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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孝道文化论文范文1
[论文摘要] 在孔子的孝道思想 中，孝 道的根本是 子女伴 随着对父母 的感 恩心理，自然流露 的对 于父母的“爱敬之心”。这种“爱敬之心”是人群大众相 亲相爱和平共处的根源 ，孔子 因此视孝 为“德之本也 ．教之所由生也”。可 以说 ，孝是儒家文化的根。为 了维护这 一文 化之根 ，当父母有过 时，子女虽然应 当劝谏 ，但劝谏 的方式只能是“几谏”，当父子 亲情与国法发生冲突时，维护父子亲情重于维护国法。孔子孝道思想中有“以孝 治天下”与“泛孝主义”的倾向，但也应 当注意到在 孔子思想 中“孝”与“忠”与 日后“移孝作忠”之间的区别。
孝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有极为重要的位置 ，它可以说是中国传统主流文化精神的根源，若中国传统文化没有了孝，那么也就不能称之为中国传统文化了。因而历史学家钱穆先生称中国文化为“孝的文化”，梁漱溟先生在分析后亦认为，“说中国文化是‘孝的文化 ’，自是没错 。”若不认识中国人的孝文化 ，那么便永远不能了解中国传统文化。为了已经绵延五千年的中国传统文化继续传承下去，研究孝文化是十分必要的。
孔子的孝道观对于中国的孝文化产生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研究中国孝文化必须首先研究孔子的孝道思想。研究孔子孝道思想最为可靠的材料只能是《论语》，虽然在其它一些书籍中亦多有“孔子日”、“子日”之类 的记载，但那多是后人冠以孔子的名头以表达他们自己的思想，即使其中有些确实是孔子的言语，但为慎重起见，我们也只能先采取“阙疑”的态度。下面即以《论语》为主要研究材料，同时参考其它书籍中的孔子言论，对孔子孝道思想进行探讨 。
一、 孝与“报亲恩”
孝在很大程度上起源于子女对父母 的感恩心理。中国诗人在很早以前 ，就对父母的养育之恩进行了热情的讴歌，“哀哀父母 ，生我劬劳……父兮生我 ，母兮鞠我 ，拊我畜我，长我育我 ，顾我复我，出入腹我，欲报之德，吴天罔极 。”(《诗经 ·蓼莪》)“欲报之德，吴天罔极”，强烈体现了子女思报亲恩的感恩心理 。
孔子在《论语》中亦表达 了子女对于父母的感恩心理。孝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子女对于父母感恩情感 自然流露的思想 ，孔子在与其弟子讨论“三年之丧”的对话中这样说：“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予也有三年之爱于其父母乎?”(《论语 ·阳货》)子女就算只念到幼时父母对 自己的养育之恩 ，也应该为父母守三年之丧 。
父母无微不至地疼爱 自己的子女 ，为子女无怨无悔地付出，子女自然从心里产生报答：母之恩的心理 ，对父母 自然怀有“爱敬之心”，向父母行孝尽孝 ，而子女这一点对父母的“爱敬之心”，则是儒家文化最为重视、培养的文化根源。
二、孝与“爱敬之心”
孝是子女的感恩心理的 自然流露。这种对于父母的“爱敬之心”是孝道的根本，而所有外在的孝道礼仪则都是使这种“爱敬之心”合理畅快地表达，因此孔子更为重视作为孝道根本的子女对父母的“爱敬之心”。孔子云： “今之孝者 ，是谓能养。至于犬 马，皆能有养。
无敬，何 以别乎?”(《论语 ·为政》) 子女如果心中没有对父母的爱敬之心，只是满足父母的物质生活需要，那样与养狗养马又有多大区别呢?《为政》篇又云：“子夏问孝。子 日：‘色难。有事 ，弟子服其劳；有酒食，先生馔。曾是以为孝乎 ?”’ 因为孝的根本是子女心中对于父母的“爱敬”如果没有了根本 ，子女无论怎么做，即使是天天让父母吃山珍海味，住广厦别墅，也不能称为孝。
子女与父母基于血缘亲情的相亲相爱，是人群大众相亲相爱的本源与始点，如果父母子女间都不相亲相爱，又怎么奢望人群大众能够相亲相爱呢?故《论语．学而》云：“孝弟也者 ，其为仁之本与。”孝是仁的根源，也是仁的始发处。人人皆有敬爱父母之心，循此本心，顺 此本性，扩 而充之 ，由最亲以及于最疏，自然流出，绝不勉强 。故中国传统的社会与文化 ，建筑在孝 的伦理上，从人类 内发而 自然的爱敬为起点，而扩展出去。《孝经 ·开章明义》云：“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确实一语道出了儒家文化及中国文化的根源与其特殊之处 。
三、孝与“无违”、“几谏”
“父为子纲”是儒家孝道伦理 自近代以来最为人所诟病的地方，而孔子的“无违”之教也会使人很容易认为“父为子纲”由孔子开其端。对于儒家文化有一定了解的人用孔子的“几谏”来说明孔子并没有主张“父为子纲”，“父为子纲”是 日后法家思想掺人，又由后世君王及一些儒者提倡形成的。在这个地方，我们需要认真分析，看看孔子是否有这种思想，或者是否有会导出“父为子纲”的思想倾向。“无违”之 说 出现 于《论语 ·为政 》篇 ，其 文云 ： 孟懿子问孝。子 日：“无违。”樊迟御 。子告之日：“孟子 问孝，对日‘无违。”’樊迟 日：“何谓也?”子日：“生，事之以礼；死 ，葬之以礼 ，祭之 以礼。”
如果我们用“父为子纲”来解释这里孔子所说的“无违”，那是没有说服力的。因为若是这样，孔子就没必要接着对“无违”作出“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 ，祭之以礼。”的解释。孔子这里的“无违”指的应当是子女需要不违反礼的要求侍奉父母，却没有无论父母对错 ，子女都要无条件服从父母命令的意思。
如果父母有过时，子女应当如何做呢?孔子这么说 ：“事父母几谏，见志不从，又敬不违，劳而不怨。”(《论语 ·里仁》)“几 ，微也。父母有过，当微纳善言以谏父母也。”即所谓“父母有过，下气怡色，柔声以谏也。-[23父母有过 时，子女应当向父母进谏 ，但是进谏的方式应该是和气悦色，以温柔的声音微微表露自己的意见，只要让父母觉察到 自己的观点即止。子女不能够认为自己有道理，就明白指出父母的不是 ，并要求父母应 当如何如何，这样做是不为孔子所允许的。
四、孝与“父子相隐”
孔子及 El后的孟子所代表的儒家正统将亲子之间的血缘亲情视为其文化的根源 ，无论怎样都不能破坏此根源 ，因为在他们看来，破坏了此根源，就没有了儒家文化的一切。在孔子的孝道思想中，当父子亲情与国法出现冲突时，孔子认为维护父子亲情是最重要的。《论语 ·子路》篇云： 叶公语孔子日：“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日：“吾党之 直躬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
叶公是站在国家的立场上，认为“其父攘羊 ，而子证之”的做法是正 当的，而孔子则从维护血缘亲情的立场上，主张“父子相隐”。在上面提到的“几谏”上，孔子亦表现了同样倾向：如果子女屡次“几谏”，父母依 旧坚持己见，那么子女心中忧伤，也只能“三谏而不听，则号泣而随之”L3]了。因此站在国家立场上的韩非批评儒家说 ：
“楚之有直躬，其 父窈羊，而谒之吏。令尹日‘杀之 。’以为直 于君 而 曲于 父，报 而 罪之 。以是观之 ，夫君之直臣，父之暴子也。鲁人从君战，三战三北。仲尼问其故 ，对日：‘吾有老 父，身死，莫之养也。’仲尼以为孝，举而上之。以是观之 ，夫父之孝子 ，君之背臣也。”(《韩非子 ·五蠹》) “君之 直臣，父 之暴子”、“父 之孝子，君 之背臣”，当亲情与国法冲突时，孔子趋向于取亲情而舍国法 。“父子相隐”顺应于人的自然情感，但其有时又会与国法相违背，这在日后一些 中国人的思想行为 中产生 了极大 的冲突，造成 了一些人 生悲剧“父子相隐”有人类 自然的心理基础，但孔子及其儒家过于重视亲情的倾向，在现代社会，若不加以限制、转化 ，是无法适应现代社会要求的。
五、孝与“以孝治天下”
中国过去的皇帝大都称要“以孝治天下”。那么，“以孝治天下”及 日后无所不包的“泛孝主义”思想在孔子那里究竟如何?《论语 ·为政》云：或问孔子 日：“子 奚不为政?”子 日：“‘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为政，奚其为政?” 孔子上面话的意思是说：在家孝于父母、友于兄弟，家庭治理井然有条理，这也是从政，为什么能说只有出外做官才能称为从事政事呢?孔子这里将治家与治国联系在一起，《大学》中所讲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主张与孔子这里的言论是一致的。在西周至春秋时期，家国同构，治理整个天下与治理一个小家庭是一样 的。家庭里的一切关系均能由“孝”引发米。以孝治家，以孝治天下 ，这在当时是很可能存在的历史现象。因此，可以说“以孝治天下”是孑L子孝道思想中内含 的倾向。《论语 ·为政》又云： 孟武伯问孝。子日：“父母唯其疾之忧。”
