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汉语言的论文范文1
关键词：电大；汉语言文学专业；论文；管理
一、本科毕业论文的地位及在完成培养目标中的作用
（一）从培养规格上看其必要性。毕业论文是汉语言文学专业（本科）教学计划中的重要环节，是完成培养目标及规格的有机成份。汉语言文学专业，在业务知识与能力方面，培养目标及规格中要求:“……了解本学科的前沿成就和发展前景，具有较强的文学分析鉴赏能力和写作能力，能阅读和检索古典文献，具有一定的科研能力和实际工作能力。”从上面的表述中可以看出，毕业论文工作正是完成科研/写作和检索资料等方面能力的有效途径，因此，不做好这项工作就无法实现培养目标及规格。
（二）从学员实际需要看其必要性。电大学员专科所学专业有相当一部分是非汉语言文学专业的，论文对他们来说是一个挑战。因此，毕业论文的撰写对他们来说，是一个难得的学习、实践机会，提高其实际工作、学习以及科研能力。只有经历了论文写作的全过程，学员才能初步掌握学术论文的功用和特征，正确运用这一科研文体，反映研究成果，传播学术信息。
从社会发展的角度来说，撰写学术论文，记录科研成果的意义主要就体现在知识积累和学术交流两个方面；从论文作者个人的角度来看，通过撰写、发表学术论文，将学术成果公诸于世，研究者个人的劳动成果才能得到社会的承认，也才能使科学研究的社会价值得以实现。
（三）从提升电大教育的品牌角度看其必要性。从我们周围看，目前获取本科学历的渠道和途径很多。就论文来看，与其它高校相比，要求是高了些。这是树立电大质量意识的体现，是提升电大教育品牌的必然要求。
二、论文指导与管理工作所面临的问题
（一）主观认识方面。如前所述，与其它高校相比，我们的要求过高过严，在教师层面也感觉过于苛刻，有抱怨情绪，给论文工作造成一定困难。学生层面，认识程度更是不够，在求易避难情绪驱使下，觉得好象是学校在为难他们，很不乐意。
（二）客观方面。就县级教学点来说，存在如下问题:一是学员工学矛盾突出，没有更多时间和精力投入到论文撰写工作上来；二是一部分学员专科不是本科所学专业，在专业修养方面欠缺较大，尽管本科理论阶段学了一些课程，但从专业素养方面来说，仍显不足；三是资料的搜集渠道不多，给资料的搜集带来诸多不便；四是指导教师难聘，特别是外聘教师，不好管理，对我们的教学要求的理解有偏差，指导行为上不一致，把握不住要害。
三、解决问题的思路与措施
（一）加强学习，提高思想认识。首先在领导层认真学习领会上级电大关于论文工作的有关精神，从培养目标层面和提升电大品牌的角度看待论文工作；积极与省、市电大主管教师沟通，寻求帮助与指导；利用网络查阅普通高校对论文工作的信息，借鉴有益的作法，移植在我们的论文工作中来，形成自已的工作思路和模式。通过日常教学活动将这些思路和模式传达到教师中去，使大家形成共识，渗透在平时教学工作中。积极选派管理人员和教师外出学习，提高管理水平和指导能力，为论文工作奠定基础.
其次，向学员进行灌输。我们在新生入学后，即开展这项工作。在入学教育中，将三年的学习过程和要达到的培养目标给学生讲清楚，使每个学员都知道要做毕业论文，在平时学习过程中关注论文撰写工作，注意收集有关信息和资料，为论文撰写作好思想上的准备。
（二）加强平时教学管理。毕业论文的撰写，需要大量知识的储备和积淀。因此，在平时教学工作中，我们要求主要课程的面授辅导教师丰富课堂教学内容，将学科前沿问题介绍给学生，让有兴趣的学员积极思考、研究，为日后论文的选题打底。引导学员关注现实问题，提高观察、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开拓学生视野，不迷信，不盲从，形成独立思考问题的能力。
（三）做法和程序
1.发放任务书。对于作论文的班级，开学第一次面授课即进行集中辅导，同时将毕业论文写作要求，时间安排，指导老师联系方式，指导老师简介等信息发给学生，人手一册，使其明晰工作任务，合理安排时间，按任务书的程序进行。
2.学员选定题目后，由指导老师将所指导学生的题目统一送指导小组进行审定，严把选题关。待论文提纲出来后召集所有指导教师开会，集体审核以免出现雷同现象。
3.初稿完成后，召集指导教师会议，通报情况，解决在写作过程中出现的有关问题。
4.论文完成后，由指导教师将论文正稿、指导记录表送学校论文指导与答辩工作领导小组，电子稿发往学校公用信箱，学校组织有关人员逐篇进行审阅，若出现不合格的，责令其修改，直到符合要求为止。
（四）严格要求与关爱学生相结合
1.在集中辅导时，要求学员和指导教师必须参加，使指导教师和学员都知道各自面对的任务和工作目标、时间安排，各个过程环环相扣，人人服从大局，强化过程管理。同时将论文要求的全文放在网上，各自完成自己的工作职责。学校安排专人对各个环节进行督查和指导，使整体工作按部就班进行。
2.在执行标准时，无论是谁，坚决按论文标准执行，在标准面前人人平等，坚持底线不动摇。
3.对于那些在写作过程中遇到困难的和有抄袭现象的学生，要求指导教师要晓之以理、动之以情，耐心做学生的思想工作，使其端正态度，认真修改或重写，不能与学生发生对抗情绪。
4.将论文写作情况及时在网上通报，对共性问题指导信息，起到督促和激励作用。
5.对指导教师的职责、权利和报酬，指导之始就明确，报酬与效果挂钩，做到奖惩分明。
参考文献
[1]河南广播电视大学2011年开放教育专业规则（2011.1）.
大学汉语言的论文范文2
语音中心主义者认为口语是交流的首要和基本的方式;而书面语只是试图去捕捉言语，因此居于次要地位。尽管汉学家们可能不接受语音中心主义或逻格斯中心主义，他们中间甚至不少人可能从没听说过或花力气去理解什么是语音中心主义或逻格斯中心主义，但他们在汉语性质这一问题上的看法与逻格斯中心主义是不谋而合的。在强调语音至上的西方形而上学和语言学理论的影响之下，许多汉学家们不仅否认汉字的视觉性和表意本质，还宣称汉语同样归属于语音文字系统，而这就显得太离谱了。杜·邦瑟(DuPonceau)或许是第一个驳斥汉字表意本质的西方思想家，他的观点完全建立在西方语言研究的结果之上，这可从其结论里清楚看出:我的结论是:中国文字系统被错误地说成是“表意的”(ideographic)，其实是一个“音节的”(syllabic)和“词素的”字母表。它是“音节的”，因为每个字代表一个音节;它又是“词素的”(lexigraphic)，因为每个音节都是一个有意义的词。我不知道还有其他什么名称能恰当地应用到中国文字之上。这个看法对我来说是十分充分的描述。④在此段文字中，用西方概念描述中国文字的做法一目了然。正如西方语言使用诸如“syllable”，“lexigraph”和“alphabet”等，杜·邦瑟也就使用这些概念来描述汉字和书写，全然不顾中国文字特有的性质和特征及其术语，如:文、字、词、书。中国第一个词典编纂家许慎(58—147)在《说文解字》中简明扼要地说明了这些术语的差异，揭示了与西方文字不同的独特之处:仓颉之初作书，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益，即谓之字。文者，物象之本;字者，言孳乳而浸多也。著于竹帛谓之书，书者如也。⑤许慎的表述清楚地指出了中国文字的象形和表意性质。“字母表”是一个西方术语，指的是用来记录西方语言的一套标准性字母(即基本书写符号或字形)。其基本原理是每个字母代表口语的一个音(有意义的声音)。它与其他种种可能使用图形代表音节和词或者使用字符来代表音素和意群的书写系统形成鲜明的对照，在中国文字中完全不可能找到与西方字母表哪怕是接近的概念。但这一事实丝毫不能阻止杜·邦瑟使用“字母表”描绘中国文字。如此的做法显然是不正确的，因为中国文字有成千上万个汉字，数量之多根本不可能构成西方概念意义的字母表。然而，杜·邦瑟的这个观点只是其使用西方语言理论分析中国文字的努力的一小步。在其核心观点中，杜·邦瑟依据西方的语音中心主义和逻格斯中心主义，提出了一个问题:文字和语言，孰先孰后?此问题类同于鸡生蛋还是蛋生鸡，人们永远不能找出满意的答复，因为这取决于构成文字的元素是什么。如果我们把原始人的肢体语言、符号和洞穴壁画视为早期的书写符号的话，文字符号或许先于语言成为一个体系。此外，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口头语和书面语在远古时期同时产生与发展。西方著名哲学家和文字学家乔瓦尼·巴蒂斯塔·维柯(GiambattistaVico)，倾毕生精力研究语言与文化，他赞同上述观点，认为两者同时产生与发展。经过长期艰辛的研究，他提出人类的初始语言没有发音，是由手势和象征符号组成的:“言语在远古时期是一种心理语言，斯特拉博认为心理语言先于任何口语形式而存在，这就是为何希腊的逻格斯既是一个词同时又传达一种思想……远古时期使用的初始语言一定与符号、手势或实物相伴而生，而这些符号、手势或实物与它们所表达的思想有着自然而然的联系”①。因此，在其鸿篇巨制《新科学》一书中，维科提出语言和文字是同时产生的，并且断然否定了学者们其他不同的观点。他说道:“很显然，他们错误的原因是，单纯地假设先出现言语，后产生文字。然而言语与文字是孪生的并且以同样的步调向前发展。”②正如笔者后面要揭示的，在汉语与汉字问题上，一些中国学者也持有完全相同的观点。杜·邦瑟好像没听说过维科的观点。他提出一个带有成见的问题，把汉字的表意性曲解为“语言是为了迎合文字而产生的”③，这种谬论是毫无根据的假设。上述问题与答案说明杜·邦瑟好像完全不认同汉字表意论。当代语言学家中，杜·邦索最有力的拥护者是卜弼德(PeterBoodburg)、德范克(JohnDeFancis)以及鲍则岳(WilliamBoltz)。作为一位颇有声望的汉学家，卜弼德坚持认为汉字与西方语言没有什么不同④。尽管一些研究中国哲学的西方学者，如顾立雅(HerrleeCreel)和陈汉生(ChadHansen)坚持认为汉字具有表意性⑤，但是他们在汉学圈中只是少数，其他人认为他们同费诺罗萨和庞德一样，是不切实际的空想家。晚至1995年，威廉·汉娜斯(WilliamHannas)仍明确表示:“我们否认文字是现实以及心理世界中实物与概念的标识这种不切实际的想法。同时我们还否认以下毫无根据的假设:汉字具有表意性，也就是说文字与意义无需语言的参与，直接相互联系。”⑥
二、语音中心论与表意论
杜·邦瑟的当代拥护者们对汉语与西方语言的关系作了详细、恰当的观察。然而他们在试图消除中西语言的隔阂时却忽视了汉语自身的特性。他们尝试用西方语言理论来分析汉语，形成了一种理论倾向，笔者称之为“语音中心论”。众所周知，语言符号由三个相互关联但可进行概念分析的元素组成，笔者称之为“三S”:语音(sound)、形体(shape)与意义(sense)。不同的语言系统会着重强调其中一个或两个构成要素。西方字母语言重音、义，轻形体，而汉语则重形、义，轻语音。反对表意论的人只考虑到了其中两个因素。比如，鲍则岳强调说:“任何一个单词都包含两个方面:声音和意义。”①他很显然忽视了语言符号三要素中很重要的“形体”要素。这一疏忽其实不难理解。因为在字母语言中，语言符号的形体并不像汉字形体那么重要。索绪尔曾说过只要一种符号可被辨别且不与其他符号相混淆就可作为一种语言符号。然而在汉字中，形体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事实上，纵观中国历史，正是由于汉字形体的魅力才产生了书法艺术，也使得书面语要比口语更具优越性。“音形义”三要素在汉语系统中占据不同的地位。一个人可以在不知道如何读一个汉字的情况下辨认字形并知道它的大概意思。这种现象其实很普遍，许多中国人认识某些汉字也知道它们的意思，但却不知道该怎么读。在笔者看来，在构成汉字的三要素中，形和义是更重要的。形体是一个字之所以成字的基础，意义是字所代表的内容，而声音只是一种口语交流手段。形体和声音都是意义的体现者，前者是通过视觉手段，而后者则是通过听觉手段来发挥交流作用。80%以上的汉字都是通过形—声结合而成的“形声字”，在形声字中，声旁几乎不表示任何意义。在表意方面形体要比声音更有效。因此视觉价值要比听觉价值更重要。与汉语不同，字母语言更关注听觉价值，这根源于西方的形而上学传统中对虚幻无形之物所体现的先验价值的重视。徳里达将西方语言理论中重视声音的现象描述为“语音中心主义”。一些西方学者就是借助这一理论从“语音中心”的角度来开始研究汉语语言的。早期代表就是杜·邦瑟，他说:“很明显中国人发明汉字并不是用来代表汉字的形体，当然也不是用来代表汉字所表示的意思，因为字义是从口头表达中抽象出来的，(声音才是最重要的)”②。鲍则岳也从语音中心的角度对汉语进行了类似的描述:“任何种类的书面汉语都仅仅是口语的一种符号化表达。”③鲍则岳唯恐自己没有阐述清楚，又进一步声称:“另一方面，当我们说‘文字的目的是为了交流观点’时，其实我们真正想表达的是‘文字的功能就是交流通过该语言的口语所传达的观点’，如果我们意识到这一点，那么我们就已将书写界定为其意义通过语言中介传达的可视性符号系统。”