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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法大纲的意义范文1
关键词：民生主义 新民主主义 经济纲领
一、两个经济纲领的相似之处
（一）两者都对提出了对土地问题的方案，喊出了“平均地权”与“耕者有其田”的口号。民生主义经济纲领学习了当时的俄国，实行“耕者有其田”的政策，将全国土地下分给农民，以此争取农民阶级基础，达到彻底的革命。
新民主主义经济纲领同样围绕“耕者有其田”的思想，并在在革命斗争中依据不同任务和形势，逐渐对地主阶级进行改造。在对中国社会基本问题进行深刻分析的基础上提出“平均地权”的方针，认为中国革命的中心内容就是没收地主阶级土地归农民所有，而且中国经济的发展也离不开这一根本道路。
（二）两个纲领都反对立即消灭私有制。民生主义对于私人资本采取的是保护发展和限制并举的措施，认为“凡夫事物之可以委诸个人，或其较国家经营为宜者，应任个人为之，由国家奖励，而以法律保护之”。同时也强调了对于资本家加以限制和节制，以免“少数人占经济之势力，垄断社会之富源”。①
新民主主义经济纲领反对立即消灭私有制，主张“节制资本”。因为当时中国经济还十分落后，对私有财产还不具备没收条件。所以在法律范围内的都以鼓励和保护为主，并把保护民族工商业作为三大经济纲领政策之一。
（三）两个经济纲领都反对大的私人资本。民生主义经济纲领主张发展国家资本，把全国矿业、工业、交通等有垄断独占性质的都归为国营，以此防止操纵国民生计的资本、私人大资本或垄断资本的形成和出现。
新民主主义革命是无产阶级及其政党领导的反帝反封的民主革命，其前途是社会主义。因此经济纲领第一条就是没收官僚资本的大银行、大工业、大商业归新民主主义国家所有，将国营经济发展成为整个国民经济的领导力量。
（四）两者都注重改善工人生活，协调劳资关系。孙中山提出资本家不得克扣工资，不得侵害劳工休息等权利，应当让劳工得到基本的劳动所得，在养老教育医疗等方面得到保障，努力使两者关系进一步调和；
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是新民主主义国民经济发展的总目标，一切工作都要紧紧围绕这个目标展开。在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制度下，应该兼顾工人与企业的利益，调节劳资之间的利害关系，使劳资双方都能为发展工业而共同努力。
（五）两个经济纲领都提倡建立广大劳动人民的合作制度。孙中山认为劳动人民所需要的一般商品，都要从商人那里获得，这样商人便会大肆牟利。所以为了防止商家垄断，提倡团结工人与农民共同在农业、工业、交易、银行等各方面进行合作，组织消费和生产合作社。
新民主主义经济纲领提倡在“耕者有其田”的基础上组织发展各种合作经济。我国几千年来的封建经济基础就是个体经济，而个体经济是无法对抗资产阶级垄断牟利的，如果不打破这种模式，农民问题就不能的到解决，只有进行逐渐地集体化才能打破这种禁锢。因此，达到集体化的而唯一道路，依据列宁所说，就是经过合作社。建立各个层级的合作社领导机关，逐渐引导个体经济进行合作，向现代化和集体化的方向发展。
二、两个经济纲领的区别
民生主义经济纲领与新民主主义经济纲领尽管在大部分内容上同轨，但是它们之间由于实践基础和代表的阶级立场不同，仍存在很多差别。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而：
首先，在土地问题上，民生主义经济纲领企图和平的解决地主和农民之间的矛盾冲突，没有一个彻底的土地革命纲领。一方面提出“耕者有其田”，另一方面又不想让地主阶级受到损失。而新民主主义经济纲领则把“没收封建阶级的土地归农民所有”列为三大经济纲领之一，明确规定没收地主的土地，分配给无地或少地的农民。
其次，在节制资本、防止大资本或垄断资本问题上，民生主义经济纲领认为当时并没出现垄断的大资本家，所以其经济纲领以预防为主，并且认为只要国家管理资本发展资本，人民利益就不会与资本家相冲突。
新民主主义经济纲领则认为，应当对大资本或垄断资本进行没收。当然，这也与时代的不同有关系。新民主主义经济纲领提出到发展之时，中国产生了许多的垄断资本，他们操纵了当时很大部分的国计民生，如蒋宋孔陈四大家族，几乎垄断了全国的经济命脉。因此没收官僚垄断资本归新民主主义国家所有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三大经济纲领之一。
最后，在对待外国资本问题上，民生主义经济纲领有着对外国资本的依赖，认为按中国现有的资本无法支撑发展铁路、工业、矿业等大技术大工业。因此，主张欢迎外资和外国人才“以外资从事建设生利事业”，“用外人办理工商事业”，这样也就使得其经济纲领有着对帝国主义的依赖和妥协。
新民主主义经济纲领则没有明确提出利用外资的政策。认为新中国“必须一边倒”，“中国人不是倒向帝国主义一边，就是倒向社会主义一边，绝无例外。骑墙是不行的，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②从孙中山先生向资本主义国家呼吁援助的失败经验总结中得出英美等国的资本家们需要赚钱赚利息来解救自身的危机，不可能对我们进行真正的援助。
三、两个经济纲领对我国当代经济建设的启发
首先，关心农民，重视农业发展。农业发展是经济发展中的重中之重，关乎亿万人吃饭的问题，两个经济纲领都提出了解决农民十分关心的土地问题的办法，建立了各项土地法规，确立了合理的土地分配机制，出台了很多与农业有关的具体细则。当前虽然中国政府依然十分重视农业，重视“三农”问题、加大农业基础工程投资、出台了许多农业方面的政策，但是整个中国农业“软环境”依然发育不良。如一般民众对务农的偏见思想造成农村人口流失严重、务农人员老龄化、一些地区农田因无人耕种而荒废；再如，国内普遍存在一些地方政府为了提高政绩进行盲目的招商引资和面子工程建设，大量农田被征收进行工程建设或变为商业用地。要解决这些问题，党和国家政府必须加大对农业建设的宣传力度，扭转民众对农业的传统思想，完善农业法规制度，统筹城乡的协调发展，鼓励相关专家教授和年轻知识分子深入农村基层，为农业建设提供更多的人力和专业技术上的支持。
其二，注重民生，构建和谐社会。不可否认，两个经济纲领都十分重视民生问题，关心人民最切身的利益。如民生主义经济纲领提出了设立社会救济保障机制、提高工人工资待遇、维护工人的正常权益等政策；新民主主义经济纲领提出了“减租减息”、减轻农民税负负担，“发展生产，保障供给”“精兵简政”等政策，这些都大大的改善了民生环境，帮助老百姓解决温饱等问题。当今社会的民生问题还是屡见不鲜，找不到工作，上不起学，住不起房，生不起病，饮食安全等问题己经严重影响到了国民的幸福感。因此，构建和谐社会，就要解决好民生问题。通过免除城市义务教育阶段学杂费，加快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加强食品质量和安全的监督，进一步完善基本医疗卫生和社会保障制度等措施让广大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
其三，尊重规律，推动经济发展的多样性与创新性。两个经济纲领在进行经济建设时都主张遵循规律，循序渐进。如两者都提出了有关劳资两利，公私兼顾，城乡互助的思想，鼓励建立合作制经济，主张在国家控制经济的前提下推动私人经济的发展，这符合当时中国生产力的实际情况，有利于提高人民积极性，有效防止了在绝对“左”的经济思想控制下产生。目前，我国生产力水平已经得到了质的飞跃，人民生活水平有了巨大改善，科技的进步和信息化的普及为生产力的发展提供了巨大动力，与此同时也提出了新的挑战。我国应在不违反生产力的自然规律、不破坏自然环境的前提下利用科技成果和互联网信息化的飞速发展不断创新生产力，推动多样化的经济发展，达到经济上的“百花齐放”和绿色发展的目的。
