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历史故事范文1
【摘 要】高中历史学习并非是将学生培养成应试教育下的做题机器，而是通过学习，逐步培养学生准确的历史观与价值观。为此，在实际教学中，历史故事教学方式也愈发被重视起来，在课堂中穿插历史故事对于学生历史学习水平的提高大有裨益。基于此，本文首要分析高中历史教学中历史故事运用的重要性，并进一步探索其应用途径。
【关键词】高中历史教学；历史故事运用
随着新课改的逐步深入，高中历史教学要求也不断提升，要求教师教学过程中要切实立足因材施教原则，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与相关能力发展。而实践也表明，在高中历史教学中充分应用历史故事，能够借以独特教学视野来引起学生的学习共鸣，使学生更好的投入到历史课堂中，营造出和谐的历史课堂氛围，顺利完成教学目标。为此，如何将历史故事更好运用于高中历史教学中值得探究。
一、高中历史教学中历史故事运用的重要性
首先，丰富历史课堂趣味性。高中历史教学内容相对乏味，尤其是在近代史学习上。若是教师沿用传统的灌输式教学，要求学生死记书本内容，学生将会陷入学习困难状。反之，教师讲课过程中融入富有生趣的历史故事，学生倾听过程中对于历史知识的印象与理解将会逐步加深。
其次，提高学生学习热忱。高中生心理尚处于未成熟阶段，反叛心理也较为强烈，尤其在高考压力下，部分学生对于学习的积极性俨然处于懈怠之状，但也不可否认的是学生对于知识的领悟能力是较强的。历史理论知识本身较为乏味，学生学习兴趣容易丧失，辅之以生动的历史故事教学，能够更好的集中学生学习注意力，使学生历史学习热忱得到提升。
二、高中历史教学中历史故事的运用途径
1.课堂穿插历史故事
以往教学，教师为了有效完成教学目标，大都只对教学内容进行讲解，在课堂中却甚少扩宽知识点内容。部分历史事件及其成因等内容可能是学生较难理解的你方面，教师若能在课堂中穿插些许历史故事，不仅能让学生深入了解历史故事，更能充分挖掘历史背景所造成的历史事件原因。而穿插故事的同时，教师也应注意故事内容的同傩裕才能让学生学习过程中便于理解较难历史问题。
例如，教学“君主专制政体”相关知识点时，教师便可在教学过程中穿插历史故事。该部分内容主要是讲述汉代至元代的政治制度演变及其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特征等相关内容，教师为学生讲解汉代社会状况时，为了便于学生理解其政治文化发展状况，教师可从《三国志》中截取某些历史片段，或是查询相关史料进行讲解。学生通过这些历史故事，能够对汉末社会动荡根源加以理解。并借助这些历史故事更深入把握古代封建政治制度走向衰亡的必然性。
2.借助历史故事，创设课堂教学情景
高效的教学情境创设有利于提高课堂教学质量。传统教学中，教师大都采取单刀直入式的教学模式，极少关注教学情境的创设，这就使得教学效果难以提升，使学生的学习受到影响。据此，教师便可利用多媒体课件为学生呈现相关的历史故事短片，创设有效的历史情境，亦或是为学生直接阐述历史故事，将学生带入故事情节之中。学生在历史故事中了解到与知识点相关的时代背景，在认知新知上也能够更加深入体会。
例如，教学“古希腊、古罗马政治文明”知识点时，教师可借助历史故事来创设出生动有趣的课堂情景。该部分内容点主要包含古希腊的文明与其地理环境的关系、古希腊城邦制度等等。而对于古罗马帝国形成不可忽视一个的重要任务便是凯撒，为此，教师可适当引入凯撒这一人物的历史故事。借助多媒体，来播放历史剧《罗马》，将学生引至那个古老的帝国政治文化之中，亦或是直接运用生动的言语来为学生讲述凯撒相关的历史事件。如此，学生的学习注意力被充分调动起来，不自觉地投入到教师所塑造的故事情景中，去深入感知那个“神秘的国度”。
3.借助历史故事，讲解重难点知识
高中生在历史认知上主要基于感性认知，对于抽象复杂的专业名词较难理解，且学生的理性思维尚未成熟，所以，在学习历史过程中难免存在着对这些专业名词概念模棱两可状态。若是教师在讲解这些专业名词时，巧妙融入富有生趣的历史故事，势必会因其学生的学习注意力，教学成效显著。
例如，学生对于近代中国沦为半殖民半封建社会的理解相对困惑，难以准确解读其定义，或是片面理解其定义便是中国政治处于半殖民状态，而经济仍处于自给自足的封建经济，显然这一理解不够准确，没有将其所蕴含的广度和深度理解透彻。为了让学生更加清晰明了，教师可将当时洋人审判并制裁中国犯人，而中国人对洋人进行审判制裁的权利；洋人能够对中国矿产资源肆意开采；洋人有权规定中国进出口货物的关税税率；洋人要求国人上缴赔款，开放通商口岸等等，借助这些故事的阐述，来加深和巩固对这一定义的认知。
4.应用历史故事，巧设悬念
一堂课知识点讲解完后，若是教师只是对学生提出下堂课的预习要求，显然难以激发学生对于下节课的期待与学习兴致。但是，教师若能善用历史故事来为学生的预习设下悬念，对于学生学习兴趣的激发显然大有帮助，学生迫不及待想要参与到下节课中。
例如，教师讲解“西安事变（双十二事变）”时，可就张学良扣留这一事件对学生提问：若是你处于张学良的位置，对于你是否会采取同样的措施，不是，你又将如何解决？西安事变最终使怎么解决的？采取这种处理方式的原因是什么？紧接着，教师便将当时中国所处的紧张局势讲述给学生，及迫于形势不得不与中共再次合作的要求，最后在张学良陪同下一起返南京。讲述到这里，教师便可继续提问：事后，是否会“体谅”张学良的举动？亦或是会采取何种处理方式？通过历史故事的讲解并巧设悬念，以激发学生新知探索欲望，从而促使学生更好地投入到历史学习当中，提高学生的历史认知能力。
三、结束语
在高中历史教学中科学运用历史故事，对于学生学习积极性的提升极有益处。为此，教师实际教学过程中，应在课堂中善用历史故事，并用历史故事来为学生讲解重难点知识，提高学生历史认知能力，亦或是借历史故事巧设悬念，激发学生的探知欲望。如此，才能有效实现历史教学目标，切实提高高中历史教学质量。
参考文献：
中国古代历史故事范文2
我国历史悠久，我们这个民族又特别注重历史。历史的各种气息不时迎面扑来，求源、探密而好奇。历史上无论富贵、权力与荣耀，还是苦难、悲伤和耻辱，都引起人们浓厚兴趣。在娱乐的时代，诸如“故事会”和“评书”那样的载体，诸如帝王史、权谋史的电视剧，大行其道。帝国崛起，开疆拓土，喋血情怀，宫廷阴谋，权力嬗代，文臣武将，阴谋诡计，犀利机锋……让人一头扎进历史的迷宫，如醉如痴，交集对应，甚至忘了活在当下。历史似乎逐渐从书斋走到民间。然而，娱乐化的“历史”，充满不确定性，撇开艺术作品的必要虚构，其间也充盈误读、附会、歪曲甚至捏造，普通人也心知肚明，只能姑妄言之，姑妄听之，权当娱乐。
真正走入历史，解读历史从来没有这样简单，它不仅需要历史真相的逐步解密，也需要知识武装，需要分析、剖析，和一定的思想逻辑能力。
