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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经济制度的内涵范文1
【关键词】有效提问 初中思想品德课堂 策略
课堂提问，是在课堂教学过程中，根据教学目的、学情等设计问题进行教学问答的一种教学形式。在课堂教学过程中，教师首先把完成教学目标的教学过程分解为一个个教学阶段，又把教学阶段分解为一个个教学步骤。这些步骤的不断推进，就构成了课堂教学进程的曲线。课堂提问是实施教学步骤的基本手段，正因为如此，人们认为它是课堂教学的“常规武器”，课堂提问适用于教学的各个环节。古人曰：学则带疑，小疑则小进，大疑则大进。疑，即疑惑，是现有知识与思维之间的矛盾，是学生学习知识的起点或开始，也是调动学生学习积极性、探究新知识的原动力。那么，在教学中如何激发学生的疑，让学生的思维泛起阵阵涟漪呢？这主要是通过教师的提问来实现的。
一、教师在课堂教学提问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目前是在思想品德课堂上教师容易从“满堂灌”到“满堂问”，教师对课堂提问的有效性认识不够，往往提出的问题既不能激发学生的兴趣，也不能引发学生的思考。笔者通过听取同科级成员的授课以及反思自身的课堂，发现存在以下问题：
1.提问随意性大
在一堂课中，有的教师提问多达二十多个问题，少则一两个甚至没有。根据什么需要设置问题？一些老师对此把握是模糊的、随意的。
例如，在讲《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时候，有老师会提出“我国有多少个少数民族？分别是哪些民族？”“你们知道不同面值的人民币上所印制的分别是哪些少数民族？”“我国少数民族的分布是怎么样的？”等等这类的问题。表面上，这些问题可以活跃课堂气氛，但事实上学生并没能从这些问题中掌握重点知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这一课重点要掌握的是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内容以及实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意义，而不是少数民族的内容。
因此，“设问”必须遵循“需要”，提问是让学生把握教学重点、难度和疑点的重要途径，不能为了活跃课堂气氛而随意设问。
2.提问缺乏思考的价值
有的提问缺乏探究性，不能引发学生思维活动，事实性问题比例较高，让学生独立思考、答案开放，或让学生进行分析、评价的问题比较少。
例如，在讲初三《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这一框题时，讲到民族精神的核心是爱国主义的内容时，有教师会提问：“升国旗是不是一种爱国的体现呢？”“我们应该热爱祖国吗？” 显而易见，类似的提问不仅无益于活跃思维、解决教学问题，反而会使课堂结构松散，学生注意力分散，甚至于只是让课堂添些混乱而已。这样缺乏思考价值的提问是课堂组织中要尽力避免的。
3.提问缺乏互动性
几乎没有教师为学生留出提问时间，也几乎没有学生主动提出问题，而教师反复重述或打断学生发言等现象却普遍存在。
对于这个问题，教师应学会教学中的“空白艺术”。“空白艺术”关键在于留给学生相当的时间，由学生自己对学习内容进行解析、消化，使学生由被动接受变为主动思考。教师放弃“满堂灌”“填鸭式”的传统教学方法，彻底克服教者“包办代替”、学者“生吞活剥”的现象。教师将由演员变成导演，学生则由台下的观众变成领衔主演，从而相互学习，达到互动效果。
二、有效提问的内涵
有效提问是指提出的问题能使人产生一种怀疑、困惑、焦虑、探索的心理状态，这种心理又驱使个体积极思维，不断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教师有效提问是指教师根据课堂教学的目标和内容，在课堂教学中创设良好的教育环境和氛围，精心设置问题情景，有计划地、针对性地、创造性地激发学生主动参与探究，不断提出问题、解决问题的课堂教学提问方式。
有效地提问，既可以调节课堂气氛，促进学生思考，激发学生求知欲望，培养学生口头表达能力，又能促进师生有效互动，及时地反馈教学信息，提高信息交流效益，从而大大增强课堂教学的实效性。那么教师在提问过程中应注意哪些方面呢？
三、课堂有效提问应注意的问题
1.所提问题应具有一定的针对性
所提问题的内容应包括学习的重点、难点、热点。以《富有活力的经济制度》为例，其重点是“基本经济制度的内容及意义”，难点是“理解当前不同的经济成分及其作用”。教师要围绕这些内容认真设计问题，巧妙提问，来充分调动学生的思维，拓展学生的视野。只有抓住重点、突破难点、联系热点地提问，才能激发学生不同角度的思维，从而拓宽学生的知识面，提高学生的学科素养。
2.提问应具有一定的深度
所提问题要有一定的深度，既要激发学生的好奇心、求知欲，又要使学生通过努力达到“最近发展区”。以《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为例，可以这样设问：我国为什么要对外开放？加入WTO对我国有什么影响，对我们的生活有什么影响？我国企业该如何应对？像这种难易适度的问题，就能拓展学生思维活动的广度和深度，能引导学生沿着符合逻辑的思路去分析和研究。
3.多重提问应有层次和梯度
教师设计问题应由易到难、由简到繁、由小到大、由表及里，层层推进，步步深入，从而“围歼”难点。如《基本经济制度》中讲各种经济成分时，先提出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是什么？怎样理解公有制和多种所有制经济？当学生能顺利完成这两个问题时，再引出我国基本经济制度的决定因素。让学生阅读后谈想法，并提出自己所困惑的问题，然后把学生提出的共性问题归纳为以下几个：怎样区分个体经济和私营经济？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体现在哪？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产生了什么影响？这样，把问题一个一个地提出，又一个一个地解决，让学生经历了一个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完整过程，既有利于启迪学生的思维，又提高了学生的智能素质。
4.提问应有探究性
为培养学生的创造性思维，所提问题应有一定的探究性。通过问题的设置，引导学生多角度、多途径寻求解决问题的方法，培养学生思维的发散性和灵活性。在学生解答完问题后，教师还应让学生利用课余时间进一步去探究。如：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对我国从事出口贸易的企业存在哪些机遇和挑战？中国企业该如何应对？请你为从事鞋类外贸企业的发展制定一份合理的经营战略等等。课后教师指导学生如何获取资料，怎样对所获资料进行分析、筛选、整理、加工，进而提出自己的新见解、新观点，并撰写小论文、小调查，还可组织交流或举行展示。通过开展探究性教学，既使学生学得了知识和技能，又使学生获得了探究的体验，培养了学生发现问题、提出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也有利于突破与创新能力的培养。
5.提问应把握时机
提问要选择恰当的时机，要与学习的内容和学生的实际一致，在学生处于“愤悱”状态的最佳时机进行提问。提问的课堂时机包括：学生学习情绪需要激发调动时;学生研究目标不明思维受阻时;需促进学生自我评价时。提问既要立足于学生共性问题，又要兼顾学生存在的富有探究性的问题，同时还应注意问题一定要适应学生个体的发展实际。
6.提问方式要灵活多样
提问的类型，按认知水平可分为知识水平（考查是什么）、理解水平（考查为什么）、应用水平（考查怎么用）、分析水平（考查分析能力）、综合水平（考查综合运用能力）和评价水平（考查评价能力）等六个由低到高不同层次水平的提问类型。
针对上述类型，教师应灵活选用不同的方式进行提问：
直问――就是开门见山、直截了当地提出问题。如：基本经济制度是什么？
曲问――就是转弯抹角，从侧面或反面提出问题。它有助于学生澄清概念、疏通思路，使学生沿着奇道曲径达到知识的深层与高层。如：基本经济制度与分配制度有什么区别与联系？
正问――就是从问题的正面设问。如：我国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有什么意义？
反问――就是从问题的反面设问。如：如果不允许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会给我国的经济局面带来什么变化？
追问――就是针对某一内容或问题，为了使学生弄懂弄通，往往在一问之后又再次提问，穷追不舍，直至学生真正理解为止……
7.提问反馈的及时
有的教师对学生回答得对错与否不作评价，马上又提出第二个问题叫学生回答，或者评价含糊其辞，叫学生如坠云雾，摸不着头脑;或者只说缺点，不说优点;或者过早把答案告诉学生，代替学生思维。正确的做法应当是，在学生经过思考、回答后，给予客观的、鼓励性的评价或必要的指引。
思维是智力的核心，有效的课堂提问是进行思想政治学科思维、语言训练，提高学生学习能力的一种有效的教学方法。教师通过科学的课堂提问，多角度、多层次地调动学生学习的内动力，加强教与学的和谐互动，能极大地提高教学的有效性。当然，课堂环境的多变性，也会使实际的课堂提问活动表现出更多的独特性和灵敏性。教师只有从根本上树立课堂提问的正确观念，在实践中充分发挥课堂提问的灵活性与有效性，才能事半功倍，更好地达到自己的预期目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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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万深山.新课程改革中初中政治教学的思考[J].中国科教创新导刊，2007（26）.