其四，实事求是，立足国情发展经济。孙中山曾经意图效仿俄国发展经济，但后来意识到俄国的战时共产主义很多方面与中国国情不符。建国后，共产党也并非一开始就照搬苏联，而是采用了符合中国国情的过渡经济政策，完成了三大改造，顺利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当下，国内外环境复杂，中国的经济发展形势十分严峻。改革开放以来，许多欧美国家的经济思想不断向我国渗入、传递资本主义文化，国内一些人们在思想上出现一定的动摇，甚至有人提出全盘西化，搞所谓的“西方民主”。历史证明要真正推动中国经济的发展必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它是我党从革命时期到和平发展时期一步一个脚印摸索出来的。况且，没有任何经济模式是一成不变的，即便在十分重视市场调节的欧美国家，他们在面对经济危机时也不得不使用国家的宏观调控手段来化解危机。目前，我国在整个世界经济大颓势影响下，也出现了经济下滑和增速放缓，但我国今后的经济调整政策尤其是在经济改革的攻坚时期，也仍然要坚持本国基本国情，坚持中国特色，不可照搬也不可守旧。
其五，重视公平正义，平衡社会利益。正所谓国不患贫，而患不公，绝大部分的财富让少数人掌握则会导致社会金字塔的崩塌。所以两个经济纲领都意识到了当时社会的贫富差距问题，他们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来解决这个问题，如“均田地”、“节制资本”等，它们一方面为无产者、农民、工人提供机会，一方面限制私人对财富的过度占有。改革开发以来，国家鼓励多种所有制经济的发展，造就了一些企业家、商人，也产生了贫富差距问题、社会风气问题、问题，社会矛盾相比以前越加突出。在深化改革的关键期，我国应在防止“左”的经济思想、在不损害合法收入和尊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前提下，加强国家调控能力，注重对社会资源的合理分配，平衡好社会各行业各阶层的利益，加大对社会贫苦群众的扶助，严惩，杜绝金钱权力左右司法公平的现象发生。
注释：
①《孙中山全集》第6卷，第338页；第9卷，第253， 28页；第2卷，第120页。
②《选集》第4卷，第1477-1480页。
参考文献：
[1].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2]孙中山.孙中山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
[3]孙中山.孙中山全集[M].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社，1986.
[4]马萍.新民主主义经济纲领的内容及独创性探真[J].中州学刊，2006，（07）.
[5]刘贞晔.孙中山民生主义经济纲领与邓小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之比较[J].学术论坛，1994，（05）.
[6]工丽荣.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与实践[M].武汉人学出版，1994.
土地法大纲的意义范文2
关键词：本土历史文化资源；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教学
中图分类号：G64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1580（2015）11―0087―03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以下简称“纲要”）作为“05新方案”的一门新课程，主要讲授中国近代以来抵御外国侵略、争取中华民族独立、黑暗反动统治、实现人民解放和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帮助学生了解国史、国情，深刻领会历史和人民是怎样选择了马克思主义，选择了中国共产党，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教社政〔2005〕5号文件和教社政〔2005〕9号文件）。可见“纲要”课作为一门思想政治理论课，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更多地突出以史育人。学习党史和国史，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并把党和国家各项事业继续推向前进的必修课。
要达到“纲要”课的教学目的和最终的教育目的，不断增强高等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的针对性、实效性、说服力、感染力就成了必然。《中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加强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队伍建设的意见》（教社科[2008]5号）在切实提高教学水平方面强调：“完善实践教学制度。……各类博物馆、纪念馆、展览馆、烈士陵园等有教育意义的场所，要对开展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实行免票。”根据中央相关文件精神，作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我们都清楚地知道，将本土历史文化资源融入“纲要”课教学是一个增强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针对性、实效性和说服力、感染力的切实可行的方法。
本土历史文化资源是特定地区在较长历史时期积淀而形成的、具有一定特色的区域性资源，包括历史文化遗址和遗迹、博物馆、纪念馆、烈士陵园、文献、档案、古建筑、老照片、报纸杂志、书信、日记、音像史料、口述史料等，具有鲜明的精神导向和思想熏陶作用。是“纲要”课对大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生动、具体的材料，是大学生了解本地区历史概貌和人文精神的主要信息库。
众所周知，任何一所高校都处在特定的社会文化环境中，作为高校的主体――学生也是特定环境中的人。他们对身边的事物往往会有较多感性认知乃至于认同，对学校所在地的历史文化资源有一种自然而然的亲近感和认同感，即使不是出生在学校所在地的学生，也会对当地的历史文化有一定的亲近感。正是因为本土历史文化资源能使大学生置身于其中、亲临其境而具有不可替代的、近距离的“亲和力”，所以成为一种富有潜力和特色的优势教育资源。我结合多年来在“纲要”教学中的实践、面临的困难和思考，以嘉应学院为例谈谈本土历史文化资源在“纲要”教学中的应用。
一、读观历史――以本土历史文化资源熏陶大学生
