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文学论文范文1
摘要：早期清华大学（1926-1952）的外文系培养了大量的人文学科杰出人才，是西方博雅教育理念在中国现代教育史上的成功实践。它将西方博雅教育理念与中国传统教育思想相结合，旨在培养中西会通、全面发展的文化人，而非器物化的某一特定职业的从业人员。其重视基础、文理兼修的课程体系致力于培养受教育者的中西文化素养和创新能力，并非语言技巧或职业技能训练。早期清华大学外文系在培养目标与课程体系两个层面对时下高等外语教育深具启示意义，对中国高校树立正确的价值追求，弘扬人文精神以及提升受教育者的创新能力均有史鉴价值。
关键词：博雅教育；清华大学； 外文系；外语教育；高等教育
中图分类号：G649.2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1610（2014）04-0041-06
收稿日期：2014-01-17
作者简介：吴自选（1969-），男，山东临沂人，天津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从事翻译学、外语教育研究；天津，300384。黄忠廉（ 1965-），男，湖北兴山人，文学博士，黑龙江大学翻译科学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翻译学、汉译语言研究；哈尔滨，150080。
一、引言
清华大学外文系始于1926年，初名“西洋文学系”，1928年易名为“外国语文学系”。抗战爆发后，1938年清华大学与北大、南开三校迁至昆明，建立“国立西南联合大学”。1946年，迁回清华园复校，1952年院系调整，外文系建制撤销。外文系除培养出钱钟书、季羡林、曹禺等学贯中西的大师之外，尚有一大批外国语言文学教育家、戏剧家、诗人、作家、翻译家等杰出人才，以毕业年份为序（含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时期）：1927年朱湘；1928年陈嘉和陈诠；1928年杨业治和吴达元；1930年李健吾；1931年张骏祥；1936年吴景荣和刘世沐；1938年方钜成；1939年许国璋、王佐良、杨周翰和李赋宁；1940年穆旦（即查良铮）、赵瑞蕻、周珏良、黎锦扬和杨苡（即杨静如）；1942年许渊冲；1943年巫宁坤、何兆武、林同端和郑敏；1945年金隄、刘承沛和杜运燮；1946年袁可嘉和卞之琳；1947年黄爱（即黄雨石）；1949年杨德豫；1950年英若诚、吴云森（即江枫）和文洁若 ；1951年资中筠和冯钟璞（即宗璞）等 ［1］。清华大学文科研究所外国文学部1935年共毕业四位研究生：赵萝蕤、田德望、曹葆华及杨绛，后来均成为学术大家［2］。
本文论及的清华大学外文系，指1926年至1952年间（含西南联大时期）以培养“博雅之士”，汇通中西之学为目标的早期清华大学外文系（以下简称“清华外文系”）。博雅教育是一个内涵丰富、多维度的教育理念，本文重点讨论清华外文系博雅外语教育理念与相应的课程体系，兼论清华外文系博雅教育对时下外语教育及整体大学教育的史鉴价值。
二、外语教育的博雅理念
作为博雅教育的一个重要里程碑，1828年耶鲁大学的《耶鲁报告》指出：博雅教育是一种全面的教育，一种开启全部心智的教育，或一种全面开启心智的教育。［3］它要求开设广博的课程，反对高等教育过早的职业化和专业化，要求以经典的和基础的科目训练学生的心智。“博雅教育是文化的教育或是以文化为依归的教育。博雅教育的最终产品是文化人。”［4］
（一）培养博雅之士
1926年，吴宓参照美国哈佛大学和芝加哥大学比较文学系的培养方案，撰写《外国语文学系概况》，开宗明义提出了清华外文系如下五个培养目标［5］201：
本系课程编制之目的为使学生：（甲）成为博雅之士；（乙）了解西洋文明之精神；（丙）熟读西方文学之名著，谙悉西方思想之潮流， 因而在国内教授英、德、法各国语言文字及文学，足以胜任愉快；（丁）创造今日之中国文学；（戊）汇通东西之精神思想而互为介绍传布。
吴宓提出的清华外文系培养目标，浓缩了清华外文系的教育思想，为清华外文系的人才培养确立了基调。其第一个目标即为培养博雅之士，而博雅之士既不是一种职业，更不是一种职业技能。“博”是指融汇中西语言文化的广博，是提升人格境界、成就学问事业的基础，是知识的广度，而“雅”是在“博”的基础上形成的高雅志趣和学术涵养，是知识的高度。吴宓先生的“博雅”之说，简言之，是“希望学生能够吸收东西方古往今来的优秀文化，成为全面发展的人”［6］19-20。吴宓提倡博雅之士的教育模式， 深受其母校哈佛大学以及导师白璧德（Irving Babbitt）的影响， 其目的是造就具有深厚中西语言修养、宽广文化底蕴、具有批判性思维、“博而能约”、“圆通智慧”的中西文化、语言通才，其实质在于人格的塑造、文化的熏陶和精神的修养。
（二）西方理念与中国传统的结合
博雅教育在西方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期，其实质是培养“通人”或“全人”；在中国，类似的传统可以追溯到先秦的“礼、乐、射、御、书、数”六艺教育和汉朝以后偏重人格和人文素质的儒家教育。“六艺”虽有实用功能，但其实质是将受教育者培养成“君子”，即有德行、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与高尚道德修养、全面发展的“人”。清华外文系培养的博雅之士，兼具中国文化传统中“君子”的理想人格的与西方现代知识分子的自由思想、独立人格与批判精神。作为人文学科的外国语文教育，其根本目的不是训练某一个职业领域的从业人员，而是通过中西语言文化的熏陶与教育，涵养学生的人文精神，培养学生正确的价值体系，帮助学生形成全面的、均衡的知识结构，开阔其视野，提高其在融会贯通中西文化基础之上的创造力、适应力。吴宓认为，教育之理想，尤其是大学本科教育的理想，应是培养了解自然科学、人文和社会科学的全面发展之通才［7］24。
吴自选黄忠廉：论早期清华大学外文系的博雅教育
三、清华外文系博雅课程体系
清华外文系的课程体系体现文理兼修、通专兼顾、贯通文史哲的特点，是实现博雅教育理念的路径，也是吴宓提出的培养目标的具体实践。以清华外文系1936-1937学年度的课程设置为例［8］：
第一学年44或46学分：英文8，国文6，中国通史、西洋通史（择一）8，逻辑、高级算学、微积分（择一）6或8，物理、化学、地质、生物（择一）8，选习一种第二外国语8；
第二学年36学分：英文6，西洋哲学史 6，西洋文学概要8，英国浪漫诗人（专集研究）4，西洋小说（专集研究二）4，选习一种第二外国语8；
第三学年32学分：英文、德法文（择一）8，西洋文学分期研究：古代希腊罗马；中世；文艺复兴时代（每门4学分）12，英文文字学入门4，戏剧（专集研究三）4，文学批评（专集研究四）4；第四学年24学分：英文、德法文（择一）8，西洋文学分期研究：18世纪；19世纪（每门4学分）8；现代西洋文学：诗；戏剧；小说（任择二种）4，莎士比亚（专集研究五）4；
选修课：拉丁文8；第一二年日文8；第一二年俄文8；英语捷径4；研究课程若干6。
具体分析，清华外文系的课程设置有以下特点：
（一）重视基础，文理兼修
在清华外文系四个学年共136或138个学分中，语言类课程共44学分。清华外文系强调“本系教授语言文字之方法，注重熟练及勤习。读书谈话作文并重，使所学确能实用，足应世需”［5］199。学生通过“读书谈话作文”，训练扎实的语言基本功。但在清华外文系课程设置中找不到“精读”、“泛读”、“口语”和“听力”这样的把作为整体的英语语言文学肢解得支离破碎的课程，而是主要通过文史哲等课程来提高语言基本功。“西洋哲学史由贺麟先生讲授。他指定学生阅读西方哲学名著英译本（例如柏拉图《对话录》等书）， 并让学生用英文写读书报告。”［9］3
早期清华大学贯彻梅贻琦校长提出的“通识为主，而专识为末”［10］的教育理念，要求学生在自然、人文、社会三个方面有综合的、广泛的知识，而“不贵乎有专技之长”［11］。由于全校一年级学生不分专业，清华外文系与其他各系学生所选课程为“共同必修课程”，涵盖文、史、哲、理等多个领域，重点在“博”。李赋宁先生言：“我在清华园渡过的大学一年级和二年级……英文的听、说、读、写有了很大进步，法文的根基打得很牢靠，西方文学、哲学和历史也都有了一些入门知识。”［6］29
（二）以“文”为主，注重西方文化的整体性
如果不将大一的44学分计算在内，清华外文系的文学类课程占到其余三年总学分的61%。文学课程分文学史和文学体。文学史按时代进行分期研究， 即古代希腊罗马、中世纪、文艺复兴、18世纪和19世纪，分配于三年中。“文学体则强调分体详细研究，于三年的学习中全面涵盖了各种文体， 即小说、诗、戏剧、文学专题研究和文学批评等。”［12］174-175 西南联大时期，外文系开设的56门选修课程中，文学类课程更为丰富，涵盖国别文学史、断代文学史、类型（或体裁）文学史和作品选读、作家与作品研究及文学理论，共28门，占选修课总数的50%，其余为语言理论及“外语及其他”类课程。仅在“类型（或体裁）文学史和作品选读”类选修课中，即开设12门课程 ［13］131。文学是博雅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文学对学生品德、性情和境界的熏陶与提升起一定作用。早在20世纪30年代，吴宓就十分强调文学的教育功能，主张学生通过阅读、理解和比较研究中外经典文学作品，提高自身的素养和道德情操。他归纳出文学在启迪学生心智，涵养学生心性，增进学生人格塑造，了解西方文明流变乃至增强学生爱国心等十大功能［7］59-64。
吴宓视西方文学、文化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 要求学生对其具有广博和全面的知识。清华外文系将英语语言文学置于西方语文的大背景下，有德、法、俄、拉丁等多种课程供学生修读，并配合以严格的教学制度，培养出一大批德、法、俄语言文学专家。西南联大时期，“在外文系的56门选修课程中，法语语言文学类选修课程即达11门。”［13］137这些课程覆盖面很广，“使学生的注意力不仅局限在某一种外语或某一国别文学上，而是把西方文学、哲学和文化看成一个整体，大大扩展了学生视野”［9］3。
（三）选课制与旁听制，贯通文史哲
吴宓从创造中国新文学和中外文化交流的高度，强调清华外文系学生中国文学功力的重要性［5］201：
本系对学生选修他系之学科，特重中国文学系。……目的在于：（1）创造中国之新文学，以西洋文学为源泉为圭臬；或（2）编译书籍，以西洋之文明精神及其文艺思想，介绍传布于中国；又或（3）以西文著述，而传布中国之文明精神及文艺于西洋，则中国文学史学之知识修养均不可不丰厚。故本系注重与中国文学系相辅以行者可也。