基本经济制度的内涵范文2
［论文摘要］国家经济安全是指一个国家经济战略利益的无风险或低风险的状态，表现为基本经济制度和经济没有受到严重损害，使得经济危机的风险因素处于可以控制的状态。基于此定义，可以设计出国家经济安全的两级评价指标体系及其不同的权重确定方法。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凸显了保证国家经济安全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准确地定义国家经济安全概念的内涵是建立科学的评价指标体系的前提条件。国内已有的关于国家经济安全的定义方式，混淆了国家经济安全与国家经济发展、国家经济稳定以及产业安全、区域经济安全等概念。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国家经济安全问题再度成为经济学界的研究热点之一。然而，由于已有的评价指标体系存在着混淆国家经济安全与国家经济发展、国家经济稳定等不足，使它不能在国家关于经济安全的决策中发挥应有的作用。而混淆三种评价指标体系的原因首先在于国家经济安全的定义方式不准确，这直接影响了对国家经济安全的内涵和两级评价指标的选择。
一、对已有定义方式的比较分析
学术界关于国家经济安全的定义尚未有定论，大致可以分为状态说、能力说等几大类。能力说侧重于动态评价，状态说侧重于静态评价。动态评价优于静态评价之处在于，它不仅着眼于今天，而且着眼于未来；不仅评价现在的能力，还可以评价未来的能力即潜力。缺点是能力只是实现国家经济安全的手段而非国家经济安全本身，因为有无实现国家经济安全的能力或能力大小，还要通过国家经济安全的状态来检验，具有强大的能力，只是具备了实现国家经济安全的可能性，不等于国家经济就安全了。例如，人们曾经认为美国实现国家经济安全的能力是最强的，但2007年，美国却不能预测和阻止次贷危机演变为全面的金融危机。当然，从静态上说，能力表现为状态；从动态上说，状态也是一种能力。例如，现在国家经济安全的良好状态是实现未来国家经济安全的能力之一。但未来国家经济安全是否良好，仍然不能用手段来证明。
国家经济安全的能力不仅是物质力，也包括变可能为现实的主观力，因此，评价能力难以得到比较全面的客观数据的支持，许多指标只能依靠主观打分。例如，关于国家经济安全“是指一个国家的经济竞争能力，一个国家经济抵御国内外各种干扰、威胁、侵袭的能力，一个国家得以存在并不断发展的国内、国际环境”［1］的定义，其中，第二、三个指标就很难主要运用客观数据进行评价。而状态作为结果，大部分可以用客观指标来反映，从而使建立定量评价指标体系更为容易，更能作出比较精确的判断，而这对于国家经济安全研究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国家经济安全是一个过程。例如，当我们对若干时间点的国家经济安全状态进行连续测度时，就可以得出某个时期国家经济安全变化的走势图，从而把握其实现或者受损的规律。但是，过程说依然以状态说为基础，因为每个测度点都是对这个时期国家经济安全状态的评价。
二、国家经济安全内涵和一级评价指标的再研究
虽然传统的状态说在国家经济安全定义方式上比较科学，但它在定义内涵的选择上却因为过于宽泛而缺乏可操作性。例如，状态说的多数定义认为：“国家经济安全是指国家的经济发展和经济利益不受内部和外部因素的破坏和威胁的状态”［2］，或者“指国家的经济发展所必需的内外诸要素的安全”［3］，这就把国家经济安全与国家经济发展的不同内涵混淆起来了。没有国家经济发展的确没有经济安全，然而仅仅有了经济发展，并不等于就有了国家经济安全。把国家经济安全等同于国家经济发展，其结果是，许多关于国家经济安全的评价指标体系换个名称就可以变成国家经济发展的评价指标体系，反之亦然。这种概念的混淆会影响到国家经济安全评价的准确性。
国家经济安全也不是国家一般的经济利益不受内部和外部因素的破坏和威胁的状态，而是重大特别是根本经济利益没有受到破坏和威胁的状态。赵英认为：“能够提到国家经济安全层面来认识，并由政府制定公共政策，甚至采取强硬手段予以支持的，只能是国家经济利益体系中的重大国家经济利益。”［4］雷家骕认为：“国家经济安全指一国作为一个独立的经济体的最为根本的经济利益不受伤害”。［5］因此，如果把一般经济利益受损也列为国家经济安全问题，国家经济安全研究就会因为漫无边际而不得要领，或者因为负担太重而影响其主要功能的发挥。
重大特别是根本的国家经济利益主要是指那些事关一个国家的经济前途和命运的战略利益，而能够对它们构成严重威胁的莫过于基本经济制度、经济受损和经济危机发生这三个主要方面。
1．基本经济制度
基本经济制度是把国家经济安全与国家经济发展区分开来的重要一级评价指标。由于国家属于上层建筑，使得国家经济安全风险不仅来自于生产力领域，而且首先是一个生产关系问题。郑通汉认为：“国家经济安全问题是个制度问题”［6］。
西方制度经济学家在研究国家经济安全问题时，也按照他们的价值观，把“自由在未来不会遭受侵害”［7］（P96）作为一个重要标准。经济制度是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的总和，而经济体制是一定经济制度所采取的组织结构和表现形式，反映的是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资源配置方式。国家经济发展属于生产力领域，它涉及经济体制而不涉及经济制度。
2．经济
经济是国家在经济领域的反映，对内主要表现为经济发展方针政策的自主制定权、经济活动的管辖权、重要资源和战略产业的控制权等，对外主要表现为国际经济秩序的平等制定权、国际市场的自由利用权等。
首先，经济是把国家经济安全与国家经济发展区分开来的又一种一级评价指标。因为当一国经济受到侵害时，该国经济往往仍然在发展甚至因为外资大量涌入而出现一时的繁荣。台湾地区的中华民国史以及西方《剑桥中华民国史》关于1927年到1937年是中国“黄金十年”的说法，主要根据就是这十年的国民经济发展速度。但这十年恰恰是帝国主义列强与中国大买办资产阶级相互勾结疯狂掠夺中国的十年，中国不仅经济而且政治都受到了严重侵犯，其间先后发生了日本帝国主义企图的“”和“”。20世纪80年代的拉丁美洲国家依附型经济发展模式通过盲目引进外资发展经济，一度取得了经济增长的高速度，但却付出了经济受到较大损害的代价。这些情况表明，经济发展不等于经济安全，如果一国经济受到严重损害导致经济不安全，就迟早会影响经济发展。
其次，把经济作为国家经济安全独有的一级评价指标，也有利于把国家经济安全与区域经济安全和产业安全区别开来。因为区域经济作为一国的地方经济，它的安全一般不涉及经济问题；非战略产业安全较少涉及经济问题，战略产业安全涉及经济问题但不能独自维护它。例如，应对国际经济禁运和封锁就非某个具体产业或企业力所能及，它属于国家经济安全甚至国防安全的范畴。再如，粮食和石油在产业安全的视角下，主要是一般商品，但在国家经济安全的视角下却主要是公共品甚至是国防公共品。
3．经济危机
经济危机风险状况也是国家经济安全独有的一级评价指标，因为经济危机意味着经济发展的暂时中断。经济危机风险状况指标还把国家经济安全与国家经济稳定区别开来。国家经济出现不稳定并不等于经济出现危机。从两者产生的原因来看，导致经济不稳定的因素相对要多一些，但烈度要小；导致经济危机的因素相对要少，但烈度却要大许多。在两者的应对手段上，治理经济不稳定主要靠宏观调控中的经济、法律等措施，而治理经济危机则主要靠宏观调控中的计划、行政等措施。在实现机构上，国家经济稳定主要靠宏观经济部门，而国家经济安全除了宏观经济部门之外，还需要有政治、外交乃至国防部门参加。
因此，国家经济安全在内涵上指的是一个国家经济战略利益的无风险或低风险的状态，主要表现为基本经济制度和经济没有受到严重损害，导致经济危机的风险处于可控状态。这一定义及一级评价指标体系的再选择，使我们能够较好地把国家经济安全的概念同国家经济发展、国家经济稳定以及区域经济安全、产业安全等区别开来，从而为二级评价指标体系的再选择奠定基础。