“人子能使父母不以其陷于不义为忧，而独以其疾为忧，乃可谓孝。”[4 生不生病并不能由子女 自身所能掌控，但子女可以不做不义之事。子女能够让父母 只担忧自己生病与否，并不会担忧 自己为不义之事，这样才能称为孝。子民做任何不义之事 ，都是不孝，都不道德，这确实可称得上是“以孝治天下”。《礼记 ·祭义篇》充分发挥了孔子这方面的思想，其文云 ：“居处不庄，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莅官不敬，非孝也；朋友不信，非孝也；战阵无勇，非孝也。”这即是人们所称的“泛孝主义”，从这 可以看出，“以孝治天下”、“泛孝主义”是孔子孝道思想中内含的倾向。
这里有一处需要提及的是 ，在孔子的思想中，“孝”与“忠”的标准是不一样的。按照古人的说法 ，亲子之间是“天合”，无论父母如何不是，他毕竟是子女的父母，这是子女不能否认 的，子女无论如何都不能弃他们而去；而君臣之间是“义合”，如果君王不按照君王的要求去做，为人臣的是可以离他而去的。“天下有道则 现，无 道则 隐。”(《论语 ·先进》) “所谓大臣者，以道事君 ，不可则止。”(《论语·泰伯》)在孔子的思想 中，不止没有“父为子纲”、“君为臣纲”所包含的子对亲、臣对君绝对服从的思想，就是“孝”、“忠”两德目之间也有区别。因为 日后儒家的“移孝作忠”深为近代以来时人所诟病，故在此略为申述 。
最后我们对于以上关于孑L子孝道思想的探讨做一个总结 ：在孔子的孝道思想中，孝道的根本，是子女伴随着对父母的感恩心理，自然流露出的对于父母 的“爱敬之心”，这种“爱敬之心”是人群大众相亲相爱和平共处的根源，孔子因此视孝为“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可 以说，孝是儒家文化的根。为了维护这一文化之根，当父母有过时，子女虽然应当劝谏，但劝谏的方式只能是“几谏”，当父子亲情与国法发生冲突时，维护父子亲情重于维护国法。孔子孝道思想中内含有“以孝治天下”与“泛孝主义”的倾向，但也应 当注意到，在孔子 思想中，“孝”与“忠”与 日后“移孝作忠”之间的区别。
从对孔子孝道思想的探讨中我们可以发现，孝反应了人类 自然的心理情感现象 ，对于培养人的爱心，促进人与人相亲相爱及和平共处有着十分积极的作用，但孔予孝思想 中含有的观念，如果不加 以适当限制，给予适 当转化 ，是无法适应现代社会需要的。
[参考文献]
[1]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中国孝道文化论文范文2
[关键词] 《孝经》；中韩；道德发展；意义
[中图分类号] B2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1763（2015）03―0132―06
Abstract：The Classic of Filial Piety illustrates the core contents of Chinese traditional morality， namely filial piety and morality，which is one of the essence of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On the one hand， it shapes moral culture in ancient Chinese society in terms of personality quality and behavior pattern. On the other hand， it deeply affects spirituality and moral orientation of Chinese neighbors， especially Korea. Therefore， in the course of modernization transformation， it becomes sources of important spirits to alleviate influences from individualism values of western people， to solve problems on modern civilization， and to build a harmonious society for China and South Korea.
Key words： The Classic of Filial Piety； China and South Korea； moral development； significance
梁漱溟讲过：“中国文化在某一意义上，可谓为‘孝的文化’。孝在中国文化上作用至大，地位至高；谈中国文化而忽视孝，即非于中国文化深有所知。”[1]（P23）《孝经》是中国儒学的重要典籍之一，是儒学论述“孝道”和“孝治观”的开山之作，是孔子及其门徒的重大文化贡献。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深深地烙制着《孝经》的精神影响和理念价值。《孝经》所倡导的孝文化以明确“父子”、“君臣”两伦为核心构建伦理秩序，达致立身行道、孝敬父母、扬名显亲、移孝为忠的行为规范取向，对中国古代社会的发展产生了难以估量的教化作用，至今仍流淌于华夏子民的精神血缘之中，历久弥新，并强烈地影响着东亚尤其是朝鲜民族的文明进程，成为其重要的文化品质与精神价值。
一 《孝经》的思想要义与中国的道德文化
何谓“孝”？《辞海》解释如下：①古代的道德规范，儒家指养亲、尊亲；②指居丧，如守孝等；③指保育。中国专门研究《孝经》的现代学者姚淦铭认为：“吾人一切所作所为，都愿对往古来今的祖宗（以至于天子）与子孙负责，以护持此继世不绝的大生命的心情，便叫做孝。”[2]（P204）这些注解和解读表明，孝的实质是对血缘职责关系的一种社会文明化的规则申诉，从家的秩序和谐达致整个国家社会的秩序和谐。
因此，孝文化的生发与人类血亲关系紧密相关。古代中国孝的观念衍生于“生殖崇拜”与“敬天祭祖”之生活活动中，“其初始之意就是对祖先的崇拜和希冀祖先的庇佑。至商周时代，孝逐渐成为礼规，及至周初的周公治世，主张礼治，“孝”被称为“天赐民彝”，“不孝”则是“元恶大憝”，（《尚书・唐诰》）孝成了社会生活道德的核心规范。
儒学创始人孔子是孝文化理论基础的奠基者。孔子秉持唯心主义先验论立场，将“养”、“敬”、“礼”、“无违”、“色难”等孝道解释成人之本性，是先天赋予而非历史发展使然，因而是必须遵守而不能违背的外在必然，须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慎言谨行，谓之孝行。在《论语》中，孔子对这种孝行从不同层面进行了规范，如“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论语・学而》）《论语》中有十九处出现过“孝”字及其阐释的内容。这些阐释和提炼使过去主要源于血缘图腾宗教式的“孝心”嬗变为遵守国家法制化伦理并为家族、国家的和谐秩序服务的“孝礼”，“至孔子，使孝从宗教意义转化为纯粹的伦理意义，从宗教道德转化为家族道德”。[3]（P9）
汉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指导思想对儒家“孝”文化的传播和推广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董仲舒从宇宙神学目的论出发，以“天命人伦”阐述了孝子忠臣的合理性，以神学世界观说明了孝是先天的客观道德观念――“孝者地之义也”，“故五行者，乃孝子忠臣之行也”。[4]自此，“孝”开始成为封建家长制度的思想基础。汉以后，汉唐倡导孝道实践，宋明理学、心学更是极力推崇孝道，将“孝”与理学、心学结合，强调树立“三纲五常”的“明天伦之本”，使孝不断地理性化、教条化甚至神秘化。可以说，《孝经》及其宣扬的孝道不仅是两千余年中国古代社会的基本伦理道德规范，而且是历朝统治者的治国和治世圭臬，各个时期官学都将《孝经》作为教育子民，传播孝道，巩固守法家长制度，维护王权统治的经典范本。