高度重视中国文学的清华外文系不仅造就了一大批学贯中西的学者、翻译家、戏剧家，同时也是中国诗歌史上著名的“中国新诗派”的诞生地，著名诗人穆旦、郑敏、杜运燮、袁可嘉、王佐良就是在清华外文系的培育下走向成熟的 ［14］。
早期清华大学除了实行美国式的学分制，更以独具特色的选课制度，实现其造就通才的目标。“学生于每学年开学时，参照各系规定的课程表自行选定课程，中途亦可增选或退选，但大一应修课程不得中途退选”［12］119。清华外文系的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学术兴趣选修、旁听其他学系的课程，特别是同属文学院的中国文学系、历史学系和哲学系的课程，学生可以一日横跨文史哲三大学科门类：“听了罗常培的语言学，入邻室钱穆的中国史课，晚间有金岳霖讲‘哲学中的时与空’，须早去占座”［15］。在清华外文系读书四年的季羡林先生曾言，真正对他产生了重要影响的只有两门课，就是陈寅恪先生的《佛经翻译》和朱光潜先生的《文艺心理学》。这两门课影响他的一生，而这两门课恰好都不是清华外文系的专业课［16］。清华外文系的选课制度给予学生很大自主性，允许、鼓励学生跨学科、跨专业自由选课，为学生以中西语言文化为根基，在人文学科领域的融会贯通以及个性化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和环境。
四、清华外文系作为外语教育的历史坐标
清华外文系作为博雅教育在中国的成功范例，至少在以下两个层面给外语教育界以启示：
（一）从外语教育的人文属性出发，造就外国语言文化通才
“外语专业教育自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起一直采用专才型培养模式，导致学生知识面偏窄，文化底蕴不深。”［17］20世纪80年代起，外语界开始进行外语与经贸、新闻、外交、法律乃至科技相结合的所谓“外语+X（培养方向或辅修专业）”的复合型人才培养改革，然而外语教育职业化、训练化、空洞化的趋势没有得到根本的遏止，其人文学科属性日渐淡化［18］244-245，外语院系沦为“语言培训中心”或“体制内的新东方”，时至今日其定性、定位问题仍未得解决。外语教育不能也不应简单地等同于职业教育、技能训练甚至是应试培训；如是，高等外语教育已然失去了存在的价值和必要。外语教育过于重视职业技能的训练而忽视人文素质的培养，其价值取向将趋向功利主义；以单纯的就业需求为导向，导致外语专业学生在思想的深度、知识的结构、分析问题以及解决问题的能力方面与其他文科专业产生较大差距［19］。
外语学科的基本要素是语言、文学和文化，语言是文化的载体，语言兼具人文性［20］，因此，人文性是外语教育的一个根本属性，培养全面发展的“文化人”是外语教育的应然目标。外语教育只有明确了自身的人文学科属性，才能找到专业的学科定位，才能确立适当的培养目标，而“我国英语专业教学改革中持续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的课题莫过于培养目标。”［18］243 从清华外文系的成功经验看，外语教育应注重与文学、历史、哲学等相关学科融会贯通的外国语言文化通才。许国璋先生在谈及外语院系培养目标时强调外语人才必须是文化人［21］。
（二）从博雅教育理念出发，改革课程体系
始自20世纪50年代苏联模式的外语教育课程体系偏重语言技能训练， 按照培养译员的“语言学校”模式开展教学［22］，强调语言技能、忽视文化熏陶，重视机械训练、淡化文学教化，缺乏认识能力和思辨能力的系统培养。时至今日，外语专业基础阶段课程仍以语言技能训练为轴心，以大量机械操练为途径。以英语专业为例，依据《高等学校英语专业英语教学大纲》，英语专业基本上都以专业技能课“基础英语”、“高级英语”、“听力”、“口语”、“阅读”、“写作”、“翻译”为主干课程。主干课程不但所占学时数多， 而且持续时间长， 一般达到总学时67%左右［23］；这些专业技能课程“分裂语言与文化，语言与知识，使语言教学沦为空洞语言与空洞交际，使学习者既无法习得语言能力与语言交际能力，又无法学习到知识”［24］。以训练学生语言能力为核心的课程体系，实际上并不能提高学生的说、写、译等语言产出能力。而在英语专业高年级所开设的“专业知识课”如语言学、词汇学、语法学等课程，更是冷知识传授多于文本研读，只能给学生们带来信息与知识压迫［25］。这样的课程体系无助于学生知识、技能的增长，更不能提升、陶冶其人格，因此不仅受教育者不能用外语获取信息与知识、传递思想与情感，最终造成学生“缺乏分析综合的能力，很少有自己的想法，很难有创新意识，出不了创造性的成果”［26］。
清华外文系课程内容宽泛， 涵盖自然、社会和人文三大学科。大一英文也指导英文阅读和练习英文写作。但英文阅读和写作的任务还由其它课程来分担。而在西南联大时期，外文系课程表中“单纯的英文课（相当于时下的精读、泛读、听力、写作等）只占学年总学分的15.8%-24.2%。语言水平的提高， 主要是通过学习其他课程来实现。”［27］ 从外语教育的人文属性及其规律出发，须在课程设置上确立“语言”和“文化”平衡，以中西文史哲经典著作为主要教学内容，以助受教育者建立完整的知识架构，厚植其人文底蕴，提升其思想境界，在扎实的中西语言基础之上，培养其会通、思辨、适应和创新的能力。
五、清华外文系作为中国大学的历史镜鉴
清华外文系是早期清华大学全面实施博雅教育的在一个系科具体的、成功的实现。实际上博雅教育对当今教育的启示，不仅在外语教育，也在高等教育整体。博雅教育不应只是清华外文系追求，而应是高等教育系统整体之追求。吴宓认为，培养博而能约，圆通智慧的通才，不仅适用于文史哲学科，自然和社会学科亦如此［7］68。
（一）博雅教育是大学教育的本然追求
梅贻琦先生认为博雅教育的目的在于“使学生勿囿于一途， 而得旁涉他门， 以见知识之为物，原系综合贯通的，然其在理想上相关联相辅助之处，凡曾受大学教育者不可不知也”［28］，以梅贻琦、蔡元培、竺可桢等为代表的中国早期大学主事者主张的是博雅教育理念中人格教化和知识教育的结合，人文教育与专业教育的平衡。20世纪50年代以降，尤其是院系调整以后，专业教育成为高等教育主导思想。至今，过于狭窄的专业教育思想并没有烟消云散， 仍然制约着中国大学的发展。简言之，大学教育高度专业化、过分实用化乃至功利化取向弊端有二：首先，以职业为导向的高度功利化的大学教育造成人文精神缺失，导致受教者人格缺陷。受教育者蜕变成缺乏精神生活和情感生活的“器物”。如果受教育者普遍存在的自私狭隘、庸俗功利、寡廉鲜耻等诸多人格缺失，无疑是高等教育的失败，与大学的使命背道而驰。其次，造成学生日益被束缚于狭窄的学科划分之中，在很大程度上抹杀了大学教育与职业教育的区别。大学长期局限于培养所谓“专业技术人才”，学生没有足够的知识宽度、学习能力和健全心智去适应未来职业发展的需求，造成受教育者创新动力不足。
狭隘专业教育颠倒大学教育的本然价值，难以完成“人之所以为人”的教育，相反，它是器物化、工具化的教育。而梅贻琦先生主校时期的清华外文系博雅教育关注“人”的全面发展，其重点在人格、修养、灵魂的教化和熏陶，其本质是人文教育，而“人文教育是一切大学的灵魂之所依”［29］。“博雅教育的定性与定位问题，更恰当地是则是大学教育的定性与定位问题”［30］，也关乎大学教育的使命问题。从某种角度而言，清华外文系的成功源于它回归了大学教育的本质，作为历史镜鉴可以考察时下价值追求错乱、办学方向迷失的大学。
（二）博雅教育是应对大学挑战的必由路径之一
博雅教育是应对人文精神缺失和创新能力不足中国大学两大挑战的必由路径。其一，博雅教育是以与人类历史上积累沉淀下来的文明与文化遗产进行“对话”为主要内容的一种大知识观教育，目的是打破传统学科领域的壁垒，通过对经典的深入研读，让学生领略人类优秀思想文化的魅力，籍此实现“人”的整体素质的提升。清华外文系的博雅之说，如果说“博”是一种学术追求，那么“雅”即是一种人文品质和人格境界，清华外文系的成功源于它“注重人格的全面发展，关注人的精神和道德的需要，重视人文教育”［31］。总之，清华外文系的博雅教育模式既是观照整个大学教育人文精神缺失的历史镜鉴，更是弘扬大学人文精神的路径。其二，创新型人才所必须具备的开阔的视野、丰富的想象力、强烈的使命感等素质，而博雅教育主张的文理兼通和跨学科综合性的课程有助于学生拓展视野，强化对知识整体性把握，使学生在融会贯通中汲取智慧，培养“学生独立思想和批判精神”［32］，而这些正是创新的必要条件。清华外文系毕业生许渊冲称他：把生命科学的优质基因克隆问题，应用到中西文学互译的理论上来，提出了优化的创译论，使中国文学翻译理论走上了世界译坛的前列”［33］。
六、结语
清华外文系的博雅教育是一个完整而复杂的教育思想体系，也是一种办学风格。它将西方人文主义的博雅教育与中国教育传统相结合，以培养博雅之士为目标，致力于文史哲的贯通，着力于学生人文素质的养成，培养了大量人文学科杰出人才，确立了外语教育的“清华学派”，也为21世纪中国外语教育提供了启迪和借鉴。
进入21世纪，中国大学面临的是与清华外文系迥异的社会、教育和制度环境。清华外文系的成功是多种因素交汇的产物，然而外语教育的清华学派既是精神遗产更是镜鉴，值得从外语教育界同仁从多层次、多视角进行更深入的探究，包括外语教育乃至整个大学教育的本质、价值、过程与目标，等等。
参考文献
［1］方惠坚，张思敬．清华大学志（下）［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1：532-642.
［2］百年清华 百年外文（1926-2011）编委会．百年清华 百年外文：1926-2011：清华大学百年华诞暨外国语言文学建系85周年纪念文集［G］．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2：349．
［3］Committee of the Corporation， and the Academical Faculty. Reports on the Course of Instruction in Yale College［R］．New Haven： Hezekiah Howe，1928：7-9．
［4］Strauss， L．What Is Liberal Education？［J］．Academic Questions，2003（Winter）：31．
［5］吴宓.外国语文系学系概况［G］//徐葆耕．会通派如是说——吴宓集．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
［6］李赋宁.学习英语与从事英语工作的人生历程［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7］吴宓.文学与人生［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3.