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强调感性认识应上升为理性认识。结合“纲要”课程相关内容，教师可进行拓展、延伸性的教学活动，有目的地推荐大学生阅读中国近现代史上重要的梅州名人的传记，查阅梅州爱国人士和民众在近现代革命斗争史中的事迹，深入了解他（她）们的主要思想以及对中国近现代历史乃至于今天的影响。如讲第一章“反对外国侵略斗争”之前，布置学生读抗日保台志士丘逢甲和我国近代史上著名爱国诗人、杰出外交家、政治家和教育家黄遵宪的生平传记；讲第二章“对国家出路的早期探索”之前，布置学生读太平天国天王洪秀全和近代洋务运动先驱丁日昌的生平传记；讲第三章“辛亥革命与君主专制制度的终结”之前，布置学生读辛亥革命元老、中国现代教育奠基人何子渊和青年时就加入中国同盟会、投身辛亥革命和讨袁护法等一系列活动的古直的生平传记；讲到中编前，布置学生读参加过第一、二次东征的古大存，参加过两次东征、北伐的抗日名将罗卓英，北伐、抗日名将黄琪翔和淞沪会战中以“八百壮士”死守上海四行仓库的抗日将领谢晋元将军等人的生平传记；讲到下编前，布置学生读开国元勋元帅的生平传记。通过读史活动，可使学生在感知、了解历史的基础上，多方面获取对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深刻认识，从而树立正确的历史是非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懂得为人处事的道理。每次读史后，要求学生把阅读心得写成文章，并进行小组或班级交流。这种活动大大地拓宽了学生的知识面，培养了他们的学习兴趣，提高了他们的思辨能力和理解、综合能力，强化了他们坚持自学的意志品质，从而使学生对中国近现代国史国情的认识深化、内化。
感悟历史，是“纲要”课教学的基本目标之一。在布置读史之外，教师还可充分利用网络资源，结合“纲要”课程特定的教学内容，在课堂内或课堂外（侧重于课堂外）组织或推荐大学生观看反映中国近现代梅州历史名人的经典影视作品，为学生再现生动的历史画卷，在观看的过程中，让学生具体地、充分地感受历史场景。其目的为两方面：一是让学生有一种身临其境的感受，真切地体会到历史人物当时的心境和历史事件的演变，使“死去”的历史知识变得生动鲜活起来，最终加深学生对所学知识的认知感，提升其认知度；二是培养学生爱乡、爱国的情操，在思想情感上引起其共鸣，促使其形成朴素的乡土观念，提升其民族情感，增强其历史使命感。在每次看完后，老师要组织学生畅谈感想，在交流与共鸣中，达到培养学生高尚情操和思想的目的。
二、课堂教学――将本土历史文化资源作为生动的教学材料
根据“纲要”课具体内容与本土历史文化资源的内在关联，在讲述本课程内容时恰当地插入本土历史文化史料的相关内容。例如在讲授第一章中“资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军事侵略”时，教师可插入讲解甲午战争惨败清廷割弃台湾后，抗日保台志士丘逢甲所作的《春愁》，并朗诵：“春愁难遣强看山，往事心惊泪欲潸。四万万人同一哭，去年今日割台湾。”让学生体会那种切肤之痛，激发他们的爱国情感。还可捎带讲到在十届人大二次会议期间，总理吟诵了这首诗，阐明两岸同胞的骨肉之情，在海内外所产生强烈反响的事情，让学生进一步明白台湾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台湾与大陆是一家，两岸统一是历史的必然。结合“纲要”第一章中的“资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军事侵略”和第二章中的“戊戌维新运动”，教师可插入讲授黄遵宪的相关事迹，让学生通过了解他所写的《悲平壤》《哀旅顺》《哭威海》《台湾行》《渡辽将军歌》等关于中日甲午战争的一系列诗作，明白作者心里所充满的爱国主义激情和深挚的忧国焦思，理解作者的爱国主义精神和在近代中国外交史上做出的重大贡献所具有的深远的政治影响力。在讲第二章中的“太平天国农民战争”时，教师讲授太平天国的早期领袖，分析这支“客家”属性较浓的农民队伍，和学生一起探讨左宗棠所说“太平天国起于嘉应（即今梅州），也灭于嘉应”的原因。讲第六章“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时，插入淞沪会战中以“八百壮士”死守上海四行仓库的谢晋元将军事迹。讲到下编时，插入开国元勋元帅的生平事迹。总之，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如能恰当、适当地补充一些具有不可替代的、近距离的、颇具“亲和力”的本土历史文化史料，大学生就会感觉亲切、真实，而颇感兴趣。因为本土历史文化资料符合大学生的心理需要而产生了价值认同感，从而激发了他们学习“纲要”课的积极性、主动性，同时加深了他们对课程内容的认知和理解，最终对大学生起到加强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的作用。
将本土历史文化资源融入课堂，不仅表现在教师在课堂上恰当地讲授，也可以表现在让大学生自己站在讲台上来讲述。在学生读书活动的基础上，教师可结合“纲要”课内容、社会热点和学生兴趣，安排一些教、学互换的小实践教学。例如在每一章节开始讲授前，给学生一定的时间到讲台上讲解他们在查阅相关历史文献、收集史料基础上制作好的关于梅州近现代历史名人的PPT课件。这种小实践教学会起到四个良好的效果：学生懂得了收集材料的方法，为其以后的科研积累一些经验；学生的动手、动口能力得到了一定的锻炼；通过“学生讲，教师评”这种教与学换位的方式，促进了师生互动、教学互动，调动了大学生主动学习的积极性，增加了其对梅州本土历史文化的了解，同时深化其对本课程内容的理解；帮助学生学会历史与现实相结合、历史与个人品德修养相结合的方法，这样学生不仅能深刻铭记历史，还能增强爱家乡、爱国家的情感，从而树立起服务社会、服务地区、回报家园的意识。
三、研究性实践――对本土历史文化资源进行专题性研究
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是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主要目的之一。作为对课堂教学的补充和延伸，教师对“纲要”课与本土历史文化资源有关联的内容进行研究，设计一些比较合理的研究选题，供大学生进行探索性研究。嘉应学院作为广东梅州的高等院校，“纲要”课教师可以有目的、有意识地组织和指导大学生对“中国近现代历史上的梅州籍名人”，如、黄遵宪、丘逢甲、何子渊、丁日昌、谢晋元等进行小专题研究，让学生侧重了解和研究这些梅州籍名人的生平、事迹、思想及其对中国近现代历史乃至今天的影响，并撰写论文。还可进一步指导学生去综合考察关于这个历史人物的研究现状，撰成研究综述。另外，对于发生在当地比较重大的历史事件和历史现象，或当地名人逸事趣闻及其故居的维护与开发、 历史人文景观中所蕴藏的民间传说和民风民俗及其开发状况等，也可指导学生开展调查研究。
在以实践性为主导的研究性实践教学中，大学生普遍反映收获良多。他们被当地名人颇有影响的生平事迹和伟大的理想追求深深感动，从而努力向上，奋发有为。同时，在对本土历史文化资源加深了解的基础上，他们爱家乡、爱母校的情感得到进一步提升，增强了保护本土文物、建设家乡的意识。另外，他们在专题研究型实践教学中学会了一些科学研究问题的方法，这大大增强了他们利用各种信息技术手段收集资料、整理材料、分析问题的能力。这一过程中，大学生不但培养了学习兴趣，增强了学习的积极性与主动性，还学会了与他人合作，懂得了分享。更为重要的是，这种研究型的实践教学在引导学生对教学内容进行深入理解，注重知识的掌握和研究能力的培养的同时，最终促成了其知识的内化，达到了提高大学生综合素质的目的。
四、进入现场――组织学生参观梅州的历史名胜、革命遗迹和社会主义建设成果
提高“纲要”课的教学实效性，是实现“纲要”教学目的和教育目的的关键。因此教师必须认真思考，如何使教学效果发挥到最大作用。一般来说，教学效果往往取决于学生的参与程度而学生的参与程度又与教学的吸引力有关。离开教室，深入到宽广的社会、大自然中去，这是吸引学生的一种良策。这就要求教师有计划、有目的，在充分利用本土历史文化资源的基础上，组织和引导大学生积极主动地参加各种实践教学活动。
