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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类职称论文范文1
论文关键词：自我妨碍，成就目标定向，自我效能感，医学生，人口学变量
1．问题提出
1.1自我妨碍
自我妨碍又称自我设阻、自我设限，是个体为了保护自我价值，转移人们对其能力的注意而采取的一种印象整饰策略。西方心理学界对此问题的研究已有二十余年。最早对自我妨碍进行研究的是Berglas和Jones，他们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把自我妨碍定义为：“在表现情境中，个体为了回避或降低因不佳表现所带来的负面影响而采取的任何能够增大将失败原因外化机会的行动和选择。”自我妨碍行为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是行动式自我妨碍，指个体为了做出有利于自己的归因而事先采取的行为策略，如故意不复习等；二是自陈式自我妨碍，指个体在从事任务之前，主动声称存在一些会影响自己水平发挥的因素，如紧张、身体不适等[1]。目前我国自我妨碍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国内只有深圳大学的李晓东教授等少数学者在近几年内进行了研究。
其实自我妨碍行为在日常生活中经常可见，如在成就情境即将到来之前的拖延行为、喝醉酒、睡眠不足职称论文，过多地参加各种活动或考试前不复习等。自我妨碍为何如此频繁的出现在我们的生活中？在成就取向的社会中，能力是自我价值的核心，成功会增强自我价值感并带来积极的情感体验，失败则会降低自我价值感并产生消极的情感体验。人们已经意识到努力是一把双刃剑，高努力并成功是值得赞扬的，高努力却失败了则给人留下低能的印象，个体会尽一切可能避免失败或者改变失败的含义。因此，当自我妨碍成为一种双赢结果的可能选择时，就成为众多人手中的挡箭牌。然而，自我妨碍却是一种非适应策略。从学业表现方面讲，学业自我妨碍导致低的成就并产生更大的自我妨碍需要，形成恶性循环[2]。而且自我妨碍策略在人际维度上也需付出代价论文开题报告范例。研究发现，无论成功与否，无自我妨碍行为的个体都最受欢迎，而行动式自我妨碍者和自陈式自我妨碍者均给旁观者留下了不佳的印象[3] 。
1.2自我效能感
自我效能感是个体对实施和完成特定任务的能力判断和能力信念(Bandura，1977)，它会影响个体的行为选择和个体行为的努力程度及坚持性，影响能力与技能的有效发挥。按照Bandura的理论，不同自我效能感的人其感觉、思维和行动都不同。就感觉层面而言，自我效能感往往和抑郁、焦虑及无助相联系。在思维方面，自我效能感能在各种场合促进人们的认知过程和成绩，这包括决策质量和学业成就等。自我效能感能加强或削弱个体的动机水平。自我效能高的人会选择更有挑战性的任务，他们为自己确立较高的目标并坚持到底。一旦开始行动，自我效能感高的人会付出较多的努力职称论文，坚持更长的时间，遇到挫折时他们又能很快恢复过来。因此可以说自我效能感已成为临床心理学、人格心理学、教育心理学、社会心理学和健康心理学的主要变量。
1.3成就目标定向
成就目标定向是指个体对自己从事成就活动的目的或意义的知觉,反映了个体对成就任务的一种普遍取向，是一个有关目的、胜任、成功、能力、努力、错误和标准的有组织的信念系统。德维克等人[4]认为，在学习情景中，学习者追寻的成就目标可分为掌握目标和成绩目标，这两种不同的成就目标对学习者的行为有着不同的影响。掌握目标促使个体在学习中力求掌握新的知识、提高个人的能力；而追寻成绩目标的个体注重努力赢得他人的积极评价，避免消极评价。研究认为，目标对动机的激发实际是通过动机调节者的自我反应而产生的。不同的个体对自己的能力有不同的看法。这种对能力的潜在认识会直接影响到个体对目标的选择。而成就目标取向的差异影响着个体在成就情境中的认知、情感和行为[5] 。
1.4自我妨碍与自我效能感、成就目标定向的关系
最近20年，研究者们对学生的自我效能与其他动机变量、学业表现和成就的关系作了大量研究。研究表明，自我效能感对学业自我妨碍有显著的负面影响[6]。大学生学业自我妨碍与其成就目标取向中的避败型成绩目标、掌握目标有显著相关。自尊、不可控制感、成就目标取向对学业自我妨碍都具有显著的预测作用[5]。掌握目标与自我效能有显著的正相关[7]。
纵观已有研究，成就目标、自我效能、自我妨碍三个因素间存在两两相关，且成就目标、自我效能对自我妨碍都存在重要的影响。
1.5研究目的