［8］吴宓.外国语文系学程一览［G］//徐葆耕.会通派如是说——吴宓集．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199.
［9］李赋宁．三十年代中叶清华大学的基础课教学［J］.外语教学与研究，1995（4）.
［10］梅贻琦．大学一解［J］．清华学报，1941（1）：7-8．
［11］梅贻琦．清华学校的教育方针［G］//梅贻琦．梅贻琦教育论著选．刘述礼，黄延复，编．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165．
［12］清华大学校史研究室．清华大学史料选编第二卷（上册）［G］．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9．
［13］西南联合大学北京校友会.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一九三七年至一九四六年的北大、清华、南开［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
社，1996.
［14］王燕.西南联大外文系的文化精神——外文系与联大诗人群［J］．廊坊师范学院学报，2004（3）：81-85．
［15］许国璋．回忆学生时代［J］．外语教学与研究，1995（2）：77.
［16］季羡林．季羡林文集：第一卷［M］.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1996：1-2．
［17］杨忠．培养技能发展智能——外语教育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J］．外语学刊，2007（6）：134.
［18］胡文仲，孙有中．突出学科特点，加强人文教育——试论当前英语专业教学改革［J］．外语教学与研究，2006（5）．
［19］刘毅．关于高校外语专业课程设置的思考［J］.外语界，2000（3）：12-17．
［20］王守仁．加强本科英语专业“学科”建设——兼评《北大英语精读》［J］.外语与外语教学，2001（2）：42-43．
［21］许国璋．论外语教学的方针和任务［J］．外语教学与研究，1978（2）：6-15．
［22］王守仁.关于全面加强中国英语教育的思考［J］．外语教学，2002（2）： 89-92．
［23］高等学校外语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英语组. 高等学校英语专业英语教学大纲［S］.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0：5.
［24］冯燕.空心课程论——中国高等教育外语教育批判［J］．现代大学教育，2006（6）：36．
［25］张少雄.压迫与封锁不可能达成创新品质［J］．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报，2010（5）：35-37．
［26］黄源深.英语专业课程必须彻底改革——再谈“思辨缺席”［J］.外语界，2010（1）：12．
［27］付克.中国外语教育史［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4：65.
［28］梅贻琦. 学习范围务广、不宜狭［N］.国立清华大学校刊（第 412 号）， 1932-06-01（01）.
［29］张楚廷.人文科学与大学教育［J］.现代大学教育，2011（2）：35.
［30］金耀基.大学之理念［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144．
［31］王顺晓.吴宓在清华大学的教育实践研究（1925-1037）［D］.保定：河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33．
［32］吴自选.通识教育与翻译人才培养的关联——以西南联大外文系的课程设置为例［J］.上海翻译，2013（3）：51．
早期文学论文范文2
有关乡土文学理论的分歧，根本点不在于对乡土文学这一概念中的“乡土”内涵的不同理解，而在对“乡土文学”这一概念的整体性把握上。中国文学传统中有浓厚的乡土意识，但没有乡土文学的概念和理论。新文学初期，对于美国local colour小说理论如何与中国文论对接与转换，在茅盾与周作人之间初步形成了中国乡土文学发展的两个向度。这两个向度后来被鲁迅整合成相对完整的乡土文学理论，即寓乡土思念、民生关怀和乡土批判于一体的乡土文学观。
【关键词】 乡土文学理论;鲁迅;周作人;茅盾
在对于中国现代“乡土文学”这一理论概念的理解上，一直存在较大的分歧。就目前的研究现状而言，颇有各家自说自话的趋势。分歧的根本点不在于对“乡土文学”这一概念中的“乡土”内涵的不同理解，而在于对“乡土文学”这一概念的整体性把握上。历史上的分歧和政治语境的变化，使“乡土文学”这一融合了中国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复杂概念显得迷雾重重，本文试图追溯乡土文学理论从酝酿到形成的历史，缕析乡土文学的内涵，从而为被泛化、模糊化和狭义化而令人莫衷一是的乡土文学寻找理论支点。
对于中国本土文化和文学而言，“乡土”是人们司空见惯的语汇，其基本含义是明确的，其一是指“家乡”或“故乡”，《列子·天瑞》“有人去乡土，离六亲”中“乡土”，指的就是“家乡”、“故乡”;其二是指“地方”，曹操《土不同》“乡土不同，河朔隆寒”中“乡土”即指“地方”，直接与地域特色、气候景物相联系。乡土的这两个基本含义在中国文学传统中形成了悠久的乡土意识，不同于社会思想史研究中对乡土意识的理解:“把以农民为主体的，在乡里社会大多数成员中普遍流行的民众意识”称为乡土意识…’，中国文学中的乡土意识是指基于第一层含义的思乡情怀，和基于第二层含义的对地方景物的追怀，以及由这两者生发的对有关特定地域的风俗人情的抒写。历史上我们高度发达、幅员辽阔的农业社会形成了安土重迁的民族文化心理，而落后的交通条件，特定的考试、取士、游宦制度，又使许多人不得不离开故乡，因此思乡主题成为中国文学传统的鲜明特色。士子们经过十年寒窗苦读，考得秀才资格之后，就踏上了漫长的赶考、游宦之路，往往“只说是三四月，又谁知五六年”。长时间离开家庭、离开故土，隔断了与亲人的信息沟通，年轻的妻子、年迈的慈母，还有手足情谊，构成了思乡的主要内涵。由对人的思念过渡到对地方景物的追怀，其源头可以追溯到《诗经·采薇》中的“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思乡主题在怀人念物中自然渗透到对能给人带来高度快乐的节日、风俗的怀恋中，如韦应物《寒食寄京师诸弟》、王维《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这些诗歌，就记述了寒食节不生火、重阳节佩插茱萸等风俗。虽然我们可以感觉、体会、领悟到古典文学传统中浓郁的乡土意识，但在西方文学与中国文学发生大规模的碰撞之前，我们的古典文论一直没有对之进行理论的梳理和概念的提炼。换言之，乡土文学理论是中国文学现代转型的产物，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宝贵成果之一。
与重感悟重印象的中国文学批评习惯有所不同，西方文学批评往往重视理论归纳、重视提炼概念术语。因此，西方许多国家都有较为成熟的关于乡土文学的理论。其中创作和理论成果最为突出的是肇始于南北战争时期的美国乡土文学，它成为战后美国文坛唯一延续近30年的文学形式。美国文学批评称之local colour或local coolrism，直译就是“地方色彩”文学。在引入“乡土文学”这一概念之初，当时两位重要的文艺批评家周作人和茅盾对其本土化的方向就存在不同的见解。周作人是五四文坛举足轻重的批评家，茅盾则在较长时间里执掌新文学的重要刊物《小说月报》。由于周氏的名望与地位，茅盾非常倚重周的文章，经常以显要位置予以发表，以至于发生过曾因周作人的译文未能及时交稿而将预定1921年3月出的“俄国文学专号”挪后之事，但两人对文学与社会、人生关系的理解殊异，周氏后来愈演愈烈的那套“炉火纯青的趣味主义”。文学观与茅盾的“为人生”的艺术观相距甚远，因而两人关系非常微妙。从他们当时的通信来看，茅盾对周氏是很敬重的，随着在文坛的影响日益扩大，周氏附逆之前，茅盾也从未有过与其针锋相对的驳难。但从1920年代开始，两人公开发表的文章就颇耐人寻味，明斗没有，暗争却是存在的。后来茅盾回忆说:“自己与大多数文学研究会同人并不赞同”周氏的意见，“步调并不相同”，还是可信的。
在乡土文学理论本土化的方向上，茅、周两人的“步调”就“不相同”。新文学初期，我们虽然没有关于乡土文学的理论，但出现了以鲁迅为代表的思念故乡、描摹地方景物风俗、反映民生疾苦的作品。而且，值得重视的是，与美国local colour不一样，中国作者群在深重的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中寻求新的思想资源，无论是作者本人的思想还是作品流露的倾向都明显受到西方现代思想的影响。茅、周对这类作品都很关注，但对于如何为这类作品“正名”，它们该往哪个方向发展，是致力于“地方特色”还是反映民生疾苦，两人意见可谓大相径庭。
迄今为止，我们发现最早提出“乡土文学”概念的是周作人。1910年，在为自己翻译的匈牙利作家约卡伊·莫尔(周译:匈加利，育珂摩耳)的中篇小说《黄蔷薇》撰写的序里，周氏在两重意义上肯定《黄蔷薇》为“近世乡土文学之杰作”，其一为“多思乡怀古之情”，周氏这里所说的“思乡”与后来鲁迅概括的“乡愁”有所不同，而与古典文学中的“思乡”有更多的渊源;其二为“风俗物色，皆极瑰异，……诸平原为状，各各殊异。或皆田圃，植大麦烟草，荏粟成林，成为平芜下隰，间以池塘，且时或茂密，时或荒寒，时或苍凉，时或艳美”。这就是周氏后来所说的“特殊的土味和空气”、“乡土的色彩”、“乡土趣味”。在为刘大白的诗集《旧梦》撰写的序文里，周氏是这样解释“乡土趣味”的:写出“真的今昔的梦影，更明白的写出平水的山光，白马湖的水色，以及大路的市声”。
周作人有关乡土文学的言论，虽然没有形成完善的理论，但对乡土文学的理论建构却有重要意义。他从中国古典文学传统中找到“乡土”文学来对应于local colour，local colour的另一个英文名称是re-gional novel，这两者都强调作品的地方性，站在当时文艺批评前沿的周作人当然不会简单地从字面意思来理解、介绍和倡导中国的乡土文学。他推崇《黄蔷薇》为乡土文学的杰作，首先强调的乃是思乡怀古之情，其次才是风俗物色。在这里，周氏涉及到故乡之思、地方景物、风俗人情，深合古典文学传统中的乡土意识，这说明周氏对local colour的文体特点与中国古典文学传统中的乡土意识是了然于心的。然而1923年前后，周作人先后抛出《在希腊诸岛》、《地方与文艺》、《旧梦》，大谈地方趣味和乡土趣味，而缄口不谈民生疾苦，就连乡土忧思也少见。因为在当时的语境中，谈乡土忧思自然会带出乡土启蒙与乡土批判的思想。