三、国家经济安全二级评价指标的再选择
除了定义方式和内涵方面的原因外，国家经济安全的评价指标体系容易与国家经济发展或者经济稳定相混淆，还同经济安全状况和经济危机风险状况下的二级评价指标与国家经济发展或者经济稳定之间存在着联系有着直接的关系。
下面分别展开分析。
1．经济安全状况下的二级评价指标这些评价指标主要包括：
（1）经济方针政策的自主制定率。它可以测度一国自主决定本国经济发展方针的状态。
（2）重要国际经济组织的投票权重。它可以测度一国是否能够平等地参与国际经济秩序的制定。
（3）重要海峡无危险通过率。它可以测度一国自由利用国际通道的程度。
（4）重要资源的外资勘探率和开采率。它可以测度一国有效掌握自己重要资源的状态。
（5）战略产业中的外资比重。它可以测度一国有效掌握自己战略产业的程度。
（6）被歧视性反倾销率、被歧视性反补贴率、对外投资的非国民待遇率。它们可以测度一国自由利用国际市场的状态。
上述指标中，有效掌握本国战略产业的指标似乎与国家经济发展或者经济稳定中的垄断程度指标相重合，但实际上，它们之间有较大的不同。因为反垄断规范的对象不仅是外资企业，也有内资企业，维护的是国内市场的竞争秩序，而国内市场竞争秩序与国家经济安全不是同等的概念。因此，尽管美国先后颁布了《谢尔曼法》、《克莱顿法》、《联邦贸易委员会法》、《哈特·斯考特·罗迪诺反托拉斯改进法》等反垄断法，但仍然于1988年通过了修正《1950年国防生产法》第721条的《艾克森－弗罗里奥国家安全法案》，2007年又通过了《外国投资与国家安全法》。
再如，自由利用国际市场的指标似乎与国家经济发展或者经济稳定中的进出口和投资、引资指标相重合，但细分下去仍然是不同的。国家经济安全中的“自由利用国际市场”主要不是从进出口和投资、引资数额方面来评价，而是通过被歧视性反倾销率、被歧视性反补贴率、对外投资的非国民待遇率等二级评价指标来判别的。而自由利用国际通道的二级评价指标更是国家经济发展或者经济稳定中所没有的，因为从一般的进出口额上分析问题，能否自由利用国际通道的因素已经被抽象掉了。
也可以考虑将有效掌握自己的重要资源、有效掌握自己的战略产业、自由利用国际市场这三个指标合并，设立GNP（国民生产总值）这个综合性指标。该指标作为一国国民在本土内外的所有产值，可以较好地反映外资对该国重要资源、战略产业的控制情况以及该国国民在国际市场遭受歧视的情况，而GDP指标在这里是无能为力的。2．经济危机风险状况下的二级评价指标这些评价指标主要包括：
（1）GDP负增长率。因为经济危机本质上是生产过剩的危机，GDP负增长是其最重要的表现。
（2）采购经理指数、失业率。这两项指标可以进一步测度经济危机对企业和就业的损害程度。
（3）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负增长率。这也是经济危机的重要表现，因此，扩大对社会固定资产的投资成为政府应对经济危机的重要措施。
（4）财政赤字率。经济危机爆发后，政府采取各种扩大公共开支的措施，势必造成或者加大财政赤字率。相对于前几个指标虽然有时滞性，但财政赤字率提高却是经济危机发生后的普遍现象之一。
（5）通货膨胀率。财政赤字率增加、税收减少，一般会促使政府采取通货膨胀的措施。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全面爆发后，一些已无利率可降的西方发达国家中央银行实行的所谓“定量宽松”政策，就是实施通货膨胀的委婉说法。
（6）物价指数。通货膨胀与物价上涨虽然不是同一个概念，但后者是前者最为直接的结果。（7）金融资产缩水率。在全球化时代，虚拟经济迅速膨胀，经济危机越来越表现为金融危机，因此，金融资产缩水已经成为现代经济危机的最重要现象之一。
（8）贸易收支赤字率、资本收支赤字率。这两项指标对一些加工贸易型的国家受国际经济危机影响的程度具有很好的指示作用。
（9）外汇资产安全率、外债偿付安全率。这两项指标可以测度经济危机对一些外向型国家的损害程度。
虽然上述评价指标与国家经济发展或者经济稳定有一些重合，但是它们之间的阈值是不同的。如果说经济发展的阈值是“微起微落”，经济稳定是“小起小落”，那么，经济危机则表现为“大起大落”。因此，在指标方向设计上，经济发展基本上是正指标，经济稳定以正指标为主，而经济危机则以负指标为主。另外，经济发展或者经济稳定除了重合指标外，也有许多经济危机所不具有的评价指标。
四、小结和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通过对国家经济安全定义和评价指标的再选择，可以将国家经济安全的两级评价指标体系概括于表3。
在表3的基础上，还有以下一些问题需要进一步研究：
1．国家经济安全评价指标体系的完整性与全面性的关系需要进一步研究
完整性指的是面面俱到，全面性指的是涵盖了评价指标体系的主要方面，但不是方方面面。表3中的二级评价指标不能说应有尽有，却涵盖了国家经济安全评价的主要方面。未来应根据国家经济安全实践的需要，进一步补充能够提高主要评价方面精确度的指标，但不应该追求面面俱到，因为“预警指标过多，不仅会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延长预警周期，难以及时预警，而且还会降低预警效率，降低预警的可行性，难以达到预警的目的”。［9］
2．国家经济安全的两级评价指标体系的权重如何确定需要进一步研究
现在大致有两种确定多指标权重的方法：
第一，两级评价指标体系分别采用不同的权重确定方法。第一级评价体系的指标少，可以采用主观赋值法特别是专家打分法来确定它们之间的权重。一般来说，一个国家在未开放条件下，内源性风险大于外源性风险；在开放条件下，外源性风险则要大于内源性风险。因此，俄罗斯1996年10月公布国家经济安全指标体系时，由于既没有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又深深陷入苏联解体后的经济危机中，因此，24个指标中只有6个是外源性风险指标，其余都是内源性风险指标。
基本经济制度的内涵范文3
[关键词]马克思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比较
马克思经济学和新制度经济学都以制度为研究对象，它们之间存在着某些相似之处，但也存在着许多根本性的区别。研究两种理论的异同，在坚持马克思经济学的同时，借鉴新制度经济学的合理因素，对于我国的经济建设和理论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理论体系比较
(一)逻辑起点和起始范畴
任何经济学理论体系都有其逻辑起点和相应的起始范畴或概念。
1《资本论》体系的逻辑起点
《资本论》体系的逻辑起点是商品理论，其起始范畴既不是资本，也不是产权，而是“商品”。当然，这个“商品”是资本主义的商品，不是前资本主义社会存在过的商品。马克思认为，“商品”是整个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最一般的形式，“商品”范畴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最一般的范畴，在其中包含了能够发展成为资本主义矛盾的各种矛盾或矛盾的萌芽。
这一逻辑起点是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历史演变顺序一致的。商品既是马克思资本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也是资本关系发展、演变的现实起点。资本并非一开始就表现为资本，它经过劳动力的购买并实现了货币的增殖，才转化为资本。资本主义的占有规律也是由商品所有权规律演变而来的。所以，商品关系是资本关系的历史演变的现实起点。