自我妨碍、自我效能感、成就目标定向这三个因素之间又存在密切的关系，过往的研究较多探讨两两变量之间的关系，对自我妨碍与成就目标定向、自我效能感三者间关系的研究还不够系统、深入，具体到医学生的研究尚未见到。医学生肩负着保障人群健康的重大使命，如果习惯性地采用自我妨碍的保护策略，并带到今后的医疗过程中，对国民的生命健康，将存在极大的隐患。因此研究医学生自我妨碍特点以及自我妨碍与自我效能感、成就目标定向之间的关系，对有针对性的对医学生进行引导，促使医学生采用合理的自我保护归因策略，促进其身心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论文开题报告范例。
2. 研究方法
2.1 研究对象
本研究采用随机抽样法，在福州市选取两所医学类院校学生作为被试进行测试。这两所学校分别为福建省职业卫生技术学院和福建医科大学。参加测试人数为800人，福建省卫生职业技术学院300人职称论文，福建医科大学500人，其中本科生380人，研究生120人。共回收问卷756份，有效问卷701份。被试基本背景资料如下：
表1 被试的基本背景资料
高职高专（N=244）
本科(N=365)
研究生（N=92）
人数
百分率
人数
百分率
人数
百分率
性别
男
10
4.10%
134
36.70%
45
48.90%
女
234
95.90%
231
63.30%
47
51.10%
生源地
农村
106
43.40%
199
54.50%
50
54.30%
乡镇
63
25.80%
100
27.40%
18
19.60%
城市
75
30.70%
66
18.10%
24
26.10%
独生子女
是
56
23.00%
58
15.90%
22
23.90%
否
188
77.00%
307
84.10%
70
76.10%
贫困生
是
83
34.00%
129
35.30%
18
19.60%
否
161
66.00%
236
64.70%
74
80.40%
年级
一年级
31
12.70%
85
23.30%
65
70.70%
二年级
3
1.20%
106
29.00%
24
26.10%
三年级
74
30.30%
84
23.00%
3
3.30%
四年级
125
51.20%
80
21.90%
五年级
11
4.50%
10
2.70%
卫生类职称论文范文2
【关键词】气管切开 气管插管 昏迷 胃管 职称论文
插胃管是临床上经常要用到的一项基本护理措施，包括进行胃肠减压、鼻饲等。其基本方法《基础护理学》已作了详细介绍，但临床上经常遇到下列情况：如已行气管插管全身麻醉的病人需在手术中插胃管进行胃肠减压，或将胃管放置在胃肠吻合口边，脑外伤病人或术后病人已行气管切开后，需置胃管行鼻饲，有机磷农药中毒已经昏迷的病人须立即置胃管洗胃等，对这类特殊病人采取常规插胃管的方法往往难以奏效，有时反复多次试插也未能成功，为此，我们进行了改进，取得了满意的效果，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 选择我院自2007年以来需置胃管的特殊病例147例，其中已行气管插管的76例，已行气管切开的32例，昏迷的39例。其中男68例，女79例，年龄为18-76岁，ASA I-III级。随机分成3组，每组各49例。I组为对照组，按常规方法置胃管；II组为喉镜直视下插管绀组；III组为食管插管组。其性别、年龄、病种及ASA分级，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1.2方法 所有病例插胃管前将胃管前端用石蜡油，监测生命体征，包括心率、血压、脉搏氧饱和度。清醒病人置胃管前需行咽喉部表面麻醉，或静脉推注异丙酚0.1～0.2mg／kg，推药前床边须备有简易呼吸器以备急用。
1.2.1对照组 将胃管自患者的左侧鼻孔插入，至10～15cm时，将患者头部前屈，稍用力继续向里置管，至50～60cm 时回抽或注气确定胃管是否在胃内。
1.2.2 喉镜直视下插管绀组：将胃管自患者的左侧鼻孔插入至10～15cm时，用喉镜挑起会厌软骨，可见胃管前端在咽喉部，用插管绀绀住胃管前端往食道送，遇有阻力时须稍用力，直至插入50～60cm。
1.2.3食管插管组 取一根7.5#或8#气管导管，前端用石蜡油，在喉镜直视下，经口腔将气管导管插入食道，然后自气管导管内插入胃管，至50～60cm后，回抽或注气确定胃管在胃内后，将气管导管向外退出，注意不要将胃管带出，然后将前端涂有石蜡油的吸痰管，自患者的左侧鼻孔插入至咽喉部后，在喉镜直视下，用插管绀将吸痰管前端拉出至口腔外，用丝线将吸痰管前端与胃管的末端联结好，抓住吸痰管的末端向外拉，将胃管自鼻腔缓慢带出后，检查胃管有无扭转、折叠，确认无误后，剪去吸痰管，固定好胃管。
1.3观察指标 监测整个过程中的心率、血压、脉搏氧饱和度等生命体征及一次插管成功率。