《孝经》（今文经）共有十八章内容，基本精神有两个，即“至德要道”和“孝为德本”。所谓“至德要道”，是阐明孝乃是人之为人的最高尚的品德，是人之立身的根本道理，因而也是帝王治世的政治法宝。《孝经》认为，“孝”乃先王治世瑰宝，也是人之本性的内核之一，是人之道德的最根本体现，同时也是天地运行法则和规律的表证。所谓“孝为德本”，即认为孝是道德之根本，它包括两个意义：一是从个体角度看，“德本”体现为个人的道德根基；二是从群体来看，“德本”是民族文化的灵魂和精髓。在《论语》中孔子这样说过：“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悌者也，其为人之本与！”（《论语・学而》）孔子认为，无论是天子还是百姓，“孝”都是不可或缺的道德规范，甚至是人的道德之根本。《孝经》认为，人在社会生活中尽管有贵贱之分，有生活方式和境遇之别，因而行为的方式有异，包括行孝的具体行为不同，但“尽孝”的内容实质和目的追求却是共同的――“善事父母的五要”：“孝子之事亲也，居则致其敬，养则致其乐，病则致其忧，丧则致其哀，祭则致其严”。[5]（P301）“五要”体现了子女对待父母的五种至真至善的情感――照料父母起居应表现敬意深情，供养饭菜应表现愉悦，看护生病父母应体现忧虑之情，当父母亡故时应表现哀痛感情，当祭祀父母一定要有肃穆庄重之神情。除此之外，孔子还对儿女对待父母的过错给予说明，在《孝经》的《谏诤章第十五》中，孔子作了如下说明：“子不可以不争于父，臣不可以不争于君；故当不义，则争之。”[6]（P14）他要求当父母言行有过时，作为儿女应该及时劝谏，这不但是孝行的体现，而且还应该推崇和提倡。
以孔子为宗师的儒学以及中国传统文化之所以极力推崇《孝经》及其孝文化，是因为孝的精神理念具有极其重要的社会现实意义，能够通过启迪人之天性后教化推演至社会整个生活，达致事亲、事君和立身三个目标，正如《孝经・开宗明义章》所言：“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 [6]（P2）
所谓事亲，即对父母长辈的敬重和热爱，它是最基本的孝行，也是孝行的立足点，它要求做到如下几点：“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7]（P1）“生事爱敬，死事哀戚，生民之本尽矣，死生之义备矣，孝子之事亲终矣”。[7]（P211）其根本要义就是父母生时孝敬，让父母长辈尽享天年，安度晚年。
所谓事君，即对君国的忠诚与勤政。儒生们将血缘伦理的孝转化成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忠，认为两者是相通的。曾子说：“君子之孝也，忠爱以敬”，“忠者，其孝之本与！”[8]（P92）它要求人们“进思尽忠，进思补过，将顺其美，匡救其恶”。[9]（P153）由此，孝道在很大程度上政治化，以孝劝忠，父权与君权统合一体，贯穿着“三纲”理念。
“孝”的最后一个目标，也是终极目标，则是“立身”，亦即扬名后世，光宗耀祖。儒学认为，“君子之事亲孝，故忠可移于君。事兄悌，故顺可移于长。居家理，故治可移于官。是以行成于内，而名立于后世矣”。[10]（P171）这实际上是儒学倡导的“内圣外王”的君子型“大德”人格的承续，正如《中庸》所言：“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禄，必得其名，必得其寿。”（《中庸・第十七章》）
经过两千多年的宣传教化，“孝”的这些目标凝聚成社会生活中的孝道孝德，成为中国人非常重要的个体道德品质特征和作为民族的一个重要整体性特征和行为规范。徐儒宗在《人和论――儒家人伦思想研究》中指出：“儒家提倡的‘孝’，是中国人的重要的传统道德之一，是中国社会的上至天子、下至庶民所共同具有的最基本的一项伦理规范和行为准则。而这种孝道观又是中华民族区别于其他民族的最大的文化特质。”[11]（P192）对此特质，黑格尔也为之惊叹：“当我们说中国哲学，说孔子的哲学，并加以夸羡时，则我们必须了解所说的和所夸羡的只是这种道德。这道德包含有臣对君的义务，子对父的义务以及兄弟姐妹之间的义务。这里面有很多优良的东西。”[12]（P125）
二 《孝经》及其蕴涵的孝理念与韩国的
道德教育发展
孝道是中国道德的首要和优秀文化传统的代表，不仅对中国古代社会的发展和文化化育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而且对中国的一些邻国尤其是东亚的韩国的文明进程产生过悠久而深远的影响，成为韩国传统道德文化中的重要思想来源和组成部分，构成朝鲜民族重要的道德品质和行为范式。
《孝经》及其蕴涵的孝道理念在公元七世纪左右传入韩国，至今已有一千三百余年。一千多年来，经过官方与民间的不断传播和宣教，孝文化观念逐渐地融入于韩国社会生活，成为人们普遍遵循的道德规范和恪守的内心信仰甚至幸福目标追求，至今仍深深地影响着韩国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孝经》在新罗文五十二年（公元682年）正式成为当时的新罗国的国学教授课程。它不但作为“用训童萌”的教科书，而且成为公私之学的必备书目，熟读《孝经》成为科考选才的标准尺度。朝鲜英宗年间，作为《孝经》朝鲜版简读本和展现中国儒家孝德精粹的《孝经小学抄解》刊行，在朝鲜半岛伦理教育方面发挥了基础性作用。朝鲜18世纪著名哲学家、思想家茶山丁若_在其所著的《与犹堂全书》对“孝”的内涵和价值理念给予了系统的解读并大力倡导践行，对孝文化在朝鲜半岛的传播和教育具有特别的意义。丁若_以“实学”为立场，反对儒学者“空理空谈”，主张结合实际研究学问，以达到“利用厚生”尤其是用于和谐日常家庭睦邻生活之目的。在《广孝论》一书中，他突破了儒学以孝劝忠的旨趣，把归属于政治范畴的“忠”从家庭伦理中剔除出去，强调“善事父母为孝”，主张家庭内部应当“父慈子孝，兄爱弟敬，夫和妻顺”，邻里之间则应“有无相资，缓急相倚，患难相救，疾病相扶”，从而扩大了“孝”的生活应用范围，赋予其新的内涵。而位列朝鲜半岛古典文学三大传之一的《沈清传》通过孝女至善至孝的故事，把孝文化推广到社会各个层面。“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由此，《孝经》已经成了一切善行美德的根源，它已经不单单是孝“孝”之经，还是导“善”之典，致“美”之源。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社会的诸多变化，在迈向开放与个性自由主义的现代化过程中，韩国遇到了现代人的道德教育困境：西方个人独立平等式的家庭文化和邻里共处理念强烈冲击着“长幼有序”的传统家庭观念和“亲如一家”的邻里关系。在对待父母，养育子女，邻里互助相望等方面渐渐出现了“自由”、“平等”、“人权”等文化内涵的影响，优良孝文化传统不断受到严峻的挑战。面对现代化转型过程中文化冲突带来的家庭邻里人际关系矛盾问题，韩国在发展经济的同时，特别重视优良文化传统的继承和光大，高扬孝道孝德精神，把孝文化当作消解中和西方现代文明中疏离家庭、淡化社群、推崇个我的原子主义生活模式和人际关系等文明的重要价值武器。
今天，孝道教育在韩国主要通过三个途径来贯彻。
第一，孝道教育与整个国民教育相结合，使之在国民教育中制度化、规范化，让孝道教育贯穿于教育的各个阶段。韩国的孝道教育从儿童时期就开始了。例如在幼儿园，孩子要参加《孝经》朗读班，胸挂“孝行牌”，几乎每天都要进行《孝经》内容的集体诵读和个体的言说力行。所谓“孝行牌”就是一块牌子的正面是父母像，另一面是孝的格言和规定。这些格言和规定随时随地警语孩子们在处理日常生活中的各种事情上如何对父母师长们表现出尊敬和热爱之情，让孩子从日常行为中感受孝的文化浸淫和不忘对父母的恭顺。自1960年以来，韩国正式把儒家的道德伦理列入大、中、小学的教育科目。中学道德伦理教育科目中，分初中“道德”和高中“国民伦理”科目。初中道德科目主要是关于“人际关系与各种礼节”，它以家庭内的父慈子孝、兄友弟恭为起点，提倡学生之间相敬互爱和精诚协作，同时培养学生敬老孝亲思想。在韩国，每到中小学生的寒暑假，各地学校都会举办“忠孝教育”讲座，向学生宣传“忠、孝、礼”等传统伦理道德。高中的德育课程包括公民伦理教育、伦理思想教育和传统道德教育三个方面，但都贯穿着忠、诚、敬与协作的主旨。“尽管在西方影响下的现代化进程开始以来，韩国人的价值观念和道德标准发生了变化，但韩国人仍然保持着代代相传的孝顺父母和尊敬老人的风尚，而且非常重视礼节和道德观念”，“孝是韩国人最重视的民族道德精神之一，也是个人道德的根源，还是个人修养的根本”。[13]