马克思分析了商品的二重性和决定商品二重性的劳动二重性，揭示了蕴涵在商品中的矛盾：使用价值与价值的矛盾、具体劳动与抽象劳动的矛盾、私人劳动与社会劳动的矛盾。从而建立了科学的劳动价值论，而资本的一切矛盾，也在商品分析中得到初步的揭示。这些矛盾正是资本内在矛盾的胚芽，是资本矛盾最抽象和最一般的形式。
2制度经济学的逻辑起点
制度经济学的逻辑起点，是对企业性质和存在原因的分析，“企业”是其起始范畴。
“企业”是一种组织，是市场经济中的主要的微观主体或经济细胞。正统微观经济学对企业的研究构成了其厂商理论，但它把企业视为一个既定的主体，一个既定的存在，一个与其他个体一样的追求利益最大化者来看待，它所分析的是企业如何运行以达到利润最大化。至于企业的本质是什么?为什么会产生?企业内部的组织结构如何?正统经济学没有回答。科斯的理论构建，则从探讨企业的本质及产生原因开始。
制度经济学的核心是交易费用理论，“交易”是其对经济活动分析的基本单元，又是现实经济活动中最普遍、最一般的活动。科斯从企业分析开始切入，对企业本质、产生及规模变动原因的逻辑追问，直接引出了“交易费用”的存在，从而修正或否定了正统经济学的“零交易费用假设”，也开始了交易费用理论的构建。“交易费用”理论是整个制度经济学的基础，后面的分析都是围绕着各种各样的交易及其成本展开的。科斯认为，市场交易不一定在任何情况下都是最优的或最有效的。因为市场交易本身是有代价的，即存在交易费用。然而，为什么不能把所有交易都纳入企业内部呢?因为企业内部交易也是有成本的。于是，在二者之间就有选择的必要，企业规模与市场交易就有一个边际均衡点。这样就进入了交易方式或交易规则的选择问题，也就是制度选择问题了。
科斯在分析“企业本质”、“企业存在及规模变动原因”等问题时，已经将“交易费用理论”的基本框架建立起来了，后继的其他产权经济学家无非做了两个方面的工作，要么补充和完善交易费用理论，要么是将这一理论作为分析工具，运用到其他具体领域。
(二)核心范畴
马克思经济学的核心范畴是“资本”与“剩余价值”。它们本质上是一个范畴。因为“资本”是“能够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剩余价值体现的关系就是资本关系。而对“资本”和“剩余价值”的分析也就是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即对资本产权制度的分析。
产权经济学的核心范畴是“交易”与“交易费用”。不过，与“资本”和“剩余价值”的关系不一样，“交易费用”并非是“交易”的本质，“交易”是人们从事的活动，“交易费用”是人们在活动中消耗的资源或代价。“交易费用”只是揭示了“交易”中有成本这一事实而已。
(三)理论主线
所谓理论主线是指贯穿一个理论体系的逻辑主线，它将各个理论构件或组成部分串成一个整体。
《资本论》的逻辑主线是对剩余价值或资本增殖的分析，剩余价值理论是贯穿整个体系的主线。整个《资本论》，从头到尾，都以剩余价值的分析为核心。从总体框架看，《资本论》第一卷研究资本如何增殖或剩余价值如何产生；第二卷研究剩余价值如何通过流通，使其增殖部分得以实现；第三卷研究剩余价值如何在不同的资本家阶层之间分配；第四卷研究剩余价值理论的发展史。其不同卷、篇、章、节中的具体理论，也都贯穿这一主线。
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主线是产权的交易费用分析，交易费用理论贯穿在其理论体系中任何一个组成部分。
两条主线各自在其理论体系中发生作用的方式或把理论构件联系起来的方式是有差异的。
剩余价值理论是作为马克思经济学一切理论构件的内核而存在的，它是任何一个理论组成部分的实质。例如，劳动价值论是为剩余价值理论奠基的，揭示商品价值的源泉，其真正目的和作用在于揭示剩余价值的源泉；对资本生产过程的考察，实际上是研究剩余价值生产的理论；对资本循环、周转，对资本再生产的分析，是为了研究剩余价值实现的规律；对利息、利润、地租等的分析，是研究剩余价值在资本家阶层分享的转化形式。
“交易费用”并非每个理论构件的实际内容，而是其中的方法或工具。用它分析企业内部治理结构，构建企业产权理论；分析制度变迁，构建制度变迁理论，等等。
(四)主要理论组成部分
马克思经济学体系的组成有两种划分意见：一是按《资本论》四卷的逻辑顺序，分成剩余价值生产理论、剩余价值流通或实现理论、剩余价值分配或分割理论和剩余价值理论史；另一种则超越四卷的先后顺序，将其划分为劳动价值理论、剩余价值理论、再生产理论、资本积累理论、经济周期和经济危机理论、资本主义发展趋势理论等。两种划分都能成立，而且不矛盾。
制度经济学的理论构件是松散的。“交易费用理论”是其核心部分。以交易费用理论作为工具分析的理论，包括：(1)企业性质理论；(2)企业产权结构理论；(3)制度变迁理论；(4)法律经济学等。
二、方法论比较
从整体上看，两种理论范式建立在不同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基础上，有着不同的分析方法、概念和理论逻辑。
马克思经济学的基本方法论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其含义和内容一般概括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上层建筑也反作用于经济基础。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的变化都是由客观规律决定的，具有必然性，最终的决定因素是生产力，人类社会的不同历史时期，生产力发展状况不同，生产关系和支配分配、交换关系的规律也不同。这是一种唯物主义的和整体主义的分析方法。
新制度经济学的基本哲学基础是个人主义、功利主义和自由主义。三者合一，本质是自由地追求个人功利。它遵循的是古典主义的个体分析方法。这种方法认为，一切社会现象都应追索到它们的个人行为基础，都必须从个人的角度来分析阐发；个人的目的或偏好是经济学分析的出发点和基石，必须把个人的有目的性放在首位。因为，个人根据他们自己的利益采取行动，个人的有目的性乃是一切社会行为的起因。
三、产权理论比较
马克思经济学的产权与新制度经济学定义的产权有许多共同之处。(1)它们都认为产权是财产权，不是单一的权利，而是一系列权利的组合体；(2)它们都认为产权可以分解；(3)它们都认为产权是一种法权。尽管如此，通过比较，我们还会发现二者有许多不同之处(一)产权的本质
马克思经济学认为生产资料的归属是所有制的本质规定，财产权利是所有制的法律形式，经济上的所有制关系决定法律上的财产权利。而诺斯则认为“产权的本质是一种排他性的权利”，是一种私有权。产权是其制度理论的核心范畴，并认为法权(产权)关系决定经济关系。
(二)产权的形成
马克思经济学认为所有制及所有权(产权)的形成与发展同社会生产力水平及变化相联系。而诺斯则认为“产权的出现是国家统治者的欲望与交换当事人努力降低交易费用的企图彼此合作的结果”。
(三)产权的功能
马克思经济学强调所有制对社会制度的性质以及社会公平的影响。而新制度经济学则强调产权的激励功能与效率功能。
四、制度变迁理论比较
新制度经济学的制度变迁理论仍然是建立在经济人假设基础上的。(1)经济人是制度变迁理论的基点，只有个人才进行选择和行动，集体是无法选择和行动的；(2)与经济人相联系的成本一收益法是“标准经济学方法”，也是制度变迁理论的核心分析方法；(3)制度变迁取决于制度需求与制度供给的平衡，是制度非均衡走向均衡的过程，是经济人在成本约束下追求收益最大化的趋利过程；(4)国家拥有利用暴力“规定和强制实施所有权的地位”，它以提供“保护”和“公正”的服务换取统治者的收益，一旦制度创新会使统治者私人收益超过私人成本，制度调整就势必发生；(5)意识形态是个人与其环境达成协议的一种节约费用的工具，它有利于克服搭便车问题，并在一定程度上解决资源的非市场配置及降低社会经济运转的费用。