作为梅州的高等院校，嘉应学院的学生主要来源于梅州及其周边地区，所以在进行本课程的实践教学时，我们可以在实践教学经费有限的条件下，首先组织学生去梅州及其附近地区的红色革命纪念园、历史博物馆、名人纪念馆和社会主义新农村等地参观，例如梅县雁洋镇元帅纪念园、梅州市革命历史纪念馆、大埔三河坝烈士纪念碑、平远（中央苏区的红色港湾）的红军纪念园、蕉岭谢晋元故居、黄遵宪故居、丘逢甲故居和蕉岭社会主义新农村等等。本地的各种“园”和“馆”等所展示的有型实物资料和影音资料大多真实、直观，一定程度上再现了当时的历史情境。进入具体的历史场景中去寻找历史、触摸历史、感受历史，这不仅加强了教学过程的吸引力，而且增强了实践教学的感染力，极大地提高了学生对实践教学活动和学习的积极性。学生在参观本土的各种颇有纪念意义和现实意义的革命遗址和历史文物的过程中，身临其境，感同身受，一定会被家乡革命先烈们的豪情和不怕牺牲的精神所感染、激励，而产生一种对家乡的自豪感，从而激发其不断努力学习，增强服务家乡梅州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这正是我们学校办学服务地方的职责所在。此种类型的实践教学对于非梅州籍学生来说，也有利于其了解母校所在地区的革命传统与人文精神，从而更加热爱母校。参观完以后，本课程组教师要及时组织学生交流、讨论，或以观后感的形式表达感受和体会，从而使他们的认知内化。
在多年的“纲要”课教学中，笔者大胆、努力地探索、实践，设法将梅州的本土历史文化资源灵活多样、恰如其分地应用于教学活动中，已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学生的综合素质也得到了进一步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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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法大纲的意义范文3
本土历史文化资源是特定地区在较长历史时期积淀而形成的、具有一定特色的区域性资源，包括历史文化遗址和遗迹、博物馆、纪念馆、烈士陵园、文献、档案、古建筑、老照片、报纸杂志、书信、日记、音像史料、口述史料等，具有鲜明的精神导向和思想熏陶作用。是“纲要”课对大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生动、具体的材料，是大学生了解本地区历史概貌和人文精神的主要信息库。众所周知，任何一所高校都处在特定的社会文化环境中，作为高校的主体———学生也是特定环境中的人。他们对身边的事物往往会有较多感性认知乃至于认同，对学校所在地的历史文化资源有一种自然而然的亲近感和认同感，即使不是出生在学校所在地的学生，也会对当地的历史文化有一定的亲近感。正是因为本土历史文化资源能使大学生置身于其中、亲临其境而具有不可替代的、近距离的“亲和力”，所以成为一种富有潜力和特色的优势教育资源。我结合多年来在“纲要”教学中的实践、面临的困难和思考，以嘉应学院为例谈谈本土历史文化资源在“纲要”教学中的应用。
一、读观历史———以本土历史文化资源熏陶大学生
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强调感性认识应上升为理性认识。结合“纲要”课程相关内容，教师可进行拓展、延伸性的教学活动，有目的地推荐大学生阅读中国近现代史上重要的梅州名人的传记，查阅梅州爱国人士和民众在近现代革命斗争史中的事迹，深入了解他(她)们的主要思想以及对中国近现代历史乃至于今天的影响。如讲第一章“反对外国侵略斗争”之前，布置学生读抗日保台志士丘逢甲和我国近代史上著名爱国诗人、杰出外交家、政治家和教育家黄遵宪的生平传记;讲第二章“对国家出路的早期探索”之前，布置学生读太平天国天王洪秀全和近代洋务运动先驱丁日昌的生平传记;讲第三章“辛亥革命与君主专制制度的终结”之前，布置学生读辛亥革命元老、中国现代教育奠基人何子渊和青年时就加入中国同盟会、投身辛亥革命和讨袁护法等一系列活动的古直的生平传记;讲到中编前，布置学生读参加过第一、二次东征的古大存，参加过两次东征、北伐的抗日名将罗卓英，北伐、抗日名将黄琪翔和淞沪会战中以“八百壮士”死守上海四行仓库的抗日将领谢晋元将军等人的生平传记;讲到下编前，布置学生读开国元勋元帅的生平传记。通过读史活动，可使学生在感知、了解历史的基础上，多方面获取对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深刻认识，从而树立正确的历史是非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懂得为人处事的道理。每次读史后，要求学生把阅读心得写成文章，并进行小组或班级交流。这种活动大大地拓宽了学生的知识面，培养了他们的学习兴趣，提高了他们的思辨能力和理解、综合能力，强化了他们坚持自学的意志品质，从而使学生对中国近现代国史国情的认识深化、内化。感悟历史，是“纲要”课教学的基本目标之一。在布置读史之外，教师还可充分利用网络资源，结合“纲要”课程特定的教学内容，在课堂内或课堂外(侧重于课堂外)组织或推荐大学生观看反映中国近现代梅州历史名人的经典影视作品，为学生再现生动的历史画卷，在观看的过程中，让学生具体地、充分地感受历史场景。其目的为两方面:一是让学生有一种身临其境的感受，真切地体会到历史人物当时的心境和历史事件的演变，使“死去”的历史知识变得生动鲜活起来，最终加深学生对所学知识的认知感，提升其认知度;二是培养学生爱乡、爱国的情操，在思想情感上引起其共鸣，促使其形成朴素的乡土观念，提升其民族情感，增强其历史使命感。在每次看完后，老师要组织学生畅谈感想，在交流与共鸣中，达到培养学生高尚情操和思想的目的。
二、课堂教学———将本土历史文化资源作为生动的教学材料
根据“纲要”课具体内容与本土历史文化资源的内在关联，在讲述本课程内容时恰当地插入本土历史文化史料的相关内容。例如在讲授第一章中“资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军事侵略”时，教师可插入讲解甲午战争惨败清廷割弃台湾后，抗日保台志士丘逢甲所作的《春愁》，并朗诵:“春愁难遣强看山，往事心惊泪欲潸。四万万人同一哭，去年今日割台湾。”让学生体会那种切肤之痛，激发他们的爱国情感。还可捎带讲到在十届人大二次会议期间，总理吟诵了这首诗，阐明两岸同胞的骨肉之情，在海内外所产生强烈反响的事情，让学生进一步明白台湾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台湾与大陆是一家，两岸统一是历史的必然。结合“纲要”第一章中的“资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军事侵略”和第二章中的“戊戌维新运动”，教师可插入讲授黄遵宪的相关事迹，让学生通过了解他所写的《悲平壤》《哀旅顺》《哭威海》《台湾行》《渡辽将军歌》等关于中日甲午战争的一系列诗作，明白作者心里所充满的爱国主义激情和深挚的忧国焦思，理解作者的爱国主义精神和在近代中国外交史上做出的重大贡献所具有的深远的政治影响力。在讲第二章中的“太平天国农民战争”时，教师讲授太平天国的早期领袖，分析这支“客家”属性较浓的农民队伍，和学生一起探讨左宗棠所说“太平天国起于嘉应(即今梅州)，也灭于嘉应”的原因。讲第六章“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时，插入淞沪会战中以“八百壮士”死守上海四行仓库的谢晋元将军事迹。讲到下编时，插入开国元勋元帅的生平事迹。总之，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如能恰当、适当地补充一些具有不可替代的、近距离的、颇具“亲和力”的本土历史文化史料，大学生就会感觉亲切、真实，而颇感兴趣。因为本土历史文化资料符合大学生的心理需要而产生了价值认同感，从而激发了他们学习“纲要”课的积极性、主动性，同时加深了他们对课程内容的认知和理解，最终对大学生起到加强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的作用。将本土历史文化资源融入课堂，不仅表现在教师在课堂上恰当地讲授，也可以表现在让大学生自己站在讲台上来讲述。在学生读书活动的基础上，教师可结合“纲要”课内容、社会热点和学生兴趣，安排一些教、学互换的小实践教学。例如在每一章节开始讲授前，给学生一定的时间到讲台上讲解他们在查阅相关历史文献、收集史料基础上制作好的关于梅州近现代历史名人的PPT课件。这种小实践教学会起到四个良好的效果:学生懂得了收集材料的方法，为其以后的科研积累一些经验;学生的动手、动口能力得到了一定的锻炼;通过“学生讲，教师评”这种教与学换位的方式，促进了师生互动、教学互动，调动了大学生主动学习的积极性，增加了其对梅州本土历史文化的了解，同时深化其对本课程内容的理解;帮助学生学会历史与现实相结合、历史与个人品德修养相结合的方法，这样学生不仅能深刻铭记历史，还能增强爱家乡、爱国家的情感，从而树立起服务社会、服务地区、回报家园的意识。
