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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堂赋创作与中国古代教育综述

2013-05-25 14:59 来源:教育研究 人参与在线咨询

关于辟雍的形制规模,历来就争论颇多,从此赋的描绘,我们虽然无法确定它的具体形态,但“规矩圆方”一语,已透露出其形制模式在古代必然有着神秘的象征意义。东汉桓谭的解释:“上圆法天,下方法地,八窗法八风,四达法四时,九室法九州,十二座法十二月,三十六户法三十六雨,七十二牖法七十二风。”①显然有一定的合理性。赋文最后写辟雍内的活动:王公卿士、儒士诸生云集一堂,帝王祭天地、颁政令;举行射礼,参加庆功大典、接受四方使节朝觐,气势恢宏,场面浩大。此赋虽短,但描绘辟雍形制、规模与活动,生动形象,其浓烈的教化色彩,鲜明地体现出我国古代教育政教不分、教育为政治服务的特点。

关于辟雍的政治教化功能,唐代王履贞的《辟雍赋》写得更全面:“辟雍之裁,"化之方。辟者象旋,圆而不极。雍者以流,转而有常。行于历代,创自前王。崇此乃理,废之斯亡。革鉩#浇,何莫由之。而克著化人成俗,靡不因兹而允臧。”追述辟雍得名之由,命名之意;再论其功用:行礼乐,宣教化,化民成俗,历代推行,决定天下兴亡。“公宫之南,灵台之下。赫巍$以层构,规制度于众寡。区别远采于虞庠,经始不差于周雅。”彰显辟雍在京师中的突显地位,规模宏大,合乎前规。“其学习以时,诗书兴教,惟司成是典,惟古则是效。诏夏弦春诵,俾民不覼。%三老五更,俾民知孝。惟胄也太子齿矣,惟学也元后视之。合语于此,释菜有时。以崇其道,以尊其师。俾百工允理,庶绩咸&。”论辟雍之功用,则在诗书兴教,形成重道尊师、养老兴孝的社会风习。又如赵郰翁的《辟雍赋》,论述学校兴起是为了“阐王化”、“宣人文”,以教化为目的;在形式上则有上下之别、东西之异;天子亲临辟雍视学观礼,国人围观,实施道德教化,体现出中国古代教育强烈的政治性和鲜明的等差性。

对辟雍的教育功用,元代杨宗瑞《辟雍赋》体现得较明显。其写辟雍陈设:“罗石鼓兮庭闱”、“九楹俨雅兮壁奎”。石鼓又称陈仓石鼓,康有为誉之为“中华第一古物”,石鼓上的“石鼓文”﹙大篆﹚,是中国现存最早的石刻文字,风格独特,文字珍贵,历代都受重视。如宋徽宗时将其迁到忭京国学,并用金符字相嵌。元大德年间,石鼓又被移到国子学大成门内的石坛上,并置铁栅栏保护。元代罗曾、周伯温、李丙奎均作有《石鼓赋》。可以说,石鼓是中国文字与文化的见证。“壁奎”即“奎壁”,因协韵而置换,是奎宿与壁宿的并称,在古人认为此二宿主宰文运。东汉纬书《孝经援神契》中有“奎主文章”之说,东汉宋均注:“奎星屈曲相钩,似文字之划。”后来“奎星”遂渐被演化成天上文官之首,被当作主宰文运与文章兴衰之神,又建“奎星阁”,兴起崇祀之风。“奎”又作“魁”,科举时代,“魁星点斗”被认为是文运兴旺之兆。奎壁楹帖,说明辟雍教化已不限于政治,还与文章乃至文运相关,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中国古代官学与科举、与官员选拔密切相关。石鼓陈列,奎壁联辉,已尽显学校文雅气象。至于赋文所写“鼓钟颂其于乐,振铎宣其教辞”,“踀芹藻兮澄碧,俯菁莪兮中坻”,“澹文鱼兮游戏,肃威凤兮来仪”似乎应当是室内装饰的壁画,“鼓钟”、“振铎”都是古代颂乐宣教的工具;“芹藻”语出《鲁颂•泮水》,关于此诗,《毛诗序》曰:“颂僖公能修泮宫也。”泮宫即地方学宫。“菁莪”语出《小雅•菁菁者莪》,其序为:“菁菁者莪,乐育材也,君子能长育人材,则天下喜乐之矣。”后因以“菁莪”指育材。《尚书•益稷》说:“箫韶九成,凤皇来仪。”箫韶,尚书中指虞舜乐,又称《九韶》,先秦时期,被推为最美好的音乐。《论语•述而》云:“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箫韶九成,也称圣主之盛德至极,因此产生瑞应,而瑞应就是“凤凰来仪”。可见此间装饰都与教育、教化相关,富有文教特点。赋文铺叙辟雍活动,讲经论史虽颇有政治色彩,但强调“集天下之英才,轨行艺于京国”,显然已侧重于规矩和统领艺坛的功效。