马克思经济学认为：(1)人类的生产活动是“一切历史的基本条件”，因此，人类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变迁，主要应由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方式的变迁来解释；(2)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引起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与激化，从而引起社会经济制度乃至社会经济形态的变革与革命；(3)人类社会的两大基本矛盾，在社会经济关系中，主要体现在不同社会利益集团之间的矛盾或不同阶级之间的矛盾，不同的社会生产方式决定了不同社会制度变革的性质、方式和程度；(4)制度变迁的主体是代表生产力的社会集团或阶级，阶级斗争在制度变迁中起着杠杆作用；(5)制度变迁的动力源泉在于现有的各种法权关系或社会制度不能适应潜在生产力的实现和发展，致使掌握新的生产力的社会集团为获取自己所能控制的、潜在的、新的收益而推动制度的变革；(6)由于社会基本矛盾和不同社会利益集团矛盾的性质不同，决定了制度变迁的方式是不同的；(7)尽管国家、社会意识形态对制度变迁有一定的推动作用，并且不同的民族文化差异会影响到制度变迁的模式与方式，但起决定性作用的仍是社会生产方式，生产方式的差异是世界各民族文化差别与制度变迁模式差别的客观根据与决定因素。
五、几点结论
1马克思经济学从人类社会历史变迁的宽广角度，研究资本主义制度的产生、发展与灭亡的规律，着重分析资本与雇佣劳动、资本家与工人阶级的对立，指明社会制度变迁的方向，为无产阶级的解放提供思想武器；而新制度经济学则是在肯定资本主义制度的基础上，研究如何修补、完善私有产权制度，以减少制度的磨擦，提高经济绩效。前者是宏观的、整体的、深刻的，对人类社会基本经济制度的变迁具有很强的解释力；后者是微观的、个体的、精细的，对调整企业、个人和政府之间的关系，提高经济效益，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2马克思经济学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历史唯物主义出发，引入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范畴，分析了人们在历史形成的生产方式中所处的不同地位及其相互关系，分析了由这种关系所决定的不同的利益集团或阶级，揭示这些集团和阶级在生产力发展过程中相互关系的变化，从而较好地解释了人类历史上重大社会制度的变动。
但由于它把研究的重点放在揭示资本主义制度的内部矛盾、发展规律和发展趋势上，而对资本家之间、资本家的企业与企业之间以及像个人的心理活动、行为选择等微观个体的行动特征的揭示，没有列入自己的分析框架内，或者没有作为自己研究的重点，因而，它对基本经济制度相对稳定条件下的、日常的、微观的企业制度变迁缺少针对性较强的分析。
3新制度经济学以个体主义的分析方法来解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解释制度变迁的原因与机制，强调个人理性与个人选择在制度变迁中的作用，把制度变迁归结为个人之间相互博弈与相互交易的结果；但它没有分析决定个人理性与个人选择的社会经济条件，以为个人可以随意地进行选择，这就难免陷入唯心主义泥坑，无法解释社会经济制度变迁的内在动因与实现条件。
不过，新制度经济学对企业与企业之间的关系以及个人心理、行为特征及其对制度选择和制度变迁的影响的分析，对于在社会基本经济制度相对稳定情况下的企业制度和产权结构的微调，仍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基本经济制度的内涵范文4
要］由于制度(安排)对于制度环境的“嵌入性”，企业制度演进不仅遵循了效率追求的逻辑，而且还是制度环境选择的结果。因此，企业制度具有非普适性，特色企业制度的形成成为一种必然。
［关 键 词］嵌入性 制度环境选择 非普适性 中国特色
对现实存在的多样化企业制度模式进行比较制度（Historical and Comparative Institutional Analysis，简称HCIA）［1］表明，企业制度是在效率追求基础上制度环境选择的结果。以新学（ New Sociology of Economic Life）［2］的视角透视，发现企业制度是“嵌入”［3］于宏观制度环境当中的，企业制度只有同制度环境高度契合才有效率。由此可以合理推论：企业制度具有非普适性；在中国特殊的制度环境下，也必然会形成中国特色的企业制度。
一、历史考察：企业制度是效率逻辑支配下制度环境选择的结果
企业制度首先是企业效率追求的产物。这就是说效率追求是企业制度演进的基本动力，因此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必须采取相应不同的制度安排才可以实现效率最大化的企业目标。历史考察也证明，企业制度从最初的个人业主制、合伙制到公司制的演变过程，本质上也就是一个效率驱动和效率选择的过程。更进一步现代企业认为，企业制度的基本逻辑，就是要在企业利益相关者之间，以各产权主体所拥有的谈判实力为依据，通过某种再谈判机制达成一种多方合意的博弈均衡，最大限度地降低交易成本，最大限度地促进激励兼容，从而最大限度地实现企业的效率目标。
上面的分析暗示，效率追求是选择何种企业制度的最终标准，因而在某一特定的历史阶段，其和形式都应该是一致的，也就是说有效的企业制度只应该有一种共同的模式。但这一结论并不符合企业经济实践的现实。观察表明，当前世界各国不仅存在显著多样化的企业制度模式，而且其经济绩效同样显著。比如发达国家公司治理的英美模式和大陆模式的并存。原因何在？
一般来说，决定企业“真实利益相关者”［4］及其不同博弈均衡格局进而不同企业制度的因素，主要包括资源禀赋或生产要素特性、技术特征以及宏观制度环境。其中，生产要素的特性，包括相对稀缺性、对企业剩余创造的贡献、可控制和可监测性等参数对企业制度的，是现代企业理论着重考察的对象之一并已达到比较完备的程度。但是，生产要素特性与企业制度之间的关系一般不以国别而不同，也就是说在同一历史它同技术因素一样对企业制度的影响作用是普适的，并且经济全球化条件下技术和生产要素的高度流动性，也大大减弱了它们造成企业制度显著不同的可能。事实上，企业生产不仅如科斯所言是带有制度结构的，而且企业生产及其制度结构也都是处于特定的制度环境当中的。最终我们发现，不同国家制度环境之间的异质性区别才是形成不同企业制度模式的主要根源。
对现实企业制度进行历史比较制度分析证实了我们的这一判断。以同样有效率的美国和日德公司治理模式的比较为例，从形式上看，美国公司治理模式的突出特征是股权分散和外部治理，中介机构在公司治理中的作用微乎其微；相反公司治理的日德模式其主要特征是：集中的所有权结构、法人相互持股、机构投资者主要是银行在公司治理中发挥着主导作用。很明显单纯从效率选择的角度已经无法完全解释这一差异现象，事实上是制度环境的因素在这里发挥作用。一般来说，现代公司制企业要求尽可能集聚社会资本，同时还要尽量规避经营的风险，理论上讲资本市场和银行等金融中介机构都可以供给资本集聚和风险规避这两大功能。事实上，金融中介机构在美国历史上几乎没有发生过重大的积极作用，一般认为交易成本更加高昂的外部治理在美国公司中大行其道，表面看来是美国的和政策严格约束了金融机构的增长，但更深层次的追溯发现，其根本原因在于美国民众普遍存在的强调自由和平民主义、反对垄断力量控制产业组织的价值观和美国民选制度、三权分立的选举程序。［5］相反，金融机构对企业的控制所以在日德企业中普遍存在，其原因也不外是资本市场发育的相对滞后，以及两国都经历过较长的封建专制主义时期因而社会成员对垄断尤其是金融机构力量的集中远没有美国民众那般敏感。［6］
最终我们发现，在对企业制度进行价值判断的上应该坚持“存在即合理”原则，任何一种企业制度模式都只有在相应制度环境下才有效率而不可能具有普适性。二、阐释：制度的“嵌入性”与其“建构”［7］过程
上述可知，任何一种企业制度都只有在相应制度环境下才有效率而不可能具有普适性和一般性的意义。