④在这里鲍则岳做了一个微妙的转换。他用“语言”代替了“口语”，从而提出了一个语音中心主义的论断:“因此我们可以简单地将书写定义为口语的符号化表达，将文字系统定义为:口语的系统化表达符号。”⑤鲍则岳料到会有人反驳他的观点，因此他不得不承认:“像所有定义一样，这一定义只是一种个人判断。文字当然也可以有不同的定义，比如说‘传递或交流意义的任何可视性符号或标记，与其与语言的关系无关’”，然而他仍然推崇语音中心的定义，他说:“将书写定义为与语言有直接体现性关系的符号系统，其优势在于它很清楚地阐明了我们直觉上所感知的书写的本质或发展史，这一点其他定义并没有做得更好。”⑥这里他使用的“直觉”一词表明了以字母语言为母语的人的一种偏见:口语先于书面语。鲍则岳强调语言的声音属性但却忽视了语言的交流功能，同时也低估了中国思想家从远古时期就一直重视用语言来交流所产生的影响。这里笔者只引用两位思想家的观点。庄子的著名寓言“鱼筌与兔蹄”就支持直接交流的观点。这个寓言中常被引用的章句是“外物篇”:筌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筌;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吾安得夫忘言之人而与之言哉!?①庄子的寓言给直接交流或无声交流提供了很好的诠释。这则寓言对中国语言理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它为后人关于语言表述的争论树立了模式。在庄子看来，筌和蹄是捕鱼和抓兔的工具，与此类似，语言符号也只是用来交流思想的工具。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种观点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汉语语言表述的语义导向。在魏晋时期，人们激烈地讨论语言表述的实质。王弼是其中之一，他强调符号和语言的语义表述。在他的著作《周易略例·明象》中，王弼在开篇就讨论了象(形象)、意(思想)和言(语言)间的关系:夫象者，出意者也。言者，明象者也。尽意莫若象，尽象莫若言。言生于象，故可寻言以观象;象生于意，故可寻象以观意。意以象尽，象以言著。这段话清楚地显示了中国语言理论和西方强调语音的字母语言理论是截然不同的。王弼在《明象》中借用庄子的寓言，进一步强调了汉语符号再现的语义导向:故言者所以明象，得象而忘言;象者，所以存意，得意而忘象。犹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筌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筌也。然则，言者，象之蹄也;象者，意之筌也。②庄子的寓言以及王弼和其他学者对其所做的进一步阐释都表明在汉语语言哲学中人们强调的是思想，观点和意义，而不是西方语言中强调的声音。反对文字表意论的学者忽视了由庄子和中国思想家所提出的意义导向传统，他们重口语而轻概念，犯了与庄子寓言中所讽刺的那些死盯着竹笼和兔网却忽视了鱼和兔的人一样的错误，买椟还珠，重视言语行为而忽视了所交流的观点。他们之所以犯这个错误，就是因为他们将字母语言的语音中心主义套用到了汉语研究上。这一点鲍则岳做了进一步的说明，他轻视语言的交流功能，强调其作为声音记录的功能:通过上述定义可以看出，口语是用来传递意义的，文字是第二位的，它之所以有交流的功能，只是口语传达意义这一事实的一种自然结果而已。另外，文字系统中单个的符号能否交流意义取决于这个符号在哪个层面上体现这种语言。比如字母表中的字母并不携带意义，只是可发音而已，因为在大多数字母语言中，大部分的单个音素并没有相关联的意义。例如:英语中的n，e，g，l．s，h通常情况下只代表声音，独立出现时并不能传递意义。但是若从文字的角度来考察，它们也并不需要交流意义，只要能传递声音就可以。就像我们所说过的那样，文字中意义的传递完全是“文字体现口语”这一事实的一种功能。③很显然，鲍则岳正像他推崇的前辈学者杜·邦瑟一样认为字母语言的语音特性对所有语言都是通用的。他忽视了一个基本事实，那就是汉语使用的是汉字而不是字母，每个汉字代表声音的同时还表示意义。事实上，甚至连汉字的组成部分———部首，也可传达意义。鲍则岳引用英语字母的例子来支持他语音中心论的观点，然后他又将这一衍生观点用于反驳汉语中的“概念文字”观点:正是这种对文字传递意义方式的误解导致了大部分人对汉字本质的困惑。因为大部分的汉字是在单字层级或至少是词素层级来体现口语的，而我们的字母则是在单个音素层级上体现，因而两者是不同的。但由于单字或词素是有意义的，因此汉字在表音的同时不可避免地会与意义联系在一起，这一点与西方字母系统的符号也是不一样的。然而这种与意义的联系，也就是汉字的交流功能仅仅是汉字与声音相联系的结果，换句话说，汉字与语言的字词，或所谓‘口语’相联系，才会与意义产生联系。通常比较随意的语言分析家和批评家们都置汉字与声音间固有的本质联系于不顾而去强调汉字和意义之间的关联。①他接着说道:“与意义的联系，也就是汉字的交流功能仅仅是汉字与声音相联系的结果，换句话说，汉字与语言的字词，或所谓‘口语’相联系，才会与意义产生联系”，通过这一论断，鲍则岳表现出了很明显的语音中心论。他认为汉字能够表达意义理所当然是因为汉字通过声音与口语产生了关联。他没想到还有这样一种可能性:汉字从创立伊始就是用来表示意义而不是代表声音的。他以西方意指理论为框架，通过一种预设的逻辑得出了自己的结论，认为汉字肯定和西方语言的字母一样，用来记录声音，然后由声音来传递意义。这一点可从他进一步的论述中清晰地显示出来:“一个字符或一个字符系统之所以能称为书面语，其必不可少的特征是语音体现。也就是说，书面语必须体现口语。”②鲍则岳的逻辑与汉语理论和实践是背道而驰的。从历史角度看，古汉语刚开始出现时可能并不是一门口头表述的语言。有两位当代学者，安乐哲(RogerT．Ames)和罗思文(HenryRosemontJr．)曾开玩笑地说:“古汉语就像是一个听话的小男孩:它创立之初是用来看的而不是用来听的。”在他们之前，高本汉有过类似的描述:“汉语文献是用眼睛来看的，而不是像口语那样靠耳朵和舌头来实现的。它拥有独立的生命，是与口语平行并存的一种现象”③。安乐哲和罗思文接着又用非常严肃的口吻写道:“现在和过去的汉语口语都一样，必须要说出来才能被理解;而古汉语创立之初就不是一门口语，它现在不需要，以前也不需要说出来才能被理解;因此汉语口语和书面语到目前为止可能一直都是两种不同的语言媒介。如果真是如此，那么很明显，汉语书面语就不应被简单地看作是对口语的转述”④。在同一份研究报告中，两位学者直接反驳了鲍则岳的观点并指明了其所带来的后果:“‘古汉语本质上是口语的转写’这种观点不但模糊了我们对两者差异的认识，同时也阻断了我们研究中国哲学的道路”⑤。庄子和王弼的语言理论从哲学角度为反驳鲍则岳的论断提供了概念基础。在其他备受尊崇的古汉语研究者那里，我们同样可以看到反驳古汉语语音中心论的有力证据。高本汉(BernhardKarlgren)是最早系统研究古汉语语音的学者之一，他就强调在汉语言发展之初的象形和表意功能:“从这个角度看，汉语文字发展第一阶段并不是记录声音，或分析单字各部分是如何发音的，而是一种表意的图形文字，一个符号代表着整个单字的意义而不是其发音。”⑥通过这种表述，高本汉隐约地表达了一种古汉语视觉上的优越性，这一点由费诺罗萨和庞德更直白地表述出来。在同一研究中，高本汉清晰地指明了汉语口语和书面语的区别:因此，中国一方面拥有一种已存在了好几世纪的文字语言，它简短、明了，字与字界限清晰，读者仅仅通过这种表意的字形就可以理解它的意思。总体来讲，这种语言好像在人类出现时就形成了，一直流传至今。而另一方面，在中国还存在着一种口头语言，或更确切地说，许多种不同的方言口语，它们与中国的文字语言相去甚远。⑦简单地研究过迄今可识别的用最古老的汉语写成的甲骨文之后，安乐哲和罗思文重申了其他研究所证实的观点:“目前辨认出来的上千个甲骨汉字中有许多在结构上都是象形和表意的”，他们还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最终形态和语音两方面的证据都支持我们认为，最早的文字形式拥有自己的交流功能，不需要借助口语。在这个发展阶段，许多信息都是通过视觉来交流的。”①语言实践证明，语音中心论是不可能存在于汉语中的。汉语普通话有21个声母，38个韵母，通过声韵结合只能产生稍多于400个的音节。就算加上汉语中的四个声调也不过总共不到1300个音节。用如此少的音节来代表世界上词汇量最大的语言之一的汉语，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大量的同音异义词。很多情况下，没有具体的语境人们就无法确切知道一个字的意思。结果出现了很多有意或无意的双关语。但是一旦汉字被写出来，即便没有语境，意思也是再清楚不过的了。大量同音异义词的存在使得汉语的字和词不可能以字母语言的方式来指代声音，同时也排除了汉语被字母化的可能。用古罗马字母来表示汉语并不是当代人最早尝试的。事实上，很早之前人们就开始考虑这种可能性并付诸实践了。宋朝时期的郑樵在接触到梵语之后就意识到汉字的繁琐和字母的简洁。几百年后，耶稣会的传教士利玛窦使用罗马字母来书写汉语，并出版了第一本用古罗马化的汉语写成的书———《西志奇迹》。其他西方传教士也做了类似的尝试，他们用罗马文来书写汉语，但是他们的努力没有对汉语产生丝毫的影响，因为他们的书籍都是写给西方人让他们了解汉语和中国文化的②。明末清初，一位官方学者方以智(1611—1671)着手研究汉字书面语与西方字母语言的关系，自此以后，许多中国学者前赴后继，做出了很多努力。尽管方以智批判了汉语书写的笨重繁琐，也将其复杂性与西方语言书面语的简约方便做了鲜明对比，但他的对比性批判也正好显示出了汉语书面语非语音化或表意的特性:汉字之所以让人感觉迷惑是由于存在很多通用字，有时可以互换，如果一个概念只从属于一个词，而每个词也只有单一的一个意思，就像在遥远的西方语言中，声音与概念一一对应，而单词与声音一一对应，这样的话就不会有重复或重叠的麻烦了，这岂不是更加高级吗?③又过了两个世纪，在1892年，中国文字改革先驱卢戆章制定了第一套潜在可行的汉语文字罗马化方案。在其著作《一目了然初阶》的序言中，卢戆章对比了中国的低识字率与西方国家及日本的高识字率，并将这种差距归根于文字体系的不同。为什么其他国家识字率高呢?他回答道:“以共以切音为字，字话一律，字书简易故也。”那么，中国怎样提高识字率呢?他提出中国应该采用一种汉语的罗马拼音方式，因为:“字话一律，则读于口，遂即达于心。”④其对比评价再次证明了现代以前汉语语言文字与语音是分离的，而两者之间紧密联系的产生也仅仅是近不足百年来出现的现象。晚清以来，汉语的拼音化得到了中国为数众多的政治家、思想家、学者及政府的大力推广，其中颇为著名的人物代表有沈学(1871—1900)、王照(1895—1935)、鲁迅(1881—1936)、吴玉章、等人。新中国建立以后，中国政府根据的指示:“要走世界各国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⑤，由国家通过并推广“汉语拼音方案”，试图在全国范围内逐步实行拼音文字。然而，从利玛窦使用罗马化的汉语以帮助西方传教士传教到今天拼音的使用以帮助外国人学习汉语，这近五百年汉语拼音化的努力绕了一个大圈又回到了原点，证明了西方人以语音为中心的语言认知以及汉语文字体系是表意而非表音之特性。
三、语言学汉学主义
