充分地使企业发挥主观能动性，可以自主地根据自身特点结合国家宏观调控方向，快速有序地调整自身资源与经营目标，使得整个国家经济灵活而又顺利地运转。
四、结语
市场部转正总结范文5
关键词：财务视角；企业成本；外部化；路径；效用
中图分类号：F27 文献标识码：A
原标题：基于财务视角的企业成本外部化路径与效用研究
收录日期：2016年10月14日
一、前言
我国经济几十年粗放型增长导致部分行业产能过剩、经济结构失调、发展不可持续，同时产生了扭曲的成本外部化。扭曲的成本外部化导致严重的环境生态赤字、资源赤字、劳动者权益和消费者权益赤字以及公共安全赤字等社会负效用。经济的发展进入新常态，市场在资源配中从起基础性作用转变到起决定性作用，市场经济相关制度亦日趋完善，政府在市场经济活动中提供更多的服务而不是干预，企业在投资经营中也开始承担起应有的社会责任，减少了成本外部化陷阱。供给侧改革推动了某些成本外部化，增大了企业成本外部化的空间。成本外部化对企业是正的效用，对于外部则是负的效用，而产生的社会边际总效用是什么呢？怎么避免成本外部化陷阱，怎样实现社会总效用最大化，需要我们去研究。
二、成本外部化研究综述及分析
成本外部化在宏观经济学中是内部成本外部化，内部成本外部化就是社会中的经济主体通过一系列的行为使得一部分私人成本转移为社会成本。内部成本外部化问题本质上属于西方经济学中的外部性问题，对于外部性问题的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亚当・斯密，他认为：“自然的经济制度不仅是好的，而且是出于天意，因为在其中，每一个人改善自身处境的自然努力可以被一只无形的手引导着去尽力达到一个并非他本意想要达到的目的，即在追求其本身利益时，也常常会促进社会的利益”。马歇尔（1890）在《经济学原理》一书中最先提出外部经济这一概念，外部经济是指经济中外部因素的变化能够对企业产生有利影响，如知识积累、技术进步使企业成本下降等因素。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福利经济学创始人庇古对外部性问题最先进行了系统性阐述，提出了“外部经济”和“外部不经济”的概念：外部经济是经济人的行为对外界具有一定的益处，引起他人效用升高或成本的减少；外部不经济是经济人的行为对外界具有一定的侵害性或损伤，引起他人效用降低或成本增加。
国内对成本外部化的研究从成本转移开始。王平心（2000）对传统成本法问题的研究发现科技发展和市场竞争造成不同产品之间的“成本转移”的问题。彭海珍（2004）、傅京燕（2006）认为环境成本转移推动我国西部经济的发展的同时应警惕“环境倾销”，避免成本外部化产生“专业化陷阱”，导致其经济的不可持续。吴联生（2008）认为协商式转移定价导致了成本转移，为实施协商式转移定价的企业提出需要关注的问题，协商能力和谈判基础是由人决定的。汤志强（2009）研究发现我国钢铁企业通过扩大生产规模把铁矿石涨价造成的成本负担转移到下游企业，规模大的钢铁企业在成本转移方面更有优势，这是企业凭借自身优势进行的成本外部化。陈圻、陈佳（2015年）把成本外部化归纳为环境生态成本、自然资源成本、劳动成本和消费者权益成本四个主要方面，并认为成本外部化是创新与经济转型最大的制度，存在成本外部化陷阱。
可以发现以上都是在宏观层面对成本外部化的研究，国内学者发现了环境成本转移、通过贸易的价格成本转移等现象，更多的研究是成本外部化的社会负效用的方面，但没有研究和系统阐述成本外部化对企业的正效用、企业的外部效用和社会总效用，没有学者从微观层面出发研究企业成本外部化。从微观层面我们认为，企业成本外部化由于外部环境的变化或者自身效率的提高，企业内部成本降低同时外部成本升高，或者未发生实际的成本转移，企业成本和外部成本共同降低。根据宏观经济学中的成本外部化的性质及特征对企业成本外部化的路径与效用进行研究。研究的前提是企业合法合规正常经营，这种前提的存在可以避免众多学者担心的非法因素导致的成本外部化陷阱问题。
三、企业成本外部化的成因