2013年10月，由文史天地杂志社编、贵州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历史之魅》丛书——《词语溯源》《人文碎片》《政治流变》，为读者展现了细碎的、丰富的、多样的历史知识，不仅具有趣味性，可以赢得读者，也为读者进一步认识、研读历史提供了一些帮助，为历史的正本清源，提供了一种可能。
古代为什么将教师称为“西席”、武则天时期的“试官”制度、左宗堂涉险过关、唐伯虎涉嫌科考作弊、汤显祖不为权贵折腰、最早剪掉辫子的晚清秀才、歌女为什么被称作“商女”、古人上班为什么叫“点卯”、简书制度的由来、书院与会讲、考试制度的兴起、国学究竟指什么……这些历史故事、掌故都是大众喜闻乐见的，可以毫不费力地轻松阅读。
读史是一条启蒙之路。我们从走入历史那一刻起，才开始认识我们所处的世界。《历史之魅》的通俗易懂，是为广大读者踏上启蒙之路准备的一份早餐。
中国古代历史故事范文3
【内容提要】毛泽东的历史教育思想和实践，是我党宝贵的精神财富。在改革开放的形势下，仍然要像毛泽东那样，用历史教育来提高中华民族的整体素质，激发人民的进取精神，建设好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十分重要的任务。
【英文摘要】Mao Ze dong’s thoughts on historical education and its practiceis a very valuable spiritual
wealth of CPC. Under the presentcondition of reform and opening to the
outside world，we face asignificant mission to enhance national competence
throughhistorical education，to inspire people to take their initiativesas Mao
did so as to build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关 键 词】毛泽东/历史教育/思想和实践Mao Ze dong/historical education/thoughts and practice
【 正 文 】
历史教育，从来就是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与人类走向文明紧密相联的一种永恒的教育课题。毛泽东的历史教育思想，是在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形成的，有着既不同于传统历史教育思想，又不同于西方历史教育的特征，它对中国的革命和建设作出了特殊的贡献。学习和研究毛泽东的历史教育思想和实践，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教育体系的需要。
一
人类历史进入阶级社会之后，统治阶级就把历史教育作为培养训练本阶级的继承人以巩固其统治地位的重要手段。中国封建社会的统治者，非常重视历史教育。秦朝至汉朝初年，就设立了“掌通古今”的“博士”官。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博士专掌儒家经学传授，把孔子修的《春秋》和专门解说《春秋》的“三传”（即《春秋左氏传》、《公羊传》、《谷梁传》）等史书奉为儒家主要经典之一，列为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学校的必修课。唐朝时，史学和历史教学空前繁盛。廿四史中，有1/3成书于唐朝前期。“鉴古知今”，“循古训”，在中国士大夫中一直奉为公理。纵观中国古代历史教育的内容，是儒家学说的附庸。历史教育的目标，完全是培养忠于封建统治者的人才。
西方近代新兴资产阶级在反对封建统治的斗争中主张改革历史教育。法国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卢梭提出：要让青少年读自己国家的历史，使祖国的辉煌业绩和著名人物的形象，保留在他们的心灵中，使之成为一个民主主义者和爱国主义者。在法国资产阶级革命高潮中，资产阶级当权者于1893年下达的国家命令中规定：历史教学内容分为三步，第一、第二步均为革命本身的历史；第三步是各族概况及法国美术和工业史。
社会主义国家苏联诞生以后，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和政府就着手讨论和制定苏维埃教育计划。1920年10月，列宁在《青年团的任务》中指出：“只有用人类创造的一切财富的知识来丰富自己的头脑，才能成为共产主义者”，“我们需要用基本事实的知识来发展和增进每个学习者的思考力”[1]，列宁这里所讲的“知识”、“基本事实的知识”无疑包括历史知识。1920年底，列宁在评注一份关于教育工作的提纲时，这样写到：
在所有的职业技术学校里增设普通课程
附图{图}
列宁这里说的“职业技术学校”相当于我国的初中。列宁强调增设普通课程的设置，是“为了（使学校——笔者注）不变成培养手艺人的学校”，“避免过早地专业化”。从中我们可以看到，把历史学科视为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必不可少的知识素养，是列宁关于教育的一个重要思想。前苏联党和政府接受了列宁的意见。1920年以后历史学科一直被列为前苏联学校的重要课程之一。
毛泽东在战争年代，就多次强调学习历史的重要性。1938年10月，他在党的第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的报告中就指出：“指导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的政党，如果没有革命理论，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对于实际运动的深刻的了解，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他还指出：“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用马克思主义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毛泽东的一系列论述，给历史教学指明了方向。在老解放区的干部教育中，规定了要学习《社会发展史》、《中国现代史》等。在一般学校中，也规定了学习中国历史。在延安整风运动中，还规定学习《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明教程》和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这些都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历史教学的滥觞。
