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防安全战略范文1
英国政府在2010年首次SDSR后表示，该评估未来将会每五年进行一次。舆论普遍认为，无论哪个党派入住唐宁街，下一次SDSR都将在2015年5月的大选之后不久开始。与此同时，政府的官僚机器又一次进入了被称为“静坐战”的阶段：准备工作在具体评估正式开始之前就已经展开。对于英国的主要政党而言，这个时间点显然不那么合适。现政府的防务与安全政策中令人质疑的地方在于，将装备预算的增长控制在日渐压缩的国防经费之内，而这些国防经费对于现役部队已经捉襟见肘。
而对于“三叉戟”潜射弹道导弹的更新换代、苏格兰的独立与否、核潜艇的基地设置等问题，执政的保守党与在野的工党等党派爆发了激烈的争执，各方都希望在国家安全问题上大做文章，从而影响大选的结果。
选择正确的角度进行防务评估
文章认为，下一次SDSR在何时开始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从正确的角度、以正确的问题开始。对于2015版SDSR而言，一定要避免从预算的角度展开本次评估，因为国防预算本身已经在财政部的压力下步步紧缩了。
选择政治角度作为2015版SDSR的切入点不失为一个好的选择，这并非意味着要把有限的资源和精力消耗在诸如“英国在当今世界所扮演的角色”之类的冗长辩论中，或是纠缠于所谓“大战略”的空洞幻象。相反，应该把“SDSR的目的是什么”这个简单的问题贯穿整个评估过程的始终。文章认为，SDSR的任务是为处于不同节奏的三个组成部分――严格受限的国防预算、具有一定适应能力但短时间内无法改变方向的力量态势、充满未知性、紧迫性和动荡性的未来――提供一种有效的运行机制。
SDSR在某种程度上类似于美国《四年一度防务评审》（QDR），后者至今已有20多年的历史。二者的相似之处在于：都是在大选年进行的重要评估，旨在对关键政策领域，尤其是外交、安全和防务政策进行调整和修正；都是为了确保政策和战略能够应对未来潜在的威胁和挑战；都希望在有限的国防预算内确保优先项目的进行，并减轻经费紧缩带来的压力。但相较于美国，英国具有更广泛和更复杂的政治生态环境，大选年进行的2010年首次SDSR就被舆论视为执政者在关键政策领域的重要声明，因为这个时间点适逢英国选民越来越关注英军在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事中所处的困局。
作为每五年一次的新国家安全战略（NSS），SDSR是英国全方位安全评估计划的组成部分之一，其他项目还包括：向联合议院委员会递交的NSS执行情况年度报告，以及向公众公开的国家风险记录系统，该系统的将会常态化，作为系统基础的机密级国家安全风险评估系统将每两年重新修订一次。
NSS和SDSR的初衷不仅仅在于为制定国防和安全政策提供更为缜密、更为系统的理论依据，二者也体现了英国对自身国防和安全政策的自信、透明。然而过去几年，英国政府的自信在快速变化的国际局势中显得格外小心翼翼，世界经济环境的整体萎靡导致政府将确保经济安全置于最高优先级。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在2010年5月25日对议院的讲话中声称，对于保守党和自由所组成的新联合政府，“首要任务是削减财政赤字并恢复经济增长”。英国国防部显然对此并无异议，他们一致认为“经济安全理应是国计民生的头等大事”，国防部官员更是在同年晚些时候对媒体表示，“如果没有强劲的经济实力作为支持，我们将没有足够的资金来解决安全问题”。
英国以应对风险为核心的现行国家战略将会在两个层面经受检验：其一，国家安全战略需要面临它所针对的、充满广泛安全和防务挑战的大环境；其二，国家安全战略需要在任何风险发生时作出适时、适度的反应，这也是风险管理的核心要素。
新版SDSR将受各种“潜规则”影响
在提交给下议院防务委员会的关于2015版SDSR的咨询文件中，亨尼塞勋爵曾表示，有一些未成文的或不容更改的“潜规则”在主导着英国的防务与安全评估，而为SDSR寻找适合英国自身特点的运作模式仍然任重道远。文章认为，尽管现政府决定努力突破所谓“潜规则”的影响，建立不落窠臼的防务与安全评估体系，但2015年版SDSR仍将在不同层面上受到至少10条“潜规则”的影响，这限制了英国对于未来风险的预测。
（1） 防务评估在现实发生的事件面前总会显得滞后。换言之，就像迈克尔・昆兰爵士和拉姆斯菲尔德所说的，防务评估应对的是那些“我们已知的未知威胁”。
（2） 政府难以在防务评估中保持清晰明确的思路。例如，1952年英国的全球战略咨文清楚无误地表示，英国已无力抵御包括热核武器在内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攻击，但同一份文件又要求继续进行民防设施的建设，数量不得缩减。这不得不让人质疑政府决策的连贯性和一致性。
（3） 防务评估不可避免地会遭遇资金不足的困境。从历史上看，政府只会在寻求与对手的战略平衡、获取稀缺资源和特定能力时，或是在寻求削减总体预算、下马国防项目时，才会对类似的评估表现出热情。
（4） 决策能力的提升反而限制了英国防务评估的开展，也限制了政府进行前瞻性评估和战略性规划。作为例证，由时任国防大臣约翰・诺特主持的1981版英国国防白皮书削减了大量的陆军订单（主要是“挑战者”主战坦克和“武士”步兵战车），转而将经费用于空军装备采购，结果导致陆军在马岛争端和海湾战争中的表现不尽人意。
（5） 某些特定领域由于党派纷争、国内或国际因素而被认定是防务评估的“”。1998年前后，“欧洲战斗机”计划和“三叉戟”导弹系统就曾因为缓解国内就业压力、履行国际合作承诺、工党向单边主义政策妥协等因素而被国防白皮书有意“拒之门外”。
（6） 当国防预算的削减规模已经无法令英国的军政首脑们视而不见时，他们只能主动做出让步。在这一点上，首脑们应当会保证有限的经费优先用于各军兵种的正常战备，而不是一再地对广大将士画饼充饥，做出遥遥无期的承诺。
（7） 英国的盟友和伙伴将会试图对SDSR的结果产生直接影响，它们同样可能被其中的某些特定部分所吸引。作为传统盟国，美国毫无疑问地在英国的国防和外交战略中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甚至有传言认为美国在某些关键领域直接左右了英国的抉择。这并非危言耸听，而是有前车之鉴的，英国政治家们在过去的一些重要评估中就曾经向大洋彼岸的同行们寻求过支持。
（8） 削减防务经费可能导致军队内部的激烈斗争。与美国一样，英国的诸军兵种也是各立山头、自视甚高，每个军种都想在国防战略中占据核心地位，都想在有限的预算中多争得一杯羹，都想使自己的项目避免下马或夭折的厄运。换句话说，SDSR在衡量国防预算的分配和划拨时，需要慎重考虑如何安抚急于争权夺利的各军种，达到尽可能合理的平衡。
（9） 在“静坐战”和“评估”阶段，政府不可避免地要承受来自媒体的狂轰滥炸。“静坐战”期间，媒体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评估如何进行、政府的预期如何，以及各军种在评估中的表现孰优孰劣。而在评估启动之后，焦点随之转移到各军种为了推进或保护各自项目、能力、单位以及基地上的活动。
（10） 最后一条“潜规则”颇为耐人寻味，即当权政府会声称，国防预算的通货膨胀和实际开销的严重超支都在管控之中。而官员们的承诺又会反过来加剧武装部队内部的竞争，很可能导致整个国防战略的畸变，最终偏离实际需要。
上述“潜规则”在短期之内无法消弭，而人们对于英国战略决策和防务评估的疑虑还不止于此。在2010版SDSR之后，舆论普遍认为评估并未及时准确地对某些潜在风险给予足够的关注，这些风险在5年之后已演变为迫在眉睫的危机，需要2015版SDSR迅速拿出相应的解决办法，重塑未来的国家安全战略。
英国当前的经济形势与2010年时相比更为严峻，政府大刀阔斧的裁减预算迫使国防部必须考虑更加高效、更加前瞻地支配紧张的经费，而迁延日久的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事、日趋恶化的叙利亚和IS局势，也需要政府痛下狠心尽快了断。
国防安全战略范文2
关键词：爱民固边公安边防理论基础
自2006年全面实施爱民固边战略以来,全国公安边防部队在全国150余万平方公里的边境管理区域内,创建爱民固边模范村1549个,救助困难儿童5308名,并派驻7123名边防民警在辖区村党支部和村委会任职,实行爱民固边战略这四年给部队建设和辖区稳定带来的变化凸显。进一步探索爱民固边战略的思想基础,深刻理解和把握爱民固边战略的重大意义,对爱民固边战略的深入推进至关重要。
1 爱民固边战略是对毛泽东人民战争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毛泽东军事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军事理论与中国革命战争相结合的产物,它具有丰富的思想内涵。人民战争思想是毛泽东军事思想内容的核心和基础,中国革命战争的实质就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充分发动和依靠广大人民群众进行的一场最完全最彻底的人民战争。首先,公安边防部队性质和职能特点决定了公安边防工作必须坚持群众路线。公安边防部队是党领导下的一支人民武装力量,是国家在边防、海防地区的一支执法队伍,是公安机关的重要组成部分,集武装性、执法性、涉外性、公安性于一身。孟宏伟副部长指出,边防海防地区是政治上的敏感地带、经济上的困难地带、治安上的复杂地带、环境上的恶劣地带,新形势下公安边防部队担负的职能任务日益重要和复杂,担负着繁重的反恐怖、反分裂、反偷渡、缉毒缉私和边境治安管理等防范打击各类违法犯罪活动。在当前形势复杂、任务繁重、警力短缺的情况下,公安边防部队顺利完成这些任务职责,同样离不开人民群众的支持,他们依然是公安边防部队人力、物力、财力和精神力量的源泉,依然要为了群众、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动员群众,必须要全民参与才行。其次,公安边防爱民固边战略需要借鉴人民战争“三结合”的方式。中国革命时期毛泽东曾经提出了主力兵团与地方兵团相结合、正规军与群众武装相结合、武装群众与非武装群众相结合的“三结合”的人民战争方式。新时期,“三结合”思想对公安边防部队履行职责使命,积极推进爱民固边战略同样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具体来说,公安边防部队完成新形势下各项工作任务也需要采取公安边防机关与地方公安机关相结合、公安边防部队与治安联防组织相结合、治安联防组织与自发的群治群防组织相结合,积极构建治安防范、打击各类违法犯罪的天罗地网和铜墙铁壁。所以说,爱民固边战略无论是对保持公安边防部队人民军队的性质,加强部队自身建设,还是对履行职责使命而言,都必须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唯物历史观,坚持以毛泽东人民战争思想理论为指导。
2 爱民固边战略体现了邓小平建军思想
邓小平科学的把握时代特征,提出了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军队和国防建设要服从和服务于整个国家建设的大局的思想,对军队和国防建设重新定位,军队和国防建设指导思想实行战略性转变。把军队服从国家建设大局这一指导思想作为坚持马克思主义社会建设理论,加速国家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加强国防现代化建设的重大原则。爱民固边战略是公安边防部队贯彻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的重大举措。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我军的唯一宗旨,邓小平指出为了国家的富强、为了人民的幸福,军队和国防建设在一定时期要“忍耐”,为整个国家建设大局“让路”,军队要积极支援国家经济建设,积极为国家经济建设提供坚强有力的安全保障。保卫国家边海防地区的政治安全和社会稳定,保证边海防地区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积极营造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积极为边海防地区经济和社会建设保驾护航,这是当前新形势下公安边防部队爱民固边战略的主要职能和根本任务,公安边防部队深入推进这一战略,继承和发扬了邓小平提出的军队和国防建设要服务和服从于国家建设大局这一新时期军队建设的战略思想。
3 爱民固边战略是江泽民国防和军队建设思想的具体体现
3.1 爱民固边战略符合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结合边防工作实际而提出的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三代领导集体对党的性质、宗旨、任务的新概括,江泽民国防和军队建设思想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在军事领域的展开,是对新世纪党的建设提出的新要求,是新世纪军队建设的重要指导思想。爱民固边战略就是为深入贯彻落实“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认真履行二十公提出的“立警为公、执法为民”的要求,在深入开展“贯彻十六大、全面奔小康,公安边防怎么办”大讨论活动和开展“三访四见”活动的基础上而提出的。
