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媒体述职报告范文1
相对于传统的深度报道形式，精确新闻运用社会调查的方法，涉及面较广，排除了个别的、偶然性的事件，更具有普遍性、说服力。精确新闻还运用量化的数字语言描述新闻事实，排除了记者主观成见，使新闻更加科学、客观，受到读者的信任与欢迎。
调查报告是指调查者根据课题规定的目的，有意识地运用词语回答的各种科学方法和手段搜集有关社会现象的资料，并由此进行分析、研究，最后形成以文字为主导，以数据、图表等各种表现方法为补充，来说明社会现象本质及其发展规律的一种文体。
正是由于精确新闻版面语言与调查报告的相似性以及两者都借助抽样调查、统计分析等社会科学研究手段来做出“最终成品”，因此解析“精确新闻与调查报告之间的差异”成为实践中亟待解决的问题。本文试从《新闻记者》的“新闻调查档案（媒体调查报告专栏）” 与《中国青年报》“青年观察”的差异比较中进一步探究我国精确新闻的特点。
“数字”新闻化
《新闻记者》（2004年5月） 媒介调查《传媒人对“有偿新闻”的看法――中国新闻工作者职业调查报告》中关于“记者是否应主动淡化不利于重要广告客户的新闻”的调查数据分析：
“记者主动淡化不利于重要广告客户的新闻”。市场经济体制下的新闻业，更多地是依赖广告生存，因而一些广告主在有些媒体逐渐拥有了控制权，一些媒体背离了新闻报道要客观、真实的规律，成为某些利益集团的代言人，而不能完全履行其作为社会舆论机关的职责。在这个问题上，媒体的主要做法之一是主动淡化不利于重要广告客户的新闻。此次调查显示，有33.7％的调查对象不同意这种做法，有54.2％受访者态度不明朗，而有12.1％的受访者则同意这种做法。从受访者的职称、年龄与问题的关联来看，正高职称和年龄45岁及以上者回答不同意的比率略高，达41.2％～42.9％。将这个问题与媒体类型关联，得出的数据，回答不同意的比例为：电视台30.8％、报社36.2％、电台37％；与专业背景关联得出的数据，回答不同意的比例为：边干边学35.4％、新闻大专31.8％、新闻本科30.6％、新闻硕士37.7％、有法律专业知识背景32.3％。
在这份调查报告中，我们读到了科学严谨的百分比数字，而这些精确到小数点后个位的数字只是提供了“市场经济体制下的新闻业，更多地是依赖广告生存，不能完全履行其作为社会舆论机关的职责”这个问题上，“媒体的主要做法之一是主动淡化不利于重要广告客户的新闻”这样一个结论性信息，总结出一个调查结果，不带有调查发言机构任何的情感色彩与主观意志。
《中国青年报》 （2004年2月17日） 以“外来务工人员子女求学调查”为主题的《游走在城市的边缘》――《打工子弟学校生存纪实》（上篇）引用如下材料：
“一份名为《流动儿童教育：逐渐进入视野的研究课题》的调查报告这样描述说：打工子弟学校办学者，是一个由形形人员构成的复杂社会群体，从大学生到文盲都有。其中很大一部分曾经在家乡当过民办教师或公办教师，在114所学校中，有79所是他们办的。其余的则属半路出家，他们从包工头、小贩、厨师到菜农、建筑工、清洁工、保姆等形形的行业走上了办学的道路。‘他们能够涉足这个领域，是因为有着巨大的社会需求：流动儿童在北京没有学上。对于他们来说，办学是一种能带来可观收入的职业。’调查报告的负责人之一张守礼说。”
与前文的不同显而易见，在这里，调查报告《流动儿童教育：逐渐进入视野的研究课题》的数据和结论用以证明报道中“流动儿童少年就学的简易学校的设立条件酌情放宽后，打工子弟学校如雨后春笋般地发展起来”，使得上万名孩子免于失学的同时，也让各色人等都参与到办学中来的现实。
“数字”本身量化了“打工子弟学校生存”缘起与现状的真实，是作为精确新闻反映新闻事件的手段而出现在受众的视野中的，为“丰富深度报道本身的新闻背景材料”服务。在材料中，数字遵循新闻写作规律，是新闻表现形式的一部分，已经被“新闻化”了。
同时，调查报告中数字的运用增强了新闻的客观性，避免了记者的主观介入，让受众通过调查结果的分析、比较、总结等逻辑思维方式结合自己的价值标准思考新闻报道，从而得出自己的观点和结论，“无声胜有声”地彰显媒体导向。
受众平民化
《新闻记者》（2004年2月） 媒介调查《受众眼里的电视人――上海电视媒体从业人员社会评价调查报告》文章说明“调查报告的目的”：
“2003年10月1日，是上海电视台成立45周年的日子。在上海电视事业走过近半个世纪之际，上海文广新闻传媒集团特委托社会专业调查公司，组织了一次对上海电视媒体从业人员的社会评价调查，集中了解目前社会各界对上海电视从业人员在社会职能、职业道德、专业素质、工作成效等各方面的评价和意见，希望通过这样的调查，有针对性地改进工作和强化培训、教育。”
文尾结论处：
“对于如何加强新闻职业道德建设，本次调查有一点很有启示：公众认为，从业人员职业道德建设最重要的途径，依次为社会舆论监督（37％）、制度建设（39％）、自我约束（20％）。除接受社会监督之外，还有很多其他的方法可用，包括：强化行业管理组织（机构）的权威性，加大行业评议和监察力度；进一步强化职业道德制度，使之与专业标准相融合等。”“看来，上海的电视媒体在不断提高节目质量、以‘内容为王’提升自身竞争优势方面，还任重而道远。这将成为我们下一步需要重点突破的工作目标和努力方向。”
《新闻记者》（2004年5月） 媒介调查《传媒人对“有偿新闻”的看法――中国新闻工作者职业调查报告》最后总结:
“因此，我们一定要将新闻职业道德建设问题提升到一个很重要的位置来认识，新闻单位及有关领导部门应探讨并建立起一套行之有效约束办法，不能再让今日之‘错’酿成明日之‘害’”。
从调查报告《受众眼里的电视人――上海电视媒体从业人员社会评价调查报告》中可以看出，该调查针对的是上海电视媒体，更确切地说，是文广传媒为今后工作的目标计划制定所进行的，因此它的受众是相对专业的媒介从业人员。在《传媒人对“有偿新闻”的看法――中国新闻工作者职业调查报告》中,我们也可以在总结中看到调查报告针对“小众”即新闻单位及有关领导部门提出的建议。
当然，不是每一份调查报告都会有如上明显的诉求对象，但是调查报告因较强的程式化写作――开头比较详细地介绍调查的背景、目的、方法、结论，接着逐条列出相关调查项目，包括详尽的调查数据、图标等等，最后总结出调查结果――而使其只能在小受众范围（包括专业人员、调查委托人等）内传播。
《中国青年报》 （2004年1月4日） 《901个农村高中生的梦想》结语：