二
毛泽东是我国古代文化传统的杰出继承者，素以爱读书、爱学习著称于世。他读书广收博览，从经史子集到稗官小说，从社会科学到自然科学，他几乎无所不读。在对中国古籍的阅读中，毛泽东尤其偏爱史学和古典文学。他从历史书中学文学，从文学书中学历史，并巧妙地将其精华运用到自己的著作中，以及革命事业的实践中。有人统计，已经公开出版的毛泽东著作中，运用古代成语典故的就有2000余处，[3]这就构成了毛泽东历史教育思想和实践的一大内容。具体地说，毛泽东的历史教育思想和实践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指导中国革命。毛泽东历史教育思想和实践的重要目的，是在领导中国革命的实践中实现历史的超越。比如，在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过程中，他通过总结历代农民战争经验，特别强调吸取黄巢、李自成等农民起义因为没有建立根据地而失败的教训，坚决地批判了流寇主义，提出了建立工农武装割据，建立根据地的路线。
为了防止党内腐败现象的发生，毛泽东利用历史上农民起义取得胜利后领袖人物发生腐化和宗派斗争而导致起义失败的经验教训，告诫全党要时刻警惕腐败现象。1944年郭沫若发表了《甲申三百年祭》的历史文章，毛泽东给予了高度重视。他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指出：“我党历史上曾经有过几次表现了大的骄傲，都是吃了亏的”、“全党同志对于这几次骄傲，几次错误，都要引为鉴戒。近日我们印了郭沫若论李自成的文章，也是叫同志们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4]建国前夕，毛泽东告诫身边的卫士李银桥：“小心，不要中了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不要当李自成。”在改革开放的形势下，牢记毛泽东的告诫，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2.干部教育。毛泽东一向重视干部教育，他的历史教育实践，注重从才、德两个方面对干部进行教育。1958年，毛泽东向罗瑞卿推荐读《吕蒙传》说：“吕蒙是行伍出身，没有文化，很感不便。后来孙权劝他读书，他接受了劝告，勤读苦读，以后当了东吴的统帅。我们现在的高级军官中，80%～90%都是行伍出身，参加革命后才学文化的，他们不可不读《周瑜鲁肃吕蒙合传》。”[6]毛泽东赞赏吕蒙虽然年长仍然发奋读书的精神，对我军高级干部提出读书学习的要求，这对改善我军的文化结构，提高军事素质，都起到了推动作用。吕蒙虽然是一位历史人物，他的读书精神却有借鉴意义。
《南史》的《韦睿传》中有这样一段记载：“睿雅有旷世之度，莅人以爱惠为本，所居必有政绩。将兵仁爱，士卒营幕未立，终不肯舍，井灶未成，亦不先食。”毛泽东在这段话旁批注：“我党干部应学韦睿作风。”此类批注还有不少，如“躬自调查研究”，“干部需和”，“仁者必有勇”。[7]这些称赞韦睿的话，正是我党的干部应当学习的。
3.青年教育。毛泽东注意用历史人物对青年进行教育。1951年秋天的一个晚上，毛泽东会见几位在北京的湖南教育界人士时说，办学校要重视青年学生的体育锻炼。不要学《红楼梦》里的贾宝玉和林黛玉。贾宝玉不能料理自己的生活，连吃饭、穿衣都要丫头服待，这种不会劳动的公子哥儿，无论如何是不会革命的！林黛玉多愁善感，常常哭脸。她脆弱，她多病，只好住在潇湘馆，吐血、闹肺病，又怎么能革命呢？我们不需要这样的青年！我们今天需要的是有活力、有热情、有干劲的革命青年。
毛泽东认为，青年是国家的精华，民族的至宝，是革命事业的未来和希望。他对青年的期望值很高。1958年5月8日下午，毛泽东在北京怀仁堂讲“破除迷信”的问题，一连举出近40个古今、中外、历史、神话和现代人物，用以说明“自古以来，发明家、创立新学派的人，开始的时候都是年轻人，学问比较少的，被别人看不起的，被压迫的”，并以相对肯定的口吻设问：“这是不是个普遍（客观）规律？不能肯定，还要调查研究。但可以说，多数是如此。”毛泽东对青年人的教育、信任和鼓舞，激励着全国青年在艰苦的革命道路上奋斗不息，勇往直前。
4.家庭教育。毛泽东在与子女、亲属的团聚和谈话中，常常鼓励他们学好历史，热爱祖国。1947年9月12日，毛泽东在《致毛岸英》的信中指出：“你要看历史小说，明清两朝人写的笔记小说（明以前笔记不必多看）”。[8]意在要求毛岸英对中国的历史，对中国的国情有所了解。毛岸英的爱人刘松林读书时，有段时间历史学得不好，毛泽东亲自为她开列了学习历史的书目，指点她从《资治通鉴》、《前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开始学起。毛泽东的次子毛岸青是在原苏联读书的，毛泽东常常嘱咐他多读些中国历史方面的书，多了解一些中国的国情。
毛泽东不但对自己的子女教育十分严格，还运用《战国策》中触龙说赵太后的故事，教育领导干部对子女应作长远之计，让他们到艰苦的环境中去磨炼，在实际斗争中增长才干，不能让他们“恃无功之尊，无劳之俸”，“位尊而无功，俸厚而无劳”。毛泽东语重心长地说：“如果我们不严格要求我们的子女，他们也会变质，可能搞资本主义复辟，无产阶级的财产和权利就会被资产阶级夺回去。”[7]目前，毛泽东指出的这种危险性并不是不存在。天下为人父母者，作为孩子的“第一任教师”，在家庭教育上，是应该很好地向毛泽东学习的。
5.爱国主义教育。毛泽东继承了中华民族爱国主义教育的优良传统，在他的讲话里、著作中用爱国主义的事迹、人物铸造民魂，激励人民的事例是很多的。1917年11月，毛泽东举办湖南第一师范工人夜校时，亲自讲授历史。据《夜学日志首卷》记载：“历史常识毛泽东出席，教历朝大势及上古事迹。”“教以历代之大势及近年关系最巨之事迹，所以粗养其历史的观念及爱国心。”[9]
1937年，抗日救亡运动在全国蓬勃兴起。为了争取每一个有良心的炎黄子孙参加民族解放斗争，毛泽东写了《祭黄帝文》。他赞美这位凝聚着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兴起过程的神话祖先：“中华民族，民族轩辕；赫赫始祖，吾华肇造；建此伟业，雄立东方。懿维我祖，命世之英；涿鹿奋战，区宇以宁。岂其苗裔，不武如斯，泱泱大国，让其沦胥。”[5]并根据“世变沧桑，中更蹉跌，”的时代形势，展示了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和保卫民族主权的战斗誓言。
神话传说中的黄帝，因对华夏民族的统一和进步有着极大的贡献，被认为是中华民族的祖先。在《祭黄帝文》中，毛泽东把对神话先祖的认同、赞美，同他的爱国主义激情和为民族解放而战的信念，有机地融合在一起，从而激发了民族生存发展的动力，提高了人们的进取精神。
转贴于 三