1.4统计学方法 应用SPSS12.0统计软件进行分析，计数资料采用X2检验，P＜0.05代表差异有显著性。
2 结果
3讨论
在食管与咽的连接处存在一组食道括约肌，它舒张与否是胃管能否顺利置入的关键。常规状态下，借助吞咽动作使食道括约肌松驰，从而能帮助胃管置入，但对于已行气管插管全身麻醉或昏迷的病人，不可能配合行吞咽动作。气管插管或气管切开后，导管向后压迫食道，增加胃管置入难度，喉镜直视下辅助使用插管绀，可增加胃管插入方向的准确性，也可以使胃管通过食道括约肌的力量增强，但有时也由于气管导管的压迫而致插胃管失败。
通过食管插管置入胃管，由于前端涂有油的气管导管有一定的韧性，稍加用力就能顺利地通过食道约括肌部，再从气管导管内置入胃管就变得容易多了，一次成功率达100%。由于这些操作需要喉镜帮助，清醒病人往往难以耐受，所以操作前须行咽喉部表面麻醉或全身麻醉，特别是全身麻醉要注意观察生命体征，尤其是脉搏氧饱和度的变化，一旦出现脉搏氧饱和度下降低于90%，应立即停止操作，用简易呼吸器加压给氧，以确保安全。
参考文献
[1]范春梅 刘文奇 喉镜明视下胃管置入法的临床应用［J］实用护理杂志 2002.18.（2）：65
[2]黄国英 房志娟 张静珍 昏迷患者置胃管方法的体会［J］护士进修杂志 2009.24（15）：1434
卫生类职称论文范文3
1城市环境地球化学调查的技术路线
1.1采样点布置方案
目前,国外的城市环境调查一般在两个区域进行,即郊区和城区。在郊区的调查一是为了确定城区的背景值,写作论文二是获得城-郊地理变化区域内元素分布的地球化学变化梯度。如Lind等在瑞典的斯德哥尔摩市调查土壤重金属的含量时,以城市最繁华地带为中心,分带布置样点,带距为0～3km,3～9km和>9km[5];Birke等在德国柏林市的调查中就包括大范围的郊区区域[3]。通过对比城-郊区的地球化学特征来揭示人类活动对城区地球化学环境状况的影响程度。
为了调查城市不同区域内的环境地球化学状况,研究不同的用地类型对元素分布的影响,分别在城市的不同功能区域分类取样,即:郊区土壤、工业区土壤、居民区土壤、商业区土壤和农业土壤[3-5]。主要采集表层土壤(0～5cm)。在不同类型区域内选择代表性点位取垂向土壤剖面样品。城区的土壤难以实现均匀的网格化取样,一般按公园和绿地的分布随机布置取样点。
1.2采样介质
环境地球化学的采样介质包括土壤、大气、水、水系沉积物、生物样等。但目前城市环境地球化学调查主要集中在土壤、大气颗粒物(或气溶胶)、大气降尘等三种。其中较常用的是采集和分析城市浅层土壤样和降尘样。
在街道两边或高层建筑物顶部收集降尘并结合地面土壤是城市环境地球化学调查的主要方法。如Rasmussen等在渥太华市内取居室内灰尘、附近的街道降尘和公园土壤进行比较来研究该市的环境质量[6]。降尘和土壤对比调查,即可查明元素在不同介质中的污染水平,还有助于分析污染物的来源。
2城市环境地球化学的解释与评价
2.1城市环境的地球化学解释
城市环境调查结果的地球化学解释是指对城市环境中重金属元素的分布特征、成因及其来源进行解释,写作毕业论文研究元素地球化学分布模式、迁移转化规律和机理,建立城市环境地球化学调查成果解释体系。
2.1.1元素来源判别
对城市环境中污染物的来源及成因进行分析判断是城市环境地球化学调查的重要内容。多元统计方法在研究城市环境的物源判断中具有广泛的应用,并以聚类分析和因子分析为主[7-9]。不同来源的元素在因子分析中常常进入不同的主因子或表现为聚类分析中的不同元素组合,根据元素的组合特征来区分元素的来源。如Manta等在意大利的城市土壤中发现了Cu、Pb、Zn人为源的因子组合,而V,Ni,Mn,Co等元素作为自然源进入另一因子,并在聚类分析中组合在一起[8]。
城市环境物源判断的另一重要方法是富集因子(EF)法,它是一种能反映不同地质环境的化学元素比率方法,用代表陆地来源的元素(如Al、Ti、Zr和稀土元素等)和代表海洋源的元素(Na)作为参考元素对样品中的元素含量进行标准化,以平抑自然差异对元素含量的影响,在此情况下出现的较高的富集因子值即意味着人为源的存在,这种方法在环境地球化学判断
元素来源及富集程度中具有非常广泛的应用[10-11],特别是在大气颗粒物或气溶胶介质中的应用效果尤为显著。其计算公式为[11]:
EF海(X)=(X/Na)气/(X/Na)海(1)
EF壳(X)=(X/Na)气/(X/Na)壳(2)
其中,公式(1)为判断海洋源的计算公式,以Na为参考元素;公式(2)为陆地源的计算公式,以Al为参考元素。(X/Na)气、(X/Na)海、(X/Na)壳分别代表元素X在大气颗粒物、海水及地壳中的含量。
通常将EF>10作为大气颗粒物的人为源标志。但在粒径为2.5μm的大气颗粒物中,EF>5即为人为源的标志[12]。
2.1.2元素分布类型及成因