“901个农村高中生的梦想／理想，为我们展示了青年丰富的内心世界，我们从中看到了他们的喜怒哀乐，看到了他们对自我的期待、对社会的期待，对未来的期待。同时，它也是一只多棱镜，折射出家庭、学校、大众传媒和社会，给青少年成长带来的影响。正如研究青少年心理的澳大利亚学者艾克斯雷所说，青少年不论对未来持有何种态度，都不应被单纯地视为世代差异现象，而应该被更认真地反省，此种现象或许不只反映了当代青少年的想法和态度，它应是更深远地将当前社会或文化对他们所造成的影响，投射在他们对个人前途或社会发展的可行结构及机制之上。 青年与社会是相互建构的。也许，这901个农村高中生的梦想／理想，会令关心青年、关心未来的人们深思。”
不谈报道中那些令人动容的调查数字、话语与实录，光看这最后的结语我们也能感受到此次“调查・观察”用“901个农村高中生的梦想”来引起“整个社会的深思”。精确新闻关注的主体是社会中的“平民”（即普通人），如前文所提及的《打工子弟学校生存纪实》中的“流动儿童”，他们受到了大众的广泛关注，在两会上，进城务工的农民工子女就读问题成为了代表和委员们关注的热点之一，安徽代表团的徐景龙等30多位代表就递交了一份关于修改义务教育法，关注农民工子女就读的议案。这是对精确新闻“受众平民化”最好的诠释和反馈。
即使报道关注的是如“水污染、大气污染和土地荒漠化成为最受当代青年关注的3大环保问题。其中，水污染问题以76％的获选率高居榜首，即每4名受访者中就有3名在关注该问题，成为最受当前青年关注的环境问题。此外，大气污染问题和土地荒漠化问题也分别受到70％和66％的青年的关注。另外，垃圾回收利用（58％）、野生物种减少（52％）、臭氧层遭到破坏（51％）等环境问题受到的关注程度也都超过了半数。”（《我们的环境怎么了？》中青报 2004年2月1日）偏科学的议题，如文中所述,在柔化了数据、调查术语和表达方式的专业感后，适合媒体受众阅读理解和接受习惯的精确新闻,依旧体现了与调查报告截然不同的“大众化诉求”的受众特征。
结论微观化
《新闻记者》（2003年2月）《上海大学生的信息需求及日报选择》新闻调查档案主要针对的问题是 “上海大学生每天接触各类大众传媒的时间是多少？上海大学生期望通过大众传媒了解哪些信息？上海大学生平时主要阅读哪些日报？大学生自费订阅或购买日报？大学生选择阅读各种报纸的原因？”
“至少在大学生这个受众群体，互联网对电视的冲击大于报纸。互联网和报纸不但有娱乐和消遣功能，还有即时查找和提供资料等较强的助学功能，这大概是它们在吸引大学生方面胜过电视和广播的重要原因。国际性、娱乐性、实用性和可读性，是大学生在信息需求方面表现出的比较明显的取向。在大学生对周报、杂志、广播、电视和网站信息选择的调查中，我们可以进一步看到这种趋势。《新民晚报》的信息量和实用性优势十分明显，均超过第二名10多个百分点，这也从一个方面解释了作为一张大众化市民报，《新民晚报》为何同时受到大学生读者的青睐。特别值得重视的是，《新闻晨报》在时效性上排名第一，显示出这份新生代报纸的冲劲，在信息量和实用性指标上，《新闻晨报》也都有不错的表现，显示出良好的发展潜力。”
媒介调查《传媒人对“有偿新闻”的看法――中国新闻工作者职业调查报告》
“问卷上具体涉及了以下几项问题：（1）记者是否可以为自己单位联系广告；（2）记者是否可以为自己的版面或节目联系赞助；（3）记者是否应主动淡化不利于重要广告客户的新闻；（4）记者是否可以接受被采访单位或个人的招待用餐；（5）记者是否可以接受新闻源单位或个人安排的免费旅游；（6）记者是否可以接受被采访单位或个人的现金馈赠；（7）记者是否可以为企业担任公关工作。”
“从上述数据及分析可以看出，我国新闻队伍的新闻工作道德状况并不容乐观，在职业道德行为的选择上存在着严重的偏差。特别应引起注意的是，在上述几个调查问题中，回答‘看情况’的比率都较高，这些人可能在思想上对是与非、对与错的认识非常清楚，但一旦有条件或涉及自身利益时则往往会放弃道德原则，也就是说，这些人道德自律的自觉意识较差，对他们来说，有处罚分明的纪律、规定，营造一个廉洁清正的环境就显得十分重要。”
从这两组材料的问题设计与总结可以看出调查报告的结论特点，即给自己的“目标受众”提供的是宏观的阶段性的全面客观的调查结论，并力图通过结论对受众有总体上的指导作用：在《上海大学生的信息需求及日报选择》中，它提醒报社，要在大学生中提高订购率，除了信息量和实用性指标外，制定合理的价格和改进服务措施也是不可或缺的；而后者则希望提升新闻职业道德建设问题的认识高度，新闻单位及有关领导部门应探讨并建立起一套行之有效的约束办法。
《中国青年报》 （2004年2月1日）《2004年最大的愿望:涨工资》结论:
“在刚刚过去的2003年，近90％的受访者在工作和学习上都有所收获。而在新的一年中，大家最大的愿望则是希望自己的工资能够芝麻开花――节节高。”
后附“读者心愿”(摘两则):
“欧阳坤（广西）：由于工作需要，我已经五个春节没能和父母团聚了，所以，今年我最大的愿望，就是能够回到家中，和父母度过一个团圆的2005年春节。”
“韩俊（山西）：我和家人曾经都是SARS感染者，所幸的是，我们最终都战胜了病魔，全家人完完整整地回到了家中。现在觉得，活着就是幸福，所以我2004年的最大愿望是希望家人都健康幸福地活着。”
针对“2003年的薪酬状况？2003年什么事情最令你高兴？2003年你在工作和学习上是否有所收获？在2004年，大家又会有什么新的愿望呢？”等诸多问题，通过逐条问题的调查数据分析后，我们看到了从标题到报道的结论都选取了民意最关心的点“2004年最大的愿望:涨工资”，报道刊发时恰逢春节前夕，因此总结03年岁末的同时抓住大众最感兴趣的“04愿望”这个点引领全文，也可以给有关部门以启发，后附的“读者心愿”实在是一个很好的补充，小段子不长，却温情一片，使这篇精确新闻在客观之外有了人文关怀。前文《我们的环境怎么了？――直辖市青年说越来越好农村青年叹一天不如一天》的结论中体现出“中青特色”，抓住了“直辖市青年VS农村青年”的价值观差异，引起青年对环境和自身的深思。诸多范例均体现出精确新闻不同于调查报告的“结论微观化”特点，此处不再赘述。
新媒体述职报告范文2
关键词：媒体人；新闻理想；身份合法化；伪新闻专业主义；重建边界
中图分类号：G206；G214 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无论是媒体“黄金时代”，抑或是媒体衰落转型时代，总有一部分媒体人离开原供职媒体，进入其他媒体或行业。社交媒体时代，媒体从业者和媒体行业承受了前所未有的压力，然而媒体从业者也顺势获得了部分独立的话语权。在各类告别行为中，部分媒体人选择公开发声，向大众展现自己理想幻灭、生存现状和个体情感。不同时代的媒体人离开媒体的情感因素不尽相同，探讨分析媒体人离职时的情感表达，对于认清媒体人的思维具有一定的价值，对其离职的这个“关键时刻”加以阐释，则能让我们从一个变迁的视角分析记者这个群体的价值认知参照物，同时了解这个群体持有的新闻价值观。