三、研究性实践———对本土历史文化资源进行专题性研究
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是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主要目的之一。作为对课堂教学的补充和延伸，教师对“纲要”课与本土历史文化资源有关联的内容进行研究，设计一些比较合理的研究选题，供大学生进行探索性研究。嘉应学院作为广东梅州的高等院校，“纲要”课教师可以有目的、有意识地组织和指导大学生对“中国近现代历史上的梅州籍名人”，如、黄遵宪、丘逢甲、何子渊、丁日昌、谢晋元等进行小专题研究，让学生侧重了解和研究这些梅州籍名人的生平、事迹、思想及其对中国近现代历史乃至今天的影响，并撰写论文。还可进一步指导学生去综合考察关于这个历史人物的研究现状，撰成研究综述。另外，对于发生在当地比较重大的历史事件和历史现象，或当地名人逸事趣闻及其故居的维护与开发、历史人文景观中所蕴藏的民间传说和民风民俗及其开发状况等，也可指导学生开展调查研究。在以实践性为主导的研究性实践教学中，大学生普遍反映收获良多。他们被当地名人颇有影响的生平事迹和伟大的理想追求深深感动，从而努力向上，奋发有为。同时，在对本土历史文化资源加深了解的基础上，他们爱家乡、爱母校的情感得到进一步提升，增强了保护本土文物、建设家乡的意识。另外，他们在专题研究型实践教学中学会了一些科学研究问题的方法，这大大增强了他们利用各种信息技术手段收集资料、整理材料、分析问题的能力。这一过程中，大学生不但培养了学习兴趣，增强了学习的积极性与主动性，还学会了与他人合作，懂得了分享。更为重要的是，这种研究型的实践教学在引导学生对教学内容进行深入理解，注重知识的掌握和研究能力的培养的同时，最终促成了其知识的内化，达到了提高大学生综合素质的目的。
四、进入现场———组织学生参观梅州的历史名胜、革命遗迹和社会主义建设成果
土地法大纲的意义范文4
关键词:土木工程;课程标准;课程大纲
土木工程专业是传统的工科类专业，其课程标准的制定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和示范作用．课程标准和课程大纲都是土木工程教学中的指导性文件，但功能作用不同，因此需要探究其内在联系和区别，明晰两者的辩证关系．课程标准放弃了课程大纲那种直接指明“辩证唯物主义因素”的做法，努力体现“实践性”在课程体系的确定、课程内容的选择编排、具体内容的处理、所提出的教学要求上，尽量体现课程内容来源于实践并反过来作用于实践这一原则，课程标准尽力体现课程各部分内容之间的联系以及其它学科之间的联系，使学生可以对本专业的知识有全面、深刻的、整体的认识和理解［1］．
1现有课程大纲的不足之处
1．1忽视价值观的培养
教学大纲只是片面地重视对学生知识技能的传授．而随着当今社会的发展，以及对素质教育的倡导，我们必须抛弃这种传统观念，开始重视学生综合素质的培养．
1．2教学受到束缚，忽视课程的其它环节
传统的教学大纲详细的规定了教师的教学工作，整个教学工作的中心都只关注于教师如何传授专业知识，忽略了学生的学习过程，也就是如何更快更好地使学生接受知识．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必须按照大纲中规定的教学内容、教学目标和教学方法展开教学，这就极大地束缚了教师的在教学上的创造性．
1．3限制了教材的特色化和个性化发展
传统的教学大纲没有考虑保留一定的空间，使教材具有其专业的个性化和特色化，这是因为教学大纲过于严格地对教学内容作出详细的规定．而对于我国来说，地域广阔，不同地域的经济发展不平衡，而将教学要求统一地应用到所有的地域中，这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就更加迫切需要多样化的教材来适应不同地区的不同发展水平的高校专业教学中．而教学大纲对教材作出了详尽的，教材编写也受到这一限制，这就严重地影响了教材的特色化与个性化的发展．
1．4课程大纲的弹性化不足
传统的教学大纲对教师的教学工作作出了极其详细和具体的规定，并来指导教学，可是这种硬性的规定缺乏弹性，不能满足教学工作多样性的发展，同时也制约了一些学校的特色化发展模式．以上所列的不足之处显示了教学大纲存在的问题和局限性，说明其被课程标准所代替也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
2课程标准与课程大纲的对比分析
2．1目标不同
课程标准制定的目的是培养土木工程专业的人才，课程大纲制定的目的则是编排和确定土木工程专业的学生所应掌握的基本课程内容．课程标准包含了国家对学生接受了相关专业知识的教育后所应达到的要求的具体描述．而教学大纲则主要包含教学重点、难点、学时等具体内容．课程标准与课程大纲的本质区别在于，课程标准在制定的过程中注重土木工程专业学生的知识和技能的培养［2］，考虑了对学生的人生态度和价值观的培养．另外，课程标准中也对教学的要求、建议和评价提出了相应的要求．课程标准中不再涉及教学的重点、难点及如何进行时间分配等一系列的具体内容［3］．传统的教学大纲忽略了学生学习过程中的学习途径以及策略．而新的课程标准不忘关注教材、教学、评价等方面的同事也更加关注学生学习的过程性、体验性，带动学生的学习能动性、积极主动的参与到课程学习中，自觉的独立思考、搜集和处理信息、分析解决问题以及交流与合作［4］．
2．2课程标准向多元化发展
新的课程标准在课程评价中更加关注培养学生的发展过程，表现出多种模式的多元化的趋势，即课程标准将学生模式、教师模式与课程模式融为一体．各个学科的课程标准都不再只考虑最终评价和评价评判功能，而是强化过程评价和评价发展功能．
2．3课程标准向弹性化发展
传统的教学大纲不仅明确的规定了各个学科的教学目标以及教学内容，而且还规定了所需掌握的知识点的要求及深度、难易度指标．此外，一般的教学大纲都对教学顺序做出了详尽的规定，如章节、课时等．这些规定对教师的教学工作有一定的指导意义，但同时也束缚了教师的教学工作的开展．新的课程标准具有一定的弹性空间，为教材的编写者、教师的教学留下了足够的自由发挥的空间．
2．4对待土木工程专业课程的认识上的差异
课程大纲对土木专业课程的基本定位是为土木工程专业培养设计、施工、管理等方面的人才．课程标准认为，课程的设置及目标应有助于学生认识理论课程的应用价值，增强应用意识，形成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同时为学生的终身发展考虑，培养学生不仅具有基本的知识技能而且形成科学的世界观、价值观，真正成为能够为全社会服务的有用人才．另外，从课程的广度上来说，课程大纲主要是从学科的角度作出要求的，是以学科为中心的;而课程标准是从学生发展的角度出发的，是以人的全面发展为中心的．
3两者的辩证关系
3．1基本理念