在世界范围内的城市土壤中重金属元素含量普遍偏高,但在不同的城市中变化很大,这依赖于城市的历史年代、经济发达程度、写作硕士论文不同的用地类型、汽油的添加济成分、车辆元件的组成等,在城市环境元素分布及成因的解释中应综合分析以上各种因素。城市交通是产生重金属元素的重要途径之一,如Cu通常是汽车剂的组分,而Pb曾一度是汽油的防爆剂,Sb可以作为闸垫材料。因此,交通是城市中Cu、Pb、Zn、Sb等元素的主要来源。Romic等发现,燃烧和道路交通,尤其是轮胎的磨损和消耗是城市区域内Cd的主要污染源[7];Moller等在大马士革调查时认为交通是表层土壤中Cu、Pb、Zn等重金属元素富集的主要原因[9]。与历史久远的工业化城市相比,相对年轻的城市具有较低的重金属含量,如非洲的哈博罗内市[4]比悠久的重工业城市伦敦[2]、柏林[3]的表层土壤的重金属含量偏低[9],Li等发现,城市公园土壤中Cu,Pb和Zn的含量与公园的年龄之间具有明显的相关性[1],即城市历史越长,重金属含量越高。元素在表层土壤中的分布明显依赖于城市用地及工业类型,如Birke等[3]在柏林市调查中发现,Al,K,Si,Na,Sc和Ti主要是自然源,即与母质的组成有关;工业区域倾向于被Cu,Cd,Zn,Pb,Hg污染;农业区由于大量使用化肥和污泥,富集Cd,F,Cr,Hg,Ni,Zn和P元素。尽管非洲的哈博罗内市比较年轻,但它的不同区域仍然受Cr,Co,Ni,Cu,Zn和Pb等元素不同程度的污染。如城市中心和工业区的Co,Cu,Pb,Zn等元素污染,农业土壤中的Cr,Ni污染,居民区及工业区的Zn污染[4]。
2.2城市环境地球化学评价
2.2.1污染程度评价
将郊区土壤背景值与城市各功能区含量进行比较是了解城市环境污染水平最常用、最直接的方法。如瑞典斯德哥你摩市Hg在市中心土壤中的含量是郊区背景值的20倍,Pb和Zn在市区中的含量也远远高于背景值[5];在柏林老工业区,Cu的最大值是背景值的2050倍,Cd是1638倍,Hg是1780倍[3]。通过同一城市不同功能区内元素含量的对比以及不同城市之间的对比,也常用来评价城市环境的污染水平。
农业土壤与城区内土壤不同,除了农用化学品外,大气沉降、污水灌溉、垃圾填埋场等都会对农田中的重金属积累产生重要影响。对这部分的污染评价,比较有效的评价方法是地质积累指标法(Igeo)和富集因子法(EF)。对大气污染物的评价,富集因子法尤为有效。
2.2.2生态效应评价
(1)气溶胶的生态效应评价。大气固体悬浮物的粒径大小具有来源特征,粗粒源于陆地尘埃,而细粒源于燃料的燃烧[13]。颗粒越细,危害越大,极细的颗粒物可通过呼吸进入人体,粒径小于10μm(PM10),尤其是小于<2.5μm(PM2.5)的粒子,会导致哮喘,甚至死亡[14]。因此,生物圈气溶胶中的重金属含量具有高度的生态风险性。
(2)元素生物有效性评价。研究元素生态效应的常规方法是连续偏提取法,在城市环境调查中,也有相关的研究实例,如Zhai等调查发现,写作医学论文由交通引起的人为源的Pb主要以有机质吸附和铁-锰氧化物态存在[4];香港和伦敦的路尘中,Pb,Zn主要以铁锰氧化物相存在,Cu主要以有机质吸附态存在[15]。影响降尘中元素有效性的重要因素是降雨的pH值。一般情况下,在较低pH条件下元素易于溶解,Alloway等报道其可溶性Cd平均为总量(降尘量)的60%[16];这可能是由于人类活动输入的硫和氮的氧化物使雨水酸化。因此,在易出现酸雨的城市区域具有较大的生态风险性。
3城市环境地球化学调查应解决的重点问题
3.1开展城市环境的立体空间调查
目前城市环境地球化学调查主要集中在土壤和大气,缺乏系统的地下水及地表水资料。在城市环境的地球化学元素循环过程中,起源于自然地质作用和人类活动的元素在土壤-大气-水-生物系统内迁移转化,借风力作用进入大气中的元素通过干湿沉降进入土壤和水体。世界各国所进行的城市环境地球化学调查,获得了大量土壤和大气颗粒物等方面的资料,但结合水体和生物样的调查不多。如果采样介质涵盖环境生态系统中的各个环境因子,将有助于综合分析重金属元素在城市环境系统中的迁移转化规律,建立元素在城市环境系统中的循环演化模型。
3.2确定城市环境调查的污染指示物
城市区域内浅层土壤样及农业土壤深、浅层样是目前国际上广泛使用的城市环境调查指示物,但是,以何种粒度的样品作为指示物尚没有统一。Birke等在柏林市的土壤调查中分析了<2mm粒度样品[3],写作职称论文而有的作者用沉积物中<2μm的粘土组分进行污染评价,而用<63μm的泥粒作相态分析[17]。细粒组分含有更多的粘土矿物和有机质,对重金属元素的吸附力强,使重金属元素倾向于在细粒组分中富集[1],所以表层土壤的细粒组分,如<63μm适于作为污染评价的指示物。