与西方字母语言的语音中心论相对，汉语强调形意间的相关性，或许可以称之为表意论。它们均传统悠久，对文字体系之声、形各有偏重。西方语音中心论起源于字母语言的语言学发展，又在语言实践的哲学概念化之中得以推广。相比之下，汉语表意论则起源于历史上汉语语言的表意功用，而人与宇宙之间关系的形而上学观念更是强化了这一点。两者的哲学基础是不尽相同的。在西方形而上学中，语音中心论最早的源起可能要追溯到柏拉图关于本质与现象二元区分离观念的提出。而亚里士多德或许是最早提出语音中心论这一概念的思想家。关于言语与文字的关系，他主张言语优先于文字:“口头言语是心灵之经验的符号，而文字则是口头语言的符号。”①亚里士多德这一评论可被视为西方语音中心论的肇始。因为表音性在字母语言中的重要地位，西方学者对语言语音中心的重视是根深蒂固的。在现代语言哲学中，所有的理论家无一不强调无论是在口语还是在书面语中音都优先于意。早在1933年，著名语言学家布隆菲尔德(LeonardBloomfield)便指出书写的文字必须承载一种与语言形态“固定的关系”②。乔治·特雷格(GeorgeTrager)将书写的文字体系定义为“任何标记或者图示的规约性系统……代表着这样一种语言的话语表达”③。在与汉语语言直接相关的研究中，司礼义(PaulL．M．Serruys)将汉语真实书写文字中的图形归为“系统必要的构成”，“形成了语言的视觉表征”④。雅克·德里达曾指出西方语音中心论源于西方自柏拉图之后的形而上学，其强调现象与本质、先验观念与具体现实的分离性。依笔者之见，汉字以图形和语意为导向，这是由汉语语言的性质及中国历史上语言使用所决定的。语音中心论适用于描述西方字母语言，而用它来描述汉语语言却是不得当的。汉语语言的表意论不仅仅是由汉字特殊的图形感所决定的，在中国玄学思想中，浩瀚宇宙万物全息相关，先验观念存于世间万物，这种对人与宇宙之间关系的思考更是决定了汉语语言的这一特性。或许，我们可以说汉字重形象与语义之特性同中国超验性存在于内在性的形而上学思想是有内在联系的。雅各布森(RomanJakobson)在研究语言与诗学之间的关系时，确认了结构语言学存在着两个相关的问题:“沃格林已经明确指出了结构语言学所面临的两个最重要且相互关联的难题，即对‘语言大一统假设’的修正与对‘同一语言内不同结构的相互依赖’的担忧。”⑤这一洞悉应该给予了我们对汉语语言与文字的性质更为深入的见解。他还指出:“毫无疑问，对于任何一个言语社区、任何一个说话者来说，都存在一个统一的语言。但是，这一整体代码是由相互联结的子代码构成的系统，即每一种语言都共存着几种功能各异的形式。”我们应当会从研究汉语语言的结构语言学里得出深刻体会。汉语经过数千年发展，构成了一个完整的自我体系，同时也具备着不断积累的特性。现在，汉语的发展被赋予了一个兼容的趋势，这一趋势可能会让汉语去包容一些新异特点。不管是将汉语定义为完全表音语言还是完全表意语言，都过于简单化。应该说，汉语既具表音又含表意因子，而后者更为优先。任何过分地强调一个因子而忽略了另一个因子都会导致语言汉学主义。据笔者观察，在关于汉语文字体系性质的争论中，双方极少对在中国语言学界盛行的汉语语言学者的观点加以考虑，仿佛有关汉语性质的中国语言观根本不存在或者毫不相干。事实上，中国上古时代的记录以及现代中国学者的研究，均为汉语口语与书面语的平行分离性提供了佐证。上古时代尚未出现文字，人们最初使用结绳记事，后来又改用书契。《易经·系辞传》中提到:“上古结绳而治，而后人以书契易之。”①陶制器皿和甲骨上的刻画符号是汉语文字的最早形式。因此，有足够多的人类学和考古学证据表明汉字最初并非是为了记录口头语言而存在。汉字最开始是以刻画符号形式出现，而后逐渐演变成文字，并形成了书写系统。至于与口头语言有所关联，那可能是之后很久一段时间才出现。现代中国学者再次肯定了汉语书面语与口语的独立发展。国学大师梁漱溟曾说，“语言文字浸浸分别并行，初不以文字依附语言，而语言转可收摄于文字”②。著名思想家李泽厚进行了大量的考证研究以证明汉字并非口头语言的书面记录。他也指出:“汉语语言并未给予音以优先级而是更强调义……最初，汉字的功能便是支配、统率、范导语言，而非记录语言。”③最近，他又重申:“中国文字的源头是‘结绳记事’，文字不是把语言写下来，而是记录事情。最初的文字，就是为了把发生的事情(也就是历史)记下来的符号如结绳，慢慢才演变为文字，最后才和语言结合，它作为符号系统，中国文字始终不是语言的复写。”④这些观点与本文前面提到的维柯的中心论断不谋而合。在分析了汉语语言争论双方的观点后，笔者发现尽管表意论的支持者与反对者观点相左，但是他们的定位却相同:对汉语文字的研究更多是出自于自己学术和美学目的，而非是对汉语语言本身的关心。庞德、费诺罗萨及其他表意说的支持者，关注的是哲学研究和发展艺术的新型式及创新型途径，以推进知识与艺术发展的进程。持反对观点的则专注于以西方理论检验汉语语言，强使表意的汉语同西方字母语言的表音理论协调一致，以否认汉语文字的独特性。双方均受先入之见及预想目的所导向，仅有少数学者摒弃了汉学主义的偏见，承认汉语文字与语言的独特性。笔者注意到一个有趣的现象:比起汉语语言学者，中国哲学和思想的研究学者反而在接受汉语语言及文化的独特性上更为开通一些，不太倾向于把西方观念和方法强加在汉语资料上。显然，否认汉语文字是表意的派别完全忽视了汉语与语音文字体系之间的区别性差异，也极少关注到汉字的象形性仍然清晰可察，其以表意为主的性质在中国语言学界是毫无争议的。而反过来，肯定汉语文字是表意的派别则又夸大了汉语文字的象形性，把它的价值普适化，因而不切实际地忽视了汉语汉字的独特性。尽管取向不同，他们都按照以西方为中心的学术习惯来做学术，这种方式却是共通的。故而纵使他们研究的初衷是要提供科学客观的汉语语言知识，而他们却已经在不知不觉中创造了汉学主义的语言形式，扭曲了中国文字体系的真实状况。笔者已分析了西方研究汉语汉字的种种问题，同样的问题在中国学者群中也存在。自马建忠根据西方语法理论首创汉语语法以来，中国学者套用西方语言理论研究汉语汉字也形成了一个研究路径，直到近年来才开始受到质疑。语言哲学与语言学虽为两个学科，但在研究语言与世界的关系和语言表征方面却有着共同的研究对象———文字。关于文字与语言的关系，西方的语言学理论已经成为广为接受的定论:文字不是语言，只是语言的记录或复写。这一定论对于拼音文字的西方语言无疑是正确的，但它是否就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呢?这一定论是否适用于中国文字呢?至少到目前为止学者的共识是如此。中国的语言学家大都接受这一观点。王力先生就如此认定:“文字是语言代表……但是，文字不是语言。”“文字只是一种假定的符号系统，文字不等于语言。”①有些学者虽然承认中国文字发展的独特性，但仍然接受汉字是语言的复写这一观点:“文字是语言的记录，也是凝固的语言……以汉字为代表的中国文字的起源，虽然有很大的特殊性，但也是在语言产生以后才形成的。”②这样的共识颇有商榷余地。李泽厚先生在谈到汉字与语言的关系时指出:“中国的文字不是语音的复写。我以为中国的语言学家，从马建忠到王力，都可能犯了错误。他们都用西方的格式来研究中国语言。”③这样的质疑虽然需要大量考证研究的支撑，但目前至少可以给我们以这样的启迪:套用西方语言理论研究汉语汉字不可避免地会忽视中国语言和文化传统的特殊性。
四、结语
大学汉语言的论文范文3
专业代码、名称及研究方向 人数 考试科目 参考书目 备注 008 文学院(电话:89683067、89683519) 147 文学院所有专业均不接受单独考试。 135102戏剧 30 01 舞台剧与影视剧写作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4 英语二③623 艺术基础（戏剧影视文学）④902 剧本写作 复试科目:0810 创意与编导
《戏剧艺术十五讲》董健、马俊山著，北京大学出版社。 专业学位，学制3年。联系电话：89686486。 02 舞台剧编导 03 影视剧编导 04 演出管理 130300戏剧与影视学 6 01 戏剧戏曲学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 或 202 俄语 或 203 日语③616 戏剧与电影基础（含戏剧与电影理论、中国戏剧、外国戏剧、中国电影、外国电影）④978 评论写作 复试科目:0809 戏剧与影视专题 参看“南京大学戏剧影视研究所”网站“招生与培养”栏（njuxy.cn/student.htm） 本专业为江苏省重点学科。在戏剧与影视学一级学科内择优录取，初试合格参加复试者，按专业及外语总分排序，参考书目适用于初试及复试。 02 电影学 03 电视艺术学 050108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 01 欧美文学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 或 202 俄语 或 203 日语③615 文学（含文艺理论、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外国文学）④935 语言及论文写作（含古代汉语、现代汉语、语言学概论及论文写作） 复试科目:0807 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题 凡大专院校中文专业的基础课程教材均可视为考试参考书。 “中国语言文学”为一级学科国家重点学科。在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内择优录取，招生规模81人，初试合格参加复试者，按专业及外语总分排序；参考书目适用于初试及复试。 02 西方文论 03 中外文学关系 050106中国现当代文学 01 现代文学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 或 202 俄语 或 203 日语③615 文学（含文艺理论、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外国文学）④935 语言及论文写作（含古代汉语、现代汉语、语言学概论及论文写作） 复试科目:0806 中国现当代文学专题 凡大专院校中文专业的基础课程教材均可视为考试参考书。 “中国语言文学”为一级学科国家重点学科。在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内择优录取，招生规模81人，初试合格参加复试者，按专业及外语总分排序；参考书目适用于初试及复试。 02 当代文学 050105中国古代文学 01 先唐文学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 或 202 俄语 或 203 日语③615 文学（含文艺理论、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外国文学）④935 语言及论文写作（含古代汉语、现代汉语、语言学概论及论文写作） 复试科目:0805 中国古代文学专题
凡大专院校中文专业的基础课程教材均可视为考试参考书。 “中国语言文学”为一级学科国家重点学科。在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内择优录取，招生规模81人，初试合格参加复试者，按专业及外语总分排序；参考书目适用于初试及复试。 02 唐宋文学 03 元明清文学 04 近代文学 05 域外汉籍研究 050104中国古典文献学 01 古籍整理与研究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 或 202 俄语 或 203 日语③615 文学（含文艺理论、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外国文学）④935 语言及论文写作（含古代汉语、现代汉语、语言学概论及论文写作） 复试科目:0805 中国古代文学专题 凡大专院校中文专业的基础课程教材均可视为考试参考书。 “中国语言文学”为一级学科国家重点学科。在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内择优录取，招生规模81人，初试合格参加复试者，按专业及外语总分排序；参考书目适用于初试及复试。 02 中国文化史 050103汉语言文字学 01 古代汉语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 或 202 俄语 或 203 日语③615 文学（含文艺理论、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外国文学）④935 语言及论文写作（含古代汉语、现代汉语、语言学概论及论文写作） 复试科目:0804 现代汉语、古代汉语专题 凡大专院校中文专业的基础课程教材均可视为考试参考书。 “中国语言文学”为一级学科国家重点学科。在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内择优录取，招生规模81人，初试合格参加复试者，按专业及外语总分排序；参考书目适用于初试及复试。 02 现代汉语 03 中国语言学史 050102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01 理论语言学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 或 202 俄语 或 203 日语③615 文学（含文艺理论、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外国文学）④935 语言及论文写作（含古代汉语、现代汉语、语言学概论及论文写作） 复试科目:0803 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专题