3.2 爱民固边战略的直接反应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具体要求
“爱民”,就是边防官兵为群众排忧解难,在履行保护群众、打击犯罪的职责的过程中积极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是“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思想在公安边防工作的具体体现;“固边”,就是公安边防部队为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构建安全稳定的政治环境和社会治安屏障,是贯彻我党“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在公安边防工作中的集中体现。同时爱民固边战略需要依靠先进的文化为其提供智力支持和精神动力,更需要先进的思想作为指导。爱民固边战略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导边防工作的重大成果。
国防安全战略范文3
关键词： 中国 军事战略 视野
军事战略是对军事斗争的准备和实施进行全面的筹划和指导。中国军事战略思想历史悠久，中国共产党的军事战略在吸收古人遗产和国外精华的基础上取得了世人瞩目的成就，留下了辉煌的篇章。进入二十一世纪后，在经济全球化的环境下，在新军事革命的浪潮中，在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社会条件下，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征程中，中国军事战略肩负着对内保护和促进中国崛起、对外维护世界和平的两大重任，正以创新的精神，开拓新的视野，谋划中国国防和军队的建设，增强战略引领的有效性，迎接外来的安全威胁和挑战。
一、加大前瞻性
战略是对全局的筹划，战略一经确定，即对国防和军队系统及其作战在一定时期产生全面和稳定的指导作用。在战争时期，战略对战争的指导是以赢得战争胜利为目的，以战争的结束而告终，一般时间跨度短近。如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于1930年10月提出“诱敌深入”［1］的积极防御战略，指导红军抗击军队对红色根据地的“围剿”，1937年6月终止；抗日战争时期，提出“防御战中的进攻战、持久战中的速决战、内线作战中的外线作战，与正规战争相配合，建立根据地，向运动战发展，消灭和驱逐敌人”［2］的游击战争战略，并预见了抗日战争的三个战略阶段，提出了三个阶段的战略指导，历时8年打败了侵略者；解放战争时期，提出“集中优势兵力歼灭敌军的有生力量，打败，解放全中国，建立独立、和平、民主的新中国”［3］的战略，历时不到4年，了蒋家王朝，建立了新中国。
在和平时期，军事斗争的重点是保障国家安全，保卫国家的经济建设、社会发展和本国人民的和平安宁的生活环境，核心是维护国家利益。由于国家利益存在于国家多个领域和方面，维护国家利益的手段和形式也具有多样性，相应的武器装备系统也呈现出多样化和复杂化，因而国防和军队系统的建设也日益艰巨。因为先进武器装备的原理要有科学基础研究为前提，装备的研制又要经过技术验证研究、样品研制试验、正品试验定型、部队试用改进等环节，所以先进武器装备的研制、定型周期长。这些都要求军事战略将眼光向前延伸，加大战略规划的时间跨度，增强战略的前瞻性，正确地把握国家利益的发展方向，提高战略规划和指导的准确性。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后期，等第一代领导人在美苏刚开始实施核战略的情况下，及时决策实施中国的核战略和空间战略，取得了“两弹一星”的伟大胜利，提高了中国的国防实力和国际地位，扩大了中国的国家利益。
增强军事战略的前瞻性，提高军事战略指导的准确性，其视野的时间跨度应与国家的社会发展长期规划保持一致。从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中期，党中央就曾放眼二十年规划中国社会二十世纪末的发展目标。八十年代初，邓小平修订中国二十世纪末社会的发展目标是“实现小康”。世纪之交，党的第十五次代表大会提出新世纪前二十年中国社会发展的目标是实现全面小康。军事战略与国家发展战略相一致，放眼二十年预测中国未来的国家利益所在，预测可能的挑战和战争威胁，以此来规划中国国防和军队建设的发展目标，制定实现二十年后的国防发展目标的战略方针。以未来二十年国防发展目标为指导，就要分步骤、划阶段，形成梯次分配而实现之，如前十年达到什么水平，陆、海、空、二炮和国防后备力量实现哪些指标，为实现二十年的发展目标奠定什么基础等？后十年应做哪些工作，解决什么问题，从而实现战略目标？这样，制定的战略与国家长期发展规划相适应，可以极大地提高军事战略为国家发展保驾护航的针对性，减少因国防发展目标与国家发展目标不相适应而带来的军事战略的滞后性错误和战略指标的含糊不清，节约国家战略资源，提高国防和军队建设效率。
二、眺望科学技术发展的前景
科学是人类发现自然现象及其规律的知识体系，技术是人类应用科学原理于生产实践、满足人类需求的各种手段，它包括操作方法、工艺、技能及装备。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是军事装备发展的原动力，也是国家战争能力的关键因素。现代科学技术尤其是高新技术对社会生产力发展、经济繁荣、社会文明进步与综合国力的增长起着极大的推动作用，已经成为当今时代国家安全的重要影响因素之一。国防力量中武器装备建设的实质是科学技术的发展，是军事技术的进步。高技术武器装备是高技术的结晶，而高技术的新科学原理的发现到新技术的形成再到新装备的制成是一个较长的创新酝酿过程，需要得到及时的投入支持与战略引导。及时发现新科学成果的军事价值并推动新技术的形成和应用，是考验军事战略智慧的重要方面。对新科学新技术成果的军事价值发现及时，可以相对缩短新技术在军事上应用的过程，领先于其他国家将新技术转化为新的战斗力；否则，新技术在军事上的应用过程会相对延长，新的战斗力的生成就会落后于其他国家，给国家安全造成危害。中国的科学技术起步较晚，基础较薄，对支撑中国军事力量的机械化发展稍嫌不足，又要应对中国新军事变革的时代潮流，就更显得力量单薄。但是，时代的发展要求中国必须实行跨越式发展，否则将失去战略机遇，再次回到落后挨打的悲惨境地。跨越式发展需要大量运用新科学原理与培植新技术，是落后的中国脱离跟进仿制套路，走上自强复兴的必由之路。跨越式发展在新中国的历史上已经有了成功的先例。新中国领导人在建国不久就敏锐地察觉了无线电技术、导弹技术、核技术与空间技术为代表的新技术发展对国家安全的影响，及时决策并启动了“两弹一星”的国防科技战略，使新中国在建国仅21年后，在农业经济占主要成分的情况下就成为“核俱乐部”与“空间俱乐部”成员，有力地引领了上个世纪中国国防实力的跨越式发展。当今的中国军事战略视野更加密切关注新科学技术的发展成果，从战略的高度对新科学技术成果的应用前景和作用，特别是在军事领域的应用价值有充分的预测和估量，并以此来规划中国国防力量发展的长期目标，以战略之力扶持、推动新科技的发展，使中国新的国防力量的发展从规划上就建立在较高的起点上，为推动跨越式发展发挥了军事战略高超的引领作用。
三、向多领域、多层面、全方位拓展
中国实行市场经济体制后，经济发展迅速，国际贸易和交往增多，国际地位明显上升。中国作为人口众多、国土广袤和有世界影响力的大国，中国国家利益在多个领域有了重大的发展：外向型经济比例增长迅速，国内消费升级，对海外资源的利用度和依存度增加（在能源利用和消费方面十分突出），海上通道和海洋的战略价值凸显；海洋资源利用需求上升，海上经济活动和科技活动频繁；大中华经济各板块优势互补，市场发展呈一体化趋势；国际政治合作增强，中国的国际责任与义务增多，国际作用和地位日益显著；空间技术取得载人和探月的巨大成功，对空间的利用和开发前景广阔；海外科技合作增多，海外经济规模有了较大发展，中国公民在海外经商、工作、学习、旅游的人数越来越多，越来越频繁，足迹遍布全球各地，海外公民、侨民包括生命等合法权益保障愈显重要。伴随着国家利益的重大发展，威胁国家利益的因素也呈现复杂化：台湾海峡两岸的经济一体化发展受到两岸分治的严重困扰，岛内分裂势力活动猖獗，严重威胁国家、领土的统一、完整与安全，国际化倾向依然存在；国家资源相对不足，十三亿人口对海外资源的利用因海洋通道易受不利的地理因素和国际政治军事因素的干扰、制约甚至破坏；对海洋资源的开发利用因海洋权利争端而受到严重挑战，我国海上力量尚不具足够的威慑力，周边国家擅自开发和掠夺我国海洋资源，甚至侵占我国岛礁；国际反恐斗争形势严峻，国内民族分裂分子与国际相互勾结，威胁国家安全和边疆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科技进步对国家发展的作用日益突出，而自主创新的能力相对下降，先进主战装备的核心技术尚未掌握；新军事变革的潮流要求人民军队迎头赶上，而国家的科技支持相对偏弱；联合国中中国的积极因素在增长，而中国的力量相对不足，难以发挥更大的作用；有的国家发生大规模内乱，当地中国公民和侨民的生命安全受到威胁，需要人民军队迅速前往营救，等等。国家利益在内涵和形式上出现的重大发展和威胁国家利益因素的重大变化，无疑要求军事战略的筹划应破除传统观念的束缚，跨越疆域的界限，多领域、多层面、全方位地考察国家利益之所在，以指导创建能应付多层面安全需求的灵活的军事力量与手段。
多领域、多层面、全方位地维护国家利益，要求军事战略不仅要指导960万平方公里陆地疆土的防卫建设，还应筹划300万平方公里的海洋国土、海上交通线与和平开发海洋资源的安全保障措施；不仅要指导传统政治与军事安全的力量建设，还应谋划保障国家经济活动、科技活动、周边和地区安全，打击恐怖主义和分裂势力的策略与方法；不仅要着眼于保护本土人民和平生活与生产的安全，还应维护境外中国公民和侨民正常工作活动和生命安全的手段运用；不仅要谋划国家在地球表面的安全措施，还应筹划国家在外层空间活动的安全保障。
四、超越“防御”的思维框架
在党领导的革命历史中，我军长期坚持和执行了“积极防御”战略，防御战略思想深入人心。在夺取政权时期，人民军队从无到有、由弱变强，靠的是“积极防御”战略思想的指导。在建国之后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帝国主义封锁我们，挑衅和威胁我们，我们依靠“积极防御”的战略思想也赢得了胜利，保卫了国家安全和人民的和平生活。所有这些胜利，都是在我们处于弱势的情况下取得的。这似乎给了我们一个历史印象，就是“积极防御”战略思想是立足于弱势地位和劣势装备而克敌制胜的法宝，并由此得出一个历史结论：“积极防御”战略是弱军抵抗、打败强军的战略，只要坚持“积极防御”战略，不论对手有多强，己方都一定能赢得战争胜利，我国的国防和军队建设没有必要以优势力量为目标，武器装备也没有必要比别人先进。一句话，坚持“积极防御”战略，就是不要超越别人，否则，就不是防御战略，而是进攻战略。这种认识，正是约束中国军事战略视野和思维的症结所在，正是错误理解“积极防御”战略的思想内核的体现，是消极防御思想的表现。
在阐述“积极防御”思想时就解释了积极防御的内涵：积极防御，是为了反攻和进攻的防御。显然，积极防御的着眼点在于进攻，而不是防御。古往今来，在军事上要争取主动地位，赢得斗争胜利，辅佐政治，建立千秋大业，都是以进攻战略为指导，采取攻势行动，即使是采取防御战略，也是暂时的，不得已的；单纯以防御战略作指导的，没有不失败、不屈辱的。在当年武装夺取政权的社会政治、经济和军事条件下，人民军队弱小的客观实际决定了人民军队被迫执行防御战略，但是要实现党的夺取政权的目标，单纯的防御是远远不够的，必须进攻才能完成历史使命。所以，用“积极防御”战略作为人民军队的军事战略，它集攻防为一体，是攻防兼备、攻防结合的战略。它可以根据敌我双方力量的变化，灵活地实施战略进攻或战略防御，为实现政治目的创造条件。今天，在和平崛起的建设时期，中国的军事战略依然是“积极防御”战略，其基本精神是：防御的立场，进攻的能力。即我们不强占别人的领土，不抢夺别人的资源，不以武力要挟别人，但是，必须以拥有有效维护不断发展的国家利益的能力为目标，建设强大的现代化国防和优势军事力量。
有效维护国家利益的能力，就是应具有进攻的能力。以进攻能力为目标的军事战略，是建设优势军事力量的战略，是新时期“打得赢”的军事战略，是新时期积极防御战略的重要内涵。当今的新军事变革，其实质就是建立探测、传输、处理、分析、决策信息的优势，建立快速反应、快速机动和精确打击的优势，进而掌握指挥和控制优势，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我们实施新军事变革，如果只是跟在别人后面，一旦爆发战争，就会只有“招架之功，没有还手之力”，是不能有效保存自己的，这不是“积极防御”的精神实质。建设优势军事力量，是在建国后一直想实现的愿望。建国之初，他就指出：“为了保卫祖国免受帝国主义的侵略，依靠我们过去和较为落后的国内敌人作战的装备和战术是不够的了，我们必须掌握最新的装备和随之而来的最新的战术。”［4］这里所说的“最新的装备和最新的战术”是从世界范围来讲的，因为，“较为落后的国内敌人作战的装备和战术是不够的”。所以，在国家建设的新时期，建设优势军事力量，掌握进攻能力，才是防御的积极体现，才能免受被动之困，才能在处理问题和障碍时游刃有余、应对自如，甚至不战而胜，有效地维护不断发展中的国家利益。
参考文献：
［1］军事文集第一卷.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719-727.