课程标准比课程大纲在理念和课程目标具有先进性．基本理念是课程标准的制定的思想基础，也是是构建整个课程标准的中心思想．课程标准的每部分的具体规定和具体内容都是依据这些理念而进行的，课程标准与基本理念有着紧密的、不可分割的联系．总的来说，课程标准的基本理念能够展示土木专业课程必须服务于学生的发展目标，培养学生终身学习的能力．课程大纲的修订、课程标准的研制，是这一时代的要求和课程改革的总趋势．
3．2课程目标
课程大纲与课程标准的课程目标有相同点也有不同点．两者的基本思想都是培养学生的知识技能，但是课程标准更加关注学生的学习过程与个性的发展．通过对比分析，使学生获得必需的基本知识和技能，发展学生的思维，培养学生学习专业知识、运用专业知识及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5］．
4结语
从土木工程专业课程大纲与课程标准的内容上可以看出，课程大纲对基本理念是没有明确论述的，而课程标准却十分具体地提出了基本理念．它是课程标准的基石和理论支撑．与课程大纲相比，课程标准是本着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学习能力、创新精神和应用意识这一理念规范土木工程专业课程．土木工程课程大纲的目标体现在其教学目的中．课程大纲的教学目标可以阐述了解、理解、掌握、灵活运用等4个层次．课程大纲在教学目标中的重点是对教学工作作出详尽和具体的规定，而课程标准则是对学生的学习方法、学习结果、学习的态度作出规定．所以，对于课程标准来说，不仅对学生的理解和掌握知识的能力提出了要求，同时也对学生学习方法、学习结果、学习的态度与价值观提出了相应的目标要求．目的即是使学生能够主动学习、独立思考、亲身实践、灵活地处理问题、不断地自我更新、独立地分析和解决问题，并具有正确的人生态度与价值观．这是课程标准的一个根本性的变化，它是使用社会发展的表现，也是实现培养具有良好质素和竞争力的新一代土木工程专业人才的重要依据．
参考文献
［1］江山野．简明国际教育百科全书．课程［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97:132．
［2］刘献君．大学之思与大学之建［M］．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3:49－52．
［3］廖哲勋，田慧生．课程新论［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3:285－286．
［4］张中华．高等教育专题新论［M］．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13:343－363．
土地法大纲的意义范文5
一、背景
傅斯年在1931年10月6日致王献唐函中言及：“弟自辽事起后，多日不能安眠，深悔择此职业，无以报国。近所中拟编关于东北史事一二小册子，勉求心之所安耳。惟丁此国难，废业则罪过更大，只是心沉静不下，苦不可言。”(欧阳哲生编《傅斯年全集》第七卷)其中所谓的“辽事”即为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九一八事变”，傅斯年称之为“沈阳之变”，关于东北史事的小册子即为《东北史纲》。傅斯年在《东北史纲》引语中阐述了写作动机：“民国二十年九月十八日，遂有沈阳之变。吾国欲求诉之于公道及世界公论，暴邻凶焰愈无忌，战嫩江，取锦州，李义山诗所谓‘太息先朝玄菟郡，积骸伏莽阵云深’之景象，扩充至数万方里之国土。今东寇更肆虐于上海，国民革命军第十九路军奋起御敌，世界观瞻为之一变。国人不尽之人，中国即非必亡之国！然而前途之斗争无限，知识之需要实殷。持东北事以问国人，每多不知其蕴，岂仅斯文之寡陋，亦大有系于国事者焉。吾等明知东北史事所关系于现局者远不逮经济政治之什一，然吾等皆仅有兴会于史学之人，亦但求尽其所能而已。”(《傅斯年全集》第二卷)可见，日寇的入侵而国人“酣梦如故”，是傅斯年邀集徐中舒、蒋廷黻等人编纂《东北史纲》的第一动机。
傅斯年编纂《东北史纲》的第二动机，是为了驳斥日本学者提出来的“满蒙在历史上非支那领土”说。其文中并未言及针对日本哪位学者，据包瀚生、王森、李明诸位先生的研究成果，傅斯年反驳的对象当为矢野仁一。矢野仁一（1872~1970），京都帝国大学教授，曾任晚清学部进士馆教习，是“中国非国论”的倡导者。1921年至1922年，矢野仁一连续发表《支那无国境论》、《、蒙古、满洲非中国固有领土论》、《中国非国论》等文，后与另外一些文章结集为《近代支那论》，明确提出“中国不仅是没有国境，因没有国境的结果，也可以说就是不成为国家”，“云水缥缈地带的边疆的满洲、蒙古、是假的国境，不是真的国境，也可以说就是不成为中国的领土”，“中国非放弃满族及其他少数民族的地域，则不能达成为国民国家和民族革命”。矢野仁一的“中国非国论”和“满蒙非中国领土论”对日本侵华分子发动战争有很大影响。日本首相田中义一在《田中奏折》中对矢野仁一大加赞扬，称“这所谓满蒙，历史上既不是中国领土，也不是中国特别区域。我国矢野博士努力于中国历史研究，认为满洲绝非中国领土，业经帝国大学公表于世。我国矢野博士之研究发表极其正当。中国学者对帝国大学的立论，无可反论者也”。在此基础上，一些日本学者构建了“满鲜学”或“满蒙学”，“可怜我国没有一个学者能起来加以有力的反驳的”(冯家升《我的研究东北史地的计划》)。
正是在军事与学术双重侵略的情况下，在“书生何以报国”的爱国情怀感召下，傅斯年以急就章的形式，在自己并不是很擅长的东北史领域内撰写了《东北史纲》卷首，其爱国之情不言而喻。
二、价值
因为傅斯年之作因时事而起，所以《东北史纲》不仅具有学术上的价值，在具体的政治事务中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而这也恰是傅斯年所期望的。
面对日寇的入侵，政府采取了不抵抗政策，希望“我国民此刻必须上下一致，先以公理对强权，以和平对野蛮，忍痛含愤，暂取逆来顺受的态度，以待国际公理之判断”，即将希望寄托于国际联盟，并电令出席国联理事会的施肇基向国联报告情况，请求主持公道。为了平息民众的抗日呼声，民国政府还特意了《国民政府告全国国民书》，坦言：“政府现时既以此次案件诉之于国联行政会，以待公理之解决，故希望我，全国军队对日军避免冲突，对于国民，亦一致告诫，务须维持严肃镇静之态度。”(赵朗《“九一八”全史》第五卷)国联最终决定派遣英国李顿爵士率调查团来华，以期能促进中日两国政府合力解决各项争议问题。1932年2月，李顿调查团从欧洲启程，2月29日到达日本东京，3月14日到上海，4月9日到北京，4月19日离开北京赴东北，6月5日回到北京。
在李顿调查团在华进行调查活动期间，中国各界爱国人士通过各种途径向调查团寄送揭露日军侵略暴行的材料，其中就包括傅斯年的《东北史纲》，由李济将其节译成英文。对此，王森先生说：“《东北史纲》是傅斯年在‘九一八’事变之后心焦如焚下赶出来的作品，主要是为了说服国联李顿调查团东北自古以来是中国领土，故出版不久随即由李济节译成英文小册子送交调查团。”(王森《思想史与生活史有交集吗――读“傅斯年档案”》)此说有两处值得商榷：一是傅斯年撰写《东北史纲》是否是为了说服李顿调查团？显然不是。因为在1931年10月6日致王献唐信中，傅斯年已经说了史语所同仁有撰写关于东北史事小册子的计划，而此时李顿调查团尚未成立，国联决议派出调查团是1931年12月10日之事。二为李济节译的《东北史纲》小册子面世是在《东北史纲》出版后不久吗？也不是。《东北史纲》出版于1932年10月，若李济此时节译肯定无助于李顿调查团采信中方证据，因为1932年10月2日，国联在日内瓦、东京和南京三地同时公布了《李顿报告书》，所以，李济节译的只能是傅斯年已经完成了的《东北史纲》卷首。按照马亮宽先生的推测，《东北史纲》很可能于1932年1月完稿。