太学是中国封建国家的最高学府,历代多有咏诵太学的赋作。如唐代周存的《观太学射堂赋》,元代赵'翁、干文传、王沂、欧阳玄都作《辟雍赋》,清代有沈德潜《临雍赋》、罗绕典《圣驾临雍讲学赋》、罗文俊《辟雍赋》等。纵观这些赋文,都带有强烈的政论色彩,在结构规模上,多以颂皇德、兴教化起篇,而后写辟雍的外在形制规模,再叙辟雍内陈设、活动礼仪等,在教化功能上,则主要突显辟雍的德育教化功能。

中国古代的地方官学,又称乡学、学宫,始于西汉文翁在蜀郡设置学宫。汉武帝诏令天下郡国皆设学宫,至汉平帝元年﹙公元3年﹚始建立了地方官学制度。郡国曰学,县道邑侯国曰校,乡曰庠,聚曰序,学校名称由此而来。写郡学的赋如唐代许荛佐的《五经阁赋》。五经阁是四明州郡学的藏书处,类似于现在的学校图书馆,从其名“五经阁”就已彰显出儒学在教育中的主导地位。“不有载籍,何以垂教?必由乎文字,使知乎忠孝。”赋文首先强调书籍对推行封建伦理的重要,然后论创建学校对邦国的意义,“命儒官兮,至公以居。所崇惟学,所宝惟书。搜群言而斯在,立重阁以藏诸”,肯定任命学官,创建五经阁对于收集和保存典籍、推行教育的重要性。至于“知忠孝”、“命儒官”,以及认为五经阁虽“陋于明堂”,但“饰不及侈,俭而中礼”,显示出儒家思想在教育评价体系中的核心地位。赋文所云“天禄”,指天禄阁,是汉宫存放文史典籍的地方,后亦通称皇家藏书之所。“校则同于天禄”,表明五经阁虽属郡学藏书阁却如同皇家书阁一样具有校理刊正图书的功能。秦始皇焚书,孔子第九代孙孔鲋不忍书毁,将《尚书》《礼》《论语》及《孝经》等经典偷偷地藏于墙壁内。孔鲋冒死藏书,但所收不过是一家一己之书。“藏乃异于鲁壁”这一颇富感情色彩的典故说明了学校藏书合法且非常丰富。官学制度发展到唐代已相当完备,除儒学外,算学、律学、书学、医学以及天文历法、兽医等专业教育也开始确立。因此,不难理解学校藏书所表现出的广收博蓄的特征。“睹兹阁之?(,谅吾道之宏益”再次表现出对儒家教化推行的颂美情怀。郡学赋还有明代陆綰的《嘉禾郡学赋》①。叙写郡学七百年历史及衰败颓坏景象,赞誉郡候修复之功:“谓政化之所施以学校为之首”、“因子来于庶民,匪画殚税于百姓”,强调学校对于教化的重要意义,并颂美修建学校野外采材,不收税于百姓,是仁爱庶民之举。铺写新郡学之雄伟外观和内部华美陈设,通过主客对郡学土木奢靡与教化之本的辩论,得出内外合一、本末非异和重视德行的教育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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