［2］军事文集第二卷.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233.
国防安全战略范文4
《美日安保条约》自签署以来已经过去了50余年，东亚地区的社会、经济、地缘政治和军事版图内发生的结构性变化正给该条约的许多根本原则带来日益严峻的挑战。面对全球金融危机、国内经济停滞、内部政局变化以及中国崛起带来的压力，日本领导人已经开始了长达10年的国家防卫力量转型，其中最具影响力的举措是2010年12月的新《防卫计划大纲》。新防卫大纲提出，日本要建立一支能够实施动态威慑的防卫力量，使用多功能、灵活且响应力强的军事力量应对复杂的突发事件，并且“通过防卫能力的存在确保威慑”，以维护亚太地区的稳定。尽管大地震、海啸和核灾难引发了一系列的环境和政治危机，但是日本致力于发展动态威慑战略的决心没有改变，2011和2012年度预算继续为武器采购和研发等国防项目提供资金，数目超过了国内生产总值的1%。
通过采取动态威慑战略，日本现任领导人已经突破了先前战略的限制，希望为短期内在亚洲实现复苏创造条件。他们以日本数十年的渐进式改革为基础，重点关注日本的传统价值观——“自治”与“荣誉”，以当前和未来安全环境中的国家利益为基础重新定义日本的安全战略，并且发展一种更加均衡的军事力量。日本新的战略发展轨迹为美国提供了新机遇，可助其重新恢复在亚洲的影响力，提升与外交、经济和安全伙伴的合作与协同能力，并通过不断增强的地区机制加大与地区内国家的接触。
传统价值观、关键利益和现实主义
日本的传统价值观是“自治”和“荣誉”，“自治”反映在其拒绝依附于他国的政治态度，“荣誉”反映在其以观他人脸色行事为耻的外交原则。确保经济繁荣和在亚洲力量均衡体系内维持领导地位是日本长期的、不容协商的关键利益。日本在明治维新后实施了一系列外交政策和大战略，并且在20世纪初期一跃成为世界强国，就是在上述价值观之间实现理想平衡的有力体现。然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日本的国家利益却主要取决于与美国的关系，国家遭到削弱，有限的军事力量，以及美国所制定的宪法框架下的各种限制与日本的传统价值观背道而驰。日本没有追求与其核心价值观一致的国家利益，而是选择了一条与美国的共同安全利益更为呼应的道路，包括维持政治稳定、确保全球公域行动自由、保持在地区和全球多边机制中的领导地位、维持朝鲜半岛和台湾海峡的和平、打击恐怖主义、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以及确保东南亚地区国家独立等。
如果在应对地区性和国际性地缘政治环境的变化时，一个国家采取外交、信息、军事、经济、金融、情报和执法等各种手段提升国家实力，改变其与其他国家的力量对比，那么这种处理国际关系的方式可称为“现实主义”。考虑到二战后日美间独特的安全关系，过去数十年日本的外交政策可以描述为：在坚持现实主义的同时，通过多边主义提升经济实力，扩大外交影响力。例如，1945～1952年，在美国的安全保护伞之下，日本制定了“吉田主义”政策，这一重商现实主义理念塑造了日本冷战期间的经济与外交政策。此外，1967年12月，日本首相佐藤荣作提出了被称为“三不原则”的“非核三原则”，即日本“不制造、不拥有、不运进核武器”。随着“吉田主义”和“三不原则”成为日本的外交政策和大战略，“自治”和“荣誉”两大传统价值观被追求经济实力和繁荣所取代。以“吉田主义”为基础的现实主义的指导下，日本通过“浮士德式”交易有条件地交换部分和发展经济以实现不断增强国力的目标。日本非常珍视“自治”和“荣誉”，但是为什么会在如此关键的历史时期允许其外交政策由他国控制不是本文关注重点，在此不过多解释。
冷战后期，在涉及改变日美关系的问题上，日本政治领导人的观点有所改变，试图恢复全部并在地区和世界舞台上重新发挥影响力。他们一如既往地认为，在日本变得更加独立之前，日美同盟依然至关重要。当日本领导人审视自身在亚洲的地位、日美关系以及与国力相关的国际立场时，他们意识到，在这个不断变化且极其不稳定的地区内，日本变得愈发脆弱。从20世纪早期到小泉纯一郎担任日本首相期间（2000～2006年）直至今天，亚洲地缘政治的变化以及日益增加的不确定因素已经迫使日本的战略决策者做出改变；他们已经从奉行“吉田主义”的经济现实主义和依赖美国的安全保护伞转向一种新的安全战略——一个独立国家在面临亚太地区和国际环境中的威胁、挑战和竞争时所采取的以本国国家利益为基础的安全战略。
复杂且充满不确定因素的亚洲
中国的崛起、地区领土争端以及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弹道导弹威胁三大因素有助于更好地理解日本重新评估其所处战略环境、并转向全新安全战略的背后推动力。
中国的崛起
日本意识到自己身处两个超级大国之间：一是美国，在结束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后将重心转向亚太地区的重要盟友；另一个是中国，将南海视为国家核心利益，不断扩大地区和全球存在，并且在试图弱化美日同盟关系的同时，阻止日本对抗其地区“野心”的经济竞争者。日本与中国都非常依赖海上贸易，由于双方依存度越来越高，并且由于关键性资源竞争再次引发了领土争端，因此吉田时代构建的日本自卫队在架构和能力方面存在的固有缺陷对于日本来说是极大的战略风险。
地区领土争端
尽管亚太经济合作组织、东南亚国家联盟（东盟）、“东盟+3”、东盟地区论坛和东南亚峰会等组织框架下的对话和交流有助于在解决地区性事务方面增进合作和提升透明度，但是地区领土争端依然是亚太地区发生潜在冲突的核心诱因。当前，日本与中国在，与俄罗斯在南千岛群岛，与韩国在独岛问题上存在领土争端。此外，中国宣称在东海范围内将大陆架延伸至冲绳海沟，以此扩大专属经济区的范围，这在经济和两方面给日本带来了严峻挑战。
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弹道导弹威胁
1998年，朝鲜发射的导弹首次飞越日本上空。自那时起，朝鲜和中国在该地区的弹道导弹研发、测试和部署以及这些武器在该地区的日益扩散促使日本与美国共同开发弹道导弹防御系统，并且在美日安全条约的框架下重新评估集体防卫问题。
面对上述安全问题且认识到先前战略的不足，日本领导人开始重新评估日本的外交政策并逐步形成了更加独立的安全战略。与美国定期修订其安全战略和防务规划不同，日本的《防卫计划大纲》是一个全面的、前瞻性的战略文件，对国家安全战略的各个层面进行了细致规划，只有当国家领导层认定当前战略环境发生巨大变化，必须对《防卫计划大纲》进行修订时，日本政府才会实施修订。日本《防卫计划大纲》自1976年首次以来，分别于1995、2004和2010年进行了修订。《防卫计划大纲》的不断演变和日益频繁的修订充分表明，日本正在持续评估其安全环境，致力于发展必须的战略思维和军事能力以实现其国家目标。
最小防卫能力和日本自卫队改革（2004～2010年）
每一版《防卫计划大纲》都描述了相应的5年中期防卫计划内的自卫队能力、采购目标和每年的经费支出以及各财年的国防预算。1976年的《防卫计划大纲》提出了“基础防卫力量”概念，确定了日本的静态威慑态势，其预算支出能够为自卫队实现最小限度的防卫能力提供资源。1976年的《防卫计划大纲》建立在五个重要假设基础之上：
全球和地区安全环境保持稳定；
日本自卫队能够履行必须的防卫职能；
日本拥有足够的情报和监视能力；
日本自卫队能够快速得到美国的增援；
发展独立的军事能力会扰乱地区力量均衡。
尽管1995年的《防卫计划大纲》是18年来首次重新审视日本的安全态势并将国家安全发展进程形成法律条文，但是它没有进行实质性改变，维持了“基础防卫力量”概念。
面对不断演变的战略环境，小泉纯一郎实施的旨在调整日本外交政策和国内制度的改革行动为日本逐步摆脱和平宪法和吉田政府的政策限制，构建日美更加全球化的安全合作关系奠定了基础，具体包括派遣军事力量支援联合国维和行动，突破日本宪法关于禁止集体防卫的原则，向伊拉克和阿富汗派遣部队支援美军行动，采购空中加油机、两栖舰船和运输机等具备力量投送能力的武器系统，采购弹道导弹防御和精确制导弹药等先进武器装备，与美国合作开发新兴技术并开始投资发展军事工业等。
2004年的《防卫计划大纲》则重新定义了日本的基础安全原则。2004年《防卫计划大纲》提出了防卫日本和“通过改善国际安全环境”阻止地区性威胁两大国家安全目标，明确规定了独立自主、与美国合作以及参与国际社会共同行动三大国家力量使用方式。2004年《防卫计划大纲》还将小泉纯一郎的改革纳入其中，并且对战略环境发生巨大变化的情况下“基础防卫力量”概念的有效性进行了批判。日本自卫队的作用被重新定义为“提供有效措施应对新威胁和变化的局势，为应对全面入侵做好准备，以及采取积极措施改善国家安全环境。”尽管日本政治领导层更迭频繁，但是2004年《防卫计划大纲》从日本自身安全利益和亚太地区战略环境两方面阐述的安全战略体现了很好的连续性，为出台2010年《防卫计划大纲》创造了条件，后者确定了构建能够实施动态威慑的防卫力量政策。
2010年《防卫计划大纲》和动态威慑战略
2010年夏天，时任日本首相菅直人收到一份来自日本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报告，报告内容与2004年《防卫计划大纲》和“基础防卫力量”概念完全背离，它强调“通过防卫能力的存在确保威慑”。日本国家安全委员会在报告中强调，由于应对突发事件的预警时间不断缩短，并且威慑的可信性不断降低，因此日本的安全战略必须转向不断提升日本自卫队基于响应和使用“动态威慑”的作战能力。
“动态威慑”概念是由查尔斯·T·艾伦、加里·L·加特纳和小罗伯特·P·哈法提出的一种传统威慑战略，强调综合使用各种力量“吓阻对手，具备压制或占领能力，可实施报复行为且具备防卫能力”，并且“明确表示使用武力”以向敌人有效传递威慑信息或迫使其改变行为。2010年12月17日的《防卫计划大纲》中“动态威慑”的表述表明，日本已经认识到其面临的战略挑战，并且致力于发展和使用多功能、灵活且有效的自卫队力量，以应对复杂的突发事件。
尽管语言表述模糊，但是“静态威慑”和“动态威慑”之间存在着一个重要差别。2004年《防卫计划大纲》继续基于威慑效果来定义日本自卫队的作用，但是2010年《防卫计划大纲》重新从发展和使用动态响应能力确保国家安全的角度出发，定义日本自卫队的作用。2010年《防卫计划大纲》向外部决策者传递的重要信息是：亚洲战略环境下，日本的动态威慑战略包括，“明确表示将使用武力”保护国家利益。东京的基本安全政策目标已经改为：“一是抵御外部威胁进入日本；二是通过提升国际安全环境避免威胁产生；三是维护世界和平和人类安全。”2004年《防卫计划大纲》中的三种国家力量使用方式得以保留，并且日本将继续奉行战略性防御政策和“非核三原则”。然而，2010年《防卫计划大纲》关于战略环境的分析表明，当前和未来日本安全环境的特点是，围绕和经济利益的“灰色地带”争端将日益增加，具体包括朝鲜核计划与导弹威胁，中国的军事现代化以及中国、印度等新兴国家的崛起导致美国影响力下降等。
摈弃“基础防卫力量”概念后，日本的“动态威慑力量”可以通过开展及时而积极的作战行动增强日本威慑战略的可靠性。正如在2010年《防卫计划大纲》中表述的那样，“动态威慑力量”要求日本自卫队的角色和部队结构向发展可执行作战部署任务的武装力量方向转变，从而能够提供有效的威慑和应对能力，特别是保护日本的领海和领空以及应对离岛遭受的攻击。
与2010年《防卫计划大纲》相关联的《中期防卫力量整备计划》（2011～2015年）表明，资源配置优先重点在于以“动态威慑力量”概念为指导发展有效的应对能力。日本自卫队结构的初始变化包括，削减重型部队，增加部队机动性；加强西南岛屿的防御；扩大潜艇部队规模，并在地区内部署海上自卫队驱逐舰；将一个战斗机中队转移至那霸；为航空自卫队新建横田基地；缩减现役人员数量以打造更加年轻化的部队。
2010年《防卫计划大纲》的采购项目重点关注能够提升日本自卫队“动态威慑力量”的领域，包括确保日本周边领海和领空安全的能力，有效应对针对岛屿地区发起的攻击，反制网络攻击，抵御特种部队攻击，提供弹道导弹防御能力，应对地区范围内复杂的突发事件以及为大规模特殊灾难提供后果管理和人道主义援助等。