凡大专院校中文专业的基础课程教材均可视为考试参考书。 “中国语言文学”为一级学科国家重点学科。在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内择优录取，招生规模81人，初试合格参加复试者，按专业及外语总分排序；参考书目适用于初试及复试。 02 社会语言学 03 方言学 04 对外汉语教学 05 语文教学和语言文字规范 050101文艺学 01 文艺理论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 或 202 俄语 或 203 日语③615 文学（含文艺理论、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外国文学）④935 语言及论文写作（含古代汉语、现代汉语、语言学概论及论文写作） 复试科目:0802 文艺理论专题
凡大专院校中文专业的基础课程教材均可视为考试参考书。 “中国语言文学”为一级学科国家重点学科。在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内择优录取，招生规模81人，初试合格参加复试者，按专业及外语总分排序；参考书目适用于初试及复试。 02 文艺美学 03 西方文论 04 中国文论 045300汉语国际教育 30 01 汉语国际教育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③354 汉语基础④445 汉语国际教育基础 复试科目:0801 专业综合（语言学概论、作文） 《现代汉语》黄伯荣、廖序东著，高等教育出版社；《古代汉语》（第一册、第二册）王力著，中华书局；《语言学纲要》叶蜚声、徐通锵著，北京大学出版社。《中国文化要略》程裕祯著，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当代中国》张海林著，南京大学出版社；《跨文化交际学概论》胡文仲著，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外国文化史》孟昭毅、曾艳兵著，北京大学出版社；《对外汉语教育学引论》刘珣著，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 专业学位，学制2年。咨询电邮：chenguang@nju.edu.cn。
大学汉语言的论文范文4
一、晁继周、贺巍；江蓝生、孟庚海、董琨。
一
语言研究所最早是在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语音乐律实验室的基础上成立的，研究力量主要是两方面的来源，一是前“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部分成员，二是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燕京大学等高等院校抽调来的部分学者。建所初期，语言所规模不大，却汇集了丁声树、罗常培、吕叔湘、陆志韦、傅懋?薜戎?名学者，他们领导了语言所早期的汉语语法研究、汉语方言研究、汉语音韵研究、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汉语语音研究等学科的工作。
1，现代汉语规范工作
新中国刚刚成立不久，党和政府对语文规范化工作提出了要求，《人民日报》1951年6月6日发表社论《正确地使用祖国的语言，为语言的纯洁和健康而斗争》，同时开始连载吕叔湘、熙的《语法修辞讲话》。全国掀起了一个学习语法的热潮。语言研究所五十年代的主要工作都围绕着促进汉语规范化的目标而展开。如《语法讲话》的编写，方言调查工作的开展，《现代汉语词典》的编纂，以及《中国语文》杂志对现代汉语规范化、推广普通话和文字改革工作的探讨等。
1955年10月，由语言所负责筹办的“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在北京召开。中国科学院郭沫若院长在开幕词里说：“我们所提出的汉语规范化问题，那就是要确定汉民族共同语的组成成分尽可能地合乎一定的标准，那就是要根据语言发展的规律，采取必要的步骤使得这全民族的语言在语音、语法、语汇方面减少它的分歧，增加它的统一性。”吕叔湘在会上宣读了他和罗常培合作的《现代汉语规范问题》的报告，报告中对汉语规范化的意义、原则和需要做的具体工作项目作了详尽论述。在这次会议上代表们提出了若干研究课题，并就组成普通话审音委员会、拟订《现代汉语词典》编纂计划、拟订汉语方言初步普查计划等工作形成了决议。这次会议的文件后来汇编成《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文件汇编》(科学出版社，1956)。这以后，语言研究所的各个研究组分别就语法、语音、词汇、方言、词典编纂等工作展开了深入的研究。
2，汉语语法研究
1952—1953年，语法小组在丁声树的主持下编写了《语法讲话》，参加者有丁声树、吕叔湘、李荣、孙德宣、管燮初、傅婧、黄盛璋、陈治文。开始以“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语法小组”的名义，分十七次在《中国语文》杂志上连载，后经修订出版了单行本，书名改为《现代汉语语法讲话》(商务印书馆，1961)。这部书选例精当，分析透辟，以重视语法结构为特色，在国内外产生了良好的影响，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代表了国内语法研究的最高水平。
1953—1956年，陆志韦主持编写了《汉语的构词法》(科学出版社，1957；修订本1964)，参加者有陆志韦、管燮初、蒋希文、任建纯等。该书以北京口语为研究资料，提出了构词研究的“扩展法”，对现代汉语的构词方式进行了详细的分析。
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语法小组为撰写《现代汉语语法》作准备，提出了若干研究课题。在陆志韦指导下，刘坚、陈建民、饶长溶、王福庭分别就助动词、兼语式、副动词和连谓式写出了专题研究报告；在吕叔湘指导下，范继淹、李临定、范方莲等研究了形名组合问题、趋向结构问题、带“得”的补语问题、动词重叠问题等。吕叔湘这个时期发表的《关于“语言单位的同一性”等等》《现代汉语单双音节问题初探》等文章成为语法学界的指导性论著。
五十年代末组建了汉语史组，陆志韦任组长，郑奠任副组长，对古代汉语的语法作了专题研究，郑奠、麦梅翘编辑了《古汉语语法学资料汇编》(1964，中华书局)，郑奠、谭全基编辑了《古汉语修辞学资料汇编》(1980，商务印书馆)，管燮初系统地对上古汉语的代表文献进行语法分析，陆续出版的成果有：《殷墟。甲骨刻辞的语法研究》(1953，中国科学院)《西周金文语法研究》(1981，商务印书馆)以及《左传句法研究》(1994，安徽教育出版社)。
3，汉语方言研究
1954年成立了方言组，由丁声树任组长，李荣任副组长。建组以后不久就在中央团校和中央民族学院进行了方言调查，1956年起，语言研究所和教育部联合开办了三期“普通话语音研究班”，先后培养了一大批方言调查研究的专业人才。此后，在丁声树、李荣的带领下，进行了张家口、昌黎两地方言的重点调查；1956—1959年，语言所组织并指导了全国性的方言普查，以县为单位，共在全国调查约2000个点，写出方言调查报告1195种。这期间由丁声树和李荣等为方言调查工作编写成的《方言调查词汇手册》(1955，科学出版社)《方言调查字表》(1955，科学出版社)《汉语方言调查手册》(1957，科学出版社)《汉语音韵讲义》(1984，上海教育出版社)《古今字音对照手册》(1958，科学出版社)《昌黎方言志》(1960，科学出版社)等著作，成为指导方言调查的重要工具书和编写方言调查报告的范本。
4，汉语语音研究和机器翻译研究
当时的第三研究组以语音研究为主。建所初期，设有语音实验室，它是以原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的语音乐律实验室为基础形成的。仪器主要有各式浪纹计，乙一和乙二声调推断尺、各式海尔姆荷兹共鸣器、各式音叉、渐变音高管及钢丝录音机等等；五十年代末，添置了丹麦B．K．公司出产的声学分析仪器，用于研究普通话元音和辅音的声学特性。研制了颚位照相装置，与X光照相配合，对辅音作了生理分析；研制了音高显示器，用于研究声调，还研制了切音机。在此期间，写成了《普通话语音实验录》共五卷(未出版)和《普通话发音图谱》(周殿福、吴宗济，1963，商务印书馆)。1965年，该室购买了美国Kay公司出产的662B型语图仪，正要进一步开展普通话语音实验研究之时，在“”中被迫中断。
这个研究小组的部分人员自五十年代中期开始进行机器翻译的探索，跟其他单位合作，在五十年代末和六十年代初分别研制出了俄——汉、英——汉机器翻译系统。
5，少数民族语文研究
建所不久，罗常培在语言所组建了少数民族语言研究小组，由傅懋勋、罗季光、王辅世等负责，到1956年12月，以这个组为基础正式成立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所。
自1950年起，罗常培就着手选派一些青年语言学者参加中央民族访问团，初步调查了解全国民族语言分布的概况；此后，又在语言所里举办丁语文干部训练班；1952年起，语言所先后派遣专家率领部分青年干部组成少数民族语文工作队，前往各民族地区调查民族语言。四川凉山彝族地区、桂西壮族地区、海南黎族地区、贵州布依族地区，以及蒙古语、苗瑶语区、新疆各民族语区等，都留下了他们的足迹。1952—1954年，语言所参与了北京大学开办语言专修科的工作，帮助中央民族学院语文系编写了一部分少数民族语言教材。短短的几年内，不仅为日后全面展开的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打下了基础，也从田野工作中培养了一批既有语言科学知识，又能通晓少数民族语言的专家。
6，《中国语文》和《语言研究》杂志
《中国语文》杂志创刊于1952年，初为月刊，现为双月刊，1966—1977年停刊。罗常培、林汉达、丁声树、吕叔湘、侯精一先后担任总编辑或主编，周定
一、陈章太也曾主持常务工作。《中国语文》开始是一个综合性大于专门性、兼顾普及和提高的杂志，六十年代以后以刊登研究性文章为主。1953—1955年开展的关于汉语词类的讨论，以及1957年关于单句复句的讨论，1961—1962年关子语言和言语问题的讨论等都在语言学界产生很大影响。
《语言研究》创刊于1956年，1956—1959年共出四期。这是由语言研究所编辑、科学出版社出版的语言研究专门刊物，内容主要是：一，语言科学理论研究；二，现代汉语(包括方言)和汉语史的专题研究；三，国内少数民族语言的专题研究；四，外国语的专题研究；五，有价值的语言研究资料；六，国内外语言学重要论著的评论。
五十年代《中国语文》以综合性为主；《语言研究》以专门性为主，六十年代以后，《语言研究》停办，其内容分别转入《中国语文》和《语言学资料》。
7，《现代汉语词典》的编纂
编写<现代汉语词典)是1955年“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确定的任务，1956年2月6日，《国务院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明确规定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应该“编好以确定词汇规范为目的的中型现代汉语词典”。同一年，由语言所部分人员和新华辞书社、中国大辞典编纂处共40人组成了词典编辑室，当时任语言研究所副所长的吕叔湘兼任室主任和《现代汉语词典》主编，自1958年开始编写，1960年就排印出了“试印本”；1961年丁声树接任室主任和主编，1965年排印出了“试用本”。
8，对国外语言研究动态的关注
建所之初，语言所就设置了一个情报资料组，了解和介绍国外语言研究的动态；1956—1958年，语言所设立专门小组，编辑出版了《语言学论文选辑》，先后出了八辑。六十年代初成立了外语研究室，由赵洵任室主任。这个室的一组人员投入《俄华大词典》的编写工作，另一组以研究普通语言学理论为主，他们曾参加了《中国语文》附属刊物《语言学资料》(双月刊，1961—1966年共出32期)的编辑工作，其中的“描写语言学专号”等辑在语言学界产生了重要影响。
二