一、媒体人离职文本中情绪表达内容
Barbie Zelizer[1]认为记者群体通过对社会主要公共事件发表统一共享的话语和集体阐释来构建新闻职业意义，以此来代替传统静态的新闻专业主义分析；此后Nikki Usher[2]和Stacy Spaulding[3]分别阐释了新闻存在的困境和记者群体的职业依恋，借此建构理想的媒体生存环境；丁方舟和韦路[4]通过记者节的媒体人表达，阐明理想与现实出现矛盾这一困境；白红义[5]以江艺平退休的纪念话语来阐释记者阐释社群的出现；陈李红涛、黄顺铭[6]试图通过记者节话语挖掘记者的“角色模范”，通过分析中国新闻界的“怀旧话语实践”，李红涛[7]试图以此建构中国新闻工作者生存价值和意义；陈敏、张晓纯[8]通过分析媒体人离职告白，探讨媒体人转型的原因；胡沈明和胡琪萍[9]则以记者离职告白为材料，分析媒体人个体的身份过渡对行业规则的冲击。
已有的文献研究重点分析了记者的个体情感和职业认识，亦分析了记者的“新闻理想”，然而对记者这个群体的价值观甚至是“新闻理想”这个带有些许新闻专业主义特色的话语未能细致分析。本文则将研究重点置于环境变迁视野下记者表达的不同情绪，借以了解其价值观变迁的过程，分析其原因。通过对表层价值表达进行深入分析，我们试图探索出我国记者群体的“新闻理想”到底源自何种价值观念，这种价值观念对于目前我国的社会发展和媒体发展到底会造成何种影响。
二、研究方法与主要发现
截止2016年4月11日，通过各种方式在网络上共搜集到131个具体的离职媒体人名单，时间跨度从2003年至2016年。根据观察及跟踪，去掉部分缺少有效内容支持、关键信息缺失、没有留下离职话语的人员，最终确定有效样本共计77份。对已确定的离职文本进行内容分析，发现文本蕴含的情绪从矛盾对立的角度来看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三类。
（一）新闻理想vs现实环境：制度不公 理想不存
从新闻学的角度来说，“新闻理想”意指新闻人“对新闻职业的想象和希望，以及对新闻职业成就的向往和追求。它是人们对新闻职业的一种认知态度和总体评价”。[10]西方新闻发展直接动力是资本经济因素，报刊较早的功能是互通有无，对于平等自由的追求是其重要的推动因素；不同于西方的新闻起源，支撑起我国新闻行业兴盛发展的重要因素是政治，从近代开始我国的新闻行业就发源于国家危亡之际，媒体伴随着国家兴亡起伏。历史因素造就了我国新闻从业者对于新闻成就的较高期待，早期的新闻宣传也主张新闻工作者树立此类标杆。随着新闻行业的现代化发展，受到西方新闻专业主义冲击，我国媒体从业者对新闻理想的追求发生了些许变动，以《焦点访谈》《新闻观察》《南都调查》为代表的一系列新闻报道折射出曾经的新闻热情与新闻追求。
记者王克勤甚至被网友赞誉为“不为权贵唱赞歌，只替苍生说人话”，这样的高度评r见证了媒体人的辉煌。曾经的岁月中这样一批人一直带着镣铐跳舞，然而新闻立法已经走过三十多年漫长的历史，现依然在艰难跋涉，孙旭培在新闻立法三十年一文中的呼喊与设想仍旧没有实现。翟明磊说“报社宁愿得罪记者，也不愿得罪政府，我厌恶在这种框架内的假新闻”；财经记者付涛呼吁“媒体若不能成为真正的公器，也不应该成为一部仅仅赚钱的私器”；中国时报黄哲斌控诉“记者变成广告业务员，公关公司与广告主变成新闻撰稿人，政府与大企业的手”。理想与现实的矛盾促使媒体人处境变得尴尬，这种尴尬折磨的是媒体人的精神世界，进而引发行为的“暴动”。媒体人辞职离开行业正是对媒体制度的妥协或者反抗，这种妥协和反抗由私下走向公开。
（二）职业道德vs个人生存：自由受限 收入微薄
各行各业自有其工作规则，媒体行业同样只是一份普通的工作，身在其中的工作者同样承担着工作责任和遵循工作原则。只不过媒体的特性使其责任和意义被无限放大，以至于大多数忽略了媒体从业者的普通性。翟明磊质问“为了新闻我不顾家庭安危，妻子仍为我担惊受怕，而报社却将记者看成永动机，不考虑各种客观因素对记者心理的影响，并不顾实际新闻的质量而以数量做依据”；高改芳在看到报社新制度时觉得“就像在田地里耕地的牛，发现勒在自己背上的皮条又被抽紧了”；第一财经日报许金晶说“收入日渐微薄，在这种情况下，我连维系自身生活（包括房租、交通、通讯、应酬、文化消费等）都捉襟见肘”。这种情感激烈的表达让我们较为直观地感受到媒体人的生存困境。
有偿新闻、广告新闻、封口费等问题一直广受诟病；同时记者“深入虎穴”进行报道，面临绑架威胁等说法又常见诸于报端，前者让人对媒体失望，后者让人对媒体肃然起敬，这何尝不是另一组矛盾。所以，媒体人可以因经济利益离开新闻行业，但是媒体人大量选择“这个夏天我依然会做出改变，因为我饿”“我的名声和收入完全不成正比，我连一个三流歌手、一个三流的文艺主持人都比不上”“媒体人迷茫和焦虑与日俱增，逃离或许是多数人不得不选择的一条道路”时，这些表达会影响公众对新闻业和媒体行业的认知，对于这种选择，我们感到难过，却并不能加以过度指责。
（三） 新闻怀旧vs媒体转型：大势所趋，创业转型
新媒体与传统媒体是新闻业的“二元对立”，传统媒体新闻人日渐感受到自己社会地位的动摇，而一开始就投身于网络媒体的新闻人则期待着这一权力关系的转变。两者虽然同为媒体人，却似乎走上了对立面，出现了“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的局面，悲观情绪在传统媒体新闻人中蔓延开来。“弗莱德・戴维斯说，人们之所以怀旧，其根源不在过去，而在于当下，尤其是当今昔相比反差太大时，怀旧就会更加强”，[11]告白文本中出现的怀念和回忆传达的是新闻从业者自身感受到的职业日渐衰落之感。李红涛[7]着重研究了黄金一代的纪念话语，他认为“在组织、体制边界和代际之间，透过对黄金时代的自我追忆和他人讲述，似乎浮现出一个“怀旧共同体”，它擎起怀旧的火把，既是为了抱团取暖，也是为了在过去、现在与未来的断裂和/或延续中“寻找方向”。