“古为今用”是毛泽东历史教育思想的主要方法，具体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1.援引中国古代思想家的言论。在毛泽东的历史教育思想和实践中，引用古代思想家的言论有很多。比如，他引用孔子的“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10]告诫全党要采取谦虚的态度，无论做什么事都要实事求是。他引用孟子的“取长补短”，[4]教育我们的党员和干部要以谦虚的态度，虚心学习别人的优点，以弥补自己的不足。他引用司马迁的“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4]并给予新的解释。从而阐明共产党人和每个革命者树立起为革命、为共产主义事业甘愿牺牲自己一切的献身精神。毛泽东对古代思想家的言论信手拈来，涉笔成趣，这种援引不是原封不动的照抄照搬，而是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加以分析和选择来说明马列主义的理论，并赋予其新的内容，使人感到亲切朴实，清新明快，易于被人民阅读和接受。
2.运用古典文学中的故事。毛泽东历史教育思想实践中大量运用了包括古代神话、民间传说、文学作品、传统剧目中的故事。比如，他运用京剧《法门寺》里贾桂的故事，[11]批判某些人崇洋媚外的思想，号召人民提高民族自尊心，增强民族自豪感。他借用《聊斋志异》中“狂生夜坐”的故事，[5]教育人民不要怕鬼，要同现实政治斗争中的敌人针锋相对。他运用《水浒传》里林冲等人被“逼上梁山”的故事，[11]说明要发动起对建设方针的研究探讨，就必须有一种相当的压力。毛泽东将中国民众喜闻乐见、耳熟能详的故事运用到自己的讲话和著作中，使千姿百态的历史人物栩栩如生，用这些故事去阐发革命道理，寓情于理，寓庄于谐，从而增强了他写文章和讲话的宣传效果。
3.使用古代的成语典故。古代语言中的成语富有生气，它集中表达了劳动人民的经验和智慧。简洁精炼的成语里，蕴涵着意味隽永的哲理。毛泽东的讲话及其著作中使用的古代成语俯拾皆是。在使用中，他赋予古代成语新的意义，古语新用，从而使他的讲话和他写的文章更加新颖别致、情趣盎然。比如，他在党的七次代表大会上用“愚公移山”[4]来号召全党同志发扬“愚公精神”，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团结广大人民群众共同奋斗，去争取胜利。他在《致蔡和森等》信中，运用“人心不知足，得陇又望蜀”[8]来说明历史上凡是专制主义者、帝国主义者、军国主义者，除非被推翻，是没有肯自己退出历史舞台的。他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文中用“叶公好龙”的典故，揭露蒋介石之流口头上讲革命，实际上是畏惧革命、反对革命的丑恶面目。对成语典故的大量运用，使毛泽东的讲话、著作形成了抑扬顿挫、起伏跌宕的独特风格，引人入胜，发人深省，从而起到了激励壮志，振聋发聩的重要作用。
1956年，毛泽东在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中提出：“向古人学习是为了现在的活人”[12]，“古为今用”是这一思想的高度概括。无论是在民主革命还是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泽东都很重视从历史的经验教训中吸取有益的营养，充分发挥“古为今用”的作用。难怪历史学家周谷城曾钦佩地赞叹：“毛泽东‘古为今用’是没有人能企及的。”[7]
总之，毛泽东历史教育思想和实践的内容是十分丰富的，它对提高民族自尊心，促进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起了巨大的作用。在当前改革开放的形势下，如何像毛泽东那样，用历史教育来提高中华民族的整体素质，激发人民的进取精神，加速建设好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可以说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十分重要的任务。
【参考文献】
[1]上海师范大学教育系．列宁论教育[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79．
[2]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3]马济彬，蒲仁．毛泽东著作引语成语典故辞典[M]．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7．
[4]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5]陈晋．幻想与现实——毛泽东与神话传说及其文化性格[J]．毛泽东思想论坛，1991，(3)．
[6]滕纯．毛泽东教育活动纪事[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3．
[7]张贻玖．毛泽东读史[M]．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1．
[8]毛泽东书信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
[9]毛泽东早期文稿[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
[10]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M]．北京：新华出版社，1983．
[11]毛泽东选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
中国古代历史故事范文4
一、格萨尔史诗的本体认定
格萨尔史诗，藏语中称为“格萨尔的故事”，简称“仲”或“岭仲”，意译即“故事”、“岭国的故事”。后来，受佛教术语的影响，一些文化人称“仲”为“传记”或“本生”。于是出现“岭·格萨尔王传”的称呼。近年来，由于学术交流的需要，藏族也吸收了“史诗”这一术语，“格萨尔史诗”这一词组，已成为学术界公认的专用学术术语。
二、格萨尔史诗的流传形式
在藏文产生前，格萨尔史诗以口耳相传的形式流传；藏文产生之后，出现艺人“说唱形式”和“文本形式”同时在民间流传的情况，其中艺人的说唱形式占最大的比例。
说唱形式 由民间艺人讲唱，众人席地而坐，数日不散。这些说唱艺人一般都不会读书写字，但他们都是天才的诗人和歌唱家，有惊人的记忆力和表演才能。讲唱格萨尔史诗时，艺人们用诗的歌唱为主，散文的讲解为辅，是一种“诗、文、曲”三结合的讲唱。若不录音、录像，仅以文字难以描述艺人讲唱时声情并茂的动人场景。一些杰出的民间艺人，自称“天启”、“神授”的说唱者，只要有“施主”供应茶食，他们便能连续不断地演唱下去，据传已故著名的扎巴老人曾在功德林讲唱“霍岭大战”时就用了十三天!