“”使语言研究所的工作完全停滞了五六年，直到七十年代初，大部分同志从干校回到北京以后，才逐渐恢复了工作。尽管工作环境和研究条件不很理想，一代学界前辈还是以惜时如金的精神，勤勉地推动着各方面研究的展开。语法小组为撰写一部大型《现代汉语语法》积极准备；方言研究、语音实验研究、机器翻译研究、《现代汉语词典》的修订都开始走入正轨；《语言学资料》也更名为《语言学动态》恢复出版，1978—1979年共出12期(现改名为《国外语言学》)。
1977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正式成立，语言研究所改属社科院后，对原有学科作了进一步的调整，设八个研究室，分别是：现代汉语研究室(室主任为吕叔湘)，古代汉语研究室(室主任为王显)，近代汉语研究室(室主任为周定一)，方言研究室(室主任为李荣)，语音研究室(室主任为吴宗济)，应用语言学研究室(室主任为刘涌泉)，情报资料室(1980年改为国外语言学研究室，室主任为伍铁平)，词典编辑室(室主任为丁声树)。
1，现代汉语语法研究成熟的标志——《现代汉语八百词》的出版
语法小组恢复工作以后，吕叔湘主持着手准备一部详尽的《现代汉语语法》的编写工作，并亲手撰写了十万字的编写提纲(部分章节后来曾公开发表)。为了这项工程，吕叔湘积数十年研究心得写出了具有重要理论价值的《汉语语法分析问题》；翻译了赵元任的《汉语口语语法》。后来计划改变，在吕叔湘主持下用几年的时间编写了一部《现代汉语八百词》，参加者有李临定、刘坚、范继淹等十余人。这是我国第一部描写汉语语词用法的工具书，具有汉语语词用法词典的性质。书中虽然也简单交代了汉语语法要点，但不以阐述理论和建立体系为目的，而是着重于用法的观察，分析细致，举例贴切，有许多独到的见解。这部书的意义在于，跳出了名目和体系之争，着力于汉语事实的挖掘，标志着汉语语法研究走向成熟。因此，它不仅成为汉语教学的必备参考书，也在推动语法研究的描写方法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2，汉语方言研究空前繁荣——《方言》杂志的创刊和《中国语言地图集》的绘制
1955年“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上丁声树、李荣做的《汉语方言调查》报告里说到“我们今后的方言调查一定要加强计划性，使各地方言的调查工作紧密联系起来。在方法上，不仅要调查语音情况，还要重视方言词汇和方言语法的研究。”“全国范围的方言调查应该把绘制全国汉语方言地图作为长期奋斗的目标。”这两方面的理想在七十年代以后得到实现。1979年丁声树患病住院后，李荣主持方言研究。创办了我国方言学科唯一的专业杂志《方言》；发起成立了全国汉语方言学会；组织力量投入了“六五”国家重点项目《中国语言地图集》(汉语方言部分)的绘制工作。《中国语言地图集》(汉语方言部分主编李荣、熊正辉、张振兴，中国社会科学院和澳大利亚人文科学院合作编制，中文本及英文本，1987，1989，香港朗文出版有限公司)首次用多幅彩色地图的形式总结了几十年来方言调查研究的成果，反映了汉语各种方言分布分区的情况。地图集以及附带的文字说明，第一次向人们系统地介绍了各种方言的使用人口和主要特点，、以及汉语方言统一和分歧的实际面貌。这是我国国情调查的一个重要项目，也是我国科学文化领域的一项基本建设。
3，《现代汉语词典》的出版
七十年代里语言研究所推向社会的最重要的成果是一部《现代汉语词典》。“”期间，《现代汉语词典》的编纂工作受到“”的严重干扰，1973年印行的“试用本”遭到无理指责，直到1978年；这部词典才得以正式出版发行。《现代汉语词典》的出版，填补了我国中型现代汉语词典的空白，并以精当的释义和举例垂范于世。它集科学性和通俗性于一身，在推广普通话、促进汉语规范化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这部词典在社会上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刊行以来屡次重印，至今印数已超过2300万册，并在海外有多种版本印行。
三
八十年代中期以后，老一代学者不再担任主要领导职务，一批中年学者成了各学科的带头人，他们继承了老一代的良好传统，使语言研究的各个领域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1，现代汉语研究
《现代汉语八百词》的工作完成以后，李临定着重进行句型研究，对汉语中有代表性的典型句型做了全面细致的描写，结合变换分析和语义解释论述句型特征(《现代汉语句型》，1986，商务印书馆)；范继淹集中进行汉语人机对话研究，从自然语言理解角度对汉语语法的形式概括和语义制约提出了许多新的见解(《范继淹语言学论文集》，1986，语文出版社)；孟琮、郑怀德、孟庆海、蔡文兰重点进行动词和形容词的用法研究(《动词用法词典》，1987，上海辞书出版社；《形容词用法词典》，郑怀德、孟庆海，1991，湖南出版社)，《动词用法词典》对名词宾语的分类超越前人，在动词及其支配成分的研究方面有重要参考价值。徐枢、饶长溶的语法研究也在语法学界引起重视，身为《中国语文》杂志的编辑，他们还为语法研究后备队伍的建设作出了贡献。由《中国语文》编辑部编辑的《语法研究和探索》系列论文集已出版八集，极大推动了国内语法研究。
2，汉语方言研究
方言研究八十年代后继续往深度和广度上发展，熊正辉、贺巍、张振兴带领方言研究室先后进行了国家“七五”“八五”规划项目《汉语方言重点调查》(九种专著已出版)《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12部分地方言词典已出版)等大型研究，并在研究手段的现代化方面积累了基础。
八十年代方言研究的另一个突出成果是一批高质量的方言志的编写出版，自侯精一的《平遥方言简志》(1982，《语文研究》增刊)《长治方言志》(1985，语文出版社)以后，山西省已为81个县市编写了方言志，其他地方的方言志也陆续有不少问世。
由侯精一主持的中国社会科学院重点项目《现代汉语方言音库》自1992年开始采录和编写，计划中的40种方言音档多已开始工作，其中《上海话音档》(1994，上海教育出版社)首先出版，受到各方面的好评。
3，实验语音学研究
1973年起，原来的语音实验室就逐渐恢复了语音实验工作，1978年语音研究室成立以后，在室主任吴宗济的带领下，大规模地开展了语音分析和语音合成工作，在理论建设和实验研究方面都取得了重要成果。《普通话单音节语图册》(吴宗济主编，1988，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实验语音学概要》(吴宗济、林茂灿主编，1989，高等教育出版社)“普通话单音节规则合成系统”(杨顺安主持，1987)《现代语音基础知识》(曹剑芬，1990，人民教育出版社)以及正在进行的国家社会科学“八五”重点课题“人机对话中的语音学问题”、国家“八六三”计划中“智能接口”的“普通话两音节间音联模型及其规则合成”等项目，都受到国内外专家的高度评价。
4，近代汉语研究
为了加强汉语史研究中对白话材料的重视，1977年经吕叔湘提议，成立了近代汉语研究室。十几年来，这个室的研究进展令人瞩目。吕叔湘《近代汉语读本?序》里不仅精辟地论述了近代汉语的分期问题，还特别讲到“进一步开展近代汉语词汇语法研究，我以为有几件事要做。第一，做好资料工作。……第二，总结研究成果。……第三，编辑读本。”近年来，这三个方面的工作都已有重要成果问世，《近代汉语读本》(刘坚编著，1985，上海教育出版社)是全面反映近代汉语概貌的第一部深入浅出的教材；《近代汉语虚词研究》(刘坚、江蓝生、白维国、曹广顺，1992，语文出版社)是近代汉语虚词研究成果的总结；《近代汉语语法资料汇编》(刘坚、蒋绍愚主编，唐五代卷，1990，宋代卷，1992，元代明代卷，1995，商务印书馆)汇集了近代汉语各个时期有代表性的重要文献，细加校订，有很高的实用价值。同时，《近代汉语指代词》(吕叔湘著，江蓝生补，1985，学林出版社)的出版以及刘坚、江蓝生、曹广顺等的一系列论文，标志着近代汉语语法研究正在向纵深发展。杨耐思的《中原音韵音系》(1981，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等是近代汉语音韵研究的成果。
5，古代汉语研究
古代汉语研究室何乐士、敖镜浩、王克仲、麦梅翘、王海菜八十年代初编著的《古代汉语虚词通释》(1985，北京出版社)是文言虚词研究的集成之作。同时，专书研究、断代研究和专题研究也取得了不少成果，如何乐士的《左传虚词研究》(1989，商务印书馆)，王海?钡摹堵硎衔耐ㄓ胫泄?语法学》(1991，安徽教育出版社)，王克仲的《助语辞集注》(1988，中华书局)等。古代音韵的研究成果主要有邵荣芬的《切韵研究》(1982，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中原雅音研究》(1981，山东人民出版社)和王显的一系列论文。
6，汉语辞书编纂
《现代汉语词典》出版以后，词典编辑室又相继编出了《现代汉语小词典》(1980，商务印书馆)《倒序现代汉语词典》(1987，商务印书馆)《现代汉语词典补编》(1989，商务印书馆)等。此外，还编出了古今汉语实用词典、新词新义词典、方言常用词词典等多品种的辞书；适应新变化的《现代汉语词典》的修订本1995年出版，《现代汉语大词典》自1990年开始编写，现已基本完成
。近十几年来，语言所的其他研究室也编出了一批水平较高的专业词典。
7，应用语言学研究
应用语言学研究近年有了较大发展，1979年成立了应用语言学研究室，刘涌泉任室主任；1985年改组为计算机室和应用语言学研究室，分别由刘倬和刘涌泉任主任，1995年起，由于工作的需要，两个室再度合并。应用语言学研究的重点是机器翻译和中文信息处理，这些年来，在刘倬的主持下，开发了各种实验型机器翻译系统8个(包括英语一汉语和世界语一汉语)；主持开发或指导开发了实用型英汉机器翻译系统3个；建立了中文信息处理系统及语料库两套；以及各种文字形式和软件形式的成果等，都在国内同行里获得高度评价。
由王广义主持的《天语》英汉题录翻译系统、《GRA篇名英汉机器翻译系统》都已投入应用，《GRA文摘英汉机器翻译系统》正在进行中。
8，语言理论研究
语言理论研究是近十几年来语言所发展较快的学科，已从早期的以介绍和翻译国外语言学理论和方法为主，逐渐转向研究和评论国外语言理论和方法，并借鉴这些理论和方法，结合汉语开展实际语言的研究，在汉语语法研究、汉语语音研究；汉语篇章分析、汉语语用研究、英汉语法比较研究等方面都取得了明显突破。在这些方面做出重要成就的是廖秋忠、陈平和沈家煊，他们积极引进最新的观念和方法，对汉语中一些长期悬而未解的问题提供了新的视角，进行了有益的尝试，《廖秋忠文集》(1992，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现代语言学研究——理论、方法与事实》(陈平，1991，重庆出版社)《语用研究论集》(廖秋忠、沈家煊、杨成凯等，1994，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等文集反映了他们的研究水平。赵世开、黄长著、卫志强、沈家煊、林书武等积极翻译国外语言学名著，如《句法理论的若干问题》(1986，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语言与语言学词典》(1981，上海辞书出版社)《语言共性和语言类型》(1989，华夏出版社)《语言导论》(1994，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功能主义与汉语语法》(1994，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等都为国内的语言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参考。
9，《中国语文》、《方言》和《国外语言学》杂志
《中国语文》于1978年复刊，为双月刊。这是我国语言文字研究最重要的学术刊物。主要刊登汉语现状、历史以及应用、实验等的调查和研究，语言理论，语言政策的研究，汉语教学，汉外对比研究，语言学和其他学科交叉课题的研究，汉字现状、历史以及应用调查和研究，语言文字著作的评论文章。
《方言》杂志创刊于1979年，季刊，至今出版68期。李荣、熊正辉、贺巍、张振兴担任主编。这是全国唯一的方言学专业刊物。杂志集中反映了汉语方言研究的有代表性的重要成果，曾对连读变调、方言分区等专题进行了比较深入的讨论。1980年创刊的《国外语言学》是国内唯一的国外语言学理论研究学术刊物。伍铁平、赵世开、廖秋忠、卫志强、沈家煊先后担任主编。杂志大量评介国外语言研究成果，刊载相关资料，成为国内学者了解国外语言学的重要窗口。
10，图书资料工作