周氏以上所有言论都发表在1924年之前。其后，随着以文学研究会作家为创作主体的乡土小说越来越受到读者的欢迎和文坛的重视，尤其是鲁迅的乡土小说在国内外影响日益扩大，有关“乡土艺术”的提法得到广泛回应。首先是朱湘、张定璜在谈论鲁迅的《呐喊》时颇为推崇其“浓厚的地方色彩”、“满熏着中国的土气”;后来徐碧晖、苏雪林、汪华、沈从文等在各自的评论性文字中基本承袭了周说，但未能在理论上有所突破。值得一提的是，1931、1932连续两年都有日本批评家向日本文坛介绍鲁迅的评论性文章，两文都很快译成中文发表，文章或强调鲁迅作品的“田舍的情趣”、“地方色彩”，或称鲁迅为“优秀的乡土作家”。由此足见鲁迅作为乡土小说大师的地位早已得到广泛认可，同时也可见周氏的乡土文学理论影响很大，苏雪林甚至在1934年就断言周作人“一生以提倡乡土文艺为职志”。
在这样的语境中来看茅盾对乡土文学的用语方式和阐释方向，茅、周之间的分歧就昭然若揭了。由于周作人捷足先登，已按周氏的阐释方向形成了乡土文学的理论批评思路，其关键词是:地方色彩、风俗人情。尽管茅盾对这类作品有很强的理论兴趣，但他一直不愿落人周氏的窠臼，基本不使用“乡土文学”这样的术语，而以“农民小说”、“农村小说”、“农村生活的小说”言之。
与周氏不同，茅盾重视的不是“地方色彩”而是思想内涵。他一方面直接引用local colour，另一方面又强调“决不可误会‘地方色彩’即某地的风景之谓。风景只可算是造成地方色彩的表面而不重要的一部分。地方色彩是一地方的自然背景与社会背景之‘错综相’”。早在1921年，评论描写“农民生活”的小说时，他就说:“因为有了一个赞美‘自然美’的成见放在胸中，所以进了乡村便只见‘自然美’，不见农家苦了!我就不相信文学的使命是在赞美自然!”。这里对提倡“自然美”的指责应该不是针对周作人的，因为周作人把日本兼好法师的《(徒然草)抄》第九节题为《自然之美》在《语丝》上发表的时候已经是1925年了，但茅盾的文学观前后基本一致，所以当周作人及其追随者、呼应者大谈乡土文学、地方色彩的时候，茅盾则采用了另一套话语:乡村生活、农村生活、农民小说、农村小说、农家、田家、老中国的儿女们的灰色人生。于是，在批评同一位作家甚至同一部作品时，如鲁迅及其作品，王鲁彦及其作品，出现了两套互不相同的话语系统与评价体系。一方谈乡土、地方特色、风俗民情，另一方谈农民、乡村生活、(工业文明)打碎了乡村经济。如果把这两套话语系统放入二三十年代变化不居的文学主潮中加以考察，就不难看出茅、周之异趣。20年代乡土小说从启蒙主义的立场出发，致力于在地方生活与风俗的描写中揭示农民精神上麻木、愚昧、不觉醒的状态，其中又渗入了游子怀乡的温情，带有一定程度的乡土抒情色彩。周氏等对其地方色彩、风俗人情的阐发，也确实抓住了乡土小说的主要特色之一。但伴随着地方色彩、风俗人情的是无处不在的鲜明的启蒙意识与乡土忧思，并且，作家们普遍的启蒙意识与乡土忧思是如此强烈，以至在相当程度上遮蔽、挤压了幅员辽阔、民族众多的广袤国土上的无边风月和奇风异俗。鲁迅后来将其总结为“隐现着乡愁，很难有异域情调来开拓读者的心胸，或者炫耀他的眼界”，可以说是一语中的。茅盾20年代讨论这类小说的重要论文有《鲁迅论》、《王鲁彦论》、《小说研究ABC》、《评四五六月的创作》、《波兰的伟大农民小说家莱芒忒》，这一系列论文显示了其文艺思想的独特性和一贯性。20年代乡土小说对农村和农民问题的思考方式和角度禀承了晚清自强运动以来探索解决中国问题的成果，其间种种，远非三言两语能穷源竟委的。但总体而言，经过长时间的多方探索、辩难，晚清思想界的认识渐渐趋于一致，即谋求国家的富强，既要学习西方的政治制度和科学技术，也要提高全体国民的素质。梁启超将国与民的关系归结为:“国于天地，必有与立。国所与立者何?日民而矣。民所以立者何?日气而已。”梁启超所说的“气”即“国民之元气”，“是之谓精神之精神”。在梁启超看来，改变国民的精神状态是最为迫切的需要，所谓“辱莫大于心奴”。以鲁迅为代表的最初的乡土小说作者，延续了梁启超等晚清思想家对国人精神状态的关注，并把目光投向了人数最多、受教育程度最低的农民，“作品往往侧重于表现农村的思想关系，表现农民在封建主义压迫、奴役下的精神病态，以控诉、批判封建制度和封建思想文化对农民‘人性’的戕害”。即使面对这样的小说文本和认识倾向，茅盾对乡土小说主题及人物形象的分析，也主要不是从农民的精神状态，而是从农民的生存状况着手。在著名的《鲁迅论》中，茅盾对《呐喊》、《彷徨》中的乡土小说曾有集中的论述，将其概括为描写“‘老中国的儿女’的思想和生活”，并对其“思想和生活”作了如下阐述:“我们跟着单四嫂子悲哀，我们爱那个懒散苟活的孔乙己，我们忘记不了那负着生活的重担麻木着的闰土，我们的心为祥林嫂而沉重，我们以紧张的心情追随爱姑的冒险，我们鄙夷然而又怜悯又爱那阿Q……”茅盾这种注重人物的生存乃至生活状况，而不特别强调人物思想之愚昧的思路，贯穿在后来的《王鲁彦论》里，“原始的悲哀，和Humble生活着而仍又是极泰然自得的鲁迅的人物，为我们所热忱地同情而又忍痛地憎恨着的，在王鲁彦的作品里是没有的;他的是成了危疑扰乱的被物质欲望支配着的人物(虽然也只是浅淡的痕迹)，似乎正是工业文明打碎了乡村经济时应有的人们的心理状况”。农民的生存和生活状态是茅盾对20年代乡土小说着力阐发的方向，精神愚昧只是作为农民全部生活的一个方面，而且并非主要的方面。后来，茅盾的文艺思想继续在左翼的道路上有所发展，但基本上保持了20年代的理论视角，即关注人物的全部现实生活，对刻意追求地方色彩、风俗民情等有可能滑入趣味主义的文学主张有很高的警惕。
由于左翼思潮的传播和阶级意识的普遍觉醒，30年代文学创作的语境较之于20年生了很大变化，“作家们开始转而从社会革命的角度去分析中国农村社会，甚至以阶级分析的方法，侧重于表现农村的经济关系，即农民所遭受的封建地主阶级的压迫和剥削”。文学批评语境也相应发生变化，立场、视角的分野更加明显。周作人本人虽然没有继续其有关乡土文学理论的探索，但周氏对30年代乡土文学理论批评的影响却很大，几近于美国文艺批评家哈罗德·布鲁姆(Harold Bloom)所谓的“影响的焦虑”。苏雪林、徐碧晖、汪华、沈从文等写出了一批颇具学术价值的乡土文学研究论文，立论的基础都是周氏所阐发的地方特色、乡土气味。尤其是苏雪林的《沈从文论》、《王鲁彦与许钦文》，沈从文的《论冯文炳》、《边城·题记》，对民俗人情、地方意识的开掘都有明确的自觉，并达到了相当的深度。面对这样的批评思路，茅盾自然难以完全排除其“影响”。然而，即使在偶尔谈到地方色彩时，茅盾也特别留心“农民的无知，被播弄”。和“穷人们的眼泪”。在30年代大多数乡土小说受到阶级观点影响的创作格局下，茅盾的乡土小说批评既保持了与时代话语的总体一致，又是其20年代观点的延续和发展。
回顾这两套话语的历史影响，周氏的观点在二三十年代占有很大优势;茅盾从1921年写作《评四五六月的创作》开始，一直对以农村为背景的小说保持了强烈的理论兴趣，《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一集导言》集中表达了茅盾相关的理论思考。在《导言》中，茅盾依然没有使用“乡土文学”这一概念，而代之以“农民小说”“农村小说”等。茅盾当然不可能闭塞到对当时周氏所阐发的“乡土文学”一无所知，在他1927年发表的《鲁迅论》里就大量引用了张定璜那篇称鲁迅为“乡土艺术家”的论文《鲁迅先生》，直到鲁迅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导言》中提出“乡土文学”之前，茅盾基本没有采用“乡土文学”的说法。这个已被周氏率先阐释的概念是茅盾不能认同的，但他又无法找个一个相当的概念来取而代之。中西文学理论如何对接和转换，如何为当时已经大量出现的以浙江、湖南、贵州乡村为背景的小说寻找一个相对应的中国语汇，并从这一语汇生发出相关的概念和理论，确实是一个理论难题。茅盾未能成功地从古典文学传统中找到恰如其分的表述，因而他对于西方尤其是美国local co1-our的真知灼见也只好散落在庞杂的论述中而无法系统化和理论化。终其一生，茅盾始终没有完成这一理论的对接和转化。
应该说，茅盾对美国乡土文学(local colour)的把握是准确的。美国乡土文学的艺术风格和思想倾向虽然是复杂多样的，但在总体上呈现一种大致相似的特征。首先，在描写地方生活时，“不避讳丑陋”;其次，在表现地方特色时，有些作家表现出浓厚的怀旧情调，出现浪漫主义的倾向，“描写的并不是眼前的现实，而是旧日的田园景色和风土人情，回忆家乡的亲情和幽默”。“不避讳丑陋”即是一种价值倾向，茅盾结合当时中国社会的实际，强调在地方色彩中融入社会背景可谓深谙美国乡土小说的个中三昧。宏观地考察中国现代乡土小说的发展脉络，其大致形态与美国乡土小说惊人地相似。以鲁迅、萧红和文学研究会作家为主体的乡土小说在地方生活的描摹中不仅不避讳丑陋，而且大多致力于挖掘、展示丑陋。鲁迅曾对此作出明确的解释:“所以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而沈从文以湘西故乡为背景的乡土小说，也流露出类似于美国乡土小说的另一种温情怀旧倾向。然而中国现代乡土小说又不同于美国乡土小说，启蒙主义立场使之打上了特定时代现实和思想的烙印，其共同的价值取向就是现代性视野下的乡土批判。因而无论在审美经验领域还是在对现实人生的关怀上，中国现代乡土小说在世界文学中都有其独特的价值，这也是鲁迅的乡土小说在问世之初就被译成多种文字在世界范围流传的主要原因。茅盾对乡土小说理论的重要贡献，在于他充分深入地了解美国名之为lo-cal colour影响深远的小说形式并不是单纯地追求“地方色彩”。后来中国乡土小说的走向，既体现了“文学为人生”的文艺思想，又与世界潮流一致，这与茅盾等的理论倡导之功不可分。
说到底，茅、周分歧的关键是趣味主义文学观与为人生的文学观在乡土文学内涵及发展方向上的对立与斗争。在鲁迅提出“乡土文学”的概念之后，茅盾曾及时作出回应，正式使用了“乡土文学”的概念: 关于“乡土文学”，我以为单有了特殊的风土人情的描写，只不过象看一幅异域的图画，虽能引起我们的惊异，然而给我们的，只是好奇心的餍足。因此在特殊的风土人情而外，应当还有普遍性的与我们共同的对于命运的挣扎。茅盾破例采用“乡土文学”这一说法，并不仅仅是对鲁迅的友谊与尊崇，更重要的是在鲁迅的分析中，茅盾找到了知音。茅盾在这里强调乡土文学应重视对于“命运的挣扎”，而不是对“风土人情的描写”，这是他与周氏的分歧所在，也是鲁迅所定义的乡土文学与周作人所阐发的乡土文学的主要区别。后来茅盾又很快转向了惯用的“农民小说”、“农村小说”、“农村题材的作品”一类的概念。那么，茅盾的“农民小说”、“农村题材的作品”与鲁迅的“乡土文学”之间到底存在什么样的关系?