据粗略统计，20世纪80年代，在藏区还有40多个老艺人，每人都能演唱40～120部格萨尔史诗，据此我们能整理出几千部格萨尔史诗本子。可见蕴藏在民间艺人中的史诗数量是巨大的。目前，藏区处在从传统向现代文明的转型时期，现代化的传煤如广播、电影、电视、卡拉ok吸引了绝大多数原有的史诗听众，青年人发现外面的世界更精彩，对围坐篝火旁听老人咏唱农耕游牧文化生活没有兴趣。另外随着时间的推移，老的史诗艺人也相继过世，格萨尔史诗的口头传唱在稍稍地消亡，这也是我们能切身感觉到的变化。尽管史诗作为一种重要的民间社会通迅方式的时代的终结早已是一种世界性的历史现象，但史诗所具有的独具魅力的文化功能并不会随着职业化游吟诗人的消亡而减退。
文本形式 目前，全国六七家出版社已经出版了近百部格萨尔史诗的文本。对这些文本稍加分析，不难发现其中有古代抄本、木刻本；也有文人加工整理的本子；文人根据格萨尔的故事而创作的本子；还有个别艺人自己创作的本子。当然更多的是根据录音整理出的记录本。因此，研究格萨尔史诗，必须对这百十部文本加以分类，鉴别出哪些本子是接近格萨尔史诗的原生形态，哪些本子是后期艺人、文人修改过的本子。
因为格萨尔史诗是活的史诗，它的绝大部分还保存在民间，只有一小部分形成文本供人阅读，所以，格萨尔史诗至今没有一个完整的、统一的、公认的、定型的文本。这表明格萨尔史诗内容的浩博繁杂。出版一部完整、定型的格萨尔史诗虽然是大家的共同愿望，但恐怕很难实现。
三、格萨尔史诗的核心内容和整体结构
格萨尔史诗虽然浩博繁杂，但核心内容却基本一致，整体结构也十分清晰。格萨尔史诗的核心内容就是讲述自己的祖先——“董”氏的来源、世系、传承，以及格萨尔率领“三十个众兄弟南征北战，建立丰功伟绩的英雄故事”。
现已出版的《世界形成》、《董氏预言授记》、 《天界篇》等书，讲述了格萨尔祖先“董”氏族的来源、世系和传承；《诞生篇》和《赛马篇》等书，讲述格萨尔诞生和“董”的“父系三兄弟”从卫藏辗转迁徙到黄河源头，并占领其地的经历。
迁徙到岭地的“董”氏父系三兄弟与当地其他氏族联姻，组成更大的群体，史诗中称为“岭地六部”。“岭地六部”的同辈男子互为兄弟，当格萨尔降生时，‘岭地六部’共有三十个众兄弟。格萨尔率领这三十个兄弟首先征服的“四方四敌”(指“魔部”、“霍尔部”、“门部”、“姜部”)，其后相继征服了邻近的“十宗”；然后占领了边远的“三十六小宗”。在征服这58个部落或邦国的过程中，格萨尔为岭地的民众夺取了牛、羊、马、金、银、绸缎、水晶、茶叶等生活必须的物质财富，并把它作为遗产留给后人，这就是史诗中反复描述的格萨尔的丰功伟绩。
通过以上对百十部史诗粗略的内容分析，顺序排列，看似繁杂庞大的史诗却有严密的整体结构，每个单行的史诗本子，在整体结构上都有自己的位置，不会出前后的错乱。所以，格萨尔史诗的整体结构可以概括为：以格萨尔为中心，纵向追溯了格萨尔祖先的渊源、传承，以及迁徙到黄河上游的过程；横向则铺陈了格萨尔的战斗一生，以及他的丰功伟绩。
四、用藏文的历史文献验证格萨尔史诗
这个史诗唱段告诉我们，“董”氏族的发展线索是：古代六氏族——“穆布董”——岭六部——三十个众兄弟。这是贯穿在整个史诗的历史线索。研究史诗的历史内涵时绝对不能脱离各种史诗文本所提供的这条脉络。而这条一脉相承的历史线索隐含在各种史诗文本中，应该引起史诗研究者的高度关注。
追溯“董”氏族的渊源，必然涉及整个藏族的族源问题。历史文献中藏族族源是多元的。如：《萨迦世系谱》主张人类祖称“天神下降”说；《朗氏家谱》主张藏族祖先从“卵中衍化”说；《德吾宗教源流》第227页有类似汉族的“开天辟地”的记载，等等。总之，藏文史书中关于藏族的族源记载是多样的，目前比较普遍的则采取“神猴与岩魔女结合，繁衍出藏族的各个氏族”的说法，我们把它称为“藏族族源猕猴之种说”。
著名的藏文史书《柱间史》⑹记载：神猴和岩魔女结合，生下六个似人似猴的孩子，父母把他们放置在林中，不久繁衍四百多个子孙。神猴根据子孙的相貌把他们分成“董”、“冬”、“斯”、“穆”四个群体(氏族)。这就是史书常称的“原初四氏族”。
格萨尔史诗中经常提到的“董”氏族，原来是藏族“原初四氏族”之一，“董”氏族最初居住在“约茹”，也就是现今山南地区的雅隆。
1、关于“古代六氏族”的史料
格萨尔史诗中经常谈及的“古代六氏族”，按藏族历史文献的记载是从“原初四氏族”中分化来的。藏文历史文献中，把“原初四氏族”称为“舅父氏族”，把“古代六氏族”称为“外甥氏族”，他们是甥舅关系。所以，从“原初四氏族”中分裂出“古代六氏族”其实质是舅父氏族中分化出外甥氏族的。
“古代六氏族”在广袤洪荒的青藏高原上各自以血缘氏族为单位，随水草任意迁徙，每次迁到新的地方就认为自己是该土地的主人，藏文史料和格萨尔史诗中把它称为“占地”或“分地”。在远古时代，“古代六氏族”就已经走出了卫藏，迁徙到了“汉藏交界的地方”。《汉藏史集》第13页在记载“古代六氏族”迁到汉藏交界的地方时，“在玛卡学热带达巴这个地方，吐蕃的三父六子分地居住”这与史诗中谈及的董氏父亲三兄弟占据“玛康岭”，即占地称王的说法是极其相似的。这表明，史诗与历史事实始终互为表里，即有其事才有其说，不是艺人异想天开编造出来的。
2、关于“穆布董”——“岭”(“岭六部”)的史料
我们从藏文历史文献中终于找到了“岭巴”这氏族(部落)。它原来是穆布董氏族中的“尊者六系”之一，并不像格萨尔史诗中描写的那么强大。但“岭巴”这个氏族(部落)在历史上的确存在，它的确有“古代六氏族”——“穆布董”——“岭巴”的源远流长的历史发展线索。这个悠久的历史不仅被格萨尔史诗反复歌诵，在可靠的藏族典籍中也有明确记载，两者完全吻合。这有力地证明史诗中咏唱的“董”氏族的历史故事并非民间艺人的胡编乱造，而是有历史根据的，难怪民间艺人始终坚持说他们讲唱的是真实的历史故事，这些历史珍藏在一代又一代的艺人的记忆中。
五、格萨尔史诗与藏族最早故事集《玛桑故事》的比较
格萨尔史诗大致在什么年代初具雏形，这也是史诗研究的一大难题。本文找出藏族最早的《玛桑故事》作为“参照物”，与格萨尔史诗相比较研究，以探索格萨尔史诗形成的相对年代。