第二，孝道教育法制化。在伦理至上的古代社会，《孝经》作用明显而管用，但到了现代的法制社会时代，《孝经》中所提倡的孝理念仅仅依靠内在道德的自省和自律来践履，其作用将大打折扣。为此，韩国把“孝”道的施行上升为国家意志，通过专门的国家法律予以保障实施。2007年7月2日，韩国议会集体表决最终高票通过了世界上第一部关于“孝”的专门立法――《孝行奖励资助法》，并于2008年开始实行，成就了世界上第一部关于孝的专门立法。该法共有四章十五条，其中第一章为前三条，第二章为第四至第九条，第三章为第十至第十三条，第四章为第十四条至第十五条。其立法的目的是针对社会老龄化的问题，弘扬孝的优良传统，贡献于世界文化的发展，促进国家的繁荣与进步，以法律途径为“孝行”提供奖励资助，对老年人的权利予以保障。正如其开宗明义的阐释：“本法律旨在以国家政府名义对那些把美好的传统文化遗产――孝付诸实践的人进行奖赏资助，鼓励推广宣传行孝来达到解决当今老龄化社会面临的各种问题，为国家发展提供原动力，甚至为世界文化发展作出贡献。”
第三，孝道教育文化产业化。在《孝行奖励资助法》制订的十年前，韩国就启动了以“孝”为核心内容的文化产业发展，名为“孝子产业”，以此推动社会经济发展。这是一种把《孝经》义理通过经济手段应用于现实社会，将儒家传统文化的精髓融入到现实生活之中的特色之路。1997年，韩国设立了“文化产业基金”，并在1999年制定了《文化产业振兴基本法》，随后陆续对《演出法》、《唱片录像及游戏制品法》进行修改。在2007年《孝行奖励资助法》获得通过后，“孝子产业”近乎完备的法律体系基本形成，这些法律法规为文化产业的振兴和发展提供了法律保障。为了适应“孝子产业”的发展，韩国对学生的教育课程以儒学文化为中心开设，“内容包括日常生活礼节、忠孝精神、独立自主的民族精神和爱国精神等，以培养学生的爱国主义精神、民族气节，使他们具备忠孝、仁爱、善良、诚信、勤俭、英勇等高尚的民族气节和爱国情操，让学生成为真正的忠孝两全的栋梁之材”。[14]在“孝子产业”中，影视业的权利日益扩大，表现突出的是韩剧对于儒家传统伦理道德的细致刻画，尤其是对于孝文化的继承和宣扬，使得韩剧能够迅速为全国民众接受并喜爱，同时影响着中国相当多群众的影视情感偏好。韩剧以生动细腻地反映现代家庭生活和人际关系见长，其情节之所以让人感动，是因为它是对儒家思想所表达的“忠、孝、诚、信、礼、义、廉、耻”的一种跨文化和跨族群的共鸣。此外，韩国的电子游戏，如经典游戏《传奇》、《千年》等等也融入了儒家“孝”的思想成分，使韩国的游戏风靡一时。
正是以上前后相继的孝道政策、法律措施的实施，所以步入现代化以来，即使朝鲜半岛虽经多次面临外来文化的入侵，但是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本土文化的根基始终没有动摇过。当今的韩国社会，人民普遍信奉以儒家《孝经》为核心的孝道文化，整个社会呈现出尊老爱幼、幼有序、睦邻友好、社会和谐的局面。有调查显示，在今天，韩国有90%的国民仍然坚持认为，孝是家和万事兴的基础，相信只有在家庭中尽孝，在工作上才能敬业，对国家才能尽忠。
总之，孝道作为儒家文化的基石，在今天的韩国社会精神文明生活中仍占有主导地位，浸透在社会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各个方面。在韩国，儒学的研究至今未被废弃，韩国参照“以孝治天下”的理念，积极运用儒家思想去治理国家。由于孝文化的广泛传播和实践中的笃行，朝鲜半岛的民族生活中崇尚孝道、躬身履职蔚然成风气，从而使韩国有着“充满孝的美誉”。
三 《孝经》与孝文化的当代价值
近代以来，随着西学的传入，器物改良、新文化运动的兴起，中国和韩国这些有着悠久封建历史和深厚传统文明的国家都逐渐地开始了现代化的转型。由于西方现代文明所蕴涵的价值文化核心是个体本位，与以中国儒学为代表的传统东方文明所秉承的群体本位价值理念存在着严重的冲突，因此，在西学东渐、倡导物质技术价值的现代化过程中，《孝经》逐渐失去了“圣典”地位，且在近一个世纪的漫长岁月中被当作“压抑人性、束缚个性”的标的物而饱受批判。中国新文化运动的旗手之一的鲁迅先生就主张批判传统孝道，认为“后起的生命，总比以前的更有意义，更近完全，因此也就更有价值，更可宝贵；前者的生命，应该牺牲于他。”[15]（P132）
从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开始，韩国社会开始了急剧的现代化转型，而中国则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也开始了快速的现代化发展。无论是韩国还是中国，现代化发展过程中都普遍地发生了或正在发生着“文明冲突”带来的“现代化病”――神圣的失落和世俗化的庸俗以及社会原子化。人们的道德水平偏颇失度，信仰缺失迷离，社会诟病陡然增多，因此，中国和韩国都在现代化进程中不断发出一种强烈的声音，即迫切需要从传统道德的土壤汲取营养并成为新道德建设的重要内容。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孝经》及其所蕴涵着的孝文化。如果说，《孝经》与孝文化在韩国现代化过程中尽管受到过现代化文明的严重挑战和冲击，但由于韩国社会朝野上下都比较注意和有意识地保育了以《孝经》为核心的孝文化在韩国社会生活中的传承和宣教，而中国由于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长达二十多年的政治意识形态运动对传统文化的激烈清剿，《孝经》遭到严厉的批判，孝道传统已在中国社会逐渐式微，因此，在改革开放后，面对西方现代化内核中的科技物质文明和个体自由主义的冲击酿生的道德伦理问题，中国更需要挖掘和传承《孝经》及其申说的孝道文明，用以规范和矫正现代化过程中的价值荒芜困境。也正因为如此，《孝经》与孝文化在今天的中国已受到越来越多有识之士的关注，也日益显示出穿越时空的文明价值，对当代中国乃至所有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国家和民族都具有重要的参照借鉴意义。
首先，《孝经》及其阐发的孝文化是人之为人的重要精神品质。《孝经》之所以不仅在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备受重视，而且在当代仍然值得珍视，穿越时空而不朽，其关键是因为它力图解决人类千古难题，即如何“成人”的问题。《孝经》通过诉求儒家理想人格在自己特有的范式中回答了如何把一个生物学上的人培养成为社会化和道德化的人，即真正人的意义的人的问题，这是中华文化贡献给人类文明的重要精华，“传统的道德人格实际上是中华文明的精华之一，它造就了中国人民修身平天下、和善成德、崇德敬业、成己成物的品德，在现代社会中，他们同样是难能可贵的品德，是社会发展不可或缺的品质”。[16]（P18）这种人格或品质实际上已经积淀内化于中国人的血脉之中，也是朝鲜民族精神品质的重要构成。
根据中南大学应用伦理学研究中心“中国道德文化的传统理念与现代践行研究”课题组的调查研究表明，“孝、诚、和、廉是当前公众认为最重要的传统理念。在十三项中国道德文化传统理念中，公众认为重要的道德理念按照重要程度高低依次是孝、诚、和、廉、义、仁、忠、礼、恕、智、耻、谦、节”，“孝文化是公众一致认可的道德文化传统理念。孝敬父母、尊敬老人，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调查的数据也再次验证了这一事实”[17]。
其次，《孝经》与孝文化对于处于工业化和现代化转型的中国社会构建良好的社会风范具有特殊意义。杜威说过：“社会是一些循着共同的路线、具有共同的精神、并参照共同的目的而活动个人凝聚在一起而成的，这种共同的需要和目的，要求日益加强思想的交流和感情的和谐一致。”[18]（P16）孝的根本目标是通过强调克己宽人、知恩报德等构建血缘家庭关系的伦理和谐达致整个社会的和谐。“和”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最大目标特点，是中国人整体观、系统观的凝聚。通向“和”的重要途径与手段则是孝道的践行，孝道的践行可以达到“人尽其才，各安其位，既有和谐的秩序，又有人性的舒畅，这是儒家的理想”。[19]（P62）《孝经》构筑的“和谐”社会理想包括如下方面：家庭和谐、人与自然和谐、人与人和谐、人与社会和谐、个人自我和谐。