转型是告别中最重要的话语之一，也是告别行为将要延续的下一阶段。东方早报简光洲称“理想已死”，然而并不是每一位离职媒体人都如此激烈，央视马东很平和地解释“认同央视文化，但我性格不适合”；李咏携央视几位老同事成立了主要“制作自主知识产权节目”“未来涉及电视剧制作等领域”的工作室；王利芬博客文章《人生转型 服务社会依旧》情感真挚，但重点是介绍自己所创的网站。所以，媒体人离职转型往往是建立在对过往的反思之上，进而呈现出平和与激烈两种状态，理智看待不同情况的离开有助于正确认识行业现状。
三、媒体人离职情绪的表达方式
“今天的新闻就是明天的历史”，这句话也许能够很好地解释为何媒体人的离职如此宏大的特定时代特色，文本内容往往溯及社会历史的变迁。导致媒体人离职的情绪表达不同于普通人的情绪表达，不只是单纯的事实阐述或是单独的情绪发泄。顾名思义，离职告白文本意味着最终的结果都是离开，利用图悦在线词频分析工具对媒体人离职告白文本进行可视化分析、数据抓取后可得出关键词、词频、权重三项数据，我们发现不同时期的文本在叙事展现上有明显差异，修辞方式、情感色彩也各不相同。
各文本内容之间并没有非常确切的情感程度分隔线，但根据内容所表达情绪来看，基本可以认为从2003-2013是离职情绪最为动荡和激烈的十年，在此期间出现了较多尖锐话语；从2014年开始，尽管中间依然出现了在离职申请表上大骂总裁“傻B”的曹筠武，因一句“我的胸太大这里装不下”而走红网络的彭玲玲，但媒体人的情绪总体走向是渐渐趋于平静，较为明显的特征是出现了越来越多选择回归家庭与个人情感的离职者。根据内容情绪表达的激烈程度、文本内容涉及事件的描述方式、文本行文过程中关键词汇的出现频率，可以将所有文本按照情绪的表达程度分为四个等级，分别是直白―煽情―隐晦―平和。在现有的77份文本中，22份文本可归于直白类，5份属于隐晦类、17份属于煽情类、33份属于平和类，不同类型文本出现的时间仍有交错，难以完全定量区隔。
（一）直白式：事实逼“我”离开
此类方式是指在文本中明确表达“我要离开”，常常伴随着激烈的指责，对媒体体制、采编安排、薪酬收入等有较为直观的不满，在整个行文过程中会较为详细的介绍离职原因，具体导火线等。它常见诸于早期的离职话语，典型的有翟明磊、高改芳、黄哲斌等。在抓取关键词后可以发现，此类表达方式中通常会出现理想、领导、自由、梦想、职业、责任等词汇，它们是导致“新闻行业崩塌”形象产生的最为直观的因素，是媒体人离职情绪最为激烈的表达。
（二）煽情式：“我”舍不得离开
此类方式通常是指在文本中回顾过往、表达不舍，常常伴随着感恩、亲情、友情、同事情谊等，在内容上既涉及过去的回忆又带有对未来的设想。不同于直白类文本中的指责话语，煽情文本在情感上着墨较多，典型代表有于威、江雪、孙李、朱学东等，他们的共同特点是对原有岗位抱有感恩之心。数据分析发现，互联网、新媒体、时代、转型、同事是此类文本共同的关键词，由此也可看出这部分媒体人的离职情绪集中在互联网、新媒体冲击下的职业新选择，对原有岗位和事业并未产生太多怨恨。
（三）隐晦式：“我”不得不离开
此文本数量相对而言较少，往往篇幅短小，内容上呈现指代不明，顾左右而言它的特点，不了解具体情况者根本无法理解话语意义。通常采用修辞手法来表达内容与情绪，诸如借喻、比喻、夸张等手法。此类文本虽然数量少，内容短，但往往内容最具有冲击性，杨海鹏、王克勤、朱伟、岳淼、赵普等人文本较为典型，他们的情绪表达激烈却碍于各种因素不能直接说明，导致内容略显怪异独特，需要结合具体情境或事件进行解读。
（四）平和式：到了“我”离开的时候
此类话语数量占据样本的一半之数，主要内容涉及转型、创业，行文条理清晰，多见于事后采访。模糊来讲，它介于直白类和煽情类两者之间，在内容上会涉及离职原因，也会回顾从业经历，在感情上也会表达理想不存和职业瓶颈。但它的内容表述非常客观，不带有太多情感色彩，即便是表达情感，也非常理智客观。它不同于以上几类之处在于当事人非常淡然的看待离职这一事件，颇有哀而不伤之感。通过这些文本，我们可以感知到媒体人的离职情绪中悲痛却不怨恨、无奈却不彷徨。
四、结论与讨论
表面上看，媒体人早期表达的是对自身处境的不满、后期是对互联网冲击下行业前景变化莫测的担忧与尝试，结果均以“新闻理想”呈现出来，这种理想实质上是一种朦胧的新闻专业主义，是在媒介经济不甚发达的情形之下早产的新闻专业主义。对比西方新闻专业主义的产生来看，我国媒体人的离职表达更多的是一种自我过渡仪式，是一种自我合法化的表现。内心需求和客观实际两者之间的矛盾导致了我国媒体从业者当下的无所适从，不管是激烈还是平和都只是媒体人适应新闻市场变革的一种手段。
（一）早产的新闻专业主义：朦胧的新闻理想
谢静[12]认为“在批评新闻媒介的煽情主义和商业主义的过程中，最后专业主义作为一种妥协，在各种力量的搏弈中逐步确立”。简单来说，美国新闻专业主义的出现是对当时美国新闻批评和新闻市场两者的妥协与折中，具有特定的生成条件和社会背景。从始至终，我国媒体行业的主流话语就是“新闻理想”而并非“新闻专业主义”，这是因为从始至终我国的社会环境与媒体市场都没有提供新闻专业主义生长的土壤，我们最开始标榜的新闻理想用非常通俗的话语描述就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新闻专业主x”，这种新闻理想是建立在“文人论政”的基础之上，生长于“媒体是政府的耳目喉舌”之中，旨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我们无法否认在从“新闻宣传”到“新闻传播”这一过程中，“新闻专业主义”为我国媒体人提供了方向和旗帜，在西方新闻专业主义的熏陶下，我们出现了《点燃理想的日子》《十年--从改变电视的语态开始》。然而时至今日，当我国市场经济真正来到当年美国所经历的时代，媒体人再也无法欺骗自己。早产的新闻理想面临经济的冲击时显得脆弱不堪，越来越多的媒体人在时代趋势的裹挟下选择了转型创业，离职文本中的“告别”“离开”“时代”“转型”都是大势所趋，如同生命一般，没有在成熟条件下催生的新闻理想带有致命的缺陷，一旦遭遇市场的冲击就产生了重创。与新媒体、互联网发展趋势相对应的离职创业潮，正是在市场冲击下媒体人迷失新闻方向的表现，理想成为“怀念”“神话”“黄金一代”。
（二）自我挽救：社会认同下身份合法化
互联网时代的媒体人遭到了“公民记者”“草根新闻”的冲击，新闻行业存在合理性的质疑强度前所未有。泰弗尔[13]将社会认同定义为“个人对他/她从属于特定社会群体的认知，并且群体成员资格对他/她具有情感和价值意义”，我国媒体人在离职文本中所记述的真实经历与表达的职业情感、职业价值有利于获得原有社会身份的确认、新身份的认同与建构。由此产生了媒体人之间的共鸣、媒体行业与普通大众之间的共鸣，这种情绪共鸣使媒体人获得大量关注度与话语权，进而提高了自身认知安全感，获得了一定社会归属感，进一步确定了自身存在的意义。