藏族的著名史书《智者喜宴》(上册)第164页在记述止贡赞普事迹时写到：“藏族最早的故事书有《遗体变金的故事》、《玛桑故事》、《麻雀的故事》等。”可见故事已经成为一种文体，故事的名目也繁多，民间讲唱故事十分盛行，看来人类的童年是在故事中度过的。
《玛桑故事》是藏族最古老的故事，可惜已经失传。但“玛桑”是藏族历史上非常活跃的一个氏族，藏文史书中有断断续续的记载。下面我把“玛桑”的史料大致地串连起来，以窥视《玛桑故事》的大概内容。
1、“玛桑”是藏族远古的氏族之一，起源于阿里地区，其势力一度波及卫藏。在吐蕃王朝以前曾在高原掌权。
2、“玛桑”氏族的一支是萨迦“昆”氏的始祖。此时“玛桑”还征服了格萨尔的祖先“董”氏族。
3、到了吐蕃时代，大臣罗昂杀死止贡赞普，并一度夺取吐蕃政权。据《柱间史》第58页记载，大臣罗昂的全名叫“玛桑·罗昂”，可见，吐蕃王朝的初期，玛桑氏族还很强大。
引用以上三条史料的目的要证明“玛桑”又是一支有着光辉历史的远古氏族，与格萨尔的祖先有过激烈的冲突。藏文史书中把《玛桑故事》推崇为藏族最早的故事集之一，据我个人的推测，《玛桑故事》的内容可能是一本讲述“玛桑”氏族起源、发展、壮大的故事，具备了史诗的性质，在古代民间广为讲唱，所以被佛教徒视为佛教经典的先声或预示，并为格萨尔史诗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文化借鉴。
现在，我们换个视角，考察一下格萨尔史诗是如何看待玛桑氏族的，史诗和《玛桑故事》有何关系。
第一，格萨尔史诗中声称“玛桑”是格萨尔的父系氏族，是母系社会的产物。在母系时代，“董”的血统按女性计算，氏族实行外婚，氏族中的女性只能与外族的男子婚配，但子女与母亲、舅父生活在本氏族中，父亲则是外族的人，子女们依稀知道自己父亲的族系。所以格萨尔史诗中把“玛桑”认定为自己的父亲，反映了史诗对母系社会的遥远、模糊的记忆。
第二，格萨尔史诗中常常用“玛桑”两字为格萨尔命名，以表示对远古父系的怀念。
第三，格萨尔史诗中有“玛桑”字样的书名。
通过玛桑史料与格萨尔史诗的比较，不难发现格萨尔史诗与玛桑氏族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从格萨尔有“玛桑好汉”的名字，格萨尔史诗也有称之为玛桑的书名，我们能否这样大胆地推断：藏族最古老但已失传的《玛桑故事》是否就是我们现在就能读到的《格萨尔史诗》呢?如这种推断还欠历史资料，从以上的历史资料我们完全可以断定；如果说《玛桑故事》是最古老的，那么与“玛桑”有千丝万缕联系的格萨尔史诗也同样的古老。这些故事从远古传来，至少在吐蕃第八位赞普——止贡赞普时代就已初具史诗的型态，并在民间有人讲唱，有广大的听众，就是说格萨尔史诗距今至少有两千多年了。
六、史诗研究的两种误导
1、“文化中心论”的误导
20世纪30～40年代，一些中外专家初步接触到格萨尔史诗时，由于语言障碍难能与史诗艺人交流，而当时为数不多的史诗文本珍藏在寺院和贵族手中，难得一见。尽管他们连格萨尔史诗的皮毛都没有碰着，却匆匆谈观点、下结论，说什么“格萨尔是罗马凯撒(kai-sir)，说什么“格萨尔是关公”，“格萨尔史诗是‘藏三国’”。据说这些专家运用的是高深莫测的“历史语音考证法”。他们从事学术，事先带着某种成见和情绪。
2、“历史演义小说”思维定势的误导
用这种思维定势研究格萨尔史诗，认定史诗是历史演义小说，是依据某种史实创作出来的故事。他们说“《格萨尔》基本上是吐蕃人按照吐蕃时期的基本史实创作出来的长篇诗体作品”(参见《格萨尔学集成》第二卷，甘肃民族出版社1987年版，第1007页)，并进一步断定“格萨尔是墀松德赞的文学形象”(也就是说格萨尔史诗是依据墀松德赞的历史事实创作出来的)。因此对史诗中的征战情节作了大量的历史考证，认为史诗描写的征战与墀松德赞进行的战争完全吻合。
我认为，首先，格萨尔史诗不是历史小说，格萨尔史诗是董氏族的先民向后人讲述的氏族发展史，是董氏族的先民世世代代积累和记忆下来的祖先业绩，史诗没有作者，也不需要某个作者创作。把口头传说记录下来就是杰出的作品。其次，吐蕃和“岭”有共同的族源，但后来的发展是不同的，吐蕃以拉萨为中心，岭在黄河上游的“玛康岭”。吐蕃赞普是“穆”氏族，岭格萨尔是“董”氏族，还有格萨尔和墀松德赞是否同时代的人，也需要认真考察。
如果说“历史演义”小说是根据史实的再创作，那么史诗仅仅是对祖先历史的回忆，两者有着本质的区别。如果把史诗当作历史小说，一味去寻找、考证历史原型，就容易在历史考据中陷入捕风捉影、牵强附会的泥潭。另外也容易走上只信文字记载的史书，而否认口碑史料，否认老人记忆，否认民间传说的极端。所以我认为用“历史小说”的研究方法去研究史诗也是一种误导。
七、简短的小结
本文对格萨尔史诗进行了粗略的追根溯源的工作。若问格萨尔史诗的源头在哪里，我的回答是：史诗的源头在藏族的猴子变人的传说里；在藏族“原初四氏族”、“古代六氏族”的衍化过程中。说得具体一点，格萨尔的祖先“董”氏族从的山南雅隆出发，辗转阿里，迁徙到了“黄河源头，发展成为强大的“岭”部落，这些人群自称“岭巴”，也就是住在黄河源头的人，他们的英雄也称之为“岭·格萨尔”。格萨尔史诗是他们留下的宝贵文化遗产。这部史诗产生于藏族先民中，是历代先民积累、创造的，是土生土长的民间文学。
中国古代历史故事范文5
非常矛盾的是，在一个现实的选择中，基于不同的利益和诉求，基于不同的文化眼光和立场，决策者对于旧的文化和旧的事物会采取截然相反的措施和手段一一为了现代化，可以用一个“拆”字横扫古旧街区或历史建筑如卷席，这往往是许多当政者津津乐道的几年大变样。另一方面，为了还历史的本来面貌，修补历史以往中的被毁坏的历史和风貌；或为了现实文化产业的需要，修复古旧或者新造古旧，成为当代的时髦。由此，仿古城池和街区，挖掘一切可以利用的古代历史故事，哪怕是鬼神，都不惜重金。拆旧是为了建新，新建是为了复旧，不管是拆还是建，都是在新与旧之间转圈。拆旧者是尚新，而新建者并不完全是为了旧，往往是以旧的名义而开拓新的形象工程。两者之间的核心利益都是为了建设，为了工程，为了形象。