根据《中期防卫力量整备计划》（2011～2015年）和相应的年度预算方案，未来5年内的总支出大约为23.49万亿日元，相当于2790亿美元，比2005～2009年度的水平下降了7500亿日元。尽管野田佳彦首相和日本面临着动荡的国内政治局势，严重的财政赤字以及核危机，然而为新安全战略提供的资金支援依然与日本致力于将国内生产总值的1%用于国防的做法保持一致。如果进一步深入分析日本的国防预算，会发现另有玄机。日本防务省的预算监督和精简倡议包括积极调查欺诈行为、大宗装备采购、采购改革、劳动力成本改革以及采取基于表现的后勤保障模式，这可以为日本政府每年节省超过200亿日元。此外，为支持2010年《防卫计划大纲》的实施，日本政府每年拨款超过4750亿日元用于推进军事现代化和特定的“动态威慑力量”采购项目。上述两项均未列入年度预算，因此实际上日本的国防预算增长了3%，且超过了当前国内生产总值的1%。2012年，日本的年度国防预算加上14亿日元的追加预算与2011年相比增长了0.6%，继续与2010年《防卫计划大纲》的预算目标相一致。当决策者和军方领导人为实施2010年《防卫计划大纲》的细节不断角力时，动态威慑的执行在作战层面又将如何呢？
动态威慑：灰色地带中的X国
下文以理论家们关于“动态威慑”的定义以及2010年《防卫计划大纲》为基础，假设日本与“X国”在灰色地带发生领土争端，探讨日本如何利用预置的“动态威慑力量”实施有效应对。日本将试图利用其外交手段、与美国的关系以及地区论坛机制劝阻“X国”，与此同时日本的“动态威慑力量”——作战力强、反应迅速的陆海空部队合理部署在其可覆盖的争端领土范围内，这将形成一种可靠的报复性威胁，迫使“X国”重新评估其行动方案或接受败局。日本将经常通过单边、双边和多边演习展示其捍卫领土完整的能力，使X国确信，日本“明确使用武力以保卫国家利益”意味着日本将运用其全部军事潜力应对可能遭受的攻击。正如2010年《防卫计划大纲》的详细描述和防务省2011和2012财年的预算要求，日本有效应对任何领土入侵行动的能力将建立在以下措施的基础之上：永久性重新配置部分日本自卫队以形成“动态威慑力量”；通过采购提升作战能力；通过在各军种范围内增加训练，与美太总部，尤其是美海军和海军陆战队开展联合训练，发展快速兵力投送能力。
未来5年内，日本自卫队将发展成为一支作战力强、反应迅速的部队。日本的新安全战略预示着“日本军刀”可能再度出鞘，这将会给其亚洲邻国以及亚洲地区产生何种影响？对于美国来说，日本的新战略是否意味着新机遇？
对亚洲重要国家和整个地区的影响
2010年《防卫计划大纲》表明，一个复兴的日本正试图通过国家力量重新获得“自治”和“荣誉”。未来，日本将摆脱美国的影响独立行动，不再仅仅依靠美国的安全保护。鉴此，这将对中国、俄罗斯、朝鲜半岛、澳大利亚以及整个亚太地区产生巨大的影响。
中国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日本就认为中国的威胁日益增加。近年来，中国的军事现代化、与日本在争议海域就资源发生冲突等进一步加深了这一趋势，尤其在日本2010年《防卫计划大纲》的背景下。正如日本动态威慑战略阐述的那样，日本重新将防卫西南岛屿作为战略重点，包括在宫古海峡部署军队和扩大针对台湾海峡的防空识别区，这都是为了直接应对中国在南海、东海和黄海日益增加的经济行为和表现出的军事自信。针对中国在亚洲范围内实施“威慑战略”，诸如美国和日本等国家将通过调整其自身军事战略被动地应对，但是这有助于加强亚洲国家要求中国进一步增加军事透明度的呼声。
俄罗斯
在东北亚地区，普京和梅德韦杰夫努力通过利用俄罗斯、中国、韩国和日本之间日益增加的经济依赖关系来进一步促进俄罗斯在远东地区的经济发展。例如，2010年，俄罗斯和日本之间的贸易总量比2009年增长了45%，超过了200亿美元。由于相当数量的能源、自然资源和制造业贸易处于危险之中，俄罗斯希望在重建工业和商业基地的同时维持地区稳定。当前，尽管俄罗斯领导人已经对美国和日本计划在该地区部署弹道导弹防御系统表示担忧，并且对于日本关于争议岛屿的声索予以直接驳斥，但是俄罗斯国内并不认为日本会对其构成巨大威胁。日本在北方四岛上的强硬主张以及2010年《防卫计划大纲》中武断的表述有可能会破坏日俄之间不断改善的经济关系。日本坚持收回前苏联在二战后占领的这些岛屿的政治决心似乎与这些岛屿当前和潜在的经济军事价值不相符。如果不能采取外交手段解决争端，那么两国激烈的政治言辞、俄罗斯计划扩大南千叶群岛的防御以及俄罗斯太平洋舰队作战能力的提升可能导致地区局势不稳定以及两国之间持续的僵局。
朝鲜半岛
2010年是日本入侵朝鲜半岛100周年纪念。1945年，日本战败，朝鲜半岛解放，但是朝鲜半岛的南北分裂依然给当今世界和平带来了巨大挑战。尽管韩国民众对于日本的占领依然心存记恨，且日韩两国关于独岛/竹岛的争端持续激化，但是两国政治领导人已经采取措施不断拉近两国关系。在日本入侵朝鲜半岛100周年之际，日本前首相菅直人重新发表了道歉声明，韩国总统李明博也表达了希望两国能够精诚合作，共创美好未来的愿望。韩国是日本的第三大贸易伙伴，因此日本认为两国关系无论从经济还是从军事角度来讲都至关重要。美日和美韩之间的安全合作关系有助于应对朝鲜挑衅，避免与中国冲突升级。日韩之间的高级别对话已经就情报与后勤支援问题达成协议，此外韩国领导人还表达了想促进美日韩三方合作的意愿。
国防安全战略范文5
关键词 中国共产党 积极防御 战略 思想
中图分类号：D641 文献标识码：A
积极防御的战略思想，最先是由在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提出来的。这一战略思想是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无产阶级军事战略理论，它超越了以往军事家们的视野和局限，对中国革命起到了根本性的指导作用。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仍然实行积极防御，但情况却有很大不同。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总是根据国际国内政治、经济、军事、科技等各方面情况的变化，及时把握现代战争的特点和军队建设的需要，坚持和发展积极防御军事战略理论，确立、充实和完善新时期军事战略方针，为国防和军队建设以及军事斗争准备提供了科学遵循。
一、积极防御战略思想
积极防御的思想，是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红军几次反“围剿”的过程中，由根据人民战争的特点规律和敌强我弱的军事态势着手制定出来的。后来，到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的积极防御思想不仅得到了充分的运用，而且还在实践中获得了进一步的发展。新中国成立后，正式将“积极防御”命名为我国的国防战略方针并赋予它以科学、规范的涵义是在1956年3月的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从此以后，“积极防御”四个字始终是我军一以贯之的军事战略方针，只是具体内涵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随着战备形势的发展而有些变化、调整而已。
积极防御战略思想的基本精神：
1、要把创造良好的战略环境与争取有利的战略态势统一起来。积极防御战略思想的首要精神，便是要努力从被动中求得主动。而这种主动，不仅需要我们在作战过程中采取正确有效的战略战术，还需要我们在战前创造出一个良好的战略环境，为己方争取有利的战略态势。
2、要把战略态势上的防御性与军事指导上的积极性统一起来。积极防御，不是单纯防御，而是攻势防御，是防御与进攻的辩证统一。用的话来讲，就是“为了反攻和进攻的防御” 。
3、要把战略性质上的后发制人与战役战斗中的先机制敌统一起来。由于我国是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国家，对外奉行的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因此，这样的国家性质、任务和外交政策都决定了，我国的国防战略从本质上讲只能是选择后发制人的防御性战略。我们决不会对别人先打第一枪，然而，一旦战争真的打起来，就没有国界了，敌人可以打进来，我军也可以打出去，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要求我们必须掌握出击和反击的主动权。这是因为，从根本上讲，“进攻是消灭敌人的唯一手段，也是保存自己的主要手段” 。
4、要把和平时期遏制战争与战争时期赢得战争统一起来。一方面，我们要有威慑力量以遏制战争；另一方面，我们也要有制胜力量以应付战争。只有做到威慑与制胜的有机统一，我军才能在未来反侵略战争中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5、要从最坏处着想，把指导思想上的以劣胜优与制敌手段上的创新研究统一起来。指出：“指导战争的人们不能超越客观条件许可的限度期求战争的胜利，然而可以而且必须在客观条件的限度之内，能动地争取战争的胜利” 。客观地讲，我们的国家还不够发达，国力、军力都十分有限，因此，在未来反侵略战争中，从战略全局上看，我们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一般都难以摆脱相对被动的地位。军事实力上的差距，决定了我们在指导思想上必须立足于以劣胜优，要把赢得战争的基点放在现有武器装备上，而且我们也有用劣势装备战胜优势之敌的传统。但是，强调以劣胜优，并不是可以忽略先进武器装备的重要性，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急起直追，努力跟上时代前进的步伐和军事革命的潮流，将有限的财力、物力、人力用在刀口上，在若干领域内尽可能快地创造出自己的制敌良策和撒手锏来。
二、邓小平积极防御战略思想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国家进入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在对国际局势进行了深入的了解、分析和客观判断的前提下，在对现代局部战争进行深刻分析与研究的基础上，继承了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并与新的历史条件相结合，对这一战略进行了不断的丰富和发展。1980年10月邓小平在谈话中指出：“我们未来的反侵略战争，究竟采取什么方针？我赞成就是‘积极防御’四个字。” 这进一步明确了我国军事战略的积极防御性质，确立了积极防御军事战略思想对未来反侵略战争和新时期国防建设的指导地位，为这一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丰富和发展找到了新的生长点。
邓小平积极防御战略思想的基本精神：
1、坚持战略上后发制人。战略上后发制人，体现了未来反侵略战争的正义性和自卫原则。这是我们一贯坚持的原则立场，即“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 。邓小平在1979年1月29日至2月4日访美期间说，中国人民过去饱受战争的祸害，我们不希望打仗，除非别人把战争强加给我们。我们一贯坚持不打第一枪，不主动扩大事态，不要别人的一寸土地，但也决不允许别人侵占我们的一寸土地。战略上后发制人，并不是消极应付，被动挨打，它包含着战略上的主动性。后发是手段，制人是目的。一旦战争打起来，或进或退，或攻或守，一切取决于制敌需要。
2、坚持军事战略服从和服务于国家发展战略。军事战略是国家总体战略的有机组成部分，军事战略必须服从服务于国家的总体战略，必须把维护和实现国家利益作为军事战略的最高原则。邓小平在1989年10月会见外宾的一次谈话中指出：“我们都是以自己的国家利益为最高准则来谈问题和处理问题的”；“考虑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主要应该从国家自身的战略利益出发。着眼于自身长远的战略利益” 。国家利益是国家生存和发展需求的总和，新时期，我们国家的最高利益是实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坚持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就是要为国家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提供坚强有力的安全保证，创造一个长期稳定的和平环境。