其次是大气颗粒物或是气溶胶。由工业排污、燃料燃烧、机动车交通等引起的污染物,多以气态、颗粒物或气溶胶等形式存在[5]。一般情况下,污染物含量依赖于粒径大小,颗粒越细,越具有毒性效应[16],因此Fairley等认为,PM2.5适于作为颗粒物质引起的风险评估[17]。
另外,重金属通过自然作用和人类活动进入大气圈,它们主要以分子或颗粒物形式通过大气圈进行大规模的迁移[18]。在英国城市区域内Cd的大气沉降速率为3.9～29.6g/hm2·a,郊区为2.6～19g/hm2·a[7]。所以,城市区域内的表层土壤和路边尘土是大气沉降污染的有效指示物。
卫生类职称论文范文4
【关键词】 新生儿窒息 喉罩复苏抢救 降低新生儿死亡率 职称论文
1 喉罩在新生儿复苏中的应用
1.1喉罩的构造 发展至今喉罩分类可分为第一代经典型、第二代插管型、第三代双管型、第四代加强型，后三种是在经典型基础上改进而成，在新生儿复苏中多选用经典型1号喉罩，适用于2000至5000g的新生儿，笔者在深圳市妇幼保健院用经典型1号喉罩体验用于3例体重1200g，2例-1500g的低出生体重儿使用成功。经典型喉罩由近似椭圆形的罩体、气道（导管）、冲气囊和充气管四部分组成。气道管与通气罩相连，并开口于罩体的孔栅处，另一端可与复苏囊等通气装置相连，罩体的外沿是冲气囊并带有充气管，充气后在下咽部形成低压充盈的气囊，少量充气后在下咽部形成低压充盈的气囊将喉罩覆盖在喉头上方，并密切贴紧喉室的四周，形成相对密封的人工气道与病人气管的对接，其气道管的开口恰好正对声门，以利于有效通气。
1.2 新生儿喉罩的置入方法 盲探法是新生儿临床上最常用的喉罩置入方法。插入前常规检查气囊有无漏气，用5ml注射器将气囊内的气体完全抽净，患儿处于仰卧位，头部轻度后仰呈鼻吸气位；操作者左手拇指牵引患儿下颌以扩展其口腔，右手以持笔势握住喉罩；可用拇指、食指夹住罩体和气道管的连接处，从口正中或一侧放入喉罩，罩口方向朝向下颌，在食指的指引下将喉罩沿舌正中线紧贴硬腭、软腭、咽后壁向下置入，直至不能再推进为止，撤出食指前需要另一手固定喉罩位置避免跟着食指牵出，最后用注射器对气囊进行充气，充气量一般为3ml，充气时不要握持喉罩，通常会稍滑出一点。笔者体验对体重在1000-1500g低出生体重儿不用注射器对气囊进行充气。通气后根据评价胸廓运动、听诊双肺呼吸音及心率有无增快来确定喉罩放置是否成功。
1.3研究对象及结果 胎龄≥34周或出生体重≥2000g需正压通气的新生儿(出生后经第一个30秒初步复苏处理后有呼吸暂停、心率＜100次/分、常压给氧后仍持续紫绀者）.排除标准：（1）产前有严重胎儿窘迫，出生极重度窒息儿Apgar评分0-1分儿；（2）羊水胎粪污染需要气管内吸引者；（3）严重的先天畸形如隔疝等。笔者于2012年5月至2012年11月在深圳市妇幼保健院学习期间用1号经典型喉罩现场抢救18例剖宫产窒息新生儿，成功率100%。，其中足月儿15例，出生体重2450-3500g13例，20002例；出生评分2-3分10例、评分为4-5分5例，其中一例小颌畸形儿，经气管插管困难改喉罩复苏，1分钟Apgar评分≥7分，5分钟Apgar评分≥8分，转新生儿科治疗。孕32周3例，均因母亲凶险型前置胎盘在全麻下剖宫产，出生体重1200g-1300 g，出生评分为3分2例、评分为5分1例；2例重度窒息全麻患儿喉罩复苏8.9秒后，心率＞100次/分，面色转红，但瞬间又出现呼吸抑制，经脐静脉注射纳洛酮后，两例患儿1分钟Apgar评分≥5分，5分钟Apgar评分≥9分1例，≥7分1例转入新生儿科治疗。3例全麻患儿在复苏过程中均脐静脉注射纳洛酮，孕32周出生体重在1200g-1300 g3例窒息患儿放置喉罩后即接通复苏囊进行正压通气，无需用注射器对气囊充气。10例重度窒息患儿应用喉罩开通气道复苏7.9-11.2秒后，心率＞100次/分，面色转红，1分钟Apgar评分≥5-7分，5分钟Apgar评分≥9分，全转产科病房常规护理。5例Apgar评分在4-5分（包括1例孕32周，出生体重1300g），喉罩通气6.6-7.5秒后，肤色转红，1分钟Apgar评分≥9分。喉罩操作简易，一次放置成功率高，笔者为儿科医师，此前对喉罩使用均无经验，但经规范培训后很快掌握喉罩使用方法。喉罩操作简易性明显优于气管插管。
1.4 国内的有关研究
深圳市妇幼保健院于2007年-2009年按出生日期的奇偶性随机分为喉罩和面罩两组进行正压人工通气，共纳入369例新生儿，两组性别、体重及胎龄比较均无显著性差异，喉罩组复苏205例新生儿，成功203例（99.02%），面罩组复苏164例，成功复苏138例（84.15%）。通气时间喉罩组36.4秒，面罩组66.2秒，明显短于面罩组，其中重度窒息儿喉罩组复苏成功率为88.78%，面罩组均未能成功复苏而需改气管插管复苏，在5分钟Apgar评分中喉罩组≥9分的例数为200例，≤8分的仅5例；而面罩组≥9分的例数为144例，≤8分的20例.