儒家认为，“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家庭伦理和社会伦理具有同一性，“从家庭的基础上发展出伦理思想，伦理思想被制度化以后，复成为家庭的重要支柱，数千年来彼此一直是互相依存的关系”。[20]（P153）家庭的稳定和谐是社会稳定和谐基础，重视家庭是中国文化的特性，梁漱溟认为中国是一个“伦理本位”的国度，“中国人的家之特见重要，正在中国文化特强的个性之一种表现，而非为生产家庭之结果，自亦非家庭化的社会之通例，如冯（友兰）先生所谓‘共相’者”。[21]（P35）林语堂也认为，“中国式的屋顶指示出快乐的要素第一存在于家庭。的确，家庭在我的印象中，是中国人文主义的标记。”[22]（P111）《孝经》中体现的家庭和谐的孝道教育思想是“居家理，行成于内，而名立于后世矣”，亦即君子必须首先将复杂的家庭关系搞好，使家庭和睦，在治家中养成美德，然后才能在社会上取得事业的成功，进而在道德理想层面有所建树，实现“立功”、“立言”、“立德”的大圆满。[23]现代社会，随着科技发展和工业化、现代化文明的高歌猛进，人类的生活方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个人自立性和自主性越来越强，家庭规模越来越小，流动性却越来越大，使传统的婚姻家庭面临巨大的冲击，张怀承认为有六大危机即违背期望、丧失荣誉、经济萧条、家庭成员分离、离婚和死亡等原因造成了西方传统家庭的动荡和解体，这些因素也在极大地冲击着正在现代化转型中的中国社会。解决这些危机需要一种深厚的文化凝聚力和生活需要力，这种力量莫过于孝文化所传承的孝道孝德，学者方磊认为，“尽管工业社会时代的人们更容易陷入人本的‘我向主义’，疏远与社会的联系及他人的分享；尽管孝道本身具有种种的矛盾与缺陷，但是它其中蕴涵的积极、正面的思想，它注重人伦关系的仁爱之心正是我们这个时代需要的，……抛弃了它，我们就丧失了精神世界的宽广；丧失了容纳百川、关爱大众的胸怀；丧失了自我充盈、自我完善的价值。时代呼唤正面指向的孝道。再度审视《孝经》，发扬长达两千多年没有泯灭的精神是有助于我们建立良好的社会风范的。”[24]
再次，《孝经》倡导的孝亲幸福观对当代人的幸福观有很好的参照价值。中国人对“孝”具有深厚的认同基础，它充分体现了当代人对孝道的充分理解和感悟。“君子反古复始，不忘其所生也；是以致其敬，发其情，竭力从事，以报其亲，不敢弗尽也”。（《礼记・祭义》）今天，在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国家，大多数人仍然认同“孝”是最重要的伦理道德之一，并自觉用“孝”来指导自己的行为。唐君毅讲过：“孝父母为任何社会中之人应有之普遍道德。人当孝父母之理性根据，不在父母对我这是否爱。父母爱我，我固当报之以孝；父母不爱我，我应当孝父母。”[25]（P29）它体现了当代中国人依旧注重人伦，在“孝”的激励和感悟中寻求自己的人生价值和意义，这是因为中国文化是一种人伦文化。伦乃人之伦也，中国的人伦文化就是一种以人为本位，以人为出发点，以人为文化的终极关怀对象的文化，而不以宗教、神为终极关怀，不是从神那里来领悟人的价值和意义。
《孝经》认为，孝是道德的根本，是个人德性的彰显，当孝心与孝行自然而然地结合，达到身心合一的境界，那就是德性需要得以满足的至高境界。“身心合一”的人伦理幸福的最重要表现就是孝亲幸福。孝亲幸福的基础是个人本身的德性，一种对道德理想的追求和对道德意志的坚守；另外还有对父母的真实情感和出自真实意识所指导的道德行为――孝亲，从而满足个人伦理需要的内心体验，这构成了孝亲幸福的理论内涵。《孝经》的孝道教育思想体现在对伦理幸福的追求。其主旨在于说明父母用爱心灌溉着儿女们的幸福成长，儿女“扬名显亲”便是父母的幸福；当儿女长大成人，应该尽到赡养儿女们的义务，而父母的健康快乐就变成了儿女的幸福。马克思曾经说过：“还有什么比父母心中蕴藏着的情感更为神圣的呢？父母的心，是最仁慈的法官，是最贴心的朋友，是爱的太阳，它的光焰照耀、温暖着凝聚在我们心灵深处的意向！”[26]（P100）无论时代如何变迁，子女善待父母，追求伦理幸福的内涵不应也不会改变，即使在强调个性和个人自主的个体主义时代，它仍然是孝道乃至整个道德的核心要素。
最后，《孝经》及其孝文化对于正在日益向老龄化社会迈进的世界各国构建社会的和谐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从1999年开始，中国步入人口年龄结构老龄化阶段，养老问题越来越成为社会关注的问题。根据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中国大陆总人口数中60岁及以上的人口占到13.26%，达1.78亿，到2020年将达到2.48亿，占全国总人口的17.2%，是世界上人口老龄化规模最大、发展速度最快的国家之一。[27]面对日益突出的养老问题，世界各国都在积极寻求缓解老龄社会压力的政策，目前大致形成了居家养老、社区养老（机构养老）和社会养老几种模式，但主要还是居家养老。之所以多数人选择居家养老，一个重要原因是孝道传统的文化自觉，在家庭中事亲为孝已经延续几千年的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正是这种根深蒂固的孝文化传统与伦理道德精神的影响，中国社会形成了尊敬父母、奉养和善待长者的孝的行为；而且，整个社会和历史都在自觉地利用这种思维方式来调节家庭与家族关系。如果不善待和照顾自己的父母必然要受到社会的谴责和内心的不安。孝的具体行为方式在不同时代可以不同，但孝的内在本质是千畴一指的，魏英敏认为，任何时代的孝都必须坚持如下五条：第一，赡养为孝，养身与养心结合；第二，尊敬为孝，以仁爱之心行孝；第三，感恩为孝，报答养育之恩；第四，追思为孝，怀念先人，继承遗志；第五，亲和为孝，和颜悦色，令父母欢心。这五条“孝”的内涵既是历史的，也是现实的，既是历史的传承，又是新时代的创新。[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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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孝道文化论文范文3
关 键 词：中华文化 永续不断 孝道 大因缘
作者简介：骆为荣，宜宾学院唐君毅研究所、四川思想家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唐君毅先生在1958年同牟宗三、徐复观、张君劢先生共同署名发表的《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宣言强调：“中国文化问题，有其世界的重要性。我们姑不论中国为数千年文化历史，迄今未断绝之世界上之极少的国家之一，及十八世纪以前的欧洲人对中国文化的称美，与中国文化对于人类文化已有的贡献。但无论如何，中国现有的近于全球四分之一的人口摆在眼前。……中国问题早已化为世界的问题。……而此问题之解决，实系于我们对中国文化之过去现在与将来有真实的认识”。
中国，是数千年来文化历史未中断的，世界上极少的国家之一。悠悠中华文化，是世界上独特而灿烂的文化，在中国五千年文明中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对世界文化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中华文化，“亘古亘今”，一以贯之，连绵不断，始终在传承和发展，既不同于早已中断的古埃及、古波斯及小亚细亚文明，又因凸显“重德求善”之特征，而与“重智求真”的希腊文化和近代西方“科学文化”，形成鲜明对照，实为“世界奇观”。
中华文化能延续五千多年，仍生机勃勃的大因缘即最直接的原因和原动力，当属“孝道”。“孝道”是中华文化数千年，没有中断而永续发展之源头活水。
一、“孝道”，事之本
“敬祖”与“尊天”，在中华文化体系中，是显具本根性的理念。故流传之中华典籍有言：“夫天者，人之始也；父母者，人之本也”[1]，“万物本乎天，人本乎祖”[2]，“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类之本也。……无天地，恶生？无生祖，恶出？”[3]。中国传统文化一个最基本、最核心的观念，就是尊天敬祖，所敬的祖，既是人，又是神（父配天，母配地）；所尊的天，既是神，又是祖。
由“敬祖”观念推出的一个重要伦理范畴，是“孝”。“孝”字，由老字头与孩子的子组成。老头在上，孩子在下，上下相连，表血缘的延续承继关系，礼之以序，不可颠倒，也不能断失，不然则不为“孝”。“孝亲敬祖”、“善事父母”，即是“孝道”。“孝道”，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从传说中的尧舜时代起，就崇尚孝行；春秋以下，成为家庭伦理与社会道德生活之核心，人伦道德的基础，一切道德的根本，被奉为修身、处世、齐家、治国、平天下之宝。故孙中山先生说：“孝是无所不适的道德”，历代有“百行孝为先”、“百善孝为尊”之说。