尽管事实上制度环境的不同才是造成企业制度间差异的主要原因，但企业理论作为西方企业理论所本来固有的“一维性”色彩，以及众多国家迷惑于西方发达国家企业绩效的眩目光环而对其制度的盲目追随，却严重了经济理论对制度环境与企业制度之间的契合关系以及异质性制度环境条件下企业制度不同模式的关注和考察。经济学领域的这一缺陷，被新经济社会学敏锐的感知并捕捉，并运用“嵌入性”和“社会建构”理论对其进行了修正。
新经济社会学依据现实的启发提供了对企业的一个新的视角。新经济社会学认为，从宏观方面看，经济组织都是“嵌入”在社会之中的，经济制度本质上是“社会建构”的；从微观方面看，现实的经济行为人既不是经济学的“经济人”，这是一种“社会化不足”［8］的观点；也不是传统社会学所假定的“社会人”，这是一种“过度社会化”［9］的观点；现实的人都是带有和社会属性的经济人。可见，如果说传统经济学主要遵循了个体主义的论的话，那么新经济社会学则依据现实整合了整体主义的方法和个体主义的方法。新经济社会学的理论使企业研究更加逼近现实，这解释了许多传统经济学不能解释或难以彻底解释的许多经济现象。
总体上，新经济社会学和经济学的结合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能的。新经济社会学首先提供了一个宏观制度背景的维度，这正是对经济学自身所固有一维色彩的扬弃或有益补充；其次，修正经济学的理性选择理论，整合经济学的“经济理性”和新经济社会学的“社会理性”，以“效用最大化”替代狭隘的“利益最大化”，实现人的选择集或效用函数的多元化，就可以对现实人的选择过程展开；再次，在新制度经济学和博弈论的平台上，在对经济生活的分析中把社会性变量纳入进去，就可以对现实的多样化制度安排作出合理解释。就是说，与传统经济学出于个体主义的方法论和对经济人的单维度界定而对制度创新的
单维度经济人唯一的博弈均衡最优制度安排
的特定路径不同，现实经济组织制度创新的路径事实上是：
多样化制度环境不同经济人行为特征多重均衡样式多样化次优制度安排
这就是说，给定不同社会制度演进路径和制度环境的异质性区别，经济主体之间交易的博弈可能会存在多个均衡点或者多重的均衡样式，从而形成各自不同的制度安排，并且虽然不一定臻至那种理想的最优效率的境界，但在相应的制度环境下也都是最具有“适应性效率”［10］的，也就是说特定情境下“次优选择”即是“最优选择”。
对于西方社会而言，由于其制度变迁的演进性质，也由于其许多国家都具有相同或类似的文化渊源，其制度创新过程一般不涉及“异质性”制度环境之间的碰撞和摩擦。因此，虽然事实上其制度系统仅仅代表了特定制度环境下的特定制度均衡样式，其企业制度也仅仅意味着“企业制度特殊”， 但在其发达经济的眩目光环之下，由其自身“致命的自负”以及后发国家的盲目崇拜，却被不恰当地赋予了普适性和一般性的色彩。而对于许多后发转轨国家，一方面其制度演进路径就与西方社会存在很大的不同，因此其企业制度建设必然是一种“过程”的创新；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其制度环境与西方社会存在巨大的差别，与此适应，企业制度创新也必然是一种“目标”的创新，也就是说只可能有一种与特定制度环境高度契合的企业制度形式是最有效的，而决不能把西方的某些经验和做法不加分析地拿来为我所用。事实上，虽然后发国家企业制度建设对西方经验的借鉴不可避免，但是引进来的制度安排要想真正有效发挥作用，其一般也要经过一个特定的制度创新过程：首先，附着其上的那些与西方制度环境相适应的制度特征将被逐步剥离；其次，引进制度也必然会逐步打上本国特定制度环境的烙印从而逐步实现企业制度的适应性效率。
具体来说，不同企业制度模式的宏观制度根源，主要是通过对企业内部利益相关者博弈格局的影响来体现出来的。这也就是说，在不同的制度环境下，企业的真实利益相关者及其谈判实力和博弈均衡状况会有显著的不同，并进而体现在企业契约和企业制度当中。一个典型的案例，是在东南亚一带普遍存在着的家族制企业。东南亚各国或地区的家族制企业与一般所说的家族制企业并不完全相同：后者主要体现了一种纯粹的交易成本节约的逻辑，世界任何地方的初创企业都可能会采用，而前者则主要是一个文化地理上的概念，其后潜藏着特殊文化背景的深层根源。这就是说，在家文化传统相当浓厚的东南亚一带，经济行为人所拥有的家族、血缘关系以及忠诚、信义、情感这些特殊人力资本的“质”和“量”，是判定其是否企业真实利益相关者的重要标准，也是决定其在企业利益相关者博弈格局中地位和作用的重要因素，并体现于企业契约、企业制度以及企业治理结构的方方面面当中。这一逻辑也可以对其他的企业制度模式作出合理的解释。三、前瞻思考：特色的制度
如前述，由于企业组织对于的嵌入性质，在异质性或多样化的制度环境当中，企业制度一般将获得多样的特殊实现形式最终形成不同的企业制度模式。中国制度演进的路径和制度环境与西方国家的区别尤为显著，由此我们断定中国特色的企业制度将会是一种必然。
尽管如此，但是，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处于转轨期的大国，其复杂制度变迁过程中新旧制度之间的交互作用、制度均衡格局的变动不居、充盈其间的种种变数，都使得对企业制度中国特色的把握难之又难。不过，考虑到中国基本经济制度的稳定性和文化传统的深远渊源，我们也可以依据与此做一些初步的前瞻性思考。
第一，社会主义的和谐竞争理念与企业利益相关者之间“共赢”的利益格局
同一般而言制度环境“决定”企业制度特殊的“消极”含义相比，社会主义条件下中国特色的企业制度建设应当内涵一种特定的“积极”意蕴。就是说，居于后发转轨国家的位置，在企业制度的建设过程中，我们应当也可以用社会主义的价值追求和政府主动的制度创新，来尽量避免马克思所严厉批判过的，那种资本主义初期曾严重存在的种种紧张、矛盾、冲突所付出的巨额交易成本甚至由此造成的灾难，比如说古典企业当中劳资双方之间的种种斗争现象，而应当反过来主动地倡导一种和谐的理念，通过相关的制度设置，在中国现代企业当中形成一种各利益相关者共赢的利益格局。这是因为，在传统经济学那里，由于每个人都追求自己的私利，因此“每个人都妨碍别人利益的实现，这种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冲突所造成的结果，不是普遍的肯定，而是普遍的否定”［11］。这种自斯密以来逐渐形成的“竞争”的经济学体系，在较大程度上包含着霍布斯所谓“个人永远处于所有人反对所有人的战争之中”的悲观主义理念。而事实上，不仅在现实生活中人们之间的“合作”同“竞争”同样的广泛，而且由于合作是人们之间展开可持续性竞争的普遍基本框架，“合作”更加符合人类的终极价值追求。［12］
第二，我国基本经济制度与企业治理的“劳动者参与”
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对我国企业制度将会有非常重要的。虽然我国社会主义尚处于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还不能达到经典作家所设想的个人在全社会范围内实现对生产条件的社会的直接的结合，劳动还是人谋生的手段，而不是人生存的第一需要，但是，毕竟我国的社会性质是社会主义的，在生产力还不够发达的现阶段，企业制度即使不能臻至劳动者主导的理想境界，也必然会因由公有制主导的基本经济制度，在相当程度上关心劳动者的诉求、关照劳动者的命运、关注劳动者的地位，从而促进劳动者对企业治理的参与，形成“劳动者参与”的鲜明企业制度特色。
第三，我国文化传统与企业制度的家族色彩