（一）企业自身因素。企业的经营目标无论企业价值最大化还是股东价值最大化，其根本的要求是企业取得利润，利润多少是由产品价格和成本共同决定的，一般产品的价格由市场决定，对于企业是不可控因素，而成本是企业的可控因素，企业在投资和经营中肯定不断寻找降低成本而增加利润的方法。成本外部化是企业有效降低成本的手段，因而成为企业降低成本实现经营目标的一个偏好选项。
（二）企业外部因素
1、地方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尤其是对要素市场的干预，造成成本外部化。地方政府为吸引企业投资，给予企业成本外部化的空间。地方政府掌握了大量的公共资源，地方政府具有间接影响企业投资成本的能力。与此同时，由于地方政府从中央所获得的权力具有相似性，其所追逐的目标又具有同一性，地方政府之间会形成激烈的竞争，为了打败竞争对手获得企业投资，地方政府便会尽最大可能地运用手中的公共资源去满足企业在投资成本方面的利益诉求，而这种行为的后果便会造成原本应由企业承担的成本转换为外部成本。例如，地方政府以土地为手段的内部成本外部化，企业直接以低价从地方政府手中获得土地；地方政府以资本为手段使企业内部成本外部化，资本手段包括向企业提供贷款贴息等各类政府补贴。
2、地方政府不能对企业实施有效的监督。地方政府不能对企业的经营实施有效的监督，企业将本应承担的环境污染、生态破坏、资源浪费产生的成本转嫁到社会的其他主体乃至后代身上，降低劳动者福利、损害消费者利益，由此大幅度地“降低”企业自身成本，以此获得生存和利润，使企业获得了超强“成本领先”优势。
3、外部环境的变化。外部环境变化包括外部生产效率的提高、经济结构升级、产品市场的成熟等。外部生产效率的提高使社会商品平均价格降低，企业采购原材料价格降低了，降低的这部分成本是被外部生产效率提升而消耗掉的，企业发生内部成本外部化转移，而内部化成本转移并未造成外部成本升高。经济结构升级、产品市场成熟都会使部分产品价格降低，使采购企业的采购成本降低，发生了成本外部化转移。这部分转移的成本减少了产品供应商利润，甚至造成产品供应商的亏损。
四、财务视角下的企业成本外部化
扭曲的成本外部化会造成环境生态、资源保护、劳动者权益和消费者权益等问题，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都把造成这些问题的因素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只要企业能合法合规经营，承担应有的社会责任，在市场游戏规则下进行投资和经营活动，扭曲的成本外部化基本上没有了生存的土壤，也会减少成本外部陷阱问题。经济进入新常态带来的外部环境变化，原材料、过剩行业产品的价格下跌使企业采购材料的成本下降，本质上是发生成本外部化转移，企业成本外部化的机会增加了。同时，供及侧改革让过剩行业的产品价格回归正常区间，可能一定程度上又阻止这种外部化成本转移；供给侧改革的另一方面会增加人力资源的市场供给，使企业的人力成本不再快速增长，甚至给企业降低人力成本一定的空间，发生人力成本的外部化转移。我们首先分析企业成本外部化手段，再研究企业成本外部化的路径及效用。
（一）企业成本外部化手段
1、利用地方政府优惠政策及条件。地方政府的优惠政策在投资阶段具体体现在土地成本方面，一般包括企业土地出让金的价格优惠、企业的土地使用税等地方税种以政府补贴形式的返还等政策，地方政府以承担尽可能多的公共设施的投资分担企业的初始投资成本等；在经营阶段，地方政府帮助企业取得低成本的融资，解决企业“招工难”降低企业人力成本，直接派遣体制内专业技术人员帮扶企业，一方面提高企业经营效率；另一方面降低企业人力成本，提供平台或桥梁促进企业创新提高效率降低成本，创造条件使企业获得政府补贴等。
2、利用区域经济社会的差异条件。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程度的差异造成各地区人力、材料等成本存在差异，各地方的环保要求的不同、环境容量不同也导致企业环保成本差异。企业可以利用这种地区成本差异，进行成本外部化转移。