中华传统文化的主干与基础在儒学。儒学始祖孔子曰：“夫孝，德之本也”。儒学的核心是仁，而仁的根本也在孝。因儒家仁的思想，是从爱亲即孝悌引申出来的。儒家经典《论语》中就说：“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新儒学第二代宗师唐君毅先生在其《中国文化之精神价值》书中说：“对父母之自然之孝，亦为我与一切生命相感通之开始点。或对一切人尽责任之开始点，一切仁心之流行之泉源与根本”。
中华文化属“重德求善”的文化类型，道德论压倒知识论。在中华文化系统中，人伦几乎渗透各子系统，各学科门类多以其为出发点和归结点。如国体和政体的理念，就是从伦理中引申出来的，即由“亲亲”导向“尊尊”，由“孝亲敬祖”导向“忠君爱国”，忠孝一体，进而形成中国古代政治学说的“以孝治天下”。历史上诸王朝“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门”，现在中国内地一些地方党政将“孝敬长辈”列为考核提拔干部的一项重要内容，受到社会各界广泛赞同。
“孝道”，在中华历史文化中，处处凸显其本根性，“孝亲，事之本也”[4]。“本立而道生”[5]，中华文化因之而永续不断。
二、“孝道”与“报恩”精神
孝的意义在报恩，因感激孕育生命,“生吾之生”， 敬重、珍惜、关爱生命,而孝敬父母，回报父母养育之恩，“报本返始”，并推己及人，转恩兼爱，充量扩大。敬孝爱家兼及爱国尽忠，协和天下万邦，达天地万物，至“天人合一”之境即和谐的最高境界。如《孝经》所说：“爱亲者，不敢恶于人；敬亲者，不敢慢于人”，孟子所言：“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王阳明所谓：“亲民者，达其天地万物一体之用也”。这就是人从感激“生吾之生”的恩情，报恩所推演出来的宇宙万物和谐共存的“大家庭”中启示出来的“生态伦理”。 中华民族深谙此道，古圣先帝尧，就能由“亲亲”、家庭始，由近而远地团结天下人，达万邦和谐。古典《尚书》就此赞尧曰：“克明峻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眭，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即是和谐)万邦”。今日我们应更好地传承和传播此和谐之道，为“地球村”提供更多的精神营养。
人生在世，无论是谁，一生直接间接受恩于他者，实无量无限。中国人对此特别看重，饮水思源，知恩图报，于父母、家庭、社会、国家，多存报恩之心，践行“滴水之恩，涌泉相报”和“立身达人”。人生降世，赤条条而来，空无所有，一切所有，初皆父母、他人、社会与自然界的“施与”，而知恩感恩报恩，此为人的本性，可能泯没，而毕竟不能断绝。“知恩图报”，仍然是当今的一种普世伦理。
报恩之事，初在报其所直接感受他人对其之恩德，故报父母之恩必为报恩之始点，尽孝以感激和回报父母对自己的养育之恩。依中国文化传统之说，人养子是为承宗祀，以尽孝，此为报父母恩之一方式。另外继志述事，子承父志，“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6]，亦是报父母恩之事。二者，都是大孝。做到二者，同时亦能实现民族文化历史之悠久。
报恩之义，联系过去与现在，个人、家庭、社会与国家，产生极大的民族凝聚力，有助于中华文明之稳定、承继与发展，也有利于“重德求善”民族精神的提升和民族文化的保存与延续。唐君毅先生曾专门撰文《说中国人文中之报恩精神》，文中说：“报恩之道，则又不必只是我之还报于对我有恩者，而恒是我之转施恩德于此外此后人之‘转恩’，如以教养子女报父母对我之恩，以教学生报师恩。此即足以成就人之先后代之生活之相续，以及文化历史之相续，亦即人生一切继往开来、承先启后之事业之本。若无此报恩精神贯注，则人之先后代之生活，只有互相隔载，而无相续，一切继往开来、承先启后之事业，皆不能真实成就”。又说：“凡承先启后，继往开来之事，皆是报恩”。
“5·12”汶川特大地震发生后，全国人民和世界友人，以人为本，倍加珍惜、关爱生命，对灾区伸出无私博爱的救援之手，施恩于灾区人民，大爱无疆。灾区人民视为再生父母，感恩报恩，团结抗震，真情回报，如浴火凤凰再生，创下人间奇迹。这是爱的力量，而“爱是感恩的集合”。这也充分说明，始于“孝道”的感恩报恩精神，是中华民族及其文化虽遭天灾人祸而仍能延续不灭、生生不息的强大精神力量。
三、“孝道”与求“久”思想
国外有学者说，中国人以孝行天下，长期奉行“不孝有三，无后为大”[7]，重多子多孙，因此历代虽迭遭天灾人祸，但是生殖繁多，人口旋即恢复，民族文化遂不断灭。此说，讲了历史事实和中华文化不断灭之直接原因在于“孝道”，有一定道理,但尚未深入讲到中国学术思想中原有的种种自觉的人生观念，以使中华文化生命长久的求“久”之思想。
求“久”的思想，在中国极早的年代中已经提出，在周代的延续其宗祀求“江山”稳固长久中得以彰显，而“久”之哲学观念的正式提出，则在经典之《易经》、《中庸》中，所谓“可大可久”及“悠久成物”之观念。《老子》中，尤重“天长地久”之观念。由唐君毅先生执笔、牟宗三、徐复观、张君劢先生署名发表的《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中指出：“中国文化是世界上唯一历史久而又自觉其久，并原于中国人之自觉的求其久，而后久的文化”，“中国整个民族文化之所以能久，则由于中国人之各种求久的思想。这些思想，由古代的史官之记载与训诫，后来历史家所叙述的历代成败兴亡之故及哲学家指出久与不久之原理，而散布至中国之全民族，其内容是非常复杂丰富的”。
敬祖行孝，为存宗祀而生子孙，求生命之传承不绝；为承续祖宗遗志而立身行道，求文化之保存与延续，皆是重视生命的价值，求民族文化长久的求“久”思想。这既是中华民族文化之生命能绵延长久而不坠的真谛所在，也是敬祖行孝显示的中华民族“上通千古，下通万世”的心量和追求“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之精神理想。
四、“孝道”与“重史”意识
“孝道”，倡行“修宗庙，敬祀事，教民追孝也”[8]。由此“追孝于前”的意识，必然滋生出尊重祖宗之训、尊重传统学术文化之历史意识，即重传统、重历史之“重史”意识。
孔子“三年不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9]之说，今人多不以为然，若连着孔子“信而好古”和“追迹三代”之说来看，孔子此说在强调承继父母祖宗的生命精神和孝道维系传统的特殊含义。不轻易改变前辈的立身做人行事之规就是“孝”，揭示孝之精神在于强化历史的线性延续。孔子“好古”而走向“重史”，而求知于历史。孔子“追迹三代”，乃为保卫华夏文化之传统，续亡继绝，上承夏商周之文化，承前启后，功德无量。
尊重祖宗之训，当然即是尊重历史的“古训”，是“重史”意识之表征，也是把历史视作现实的借镜，以史为鉴，使上下、前后、古今相通，文脉相连，历史传统文化固不断裂。同时此种意识，亦为民族凝聚之力量，使后辈更易了解和接受前辈之文化精神，消除“代沟”，进而促进民族融合。
“重史”，“古之帝王皆设史官”，故昔日中国史官特别发达。历代史官多历史意识强，重史实，重历史文化之传承，重保存有价值之文化，以史为鉴，资政育人，勇于秉笔直书，太史公司马迁即为典范,千古流芳。此亦为保存和延续中华文化，促进民族凝聚出了大力，功不可没。
由“孝道”推演出来的尊重历史文化传统“重史”之意识，是中国传统意识的基本特征之一，中华文化因此而有别于西方文化。敬祖、尊天，尚人文、重史乘，构成中华文化精神之主动脉。2009年是大儒先哲唐君毅、牟宗三先生百年冥寿之期，海内外对唐、牟二先生的各种凭吊、纪念活动，特别是香港中文大学为唐先生塑立铜像、召开纪念会、国际学术研讨会和举办纪念展等，即是此精神之表现，值得倡行。“振兴中华”是今日中国人共同的心声，我们尤应发扬由孝而衍生之尊师尚贤兴教的传统文化精神，团结一心，继往开来。
孝是“对一切人尽责任之开始点，一切仁心流行之泉源与根本”。孔子曰：“志在《春秋》，行在《孝经》”。历代讲“百行孝为先”，中国汉代就讲“以孝治天下”。当今社会，孝道仍具普世价值。尊重历史文化传统，把倡行已久的“孝道”，从理论到实践进行再认识、再实践，正本清源，与时进退，“有益于人道人心”，关系家庭的和睦与幸福、民族的统一与兴衰、国家的稳定与发展、社会的进步与和谐，我们每一个中国人都应“从我做起”，努力“立身行道”，让中华民族“孝道”这一优良文化传统美德发扬光大，代代相传，生生不息。
注释：
[1] 《史记·屈原贾生列传》。
[2] 《礼记·郊特牲》。
[3] 《荀子·礼论》。
[4][7] 《孟子·离娄上》。
[5][9] 《论语·学而》。
[6] 《孝经》。