鲁迅正式界定“乡土文学”是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导言》中。不过，此前周作人有关“乡土文学”的概念、理论虽然是零星的、不成系统的，但其基本观点和评价准则是非常明确的，并产生了不小的影响;以茅盾为代表的左翼批评也发展了另一套概念、标准。从周作人到茅盾，中国现代乡土文学理论经过暗含争辩的酝酿期，初步形成了乡土文学发展的两个向度，其一是周作人所阐发的、以地方色彩、风土人情为特色的、趋于趣味主义的乡土文学;其二是茅盾所坚持的、以文学为人生为宗旨的、提倡反映农村经济破产和农民艰苦生活的农民文学。这两个向度被鲁迅在《小说二集导言》中整合成相对完整的乡土文学理论。鲁迅一方面采用了“乡土文学”这个在中国现代文坛有着杰出的创作实绩、并为国内外文学批评界广泛接受、认可的概念，另一方面又以自己启蒙主义的、改良人生的文学观为“乡土文学”注入了新的精神实质，而这种新的精神实质与茅盾一贯坚持的对农民生活、生存状况的关注是一致的。正是基于这种一致，茅盾暂时放弃了自己一直摇摆不定的“描写农民生活的作品”、“农民小说”、“农村小说”、“农村生活的小说”等概念、术语，以后随着政治语境的变化，茅盾又沿用了以前的术语，但基本观点却没有大的变化。
在《小说二集导言》里，鲁迅用了近2000字的篇幅，从题材范围、作品内容与视角、启蒙立场与乡土思念等几方面来谈论、界定乡土文学:“蹇先艾叙述过贵州，裴文中关心着榆关，凡在北京用笔写出他的胸臆来的人们，无论他自称为用主观或客观，其实往往是乡土文学……。”就题材范围而言，乡土文学是侨寓在北京的作者，“叙述”“关心”自己的故乡。从鲁迅所谈论、引证的作品可以看出，“故乡”指的是当时偏远、落后、远离北京的农村、乡镇乃至城市，这种地域限定与今天的农村与城市的分野不同。因为随着中国社会现代化、城市化建设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今天的城乡区别已远非一个世纪之前可比。那时整个中国社会的思想观念、生存方式都不是“现代性”的，只有北京、上海这样的大都市才得风气之先，以现代观念衡量中国，就不难得出“乡土中国”的结论。因此，鲁迅所说的“故乡”的地理意义在于它是偏远、落后的象征，贵州、榆关以及后文论及的《柚子》的背景长沙无不如此。换言之，在北京的作者以现代性的眼光回眸故乡，贵州、榆关、长沙都是“乡下”。因而，乡土小说在题材上就是离开故乡、侨寓在北京的作者讲述偏远、落后的故乡“乡下”的故事。在当前对乡土文学题材范围的讨论以及不同学者的实际研究中，各自设定的标准是不同。随着城乡社会发生的巨大变化，如果我们再把以长沙为背景的作品归入乡土文学，难免有刻舟求剑之嫌。但我以为，鲁迅划定乡土文学题材范围的标准和精神依然适用于今天的乡土文学:偏远、落后的地区，生活于其中的人们思想观念、生存方式是非现代性的。
乡土文学的内容与视角问题，其实暗含着地方色彩论与民生疾苦论之争。前引鲁迅对乡土文学的界定，可以理解为乡土文学是来自四面八方的作者对故乡的“叙述”与“关心”的文本形式。“叙述”是对故乡的展示，展示的主要内容和方向有两方面:地方景物风貌②和人的生存状态，而后者则是作者“关心”的主要对象。在乡土文学的这两个重要向度上，周氏及其追随者与茅盾基本上是各执一词。这其实关系到乡土文学写什么、往哪里发展的问题。鲁迅把周作人所推崇的“地方特色”称为“异域情调”，并从总体上准确地判断当时的乡土小说因为“隐现着乡愁”，所以异域情调并不多见。正是“乡愁”——不仅源于作者的怀乡之愁，还源于作者因故乡经济萧条、思想愚昧而产生的忧愁——致使“异域情调”在作品中受到压抑。在鲁迅看来，这种被压抑的“异域情调”对乡土文学而言，是一把双刃剑，既可能产生“开拓读者的心胸”的良好艺术效果，也可能有“炫耀”作者“眼界”之虞。这就要靠作者掌握艺术表达的“度”了，而这个“度”无疑与作者的创作旨趣直接相关。如果作者情系故土、心系民生，异域情调自然会开拓读者的心胸;反之，如果作者漠视故乡民生现实而落人一己之趣味，异域情调就有可能成为作者炫耀眼界的资本。本质上，异域情调是乡土文学的内容和方向之一，也是一种视角和技巧。鲁迅以作家良好的艺术感，肯定了异域情调作为视角、技巧的意义，又以现代知识分子忧国忧民的情怀，警示性地批评了对异域情调的不当追求，其理论洞见是艺术素养与艺术观的完美统一。事实上，二三十年代的乡土小说在浓郁的乡愁笼罩下，确实普遍压抑了对异域情调的抒写，而被压抑的异域情调后来由于国情现实、时代潮流、艺术趣味以及读者阅读期待的相应变化，在80年代以降的乡土小说中得以舒展，乃至渲染。
乡土文学中所展示的人的生存状态，在鲁迅看来，远比异域情调重要。对于20年代中国乡村和农民，其生存状态又受制于三大因素:战争、贫困以及精神上的蒙昧。因而，它们成为鲁迅在《小说二集导言》里阐释乡土文学的主要内容和方向。有关以战争为衬托的小说，鲁迅赞许裴文中的《戎马声中》，写下了游学的青年“为了炮火下的故乡和父母而惊魂不定的实感”;有关以贫困为题材的小说，鲁迅评价许钦文的《石宕》“能活泼的写出民间生活来”。《石宕》全篇洋溢着对村民痛苦生存挣扎的同情，将乡村的贫困表现得入木三分。在对这些乡间生活的评述中，不难看出鲁迅对乡土文学的阐发是朝着关心民生疾苦、同情民生不幸的方向发展。这个方向是茅盾一贯坚持的，在几乎与鲁迅同时写就的《小说一集导言》中，茅盾用了更多的篇幅对战争与贫穷问题展开论述。鲁迅对“地方色彩”作了有条件的、谨慎的肯定，而对乡土小说反映乡村现实人生、关心民生疾苦方面所取得的成绩却作了有力的开拓。事实上，是否关心乡村现实、民生疾苦，是鲁迅臧否作品的一个最重要的尺度。《小说二集导言》所论乡土文学，都是以这个尺度来衡量的。许钦文、王鲁彦对乡土小说有自觉的创作兴趣，用力颇勤，与鲁迅的私人关系也很好，但鲁迅对两人的创作都是有批评有肯定。鲁迅肯定许钦文的《石宕》，而对其《父亲的花园》那样“包着愤激的冷静和诙谐”、“苦恼的是失去了地上的‘父亲的花园”’一类的作品却有委婉的批评;对王鲁彦抨击野蛮落后现实的《柚子》多有褒扬，但对其“烦冤的却是离开了天上的自由的乐土”之类的作品亦有善意的针砭。抑扬之间，不难见出鲁迅反对乡土文学中逃避现实的倾向，而对反映民生疾苦、鞭挞野蛮现实的作品情有独钟，地方色彩也只有在这个前提下才是可取的。说到底，乡土文学应“将乡间的死生，泥土的气息，移在纸上”。鲁迅对地方色彩论与民生疾苦论的成功整合，尤其是整合中明确要求乡土文学反映现实人生，使茅盾终于接受了“乡土文学”这一概念。
对于乡土社会精神蒙昧的批判是以启蒙立场为基础的。作为五四新文学的杰出代表，鲁迅的卓越之处在于没有因同情民生疾苦而蒙蔽自己的理智。在探索乡村现实时，他以现性为参照，以人道主义为基础，表现出鲜明的乡土启蒙和乡土批判意识及立场。鲁迅以自己一系列乡土小说，剖析、批判了存在于乡村社会的愚昧和蒙昧，在一个个鲜活的典型人物的不幸人生中，挖掘出积淀在乡土社会深处的有悖于人道、民主、自由等现代精神的思想、观念、信仰，它们是导致主人公不幸人生的最深刻的原因。面对无处不在却又无影无踪的观念之网，任何个体都难以有冲破它的力量和可能，它决定着乡土社会男男女女的悲哀，而这些不幸的男女却身不由己地汇合成力量强大的庸众。因此，在鲁迅看来，构成庸众的个体既是受害者，又是施害者。要改良社会和人生，“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因为蒙昧的精神状态决定了乡土社会的停滞与落后。如果说，鲁迅自己的乡土文学主要是对个体生存困境的艺术考察，并从中揭示出主人公以及整个乡土社会的精神面貌，那么，在《小说二集导言》中，鲁迅又特别留意直接表现群体精神状态的作品，而乡间习俗则是群体精神的最佳载体。他评蹇先艾的《水葬》“展示了‘老远的贵州’的乡间习俗的冷酷，和出于这冷酷中的母性之爱的伟大”。可以说，《水葬》主要是对被习俗制约着的庸众而不是小偷骆毛精神状态的一次绝妙展现，这种冷酷的、不人道的习俗是乡土社会整体道德水平、个性意识、现代化程度极其低下的表现。对于广大乡土世界而言，此类习俗虽然各异，但野蛮残酷的本质却是相同的。茅盾在《小说一集导言》中，也特别指出许杰的作品“描写了农村的原始性的丑恶”，并多次谈到《惨雾》，原因是其中写出了“农民们自己的原始性的强悍和传统的恶劣的风俗”。乡土文学呈现的蔓延于当时乡土世界的千奇百怪的冷酷、丑恶的习俗，大多以对生命的无情摧残证实了乡土社会的精神愚昧与蒙昧。然而，鲁迅并没有鄙弃内外交困的乡土社会，在他焦灼的故乡叙事中浸润着游子思乡的温情，但思乡的内涵已非古代游子可比。以人道主义、个性主义为内核的西方现代精神，使之将对故土之爱包含在启蒙与批判之中，其目标无疑是偏远、落后的乡村世界的现代化。而对于一个乡村人口和面积都占绝对多数的国家而言，乡村的现代化无疑是国家现代化的最重要最艰难的一环。因此，对于当时乡土文学中普遍交织着乡土思念与乡土启蒙的复杂情感的“乡愁”，鲁迅是以现代精神为尺度来加以品评的。故而他认为蹇先艾对落后故乡的叙述，写出了作者“心曲的哀愁”，对愚昧、冷酷、不人道行为的憎恨，对母爱的同情。如果中国现代文学的总特点可以概括为“感时忧国的精神”——其中的“时”应是以西方先进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为参照的时代危机，那么，鲁迅的乡土文学创作和理论就是感时忧国精神在艺术和理论上的完美结合。
综上所述，鲁迅的乡土文学理论以自己的创作为基础和出发点，既宏观概括了当时乡土文学的创作实际，又在品评作品、阐幽显微之间有批评有揄扬有选择，从而将其独特的文学观溶入乡土文学理论之中，形成兼容各家之长并与时代精神相一致的、成熟而完善的乡土文学理论，使之与周作人、茅盾的理论立场既有所区别又有一定的联系。
回顾乡土文学理论酝酿、形成的历史，周作人是在理论上将美国local colour与乡土小说对接并加以阐发的第一人。作为五四新文学的弄潮儿，周作人处在西风东渐、人道主义盛行的时代的风口浪尖上，他的乡土意识和乡土理论为什么没有发展为对故乡落后的针砭以及对故土民生艰难的同情，而是走向了与时代中心话语相距较远的乡土气味、乡土趣味呢?