3、坚持遏制战争与打赢战争的辩证统一。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迫切需要一个长期稳定的和平环境，实行积极防御战略方针，应重视提高我军的威慑能力，以遏制战争。正如邓小平指出的，战略武器是威慑力量，决不能首先使用，但我们有了就可以起作用；我们有一点核武器只是体现你有我也有，迫使你不敢轻易使用，哪怕是小的，毕竟是一种制约的力量。根据这一思想，一方面要通过军事、政治、经济、外交等各种手段和种种斗争形式，尽可能推迟和制止战争的爆发；一方面要增强国家综合国力，建设强大的现代化国防力量。威慑作用是以强大的实力作后盾的；遏制战争，必须具有打赢战争的能力，一旦威慑失灵，就坚决作出反应，以自卫战争达到“以战制战”的目的。
4、必须把未来军事斗争准备的基点，放在打赢可能发生的现代技术特别是高技术条件下的局部战争上。邓小平指出，大战固然可能推迟，但是一些偶然的、局部的情况是难以完全预料的。从我国军事斗争面临的形势看，全面入侵的大战威胁进一步减弱，但某些局部方向的问题相对地突出出来。我国周边环境复杂，现实和潜在的“热点”不少，领土和边界的争端，存在着诱发突发事件的可能性。今后在主要作战方向上，只要爆发战争，就很可能是具有高技术特点的现代条件下的局部战争。这就要求我们，必须从高技术条件下的局部战争的实战需要出发，加强军队的全面建设，提高打赢高技术局部战争的能力。
5、实施灵活正确的战略指导。我军在过去的战争中，创造了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积累了正确指挥的丰富作战经验。随着战争形态的变化及我国面临的安全形势，更须实施灵活正确的战略指导。我们要冷静观察，一切应从实际出发，一切以时间、地点、条件为转移，根据不同的情况实行不同的战略指导，力求在军事上、政治上都取得胜利。总之，新时期军队建设，要依据积极防御战略方针，与军事斗争需要密切结合起来，把我军建设成军事思想先进、军事技术过硬，战略战术灵活的精锐之师，为保卫祖国、保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出贡献。
三、积极防御战略思想
冷战结束后，国家安全面临新的挑战。以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把军事战略提高到治国的高度来认识，并对其重要作用进行了明确地论述。指出：“军事战略归根结底是治国之道，任何一个国家要治理国家，军事不搞好是绝对不行的。因为军事战略必须跟整个国家经济、政治、外交密切协调。如果军事战略错了，损失是很大的。” “现在国际形势变化很快，要密切注视和把握形势的发展变化，正确决定我们的军事战略方针。” 1993年，在主持下，中央军委制定了新时期军事战略方针，把军事斗争准备的基点放在打赢现代技术特别是高技术条件下的局部战争上。新时期军事战略方针，“是我军战略指导思想的进一步发展和完善” ，有力地指导新时期国防和军队建设及军事斗争准备。
积极防御战略思想的基本精神：
1、坚持以军事思想、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实行积极防御的军事战略方针，最根本的是要坚持以军事思想、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出，军事思想是关于当代中国革命战争和军事问题的科学理论体系，它是我们搞好军队建设和夺取军事斗争胜利的指路明灯。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反映了新时期军队建设的基本规律，是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搞好军队建设和改革的根本依据和指导思想。“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我们党的最新理论成果，不断用党的最新理论成果武装官兵、指导军队，是我军成长壮大的根本经验。新时期积极防御战略方针，坚持以军事思想、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这就保证了我们在战略上高举军事思想、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伟大旗帜，确保了我们战略行动的正确性。
2、把军事斗争准备的基点放在打赢可能发生的现代技术特别是高技术条件下的局部战争上。1993年，以为核心的党中央、中央军委依据军事思想和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着眼世界军事革命发展趋势，高瞻远瞩，审时度势，确立了新时期军事战略方针，提出我们要把军事斗争准备的基点放在打赢现代技术特别是高技术条件下的局部战争上来。为落实这一方针，1995年12月，中央军委提出了“两个根本性转变”的军队建设思想，即逐步实现我军由数量规模型向质量效能型、由人力密集型向科技密集型的转变。这标志着我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军队建设的认识产生了质的飞跃，标志着我军的军事斗争准备和现代化建设步入了新的发展阶段。
3、强调实施灵活正确的战略指导。新时期积极防御战略方针强调实施灵活正确的战略指导是十分重要的，它抓住了进行现代技术特别是高技术条件下局部战争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关键问题。根据我军积极防御战略思想的一般精神，结合现代战争和新时期军事战略方针的要求，对战略指导问题作了若干重要论述。一是强调军事上严守自卫立场，对霸权主义不示弱。二是强调战略上必须深谋远虑，扎扎实实做好应变准备。三是强调平时军队要把遏制战争爆发作为一项十分重要的职能。四是强调提高军事斗争的指导艺术。的重要论述，哲理性很强，我们要灵活正确地贯彻这些思想，有理、有利、有节地维护我们的军事利益，发展我们的军事力量，妥善地处置各种军事问题，始终立于主动、立于不败之地。
4、贯彻和坚持人民战争的思想。人民战争是我们克敌制胜的根本法宝，是达成军事战略目的的重要基础，是我们真正的优势。坚持积极防御的军事战略方针，从根本上讲，就是要坚持人民战争思想。指出：“应付现代技术特别是高技术条件下的局部战争，现阶段我们确有困难和短处，但我们也有自己的优势，我们真正的优势还是人民战争。” 要着眼于现代技术特别是高技术条件下的局部战争的特点，深入研究和积极探索现代条件下人民战争的指导规律，努力探寻现代条件下以劣势装备战胜优势装备之敌的战法，丰富和发展有中国特色的军事理论，为打赢高技术条件下的人民战争提供正确的理论指导。
5、把科技强军作为一个根本战略在整个军队建设中确立起来。指出，制定和贯彻新时期军事战略方针，很重要的一条就是实施“科技强军”战略，依靠科技进步来提高军队的战斗力。现代战争已经成为高技术战争，是立体战、电子战、导弹战，落后就意味着挨打。我们要重视科学技术特别是高科技的发展，重视武器装备的改进。一是要提高军队的科学技术水平，充分发挥军队广大科技人员的作用。二是要发展国防科技和改善部队装备，以提高部队战斗力。三是以有限财力，发挥科研的最大效益。根据的指示，全军上下更加深入地开展了学习高科技、掌握高科技、运用高科技的热潮，成绩斐然。
四、积极防御战略思想
党的十六大以来，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历史进程进入关键阶段。站在党和国家发展全局的高度，提出要全面履行新世纪新阶段军队历史使命，必须认真贯彻新时期军事战略方针，提高军队应对多种安全威胁、完成多样化军事任务的能力。的重要论述，充分反映了国家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对新形势下军事的根本性和战略性要求，标志着中国军事战略内涵的进一步充实和外延的进一步拓展，对在新的起点上开创国防和军队建设的新局面具有重大指导意义。
积极防御战略思想的基本精神：
1、立足打赢信息化条件下的局部战争。指出，推进国防和军队建设科学发展，要坚定不移地把军事斗争准备基点放在打赢信息化条件下局部战争上，全面提高我军有效履行使命任务的军事能力。实践告诉我们，打赢信息化条件下局部战争永远是我军的核心任务，我们必须始终把提高核心军事能力放在首要位置，瞄准根本职能推进全面准备，努力使部队具备适应各种条件、应对各种情况、完成多样化军事任务的能力。
2、注重遏制危机和战争。指出：“人民军队的历史使命，历来同党的历史任务紧密相连，同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紧密相关。” 要有效履行新世纪新阶段我军历史使命，必须做到军队的全部工作，都要围绕有效履行这一历史使命来展开，各项建设都要围绕提高履行历史使命的能力来进行，要把捍卫国家、安全、领土完整，保障国家发展利益和保护人民利益放在高于一切的位置，抓紧做好军事斗争准备，确保能够有效应对危机、维护和平，遏制战争、打赢战争。中国始终奉行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政策，坚持自卫防御的核战略，不与任何国家进行核军备竞赛。
3、着力提高军队应对多种安全威胁、完成多样化军事任务的能力。我军应对多种安全威胁、完成多样化军事任务的能力是新世纪新阶段我军履行历史使命能力的核心内容。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全面履行党和人民赋予的新世纪新阶段军队历史使命，必须提高军队应对多种安全威胁、完成多样化军事任务的能力。要以增强打赢信息化条件下局部战争的能力为核心，提高维护海洋、太空、电磁空间安全和遂行反恐维稳、应急救援、国际维和任务的能力；要把非战争军事行动作为国家军事力量运用的重要方式，科学筹划和实施非战争军事行动能力建设；要参与国际安全合作，开展多种形式的军事交流，推动建立军事互信机制。
4、发展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指出：“人民战争是我党我军的光荣传统，是我们克敌制胜的法宝。” 无论武器装备怎样发展、战争形态怎样变化，人民战争都不会过时，我们要坚持人民战争的战略思想。要始终依靠人民建设国防、建设军队，实行精干的常备军和强大的后备力量相结合，增强国家战争潜力和国防实力；要健全统一高效的国防动员机制，加强经济、科技、信息和交通动员，提高后备力量建设质量；要创新人民战争的内容和形式，探索人民群众参战支前的新途径，发展信息化条件下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要服从国家建设大局，支持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巩固军政军民团结。
5、营造有利于国家和平发展的安全环境。实现和平发展，是中国人民的真诚愿望和不懈追求。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的发展离不开良好的安全环境。随着国家利益的不断拓展，中国的和平与发展对其安全环境的和平稳定提出了更高要求。当今世界安全威胁多元化、全球化的趋势，使得各国在安全上共同利益增多。我们要贯彻国家和平发展战略和对外政策，发展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的军事合作关系，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要开展军事交流与合作，营造互信互利的军事安全环境，共同防止冲突和战争；要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国际反恐合作和救灾行动，为维护世界和地区和平稳定发挥积极作用。
（作者：南京陆军指挥学院政工理论教研室副教授，大校，硕士生导师）
注释：
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98页.
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15页.
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78页.
邓小平军事文集（第3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77页.
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90页.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330页.