[8] 《礼记·坊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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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孝道文化论文范文4
【关键词】传统文化；孝；综述
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社会问题逐步显现出来，由于我国已经进入人口老龄化社会，社会各界对于养老问题的关注程度逐渐升高。由于养老问题与孝道紧密相连，于是，不同领域的研究者从不同的角度出发研究传统孝文化及其当代价值等问题。其中，早期专门研究传统孝文化的学者占据大多数，近年来，对于传统孝道观念当代价值的研究兴起。本文中，笔者对这些成果进行了逻辑的梳理，现概括如下。
一、国内研究状况综述
国内学者对于传统孝文化的研究有很多，归纳起来，有以下几方面特点：
第一，对孝的起源的研究。肖群忠教授在《孝与中国文化》中首先提到了孝的起源与演变，他从历史文化角度及现象入手，对孝的起源进行分析。他认为，孝当产生或大兴于周代，其初始意指尊祖敬宗、报本返初和生儿育女、延续生命。到了汉代，封建统治者从实践上使其政治化了，出现了“汉以孝治天下”的情形，孝被纳入封建道德体系中，开始成为封建家长制专制统治的思想基础。魏晋隋唐时期，玄学、佛教盛行，这体现了道、佛对儒家的冲击，在儒、佛、道对立交融的过程中，该时期的孝文化体现出崇尚与变异的特点，魏晋仍以“汉以孝治天下”相标榜，但已出现了一些援道入儒的新特点，强调孝道的自然亲情，而削弱孝道的政治教化功能。唐代时期，从总体来看，甚至不太重视孝道。宋元明清时期，孝道演变到了登峰造极的状态，除元朝外，宋、明、清统治者都非常重视孝道，孝道在理论上出现了论证哲学化、教化通俗化、义务规范极端化、专制化，在实践上则体现为愚昧化，也就是后来所说的“愚孝”。近代中国，一些仁人志士开始怀疑批判封建家族制度与孝道，但由于传统势力的强大，以及农民阶级和资产阶级思想家的软弱性，往往又出现徘徊和对旧的礼教传统的复古。i到了现代，前后出现两种不同的观点对待孝道；建国以后相当长的时间里，尤其是“”时期，孝道是被否定的；近些年又重新对其进行辩证分析，进而扬弃。
肖波先生在《中国孝文化概论》中探讨孝文化的起源时认为，孝文化起源具有原因和条件两方面特点。就其起源的原因来讲，可以分为：生命个体性起源；社会性起源；信仰性起源。其中，生命个体性起源是因为，人是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的统一，具有本能性。社会性起源则是由于孝是一种伦理层面的规范，马克思曾说过：“人的本质是人的真正的社会联系，所以人在积极实现自己本质的过程中创造生产人的社会联系、社会本质。”ii所以，这种联系必然会反映到生活中，于是，孝文化的社会性起源也就不难理解了。信仰性起源存在两方面崇拜，一是生殖崇拜，二是祖先崇拜。再者，从孝文化起源的条件来看，有特定生产方式、血缘宗法制度以及中国个体家庭三个条件。肖波认为，孝是中华民族文化传统中最具有基础性的精神内涵，它源于人类的社会生产实践和社会生活，它和人类社会发展相统一。正如黑格尔指出的中国纯粹建筑在这一种道德的结合上，国家的特性便是客观的家庭孝敬，孝文化总括性地涵盖了人伦本源的孝伦理和政治化了的孝道德，它构成中国传统文化的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iii
第二，在孝的内涵方面的研究。朱岚在《中国传统孝道思想发展史》中对孝的内涵作出概括，她认为，中国传统孝观念内涵丰富，从行孝对象及行孝内容来看，有四层含义，分别为：对在世或已故父母的孝敬；对先祖先公的追念祭祀；对君王天子的孝；继承先祖德业、立身扬名，以耀族荣宗、光前裕后。张云风在《漫说中国孝文化》中谈到孝的内涵时指出，孔子在《孝经》中全面阐述了孝的内涵，包括孝的地位与意义、孝的阶段与层面、孝的标准、孝的作用，孝子施孝方式等等。iv并且，他认为，“善事父母”是孝最重要内涵，但是，由于“孝”涉及道德品行的各个方面，包罗万象、蔚为大观，所以，将其固定于“善事父母”还是不够的，还应推广为“泛孝论”。
第三，传统孝道的反思与现代价值方面。曾仕强教授在他所著的《孝就是道》中对于传统孝道的反思与现代价值阐述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二十四孝”的故事所追求的是永恒的价值，其内容要与时俱进，不应该局限于某一个时代去理解。这些故事中，一些故事迄今为止仍具有深远的意义，要用心体会其中的道理。另外，对于孝的现代价值的理解，曾仕强教授认为，现代人有时过分自我，彼此疏离，需要孝道和谐来调适。更重要的是，道是要实践的，人能弘道，但是不能等着道来弘人。
另外，对于孝的反思与当代价值的问题，大部分学者都是在继承传统孝道观念的基础上对其进行批判的集成，并对其负面作用进行反思，从而弘扬其正向值。值得一提的是，很多学者、教授利用传统孝道解决现实问题，以挖掘传统孝道的当代价值时，很统一的对养老问题进行了探讨，例如《关于孝文化的若干思考》、《社会变迁中的养老和孝观念研究》、《孝与折衷主义：中国城市养老的实证研究》、《中国传统孝文化探析》、等。杨振华《“孝”的历史流变及其现代德育价值研究》指出孝的德育价值意义；陈旭《传统孝道在和谐家庭建设中的价值研究》揭示了孝道与和谐家庭的关系；方程《传统孝道的历史嬗变与当代审视》在孝道的历史与现在中把握其意义。中国传统孝道文化随着历史的变化发展，已经成为新时期的孝道文化，如何正确把握孝道文化的内涵及意义，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新孝道的关键所在，也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环节。
二、国外研究状况综述
对于“孝”的研究并非国内学者的专利，如何继承和发扬传统孝道，国外不乏一批学者钻研儒家文化，研析传统孝文化，可以说，孝、孝道、孝文化等问题的研究，已经是世界性课题。外国人同样讲究“孝”，西方人则更多的将目光放在感恩教育上面。他们眼中的孝文化与中国传统孝文化一同构成了世界孝文化的重要内容。在西方一些国家中，早在古希腊时期，孝道就被视为重要的道德规范之一，但是，由于价值观的不同，这些国家中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像我国一样，把传统孝道发展成为一种系统的价值体系来弘扬和教育人民。所以，在西方，除了《圣经》这本经典以外，对孝的相关阐述不在多数，而西方哲人们更多的将注意力放在了社会养老问题中，所以西方社会养老理论发展速度较快，而孝文化研究发展缓慢。虽然这些成果没有全面地阐述孝的前身及后延，但是却对我国自身研究孝及孝文化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特别需要注意的是，我们的近邻，日本和韩国则同样将更多的重点放在了儒学研究上。
一方面，日本对待儒家学说的态度，是将儒学渗透于国民生活的各个方面，要求以儒学规范行为，并将其融入到人际关系中。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的是，一直以来，日本的民族行为极为明显，传统孝道文化贯穿于日本发展，逐渐变成统治者的思想工具，但是，同它的积极意义相比，这种极端化的思想给其它国家带来的负面影响是不能被掩盖的事实。
另一方面，韩国对于中国传统孝道文化的吸收和借鉴至深。我国传统孝道在韩国社会生活中占有重要位置，韩国同我国一样，将孝道观念作为维系家庭关系的纽带，血缘关系情节深厚。然而，虽然两国对于孝道的认同相似，但是在孝道的实践上却存在较大的差异。韩国对于孝道的发展与我国最大的区别就在于，韩国目前所推行的孝道仍具有一定的封建统治色彩。
以上就是对国内外关于传统孝文化的研究状况的浅略综述，通过对这些问题的了解，可以为日后对传统孝文化的研究打下基础，厘清孝文化的发展脉络，更好的发挥孝文化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的积极作用。
注释：
i 肖群忠.孝与中国文化[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9.
ii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A].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M].人民出版社，1979：24.
iii 肖波.中国孝文化概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41.