1.4.1与面罩通气比较：由于新生儿咽喉部组织柔软易变形，面罩通气时易出现舌后坠造成上呼吸道梗阻影响通气效果，而且面罩气道密封性不足，重度窒息儿复苏效果不好，而需改气管插管。而喉罩直接覆盖在喉头上方，充气囊密封声门四周，通气口正对声门，消除了上呼吸道阻塞可能，在通气效率明显改善的同时避免对面部组织压迫，因此复苏效果优于面罩。
1.4.2与气管插管通气比较：气管插管要求操作者技术娴熟、插管迅速（20秒内必须完成）、位置准确，否则反而延误复苏，加重新生儿缺氧，故常需要资深医师完成。气管插管时还需要使用喉镜和气管导管，可能造成新生儿局部损伤与感染。喉罩能很快解决这些问题，喉罩使用方便、迅速，无需喉镜可直接盲插，与气管插管比较，初学人员放置喉罩难度小，经培训后一次放置成功率高，即使位置不很理想，也多能维持气道通畅，避免了气管内粘膜损伤且复苏效果不逊于气管插管，在紧急时任何一位在场人员人员都能完成而无需一定要（等待）资深医师，赢得宝贵时间。
1.4.3用于困难气道的复苏：因出生解剖异常形成的困难气道，气管插管往往不易，上呼吸道畸形新生儿常常出现舌后坠、喉痉挛易致缺氧窒息，气管插管通常是很困难的。由于喉罩无需暴露声门，成为这类困难气道复苏的首选通气装备。 2 讨论 对中重度窒息儿（生后1分钟Apgar2-5分）喉罩复苏效果明显优于面罩，复苏成功率更高，疗效更显著，预后更理想。由于喉罩直接覆盖在声门上方，通气口正对声门，消除上呼吸道阻塞的可能且气道密闭性较面罩好，保证一定的气道压有利于肺部扩张，因此复苏成功率更高，同时喉罩复苏通气时间明显短于面罩（根据深圳市妇幼保健院2007年至2009年分析数据），虽然通气前需进行放置而耗时，但平均7.8秒即可开放气道。喉罩组生后5分钟Apgar评分明显优于面罩组，可见喉罩复苏比面罩复苏更适合于中重度窒息儿，尤其对气管插管尚不熟练的医务人员是极好的选择。
虽然喉罩操作简便易学，但在紧急复苏现场中使用喉罩需注意以下操作要点：
2.1喉罩放置前要用大号（12-14号）吸痰管快速吸清口咽部羊水，包括上呼吸道及胃内粘液，避免粘液反流引起误吸。
2.2 喉罩放置时在食指的指引下将喉罩沿咽后曲线紧贴硬腭、软腭、咽后壁顺势向下滑入，而非垂直于口腔进入，在刚开始插入及滑至舌后根时应尽量将通气管与抢救台保持平行而非垂直，避免喉罩前端折叠或受阻。
2.3 喉罩放置到位，食指退出前应用另一手固定喉罩位置，避免喉罩随食指撤出。同时充气后注射器需从充气阀上卸下，不卸下易发生少量气体回流而影响冲气囊饱满贴封，甚至可位置滑动。
2.5 尽管喉罩复苏有不少优点，但它在新生儿复苏中有一定的局限性，经典型喉罩不能用于气管内吸引亦难于气管内给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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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研究社会不同群体间互联网信息差距的三个细分层次及其内在关联;分析我国互联网的发展模式及信息传播特征,阐述城市群体间互联网信息差距现状,从个体与社会两个层面分析差距的成因;在国家层面上,确定相关的治理政策视角,设定治理互联网信息差距的两个阶段性战略目标,具体提出各阶段的不同措施。
1 引言
国内研究主要分析我国东西部地区之间、城乡之间的信息差距及其社会影响。而新近的调查发现,我国互联网的普及率差距超过信息差距的总水平,同一城市中的不同群体间存在显著的互联网信息差距,而且还呈现出加剧的倾向。需要从城市信息贫弱群体的信息需求与认知能力出发,结合我国的互联网发展模式与特征,探讨治理差距的对策职称论文。
本文首先区分互联网信息差距的不同层次。在此基础上,具体阐述我国城市群体间互联网信息差距状况与成因,以促进就业与社会和谐发展为目标,明确治理差距的政策思路,基于我国城乡二元分割的具体情境,提出分阶段的治理措施。
2 互联网信息差距的三个层次
虽然已有文献尚未明确划分其过程的层次性,但可以从中发现,群体间互联网信息差距涉及接入、使用、获益能力差距三个层次。
2.1 第一层次接入差距
以欧盟的互联网调查和美国商务部的系列调查为代表,许多研究根据创新传播理论分析了互联网接入的发展过程。研究发现一国的不同社会群体开始接入互联网的时刻、饱和率水平都有显著差异,可以用图1所示的分层模型来表述:
群体A属于信息富有者,是一国最先接入互联网的群体,该群体中的个体接入比例最高;群体C是信息贫弱群体,开始接入互联网的起始时刻最晚、群体中仅有较低比例接入互联网之后就不再有新增的采用者。
2.2 第二层次使用能力差距
不同群体的互联网使用能力存在较大的差异。使用能力包括基础性技能、结构性技能两个层面。基础性技能即对网上文献的阅读理解能力,包括英文水平,主要是通过基础教育取得的;结构性技能是使用互联网收集信息、加工数据等方面的能力,包括使用超文本以及各类软件等工具的能力,建立在基础性技能之上,主要通过信息技术培训与学习取得。参与网络游戏、浏览网页与设计图文、开展网上交易之间的技能差别是显著的。基础性技能具有相对稳定性,而信息技术的发展推动着结构性技能持续变化。