如上文所述，西方早期的新闻专业主义始于政党媒体和市场媒体的夹击，旨在证明自身存在的合法性。西方新闻界在面临社会批评之时，以新闻专业主义的方式构建了自我存在感，新闻专业主义成为面临即将到来的批评的一种最好的防护。结合中国媒体当下情境，媒体人公开发声正是自我举行告别仪式来进行的自我保护，这种形式能够斩断过去并开启下一个阶段的身份历程，通过先声夺人获得行业高地，站在媒体前和聚光灯下由被动转向主动。在经历新闻理想破灭、创业的艰辛波折后，他们试图通过这种方式来阐述他们想要的内容和方向，期待用这种方式来塑造新的职业认同和职业规范，用以获得自身新身份的合法化。
（三）情绪转变：重新确立行业定位与新闻志向
广大受众注意力的集中和广泛的社会讨论，使媒体人离职成为一种近似于“现象级”的事件，这个事件带来的深远效应难以完全控制和揣测，当下仍处于变动和观望之中。在媒体人努力使自身新身份合法化的过程中，他们从最开始强烈地表达对行业体制的不公，对付出与收入的不平衡之怨，到后续离职者中越来越多的人平和表达职业规划转变，回归家庭与个人情感，甚至直白地说“不需要对我们做过多解读”。我们清晰地感受到媒体人态度由激烈到云淡风轻，但是，当媒体人坦然地利用新媒体和互联网追逐利益时，明确表达对新市场和新经济的追逐时，我们又不得不开始思考新闻行业是否真地走向了正确的发展轨迹。
媒体从业者这种情绪的转变是因为行业与环境等外在竞争力量的变迁，从显而易见的制度不公、可以精确衡量的微薄收入到当下纷纷投身于新媒体未知的掘金之间，媒体从业者的情绪由怨恨制度发展到找不到怨恨对象，越来越多看似正常和平淡的离开，实质是新闻业坚守的崩塌。当媒体人离开时不再回顾历史或强调理想，媒体人不再自怨自艾而是公开解读问题时，我们要学会正确认识新闻行业定位，帮助媒体从业者重新确立志向。
（四）记者合法性的探讨：重建边界
我国媒体人追求的“新闻理想”，表面上看是西方新闻专业主义价值观的体现，但实际上是“文人论政”的再现，是媒体从业者为获得社会承认进行社会政治参与的一种表象。媒体人眼中的“黄金时代”是对充满“激情”和“平等”这一“独特的组织文化和体制环境” [7]的怀念，实为一种群体生活的怀念，并不仅仅是理想与事业的怀念。事实表明，中国的新闻从业者中有不少人并未有成熟的理想和价值观，他们参与社会事件，更多的是一种激情支撑下的无意识参与，或者说更可能是一种利益参与，也许“中国记者有对社会问题有进行全面政治化解读的倾向”。[14]
我国媒体人目前面临的最为明显的挑战是：网络无界和国家有界；专业记者与普通公民记者界限逐渐消失；记者采写的事实与普通公民呈现的事实日益难解难分。历史上，美国新闻从业者面对政治与经济的双重压力时，祭起“新闻专业主义”的大旗来构建自身的合法性，由政治经济推动的合法性导致妥协于政治经济之间的新闻专业主义的产生；而我国目前的记者合法性将应产生于重新形成社会边界，即国家边界、身份边界和事实边界：所谓国家边界就是在网络日益淡化、国家保护主义日渐抬头、全球恐怖主义日益泛滥之际，媒体人应致力于国家边界的树立，维护民族和国家认同，而非简单的全球主义；所谓身份边界和事实边界是记者应形成独立于普通公民行为方式和思维方式的新闻采访模式，而非简单地以民粹来证明自己的合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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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本刊编辑部.中国冲突性政治的民粹化倾向――芝加哥大学教授赵鼎新访谈
录[J].文化纵横，2010（4）.
作者简介：胡沈明，副教授，硕士生导师，江西师范大学传播学院副院长。
新媒体述职报告范文3
一、意念提炼：沟通内容的选择
意念提炼就是从媒体庞杂众多的原始信息中，沥沙披金，提炼出媒体形象最有价值的“闪光点”――立意点。意念提炼既要考虑媒体自身的优势和特色，更要考虑媒体消费者（目标受众）的心理需求，它通常是从如下几个侧面入手：
1.媒体经营理念、定位和目标。《城市画报》广告语“新生活的引领者”则以该刊“引导都市生活潮流，创造都市生活文化”的办刊理念为出发点，同时也体现了其追求的目标。这类广告语的优点是能让受众对媒体形成整体印象和宏观评价，或者能立即对受众进行分隔，有利于让媒体的目标受众进入该媒体“引力场”。但如果表述不当，也容易步入自说自话、忽视消费者内心需求的误区。如《南方都市报》广告语“办中国最好的报纸”，虽然能让人感受到新兴报纸的活力和锐气，但却忽略了与消费贴近的沟通，有王婆卖瓜之嫌。
2.独特的新闻观念和执着的敬业精神。即从媒体从业人员（主要是记者、编辑）对新闻报道的独特理解和追求以及积极的工作态度方面来创作广告语。如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栏目广告语“用事实说话”，体现了该栏目的制作者重视以事实为依据的报道观念，《生活空间》栏目广告语“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则表达了新闻从业人员对平民老百姓的人文关怀。这类广告语的特点是能在价值观念、职业精神方面获得受众的认同，从而塑造媒体的人格化魅力。但在运用时要避免传者孤芳自赏的自恋和清高心态，例如曾获得《羊城晚报》广告语征集三等奖的作品“浓缩风雅颂，聚焦时代潮”，可谓言辞华美，字斟句酌，但缺少的是大众化报纸所应有的平民意识。
3.媒体的实力和优势。现在不少报刊喜欢用“创办最早”、“发行量最大”、“荣获某某奖”之类的广告语，这些广告语所揭示的不能说不是其媒体产品的“独特之处”，但是与其说是广告语，不如说是该媒体的官方报告和结论，难以在受众心中产生共鸣。因此以媒体的实力和优势为立意点的广告语创作要特别谨慎，宜采用含蓄、内敛的表达方式。如《纽约时报》的广告语“期望于世”，寥寥数字表现了《纽约时报》的实力――是世间所共同企盼看到的报纸。
4.消费者的信息需求。能满足人们自身需求和利益的东西是最能引起人们注意的，其说服效果也是最直接、最明显的。因此，这类广告语更容易被消费者理解、接受和记忆，也更容易拨动消费者的心弦。例如新浪网的广告语“你的网上新世界”，切中了受众想第一时间获得网络资讯的需求，也表现了受众在新的网络信息世界里享受网上冲浪的无穷。《妇女家庭伴侣》杂志的广告语“就像在后花园里说的悄悄话”表现了该杂志对于女性的深切关怀和理解，使目标受众体会到一种犹如和姐妹们在后花园促膝谈心的亲密感，具有很强的亲和力。