3、降低人力成本。以降薪或减员为手段降低人力成本是企业成本外部化常见的现象，特别是产业结构调整升级时的经济新常态，产能过剩必须进行供给侧改革，改革就有企业会减员。企业为了生存，降薪又成为企业降低成本进行成本外部化度过难关的一个自然选项。
4、降低材料采购价格。企业的材料成本进行外部化，我们认为有以下几种情况：一是外部生产效率的提高，材料市场价格降低，企业采购材料的成本下降，内部成本和外部成本同时下降；二是外部产能过剩，造成材料市场价格下降，企业采购材料的成本下降，成本进行外部转移，内部成本下降、外部成本实质上是上升的；三是企业的市场地位、采购谈判能力或国际贸易使企业采购的材料价格比市场价格低，企业发生内部成本外部化转移。
5、提高企业产品价格。产品价格的提高，对于出售产品的企业，获得较高的利润，是一种隐形的企业成本降低，实质上是企业成本外部化转移；因为对于采购产品的企业则是采购成本的升高，接受外部成本的内部转移。由于产品价格是由市场、供求关系等因素决定的，因此企业能否提高产品价格、以这种手段进行成本外部化是由企业在市场中的地位及产品竞争能力共同决定的，最终是企业中的人力资源决定的。
（二）企业成本外部化的路径及效用
1、企业投资阶段的成本外部化路径及效用，如图1所示。投资者选择投资的地方首先会考虑外部环境，根据当地的环境硬条件和政策软环境，与地方政府进行谈判，取得较低土地价格、降低基础设施投资成本，实现投资期间的成本外部化。考虑企业投资成本及未来经营成本相对其他地区的降低情况，利用区域的成本差异将企业的成本进行外部化，主要包括人力成本、材料成本和环保成本等。并以政府协议方式确定未来可以进行外部成本化的项目，主要包括地方税费的返还、政府补贴、企业人力资源方面的帮助等。地方区域外部环境决定当地的人力成本、材料成本等的相对优势，这种成本差异是相对其他地区价格降低的部分，发生了成本外部化转移。（图1）
利用这种地区差异与政策优惠条件降低了企业生命周期内的总成本，转移的成本都进入外部总成本。我们认为这种成本外部化效用有三个方面：对于企业降低了成本是一种正的效用；对于外部效用一方面外部成本增加是负向效用；另一方面是正向效用，因为企业到有区域成本差异的地方去投资，一般能拉动地方人员工资收入增长、增加公共收入、带动原材料市场的销售量并提升价格。三个方面的效用合成一个社会边际总效用，我们可以用数学工具对这三个方面的效用进行量化，计量出社会边际总效用。当企业的成本外部化增加外部成本的同时带动了当地社会经济效益大幅度的增加，社会边际总效用是正向的，这种投资或产业转移地方政府是应该支持的；同时，地方政府应该拒绝社会边际总效用为负的投资。
2、企业经营阶段的成本外部化路径及效用，如图2所示。人是企业的一种成本又是一种资源，人的双重属性是研究成本外部化的路径和效用的关键。企业经营阶段我们以人力在企业运营中的轨迹为线索，研究企业成本外部化的路径，图中实线表示直接关系，虚线表示间接关系。（图2）
（1）人力成本与企业成本的关系。一方面人力成本是企业成本的构成部分，人力成本的增加会导致企业成本的增加；另一方面人力资源的开发或引进提高企业生产经营的效率、使企业总成本降低。减薪或裁员可以使人力成本减少，这种减少的成本由个人或社会承担，即发生了成本外部化转移。这种成本外部化转移造成外部经济后果有两个方面：一方面减薪或裁员会造成当地居民收入的减少，社会购买能力降低，推向外部的成本对社会是负向的效用；另一方面减薪造成社会商品总价格会降低，商品购买者有机会进一步的成本外部化，减薪或裁员会造成人才流动，人力资源会流向效率更高的行业，使人发挥更高的效率，人力成本的外部化转移会增加社会的总效用，因此从这一角度看人力成本外部化是一种正效用。
（2）材料成本与人力成本。材料成本是企业总成本的构成部分，实线表示；同时，材料成本外部化又降低了企业总成本，虚线表示。材料成本的外部化，我们认为有以下两种情况：第一，企业凭借市场地位、通过商务谈判或国际贸易使材料采购价格低于市场价格，使企业的材料成本外部化转移给材料供应者，可见这种成本外部化增加了外部成本，社会总成本保持不变；第二，外部材料市场的竞争因素或者外部生产效率的提高导致材料市场价格降低，企业采购成本降低，是隐形的企业内部成本外部化。市场的竞争因素发生的成本外部化仅是一种转移，社会总成本不变；而外部生产效率的提高发生的企业成本外部化，外部化的成本被外部生产效率的提高而消化，社会总成本降低、社会总效用增加。