语言研究所图书室组建于1950年，至1966年藏书有16万册左右；90年代初期，藏书已达到27万册左右，其中中文书刊约23．5万册，外文书刊约3．6万册。藏书，内容包括：一般语言学、语言学理论、汉语语言学、传统语文学等方面的著作文献；可提供语言研究素材的文献资料；各种辞书、地方志、丛书、期刊等。语言所图书室历任主任或负责人有：刘际尧、魏民、袁璋、冯家荣、阎征、许长江。1994年起和社科院其他研究所的图书室一起归入组建中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图书馆，成为社科院图书馆的语言学库。
四十五年来，语言所的工作人员在吕叔湘等专家的直接指导下，编辑了《中国语言学论文索引?甲编》(清末一1949，1965年出版)《中国语言学论文索引?乙编》(1950—1963，1963年出版；增订本1965年出版；1950—1980，1983年出版)。
《中国大百科全书?语言文字》(1988，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是我国语言学史上的开创之作，吕叔湘为这项工作倾注了大量心血，并撰写了卷首专文《语言和语言研究》。语言所不少学者为该卷撰写了条目。吕叔湘还为我国语言学界另一项开创性工作《中国语言学年鉴》(1993，语文出版社)亲自起草了详细的编写体例。
四
作为部级的语言研究专门机构，语言研究所不仅推出了一批又一批重要的学术成果，而且组织了很多全国性的学术活动，良好的学风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语言学工作者。
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年语言学家奖金是吕叔湘个人捐助设立的，1983年，吕先生捐献多年积蓄六万元作为这项奖金的基金；1987年，吕先生又把他荣获首届吴玉章奖金语言文字学特等奖的五千元转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年语言学家奖金。语言所负责这项奖金的管理工作1984年首次评奖至今已评定7次，获奖者25人。
我国语言科学工作者的全国性的学术团体——中国语言学会的常设机构设在语言研究所，十几年来，语言所为学会的各种活动做了许多工作。早在1957年初，罗常培等就曾筹备成立全国性的语言学会。1980年正式成立以后，积极推动语言科学研究，开展全国性学术活动，组织国内学术交流。中国语言学会历任会长是：吕叔湘、季羡林、熙、刘坚；现有会员近900人。语言所直接负责了历届学术年会的组织工作和《中国语言学报》(1982年至今已出版七期)《中国语言学会通讯》的编辑工作。为了加强国内语言学家与国际语言学界的交往，1988年由语言所负责协调中国语言学会加入了国际语言学家常设委员会，使中国成为该组织的正式会员国。
汉语方言学会的秘书处设在语言研究所，李荣任会长，自1981年成立起已召开了八届学术年会；由语言所和其他单位合办的现代汉语语法学术讨论会、近代汉语学术研讨会、古代汉语学术讨论会、国外语言学研讨会等也一直定期举行，大大推动了这些学科的发展。
对外交往与合作在语言所四十五年的历程中也形成了传统。五十年代起，语言所的专家和苏联、东欧的语言学者就有来往和交流；八十年代以来，欧美、澳洲、日本以及港、澳、台湾地区等许多知名语言学家频繁来到语言所访问，作学术报告，参加学术会议等。1982，年8月，由语言所参与主办的“第十五届国际汉藏语言学会议”在北京举行，与会的国外学者有百余人。近年来，语言所也有不少学者应邀出访，进行学术交流。不少专家在各种国际学术会议上，出国讲学，与国外同行研究合作等。中国社会科学院与澳大利亚人文科学院的合作项目《中国语言地图集》的绘制是语言所参与国际合作的成功范例。
国家“六五”计划实施以来，语言所承担的各种重点项目有：“六五”国家重点项目“中国语言地图集”，“七五”国家重点项目“汉语方言重点调查”“语音分析与合成的基础研究”“山西方言通志”，“八五”国家重点项目“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人机对话中的语音学问题”，国家“八六三”项目“普通话两音节间音联模型及其觌则合成”；中华社科基金项目“汉语运用的语用原则”“现代汉语话语关联”“近代汉语助词研究”“现代汉语方言音库”“汉语方言计算机处理系统”“北京口语句式研究”；社科院重点项目“近代汉语语法史研究”“汉语成语语义检索”“现代汉语大词典”“现代汉语句型研究”“唐宋语言研究”“白话小说语词研究”。
四十五年来，语言所的研究队伍人才辈出，良好的学风代代相传，务实求新的传统不仅体现在几代学者的研究工作里，也表现在他们的积极倡导和对年轻同志的言传身教中。早在五六十年代，丁声树、吕叔湘等就在所里为年轻同志开办了音韵讲习班和英语讲习班，使研究人员的业务能力有了明显提高；从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每个时期所里都经常举办研究人员的学术报告会，九十年代以来，更形成了固定的“五四”青年学术演讲会和高研学术演讲会活动，学术气氛异常活跃。语言所里不少同志还经常自发地组织学术沙龙活动，进行专题研讨，其中每月一次的“理论语言学沙龙”自1985年起至今目连续举办了127次，国内外许多同行都曾参加过这里的讨论，为活跃所里的学术空气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新晨
四十五年间，语言所的几代学者脚踏实地，锐意进取，努力挖掘汉语事实，继承良好的学术传统，积极探索新的方法，不断更新学术观念和研究手段，为我国语言科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古语说四十而不惑，正当盛年的语言研究所在迈向二十一世纪的征程上，一定会以更加丰硕的成果奉献给社会。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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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汉语言的论文范文5
在高中时期，他见报纸上刊登的关于武汉方言的文章，有几处用字不准确，便投稿与其商榷，进行了两个回合的论战。这种为学的精神，在其后都有体现。
高中毕业后，他考入华中大学国文系，在中、英文分班的考试中列入“双甲”。在校一个多月，他有幸听了钱基博先生讲课，接受他的教诲。钱先生讲授的是《古籍举要》，教学风格严谨细致，影响巨大。
由于家境贫困，朱先生转到了稍后发榜的有公费的国立湖北师范学院就读。在师范学院，舒连景先生的文字学，顾学颉先生的目录学，贾修龄先生的古典诗词，闻惕生先生和詹学时先生的专书选读，周学根先生的中国文学史，胡雪先生的文学概论，鞭策着他如饥似渴地钻研学习。就在大学还有一年毕业的时候，由于父亲失业，他不得不辍学去法汉小学做了一名教师，没有拿到大学文凭。
1951年夏天，武汉市文教局接管了法汉中小学，在原址建立了武汉第一师范学校，他因此成为武汉一师的语文教师。
1955年，教育部发出《关于在中学、小学和各级师范学校大力推广普通话的指示》，决定跟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共同举办普通话语音研究班，由各省市选送优秀教师或行政干部参加学习，毕业后仍回原地做推广普通话的工作。1956年春天，普通话语音研究班第一期在北京开学了，刚刚30岁的朱建颂成为“黄埔一期”学员，亲聆了著名的语言学家丁声树、李荣、徐世荣、周殿福等先生的教诲。他学习异常刻苦，较好地掌握了国际音标，使他终身受用。
学习结束后回省，朱先生被留在省教育厅普通话推广处，与李仲英先生一起工作。其间，两人合著了《湖北人怎样学普通话》和《汉字辨音表》，与萧世杰先生合著了《汉语拼音讲话》，还独著了《谈谈推广普通话》、《谈谈拼音教学》等书。1961年，他被调回武汉。从事繁重琐碎的教学工作。他先后在武汉教师进修学院、武汉一师、六中工作，百忙之中收集武汉方言词汇和熟语。所有的资料都经过了武汉土著居民的核对、校正，有些是20世纪30年代之前祖辈、父辈说过的，虽然只是只言片语，但都是世代传承积累下来的民族文化的宝贵遗产。在完全没有条件进行研究的情况下，他尽了一个知识分子的历史责任，显示了对学术的热爱。
粉碎“”以后，中国学术界迎来了百废俱兴的春天，给知识分子带来了生机与活力。朱先生满腔热忱在《方言》上发表了《武汉方言单音词汇释》、《武汉方言词汇》、《武汉方言的演变》等论文。1979年，华中师范学院中文系刘兴策和王庆生两位先生介绍朱先生调入华师，在中文系开《方言研究》选修课。朱先生从此走上了大学讲台。他的讲稿每次均有修改和创新，最终以《汉语方言讲话》为书名，经李荣老师审订，由华中师大出版社出版。全书理论精辟，内容扎实，对方言与现代语言学、修辞学、语言教学、文学、民俗学、言语识别、考据学、词语编撰、人文地理、地名学、民族学的关系，有独到的见解。朱先生认为，汉字具有两大特点：一是超时代的特点，使古今汉语得以衔接，古方言的字词能保存在近现代通语中，古通语字词能保存在今方言中；二是有超地区的特点，使共时语言在书面语上的分歧不是很大。朱先生在讨论通语的《语文论集》等书中，运用了不少的方言例子；在讨论方言的《武汉方言概要》等书中，运用了不少现代通语的例子。因而得出结论：对方言的研究也是对通语的研究。
朱先生踏实做学问且成果显著，但为人很低调、谦虚，有的只是对工作的热爱，对社会对学生的负责。他在《微薄的奉献——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而作》文中写道：“我是个幸运者，坐享其成，非常感激，但又觉得不能安于享受，我也应该辛苦地奋斗，用汗水和心血做出贡献来回报，为自己的祖国尽一份力量”；“我是一名语文教师，要尽量掌握好语文知识，把民族语文的精华传授给学生，引导他们能读会写，使他们通过读写认识并热爱我们的民族语文，准确使用民族语文，使汉文化的民族传统不至于中断”；“为了不断提高自己，改进教学，我利用一切可利用的时间做研究，随时把研究的结果写出来进行交流，经受检验，并运用到教学中去”。所有这些，都表现了朱先生潜心学问、教书育人的真挚之心。
朱先生于1987年在华师退休，迄今25年。但他却是退而不休，笔耕不辍。除了在华师本校讲课外，还在湖北教育学院、中南民族大学和武汉大学教过方言调查、国际音标，做过《语文工作者要关心社会用语用字》、《当前的语言环境》、《现代汉语的四个组成部分：普通话、方言、古代汉语、外来语》等专题报告，结识了一些学生和青年教师。朱先生为了更好地服务大众，使语文学得到普及，2008年由朋友的帮助，开了博客，至今发表博文30多篇。此外，还做了很多面向社会的工作。1998年受聘为武汉市文史研究馆馆员，经常参加馆里的采风活动，在省内外了解情况。2002年8月，《武汉俗语纵横谈》出版，武汉电视台“文化绿洲”栏目作了介绍，起到了普及的作用。他先后为文史馆提供了多篇论文，为本市文化工作献策。2006年、2011年、2012年，先后在武汉图书馆等单位的“论坛”上做了关于武汉方言的讲演。2007年6月，参加了楚天都市报举行的关于武汉方言的座谈会，其后该报以两版的篇幅进行了报道。2010年11～12月，先后跟汉网和晨报的读者见面，对方言文化进行了热炒，共同评选出最有代表性的100条词语，又从中选出“不服周”等20条精典词语。是一次品味高雅、意义重大的的群众文化活动。
朱先生深爱武汉和武汉方言，与武汉方言结下了不解之缘，被誉为“武汉方言研究第一人”。他的著作有《武汉方言研究》、《武汉方言词典》、《武汉市志社会志·方言》、《汉音集字疏证》、《武汉俗语纵横谈》、《武汉方言概要》、《武汉民间游戏》、《武汉民间歌谣》等。从2000年开始，为《武汉年鉴·社会生活·方言》逐年提供资料。还为《汉语方音字汇》、《汉语方音词汇》、《汉语方言大词典》、《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新华方言词典》提供了武汉部分的资料。此外《汉语方言常用词词典》、《中国俗成语》、《俚语隐语行话词典》等书中的武汉资料都取自朱先生的著作。朱先生还为《湖北文献》（台北）撰稿，发表了多篇文章，让台湾同胞了解大陆的语文环境和学术环境。
经过多年的教学及实践，朱先生对武汉方言总结出了如下的认识：武汉方言是汉语的组成部分，研究方言就是研究汉语；武汉方言和普通话是相互转化的，《现代汉语词典》第五版和第六版增收的词条大多来自于方言（包括武汉甚至香港、台湾）；武汉方言在汉语中有着重要的地位，是汉语方言研究的重点之一；武汉方言在学术上有重要的地位，语言学界将武汉与成都并列为西南官话的代表点；武汉方言在湖北为强势方言，对全省的方言都有影响，鄂南等地使用方言有隔阂时用武汉方言进行交际。