实际上到了21世纪，中国大地上除了受保护的不可移动的文物和建筑之外，像意大利佛罗伦萨那样的真正能够反映历史面貌的城区已经消失，新中国，新城市，是当代中国的国家形象和城市面貌。但是，对于欠发达地区而言，历史文化资源往往是区域性的重要文化资源，它能够破解区域、交通、经济的困局。而对于已经发展起来的城市而言，历史文化资源又是其重新起步、再上台阶的唯一可能性。所以，人们好像是忽然想到了以往，想到了历史的价值，几乎是不用多少才智就可以在不约而同中想到或做到对于历史的复建。好像是过了一个轮回，新的、现代化的看惯了，因为缺少文化内涵而导致审美疲劳，加上以挖掘历史文化资源、开发旅游为名义的鼓噪，复古，新建唐城、宋城等等则成为当代的时髦。江苏金湖县的尧帝古城，河南许昌的三国文化苑，河南南阳仿古创意村，山东济宁的
中华文化标志城，河南汝南县的梁祝文化景区，山西省娄烦县的孙大圣故里风景区，如此等等，其基本的构思立意和方式方法都大致相同。各地都有历史和名人，即使没有的话，还有传说，试想各地蜂拥而上那将是一种什么样的景象？加上大同、敦煌的古城和江苏睢宁下邳古城的复建，以及武汉武昌首义的古城复建，如此等等，在中国除了北大荒等少数现代开发的一些地区之外，各地都有一些有点历史的古城或旧城，试想各地都照方抓药那将是一种什么样的运动？
可以想象的是，当有一天这些古城都复建了，历史名人的故里也都恢复了当年的历史风光，比如有占地1050亩尧帝古城，占地1万亩三国文化苑，占地500亩的仿古创意村，占地300平方公里中华文化标志城。可是，再过100年之后，我们的子孙可能要问21世纪的中国文化在哪里？不会就是这些复建的古建筑、古街区吧！我们不能为百年之后的子孙积累当代文化成果，不能为他们积蓄当代文化资源，那他们就难以利用今天的文化成果和资源，只能在当代复建的基础上修修补补，如同我们今天对故宫的保护一样。可以说，这些复建不能反映当代文化建设的成果，也不能激发当代文化的创造精神，相反，大量占用农田，破坏生态，滋生工程贪腐，破坏社会风气，影响当代公共文化视觉空间。更重要的是当这些创意在资金链断裂之后，或者在复建之后不能为当地贡献效益而成为累赘的时候，烂尾或荒废往往因为前期以亿为单位的巨大投资而影响到当地的民生和社会发展，形成严重的社会问题。
中国古代历史故事范文6
【关键词】电视镜头 宣扬传承 历史文化
永泰建县于唐永泰二年（公元766年），以年号永泰为县名。建县1200多年来，勤劳淳朴的永泰人民创造了灿烂的历史文化，也哺育了一代又一代的名人志士。如何通过电视镜头再现千年古县的灿烂历史，让全县广大人民群众更深刻了解和认识家乡过去的辉煌，激发他们爱乡爱国的热情，这是摆在我们电视工作者面前的一项重要任务。
一、再现历史文化的必要性
1、千年古县的灿烂历史
千年历史的风风雨雨，造就了永泰人尚文崇武的乡风。宋乾道年间，七年三状元萧国梁、郑侨、黄定，名魁天下。黄龟年四疏弹劾秦桧，气壮山河。张肩孟五子登科，三代人十八条官带，煊赫一时。著名爱国词人张元干，为宋代最有代表性的词作家之一。明清代有贤人出，王曾誉为闽中十才子之一，是编修《永乐大典》的副总裁官。黄文焕著述不下数十卷。黄任诗司工巧，名噪江南，被乾隆皇帝赞为“福建之宝”。近代民主主义革命者、曾任孙中山先生秘书的黄展云，原中共福建省委旧址――葛岭镇官烈村，现代林业专家俞新妥等名人名址彪炳史册。
永泰武术文化博大精深，历史上曾出过四个武状元，是南拳的故乡，还是虎尊拳等15个拳种的发源地。
永泰县是著名的“李果之乡”、“建筑之乡”、“全国武术之乡”、“中国温泉之乡”、“中国优秀旅游县”、“全国生态示范县”、“福建十大空中最美家园”之一、“福建省最佳旅游目的地”，嵩口镇还荣获“中国历史文化名镇”称号。全县境内有文物古迹、游览胜地116处。近年开发的青云山和天门山景区被评为国家4A级风景名胜区。
2、历史需要传承和发展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特点、社会环境、风土人情；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精神风貌、道德标准、理想追求；一个时代需要一个时代的特定文化去感召、引领和带动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为此，我们必须传承历史，然后，顺应时展的需求，融合健康向上、激昂奋进的新思想、新思维，这是时代的需要，是社会发展的需要。
3、电视工作者的责任所在
基层电视台是最贴近老百姓的媒体，它能在第一时间感知民生疾苦，倾听老百姓的心声。永泰广播电视台是目前永泰唯一的新闻宣传媒体，因此，在宣传千年古县的灿烂历史中，电视工作者肩上的担子显得尤为沉重。当我们将电视传媒上升到文化层面的时候，电视传媒就不仅仅是一种传媒工具，它还有其更为重要的职能，即文化传承。
二、电视宣传的优势和局限性
1、优势
悠久的传统历史文化，需要借助现代传媒来表现和传播。目前该县有线电视已实现全面覆盖，用户达五万多户。电视传播是视听双通道的信息传播，因此信息含量比较丰富。与报纸、广播等媒介相比，电视媒介在宣传报道方面有着独特的优势。现场采访形象生动、真实可信，画面的视觉冲击力是单纯的文字报道所不能比的，充分利用多种电视元素进行叙述和表现，宣传报道会更加生动。电视宣传在画面上精心选择和编辑，讲究视觉效果，解说词、同期声与画面的密切配合，成为完整的信息整体，具有很强的说服力。
2、局限性
纪录片的文化记忆功能在互文性意义上得到蒙太奇建构，因此，纪录片只能重构历史真实，而无法复制历史真实。无法跨越时空真实再现历史原貌，受时间和篇幅限制。电视媒体的宣传报道不能像文字报道那样留给受众更多的想象空间。
三、扬长避短探索前行