2.3 第三层次获益能力差距
互联网使用能力在经济资本、社会资本的辅助下,形成获益能力,即运用互联网支持工作、改善个人生活等方面的能力,是在信息社会中生存的一种战略性能力。综合已有研究,本文认为互联网使用能力、社会资本、经济资本和获益能力之间的关系如图2所示,获益能力差距最难以缩减。由于掌握的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的差异,即便在使用能力等同的条件下,图1中的群体C从互联网使用中获得的收益也低于群体A和B:
3 我国城市互联网领域的信息差距现状
3.1 我国互联网发展模式与信息传播特征
与发达国家不同,我国的互联网发展建立在政府推进和外来技术的基础上,形成了政府一信息服务组织一用户自上而下的信息服务体系。自2005年后,我国互联网快速普及,正处在快速扩张初期,开始向农村渗透。2009年普及率超过世界平均水平,截至2009年12月已有网民3.84亿,成为人口最多的网民国家。区别于发达国家的一个关键性变化,是产生了多样化的互联网应用方式创新。除电脑之外,手机、游戏机、电视机等,都已具备网络接人能力,手机和电脑共为互联网信息服务的重要基础设施,互联网随身化、便携化趋势日益明显。持续更新的互联网媒介,推动了我国信息传播向分众化、个人化方向发展。
3.2 我国城市互联网信息差距
我国城市信息贫弱群体主要包括城市户籍的无业与失业人员、在业低收入人员等以及农民工两类。
3.2.1 城市互联网接入差距
根据互联网信息中心(CNNIC)关于中国互联网发展状况的调查报告,2008～2010三年中,我国总体互联网接入率在持续增加,网民城乡结构对比基本没有变化;而城市信息贫弱群体的接入率远低于平均普及率,其中农民工的接入率明显低于城市户籍信息贫弱群体的接入水平,几乎没有提高,如表1所示:
3.2.2 城市互联网使用差距在以上海、广州和北京为代表的大城市及其周边城市中,同一城市中的不同群体之间存在明显的互联网使用差距。以互联网发展全国领先的北京市为例,包括流动人口、郊区农民在内的各群体的信息化水平可分为高端、中端、低端三个层次,所占人口比例分别是9%、37.6%、53.4%。各群体之间在收入水平、电脑拥有率、互联网接入、上网时间长度、网络应用方式等方面差距较大。高端群体网络接人率近100%,在工作和生活中都广泛使用电脑和网络,平均每周上网时间超过30小时,网络应用水平高;中端群体电脑拥有率超过五成,网络接入率近50%,平均每周上网时间13小时;低端群体电脑拥有率低,几乎不能上网、没有邮箱。占人口半数以上的低端群体包括城郊农民、下岗与无业人员、残疾人、家庭妇女以及农民工,传统媒体仍是他们获取信息的主要渠道。
虽然缺乏国家层面的量化数据,北京市的互联网应用结构作为一个参考,部分反映了城市信息贫弱群体的数量以及该群体与其他群体间的互联网使用差距。
3.2.3 城市互联网获益差距城市信息贫弱群体的网络应用产生的价值很有限。在我国社会转型的背景下,制度环境缺乏稳定性、组织机构快速变迁、个体流动性大幅提升,城市信息贫弱群体的信息服务需求主要涉及就业、社会保障、子女教育、生活服务等方面,而利用互联网提供上述服务,在我国仍处于初始阶段。第24次CNNIC互联网调查指出,农民工、下岗失业人员等群体因回避社会现实而上网的倾向,超出主动的互联网应用,而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工作者、企业管理人员等则与之相反;农民工与办公室职员在网上教育、网络银行、电子商务等应用的普及率上有巨大差距。第25次CNNIC互联网调查发现,与我国整体网民相比,手机网民中农民工和城市无业、失业人员所占比例更高;而手机上网中使用率最高的应用是聊天,达到71.5%,信息贫弱群体从互联网应用中获得的利益十分有限。
4 我国城市互联网差距成因与治理
4.1 群体间互联网信息差距的成因
在个体层面,低教育程度、职业状况、收入水平以及对互联网的有限认知是我国城市互联网接人与使用差距的四个主要成因,社会资本和经济资本对产生互联网获益能力具有重要的影响。CNNIC历次调查发现,个人不上网的两个主要原因依次为:缺乏上网所需的技能、不具备上网条件。国家统计局的《2009年农民工监察调查报告》显示,我国外出农民工中初中文化程度比重占64.8%,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占23.5%,以从事低收入的制造业、建筑业和服务业为主。月平均收入为1417元,几乎没有在岗位上获得信息技术培训,制约着该群体对互联网的使用。我国市场化定价的互联网接入费用每户平均77元/月,网吧上网费用平均44.8元/月(第22次CNNIC互联网调查),网络接入价格占收入水平较高。城市户籍的信息贫弱群体的教育程度和收入水平略高于农民工,但是也难以支付市场化的信息技术培训和网络接入费用。信息贫弱者获取信息的途径以先赋性社会关系为主,链合关系短缺,导致其社会支持系统薄弱,难以通过使用网络获得利益。论我国城市互联网信息差距形成与治理