早期文学论文范文3
1．1研究对象
2010年10月~2011年7月期间，因为非意愿妊娠或者合并的高危因素早孕妇女来我院终止妊娠的200例，此对象全部符合以下条件：
①年龄19~41岁，都在月经规则期，身体健康，没有抽烟喝酒不良嗜好，没有使用宫内节育器，也没有对米非司酮和米索前列醇不良反应记录；
②早孕时间都低于49天，经过检查确认是宫内妊娠，孕囊的大小都低于2．6厘米；
③导致终止妊娠的高危因素有：6个月以内有人工流产史或者多次人工流产史，子宫疤痕，；
④经检测，阴道里没有滴虫，也没有霉菌，出血和凝血时间都处于正常范围。为了研究的需要，把200例妇女全部随机分组，即为观察组100例和对照组100例，这两个小组妇女的年龄、产次、孕囊都没有明显的差异。
1．2用药方法
观察组服复方米非司酮上午9点时1片／d,2d(每片含米非司酮30mg+双炔失碳酯5mg，湖北葛店人福药业有限公司生产)；对照组服米非司酮3片，上午9点给服用，每片含米非司酮25mg，两组均首次服药后48h到医院加服米索前列醇600μg(每片200μg湖北葛店人福药业有限公司生产产品)，在服用这些药物时候，前后都进行两个小时的禁食和禁水。
1．3观察随访
本组所有的患者都服米索前列醇，并且在我院连续观察六个小时以上，观察项目为血压、脉搏、腹痛以及各种不良反应。对于孕囊的成功排出的时间，阴道出血情况包括出血量多少和出血时间的长短都作了细致的记录。如果六个小时以后还没有把孕囊排出来的而且没有明显的出血迹象的，一周以后到医院检查孕囊情况，如果确认需要妊娠停止的并进行人工流产。对所有的终止妊娠的妇女，二周以后都要了解其阴道出血情况，都要经过B超检查，如果发现出血量过大且多于月经量的或者有宫腔残留的，要对其进行清宫处理，以及继续观察。
1．4效果评价标准
①完全流产：经过服用药物以后，一个星期以内孕囊自行排出或者没有看到孕囊排出的，但是B超检查后孕囊自行消失，阴道也不出血了，可确认自行转经；
②不全流产：经过药物的服用，孕囊已经排出，或者没有看到孕囊排出的，以后的检查当中发阴道出血过多时间过长的，经检查发现宫内有积血从而进行清宫手术，后经确认妊娠绒毛或妊娠蜕膜组织；
③失败：经过用药，一个星期后没有看到任何妊娠物排出，经检查孕囊仍旧存在于宫腔内的，子宫的形状没有发生改变或者发现子宫在继续发展长大的，血HCG没有发生任何变化的，最后用人工流产术来进行终止妊娠。
1．5统计学方法
统计资料采用SPSS软件处理，计数资料使用χ2检验，计量资料使用t检验。
2结果
2．1对象特征
两组研究对象服药前的临床特征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2．2完全流产率
观察组5例、对照组10例行清宫术，其中各有2例失败行人工流产术终止妊娠。观察组的完全流产率（96．8%）高于对照组（90%），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2．3把两个研究组的孕囊排出时间和出时间，以及后来的转经时间进行比较
观察组的孕囊自行排出时间为(2．61±1．58)h，对照组孕囊自行排出时间为(3．43±1．87)h,出血时间分别(9．3±3．7),(14．4±5．7),经过比较发现对照组显然高于观察组(P<0．05)。流产后转经时间无统计学差异。
2．4不良反应
复方米非司酮和米非司酮的副反应主要为恶心、呕吐，腹泻，可忍受无需处理，复方米非司酮稍轻于米非司酮，但两组副反应率无统计学差异。
3讨论
比较早在临床上应用来终止早孕的是米非司酮，它的历史比复方米非司酮早，但是技术不成熟，会有很多的不良反应，如出血时间长，出血的量比较多。据有关专家研究表明，出现这些不良反应的主要是米非司酮具有较强的抗雌激素特性，从而影响到子宫的修复；另外一个原因就是这个药物会把子宫的敏感性降低，前列腺素对子宫的收缩作用明显减弱，最终会使蜕膜不容易被排出,留在宫腔时间较长，导致药流后出血时间延长。因此缩短流产后阴道出血的主要途径是促进妊娠产物和蜕膜的尽早排出，并促进子宫内膜的修复。
双炔失碳酯作为避孕的使用，早有历史，被很多的专家也证实了，同时最近研究人员发现这种药物在抗早孕方面的作用也非常明显，优点也很多，主要表现在其一能明显地把雌激素能力，以及抗孕酮活性；其二，能够把黄体溶解和把子宫内膜进行衰弱，可以把绒毛和蜕膜细胞直接进行损伤。现在不少的专家发现如果把双炔失碳酯和米非司酮配合用，则可以极大地把抗早孕的功能扩大，而两种药物合用的剂量也明显减少，且在把早孕蜕膜和让绒毛组织发生变化的作用也明显加强。复方米非司酮这种药物的成分是由米非司酮和双炔失碳酯共同组成，每一片含30mg米非司酮和5mg双炔失碳酯。相比较而言，这种药物中的米非司酮的成份明显减少了，而双炔失碳酯的用量加大了，这样的目的就是为把米非司酮对子宫内膜激素的负面影响减少，从而可以帮助受流产后激素受体水平的能够很快的恢复，也可以帮助蜕膜迅速剥落和子宫内膜的修复，也可以防止子宫内膜发生不规则的脱离现象，也可以把流产后的阴道出血时间大大地减少，也可以控制出血量多的不良现象。
早期文学论文范文4
早期中国类型电影的发展反映了中国电影不断确立其艺术和市场地位的演进过程。上海戏剧学院硕士研究生王培雷聚焦歌舞片,对早期电影导演方霈林的《万紫千红》、《莺飞人间》、《花外流莺》及《歌女之歌》等四部影片做了读解与分析。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硕士研究生鲜佳则选择中国早期魔幻电影进行探讨。她以早期电影商业浪潮生发出来的武侠、神怪类型片中的魔幻色彩为基础,阐述了早期中国式魔幻电影的文化渊源,艺术与技术特点。北京大学艺术学院硕士研究生孔丽丽则对1923~1928年的上海银幕上的战事影片进行系统地研究,指出战事影片为乱世中的民众提供了一个开放的空间,抛开战事的纷扰与个体的无力,可以游移于现实与想象世界间,感物兴怀,抒发家国梦想。3.早期电影作品研究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研究员陈默认为,《火烧红莲寺》被禁到现在已80多年,对这个案子始终没有重新审理,以一种混沌的状态存在于中国电影史当中。《火烧红莲寺》被禁实际上是建立在一个错误的概念、判断和推理之上。这一错误判例的形成,虽是基于提倡科学、反对迷信的目标,实则是一种变相的文化专制,是和共产党连党合谋的产物。重新申诉《火烧红莲寺》及武侠神怪片被禁案,旨在反思大众文化中的童化综合征。西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虞吉从建构“中国电影影像传奇叙述”的角度切入,对《空谷兰》进行细读和深读。他认为中国电影受到早期文明戏的影响,继承的是中华文明三大传统(即“诗”的传统,“文”的传统和“传奇”的传统)中的“传奇”传统。此“传奇”传统就是叙事传统,从《孤儿救祖记》到《空谷兰》,标志着中国电影自身叙事范式推向深入,在早期中国电影间进行了广泛扩散,由此形成了中国电影自身的“本事”主义观念和美学。
早期电影产业研究
法国国立科学院研究员安娜女士对“联华”做了详尽分析,通过《银汉双星》、《联合交响曲》、《艺海风光》三部影片概括“联华”作为一个文化专业公司的历史与特点。上海大学影视学院硕士研究生王腾飞研究了战后“华影”从固定资产接收、影片的处理和电影人的处理三方面详尽地阐述了对“华影”的全面接收与处理情况,提出“双重敌化”的概念以括定“华影”及其影人的命运。南京艺术学院博士研究生宫浩宇认为,中央电影摄影场的成立是构建自己的电影管理体制的一个必然结果,体现了其电影政策的一个重要方面,即借由“国家经营”的方式使电影的教育性和宣传性得到充分开发和张扬,以同由民间资本所掌控的娱乐化电影构成互补。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副研究员李镇则通过黎民伟留下的《记事簿》,用统计学、会议学和企业管理等角度来观察1926~1927年的经营状况,解析民新公司的真实处境和亏损的多重原因。他认为时代不幸使明星公司盘算生意亏损,但掩盖不了黎民伟电影的救国精神。哈尔滨理工大学艺术学院讲师李丁认为,新华产业发展的脉络呈现了一个民族电影产业发展的壮大的艰辛之路。新华公司的古装片创作实践了其提升中国电影制作水平以抗衡好莱坞,把制片厂的发展呈良性循环的态势。新华公司的有序发展促进孤岛制片业、发行放映业的发展,使国语片市场占有率逐年提高,并推进中国电影的海外扩展。
早期电影史料
内蒙古师范大学美术学院讲师殷福军依据万氏兄弟的回忆录,了目前中国动画学界公认的《舒振东华文打字机》创作于1922年的说法,并确证其创作实践为1925年下半年。他指出这部动画广告片并没有拍摄成功,而是一部失败的作品。南京艺术学院硕士研究生季晓宇从地处长江流域的南通切入,从电影、戏剧业两方面探寻南通的地域文化及精神品性与早期中国电影之间的内在联系,从南通早期电影事业、南通影人在左翼文艺运动时期的活动等角度考察地域文化的作用及贡献。江苏警官学院科研处教授彭耀春指出,侯曜作为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新派电影编导与重要的电影理论家,长期以来却因为“边缘化”而被部分“模糊”或“遮蔽”。他考证侯曜1924年毕业于南京东南大学教育专修科,是南京最早的社会主义青年团负责人之人,并对侯曜戏剧电影创作做一定述评。
早期电影出版物研究