二、叙述角度：沟通方式的选择
沟通方式包括诉求方式（理性诉求、感性诉求）和叙述角度，本文仅讨论叙事角度。
小说家詹姆斯曾略带夸张地说，讲述一个故事至少有500种方式。从叙事学理论来看，“每一种讲述方式都会在读者身上唤起独特的阅读反映和情感效果，因此，如何讲述直接决定着这种效果能否得到实现。”所以，在诉求内容一定的前提下，叙述角度的选择将会对媒体形象广告语的传播沟通效果产生重要的影响。“确定叙述视角的关键在于找到担当故事叙述者的最佳人选――谁最适合将这个故事告诉别人，谁就来担当故事叙述者的角色。”由于媒体广告语一般为叙述语言，必然存在着一个叙述主体，因而，确定叙述主体显得尤为重要。一般来说，媒体形象广告语有以下几种叙述角度：
1.从媒体的立场信息，由媒体管理者、经营者担当叙述者的角色。这种叙述角度运用应当避免让人感觉到媒体是在自我吹嘘，或容易产生“盛气凌人”的强迫性和居高临下的“官方口吻”，以利于与受众进行平等的沟通。首先，媒体应有真诚的态度，对消费者开诚布公。我们对比一下《新周刊》的两个不同的广告语。（1）“中国最新锐的时事生活周报”，（2）“我们所有的努力，就是为了新一点”。前一条广告语使用了最高级用语，显然有悖于我国的《广告法》，给受众留下自吹自擂、夸大其辞的印象；而后一条广告语则有一种谦和、诚恳的态度，能体现《新周刊》踏实、肯干、创新的形象。其次，媒体要能与受众进行交流和互动，或增加受众的荣誉感，如《法制文萃报》广告语“好人有好报”，一语双关，使读者像是被颂扬了。或激发受众的参与意识，如《正大综艺》栏目的广告语从“不看不知道，世界真奇妙”改为“体验世界无限魅力，尽在《正大综艺》”，体现了从“带您看世界”到“带您走进世界，零距离体验世界的无限魅力”的节目定位的转换，大大增强了节目品牌内涵的互动性。
2.以中立客观的“第三方”口吻推介媒体产品。由于这里的叙述者是隐秘的，从表层形式来看，是对媒介产品的纯客观介绍，因此也能产生较让人信服的效果。例如《书城》的广告语“再现文字之美”和《三联生活周刊》的“一本杂志和它倡导的生活”给受众的感觉是纯客观的描述。不过这种角度用得太过，也会让受众对广告语中所刻意营造的“客观性”产生怀疑。
3.从受众（消费者）的角度诉说期望和感受，也就是受众（消费者）充当叙述者。由于处于同一地位，这种叙述角度较容易被受众接受，也更有亲近感。例如网站Myweb的广告语“Myweb，我的网”，令消费者的荣耀与自豪之情溢于言表。而《羊城晚报》新广告语“我家的报”既能显示报纸的定位，又能让受众体味到家庭的归属感和温馨感。再如雅虎网站的广告语“Are you Yahoo？（你是雅虎一族吗？）”以雅虎老用户的口吻，道出了雅虎成员之间强烈的认同感，并且对非雅虎的网络用户产生强烈的吸引力。总之，媒体形象广告语创作要力图在内容和方式上与受众进行贴近而深入的沟通，牢固树立受众本位的传播观念，惟有如此，方能起到塑造媒体形象的作用。
参考文献：
新媒体述职报告范文4
与此同时，在我国构建法治社会进程不断推进的前提下，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初步形成。国民的法律素养、法治观念不断提高，人们愈来愈关注社会上发生的重大法治事件。作为人们了解刑事案件的重要途径，媒体报道便自然而然地在其中起到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由此，在技术与观念共同发展、共同提高的背景下，造就了当前诸多刑事案件在进入司法审判程序之前便被登载于报纸等传统媒介之上，当然新兴媒介也“当仁不让”，人们利用网络等途径发表对案件的各种看法。这一系列现象的出现，有力说明了媒体报道在刑事案件的司法进程中产生愈发重要的影响。
一、适度的刑事案件报道所产生的积极作用
美国著名报人普利策曾经说过：“倘若一个国家是一条航行在大海上的船，新闻记者就是船头和眺望者。他要在一望无际的海面上观察一切，审视海上的不测风云和浅滩暗礁，及时发出警告。”②笔者认为，适度的专业提供论文写作、写作论文的服务，欢迎光临dylw.net报道对司法所产生的积极影响可归纳为以下几点：
（一）援引社会舆论监督，能够有效防止司法工作人员贪腐行为的出现
在媒体信息技术并不发达的过去，人们缺乏知晓案件的有效渠道，往往对涉及自身利益之外的其他具有重大社会影响的刑事案件并不知情，参与案件的司法程序并给予必要的社会舆论监督更是无从谈起。然而，正义不仅要实现，更要以看得见的方式实现。③适度的媒体报道，能够使公民充分知晓具有一定社会影响的刑事案件，对司法人员职务内可能形成的违法行为予以监督，对干预司法机关独立办案的外部势力予以监督，更能对现行的某些法律制度漏洞予以监督，从而确保人民当家作主的地位和每个公民的权利不受公共权力的侵犯。④
（二）对案件本身所发表的见解，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拓展法官的审判思路，从而作出与社会情理相契合的合理判决
相对于具备专业法律素养的司法人员，公民往往依其“朴素正义观”对案件发表出颇具感性色彩的观点，虽然这些观点往往缺乏法律依据，且通常是“杀人偿命”“恶有恶报”等民族传统观念的体现。然而，由于法律本身具有滞后性、僵硬性等缺陷，因此，如果机械、单一地依据法律规定对案件加以定性，将极易形成与实际脱节的审查意见，使“不幸者的生活和自由成了荒谬推理的牺牲品，或者成了某个法官情绪冲动的牺牲品”。⑤
由此，通过媒体对刑事案件的适度报道，公民知晓案件并发表相应观点，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避免法律条文僵化性、滞后性的弊端，为司法人员提供更多案件考量因素。传媒也因此而成为公民实现对国家机关、国家工作人员的批评权利和建议权利的“社会公器”，⑥这不得不说是媒体报道的又一大贡献。
（三）通过媒体对案件的报道，能够宣传法治理念，在一定程度上起到预防犯罪的重要作用
了解和掌握神圣法典的人越多，犯罪就越少。⑦重大刑事案件广为公众所知，能够在客观上宣扬法治理念，宣传法律知识。对于普通公民而言，一方面，通过了解行为人作案过程，能够相应地提高自我保护意识与保护能力，减少或预防犯罪造成的损害；另一方面，媒体在报道刑事案件的过程中，往往对相关法律条文加以解释，从而使公民在了解案件的过程中增长法律知识，提高法律素养。