朱先生在研究武汉方言方面建树颇多，有着诸多独到的见解。大致可以归纳如下：
一、密切关注鲜活的语料，贴近生活。认为研究方言应该与日常的生活融合，这样才能使研究有源源不断的材料，也才能使研究为生活服务。
二、汉语方言研究，要注重汉字形音义结合的特点。认为应该包括语音、用字、词汇、修辞及语法，而以词汇为重中之重。
三、通过历时和共时的比较，辨明语音平仄与声调问题。认为讲求平仄是不符合现代汉语的特点的，尤其是对普通话而言；分平仄根据的是古代汉语的特点，古音分四声，平仄是从调值出发的。
四、注重研究方言与文化的关系，挖掘民俗语言。认为方言是民俗的载体，通过方言可以研究民俗；民俗包括地方文化、典故、历史、地理诸方面，从中窥探有意义的方言词语。
古语云：“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做学问要取得成绩，掌握适当的方法是非常重要的因素。朱先生不仅对自己还是对学生，都是孜孜不倦，特别注意传授方法。即：
一、对诸家的不一致的说法，要加以综合归纳。例如，对语言变体的种类，对国际音标的作用，对国际音标的形体等。
二、发现线索，跟踪考查，得出结论。例如，把成语和惯用语合为一类，必须具有语义的变异性（即深层语义）；还把几种文字合称为“方言文字”，有别于各方言地区自造的个别的“方言字”。
三、发现差异矛盾，通过比较考查，得出结论。例如，一般媒体对获得电影节最佳男女演员分别称为“影帝”，“影后”，并有“称帝封后”的说法，指出这是没有弄清英语queen的本义所致。
四、阅读时受到启发，经过思索考查，有了新收获。例如，《本草纲目》“鳢鱼”条，指出应写作“柴鱼”，不能写作“才鱼”、“财鱼”、“犲鱼”。
五、集思广益，向有关人员请教，并认真采纳。例如，武汉方言中义为“理睬”的“耳”，经王福堂先生指出本字为“迩”；籼米，原写作“粘米”，经熊正辉先生指出应是“占米”。他都改过来了。
朱先生在武汉方言研究的园地上辛勤耕耘，结出了丰硕的果实。朱先生还为宣传国家语言文字法大声疾呼；为把武汉文化推向全国，殚精竭虑；为培养后继者不厌其烦。他的一些愿望实现了，但仍有一个心愿——建立一个“武汉方言研究中心”。这次由华师语言研究所主持创办的“武汉方言研究班”，就是为了组织一批熟悉并珍视武汉方言的热心市民，经过培训，可以从事调查、收集、整理、研究工作，用《武汉方言详志》、《武汉方言大词典》的形式保存珍贵的资料，流传后世。
朱先生对我说：“研究方言，必须具有深厚的古、现汉语知识，懂得一定的异语（包括异方言），熟悉语言学理论，深入群众日常生活，具备群众感情，掌握本地历史和现实情况，才能取得成果。”对此我深以为然，并深信不疑，且深有体会。
朱先生还对我说：“语言学者必须面向大众、融入社会，才能有出息。”朱先生是这样做的，我也要这样做。
大学汉语言的论文范文6
中国的语言研究历史悠久，从书面语的角度对语言的语音和文字两种形式的系统做过突出的研究，但是具有系统的语言理论意识比较晚。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中国学者受到外国学者的启发，通过引进、发展，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理论语言学。但是，相对来说，研究古代汉语、现代汉语、少数民族语言、外语等具体语言的人多，自觉地进行普遍理论探讨的人少。理论成就有，但是理论意识比较弱，理论研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一直到20世纪末期，与文学理论比较，“语言理论”研究几乎没有专业研究队伍，“理论语言学”简直没有被当做一门独立的学科。语言理论几乎没有专门的学术刊物，也没有相应的专门的学术组织。
不过，到了20世纪末期，重视语言理论研究和普及的呼声越来越强烈。在研究生入学考试中，语言理论课程得到越来越的大学的重视。
语言不能离开社会，社会不能缺少语言教育。20世纪中国的理论语言学，伴随着中国社会、中国语言生活和语言教育的发展而成长。20世纪的中国结束了延续几千年的愚昧、保守、封闭的封建社会。醒悟过来的中国人，没有被落后的社会现状吓倒，而是从各个方面开辟了中国历史的新局面。封建社会的结束，自然会引起落后的语言生活的变革。
20世纪的中国语言生活和语言教育，在面向现实、正视活的口头语言方面，与几千年的封建社会相比，无论在观念上还是在实践中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整个世纪的语言变革和实践，使中国人开始进入现代化的语言生活。面对现代化的语言生活，有的人清醒，有的人不理解，有的人兴奋，有的人痛苦，有的人留念，有的人超前，有的人保守，有的人激进。虽然在改变旧习惯的过程中，各种心态会出现，动力和阻力会同时产生，但是，没有人能够阻挡语言现代化的车轮，没有人不承认语言信息处理的效率大大提高了，语言生活的范围大大扩大了，语言生活的质量大大改善了。
下面我们对20世纪中国语言生活、语言教育和语言理论分成3个阶段做概要的论述。关于20世纪中国理论语言学的详细情况，我们将分语言性质和功能、语言结构、语言发展、语言研究方法4个专题另外讨论。
1949年以前的50年
1.1中国的内部语言生活的发展
封建社会结束以后,特别是在五四运动中的国语运动和白话文运动的推动下，中国语言(主要是汉语)生活特别是语言教育发生了几千年以来的巨大变化。1913年成立国语语音统一研究组织，1918年公布了国语的“注音字母”，1919年公布现代标点符号，1920年小学废除文言的国文教学，采用白话的国语教学，1928年公布“国语罗马字”。30年代前后为了打击文言复古势力，配合拉丁化新汉字在中国大地奇迹一样地传播、应用的形势，开展了大众语运动。1941年成立新文字工作委员会，具有音素文字性质的新汉字跟具有语素文字性质的旧汉字都具有法律效力。
中国内部的少数民族语言在以前很少有人关心。20世纪20年代开始有赵元任、李方桂、罗常培、袁家骅、马学良等开始进行调查。
1.2中国的外语教育
伴随清朝政府的维新运动中的教育振兴计划，中国从1903年开始在中学以上的教育中开设外语课程。从1911年孙中山发动的推翻封建社会的辛亥革命到1919年五四运动,一直保持这种外语教育的制度。在受到外国人欺负的情况下，中国从清朝末期的1870年到1949年解放，有成千上万的人到外国留学。这些条件给中国知识分子在接触不同语言，形成语言分析的敏感能力，学习外国语言理论等方面提供了大量机会。
1.3语言理论研究
在语言理论研究方面，1923年出版中国第一本语言理论著作：乐嗣炳《语言学大意》(中华书局，北京)。以后有王古鲁、沈步洲、张世禄等的著作。探讨汉语理论的有胡以鲁《国语学草创》(商务印书馆，1923年，北京)以及其他论文。1938到1943年在语言大众化的背景下，人们更加关心中国语言的现实特点，开展了语法研究革新的讨论，提出了许多新见解。在国语推广的背景下，汉语方言学也得到蓬勃发展，使现实的活语言的研究得到广泛的重视。
1949年以后的30年
2.1中国内部的语言生活和语言教育
1949年10月10日，中国文字改革协会在北京成立，吴玉章担任主席。1950年作为国家研究机构的中国文字研究委员会成立。1954年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作为国务院直属的国家管理机构成立。1955年国家召开“全国文字改革会议”和“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明确现代北京话在现代汉语共同语中的标准地位，制止文言、方言等破坏它的纯洁性，并且提出改进和制订新文字来有效地书写这样的汉语。
中国内部的汉语教育从50年代开始用“语文”的名称。其中1956年到1958年学习苏联把“语言”和“文学”分开教学。1955年确定和推广“普通话”。1956年公布“汉字简化方案”。1958年公布“汉语拼音方案”。在20世纪民间试行50年的基础上，1955年《光明日报》带头，1981年国务院文书处理办法规定，汉语正式采用横向排版和书写。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的10年，中国语言生活在狂暴的“革命口号”中几乎窒息，人们都不敢说话。
中国对外汉语教育1950年到1965年开始发展。后来中断。1972年恢复。
中国内部的少数民族语言从1950年开始得到全面重视。1952年成立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少数民族语言研究组。为了识别民族和了解民族分布，制定民族语言政策，特别是为了给没有文字的语言制定文字，王均、王辅世、陈士林、喻世长、岑麒祥、高华年、严学窘、傅懋责力、罗季光、金鹏等进行了田野调查。
1956年成立中国科学院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所，又派遣700多人组成的7个工作队深入全国少数民族地区，调查研究语言。他们到1959年完成了42个民族的语言普查工作。1962年机构调整成立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语言研究室。
2.2中国的外语教育
1949年以后，由于新中国学习苏联，特别重视跟苏联的往来，外语教育几乎变成俄语教育。1957年又开始注意发展西方语言教育，1964年把英语作为学校教育中的第一外语。1966年以后中断。1970年随着中国和西方国家外交关系的建立和发展，外语教育才得到恢复。
2.3语言理论研究
这个时期在语言理论研究方面取得了巨大进展。斯大林《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1950年在中国发表以后，语言理论普遍成为高等学校与语言相关的专业的必修课程，高名凯、岑麒祥、石安石、罗常培、王均、朱星、宋振华、方光焘等出版了有关教材和专著。这个时期开展了“语言和言语”、“语言发展的内因和外因”、“共同语的标准化”、“语言混合和语言融合(替换)”、“词义和概念”、“词的辨别”等讨论。
1976年以后的20年
1976年粉碎“四人帮”，结束了1966年以来的“文化大革命”。1978年中国共产党第11届中央委员会第3次会议召开，全国科学会议、教育会议分别召开。中国进入20世纪的改革开放的20年，一切蓬勃发展。
3.1语言研究阵地
这个时期国家对语言工作的管理更加全面、深入。1985年为了扩大机构的职能，国务院决定把“中国文字工作委员会”改名“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1986年召开“全国语言文字工作会议”，制定了新时期的工作方针和任务，除了继续原来的工作以外，增加了对信息处理等领域的语言应用方面的研究和管理任务，强调规范化、标准化、法律化。同时，一些研究机构也成立。
1980年中国语言学会和中国修辞学会在武汉成立。1981年全国汉语方言学会在厦门成立。1994年中国语文现代化学会在北京成立。
这个时期一大批语言学刊物出现。1978年《中国语文》刊物恢复。1979年《方言》、《语言教学和研究》，1980年《语文研究》，1981年《语言研究》、《汉语学习》，1982年《修辞学习》，1986年《语文建设》，1988年《古汉语研究》，1992年《语言文字应用》，1999年《当代语言学》，2000年《语言》创办。
3.2汉语生活
这个时期以北京话为核心基础的汉语，作为国语在中国语言生活和语言教育中充分体现了它的共同语地位和口语地位。语言生活现代化、国际化的速度更加迅速。跟20世纪以前的中国语言生活相比，简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从国家制定和颁布的系列规定、标准就可以看到这种变化。1977年汉语拼音方案成为联合国用拉丁字母拼写中国地名的国际标准。1978年正式出版代表国家水平的最先具有明确的汉语“词”意识的词典《现代汉语词典》。1981年公布国家标准《信息处理交换用汉字编码字符集》。1982年国际标准化组织通过“汉语拼音方案”成为拼写中国专有名称的国际标准。1982年中国宪法规定：“国家推广全国通用的普通话”。1988年颁布《现代汉语常用字表》、《现代汉语通用字表》、《汉语拼音正词法基本规则》。1995年确定和进行“普通话水平测试(PSC)”。1996年《汉语拼音正词法基本规则》(1985年颁布)成为国家标准。1998年确定每年9月第3个星期作为“全国推广普通话宣传周”。2000年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
3.3汉语教育