（3）产品价格与人力成本。企业成本和人的创新创造间接影响着自身的产品价格，以虚线表示。现实中的产品价格是市场、供求等因素决定的，但是企业可以凭借市场地位提高产品价格，也可以通过创新、推出新产品变相地提高自己的产品价格。创新、创造推出新产品是由企业中的人完成的，通过人力资源挖潜或人才引进，提高自身的生产经营效率使产品保持价值功能不变情况下减少成本或者成本保持不变的情况下使产品价值功能增加，都可以提升产品市场竞争能力，可以直接提升产品市场价格或间接提升价格（价格不变成本降低）。产品价格的提高对产品需求者是采购成本的提高，造成外部成本升高，图中实线表示，这种成本外部化建立在企业效率提高的基础上，因此社会总成本是降低的、社会总效用是增加的。
五、总结及建议
企业成本外部化产生的三种效果，即社会总成本的降低、保持不变和升高。社会总成本的降低，无论是外部生产效率的提高、还是企业内部生产效率的提高，导致的成本外部化转移，社会总效用是增加的，是“共享经济发展成果”、是每个企业应该追求的成本外部化；企业生产经营效率提高而产生的成本外部化为企业成本管理指出正确方向，而对外部生产效率提高产生的成本外部化，则是企业应该得到的好处，是对企业采购人员进行考核的量化依据。社会总成本保持不变，形成的社会总效用可能降低、不变或升高，区域经济发展的差距导致投资成本、人力成本、材料成本等发生外部化转移，区域环境容量的不同导致的环境成本外部化，企业利用这种差异进行区域性迁移而取得这些成本外部化的好处，产业转移推动了地方经济社会的发展、促进区域经济的协调，社会边际总效用是正的，但是地方政府应该监督企业过度的成本外部化会造成的社会边际总效用为负。造成社会总成本的升高而社会总效用大幅提高的成本外部化，政府应该允许、也是企业可以选择的成本外部化；但是社会总成本的升高而社会总效用未明显增加的成本外部化，出现成本外部化陷阱，企业应该避免，政府应该承担起监督之责。我们可以更进一步地利用数学工具计量各种情况下成本外部化的社会边际总效用，可以为我们政府的政策制定、监督提供有效量化证据。而我们的研究可以从政策制定的理论层面提供依据，为政府对企业成本外部化行为的监督提供路线图，为企业的成本管理提供有效的方向性线索。
成本外部化与产业结构的升级调整、企业社会责任的承担。经济新常态下，企业外部经济环境变化使材料价格下跌、人力成本涨速放缓，企业的材料成本外部化、人力成本外部化的现象显著，特别是产能过剩行业，供给侧改革的重点对象，减产、裁员、减薪都是企业的较多选项，成本外部化迫使人力资源等资源流向效率更高的产业，成本外部化推动了产业结构的升级调整，优化了资源配置，是一种正的社会边际总效用。但是，企业成本外部化同时要承担社会责任，裁员、减薪的人力成本外部化行为，一要考虑当地社会可接受程度；二要因人而异考虑以个人能力是否流入效率更高的行业还是造成失业导致人力资源的浪费等，社会总效用减少的成本外部化企业和政府都应该设法避免，成本外部化要与当地社会经济的现实相结合，不能降低社会总效用。企业要以提高效率、转型升级为目标，寻求社会总效用提高的成本外部化，推动产业结构的升级调整、同时承担应有的社会责任；政府要全局考虑不同地区成本外部化不同的社会边际效用，为供给侧改革提供依据，使人民的福祉最大化。
主要参考文献：
[1]陈圻，陈佳.成本外部化陷阱：创新与经济转型最大的制度――“去外部化”的政策选择[J].中国软科学，2016.2.
[2]王立国，周雨.体制性产能过剩：内部成本外部化视角下的解析[J].财经问题研究，2013.3.
[3]徐慧.中国进出口贸易的环境成本转移――基于投入产出模型的分析[J].世界经济研究，2010.1.
[4]傅京燕.环境成本转移与西部地区的可持续发展[J].当代财经，2006.6.
[5]吴联生，申慧慧，薄仙慧.协商式转移定价与成本转移[J].管理世界，2008.2.