“电影出版物研究”分论坛主要在史料研究、传播学研究、大众文化研究等层面进行研讨。中国传媒大学艺术研究院博士刘琨与孙晓天从大众文化研究出发,认为《影戏杂志》作为中国最早的电影杂志,在中国影戏还处于襁褓时期时,以视觉和话语文本的的双重刺激培养了读者的“明星意识”,用巧妙的方式在“民族影业”缺席的情况下发起了民众对“民族影业”的想象,并肩负起了启蒙现代思想和传播影戏智识的双重任务。浙江大学盘剑教授提出以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理论审视《每日电影》,认为《每日电影》正是在多元的海派文化语境中形成的一种“大众传媒公共领域 ”。《当代电影》编辑檀秋文则引入编辑出版学研究纬度,从梳理板式设计、文字编排、印刷等特点切入总结《时代电影》的办刊特色认为,从言论的包容性、空间的扩大性、时间的延长性和深度的理论性都表明了《时代电影》始终坚守着精英文化的立场,建构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对话和共生机制。早期电影明星与人物研究浙江万里学院文化与传播学院副教授徐文明认为,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电影营销活动中,女明星是一个重要的促销卖点,她们通过登台表演,赠送照片等方式间接或直接参与到国产影片的终端市场营销过程中,推进了早期电影放映机构发展和中国电影营销活动的多样化尝试。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古市雅子依据所掌握的日方文献以及能阅及的中方文献,勾勒了甘粕正彦从政治到影业漂移的历史,对他在满映的活动与经历做了较为详尽的叙述。浙江传媒学院文学院副教授唐佳琳从被建构的个体来叙事,对1930~1949年的金焰明星现象进行探讨,认为金焰具有时代青年的多重面相,其后金焰的自由个体无法逃离他的公共形象的规约,商人依然能在“电影皇帝”这个符号上看到价值,但左翼文化和以后新中国文化的建设者则很可能对这个符号心存防范。该分论坛主持人北京大学教授李道新认为“明星?人物”分论坛的研讨未被作者论和明星理论牵引,而是真正深入到历史中去,立足史实,感怀人生,剖析人性,充满一种人文主义精神和人道主义关怀。
早期中外电影互动
上海大学教授陈犀禾认为,应当把中外电影交流纳入早期电影史的研究之中。上海交通大学教授李亦中从机件引进、观影舆论、绳准与借镜、营运理念四个方面对外来电影影响从理论上、逻辑上做出比较全面的关照。巴黎第三大学博士研究生黄琳认为,应该把外国电影接受研究纳入中国电影史研究范畴,她关注早期法国电影在中国的传播与放映情况,她本人亲往法国百代公司进行资料查寻与考证,指出了对目前存在的早期法国百代公司在中国发展状况的一些说法的出入和失误。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副教授张燕注重美国电影和早期中国电影的互动。探讨了早期的陈查理电影创作及其对中国类型电影的影响。上海大学影视学院聂伟教授将2004~2005年间中国电影资料馆发掘出的韩国20世纪30年代的电影《迷梦》、《渔火》与《军用火车》,与同时代的中国电影《三个摩登女性》、《船家女》与《风云儿女》进行对照研究,认为它们在题材、主题与摄影风格等方面表现出诸多相似之处,显示出中韩电影意象建构系统的通约性,在面对现代性文明的覆盖与军事化殖民的相似历史境遇中,共同汇合处具有东亚美学雏形的电影风格。早期粤港电影研究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赵卫防与他的学生赵益认为,美国《电影世界》杂志1914年7月25日刊发的对罗兰?F?万维沙的访谈的面世,进一步证实了《庄子试妻》早于《偷烧鸭》一说,从根本上撼动了正统的中国电影史学对早期香港电影的表述。而认为《庄子试妻》的导演为黎北海的说法,则远不如是万维沙、黎民伟的说法更贴近史实。黎民伟六子黎锡带着黎民伟日记原件、记事簿参加“粤港电影”分论坛,介绍了其父在辛亥革命前后思想的变化,指出黎民伟和他的团队最早拍了大量孙中山活动的资料与早期国共活动的影像。黎民伟经过国共两党之争之后政治上参与就少了,或者基本上不参与。此外,刘辉、吴月华、沙丹等研究者对上世纪20年代的广州电影业、战前的香港影业以及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的香港左派电影进行了深入的分析与讨论。
早期文学论文范文5
【关键词】 人类早期的会计行为;起源时间;产生条件
人类早期的会计行为起源于何时?是如何产生的?本文欲对此作一简要分析和回答。
一、人类早期会计行为的起源时间
人类早期的会计行为,是指人类早期的原始计量、记录行为,它是人类早期原始计量、记录思想的体现,是会计的萌芽阶段。关于人类早期的会计行为起源于何时的问题,国内外会计学者均作出了自己的回答。
(一)国内学者的研究成果
郭道扬教授认为,会计的萌芽阶段起源于旧石器时代的中、晚期,而作为具有独立意义的会计特征,直到原始公社制末期或到达文明时代的初期才表现出来。1982年,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出版了湖北财经学院郭道扬编著的《中国会计史稿(上册)》一书,标志着中国会计史系统研究的开端。随后,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于1984年出版了郭道扬的《会计发展史纲》,1988年,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出版了郭道扬编著的《中国会计史稿(下册)》。郭道扬著的普通高等教育“九五”部级重点教材《会计史教程(第一卷)》也由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于1999年出版。郭道扬教授的国家社科基金资助项目――《会计史研究》一、二、三卷也已经出版。这些论著都进一步论证了他的观点。但1985年,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中国人民大学高治宇的《中国会计发展简史》,他认为,会计的产生和发展可追溯到原始公社末期。而1987年,中国商业出版社出版了文硕著的《西方会计史(上)》。书中的观点与郭道扬教授的看法一致,认为人类原始计量和记录时代起源于旧石器时代的中、晚期。
(二)国外学者的研究成果
国外学者则普遍倾向于会计起源于新石器时代。1605年,荷兰数学家、会计学家西蒙・斯蒂文所著的《传统数学》一书出版,其中第七章“古代簿记探测”,是最早的会计史研究专论,但当时会计史尚未发展成为一门科学。1933年,美国会计学家A・C・利特尔顿著的《1900年以前的会计发展》一书问世,奠定了会计史学科的基础。1912年,英国律师沃尔芙编著的《会计师与会计简史》在英国伦敦出版,人们习惯称该书为《沃尔芙会计史》。1977年,迈克尔・查特菲尔德著的《会计思想史》一书在美国问世。1985年,前苏联著名会计学家索科洛夫著的《会计发展史》一书由莫斯科财政统计出版社出版。西蒙・斯蒂文和A・C・利特尔顿均未在其论著中对会计萌芽的起源问题作专门论述。沃尔芙认为,尽管世界上最古老的商业文书是在公元前3 500年以前,但可以推断,记账在公元前4 000年左右就开始了。迈克尔・查特菲尔德则引用Richard Brown的观点,认为约7 000多年以前的巴比伦地区就出现了世界上最古老的商业记录。前苏联会计学家索科洛夫认为,人类对经济事项进行有目的的记录活动开始于6 000年以前。这些论断都说明人类早期会计行为出现在新石器时期。
通过比较上述国内外会计学者的不同观点可知:国内学者倾向于认为人类早期的会计行为起源于旧石器时代的中、晚期,而国外学者则倾向于认为会计起源于新石器时代。
二、人类早期会计行为的产生条件
解决了人类早期会计行为的起源时间问题,而会计行为又是如何产生的呢?郭道扬教授认为,人类最初的会计思想与会计行为是社会生产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社会生产发展水平是衡量人类会计思想、会计行为发生的先决条件,而生产剩余物品的出现与陆续增加则是衡量人类会计思想、会计行为发生的具体条件。正是由于生产剩余物品的出现,人类才有可能在思维活动方面将生产、分配、储备问题联系起来加以考虑,从而萌生了一种计量、记录思想,进而便产生了人类最古老的、最原始的计量、记录行为。
高治宇认为,在人类社会的历史长河中,会计的产生和发展的历史过程可追溯到原始社会末期。当人们有了剩余生产物,需要对生产活动进行计量、计算和反映时,会计的原始萌芽就产生了。除了生产发展这个先决条件外,另一个重要条件,就是有了计量、计算和反映的方法,这两个条件相结合,才可以说明会计的起源。总之,研究我国会计的产生,必须明确认识两方面,一方面,它的产生与当时生产力的发展水平相适应;另一方面,由于当时数量概念的形成,计量、计算和反映方法的采用,为会计核算方法提供了重要条件。
索科洛夫认为,核算(即会计,下同,笔者注)的起源或萌芽状态对我们来说,将永远是个谜。我们只能确信:核算不是一下子产生的。最初人们还不需要核算,因为凭人的头脑就足以容下所有的经济情况,这倒不是说某人有其特殊的记忆力,而是由于经济的规模太小,有关的信息不多。只有在具备了某些条件后才有可能出现书面核算与账簿登记。首先,经济活动的发展应该达到相当广泛的程度;其次,必须要有文字和学会初等算术。文字的出现与算术的发展为核算的产生创造了条件,而经营活动则有助于它的全面推广。
本文把郭道扬教授的观点归纳为“一条件说”,即剩余产品的出现促使了人类早期会计行为的产生。虽然郭道扬教授分析时提到了社会生产发展水平为先决条件,生产剩余物品的出现和陆续增加为具体条件,但本文以为生产剩余物品的出现和陆续增加是社会生产发展水平达到一定程度的结果,如新技术(石器打制和磨制技术、石器钻孔技术、摩擦取火技术)、新工具(石球、标枪、骨器与角器工具)的相继发明和应用,因此,这两个条件实则表现为一个条件。本文把高治宇的观点归纳为“二条件说”,即剩余产品的出现和数学的出现共同促使了人类早期会计行为的产生。本文把索科洛夫的观点归纳为“三条件说”,即剩余产品的出现、数学的出现和文字的出现三者共同促使了人类早期会计行为的产生。
三、人类早期会计行为与数学的关系
(一)郭道扬教授在分析人类早期会计行为的产生条件时,只提到了社会生产发展水平和生产剩余物品的出现这个条件,而没有提到数学条件和文字条件
其实,郭道扬教授是提到了这两个条件的。郭道扬教授认为,人类最初的计量、记录行为,其本身就表现为一种原始的“数学”行为,原始的会计行为与原始的数学行为是同时发生的。本文虽不同意郭道扬教授的这一观点,但这并不影响我们对这一观点的理解,即人类早期的会计行为――人类最初的计量行为(表现为数学,此时的数学为萌芽状态)、人类最初的记录行为(表现为文字,此时的文字为萌芽状态)到了人类社会有了生产剩余物品时才出现。