这个时期中国的语文教育在应试教育的背景下，受到的批评较多。虽然人们越来越意识到现代口语技能教育的重要性，但是对口语和口语教育的重视仍然不够。小学拼音教学一直没有采用“正词法”，例如把“一会儿yīhuìr”死板地对照汉字错误地拼成“yīhuìér”。小学汉字教学没有建立在词汇教学这个基础上，“字”和“词”混淆的现象，无论是教材、教师，还是学生普遍存在。由于缺乏对“口语”以及口语中的“词”的基础地位的正确认识，汉语规范化无论从理论上还是实践上没有取得应有的成就。由于人们没有充分认识到汉语共同语的基础方言只能是有自己系统的北京方言，而错误地含糊地把一个多系统的“北方话”当做虚幻的基础方言，导致共同语标准不明确、不严格，以至白话文到了20世纪末期仍然有人随意混杂不少文言和方言成份，一定程度上出现书面语和口语脱节的局面。例如，英语一个“of”，汉语说的是“的”，写的可能是“之”;英语一个“this”，汉语说的是“这”，写的可能是“此”。有人甚至在教学中，把这种违背语言发展规律的脱节现象当做修辞技巧加以肯定、提倡。
“语文”教学没有很好地对课文进行规范，没有对生活必须的现代汉语能力进行重点培养，而把时间过多地浪费在文言文教学中。有些语文老师自己就不会使用规范的现代汉语，只能用方言教语文，用夹杂方言和文言的白话写文章。就连“大学语文”课程也仍然把许多精力花在文言文这种死语言上面，仍然不很重视现实中的活语言教育，不能有效地提高广大大学生的现实语文能力。
但是，从1982年开始推广的“注音识字，提前读写”的小学语言教学实验，在黑龙江等地方取得了可喜的成绩，极大地发挥了汉语拼音的对内汉语教学中的作用。同时，普通话水平测试(PSC)制度，虽然比英语水平考试(EPT)、汉语水平考试(HSC)两个制度的推行要晚，但是，它对于广大教师，特别是语文教师的现代汉语水平的提高，提供了一个重要保证。
3.4对外汉语教育
中国的对外汉语教育蓬勃发展。1983年成立中国对外汉语教学学会。1987年成立国家对外汉语教学领导小组。1985年制定《汉语水平考试(HSK)大纲》(现代出版社)并且实施汉语水平考试制度。
在对外汉语教学中，一律采用“生词”教学模式，与对内汉语教学中的“生字”教学模式形成鲜明的对比，从而推动中国词典、词意识的不断完善，对汉语的健康发展起了重大作用。
3.5少数民族语言生活、教学和研究
在少数民族语言教学中80年代以前有文字的民族用民族语言教学，没有的用汉语教学。80年代以后普遍采用双语教学模式，就是在低年级用民族语言，高年级用汉语，这就兼顾了用母语提前开发儿童智力和在生活中沟通全国通用语言两个方面。
中国内部的少数民族语言在这个时期得到深入研究。1979年成立中国民族语言学会，创办《民族语文》。1979年“全国民族院校汉语教学研究会”成立，到1985年改名“中国少数民族双语教学研究会”。1993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的语言研究室和《民族语文》联合成立“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研究中心”，突出语言在民族研究中的特殊性和独立性。这个时期先后完成了“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简志丛书”、“我国少数民族语言使用情况和文字问题调查研究”、“少数民族新文字使用总结”、“少数民族方言和空白语言研究”。
3.6外语教育
1978年教育部召开外语教育座谈会，使外语教育进入飞速发展时期。20多年中，从城市到农村、从中学到小学外语教学迅速发展。中学、大学几乎普及了英语教学。在HSK实施以前，国家就要求大学生必须通过英语水平等级考试，本科必须达到4级。在大学的专业外语教育中，以英语为主，俄语、日语、德语、法语、越南语等30多种对中国重要的语言也没有忽视。由于各种升学考试和职称晋升都要求考外语，也促进了知识阶层人员的业余外语教育。
3.7语言方面的高等教育
1977年恢复高等教育入学考试制度。与语言有关的汉族语言文学、少数民族语言文学、外国语言文学等专业在高等教育本科、专科开设中国语言课程。其中“现代汉语”课程比较普遍，“古代汉语”课程在中国语言文学系统比较普遍，“语言学概论”课程在本科层次比较普遍。
几乎同时，语言学方面的研究生招生也迅速发展。根据笔者初步统计，2000年全国在中国语言文学学科中，“语言”(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专业的博士生、硕士生招生单位分别有7个、28个;“汉语”(汉语言文字学)专业的博士生、硕士生招生单位分别有21个、58个;“民语”(少数民族语言文学专业)专业语言方向的博士生、硕士生招生单位分别有2个、8个。
3.8语言理论的重视和研究
这个时期在语言理论研究方面继续发展，人们对语言理论的作用在认识上逐渐提高，在20世纪结束的时候进入高潮。
1980年教育部确定把“语言学概论”作为高校必修课程。20世纪末期中国把“现代汉语”和“古代汉语”两个二级学科合并成“汉语言文字学”，增加“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学科。1992年李行健《语言研究的现实呼唤语言理论的创新和发展》(《语文研究》第3期)等文章强调语言理论建设的迫切意义。
1994年伍铁平强调“语言学是一门领先的科学”(见《语言学是一门领先的科学》，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
1995年何九盈说“轻视理论的倾向，至今仍然有极大的市场，这是值得担心的。”(见《中国古代语言学史》第422页，广东教育出版社)。
1999年许嘉璐《面对新世纪的我国语言学》(《中国语文》第5期)说现代社会的急剧发展“正是语言学发挥作用的时刻，也是语言学家观察语言变化，从应用中发现语言理论努力方向的大好机会”，除了继续加强语言本体研究以外，“还需要在语言理论、语言学研究方法和语言应用研究等方面取得长足的进步”。
1999年江蓝生《开拓新世纪的语言学》(《中国语文》第5期)说：“我觉得面对21世纪的中国语言学研究应该增强理论意识，要对以往的研究成果进行理论上的总结和提炼”，“同时在业内大力提倡语言理论修养的提高”，“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学问”。
1999年彭泽润《素质教育和“语言学概论”的学科建设》(《语文建设》第2期)，2000年徐越《对“语言学概论”教学的再认识》(《杭州师范学院学报》第2期)，发扬1958年到1959年《中国语文》关于“语言学概论教学改革”的讨论精神，强调在大学专科、本科、研究生教育中重视语言理论的普及和教育，加强语言理论研究。从1994年到2000年湖南师范大学彭泽润主持编辑《语言理论教师通讯》(从2001年第15期开始改名《语言理论通讯》)内部刊物14期，促进了语言理论教学和研究队伍的沟通，引起许多同行专家建议成立“中国语言理论学会”。
这个时期还召开了专门的语言理论会议：1982、1985、1987年分别在广州、上海、北京召开“二市一省理论语言学学术讨论会”。1986年在湖南邵阳召开“语言理论教学语研究及同四化关系讨论会”。1987年在南昌召开“中国语言学发展方向研讨会”。
1988年在太原召开“第一届现代语言学研讨会”，持续到1998年一共召开了6届“现代语言学”学术会议。在主持组织“现代语言学”学术会议的同时，持续到1997年，上海大学余志鸿主编了《现代语言学》内部刊物38期。
从1984年到1991年，华中师范大学萧国政主编了数期《语言学通讯》内部刊物，发表研究生和青年学者的语言学思想。
这个时期开展了“语言和思维”、“语言的性质”、“语言的起源”、“汉语的亲属语言关系”、“文字和汉字性质”、“字母、字和词的关系”、“语言学的性质”、“语言研究的时间和空间观念”、“正词法和词式书写”等讨论。出版了不少理论专著,例如:陈保亚的《论语言接触与语言联盟》,语文出版社,1996年)、徐通锵的《语言论语义型语言的结构原理和研究方法》(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伍铁平的《模糊语言学》(上海教育出版社,1999年)。
3.9语言理论教材
这个时期先后出版的语言理论教材有42部。
1981年：李兆同、徐思益主编《语言学导论》(新疆人民出版社)，叶蜚声、徐通锵《语言学纲要》(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3版)，马学良主编《语言学概论》(华中工学院出版社，1985年修订)。
1983年：王振昆等《语言学基础》(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宋振华、刘伶《语言理论》(辽宁人民出版社)。
1984年：王振昆、谢文庆《语言学基础讲话》(南开大学出版社)、刘伶等主编《语言学概要》(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修订)，戈弋、王振昆《语言学概论》(内蒙古人民出版社)，戴炜栋等《简明英语语言学教程》(英语版本，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89年修订)。
1985年：张静《语言简论》(河南人民出版社)，胡明扬《语言与语言学》(湖北教育出版社)，戚雨村主编《语言学引论》(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1986年：陈长茂《基础语言学》(河南大学出版社)。
1987年：王德春《语言学教程(语言学概论)》(山东教育出版社，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7年修订)，郭谷兮主编《语言学教程》(陕西人民出版社)。
1988年：葛本仪主编《语言学概论》(山东大学出版社)，雷友梧主编《语言理论纲要》(江西教育出版社)，倪立民等《语言学概论》(浙江大学出版社)，黄弗同主编《理论语言学基础》(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王刚《普通语言学基础》(湖南教育出版社)
，石安石、詹人凤《语言学概论》(高等教育出版社)，胡壮麟等主编《语言学教程》(英语版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9年：徐思益《语言学简明教程》(新疆教育出版社)，陈林华《语言学导论》(吉林大学出版社)。
1990年：丁金国《语言学基础》(黑龙江教育出版社)，高继平、高育寒《新编语言学概论》(辽沈书社)。
1991年：孙维张、刘富华《语言学概论》(吉林大学出版社)。
1992年：叶宝奎《语言学概论》(厦门大学出版社)，邢公畹《语言学概论》(语文出版社)。
1993年：伍铁平《普通语言学概要》(高等教育出版社)，余志鸿、黄国营主编《语言学概论》(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刘冬冰、刘宏主编《简明语言学教程》(河南人民出版社)，杨茂勋《普通语言学》(厦门大学出版社)。
1994年：岑运强主编《语言学基础理论》(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5年：彭泽润、李葆嘉主编《语言文字原理(语言理论)》(岳麓书社，中南大学出版社2000年修订)，刘耀武《普通语言学教程》(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1997年：马学良、瞿蔼堂主编《普通语言学》(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王红旗《语言学概论》(青岛海洋大学出版社)。
1998年：李宇明主编《理论语言学教程》(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骆晓所主编《现代语言学理论》(云南人民出版社)。
1999年：周静、刘冬冰主编《语言学概论》(河南大学出版社)。
2000年：李宇明主编《语言学概论》(高等教育出版社)，胡明扬主编《语言学概论》(语文出版社)。
这些教材许多是用专著的方式写的，没有采用集体合作编写的方式。这说明这门课程的建设本身不很成熟，缺乏集体性的专业工作队伍进行建设。另外，普遍出现与现代汉语等具体语言课程的教材内容雷同的现象，没有明确把目标定位在宏观理论上。伍铁平、余志鸿、彭泽润等分别主持编写的教材，理论性有所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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