李顿的调查报告除绪言和附录外，共分十章。第一章，中国近年发展之述要；第二章，满洲之状况及其与中国其他部分及俄国之关系；第三章，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前中日关于满洲之争执；第四章，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以后满洲事变之叙述；第五章，上海；第六章，“满洲国”；第七章，日人之经济利益与华人之经济绝交；第八章，在满洲之经济利益；第九章，解决之原则及条件；第十章，审查意见及对于行政院之意见。对此报告书，参与调查团的中国代表顾维钧认为：“前八章关于事实的叙述，看来是正确地反映了满洲的形势，但最后两章（包括建议）则似乎很受既成事实的影响。报告书还应该提供更多的材料来说明日本一贯的扩张政策，以及为执行这种政策而长期准备的满洲军事行动计划。但是，总的看来，报告书受到中国报刊的欢迎。”(顾维钧《顾维钧回忆录》第二卷)换言之，李顿的调查报告在东北史事上的叙述看来还是比较客观公正的，傅斯年对此也是比较满意的，认为其“叙说事实，如论‘九一八’之责任及满洲国之两事，与我们所见并无不同”(《傅斯年全集》第四卷)。这其中傅斯年的《东北史纲》起了多大作用，很难评价，但影响了李顿调查团这是可以肯定的。因为作为傅斯年《东北史纲》的批驳对象，矢野仁一在看到李顿的调查报告后，曾撰文《满洲为中国领土说之批判》、《满洲国之建国》加以反驳，其中就提及：“李顿爵士一行原未及见此以汉文著成之《东北史纲》，至未出版的第二卷以下四卷，亦未阅过，固无待论。然幸有李济君英文著成之《历史上之满洲》在，且此书可目为李顿爵士一行之见解之基础。”(王仲廉译《傅斯年等著东北史纲在日本所生之反响》)就此点来说，《东北史纲》达到了傅斯年的预期目标，狠狠地反击了日人的“满蒙非中国领土论”。
《东北史纲》除了现实意义外，在学术上的价值也不容忽视。傅斯年预期中的《东北史纲》共分五卷，第一卷《古代之东北》(傅斯年)，第二卷《隋至元末之东北》(方壮猷)，第三卷《明清之东北》(徐中舒)，第四卷《清代东北之官制及移民》(萧一山)，第五卷《东北之外交》(蒋廷黻)，执笔者皆一时之选。在《东北史纲・告白》中，曾提及“本书文稿及图稿皆已写定，预计二十一年年尾出齐”，遗憾的是，最终出版的只有傅斯年的《东北史纲》第一卷《古代之东北》。傅斯年所著第一卷《古代之东北》，是“自最初期至隋前”的历史，共五章。第一章为《渤海岸及其联属内地上文化之黎明》，第二章为《燕秦汉与东北》，第三章为《两汉魏晋之东北郡县》，第四章为《西汉魏晋之东北属部》，第五章为《汉晋间东北之大事》，从神话、民族和考古发现等入手，证明古代东北居民与华北居民属于同一民族，且与中央政府之间有着紧密联系，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则是“东北在历史上永远与日本找不出关系”。
此外，傅斯年在《东北史纲》“引语”和“第一卷”中间插入一文《论本书用“东北”一名词不用“满洲”一名词之义》，颇为突兀。傅斯年单独探讨此问题，而非纳入“引语”或正文中来论述，可能大有深意。笔者揣测，傅斯年此意很可能是为了形成“东北史”的概念，与日本学者的“满蒙学”区别开来，并有与之相抗衡之意。其开首即言：“日本及西洋人之图籍中，称东三省曰‘满洲’，此一错误，至为明显，而致此错误之用心则至深。满洲一词，本非地名，《满洲源流考》辩之已详。又非政治区域名，从来未有以满洲名政治区域者。……此名词之通行，本凭借侵略中国以造‘势力范围’之风气而起，其‘南满’、‘北满’、‘东蒙’等名词，尤为专图侵略或瓜分中国而造之名词，毫无民族的、地理的、政治的、经济的根据。自清末来，中国人习而不察，亦有用于汉文者，不特可笑，抑且可恨，本编用‘中国东北’一名词以括此三省之区域，简称之曰‘东北’，从其实也。”(《傅斯年全集》第二卷)既然“满蒙学”中之“满洲”、“南满”等词毫无根据可言，“满蒙学”成为“学”的地位就岌岌可危了，更甚之，“满蒙学”难以成其为“学”了。
事实上，傅斯年此书的完成，确实开辟了中国东北区域史研究之先河，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国学者对边疆史地研究的重视。因为“我国的学者对于自己的边疆素少研究”，“回顾我国，九一八以前，东北史地简直无人过问；九一八以后，则为了证明东北是中国的领土起见，才临时做起文章来”(冯家升《我的研究东北史地的计划》)。此后对边疆史地研究重视的一个典型就是禹贡学会的创办：“本会同人感念国事日非，惧民族衰亡之无日，深知抱‘为学问而学问’之态度实未可以应目前之急，亦非学人以学术救国所应出之一途，爰纠集同志从事于吾国地理之研究，窃愿借此以激起海内外同胞爱国之热诚，使于吾国疆域之演变有所认识，而坚持其爱护国土之意向。”(《本会此后三年中工作计划》) 1936年4月起，禹贡学会还编辑出版了“西北研究专号”、“东北研究专号”、“河套水利调查专号”、“南洋研究专号”、“康藏专号”、“察绥专号”等具体的边疆史地研究成果。禹贡学会的活动“在促成和发展近代以来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第二次研究高潮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起了突出的作用……并在本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中国边疆史地研究高潮中，极有光彩地将中国边疆史地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马大正《略论禹贡学会的学术组织工作》)。
再如东北史大家金毓黻，其编撰《东北通史》时，在“引言”部分回顾东北史研究时，特意提及：“近岁关于东北史之作，虽有多种，然能全部包举，为有系统之研究者，仅有《东北史纲》一书。惟是书于第一卷发行之后，迄未续出，无可依据。兹所述者，意在整理史料，藉以就正当世，姑以通史名之。终以率尔操觚，章创成编，亦可名为史稿，以为异日改修之地。沿用史纲之名，则未敢也。”金毓黻出版的《东北通史》上编六卷论述上古至元末的东北史事，与《东北史纲》原设计的一、二卷范围一致，该书的立场亦与傅斯年相同，坚持“东北”之称，认为“满洲”一词非中国固有，称东北为满洲“为极无意义、极无根据者”。
关于傅斯年《东北史纲》的学术价值，其弟子陈认为：“这部书用民族学、语言学的眼光和旧籍的史地知识，来证明东北原本是我们中国的郡县，我们的文化、种族，和这一块地方有着不可分离的关系。这种史学方法和史识，是最现代的、科学的。但书出版以后，颇受人批评。其实这书的间架、轮廓，非高手不能办。批评的人从细枝末节着眼，当然不无话可说。但是能批评人的，却不一定就能搭起这样的间架，描画出这样的轮廓。‘前修未密，后出转精’，凿荒、开山的工作是创造的、艰难的。后人跟着来做补苴罅漏的工作是容易的。”（陈《怀故恩师傅孟真先生有述》）陈对《东北史纲》学术价值的评价大体允当，只是关于时人批评的申辩似有为其老师傅斯年鸣冤之意。那么，当时哪些人对《东北史纲》提出了批评，这些批评是否中肯呢？
三、疏漏
当时对《东北史纲》提出批评的主要是郑鹤声和缪凤林。邵循正虽有批评，但主要是从正面立论，认为该书“重要结论颇多，有甚精审者，有材料未充者，间亦有可商者”，对傅著评价颇高。（邵循正《评傅斯年〈东北史纲〉第一卷〈古代之东北〉》）
郑鹤声在《傅斯年等编著〈东北史纲〉初稿》一文中既肯定了其“剪裁议论颇有独到之处”，又对其中的疏漏舛误从“正名”、“补遗”、“纠误”三方面提出了善意批评，认为其收集史料不富，对于当地的省县志书和最近出土古器，如燕明刀、汉孝文庙铜钟、秦戈等，未能充分运用。特别是对古代东北的文化，“虽亦略有论列，然仅叙述关于生活状态及习俗二项，至于政教文字，及中国文化传播之史迹，则略不道及。而其所据材料，又不出《后汉书》、《魏志》所载，殊为缺憾”。至于“排印校对不精，讹误之处，往往有之”，并一一举例加以指正。