在社会层面,农村互联网信息基础设施薄弱、城市公共信息设施的难以获得性,是造成农民工、城郊农民这两个细分群体低接入率的两大外部主因。信息资源供给存在制度性缺失,是城市信息贫弱群体获益少的主要原因。信息贫弱群体对信息服务的类型和定价决策以及信息内容和传播形式没有实质性影响,公共信息服务体系对符合信息贫弱群体需求的信息资源整合不足,未能支持这一群体的就业、学习、生活事务。
4.2 治理互联网信息差距的政策视角
城市信息化的本质是建立政府、企业和公众之间的信息共享和良性互动,改善城市交通、教育、安全与公共卫生、社区服务等,促进城市经济与社会可持续发展,需要公众的深度参与。我国城市信息贫弱群体数量庞大,与其他群体间存在较大的互联网信息差距,城市信息化进程缺少坚实的社会基础。在缺乏外部干预的情况下,现存差距将会加速扩大,互联网差距会与既有的多种社会分化相互渗透,导致信息贫弱群体难以参与信息技术手段支持的社会活动,加剧这一群体在社会、经济等多个方面的劣势。
已有研究发现,仅采用技术性思路,例如改善互联网基础设施、降低互联网接入费用、提供网络技能培训等技术性措施,不足以缩小群体间的互联网信息差距。自2000年以后,相关政策设计开始转向社会性视角,在采用技术性政策措施的同时,从信息贫弱群体所处的社会环境和发展障碍出发,通过社会政策,向这一群体赋权,使之形成自我发展能力。治理我国城市互联网信息差距涉及教育、就业政策与信息化政策等多个领域,需要提高信息贫弱群体的信息使用能力和职业技能,增加其社会资本,完善公共服务,使这一群体获得更多利益。一个有效的途径是通过公私部门、非政府组织等多方利益相关者的合作,共同治理互联网信息差距。
5 治理我国城市互联网信息差距的思路
需要根据《2006～2020年国家信息化发展战略》,建立一个社会矫正机制,缩小我国城市群体间的互联网信息差距,改善信息贫弱群体的就业与生活状况,促进社会和谐发展。
5.1 治理我国城市互联网信息差距的战略目标
与发达国家不同,我国信息化发展的社会基础还较为薄弱。本文认为,我国治理城市互联网信息差距的目标应具有阶段性,以提高接入率为基础,设定近期和长期目标,见表2。
5.2 治理城市互联网信息差距的对策
5.2.1 近期的治理措施
改善互联网信息服务的可获得性。应加强城市公共网络端口建设,将学校、图书馆、社区学习中心等接入互联网,使信息贫弱群体能够接触网络。建议以民政部门的社区信息化建设、各地区的社区学习中心为依托,通过社区、居委会统一管理,借助非政府组织的力量,向各类信息贫弱者提供廉租或捐献电脑、免费或低收费网络服务;各地区应探索将城市公共网络资源向农民工开放的模式,改善他们对网络的获得。应融合网络与传统媒体,整合从中央到地方的已有信息资源和服务,向信息贫弱群体提供多样化的信息渠道。
提高互联网使用技能与收益。目前面向信息贫弱群体的信息化培训存在多方投入、多头管理、缺乏整体规划等问题,应鼓励信息技术培训机构、用工企业和非政府组织,以及开展就业支持计划(例如国务院扶贫办的雨露计划)的政府部门进行合作,结合就业需求(无论是正式或者非正式就业)设计教学内容,使信息贫弱群体通过培训提高信息使用能力,增强这一群体在就业市场上的灵活性。
5.2.2 长期的治理措施
强化信息化的社会基础。应推进竞争政策和普遍服务政策,加强信息基础设施建设,降低互联网接入费用;根据国家未来的发展方向,把握互联网产业的发展趋势,为本土产业技术创新形成包容性空间,继续推进信息无障碍标准,增强缩减信息差距的技术基础;借鉴国外经验,重视全民信息技术教育,避免信息差距的代际传递。
提高信息服务质量。采取措施促使各类信息服务主体承担社会责任,要求电视、广播、报纸、杂志、中文网络等媒体对信息内容加强自律管理,创建符合信息贫弱群体需要与认知能力的信息内容。重点是加强电子政务建设,提高公共信息服务的用户导向性,使城市信息贫弱群体能够获得关键性的公共信息服务。
形成长效信息培训运行机制。信息技术培训需要进行平台建设,吸引地方政府、企业、非政府组织的长期投入,对培训项目进行科学的评估和改进。在实践中,一些跨国公司联合公益性、非营利性组织和志愿者等多方力量,建立了面向城市信息贫弱群体的社区学习中心,项目设计和管理的规范性高,重视培训师资和当地的骨干力量,产生了规模效应,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社区学习模式。
增强城市信息贫弱群体的社会参与能力。我国在较长时期内不会改变以制造业为主的产业结构,中高级蓝领短缺的就业市场状况会延续。城市信息贫弱群体就业以蓝领职业为主,而当前的教育体系和就业选择、社会资源分配不利于蓝领。国家应提高职业教育的成效,创建更为多元的文化环境,使蓝领在社会参与、经济与文化资源分配中获得更为公平的机会,提高收入和职业满意度。论我国城市互联网信息差距形成与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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