家文化体现了中国文化传统的突出特征，几千年文化传统的社会心理积淀作为一种非正式制度环境对嵌入其中的经济行为人进而企业制度都产生着重大影响。一方面，在不同制度框架下活动着的经济人其选择集是不同，对于侵家文化传统几千年的中国人来说其选择集中一个至关重要的就是信任、忠诚、情义，或者说是家族范围内部的利他主义世界观，这是一种内化了的精神效用；另一方面，嵌入家文化非正式制度之中的企业，其经济行为人所拥有的家族关系，以及所拥有的信任、忠诚、情义这样一种特殊人力资本的质和量，是企业据以判定自身真实利益相关者的一条重要标准，也是一种据以分配物质资源、经济利益和企业剩余的重要标准，由此成为影响企业利益相关者谈判格局和博弈均衡格局的决定性因素，使企业治理打上鲜明的家族烙印。显然，这种意义上的家族企业和一般所理解的在企业发展初期阶段为了节约交易成本而采取的家族式管理具有本质的不同，也更具有旺盛的生命力。不可否认，家族式企业治理方式在成功地避免企业成员的机会主义行为、节约交易成本、提高企业绩效等方面的同时，也存在不少内生性的制度缺陷。但是，这只是说明我们需要根据新的情况对既有的家族制度进行创新以提高其“适应性”，而决不意味着我们对家族式企业制度模式的有效性视而不见甚至否定。我们认为，从总体上讲，在正处于新旧制度转型期的中国社会，在由于制度真空因而以一种异化了的方式引进西方那种个人主义的价值观结果形成社会普遍信用缺失的情况下，家族式企业制度模式可能更主要地发挥着一种积极的作用。
注 释：
⑴ 参见：王东，《美国日本的比较制度》，载《评论》2002年第二期。
⑵⑶⑺⑻⑼ 参见：张其仔，《新经济学》，社会出版社2001年版。
⑷ 杨瑞龙，《企业的利益相关者及其》，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p132。
⑸⑹ 参见：孙早，《公司治理结构：经济效率与制度适应的统一》，载《湖南社会科学》2000年第六期。
⑽ “适应性效率”是说，当某一种制度能在不同的环境下得以生存和，那么该制度就是有效率的；假定生产费用不变，一个具有适应性能力的制度从投入来看就是最能节约交易费用的制度。由于一种有效率的行为都是在一定的制度环境下作出的；同一种制度安排在不同的制度环境下会有不同的效率表现；制度安排只有“适应”制度环境才能最大限度地节约交易成本，因此动态地看，制度安排只有同制度环境高度契合才有效率。本文对制度的“适应性效率”作此理解。
基本经济制度的内涵范文5
【关键词】经济发展 文化动力 中国
我国经济增长理论在研究过程中指出，文化是经济发展的外生变量，同时，关系着经济发展水平。因而在此基础上，要求我国在发展过程中为了提升整体生产力及经济发展速度，应注重将文化动力作为支撑条件，创造良好的经济发展空间，且从技术进步、制度变迁、劳动力素质提升等层面入手来应对传统经济发展模式下凸显出的相应问题。以下就是对中国经济发展中文化动力的详细阐述，望其能为我国经济的持续发展提供有利的文字参考。
一、文化的基本经济功能
就当前的现状来看，文化的基本经济功能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导向功能，即文化动力的形成有助于引导经济个体在思想、行为形成过程中规范自身整体目标，并结合现实未来的发展，逐步探索经济发展过程。同时，文化亦有助于推动经济个体思想的统一发展，为此，在当前经济个体间关系调整过程中应着重提高对此问题的重视程度，且将文化作为精神力量，推进经济领域的进一步发展；
第二，凝聚功能，即由于企业、社会、劳动力等在产生过程中存在着一定的差异性特征，继而由此影响到了经济发展质量。为此，文化动力的形成有助于从规范、目标、情感等角度出发，引导社会劳动力在成长过程中不断调整自身社会意识、价值观念、心理素质等，且在文化语言、思维等的导向下，促使当代企业在可持续发展过程中为了稳固自身在市场竞争中的地位，建构良好的企业文化氛围，由此引导分散的劳动力逐渐趋于凝聚的发展方向；
第三，规范功能，即文化可作为精神力量对社会关系、社会制度等进行调整，由此达到最佳的社会发展状态。
二、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的文化困境
就当前的现状来看，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的文化动力遇到了困境问题，其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中国文化在传承过程中逐渐呈现出当代文化与传统文化割裂的现象，即传统的市场经济运作环境下所形成的利己性、盲目性特征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了人们良好价值观念的形成，为此，需要依附传统文化导向作用对其进行修正，例如，利用传统文化厚德载物、重利轻义观念对市场经济运作环境进行修正处理，但由于当前传统文化在传播过程中逐渐被忽视，即与当代中国文化发展存在断层问题，最终由此影响到了中国传统文化导向作用的发挥。
其次，当代中国文化在发展过程中仍然处在不突出的发展状态下，即基于西方文化思想的冲击，“民主”、“自由”、“人权”等西方观念在一定程度上动摇了我国文化的地位，继而由此影响到了其对经济市场运作环境的修正。为此，我国在经济市场运作过程中应着重提高对此问题的重视程度。
三、中国经济发展的文化动力作用发挥路径
（一）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导向
当代中国文化在传播与发展过程中逐渐呈现出文化冲击问题影响到了经济市场的运作，因而在此基础上，为了更好的发挥文化导向作用，要求我国在经济市场发展过程中应注重强调先进文化的发展，即结合社会主义核心机制体系，引导中国文化逐渐趋向于现代化、未来化、世界化的发展趋势，最终就此增强社会主义文化内涵及精神动力，引导中国劳动力在发展过程中不断调整自身观念，更好的投身于经济发展环境下，提升整体经济发展水平。同时，在利用中国先进的文化指导经济发展过程中，亦应注重将现代化建设作为指标，且从内容、形式等多角度出发对文化动力进行调整，从而由此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感染力，满足经济发展条件。此外，为了增强中国经济发展水平在国际市场竞争中的地位，亦应注重结合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及价值观念增强现代文化的包容性、亲和性，并合理吸收外来文化，最终更好的推进经济领域的发展。
（二）以民族精神为基础条件
在世界经济发展背景下，新经济制度逐渐涌现出来，因而在此基础上，为了实现对当代市场经济运作环境的导向，中国文化在发展过程中应逐步融入现代经济精神、和谐经济环境等，由此增强经济文化内涵的丰富度，促使其更好地引导社会经济环境的发展。同时，传统的民族精神在传播过程中逐渐凸显出否定现代经济谋利动机等特点，因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了其导向及支撑作用的发挥，为此，应注重正确对待西方文化所带来的冲击影响，例如，正确认识西方经济价值观念等，且将健康文明经济发展观设定为文化动力发展方向，由此来确保中国文化与经济发展环境的相适应性，达到最佳的经济发展状态。另外，由于民族精神有助于激发劳动力奉献精神，因而当代文化在指导经济发展过程中，应注重综合国家利益影响因素，并将民族精神中所蕴含的人文情怀、整体观念贯穿于经济生产观形成过程中，由此推进经济领域的进一步发展。
四、结论
综上可知，中国文化在指导经济发展过程中逐渐呈现出中国传统文化被忽视的现象，继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了经济市场环境的稳定运作。为此，为了提升整体经济发展水平，要求我国在发展先进文化过程中应注重将民族精神、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作为基础条件，从而打造良好的文化发展空间，并推进科学化、文明化经济发展观念的形成，最终就此引导经济市场运作环境的有序发展，并引导其在文化动力的导向下，坚守长远利益，树立可持续发展观。
参考文献：
[1]陈淳.从“专业”到“通业”：当前文明探源的理论、方法与实践[J].历史研究，2012，12（03）.