而对于潜在的犯罪行为人，即已产生犯罪意图，尚未着手准备的人而言，媒体的报道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对其产生心理震慑作用，使其了解犯罪后果的严重性，刑罚的威慑性与严厉性，从而在源头上阻却犯罪行为的发生，对推动我国法治社会的建设起到重要作用。
二、不当的刑事案件报道所产生的消极影响
正如英国政治家伯克.E所言：“克制也有个限度，超过了限度就不再是美德。”适度的媒体报道能够对刑事案件的审司法程序起到一定的积极监督作用，然而，当媒体过度介入案件司法进程，便会显示出诸多不利影响。
（一）夸张性、片面性的报道将从源头上误导社会公众
在当下刑事案件的报道中，有些媒体纯粹为了吸引公众眼球，提高自身销量，故意在案件报道中使用极为夸张的主观性词汇，如在报纸显眼的位置上标注“出轨”“连环杀手”等标题，既缺乏新闻严肃性，也易专业提供论文写作、写作论文的服务，欢迎光临dylw.net对社会公众的理解造成误导，使公众将案件进行错误定位，引人遐想。在2009年中国政法大学弑师案中，部分媒体并未将报道中心定位于案件本身的客观陈述，而是在“情杀”“争抢女友”等方面大做文章，在缺乏严肃性、责任感的同时，更是对案件参与人员及其家属造成巨大的心理伤害。
（二）媒体先入为主的评论，将对法官独立审判造成一定干扰
在案件报道中，有些媒体在报道案件事实进行陈述的同时，以“媒介审判”的身份对案件审判结果作出过度评论，甚至在案件刚刚为公安机关处理，尚未正式进入司法程序之前便先入为主地对结果进行预测，将犯罪嫌疑人主观上认定为罪行的实际行为人来进行大肆批判。同时，也有部分媒体热衷于邀请一些专家、学者、律师对案件进行评论，预测审判结果，从而出现社会舆论一边倒的局面，严重干扰司法独立。笔者认为，这种先入为主、自作主张的作法是当前部分媒体缺乏职业素养与职业道德的重要表现，媒体在报道刑事案件中的根本任务在于客观、公正地陈述案件事实，保障公民对刑事案件的知情权，提高公民的司法积极性。然而，在刑事案件真正作出判决之前，对案件结论妄加揣度、猜测，对司法程序和司法工作人员进行主观点评，将导致媒体角色错位，亵渎法治原则，甚至对于司法的独立性也将造成严重损害 。
（三）不适当的媒体报道将对案件参与人及其家属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
媒体在对案件进行报道中，有时出于可读性的考虑，对案件事实进行不适当的过细报道，甚至对与案件毫无关联的细节问题大肆渲染，例如将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的姓名、职业、教育状况、经济条件甚至其家人的相关情况进行全面公开，侵害嫌疑人或被告人的合法权益。此外，有些媒体对于诸如杀人等重大刑事案件的案情进行过于详细的描述，详加描绘被害人受害过程，在增加公众恐慌情绪的同时对受害人及其家属造成无法弥补的情感伤害。
在轰动一时的药家鑫案随着其判决执行而渐渐平息之后，有些媒体依然“旧事重提”，对药家鑫的父母重新进行采访。在案件进入司法程序的过程中，适当对案件相关人员进行采访，让公众全面了解案件事实及走向无可厚非。然而，在案件已经结案，被告人已被执行死刑过后，再度采访其家人的行为实在有失妥当，不仅涉嫌侵害相关人员的名誉权、隐私权等合法权益，更显失人文关怀，干扰被告人或被害人及其家属的正常生活，对其情感形成巨大的伤害。
（四）带有倾向性的报道更易引发舆论争议，破坏社会稳定
社会公众了解刑事案件的途径以媒体报道为主，因此，如果媒体在报道时明显进行倾向性描述，作出倾向性结论，将形成社会舆论一边倒的局面，形成强大的主流舆论力量。在案件审判之前甚至进入司法程序之前，公众便片面依据媒体所作出的倾向性报道，从其感性正义观出发，在内心对案件进行“审判”。一旦司法工作人员依据法律规定对案件作出与公众意愿相异的处理，公众便不由分说地对司法程序和司法人员进行强烈抨击，媒体也违背其客观的宗旨，片面顺应公众意志，对司法工作提出质疑。
在专业提供论文写作、写作论文的服务，欢迎光临dylw.net前几年的“胡斌飙车案”中，多数媒体对“宝马车”“富二代”“大学生”等进行大肆渲染，在报道事实中片面抨击犯罪嫌疑人，致使社会形成强大的舆论力量。公众通过网络等媒介大肆发表过激言论，高喊“杀人偿命”，对犯罪嫌疑人及其家属的合法权益造成严重损害，加剧社会浮躁氛围，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潜在威胁。
三、总结与分析
媒体报道若要真正发挥其在法治社会建设中的应有作用，必须严格控制在一定范围之内。
一方面，司法机关应当在肯定媒体报道刑事案件所产生的积极意义的基础上对媒体作出一定限制。司法人员应当建立完善新闻机制，满足公众知情需要。“司法机关应对媒体的正常正确监督持肯定与配合态度，而不能一触即跳，甚至把个别审理不当案件的责任归咎于‘媒介审判’。”⑧然而，对犯罪嫌疑人个人信息、案件审查意见等必要内容作好保密工作，限制媒体工作人员自由“挑选”案件进行报道。对于涉及公众利益的重大刑事案件，司法机关也可以采取主动公布的方式，从而能够从理性的法律思维对案件事实进行陈述，保障公民知情权的同时促进公民的理性思维。
另一方面，媒体工作人员本身也要严格遵从职业道德与相关准则，提高法律意识，做到有所为有所不为。2005年、中央政法委《关于加强和改进案件报道的通知》第八条规定：“不得超越司法程序、不得违反事实和法律，不得擅自对案件定性。”《中国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准则》第3部分也规定：“维护司法尊严，对于司法部门审理的案件不得在法庭审判之前作定性、定罪和案情的报道；公开审理案件的报道，应当符合司法程序。”由此，媒体人员应当严格遵循相关职业法规、准则，提高职业素养与责任观念，将报道的根本目的定位于宣传法治理念，提高公民法律素养。对案件事实进行客观性报道，坚持使用中性语言，不擅自揣测、预测案件结果，不肆意对当事人双方发表评论。对不适于公开报道的内容要加以必要的过滤和技术处理，不宜详尽地描述犯罪手法，同时要避免将一些特别残酷、恐怖、血腥、淫秽的细节和盘专业提供论文写作、写作论文的服务，欢迎光临dylw.net托出，以免对公众造成不良影响。⑨真正发挥媒体对案件报道的积极作用，从而既能体现对司法公正的维护，又遵循了报道与评论相分离的原则。
注释：
①顾理平.新闻权利与新闻义务[M].1版.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10，1：1.