.论国防和军队建设.出版社2003年版，第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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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防安全战略范文6
关键词：美国外交与军事 奥巴马政府 核政策 无核武器世界 国际安全 核不扩散
核政策是一国外交和防务安全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由核军控和核裁军政策、核战略、防扩散政策、核安全政策等组成。奥巴马就任以来，在大幅调整美国对外政策的同时，在核政策方面提出了一些新的主张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高调提出“无核武器世界”的倡议，与俄罗斯就进一步削减战略武器重新谈判并签署新的协定，提出在四年任期内促使国会批准《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并推动该条约尽快生效，出台《核态势评估》报告，倡议并主持召开核安全峰会，凸显了核政策在美外交和安全政策中的地位。奥巴马对美国核政策调整的动因是什么?对国际安全和防扩散将产生哪些影响?这些问题引起了国际社会广泛的关注。本文拟在对奥巴马调整美国核政策的过程进行梳理的基础上，分析奥巴马政府核政策的内容、目标和调整的原因，探讨美国核政策调整对国际安全和防扩散的影响。
一 奥巴马政府核政策主要内容
奥巴马在担任联邦参议员时，就非常关注核裁军和核安全问题，参与了参议员理查德・卢格(Richard Lugar)发起的旨在制止核材料走私、防止掌握核材料及核武器的“合作减少威胁"(Cooperative Treat Reduction-CTR)项目。
2007年1月和2008年1月，美国前国务卿舒尔茨和基辛格、前国防部长威廉・佩里和前参议员萨姆・纳恩(Sam Nunn)等在《华尔街日报》上发表文章，提出“无核武器世界”的设想，声称“美国必须通过重申实现无核武器世界的目标来强化核不扩散体制”。这一设想得到朝野和两党多数的支持，为核议题进入大选提供了政治空间。奥巴马在竞选中多次明确表示，支持“四政要”(Four Horseman)提出的“无核武器世界”的目标和步骤，并阐述了他对美国核政策的主张。2008年7月，奥巴马在普渡大学(Purdue University)发表的国家安全讲话中说：“现在是向世界传达明确信息的时候：美国寻求一个无核武器的世界。只要核武器存在，我们将保持强大的核威慑力。但是，我们将把销毁所有核武器作为美国核政策的中心。我们将与俄罗斯谈判大幅削减两国的核武库，我们将与其他核大国合作大幅削减全球的核武器储备。我们将寻求达成一项可核查的全球禁止生产核武器裂变材料的协议。我们将与参议院一道批准《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然后寻求使其尽早生效。”
当选后，奥巴马在回答美国军控协会主办的《今日军控》(TheArms Control To-day)杂志的书面提问时，全面地阐述了新政府在核军控和核裁军、防扩散、核安全等问题上的政策目标，明确表示，“将把在世界范围内消除核武器作为美国核武器政策的中心”，“将制定美国核武器政策的新方向，向世界表明，美遵守其应尽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义务，最终消除核武器。”
就任后，奥巴马在不同时间和场合重申了竞选期间有关美国核政策的主张。其中，奥巴马在首次出访欧洲于2009年4月5日发表的布拉格讲话，普遍被认为是奥巴马最重要的核政策宣示，标志着奥巴马政府核政策的正式出台。美国国防部在经过长达数月的酝酿后，于2010年4月6日公布了《核态势评估》报告(the Nuclear Posture Review-NPR)，全面阐述了美国今后5～10年的核武器政策和核战略。此外，奥巴马政府中的官员在国会听证会作证时和在多次公开讲话中都对奥巴马的核政策进行了阐释。
奥巴马政府核政策主要有如下几方面内容：
首先，奥巴马倡导建立“无核武器世界”，并“将之作为美国核政策的中心”。
奥巴马在布拉格讲话中正式提出“无核武器世界”的倡议，声称“美国将致力于寻求一个无核武器的世界”，并从美国安全和战略利益需要出发，明确提出了实现这一目标的包括核裁军、核战略和防扩散等众多核政策领域的具体步骤，把“无核武器世界”置于美国核政策的中心地位。虽然奥巴马不是提出“无核武器世界”的第一人，也不是第一个响应“四政要”倡议的人，但他第一个把“无核武器世界”纳入美国核政策，这将对国际核裁军和核不扩散产生深刻的影响。
其次，在核军控和核裁军方面，与俄罗斯就新的削减战略武器协定进行谈判，推动美国参议院尽快批准《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以推动其他核大国加入多边核裁军进程。
与俄罗斯就进一步削减战略武器进行谈判和推动参议院尽快批准《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是奥巴马核军控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其倡导的走向“无核武器世界”的两大具体步骤。
冷战后，随着国际安全形势和战略环境的变化，美俄开始了核裁军进程。美国与苏联于1991年7月签署了第一阶段削减战略武器协定(STARTⅠ)，规定双方在条约生效的7年内各自削减约30％的进攻性战略武器，双方拥有的核弹头数量削减至6000枚，运载工具不得超过1600件。该条约于1994年生效，2009年12月5日到期。1993年1月，美俄签署第二阶段削减战略武器条约(START Ⅱ)，进一步把双方拥有的核弹头数分别削减为3500枚和3000枚。之后，由于两国关系急剧恶化，两国迟迟没有交换条约的批准文件。小布什政府上台后，于2002年与俄罗斯签署《削减战略进攻性武器条约》(SORT，也称作《莫斯科条约》)，再次把双方的核弹头数量削减到1700～2200枚，但条约允许削减的核弹头可以储存而不必销毁，而且与削减战略武器条约不同，该条约对运载工具没有做出限制。2002年6月，美国正式退出反导条约，俄随即宣布不再接受第二阶段削减战略武器条约的约束。2008年4月，美俄宣布将缔结一项新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军控条约，但由于北约持续东扩、美国在东欧部署导弹防御系统的计划、特别是该年8月爆发的俄格战争，使美俄关系降至冷战结束以来的最低点。在这样的情况下，美俄核裁军谈判虽在俄罗斯的努力下得以恢复，但在布什任期内没有取得具体成果。
奥巴马在竞选中多次明确表示，他“将与俄罗斯谈判以达成大幅削减两国的核武器”，“将与其他核大国合作大幅削减全球的核武器储备”，作为实现“无核武器世界”的具体步骤之一。就任后，奥巴马重申，大幅削减核武器是他任职期间的核心目标。奥巴马还表示，将在任期结束前兑现其竞选时的诺言，即“在所有的已经宣布的核武器国家之间就削减核武器、最终销毁核武器开始高层对话”。美国务卿克林顿
2009年1月15日在参议院举行的提名听证会上及2009年3月在日内瓦与俄罗斯外长谢尔盖・拉夫罗夫见面时均表示，她将把核不扩散和与俄罗斯达成新的削减战略武器协议作为上任后“比较优先的议程”(very high priority)。
《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CTBT)是国际核裁军和防扩散领域重要的多边协议之一，是有核国在1995年和2000年召开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NPT)审议会所做出的核裁军关键义务之一。该条约旨在通过禁止核试验，以期达到限制现有核武器国家开发和部署新的核弹头，防止新跨入核俱乐部国家通过核试验来完善小型的、更易携带的核弹头，从而起到核军控和防扩散的作用。
美国于1996年签署《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根据美国宪法，总统签署的国际条约需要参议院2／3多数批准才能生效。1999年10月，美国参议院以51比48票否决了该协定。美军控界不少人认为，这一举措损害了美国的国际形象，极大地削弱了美国在国际核裁军和防扩散领域的传统领导地位，削弱了美国推动其他国家加入该条约和不进行核试验的能力，以及发现和阻止其他国家进行秘密核试验的能力，严重削弱了美国重振陷于低迷的国际防扩散体制的努力，“为中国继续拒绝批准《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以及印度和巴基斯坦不签署该协议提供了一个口实”。
奥巴马认为，促使参议院尽快批准《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使其尽快生效，是推动全球走向无核武器世界的重要步骤。该条约通过禁止开发和部署新型核武器，可遏止现有核大国之间危害战略稳定的核军备竞赛。同时，奥巴马政府希望通过这一举措表明，美国新政府放弃布什政府的单边主义外交和安全政策，重视多边合作和国际机制的作用。为赢得参议院2／3多数的支持，希拉里在参议院提名听证会上表示，奥巴马政府将在一些诸如可核查的核禁试等技术问题上与参议院紧密合作，并改变布什政府拒绝向“全面禁止核试验组织”(CTBTO)的国际监督系统――一种旨在发现低当量核试验的传感系统――提供足够资金的做法，承诺为该组织提供资金。
第三，在核战略方面，重新界定核武器的作用，承诺不开发新的核武器，同时提高美国核武库透明度。
所谓核战略，是策划和指导核力量发展与运用的方略。为实现“无核武器世界”的目标，奥巴马在就任后的一系列讲话及奥巴马政府在新的《核态势评估》中，全面阐述了美国的核战略。
1、在核战略思想方面，提出保持安全、可靠和有效的核威慑前提下，降低核武器在美国国家安全战略中的作用。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美国一直把核武器作为自身安全和国际力量平衡的基石。美国防部1994年和2001年的《核态势评估》都对美国核武器的作用、规模和结构作了评估。2008年1月，控制的国会通过的《国防授权法》(National De-fense Authorization Act)要求，下届政府中国防部应与能源部和国务院一起，对美国核武器的作用和规模重新进行评估。奥巴马就任后，多次在讲话中宣称，为实现“无核武器世界”的目标，美国将“减少核武器在美国安全战略中所扮演的角色”，“为了彻底放弃冷战思维，美国将降低核武器在国家安全战略中的比重”，“将恢复美国在减少核武器作用方面的领导地位，并朝最终消灭核武器方面努力”，“一个无核武器世界就是一个核武器使用的可能性不再存在的世界”。美国防部在经过长达一年的酝酿后于2010年4月公布《核态势评估》，对核武器的作用作了界定，将“遏止(或吓阻)其他国家对美国及其盟友发起核攻击”界定为核武器的“根本作用”。新的核态势报告认为，部署数以千计的核武器，担负广泛的使命，包括捍卫美国及其盟国不受核、生、化武器的攻击，对21世纪的安全既不合适也无必要。相反，通过减少核武器在国际事务中的重要性，并朝着逐步消灭它们的方向前进，我们可以扭转这样的预期，即我们注定将生活在一个核国家越来越多的世界。
2、在消极安全保证方面，奥巴马政府宣称不对无核国家使用核武器。
新报告宣布不对签署并遵守《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无核国家使用核武器，但不承诺不首先使用核武器。如果美国及其盟友遭到这些国家的化学武器或生物武器袭击，美国虽不会使用核武器，但将使用“具有毁灭性的”常规军事力量实施报复。
3、宣布不再发展新的核武器，停止核试验，但将继续发展常规武器。
布什政府时期，美国加强了核威慑在国家安全战略中的作用。布什政府认为，核武器在遏制可能的对手和为盟国提供延伸威慑方面仍将发挥重要作用。在此核战略思想指导下，2001年的美国《核态势评估》赋予核武器较广泛的作用，提出开发新型核弹头。根据《核态势评估》，布什政府能源部核安全局(NNSA)提出了《强力核穿地装置》(the Robust Nuclear Earth Penetrator-RNEP)计划，但遭到控制的国会否决。在此情况下，布什政府又提出“可靠的替代型弹头”(Reliable Replace-ment Warhead-RRW)计划。该计划的目的是用更容易获取和对环境无害的材料生产的弹头替代目前设计的老化弹头。“可靠的替代型弹头”还包括先进的安全技术。核武器设计基于其有一定的服役期的设想。美国核武器试验室2006年的研究结果表明，每件核武器的钚芯的寿命超过85年，也许长达100年，这个结论使美核安全局认为，当前没有必要开发和生产替代性弹头，美国会在2008财年停止为该计划拨款。
奥巴马在竞选中多次表示“不会授权开发新的核武器”。就任后，奥巴马在向国会提交的2010财年预算草案中建议中止开发新的替代弹头。新的《核态势评估》明确提出：“美国将不开发新的核弹头，‘延长核弹头寿命计划’(Life Extension Pro-grams)仅用于以前设计试验的核部件，并且不支持新的军事使命或提供新的军事能力。”但对什么是“新的核武器”，报告并没有做出明确的说明，并且在美政府内部也存在争议。
4、转向“无核防务”(non-nuclear defense)，强调常规威慑。
在弱化核武器在国家安全战略中的作用的同时，奥巴马政府寻求更多地依靠美国在常规武器方面的绝对优势来维护美国的安全和战略利益，在这方面，奥巴马政府延续了布什政府的政策。奥巴马采取了两大措施：一是继续开发和部署导弹防御系统；二是支持开发新一代非核武器，即“全球即时打击”(the Prompt Global Strike)系统。所谓“全球即时打击”系统，就是运用远程弹道导弹搭载常规弹头，在不到一小时内对世界任何地方实施精确打击。