高治宇在分析人类早期会计行为的产生条件时,提到了两个条件:一个是“有了剩余生产物”,另一个是“有了计量、计算和反映的方法”。仔细分析第二个条件“有了计量、计算和反映的方法”,我们可以发现这个条件包含了两层意思:第一层意思是“有了计量、计算的方法”(表现为数学),第二层意思是“有了反映的方法(表现为文字)。
剩余产品的出现、数学的出现和文字的出现三者共同促使了人类早期会计行为的产生。
(二)由于国内外对“会计”、“数学”、“文字”等概念理解上的差异,国内学者基本上以“早期的萌芽状态”来理解这些概念,而国外学者却按“后期的特征状态”来理解这些概念
这样一来,就导致了人类早期会计行为的起源时间一早一晚结论的出现,即:国内学者主张人类早期的会计行为起源于旧石器时代的中、晚期(距今约十万至二、三万年前),而国外学者则认为会计起源于新石器时代(距今约八千至五千年前)。
(三)会计与数学的关系源远流长,会计的发展离不开数学的支持和帮助
早期会计的出现依赖于数学的产生和运用,后期会计的发展更是依赖于数学的支撑,如1494年意大利数学家卢卡・帕乔利出版的《算术、几何、比及比例概要》(也译《数学大全》),1605年荷兰数学家西蒙・斯蒂文出版的《数学惯例法》(又译《传统数学》),均把会计作为数学问题的一部分进行论述,详细介绍了意大利的复式簿记。复式簿记是会计的基本记账方法,在会计学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此外,像会计恒等式: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账户余额的计算公式:期末余额=期初余额+本期增加额-本期减少额,固定资产折旧额的计算,产品成本的计算等,都是数学原理在会计学中的具体运用。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著.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翻译组译.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M].人民出版社,1965.
[2]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M].人民出版社,1972.
[3] 中外数学简史编写组. 外国数学简史[M]. 山东教育出版社,1987.
[4] 李迪. 中国数学史简编[M]. 辽宁人民出版社,1984.
[5] 解恩泽,赵树智.数学思想方法纵横论[M]. 科学出版社,1987.
[6] 傅钟鹏.中华古数学巡礼[M]. 辽宁人民出版社,1984.
[7] 周金才,梁兮. 数学的过去、现在和未来[M]. 中国青年出版社,1982.
[8] 成圣树. 会计审计史辞典[M].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1.
[9] 孙邦治. 会计发展史[M]. 光明日报出版社,1989.
[10] 李孝林. 从江陵凤凰山10号墓简牍研究西汉早期会计史[J]. 北京商学院学报,1996,(2).
[11] 文硕. 文明古国的会计[M]. 经济科学出版社,1986.
[12] 高治宇. 中国会计发展简史[M]. 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
[13] 文硕. 西方会计史(上)[M]. 中国商业出版社,1987.
[14] 卢永华. 广义会计理论[M]. 中国金融出版社,2000.
[15] 郭道扬. 中国会计史稿(上册)[M].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2.
[16] 郭道扬. 会计发展史纲[M]. 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1984.
[17] 郭道扬. 中国会计史稿(下册)[M].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8.
[18] 钱雪门,赵佩珏. 现代会计入门[M]. 立信会计图书用品社,1992.
[19] 郭道扬. 会计史教程(第一卷)[M].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9.
[20] 汤云为,钱逢胜. 会计理论[M]. 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1997.
[21] 刘文龙. 古代南美洲的印加文化[M]. 商务印书馆,1983.
[22] (美)A・吉特尔曼. 数学史(欧阳绛译)[M]. 科学普及出版社,1987.
[23] (苏)鲍尔加尔斯基. 数学简史(潘德松、沈金钊译)[M]. 知识出版社,1984.
[24] (英)斯科特. 数学史(侯德润、张兰译)[M]. 商务印书馆,1981.
[25] (英)L・霍格本. 大众数学(上册)(李心灿等合译)[M]. 科学普及出版社,1986.
[26] (苏)索科洛夫. 会计发展史(陈亚民等译)[M]. 中国商业出版社,1990.
[27] (美)迈克尔・查特菲尔德. 会计思想史(文硕等译)[M]. 中国商业出版社,1989.
[28] (荷)海渥. 会计史(文硕等译)[M]. 中国商业出版社,1991.
[29] (美)A・C・利特尔顿. 会计理论结构(林志军等译)[M]. 中国商业出版社,1989.
早期文学论文范文6
关键词：BP神经网络；弹性模量；混凝土；预测
中图分类号：TU52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8937（2013）12-0022-02
目前，混凝土材料成为当今世界上用途最广、用量最大的建筑材料之一。其中，弹性模量是混凝土最重要的力学指标之一，除了通过试验方法直接测定外，人们更希望通过模型给出合理的预测方法。而规范对混凝土的验收标准主要建立在标准试块在28 d的统计分析结果上。但对施工期而言，混凝土的早期弹性模量更有实际意义，可为混凝土结构物施工期的可靠性分析提供依据，一方面，混凝土早期弹性模量对施工期结构安全有重要影响，常常成为施工期结构安全的决定因素和工程进度的控制因素。另一方面，现代铁路、公路建设施工速度明显加快，也迫切要求掌握混凝土早期弹性模量的变化规律。
近年来，对混凝土早期强度的研究多用早期强度的推算和强度增长曲线的拟合方法。对于混凝土早期弹性模量的研究尚不多，由于神经网络具有很强的非线性映射功能，本文利用改进的神经网络理论建立预测模型，通过对混凝土的早期弹性模量进行预测，为解决混凝土的早期弹性模量不易测定的问题提供了有意义的参考和借鉴。
1 BP神经网络理论及改进方法
1.1 BP网络结构
BP网络是一种单向传播的多层前向网络，其结构如图1所示。由图1可见，BP网络是一种具有三层或三层以上的神经网络，包括输入层、中间层（隐层）和输出层。当学习样本提供给网络后，神经元的激活值从输入层经各中间层向输出层传播，从输出层经过各中间层逐层修正各连接权值，最后回到输入层，这种算法称为“误差逆传播算法”（Back propagation learning Algorithm），即BP算法。
1.2 BP网络学习规则
BP网络学习规则可详见文献[3-4]，此处不再赘述。
1.3 BP神经网络的不足及改进方法
虽然BP网络得到了广泛应用，但其自身也存在一些缺陷和不足，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①由于学习速率是固定的，因此，网络的收敛速度慢，需要较长的训练时间。对于一些复杂的问题，BP算法需要的训练时间可能会非常长，造成这种原因主要是由于学习速率太低，可采用动态的学习速率加以改进。
②BP算法可以使权值收敛到某个值，但并不能保证误差平面的全局最小值，这是因为采用梯度下降法可能会产生一个局部最小值。对于此问题，采用附加动量法解决。
③网络隐含层的层数和单元数的选择尚无理论上的指导，一般是根据经验或通过反复试验确定。因此，网络往往存在很大的冗余性，一定程度上增加了网络学习的负担。本文根据Hecht-Nielsen理论，将隐含层设置两层，节点数设置为2M+1和2M-1（其中，M为输入节点数）。
2 改进的BP神经网络应用实例
为了达到较快的收敛速度及计算精度，本文采用双隐含层的BP来建立计算混凝土弹性模量的网络模型。其结构如图2所示。本文根据文献[5-6]收集到的混凝土的龄期、混凝土的早期强度及混凝土的早期弹性模量数据，从中选取了40组数据作为学习样本，另选取12组作为预测样本以检验学习效果。为了加快网络的收敛速度，在训练之前将各输入物理量归一化，网络的早期弹性模量反归一化后得到预测值。归一化后的学习样本数据见表1。
在改进的BP网络中，将目标误差为0.001，初始学习速率通过LP.Ir设置为0.l，动量因子net.trainParam.Ir=0.9，递增因子Ir_inr=1.04，递减因子Ir_dec=0.7，网络只学习了483次以后，学习误差就达4.9376×10-4。利用训练好的BP网络，预测12组混凝土早期弹性模量，计算结果见表2。
3 结 论
综上所述，本文采用改进后的BP神经网络对早期混凝土弹性模量进行预测评价，模型收敛速度快，网络性能好。收集的52组试验数据，以40组构成训练数据，12组用于检测输出结果，实例计算表明，相对误差均小于5%，进一步说明该模型能够有效地进行混凝土的早期弹性模量预测，并能满足工程需要，该模型可以推广应用。
参考文献：
[1] 顾章川，陈梦成，许开成.混凝土弹性模量预测试验研究[J].混凝土，2011，（5）：30-32.
[2] 邱凯.混凝土早期弹性模量变化规律试验研究[J].试验技术与试验机，2007，（2）：29-31.
[3] 飞思科技产品研发中心.神经网络理论与MATLAB 7实现[M].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2005.
[4]. 莫勇刚，丁德馨，肖猛.改进的BP神经网络在边坡稳定性评价中的应用[J].矿冶，2006，（2）：9-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