②顾理平.新闻权利与新闻义务[M].1版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10，1：10.
③英国大法官丹宁爵勋所言.
④王军.传媒法规与伦理[M].1版.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0，3：51.
⑤[意]贝卡利亚.论犯罪与刑罚[M].黄风译.北京：中国百科大全出版社，2005：16.
⑥王军.传媒法规与伦理[M].1版.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0，3：52.
新媒体述职报告范文5
斗胆禀告媒体，采集事相，审慎一点，用词用语克制一点。对媒体，我克制而审慎的批评是：个别记者的语文水准，还得把把关――各报的形容词，也真看得我心惊肉跳：“拂袖而去”，那要古人的宽袖这才拂得起来；“拍案而起”，则我与领导接谈此事，彼此笑眯眯，谁也不红脸，国中单位的情面礼数，大家应该知道的。
引发陈丹青不得不“禀告”媒体的，是媒体（其中不乏大报）对他在清华大学辞职事件所做的不实报道。此事基本情况陈丹青做了如下叙述：中青报的采访稿见报后，报道略去“续签”一节，外间以为事情才刚发生，我已走人。更不料媒体及网络纷纷起议论，可见书的影响远不及报刊。近日婉谢廿余家媒体采访，仍难平复。上海文汇报记者采访不成，竟擅自致电本院院办，一位接听电话的老师称不知我辞职一事，记者乃以“经清华权威人士证实，陈并未提出辞职”为题见报，变得此事子虚乌有，是我在欺世……
做为当事人，陈丹青的批评是由感而发，是就事论事。而作为新闻从业人，当谨记陈丹青的“禀告”，以此事为典型个案，从中剖析这两年来因激烈的报业竞争而日益凸显出来的一些不良写作习惯：采访不审慎，用词不克制，滥用形容词。
采集事相，审慎一点。审慎就是周密而又谨慎。目下没有人敢忽视新闻竞争。在拼抢中固然不易做到事事周密、周详，但从采到编整个流程，这个周密、周详意识丢不得。在报界，大家都以“如履薄冰”自律，这尤其是后期编辑工作的准则。这个良好的意识似乎淡漠，采访中因抢拼而少了周密，轻则偏离事件真相，重则引起官司。类似陈丹青的委屈和遭遇，大有人在。严格按照新闻真实的标准来衡量，因采访不细、不审慎、未沉到底，而写成的半虚假新闻也应入杜绝虚假新闻之列。
用语克制一点，形容词慎用点。新闻毕竟不是文学，形容词慎用是一铁律，新闻作品中善用、巧用形容词当以慎用为前提。现如今媒体上形容词多得可以溢出来，一些社会新闻为了抓眼球、抓卖点、拼新闻，似乎走上了一个死角：靠谁敢用、谁多用、谁最能厚着脸把形容词用在标题和行文中去抓人。君可见：热、疯、狂、惊、迷、最等极具煽惑性的形容词频频出现在标题中，如“――热捧――”,“――掀起情感波澜”,“――绝唱――”，“――经典――”，“――疯狂――”、“――惊出――”，“――惊魂――”，“――情迷――”，“――热销――”，“――飞涨――”等不一而足。今天的新闻就是明天的历史。就此而言，后人研究我们这个被形容词所夸张的时代，不知会得出什么结论。
新媒体述职报告范文6
这一天，遵义市委根据省委的统一部署，召开会议，请该市所属14个县（区、市）委书记，就履行基层党建工作责任制情况进行述职。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遵义市委书记傅传耀亲临述职现场，担任第一主考官，省委组织部副部长侯正茂也应邀到场监督了这次大考。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类似述职在全省尚属首次。遵义市之所以在全省的基层组织建设年里首推这种述职形式，遵义市委常委、市委组织部部长周素平告诉记者：“过去，一些县委书记谈到经济工作头头是道，但一问到基层党建工作就模棱两可。建立县乡党委书记抓基层党建工作述职制度，目的是为了更有效地落实基层党建工作责任制，增强县乡党委抓党建工作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更好地推进党的建设工作，从而为科学发展、和谐发展提供坚强有力的保证。”
4月1日上午8点30分，遵义市委大楼2号会议室，述职准时开始，各县（区、市）委书记依次上台述职。每人限时20分钟述职。台下，来自遵义市人大、市政府等机构的5位代表作为评委将对每个人的述职报告进行评分。此外，遵义市委常委、市委委员和14个县（区、市）的组织部长，以及来自基层的党委书记和省内新闻媒体代表共30余人列席了会议。
第一个上台述职的是绥阳县委书记袁竞。作为一个基层党建工作的新兵，他说，党的基本要求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要让老百姓感受到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他们的生活水平确实得到了提高。在基层党建工作中一直坚持“围绕经济抓党建，抓好党建促发展”这一实践理念。会后，袁竞告诉记者，这次述职会不仅请来了省、市及县（区、市）的领导，而且还邀请了新闻界的朋友，同时还有评委给参加述职的书记进行量化评分，充分体现了述职会的公开、公正、公平。通过这种方式，既能够帮助干部提高自身的执政能力和水平，又能促进书记们认真地、系统地思考如何履行基层党建“第一责任人”的职责。
“19分钟！”讲完最后一句话，余庆县委书记杨兴友看了一下表。作为党建第一责任人，他对于余庆用改革创新的精神推进党的基层组织建设，进行了详细阐述。他说，余庆县委开展工作有一个不成文的经典，我们从来不重复昨天的故事。要求党员领导干部排难争先，锐意进取，开拓创新。当记者问及他手中的述职报告时，杨兴友感慨道：“正所谓，台上十分钟，台下十年功。要写出一份真实客观的述职报告，手中必须掌握抓党建工作的第一手材料，这就要求我必须参与到基层党建工作的每一个环节，从而才能通过回顾、整理，提炼和总结完成这份报告。这次述职，要面对媒体，接受评议，所以述职报告中每一句话都需要细细斟酌，大家听到的报告是经过我多次修改的。”
述职现场，记者注意到，各县（区、市）委书记的述职非常严肃认真，甚至有些紧张。述职完毕后，他们回到座位上继续认真地听取别人的述职。
对此，省委组织部副部长侯正茂表示，这一次述职充分展示了遵义市委抓党建工作的水平，有思路、有措施、有开拓精神，为基层党建工作创新了载体，还为基层党委书记提供了一次相互学习和交流的好机会，遵义的做法为全省的基层组织建设年开了一个好头，在全省起到了良好的表率和示范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