市场部转正总结范文6
关键词:中国经济转轨金融自由化产权结构市场竞争
一、中国金融自由化：产权结构和市场竞争
中国迄今为止的20年经济转轨过程因为其制度变迁路径选择的特殊性和世人瞩目的经济绩效而受到学术界的重视，关于中国渐进式经济制度变迁与其他大部分转轨国家的激进式制度变迁的优劣利弊的考察，成为转轨经济学中争议最多的领域。但是学界和国际金融组织获得共识的观点之一是，中国的渐进式经济转轨依赖于稳定的金融体系的支撑，换言之，中国在金融领域改革的滞后使得金融体制基本维持了原有的制度特征，国家对于金融体系的“强金融控制”弥补了国家财政能力弱化的趋势，给其他公共部门的改革提供了广阔的制度空间和巨大的成本补偿。“制度变迁成本分担假说”揭示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中金融部门与其他部门制度变迁不平衡的内在根源，但是尚未说明支撑这种不平衡性改革的背后力量，实际上，中国之所以能够选择这种渐进式的不平衡的经济改革路径，其背后的支撑力量来自于强大的国家控制力。张杰（1997）从国家控制能力的角度弥补了世界银行（1997）的观点，即中国的渐进改革确实得益于金融体系的相对稳定和高额国民储蓄，但是金融体系稳定性与高额国民储蓄并不构成中国渐进转轨的充分条件，国家控制能力才是问题的核心。在中国整个经济转轨过程中，国家利用财政力量和财政渠道来配置资源的“财政投融资”行为不断弱化，在这种情况下，国家对金融部门的强大控制使得国家能力得以维持，从而能够积聚和动员巨额国民储蓄并将这些储蓄用于支持体制内产出和整个公共部门改革。同时，世界银行（1997）正确地指出了强大的国家控制能力和政府信誉对刺激和动员国民储蓄的巨大作用，国家信誉是中国居民敢于在国有部门绩效欠佳的情况下持有国有银行存单的重要考量因素之一（当然另一个重要条件是国家对金融体系的严格控制使得居民剩余资金的投资组合选择非常有限），国家通过对国有银行的隐含的担保提供了可靠的国家信誉，消除了居民持有储蓄存单的风险顾虑。钱颖一（1995）指出，假如不存在国家对金融部门的强大控制能力，则在分权化和市场化改革的基础上，地方力量和拥有自身私人收益的国有银行便会依照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行为模式而行事利用逐步获取的信贷配置权利把信贷资金配置到更符合自身利益的方向，非国有部门就会比国有部门在获取信贷资金上更具有比较优势，从而难以保证对国有部门的金融资源供给，导致体制内产出的下降，从而难以维持渐进式的改革模式。因此，中国在经济转轨的过程中表现出的金融部门改革与其他公共部门改革的明显不对称性和不平衡性，其根本原因在于我们所揭示的“制度变迁成本分担假说”，金融部门的稳定性和高额国民储蓄是支撑中国渐进式转轨的基本力量，然而其背后的决定因素却是国家控制力和国家信誉。在以后的讨论中我们将说明，这种强大的国家控制能力在中国金融自由化过程中既发挥了积极作用，也产生了巨大消极后果，阻碍了中国金融部门的改革，而国家信誉在金融开放的前提下并非抵御金融风险的最终保障。
中国的金融体系在经济转轨之前是一种典型的适应于计划经济资源配置模式的金融体系，这种金融体系在产权结构上是以单一国有产权为基本特征，在竞争结构上则是以国有银行的完全垄断为基本特征。在经济转轨前的传统体制下，国家财政是资源配置的主要手段，中国人民银行既执行着国家中央银行的职能，又作为商业银行发挥作用，银行部门实际上是国家按照经济发展计划配置资源的工具而难以执行独立的商业银行职能。1978年前，中国人民银行控制着国家总金融资产的93%，控制着整个经济中绝大部分的金融交易。中国人民银行从来不是独立的中央银行和独立的商业银行，其货币发行、货币政策、资金配置等完全根据国家计划来进行，实际上，中国人民银行是在财政部控制下的执行政府计划指令的机构。这个单一国有产权的、完全垄断性的国有银行体系在动员国民储蓄和促进资金形成中的作用是非常微弱的，因为储蓄的主要来源是政府财政存款和国有企业；同时银行作为金融中介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也受到极大限制，因为大部分的投资是由政府的财政预算拨款的形式来进行，而不是通过银行体系来进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银行体系在资源配置中只是起到“出纳员”的作用。除了垄断性的国有银行体系之外，在整个经济中不存在其他的非银行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银行存款是唯一的金融资产，金融市场的完全缺失和金融机构的极度单一化，使得传统金融体系在动员储蓄、提高资金配置效率、支撑经济增长、促进产业结构转换上的功能难以发挥，金融发展程度受到极大限制。