基本经济制度的内涵范文6
关键词：国有资产；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
中图分类号：F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4）08-00-02
国有资产，是我国国民经济最基本和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关联着国计民生，对于整个宏观经济运行体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罗璇，2013）。重视国有资产的发展，不仅可以直接作用于经济体的内生拉动，也有利于我国整个经济领域的发展与活跃度的增加。
一、国有资产和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内涵
广义的国有资产，即国有财产，是国家以各种形式投资以及收益、拨款、接收馈赠、凭借国家权力取得或者依据法律认定的各种类型的财产或财产权力。狭义上的国有资产，仅仅包括广义国有资产的第一部分，即因国家对企业的投资而依法所拥有的资本以及权益（陈鸿，2012）。
固相上的国有资产仅以一种经济资源的形势存在，若无有效的管理和利用，也无法充分发挥国有资产在国民经济中的主导性作用，可见科学的、合理的管理体制建设是十分必要的。形成健全有效的国有资产管理运行机制的关键在于不断完善现阶段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国有资产管理体制，主要调控产权为国家所有的经济资源以及配置运行的过程（冯琳媛，2013），为了实现根据国民经济的协调、健康、快速和发展的客观需要以及加强国有资产管理的需要，合理正确地划分各级行政单位以及各级、各类国有资产管理机构的职责权限（王超，2012），使管理机构在享受其法律赋予权力的同时受到责任制约，责权一致，继而减少推诿的现象。
建立健全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只是完成了管理最基本的工作，提供了框架，而完成整个管理过程还需要建立一套完整的运行机制。根据我国的国情，现阶段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运行模式是三层次二分级的管理模式。（许桂娟，刘洋，2005）三层次主要包括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国有资产经营公司以及国有企业。首先，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作为履行国有资产管理决策和领导职能的机构，是国有资产的所有者主体；其次，国有资产经营公司，是作为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的机构，主要承担国有资产的运营工作，以及代表国家行使一部分的决策权；然后，国有企业，是国有资产经营公司的机构，即国有资产经营公司作为出资方，国有企业作为经营生产方，形成产权契约的关系。由此可知，三者形成二个分级的委托-关系，即第一个是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与国有资产经营公司所形成的委托-关系，第二个是国有资产经营公司以及国有企业所形成的。正是基于三层次以及二分级的管理体制，改善了政府的治理模式，创新了公司制度，促进了国民经济的发展，完善了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
二、新一轮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的探索
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出台，把国有资产管理改革的思路引向了资本管理的新高度，更加注重资本运作的合理性和规范性，提出组建若干国有资本运营公司，支持有条件的国有企业改组为国有资本投资公司（陈庆，安林，2014）。这对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管理体系、监督体系和运营体系提出了新的要求和新的规划。为此，各地对国有资产管理主要从广义与狭义两个层面展开了新的探索与建设。
（一）国有资产证券化的有序推动
国有资产，作为产权归国家所有的各类财产或财产权力，提供了经济发展的基础性和物质性的作用。但是，仅作为一种静态的物质，是需要结合经济体的运转与流动来体现其强大功能的。把国有资产运转流动起来，使其成为动态的物质，即国有资本，才能带来源源不断的经济效益。再者，市场经济，其本质就是交换，只有流动与交换，才能实现商品或者服务的价值增值，资本也不例外。为加快推进国有资产证券化的进程，一是在树立国有资产证券化的意识，明确资产证券化发展思路的基础上，强化扶持政策，营造利用国内外多层次资本市场，推动企业上市；二是积极探索，推动企业通过多种创新方式拓展融资渠道，化解流动性风险；三是突出重点，培育上市后备资源，推动国资监管企业整体上市、核心资产上市或引进战略投资者，成为公众公司，实现投资主体多元化、经营机制市场化。
（二）企业战略重组与后续问题的处理
国有资产的管理，主要是以国有企业为主要载体的管理，对国有企业的管理也是国有资产管理的难点与重点所在。只有重视改革，才能搞活国有资产，促进国有经济发展。其中，推进企业的战略重组是改革的核心环节。通过企业战略重组，完成股权变更、工商登记等后续工作，实现企业的转型升级，进一步理顺机制，促进企业做大做强。同时，指导监督企业既积极又审慎地引入战略投资者，形成多元股权结构，通过其他利益主体的逐利本能来提高资产使用效率。
此外，针对已进行企业重组的公司，一是跟进企业战略重组协议的执行情况，督促推进项目建设，实现企业的转型升级。二是健全企业重组体制，推进企业发展方式的转变，并明确重组后的企业功能定位、战略发展，有效规避生产与经营风险、财务风险和市场风险。同时，在处理后续问题中，政府也作为协调工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主要通过加强领导，严格把好关口，加大政府督导力度等方面，协助后续工作的完成。
三、新一轮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的突出问题
回顾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改革创新历程，已有的成绩突破为下一步改革提供了可借鉴的经验，但是，从十报告中提出的进一步完善各类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可知，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改革尚未彻底、尚未充分，还需要继续弥补缺陷与不足。主要从现有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三个层次进行阐述存在的不足。
（一）政出多门，国有资产缺乏统一监管机构
社会主义制度决定了国家所拥有的财产或财产权利应归于全体人民所有。但人人都是所有者，也导致了人人都不为其所有物负责，并在现实中人们普遍错误地认为国家所有就是归国家，与自己无关，也就不关心这些财产，因而这些财产也不存在具体真正实际拥有者。然而，即使是国家所有，由国家来管理，但是有些国家机关与部门，不愿意放弃其对国有资产的控制权和收益，想成为国有资产的所有者，因而国有资产的出资人由多部门来分担，这就必然导致了多头管理，责任不明，相互推诿，效率低下的后果。在我国很多地方，普遍存在着国有资产的收益权由财政部门行使，投资决策权由管委会、政府行使，人事权由组织人事部门行使的现象，国有资产所有者的各项权能被人为分割，多部门管理，责任不清，缺乏一个具体、明确的承担者，没有单独一个部门统一行使国有资产出资人的权利，导致出资人依然不到位，无人负责的状况仍未真正解决。
（二）国有资产经营公司市场定位不明确
国有资产经营公司，作为国有资产所有者授权的国有资产的运营机构，在实际运行中，依然存在一些问题。目前，在我国很多地方，国有资产运营公司运作不规范，有回归行政主管部门的危险。同时，由于授权经营偏多，既不利于集约管理和规模经营，也不利于整合资源优势，难以实现国有资产的统一管理。这些原因导致了国有资产经营公司不能较好地分析市场需求，细分市场，实现市场的准确定位。
（三）角色错位，企业的经营自得不到真正落实
虽然自以来，国家对国有企业开始普遍放权，增加国有企业的自主经营全，但是由于以下两点原因导致企业自一直得不到真正的落实。一方面是国有资产相关主管部门作为政府机构既行使社会、行政管理职能，同时又行使国有资产出资人的职责，政企不分，角色混乱；另一方面，国有资产经营公司和授权经营的集团在实际运作中，往往既当“老板”，又当“婆婆”，仍然摆脱不了用行政手段管理企业的旧习惯，再加上投资主体多元化的滞后导致公司法人治理结构普遍形同虚设，使得企业的法人财产权和经营自仍然得不到保证，企业的效益还不尽如人意。
四、新一轮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的路径分析
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深化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是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重大任务。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目标是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需要，是与时俱进、水到渠成的，它对于进一步解决经济体制改革深层次矛盾和问题提供了体制基础。根据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要求，要坚持和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
（一）健全国有资本管理体制
为解决国有资产出资人的缺位与虚置，首先需要健全企业国有资本出资人制度，合理界定企业国有资产监管范围，并按照出资关系规范监管方式，落实监管责任、创新监管模式，形成规则统一、权责明确、分类分层、规范透明的国有资产监管体系。其次，提高国有企业的活力和质量，增强国有资本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第三，树立行政事业单位经营性资产，推进各类经营性和资源型资产纳入国资监管体系，对政府投资形成的公共资源和政府掌握的可生产收益的资源进行市场化运作，实现资源变资产、资产变资本转变，确保国有资产保值增值
（二）大力推动国有资产证券化
规范国有资产运营公司的实际运作，加强国有资产所有者的监督作用，需要强化政策扶持，营造利用资本市场的良好氛围，积极探索推动国资监管企业通过多种创新方式拓展融资渠道，化解流动性风险。其次，突出重点，培育上市后备资源，推动国资监管企业整体上市或核心资产上市，公布财务报告，披露真实信息，进而督促国有资产运营工作的运作，更好地发展国有经济。
（三）加快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
坚持公有制在所有制结构中占主体地位，是由我国的国家性质所决定的，这也决定了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性质。根据我国的国情，物质水平无法满足人们的需要，需要继续发展生产力，大力发展生产力。因而，在公有制为主体地位的经济制度下，还需要加快发展混合所有制。具体需要做好以下三个方面的工作：一是建立健全归属清晰、权责明确、保护严格、流转顺畅的现代产权制度，鉴定产权，权责明确，构建一个公平、竞争、有序的创业致富的环境，吸引更多私营企业加入社会生产，激活他们的积极性和活力。二是依法保护非公经济财产权，促进非公经济的发展。三是鼓励民间资本参与国有企业改制上市及参与上市公司的增发、重组，使上市公司成为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重要形式。同时，允许非国有资本参股国有资本投资项目，鼓励混合所有制经济实行企业员工持股，形成资本所有者和劳动者利益共同体。
总的来说，健全产权制度是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的根本，推动国有资产证券化是改革的动力，坚持公有制和发展混合所有制是基本，三者相结合，才能解决现实中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问题。改革好国有资产管理体制，不仅能够搞活国有企业，而且还能带动政府经济的改革，因而是关键与中介。改革好这个中介，搞活了国有企业，促进了我国工业化的进程，也促进了我国现代化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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