缪凤林对《东北史纲》的批评则比较严厉，他认为，“傅君所著，虽仅寥寥数十页，其缺漏纰缪，殆突破任何出版史籍之记录也”，并从十个方面对该书的史实取舍、史文解释及材料的引用，都作了严格批评。责其“所引史文，颇多不明文理，不通句读之处”，“文义不明，句读不通，便肆解释，下断语，其欲免于纰缪缺漏，难矣”，特别是对近期发现的出土文物，如大同江南平壤府西南土城出土的“乐浪太守章”、“朝鲜右尉”等封泥和“乐浪礼官”瓦当，以及汉孝文庙铜钟、蝉县神祠碑等，皆“了无所知”。甚至讥讽傅斯年“不仅不知两《汉书》外与东北有关之金石而已也，两《汉书》与《魏志》内有关汉代东北史之记载，傅君亦未能尽读也”（缪凤林《评傅斯年君〈东北史纲〉卷首》）。这种口吻，无疑刺痛了向以重史料、重考古文物著称的傅斯年。在傅斯年1933年自拟的著述计划表中，第四项即为“答缪凤林等评《东北史纲》”，可见，傅斯年对于缪凤林等人的批评甚为在意，可惜最后并未成此文。
有学者将围绕《东北史纲》展开的批评纳入南高和北大两派对立的层面上加以论究。如王森在《思想史与生活史有交集吗？》一文中认为：“傅氏此书一出，引起大量的批评，其中缪凤林与郑鹤声的文章非常严厉。缪、郑二人皆属中央大学，亦即南高系统，他们对北大及五四新文化运动抱持敌意，对傅氏所标举之治史方法亦极反感，而刊载缪凤林《东北史纲》评的《大公报》文学副刊的主编吴宓正是反新文化运动的要将。这一切都不是偶然的，涉及当时思想界两个阵营的竞争。缪凤林用语尤其刻毒。”（王森《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系谱》）欧阳哲生也认为缪凤林的批评文章语意刻薄，实为当时南高北大两派冲突对立的反映，“缪文恶语相讥，完全失去了学术的平和态度。尤其是在有关东北史这样一个有关国家、民族尊严，当时尚属敏感问题上，如此发难，实在是令亲者痛、仇者快的不当之举”（欧阳哲生《傅斯年全集・序言》）。
土地法大纲的意义范文6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红色管理”思想；内涵；启示
作者简介：莫志斌，湖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湖南 长沙 410081)
在中国近一百多年来的历史中，中国共产党是一个管理得最有成效、最为成功的现代组织，是当代管理思想史上最具研究价值的一个宝库。目前，管理学界有人把中国共产党的管理思想与方法形象地称之为“红色管理”。长久以来，我们对中国共产党的管理思想却缺乏全面而深入地探讨。因篇幅所限，本文仅对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管理思想内涵作粗浅论析。
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管理问题。1921年7月，中共“一大”通过的第一个党的纲领中，第三条就提出“本党承认苏维埃管理制度”，并在全党推行之。1949年3月，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告诫全党：从现在起，我们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去学会管理城市和建设城市。的确，从党的创建至完成民主革命任务、建立新中国的28年间，中国共产党始终重视管理问题，并在实践中不断地提高自身的管理能力和管理水平。正是在这种理论联系实际的探索活动中，逐步形成了有自身特色的管理思想的丰富内涵。
一、顺应时势，制定纲领，明确奋斗目标
作为一个现代革命政党，制定正确的纲领，找准自己的奋斗目标，这对其生存和发展是至关重要的。中国共产党从成立那天起就确定了自己的无产阶级性质。马克思主义认为无产阶级政党要领导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进行革命斗争，就必须制定一个以科学理论为指导的行动纲领。由于党的性质所决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无产阶级政党必须在纲领中体现最终奋斗目标，而同时又要根据国内外、特别是依据本国国情需要，以及党在一定时期内需要完成的具体任务制定出争取达到的近期目标。显然，只有根据自己所担负的不同时期的历史使命制定纲领，明确目标，并采取相应的行动步骤，党才不会在前进的道路上迷失方向。
在28年的奋斗征程中，中国共产党顺应时势，制定和不断调整自己的纲领与行动目标，带领中国广大人民，一步步将革命引向胜利。
在中共“一大”上，中国共产党在通过的纲领中提出了所要完成的基本任务，即领导无产阶级进行革命斗争，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实行无产阶级，消灭私有制，最终目的是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党确定的最终奋斗目标是正确的。但是，无论从当时自身的实力，人民的觉悟，社会现状而言，要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绝不可能一蹴而就，革命必须分阶段进行。而“一大”党纲提出“革命军队必须与无产阶级一起资本家阶级的政权，必须援助工人阶级，直到社会阶级区分消灭的时候……承认无产阶级，消灭资本家私有制，没收机器、土地、厂房和半成品等生产资料”的主张，在当时是不切实际的。于是，中国共产党在列宁和共产国际的帮助下，依据当时所处社会环境与斗争任务的需要，及时调整、创新自己的具体纲领。至中共“二大”，党认为在中国处于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双重压迫下，中国革命的首要任务是进行民族民主革命，无产阶级必须帮助资产阶级，帝国主义压迫和封建军阀统治，建立真正的民主共和国。“二大”还指出，党的民主革命方针与党的根本目标是不矛盾的，二者有联系，有一致性。“二大”制定的最高纲领和民主革命的最低纲领，就成了后来党在革命中的行动指南。
至1945年3月，抗日战争即将胜利，在国内外形势发生巨变的前提下，在中共“七大”就党的最高纲领和现阶段的一般纲领及具体纲领向全党作报告，他说：“我们的将来纲领或最高纲领，是要将中国推进到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去的，这是确定的和毫无疑义的。”但是，我们应当懂得，“只有经过民主主义，才能到达社会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天经地义”。共产党人如果不热心于民主革命而空谈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那就不是一个自觉的和忠诚的共产主义者”。基于此，他提出：“在整个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中，在几十年中，我们的新民主主义的一般纲领是不变的。但是在这个大阶段的各个小的阶段中，情形是变化了的和变化着的，我们的具体纲领便不能不有所改变。”他指出，我们要实现的新民主主义政治的一般纲领，即要“建立一个以全国绝大多数人民为基础而在工人阶级领导之下的统一战线的民主联盟的国家制度”，即“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制度”。而具体纲领中最重要的是要求立即取消，成立一个由、共产党、民主同盟和无党无派分子的代表人物联合组成的临时的中央政府。“联合政府是具体纲领，它是统一战线政权的具体形式”。
因时而变，根据实际情况确定党的纲领，以及要达到的目标，这是中国共产党管理思想中最为重要的思想内涵。
二、实事求是，选择路径，确定工作重心
纲领和奋斗目标，这是党的崇高理想。然而，理想的实现，必须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路线、方针、政策是纲领的具体体现。确立怎样的路线，确定怎样的工作重心，这对理想的实现至关重要。路线错误，道路不对，重心不明，理想的实现犹如“空中楼阁”，可望而不可及。