1978年至今的金融部门改革可以分为四个阶段：（一）早期改革（1978-84）：银行体系的结构变化。中国早期改革着重于农村经济体制变革（“家庭责任制”，householdresponsibilitysystem）和实际部门改革，金融部门改革仅限于垄断性银行体系的结构变化。1978年，中国人民银行从财政部脱离出来而成为正式的中央银行，开始向独立的中央银行的行为模式转变。同时国家开始建立专业性的商业银行，试图以此改变以往中国人民银行的单一垄断局面，中国银行（BankofChina,BOC）、中国人民建设银行（People’sConstructionBankofChina,PCBC）、中国农业银行（AgricultureBankofChina,ABC）三大国有专业银行在此期间建立。三大专业银行的建立虽然在表面上似乎改变了原有的中国人民银行完全垄断的局面，但是专业银行之间严格的业务领域分割和职能专业分工使得银行体系的市场竞争结构仍旧处于高度垄断的状态，竞争性的银行体系尚未建立起来。这个时期非银行金融机构（non-bankingfinancialinstitutions,NBFI）开始获得初步发展：在中国农业银行的监管下，农村信用合作网络（networkofruralcreditcooperatives）开始为农村居民和乡镇企业（townshipandvillageenterprises）提供小规模银行信贷服务；同时另一种形式的非银行金融机构“信托投资公司”（trustandinvestmentcorporations,TICs），1979年建立了第一家信托投资公司“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ChinaInternationalTrustandInvestmentCorporation,CITIC），成为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进行国际债券借款的主要渠道。在这个时期，中国储蓄和投资的来源发生了重大变化，居民成为急速上升的银行储蓄的主体，银行贷款也代替政府预算拨款（statebudgetappropriations）成为投资的主要来源，这导致向国有企业提供的资金的构成发生变化，即由1978年预算拨款占全部资金的70%转变为1982年国有银行贷款占全部资金的80%，这表明中国的投资体制已经由“国家财政拨款主导型投资体制”向“国有银行主导型投资体制”转变。尽管初期改革确实使银行体系发生了某些结构性变化，但是体制性的改革尚未展开，中国人民银行仍旧行使着中央银行和商业银行的双重职能，继续向国有企业提供直接贷款；专业银行仍旧在国家信贷计划的基础上负责向国有企业提供融资服务，在贷款时不考察企业的盈利能力和偿还能力；银行对企业几乎没有进行真正意义上的监管，银行与企业之间的关系仍旧是传统的计划资金配给关系。（二）金融改革的推进：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的发展（1984-88）。这个阶段标志着中国金融改革的实质性开端。1983年，中国人民银行正式成为国家的中央银行，其商业银行的职能完全剥离出去，由新成立的第四个专业银行“中国工商银行”（IndustrialandCommercialBankofChina,ICBC）执行对工商企业的融资和投资服务，自此，中国在社会主义国家中第一个实现了由垄断银行体系（monobanksystem）向双层银行体系（two-tierbankingsystem）的变迁，中国人民银行作为中央银行与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商业职能彻底区别开来。与此同时，投资渠道也发生了深刻变化，国有企业（state-ownedenterprises,SOEs）来自预算拨款的资金大为减少，取而代之的是来自国有银行的贷款，政府对储蓄和投资的控制能力有所降低。在金融机构的建设方面，1200个城市信用社（urbancreditcooperatives）相继成立，从事对城市私人和集体所有企业的融资服务；同时一些非政府所有的商业银行，如交通银行（BankofCommunications,BOCOM）和中信实业银行（CITICIndustrialBank）也开始建立，初步形成与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竞争的局面。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之间的竞争也开始加剧，专业分割和区域限制的局面被打破，各个商业银行之间的业务领域交叉带来更多的市场竞争。在这个时期，银行部门也允许外国机构的进入，一些外国银行被允许在中国的专有经济区（SpecialEconomicZones,SEZs）设立分支机构。这个时期的重要金融创新之一是非银行金融机构（NBFI）的快速发展，尤其是信托投资公司（TrustandInvestmentCorporations,TICs）的大量出现，1986年以来各个专业国有商业银行建立了成百上千个信托投资公司，这些信托投资公司大量参与商业银行业务，吸收居民存款，并为地方企业提供融资服务。信托投资公司的大量出现，进一步加剧了金融领域内的竞争，对提高金融部门效率、强化金融体系的竞争机制起到积极作用。总之，在这个时期，实现了中央银行和商业银行的彻底分离，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业务领域和地域限制的取消、非政府商业银行的出现、外资银行的进入、以及信托投资公司等非银行金融机构的迅猛发展，初步奠定了中国金融体系的多元竞争格局，是中国金融部门市场化改革的关键时期。（三）金融稳定化和资本市场的发展（1988-1991）。由于传统体制性弊端尚未革除，加之金融机构数量的快速增长和融资行为的扭曲，中国金融部门在1988-1991年间着重于推行稳定化措施和控制通货膨胀，金融部门市场化改革的步伐暂时放慢，政府重新加强对经济和金融的控制力度，国家主导型信贷又重新有所恢复。