中国孝道文化论文范文5
孝道包含着责任意识、自主意识、和谐意识和认同意识。这对企业员工承担企业责任，培养自主创造精神，营造和谐工作氛围和认同企业价值观具有启发作用，这是企业文化建设的有效途径。
【关键词】
孝道；归属感；启示
中国传统文化中，孝文化占了极其重要的一席之地。“百善孝为先”，孝作为人的基本伦理神在社会道德中具有非常高的地位，得到了普遍的认同。在孝文化中，“爱、敬、忠、顺是孝道的伦理精神本质。”具体表现为“爱尽于亲”的目标意识，“劳而无怨”的责任意识，“上下相亲”的和谐意识和“家国同构”的认同意识。《孝经·开宗明义》提出：“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说明孝是一切德行的根本，是教化产生的根源。它对培养企业员工对企业的归属感具有很好的启发意义。
1 “爱尽于亲”培养员工的责任意识
“善事父母者，从老省、从子，子承老也。”，“孝”字是由一个“老”字的形体加上一个“子”字组成的会意字，意为善事父母。子女辈向父母辈偿还养育之恩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里面充满了虔诚的爱，是人类一个永恒质朴的话题。孔子说：“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论语·阳货》）子女之身出于父母，继承着他们给予的生命，也在他们的辛勤养育之下健康成长，他们愿意并且不辞辛劳地给予我们最好的生活。所以，爱亲是孝道的题中义。
而且，“孝与人性都是观念层面上的东西，抽象无形，而要归于笃行才能实践其道德价值。”《孝经》认为：“爱亲者，不敢恶于人；敬亲者，不敢慢于人。爱敬尽于事亲，而德教加于百姓，刑于四海。”《孝经·天子章第二》。能够亲爱自己父母的人，就不会厌恶别人的父母，能够尊敬自己父母的人，也不会怠慢别人的父母。以亲爱恭敬的心情尽心尽力地侍奉双亲，而将德行教化施之于黎民百姓，使天下百姓遵从效法。
因为存在着一个“移情”机制和“家庭式感恩”思维的影响[彭淞.孝文化的现代价值研究——基于中国式企业文化视角的探索[J].兰州学刊，2010（9）.]，所以孝行能通过类似、接近和因果三种解读逻辑使企业员工产生影响，将孝道观念作用到了企业这个不同于家庭的组织中。因为爱亲，所以企业员工就需要用自己的工作行为来落实，将自己的生活责任落实到企业工作之中，并将自己的个人目标演化为企业的集体目标，最终成为企业发展的原动力。这一原动力还是员工自主意识培育的源泉。
2 “劳而无怨”培养员工的自主意识
《论语·里仁》指出：“事父母几谏，见志不从，又敬不违，劳而不怨。”这是讲作为对父母最大的敬，就表现为顺从，但不是全盘肯定顺从，敬重之余，需要有自我的主见。可见，“子女对父母的孝是天经地义的，从孝道中可以看出子女自身的人格和精神重塑。”人的成长和成功离不开自身品格的引向和精神的支撑，有些孝子在行孝的过程中保持了本真，提升了自身的人格素养，也间接的帮助他们成就了一番伟业。
《孝经·开宗明义》也认为：“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实现自己的社会价值，在社会上扬名，有所成就，从而使父母荣耀，这是孝的终极目标。因为，“道德人格是人的道德规定性，是具有稳定性和确定性的内在价值原则和价值观念，是个人具有的统一的内在精神。”故而孝子在长期的实践过程中，在特定的时间和空间里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稳定的人格范式。这将有效培育企业的独特个性和过人的产品特点。所以，对于孝文化进入企业后所发挥的作用，是“企业凝聚人心、增强效益的‘剂’”，是员工主人翁地位的自我确认和承担行为的具体践履。由此，员工之间的谐调自然成为一种常态。
3 “上下相亲”培养员工的和谐意识
《孝经·事君章》说：“君子之事上也，进思尽忠，退思补过，将顺其美，匡救其恶，故上下能相亲也。”意思是说君子侍奉君主，在职的时候要想着如何能竭尽尽忠，退居二线的时候要想着如何补救君主的过失。对君主好的地方发扬光大，不好的地方匡正补救，君臣关系才能相互钦敬。这表明，孝文化背后指向的是和谐氛围和风气。足见，“‘孝’是中华民族文化和中国传统道德的一个基本的、重要的内容，是道德行为的生长点，在调整人和人之间的道德关系、维护社会稳定、提高人的道德素质方面，有着特殊的意义。”
《孝经·广要道章》云：“教民亲爱，莫善于孝。教民礼顺，莫善于悌。移风易俗，莫善于乐。安上治民，莫善于礼。礼者，敬而已矣。故敬其父，则子悦；敬其兄，则弟悦；敬其君，则臣悦；敬一人，而千万人悦。”教育人民互相亲近友爱，没有比倡导孝道更好的了。“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论语·学而》）一个人在家里可以做到孝悌，那么他对社会对他人也会做到孝悌。家庭关系是人最亲近的关系，连这种关系都处理不好，怎么还能处理与别人的关系。
当我们身份转化为“企业人”的时候，受孝文化影响的员工更容易将个体的身份认同与企业相连，在接受外部信息时会自然而然地将更符合企业伦理价规则，强化企业文化选择性地理解，促进企业形成强劲的共同价值模式，通过员工的解读放大，在传播交流中凝聚成为企业每个人的大众生活模式。
4 “家国同构”培养员工的认同意识。
《孝经·开宗明义》指出：“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所谓尽孝，是从事奉父母开始，其次是忠心的事奉君主，最后是成就本身的德业。可见，“宗教和宗法关系在中国长期存在，导致了‘家国同构’的格局，‘家国同构’，‘忠孝同义’，都是宗法制度长期遗存的结果。”本来孝的原始意义为事亲敬亲，进而通过孝表达为忠，由家而国的涵义被自然引申了。
从操作上看， “君子之事亲孝，故忠可移于君。事兄悌，故顺可移于长。居家理，故治可移于官。是以行成于内，而名立于后世矣。”（《孝经·广扬名章》）君子能够对父母亲孝顺，所以能把对父母的孝移做对君主的忠臣。对兄长顺从，就能把对兄长的顺从移做对上司的顺从，能把家里打理好，就可以把这种能力移植到做官之道，必有所气候，扬名于社会。能够做到孝，内心深处必有爱，而这种爱作为价值信念会指引人向善。
企业与家庭有其同构的一面。所以家庭成员定位与企业员工定位也有相契的地方。因此，中国企业将传统孝文化带入企业内部，在企业中以企业精神、企业文化甚至规章制度的形式予以推行，以实现企业管理在道德路径上的良性循环。孝道与企业伦理内在本质上的同构，由血缘、亲缘组织到社会利益组织的转换，是孝文化的主题之一，也是企业文化建设的重心所在。爱家、爱国、爱企业构成一体化的文化情分，使传统文化精神直接体现在当下文化实践中，服务于现实社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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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孝道文化论文范文6
【关键词】孝 孝文化 家国同构
【中图分类号】D0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4810（2012）16－0021－02
就中国长期以来约定俗成的文化涵义而言，所谓“孝”，就是指敬老爱老、惜老养老、事亲以善行；所谓“家国同构”，就是指家庭、家族、宗族与国家在组织结构方面有着相当的共同性与共通性。纵观五千年来中国社会发展史与政治发展史，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那就是，“孝”文化与“家国同构”政治模式是紧密联系在一起而相辅相成的。我们完全可以这样表述，家国同构政治模式是以孝文化作为伦理基础与道德保障的。
一 孝是家国同构政治模式的伦理基础
从目前可见的相关文献及论说中可以看到，古人对孝的诸多繁琐而细微的定义中有不少都明确表达出了孝与政治的接近。例如，孟子就曾经这样说过：“惰其四肢，不顾父母之养，一不孝也；博弈好饮酒，不顾父母之养，二不孝也；好货财，私妻子，不顾父母之养，三不孝也；从耳目之欲，以为父母戮，四不孝也；好勇斗狠，以危父母，五不孝也。”（《孟子?离娄下》）从以上论述可以看出，孟子对“不孝”的定义与理解是从家族伦理生活的角度出发的，而阐明“不孝”恰恰是从另外一个角度表明什么是“孝”，亦即是说，对这些行为予以反证，就是“孝”。以上只不过是“孝”的部分内容。接着我们再来看《孟子》中关于“孝”的另外的阐述：从社会政治生活的角度来看，“居位不庄，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莅官不敬，非孝也；朋友不信，非孝也；战阵不勇，非孝也”，这里就鲜明地体现出了“孝”在家庭伦理道德约束之外，还包含着对社会政治生活的强制规定性，这点从成书于战国时期的《孝经》中也可以得到明证。《孝经?开宗明义章第一》云：“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汉代以后的官吏的选拔，通常都有“孝廉”一科，也就是孝行端正者可以直接由朝廷获官受职。作为中国职官制度的独有特色，它鲜明地突出了“孝”在社会国家政治伦理生活中的特殊地位。
相对于孝来说，忠的观念则产生得较晚一些。中国古代文化所谓的“忠”主要是包括了忠于君主、忠于国家、忠于朋友、忠于承诺、忠于道德等方面的内涵。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在诸子百家的重视和研究之下，尤其是在儒家的极力倡导的推行之下，“忠”和“孝”的含义已经基本上在文化上形成了孝亲、忠君的共识，并且发展成为两个在中国古代政治中极为重要的伦理观念。例如，“先王之道，忠臣孝子之极”（《荀子?礼论》）。又如，“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三者顺则天下治，三者逆则天下乱，此天下之常道也”（《韩非子?忠孝》）。从这些言论可以十分清楚地看到，“孝”早已不再是单纯的家庭道德与家族伦理，而是已经与政治生活紧密地结合在了一起。
“孝道”之所以能突破中国文化中家庭、宗族的血缘范畴，成为更为广阔的社会政治生活领域中的一个占据极大分量的组成部分，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因为“教以孝，所以敬天下之为人父母者也，教以悌，所以敬天下之为人兄者也。教以臣，所以敬天下之为人君者也”。可见，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水之滨，莫非王臣”的“家天下”的政治理念与思维模式出发，家与国之间是互通的，二者并没有十分严格的分野。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家”即是“小国”，“国”即是“大家”，这就使二者在治理原则上具有了“通约性”，我们常听到的所谓“家之长子，国之重臣”就是在表达这个理念。这种思维模式在很大程度上为人们奉行孝道，按照由己推人、由家及国的路径，在理论与实践上泛化孝行原则奠定了相当坚实的客观基础。因此，这一制度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对中国政治社会和文化氛围产生着深远的影响，一直到辛亥革命取得胜利，封建皇权统治被之前，它都保持着一种相对的稳定。之所以在中国政治社会会有这种现象出现，其原因在很大程度上都是由于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其中的牢固的家庭伦理道德思想所造成的。从现代政治哲学的角度分析，它具有十分鲜明的政治本体论的意义，孝文化因而也自然而然地成为渗透于家庭、宗族、社会和国家关系之全过程的内在精神，从而对整个中华民族的历史演进的社会发展产生着全方位的不可忽视的影响。
二 孝是家国同构的政治模式道德保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