布什政府时期，美国就积极开发“全球即时打击”能力，在2009年财年预算中要求国会拨款1.17亿美元，用于开发携带常规弹头的陆基和海基的远程导弹。最终国会同意拨款1.24亿美元。奥巴马就任后，继续开发“全球即时打击”系统，在2010财年预算报告中要求国会拨款2.4亿美元用于该系统的开发，比2010年预算增加了
45％。美军方预计，到2015年该项目总计要投入20亿美元。
奥巴马政府认为，“全球即时打击”是一种新的威慑形式，它有助于填补由于削减美国战略核武库而留下的空缺(gap)，同时为美国处理国际危机增加更多的军事行动选择。此外，使用这种高技术常规武器所带来的战略好处还有：既可以取得核武器的打击效果，又避免常规战争升级为核战争。美专家称，“对于美国国家安全来说，在洲际范围内迅速并且不凭借核武器对大范围目标进行打击的能力非常重要。”美副总统拜登说：“能够在世界范围内进行打击的常规武器使我们能够弱化核武器的作用”。
“全球即时打击”能力将非核武器作为一种威慑力量运用，扩大了美威慑战略运用的范围。目前，美空军拟用改进的“维和”-3型(Peacekeeper Ⅲ)洲际弹道导弹搭载常规弹头，如果成功的话，将部署在加州范登堡空军基地。
5、提高美国核武库的透明度。
奥巴马政府内部经过数月的辩论于2010年5月3日公布了长期以来作为军事秘密的美国核武库的数量，并将其作为“迈向核透明的关键一步”，以表明美国在削减冷战时期遗留下来的庞大核武库上所取得的进步，证明美国切实遵照《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履行核裁军的义务，迫使其他核大国采取同样行动，以及与其他核大国“建立信任”关系。
第四，在防扩散方面，奥巴马政府重点放在核安全上，把防止核燃料的扩散作为最优先的议程，重振和强化国际核不扩散体制。
在防扩散领域，奥巴马政府除强化不扩散体制外，还把重点放在核安全上。奥巴马政府采取的措施是：(1)把防止核窃取核燃料作为核安全的重点，通过加强现有的防扩散倡议和机制及核安全方面的多边国际合作，制止核材料走私和流失；(2)在执政第一年发起召开全球核安全峰会，引起全球对核安全问题的关注，加强核安全领域的多边国际合作；(3)推动国际社会尽快就禁止为核武器生产裂变材料(FMCT)开展多边谈判；(4)努力把冷战后美国倡导建立的多边防扩散倡议转为国际机构；(5)加大对美国核武库和核设施安全的投入。奥巴马允诺在2010财年预算中，对美国核武器试验室增加6.24亿美元的开支，另在今后5年内拨款50亿美元维修老化的设施。在2011财年预算中要求拨款70亿美元，用于维护美国的核武器库，比2010年国会批准的该项开支64亿美元多了近10％。
从以上的分析中可看出，奥巴马政府的核政策与其前任相比有如下特点：一是把“无核武器世界”列入美国核政策并作为中心目标；二是在核战略思想上，在坚持把威慑作为美国安全战略的基础的同时，强调发挥高技术常规武器的威慑作用；三是在防扩散政策措施上，把核安全作为重点，并强调多边协议和国际机制的作用。
二 奥巴马政府调整核政策的目的
奥巴马是在美国实力地位相对下降，国际形象严重受损、美俄关系陷入低谷、国际军控和防扩散体制面临严峻挑战下入主白宫的。奥巴马政府调整美国核政策的目的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二)重塑美国在核问题上的道德形象，恢复美国在全球核裁军和防扩散领域的影响力和领导地位。
冷战时期，美国在国际军控和防扩散领域一直发挥主导作用：国际军控和裁军协定、公约、准则和机构的大多数是在美国的主导下制定和建立的；国际核不扩散机制也是在美国的大力推动下形成的，是美国及其盟国控制下的一种制度安排；美苏在长期的核对峙中建立的一系列稳定双边核关系的游戏规则，包括相关的名词术语，对国际军控和防扩散规则的制定产生深刻的影响。总体来说，冷战时期的国际军控和防扩散体制是美国主导下的体制。在美国主导下，核扩散得到较有效的控制。
冷战结束后，随着国际格局进一步朝多极化发展和美国权势的相对衰落，美国在国际军控和防扩散领域的主导地位受到挑战。同时，美国在核问题领域的相关政策也损害了其道德形象。克林顿政府时期，美国参议院于1999年12月否决了《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削弱了其他有核国家履行《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义务和在核裁军方面采取实际步骤的信心。小布什政府上台后，奉行单边主义的外交和安全政策，加强核威慑在美国国家安全政策中的作用，加快研制和部署国家导弹防御系统的步伐，单方面宣布退出反导条约，以及在欧洲部署导弹防御系统，破坏了全球核战略平衡和美俄核战略关系，增加了俄罗斯的不安全感，引发了美俄在与军控相关的一系列问题上的分歧，以至于许多国家认为美国不愿履行《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所规定的核裁军义务。2005年7月美印核协议允许印度从美国进口核燃料和敏感核技术，被许多国家认为是奖励了印度的核扩散行为，在实际上承认了印度有核国家的地位，加剧了南亚地区的核竞赛，刺激了其他国家开发核武器，开了一个坏的国际先例。美国出于全球战略需要在核武器政策上的长期实行的双重标准引发无核国家的显著不满。特别是小布什政府以萨达姆政权秘密开发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为口实发动伊拉克战争，造成该地区的动荡，增加了核恐怖主义的风险。布什政府的核政策极大地损害了美国的国际形象，严重削弱了美国在国际核裁军和防扩散领域的传统领导地位。
奥巴马执政后，把恢复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修复受损的国际形象作为美对外政策的总体目标。而重塑美国在核问题上道德形象，恢复美国在全球核裁军和防扩散领域的影响力则是其中一个重要环节。奥巴马认为，美国作为世界上最主要的核武器国家和唯一一个使用过核武器的国家，在核军控和防扩散领域“有采取行动的道义上的责任”，“发挥领导作用”，除了美国外，没有一个国家或国家集团能充当这个领导作用，而恢复美国的领导地位对强化国际核不扩散体制，加强国际防扩散领域的合作，消除核恐怖主义威胁是必要的。
因此，奥巴马提出并倡导“无核武器世界”理念，并带头削减核武器、提高美国核武器库存的透明度、提议召开核安全峰会，其主要目的之一就是为了重塑美国的核道德形象，设置国际裁军、防扩散的主要议程、掌握大国之间核对话的主动权、主导核安全和防扩散领域的国际合作，恢复美国在全球核裁军和减少核武器作用方面的领导地位，提高美国在国际防扩散领域的影响力。
(二)扭转近十多年来国际防扩散低迷态势，强化国际核不扩散体制，特别是加强全球在防止武器用裂变材料流失和扩散方面的努力。
冷战结束至1990年代中期，国际防扩散努力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主要是：1995年《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审议会决定无限期延长该条约，有核国家承诺建立中东无核区；1996年第50届联合国大会批准《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美国签署了该条约；2000年《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审议会各签约方同意为实现最终普遍裁军采取的13个步骤，其中包括推动《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尽快生效，在日内瓦裁军会上就禁止生产核裂变材料进行谈判并在5年内达成协议，有核国家削减核武器，尽快履行美俄第二阶段削减战略武器协定并结束第三阶段谈判，减少核武器系统的实战作用，弱化核武器在安全政策中的作用等。
但自1990年代中期以后，国际防扩散体制面临严峻挑战，出现一系列倒退，主要
表现有：第一，有核国家显著增多。冷战后，特别是近十多年来，全球核武器数量虽然大大减少，但拥有核武器国家却显著增加。根据美国科学家联合会(the Federation of American Scientists)的统计，1986年，全球共有70481件核武器，为5个有核国所拥有；到2009年，全球核武器数量虽然减少到22385件，但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增加到9个。在南亚次大陆，1998年印巴先后进行了核试验，而且印巴之间的核竞赛仍没有放松的迹象，两国仍奉行开发核能力，保留核选择的政策，不加入《不扩散核武器条约》，致使20世纪80年代末提出的南亚无核区的主张至今仍前景黯淡；朝鲜自2002年终止冻结其核计划以来，宣布已经对钚进行了后处理，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并于2006年进行核试爆；伊朗在公开的民用浓缩铀项目上取得显著进展，可以迅速地转化为武器项目。上述国家的核计划对国家安全、地区稳定以及国际不扩散体制造成强烈的冲击和破坏。第二，核材料流失和核技术扩散严重，核安全问题突出。据统计，目前全球40多个国家共有350万磅高浓缩铀，110万磅钚。根据国际原子能机构的保守估计，只要25公斤的高浓缩铀(HEU)或8公斤钚就可以制造一件核武器。另据专门从事核问题研究的非政府组织“易裂变材料工作组”(The Fissile Ma-terial Working Group)预计，全球现有足以制造12万枚核弹的武器级铀。这些核材料除可直接用来制造核武器，还具有极强的放射性，如何处理和保管这些核材料成为核安全的重要问题。拆除的核弹头、核燃料的储存、保管等也可能造成新的扩散。此外，越来越多的富裕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转向核能来满足清洁能源目标和经济发展的需要，希望开发作为核反应堆燃料的浓缩铀技术，而同样的技术生产的浓缩铀可被用来制造用作核弹，这不仅使全球的浓缩铀生产和储备日趋增多，而且造成可用于武器项目的核技术的扩散。第三，核恐怖主义的威胁上升。全球浓缩铀和钚等核材料库存的增长加剧了美国对核恐怖主义的担忧。美专家认为，核恐怖主义的活动主要有四个方面：(1)恐怖主义分子可能窃取一个完整的核武器的危险；(2)恐怖主义分子窃取或购买裂变材料，制造(装配)和引爆一件粗制的核武器(a crude nuclear weapon)的危险；(3)恐怖主义分子攻击或破坏核设施，特别是核发电厂，造成大量放射性泄漏；(4)非法获取放射性物质，制造或引爆放射性分布装置(radiological dis-persion device-RDD或radiation emission device-RED)，即“脏弹”。
以上几方面，加上2005年《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审议会遭到失败，日内瓦国际裁军会毫无进展，谈了6年之久的《禁止生物武器公约》(BWC)被布什政府否决等因素，使美不少专家认为，过去的十年是国际防扩散体制低迷的十年。
另一方面，虽然美国在冷战后倡导建立一些新的双边或多边防扩散机制，如“防扩散安全倡议”“全球合作降低威胁”“与核恐怖主义作战全球倡议”(The Global Ini-tiative to Combat Nuclear Terrorism-GICNT)等，但仍不能有效地防止核扩散。重振全球核不扩散努力，重振国际防扩散机制，减少恐怖组织掌握核武器对美国发动袭击的威胁，成为奥巴马政府核政策当务之急。
(三)把核裁军作为增进美国安全的重要工具，在保持美国核威慑力量安全、可信和有效的基础上，通过倡导“无核武器世界”及减少核武器在国家安全战略中的作用，维持美国在全球军事中的绝对优势地位。
奥巴马政府对美国核武器政策和核战略调整，在战略安全上主要是出于以下几方面的考虑。
首先，从威胁认知的角度分析，奥巴马政府核战略调整，反映其对冷战后美国所面临的安全威胁的认知发生变化。冷战的结束和苏联的解体使国际形势和战略环境发生巨大而深刻的变化。美国认为，随着苏联的解体，来自苏联的对美国战略和安全利益的全球性威胁已不复存在。俄罗斯作为前苏联的主要继承国，是世界上唯一在军事上能与美国相抗衡的国家。但美俄在核裁军领域所取得的显著进展，以及美俄“伙伴关系”的建立，使美俄之间爆发核大战的危险已基本消失。另一方面，核扩散作为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的一种主要形式，呈现出许多新的情况，核恐怖主义成为美国面临的最主要的安全威胁。
美国是恐怖主义袭击的最主要的目标。在九一一事件之前，美国政策制定的最大安全关切是前苏联的核武器、核材料和核技术流失和扩散，美国核政策制定的很大部分是围绕这一担忧进行的。九一一事件表明，恐怖主义组织已经提升了其恐怖活动的毁灭性，对美国安全的威胁进一步增大。一些恐怖主义组织公开宣布它们将对美国发动大规模摧毁性打击，恐怖主义分子获得核武器或核材料的危险出现。本・拉登要求把获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作为“一种宗教责任”；美国前中央情报局官员最近写的一份报告称，对来说，窃取一个核弹或足够的核材料制造一个核弹“非常困难”，但在过去的15年内一直不懈地企图获取核武器，并且至少两次试图在黑市上购买核材料。