政府对通货膨胀主要来源地之一的非银行金融部门加强了监管和重组，使得信托投资公司的数量大为降低。但是在这个时期，金融市场开始得到初步发展，上海股票交易所（ShanghaiStockExchange,1990）和深圳股票交易(ShenzhenStockExchange,1991)所相继建立，标志着中国资本市场的初步形成。资本市场的出现是中国金融部门市场化改革中非常重要的里程碑之一，意味着中国在以银行为投资和融资主体的金融体系内又加大了金融市场的作用，中国居民的投资组合由单一化逐步走向多元化，这对中国金融制度的变迁和居民金融投资意识的提高都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四）金融市场化改革的深化阶段（1992年-现在）。1992年之后中国经济改革和金融市场化改革又进入快速进展阶段，外国直接投资大量涌入，金融部门进一步扩张，市场化金融体系的法律框架初步形成。这个时期的金融市场化改革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通过建立政策性银行，将政策性贷款和商业性贷款分开。1994年成立了三家政策性银行：国家发展银行（StateDevelopmentBank）、农业发展银行（AgriculturalDevelopmentBank）和中国进出口银行（Export-ImportBankofChina），旨在排除国有专业银行商业化的障碍。二是对银行部门放松管制，降低进入壁垒，建立一批非政府的地区性和全国性的商业银行机构，其中包括建立私人银行和储蓄银行，同时更多的外国银行和金融机构被允许进入中国市场，有些还被允许从事国内业务。三是建立市场为基础的法律框架，有关金融机构运作的一些重要法律得以实施。1995年通过《中国人民银行法》，确定了中国人民银行作为国家中央银行的职能和法律地位，央行获得更多的自和独立执行货币政策的权利，其基本功能是维持货币稳定性和金融体系稳定性。《商业银行法》也在同年通过，试图将国有商业银行转变为真正的商业银行。四是金融市场的进一步发展和以市场为基础的货币工具的更广泛使用。上海和深圳的股票交易所规模迅速扩大，政府债券的二级市场进一步发展，银行间货币市场也初具规模；中央银行更多地使用利率调整政策和准备金要求来进行金融体系流动性管理，针对特殊产业和部门的优惠贷款利率陆续取消。
经过20多年的制度变迁过程，中国的金融部门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金融部门的竞争性市场机制和市场体系初步形成（中国金融部门结构，参见图表1），产权多元化的趋势也随着股份制银行和私人银行的出现而初露端倪。从银行业来讲，无论从市场指标、市场集中率还是进入壁垒来衡量，都已经从国有银行高度垄断的市场结构转变为国有商业银行和股份制商业银行的垄断竞争市场结构转变，形成多元主体共同竞争的市场结构。从金融市场来讲，尽管中国金融市场在市场规范性方面还存在着若干缺陷，但是资本市场和货币市场的初步发展确实为中国经济注入了巨大活力，极大改变了居民的投资组合选择并增强居民投资意识和市场意识，这种“知识增进”对于转轨经济的制度变迁过程具有重要的意义。中国金融部门市场化进程包含着两个重要的目标变量，即金融部门的市场竞争结构和金融体系产权结构的变迁，前者的目标是通过引进市场竞争机制打破国有银行一统天下的局面，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而后者的目标则是通过产权多元化而改善金融部门的内部治理结构和激励约束机制，通过引进有效率的产权安排来解决国有银行单一产权所带来的严重的委托问题以及由此引发的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问题，消除金融体系中存在的大量“制度性金融风险”。但是20年的制度变迁让我们看到，金融部门在市场竞争结构和产权结构方面的进展都是难以令人满意的。在市场竞争结构方面，尽管竞争性市场体系初步建立，但是国有商业银行在市场竞争中仍旧占据着垄断性的地位，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与股份制银行相比，在资产总额、所有者权益、存款总额、贷款总额等市场份额指标方面，均占绝地的垄断性地位，其比重均在85%以上（参见图表2），尽管股份制银行在利润指标方面远远优于国有商业银行，但仍旧难以同国有商业银行形成真正意义上的竞争关系。在市场准入方面，国家对建立新的银行和金融机构设立较高的准入门槛，现存股份制银行设置分支机构的行为受到严格限制，其业务领域范围也受到某种程度的政策歧视。与市场竞争结构方面的进展相比，中国金融改革在产权结构上的进展更是微乎其微，真正非政府所有的私人银行和民间金融机构几乎付诸阙如，由于金融部门中产权结构的单一化，使得国家依旧保持着对于金融体系的强大的控制权，由此产生的金融机构在企业治理结构和激励约束机制方面的缺陷是导致大量不良贷款的真正制度根源之一。
二、中国渐进式制度变迁和金融自由化模式的收益成本与未来趋势