永泰广播电视台在宣传千年古县的灿烂历史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良好效果。其中笔者负责或参与了部分选题的采访报道，下面是采访报道的一些具体内容和做法。
1、实现纪录片创作的社会价值，必然离不开对人物和事件的关注
南宋乾道年间七年三科状元是永泰人民最感骄傲和自豪的事情，为此，我台对这一历史也做了浓墨重彩的宣传。鉴于状元文化涉及的面比较广、内容比较丰富，因此我们开设了《状元及第》小栏目，进行系列报道，每组二到三分钟，在收视率最高的《永泰新闻》中播出。在采访报道中，从拍摄众人所熟悉的联奎公园内的联奎塔和状元祠里的状元塑像开始，给人一种三状元就在身边的感觉，由此引出永泰三个文状元和四个武状元文化。接着拍摄这些状元们的代表性事迹挂图和雕刻等，细细讲述他们的故事和传说，拍摄他们的出生地、相关物品和墓葬等古迹，就状元相关典故和事迹采访县内权威人物和状元故里老者。永泰虎尊拳目前已流传至加拿大和日本等海外多个国家，所以在采访中，用镜头再现了日本和加拿大等国武术爱好者到该县交流的场景。在采访报道这些事例中适当穿插历史上武状元的故事，激发群众对武术的兴趣和爱好，树立起永泰是全国武术之乡的自豪感。
2、纪录片的文化价值表现在立足于民族历史与民族文化的全局，一种大文化视野
纪录片的本质是真实纪录和见证现实和历史，具有巨大的历史文献价值，与此同时，它也就承担着不同文化之间的传播功能。永泰县的张圣君信仰文化传播广泛，不仅在本县广泛传播，而且在东南亚和台湾一带信众众多。近十多年来，每年台湾都有数批信众组团前来这两地寻祖进香。张圣君信仰文化已成为连接海峡两岸同胞骨肉亲情的纽带。因此我台又不失时机地把宣传张圣君文化摆上重要的议程。在台湾进香团前来进香的时候，笔者就跟随他们用镜头记录下台湾信众寻祖进香的热闹场面，然后结合方壶岩、方广岩、圣君坪、千顶峰、双狮峰、天池等张圣君活动过的遗迹进行宣传。该县广泛流传着张圣君仙桃坪钟离子赐桃成仙、两师兄方壶岩助圣君除五通鬼、方广岩斗法“长眉大佛”遇白衣女（观世音）洗黑炭点化醒悟、用“文法”挑走贪心财主两仓谷子、赤水斩蛇等传说故事。用镜头逐一拍摄下这些遗迹，然后配以动画、有关资料或老人讲述等形式，把这些故事再现于荧屏，让张圣君信仰文化发扬光大。纪录片故事化的最高境界，应当是不露声色地融文化性与知识性在好看的故事里。在故事背后隐藏某种理念或文化是纪录片对文化进行电视深度解析的一个巧妙手法。
3、一部片子，如果仅仅停留在对拍摄主体的展示上，而没有将其置于整个时代的大背景下来进行剖析和阐述，那么它的现实意义将会大打折扣，难免会有自娱自乐之嫌
永泰县的嵩口镇于2009年荣获中国历史文化名镇荣誉称号。在该镇申报省级和部级历史文化名镇期间，我台配合有关部门进行了大张旗鼓的宣传。嵩口镇属千年古镇，地处永泰、仙游、尤溪、德化、闽清五县交界处，涉及福州、莆田、泉州、三明四市，在古时是闽中水陆交通中心，成为人流、物流、货流的集散地，地理位置十分重要，至今依然留存下120多座明清古民居和古寨堡。在宣传报道该镇时，笔者选择人们熟悉的嵩口古码头作为开头，让主持人站在古码头的沙滩上，把观众带入这座千年古镇，然后用电视镜头多角度多方位地展示其环境空间、扩大视野，展现广阔的景象，确保内容真实和丰富。
纪录片大众化的另一个手法就是真实再现，以这种方式带领受众从发现的角度去看历史，这也是纪录片的价值体现。
第一，再现嵩口全景。在展现嵩口地理位置时，拍摄了古码头目前留下的石碑和石刻上的文字、斑驳数百年的台阶、通往古码头的鹅卵石旧街道、古码头旁的妈祖庙和目前依然留存的码头建筑等，述说当时码头的繁华景象。同时介绍了“嵩口司铁印直行”的传说，并用几次战争事例讲述嵩口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较好地显示出嵩口重要的地理位置，反映出旧时嵩口作为客流、货流、物流集散地的辉煌。
第二，选择最具代表性的至今依然保留相对完整的古民居，用镜头淋漓尽致地展示被历史的灰尘覆盖下的门楼、挑檐、雕刻精美的窗棂、屏风、柱础和金碧辉煌的雕梁画栋，讲述这些古民居的风格、特色、设计、布局和防匪、防盗、防火、排水设施以及古民居主人的故事。
第三，镜头转到嵩口镇月洲村，讲述张圣君和南宋爱国词人张元干。在介绍张圣君时特别介绍了月洲村的宁远庄，用镜头展示庄内独特的四梁扛井建筑结构、楹联和正门小厅及正厅两边墙上目前依稀可辨字迹斑驳的古时各级“捷报”。
张元干词风豪放、慷慨激昂，和曾对张元干的为人和词作赞誉有加，所以在拍摄张元干故居时，有意用镜头再现张元干的词作，重点介绍张元干事迹，介绍清乾隆年间御编的《四库全书》中张元干的《芦川归来集》十卷。
此外还拍摄了月洲的张氏祠堂，介绍月洲张氏始祖唐末梁国公张睦和月洲村宋、元、明、清张氏共走出的48位进士以及宋皇佑五年之后月洲演绎出的张肩孟父子六人六进士、五子同朝、祖孙三代18条官带的科举辉煌。
第四，拍摄嵩口镇已被列入福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纸狮、橡板龙、虎尊拳、安海拳和具有浓郁地域特色的婚嫁、乔迁、生诞、丧葬、节令以及嵩口著名的小吃蛋燕、美人糕、九重果、满洲糕、绿豆糕等，细述嵩口人在长期的生活中，形成的特有的民俗风情和饮食文化。同时，选择比较有代表性的古寨堡、古墓葬、古井、鱼缸、进士匾、石槽等，综合介绍嵩口镇的其他文物古迹。
电视纪录片的生命力是由其文化价值所决定。它不仅体现在对历史文化与现实文化的传播，而更为重要的是体现对一种意义文化的传播。千年古文化的宣传展示，引起了广大群众的极大兴趣，许多当地群众看了电视节目后惊呼：我们家乡的历史原来如此灿烂辉煌，真是不看不知道、一看知其妙。笔者认为，我们应该把先人留下的宝贵财富展示出来、传承下去，这样才无愧于电视工作者的称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