美国于2003年2月制定的《与恐怖主义作战的国家战略》(National Strategy for Combating Terrorism)指出：“在过去的十年里，恐怖主义组织使用生化、放射性或核武器，或高当量炸药的可能性大大增加。”据报道，在九一一事件发生后的几周内，布什“命令其国家安全班子给予核恐怖主义对美国的威胁给予最大关注”。副总统切尼称，美国面临的“‘主要威胁’是在美国城市投放生物或化学武器的可能性。”2004年发表的九一一委员会报告认为，美国应“尽最大努力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
奥巴马在就任后的多次讲话中，把核恐怖主义称为“全球安全最直接和最极端的威胁”，“对美国安全的最大威胁是恐怖主义组织掌握核武器的可能性。”奥巴马政府《核态势报告》也把恐怖主义和防扩散作为当前美国面临的最大安全威胁。奥巴马在报告公布的当天说，核态势评估“认识到美国和全球安全的最大威胁不再是核大国之间的核战争，而是由暴力极端分子的核恐怖主义和核扩散国家的数量增多。”而对恐怖主义这种非国家行为体来说，美国强大的核威慑几乎不起作用。因此，降低核武器在国家安全政策中的作用，强化防扩散体制成为奥巴马政府核战略的一种现实选择。
其次，从美国核威慑能力和核武器技术的角度分析，削减核武器不仅不会损害，反而会增加美国的安全。这是因为：(1)美国的核武器仍处于饱和状态，即使美国削减了核武器，美国拥有的核弹头数量仍足以摧毁世界多次，美国仍有足够的威慑能力。而且，削减下来的核弹头并没有销毁，而是储存起来，随时可以重新安装；(2)美国计算机模拟核试爆技术和弹头保存技术，延长了核武器的寿命，不需要经过核试爆就可保持安全、可信和有效的威慑能力。根据美国能源部核安全管理局报告，美国
“已具备在禁止核试验的条件下保持现有核武库安全可靠的技术能力”。而且奥巴马政府还准备加大对此的投入。
最后，从美国常规力量的优势来分析，精确打击的常规武器已经可以实现过去只有核武器才能完成的使命，而不必冒核报复和道义的风险。核武器可用先进的、攻防兼备的常规武器所代替，是促使奥巴马政府削减核武库和弱化核武器在美安全政策中的作用的动因之一。
(四)修复和巩固美俄关系，调整大国之间的核战略关系。
布什政府时期，由于美国坚持在东欧部署导弹拦截系统，美俄关系一度下降到冷战结束后的最低点。奥巴马政府上台后，把修复对俄关系放在美国对外政策的优先议程。奥巴马就任后不久，副总统拜登就确定了美对俄政策基调，呼吁美俄“重启双边关系的按钮”。2009年3月9日，美国务卿希拉里在与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会面时重申了这一基调。
相对于美俄其他关系，削减战略武器是分歧较少的领域。因此，奥巴马在竞选中和执政后，把与俄罗斯谈判并签署新的削减战略武器协定作为修复美俄关系的突破口，期望以此达到“重启”两国关系、增进彼此间信任、寻求俄罗斯在伊朗核问题等问题上的合作。奥巴马就任后多次表示，把与俄就削减战略武器开展谈判作为处理美俄关系最紧迫的议程。2009年4月，奥巴马和梅德韦杰夫在出席伦敦20国峰会期间，“决定就签订一项全新的、全面的、有法律约束力的削减战略进攻性武器协定来取代削减战略武器条约开始进行双边政府间谈判。”
同时，奥巴马还期望以美俄核裁军，对其他核国家造成压力，推动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核大国加入多边核裁军进程，强化国际不扩散体制。奥巴马认为，冷战结束从根本上改变了国际安全形势，大国之间使用核武器的可能性大大降低；但由于核大国之间的核武器处于高度警戒状态，预警时间留得太少，仍存在由于误判和技术原因造成的发射而引发核战争的潜在风险。因此，必须加强核大国之间的高层战略对话，“发展更稳定和透明的战略关系”。
综上所述，奥巴马核政策的目标可归纳为：在确保美国核武器安全、可信和有效的战略威慑能力的同时，通过与俄罗斯签署进一步削减核武器相关协议，提出并倡导“无核武器世界”理念，重塑美国在核问题上的道德形象，恢复美国在国际核裁军和防扩散领域的影响力和领导权，重振国际防扩散努力，增进美国的安全。
三 对国际安全和防扩散的影响
奥巴马政府的核政策将对美俄战略安全关系、国际军控和裁军、大国之间的战略关系、国际防扩散机制等将产生一定的影响。
(一)对美俄战略安全关系的影响
尽管美俄达成新的削减战略武器协定有助于推动双方在较低的核军备水平上建立更加稳定的战略关系，进而在总体上改善美俄关系，但双方在反导、战术核武器谈判等诸多领域的分歧依然存在，相互之间的信任仍难以建立。
首先，在导弹防御问题上，俄罗斯仍坚持把落实新的削减战略武器协定与美国在欧洲部署导弹防御系统挂钩。
自2005年起，美俄之间就一直围绕布什政府在东欧部署导弹防御系统的计划产生激烈的冲突。2007年，布什政府宣布，计划在波兰部署10个改进的导弹拦截装置，在捷克部署雷达系统，以应对伊朗可能的导弹威胁。布什政府认为，美国在波兰部署的导弹拦截装置是针对伊朗，不会对俄罗斯战略核力量构成威胁。这一说法没有得到俄罗斯的认可。俄认为，俄罗斯的欧洲部分部署的几个防御力量处在该反导系统的拦截范围，而且美国还可能再部署反导系统，这将打破该地区的战略平衡。
奥巴马执政后，承诺他“将在部署导弹防御系统之前，确保任何导弹防御，包括东欧的导弹防御系统，是有效的，并且得到美国盟国的支持。”根据上述考虑，美国相应调整了导弹防御战略，将重点放在由拦截来自洲际弹道导弹的导弹防御系统转向拦截来自地区的中短程导弹威胁，即陆基中程防御(the Ground Midcourse Defense，GMD)系统。
在新的削减战略武器协定谈判中，俄罗斯坚持将削减战略进攻性武器与美国在东欧部署反导系统挂钩。在俄罗斯的坚决反对下，美国不得不做出重大让步。2009年9月17日，奥巴马宣布美国将放弃在波兰和捷克部署导弹拦截装置和雷达系统的计划，转而推出一项分阶段、更有针对性和操作性、更具效率的反导系统部署方案。2009年9月，奥巴马政府宣布，有意(intension)在波兰和南欧国家部署拦截导弹，但没有宣布具体部署日期和地点。2010年2月17日，在华盛顿召开的核威慑峰会上，美国国务院负责军控和国际安全事务的官员确认，美国将于2015年在罗马尼亚部署“萨姆－3”(Sam-3)陆基拦截导弹，2018年在波兰部署。2010年2月奥巴马政府发表的《弹道导弹防御评估》透露，美国将采取“分阶段部署”方式在欧洲部署导弹拦截系统。第一阶段包括正在部署的标准－3IA导弹拦截器，其最高速度为每秒3公里，由部署在地中海的“宙斯盾”舰上和2011年在南欧部署的雷达系统组成。第二阶段是2015年，在罗马尼亚部署20枚带有改进的“杀伤装置”的陆基标准－3ILA导弹。第三阶段是在2018年，在波兰和罗马尼亚部署目前正在开发的威力更大、速度更快(每秒4.5公里)的标准－3ILB型导弹。2010年4月5日，美国负责核力量和导弹防御政策的助理国防部长布拉德利・罗伯茨在众议院军事委员会举行的听证会上说，奥巴马政府正在尽可能地在欧洲部署海基和陆基反导系统，该系统将在2018年左右覆盖欧洲北约国家全境。
在美国的坚持下，新的削减战略武器协定对导弹防御系统没有作出任何规定。这导致俄军方和政府内不少人士的不满，认为俄罗斯在谈判中让步太多，对新协议是否增进了俄罗斯的安全持怀疑态度。俄外长拉夫罗夫在新的削减战略武器协定签订后重申，如果美国部署的导弹防御系统危害了俄罗斯的最高利益，俄保留退出削减战略武器协定的权利。美国导弹防御局执行局长大卫・阿尔特维格(David Alt-wegg)也承认，由于前两个阶段部署的反导系统不能有效拦截远程导弹，因而不会引起俄罗斯严重关切，但后两个阶段部署的反导系统将遭致俄罗斯反对，并影响美俄下一阶段的削减战略武器谈判。
其次，在削减战术核武器问题上，美俄之间的分歧依旧。奥巴马政府希望在新的削减战略武器协定获得美国参议院和俄罗斯联邦议会批准后与俄罗斯重启谈判，就双方达到新条约所规定的武器削减数量后继续就削减各自核武器展开磋商，并把削减战术核武器列入下一阶段谈判议程。美俄目前部署的战术核武器各为500枚和2000枚。长期以来，俄罗斯对美国和北约在常规力量上的优势一直持疑虑和担忧，用在欧洲部署战术核武器来弥补自己常规力量的不足。2010年2月5日，经俄总统梅德韦杰夫批准的新军事原则仍把北约作为主要的外来威胁。新军事原则强调，如果别国使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对俄罗斯或其盟国发动攻击或使用常规武器对俄联邦发动侵略从而危及俄国家生存，俄罗斯将保留用核武器进行反击的权利。因此，俄罗斯在谈判中坚持把削减战术核武器与北约的常规优势和美国在欧洲部署反导系统
挂钩，并要求美国必须首先从欧洲撤出战术核武器。美国则把在欧洲部署战术核武器作为联盟的义务和向北约盟国提供延伸核威慑的象征。虽然目前俄罗斯的领导层认为，俄罗斯的核武器远超出其实际需要的人日趋增多，但进一步削减俄罗斯核武器肯定会遭到俄军方的强烈反对。
此外，新的削减战略武器也难以消除美俄在北约东扩、伊朗核计划等问题上的分歧。
(二)对国际裁军和军控的影响
奥巴马政府核政策中的“无核武器世界”倡议及其实施步骤，对推动国际核军控和核裁军、进一步减少全球的核武器储备，降低核战争风险，维护大国之间的战略稳定具有一定积极的意义。但美发展先进常规武器能力建设，包括“全球即时打击”系统，有可能破坏大国之间的战略稳定性、引发新的军备竞赛。
首先，在军备竞赛中，历来存在着一种作用和反作用的关系。使一方感到安全的行动，几乎肯定会使另一方感到不安全。“全球即时打击”能力将非核武器作为一种威慑力量运用，扩大了美威慑战略运用的范围，同时其超强的打击能力破坏了现有的军事平衡，这必然引起一些国家对遭受打击的忧虑，从而刺激反措施的研究，或竞相开发相同的武器，或增加战略进攻性武器数量，或改善其性能，以增进自身的安全，达到新的军力平衡。一方对美“全球即时打击”的突破又将刺激美研制和部署更先进的打击能力，如此周而复始，从而产生无休止的军备竞赛；其次，高音速武器的发射由行时间太短，为对方留下的判定时间太少，增大了可能被误判而发生核战争的风险；最后，该系统有可能进一步引发外空军备竞赛。
(三)对大国之间核战略关系的影响
奥巴马带头削减核武器的目的之一是推动其他大国加入核裁军和核战略对话进程，虽然美俄新的削减战略武器协定大幅削减了双方的核武库，但其所拥有的核武器数量仍远远高于其他核武器国家，美国仍保持强大的核威慑能力，这将减弱其他有核国家参与多边核军控和核裁军的动力。
目前，美国大约部署了2200枚核弹头，还有相当数量的储备弹头。俄罗斯目前部署了大约2000-3000枚战略核弹头。两国许多核武器都保持高度戒备状态。在运载工具方面，根据美俄2008年削减战略武器条约声明，美国有550枚陆基弹道导弹，432枚海基弹道导弹(分布在14艘核潜艇上)，232架战略轰炸机，这些运载工具总共可发射5951枚核弹头。俄罗斯有470枚陆基弹道导弹，288枚海基导弹(分布在8艘核潜艇上)，79架战略轰炸机，总共可发射4138枚核弹头。上述核弹头和运载工具并不都是“实战部署的”(operational deployed)，但美国至少部署了2200枚战略核弹头，还有相当数量的弹头作为储备和数百件非战略核武器为了可能的“战场”使用。俄罗斯除部署的弹头外，还有约2000枚非战略核炸弹备用，另有8000枚储备或等待拆除的弹头。
另外，根据奥巴马政府在联合国《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审议会召开之际首次公布的美国核武库规模官方数字，美国目前拥有5113件核武器，此外还有约4500件核武器退役或等待拆除。
如果新协定获得美国参议院和俄罗斯联邦议会批准的话，美俄双方各自拥有的核弹头将不能超过1550枚，已部署和尚未部署的运载工具不能超过800件，双方将在第一次削减战略武器条约的基础上再次大幅削减各自的核武库。而且，奥巴马政府还拟进一步就削减核武器与俄展开谈判。但即使如此，美国拥有的核武器数量仍远远高于其他有核国家，美国还在延长核弹头寿命上增加投入，这无疑将减少其他有核国家加入多边裁军的动力。
奥巴马与俄罗斯签署新的削减战略武器协定的目的之一是对中国形成压力，希望通过美国带头进行核裁军，以推动中国参与多边核战略对话和核裁军进程。奥巴马政府在《核态势评估》中三次提及中国，希望加强中美在防扩散领域的合作，加强双边在核问题上的战略对话，提高中国核军备的透明度。美《核态势评估》称，中国是有核国家中目前唯一仍在进行核武器现代化的国家，而且中国核军备缺乏透明度，美国和中国的邻国对“目前中国军事现代化(包括在数量上和质量上推进其核能力的现代化)的速度和规模”感到忧虑，“中国核武库的规模远不及俄罗斯和美国，但中国的核计划在速度、规模、战略和指导方针上缺乏透明度，使其未来的战略目的受到质疑。”《核态势评估》不仅称“担忧中国的军事扩张路线”，而且认为中国在核武器开发和核战略方面缺乏透明度，“对中国未来的战略意图抱有疑虑”。因此，奥巴马政府认为，中国应该加强核透明，美国也“愿意就中国的核发展方向和核目的进行对话”。
中美在防止核扩散方面有共同的利益，中国也一贯支持全面、彻底销毁核武器、支持美俄通过谈判条约削减双方的核武库，并支持多边军控机制的建设，但反对借助核军控和裁军谋取战略优势。
(四)对国际防扩散机制的影响
过去的十年是国际防扩散努力陷于低迷的十年。奥巴马政府对美国核政策的调整及采取的一些措施，在客观上有利于重振国际防扩散努力，加强在核安全问题上的国际合作，但国际防扩散体制仍将面临严峻的挑战。
首先，冷战后一些中小国家进行核开发，主要是因为它们认为核武器能够增进其安全，同时核材料和核技术的流失使得这些国家相对容易地获得制造核武器的技术和材料。奥巴马政府倡导的“无核武器世界”所描绘的消除核武器的远景和美国带头削减核武器并不能消除这些国家进行核开发的动因，加上奥巴马政府没有放弃核威慑，这些国家是不会轻易放弃其核计划，地区防扩散形势依然严峻。
其次，冷战结束以来，美国等核大国过分强调防扩散，而不履行《核不扩散条约》的责任推动核裁军，对和平利用核能重视不够，导致元核国家的强烈不满，有核国和无核国之间的矛盾突出，对国际不扩散体制也将产生不利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