中国的经济转轨是以国家为制度主体的强制性制度变迁模式，同时又是一种边际性的渐进式制度变迁模式，强制性和渐进性是中国经济转轨的主要特征。当国家作为制度选择和制度变革主体时，其首要的制度变迁目标变量是社会与政权稳定性，因此国家必然最大限度地控制整个经济转轨的速度和规模，采用渐进的增量改革的方式而不是激进的休克疗法的方式来推进制度变迁。这就必然导致国家最大限度地维持“体制内产出”的稳定性，避免整个经济转轨过程中由于“体制内产出”的巨大波动而引起的社会动荡和组织崩溃。而“体制内产出”的主要承担者是国有企业，所以要保证渐进式制度变迁的顺利推进，支撑“体制内产出”的稳定性，国家就必然对国有企业实行制度与战略上的倾斜，为国有企业改革提供各种显性或隐性的补贴，以弥补国有企业改革所花费的巨额成本。但是在中国经济转轨过程中，储蓄结构和投资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国家（通过政府财政渠道）在改革前是投资主体和储蓄主体，但是在改革之后，城乡居民成为中国的储蓄主体，居民的储蓄存款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在20年间始终处于强劲的上升趋势（参见图表4，中国居民储蓄占国内生产总值的百分比趋势，1978-1999），而与此同时，国家财政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却却基本上处于逐年下降的趋势（参见图表3，中国财政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百分比趋势，1978-1999）。在“拨改贷”后国有银行逐渐代替国家（政府财政）而成为投资主体，这样，整个经济的储蓄主体和投资主体就出现了分离，这种分离形成对于国家继续支持国有企业和维持“体制内产出”的潜在威胁。在经济中的储蓄主体和投资主体分离的情况下，为继续补偿国有企业的制度变迁成本，维持“体制内产出”的稳定性，唯一合乎逻辑的解决途径是国家对作为投资主体的国有银行进行强有力的控制，使得国有银行成为弥补国有企业改革成本和维持体制内产出的唯一主体，也就是我们曾经提出的“制度变迁成本分担假说”。在这个逻辑的支配下，国家必然对国有银行部门的改革持非常谨慎的态度，最大限度地维持整个银行体系的市场结构上的垄断性和产权结构上的单一性，使单一国有产权的国有银行在市场竞争中处于绝对的垄断性的优势地位。这就是中国银行部门改革滞后于整个经济转轨进程的全部内在逻辑。
在整个经济转轨过程中，金融部门改革的滞后成为中国渐进式制度变迁的合乎逻辑的代价，它在维持体制内产出的稳定性从而避免大规模经济衰退和社会动荡的同时，也极大地削弱了金融体系的资源配置功能，降低了资源配置的效率，使得金融部门（银行部门）的产权结构和市场结构长期处于扭曲的状态。在“市场结构（structure）—企业行为（conduct）—经济绩效（performance）”分析框架中，市场结构决定企业在市场中的行为，而企业行为又决定市场运行的经济绩效，而市场结构包含市场份额、市场集中率和市场进入壁垒三个主要变量。以这三个变量来衡量中国的银行体系，则中国的银行体系尚处于严重的不发达状态，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市场份额和市场集中率指标都处于较高水平，国家对银行体系设置的市场进入壁垒又极大地限制了竞争性市场结构的发育。银行部门改革的滞后还阻碍了银行体系本身效率的提高，市场结构的垄断性和产权结构的单一性使得银行部门缺少改善经营管理、提高资产质量和防范金融风险的内在激励，政府一直将国有商业银行作为国有企业的资金提供者和整个宏观经济调控的中介，国有商业银行承担着大量政策性贷款和社会稳定职能，而国有企业资金运用效率低下和内部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缺失是导致国有商业银行大量不良资产的内在根源。从图表5提供的各银行资产利润率和收入利润率数值来看，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和其他非国有商业银行的盈利能力相差悬殊，1997年十大非国有商业银行平均资产利润率是1.82%，而同期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平均资产利润率只有0.12%，前者是后者的15倍以上，同时前者1997年的平均收入利润率也是后者的15倍以上，这说明国有银行部门的改革滞后严重影响了其资本配置效率，而新兴银行却在不公平的竞争环境中具有较高的盈利能力。从国际比较的角度来看，中国国有银行在自身产权性质约束和国家的金融抑制政策下形成了僵化的经营机制和内部激励机制，相对于那些规模庞大经营业绩良好的国际大银行而言，中国银行业的国际竞争力极为有限。国际银行业已经进入混业经营时代，日本于1998年通过了金融改革法案，美国于1999年11月通过了“金融现代化法”（也称“Gramm-Leach-Bliley法”），废除了长期以来主宰美国金融业的“格拉斯—斯蒂格尔法”，而德国和英国等欧洲国家则早已允许混业经营，这些举措标志着国际金融业的主流已经由严格的分业经营和分业监管转变为以全能银行为基础的混业经营阶段，全能银行提供包括商业银行、投资银行、保险、证券等多种金融业务，具有较强的国际竞争能力。而中国银行业正在实行严格的“业界隔离”政策，政府监管部门强调银行、证券和保险业务的分割，这虽然便于政府的监管，但从长期来看却损失了银行的效率从而削弱了银行业的国际竞争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